莫砺锋讲唐诗课（2019中国好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莫砺锋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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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讲唐诗课（2019中国好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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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诗人评说

据说在江湖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想第二句话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武林里的人物，他们是一定要争天下第一的，两个武林高手碰到一起，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们看金庸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已经成为一代宗师了，东邪西毒、北丐南帝，都那样的武术高超了，还要拼命地练，为什么呢？他一定要争天下第一。东邪跟西毒一辈子都在争，争到后来欧阳锋都发疯迷失自我了。假如两个诗人相遇，他们也许会较量诗艺。一方，假定是李白，另一方选一个比较差的诗人吧，在唐代诗人中，我们找一个比较差的出来，姑且是张打油。李白碰到张打油，两人来比赛一下诗艺。李白当然是才华横溢，假如叫李白咏雪，他就会说“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多好的诗句！但问题是，两个诗人比赛，它不像比武那样马上能分出高低来，所以这一方尽管是张打油，他也许并不服李白，你李白尽管说“燕山雪花大如席”好了，张打油照样可以咏雪，长吟“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说不定张打油心里还不服李白。只要看看现在的文学界，我们就可以知道，往往水平越差的作家、诗人，越是“牛气”，越是不服别人，连古人都不服的。好多年轻诗人不服陶渊明，不服李白，不服杜甫，谁都不服，因为他认定老子天下第一。所以我想，可能这是学文的跟学武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原因就是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林中是武器的批判，马上见高低，一方当场把另一方的性命结果了，你还能不服吗？而文学，它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用文本比高低，再高明的文本也不至于致对方于死地。诗人即使要争高低，也不至于有拔刀相向的冲突。

话又说回来，这句“文无第一”，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文人也是要争高低的。我们看初唐四杰，王杨卢骆，杨炯排在第二，照我想，一个时代的文坛上有“四杰”，而你排在第二，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唐人的资料中间明确记载了杨炯对于他排在第二不满意，他说我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有人评价说，杨炯这个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谦虚，第二句话“耻居王后”才是真实的。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照我看来，在初唐四杰里面，杨炯是应该排在第四的，排在第二已经抬举他了。所以说，武林中人会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能是认为文人争斗的情况不太严重，他们是争不出第一来的，其实文人也是要争的。而且，如果竞争的双方或者几方中间有一方掌握了特别大的权力、地位特别高的话，文人争斗的结果也会是很严重的，同样会发生性命危险。我们看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薛道衡最有名的诗就是《昔昔盐》，《昔昔盐》里最有名的句子就是“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两句诗真是名句，就是放到唐诗中去它都是名句。后来薛道衡被隋炀帝杀掉了，隋炀帝就说：“现在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就是把你的性命结果了，你就不能再压过我了。大家如果按照编年的顺序来读鲍照的诗文的话，会发现鲍照的作品越到后来越不行了，有人说他像江淹一样“江郎才尽”了，真的是“江郎才尽”吗？不是的！鲍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宋孝武帝非常喜欢文学创作，而且自以为天下人都不如他写得好，鲍照就生活在那个时候，所以鲍照不敢写得好，他故意写些芜词累句，这样可以免祸。当然，幸亏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是很多，更幸亏唐代的帝王中很少有隋炀帝这样喜欢和臣下比赛写诗的，所以唐代的诗人一般还没有这样的危险。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看看究竟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呢？唐代诗人有没有比赛过？比赛过！唐代经常举行为全国所瞩目的诗歌比赛——当然，科举考试不算在内。武则天时代，有一次在长安举行诗歌比赛，武则天带着一帮人坐在高台上面。大臣们写完诗就交卷上去，过了一阵，凡是落选的、写得不够好的，都被台上扔下来了，纸片像雪片一样飘落下来。大家都在下面找，这是张三的，那是李四的，找到了就赶快藏起来。为什么呢？你输掉了么！最后只有两个人的没落下来，一个是沈佺期，一个是宋之问。过了一会，又一张纸片飘下来，大家拥上前去一看，是沈佺期的。沈佺期输掉了，宋之问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在唐代，类似这样的诗歌大奖赛是经常举行的，如果你能获胜的话，是非常荣耀的。但是，这样的大奖赛评出来的获胜者会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官方举办的竞赛往往是不够公平的。在武则天主办的比赛中是比不出最伟大的诗人来的。

那么，请问，我们怎么判断谁是唐代最好的诗人？首先要问由谁来判断。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最流行的唐代诗人是寒山子，那时候寒山的诗被印在文化衫上，美国的青年人都穿着这样的文化衫。按照现在有些人的习惯，只要外国人说好就是好，那么寒山就是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但是我想，判断谁是中国的某一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话语权应该在中国人手里，绝对不可能在外国人手里。不要说美国人——他们从十八世纪以后才开始读我们的唐诗。就是日本人也一样。日本人读唐诗的历史和我们一样长，我们唐代的诗人刚写出作品来，当时的中国读者开始读，日本人也开始读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到中国来留学，像晁衡，晁衡到唐朝来留学，他和李白、王维都是朋友。那么王维一写诗他就看到了，他也是第一批读者，跟唐朝人同时开始读的。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人都认为最伟大的唐代诗人是白居易。我们要不要考虑日本人的意见？我觉得不需要。照我看来，日本人之所以最喜欢白居易，而不是李、杜，就在于他们的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只能到白居易这个层次，再上去到了李、杜，他们就难以欣赏、难以理解了。所以我说，这些意见基本上不用理睬。判断唐诗的优劣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我们该怎样判断就怎样判断。

