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德鲁·劳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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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征服世界试读：
前言
跟着鸡的步伐，就能走遍全世界。——唐娜·J．哈拉维，《当物种相遇》
将全世界的猫、狗、猪、牛全部加起来，也没有鸡的数量多。即便再算上地球上所有的耗子，鸡的优势地位依旧难以撼动。作为世界上最为普遍的鸟类以及最常见的农场动物，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时时刻刻都生存着200多亿只鸡，平均每人3只。而鸟类中的第二名，是一种名为红嘴奎利亚雀的非洲小型雀类，数量仅仅为20亿只左右。
全球仅有一个国家和一块大陆没有这种家禽。梵蒂冈的教皇方济各一世会定期食用无皮鸡胸肉，鸡肉采购于罗马的市场，毕竟像梵蒂冈这样的弹丸之国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能用来放鸡笼子了。而在南极洲，鸡被严令禁止。尽管在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一年一度的新年庆祝活动上，烤鸡翅是绝对的主角，但是管辖这片南极大陆的国际公约仍然禁止携带活禽或生的禽肉进入，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帝企鹅免受疾病的侵害。话虽如此，实际上大部分帝企鹅却早已暴露在常见的鸡所携带的病毒之下。
这两个特例均印证了鸡的支配性地位。从西伯利亚到南大西洋的南桑威奇群岛，鸡的身影无处不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甚至研究过鸡是否能在登陆火星的旅途中存活下来。这种起源于南亚森林灌木丛中的鸟类，现在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若没有鸡的陪伴，人类很难离开地球远行。随着人类城市的扩张与胃口的增大，鸡的数量以及我们对它的依赖度也随之加大。早在1879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就曾写道：“老鹰与人类都吃鸡肉。只不过老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
在此之前，我从未思考过为什么鸡能从15000多种哺乳动物与鸟类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动物伴侣。我苦苦追寻着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放弃了平静的狩猎采集生活，而选择与喧嚣的都市、制霸全球的帝国、世界大战以及社交媒体为伍呢？其过程又是怎样的？为此我分别前往了位于中东、中亚以及东亚的各大考古挖掘现场。人类进入城市生活时代的这段神秘而变化剧烈的过程最早开始于6000年前的中东，时至今日，该进程仍在继续。直到最近的十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才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数量，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我听说某阿拉伯国家的海滩上有挖掘机发现了4000多年前印度商人借着季风在大洋上乘风破浪的证据后，我便开始向杂志社推销本书的点子。这群无畏的青铜时代的水手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时代，擦出了全球性经济的第一束火花，他们携带着来自喜马拉雅山的木材与阿富汗的天青石，不远万里来到两河流域的伟大都市，而此时埃及的工匠们才刚刚垒上吉萨金字塔的最后一块石头。我向杂志社的编辑提到，考古学家们在古代印度人的贸易货物遗迹中发现了一块鸡骨头，这很可能标志着鸡在此时已经正式进入西方世界。“很有意思，”编辑说，“从这只鸡入手，我们可以探讨鸡到底源自何方，为什么人类热衷于食用鸡肉，或者说，到底什么是鸡。”虽说有些不情愿，但我还是同意他的看法。几个星期后，我抵达了阿曼海边的一座村庄，在阿拉伯海里畅游了一下午之后，来自意大利的考古队回到了此处的沙滩遗址上，开始投入工作。可鸡骨头在哪儿呢？“哦，”领队用毛巾擦拭着汗津津的头发说道，“我们觉得可能认错了。没准儿是哪个工人吃午饭时扔的。”
话说回来，鸡既没有拉动巴比伦的战车，也没有从中国运来丝绸，所以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也没有对鸡寄予厚望。而人类学家也更倾向于研究人类是如何猎杀野猪的，而不是如何喂养家禽的。禽类学家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如何高效地将谷类转换成肉类，而对鸡是如何遍及世界的却不感兴趣。即便是意识到动物对于人类社会形成的重要性的科学家，也常常不屑于研究家禽。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将鸡的地位贬入了所谓的“小型家养哺乳动物、鸟类与昆虫”一类——同样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有些却不值得为之投入精力，比如牛。
记者们往往对失败者与无名英雄感兴趣，而人们对鸡总是一副鄙夷不屑的态度，几乎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尽管鸡肉与鸡蛋推动着人类的城市生活与工业生产，但是鸡却从未被视作家畜——甚至连动物都算不上——按照美国法律，家畜是指为食用目的而喂养的动物。“对于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鸡的地位并不高。”E．B．怀特（E．B．White）如此说道。如果人们开始认真思考鸡的话，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一副“杂耍场里滑稽道具”的形象。虽然苏珊·奥尔良（Susan Orlean）于2009年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称鸡是“最佳”鸟类，为如火如荼的后院养鸡运动添薪加柴，但是猫狗所享有的最受人类喜爱宠物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如果明天所有犬类与猫科动物全部消失，长相奇怪的长尾小鹦鹉与沙鼠也一同人间蒸发，人们一定会悲痛欲绝，但因此对全球经济或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然而，若是全世界的鸡都不见了，将会立即招致巨大的灾难。2012年，墨西哥城因禽流感扑杀上百万只鸡，鸡蛋价格一飞冲天，导致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新任政府下台。这次事件被称为“鸡蛋大危机”，这也难怪，毕竟墨西哥的人均食用鸡蛋数量比其他国家都要多。同年在开罗，居高不下的禽肉价格助长了埃及的革命运动，抗议者们高呼：“别人都在吃着鸽肉鸡肉，而我们却只能吃豆子度日！”最近，伊朗的禽肉价格暴涨三倍，警察部门警告电视台不得播放展现吃鸡肉的画面，以免刺激到那些不再吃得起炭烤鸡肉的人，继而引发暴力行为。
