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反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静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反思试读：

前言

在国内，功利主义也有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功利最早出现在《易传·乾文言》中，庄子将二者凝为一词“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也”。功利主义在古代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先秦、两宋、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自然发展，先秦是商业的萌芽与兴起期。在这个阶段，功利主义完全体现了字面上的意义，它充斥着人性最原始的趋利性，甚至对国家的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功利主义当中的利己因子无制约的发展，人们便产生了一种回归道德的诉求，一些有识之士希望用道德、伦理、制度来约束功利主义的发展，将“利”进行道德上的解释与量化，如墨子。两宋时期是理学发展的高潮期，大多讲“心性”重“道德”，功利主义成为一末学，不为广大士子所接受。两宋功利主义的代表人士诸如王安石、李觏、陈亮、叶适等，从宇宙的自然规律、人的自然本性来解析“求利”的价值观，以义利的辩证关系作为提倡事功的理论基础。他们主张“实事实功”，以此来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比先秦时期要成熟许多，但在理学盛行的环境当中无法形成显学之态。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以颜元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提出了“实用”的观点，用实学实用去抨击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所产生的矛盾。龚自珍、魏源也认为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就不能再向以往那样埋头于“性命义理”，而应该从人本身的实际出发，追求现实的功效。他们希望用一种实用的学说来解决社会问题，拯救即将崩溃的政治体制。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严复、魏源、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学家。在这个时期，功利主义上升到了一个道器观，或是体用之辩中。由于受舶来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猛烈撞击，功利主义被披上了西方文化的外衣。士子们开始追求实事求是的力量，认为这才是功利主义的目的。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等历代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对西方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及功利主义进行扬弃，对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进行改造，先后根据时代特征提出了符合我国实情的功利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的利益，用法制和道德引导人们对“功利”的认识，以正确的价值观去默化人们对财富与利益的追求。这大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寻找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的，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其次，把功利论与道义论结合在一起，将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这有利于应对当下中国社会断裂的问题，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平稳转型；再次，坚持社会公正，尤其注意在道德发展、制度建设、弱势群体问题方面实现公平正义；第四，弘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鼓励人们的功利创造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最终实现共同利益和共同幸福；最后，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既能体现出人类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理解，也可体现出人类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认识。第一章导论第一节功利主义的基本概念一、功利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功利”这一词汇首先出自拉丁文，最初的意思是指有用、益处，大卫·休谟首先使用了功利这一概念。在休谟的代表作《人性论》中，休谟给功利这一概念赋予的意义主要是指能够带给人幸福或快乐的好处，突出强调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幸福权益。与此同时，休谟对功利概念的界定也得到了边沁的支持，并且在其作品《政府片论》中加以引用：“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它的功利，而其中的背离的倾向则称之为祸害。”这一说法得到了社会主流学派的认同并且在功利主义流派中加以广泛流传。对功利概念的表达不同的学科存在不同的倾向性，对于哲学、法学等社会类学科倾向于使用“功利”“功用”的说法，但是对于经济学人士来说更偏爱用“效用”加以表达。

功利一词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庄子和韩非子曾经分别就功利一词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庄子认为功利主要是指功名利禄的意思，但是韩非子对功利的解读更加遵循其本意，认为功利是依据功劳而带来的正当利益，并且在后人的引用中，逐渐为功利一词增加了利益、收益的含义。所以，对功利一词的解读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名人轶事，可以为后世加强对功利含义的解读提供一定的史实支撑。

功利主义这一概念在晚清时传入中国。严复先生在其代表作《天演论》中介绍这一理论是采用了“功利”一词，主要取其好处，利益的本义。由于中国在封建统治的管理下长期受到传统思想束缚，片面地强调民本思想、百姓利益，完全忽略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导致绝大多数人对功利主义理论的理解存在偏颇，主要取其“急功近利”的意思，甚至被衍生为不择手段、唯利是图。

为纠正世人对功利主义的理解，边沁认为功利主要是指倾向于给人们带来的利益、福利、好处、快乐，或者能够有效防止利益相关者所遭受的损失、痛苦、祸患或者不幸。所以，边沁用功利一词指代追求幸福、快乐、趋避不幸、痛苦的理念体系。由此看出，边沁对功利一词的理解是可以感受与量化的现实利益，这要能够符合这一核心理念，物质产品或者精神体验都能够实现相关诉求。（一）自然科学的重新崛起