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判断呢？我们先从历史上说起，历史上有没有李、杜以外的人选呢？当然有！首先就是王维。王维在很多唐人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亚于李白、杜甫的。他们三个人是同时代的，在最接近他们三个人的时代有一部非常重要的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在那个选本里面，杜甫的诗没有入选，李白的诗呢，选了十三首，而王维的诗选了十五首。到了后代，也有人持这种观点，比如清代的王渔洋，虽然不敢批评李、杜，但他心中是不以李、杜为然的，他心中最大的诗人就是王维。说王维是唐代第一诗人，虽然不大符合现代人的观点，但总算比较接近。还有一些人选，现在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跟李、杜同时的有一个人叫吴筠，是当时的一个道士。他曾经推荐李白入朝。就是这个吴筠，曾经有人说过他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材料是钱钟书先生先发现的，钱先生注意到，在《旧唐书》的吴筠传里，这样评价吴筠的诗歌：“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为筠乎？”就是吴筠能把李、杜各自的优点兼而有之。所以钱钟书就讽刺说，按照《旧唐书》编者的观点，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就是这个吴筠。这肯定与我们的观点不符，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去读吴筠的诗吧，因为他的诗从来没进入过任何选本。

此外还有谁呢？晚唐时有一个诗人叫薛能，这个人的名声比吴筠稍微大一点，他也曾经被说成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说的呢？是他自己说的。薛能这个人，非常狂妄自大，他出生的年代比白居易、元稹稍晚一点，他评起诗人来，当代人是一个都不入眼，比他早一点的呢，元、白也都不入眼。他甚至说：“我生若在开元中，争遣名为李翰林？”要是我与李白同时的话，诗坛的名声怎么能归于李白呢！对杜甫呢，他没有这样说过，但也流露过类似的意思。他到四川去，看到了海棠花，他就说，海棠花这么美，要有非常好的诗才才能形容它。他说杜甫都不敢咏，我今天就来咏一首。凭良心说，薛能的这首海棠诗写得真是糟糕，简直玷污了海棠花。关于薛能这个诗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唐代最会吹牛的诗人——薛能》，后来觉得这个标题不像是学术论文。如果投到《文学遗产》去，他们肯定不会录用，于是就把标题改了一下，叫做《大家阴影下的焦虑》。薛能这个人，被笼罩在盛唐、中唐那些大诗人的阴影里面。他非常焦虑，但又超不过前人。怎么办呢，他就靠吹牛压倒前人，宣称我已经超过他们了。这个薛能，虽然自称超过李、杜，但我们不能说他最伟大。

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人选，第一个是吴筠，第二个是薛能，显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给排除掉。那么我们选谁呢？我们还是回到传统看法上来。清代乾隆年间编了一本诗选，叫做《唐宋诗醇》。《唐宋诗醇》一共选了六位诗人，唐代部分选了四家，宋代部分选了两家。宋代部分选的是苏东坡和陆放翁，唐代部分选了哪四家呢？选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在我看来，这基本就是唐代诗人的第一方阵。当然，我们可以稍微扩大一下第一方阵，扩大到六位的话，就要加上王维和李商隐。在我看来，第一方阵只能是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中间我们又选谁呢，我们看看自从唐以来历代的诗话、评论，以及在选本中出现的频率，最后恐怕只能把票投给李白和杜甫。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李、杜的情况。自从有了李白、杜甫以来，他们两个人的高低优劣就成了人们讨论不尽的话题。李白和杜甫到底是同样伟大呢，还是一个高一点，另一个低一点？历来就讨论个没完。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人们一般都说“李杜”，而不说“杜李”。当然也有例外，中唐的顾陶编了一本诗选，叫做《唐诗类选》，那本书里选了很多杜甫的诗，原书已经亡佚了，但是它的序言还保存在《全唐文》里面。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的说法很奇怪，人家都说“李杜”，他偏说“杜李”，他把李白、杜甫的次序颠倒过来了。我想这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一般说来，大家都是说“李杜”的。下面我们就顺着“李杜”的次序来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可以算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一共见过两次，一次是天宝三载，一次是天宝四载，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在洛阳碰到了杜甫，照闻一多的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好像太阳在天空中碰到了月亮，两个人就开始交游了。他们曾经到王屋山去找一个叫华盖君的老道士，传说老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两个人一起去访问他，到那里去学长生，但是千辛万苦跑到王屋山一看，这个老先生已经死掉了。学长生的人怎么自己死掉了呢？但是两个人还不觉悟，他们还是对长生充满了信心。那个时候杜甫也很浪漫，他们是诗人啊，杜甫写了送给李白的第一首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两个人是一样的思想风貌，都对人生充满着理想。两个人一起游玩、一起写诗，相处得很愉快。但是后人对两人的关系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呢？就是说两个人对对方的态度不一样。杜甫对李白是一往情深，经常写诗怀念他，你看杜甫怀念李白的主要的诗，《天末怀李白》，还有两首《梦李白》，都是在秦州写的。那正是杜甫流落不偶、自顾不暇的时候，但他始终关心着李白。而李白呢，跟杜甫分手后也写过一首诗怀念杜甫，说“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以后就没有了，此后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杜甫。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李白轻视杜甫啊？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李白比较年长，李白遇到杜甫的时候，李白已经成名了，他已经到过长安，当过唐玄宗的御前诗人，已经是一个名人。而杜甫在诗坛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初出茅庐，年纪较轻，所以两人的地位有点不相称。第二，可能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一直觉得李白有一点像美国人的性格，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和你交朋友，也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忘掉，不像杜甫那么执著，那么沉郁。

李、杜二人的交往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要讨论的是，如果只把他们当作诗人看待的话，李、杜二人同在哪里，又异在哪里？首先，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失败的，两个人都在政治上自诩很高，都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安邦定国，但是一个都没有实现。两个人的人生遭遇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李白好像一辈子没怎么受过穷，我们看李白的诗中也常写如何不顺利、理想得不到实现，但他很少说自己怎么穷困。杜甫则经常说到他怎么穷困。杜甫在长安的时候，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夸张，不至于每天都去吃人家的剩饭，但是确实很惨。李白不一样，李白一辈子都过得不错。见到杜甫以前，李白在长安，唐玄宗并没有在政治上重用他，但还是很重视他的诗才，所以唐代有很多传说，传说李白被召到长安后，发生了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等故事。这当然可能只是传说，但也是事出有因，不然怎么不传说是杜甫呢？所以李白并不穷困，比如唐玄宗赏赐给他的宫锦，他到临终前还没有穿完呢。杜甫就不同了，杜甫终生穷困，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感慨说，这个老天爷是怎么回事，赐给杜甫千秋万岁的名声，在他生前就不给他一点粮食和布匹。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上苍对杜甫的玉成，如果不这样就没有杜甫了，就没有我们的诗圣了。

