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余、栋杨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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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金融：金融新业态试读：
前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虽已渐渐远去，但对各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的深刻影响难以估计。一方面，备受打击的传统产业与金融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寻找能够“振奋人心”的新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粗放式、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引起人们“心有余悸”的反思，如何更好地权衡资源有效配置与公众福利的提升，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与人文变革转型的聚焦点。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日渐火爆的共享经济成为极具发展潜力与想象空间的“抓手”。例如，Uber和Airbnb(空中食宿)分别为出租车业和酒店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也让人们看到了共享经济在可持续商业模式构建上的可行性。同时，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得信息收集、处理、传递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带来了“互联网+”时代的经济与金融变革。
作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货币金融学同样在宏观与微观等多个层面面临亟须完善的缺憾和不足。而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大国，都需要面对金融“绚丽面纱”之下如何与实体部门更好地结合的难题。可以说，虽然共享金融的实践模式仍待市场检验，但其已经成为解决现代金融困境与理顺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主线之一。信息化时代的利益协调与社会协作
虽然英文或许都可用Sharing Economy表示，但中文的分享与共享经济是有差异的，后者所体现的自由度和社会化协同程度要高得多。就历史上看，也呈现从分享经济学向共享经济学的过渡，当然二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分配资源的问题。如果追溯到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其成为欧亚互通有无的商贸交流大道，实际上体现了信息与市场的时空割裂时期资源分享有多么重要。这不仅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新的互动式发展。
从现代视野着眼，经济增长中的利益与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市场经济建设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核心矛盾。早在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关于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怎样协调，已经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也是现代共享经济学的早期萌芽。然而，在一个似乎资源和空间可无限攫取的时代里，无论是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来应对工业化早期的过剩式大危机，还是对生产关系的暴力破坏与冲击，都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着理性共享的朴素思想，短期思维总是占据上风。
到20世纪中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面临“滞胀”风险的困扰，如何重构社会分工秩序与微观基础，以建设性思路来构建和谐发展模式，也成为众多学者思考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分享经济研究再一次得以提升。例如，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佩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社区结构和协作消费》（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中系统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也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经济》一书，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了工资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以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
到了20世纪末期，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以“分享”为特征的互联网思维迅速融入主流文化，并且对消费者习惯带来许多新的影响，进而使得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可以说，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使分享成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由此，分享经济学理论得到了极大提升，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等，旨在形成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早期的分享经济是建立在消费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更强调的是剩余资源的“拾遗补阙”、有效利用。但伴随着历次危机不断带来对资源充足性、社会可持续性、各类结构性失衡矛盾的担心，以及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多级分化”日渐突出，再加上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迭代式冲击不断深入，使得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增长模式中，不仅可以把“分享”作为一种“调剂部分”，更可以向“共享”型的机制建设进行演变。通俗地说，共享经济强调的是以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渠道为桥梁，公众更加平等、有偿地共享一切社会资源，彼此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共同享受经济红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由此来看，共享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在现实中，虽然由于新旧经济规则的冲突、可共享对象的规范性有待明晰、文化理念与消费习惯仍待转变，加上少数投机资本推动下的共享经济创新项目的“竭泽而渔”，使得即便有许多国内外媒体大呼其巨大的市场空间与颠覆性作用，也有了经典的创新案例，共享经济真正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流，也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但不管怎样，从分享经济到共享经济的演变，不仅蕴含了早期解决收入分配困境的梦想，更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包容式发展、共赢式发展提供了革命性的前瞻。以共享金融解决现代金融内在矛盾