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绝不仅仅是思想的力量，而真正的推动力主要是自然科学以及工业的日益发展与进步。这条评判标准同样适用于功利主义。当中世纪走到了尽头，自然科学冲破神学的牢笼，通过理性与实验取代了神的意志，运用理论与实事，让人类自身走到了时代最前沿。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对传统宗教进行了革命性改革，对简朴，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与解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布鲁诺的日心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先进学理的诞生改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等重新歌颂了人类自身的伟大。在学理的宣传与观念的改进下，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在宇宙中的伟大地位，肯定了人类对世界进步做出的贡献与价值，不再盲目地沉浸在自我罪孽深重的悔悟中，重新变得果敢和自信。所以，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对世界的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学理基础。（二）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生产效率的提升。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资产阶级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对生产力程度的极大解放。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被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在极大程度上变革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交通方式更加便捷，货物流通更加频繁，生产关系出现变革，催生出无产阶级，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导致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英国工商业发展做出的积极意义，恩格斯也曾经表达过个人的见解，并且认为工业革命是推动英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而且在这一推动力下利益被直接推崇为对人的统治。在中世纪沉重的压迫下，人们获得了思想、物质的解放，开始盲目追求物质与享受，在这一背景下，利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与日俱增，社会的所有标准都需要让位于个人主义与金钱主义。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支撑，而经济实力的上升将会直接放大对政治话语权的渴望。因此，他们希望社会的竞争更加公平化，更加开放、自由，渴望打破贸易的壁垒，号召全社会尊重人权，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产阶级希望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为他们辩护，替他们宣传，因此，功利主义应运而生。（三）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开始发展壮大，但是面对强劲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依然单薄，难以正面抗击，长期受到了压制与剥削。立足于生产关系的本质角度，两者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工商业的持续繁荣促使产业的升级与细化，工人阶级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与矛盾，部分小资产阶级丧失生产资料，部分工人丧失了技术支撑，而占据社会大多数人的底层民众，辛苦劳作却难以获得对等的报酬与生活资源，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

资产阶级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催生出了延长工作时间、雇佣女工、克扣工资、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等情况，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只能采用粗暴的、原始的破坏机器等方式实现对资本家的对抗，进而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规模的抵抗运动。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无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只有团结才能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群体，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在19世纪，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产生了强烈冲击，开展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不可避免，资产阶级需要认真地考虑如何保证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又能够帮助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升。二、功利主义的特点

功利主义是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主张趋乐避苦，与古希腊的幸福主义一脉相承。但究其本质，两者之间又有内在的区别，功利主义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兴起，它强调对社会福利、利益的整体考量，注重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快乐感受，但是古希腊的幸福思想主要侧重于个体的感受。

功利主义以功利为轴心建立的趋乐避苦是从感觉论的立场出发的。其思想理论注重对个体思想的考量，但绝不局限于此。立足于对功利主义的整体把握，以个体心理为切入点，关照的却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调整。所以，在这一角度，功利主义思想勾勒出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伦理思考。后来，功利主义提出衡量社会根本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参考标准是人民的生活与社会的福祉是否提高。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功利主义具有极强的实践思维，在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说，在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冲突中，强调对社会最大利益的维护，这一理论基础比道义论更有实际的指导价值。对于道义论本身，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仅仅着眼于道义原则本身，导致演变为一种僵化的理论。

功利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实现了个体、他人、社会的利益整合。功利主义通过自身独特的方法体系形成了衡量社会的重要参考标准。也就是说，就其本身而言，道德关系不是人们本身所认可的善良关系，而是强调一种人们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的善良关系，这一关系的衡量标准是动态的，善的伦理主要表现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统一。三、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一）人们行为判断的价值依据

功利主义值得人们加以接纳，支持的原因在于强调人们在选择之时存在了参考依据。功利主义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回归自身，返璞归真的重要性。这一价值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根本利益，人们在追求价值合理性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了对自身幸福的坚守，那么其他的价值将会直接丧失其合理性与内在意义。相对于道德义务要求的理性主义义务论本身也坚持对自身利益的坚守，通过把握人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实现绝对命令的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依旧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比如说，当下经济的发展状况、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问题，这一切最终都需要落点在价值的意义层面。而对于功利主义所强调的利益观念就基本指出了伦理思想的主要立场。这一观念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物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要素以及黑格尔强调的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等观念。（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对道德行为的定义，功利主义认为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对最大幸福定义包括两个层面，分别是社会的最大幸福、个人的最大幸福，在这一层面上，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主要是指社会角度的最大幸福。对此，密尔曾经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功利主义认为行为上的幸福并不是事关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这一切有关人的幸福。比如说，功利主义需要对自己与对别人的幸福同等地看待，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进行客观的看待，对待别人就像希望别人同等对待你一样，能够很好地将这两点进行完美融合就将功利主义做到伦理的完备了。（三）与当前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需求

市场经济是当前主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步建设并加以完善，国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并且日益开放。在这一发展趋势下，需要我们进一步熟练掌握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与发展特点，以便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功利主义思想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明显的表现，包括对市场的内在动力机制、个体活动的利益取向等方面，马克思曾经将生产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参考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就是消费性功利精神、生产性功利精神。当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的积累时期，功利主义的生产性精神就被资本家所利用，虽然两者存在侧重点的差异性，但是在和谐的生产运作过程中，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功利主义精神需要加以结合使用。四、功利主义的主要内容（一）追求快乐的生活

大多数的功利主义学者没有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明确的定义，仅仅从最宽泛的角度定义或者从生理体验的层面使用快乐和痛苦的概念。边沁曾对这一观点表达个人的看法，认为自身对快乐与痛苦的使用缺乏深层次的辩证认识，仅仅依据日常使用的含义表达，难以具有开创性的角度，对快乐与痛苦的定义进行本质的区别与认识。