正因为李、杜二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相传他们的死亡方式都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病死的，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死在他族叔李阳冰家里。杜甫病死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从唐代开始就传说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死法。据说在当涂的采石矶，一个月夜，李白穿着宫锦袍，在长江上行舟，他看到江中有一轮明月，于是“入水捉月”就淹死了。这样一种死法，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意！分明是读者为他编造的。再来看看杜甫是怎么死的，唐代就开始传说他到湖南去投靠亲友，到了耒阳附近，夏天发大水，船不能走了，一连几天挨饿。然后耒阳姓聂的县令知道了，就派人送牛肉白酒给杜甫。传说杜甫饱吃了牛肉，一天晚上就突然去世了。这当然也是大众给他编出来的，大家觉得杜甫一生穷苦，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给他编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死法。所以关于李白、杜甫不同死亡方式的传说，其实就是一种解读，是李白、杜甫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当然，李白和杜甫的思想、他们的诗歌写作也都是不一样的。李白的思想非常开放，有点像庄子的思想，追求绝对的自由，要摆脱一切束缚。其实李白在现实生活中倒是非常现实的，但在诗歌中则表现得无拘无束。李白一生结过两次婚，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故宰相的孙女，一个姓许，一个姓宗，而且李白两次结婚都是当倒插门的上门女婿。所以，李白的婚姻还是有现实考虑的，因为唐代很重门第。当然，李白极端藐视功名富贵，人世间那些不正当的功名富贵，他都极端看不起，“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汉水怎么会向西北流呢，汉水就是向东南流的，是永远不会变的，他的意思是功名富贵不会长久。

李白与杜甫的基本思想都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思想，但是李白有时候会表现出反叛的一面，所以他会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杜甫就不同了，后人说杜甫一生都在儒家界内，他深深地眷恋儒家，他信奉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原始儒家学说。杜诗中有四十四次谈到“儒”字，他经常称自己为“老儒”“儒生”，有时甚至称自己是“腐儒”。在这一点上，杜甫和李白不同。李、杜的不同在诗歌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用典。他们两人说到古人的时候，杜甫诗中诸葛亮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杜甫非常尊敬诸葛亮，诸葛亮被认为是古代的一个儒臣，因为他鞠躬尽瘁，始终忠诚于蜀汉。但是李白写得更多的是鲁仲连、张良，是带有纵横家色彩的古人。这两个人的诗中各自写到了一种有名的鸟，李白写的是大鹏鸟，杜甫写的是凤凰。大鹏也好，凤凰也好，都不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是虚构出来的。大鹏是道家的庄子创造出来的，是自由精神的载体，自由的象征，它靠着大风就从北海一直飞到南海。杜甫呢，经常咏凤凰，凤凰是儒家的祥瑞。杜诗中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说“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它不是哀鸣自身，它是哀鸣世上的百鸟都套在罗网里无法逃脱，也就是说百姓都在受苦，他不忍心。大鹏鸟是一种出世的象征，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自我解放。凤凰则是一种入世的象征，要拯救这个世界。

李白和杜甫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也不一样。李白生前已享有很高的名声，所以他临终之前把自己的诗稿托付给李阳冰，让李阳冰帮他整理。李阳冰在李白诗集的序言中说，自从李白的集子出来之后，“古今文集遏而不行”，就他一个人的诗流行，别人的都不流行了。杜甫呢，恰恰相反，杜甫跟当时的几个主要诗人如岑参、高适、王维、储光羲等都有交往，杜甫在他的诗中评价过、赞美过这些诗友的成就，可惜在那些诗人的诗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对杜甫的赞美。因此，杜甫临终时写的诗中说“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辛辛苦苦地写了一辈子的诗，但是没有知音，没有人对自己作过高度评价。

我们要想比较公正地评价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有耐心，要等时间来评判，时间是最公正的。到了中唐，李、杜两人都受到了重视。从中唐的诗坛来回顾盛唐的诗，王维的地位已经低落。中唐的元白诗派基本认为杜甫的诗要比李白更高。相反的一派，尤其是韩愈，认为李、杜同样伟大。元白批评李白什么呢？有两点。一是杜甫的诗写民生疾苦，这和元白写新乐府是一致的，而李白没有写这方面的诗歌。第二，他们认为李白不擅长写长篇的排律。反正到了中唐，李、杜在诗坛上的领先地位已经凸显出来，只有他俩还在争高低，其他诗人都已退出竞争。到了宋代，北宋人提出了“诗圣”的概念。“诗圣”这个名词是明代人提出来的，但这个概念是北宋人创建的。北宋诗人写诗时，他们的竞争对象是谁呢，他们要超越的对象就是唐代诗人。正因为北宋诗人有自成一家的气概，他们要创造风格独特的一代诗风，想要超越唐诗，当然要瞄准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一定要超越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才能与唐人争高低。他们在唐代诗人中反复选择，最终认为，杜甫比李白更高一筹。

