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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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奇闻录（三）试读：
内容提要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就让我们见识一个不同寻常的奇异的世界……
第一章 斯塔夫特传奇：第一个徒步穿越亚马逊的人
秘鲁伊基托斯，人口36万，号称世界上不通道路的最大城市。这座位于亚马逊森林中的城市好像绿色海洋中的孤岛，距离海洋2000英里，和外界连接只有通过空中或是亚马逊河。在19世纪橡胶贸易繁盛时期，伊基托斯是南美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奢侈的富翁曾把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豪宅运到这里，还有人把脏衣服运回巴黎清洗。今天它只是一座肮脏、破败的边界城市。
伊基托斯也是亚马逊雨林之旅的起点。这片雨林覆盖200万平方公里，世界上已知物种的1/10生活在这里。走在码头上，有小贩在卖水虎鱼、做成标本的书本大小的蝴蝶，还有一张12英尺长的蟒蛇皮。但我没有时间花在买纪念品上。现在是雨季，黑乎乎的雷暴云堆积在地平线上。我得去赶一艘沿河而下的渡船。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在河边某处我将和33岁的前英军上尉爱德·斯塔夫特碰头。但斯塔夫特已经警告过我，在亚马逊森林里，很多时候无法按计划行进。从2008年4月开始，他就踏上旅途，试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徒步穿越地球上最大森林的人，他计划沿着4000英里长的亚马逊河，穿越雨林的腹地，从河的源头一直走到入海口。路上他必须用随身携带的充气筏横渡上百条支流，途中得经过3个国家、几十个土著部落。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留下多少创造第一的机会，因此，那些想要通过冒险声名远扬（或臭名昭著）的人必须寻找越来越古怪的冒险途径。比如，戴假肢攀登珠穆朗玛峰；穿着溜冰鞋爬乞力马扎罗山。皮划艇漂流队已经多次穿越亚马逊河。一个叫马丁·斯特里尔的斯洛文尼亚人差不多游完了亚马逊河全程，但是还没有人徒步走完这条河。当我第一次听到斯塔夫特的计划，第一个想法就是，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
亚马逊森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充满神秘，它是野蛮不逊、脆弱生态的象征。它的庞大让人望而却步。亚马逊河从安第斯山冰川上的融雪开始，最后汇集成宽达1英里的庞大河流，每秒钟流量达到3200万加仑。全球流人海洋的淡水的20%来自这条河，它的入海口宽达150英里。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河一直让无数人心驰神往。从疯狂的西班牙政府人员，到失踪的探险家佩西·法赛特。亚马逊探险队的故事不乏各种恐怖元素：饥饿、疯狂、疾病和谋杀。
我理解这个地方的吸引力，但依然觉得好奇，竟然有人会花两年的时间，徒步穿越这片到处是蟒蛇、猎豹、吸血蝙蝠、眼镜蛇、蝎子、黄蜂、电鳗、水虎鱼、鳄鱼、水蛭、毒品贩子、野蛮部落、登革热、黄热病和疟疾的土地。听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可怕的寄生鲇，这种别针大小的鱼能够顺着人的尿液逆流而上，钻进人的尿道寄生起来。在斯塔夫特前进的道路上几乎没有路，连小路都很难找到。我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在驱使斯塔夫特，于是和他取得联系，提出要陪他走几个星期。但首先我必须找到他。
在伊基托斯码头，我登上一艘生锈的双层甲板渡轮。船上密密麻麻地牵着吊床，我是唯一的外国佬，干什么都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雨林上空压着厚厚的积雨云。船顺流而下，水的颜色像牛奶咖啡，还有一些绿油油的东西漂浮在上面。
夜幕降临，多数乘客爬上了他们的吊床。我站在舵手室旁边，看船长驾驶船只在巨大的浮木之间灵活穿行。几个小时之后，遥远的岸上出现闪烁的灯光。船驶近后，我看到两个人，其中一个身材较高，戴着棒球帽，在向我挥手。渡轮在岸边停下。我跳上岸，是在此下船的唯一乘客。岸上的两人走过来。“是斯塔夫特先生吗？”我问。“来喝啤酒，”他笑着回答。
爱德·斯塔夫特身高6英尺，穿着帆布裤和一件脏兮兮的T恤。步伐轻快好像刚卸下一个大包袱。他的胡子大概有两个星期没有剃，嘴角挂着笑，眼睛闪亮。他给我介绍他的同行伙伴，加蒂尔·桑切兹·里维埃拉，一位28岁的秘鲁青年，绰号奇奥。时间是凌晨3点，镇上唯一的酒吧里飘着音乐声。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斯塔夫特讲述他的经历。在10个多月的旅程中，他遇到过毒蛇，曾被愤怒的土著人威胁性命。迄今为止他已经走过大约2000英里，距离到达大西洋还剩下一半路程。“不幸的是，剩下的一半更难。”
17岁时，因为砍掉女王种的树，斯塔夫特被从私立学校驱逐，之后参了军，在英国军队中待了4年，升至上尉。他曾是英式橄榄球运动员，在球场上被打掉一颗门牙。2004年，阿富汗大选期间，他为联合国安全部队组织过后勤工作。他还带领过一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自然节目拍摄小组远征圭亚那。他喜欢冒险的生活。一天，他和一名叫卢克·科耶尔的同事商量冒险线路。斯塔夫特曾去伯利兹和婆罗洲森林冒险，为慈善机构筹钱，这让他想到徒步穿越亚马逊森林的点子，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之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
2008年4月，斯塔夫特和科耶尔从秘鲁太平洋岸边出发。他们攀登上安第斯山，找到了几处可能是亚马逊河源头的地方，然后从1.8万英尺海拔高度向下进入亚马逊盆地。回想起来，一开始就隐藏了问题。在安排行程、寻找赞助商、申请许可、购买设备的时候，科耶尔一直在忙工作，斯塔夫特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当科耶尔抵达秘鲁时身体情况根本不适合旅行，而且不会说一句西班牙语。“他对于接下来的行程完全没有准备，”斯塔夫特说，“到后来，越来越明显，他的心思不在这里。”
3个月后，科耶尔订购了一个MP3播放器。斯塔夫特生气了，问他为什么没有给他也买一个。科耶尔说，这个播放器是给斯塔夫特买的，他要退出冒险。分歧早就存在，MP3播放器只是个导火线。“他宣布说，他必须离开，因为我们的友谊比这次旅行更重要。但在我看来，这次旅行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
斯塔夫特独自一人继续上路。换了好几个当地向导。2008年8月，他在秘鲁桑迪波碰到奇奥。他最初同意给斯塔夫特当5天向导。一开始，两人相处得并不好。但是奇奥对这次冒险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不错的伙伴。斯塔夫特决定聘请他担任全程向导。“他有着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和我一样希望完成这次旅程。”斯塔夫特说，“他已经把这看成了自己的挑战。找到这样的一个伙伴非常关键。这样的事很难一个人完成。”奇奥现在和他分担行李，还兼做翻译，但他的最大价值是心理上的：有一个人看着你后背的感觉会让人轻松许多。他们已经一起走了7个月。奇奥发誓要陪斯塔夫特走到大西洋，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斯塔夫特最初计划每天前进10英里，后来他认识到自己“过分乐观”了。按原来的估计，在今年圣诞节前他就能到达哥伦比亚-巴西边界。现在已经是2月，哥伦比亚距离我们还有100公里。正是雨季，河边的森林开始被洪水淹没。过去两周，斯塔夫特和奇奥深刻体验到雨季的艰难。他们刚穿过里约纳波河与亚马逊河交界处的三角洲。“整片森林都被洪水淹没，水齐腰深，有时高过头顶，”斯塔夫特说，“我们在水下，摸着树木前进。有一种棕榈树，树干上布满了3英尺长的刺，有的直接插进我们的膝盖。”
早晨，村里的孩子坐在窝棚里看配音很烂的功夫片，然后跑到大太阳下练习刚学到的招数。他们好奇地看着斯塔夫特、奇奥和我整理装备。我的背包是防水的，但是找起东西来很不方便。斯塔夫特的袋子看上去饱经风霜，很大，重75磅，装了21世纪冒险所必备的一切设备。“如果不需要一路记博客，我的行李本来会轻松很多，”他说着把精密电子设备小心地包了3层塑料袋。斯塔夫特的任务还包括记录途中所遇土著部落的风土人情，一路上所碰到的环境问题，并为一个慈善机构筹款20万美元。但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他的最大动力来自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他希望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希望以冒险为生。
这种“我要去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的”态度可能会让人觉得狂妄自大。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属于更早的时代，那个殖民探险者的时代。他回答，“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生对了时代。要是在从前，一个中产阶层的普通人绝对无法负担这样的旅行。”
斯塔夫特购了一套秘鲁国家地理学院出版的1比100000的地形图，加上他的手提GPS系统，倒是不会迷路。他把要走的线路指给我看。他选择了海拔较高的地方，希望可以避过沼泽。他说，“穿越亚马逊有个奇怪的地方，大部分时间其实看不到河。”每走过一段行程，斯塔夫特都会尝试雇佣新的当地向导，希望这些了解当地地形的人能找出捷径。在奥兰，他雇佣了62岁的当地农民马里奥。马里奥在这片森林里打猎有50多年。他身高不满5英尺，穿了一双塑料雨靴，装备很少，全部装在一个面粉袋里，再用一根布条捆起来，挂在前胸。此外他还背了一把大砍刀，一把锈迹斑斑的鸟枪（准备路上打猎，他的一日三餐就靠这把枪了）。
我们背着行李，穿过村子后面的一块草地。热带的太阳烤得我们无精打采。路上经过几棵100英尺高的大树，可以推测雨林曾经的高度。在亚马逊的这一部分深入内陆，雨季常遭洪水，不容易开发，但仍然可以看到被破坏的痕迹。
我们沿着一个山坡往下走，几分钟后，碰上一面绿墙，标志森林的边缘，把光明的世界留在后面。即使是热带的正午，雨林里也是阴暗的，经过层层绿色植被过滤的阳光变得昏暗让人无法分辨时间。林中的空气较冷，视力范围最多只有10码。放眼所见，到处是藤蔓植物，植物的根部交错纠结在一起。粗大的树干直耸云霄。巨大的凤梨科植物像支形吊灯一样悬挂着。各种植物争奇斗艳，试图争夺有限水分、空间和阳光。似乎能够听到它们茁壮生长的声音。掉在地上的树叶厚厚的，足有一脚深。除了昆虫的嗡鸣和鸟叫声，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
马里奥沿着一条几乎不可辨别的小径走在前面。他手中的砍刀似乎就是身体的延伸，轻而易举地就分开了缠绕的枝蔓，只用其尖端划开挡道的藤蔓和巨大的树枝。斯塔夫特用起砍刀来也有模有样，但显然不如马里奥灵活，还需要用身体野蛮地突破障碍。矮小的马里奥轻松在前面开路，身上连一滴汗水也没有。
我跟在后边，已经挥汗如雨。蚊子在周围盘旋，树干上树叶上都有咬人的蚂蚁，甚至连植物也有攻击性。有一种布满尖刺的根似乎总是在你需要抓一把的地方钻出来。多刺的蔓藤植物拉掉了我头顶的帽子。最讨厌的是一种长锯齿边的剃刀草。轻轻一碰就能穿透衣服，划破你的皮肤。有人告诉斯塔夫特，在亚马逊河下游巴西境内有成片的剃刀草。
有几次见马里奥突然停下，一动不动，指着前面。我没有看到任何移动的东西。“蝮蛇，”斯塔夫特对我解释说。来之前，我调查了亚马逊雨林中的各种死法。知道蝮蛇的血毒素会导致大出血，血从眼睛、耳朵里流出来，然后就是死亡。“别担心，”斯塔夫特说，“我们准备了6支抗蛇毒血清，足够支撑18个小时。在伊基托斯有军用直升飞机。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日落的时候被咬，因为直升飞机无法在夜间飞行。但我可以让你活到黎明。”一路上斯塔夫特至少已经碰到10条蝮蛇，除了一条之外，其它全部逃之夭夭。和我们的环保观念不同，当地向导碰到毒蛇，如果可能是绝不会让它逃生的。
一路上，他们只碰到过一条水蟒。斯塔夫特专门停下来，把这条12英尺长的美丽家伙拍摄下来。拍完后，他的向导一声不吭把蛇砍成了几段。“他说要带回喂狗。”斯塔夫特说，“从旅行一开始，我就学会一点，试图把西方人的观念灌输给当地人是没有用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他们认为动物除了做食物之外，没有其他价值。”
傍晚，我们发现一条小溪，停下过夜。经过几个月的户外生活，斯塔夫特和奇奥已经把搭建营地练就成了一门艺术。我的级别要低得多。用砍刀清除空地时，我差点儿砍伤了自己。折腾了半天，我终于在两棵树之间搭好了帐篷。最核心的结构是一张包裹在防蚊网里的吊床。
奇奥和斯塔夫特升起一堆火，上面放了一口锅。柴火就是森林里捡到的枯枝。那些整日浸泡在雨水里的木头竟然能够燃起来，实在是个奇迹。晚餐是米饭和金枪鱼罐头。是他们在上个村子购买的。“刚开始旅行时，我还以为需要自己猎取食物，像真正的野外生存者。可后来我发现，一路上都有村子。很容易买到吃的，或花钱让当地人煮给我们吃。这是此行最让人惊讶的地方：一路上会如此频繁和人打交道。按照我的想象，这地方应该渺无人烟。”现在他意识到，和当地人交往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他还认识到，用打火机点火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
虽然涂抹着防蚊液，还是有成群的蚊子在周围盘旋。夜幕降临，我立刻爬进吊床，把自己封闭起来。各种昆虫在外演奏着交响乐，分贝高得惊人。上千只蚊子嗡嗡地试图找个缝隙冲进来。远处，吼猴发出近似咳嗽的声音。然后，温度越来越低。大雨突降，淹没了其它所有声音。
早晨，我穿上仍然湿漉漉的衣服。斯塔夫特提醒我小心腐蹄病、伤口感染和其他喜欢雨林气候的病菌。在恍惚间，突然想起来，在穿上靴子前要把里面的东西摇晃出来。我拎起一只靴子，鞋口朝下晃了几晃，一只麻雀大的蟋蟀掉出来，爬走了。
亚马逊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刚刚开始赞扬路好走，它就消失在一片沼泽中；刚开始感叹阳光明媚，一阵暴雨倾盆而下。斯塔夫特已经习惯了这种突然变化，学会了把它当成一种插曲。一天下午，斯塔夫特把地图忘在了吃午餐的地方。马里奥速度最快，转身回去取地图，夜幕降临时重新和我们会合。几个月前，斯塔夫特把砍刀掉进了河里，只能赤手空拳等到下一个村子买新刀。自我嘲讽似乎是斯塔夫特成功的关键。一方面他无比看重这次冒险，另一方面他也能认识到它的荒谬。一次，当我们走在淹到脖子的河水中，我听到斯塔夫特突然冒了一句，“该死的愚蠢的旅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
连续几天，我们不停赶路，疲惫不堪。我全身覆盖着泥土、伤口、淤青。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艰苦跋涉，结束的日子遥遥无期，我觉得已经忍无可忍。斯塔夫特不时停下，通过GPS检查我们的进度。马里奥在一边礼貌地看着，虽然他不会读地图，GPS对他而言更是神秘。斯塔夫特尊重马里奥作为向导的专业，但依然会用现代技术进行验证。“我知道，凭借地图和GPS，即使没有向导也可以，”斯塔夫特说，“但是进度要慢得多，艰难得多。”GPS显示，马里奥带着我们几乎分毫不差地沿着计划的线路在前进。在地图上看到我们缓慢的进度是令人沮丧的。这条路选得不错，理论上每小时可以前进2至3英里。但是，在障碍重重的森林里，到处是横在路上的树木、张牙舞爪的藤蔓、伺机出动的毒虫，实际上，我前进的速度好比蜗牛。一段时间后，斯塔夫特已经学会了接受缓慢到让人抓狂的速度。在穿越纳波三角洲时，他注意到，沉重的背包在水里变得轻松了，在被洪水淹没的森林里行走有种古怪的宁静。“不知什么原因，”斯塔夫特解释说，“突然之间，我好像觉得，每天只走2.5公里也没有什么好沮丧的。该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
虽然已经习惯了穿越丛林的体能挑战，和土著部落接触才是斯塔夫特面临的最大挑战。雨林中的许多土著印第安人说独特的土语，他们只会粗浅的西班牙语。冲着石油和金矿而来的投机者长期剥削亚马逊土著人，还有成千上万土著人在和游击队的冲突中被谋杀。因此，许多土著部落对外来人充满怀疑。他们叫白人为“剥面皮者”，有传言说白人会盗窃他们的器官。“当你疲惫奔波了一天，到了歇脚的地方却发现人人都惧怕你。这种情况确实很糟糕。”斯塔夫特说，“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持镇定，如何避免冲突。”
在Apurimac，进入一个村子后，斯塔夫特立刻被一群愤怒的印第安人包围。他们朝他们身上泼水，把泥土塞进他们的嘴里，把红色颜料抹在他们脸上。他吓得要死，但是仍然尽量保持镇静。“我和他们的酋长握手，然后转身离开村子。”那件事情发生后不久，一天，他和奇奥坐着橡皮筏经过另一个部落属地。奇奥从斯塔夫特的肩膀上看过去，发现他们被5只独木舟跟踪。独木舟上坐满了愤怒的Ashaninka印第安人，有男有女，男的带着弓箭，女的拿着砍刀。“我以为，我们死定了，”斯塔夫特说。
他们被团团包围，部落首领靠过来，朝他们愤怒地尖叫。斯塔夫特掏出他们携带的许可证，但是毫无用处。提砍刀的女人似乎随时准备把他们大卸八块。最后他摊开手，慢慢用平静的话语让他们安静下来。最后两名部落首领安德里亚斯和阿尔方索还给他们当了6星期的向导。斯塔夫特大为惊讶，一路上最让他害怕的人结果证明是最善良、最乐于助人、最忠诚的。
这次经历让斯塔夫特相信，无论碰到什么状况都不会无法应对。但巴西境内更是危机四伏。斯塔夫特向玛瑙斯中介机构申请许可证，结果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终于和他们联系上，他们回答说，之所以没有答复我，是因为我要去的地方会让我必死无疑。‘这等于自杀。在巴西境内的土著部落是亚马逊盆地中最野蛮彪悍的。巴西殖民者都不敢去碰他们。你是个白人，不会说葡萄牙语，还带着个摄像机。’”但是斯塔夫特拒绝放弃。他认为靠着友好平静的心态能够渡过所有难关。“我碰到的所有巴西人都认为我是发疯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休整一天。我开始模仿笨拙的喜剧演员巴斯特·基顿娱乐当地儿童。我一会儿故意把头撞在5英尺高的门框上，一会儿又从吊床上掉落下来。一个男孩划着独木舟送我们穿过RioApicuyu部落的领土。河岸的大树上栖息着美丽的犀鸟和金刚鹦鹉。泛着蓝光的大蝴蝶在风中飞舞。我突然想到了斯塔夫特说的“该死的愚蠢的旅行”。河流是森林里的动脉。亚马逊所有曾经的文明都善于使用河流。徒步穿越亚马逊就像穿着厚厚的雪靴穿越撒哈拉。不是办不到，但显然不是最明智的办法。之前没有人尝试过是有原因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斯塔夫特，他大笑说，“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我太爱你的冒险了，因为简直毫无意义。’这是我们英国人的想法：一无是处，但我偏要做。”
又在丛林里痛苦行走了3天，我们终于到达下一个村子。Porvenir村建在悬崖边，属于一个叫RioAmpicuyu的小部落。在这里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旅行线路，和摄影师彼得·麦克布莱德会合。我们坐独木舟走了5个小时，顺流而下，到了一个叫Pevas的小镇。在那里我们见到麦克布莱德，顺便补充给养，买来一些金枪鱼罐头和面条，然后返回Porvenir.斯塔夫特有个习惯，每次当离开计划线路时，他会设置一个GPS标签，这样就可以返回偏离线路时的确切地点。正是这些古板的规矩增加了这次旅行的乐趣。虽然并没有规则的监督者，但在斯塔夫特和奇奥看来投机取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要在这些小细节上自欺欺人，我何必来受这趟罪？”斯塔夫特说“要干就认真地干。”
马里奥和我们告别。下一程，我们将和一个叫博诺布·桑卡的38岁印第安向导同行。早晨起来，我发现博诺布纹丝不动地站在岸边伸向河面的一个树根上，一手举着砍刀。突然，他手腕抖动，挥刀而下，一条鱼被整齐切成两半，漂浮到河面上。我们把它捞起来，分成5份，做成早餐。