对密尔来说，人类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单纯的感官享受，文化、知识、创造力等高级的体验都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于个人来说，人类对自身的自我肯定，自我发展非常重要。就像密尔的主张：“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远好过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远强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对于他来说，内心体验到的快乐、满足、自尊的感受相比于来自身体感官的感受更加的深刻、稳定并且持续。行为主体在评价来自外界的快乐时，会综合考量快乐的数量以及质量，那些盲目重视快乐数量忽视质量的做法与衡量标准无疑是荒谬的。相对于底层的存在物，处于高层的存在物需要更多的物质享受与精神体验才能达到满意的状态。但是，就人类自身而言，更容易因为情感上的懦弱而被低等级的快乐所吸引，比如说，某些人清醒意识到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高级的持续的幸福，但是依然存在盲目陷入抽烟、酗酒等低等享受中。（二）避免痛苦的扩大

密尔和边沁对于功利主义痛苦的补充主要倾向于利益受损，身体和心灵遭受折磨，基辛格认为道德伦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平等原则，但是又主张对具体事物的详细分析。比如说，如果一个病人已经被确诊为不治之症，病人长期处于对死亡的恐惧与病痛的折磨之中，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遭受着强烈的折磨，那么，在病人的自主意愿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是一种幸福的增量以及痛苦的减少。又比如说，一个孕妇在怀孕期间被检查出胎儿患有某种疾病，这一疾病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这一情况，面对孩子生活的担忧，孕妇会时刻处在自责、愧疚与担忧之中，她的生活也会陷入打击与摧残之中，那么，或许选择堕胎对孕妇来说是一种幸福的解脱与痛苦的结束。

虽然，基辛格关于安乐死，孕妇在一定孕期内堕胎的观念受到诸多保守人士的抨击，但确实对西方的传统伦理理念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与挑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伦理和法律道德边缘面对复杂实际情况的漏洞。能够避免功利主义的间接论证、辛苦计算，也能够弥补如同直觉主义的武断与感情用事。第二节功利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一、对中国传统功利主义观念的继承（一）逻辑起点—人性论

对任何一门政治科学的研究都需要立足于一定的理论假设，以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并且对该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规范性的指导。中国的功利主义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性论的把控，在中国的传统功利主义研究者来说，主要分为墨子、韩非为代表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以及宋代功利主义认为的自然人性论。前者突破了中国传统儒家观念的性善论，认为人类全部的社会道德在于人类为某种实践所采取的手段。自然人性论的观点则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实现人性的自然差别在于后天的不同习得习惯。在人性自然的观念下，任何对自然欲望的追求都具有其合理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代朱熹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锢。近代功利主义对传统人性理论有所继承，但是在具体的选择上依然强调自然人性论。（二）思维方式—工具理性

所谓的工具理性就是强调对事物在做出价值判断时，以现实的结果为判断标准，忽视对结果实现过程中手段正当性的考量。这一种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重利轻义，但是在近代中国功利主义的思想上主要取决人研究人员对于西方文明态度的选择与吸收上。在中国传统功利主义当中“利”不仅仅代表周围人来自身边人切实利益的存在，也是人类行为的目的。如韩非就把“利”贯彻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延续到近代，虽然传统的利义之辩没有明确的结果，但是此时对功利主义的内容产生了些微的偏差。此时的利义之辩主要是围绕中西方的文化所展开。对于功利主义学派来说，西方文化并非洪水猛兽，而是有利于实现清王朝统治繁荣发展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工具理性思维的指导下，近代功利主义者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步伐，但是在中国近代历程中，对功利主义的认识依然存在浅表化的特点，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三）理论原则的外在保障—法治

任何一种学说的成长发展，不仅仅需要其学说自身体系的构建完备，还需要搭建完善的外在环境保障，对功利主义学说来说也应当如此。由于功利理论的特殊性，难以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获得外在的保障与支持，因此，寻求道德之外的法治保障将是功利主义的另一出路。

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在法治的搭建过程中更多地参考了西方近代的法治经验，但是立足于对法治渊源的考量，更多的思想经验来自对古代传统的继承。近代功利主义也强调对法治的重视，但是其思想着重点有了些许偏移，更加强调法宜其时，主张依据对时局的变化进行变法。与此同时，除了要求变法之外，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要求法治需要体现功利原则。如康有为就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指出“夫公理本无善恶，是非皆听圣者之所立”。（四）理论的研究方法—实证

在当前学者的著作中，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在中国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功利主义倾向，但是缺乏实际的功利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功利主义并没有形成像西方一样完备的功利体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功利主义理论在中国存在的事实。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由于研究方式的不同，会直接导致不同的理论表现形态，中国的功利主义在研究方式上主要采用的实证研究，由于缺乏终极理论的支持，导致该理论表现出支离破碎的呈现样态。

中国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起源于墨子，比如说“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原则主要来源于墨子本人的实践经验。他主要认为社会的动荡不安来源人过于自爱，因为，为了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最为重要的在于兼相爱，交相利。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式，被后世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广泛沿用。通过不同维度的信息提取实现知识经验的归纳总结，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通过在对历史典籍的学习中获得理论支持。但是到了近代，这样的研究方式并没得到本质的改善，魏源就是对历史溯源、现实榜样的学习中获得理论支持。