宋人在这方面的言论非常多，我想苏东坡说的话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苏东坡在当时影响最大、地位最高，他也最善于评论别人。苏东坡认为李、杜都是很伟大的，他认为李白、杜甫之前的前代诗歌都被两人超越了。当然，苏东坡后来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成就最高，但他一开始是说李、杜两人最高。然后苏东坡又在这两个人中间有所褒贬，他对李白有一些批评，这批评正代表着北宋人的两种选择。一是人品问题，在苏东坡看来，李白的人品是有缺陷的。当然，这一点王安石说得更绝对，他为什么不喜欢李白呢，因为李白十首诗有八首、九首是写女人和酒的，所以不好！那么苏东坡是怎么说的呢？苏东坡也说李白有缺陷，说李白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很糊涂的，在忠君爱国方面做得不够。他特别指出李白晚年加入永王李璘军队的问题。当时李白在庐山，永王李璘带着军队沿着长江东下，唐肃宗的中央政府命令他不准东下，因为肃宗已经登基了，永王李璘却借口他听从玄宗的命令到东方去打击叛军，而不听中央的号令。李白糊里糊涂地加入了永王的叛军，所以后来被判了刑，被长流夜郎，中途又遇赦东归。李白写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不是他青年时代刚出四川时写的，而是走到白帝城遇到赦免时写的。遇到赦免得以东归，看到船行得这么快，就很高兴，诗中洋溢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苏东坡认为李白从永王军在人品上是重大的缺陷。反过来，苏东坡认为杜甫没有这样的缺陷，杜甫一生都忠君爱国。在唐代，在宋代，忠君爱国是全社会毫无例外、无可置疑的道德准则，古人不可能说忠君不好，不可能对忠君有所怀疑，因为这就是当时的道德标准，所以东坡也是这样，他认为杜甫好就好在他始终忠君爱国。当然，忠君和爱国其实是两个概念，如果连在一起则只是古人的观念，这在古人看来是不矛盾的，是两位一体的，因此王安石就认为杜甫最好的诗是关心天下苍生的。王安石在诗中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天下赤子寒飕飗”，这是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情怀。这就是宋人在人品上选择杜甫的原因。

另外，从艺术的角度看，宋人又是怎么样把杜甫确立为典范的呢？我想在评判诗歌艺术高低方面，苏东坡是最有发言权的。苏东坡是何等人物啊？他的朋友黄庭坚说，有些年轻人写了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想让东坡判断一下好坏，东坡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了。他根本不用看，用鼻子一嗅，就知道好还是不好。这个比《聊斋》里的“司文郞”还要高明，那个和尚要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就把这文章烧了，用水泡了喝上一口，好文章喝起来味道比较好，不好的文章一喝就要呕吐。那个办法太麻烦了，苏东坡的办法更简单，他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了。所以，让东坡来判断艺术水平的高低那是最准确的，因为他是内行。那么东坡是怎样判断李、杜的诗歌艺术的呢？他说李白的诗歌当然很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比较率意、随便。东坡还指出李白的诗集传到北宋，其中混进了一些伪作，有一些别人写的诗混在里头，他说原因就是因为李白的诗不够精练，随意挥洒，所以容易与别人的诗混淆。他认为杜甫的诗就不同了，难道有人敢去伪造杜甫的诗？那是不可能的，杜诗太经典了，它千锤百炼，别人的诗没法混进去。他由此判断在艺术上面杜甫还是高于李白。应该说，苏东坡的判断基本就是整个北宋诗坛的判断。所以，到了北宋，李、杜两个人的地位开始有了一些区别，杜甫要高一些，李白要低一些。

上面说的都是古人的看法，我们没必要遵循它。自五四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界、教育界，再来讲文学史，再来讲唐诗的话，很少采取古人的说法。我们很少说杜甫比李白好，而一般认为李白、杜甫是同样伟大的。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表述得最好的应该是郭沫若。1962年，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时候，那年有个国际组织叫作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个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杜甫。所以那年北京召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大会，郭沫若是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他在那个大会上作了一个讲话，讲得非常好。那篇讲话的标题叫“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就是说李白跟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对双子星，双星！我想这里也许没有天文系的同学，双星的两颗星都是恒星，不是一颗恒星一颗行星，是两颗恒星围绕着它们共同的重心运转，就是你也绕着我转、我也绕着你转，两颗星星的地位是平等的。郭沫若说李白和杜甫就是这么一对双子星，他们两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一向觉得在全国古迹中对联写得最好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杜甫草堂，还有一处是武侯祠。在杜甫草堂里，我最欣赏的一副对联是谁写的呢，就是郭沫若写的，写得真好，他说“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他对杜甫的评价，应该是说到点子上了，又非常精练。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代人对李白、杜甫身份的一个评判。作为当代人的我们该怎么看待李白、杜甫的高低优劣呢？在我看来，我们只需关注李白和杜甫给我们带来的阅读感觉如何。我觉得明朝的王世贞说得很好，他说，我们读李白和杜甫的诗，假如读得很少，只读十首以内，那么比较容易接受的是李白。他的原话是“十首以前，少陵稍难入”，意思就是杜甫的诗比较难于进入。但是如果你读得比较多，读到一百首以上，那么“青莲较易倦”，李白容易使你产生厌倦，而杜甫不会使你产生这种厌倦。作家汪曾祺也有类似的看法。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杜甫的地位后来越来越高呢？我想这只能从他们两人对后代诗歌史所起的实际影响来看。一言以蔽之，李白不容易学，而杜甫比较容易学。李白是靠天才来作诗的，天才怎么学啊？天才是没有办法学的！所以李白尽管当时名声那么大，身后的名声也一直很高，但是我们看整个唐诗发展的过程，从盛唐一直到唐末，有几个人学李白，或者说能学得成功？很少看见！我们一定要举例子的话，那也许会注意到一些不著名的诗人。大家知道他吗？李赤！肯定不是很有名的诗人。中唐诗人李赤有几首诗，到北宋时混进了李白的诗集里，苏东坡一看到这几首诗就拍手大笑，说：“假货！假货！”这些诗是对李白诗的拙劣模仿，但确实有点像。还有一个中唐诗人，也有点像李白，他叫张碧，字大碧，李白、李太白，张碧、张大碧，名与字有点像。但是张碧的诗也不是很像李白。杜甫就不是这样了，历代有很多人从学习杜诗吸取营养，然后自成一家。中唐两大诗派，元稹、白居易学杜甫乐府诗的精神，反映民生疾苦，他们学得非常好：韩愈和孟郊学杜甫的雄劲笔力，善于描写健峭的气象、雄奇的景物，也学得非常好！到了晚唐，学得最好的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七言律诗，特别是非爱情题材的七言律诗，学杜甫真是学得到家了。他的《安定城楼》，“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真是像杜甫，意境浑融，语言精练。到了北宋，杜甫被称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一祖”，认为他是“祖”，这样的情况在李白的影响史中没有发生过。因为杜甫容易学习，影响巨大，所以后人对杜甫的评价就越来越高。