伴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现代金融在更加有效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内在的困扰。金融发展与实体产业的脱离、金融部门对实业部门的谈判权优势等，都使得某些金融活动距离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心目中的“美好社会”愈来愈远，成为金融业的“自我游戏”和贪婪资本的乐园。
与共享经济的生命力相称，共享金融也给金融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提供了一条“通往理性繁荣之路”。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共享金融如何界定，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作为起点，我们可以尝试对其内涵加以粗略描述。所谓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型发展。
同时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共享金融在当前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
具体来看，其内涵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金融对共享经济的有效支撑。对于共享经济模式来说，现有金融体系往往难以满足其日益复杂的金融需求。无论是创业时的融资需求、简单便捷的移动支付、资本扩张下的规模经济、不断健全的信用环境保障，都离不开金融创新的及时配合。就此意义来讲，从最具生命力的金融创新都是扎根于实体来看，共享金融体现了服务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系列新型金融创新与制度安排。
二是金融要素的多元化共享式发展。金融机构、产品、市场、制度、文化等要素，共同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金融”范畴。在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下，原有的机构、产品、市场等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例如：原有银、证、保等分业格局可能逐渐被打破，彼此共享模式架构与比较优势；金融产品的定制化、个性化与标准化、简单化倾向并存，机构不再只注重“供给创造需求”式的创新，而把金融消费者作为共享模式下的创新驱动者；在新技术促使不确定性降低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逐渐降低，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神秘场所”，转而呈现跨时空、去物理空间和去中心集聚的特点。
三是金融功能的共享与融合。无论怎样演变，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货币基础、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对此，共享金融带来的转变，一方面是在产品与服务层面，过去“泾渭分明”的金融功能逐渐出现融合，金融消费者将更加轻松安全地享受金融“超市”“专卖店”“网店”的服务，适应这种转变，金融中介部门除了继续优化资金配置、中介、咨询等功能之外，更多地转为第三方平台服务商，旨在提供网络时代的金融资源配置规则与交易生态体系。各种各样基于P2P(peer-to-peer,点对点)原则的网络金融服务创新，正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有助于实现“长尾”型投资者与融资者的资源共享。另一方面，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支付清算、信息信用体系等，与金融中前台服务相比，则呈现融合趋势更甚的情况。这些金融基础设施体现出服务多元化与技术标准一致性的特点，形成顺畅承载金融资源流动的金融“水利设施”，同时引发金融后台服务外包、金融业“轻资产化”、基础设施全球化等新趋势。
四是平台金融模式下的多主体协调。互联网时代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平台经济的涌动，平台是以某种类型的网络外部性为特征的现实或虚拟组织。一方面，在平台经济的诸多特点之中，正外部性和多归属是典型代表。前者意味着当越多的主体进入到平台之中时，平台对于各方实现共赢的价值越大；后者则表明竞争性平台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最大的多重选择。这些理念也催生着平台金融的创新，意味着伴随共享金融理念的突破，只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型、包容性、多元化的金融平台，才能适应新经济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内生性”的平台金融演变成为未来令人“脑洞大开”的探索，其本质在于基于公共网络的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协议建设，使得自发式金融共享交易成为可能。例如，源自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价值远大于比特币自身，能够有效促进智能交易、分布式股权发布和资产转移；再如，美联储开始关注金融机构间基于使用通用协议和标准发送和接受支付的公共IP（网络协议）网络直接清算，认为与通过中心辐射状网络结构清算交易相比，这种信息分布式架构有可能降低成本。
五是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的共享式重构。产业链金融重在以核心企业为依托，针对产业链的各环节，设计个性化、标准化的金融服务产品，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在互联网环境下，产业链金融的边界进一步拓展，不仅着眼于核心企业与上下游的信用传递，而且关注产业链不同企业之间的金融资源共享。应该说，尽管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的运作主体差异使得具体模式的起点与路径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有助于促使不同产业链构建成为可持续的金融服务生态圈，使得金融资源互助与共享成为主线，最终使及时、智能、便捷的金融服务嵌入到产业链与企业日常运作中。
六是金融风险的共享与分担。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存在许多功能缺失，原因之一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或弥补的高成本。例如，在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信息的不确定、信用基础的缺乏等加重了金融服务困难，而如果实现不同组织与主体的信息系统交互、风险合理共担，则有助于介入那些传统的金融“空白区”。再如，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的边界，其实并没有教科书中那样分明，在“动物精神”与“冰冷技术”共存的现代金融市场上，风险预期提升、普遍恐慌、羊群效应、以邻为壑等现象的存在，都容易助推风险的积累。由此，随着新技术使得微观金融行为的甄别能力上升及不确定性分析的愈加准确，通过某种技术与制度安排对风险进行合理分担和分散，而非“游牧民族”式的驱离或被投机利用，则成为共享金融有助于金融稳定的重要尝试。
七是共享型的产融结合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一直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和研究重点，其动力在于解决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并且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多元化经营，拉近金融与实体的内在联系等。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产融结合的内涵进一步得以丰富，除了股权渠道之外的债权、数据信息、渠道、技术、场景、战略等都出现了融合的可能性。在共享型的产融结合模式下，金融与实业部门的利益分歧达到最小，金融部门的绝对定价权受到约束。金融机构不再局限于在经济形势好时过度放贷，经济下滑时争先恐后地提前收贷，而是更多考虑长期合作共赢，以及给予企业“金钱”之外的附加服务，从而打造战略共享的新型金企关系。