除了对现实生活经验、历史典籍的理论学习获得对功利主义的理论支持，部分功利主义思想家也尝试对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进行考察验证。比如说对平等观念的认识，康有为认为实现人人之间的平等要求，最为重要的在于人人“均是圆颅方趾之人”。因此，这种实证研究的方式有力地支撑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由于缺乏终极理论的支持，导致功利主义思想一直处于道义论的次席，难以获得主流研究专业与学者的支持。二、对西方近代功利主义的批判借鉴（一）对个体价值的认同

在西方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人并不是一个整体的类别概念，是作为个体单位的概念而存在。由于个体单位的存在，因此，在西方的观念中，强调的并不是个体对整体的服从，而是探讨个体单位如何实现与整体的分离。然而，这一观念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背离，在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家的观念体系中，个人的正当利益、正当价值得不到重视与认可，并且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出现对立、冲突时，个人需要进行无条件的退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相对于整体来说，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但是，随着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功利主义思想家之间意识到个体价值在整体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种全新的人论思想的构架就开始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思想家代表是梁启超与严复。受到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家边沁的影响，梁启超摆脱了对传统人论观念的束缚，开始以公开的姿态实现对个人价值的辩护。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重视利己、自利等观念，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对这一观念进行辩证的认识，梁启超的这一思想观念与西方盛行的利己主义观念存在本质的区别，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民众对自身的权益意识，重视对个人合法的、正当利益的保护与维持。（二）去苦求乐，追求个体的幸福

在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苦求乐，追求个体的幸福是其大力提倡的观念，发展到近代，对幸福理念的追求一直在延续，但是其思想内核却有了些微的调整，开始重视个体幸福与大众幸福的内在联系，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历来强调他人的幸福而忽视个人的幸福，并且，实现对个体幸福的追求一直处于被禁止的范畴。宋代的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就是对这一观念的有力佐证。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或者西方文化的传入，部分先进的理念开始被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所接受，对于去苦求乐，注重对个体幸福的追求更是被大力推崇。康有为进一步区分了世间的善恶、是非标准，认为：“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也认为乐利应该在生活中被大力提倡，并且全面结合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论证乐利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合理性。（三）权利与自由

权利主要是指个体按照个人意愿进行处置的地位与能力。对于西方来说，权利中的核心思想在于“自然权利”，但是对于功利主义思想家来说，自然权利却不被重视和强调，由于自然权利具有了不可证性。对于功利主义思想家来说权利的重中之重在于政治参与，自主表达等权利。边沁对权利的主要表述在于集中强调如何增进人们的最大幸福。他认为政府的存在在于满足人们的个人权利，因此，他反对专制主义，认为在代议制的制度下，权利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才能够有效实现政治的最大目标—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三、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功利主义思想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功利主义思想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在我国，功利主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诞生，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先秦，两宋，明清时期。先秦主要时期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是韩非子、墨子等人；两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叶适等人；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严复、魏源、梁启超等一批经济思想学家，他们的功利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商品货币的思想呈现出积极的态度，提倡重视商人的价值并且给予商人一定的利益支持，主张以私利的形式实现刺激经济发展的功利思想；其次，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企图通过平等贸易等形式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最后，强调个人利益，主张经济上的放任自流，认为传统的道义和私利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思想，是现代文明和商业经济的产物，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功利主义思想，但是难以形成具有鲜明商品经济意识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中国的功利主义思想不具备完整的伦理学特征。（二）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启蒙

在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一个剧烈变动和全面转型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重新建设现实秩序的思想武器与现实道路，在这一发展时期，功利主义作为西方影响力巨大的伦理学流派开始备受关注。魏源等思想家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明，并且后来被洋务派开始用于实践，但是真正将功利主义学派传播到中国的却是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员。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论派系，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激发了中国的文化活力，并且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关键在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不是一种道德文化，而是深入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基础，实现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呈现。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承认人欲的合理性，能够帮助中国从传统的封建道德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主张以功利为核心，鼓励个人大胆地求利致富，实现个人的正当利益，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衡量基准，有利于打破封建主义严苛的等级制度，促进民主意识的觉醒。第三节功利主义的现实影响一、功利主义目的论与我国经济基础的错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导致大家片面地认为功利主义目的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甚至认为功利主义伦理观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成分。但是，当我们对功利主义目的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阐释后会发现，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内核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不吻合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是相违背的。

马克思曾经提出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理论，主要的观点是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存在反作用力。因此，所有的社会意识都不是个人观念所能够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功利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与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的弊端，帮助建立社会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时代大工业要求的经济秩序，与合理化的发展趋势相匹配。功利主义目的论强调效能与功用，成为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道德观的萌芽。也就是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思想观念的观点。

目前，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功利主义观念在为追求一己之利的利己主义群体中广受追捧，但是，我国并非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只是现行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服务人民大众的方式之一，我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所有的上层建筑为社会主义服务，所有的伦理建设需要符合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况。虽然，在目前的经济机制下，出现了明显趋利化倾向，但这一现象属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并非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所以，在现行社会条件下，部分鼓吹功利主义目的论是我国主要理论的论调缺乏现实基础，难以与现实情况进行高度匹配。但是，就功利主义目的论本身依旧存在部分的合理性，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然有我们加以借鉴、学习的内容。

