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平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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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翻译美学研究试读：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词与唐诗齐名，并列为中国古诗艺术的两座高峰，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研究宋词翻译的目的是总结宋词翻译的实践经验，探索宋词翻译的理论和方法，更好地促进宋词翻译水平的提高。本书从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角度探讨宋词翻译的阐释和再现，研究内容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词的文体演变和发展；第二部分探讨宋词意象美的阐释和再现；第三部分探讨宋词意境美的阐释和再现；第四部分探讨宋词情感美的阐释和再现；第五部分探讨宋词风格美的阐释和再现。
本书第一章探讨词的文体演变和发展。宋词脱胎于唐诗，直接得益于唐诗的伟大成就。王国维认为“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词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隋唐时期的民间曲子词，到中晚唐出现了文人词。按照历史发展进程，词的演变包括三个阶段：唐五代词、北宋词和南宋词。唐五代是词的发展初期，主要词人有李白、白居易、温庭筠、韦庄、欧阳炯、冯延巳、李景、李煜等。李白词作不多，但词界评价很高，王国维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温庭筠和韦庄是唐五代婉约词的代表，并称“温韦”，陈廷焯认为“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读绝千古”，词乃“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温、韦发其端，两宋名贤畅其绪”。南唐后主李煜在政治上平庸无能，但极有文学才华和造诣，其词虽思想格调不高，但情真意切，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所以能千古流传，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后主词乃“血书”也。
北宋是词的繁荣期，代表词人有晏殊、晏几道、柳永、范仲淹、苏轼、张先、秦观、欧阳修、周邦彦、贺铸等。晏殊词“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晏几道的词“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王国维）。范仲淹词风刚劲苍凉，欧阳修词风清朗明丽，王国维认为永叔词“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张先被词家誉为“张三影”，其词意境优美，韵味悠长，陈廷焯评价其词“有含蓄处，也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不似豪苏、腻柳”。柳永是北宋词长调的代表，柳词感情真挚，情景交融，情境、意境、画境浑然一体，刘熙载评价柳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
在北宋词人中苏轼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人格高尚旷达，王国维评价说，东坡词旷，认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诗人“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词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词。秦观是北宋婉约词的重要代表，其词境迷离渺远，王国维评价“少游词最为凄婉”。秦观与欧阳修词风相近，并称“欧秦”。周邦彦是北宋著名的婉约派词人，对词的格律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国维评价其词“精壮顿挫”，读来“曼声促节”、“清浊抑扬”、“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为“词中老杜”，其词感人至深。
南宋是宋词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辛弃疾、陆游、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总体而言，南宋词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稍逊于北宋词。李清照是跨越北宋和南宋的伟大词人，宋词婉约派的杰出代表。她早期词作清新淡雅，北宋灭亡后，诗人流落江南，生活坎坷，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其词风转为悲凉哀婉。李清照所著《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词学研究专论，其核心思想为词应“合乎音律、词语高雅、风格典重、有情致、有故实、善铺叙、表现精致”。辛弃疾是南宋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与苏轼并称“苏辛”，其词既传达了儒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豪迈气概，又流露出道家的闲情逸致，王国维评价说，稼轩词豪，“苏、辛，词中之狂”，“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辛词的最大特点是以文为词。姜夔是南宋婉约词清空派的代表，王国维以词境的隔与不隔的标准评价姜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陈廷焯评价白石“多于词中寄慨”，其“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比较而言，美成词善写实境，其境厚，白石词善写虚境，其境空。南宋晚期词人主要有陆游、刘辰翁、文天祥等辛派词人以及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姜派词人。
中国传统词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自有其风格。张炎在《词源》中提出“清空”论，认为姜夔词乃“清空”词风的代表。中国词学研究的繁荣期是清代，涌现了陈廷焯、刘熙载、况周颐、周济、沈祥龙、谢章铤、王士桢等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探讨了词的文体风格，认为词应“传神写照”。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探讨了词心、词境、词骨、词笔、词径、词眼、词律等一系列词学重要概念，作者认为“真字是词骨”，词“贵有寄托”，“身世所感，通于性灵”，词境有“重”、“拙”、“大”三境。词婉曲含蓄，善于通过寄托手法达到千回百转、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认为“沉郁”乃词之高境、胜境、化境。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了词的“寄托出入”说，评价了周邦彦、辛弃疾、史达祖、吴文英四位词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将中国传统词学研究推向了最高峰，作者以词境的隔与不隔作为艺术标准，对大量词人、词作作了精彩点评。