离开Porvenir不久，我们碰到一片显然有人精心打理的古柯地。距离哥伦比亚边界以南只有50英里，大量毒品交易在这地区进行。秘鲁是世界上第二大古柯产国。古柯叶被提炼成糊状，再被送往位于哥伦比亚边界的毒品实验室进行加工。秘鲁、巴西和哥伦比亚交界的地方又叫“死亡三角”，是斯塔夫特和奇奥这次冒险的必经之地。他们又将面临巨大风险。在Pevas镇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说一个秘鲁村庄因为贩毒帮派之间的领土纠纷，在冲突中被夷为平地。那村子正在斯塔夫特计划线路中央。
10天的行进后，丛林生活开始让我无法忍受。我的意志力严重磨损，我惊奇地发现，斯塔夫特的毅力是越挫越勇。我的脚在水中每天浸泡超过12小时，看上去苍白可怕。我渴望没有古怪味道的水。我被蚊子蚂蚁咬得满身是疙瘩。路上，斯塔夫特碰到一个马蜂窝，我们大家惊慌四散。横渡一条齐腰深的河时，麦克布莱德看了看水下问，“那是什么东西？”在亚马逊沼泽里，这是谁也不希望听到的问题。
那个生物长着巨大的头，头上长着胡须一样的东西，鲜红的嘴巴，摇动着长长的尾巴，慢慢向麦克布莱德游去，然后消失在浑浊的水下。博诺布试图用支离破碎的西班牙语向我们解释。他不停地提到一个单词“anguila”。但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后来，我们才意识到那是一条电鳗，如果它发动袭击，可以把我们全部击昏。
我和麦克布莱德准备离开的那天，必须去Ampicuyu河边等一条顺流而下的船。斯塔夫特的GPS显示河在800码外。我们狂奔而去，走了才几码发现前面全部被洪水淹没。水已经淹到膝盖，然后是腰，然后我的背包漂浮起来。我的肩膀陡然轻松下来。我们的脚步声消失了。大家拉着树干朝前走。水中的森林又是另一种景象，水面像镜子倒映出森林和人。水太深时，我们把背包放到皮筏上，推着它们前进。我们穿着重重的靴子游泳，大笑着，艰难地朝前游，水很浑浊，即使水下有电鳗游过，我们也看不到。
水淹的森林让我想到童年的一个噩梦，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害怕。现在我理解斯塔夫特在纳波三角洲获得的启示：他学会了让他自己漂浮起来，感受此时此刻的宁静。斯塔夫特还有着漫长的路要走，也许还需要18个月，甚至更久，但这样的旅行是不能催促的，该多久就是多久。
第二章 日本天皇居然有名无姓
在日本有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姓氏众多，全国各种各样的姓氏加起来超过十三万；二是堂堂的日本天皇竟然有名无姓，什么裕仁、明仁天皇，都只是名字，根本没有姓氏。
日本以前的君主在唐朝以前并不叫天皇，连皇帝都不叫。天皇这个称号，说起来还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发明。武则天在自己称号的问题上，颇有一番创意。按照她的想法，“天子”乃上天之子，给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做儿子未免有些委屈，于是，她就鼓动老公改称号。上元元年，尊高宗为天皇，自己改为天后，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天皇”“天后”两个词。
后来，日本遣唐使跑来中国留学深造。日本当时地小国民见识短，连皇帝都听说没多久，天皇和天后更是闻所未闻。惊叹之余，他们就偷偷把“天皇”“天后”二个词学会带到了日本。不过，他们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敢用，偶尔用一段又停了。所以，在日本的许多文献里，可以看到天皇和皇帝的称号并用的现象。直到了唐末五代十国中华大乱的时候，日本人才正式地把本国的君主称号由“国王”二字换成了“天皇”。但是，这个优待也就仅限于天皇本人，他的夫人还是“皇后”“天后”二字一直没用。
倒不是他们不敢用，而是武则天的改朝换代壮举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梦魇，当时的国王害怕夫人成为天后后和自己地位相当，成为日本版的武则天。“天皇”在中国道教中，表示北极星。北极星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那可不是一般的星星，代表着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北京的紫禁城里的对联中经常能见到北极、北斗的字眼。
既然天皇代表这么不一般的东西，那么，被神化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他们被认为与普通的日本人不是同一种生命体，是神。人有姓，神就不应该有这么俗的东西，所以，天皇与其家族没有姓（历史学上称其为天皇氏）。既然不是人，那么，不能有公民权，因此，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宪法里，未赋予天皇及其家族成员公民权。二战以后，虽然裕仁以后的日本天皇已宣布完全放弃历史上其被赋予的“神性”，但多数日本人仍认为天皇代表着“国家”，是神的化身。
第三章 马铃薯枯萎致爱尔兰百万人饿死
最近一直在考虑农作物的种植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但心中诚惶诚恐，害怕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与小小的马铃薯联系起来，会过于武断。今天读到陈亚平老师《玉米与资本主义》一文，感触之余也使我勇气倍增。作为一种农作物的玉米，竟然与资本主义的兴衰密切相关，在陈老师博古通今的笔下，玉米的价值更是跃然纸上。文中曾提到因为单一食用玉米而造成的疾病与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一年间的马铃薯枯萎病一起，成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那场马铃薯的枯萎病，它导致了欧洲历史上自黑死病后最严重的饥荒，造成爱尔兰人口的大量死亡。
一八四五年，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病害使得爱尔兰岛的马铃薯受灾。这场灾害悄然而至，且来势凶猛，仿佛一夜之间，那些郁郁葱葱的田野就变成“草木皆烂，荒芜一片”。当时的一名英国旅游者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在从科克（Cork）到都柏林（Dublin）的路上，我看见这种作物（马铃薯）花期正旺，应该会有一个好收成。八月三日，在我返回的途中，却只看到腐烂的作物覆盖了广阔的原野。有好些地方，穷苦的人们沮丧地坐在他们被毁坏的菜园的栅栏上，绞着双手，悲痛万分，因为灾害刚刚夺走他们的食粮。”（《马修致特里夫里安的信》，一九四六年）一八四六年九月，估计有四分之三的马铃薯收成被摧毁，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灾难已经降临了。
这场被称为“爱尔兰大饥馑”的灾难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爱尔兰的人口在一八五一年已经减少到六百六十万（《爱尔兰史》，一九七四年）。如果考虑到自然增长，总的人口“赤字”达到二百四十多万。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饥荒中死亡的爱尔兰人约有一百一十万万（《爱尔兰大饥荒》，94页）。毫无疑问，人口的锐减给爱尔兰社会带来沉痛的创伤；同时，大饥荒也给爱尔兰的语言——盖尔语以沉重的打击。十八世纪初期，英语已经在爱尔兰普及，但直到一八四五年，还有四百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盖尔语。到一八五一年，这部分人已减少了一半，原因在于人们在饥荒中死去或者移民海外。饥荒使得贫穷、落后和盖尔语之间画上等号，加速了盖尔语的消亡。到一九〇一年，只有14%的爱尔兰人还在说盖尔语，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说两种语言，且一般集中在西部的偏远地区。
大饥荒的另一个可见的影响就是移民数量的增加。在饥荒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但是从一八四六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人潮不断涌向西部，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在饥荒和霍乱在岛上肆虐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爱尔兰的人口在不断减少。约有一百多万人在饥荒期间离开了爱尔兰（《爱尔兰大饥荒》，94页）。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也是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国家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分明的起讫点。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取消合并运动、武装起义乃至立宪斗争等，都突然销声匿迹了（《爱尔兰史》，700页）。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一八四五年后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饥荒所留下的深刻精神创伤如同幽灵一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关于这场灾难的原因，大部分爱尔兰史学家认为英国应该为此负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英国具备强盛的国力和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这场灾难，可惜当时只关心谷物牲畜出口的英国人并不关注爱尔兰人民的死活。在饥荒的高峰时期，当岛上到处都是吃不饱肚子的穷人时，“爱尔兰的码头上还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准备出口到英格兰去”（《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42页）。而且少得可怜的赈灾物资和救援工作也因为管理不当和中饱私囊而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总之，爱尔兰人民认为是英国政府的野蛮剥削和不负责任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却认为爱尔兰人应该为自己的灾难负责。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他们认为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认为大灾难是上帝对信奉天主教者的惩罚。总之，确信饥荒源自上帝的旨意是英国人的基本想法。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导致爱尔兰出现这场灾难的原因很复杂，涉及诸如土地的分配、英国人野蛮的经济剥削、缺乏同情心以及无效率的救援工作等因素，还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气候、地理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最近读到《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一书，深受作者对于植物与人之关系论述的启示，其实所有这些所谓偶然因素构成的那座大厦，其根基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之上的，更为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与一个民族的关系之上。也可以说，爱尔兰人民对马铃薯的严重依赖埋下了这场灾难的种子。
当马铃薯于十六世纪末首次到达欧洲时，它要找到一个落脚之地是不太容易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土壤和气候（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证明是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至少在北部），而在于欧洲人的头脑。绝大部分欧洲文化对马铃薯仍是持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即使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新来的植物比起其他任何农作物能够在更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总的看来，欧洲人认为在这种新植物里面人类的文化含量太少了，而没有进行过重建的自然含量太多了（《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09—210页）。
但是爱尔兰却偏偏是个例外，马铃薯非常合乎爱尔兰人的口味。如同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爱尔兰的文化、政治和生物环境对于这种新植物都是再适宜不过的了。谷类植物在这个岛上长得不好，而小麦几乎不能生？
第四章 东方黑手党山口组三合会金三角历史解密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西半球还要丰富，因为在维马尔尼建立“马菲亚王国”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很多与意大利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不称他们为黑手党，并不能表明他们就不是黑手党，正如黑手党人也从不称自己为黑手党一样。
在日本，这里的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参赌者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很多当地的黑手党组织中。
日本的黑手党笼罩着封建主义的迷雾，他们常常被描绘成重义气的骑士或绅士，但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如麻的魔鬼。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3000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组织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这是日本黑手党的独有特色。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在日本，政府官僚或企业家一旦被黑手党利用，他们往往难以面对国民，而只能在黑手党的牵引下越走越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西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大阪和东京等地就有一个专门以勒索为手段的“总会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一家企业的少量股份，然后要求巨额的分红，一旦自己的要求达不到，他们就会在董事会上大吵大闹，进而威胁企业的高层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1991年，日本就出现过一次滑稽的场面：1700家公司相约于同一天开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黑手党在会议上勒索。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即使是这一个帮派内部，也可以分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2000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
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但在表面上，他们都有合法的生意作掩护。据估计，他们通过洗钱，其“合法的”的财产已达100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黑手党人的身影。据东京警视厅副总监鹤屋明宪分析，仅在1992年一年，山口组造访西方的人次就达到了5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黑手党就已经将抢占美国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而美国人差不多在10年后才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在欧洲，他们还用了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其组织者是4名日本人和3名菲律宾人，他们整天在欧洲的高级服装市场上溜达，将那些名牌服装高价买进后，再倒到日本市面上低价卖出，以收回他们的黑色资金，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洗钱工蜂”。
旧中国也是一个黑色帮派众多的东方国度。在维马尔尼来到美国之前，旧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与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如三点会、小刀会、洪莲会和三合会等，其中以三合会最为著名，其发展的历史也最为久远。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严贵邱，其成员通常穿着草鞋，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棍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拜会仪式和联络暗语——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有任何区别。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杜月笙为头目的旧中国黑帮组织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当时旧中国毒品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毒品中转站。在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另外，这个帮派还与当时的统治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当时政府中的要员担负着大量的角色，如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绑架政治上的敌手或暗杀竞选对手等。蒋介石为了控制派系林立的军阀，完全利用了这些黑手党人，这使得那些军阀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福清帮”是由旧中国福建裔的同乡组成的家族式帮派。他们来自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在这里，大片的山地使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历史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乱——这一特点使这里与西西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帮派的特点是，出手十分凶残，团队组织严密。在国外的很多地区，例如纽约，甚至连本地的黑手党也会惧怕他们。后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世界。不过，由于这个组织还不够庞大，其存在经常要依赖于当时的三合会，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他人。