由此我们看到，与当前“如日中天”的互联网金融相比，共享金融更体现了长期、深层的金融模式与功能变革。短期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金融运行，其真正的价值正是共享金融的突破；长远来看，无论技术自身怎样变革，金融的最终价值都在于摆脱自我服务的“毁灭之路”，重新回到与实体共享互助的轨道上。
归纳来看，在共享金融的概念梳理背后，我们可以期望其能够有助于缓解甚至根除现有金融体系的主要弊端。一是重点解决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短板”，服务居民金融（消费金融和财富管理）和小企业金融（融资加信用）；二是促使金融摆脱“高大上”和“走下神坛”，推动分布式、规范式、自律性、公开透明的金融“软规则”建设，谋求低成本、高效率的新型金融交易市场；三是巩固P2P时代的共享金融模式，且逐渐向B2B（企业对企业）、B2P（企业对个人）、P2B（个人对企业）等领域拓展，使合作性金融交易、信任型和信用保障型金融创新、消费者主动式金融服务等，都在现代经济金融运行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共享金融的架构、挑战及未来展望
作为全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共享金融实际上涵盖了金融市场化、金融服务实体、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等一系列金融演进的方向和理念，也是适应后工业时代和消费者主权社会特点的“小、众、美”金融。当然由于其现实探索还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仍处于理论和实践的萌芽阶段。
首先，从整体逻辑架构来看，共享金融应具有两大影响主线与基础。
从宏观层面来看，共享金融的存在动因包括：在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情况下，金融资源也出现结构性供求失衡；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加速，使得金融跨境优化配置的压力逐渐增大；金融创新在应对收入不平等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带来许多不利于中低阶层的财富再分配；在长期高储蓄率环境下，主流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质疑；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人口老龄化带来剩余金融资源的积累，使得共享金融服务的可行性进一步提升；“创客”时代的就业结构转型，使得分散化、及时性、共享性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必要。
从微观层面看，共享金融的基础在于：使得金融活动回归“草根”和公开透明，使公众直接感受对金融的参与互助受益过程；金融消费者从被动变为主导，能够参与到金融交易决策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便利，贴近产业链、生活链中的节点；可共享的金融资源价值不仅包括资金，而且涵盖了更广泛的功能与要素；共享机制的建设成为核心问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和分配模式决定了能否实现商业可持续和普惠目标的共存；共享金融的精神动力与理念，深刻改变了“丛林法则”支配下的金融竞争原则；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沟通与传递成为完成共享金融活动的技术基础。
其次，共享金融发展也面临许多重要挑战，包括：共享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机制建设，需市场化引导和制度保障的双重作用，考虑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也要避免互联网“狼文化”下“低价倾销”的破坏性；现实中各类金融服务平台往往存在割裂，体现出封闭性、排他性、数据共享不足，制约了共享金融的规模与效率；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对金融信任的重构尚需过程；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矛盾时，金融机会主义者可能对共享金融的持续性带来伤害，如风险投资的主导可能是“双刃剑”；打破传统金融利益格局并不容易，而且必然对现有法律和规范带来冲击；共享金融在P2P阶段依靠的是信任，到B2B则需强调金融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要避免出现“挂羊头卖狗肉”式创新，以及“改朝换代”式的新型金融垄断；大数据时代也要防止金融信息传递的“噪声”、扭曲和操纵；要跳出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思维局限，避免“大锅饭”式的体制复归。
最后，展望未来，共享经济与共享金融的“齐头并进”趋势日益明显，例如伴随快递、家政、教育培训、生活服务、新闻、租赁、广告创意、医疗健康等出现共享化特征，对金融服务也带来新的要求。正如共享经济开始作用于消费领域，间接影响交换和分配，最后必然影响生产环节，共享金融从需求出发，也将改变金融厂商格局与金融供给方式。
归根结底，共享金融是以数据信息的流动性、交互性，带动商品流、金融流的一体化发展与提升配置效率。通过拓展金融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现基础设施与规则层面的自治型金融创新，共享金融完全能够带来新的制度变革“红利”，为金融结构优化及促进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小结
本书汇集了关注共享经济与共享金融的各方专家在不同领域的成果，对于构建共享金融的研究框架与逻辑体系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当然，由于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资源储备都还比较缺乏，加上时间仓促，我们的准备并不够充分和严谨。对此，我们更多试图运用共享金融的逻辑主线，从理论上提出研究的重点、思路和方向，从实践中把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现象和商业模式贯穿起来，从制度上强调完善外部环境与保障的重要性。当然，本书的目的更多是“抛砖引玉”，使共享金融这一重大理论与历史命题尽快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其穿透现在异常喧嚣的“互联网金融面纱”，使人们更关注新金融现象背后的制度与技术内涵，并且引起政策层、学界、业界和公众对于金融创新与改革的“共享式参与”，从而不断充实这一极具吸引力的金融研究“宝库”。
本书由姚余栋和杨涛担任主编，负责本书组织编写、部分章的撰写、统稿和审定工作。本书的主要架构包括三篇，共13章。其中，第一篇是共享金融的理论探讨，分为三章，包括共享经济的发展背景（彭文生、伍旭川），共享金融的理论机制（姚余栋、张黎娜），共享金融的技术与制度（杨涛）。第二篇是共享金融的实践考察，分为八章，分别是共享金融与金融基础设施（周金黄），共享金融与众筹（杨东、林楠、朱鹏炜、杨涛），共享金融与P2P网络借贷（赵大伟、符健），共享金融与供应链金融（邹平座），共享金融与相互保险（曹德云、凌亮），共享金融与大银行变革（侯本旗、赵飞），共享金融与资产证券化（林华、许余洁），共享金融与区块链（肖风）。第三篇是共享金融的制度建设，分为两章，包括共享金融的法律问题初探（唐晓雪、杨东、程志远），共享金融监管体系的初步思考（肖翔）。