中国现代词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有朱崇才的《词话理论研究》（2010）、张利群的《词学渊粹——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1997）、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等。朱崇才的《词话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词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内容包括词的本质和起源论、价值和功能论、风格和流派论、品格和境界论、音律和格律论。张利群的《词学渊粹——况周颐〈蕙风词话〉》探讨了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审美思想论、情感论、真实论、意境论、构思论、立意论、风格论、方法论、语言论、作家论、欣赏论、批评论、思维论、主体论等。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将词的创作理论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情贵真”，词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真情真意；二是“炼意”，词人在创作时反复炼字炼句、炼意炼味；三是“寄托”，词人善于通过比兴手法抒情言志；四是“情景”，宋词善于表现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五是“词贵协律与审韵”，宋词音韵婉转，节奏鲜明；六是“词有三法”，宋词强调章法、句法、字法，作品结构前后衔接，融为一体。
本书第二章探讨宋词意象美的阐释和再现。宋词意象具有以下特点：①宋词温婉妩媚，多描写细腻微小的意象，表现了一种审美空间的内收，富于阴柔之美；②宋词多描写女性形象，包括女性的外貌、情态和心理等，多表达女性的春思、春梦、春愁等情感；③宋词多描写人文意象，如梅、兰、竹、菊等君子意象，宋代咏物词善于通过比兴寄托手法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④宋词意象既追求画面的优美明丽，也注重传达一种含蓄朦胧的韵味，况周颐认为词有“深美流婉之致”，追求“蕴藉有致”、“情景交炼”、“淡远有神”，表现了“烟水迷离之致”、“迷离恍惚之妙”；⑤宋词善于运用通感手法将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融为一体，带给读者一种整体的审美效果。
译者对宋词意象的审美阐释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可表示为：语象→生活物象→审美意象→审美意境。这种阐释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听之以耳，阐释语象。诗具有音美、形美、意美，诗歌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的图形视觉美和音韵节奏美来表现意象美（浅层的事、象和深层的意、情、理、味、境）。词源于诗，但更强调音律美。译者首先要饱含感情地诵读原词，反复吟咏，感受其语言节奏和韵律，获得一种悦耳悦目的审美享受。第二阶段是听之以心，阐释审美意象（浅层意境）。译者对原词审美意象听之以耳，然后听之以心，发挥想象和联想，通过移情体验在头脑中再现出原词所表现的画境和情境。词善用寄托手法，“意内而言外”，译者要深刻把握原词的寄托手法。第三阶段是听之以气，阐释深层意境（诗意哲理内涵）。宋词是中国古诗艺术的高峰，达到了情景交融、境象浑然的艺术高度。宋代诗学强调诗人以真心感受自然，其作品以真情动人，表露诗人的真实灵魂。宋词的审美意境往往蕴涵了诗人对宇宙、天地、人生的深刻反思，达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译者对原词审美意象听之以耳，然后听之以心，最后听之以气，体悟其所蕴涵的深层意境（诗意哲理内涵），这是一种妙悟的过程，需要译者妙想迁得，神与物游，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译者对宋词的审美阐释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综合性，译者对宋词的审美阐释融合了艺术欣赏和学术研究，结合了理性分析和审美感悟。第二是个性化，不同的译者其审美体验存在个体性差异，有时对同一首词会有不同的理解。第三是无限性，它包含两个层面：作为客体，宋词中的经典作品其思想艺术内涵无限丰富，往往难以穷尽；作为主体，译者随着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其对原词的理解和感悟会不断深化。
宋词的审美意象富于情感美，况周颐认为“真字是词骨”，词善于表达真情、至情、深情、婉情。宋词创作是词人的情感体验活动，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体物感兴，词人体验生活，感受宇宙、天地和人生，在头脑中积累起那些让他特别感动的物象。词人通过移情体验将内心之情意融入大自然之景物，与其水乳交融。当词人的情感体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词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和冲动，来表达对生活的深切感受。第二阶段是艺术构思，词人发挥想象和联想，投入审美情感对头脑中的生活印象进行艺术变形，使其升华为审美意象，来表现生动优美、情景交融的画面和场景。它是词人心中之景、情中之景，是词人情感的结晶，蕴涵了词人深刻的生命体验，融合了画境美、情境美、意境美。宋词的意境表现了一种艺术真实，其核心是情感真实，它是宋词艺术感染力的根本所在。况周颐认为词“陶写乎性情”，“有意即佳”，“意内言外”，“设境意中”。第三阶段是语言表达。词人经过体物感兴和艺术构思，然后将自己（作品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外化为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符号。张惠言认为“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况周颐强调词要“淡淡着笔，音外却有无限感怆”，“以清遒之笔，写慷慨之怀”。语言表达是一种修辞审美艺术，词人反复炼字炼句、炼意落味，力求作品情真、景真、意深、味浓、韵厚。宋词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诗的赋、比、兴手法，将其推向了艺术的高峰。在中国诗学中赋就是铺陈景物意象，宋代长调词以赋见长。比是指诗人以此物比喻他物，来委婉含蓄地表达思想情感。兴是指诗人感物起兴，神游于诗歌的艺术世界中，通过兴寄手法抒发情怀，宋代咏物词以比、兴见长。译者阐释宋词意象（意境）时通过移情体验深刻感受词人（原词人物）的情怀和志趣，触摸其灵魂，分享其快乐，分担其愁苦，达到精神的契合。情感体验贯穿译者艺术再创造活动的整个过程，它激发译者的创造欲望和艺术灵感。宋词翻译是再现和传达原词诗意的过程，是原词诗意的发现之旅和再创造之旅，是原词诗意的再生。译者应充分发挥译语的表现力，力求通过诗性化的语言生动忠实地再现原词审美意象所展现的画境、情境和意境，传达其诗意哲理内涵。
本书第三章探讨宋词意境美的阐释和再现。在中国词学史上，宋代张炎倡导词应有清空之境，“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周济认为质实也是一种词境，“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来；既则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漫”。清代词学代表了中国传统词学意境研究的高峰，刘熙载认为词追求情景交融，陈廷焯认为沉郁为词之化境、高境、胜境，表现为古朴、冲淡、巨丽、雄苍四种风格。在清代词学中况周颐的词境论影响最大，况氏认为词境“以深静为至”，词应表现重、拙、大之意境。王国维以中国传统诗学的情景交融说为基础提出了境界说，将中国诗学意境论推向了最高峰。作者提出了“隔”与“不隔”说，诗词的意象与情趣融为一体则有境界（“不隔”），两者分离则有象无境（“隔”）。他还提出了有我之境（情趣胜于意象）和无我之境（意象胜于情趣）。意境之有我与无我只是相对而言，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有真情，其作品才能富于诗情画意，感染读者。