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占据“金三角”的地缘位置而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的黑帮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驱赶到台湾的时候，被打散的李弥军长率领他的部队从中国西南部逃到了缅甸与老挝一带。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并不能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由于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的美式军火，因此，当地居民也只能任由他们在这里的山区安营扎寨，建立了以掸邦为中心的势力集团——这里正位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鸦片种植土地。
正因为如此，缅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政府军队对这个外来的军事组织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这种独特的历史，使金三角黑帮与三合会结成了最亲密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只有三合会能够自由进出这个戒备森严的帝国。与此同时，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出于威胁大陆的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近30年里，一直都在暗中不断地为这个客居他乡的中国群体提供和补充军火。这些支援使得缅甸政府不但不能将这些外乡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反而被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山区。随着上世纪中叶海洛因的风靡，这里立刻变成一片风水宝地，他们占山为王，迫使农民种植鸦片，并将收获的产品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提炼后卖给境外毒贩们。著名的大毒枭坤沙，他从小练习武功，在击败罗星汉之后，夺过了军队的权力，把它改造成一个在规模上与麦德林集团不相上下的组织，但他最终也与埃斯科瓦尔一样，与政府谈妥条件后，向政府投降了。
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俄罗斯人迅速成长为世界黑手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时间走完的路。从地理划分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但这里的黑手党却与东方传统的黑帮十分相似。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俄罗斯黑手党遵循着一套独特的伦理规则，他们的领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监狱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坚定、智慧出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领导的黑手党也与东方人一样，有着十分惊人的凝聚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黑手党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众多的帮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党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脑；“远东帮”教父巴达捷夫，在哈巴罗斯托克建立了基金会；国家杜马艾塞尔吉斯，在企图脱离黑手党时被黑手党人暗杀；“伊里奇帮”教父弗兰茨，是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些本地帮派之外，更多的黑手党则选择到国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党人将基地建在了德国；“车臣帮”教父鲁斯兰开辟了莫斯科与伦敦间的军火走私通道。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来自加勒比海的俄罗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于阿鲁巴岛，与美国及南美的黑手党均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他回到莫斯科后迅速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的领袖，组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伊凡科夫后被美国法庭判处60年监禁，但有趣的是，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教父。
苏联解体的时候，大约有30万名军人滞留在德国，他们迅速成为黑手党网罗的对象，其中很多人最终加入了黑手党。据估计，大约有400个小分队直接参预了黑手党的活动。有的军队内部也成立了一些隐蔽的帮会，帮助黑手党或与他们合作，从事贩毒和走私军火交易。
俄罗斯黑手党一进入世界，就以其大规模的绑架、暗杀和爆炸，给人们留下恐惧的印象。为了几公斤的毒品，坦克也会成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其他像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则更是被经常使用。除此以外，他们的教父也极为讲究葬礼的体面，例如，“顿河帮”教父、绰号“老板”的科尔图诺夫，就被葬在了著名的瓦尔科夫公墓。下葬时，有500名黑手党人跟着他的灵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繁华的街市，再现了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死后的情景。
除了上述提及的之外，人们也不能忽视北欧、澳洲，甚至非洲的力量。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不是完全洁白的。当西西里人、山口组、三合会和俄罗斯人向这些地方渗透的时候，本地的黑帮组织绝不会袖手旁观，只不过人们目前还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他们罢了。
地球进入“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人们的眼里，黑手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但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这种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三合会，到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黑手党新生力量，世界黑手党正在或已经营造出一种和平相处、避免冲突的新格局，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场，并进入了一个“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西西里是黑手党最好的温床，美国是黑手党最好的钱柜，哥伦比亚是黑手党最好的工厂，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和东欧、西非和澳大利亚大岛，都可以成为黑手党理想的栖息地。
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口大流动，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小，对黑手党来说，他们也能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同时，这也为黑手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条件。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桩羊毛或饮料生意为名，谈定一宗毒品或军火买卖，而这些物资的流动，也不再需要武装人员的押运，只需在几层楼高的集装箱里预备一个缝隙就够了。
欧洲一体化使黑手党能够在移民队伍中轻易地流入欧罗巴大陆。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已经完全失控，由于四个贫困的大陆人口潮水般地涌入，因而，建立一个开放的、消除所有壁垒的大欧洲的梦想几乎破灭。从1993开始，欧盟不得不派出飞机24小时巡逻，用卫星拍摄照片，在飞机上安装夜视镜，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地中海沿岸到处漂浮的难民尸体。然而，欧盟在打击黑手党的具体措施上却差异极大，这就给新兴的黑手党提供了新的机会。一名毒枭在英国或希腊可以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国要被判40年，而在荷兰只需蹲20年的牢。比利时和荷兰的警察没有权力监听公民的电话；法国的警官可以卧底用金钱诱捕贩毒者，但如果德国警察这样做了，他就触犯了法律。
全球黑手党已呈联合的趋势；各国黑手党及黑手党帮派内部不再对抗，而是分工与合作。
西西里、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土耳其的军火毒品组织已经全球化，形成了“东西半球的焊接”，结为一个空前的大联盟。意大利内政部的一份文件认为：黑手党已经“在一个全球性的棋盘上活动”。当俄罗斯黑手党跨越到太平洋地区、不断地把他们的新生力量输送到美国时，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遇到了缅甸和日本的同行，随之形成了环绕世界的连环套，一个无边界的新黑手党时代已经来到。德国联邦刑事侦查局在对“卡利集团”的欧洲企业跟踪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后发现，除了柏林外，他们还在布鲁塞尔、荷兰、卢森堡、匈牙利、韩国，以及美国的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意大利大法官法尔科内在被谋杀的两个月前，曾对此做过惊人的预言，他说：“（全球黑手党之间的）协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先兆……他们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瓜分世界的协议。”事实上，在今天的很多地区，混合的黑手党团队模型的确已经形成，如在东欧的“柏林——俄罗斯——美国”模式；在中南欧的“德国——意大利——美国”模式；在东南亚的“三合会——山口组——西西里”模式；在美洲的“西西里——美国——哥伦比亚”模式等。
全球黑手党已经划定了他们的经营范围。
1993年后，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主权国家阿鲁巴岛，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黑手党休闲度假和洽谈贸易的胜地和国际性合作的总部，全球的黑道生意很多都是在鲜花簇拥的酒店或赌场内谈成的：西西里人、三合会、山口组和哥伦比亚人，共同促成了用欧洲的海洛因与美国的可卡因交换的计划——可卡因已经受到美国人的冷落，而在欧洲则刚刚受到追捧。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则指出：“在今天，美国的可卡因仍然主要是由哥伦比亚人提供的；约75%的海洛因是由三合会走私进来的；日本的黑手党则从事走私军火、洗钱和勒索的事业。在上世纪的最后10年里，他们有秩序地瓜分了美国这个‘投机冒险家的乐园’”。
街头武力不再是黑手党主要的生存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激进分子曾宣称：黑手党已经灭绝。他们的理由是：在近10年来，黑手党直接与政府对抗的事件大大减少，而他们的内讧事件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的确给了人们一个良好的感觉，似乎黑手党在80年代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连欧盟的很多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言论，他们不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发展着。
西西里的一位法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他们还在发生火并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尸首，但现在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谋求合作，并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求得生存。”
黑手党已经放弃了传统的街头敲诈，而以商业大佬的形象直接进行搏杀。他们可能会邀请你进入他们的股东会，然后迫使你放弃你的权益。山口组的游戏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他们收购某家公司的债务后，再上门强行讨债或占领董事会。1993年，西西里黑手党通过希拉普企业集团，直接控制着西西里10亿美元的公共工程，而在富饶的托斯加尼地区和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他们的酒店、工厂和矿山更是遍地开花——这种营运方式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着。
向政府渗透成为一种普遍的策略。
台湾当局的“法务部长”廖正豪在1996年11月的立法会议上曾说：“包括‘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500位‘中央委员’中，至少有25%的人具有三合会这样的黑道背景，而其中很多人甚至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廖还认为，这种情况在县市一级更加严重。
哥伦比亚卡利集团曾花费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对全国每一位高层官员进行追踪研究，对接受贿赂的人建立了录影资料馆，如果有人不按他们的指令行事，他们就会把此人的老底翻出来。
在俄罗斯，黑手党与腐败官僚的合作更是天衣无缝。他们用价值5美元的卢布就可以从官僚们的手中买到1吨石油，然后以140美元的价格卖到西欧，如果能够取得进口货物的许可证，则可以获得400%甚至1000%的高额利润。此外，黑手党人花2000美元，就可以自由地进出国家杜马，并免费享用那里的午餐和国际长途电话。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黑手党与官僚的联合，已经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全，使它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黑道强权国家。
意大利政坛依然如故。据这里的法官估计，在今天的西西里，黑手党仍然掌握着50万张选票，即每5张选票中就有1张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如果再加上对基督教民主党及南方同伙手中的选票，就可以占到南方选票的1/3。他们的选票不是白得的，当选的官僚最终必将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利益回报给他们。
黑手党人已经以一种体面的绅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经过多年的发展，黑手党早已不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黑手党了，他们已经走完了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在他们眼里，街头贩毒已经是低层次的事业。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大都从事着合法的生意，只有少数处于权力最底层的黑手党人才会直接去干那种冒险的事。意大利官方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在洗净他们的收入后，至少有50%的资金投入到了合法生意中，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有2500亿美元的黑色收入转进了合法企业。
在20世纪60年代时，山口组首先出现在夏威夷，那时他们的身份是厨师、侍者或钟点工。他们与美国黑手党接上了头之后，开始走私美国的军火和南美的可卡因，但1991年后的情景却大为不同：他们看中了塞班岛外海的太平洋小岛提尼安，打算在那里投资3亿美元兴建饭店和赌场；在澳大利亚，一个以山口组为靠山的制造公司，正在悉尼修建港口隧道；在美国平静的商业空气中，没有人真正知道山口组对美国的渗透有多么深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美国洗净了多少美元，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美国控制着多少合法的企业。新兴的俄罗斯黑手党对美利坚进行的全方位渗透，则更是超过他们的前辈：他们现在每年要在美国做400亿美元的生意，同时将300亿美元的违禁物资运往欧美。华盛顿的一位高官员曾说：“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把美利坚合众国拱手让给了‘小日本人’”。在几年前，这句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轻视这样的言论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比大多数阳光下的政府要来得快捷和高效。在每一帮派的黑手党内部，都存在着一套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控制和指挥系统；他们似乎是从同一个伟大的军事学校里培训出来的；他们歃血为盟、严守秘密，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撼卫他们的帮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在美国和东亚等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到黑手党组织中，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官员统计，至2000年，美国黑手党成员的妇女比率，已由30年前的不足1%，上升到现在的5%，同时，她们不再继续扮演传统的幕后角色，而是与男人一样走到了犯罪的前台。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不再把黑手党称为“黑手之党（Black hands）”，而是“灰手之党（Gray hands）”，甚至是“白手之党（White hands）”——在欧盟和北约东扩之际，西西里黑手党也在东扩；他们的势力早已延伸到了波兰和捷克等国家。俄罗斯黑手党在西征，他们在美国和欧盟已经站稳了脚跟。三合会和山口组也正联手控制环太平洋地区；他们的股份正随着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值。他们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行，而我们阳光下守法的社会却不断爆发冲突和战争——这的确有点儿令人伤感，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人们仍然要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第五章 英语月份的来历
公历一年有12个月，但不少人并不知道12个月的英语名称的来历。公历起源于古罗马历法。罗马的英语原来只有10个月，古罗马皇帝决定增加两个月放在年尾，后来朱里斯*凯撒大帝把这两个月移到年初，成为1月.2月，原来的1月.2月便成了3月.4月，依次类推。这就是今天世界沿用的公历。