当我们在学习西方时，过于崇尚拿来主义，缺乏对西方观念的正确认识，对于功利主义需要认识到与我国传统的功利论存在本质的区别。功利主义伦理学主张在维护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前提下，实现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整体福利的关注。但是中国传统的功利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在于传统时代利益关系巨变之时，冲破传统思想体系的禁锢，主要的价值诉求在于申扬个人的欲望与利益的存在合理性，传统功利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祛除空谈道义，扼杀个人欲望的僵化体制，实现对封建道德体系的重新激化。因此，两种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存在天然的差异性，不可同等看待。从两者的理论实质来看，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观念，这一理论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化行为上的利己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伦理观又强调以最大幸福主义作为终极目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功利主义理论观在这两个之间的渠道构建不够理想；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功利观，其理论视野与根基都立足于对国家整体的关注，在对家国情怀的整体性关注中都难以超脱出对集体主义的推崇。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运用中，倘若缺乏对功利主义伦理观、中国传统的功利论详细的了解，就会不可避免地在现实生活中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误区。二、功利主义的现实影响

功利主义伦理学部分的思想内容在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中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肯定，但是在实际的学习与运用过程中需要恰当地把握其中的分寸，任何伦理学说的正确性主要表现在特定领域与范畴，超过了特定的研究条件就会面临质疑与冲击。在人生观的确立方面，部分人的功利思想被无形的地强化，实现个人生活轨迹、人生态度的转变，比如说由原来的不法之徒转变为通过合理途径、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个人的职业能力、生存技能得到了强化与提升，对待生活的态度、个人的人际处理能力都得到的改善；但与此相反的是，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受到严重侵蚀，将金钱作为人生追寻的唯一目标，过分地重视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导致个人的人生观念，价值理念过于狭窄化，通过世俗的评判标准将金钱的获取能力作为唯一尺度。面对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的侵袭，沉重的工作生活压力，唯金钱论的社会氛围透支着人们的生存空间，不自觉地追问金钱是否是人生存的唯一目标与导向，在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坚持怎样的价值观念，虽然不同的个体会有个人的参考标准，但是总体而言，在价值观念的确立上我们需要坚持以下几大原则：（一）树立乐观主义人生观

悲观主义人生观处于乐观主义人生观的对立面，需要在合理程度地管控中加以有效调整。生活中难免会困苦、挫折，但依旧需要在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中投入生活。目前，我国处于市场的转型时期，面对这一特殊的发展时期，需要深刻认识到功利主义仅是我国市场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实现这一阶段的跨越仅是时间的问题。

俗语常说，人生之事不如意十之八九；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生是悲惨的，不幸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观念消极的群体。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个人的理想信念难以实现，届时苦闷、焦躁的心理得以产生。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在盛行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中，社会难以满足所有人的精神、物质需求，这就需要个人充分运用自身的才能、智慧，实现对个人精神、物质财富的满足。因此，让大部分人认为金钱成为衡量生活内容的主导，甚至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但是，面对这一情况，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要用长远的眼光、乐观主义态度了解到功利主义社会仅是历史发展的一小步。（二）坚持集体主义与社会本位

社会成员利益的集合就是集体利益，也就是每个成员利益结合的有机体，并且，集体利益也是社会利益的组成与基础。而个人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价值与集体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来源于对社会的贡献，并且只有在得到社会的承认后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圆满的彰显。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充分保护和尊重集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损伤他人利益为代价，甚至完全忽视集体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长此以往，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利益也在无形之中被损害。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我们必须树立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三）树立合理的金钱观

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追求金钱上的享受，还在于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与提升。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树立合理的金钱观，并且在合理的限度内勇敢地追求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目前，参与社会生活离不开金钱，并且，金钱依旧成为衡量人的重要评判标准。但是，倘若我们无限度地夸大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导致我们的生活陷入盲目的拜金主义，模糊生活的本质意义。而功利主义理论强调对大多数人幸福的维护与尊重，这就需要我们树立合理的金钱观，运用正确的观念看待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不要让金钱束缚住个人的选择与价值观念，只有超越功利的单一理念，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在合理的价值观念下，我们需要合理地享受。摒弃对生活的误解，做一个真正的幸福者。我们的价值需要在对他人的帮助中加以彰显，实现对自我价值的内在肯定，精神境界的进一步提升。培养良好的生活兴趣，与家人和谐相处，与朋友友好相处，这些生活情景都离不开我们对生活的合理界定，运用积极的心态，情绪饱满地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才能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三、功利主义的意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功利主义的理解都存在片面与误解，主要停留于现实生活中较为世俗的层面，认为功利与快乐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这一理解是比较浅表化、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忽视对功利主义理论核心内核的仔细考量。虽然，在哲学界也曾存在这一误解，将功利主义视为快乐的对立面，并且部分对功利主义抨击的人认为该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微贱的、不值得一提的浅显快乐。