宋词意境中的情景融合有三种方式：第一是白描式，词人（词中人物）不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将其隐含在景象里，袁行霈（1996）称其为情随境生，龚光明（2005）称其为景中藏情式，它表现了无我之境；第二是直抒胸臆式，词人不描写或描写很少的景象，而直接抒发情感，这也叫情中见景式，袁行霈称其为移情入境式，它表现了有我之境；第三是情景交融式，诗人借景抒情，景象与情感浑然一体，这也叫情景并茂式，它是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融合，袁行霈称其为“体贴物情，物我情融”。在清代词学家中况周颐对词境中情景交融的表现层次和形态的分类最为全面详细。他认为词境包含三个层次：①低层的一般意境（情景之境），包括：一、融情景中式，作品寓情于景；二、融景入情式，作品侧重抒情；三、情景之佳式，作品情景交融。②“空灵可喜”的中间层意境（言外之境），包括：一、含蓄蕴藉型的词境（富于含蓄美、蕴藉美、寄托美）；二、迷离朦胧型的词境（富于朦胧美、空幻美）；三、神韵型的词境（富于神致美）、韵味美。③“静穆之境”，包含淡穆之境和浓穆之境，浓穆之境高于淡穆之境，包括三个层次：一、心物契合、人境交融的境界；二、超凡脱俗的心境和艺术审美的境界；三、高品味的意境风格形态。
况周颐认为情景关系有四种形态：融情景中式的“景胜”、融景入情式的“意胜”、情景之佳式的“境胜”和“度胜”（张利群，1997）。词境的根本特点是静境、幽境、深境。谭德晶在《唐诗宋词的艺术》（2002）中认为宋词包含三种意境：迷离渺远之境、雄浑之境、深静之境。宋词脱胎于唐诗，比较而言，诗庄词媚，唐诗境界阔大，有阳刚之美，宋词意境深远，有阴柔之美。词的文体特点是“意内言外”，是婉约、含蓄、隐晦、朦胧、蕴藉。宋词意境美主要表现为一种神韵美和朦胧美。译者阐释宋词意境的起点是品味原词语言，“身入景中”，“涵泳玩索”（况周颐），体会作品的意、理、情、韵、味、境。宋词意境是静穆之境，译者只有澄怀静心，才能调动审美经验来感受和体验作品，发挥再造想象和联想将原词的文字符号转换成生动的画面和场景，运用审美直觉去捕捉原词的象外之意、言外之味、弦外之响、韵外之旨，在原词意境的艺术世界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是一种妙悟的体验过程。
妙悟是一种灵感思维，是以渐悟为基础的顿悟。译者要深刻领悟宋词深层意境的哲理内涵，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见识、深刻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况周颐强调词人的天分和才能，它包含天资、性情、学力、阅历、胸抱五个层次。译者同样需要很高的素质和能力，包括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情感、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尚的人格境界，才能与诗人进行心灵的交流。宋词的深层意境蕴含了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它是诗人思想道德和人格的境界，诗人的思想道德和人格越高尚，其作品境界就越高。译者对宋词意境的阐释超越了语言文本层面，进入了诗意体验和哲理反思的境界，是“诗”与“思”的融合。译者通过阐释宋词意境能丰富审美经验，深化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重新审视和认识自我，实现审美人格的重塑。
译者对宋词深层意境的阐释是一种气的体验。在中国文化中气是指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世界万物因天地之气而流动变化。天地之气充盈于客体，形成客体之气，充盈于主体（人），就形成主体人格之气，主体用人格之气去感受客体之气。中国美学强调主体养心养气养性，吕本中说“涵养吾气，则诗宏大深远”。中国美学认为气的审美体验也是一种道的审美体验，道是宇宙生命的终极本体，它使气冲盈于宇宙万物。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道无法阐明，只能参悟和体认。主体的悟道是一种模糊朦胧的审美体验，它让主体达到主客相融、物我化一的境界。审美主体与自然万物气息相通，与物为春。宋代美学强调主体以心证道悟道，与大自然心物相印、心物相证。译者阐释宋词意境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和人格境界，培养优雅的艺术气质和深厚的学识修养。
宋词的意境美主要表现为神韵美和朦胧美。神韵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入神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境的最高层次是神境。明代周逊将词分为神、妙、能三品，神品之词能使读者“恍若身临其事，怵然心感”。陈廷焯认为沉郁为词之化境、高境、胜境（“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况周颐认为词应“淡远取神”，词境包含重、拙、大三境，词境应凝重，“凝重中有神韵”，神韵乃“事外远致也”。朱崇才（2010）认为词境是一种浑成之境，是“浑然天成”、“浑然一体”、“浑厚平和”之境，表现了“浑然之形、完整之质、浑厚之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真情实景；二是境外有象，言外有意；三是言意浑融，词应“内含深意，外具神韵”。
在宋词翻译中译者要力求再现原词意境的神韵美。神韵也是中国翻译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包含作者神韵、原作神韵、译者神韵、译作神韵四个方面。作家神韵是作品神韵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译者要把握和再现原作的神韵，首先要深刻领会作家主体的神韵，了解其精神境界、思想情操、个性化的艺术气质和审美理想。林语堂认为文学翻译要达意传神，神既指作品的字神，也包括作家的风度神韵，它是作家的性灵即自我。在中国翻译界刘士聪（2002）倡导的翻译韵味说独树一帜，对翻译神韵的论述最为全面和深刻，他认为译文韵味是作家、原作、译者、译作、译文读者互动的产物，这一过程可表示为：作者神韵→作品韵味→译者所感受的原作韵味→译作韵味→译语读者所感受的译作韵味。不同的作家因气质和情趣的个性化差异，其主体神韵千姿百态。译者应优先选择那些与自己气质和情趣相近的作家，这样容易产生精神共鸣，把握和再现原作神韵时才能得心应手。译者要深入了解作家创作时的思想状态和情感体验，进入其内心世界，力求达到心灵契合和情感共鸣，这一过程是译者以内心之神去把握作者之神，这种入神体验能带给译者一种强烈的翻译欲望和冲动。
中国传统美学推崇作家平和淡远的个性气质，强调艺术家要神清气爽、品味淡雅。作家主体神韵是一种人格的充实美，表现为作家丰富的情感、深厚的艺术修养、充沛的想象和渊博的学识。作家通过提升思想境界，陶冶情操，提高审美品位和艺术修养能不断充实自我人格，这是一个养神的修炼过程。中国传统译学也十分强调译者的艺术修养和精神境界，认为译者应通过读书和艺术实践来充实自我人格。林语堂认为读书能开阔眼界，培养个性，摆脱俗气。刘士聪（2002）强调译者应具备人文素质、审美素质和语言素质，译者只有阅读一流的文学作品，欣赏一流的文学语言，才能提高艺术修养和语言素养，成为一流的译者。