说了这么多，最后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我们检索历史，发现后人曾经举出过这个诗人，或是那个诗人，到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是李、杜。在李、杜两人中间，从北宋开始又有很多人认为是杜甫，李白要稍微差一点。到了现代，我们一般都认为李、杜同样伟大。那么，我个人怎么看？我想说李白、杜甫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如果只给我一张选票，那么我首先选杜甫。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杜甫就在我们身边，而李白好像在云端，有点高高在上的意味。安史之乱时唐朝的人民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但是在李白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我从天上看洛阳川啊，胡人的军队在那里茫茫地走，然后才说“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首诗是《古风》五十九首中的一首，它的前半部分说我跟着仙人一起飞上青天，我从云端里往下看，看到地上的老百姓都在受苦，这分明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杜甫一直就在人民中间，他在安史之乱时就夹在难民群中一起逃难，跟老百姓一起接受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他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更近。但是抛开感情立场，把李、杜作为两个古代的诗人来看，我认为他们是同样伟大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强迫我一定要在李白和杜甫中间选一个，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我觉得他们两人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没有李白，唐诗就缺了重要的一块：当然，没有杜甫，唐诗也缺了重要的一块！李、杜两个人是互补的，李、杜互补才构成了唐诗的最高峰。诗仙李白一、诗国天空中的耀眼彗星

李白其人，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个谜。他像一颗彗星突然划过诗国的长空，光彩夺目，不可逼视。他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谪仙人，萍踪飘忽，踪迹难寻。李白写诗多为情绪化的宣泄，想落天外，似真似幻，迷离恍惚。所以李白的生平留下了许多疑问，比如说李白的身世如何？他的出生地是哪里？他的婚姻情况如何？他一生进过几次长安？他何时将一双儿女安置在东鲁？他流放夜郎是半途遇赦吗？凡此种种，几乎每个问题都使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只能把学界认同程度较高的说法介绍给读者。

综合各种史料和历代学者的考证，李白的身世大概如下：其先世在隋末因罪流放到中亚的条支都督府，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 ，李白出生在碎叶城。那个地方当时属于大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管辖，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现在名叫托克马克，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李白五岁那年，其父带着全家返回内地，在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居住。李白的父亲不知叫什么名字，史书上称他为“李客”，就是姓李的客人，可见李家是流寓之人。蜀中并不是李白真正的故乡，但是李白五岁就到了江油，二十四岁才离开，江油被称为“李白故里”，还是当之无愧的。

显然，李白的家庭既不是官宦世族，也不是耕读之家。有人认为他父亲是个富商，从李白青年时富有钱财来看，不失为合理的推测。正因如此，李白没有像杜甫那样接受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他在《赠张相镐》中自称其学习过程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就是古人计数所用的六十甲子之类的知识，“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李白当然也熟读儒家经典，但是他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其知识结构和思想渊源比较复杂。他不但深信道教，还受到了西域胡族文化的影响。李白在蜀中生活了二十来年，除了读书学习之外，也广交朋友，并游览了蜀中山川。峨眉山、青城山等蜀中名山，都留下了李白的游踪，也留下了李白的诗篇。蜀中乃多民族杂居之地，民风勇武，李白也沾染了南蛮文化及豪侠习气。二十四岁那年，李白仗剑出蜀，经三峡而东下，从此离开蜀地，再也没有回去过。

李白出蜀以后，就在吴楚等地漫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的漫游，一方面游览名山大川和通都大邑，另一方面则广事交游，结交名流。他生活豪纵，挥金如土，尤喜接济落魄的士人，也主动结识地方长官。大约三年以后，李白来到安陆，隐于寿山。安陆是古代云梦泽的所在地，李白早从乡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闻知其名，遂来寻访。不久，李白入赘当地的豪门许家，其妻是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婚后的李白仍然四处漫游，但基本定居于安陆，正如《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的自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前后，李白前往长安，一住数年。他曾在终南山隐居，并前往玄宗之妹玉真公主的别馆访问。他也曾在长安结识名士贺知章、崔宗之，以及一些达官贵人。但是李白的长安之行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于是又往四方漫游。其间曾一度在嵩山隐居，与道士元丹丘结为好友。

开元末年，许氏夫人去世，留下一对儿女：女名平阳，子名伯禽。李白原是以赘婿的身份在许家生活，丧妻之后，不宜再居许家，于是携带儿女移家东鲁。由于儿女幼小，李白又常年飘荡在外，为了有人照料孩子，他曾与一位姓刘的女子以及一位不知姓氏的女子先后同居，生活颇为潦倒。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由于玉真公主等人的荐举，玄宗终于下诏征李白入京。诏书送抵南陵（今山东曲阜城南） ，李白扬眉吐气，放声大笑，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以表欢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终于如愿入朝了！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示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伟理想了！可惜事与愿违。李白入京之初，确实受到唐玄宗极为隆重的接待，一时声华炫赫，荣耀无比。然而玄宗诏李白入朝，不过是想借其诗才来点缀升平，他并不想在政治上对李白委以重任。李白入朝后担任翰林供奉，只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除了偶尔起草国书之外，他的任务就是替玄宗写诗。有一次宫中演奏音乐，玄宗为了记其盛况夸耀后世，立命召李白前来，当场以《宫中行乐词》为题作五言律诗十首。还有一次，宫中牡丹盛开，玄宗和杨贵妃一起赏花，命李龟年率梨园弟子唱歌。刚要开唱，玄宗忽然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于是立召李白前来写新歌词，李白酒醉刚醒，就挥翰写了传诵一时的《清平调》三首。假如换了一个贪图富贵的平庸诗人，能得到皇帝如此的恩宠，能成为皇帝赏识的御用诗人，肯定会心满意足，自庆三生有幸。然而李白却深深地失望了。他的理想是登辅弼之位，行治国平天下之事，岂是当一个御用诗人而已！所以时隔不久，李白就从奉诏入朝之初的兴奋得意中清醒过来了。他开始冷眼观察盛世外表下的种种黑暗现状，他开始以沉湎酒乡来掩盖内心的失望和牢骚。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中，他揭露长安城中宦官及斗鸡之徒嚣张奢侈之丑态：“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在《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五中，他悲叹贤才被弃的社会悲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写李白在长安的醉态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狂傲不驯，分明是满腹牢骚的外露。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则说李白在长安“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又说“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连朝中列官都明白李白的“不得意”，何况李白本人？