鸡就这样悄无声息，而又不可阻挡地成了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鸡无法飞行，却借助国际贸易成了世界上迁徙最频繁的鸟类。一只鸡身上的各个部位可能会分布在全球的两端：鸡爪去了中国，鸡腿去了俄罗斯，西班牙人拿到了鸡翅，土耳其人拿到了鸡肠，荷兰的鸡汤厂家得到了鸡骨，而鸡胸肉则去了美国与英国。在全球化商业的作用下，巴西的鸡吃上了来自堪萨斯的谷子，欧洲的抗生素被用来治疗美国的禽病，而南美的鸡则被放入了印度生产的鸡笼中。“乍看上去，商品只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卡尔·马克思曾这样写道，但仔细分析后，商品便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满是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理论上的细节”。在我追寻鸡在全球的踪迹之时，我意外地发现其踪迹充满了形而上学与理论的含义。作为一种起源于亚洲丛林中的生物，鸡很快遍布全球，就如同皇家动物园中的明星，扮演着指导未来的角色，继而又变成了光明与复兴的神圣使者。它们在斗鸡场上斗得你死我活来娱乐人类，又是治病的百宝箱，且不断激励鼓舞着无数战士、情侣与母亲。从巴厘岛到布鲁克林，鸡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担着人类的原罪。从未有这样一种动物能够跨越如此多的社会与时代，产生如此之多的传奇、迷信与信仰。
鸡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人类一直将它们带在身边，这趟伟大的旅程始于数千年前的东南亚，每一步都离不开人类的帮助。在沿着宽阔的湄公河顺流而下的独木舟里的竹笼中，它们缓缓睡去；在古代中国拉往市集的牛车里，它们发出诉苦的鸣声；在喜马拉雅山区商人挑着的柳条篮里，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水手们带着鸡穿越了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到了17世纪，鸡便已经出现在全球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陆上。在这一路的旅途中，它们使得波利尼西亚殖民者得以果腹，使非洲的社会得以实现城市化，并在工业革命之初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饥荒。
查尔斯·达尔文利用鸡进一步巩固了其进化学说，而路易·巴斯德则利用鸡制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疫苗。人类对鸡蛋进行了长达2500年的研究，现在鸡蛋仍然是科学上的最佳模式生物（model organism），同时也是人类每年用于制作免疫血清的媒介。鸡是第一种被测出基因组序列的家畜。鸡骨可以用于缓解关节炎，公鸡鸡冠可以用于舒展脸部皱纹，而转基因鸡很快就可以用于合成大量我们所需的药品。此外，饲养鸡还可以为贫困的农村妇女儿童提供必需的卡路里与维生素，防止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同时还可以作为一项收入帮助困难家庭脱离贫困。
鸡就像一把长了羽毛的瑞士军刀，用途广泛，能够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回顾历史，正是鸡的这种可塑性使其成为所有驯化动物中最具价值的动物。鸡就像是鸟类中的变色龙，一面映照着人类欲望、目标与意图之变迁的神奇镜子——它是威望的象征、真相的诉说者、不可思议的万灵药、魔鬼的工具、驱魔者，或是巨大财富的来源——忠实记录着人类的探索、扩张、娱乐以及信仰。如今，考古学家开始利用简单的筛网收集鸟类骨骼，其中蕴藏着有关古代人类生活的方式、时间以及地点的信息；而通过复杂的大量数据计算，生物学家得以有可能追溯鸡基因的演变，而这也与人类基因的演变息息相关。此外，通过研究长期被浪费的鸡脑，神经科学家也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迹象——鸡的智力程度很高，而这也为人类自身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有趣的见解。
今天，鸡基本上已经从我们的城市生活中消失，其中绝大部分被囚禁在巨大的养鸡场或屠宰场的阴影当中，四周被围栏隔开，与公众的界线泾渭分明。现代的鸡既是科技的胜利，也是工业化农业所带来的可悲可怕事物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史上人工改造程度最高的生物，鸡同时也是世界上待遇最为恶劣的动物。总而言之，人类将鸡单独拎出来当作通往世界城市化未来的饭票，却同时也将它踢出了我们的生活，眼不见心不烦。
对于人类刻意将城市生活隔离在农场杀戮之外的行为，席卷欧美的后院养鸡运动便是对此的回应，通过养鸡这种经济而容易上手的方式，我们得以与正在消失的人类农业传统再次建立联系。这股风潮也许并不能改善数十亿工业化养鸡场中家禽的生活，但却能找回我们与鸡之间古老、丰富以及复杂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鸡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伙伴。而我们也能借此机会改变对于鸡的看法，重新审视、对待它们。
尽管我们与鸡的距离渐行渐远，但对其的依赖却越来越强。当我们形容勇气、怯懦、坚韧与自私，以及其他人类特征与情感的时候，用词仍与鸡紧密相连。正如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所言：“一切都会被遗忘，除了语言。”我们或是狂妄自大，或是临阵退缩；或是“妻管严”，或是如履薄冰；或是孵化观点，或是怒发冲冠；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与鸡更为类似，而非老鹰或鸽子。我们就像这群后院里的家禽：既温顺又暴烈；既平和又易怒；既优雅又笨拙；想翱翔于苍穹，却被囚困在地面。第一章自然界的薯头先生
因纽特人也许是人类中唯一无法从鸡身上受益的人群。——威廉·毕比，《一部关于野鸡的专著》
1911年的一个寒气刺骨的清晨，在缅甸北部某片湿气氤氲的高山林地中，时年34岁的生物学家威廉·毕比（William Beebe）蹲伏在潮湿的树下灌木丛中。远处，一只来自当地村落的公鸡在啼鸣。就在他藏身之处后方的空地里，男人们赶着骡子，驮运着大米与弹药，准备前往附近与中国接壤的边境。此时，这里正笼罩在饥荒与革命的阴影下。随着骡车慢慢走入熹微的晨光中，骡颈上稀疏的铃铛声渐行渐远，而野猪、秃鹫、鸽子与当地的鸡乘虚进入了无人的营地，捡拾残羹冷炙。
几分钟后，一只颜色艳丽、羽毛光滑、身材纤细、有着修长黑色后爪的鸟类信步走入了空地之中。初升的阳光刺破树林的屏障照耀在它的羽毛上，令正手持望远镜在一旁观察的毕比惊得目瞪口呆，他后来这样写道：“那是流光溢彩的一刻。阳光从它的翅羽上反射出金属般的红色、绿色与紫色。”家养的鸡纷纷驻足，向这位气质高贵的新来者行注目礼。“家鸡似乎将它当作某种外来的，甚至可能是高人一等的陌生者，对其极为尊重，因而没有贸然上前。”毕比如此描述道。这只野鸡对身边的其他动物视而不见，只是偶尔停下脚步夺来一些吃食，或是偶尔盯着某只母鸡，然后以帝王般的姿态趾高气扬地走入了林子当中。