作家将自己个性化的气质和情趣融入作品，就构成作品神韵，它是作家神韵的外化，表现为一种语言的神韵，它融合了音韵美、画境美、情境美、意境美。音韵美指作品和谐的音律、韵律与节奏所产生的一唱三咏、回环往复的旋律美，能使读者回味无穷。诗歌的音韵美既包括音调、音步、韵式、拟声词等要素，还指诗人思想情感起伏变化所产生的内在节奏和旋律。中国诗歌美学强调读者朗读作品，感受其音律美和节奏美，把握其所蕴涵的画境美、情境美、意境美（内在神韵）。中国传统译学也强调译者诵读原作，感受和体会其音韵和节奏，在完成译作后还要反复朗读，看其是否传达了原作的韵律美、节奏美和内在的画境美、情境美、意境美。在宋词翻译中译者要深入感受原词意境所包含的韵味，通过移情体验被原词意境所感动，然后力求通过译语将其传达给译语读者。
宋词意境的神韵美是一种含蓄蕴藉的朦胧美，具有以下特点：①宋词注重表现真情真意，但并不直抒其情，而是曲达其情。比较而言，唐诗境阔，感情奔放，宋词境幽，感情内收，比唐诗更为朦胧含蓄。②宋词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诗寄托、比兴的手法，将其推向了艺术的高峰。宋词善于通过寄托和比兴手法达到千回百转、情景交融、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③宋词意境的朦胧集中体现在婉约词中，常描写“缥缈之情思”、“绰约之美人”、“隐约之事物”，其意境“幽深隐微”，“圆美流转”。宋词意境的朦胧美表现为一种虚实相生的含蓄美，是实境与虚境的有机融合。实境包含有形的实景和无形的虚景，实景与虚景相互触发，将宋词的实境引向虚境。它表现的是象外之象，是作品实境与实境之间的空白。
词境是由实境与虚境、有境与无境、显境与隐境构成的意象复合结构。词境的朦胧美是清晰性与模糊性的融合，词人通过描写相对清晰的实象（实境）去暗示朦胧的虚象（虚境），通过有境、显境去表现无境、隐境。宋词意境虚实相融、有无相生的朦胧美具有一种召唤性，读者欣赏宋词时作品的实境与虚境在其头脑中相互触发，把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不断引向更深远广阔的审美空间。宋代词人为表现意境的朦胧美，善于提炼作品语言，力求使其凝练含蓄，激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去填补作品画面中的空白。宋词继承了中国古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传统，景、象、情、理的结合达到了圆融化一的境界。与唐诗相比，宋词的韵味更为悠长，诗意更为含蓄，意境的层次更为丰富，更有深度感。宋词虚境包含浅层虚境和深层虚境，宋词在意境表现上善于将读者从作品实境引向浅层虚境，最后进入深层虚境，因此词境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可表示为：实境→浅层虚境→深层虚境。在宋词翻译中译者要细心品味原词的语言，深刻领会原词意境虚实相融的朦胧美，从浅层虚境进入其深层虚境，然后力求通过译语将其再现出来，留给译语读者品味的空间。
宋词意境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情感，呈现出三种文化形态：
第一种是豪放词所表现的儒家意境的阳刚美、崇高美。儒家文化强调人要遵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提倡奋斗不息的进取精神。怀有儒家理想的诗人俯仰宇宙，感悟人生，面对宏伟雄浑的大自然，内心激发起奋发拼搏的壮志豪情和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其作品传达出宇宙的苍茫感、生命的沧桑感、历史的忧患感。况周颐认为词之“大”境表现了作者宏大的气魄和高雅的风度。陈廷焯认为“词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豪放词富于英雄主义精神，其意境就是“以雄苍胜”，以气胜。
第二种是婉约词所表现的道家意境的阴柔美、冲淡美。道家美学认为道是控制世界万物的基本规律，它使阴阳相谐，五行相调。人必须顺其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保存自我天性。人只有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才能达到天人合一、随心所欲的境界。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儒道兼济，内儒外道，达则为国效力，穷则归隐田园，逍遥林泉。比较而言，宋代豪放词抒发的是诗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种知识分子群体共有的爱国情怀和拼搏精神；婉约词表达的是诗人赏花吟月、弹琴听曲的个体趣味和情怀，婉约词婉、隐、曲的风格特点更能体现道家的审美意境。况周颐认为词之“拙”境表现了朴素自然之美，“朴质为宋词之一格”。陈廷焯认为“词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婉约词的道家意境就是“以冲淡胜”。
第三种是宋词所表现的佛家意境的理趣美。佛家文化宣扬一种生命宇宙观，主张人摆脱尘世，摈除俗念，对宇宙和人生进行静观和禅悟。主体通过妙悟、顿悟以直观生命的本质，最终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佛家美学是一种心境美学，佛家之心境是主体内心的空境，追求一种神韵和空灵澄静的境界。认为主体通过禅悟达到心灵的空寂宁静。宋代词人苏轼融合了儒、道、佛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其诗词富于禅趣和禅意。
宋词的深层意境包含了诗人深刻的宇宙生命体验，表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宇宙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是天地、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乾坤，倡导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天人同感，把宇宙观融入人生价值观，把宇宙体验、天地感应提升到生命体验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是功能化、动态化、生成化而非纯物质性的，天地万物源于道，生于气，宇宙是气化万物所生。中国传统文化观中的宇宙是道德化、价值化、伦理化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和谐整体，阴阳、五行、天地万物与人和谐共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汉魏六朝诗歌就已经表达了诗人深刻的宇宙天地意识和生命体验。宋词继承和发扬了汉魏诗歌感悟宇宙人生的传统，在意境表现上将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其宇宙意境更为深远阔大，表现了宇宙的苍茫厚重感。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表现了一种人生境界，蕴含了深刻的诗意哲理内涵。译者对宋词的审美阐释融合了文化诗学研究，译者对宋词所包含的文化思想内涵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领会，力求通过译语将其传达给译语读者。
本书第四章探讨宋词情感美的阐释和再现。宋词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诗抒情言志、温柔敦厚的传统，既强调诗人的真情流露，又注重情感表达的含蓄蕴藉。沈祥龙认为“词出于古乐府，得乐府遗意，则抑扬高下，自中乎节，缠绵沉郁，胥恰其情”。宋词美学的核心思想是真，况周颐认为“真字是词骨”。宋词以婉约为本质特色，其抒情的特点是婉、隐、曲。比较而言，唐诗尤其是初唐和盛唐诗激情奔放，诗人俯仰宇宙，感悟人生，其情感雄壮外张。中晚唐诗的情感归于平静恬淡，温婉柔和，隐晦内敛。宋词常令人愁肠欲断，其情感表达富于含蓄美和朦胧美，词风近于晚唐诗。译者对宋词情感美的阐释是感言起兴，饱含感情地朗读原词，从其音律和节奏中感受诗人情感心理的起伏变化，细心体会作品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一过程可表示为：感言→兴→神思→兴会。