在生活中，我们会遇见一些人，自认为了解功利主义的全部内涵，实际只是处于表面化的理解，缺乏深入的探究分析。比如说，倘若功利一词前置于快乐，部分人会认为脱离实际而显得有点儿枯燥，但是，当快乐前置于功利一词时，会因为太接近于实际而显得淫逸。真正对功利主义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每一个支持功利主义的哲学家都不认为功利与快乐应该处于对立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功利就是快乐本身，并且，功利主义所强调的有用性就囊括了快意的感觉。部分指责功利主义观念的人仅仅处于以点盖面的浅显情况，对于真正想要了解功利主义的人群来说，需要加大对功利主义理论的理解力度，通过广泛的资料收集、理论积累，实现对功利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

功利主义强调构成各种道德的生活基础在于最大幸福原理，因此，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之下，人们行为的正当性与幸福比例的增进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以此为重要的参考标准，认为幸福主要是指快乐的增加、痛苦的消除；而不幸福就是指价值个体对快乐的丧失。因此，人们在评价个人的幸福是否符合基础性的道德，主要参考的评价标准在于外在的内容与观念，比如说上帝的意志、社会整体的幸福与完善。康德的自律、他律原则可以是这一理论的补充，幸福论的原则是感性的，但是个人感性的观念将会直接导致对幸福的理解难以具有普遍性，并且个人的认识与生活是有限的，个人的感情难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观念。自律的原则主要是指，道德源自公民的意志本身，人类需要在对自律原则的坚守中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在日常的生活中，注重对快乐的增长，痛苦的祛除才是生活追求的本真，在一切追求的事物中，在追求的过程中就存在快乐的元素，这一衡量标准是让部分人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认为生活是欲望勾结的本身，丧失了对人生意义的本质追求。倘若认为人生缺乏对快乐的追求，那么就是导致个体缺乏或者直接放弃对更高价值意义的追求，而这利己观念则被认为是堕落、低下的象征，是一种仅配属于猪的理论。伊壁鸠鲁的信徒曾被轻蔑地攻击为猪，并且在近代对于拥护这一理论的人也被英法等国的人比拟为猪。

当伊壁鸠鲁学派的人受到这种攻击时，对于非难他们的人认为人性本身是卑劣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假定人只能具备感受猪这一低等体验的快乐感受，难以体会更高层次的快乐。但是，究其本质，当我们在非难伊壁鸠鲁学派时，认为将他们的快乐观念与禽兽形成类比，会产生贬损的感觉，主要原因在于禽兽的快乐观里面不存在幸福理念，当人难以获得这一方面的满足时，人们便会认为他们在追求时是不幸福的。伊壁鸠鲁派普遍认为理智、情感、想象的快乐是高层级的快乐，而功利主义哲学家普遍认为心灵的快乐超过肉体的快乐，并且前者相比较于后者更加持久，更加稳妥，其中的附加值，功利主义者已经在历史发展中加以完全证明。并且，我们在估算其他事物时，必须对数量和质量进行整体的考量，仅仅立足于数量开展对快乐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对于两件同属快乐的事，人们都会倾向于选择对自己快乐最大化的一项，极少数的人会允许自己享受较低等级层次的快乐，因此，尝试享受如此的快乐，将会缩小与较低等级动物之间的差距。比如说，所有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备一定社会身份的人都不会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不会让自己沉溺于低层次的感官享受中。所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需要更多的需求被满足，并且，他们对痛苦的体会也会更深刻，尽管在生活中他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也不会愿意沉沦到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对于这种不情愿，我们在生活中屡见不鲜，但是在同样的境遇中，较高层次的人并不会比较低层次的人更加幸福。对于享受能力较低的人，可以获得需求被完全满足的可能性，而但是对于天赋较高的人来说，他会认为自己所追求的事物永远存在缺陷，永远都难以获得真正的完满与幸福。

在攻击功利主义的人中，很少会直接公正地承认，功利主义者主要是以幸福作为实践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指一切相关的人的幸福，并非单指行为者个人的幸福，需要在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实现爱邻居就像爱自己的理想境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注重外界环境的营造与选择，比如说法律和社会组织需要实现个人与社会幸福的合理安置，尽可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协调统一。合理利用教育和舆论的力量，搭建个体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之间的有效联系。对于责难功利主义理论的人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该伦理发展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积极意义，了解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时代的烙印，需要立足于对时代背景的分析，了解该理论所具有的时代特殊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挖掘其所具有的衍生意义，我们需要在社会的发展中，在古今历史的观察中结合伦理思想的正当性，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但是，需要认识到理论来源于生活，并且具有指导意义，实现对理论的深刻解读还是需要在生活实践中加以了解升华，切记盲目地追随理论。第二章东周功利主义思想第一节东周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一、国家政策法规的功利主义