毕比紧跟上前，拖着瘦高的个子悄无声息地跨过湿地。一路跟到了一个水沟的底部后，在一簇竹丛中发现了这只雄鸡，它正与一只母鸡在一起，发出欢快的鸣叫，用爪子刨着土寻找虫子的踪迹，“绝不放过哪怕一片秋天的落叶或树枝。而且有趣的是，每隔一两秒，它便会系统性地将土渣朝着天空或树林的方向抛去”。毕比提到，鸡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看上去似乎有一种近乎可怕的超感官知觉。此时，远处一只猫的号叫吸引了所有的目光；随后一只松鼠从附近蹿过，于是野鸡与母鸡匆匆忙忙地跑入了茂密的森林中。
这次经历令毕比终生难忘，他随之成了美国第一位科学界名人。那只野鸡是一只红原鸡，趾高气扬，活像只“难以驯服的美洲豹，低垂着尾巴，四腿微屈；低着头，时刻满怀急切的渴望，侧耳倾听，虎视眈眈，岿然不动”。作为一名充满冒险精神的鸟类学家，毕比曾一路从墨西哥来到马来西亚，却仍然为这只现代家鸡的祖先而彻底折服。他这样写道：“亲眼见到从丛林深处走出的原鸡真身的那一瞬间，简直刻骨铭心。”
鸡的身影随处可见，而这只野鸡所出没之处则显得格外神秘。很少有生物学家在南亚的红原鸡天然栖息地观察到其踪迹，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知识均来源于对动物园中样本的研究，且样本虽形似毕比所观察到的红原鸡，但行为却更趋向于其被驯服的同类。家鸡与红原鸡属于同一物种——拉丁语学名均为原鸡属（Gallus gallus）——因此不存在生殖隔离。由于家鸡能与其兄弟种类与祖先种类进行繁殖，因此在此后的数十年里，鸡的数量随着从印度到越南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而迅速增多，进一步稀释了野鸡的基因池。毕比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视角，从而得以一瞥野鸡是如何成为家鸡的。
羞涩而行踪诡谲的原鸡转变成家禽代表的过程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生物学家。曾于1848年与达尔文一道研究家禽的英国牧师爱德蒙·索尔·迪克逊（Edmund Saul Dixon）曾困惑地写道：“这类被认为是家鸡最有可能的祖先的鸡，驯服难度并不比鹧鸪或红腹锦鸡低。”
与所有家养动物类似，家鸡也是从最初的野生形态逐渐进入人类生活的。人类用剩余的食物吸引狼，换来它们对人类的保护，从而演变成了狗。而在古代的近东，吃人类食物的野猫由于能够捕捉老鼠，因而换来了与人类的和谐相处。猪、羊、牛等一开始曾是人类的猎物，最终被人类关进了畜栏。唯独鸡的演变显得格外不可捉摸，到底是它们最先接触的我们，还是反之？或者说，是否只是时间的流逝让人类与鸡逐渐习惯了对方的存在？“驯养”（domestic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中表示“家有的”意思的词语，带有“侍从”或“奴隶”的含义，被驯养的动物通常换来的是人类提供的居所、食物与保护。然而，如今的生物学家却常常将驯养看作一种长期的相互关系，驯养动物身上存在着与人类无法彻底消除的纽带。哪怕是野猪、澳大利亚野狗或是美国西部的野马，其基因特征中仍存留着数千年来与人类共处的痕迹。
与人类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动物并不多。近25000种鱼类中，也仅仅有金鱼与鲤鱼被认为属于被驯养的鱼类；5000多种哺乳动物中只有区区几十种被驯养；而近10000种鸟类中，仅有10种进入了人类的居室或后院。经过训练，我们可以让大象运输木材，也能给猎豹绑上绳索，还能给斑马套上马具来拉动马车，但这些动物仅仅是暂时性地被制服，是人类生活中不情愿的过客，而非人类不断扩张的庭院里被完全驯服的成员，更何况这些物种每一代的单独个体都必须重新被驯服。而对人类充满不信任感，且不适合被置于笼中的红原鸡看上去并不太像是人类最重要的动物伴侣的祖先。有鉴于此，对于将原鸡栖息地视作鸡征服世界的出发点的理论，毕比仍秉持着谨慎的态度。
不过，毕比于“一战”前夕前往缅甸的目的并非为了研究鸡的历史，而是属于环保主义者对于野鸡的紧急研究与记录的一部分，由于当时女士帽子与橡胶轮胎的大量生产，使野鸡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横跨南亚成千上万亩野鸡的优质栖息地被破坏，用于大面积开辟橡胶种植园，为当时新兴的自行车与汽车工业供应部件。与此同时，野鸡身上绚丽的羽毛也成了无数欧美人的新时尚，并同时致使美国境内大量白鹭、啭鸟、燕鸥与苍鹭惨遭捕杀。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社会名流在茶叙时一拍即合，成立了国家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一小股动物保护运动由此从美国波士顿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继而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销售本土鸟类羽毛的法案。
于是，规模庞大的女帽制造业将目光投向了南亚的丛林，全球49种野鸡品种中，就有47种栖息在此，其中就包括红原鸡。红原鸡的羽毛更为光鲜艳丽，足以令其他鸟类相形见绌。鸟类保护者害怕在野鸡消失前来不及将它们归类。“这个美丽而不凡的群体正在迅速走向灭亡，”纽约动物协会主席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曾发出警告，“记录下它们的习惯与生活环境对于了解它们的组成与演化十分重要，而现在这些宝贵资料却将很快消失殆尽。”出于担心，奥斯本与其他有着同样忧虑的纽约人找到了鸟类学天才毕比。
毕比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后，去了位于纽约布朗克斯的新成立不久的纽约动物协会工作，他22岁就设计出了创新性的飞行鸟笼（flying cage）。所谓飞行鸟笼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开放式鸟笼，而此时美国其他的动物园仍然将鸟类置于狭小的围栏之中。飞行鸟笼长150英尺，宽75英尺，可升至溪流、草丛或树木上方50英尺处。从1900年开始，飞行鸟笼便成了纽约中心的景点之一。毕比形销骨立，一脸浓密的胡子，最擅长的就是将科学与冒险、上流社会以及娱乐相结合。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朋友，喜爱化装舞会，在“一战”中执行过飞行任务，出演过纪录片，还曾利用球形潜水装置潜至大洋3000英尺的深处。他曾如此跟朋友说：“无所事事是不道德的行为。生而为人，自当四处游历。”
1902年，毕比与玛丽·布莱尔·莱斯（Mary Blair Rice）成婚，她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一名富有且才华横溢的鸟类观察家与小说家。在奥斯本的鼓励以及一名新泽西州实业家的赞助下，两个人于1909年在纽约港登上了“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这艘命运多舛的客轮于6年后被德军U型潜艇击沉，并最终导致美国向德国宣战。整整17个月里，夫妻二人穿行在亚洲南部，躲避黑死病的侵袭，从中国的一场内乱中逃出生天，并一直在与毕比时不时会犯的抑郁症作斗争。回国之后，莱斯前往了里诺并提出离婚，指责其丈夫行为极端残酷。在此之后，毕比出版了四卷本的《一部关于野鸡的专著》（A Monograph of the Pheasants）。