译者通过移情体验与诗人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精神相融。宋词的情感表达注重表现一种深境、静境、幽境，中国词学强调词人的虚静体验，创造词境首先要“人静帘垂”，然后“澄怀息机”，最后“万缘俱寂”（况周颐）。译者阐释宋词的情感美要静与动、冷与热相结合，既要激情亢奋，与诗人（原诗人物）共欢笑，同悲伤，又要虚静凝神，澄怀味象，细心玩味和参悟原词的深远意境和诗意哲理内涵。译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净化审美情感，提高审美趣味。译者通过移情体验深刻感受原词的情感美，然后通过译语将其传达给译语读者，以打动其心灵，陶冶其情操，塑造其人格，使其灵魂得到升华。宋词是诗人情感体验的产物，宋词译文则是诗人情感和译者情感融合的产物。译者要力求再现原词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艺术手法，传达出诗人的真情真意。
诗歌是民族文学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特定时代下民族的精神风貌、思想追求和文化价值观。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兴盛的时期，宋代文化对宋词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词记录了宋代汉民族的心路历程。译者要深刻把握宋词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感，这是一种文化诗学阐释，译者必须深入了解原作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背景、社会人文风貌、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译语应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词的文化特色，让译语读者了解宋词的文化风貌。宋词所表达的文化情感主要包括“亲近自然，与物为春”、“对时间的生命体验”（伤春感怀、黄昏情结、悲秋感怀）、“思念故土”、“相爱情思”、“爱国济世的儒家情感”、“逍遥隐世的道家情感”、“宋词的诗意哲理”等。
就亲近自然、与物为春而言，中国诗人在写景状物上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亲近和依恋，表达了汉民族对大自然的深刻体验，表现了鲜明的文化特色。中国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汉民族对土地有强烈的依赖性，在历史进程上形成了内向保守的大陆性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土地情结。中国诗人对大自然的变化的感受特别细腻深刻。一方面，中国诗人亲近自然，感物起兴，与物为春，与天地万物相融相合，获得精神的愉悦；另一方面，中国诗人面对世事沧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艰辛、仕途的不济感到内心苦闷和失意，于是逍遥林泉，寄情山水，心灵得到抚慰。
就时间体验而言，中国诗人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相依相偎，对自然景物的四季变化特别敏感，获得一种深刻的时间和生命体验。比较而言，唐诗尤其是初唐和盛唐诗表达了蓬勃的青春朝气，晚唐诗则传达了英雄迟暮的感受，而宋词既有豪放派的奋发进取，也有婉约派的伤春悲秋。就伤春而言，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既让中国诗人愉悦欢欣，但更多的是悲时怀人。宋词常通过描写春草、春花、春雨、春闺等审美意象来表达春愁、春思、春苦、春梦，其情感表达比唐诗更细腻婉转，更有韵味，如张先《千秋岁》（“惜春更把残红折，雨轻风声暴，梅子青时节”）。与春相比，落叶飘零、万木枯黄的秋天更能让中国诗人深感人生苦短，韶华易逝，其生命体验更为深刻。中国文学中的秋既指大自然之秋，也指人生之秋、国家民族之秋，中国文人常通过描写秋色、秋声、秋叶、秋草、秋风、秋虫、秋雨、秋气等来表达秋心、秋思、秋怀，以大自然之秋喻指人生之秋、国家民族之秋。宋词中有大量悲秋的佳作名篇，如柳永的《八声甘州》、王安石的《桂枝香》、辛弃疾的《丑奴儿》等。就黄昏情结而言，黄昏月影是中国古诗常见的审美场景，既是一种自然场景，也喻指人生之黄昏，积淀了汉民族深厚的文化心理。宋词对黄昏的描写比唐诗更为细腻，个性更为鲜明，情感更为丰富，既有温馨甜蜜的感受，也有缠绵悱恻的伤感。宋代词人常采用比兴手法，托物言志，以黄昏之景来寄托自己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失意和惆怅。
就思乡情结而言，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家国一体，这种家本位的文化使汉民族留恋故土，珍惜亲情。中国古诗的伤春、悲秋、黄昏体验都传达了强烈的乡愁乡思。中国诗人留恋和平安宁的家园，即便为了仕途常宦游天下，内心仍牵挂故土，他们珍惜家庭生活的幸福温馨，同时又胸怀国家民族之安危，兼故小家和大家。宋词也有大量描写思乡情怀的佳作，李清照、叶梦得、朱敦儒等词人在北宋灭亡后流落江南，他们经历了故土沦陷、流离失所的痛苦，思念故园，胸怀收复故国、重振江山的雄心壮志。
情爱相思是诗歌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中国古诗从《诗经》开始就有对爱情的描写。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诗描写爱情强调温柔敦厚，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含蓄蕴藉，情味深长。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既表达情思，抒发离愁别绪，也传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寄托人生理想和追求。在中国诗人的情感世界中婚姻和家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爱情的甜蜜、婚姻的幸福、家庭的美满、事业的成功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理想。宋词以婉约为本色，描写情爱相思具有先天的优势，温庭筠、柳永、周邦彦、李清照的婉约词以及苏轼、辛弃疾、陆游的豪放词都有描写爱情的佳作。
宋词情感的文化特色更明显地体现在爱国济世的儒家情感和逍遥隐世的道家情感上。就儒家情感而言，儒家文化追求仁爱，关注社会现状，关怀黎民百姓的安危幸福，强调奋勇进取、积极入世。中国文人胸怀报国之志，但往往命运多舛，仕途不济，因此常咏物抒怀，凭吊怀古，追思先贤。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词表达了爱国忧民的人文情怀和报国济世的豪情壮志。就道家情感而言，道家美学看重个体自由，追求主体与宇宙天地相交融的生命体验（“逍遥游”）。中国文化强调内圣外王、内诚外仁，中国诗人往往内儒外道，人生得意时忧国忧民，兼济天下，实现人格的向外张扬，仕途不顺时则逍遥林泉，纵情山水，人格内收，保存高洁的品格。因此中国诗人融儒家、道家理想于一身。宋词的审美情感是内敛型的，宋代词人通过情感的内收能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更沉静的反思和玩味，对人类和个体的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悟。苏轼、辛弃疾、张孝祥等词人的作品表达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达到了一种诗意哲理的高度。