战国时期，在各诸侯的争斗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国家：韩、赵、魏、齐、楚、燕、秦，各个诸侯国为了进一步完成土地兼并，统一中国，不仅面临诸侯纷争的外部矛盾，更要解决在战争环境下导致的人口与土地之间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各个诸侯国为了进一步实现国内安定，国外统一，改善因为社会资源短缺导致的状况，开始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欲望从思想上控制普通大众，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诸侯七国在各自国内推行新的社会风气和思想道德，原来一直沿袭下来的利他主义开始被扭曲黑化，有利于贵族加强统治的利己主义开始逐渐成为主流的思想观念，并在多位思想家的推崇下成为社会各阶层竞相追求的利益代表。在商鞅变法的相关记载中可以发现，利己主义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层次都有着很深的存在印记，具有极高的指导地位。《商君书·错法》中在涉及国家治理的时候提到，一个开明贤德的君主在进行国家大事方针的制定规划时，总是会根据国中臣民本身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小来进行论功行赏，论工人用不同的人民，而是仅仅局限于自身与臣民之间的私交护着民众的德行。不难看出，变法者商鞅就很善于利用物质利益作为人民追求的目标，以此来引导民众之间的差别，并且按照“禄当其功”“积（绩）多食多”的准则来分配每个人应得的物质财富，这就在社会上掀起了强烈的崇尚物质、追求功名利禄的氛围，由于商鞅的这一措施在解决国内矛盾的过程中颇有成效，就很快地推行到其他六大诸侯国，至此，战国时期的国家政策开始被功利主义所浸染。在《魏策一》中，魏国大将公孙座在与韩国和赵国的浍水之战中打败两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魏王为了奖励将军，不仅出宫到市郊迎接，还犒赏百万良田。从这里可以看出以物质作为奖励的标准和内容已经成为战国时期各国普遍的社会风气，各国人民开始追求功名利禄，功利主义已经蔚然成风。二、商业活动中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作为整个社会都奉为准则的主要思想，除了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之内有所体现外，在商业贸易活动中也有很大的体现。在查阅与战国大量商业活动有关的书籍之后就会发现，战国虽然战乱纷争，但大量增长的社会人口在面临土地资源极为紧缺的现状下，不得不转变自身的职业身份，弃民从商，因此在战国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像陶朱公、白圭等众多腰缠万贯的商业巨富，商品经济呈现出飞速发展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商人为了谋求更多的私利，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开始逐渐以利益为重。《荀子·荣辱》中描述了商人为了争取最大化的利润，极为贪婪的嘴脸。为了争取商业利益，谋求更多的金银财宝，商人之间丝毫没有谦让道义而言，所有的行动和目标都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果断而狠毒，贪婪之心毫无掩饰。为了阻止这种不良的商业贸易之风危害社会政治经济，许多君王都颁布了一系列的商业禁令，如粗制滥造的商品不得出售，缺斤短两的行为将会被处罚。除此之外，国家开始成立相应的经济管理机构，来规范管理商业市场，商业机构指定交易买卖时所用度量、法治，禁令等等，这些国家政策约束了商人之间的黑心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功利主义的盛行。

战国时期的商人因为有了一定的贸易基础，所以极其善于利用气候和时节的交替变更来进一步改变供求之间的关系，在打破这一均衡的趋势基础上，通过低价购入，高价卖出的准则进一步谋求商业利润。《商君书·去强》中说，在粮食处在供大于求的状态时，由于整个市场上卖方处于优势地位，商贩便于趁此低价大量囤积以便在粮食处在供不应求的时候以高价卖出，在此基础上赚取差价，来获得大量的利润。这种哄抬物价的做法不仅在《商君书·去强》中有所记载，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也有提及，说吴起让其妻子纺织，结果出来的布匹过于精细，吴起认为这样的布艺在商场上销售过于实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将原本已经织好的物品拆除成较为稀少的东西，拿出去以同等的价钱加以变卖。在整个过程中，商人为了赚取利润，不惜牺牲诚信，也要在整个市场交易过程中换取到更多的物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欺诈的行为愈来愈严重，商业中的失信行为也逐渐在社会各界开始慢慢扩散，对战国时期的整个层面都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而究其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信的行为，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上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出现所导致。人民在长期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断扩展属于自身的权利，最终导致每个人都尽可能地顾全自身的现实所有，而将他人和整个社会的需求抛之脑后。三、官商勾结、贿赂公行

战国时期，商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强，虽然整个发展过程中商人已经从小部分群体发展为一个社会阶层，但是在整个东周时期甚至我国的封建社会，商人即使腰缠万贯依旧是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处于下等地位，这在经济基础和社会阶层划分之间存在的不对等地位，导致我国早期的商人为了换来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惜与官府勾结，对行政官员实施贿赂，通过权钱交易以换取一定的社会政治权利，长此以往，这种官商勾结、贿赂横行的风气不仅对整个古代官场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这种风气也扩散到其他领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朱公的儿子因为杀人被囚禁在楚国，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免受牢狱之灾，朱公将家中的数百万黄金和金银珠宝全都装在箱子内，装满一马车之后将其送至楚国的相关重要大臣，希望借助于财力获得楚国官员的注意，以此来帮助自己的儿子减轻罪行，甚至获得释放。这种在战国初期就存在的官商勾结贿赂横行的做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渗透演化，最后扩散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至于在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战场领土争斗的时候，常常采用金银行贿的方法使一些关键人物改变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为自身的利益集团服务。《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八年，楚国开始攻打齐国，所派遣的士兵数量远远多于齐国的士兵，在危急关头，齐威王向邻国赵国求救，而说服赵国发兵的缘由不是别的，正是金银珠宝，当齐国钱财送至赵国之时，赵国为百万黄金和车马才所动，在收到相应的财物之后，赵王支援楚国五十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千百架战车，楚国听到这一消息后，惧怕齐国借过来的军马，连夜撤出，返回国内；《战国策·秦策五》还记载，在秦统一过程中，燕赵魏等多国达成联盟对秦国展开进攻，秦国虽然国家富强，但也很难在长时间内做出有用的抵抗，在一筹莫展之际，秦国的宾客献计说，可以采取离间贿赂的办法将装满金银珠宝的战车散布在燕赵魏三国，促使其为争夺金银而在内部变乱，最后三国果真上当，秦国避免了灭国之险。官商在相互勾结买官卖官的背后，是对整个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蚕食和毁灭，而在此基础上逐渐绵延开来的贿赂行为更是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社会风气不断下滑，贿赂之风无所不入，无所不能，破坏社会已有的社会风气和行为准则，不仅造成了社会无善良正义而言，也对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带来损害。四、变乱名实以求利