夫妻二人在旅途中发现，由于橡胶种植业的大规模发展、羽毛市场的兴起以及中国人开始大量食用肉类等诸多原因而导致的捕杀的确威胁到了不少物种。“所到之处，动物们不是被困住，掉入陷阱，就是被吹管或弩射出的毒箭刺穿，或是被连续枪击。”毕比如此写道，语气消沉。在缅甸仰光的时候，他曾亲眼见到海关里堆放着大捆大捆的银色野鸡羽毛，对此他抱怨称尽管西方已经立法禁止羽毛的贸易，但尼泊尔与中国仍大量向西方出口羽毛。此外，他还提到迅速扩大的橡胶种植产业严重压缩了幸存鸟类的生存空间。
最令毕比如痴如醉的当属红原鸡，“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为重要的野生鸟类”，毕竟它们是全球家鸡的活生生的祖先。毕比曾亲眼见到一只原鸡从灌木丛中急速冲出，然后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一棵树高高的树枝之上，而另一只则在山谷里飞翔了近半英里之远。“根本不像后院的家鸡那样弱不禁风。”毕比带着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的谦虚态度这样说道。不过，红原鸡大多数时候仍然待在地面上，在清晨与深夜时分出来觅食，在燥热的白昼时分则待在树荫下休憩。如此的生活节奏与大部分位于热带的早期农业社会居民极为类似。
人们当时尚不了解红原鸡的饮食结构，因此毕比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其喉咙附近的消化袋——嗉囊——并在内脏中翻检。他找到的大部分为植物与昆虫的残余。尽管红原鸡属于杂食性动物，但仍倾向于食用草茎，如竹笋，以及谷粒、草本植物或是腐肉上的活虫。与乌鸦及燕子不同，这样的习性对于早期的农民而言十分有益。
毕比还被红原鸡的定栖性与社会性所震惊，这样的习性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同样极具吸引力。红原鸡几乎不会远离居所，母鸡在生产后也会悉心照料雏鸡长达3个月，直至它们能够离开，组建新的社会群体为止。“我几乎从未听说过独来独往的公鸡或母鸡。”毕比如此写道。与其他野鸡不同，原鸡习惯在晚上聚群栖息。弯得很低的竹茎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休息场所，尽管这样的选择看上去并不明智，毕竟弯曲的竹茎比树枝更接近地面，也更易随风摆动，但是很少有捕食者能够攀爬竹茎。远离其他树木的孤树同样很受欢迎，在这里能更好地防御夜间的袭击。红原鸡的休息习惯与脆弱性将其进一步推向了人类的鸡笼。
红原鸡有众多的天敌。貂与豺都很喜欢野鸡的味道，鹰与雕亦是如此，蜥蜴与蛇则喜食野鸡蛋。不过比起其他种类的野鸡，原鸡的产蛋量并不高，母鸡每年平均只下6个蛋，并且都妥善地隐藏在地面的巢穴中，该产量相对绝大多数野鸡种类而言要低很多。此外，原鸡的尺寸与肉量也不比其他近亲种类高。今天家鸡在肉量与蛋量上的高产只是近千年来人类干预的结果，而并非其祖先所具有的特征。不过，雄红原鸡感知危险的能力以及通过啼鸣发出警告的行为，无疑是早期人类聚集地的有效报警机制。
还有另外三种原鸡——灰原鸡、绿原鸡与斯里兰卡原鸡，毕比对这三类原鸡同样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尽管它们拥有类似的特征，但相比红原鸡，这三类原鸡生活的区域却更具有局限性。从克什米尔地区陡峭的喜马拉雅山脉5000英尺高的山腰，到苏门答腊湿气弥漫的热带沼泽，都活跃着红原鸡的身影。从巴基斯坦到缅甸再到越南面向太平洋的海岸，红原鸡在各式各样的栖息地里为自己搭建巢穴，并基于各地不同的气候演化成了多个种类。这种能够适应各种气候与食物的能力使其足以在地球上任何能够想象得到的环境中立足生存下来。
毕比总结称，红原鸡由某种神秘而特殊的“有机黏土”构成，从而使它们在鸟类中显得与众不同，即他所称的“潜在的生理与心理可能性”。写下这段话时，人类正处在基因时代的前夜，就在毕比观察那只雄野鸡在缅甸丛林空地上阔步走过的同一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亨特·摩根——毕比后来的校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原创论文，基于果蝇实验展示了带有基因特征的染色体的存在。该研究推动了现代基因学革命，而在此之前达尔文已经为整整一代人打下了基础。
关于红原鸡不同寻常的可塑性，正如毕比所说，使得人类得以将红原鸡塑造成家养鸡中“美丽而奇特，甚至有些荒谬的物种”。它们的羽毛有的长有的短，颜色与花纹变幻莫测，两腿尺寸有的大有的小。尽管野鸡的尾巴长度不到12英寸，但是有一种日本的野鸡，尾巴展开足有20英尺长。雄性家鸡的鸡冠就有20多种各异的形态。通过训练后，可以成为凶悍的斗士，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经过各种修修补补，2磅重的红原鸡既演化出了仅20盎司重的班塔姆矮脚鸡（Bantam），也演化出了10磅重的梵天鸡（Brahma），以及一天下一个蛋的白色来亨鸡（White Leghorn）。
换句话说，红原鸡就像是自然界里的薯头先生。它们的昼夜节律、饮食、适应性、定栖性与社会性都与人类的需求绝配。2004年，一个名为国际家鸡多态性图谱联盟（International Chicken Polymorphism Map Consortium）的大型国际性科学团队破译并发布了鸡的基因组，这是属于家畜的第一张基因图谱，也是鸡重要经济价值的有力证明。研究者发现，在2800万单核苷酸多态性中——均为基因组中所挑选的片段，每一个都代表个体DNA（脱氧核糖核酸）构建单元中的独有特征——绝大多数的起源均早于被人类驯养之前。也就是说，现代家鸡基本上仍属于红原鸡。不过该结论所基于的前提是所研究的红原鸡均为纯正的野生原鸡。
研究结果为养殖企业通过特定基因特征的杂交配种培育个头更大、肉更多的品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研究结果对于原鸡转变为后院肉食的一系列变化却未能提供过多的见解。之后的研究中有线索显示，红原鸡在几千年前曾发生了一次能促使其更快生长的变异，继而将它们送入了通往驯养的轨道。但很少有证据显示人类曾养殖过红原鸡，至少一开始的养殖目的并不是为了吃肉。科学家们所需要的，是一只能完全确保其血统纯正的红原鸡，从而筛选出红原鸡与家鸡之间存在的所有差异。
话虽简单，操作起来却很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帽上别珍奇鸟类羽毛的风气已不再流行，一时繁荣的橡胶产业也日薄西山。这给了南亚的野鸡，包括原鸡喘息恢复的时机。然而，在毕比的探索途中，他留意到部分雄性红原鸡缺少非婚羽。所谓非婚羽指的是到了夏末，雄性原鸡褪去颈部原本的红黄色羽毛与尾巴中间的羽毛，换上的略带紫色的羽毛。到了秋季，红原鸡便会彻底地褪一次羽毛，然后长出一身全新的羽毛出来。而家鸡却跳过了非婚羽这个阶段，因此毕比认为这个观察结果是“本地村落家鸡基因侵入野鸡基因组”的信号。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生物学家才意识到世界上最为高产的鸟类以及人类最重要的家养动物的祖先正在逐渐地、不可逆转地消失，而原因正是其在进化上的胜利，导致亚洲不断扩张的鸡群威胁到了野生原鸡的遗传完整性，但是原鸡的消逝无法抹杀它们为鸡征服世界的征途迈出的第一步所做出的贡献。不过多亏某个不知名的美国政府项目的帮助，打击了南亚捕猎者的气焰，让红原鸡仍然有机会向我们讲述它们的故事。
从遥远的异国土地引进当地野生动物的贸易，几乎与文明本身一样古老。早期近东的君主们常常以拥有狮子与孔雀为傲，一名巴格达的哈里发曾向查理曼大帝赠送了一头大象，15世纪的一名中国皇帝曾向惊愕的使节展示他的长颈鹿。绝大多数动物并不具备像鸡或人类那样适应新气候、饮食或地理环境的能力，因此许多迁移至他地的动物很快便死亡了。