盖世高才容易受到众人的嫉妒，目中无人的狂傲举止更会受到小人的忌恨，李白很快成为朝中权贵的眼中钉。翰林学士张垍妒忌李白的过人才华，宦官首领高力士记恨李白让他脱靴的耻辱，纷纷向玄宗进谗言。李白的好友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说：“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可见当时谗毁李白的小人，也不知有多少。李白再也无法在朝廷里待下去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春天，李白上书玄宗，请求还山。玄宗对李白的狂傲也不耐烦了，就赐给李白一些钱财，准其归山。李白怀着失意和牢骚离开长安，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他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中说：“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对于李白的政治生涯来说，长安三年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诗坛和诗史而言，李白被放还山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李白离开了朝廷，重新回到民间，从此他不需要浪费其绝代才华来写《清平调》之类的无聊颂诗了，他转而歌咏壮阔的人生和壮丽的河山。从此李白不需要再与虚情假意的权贵们作无聊的应酬了，他转而结交杜甫、高适等诗人，并与桃花潭边的村民汪伦、五松山下的农妇荀媪无拘无束地交往。一句话，李白离开了狭小的宫廷，回到了广阔的民间。那才是李白施展绝代才华的宽广天地！

李白在各地游历多时，又回到汴州，入赘宗家，其妻是武周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婚后李白与宗氏夫人的感情很好，但毕竟是入赘贵门，诸多不便，所以他仍然经常出游，他的一双儿女也仍然寄养在东鲁。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洛阳一带。此时李白正在汴州，就携带宗氏仓皇逃难。他先是西奔入秦，次年春天又转向东南，逃往江南。李白的《扶风豪士歌》中展现了兵荒马乱的景象：“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逃到江南以后，李白又流寓多地，最后来到庐山，暂隐于屏风叠。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年底，永王李璘率舟师顺江东下，路过庐山时派人上山礼聘李白。李白正为报国无路而忧虑，就视此为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即刻下山，兴高采烈地登舟而去。没想到李璘虽是奉玄宗之命率军平叛的，但此时其兄肃宗早已登基，且下令李璘归觐于蜀。李璘拒不从命，肃宗便视为叛逆，调动军队围歼之。李璘的军队刚走到丹阳（今江苏镇江）一带，遇到朝廷所遣军队的阻击，军无斗志，一触即溃。天真的李白本图建立奇功，没想到反而落了个附逆的罪名，他匆匆逃到彭泽，随即自首，被拘于寻阳狱中。虽然得到崔涣、宋若思等大员的援救，李白仍受到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的严重处罚。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天，李白在寻阳辞别匆匆赶来的宗氏夫人，启程前往夜郎。次年三月，李白刚走过三峡，适遇朝廷大赦，他即刻顺流东下，作《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回到江南以后，李白暂居宣城。他虽然屡经挫折，但壮志未灭。上元二年（公元761年） ，听说大将李光弼出镇临淮，李白还想前往从军，行至半途因病折回。其后李白贫病交加，乃往当涂投靠正任当涂令的族叔李阳冰。临终前，李白将自己的手稿托付给李阳冰，请他编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李白卒于当涂。一颗光芒照人的彗星从长空中永远消逝了。正如杜甫《梦李白》中所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身后颇为凄凉，因家贫，只得暂葬龙山东麓。直到四十五年以后，李白故人范伦之子范传正出任当地长官，访得李白的两个孙女，得知李白的遗愿，便将其墓迁往李白生前喜爱的“谢家青山”。此外，在距此不远的采石矶畔，也留下一座李白的衣冠冢，当是后人因民间有李白醉后入江捉月而死的传闻而修建的。从此，青山之麓的李白墓和采石江边的李白衣冠冢，都成为后人凭吊李白的历史遗址。青山永存，江水不竭，李白将与他热爱的壮丽山川一道永世长存。二、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

李白其人，自许极高。在政治上，他以辅弼之材自居，动辄自比张良、诸葛亮、谢安。在文化上，他以斯文宗主自居，时时自比孔子。即使他想隐居了，也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诩是“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在李白看来，建功立业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名垂青史是他必然的宿命。所以他终生保持着旺盛的进取精神，从未因遭受挫折而消退雄心。从青年时代的仗剑出蜀，到残暮之年的投军自效，李白始终是意气风发的雄豪之士，叹老嗟卑的习气是与李白绝缘的。