自我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开始发展以来，商业贸易往来中的欺骗敲诈和假冒伪劣问题就一直层出不穷，难以被禁止，变乱名实的问题更是此消彼长，严重影响了整个商业贸易的市场秩序，其实在社会上进行整个问题的追溯，可以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乱名实以求利的社会弊端，还是因为功利主义在作怪。

在探究变乱名实以求利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我们先来看一下名实的概念与界定。名实问题在我国的商业贸易往来中一直都存在着，从根本上来看，名实问题其实是社会上自发形成的一种约定习惯和衡量标准。《荀子·正名》中对名实的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我们经常所说的名其实是一个不固定的、随人们的社会价值标准和物质标准不断变化的概念，当我们对某件物品或名之类的东西达到了社会一致的看法和认同，那么这个名就是合适的，符合社会一致的期待，如果所做的事情或行为超过或低于这一标准，那么就不合时宜，就是不符合标准；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没有固定的实际物品实际意义的，社会大众所达到的统一期待和标准就是这个名的实际归宿和物质意义，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多数人利益和发展标准就是我们所说的名实。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名本身就和货币一样没有实实在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但是由于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这样的一项标准和社会期待，作为衡量一切行为、言语、想法的好坏，所以名本身也就开始变得有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名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而不是在于其本身的意义。那么在我国东周时期，名实与名不实的一个价位清晰统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尊卑贵贱，人们对名贵的服饰、豪华的车饰、富丽的宫殿、奢侈的器用这些外在的形式的追求，从而获得一种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这是以长期以来我国人们追求名利的心理造成的，也正是在这种物质基础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择手段地追求社会钱财权利，导致整个社会秩序混乱。

东周时期，随着当时的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与日益激化和缩减的土地面积之间的矛盾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弃农从商，随着从商人数的不断增多，商人之间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产，开始不断巧取豪夺，做出一系列违背名实的手段，利益成为商人们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许多从商者不惜自毁诚信，囤积居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不仅造成市场混乱，还形成了一种社会乱象，即身为劳动阶层的农民虽然从事农业劳动，但是所拥有的粮食谷物却极为少数，而商人在操纵市场的情况下，不用劳作也可以大量存储粮食，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名实难副的状况。五、外交领域的功利主义

早在东周初期，外交领域的功利主义尚不明显，但随着功利主义从上到下、从社会思想政治到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外交领域也开始受到功利主义的侵蚀，各个国家在进行外交政策和外交往来时，往往将功利主义放在首位，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和利益，甚至会不择手段。

通过搜寻资料可以发现，早期许多古代作品在提及东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时，较多出现一些关于诚信的字眼，如诚、信、允等等，在东周社会的初期，诸如此类的文字较多出现在古语当中。诚信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重要的作用，诚信作为社会经济往来的基石，往往是一场商业贸易往来的最基本要求，只有诚心的人们才会获得整个社会的重视，成为人们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而当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时，诚心的作用更是明显，在涉及国家对外交往的时候，与诚信相关的宣誓、集会等相关的政策行为会出现，因此可以看出在东周早期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政策方面并未受到功利主义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盟誓制度已经开始成为国与国之间不信任的一种约束机制，虽然在早期盟誓制度被多数国家认为是诚信的产物，但是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盟誓已经成为国与国彼此约束制约的一种措施，《谷梁传》中提到，在宣告盟誓的时候不应该涉及先皇五帝，不应该涉及我国古代的帝王将相，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盟誓制度的作用已经被质疑，因功利主义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信任危机已经初见端倪。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到来，国与国之间因为战争领土纷争变得更加猜忌谨慎，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土地，许多纵横家开始登场，这些纵横家作为各国的外交使者，往往为了进一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得到君王的晋升，对外说服谈判的过程中往往用尽各种招数，一些低下恶毒的手段也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开始被采纳，一般而言，纵横家采取的手段主要有欺诈、行贿、造谣挑拨、嫁祸他人等等，虽然借助这些手段纵横家帮助自己国家取得了一些外交上的成果，但这些手段难免过于下流。在春秋战国那个战乱纷纷、居无定所，民不聊生的时代，人们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纵横家在乱世逢生，为了自身的安危和国家的未来，采取这些手段获取胜利给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许多消极的负面影响，虽然这短期上取得了某些既得利益，但这种功利主义趋势下的欲望和行为往往会造成整个社会风气下降，社会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会滋生出许多败坏的东西，这对国家的整体走向是极为不利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