成功引入美国的野鸡品种不多，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对中国常见野鸡的引进，这类野鸡也被称为环颈雉，来自远东，从1880年开始在美国中西部以及落基山脉附近养殖，但是环颈雉鸡却很固执地拒绝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的区域生存。不少外来物种的养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欧洲椋鸟与英国麻雀，不仅偷吃谷物，骚扰本地鸟类，还可能导致飞机失事。20世纪早期，就在美国国会立法保护本地鸟类免受女帽产业影响的同时，立法机构也禁止了存在潜在威胁物种的引进。
经济大萧条期间，从野鹿到野鸭，美国本土的野生动物在迅速消失，恐慌迅速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捕猎者，以及枪支弹药产业中弥散开来。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两党共同拥护的法案，第一次为研究了解及解决野生动物灭绝相关问题的野生动物项目提供定期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该项工作，而在十年之后，当上百万退伍老兵端着杀伤力巨大的步枪走入森林捕猎之时，本已紧急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全美的狩猎期被大幅缩短，且整个密西西比河的候鸟迁徙路线都被设定为禁区。1948年，国际狩猎与捕鱼保护协会主席在大西洋城的一次舞会上曾发出警告：“毋庸置疑，回首北美大陆长期以来保护野生动物的光荣历史，美国的野生动物管理官员现在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纽约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主管加德纳·帮普（Gardiner Bump）提出了一个较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他刚刚获得了博士学位，对自己充满自信，身高超过6英尺，体重200多磅，显得略为笨重。帮普称，如果能以科学的方式从欧洲与亚洲向北美引进可用于猎捕的野生鸟类，便可取代目前消失殆尽的本土鸟类。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署的主管对于引进潜在的有害性生物这件事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他本人也在领导一个抵抗外来物种入侵的组织。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灭绝之灾，他急切地需要应对方案，因而不得不无奈地同意了帮普的提议。
于是，帮普与他的妻子珍妮特开始了一项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寻找最佳引进物种，一路从斯堪的纳维亚走到了中东。他们送回美国的数十种鸟类没有一种能够适应环境并实现繁殖。与此同时，帮普在华盛顿的同事与主管正面临着南部各州国会议员的与日俱增的压力，他们要求尽快引进捕猎用鸟，以安抚不满情绪高涨的南方选民。南部民众主要捕猎的是鸭子与鹌鹑，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想将野鸡这种更具挑战性的猎物收入囊中。1959年，帮普夫妇在印度新德里的一片富人区租下了一栋房子，房子的后院很大，足以容纳下众多鸟笼，他们相信在这块次大陆上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引进物种。
帮普咨询的英国老专家极力劝说他将注意力转移至红原鸡的身上，红原鸡行踪诡谲、聪明过人而且行动迅速，喜爱待在温暖潮湿、树木繁茂的环境之中。帮普让华盛顿的人尽管放心，称寻找合适物种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然而印度政府官员拒绝了他派出官方探险队前往喜马拉雅山麓的申请，那里是红原鸡的优质栖息地。当时，印度正与苏联处于蜜月期，因此十分提防美国人前往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接壤的敏感地带。帮普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私人狩猎的名义去往了目的地。在那里，恒河之水从喜马拉雅山脉之上奔涌而下，而捕获红原鸡的难度之高也让帮普印象深刻。他如此写道：“困难程度几乎跟擒住披肩鸡飞速扇动的翅膀不相上下。”他最终不得不求助当地人，替他用网捕获红原鸡并收集它们的蛋。
帮普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他需要捕获能真正躲过美国南部捕食者的纯正野鸡。如果他所引进的种类沾染了家鸡的基因，便有可能缺乏毕比所观察到的羞怯且狡猾的特质，导致其无法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繁殖后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要求所有收集到的红原鸡蛋和雏鸡必须至少离最近的村庄3英里远，后来他进一步要求所有样本的收集地点必须距离最近的人类聚集地10～15英里远，不过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满足这点要求了。
加德纳·帮普在几十年前已经去世，不过他在印度时的同事格伦·克里斯滕森（Glen Christensen）仍然在世，当时他是一名年轻鸟类学者，现在已经年近90岁了。“等会儿，我得把我的氧气拿来。”当我前往他位于内华达沙漠的家中拜访时，他如此说道。不一会儿，他走了回来，说帮普当时确实十分清楚杂交会带来的问题。听到我描述印象中的帮普是一个有闯劲、有胆识的野外生存行家，手拿步枪、背着背包，游走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克里斯滕森不由得笑出声来。“他并没有过多地参与捕获的过程。事实上，他都不太算得上是一个野外工作人员，”他说着，停下来吸了一口氧气，“像个乡绅似的整天坐在德里的营地里。”
比捕获红原鸡更难的是将它们从新德里运往纽约，这是一段长达7300英里的旅程。从印度飞往美国的航班需要转好几次机，而且需要整整四天时间，这对于运输野鸡而言无异于噩梦。1959年，泛美航空公司调用了一架新式的波音707客机，将这段旅途缩短为了一天半。原因是，之前帮普夫妇为德里的泛美航空办事处的人员举办了一场丰盛的晚宴，人们站在放满鸡笼的后院里喝着鸡尾酒，听着帮普夫妇介绍他们一直为之努力的事情。或许是被感动，又或许只是喝多了，泛美航空办事处的人员最终同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1960年5月，帮普夫妇开始收集捕猎者给他们带来的红原鸡与红原鸡蛋。他们借助家养母鸡将蛋孵出，然后将孵化出的雏鸡放置在后院的笼子中，用从世界农业展会美国展台处得来的家禽粉料进行喂养。多亏了泛美航空的相助，总计70只红原鸡通过纽约送到了四个南部州。随后在1961年，又将45只发往了美国。同时，美国国家野生动物部门管理人员通过特殊的孵化所开始培育红原鸡，培育了共1万只红原鸡，并从1963年秋季开始发往南部各州。帮普夫妇满怀希望地认为，他们最终为野鸡危机找到了解决方案。