January——1月
在罗马传说中，有一位名叫雅努斯的守护神，生有先后两副脸，一副回顾过去，一副要眺望未来。人们认为选择他的名字作为除旧迎新的第一个月月名，很有意义。英语January，便是由这位守护神的拉丁文名字January演变而来的。
February——2月
每年2月初，罗马人民都要杀牲饮酒，欢庆菲勃卢姆节。这一天，人们常用一种牛、草制成的名叫Februa的鞭子，抽打不育的妇女，以求怀孕生子。这一天，人们还要忏悔自己过去一年的罪过，洗刷自己的灵魂，求得神明的饶恕，使自己成为一个贞洁的人。英语2月February，便是由拉丁文Februar-ius（即菲勃卢姆节）演变而来。
March——3月
3月，原是罗马旧历法的1月，新年的开始。凯撒大帝改革历法后，原来的1月变成3月，但罗马人仍然把3月看做是一年的开始。另外，按照传统习惯，3月是每年出征远战的季节。为了纪念战神玛尔斯，人们便把这位战神的拉丁名字作为3月的月名。英语3月March，便是由这位战神的名字演变而来的。
April——4月
罗马的4月，正是大地回春，鲜花初绽的美好季节。英文4月April便由拉丁文April（即开花的日子）演变而来。
May——5月
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玛雅，专门司管春天和生命。为了纪念这位女神，罗马人便用她的名字——拉丁文Maius命名5月，英文5月May便由这位女神的名字演变而来。
June——6月
罗马神话中的裘诺，是众神之王，又是司管生育和保护妇女的神。古罗马对她十分崇敬，便把6月奉献给她，以她的名字——拉丁文Junius来命名6月。英语6月June便由这位女神的名字演变而来。也有学者认为，Junius可能是个代拉丁家族中一个显赫贵族的姓氏。
July——7月
罗马统治者朱里斯*凯撒大帝被刺死后，著名的罗马将军马克*按东尼建议将凯撒大帝诞生的7月，用凯撒的名字——拉丁文Julius（即朱里斯）命名之。这一建议得到了元老院的通过。英语7月July由此演变而来。
August——8月
朱里斯*凯撒死后，由他的甥孙屋大维续任罗马皇帝。为了和凯撒齐名，他也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月份。他的生日在9月，但他选定8月。因为他登基后，罗马元老院在8月授予他Augustus（奥古斯都）的尊号。于是，他决定用这个尊号来命名8月。原来8月比7月少一天，为了和凯撒平起平坐，他又决定从2月中抽出一天加在8月上。从此，2月便少了一天。英语8月August便由这位皇帝的拉丁语尊号演变而来。
September——9月
老历法的7月，正是凯撒大帝改革历法后的9月，拉丁文Septem是“7”月的意思。虽然历法改革了，但人们仍袭用旧名称来称呼9月。英语9月September，便由此演变而来。
October——10月
英语10月，来自拉丁文Octo，即“8”的意思。它和上面讲的9月一样，历法改了，称呼仍然沿用未变。
November——11月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凯撒都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月份，罗马市民和元老院要求当时的罗马皇帝梯比里乌斯用其名命名11月。但梯比里乌斯没有同意，他明智地对大家说，如果罗马每个皇帝都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月份，那么出现了第13个皇帝怎么办？于是，11月仍然保留着旧称Novem，即拉丁文“9”的意思。英语11月November便由此演变而来。
December——12月
罗马皇帝琉西乌斯要把一年中最后一个月用他情妇的Amagonius的名字来命名，但遭但元老院的反对。于是，12月仍然沿用旧名Decem，即拉丁文“10”的意思。英语12月December，便由此演变而来。
第六章 女秘书披露希特勒私生活内幕
据英国《每日快报》27日报道，纳粹狂魔阿道夫·希特勒的女秘书克丽斯塔·希罗德在1984年离开人世，她的回忆录《他是我的老板：希特勒秘书克丽斯塔·希罗德回忆录》最近由英国前线图书公司首次在英国出版。克丽斯塔当了希特勒12年的女秘书，她的回忆录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希特勒私生活内幕，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保持精力充沛、充满激情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
患有罕见“洁癖”一天要洗9次澡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患有罕见的“洁癖”，过于讲究私人卫生，他有时每天要洗9次澡，尤其是在开完会议、发表完演讲，出了一身臭汗的时候。
欲让德国士兵全军“戒烟”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非常讨厌抽烟喝酒，并且认为所有德国士兵都应该吃巧克力，而不应该吸烟。希特勒曾经考虑在所有德国生产的香烟盒上都印上骷髅头和交叉腿骨的图像，然后命令士兵戒烟，改吃巧克力。
然而克丽斯塔为了德国士兵是否应该戒烟一事又一次冒犯了希特勒，一次她从德国军官的聚餐会上回来后，再次直言不讳地对希特勒说：“元首，让那些可怜的男孩们拥有一项抽烟的乐趣吧，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乐趣了。”希特勒严肃地看着她，对她解释烟酒会毁掉德国士兵的健康，从而影响德国的命运。希特勒接着面色冰冷地不出房间，显然对她的“忤逆不逊”感到相当生气。克丽斯塔说：“此后我在他眼中再也不存在了，过了好几个月后，他才原谅了我。”
精力很充沛原来靠激素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保持精力充沛、精神亢奋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克丽斯塔在书中回忆称，1944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希特勒的表现显得非常奇怪，总是皱着眉头的他，现在不再皱眉头了，并且还古怪地发笑，突然他张开双臂充满激情地对助手们说：“当两个人相爱时，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希特勒身边的助手和秘书们对他的表现感到既惊讶又不安，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个性。没多久，一名希特勒的助手就悄悄询问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勒尔，探听希特勒是不是生病了？没想到这名纳粹医生透过眼镜片露出诡异的一笑，然后说：“这么说，你注意到不一样了？是的，我刚刚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性激素，那可以让他鼓起精神，精力充沛！”
第七章 巴拿马运河：大国崛起的恩怨情仇
巴拿马运河位于巴拿马共和国的中部，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航运要道，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工程奇迹之一。运河全长81.3千米，水深13米～15米不等，河宽150米至304米。整个运河的水位高出两大洋26米，设有6座船闸。船舶通过运河一般需要9个小时，可以通航76000吨级的轮船。
以一个国家的名字来为一条运河命名，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是，这条运河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这个国家的运河，它是属于星条旗下的财产。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跋扈地说：“我们付了钱，它就是我们的”。如果巴拿马政府关闭巴拿马运河，“美国军队就会进去关闭并修理巴拿马政府”。
1492年10月12日，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在横跨大西洋之后，到达了大西洋之滨的巴哈马群岛，发现了一块“全新”的大陆——美洲。但是哥伦布坚信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并给美洲当地的土著居民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印第安人。
不管哥伦布出于什么原因把美洲认为印度，但是他的地理大发现还是为支持航行的西班牙女王带来全新的惊喜，西班牙率先从美洲掠夺巨额财富，并因此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唯一一个能够与葡萄牙抗衡的国家。在美洲大陆，西班牙人也凭借武力从客人一跃成为主人。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哥伦布铜像，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而建。
显然，哥伦布到达新大陆的那一天，不仅是哥伦布航海生涯的颠峰，也是西班牙崛起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对于西班牙的特殊意义，10月12日，至今仍然是西班牙的国庆日。
西班牙人未竟的愿望
从成为美洲主人的那一天起，在美洲中部一带修建运河的计划便列入了西班牙人的日程表。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二十年后，西班牙人巴尔博亚发现巴拿马地峡，并成功地从大西洋沿岸穿越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发现，使得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缩短近五千公里，其地理意义绝对不逊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西班牙人的这次穿越经历，使巴拿马地峡成为日后开凿运河最重要的备选地。
1523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明确提出，中美洲需要一条运河。西班牙人开始为开凿运河在中美洲进行大规模勘查，并选定四个可供开凿的地点。
但是，西班牙人的运河计划却几度搁浅。而这个计划几度搁浅的原因也正是修建运河的原因，那就是一夜暴富后的极度膨胀。西班牙人的自我膨胀使得它在欧洲四处树敌。另一方面，财富来得轻松的西班牙对于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和崭新的工商业方式并不感冒，他们就像中国的土财主那样，只是一味地买地、圈地，因此拥有很多殖民地。这样，当欧洲大陆的荷兰、英国凭借商业、工业迅速崛起之际，仅仅拥有殖民地优势的西班牙就开始了它的没落之旅，而在中美洲开凿运河的计划也就一再拖延。
近三百年后，1814年，西班牙终于决定正式开始开凿运河。但正所谓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在西班牙人准备为运河大干一场时，拉美独立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已经是日落西山的西班牙不仅无力在拉美独立战争中火中取栗，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插足美洲事务，西班牙人的运河开凿计划再度胎死腹中。伴随着巴拿马地区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失去了中美洲的西班牙人永远地失去了开凿这条运河的机会。
美国人本能的扩张
1846年，建国仅仅5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把目光瞄准了巴拿马运河。十九世纪中叶，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激战正酣。羽翼渐丰的美国以高度柔软的身段与拥有巴拿马地区的新格拉纳达签订协议，就开凿运河一事达成一致。很可能是为了解除英国的顾虑，在获得运河的开凿权之后，美国与英国达成协议，由英美两国联合保证运河的中立。虽然美国人没有能够让自己独霸运河，却成功地解除了势力最为强大的英国凭借武力独占运河的危险。
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签订。托玛斯·杰斐逊起草，并由其它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声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殖民统治。
在初次提出运河计划的时候，美国人或许并不清楚运河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开凿运河的难度，他们或许只是凭借着本能的扩张雄心到处圈地。年轻的国家建设者凭着激情和梦想，为美国的未来孕育了一颗繁荣的种子。
签订协议不久，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伴随着战争的结束，统一后的美国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经济水平直追欧洲强国，开始显示出一个大国的霸气。1869年，在旧的条约已经过期失效之后，美国与哥伦比亚（新格拉纳达1861年改用“哥伦比亚”之名）重新签订了关于运河的条约。此时的美国，虽然还没有成为全球霸主，但是对于控制运河乃至哥伦比亚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哥伦比亚政府开始以审视的眼光看待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欧洲大国。
法国人遭遇滑铁卢
在哥伦比亚警惕美国的同时，由法国主导开凿的苏伊士运河通航，这让哥伦比亚对法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78年，哥伦比亚毅然甩开美国人和此前的条约，重新与法国人签订协议，由法国人来承接这项工程。次年，在审议巴拿马运河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在英、法、德等欧洲强国面前虚弱无力。
法国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正式开始运作运河工程，并由曾经主导开凿苏伊士运河的雷赛布作为工程指挥。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工程。但是，雷赛布照搬了他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经验，完全没有考虑到巴拿马的特殊地理、气候等环境。
雷赛布希望利用巴拿马地峡众多的湖泊减小工程量，修建一条海平式运河。但是，施工四年后，他才发现，巴拿马地峡太平洋一端的海面，要比加勒比海一端高出5、6米，根本修建不了海平式运河。另一方面，属于热带雨林气候的巴拿马地峡潮湿闷热，疫病四处蔓延，同时密林中毒虫遍布，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
在法国人为自己决策的粗糙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作壁上观的美国当然不会放过刁难法国人的机会。美国人控制着唯一一个可以为运河工程运送物资的铁路，在这个铁路的使用上，美国人极尽捣乱之能事，使得原本就焦头烂额的法国人伤尽脑筋。在工程进行十年之后，1894年，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也就是在法国承认失败的这一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各国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开凿一条贯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对于美国而言已经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战略意义。美国人敏锐地感觉到，他们必须掌控一条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快捷航线，而且不能让欧洲国家控制这种航线。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再次提起了开凿运河的计划。这一次，美国势在必得。为此，他们甚至放风，他们会在中美洲别的地方重新开凿运河，以对哥伦比亚政府造成压力。
1902年6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议案，并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支付四千万美元以获取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许可。
但是，哥伦比亚人对美国政府充满了怀疑。两国之间虽然曾屡签协议，但是又屡被推翻。哥伦比亚甚至呼吁欧洲各国一起来帮助他们保证运河的中立地位。
美国人为尽快拿到运河开凿权，决定绕过哥伦比亚，为此策划支持巴拿马独立出哥伦比亚。
在美国经济、武力等多方支持下，1903年11月4日，巴拿马宣布独立。十几天之后，美国人从这个新政府中获得了运河的开凿权。在同巴拿马政府签订的协议中，美国取得了运河区永久的控制权，在巴拿马建立起国中之国——巴拿马运河区。
由于吸取了法国人的前车之鉴，美国人的工程进行得很顺利。十年之后，美国人主导的运河工程便全面完工。1920年，美国正式开放巴拿马运河供全球使用。
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凿通，人们聚集观看第一股水穿过运河西闸门。
据不完全统计，在法、美两国开凿运河的工程中，共有七万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不少中国工人。
大国的妥协
在美国和巴拿马签订的合约中，运河区像一个国中之国，完全受美国控制，美国甚至在这里部署了一支军队。而且，根据这份合约，巴拿马运河区永久属于美国所有，美国只需要每年付给巴拿马一部分使用费。
巴拿马人对这份卖国合约充满了痛恨，抗议行动时有发生。随着越战的失败，美国开始转变对拉丁美洲的态度，决定不再单纯依靠武力的威慑。为了缓和与拉丁美洲的紧张关系，重新部署自己的全球战略，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关于运河重新签署条约，约定美国于1999年将运河主权交还巴拿马。
1977年9月7日，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签署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
但是，美国人依然将巴拿马视为自己的后院。1989年，当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要求立即收回运河主权时，美国军队随即攻进巴拿马，迫使这位总统“自愿”走出藏身之所，到美国接受审判。
幸运的是，1999年，无论美国有多么不情愿，他们将运河主权顺利地交还给了巴拿马。在大国之间争权夺利数百年后，小国巴拿马终于收回了原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运河。
巴拿马运河对航运的影响
巴拿马运河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程，方便了几乎整个美洲东海岸与美洲西海岸以及与亚洲、大洋洲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距离，经过巴拿马运河与绕道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平均航程相差一万公里。而从美国东海岸到日本，也能缩短航程五千公里以上。从美国东海岸到美国在中太平洋以西的领土，航程能缩短二十多天以上。控制着巴拿马海峡，美国人便可以方便地安排军舰在广阔的领土和战略要地间巡航。
据统计，每年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达一万五千多艘，总吨位在一点五亿吨以上，货运量约占世界海上货运量的5%。约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运河，其中美国居首位，其次是日本。在从1914年运河通航后的86年中，共有近百万艘各种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自1920年运河向国际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60年中，美国从运河过往船只中收取的费用高达450亿美元，而巴拿马仅从美国人手中分得区区11亿美元。