本书第五章探讨宋词风格美的再现。宋词的风格特点主要表现为：①词是长短句，变化灵活，富于节奏感。②词以婉曲含蓄为本色，赋少而比兴多。比较而言，唐诗境界阔大，有阳刚之美，宋词意境幽远，有阴柔之美，诗庄词媚。③宋词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宋词经历了从唐五代词到北宋词和南宋词的发展过程，涌现了众多风格各异、流派不同的杰出词人。王国维对此作了全面的点评，认为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风格“精艳”，但意境不如冯延巳的词深刻。晏殊词逊于欧阳修的词，周邦彦的词工于意境，自成一家。欧阳修、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的词虽意趣高远，但都不如周词“精工博大”。苏轼人格高尚，其词意境旷远（“东坡之旷在神”）。辛弃疾的词豪放，姜夔的词失之于“隔”。④宋代词人的风格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多种风格，婉约派词人不乏豪放雄浑的佳作，豪放派词人也擅长写温婉柔美的作品，如苏轼既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豪放之词，也有“萦损柔肠，困酣娇眼”的柔情缠绵之词。⑤宋词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五代词以婉约词风为主，主要词人包括李白、白居易、温庭筠、韦庄、欧阳炯、冯延巳、李景、李煜等。李白有《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黄升评价其为“百代词曲之祖”，王国维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白居易的词有《长相思》两首和《望江南》两首，词风婉转悠长，情感真挚。李煜词以情胜，表达了真情至情、深情婉情，情真意切，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虽思想格调不高，但能千古流传，“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其词乃“血书”也。冯延巳是五代婉约词重要代表，其“堂庑极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冯词婉丽而略带伤感的风格对欧阳修和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北宋是婉约词和豪放词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潘德圉认为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胜于北宋”。中国传统词学对北宋词的评价高于五代词和南宋词。比较而言，北宋词意境宏大，南宋词意境深沉，朱彝尊认为“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朱崇才在《词话理论研究》（2010）中评价北宋词“自然而深厚”，有“高浑之境”。北宋主要词人有晏殊、晏几道、柳永、范仲淹、苏轼、张先、秦观、欧阳修、周邦彦、贺铸等。晏殊词风婉丽，晁无咎评价晏词“风调闲雅”，王国维认为晏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境“悲壮”。晏几道词风婉丽，王国维评价其词“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欧阳修词风清朗明丽，其词“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张先词意境优美，韵味悠长，陈廷焯评价其词“有含蓄处，也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不似豪苏、腻柳”。
柳永是北宋长调词的代表，其词感情真挚，情景交融，情境、意境、画境浑然一体。王国维认为“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苏轼是北宋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其人格高尚旷达，其词意境旷远，“东坡之旷在神”，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诗人“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词最大特点是以诗为词。秦观词迷离渺远，有苏词之婉丽，但气格纤弱，无苏词之豪放沉着，王国维认为“少游词最为凄婉”。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重要代表，精于词律，其词“精壮顿挫”，“曼声促节”，“清浊抑扬”，“言情体物，穷极工巧”，《苏幕遮》“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能得“荷之神理”。
宋词到南宋时期逐渐从繁盛走向衰落，总体而言，南宋词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稍逊于北宋词。王国维对南宋词的评价不如唐五代词和北宋词，“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唐五代词“有句而无篇”，南宋词“有篇而无句”，北宋词“有篇有句”。比较而言，北宋词婉丽明快，南宋词苍凉悲怆。南宋词人主要有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文英等。李清照是跨越北宋和南宋的杰出女词人，婉约派杰出代表，早期词风清新淡雅，后期词风悲凉哀婉。辛弃疾是南宋豪放词的杰出代表，其词既有儒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豪迈气概，又有道家的闲情逸致，王国维认为东坡词旷，稼轩词豪，“苏、辛，词中之狂”，“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辛词的最大特点是以文为词。姜夔词风飘逸洒脱，张炎评价其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情空，而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陈廷焯认为白石“多于词中寄慨”，其“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而王国维认为白石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有隔雾看花之恨”。吴文英和史达祖同为姜派词人，吴词善写闺情，周济评价梦窗词“奇思壮采，腾天潜渊”。姜夔评价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陈廷焯认为梅溪词有“清真高境”，表现了清隽之思、幽艳之笔。陆游为辛派词人，词风兼有豪放和婉约两派，刘克庄评价放翁词“其激昂感激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
在宋词翻译中译者要深入了解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个性，深刻把握原作的艺术风格和语言修辞特点，力求通过译语将其准确地再现出来，让译语读者了解诗人的思想和精神风貌。
第一章 宋词的源起和发展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词与唐诗齐名，并列为中国古诗艺术的两座高峰。宋词脱胎于唐诗，直接得益于唐诗的伟大成就，清代学者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认为词“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词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隋唐时期的民间曲子词，到中晚唐出现了文人词，代表词人有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韦庄等。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晚唐诗“新的表现方式和口语化的倾向，与自由的长短句结合在一起，便促成了词的产生”。按照历史发展进程，词的演变包括三个阶段：唐五代词、北宋词和南宋词。朱崇才在《词话理论研究》（2010）中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词的起源和发展，蔡镇楚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中总结了学界关于词起源的八种观点。