然而，发出的红原鸡似乎随即就消失在了南部的野外，成了捕食者、天气、疾病的受害者。回到美国后，帮普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游走于各州的孵化场所之间，与狩猎部门管理人员对抗，需求也变得愈发急切。批评者们从保护角度出发，对他吹毛求疵，称引进外来物种这件事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与金钱。借助于一系列深思熟虑后制定的狩猎限制与栖息地保护政策，野生动物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所回升，而环境污染此时成了对野鸟危害更大的新型威胁。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署的前雇员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同时也是威廉·毕比的学生，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这本畅销书大力推动环保运动朝着了解与防止栖息地遭到化学污染破坏等对本地物种具有负面影响现象的方向前进。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在美国准备庆祝第一个地球日之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正在筹划成立新的环境保护署，帮普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接到了电话，得知一名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生物学家对红原鸡有着浓厚兴趣。外来猎捕用物种引进项目面临终止，而培育剩余红原鸡的南部各州的孵化所也很快将会被拆除。“他们这是在谋杀红原鸡，”帮普如此向他的年轻同事I．莱尔·布里斯宾（I．Lehr Brisbin）说道，“能救多少算多少吧。”
布里斯宾现已七十有余，与他的第三任妻子住在一个高端的郊区社区，距离他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核武器实验室不远，一排排仿殖民地风格的房屋和精心照料的草坪与该实验室仅一街之隔。他家的私人车道入口看上去与其他人家没什么不同，走进之后便会突然转向一条未经铺装的小路，径直延伸至茂密的树林中。我按下门铃的时候，一只戴着无线电项圈的箱龟从我身边缓慢地爬过，随后布里斯宾招呼我进门。
只见他赤脚坐在门厅的镶木地板上，身旁扔着一个绿色的背包以及数张地图。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戴着无线电项圈的狐狸填充玩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这就死了？”他对着电话说，“你把它冷冻没有？”接着停顿了一下。“只要你把鸡的尸体冻住了就行，死不死的对我来说倒还好。”说完他挂了电话，拿起靠在门旁的一根木拐，然后支撑着他那瘦小但硬实的身子站了起来。布里斯宾同意带我参观一下他从孵化所里抢救出来的野鸡的后代，它们很可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纯种红原鸡了。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作为生态学者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测定鸡是否能够在登陆火星的旅途中存活下来。他将叽喳直叫的鸡放进一个金属箱，再将箱子放入一个衬了铅的深坑中，内含低强度的辐射源，地点位于美国政府的萨凡纳河基地，核工程师曾在此处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需的氚与钚。每天都以同样的形式使鸡在辐射中重复暴露数分钟，以模拟离开地球大气层保护之后的外太空环境。暴露在伽马辐射下一个月之后，90只参与研究的鸡仍然十分硬朗，无一死亡。它们的生长速度慢了下来，但是骨骼基本未受到影响，只有中趾变得略微短了一些。
布里斯宾由此得出结论：家禽能够在星际旅行中存活下来。就在他发表研究结果的当月，尼尔·阿姆斯特朗与巴兹·奥尔德林踏上了月球表面。鸡同样陪伴着宇航员一起完成了1969年的登月任务，只不过是以冻干的鸡汤形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管理人员一直梦想着宇航员能够带着活体动物殖民红色行星，想象一下，火星上粉红色黎明之下，人类第一个自给自足的外星据点中，公鸡开始啼鸣。猫狗可以不那么急，但是鸡与鸡蛋对于征服火星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布里斯宾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做的研究不过是这宏伟蓝图中的一部分，尽管火星之旅最终未能成行。
作为位于阿森斯的佐治亚大学的研究生，布里斯宾研究了鸡整个生命周期里的生长速率。鸡通常能活10年至20年，不过大部分肉鸡与蛋鸡都在较为年轻的阶段被宰杀，因此研究者对鸡处于中年或老年阶段的情况知之甚少。布里斯宾意识到，将鸡的生存周期与其野外祖先的生存周期进行对比，对于研究将极有帮助，而且他还梦想能前往印度去看看生活在天然栖息地中的野鸡。正像美国航空航天局一直未能登陆火星一样，布里斯宾也一直没有造访印度次大陆。不过就在他发表关于鸡在外太空环境下的研究论文一年之后，他接到了来自帮普的紧急电话。
了解到红原鸡所面临的处境之后，布里斯宾立刻开着他的福特旅行车一路行驶200多英里来到了佐治亚州的一家狩猎所，往车上装了200个红原鸡蛋。两个月后，他向帮普写信称自己已经培养了35只身体健康的小红原鸡，就养在核设施附近的鸡圈里。通过试错法，布里斯宾发现红原鸡极易受到惊吓，因此他极力避免触碰它们，并限制它们与人类的接触。一年之后，尽管布里斯宾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对红原鸡悉心照料，但鸡还是只剩8只了。两名佐治亚大学的同事又从亚拉巴马州的一家州立狩猎农场为他带来了69只红原鸡，这69只正是帮普从印度运回来的那一批。注入了这批新鲜血液后，鸡群的数量总算稳定了下来。
1972年，布里斯宾被调到华盛顿从事办公室工作。他既没办法将红原鸡带到首都，也找不到愿意照料这群喜怒无常的禽类的人。帮普夫妇退休后住到了纽约州北部，萨凡纳河基地的生态学同事则对布里斯宾的兴趣冷嘲热讽，而核工程师对于在他们的高科技机构饲养低科技含量的禽类感到十分难为情。“就在这时，艾萨克·里查德森打电话过来了。”布里斯宾说道。艾萨克·里查德森（Isaac Richardson）是一名独居的怪人，同时也是亚拉巴马州塔斯卡路萨市一家猪牛肉屠宰场的老板，腰缠万贯。里查德森虽以贩卖肉类为生，但却以饲养珍奇鸟类为乐。
在听说了布里斯宾的困境后，里查德森于当年6月来到了萨凡纳河，带走了12只红原鸡，并反馈称鸡的状态良好。受到鼓舞后，布里斯宾将剩下的所有红原鸡都放进浅箱中，在箱底垫上海绵，以免撞击致死，随后将它们运往了亚拉巴马。当时正值南方腹地炎热的8月，布里斯宾的车上还没有空调。“我只能在黄昏时出发，然后通宵行车。”他这样说道。清晨时分他将红原鸡卸下后，便立刻掉头向北返回了华盛顿。
尽管饲养与培育红原鸡十分困难，但事实证明，里查德森的确是这方面的大师。三年后，他的鸡群就已经扩大到了75只。而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一直保证着红原鸡的健康，并将其与其他禽类隔离以防止红原鸡的基因被沾染。他随后将红原鸡送给了其他的业余鸟类学者，但其中大多数很快便死于疾病与压力。即便是位于布朗克斯的纽约动物园，也认为对红原鸡的管理实在是过于艰辛。里查德森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在知晓饲养这些难对付的禽类需要何等技术与精力的小圈子中，里查德森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也为他确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地位。