正是运河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和经济意义，美国人对于失去巴拿马运河才极不甘心。
在收回运河之后，运河区的劳务收入和船只通行税，随即成为巴拿马的重要经济支柱。
巴拿马运河的今日威胁，中国？
1999年，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在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之前，1997年，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旗下一家公司通过公开竞标，赢得了巴拿马运河太平洋侧巴尔博亚港和大西洋侧克里斯托瓦尔港二十五年的管理权。针对这一事件，当时曾有美国人大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人即将全面掌控运河，在需要的时候甚至会封锁运河。
在新世纪，当年近百岁的运河已不能满足新世纪的航运需要之时，巴拿马政府决定公开招标，对运河进行扩建。2005年10月，和记黄埔巴拿马港口公司与巴拿马政府签署新的投资协议，计划投资十亿美元用于运河港口的扩建工程，美国人再次抛出中国威胁论。
那么，今天的巴拿马运河，谁才是它的管理者？答案其实很简单，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属于巴拿马政府，而具体的总负责人则由巴拿马总统任命。美国人所担心的中国威胁，其实只是由中国公司竞得了运河区两个港口的管理权。
2006年，经过全民公决，巴拿马通过了运河扩建计划。2008年，武昌造船厂参与的美国财团获得巴拿马运河第三套船闸设计和建设竞标权。这个可能获得运河扩建部分工程的美国财团，居然混入了中国人，美国人是不是需要重新抛出中国威胁论？
运河扩建工程预计耗资83-200亿美元，耗时十年，被称为“本世纪的最后一项巨大工程”。工程完工后，运河的最大运输量将增加一倍。
第八章 1911年墨西哥托雷翁城过半华人被杀血案
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在弗兰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o Madero﹐1873～1913）的领导下，向墨西哥北部城市托雷翁发起进攻。当时统治墨西哥的是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托雷翁城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占领这个城市是马德罗军占领整个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关键所在。效忠迪亚斯总统的联邦政府军在两天之后放弃抵抗，撤出托雷翁城，马德罗的军队随之开了进来。随着叛军进城的是一群暴民，他们像蝗虫一样突然出现在托雷翁城内的繁华商业区，大肆屠杀和洗劫那里的中国商户。在10多个小时之间，300多名华人当场被杀死，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惨案。
华人移民墨西哥
最早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是在西班牙殖民者的马尼拉大帆船上执役的中国船员。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这艘海船定期往返于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海港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上。17世纪前，很少有华人定居墨西哥；17世纪后，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才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银匠和剃头匠。19世纪初，旅居墨西哥的华人还很少，但在19世纪后期的20多年内，由于迪亚斯总统实行鼓励外国投资和移民垦殖政策，并于1899年和中国满清政府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于是更多的华人涌入墨西哥。
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最初多在铁路、农庄和矿山劳作，或以洗衣为业，后转而从事日用蔬菜百货的批发和零售，成为较为殷实的商户。他们在墨西哥组织中华商会，同时和美国华商保持着广泛的商业信贷联系。到1910年，旅居墨西哥的华人已达13200多人，最高峰时达27800多人，大部分定居在墨西哥北部诸省，包括托雷翁城。
旅居托雷翁城的华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惨案发生之前，托雷翁城约有华人600余人，他们和平守法，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衣食并积累着财富。他们不仅经营着餐馆、旅店、洗衣房、杂货店，还拥有一家资金雄厚的华资银行，并在托雷翁城内修建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他们还经营着大规模的蔬菜种植园，乃至当地蔬菜市场的批发和零售基本上为华人所垄断。在托雷翁城附近的棉花种植园里，华人同样辛勤地劳作着。可以说，对托雷翁城的兴起和发展，华人作出了极大贡献。
康有为等人在托雷翁城的商业活动
托雷翁城华人在商业方面的成就，和保皇党人康有为的扶持和指导分不开。康有为鼓吹“君主立宪”，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在海外组织保皇党，向华人募捐。由于捐款有限，康有为不得不另辟蹊径以增加收入。1902年冬，他旅行到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克多利亚城，和那里的保皇党分子会面，决定成立一个面向全球投资的商业公司，期以投资获取的利润从事保皇党事业。为筹集公司的启动资金，康有为亲自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方游说。
1906年，康有为到达墨西哥。他在视察了华人在墨西哥各地的商业经营状况之后，对托雷翁城发生了特殊兴趣。彼时的托雷翁城是个拥有3万多居民的发展中城市，附近有墨西哥最大的棉花产地。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内，托雷翁城逐步建起大型冶炼场、机器制造厂，很快成为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工业重镇。伴随着托雷翁城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也日益兴盛起来。康有为看准时机，用个人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转手之间，净赚10多万银元，约合今天将近美金100万元。
康有为在房地产投资上的成功，促使商业公司决定在托雷翁城建立一家银行。1906年秋，华墨商业银行获得墨西哥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式挂牌营业。这个银行融集了墨西哥各地华商资金，用以从事房地产投资。为了促进房地产销售业务，华墨商业银行还征得墨西哥政府批准，于1907年在托雷翁东城建造了一条长达8英里的有轨电车线路，计划建成后由商业公司管理这条线路上的电车营运。
1907康有为回到托雷翁城，重新组建华墨银行。他指定当地侨领黄宽焯为行长，一向在墨西哥城开业行医的黄日初为房地产销售经理，特意从温哥华赶到托雷翁城坐镇指挥的李福吉为商业公司经理。尽管华墨银行的经营并不总是顺利的，但到1908年为止，银行累积了相当的资产，并将大部分用于托雷翁城内的楼市投资和建造有轨电车线路，其余则投资到商业公司在纽约和香港展开的各项业务中。
仇富情绪和排华惨案
托雷翁城华人的勤奋和财富引起了当地墨西哥人的嫉恨和不满。1911年5月5日，一位名叫赫苏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在邻近托雷翁的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发表街头演讲，指责华人不仅抢了墨西哥人的饭碗，还在赢取当地妇女的感情方面都是危险的竞争者。他还指控说，这些外国人，在托雷翁发了财，便囤积金钱，然后寄回中国。他更不遗余力地攻击华人在日用百货、蔬菜种植和销售等行业的垄断地位，号召墨西哥人驱逐华人。可以说，弗朗里斯的反华演讲，为此后不久发生在托雷翁城内的大屠杀惨案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弗朗里斯发表煽动性演讲之后不到两周，弗兰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就出现在托雷翁城近郊。5月13日星期六凌晨，4500名叛军四面包围了托雷翁城，和人数只有800名的联邦守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星期日晚上，联邦军寡不敌众，决定撤退。15日星期一凌晨2～4点间，联邦军趁夜撤离托雷翁城。6点时，叛军开进这坐无人守备的城市。
随着叛军涌入托雷翁城的暴民们约有4000余人，大都来自托雷翁城和近郊地区。从一开始，暴民和叛军就把怒火发泄在中国人身上。他们涌入华人商铺集中的商业区，大肆洗劫和破坏商铺，在大街上到处追杀中国人，抢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剥走死者身上的衣服之后还残害尸体。
当肆意抢夺的暴民和乱兵涌入华墨银行时，大屠杀达到高潮。暴民们首先冲进大厅，杀死好几位银行雇员。他们用墨西哥大镰刀在受害者的尸体上乱砍乱剁，还把砍下的头颅和四肢抛到大街上。与此同时，一小队墨西哥骑兵开到托雷翁城郊，把那里的中国菜农驱赶到附近的一个屠宰场，当场集体枪杀，之后还把他们的尸体践踏在马蹄之下。大屠杀从凌晨6时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直到叛军首领下令禁止屠杀为止。
在墨西哥暴民和叛军的打劫下，在墨西哥投资经商的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但和中国人所遭受的大屠杀和野蛮洗劫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据称，在这场暴乱中，303名华人丧生，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康有为保皇党旗下的华墨银行首当其中，遭到重创。此外，托雷翁城内一个华人活动中心、40家日用百货市场、4家洗衣房、5家餐馆、10个菜摊、23个食品摊，及数个菜园都悉数遭到破坏。死者中还包括5名日本人，他们是因被误认为中国人而惨遭毒手的。
事发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马上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并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但由于当时国内政局混乱，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忙于内政而无暇他顾，加上“弱国无外交”，事情最终不了了之。300多名华人就这样在托雷翁城无辜丧生，成了墨西哥暴民和乱兵手下屈死的冤魂。
第九章 泰坦尼克号奇闻：日本土耳其男人匿女人裙下逃生
一部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曾为大家呈现了发生在上世纪的人间惨剧，也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生死离别的凄美爱情故事，而今一本回忆这场灾难的日记又再现了另一段真实的感人故事。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泰坦尼克”号一位幸存者埃达·韦斯特的回忆日记及一些遗物将于4月18日在Henry Aldridge＆Son of Devizes拍卖行被拍卖，底价为6万英镑。作为当时的幸存者之一，韦斯特太太生前在自己的日记中讲述了丈夫面对死亡的勇敢表现，并披露了两名同行的男乘客如何混入救生艇苟且逃生的故事。
时隔97年，韦斯特太太留下的日记再现了当时发生在这个家庭中的生死离别。1912年4月10日，一艘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由英国南安普顿开往美国纽约，开始了它的“处女”航行。当时韦斯特一家是这艘船上二等舱的乘客，韦斯特夫妇还带着5岁的大女儿康斯坦丝和只有10个月大的小女儿芭芭拉，他们准备乘船从英国的康沃尔郡迁居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然而，1912年4月15日发生在这艘当时号称“永不沉没之船”上的惨剧却让韦斯特一家遭遇了家破人亡的痛苦。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是第一批离开这艘船（泰坦尼克号）的乘客。亚瑟帮孩子们系好安全带并把她们带到了甲板上。看到我们安全地上了救生船，亚瑟返回轮船上去取了瓶热牛奶。当他回来发现救生艇已经被降下，就借助绳子爬到了艇上，把那瓶牛奶交给我们。之后，他就返回到（泰坦尼克）甲板与我们永别。”就这样，当时只有36岁的韦斯特先生就与其他近1500名乘客永远地沉入了大海。
此外，韦斯特太太还在这本日记里提到了两名男乘客藏在女士的裙摆下混入救生艇苟且逃生的故事。这两位男性，一个是41岁的日本人雅文细野，一个是25岁的土耳其人内尚-克雷科里恩。由于当时救生船数量有限，规定妇女、老人和儿童优先逃生。这两名男乘客为了逃生，居然躲到了女人的裙摆下混上了救生艇，并且“被告知把烟头掐灭以免点着（女士的）裙子”。
当时，韦斯特太太带着两个女儿乘坐第10号救生艇离开了最终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而后搭上了“Carpathia”号返回英国。此后她们很少向人讲述这段痛苦的回忆。
韦斯特太太于1953年去世，享年74岁，大女儿康斯坦丝于1963年过世。而小女儿芭芭拉的离世最终让这份从未发表过的日记公布于众，如今连同那个用来装亚瑟先生“爱心牛奶”的水瓶一起拍卖。
第十章 现代奥运会上第一个女子冠军
在1900年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上，美国选手夏洛特·库珀获得女子网球单打冠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冠军的妇女。之后她又与同胞雷金纳德合作，取得了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在当时，关于妇女能否参加奥运会比赛引发了国际奥委会的争论。然而，主办国法国人不管这一套，率先打破2000年来对妇女的禁锢，首先让6名女子网球运动员向世博会筹委会体育部报到，参加女子单打和混双比赛。英、美等国闻讯后，也各派6名选手参加了网球和高尔夫球角逐。美国选手夏洛特·库珀就是这样夺得了现代奥运会的第一个女子冠军。
第十一章 历数美国五十年烟草诉讼史
传说，最早的烟草出现在一个印第安女孩的院子里，是某种不知名的鸟带来的种子生长起来的。后来那女孩发现这种草很好闻，就把它献给国王，国王很喜欢把这种草点起来闻烟香，于是烟草就从美洲大陆开始被人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当人类社会告别原始的蛮荒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许多古老的习俗和传统早已在历史的烟波中被人们逐渐淡忘，而烟草却成为一个例外。它不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成千上万人的普通日常消费品，更是成为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性，各国政府以往对烟草行业所采取的姑息态度也在逐渐收紧。这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众所周知，利用法律上的诉讼手段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鲜明特征。诉讼往往是随应需要而产生的，当人们发现烟草作为一种商品对自身的健康造成危害后，便开始习惯性地要求政府追究烟草商们的产品责任。
从1954年开始，美国开始出现早期的烟草诉讼，但由于过于冗长、繁多的诉讼，实际上并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所以在1987年，加州议会甚至通过了基本禁止对烟草公司提起诉讼的法律，其理由是，烟草对人体有危害，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加州议会后又于1998年1月废止了该项禁止令）。尽管早期的烟草诉讼多半胎死腹中，但是至少人们的反烟草意识已经被唤醒。
1964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发表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有关吸烟与健康问题的报告，认为吸烟与肺癌有直接关系。正是从那时开始，美国烟草业开始处于不利的境地。随后，联邦政府又于1966年通过了香烟标识与广告法，要求烟草公司必须在香烟包装上明确载明吸烟有害的标识；196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尼古丁的报告；1969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烟草法”。1971年，美国政府明确禁止在电视及电台上做香烟广告；1973年，美国航空局要求在商业飞机上设立非吸烟区，同年亚利桑那州成为第一个限制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州。
1984年，对美国的烟草业来说具有转折性意义。是年，由新泽西一位长期吸烟后死亡的死者的家属对烟草公司提出责任案，从而抖出了几千页的内部材料。材料中提到，一些烟草公司其实早就知道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烟草商们没有一个公开承认吸烟有害健康，只是迫于政府法令，才在包装盒上写上警示标识）。随着尼古丁令人成瘾和被动吸烟危害性等研究报告相继公诸于众后，美国政府对烟草业的限制开始越来越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官方开始发动对日趋严重的“烟害”的攻击。舆论界呼吁：对于因吸烟每年给美国造成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和40万人丧生，烟草业应负法律上的责任。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顺应这一潮流，一再作出决定，将烟草业在本国的经营逼入死胡同。
1997年9月，克林顿在公开场合赞扬于当年6月20日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25年内向烟草公司索取高达3685亿美元的巨款，用于治疗同吸烟有关的疾病，以换取限制对烟草公司提起诉讼。同时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重申，迫使烟商向政府作出赔偿是不可妥协的。其实，在1997年8月2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政府通过协商，已获得烟草公司一笔113亿美元的赔款，第一笔10亿美元的赔款已在1998年8月付清。在此之前，密西西比州也获得了由烟商承诺的33.6亿美元的赔款。1998年，美国各烟草公司更是与50个州达成了在未来25年内赔偿246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作为对患病的吸烟者的补偿。显然，此时的美国烟草业在国内已面临上下夹攻、四面楚歌的境地。
尽管如此，但实际上，美国烟草业在与吸烟者交手的官司中却从未败过阵，不过这种情况从1997年开始真正发生改变。当年11月，加州法庭判决，美国洛里拉德烟草公司向加州一位因吸烟而损害健康的人赔偿150万美元，这是美国烟草商首次公开向吸烟的受害者作出赔偿。此前的10年中，加州的法律一直使烟草业在诉讼案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公众舆论认为，美国官方正在改变烟草业作为本国财政收入重要贡献者的形象，而法律界人士则相信，烟草商今后将面对打不完的官司。