第一节 唐五代词
唐五代是词的发展初期，主要词人包括李白、白居易、温庭筠等唐代词人和韦庄、欧阳炯等西蜀花间词人以及冯延巳、李景、李煜等南唐词人。李白词作不多，但词界评价很高，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李白“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评价李白词“以气格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在晚唐词人中温庭筠成就最高，沈祥龙评价飞卿词“以才华胜”，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认为“唐之词人，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刘熙载在《艺概》中认为飞卿词“精妙绝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认为“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读绝千古”。温庭筠与韦庄词风相近，并称“温韦”，陈廷焯认为词乃“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温、韦发其端，两宋名贤畅其绪”，韦庄词“意婉词直”。王国维则认为唐五代词人中冯延巳成就最高，其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人欧阳修。
南唐后主李煜在政治上平庸无能，但极有文学才华和造诣，其词虽思想格调不高，但情真意切，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所以能千古流传。王国维对李后主评价很高，“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后主词乃“血书”。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认为“真字是词骨”，用此话来评价后主词最为恰当，陈廷焯认为“后主词，思路凄婉，词场本色”。当代学者张利群在《词学渊粹——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1997）中指出，况周颐强调词要表达真情、至情、深情、婉情，李后主的词正是表达了真情真意。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李煜词“声调谐婉，词意明畅”，善于用“清丽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表达“某种人生经验”，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
第二节 北宋词
北宋是宋词的繁荣期，涌现了众多杰出词人，包括晏殊、晏几道、柳永、范仲淹、苏轼、张先、秦观、欧阳修、周邦彦、贺铸等。晏殊、晏几道继承了晚唐词婉丽的风格，清代《灵芬馆词话》将词归纳为华美、清绮、幽艳、高雄四派，评价晏殊（元献）词“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晏殊善于“用细腻的感受和警练的词句准确地概括出普遍的人生感触”，词风“委婉含蓄，凝重平稳”，“雍容华贵、清新委婉”。晏几道（小山）词风近于晏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清末学者冯玉祥的话来评价小山词：“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其词风刚劲苍凉。欧阳修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工于诗、词、文，词风婉丽，《灵芬馆词话》认为欧阳修（永叔）与晏殊词风同为“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王国维认为“欧公《蝶恋花》字字沉响，殊不可及”，永叔词“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张先（子野）被词家誉为“张三影”，其词意境优美，韵味悠长，《灵芬馆词话》认为张先、姜白石为清绮词风的代表，其词“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盘石，入其境者，疑有灵仙”。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子野词“有含蓄处，也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不似豪苏、腻柳”。
在北宋词人中柳永自成一派，他将宋词长调推向了高峰，极大地扩展了宋词的艺术表现空间。柳词感情真挚，情景交融，情境、意境、画境浑然一体，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柳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柳词创造了“以白描见长、铺叙层次分明、细致而又直露的艺术表现手法”，往往“曲尽形容、淋漓尽致、不求含蓄，但讲究结构严谨、层次清楚、首尾完整、工于点染”。柳词以俚俗体词风独树一帜，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认为柳词能“贴近事之情、人之心来写，贴而有切，有一种不隔之美”。
在北宋词人中苏轼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人格高尚旷达，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认为苏轼“心地光明磊落，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王国维评价说，东坡词旷，稼轩词豪，认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诗人“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词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词，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认为苏词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与诗的淳朴”，表现了“男性的深沉蕴藉与沉着含蓄”，苏词“是向外部的广阔世界驰骋，恢弘阔大，表现出超越时空的强烈要求”。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苏词“不但提高了词品，开阔了词境，而且使词的抒情艺术达到高度的个性化”，苏词“豪放、潇洒、飘逸”，表现“抒情主人公爽朗的笑容、恢宏的度量、从容的神情和雄健的气魄”。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认为苏轼诗词表达了一种人生空漠感，是“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诗人追求“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并将其提升到“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秦观是北宋婉约词的重要代表，其词境迷离渺远，刘熙载评价秦词“有小晏（几道）之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王国维认为“少游词最为凄婉”。秦观与欧阳修词风相近，并称“欧秦”。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秦词“清丽婉约，情韵兼胜，但偏于柔美纤细”，善于“创造凄婉动人的意境，用辞情声调微妙地表达出抒情主人公细腻的感受”，秦词“构思炼意十分新巧微婉”，能“景中含情，情中见景”，其“写景多有巧思，善于选择富有感染力的典型景象烘托情思，往往达到不言情而情自无限的境地”。