布里斯宾最终回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研究在萨凡纳河基地的放射性土地上觅食的鸡——随后，鸡被暴露在等同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程度的放射环境中。研究发现鸡能够摆脱毒性，而且速度十分快。布里斯宾还发表了数篇关于蛇、美国木鸭与野猪的放射性铯沾染的文章，并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生活在萨凡纳河基地冷却装置附近的热水带里的短吻鳄，且因此登上了马林·帕金斯的热门电视节目《野生动物王国》。在这期间的数十年，布里斯宾没有饲养红原鸡，但他说自己永远也忘不了帮普在20世纪70年代给他打电话时所说的话。这位纽约的鸟类学者以预言者的姿态发出警告道：“有一天，这些红原鸡很可能会变成世界上最后一批红原鸡。”
25年后，布里斯宾注意到1995年在辛辛那提召开的美国鸟类学者协会会议将特别举办一场关于亚洲热带鸟类的专题会。“我当时想，这可是个宣传红原鸡的好机会。”布里斯宾说。他的论文题目是“红原鸡是否为东南亚最濒危鸟类之一”（Is the Red Junglefowl One of the Most Endangered Birds in Southeast Asia？），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全球四种原鸡中的三种都归为存在潜在危险的物种。红原鸡是个例外，因为它们在南亚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亲缘物种，只在拥挤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较为罕见。布里斯宾称，红原鸡面临的危险并非是作为物种在数量上的消失，而是作为一类野生族群，其基因完整性正在丧失。在基因渗入（即基因混合）的作用下导致的物种消亡，而非物理上的灭绝。
该问题没有受到太多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关注，因为对于蓝鲸、西伯利亚虎、北极熊等著名野生动物以及上万种知名度较低的物种而言，物理性的灭绝所带来的威胁比基因渗入的威胁要更为迫切。由于与家鸭的杂交，野生疣鼻栖鸭正面临威胁；全球范围内数量有限的豺狗也越来越多地与野狗以及家犬杂交。植物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境遇：例如，全亚洲的野生水稻品系正在消失。布里斯宾与其他数名生态学者指出，鸡鸭与水稻是人类食物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全其野生原种的基因极为重要，亦需谨慎。“我想看看有没有人会跳出来与我争辩。”布里斯宾说。他的策略果真奏效了，因为在随后的会议中，来自堪萨斯大学的生物学家汤·彼得森（Town Peterson）便站出来坚称基因渗入不大可能会对野生鸟类产生重大影响。于是，两人决定合作寻找真相。由于两人都不是遗传学者，且基因序列测定在当时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他们需要找到野生禽类与家禽之间清晰的形态特征差异。最终，他们将该差异锁定为非婚羽，因为鸟类学者们都很清楚，纯血统的野生雄性禽类会在夏末褪去颈部原本的红黄色羽毛与尾巴中间的羽毛，在短时间内换上略带紫色的羽毛，但是家鸡却不会如此。正如毕比所述，但凡存在这类紫色羽毛，就标志着该禽类不存在家养禽类的基因。
两人的研究持续了四年之久。他们走遍了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共19家博物馆，在馆内积满灰尘的抽屉与散发着霉臭的储藏室里搜罗，最终得到了两个世纪以来人们所收集到的共计745个红原鸡样本。通过比对样本收集时的日期、季节和地点，两位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极不寻常而又令人不安的趋势：根据最早在19世纪60年代的东南亚收集的样本来看，非婚羽从那时起便已经开始消失了，并且该趋势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西移。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帮普正在收集红原鸡之时，印度北部最后的西方据点区域内，非婚羽几乎已经彻底消失。布里斯宾与彼得森相信，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野生族群中发生的自然变异。样本标签显示，大部分缺乏非婚羽的样本来自家鸡数量众多的地区。而帮普投入毕生精力的印度北部与西部，很可能成了红原鸡最后的要塞。
两人于1999年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文中警告称“基因纯正的野生种类的数量很可能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处境”，而基于目前动物园里饲养的或野外环境中的红原鸡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研究对象“很可能已经沾染了家鸡的基因”。这也导致人们开始质疑数十年来对野鸡与家鸡所做的对比研究，这些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鸡是如何、何时、何地以及为何会被驯养的。令人担忧的是，“对人类有着显著经济与文化意义的红原鸡，现在正处于基因灭绝的境地中”。
莱格特·约翰逊（Leggette Johnson）在科布敦市金翅雀路的农场坐落在佐治亚州东北部一马平川的棉田当中，距离布里斯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两小时车程。在这座朴实无华的建筑一侧，是一片用围栏围起的空地，里面放满了比人还高的长型鸟笼。在一个阴云密布的秋日，约翰逊来到门口迎接我们。他神色机警、大腹便便，说话总是拖着长音，身着一件老实南方人总穿的经典工装裤。约翰逊是美国少数成功饲养原鸡的人之一，他的后院里还有帮普收集、里查德森所照料的那些红原鸡的后代。“等你们进去后，那些鸡崽子只怕会发狂。”他说着，用粗短的手指指向一个巨大的铁丝鸟笼。这话既是在声明，也是对我们的警示与挑唆。三只鸡正沿着笼子边缘紧张兮兮地朝远处的角落走去，其中一只的短小的浅黄色身子上似乎戴着一条小小的白色头巾。约翰逊告诉我们说那是牙线，一个月前有老鹰袭击了它们，尽管铁丝网将捕食者阻挡在外，但是被捕食的猎物——一只雌性的红原鸡——在本能地想要逃走时撞上了笼子，导致头被撞开了一道口子，所以约翰逊不得不从浴室的药柜里取了一些牙线，一把抓住那只头晕目眩的母鸡，坐在翻倒过来的白色塑料饲料桶上给它将伤口缝上。