1999年3月30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个法庭作出判决，判罚国内最大的烟草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赔偿一位吸烟受害者威廉姆斯家庭大约82万美元的损失，此外还须缴纳795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而实际上，威廉姆斯案已经是这家美国最大烟草商短期内发生的第二起被罚事件。此前的三个星期，加州旧金山地方法院也判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53岁的帕特利西亚·亨雷女士赔偿5150万美元，后者因长期吸万宝路香烟而导致肺癌。
此后在2002年10月，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再遭打击。洛杉矶法院在布洛克诉菲利普·莫里斯案中，陪审团裁决了280亿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个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蔚为壮观的烟草诉讼史，给更多后继者留下了更多的期待。而随着各种相关立法和法律的陆续出台，也给美国的烟草商施加了巨大压力，为了减少国内禁烟官司的纠缠和舆论界的谴责，烟草商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和更加注重宣传自己的形象，比如美国的四大烟草公司就于1997年10月承诺出资3.5亿美元，创办一个研究间接吸烟问题的基金会。此外，烟草业大亨们还准备作出其他让步，如今后在商店里不出现任何香烟的招贴、海报及其他宣传物品；把烟盒上的警告标识做得更大、更显眼，并标明所有添加剂成分等。
毫无疑问，种子一旦萌发，必将迸发出勃勃生机，正如当初那颗被不知名的小鸟衔到印第安土地上的烟草种一样。当烟草的死亡威胁步步逼近，当人们的危机意识渐渐苏醒，美国的烟草行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将一如从前地面临更多的诉讼。
第十二章 希特勒探险队远征西藏内幕详解
刚上市的《藏地密码6》大量讲述了“希特勒派出探险队远征西藏”的历史。2004年7月英国公共电视台“第四频道”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纳粹的远征》，这部纪录片是根据当年出版的《希姆莱的东征：1938年纳粹在西藏的探险》一书拍摄的。“第四频道”网站上与纪录片相关的一篇文章，讲述了纳粹之所以为了寻找远古的雅利安人种而在西藏探险的思潮演变。
上个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闪耀着现代技术的光辉。在一年一度的纽伦堡大会上，新开发的轰炸机群在纳粹党信徒仰望的脸孔上方呼啸而过，新建成的高速公路系统载着人流去往德意志领土的四面八方。1936年的柏林，气势恢弘的体育馆里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行军的脚步和坦克的轰隆声中，还有一种更古老的信念刺激了早期纳粹党人的哲学，更准确地说，这是站在希特勒背后那个人——党卫军的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的。
这种信念完全不是技术主义的，而是古老的日耳曼神话、东方的神秘传说和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古怪混合。希姆莱是认真的。他将此视为忠心捍卫的纳粹帝国的核心信念和恐吓人心的工具。总之，这是纳粹远征军进入西藏的群山中寻找消失的雅利安人种的背后原因。
修黎社
希姆莱是修黎社（Thule Society，或译为图乐会）成员，修黎社是一个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团体，1910年创立。“修黎”是古代传说中的极北之地，社团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认为就在冰岛和格陵兰岛，这两个岛屿被认为是沉没的亚特兰蒂斯王国的残余领土。还有一些人说修黎人幸存了下来，已经成为生活在地下的超级种族。这个神秘种族最早出现在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笔下。1871年在他的科幻小说《将临之主》中，地下种族通过一种强大的被称之为“弗力尔（vril）”的心灵力量征服了世界。
18世纪末19世纪初，“超人”学说迷住了当时不少的哲学家，特别是弗雷德里希·尼采，这种学说不恰当地被一些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所贩卖。英国哲学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相信，有优越的雅利安种族居住在欧洲北部。这些学说撩拨着修黎社成员的心弦。他们认为，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打败古罗马军队的日耳曼人就是销声匿迹的修黎人的后裔，他们掌管着“弗力尔”的力量。
雅利安人的起源
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慕尼黑城外的兰斯堡要塞监狱。“牢狱里的9个月时间，希特勒埋首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的著作里。豪斯霍弗尔以”弗力尔“的名义创办了一个社团，他把修黎的神话传说和地下超级种族的文学幻想联系在一起，声称雅利安人起源于亚洲的中心地区。豪斯霍弗尔宣布他在造访西藏时已经找到了证据。”
豪斯霍弗尔是一个“生存空间论”的鼓吹者。希特勒迅速认识到，鼓吹“修黎”和“弗力尔”对当时德国人的强大吸引力。1918年一战之后作为战败国，德国人渴望重现日耳曼人战胜罗马军队的光荣历史。
种族主义的实施
1933年希特勒真正控制了国家实权，希姆莱和修黎社终于可以梦想成真。希姆莱的党卫军坚决地执行纳粹的种族清洗命令，这支队伍最早是由300名希特勒的私人卫兵组成的，1939年，党卫军的人数超过了50万人。希姆莱将党卫军看做是条顿骑士和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的转世投胎。“血统传承研究与教育协会”1935年在希特勒的特别关照下成立，两年后希姆莱将其编入党卫军。这个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修黎社的理论提供科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证据，并以此测定雅利安人的起源。
卡尔·豪斯霍弗尔坚持认为开启弗力尔力量的钥匙在西藏。他的支持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发现了楼兰古城的斯文·赫定是纳粹的拥护者，数次领导去西藏的探险队。希特勒本人非常赞赏斯文·赫定，亲自邀请他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开幕式。1943年1月，斯文·赫定出席了亚洲内陆研究协会的建立。西藏的探险计划正式付诸实施了。
西藏探险
1938年西藏当局与德国及其盟友日本开始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希望以此来制衡英国在西藏的势力。同一年，德国派出了一支由生物学家欧内斯特·谢弗领导的西藏探险队。谢弗此前已经两次前往西藏探险。
人类学者布鲁诺·贝格是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他的任务是对西藏人进行一项科学调查。在探险过程中，他对300多个西藏和锡金居民进行了骨骼测试，对其他的身体特征也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从人类学的角度他的结论是，西藏人结合了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特征，他相信，在第三帝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在由德国和日本统治的这个世界上西藏人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1976年，作家特雷弗·拉文斯克罗夫特在《命运之矛》一书中说，纳粹从1926年到1943年每年都派出探险队去西藏。他们的目的首要是找到雅利安人祖先并和他们取得联系，在喜马拉雅的地下城市那里的人守护着“弗力尔”的超自然力量。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官方档案可以证实。
在二战期间，希姆莱为了探索雅利安人的起源，在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也进行了大量考古学上的挖掘，出土的东西被运回党卫军韦维尔斯堡的总部基地。连希特勒本人都无法忍受希姆莱的如此执着，他抱怨到：“我们为什么要让全世界都注意到我们没有过去这个事实呢？当俄国人兴建大规模的建筑时我们的先人却住在泥巴小屋里，这可不高明。”“弗力尔”的神秘力量没有拯救第三帝国。“血统传承研究与教育协会”的首脑沃尔富勒姆·西沃尔斯在1948年2月被判处死刑，纳粹寻找“祖先”的计划也随同希特勒和希姆莱的覆灭一起被埋葬。
第十三章 日本国名由来：称“倭”曾让日本人高兴
2004年，中国西安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墓志称井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墓志铭显示“日本”国号至少在公元734年以前出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最早体现日本国名国号和日本作为国家被承认的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英文“China”既是“中国”，又是“瓷器”。“Japan”既是“日本”，又是“漆器”。由此可见，瓷器和漆器是中国和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经典工艺。
七千多年前，中国人用漆树汁美化器物，这就是漆器。两千多年前，漆器传入日本，大放光彩。日本漆器精湛，纹饰精美，独创莳绘术和描金漆，逐渐被世界所知，Japan成为漆器的英文名，并用来代替日本。日本人喜欢日语发音，使用英文“Nippon”或“Nihon”来称呼日本，这一发音据说带有古代汉语对“日本”的读音。
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古代中国还常以“扶桑”来表示日本。另外，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称呼也散见于中国典籍之中，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渊源之深。
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并以“华夷之辨”观念视外族为禽兽，名字用“兽”或“虫”修饰，如“狄”、“蛮”、“戎”。唯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字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
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有人解释为，“倭”字带有“人”、“禾”、“女”字，因为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一些学者认为，称日本为“倭”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也称“大和”，“和”为“倭”的谐音字。
日本，汉字词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608年，日本羽翼初丰，圣德太子致隋炀帝“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国书，表达不甘屈尊、对等交往的强烈愿望。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无礼，并遣使责难。
公元660年前后唐高宗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曰日本”。武后为女皇武则天，“日本”一词正式出现。《旧唐书·东夷传》中对改称日本作了说明：“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经过大化革新，日本建立起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律令制国家体制，将国名正式确定为日本。这一称号迄今已经使用了1300多年。
1200多年前，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受日本国派遣赴长安学习，但未及学成归国即英年早逝。当时的唐朝皇帝唐玄宗怜惜英才，追赠其官职，予以厚葬并勒石纪念。这一段记录中日友好关系历史的故事，随着“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再一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中国在日本巡回举办了《遣唐使展》，一股遣唐使热潮席卷东瀛。是年9月下旬，日本天皇明仁偕皇后在王毅大使陪同下，参观了遣唐使展览，并仔细观赏了首次发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
西北大学地处唐长安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为井真成墓志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第十四章 里根时代中国外交闹出的“厕所风波”
里根时代的中国外交官
接待别国的一国之君，却因为厕所而两次不愉快，并非说明中国人不好客，而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角落对客人的感受有多么重要。
官邸，大使和夫人
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买了一套房，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官邸，那年还是1973年。这是一座三层小楼，不过几任大使都没有在里面住过。1983年3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华盛顿赴任，终于入住了大使官邸。章夫人张颖女士也成为第一位全职大使夫人，这在外交部还是第一次。
当时计划经济的财务制度丝毫不能适应美国国情，官邸厨师想买一个冰柜，700美元，但是财务制度只允许买500美元以下的东西，不然就要申请批准。会计向张颖解释说，最好买两个499美元的冰箱，一样可以用，最后就是用这种中国特色的方式解决的。
那些曾经的纪律
以前的中国外交官遵守许多现在看起来有点近乎不通人情的纪律：不许一个人单独出去活动。参加外交官社交活动，必须两人一起出去。如果人家请的是两口子一起去，两口子算一个人，必须再带一个翻译或者秘书跟着，这样便于监督。美国人准备饭菜都是按人头准备，没有中国人添双筷子的风俗，结果就是那个陪去的同志要很无聊地坐在两口子的背后，看着大家用餐。这些规矩在章文晋担任大使之后都被废除了，他允许年轻的外交官，从一秘到三秘（今天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当时在使馆做过二秘、一秘和参赞）都勇敢地出去参加社交活动。
废除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之外，也有一些新的规矩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驻加拿大使馆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好喝酒，自己喝之外还爱劝酒，结果劝醉了加拿大官员，这位官员很久都不愿意理这个中国外交官。后来大家才逐渐明白，中国人表达热情的劝酒、劝菜在西方人眼中是多可怕的事。
过去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中国的外交人员，无论男女穿着都一样。这种习俗也在章文晋和张颖夫妇的努力下得以改变。1972年张颖曾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瑞士，5男1女6位团员下飞机舷梯，瑞士人在梯下惊呆了，他们带了一束花送给女士，但是看不出哪一位才是女士！张颖赶紧出声问好，瑞士人才听出了女声。
厕所风波
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夫人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建交之后第一位美国总统来访。当时给里根打前站的先遣组跟中国政府要求，里根要坐自己的卡迪拉克防弹车，去西安和上海时，也要坐美方的专机“空军一号”。外交部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但是“空军一号”在中国国内飞行时，要有中国的领航员。
有些谨慎被中国人看着很不习惯，美国安全人员曾经要求派人进厨房看着厨师做饭。曾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的施燕华曾经这样写道：“美国人也太不了解中国了，难道我们会让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进厨房给领导人做饭？”这是双方的差异，美国人信任程序，中国人相信“政治可靠”。
中国人喜欢把大门大开迎接贵客，美国特工则是让车开到车库、边门、才让总统下车。在他们眼里大门是很适合坏人下手的地方。中方的陪同人员被他们的小心惊得瞠目结舌，小心地问：这样不会对总统很不礼貌吗？得到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总统习惯走边门”。
尽管中方尽量招待周到，到长城脚下还是出现了厕所风波。八达岭长城脚下当时还比较荒凉，只有一个贵宾厕所，平时坚决不开，美国总统来了才算开一次，总统和夫人上完厕所之后，服务员就把门给锁上了。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夫人和另外几位女宾内急，也想去这个厕所。章文晋夫人张颖当时帮忙去交涉，没想到服务员就是不肯开。于是舒尔茨夫人等几位老太太只好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使用的露天旱厕，一条大坑上搭着木板，几个人互相搀扶着得以方便。张颖事后回忆：“这件事给她们印象很坏，我也无法解释。”
到了西安临潼，美国人学聪明了，在贵宾厕所开门之后，两个美国特工就把大门把住，只允许美国人去厕所，结果中国的礼宾官又非常生气。跟他们吵了起来，最后命令中国的安全人员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架走了事。
第十五章 史上最强逃犯：北极圈内单枪毙伤众骑警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二王，那时候满大街的通缉令。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中国第一次用赏金通缉逃犯。我记得好像是一千还是五百人民币，这钱在当时是很不少了，可以买个幸福摩托车了。现在把二王捧得像个祖师爷。其实二王算啥？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加拿大最北端的育空省（Yukon）和西北特区（North West Territory）曾经发生过加拿大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第一次动用飞机，历时最久，环境最恶劣的追捕逃犯行动。整个追捕历时8个星期，全部在零下40度的冰雪严寒中进行，追捕范围进入北极圈，牺牲加拿大皇家骑警一人，重伤数人。嫌犯一人，负重80磅，仍然在雪地里健步如飞，狗拉雪橇跑一英里，他就能跑两英里，追捕行程一百五十英里。直到今天，关于嫌犯Albert Johnson的许多问题仍然是不解之谜。