李白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基本一致，正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共同的人生理想：安邦定国、治国平天下。在唐代，读书人要想进入仕途，最通常的道路便是参加科举。但是李白自负于个人的才华，不愿意走循规蹈矩的科举之路。他希望顷刻之间就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用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的话说，便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其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不应科举而想入仕，李白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干谒求名，二是隐居求名。早在蜀中的时候，李白就曾求见苏颋。苏颋是朝中名臣，当时正任益州长史。李白自述求见苏颋的过程是“于路中投刺”，也就是在路上向苏颋递上名片，显然这是主动上前以事干谒。苏颋对李白大为赞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李白对此事非常得意，后来把苏颋的话写进《与安州裴长史书》中，还说“四海明识，具知此谈”，这清楚地说明李白干谒名人贵人的目的，就是显扬自己的名声。李白三十四岁那年，在襄阳晋谒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了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开头便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由此在汉语中增添了“识荆”这个词汇，成为后人结识他人的专用词语。《与韩荆州书》中还自称“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可见李白并不讳言自己曾广事干谒，在他看来，这是实现理想的一条途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李白采取的另一种方法是隐居求名。李白在蜀中就开始了隐逸生活，他曾与一个叫“东岩子”的人一起隐居于岷山之阳，当时的广汉太守还曾闻名前往求见。出蜀以后，李白更是有意识地隐居求名。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称“逸人”，径直以隐士自居。但就在同一封书信中，他又声称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在他看来，隐居与做官不但并无矛盾，而且前者正是后者的必要准备。于是李白曾与元丹丘一起隐居在嵩山，又曾与韩准、孔巢父等六人隐居在山东的徂徕山，号称“竹溪六逸”。但是他从未真正甘心在山林里清心寡欲地当一辈子隐士，他只是希望像东晋的谢安那样暂隐东山，一旦朝廷有事，就出山入朝，建功立业。李白在诗歌中反复咏及谢安，决非偶然。他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中说：“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隐居得名，然后出山，就是李白理想中的隐居模式。像李白那样一心想着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人，像李白那样热血沸腾、生命力格外旺盛的人，怎么可能做一个终老林泉、忘怀世事的隐士呢？

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在当时有可能付诸实施吗？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唐代都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时代。科举制度虽已确立，但朝廷用人不拘一格。唐太宗贞观年间，一介布衣马周代中郎将常何上条奏事，深得太宗赏识，当即召见，从此步入仕途，次年就任监察御史，后来官至中书令。天宝末年，布衣张镐因杨国忠推荐，释褐拜左拾遗，后来官至宰相。而李白投书求谒的韩朝宗也曾推荐崔宗之、严协律等人，都顺利地进入了仕途。所以李白广事干谒，决非徒劳之举。至于隐居求名，也是当时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的产生时间，就在李白出生前后。当时有名卢藏用者，初举进士，不调，就隐居终南山。他表面上隐居在山中，眼睛却始终盯着朝廷的动静，人称“随驾隐士”。不久卢藏用应诏入朝，从此在官场里度过一生。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卢藏用曾对道士司马承祯说终南山中“大有佳处”，司马讽刺他说：“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后人常用来讽刺心怀魏阙的假隐士。但在唐代，它并没有多大的讽刺意义。其实讽刺卢藏用的司马承祯本人也是个出入朝廷的显赫道士，据李白《大鹏赋序》所云，李白刚出蜀时就在江陵见过司马承祯，司马还赞扬他有“仙风道骨”，说不定李白曾从司马那里听说过“终南捷径”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

那么，上述两类行为会不会影响李白的清誉呢？不会，因为李白的目标不是入仕所带来的荣华富贵，而是要实现其宏伟的人生理想。正因如此，李白才会不厌其烦地广事干谒。也正因如此，李白才会不断地转移隐居的地点。李白入仕的道路如此曲折，入朝后的遭遇又如此令他失望，但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随之消减。即使被玄宗放还归山以后，李白仍然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建立功业的机会。安史之乱爆发后，眼看着河山破碎，人民遭殃，李白心头燃起了从军平叛的希望之火。永王李璘起军时曾广征名士，当时萧颖士、孔巢父等人皆逃避不应，宗氏夫人也规劝李白不要应聘，但李白仍然应聘入幕，原因就是他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立功报国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与其说这反映出李白在政治上不够敏感，不如说体现了他有异常强烈的进取精神。李白入幕后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说：“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他是多么希望亲赴平叛前线，建立鲁仲连那样的不朽功绩啊！

李白的进取精神还体现在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非但不逃避，反而勇起抗争。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也就是李白离开长安三年以后，大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为了维持其权位，一方面诱导唐玄宗沉溺享乐，另一方面不择手段地排斥贤良。北海太守李邕和刑部尚书裴敦复，都是有正义感的官员，公称士林领袖。李林甫为了打击士气，就用杀鸡儆猴的手法，对李邕和裴敦复痛下毒手。李邕和裴敦复惨遭杖毙，这个事件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它摧残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士气，一时朝议噤若寒蝉。李白却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发出了公开的抗议：“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这是李白与黑暗政治拒绝合作的公开宣言。按理说，这样的诗很容易写得低沉压抑，因为诗人心中非常苦闷。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即使在这首诗中，他依然豪气如虹，激情似火。他以无比轻蔑的语气批判黑暗势力，表示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以无比自豪的气概宣布自己的理想，决心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归纯朴清静的自然。本来是退出政治的内心独白，却写成了声讨黑暗势力的檄文。本来是痛苦心情的宣泄，却变成了豪迈情怀的颂歌。全诗激情喷涌，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高傲不屈、坚定不移的诗人形象。显然，这样的诗带给读者的决不是消沉、萎靡，而是激昂、奋发，因为批判社会、抨击黑暗本是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

李白的人生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坎坷和挫折，但他从不灰心丧气，从不妄自菲薄。“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就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走完人生道路的。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意志不够坚定的人往往因此而失去信念。李白则不然。李白写过三首《行路难》，其二中悲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可见其境遇是多么不顺利。然而他的完整想法则见于其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由此看来，李白诗歌的意义不止于鼓励读者努力奋斗，争取建功立业，还在于即使人生道路多般不顺，也要保持人生的信念。换句话说，我们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应丧失志气和希望，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保持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李白的诗歌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励志诗”。三、平交王侯的人格尊严