这些鸡无时无刻不在伺机逃走。约翰逊指向最大的鸡笼，里面的三只鸡紧紧蜷缩在一起，距离前方的铁丝网足有十几英尺远。其中的公鸡身上布满了大面积的蓝色、红色与黄色的羽毛，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耀眼，与另外两只颜色单调的黄褐色母鸡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一次，鸡笼的门打开后还没来得及关上，这只公鸡便趁机夺门而出，整整3个月都没被逮回去，其间它一直停留在母鸡的附近，但却一直没被逮到。“因为不敢离它太近，”约翰逊说，“只要一靠近，它就会开溜。”公鸡对人类戒心极重，但对邻居家还在穿尿布的两岁男孩除外，只有他可以径直走向这只逃出了鸡笼的公鸡，而显然不会对它的自由构成任何威胁。
为了靠近关着红原鸡的鸡笼，约翰逊费力地走过临近的一个关着其他野生鸟类的笼子。当我们经过时，有着优雅尾巴的孔雀与丰满的鹌鹑惊得四下逃散，但神情中更多的是困惑而非忧虑。“这些家伙我能直接用手喂食。”约翰逊说这话时，这些鸟类正在我们的脚边四处跑动。“但那些家伙可不行。”他指着那三只蜷缩在一起的红原鸡，又说道。“如果它们受到惊吓后你还能成功逮住一只的话，它会立刻停止反抗，全身变软，我猜可能是由于心脏衰竭死了。每当我跟别人说起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疯了。”
走到近处观察后，才发现两只褐色羽毛的母鸡还泛着一些偏红的色调，脖子上还有精美的点彩。它们的喙很小，而且也缺少色彩艳丽的公鸡所具有的足刺、鸡冠与垂肉。约翰逊邀请我与他一同进入鸡笼中，但我拒绝了，我可不想让这些稀有的样本因为我而犯心脏病。全球这一品种的红原鸡已经只剩100多只了。
约翰逊耸耸肩，扶了扶帽子，将门闩打开，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红原鸡们吓得疯狂地扑腾着翅膀，笼子里的气氛一下变了，我也紧张得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片刻，约翰逊从笼子里走出，可怜的红原鸡比刚才蜷缩得更紧了，躲在远处的角落里，姿态仿佛既有些卑贱的恐惧，也有点儿骄矜的愤恨。我问约翰逊红原鸡是如何演变成家养鸡的，他没有回答，而是将我带到了院子的另一边。
这名佐治亚州的农民是美国少数同时拥有四类原鸡的人之一。所有雌性原鸡的颜色都是平淡无奇的褐色，缺少鸡冠，这样有利于它们在森林地面上孵蛋时避免被发现。而至于色彩斑斓的公鸡，在鸟类眼中则更为光彩夺目，因为鸟类有四种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而人类只有三种。达尔文解释称，如此夸张夺目的造型就像是雄性间的军备竞赛，以便吸引到更多的潜在伴侣，现在的科学家还指出，其目的还包括震慑竞争者。就像古希腊勇士的羽毛头盔，或是19世纪轻步兵身着的色彩明亮的裤子与头巾，外貌有时候是能够震慑甚至吓坏敌人的。
约翰逊首先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装着斯里兰卡原鸡的笼子前，斯里兰卡原鸡是印度东南海岸之外的那座泪滴形岛屿的原生物种。它们谨慎地移动至笼子的后方，但并未出现惊慌；其雄性与红原鸡的雄性在尺寸与形态上较为类似，只不过色彩上带有一些橙黄色，另外鸡冠上也有一抹黄色。接下来是印度南部的灰原鸡，雄性迈着两条黑色的腿在笼子里来回跑动，身上黑赭色的羽毛沙沙作响，在整体偏灰的色调下，其脖子上还带有一些黄色；而母鸡则与其他类别的母鸡类似，颜色平淡，但是腿偏黄。
接下来的笼子里装着绿原鸡。绿原鸡来自爪哇岛与巴厘岛，属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领土，在斯里兰卡以东200多英里。雄性绿原鸡很奇怪，站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感，它似乎对自己华丽的羽毛十分自信。绿原鸡也是所有原鸡中最具有戏剧化特征的种类。它躯干的颜色从类似长期暴露在外的铜锈色逐渐转变成鲜绿色，颈部的羽毛带有一点儿天蓝色与亮紫色，以及一抹抹赭色与亮黄色，而鸡冠的颜色则逐渐从亮蓝转变为深红。
约翰逊对我们说：“奇怪的是，尽管这三类姊妹品种都容易受到惊吓，但却没有自我摧残的倾向。”当时我们正在那群一动不动的绿原鸡前。对于这三类品种，他从来不需要用到牙线，其他笼子关着的松鸡、鹌鹑、鹧鸪以及锦鸡也没有像红原鸡那样野生的、桀骜不驯的精神。在三天里，他不止一次特意绕过关着红原鸡的笼子防止它们再次遭受创伤。
最近，红原鸡不同寻常的天性吸引了列夫·安德森的注意，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一名生物学家，是通过对家畜进行DNA序列测定追溯其基因历史的先行者，同时也是2004年发表鸡基因图谱的小组成员之一。和几十年前的布里斯宾一样，安德森也意识到必须要找到一只可靠的纯正野鸡来与家鸡进行比较，以便能够更精准地测定出两者间的不同。2011年，他拜访了约翰逊的农场，观察了那些与众不同的动物，并取了血样。里查德森所培育的那些鸡的DNA，目前正在安德森位于乌普萨拉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测序，这有助于我们获取揭开红原鸡尘封已久的历史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如果他们最终证明这群红原鸡的确是最后一批基因未被污染的红原鸡的话。
在我们返回南卡罗来纳州的路上，布里斯宾一直在思考鸡是如何被驯养的谜题。生物学家们仍然在争论鸡到底是在何时、何地，由于怎样的原因离开丛林进入人类后院的。几千年前，在南亚的某地，家鸡随着人类社会一同出现。我们农业社会的祖先也许十分欢迎这种以野草与害虫为食的动物，猎人们也许在森林中逮到了鸡，然后活捉回去并最终将其驯服，而食物采集者则可能找到了尚未孵化的鸡蛋然后通过人工手段将其孵化。不过，布里斯宾相信必然发生了某种基因突变，才使禽类与生俱来的易受惊吓的天性消失，从而铺就了通往性格更为温顺的现代家鸡的道路。“当你抓住一只红原鸡，有5％的可能性它会死掉。”谈到约翰逊的红原鸡时，他这样说道。从野生生物到后院家鸡的转变——或许只是基因转盘中一次随机的转向——是鸡所经历的一次戏剧性的转变，对我们人类而言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突然，一只松鼠冲到了我们车前。我连忙急转弯，却仍然撞上了这只可怜的动物。布里斯宾让我掉头回去。“带了袋子吗？”他问道，语气中带有一股像小孩似的渴望。“别浪费掉了。”我们于是掉头回去，发现松鼠的头已经被压扁了，但是其他部位完好无损。“太完美了。”布里斯宾说着，装好袋子后将其放到了后座上，随后咯咯笑着，向我讲述以前他收集的各种动物是如何吓到萨凡纳河核基地的守卫的。“守卫都不会检查我的车辆，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是一条蛇或是鳄鱼，”他看向后座，“到我家后记得提醒我拿上袋子。”
几个月后，我打算给已经退休了的里查德森打电话，我好奇像他这样自学成才的屠宰场老板，究竟是如何饲养帮普那群极难对付的红原鸡的，而且在时不时的心脏衰竭以及疾病的威胁下还成功坚持了数十年。红原鸡是如何演变成如今人类的工业鸡场中温顺的家鸡的？如果说这世上有人对此有着本能的直觉，那这个人非他莫属。
当我致电他位于塔斯卡卢萨的家里时，一个女人接听了我的电话。“六个星期前我们刚举办完他的葬礼，”里查德森的妻子说道，“他已经83岁了，以前还从没进过医院。”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哀悼，随后她的女儿接过电话，并向我介绍了她自己。当我问到红原鸡的状况时，她说：“他一直特别关照他的那些鸡。要将它们单独饲养，防止与其他品种杂交。如果其他人过来——即便是我——那些鸡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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