关于Albert Johnson的来历，至今无人知晓。据唯一在这次追捕中牺牲的骑警Edgar Millen报告说，当年Albert Johnson第一次来到西北特区的Fort McPherson的时候，他曾经和Albert Johnson交谈过，注意到此人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口音。育空和西北特区当年是很多淘金者和皮毛商的梦之地，30年代的时候淘金热已经衰退了，但皮毛交易到今天还是非常活跃，因为那里出的皮货是最顶级的。直到今天，当地的猎人仍然以出售皮毛为生，以海狸beaver皮为最，那里的beaver是又肥又大，皮色光滑。那里靠近北极圈，常年严寒，不肥不行啊！
一般白人在30年代去那里的都是冲皮毛去的，所以一般都会申请一个trapping执照。说起这里的狩猎，一般分两种，一种叫hunting，一种叫trapping。Hunting大家都知道是啥意思，就是狩猎，但只能是狩猎，不能下夹子，这里狩猎不包括下夹子，跟中国两个概念。第二种，就是捕捉，就是下夹子了。下夹子的好处就是能不伤皮毛，不象用枪打，一枪俩眼，皮就不值钱了。所以别看我有鹿皮熊皮，按皮货商的标准，那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加拿大狩猎和捕捉的都有各自的法规约束，要狩猎或者捕捉，就得有执照。
但令人感觉特别奇怪的是，Johnson却没有申请trapping执照。他只是跑到小镇Alklavik当地一条叫老鼠河的河边上，自己搭了个小木屋住下了。那是1931年的7月。虽然没有执照，但Johnson明显还是从事捕捉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偷猎。至于为何不拿执照，一般认为是他不想或者拿不出有效的身份证或者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是Albert Johnson这个名字，到今天大家也一致认为是假名。Johnson从事捕捉还有个线索，就是他曾经和一个华人皮货商有交易往来，当年加拿大的华人从事淘金和皮毛生意的相当多。
到当年的12月份，Alklavik的皇家骑警接到当地一些猎人的报告，说他们的夹子经常被人为关上，而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而且那人还把人家的夹子挂到树上去，生怕别人不知道。当地的猎人圈子就这麽大，大家自然就联想到新来的Albert Johnson。12月31日，两名当地警员Alfred King和Joe Bernard就坐上狗拉雪橇去找Johnson问话。俩人老远就看见Johnson的小木屋的烟囱在冒烟，自然有人在家。但不论怎么敲门，Johnson就是不愿意见他们。两名警员商量过后，决定先回城搞妥搜查令，回头再来。
两天后，他们和另外三名警员一起赶赴Rat River的Johnson的小屋。跟上回一样，不论怎么敲门，Johnson就是不开门。这种情况下，King决定强行执行搜查令，踹门进去。就在门被踹开的一刹那，里面的Johnson开了一枪，把King打伤了。短暂交火之后，骑警们决定扯呼，主要是不明小屋内的构造和情况没把握短时间内拿下Johnson，但最主要是因为同袍受伤，零下40度的严寒下人死得快。几个人坐狗拉雪橇狗不停爪地跑了20小时，赶回Alklavik，算是把King 的命给救回来了。我跟个老头说起这个，他说以前的人真是硬啊，犯人也硬，骑警也硬，真能扛，现在弄不出这样的人了。你让不管谁去零下40度的严寒里待俩钟头试试看？
见血了，自然就有血海深仇了。骑警们卷土重来，这回是9个人，42条狗，包括几个当地的猎人，还带上了20斤炸药。天寒地冻，炸药都冻成了冰坨了。9个人包围了木屋之后，把炸药捂在衣服里化冻，然后弄上引信点上，扔到木屋顶上。一声爆炸，木屋的顶没了，整个木屋基本摧毁。大伙想，这家伙就算没烤成汉堡包，也是基本不行了，于是一拥而上。但故事要是到这儿就完了，就不会成为现今仍旧被世界各国历史学者研究的案子了，Johnson也没法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凶悍的逃犯了。骑警们没想到的是，Johnson在自己木屋下面还挖了个地窖，房子炸了他还完好无损。骑警们刚冲入废墟，他就从地窖里冲外开枪。这回没人受伤，但士气受沉重打击，骑警们落荒而逃。等再进去，Johnson已经跑了。
骑警们只得先打道回府。接下来的日子是严寒加暴雪，骑警们只能按兵不动，但在全加拿大悬赏一千加元缉捕Johnson。那时候一千块钱不是一般得值钱，能买栋房子了。就是现在警察局悬赏，也不过是一千！许多本地猎户和外地自认为高手的都要求参加追捕，就冲那一千块钱。电台也开始广播这个案子，乃至后来开始电台直播追捕进程。到了一月十四号，天气稍微缓和一些，追捕队才开始重新出发。追了了有半个月，总算顺着脚印赶上了Johnson。这期间Johnson 多次愚弄追捕队，甚至顺着脚印倒走，或者踩着动物的脚印走，躲到追捕队后头去。但那时候参加追捕的猎户和骑警都有丰富的野外和狩猎经验，这一招瞒不过他们。总算把Johnson围在一个悬崖下，大伙乱枪齐发，但Johnson就在喘气的瞬间开火，一枪打在骑警Edgar Millen的心脏，把他打死了。这又是个沉重打击，可以想象当时追捕队是有些乱了手脚的。因为Millen是最早跟Johnson有过接触的骑警，对他的了解超过其他人，而且技能性能出众。他死了，能不乱套么？就趁众人一片忙乱的时候，Johnson趁夜色居然背着80磅重的包袱和枪弹，爬上了身后如刀子般笔直的峭壁跑了！
大家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追。但越追，大家越惊骇。Johnson不但野外生存本领高强，体力出众，还非常诡诈，除了能利用脚印故布疑阵之外，还能在雪地里健步如飞。有一段时间，狗拉雪橇每走一里，他就能走两里，真非人也！还令众人疑骇的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Johnson从未生火取暖烤衣服吃饭。要是在夏天还好说，这可是在零下四五十度加风雪的天气里，一般人早冻死了！
加入追捕的人越来越多，Johnson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了。追捕队发现Johnson开始向育空省边境移动，似乎有进入育空省老鹰河谷的企图。因为那里气温没那么低，并且水草丰美，动物也多。但要进入老鹰河谷，Johnson必须翻越Richardson山脉，但严冬下只有两条被大雪封死的山道。领教过Johnson本领的骑警们也不敢怠慢，仍然派人把守山道入口，以防万一。连续几天都是暴雪，也没有发现Johnson的踪迹。但直觉告诉众人，Johnson已经翻越了大山到了另一边了。可是众人看看陡峭的大山，结满了严冰，能见度为零，追捕队里最有本事的猎户试了一下，不行，说还是等开春再过去吧！山道那里也被大雪封死了。大家虽然找不到Johnson，但也不太相信任何人能就这么在飞雪里翻过冰雪覆盖2千多公尺高的大山。
没几天，一个印第安猎人从山道那头过来了。他告诉骑警，在山那一边老鹰河上游他发现了新鲜的雪鞋印，听说了追捕的事情，就猜是那Johnson的。众人抓狂的情形完全可以想象，绝望的骑警决定请加拿大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Wop May出马，驾驶飞机侦察山另一边。Wop May在一次大战中曾经战功赫赫，击落过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驾驶技术高超。战后，他转为商业飞行员，开辟了首条飞往加拿大北部偏远地区的商业航线，由此揭开了北部大开发的序幕。
Wop May也是牛人一个，一战头号王牌“红男爵”Manfred von Richthofen就是为了追击此人的战斗机而飞入了协约国战线一侧丧生的。
二月十四日，Wop May发现了Johnson的踪迹。这家伙还是用最老但最有效的办法躲避追捕，就是踩着一群驯鹿的脚印走。加拿大北部的驯鹿都是群居的偶蹄类动物，一群动辄上千，到处游走。一个人踩着它们的脚印走，地面追踪的人真的很难发现。但有了飞机的Wop May从空中发现了Johnson，从而揭开了他的窍门。Wop May立即用电台向地面追捕队通报指引方向，众人士气大振，扑了过去。二月十七日，追捕队在Wop May的指引下，在老鹰河谷将Johnson团团围住。不知为何丢了雪鞋的Johnson拼命往河岸跑，可是跑不动了。包围圈缩小之下，双方开始交火。骑警决定劝降Johnson，派出一名有人身保险的骑警出去谈判，结果被Johnson一枪放到，身受重伤。混乱中，追捕队乱枪齐射，Johnson身中九枪才死。事后发现，这九枪都猎户们打的。也不奇怪，猎户们平时严寒里出去捕捉狩猎，每一颗子弹都得见血，不然野外几个月早就得饿死了，枪法自然厉害！Wop May赶紧用飞机把受伤警员送出去，又救了一条命。
经过对Johnson的搜身，骑警们发现他身上竟然有两千四百块现金和一袜子金牙。当年两千四百块钱，可以在温哥华最高尚的地段买个豪宅还有余。1950 年代，温哥华最高尚的地段的一个豪宅，也就不过是一万块钱，那还是战后。现在，恐怕得上千万左右！Johnson的80磅重的包袱，除了有如肉干之类的食物外，还有衣服和锅碗瓢盆，这家伙可能就打算在深山密林里开始新生活的！
过后的七十年里，对Albert Johnson的真实身份的研究从未停止过。2006年，最后一名参加对Johnson追捕的人，一名骑警在加拿大去世，终年100岁。2007年，一群研究人员在征得政府同意后，掘开Johnson的棺木，发现他的头发和胡须竟然还完整无损。在取得DNA样本后，相信Johnson的真实身份就会大白于天下。
好莱坞在1980年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拍了电影，就是《Death Hunt》，但距离事实很远，里面Johnson被描绘成一个好汉，Edgar Millen也没死，还放走了Johnson。但这个案子的起因，比如当初的报案人是否跟Johnson有私仇从而报假案等，一直未有定论。还有一个谜，就是整个追捕过程，Johnson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Regina的皇家骑警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Johnson使用的步枪，一把Savage 99。3030。
补充：这种零下4，50度跟穿羽绒服暖暖和和在太阳底下无风无雪地轻轻松松地玩耍可不是两回事。当时是刮着暴风雪，能见度几乎为零，无论是骑警还是Johnson都受着煎熬，而且持续两个月。特别是Johnson，骑警其实对他也很佩服，这种环境下逃亡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不用说还能游刃有余，击伤击毙对手数人。Johnson的枪法也特别厉害，打遭遇战基本是snap shot，就是举枪就打，概略瞄准。打死骑警Edgar Millen那次，就是那样，并且用30-30 lever action连续两枪快速射击，快得让人听得觉得他才开了一枪！最后的遭遇战也是那样，在对方数人射击的情况下，仍然用snap shot击伤一名骑警。最后击毙他的那一枪是因为击中了脊椎致命。他野外生存能力也非常厉害，第一次有纪录的关于他的情况，是一名印第安人目击他身背200磅的大包袱，驼着一把30-30，一把.22。他能不用钉子，只用一把斧头就能盖个小木屋，那木屋至今还在！他逃亡中，为了不暴露目标，尽量不开枪打猎，而是下套子抓兔子吃，都活了下来。当年的骑警的野外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经常在野外骑马或者雪橇巡逻，零下4，50度在野外过夜无非就是砍几根树枝，盖个篷布，升个火就过了，几乎没有一个孬种。如果没有WOP MAY的飞机，可能就永远抓不住Johnson了。
第十六章 日本武士刀破碎蒙古铁骑不败神话
忽必烈在晚年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于1281 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英年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他开始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并被因酗酒而引起的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他的一些政策也遭到了失败。
这个时期忽必烈最大的失败是对外远征的失利。在此之前，他的对外远征也曾遭到过挫折，但却从没有经历过像13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完全彻底的失败。1274年他的军队在远征日本时就曾遭受过挫折，但是这次失败是由无法预见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因此还可以解释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而后来的失败则纯粹是由于政策不恰当的改变而造成的，因此他就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了。新政策完全背离了蒙古人传统的扩张主义观点。蒙古军事力量从未尝试过向海外扩张，因此蒙古人普遍缺乏海上作战的经验。同时，他们也不具备在亚洲南部地区地面作战的经验。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的作战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忽必烈此时突然决定大举兴兵进攻外国，原因只有联系此时国内政策的失败才能做出合理解释。而他在中国国内遭遇的失败也同时昭示着他海外领土扩张政策同样的灾难结局。缺乏对内外政策的有效控制是这一时期忽必烈执政的显著特点。忽必烈一度行使的行政管理的权威似乎不见了。朝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左右摇摆，不顾后果的鲁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出台。盲目的决策似乎成了常态而非例外。为这一切激烈变化所作出的任何辩解都难以令人信服。资料显示，决定派遣特别远征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惩罚曾经伤害过蒙古使节的外国人，而这种远征显然太过于冒险。忽必烈在通过非合法手段登上汗位以后，有时急于发动有勇无谋的对外冒险行动，试图以此证明他继位的合法性。他的不安全感刺激他一次次地企图迫使外国统治者承认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此作为向自己国内臣民炫耀的手段。作为中国皇帝和众汗之汗，他遇到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得他必须通过扩张帝国版图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贤德和智慧。最后，通过征服战争获得经济利益无疑也是他的动机之一。然而，13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失败的远征丝毫没有增加忽必烈作为众汗之汗的荣光。
神风
一系列对外远征中最著名的当属对日本的远征。代理日本天皇摄政的北条时宗多次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提出的建立两国正常关系的建议。为了报复日本对蒙古帝国的藐视，忽必烈于1274年发动了第一次征日战争，但是遭到了惨败。1275年，为了避免再次组织对日本的远征，忽必烈再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日本天皇和北条时宗和平地向蒙古称臣。日本人的反应是处死了不幸的使节，并积极备战，对付蒙古人的进攻。北条调遣了大批由武士组成的分遣队，开往南部蒙古人登陆必经之地的九州岛，并且为他们提供打击入侵者的必要装备。他们的主要防御努力是沿着博多湾竖起一道石墙，从沿海城市箱崎，经过博多，稍稍经过今津町。这项工程需要耗时五年才能完成，但它却能在抗击第一波进攻时提供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如同日本的一位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修筑这面墙垣“必然使侵略者明白，他们需要寻找沿海另外的登陆地点，从那里对躲在墙后的日本人发动攻击”。但是至少沿博多湾的中央地带受到了有效保护。而且，日本武士的机动灵活使他们的将领能够迅速地把他们调遣到蒙古人登陆的任何区域。在第一次蒙古入侵以后，日本人得到了七年的喘息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设计建造一个虽非坚不可摧、但却足够坚固的防御工事。
忽必烈当然并非有意给日本人七年时间来为应付其再次入侵做准备。起初他是由于忙于征服南宋的战争而无暇兼顾。1279年，当最后一位宋帝蹈海淹死以后，忽必烈终于腾出手来，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征服日本上。而高丽人作为征日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也需要时间从1274年的那次远征中恢复元气。那次战争严重破坏了高丽经济。蒙古人不仅强征了大批粮食，消耗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的物资，而且征召了大批成年高丽男性为这次远征服役，只留下很少壮劳力耕田。因而，造成了粮食短缺现象，以至于忽必烈需要定期向高丽供应食物来纾困。即使到了13世纪80年代末，他仍在向高丽提供救济粮。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忽必烈仍决心要进攻日本，而这次行动是失败的，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1280年，忽必烈已经做好了再次发动侵日战争的准备。他开始征兵，调集粮草。1279年，他最后一次派遣使节去劝说日本人改变态度。然而，北条时宗声称这批使者是由间谍组成的，因此把他们全部砍头。为了报复，忽必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远征。在1280年早春以前，入侵方案已经全部布置就绪。远征军的统帅构成也仔细地进行了平衡，包括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和一个高丽人。高丽人洪茶丘担任这次战役的海军统帅，因为高丽国王坚持要由高丽人指挥海军中的本国水手。忽必烈选择不久前刚刚投降蒙古的南宋将领范文虎担任远征军汉军指挥，忻都为蒙古军指挥。在当年年底之前，忽必烈已经指定了十万大军由范文虎和忻都指挥。他向他们发放了军饷，提供了盔甲。高丽国王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并提供了一万五千名水手，九百艘船只以及粮食供应等。出于对高丽积极协助的感激，忽必烈特别指示他的军队，在穿越高丽国土开往海岸的途中，不得扰民。第二年，忽必烈又向他的军队补充了大量给养，包括军饷、盔甲和弓箭等。不过，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蒲寿庚提供了唯一一条不协调的记录。他说，蒙古人要求他和他的百姓修造两百只船。而实际上，他们只建造了五十只船。他声称，两百只船的建造任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对蒙古人不合理索求船只的含蓄批评，只不过是众多抱怨征日行动中的一个声音罢了。
元军统帅部组织了对日本海岛两翼夹击的突袭。四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乘高丽船只开往壹岐岛，与从福建泉州开往那里的十万蒙古大军会合。他们计划从那里出发，联合攻击日本其他地区。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告，这次远征一开始就有不祥之兆。这些预兆包括在海上看见了蛇，并闻到海水中发出的硫黄气味。而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次远征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各个方面的将领显然在互相争论不休。从南部乘坐中国船只出发的部队延误了战机，因为他们庞大的队伍要求进行更复杂的后勤准备工作。从北方先期到达的军队，在高丽统帅的指挥下，等待了一段时期，终于“对中国舰队主力部队的到来”绝望了，于是，他们于6月10日攻占了壹歧岛。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向九州本岛进发。他们在宗像附近登陆，此处在日本人辛辛苦苦修建的主要防御工事的北边不远处。同时，南部的中国军队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准备工作，并且在得知他们的盟军已经登陆以后，决定在九州与他们会师。他们在九州南部登陆，打算向北进攻，与其他元军会合。凭借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成功应该完全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这次远征竟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在八月整整一个月期间，日本军人成功阻止了由南、北两路而来的蒙古军队，使他们无法突破日本人用墙垣构成的防线。元军自身的缺陷也使得日本人的顽强抵抗更加有效。蒙古统帅和汉人统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了远征军的力量。占远征军绝大多数的汉人军队士气低落，根本不愿投入到这场艰苦的战斗中去。而且，他们在九州登陆以后，便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在受到敌人或自然灾害的袭击时无法有效保护自身免受伤害。他们驻扎在开阔地带，没有城堡、要塞或城镇作为屏障。这些屏障一方面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可由此向敌人发动突袭。因而，他们很少主动进攻日本人。这两支军队打了差不多两个月，但双方不分胜负。