李白天性狂傲，在任何权贵面前也决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据《唐才子传》记载，李白曾醉中骑驴误入华阴县的县衙，县宰喝问来者何人，李白具供状说：“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这四句话有实有虚，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明言玄宗初见李白，曾“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即使稍有夸饰，亦离事实不远。中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则记载说：“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即使是出于当时的传闻，也是事出有因。至于“龙巾拭吐”，则是“御手调羹”引起的合理联想。“贵妃捧砚”虽不大可能，但李白确曾应召当场作诗歌咏杨贵妃之美貌，贵妃站在一旁观看他挥毫落笔，也是情理中事。上述行为生动地体现了李白不向权贵低头的狂傲性格。让高力士这个太监脱靴，今人或许以为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然。要知道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太监，他鞍前马后地跟随玄宗几十年，深受宠信。当李白入朝时，高力士已实封冠军大将军、渤海郡公，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李白为什么有胆量让高力士脱靴？原来他天性狂放，平交王侯是他的固有姿态。他在《少年行》中声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他还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斥骂那些佞幸小人说：“董龙更是何鸡狗！”高力士太监一个，在李白眼中不过是个奴才而已。在皇帝面前让奴才脱一次靴，又有何妨！

李白平交王侯的底气来自哪里？就来自他对权贵与富贵的无比蔑视。李白虽然在政治上勇于进取，但他与那些名利之徒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的不同。试以卢藏用为例。卢藏用进入仕途后，先是依附权贵太平公主，差点被唐玄宗杀掉。后来又弄权贪赃，声名狼藉。可见卢藏用走终南捷径的道路，不但手段不正，其目的也不可告人。李白则不然。李白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施展政治抱负。他曾再三表白这番心思，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表示其理想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可见李白出山之前就制定了功成身退，隐遁江湖的人生规划，功名富贵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李白入翰林供奉后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可见他进入朝廷后并未受到荣华富贵的蛊惑。李白对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再三表示敬意，正是着眼于他们功成身退的表现。

正因如此，在世人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李白看来却是一钱不值。李白既蔑视富贵，也蔑视权贵。富贵与权贵本是互相依存的一对怪胎，李白对它们投以无比轻蔑的目光。李白年轻时就有挥金如土的豪爽举动，这当然与他家庭富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视金钱如粪土的价值观。他还在《将进酒》中声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又不是商人，怎么可能“千金散尽还复来”？事实上李白并没有陶朱公那样的致富天赋，他不过是表示对财富的轻蔑罢了。李白又在《江上吟》中郑重宣布自己关于人生价值的看法：“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蔑视富贵的人一定能傲视权贵，孟子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李白堪称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帝王将相所以骄横可畏，无非因为他们掌握着财富和权力，李白既已视富贵荣华如粪土，又有什么必要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无怪他谒见地方长官以求荐举只行长揖之礼，也无怪他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公然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虽然傲上，但决不倨下。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李白没有写过像杜甫的《三吏》《三别》那样关注民生疾苦的名篇。但当他在江南丹阳偶然看到纤夫冒着酷暑拖船过坝的艰辛时，即在《丁都护歌》中写下了“心摧泪如雨”和“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也关心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现实，在《古风》中描写过“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人间惨状。更重要的是，李白对劳苦大众抱有亲切的态度，与他们平等地交往。宣城有个善于酿酒的老翁死了，李白作《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铜官冶（今安徽铜陵）五松山下一个农妇用一盘菰米饭款待李白，李白作《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以示谢：“跪进彫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管。”泾县村民汪伦与前来游览的李白结为好友，李白临走前写了千古名篇《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除了纪叟、荀媪和汪伦以外，还有几个平头百姓的姓名被写进过诗歌？几乎没有。这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要知道，当李白写这些诗的时候，他可是曾在金銮殿上当着皇帝、贵妃之面挥毫泼墨的大诗人啊。

李白虽曾荣任翰林供奉，但前后不足三年，他的一生主要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的。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陇西布衣”，唐玄宗接见他时也说“卿是布衣”，李白在《赠崔司户昆季》中回忆自己待诏翰林的经历还说“布衣侍丹墀”，可见“布衣”就是李白的公开身份。然而这是一个多么狂傲的布衣！清初的遗民中有所谓“海内四大布衣”之说，李白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布衣”。他蔑视权贵，平交王侯，在《玉壶吟》中宣称“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竟然要与皇帝、大臣平起平坐，随意谈笑。李白即使向人投书求荐，也不肯牺牲尊严。韩朝宗以奖掖识拔后进有名于时，李白作《与韩荆州书》以自荐云：“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词气昂扬，何尝有半点低首下心的可怜状？李白的狂傲，其本质是一种放大的自尊，是布衣之士为维护自身人格尊严采取的自卫手段。李白在作品里宣示自身的人格尊严，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社会里，一向注重群体价值，而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君君臣臣的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抹杀了思考个体尊严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提倡和维护它了。平交王侯的李白堪称维护平民人格尊严的典范。后人为什么爱读李白那些豪气干云的诗篇？李白使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为什么流传千古？其深层的原因是大家从心底里敬佩李白的嶙峋傲骨。四、冲决羁绊的自由意志

李白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有人说李白反儒，其实李白是尊崇儒家的，因为他那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对于儒学的祖师孔子，李白十分敬佩，将他看作自己的人生楷模。他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说：“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认为自己的才能颇似孔子，并认为孔子的遭遇可以给怀才不遇的自己带来安慰。他在《古风》中谈到自己的文学事业时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也是用孔子整理经典的事迹来激励自己，希望能像孔子那样以不朽著作来映照千秋。当然，即使是这样的诗句，把自己与孔子相提并论，在旁人看来就不免狂妄。何况李白还有更为大胆的表示，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声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孔子已被尊为文宣王的时代，这样的句子是惊世骇俗的。李白对儒家的真实态度是尊崇但不迷信，他作《嘲鲁儒》嘲讽那些但知章句之学的儒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在《行行且游猎篇》中，他甚至认为：“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李白对道家的崇尚不逊于儒家。道家睥睨万物、高蹈尘外的超越态度，以及批判礼法、摆脱传统的解放精神都非常符合李白的性格，所以李白自幼熟读老、庄之书，诗中常见檃栝《庄子》之语。李白与道教也结缘很深，据其《大鹏赋序》所云，他年轻时得见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听到对方称自己“有仙风道骨”，李白深为得意。他还曾在齐州请道士高如贵为自己亲授道箓，从此列名道籍，成为一名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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