北宋的周邦彦和南宋的姜夔是被词界评论最多的两位词人。周邦彦词风婉约，精于词律，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认为“清真，集大成者也”，王国维认为美成词“精壮顿挫”，读来“曼声促节”，“清浊抑扬”，富于音律美和声韵美，美成“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为“词中老杜”，其词感人至深，这是他对周词的最高评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常将周美成与姜夔进行比较，认为周词高于姜词，周词《苏幕遮》“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能得“荷之神理”，而白石词“有隔雾看花之恨”。
第三节 南宋词
南宋是宋词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既有李清照、朱敦儒等南渡词人，更涌现了张元干、辛弃疾、陆游、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优秀词人。总体而言，南宋词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稍逊于北宋词。李清照是跨越北宋和南宋的伟大词人、婉约词的杰出代表。早期词风清新淡雅。后期词风悲凉哀婉。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李清照后期词的悲哀是“深入到骨髓的”，其词风“缠绵凄苦，深沉感伤”。李清照所著《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词学研究专论，其核心思想为词应“合乎音律、词语高雅、风格典重、有情致、有故实、善铺叙、表现精致”。,辛弃疾是南宋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其词既传达了儒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豪迈气概，又流露出道家的闲情逸致。范开在《稼轩词序》中评价辛词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刘熙载评价辛弃疾“风节建竖，卓绝一时”。王国维认为东坡词旷，稼轩词豪，“苏、辛，词中之狂”，“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陈廷焯认为“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格调之苍劲，意味之深厚”。辛词的最大特点是以文为词，葛晓音在《唐诗宋词十五讲》中认为辛词风格“以豪放为主而又变化多端，富于浪漫色彩和作者的独特个性”，善用比兴手法，大量运用典故，达到了“诗词散文合一的境界”。朱崇才在《词话理论研究》（2010）中深入探讨了豪放词风的内涵，认为豪指意气、气概，偏重内容，放指创作手法，偏重形式。
姜夔是南宋婉约词重要代表，宋代张炎在《词源》中以“清空”评价白石，认为其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情空，而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词境的隔与不隔评价姜词，认为白石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陈廷焯对白石评价很高，认为白石“多于词中寄慨”，其“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其“长调之妙，冠绝南宋”。比较而言，周美成善写实境，姜白石善写虚境，美成词境厚，白石词境空。宋末词人分为豪放词风的辛派和清雅词风的姜派，前者有陆游、刘辰翁、文天祥等，后者有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
第四节 中国传统词学理论
中国传统词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最早有李清照的《论词》、张炎的《词源》。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词别是一家，自有其风格，张炎在《词源》中提出“清空”论。中国词学研究的繁荣期是清代，涌现了陈廷焯、刘熙载、况周颐、周济、沈祥龙、谢章铤、王士桢等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探讨了词的文体风格，认为词应“传神写照”。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探讨了词心、词境、词骨、词笔、词径、词眼、词律等，强调词的艺术感染力，认为“真字是词骨”，词“多发于临远送归，故不胜其缠绵悱恻”，词“贵有寄托”，“身世所感，通于性灵”，性灵即寄托。词不仅言长，而且言曲，善于通过寄托手法达到千回百转、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言情之词须“情景交炼”，方有“深美流婉之致”，写景贵“淡远有神”，言情贵“蕴藉有致”。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提出了词境的“沉郁”说，认为沉郁乃词之高境、胜境、化境。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了词的“寄托出入”说，评价了周邦彦、辛弃疾、史达祖、吴文英四位词人。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认为词善于咏物，“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寓于其内”，词“以自然为尚”，“比兴多于赋”。王士桢认为词“尚女音，重婉约，以婉曲、轻倩、柔媚、幽细、纤丽为本色”，以清切婉丽为宗。谢章铤认为词人“当歌对酒，而乐极哀来，扪心渺渺，阁泪盈盈，其情最真”。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中国词学研究推向了最高峰。他提出了境界说，以境界的隔与不隔作为评价诗词艺术成就高低的标准，对大量词人、词作作了精彩点评。当代学者张利群在《词学渊粹——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1997）中深入探讨了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审美思想论、情感论、真实论、意境论、构思论、立意论、风格论、方法论、语言论、作家论、欣赏论、批评论、思维论、艺术辩证法、主体论、词律论等。朱崇才在《词话理论研究》（2010）中全面探讨了词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内容包括词的本质和起源论、价值和功能论、风格和流派论、品格和境界论、音律和格律论。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将词的创作理论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情贵真”，词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真情真意；二是“炼意”，词人在创作时反复炼字炼句、炼意炼味；三是“寄托”，词人善于通过比兴手法抒情言志；四是“情景”，宋词善于表现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五是“词贵协律与审韵”，宋词音韵婉转，节奏鲜明；六是“词有三法”，宋词强调章法、句法、字法，作品结构前后衔接，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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