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得蒙古人取胜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8月15日和16日，发生在东亚的典型仲夏台风袭击了九州沿岸。高丽水手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于是试图把船开往公海躲避危险，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四万名北方战士中三分之一被狂风消灭了，而十万名南方部队在试图逃脱时更有一大半葬身大海。被困在九州岛的战士或被屠杀，或被俘虏，或在企图借助留在岸边的小船逃跑时被淹死。
对日本人来说，这次台风绝不是一次意外事件。这是从神那里刮来的保护日本的神风，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受神保护的。这次蒙古人入侵的失败使得自我膨胀的日本种族中心主义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对日本人来说，这次台风说明，神决不会允许敌人征服和占领他们的疆土。而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汗来说，这次失败则是毁灭性的。忽必烈一生中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忽必烈并没有汲取教训。相反，他被这奇耻大辱激怒了，并顽固地坚持继续进行第三次征服日本人的计划。1283年，他下令商人在中国南方为再次远征建造战船。1285年，他招募女真人为这次战役建造二百艘战舰。同年晚些时候，忽必烈要求高丽人为这次进攻提供大量大米。但是，当他刚刚开始索要补给品和战船的时候便遇到了反对。1283年，中国南方的商人抗议为这次远征必须建造五百艘战船的沉重负担。1285年和1286年初，忽必烈收到了他的幕僚的几个报告，都是劝阻他再次进攻日本的。1286年，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他表示让步，因此，计划中的这次战役被迫中止了。
这次远征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它打破了蒙古人在东亚战无不胜的神话。忽必烈的臣民们发现，蒙古人其实是很脆弱的。维持他们政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对对手保持恐怖心理震慑的策略虽然没有完全破产，但至少是被动摇了。这几次远征的巨大支出带来的后果深具破坏性。战船建造和物资供应费资甚巨，造成了一系列财政问题，迫使忽必烈起用阿合马和卢世荣等遭到汉人鄙视的财政管理官员。忽必烈的声望和财政都因这几次战役遭到破坏。他的举措再次显示出他在13世纪80年代的财政政策同样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第十七章 西方情人节的由来
情人节，又叫圣瓦伦丁节或圣华伦泰节（St.Valentine's Day），即每年的2月14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之一。男女在这一天互送巧克力、贺卡和花，用以表达爱意或友好，现已成为欧美各国青年人喜爱的节日。大概这世上有多少情人就有多少关于情人节来历的诠释吧。和中国人现在用近乎狂热的热情过起了圣诞节一样，情人节也已经悄悄渗透到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节日。
传说一
黎明的寂静被一阵嘈杂声打破，两个士兵推搡着一位相貌堂堂的青年男子走向监狱的铁门。男子紧锁着眉头，一双眼睛放射着掩饰不住的智慧和虔诚，整洁的衣着和他囚犯的身份显得极不相称。士兵们将他押到监狱长的屋内接受审讯。监狱长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他的身旁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姑娘身材修长，面色红润，穿了一件洁白的长裙，周身散发着青春的魅力，美中不足的是眼睛好似大理石刻成，灰暗无光，很显然，她是一个盲人。“姓名？”监狱长开始了审问。他平静的说出自己的名字。“你认罪吗？”“不，我没有罪。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弥漫在审讯室里，久久的回荡着。姑娘被这声音吸引了，突然问到：“先生，你喜欢花吗？”这句奇怪的审讯词让他愣了一下，继而，他换了一种温柔的语调回答着：“是的，我喜欢花，小姐。我热爱自然，热爱人。”
监狱长有些不耐烦了，吩咐士兵把他带进监牢。他平静的走了出去，临走前，他向女孩鞠了一躬：“谢谢你的提问，小姐。”后来，他得知，姑娘是监狱长的爱女，从小就双目失明，监狱长将她视若掌上明珠，对她疼爱有加。
晚饭的时候，姑娘在狱卒的带领下来到了牢房，给他带来了丰盛的晚餐。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以后我想多跟你聊聊天，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外面的世界，你能告诉我一些吗？”他虽然有一点惊讶，但还是愉快的答应了。
当天饭后，两个人就开始一起散步，聊天，他们一起谈论外面的世界，谈生活，谈爱情……
渐渐地，两个人的心里都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情愫。
直到监狱长知道了此事，他大发雷霆，指责他勾引他的女儿。他立即向监狱长坦白了自己对女孩的感情，他的虔诚打动了老人，只好同意让他们继续交往。
他和女孩的感情越来越深，爱情的力量几乎使他忘记了自己身在狱中。
一天，他在散步的路上发现了一种能够治愈姑娘眼睛的草药，略通医术的他欣喜若狂。从此他每天都专心的熬着草药。可是，女孩还没有等来光明，他却等来了判决书——死刑！
这一天终于来了，他被押出了牢房走向刑场，行刑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奇迹出现了，姑娘的眼睛复明了，正跌跌撞撞的向刑场跑来，一路呼喊着他的名字，他的眼睛湿润了。
姑娘冲到他身旁，望着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情人，眼泪扑簌簌地滚落着。他们紧紧的拥抱着，谁也不愿意松开。他们都知道，一旦松开将会失去什么，他们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个令人心醉的时刻。
然而时间无法停下它脚步，他还是失去了生命。不久后，姑娘也抑郁而死。
这是在很早的时候听过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青年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修士——瓦伦丁，他是因为违反了当时一条十分荒诞的法律，在教堂为一对新人主持了婚礼而遭遇不幸的，他逝去的那一天就是公元前3世纪的一个2月14日。后来，教会为了纪念他，将这一天定为“瓦伦丁节”，也就是“情人节”。
据说，在后来的一个2月14里，法国皇族一个盛大的宴会上第一次出现了赠送玫瑰和心形糖果的例子。情人节从此成形，成为“爱的纪念日”，同时法国也成了令情侣们向往的“浪漫之都”。每到这天，小伙子们就要将象征爱情的玫瑰花献给心仪的姑娘，而姑娘们就会准备好心形的糖果送给她们的心上人。
传说二
历史学家们更愿意刨根揪底，他们关于情人节的演绎似乎令人信服。其实远远早于公元270年，当罗马城刚刚奠基时，周围还是一片荒野，成群的狼四处游荡。在罗马人崇拜的众神中，畜牧神卢波库斯掌管着对牧羊人和羊群的保护。每年二月中，罗马人会举行盛大的典礼来庆祝牧神节。那时的日历与现在相比，要稍微晚一些，所以牧神节实际上是对即将来临的春天的庆祝。也有人说这个节日是庆祝法乌努斯神，它类似于古希腊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潘神，主管畜牧和农业。
牧神节的起源实在是过于久远了，连公元前一世纪的学者们都无法确认。但是这一节日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例如史料记载，安东尼就是在公元前44年的牧神节上将王冠授与凯撒的。
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修士们会聚集在罗马城中巴沦丁山上的一个洞穴旁，据说在这里，古罗马城的奠基者被一只母狼扶育长大。在节日的各项庆典中，有一项是年轻的贵族们，手持羊皮鞭，在街道上奔跑。年轻妇女们会聚集在街道两旁，祈望羊皮鞭抽打到她们头上。人们相信这样会使她们更容易生儿育女。在拉丁语中，羊皮鞭被叫做februa，鞭打叫做fabruatio，实际上都含有“纯洁”的意思。二月的单词（February）就是由此而来。
随着罗马势力在欧洲的扩张，牧神节的习俗被带到了现在的法国和英国等地。人们最乐此不疲的一项节日活动类似于摸彩。年轻女子们的名字被放置于盒子内，然后年轻男子上前抽取。抽中的一对男女成为情人，时间是一年或更长。
基督教的兴起使人们纪念众神的习俗逐渐淡漠。教士们不希望人们放弃节日的欢乐，于是将牧神节（Lupercalia）改成瓦沦丁节，并移至02月14日。这样，关于瓦沦丁修士的传说和古老的节日就被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这一节日在中世纪的英国最为流行。未婚男女的名字被抽出后，他们会互相交换礼物，女子在这一年内成为男子的Valentine。在男子的衣袖上会绣上女子的名字，照顾和保护该女子于是成为该男子的神圣职责。
教皇在大约公元498年宣布2月14日是情人节。罗马人的这种婚配方式被基督教徒认为是不合法的。中世纪时，在英国和法国，通常认为2月14日是鸟交配的季节。因此就把此日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浪漫的日子。最早的情人节礼物是奥尔良的公爵，查理斯在伦敦塔狱中写给他妻子的诗。因为他在Agincourt战役中被俘虏了。现在这个写于1415年的祝福被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几年以后，英皇亨利五世雇John Lydgate写了一首曲子给Catherine of Valois作为情人节礼物。
传说三
圣·瓦伦丁日就是情人节的音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就是一个叫圣·瓦伦丁的修士的纪念日。
大约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暴君克劳狄乌斯当政。当时，罗马内外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补足兵员，将战争进行到底，克劳狄乌斯下令，凡是一定年龄范围内的男子，都必须进入罗马军队，以生命为国家效劳。自此，丈夫离开妻子，少年离开恋人。于是整个罗马便被笼罩在绵长的相思中。对此，暴君大为恼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竟然下令禁止国人举行结婚典礼，甚至要求已经结婚的毁掉婚约。
然而，暴政禁止不了爱情。就在暴君的国都里，居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修士，他就是圣·瓦伦丁。他不忍看到一对对伴侣就这样生离死别，于是为前来请求帮助的情侣秘密地主持上帝的结婚典礼。一时间，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整个国度传开，更多的情侣秘密地赶来请求修士的帮助。
但是，事情很快还是被暴君知晓了，于是他再一次显示了残暴面目——将修士打进大牢，最终折磨致死。修士死的那一天是2月14日，公元270年的2月14日。
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敢于与暴君斗争的人，渐渐地使得2月14日成为一个节日。很多世纪过去了，人们已经淡漠了克劳狄乌斯的大名，再也记不得他的权杖与宝剑，但依然会纪念圣·瓦伦丁修士，因为那个日子是圣·瓦伦丁日，后面就演变成了今天的西方情人节。
第十八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卑劣黑暗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朋友、作家格里戈利罗维奇说，在一次开庭审判强奸幼女的案子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作为受害者的女孩产生了强烈的邪念。虽然他过去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小女孩，但在审判结束后，他趁机设法接近这个小姑娘并奸污了她。
一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熟悉的文学教授也证明有此事。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他吹嘘过他同一个小姑娘发生过性关系，并强暴了她。这位小姑娘是由一位女家庭教师引领到他的浴室里来的。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竭力否认有丈夫强奸幼女一事，但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她的话，她曾经把她丈夫写给她的不少色情变态的信做过大量的涂改。
另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也证明了以上两人说法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细节有些出入。据K.纳扎里耶瓦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向她讲过，他怎样把一位女教师和一位未成年的幼女同时都搞到手，女教师充当了类似于母亲的角色，负责照料这个小姑娘。
究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强奸过幼女至今也不能完全肯定。虽然文学传记的研究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幼女有一段暧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幼女的传闻在20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广为流传，但由于缺少比较过硬的证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幼女之事至今依然只是一桩未了的公案。
无论是否确有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对于这种违禁的行为有着浓烈兴趣，他对这种施虐色情幻想极为迷恋，他意图强奸幼女的这种邪恶观念强烈而持久。强奸幼女的色情施虐观念不仅使他产生罪孽感，更给予他由于敢于犯罪的冒险刺激以及由罪恶感而引发的变态快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反复转述强奸小姑娘这一事件，在他的作品《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罪与罚》、《作家日记》、《斯塔夫罗金的忏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恶魔》中，都有表现对幼女施虐的情节。《恶魔》中描述了绰号为加里亲王、长相独特而英俊的斯塔夫罗金如何强奸12岁的姑娘，然后又怂恿她自杀的情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书中则有试图强奸幼女小涅莉的描写。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恶魔》中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强暴小姑娘的情景，令当时的读者在感情和精神上难以接受，《俄罗斯信使》杂志曾拒绝登载描述强奸幼女的章节。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看，他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就是对幼童施虐的题材：只有在完全没有防卫能力的孩子们身上，成年人才能实现自己无限制的蹂躏愿望，他们精神上和头脑中存在的施虐淫念才能随意转化为肉体上的施虐行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强暴女孩的欲念是人对罪孽的预先品味和预先体验。强暴幼童行为是因由孩子而引发的恶。在孩子身上，恶也被唤起。在性欲高潮和兽性大发时，强奸者和受害者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由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的不可缺一，他们紧紧结合为一体，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处于高度激奋的状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忘了，被强暴的女孩的激奋状态是由痛苦、绝望、恐惧和惊骇引发，而强暴者所处的状态则是经由强暴、攻击、得手、占有而达到的。
第十九章 美国天才作家虚构李鸿章回忆录瞒过所有人
1913年，一本洋洋17万字的新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轰动欧美。这便是号称从多达160万字的李鸿章手稿和日记中节选编译而成的《李鸿章回忆录》（MemoirsofLiHungChang）。
该书的主编曼尼克思（WilliamFrancisMannix）在前言中介绍说，李鸿章并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日记，当他去世后，他的一个侄子多方努力，从汉口、广东、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收集在一起，并存放到李鸿章在广东的旧居中。1911年，经过大清帝国政府的许可和李鸿章后人的同意，由李鸿章的秘书罗伯斯（R.EmmetRoberts）上尉担任翻译，在北京的王某（DrsWang）和广东的“老秀才”（Hsiu-TsaitheElder）协助下，曼尼克思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翻译，编纂出版了这套《李鸿章回忆录》。
此书的一些章节，此前已经在纽约的《太阳报》和伦敦的《观察家报》刊登过。美国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HoughtonMifflinCompany）对曼尼克思并不熟悉。为了审慎起见，他们将书稿交由科士达（JohnW.Foster）审阅，并请他为美国读者写篇书评。科士达在1892-1893年间，曾任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1897年中日谈判期间，他曾经受中国政府邀请担任李鸿章的顾问，与李鸿章有很密切的接触，并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科士达兴致勃勃地读完这本《李鸿章回忆录》，包括那些他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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