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各界精英的众多优秀成果和前沿思想，得到了许多专家和朋友的热情建言和积极帮助，还有中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真挚感谢。我们希望以本书作为一个“简陋”的研究平台，来加强与各方的交流，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也会在后续时间里，围绕共享金融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实践运用、政策环境等，持续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争取推出一系列更具学术严谨性的专业书籍。姚余栋 杨涛第一篇共享金融的理论探讨第一章[1]共享经济的发展背景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稳增长将是“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人口红利消退、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新的增长动力是什么？自上而下来看，深化结构改革，以制度变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一个方面。自下而上来讲，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推进创新创业，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力图通过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7月初印发的推进“互联网+”行动意见中，也强调要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发展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共享经济产权层面的特点是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取收入的租赁经济，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没有形成气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大降低了租赁交易的信息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原本不可能达成的租赁交易成为可能。例如，当亚马逊和eBay（易贝）分别于1994年、1995年成立时，它们借助互联网的联通性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更有效率的市场。一开始时这不过意味着一种买卖书籍和收藏品的新方法，如今电子商务已经无处不在，向客户出售各类全新和二手商品，同时成为物流和零售领域的一股全球性力量。同样，虽然当今的共享经济公司可能处于起步阶段，但它们的服务总有一天会渗透到每个角落。再如，Airbnb只有不过600名员工，却拥有数百万个房间可供出租，比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酒店还要庞大。当然，Airbnb提供的产品与酒店是不同的，但如果它能提供例如家居清洁服务和餐饮服务等更多选项，就可能成为比预想中更相近的酒店的竞争对手。围绕类似Airbnb模式（新兴共享经济体）的深层次思考来看，世界上充斥着尚未充分利用的资产和资源。试想，在那些自己名下的东西上——无论是汽车、自行车、公寓、度假别墅、工具还是游艇——我们实际在使用中花费了多少时间？如果把写字楼或教室利用起来，一个晚上能创造多少价值？答案因资产、个人、家庭或组织而各不相同，但[2]利用率往往低得惊人。最近，一个关于汽车利用率的答案是8%，而这对那些无须长途通勤的人来说已经很高了。但这些数字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互联网使得创新商业模式不仅增加了市场效率，还提升了各类资产的利用率，对此，人们也在进行数以百计的实验。显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会涌现Airbnb和Uber的惊人增长，但其中某些像Rent the Runway（美国一家服装租赁网站）这样的设计师品牌服饰及饰品租赁项目可能会有利可图，而其他则根本不可行。
然而，社会对共享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褒贬不一。一方面，共享经济给消费者和直接从业者带来了实惠（除了收入，还有更多的从业自由），有人认为它的发展空间很大。比如，里夫金指出共享经济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体系，并预测共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挑战了传统商业模式以及现有制度安排，可能损害了既有从业者利益，并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2015年6月法国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Uber的抗议游行，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数十辆车受损，多名人员受伤；我国也出现过出租车司机围堵“打车软件”的专车司机的现象。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共享经济中相对成熟的分析模式，仍然是“分享经济”的内涵，即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其本质是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在本章中，我们更多从此概念范畴出发，试图厘清共享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与出发点。当然，如何从分享经济到共享经济的更高阶段进行拓展，在共享经济理论中融合进去收入分配、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消费者主权提升等一系列多元化的理念和内容，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挖掘和深入探讨。“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社区结构和协作消费》的文章。学者们对汽车共享进行了研究，首次意识到共享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闲置资源是共享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比如，有些人有房却不常住，有车但不常开，长期闲置形成浪费。而另一些人则存在对资源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的需求，比如，他们希望在某个时间段住在某地或在某地驾车出行，但预算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能够有效对接，不但可以将闲置产能再利用，还可以为所有者带来货币收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文以“云大物移”技术作为互联网技术的统称）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共享经济从理想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个体之间进行这种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使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快速进行匹配。同时，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日趋成熟，交易双方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了解、信任和合约关系，加速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美国Uber、Airbnb等知名共享平台迅速崛起，带动共享经济迅速增长，并开始席卷全球。
共享经济会从哪些方面影响传统的商业模式？在哪些行业最容易得到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作为共享经济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大大减少了微观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大幅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搜寻、谈判、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在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励下，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供应方：个体经济强势回归
传统企业的形成跟交易成本紧密相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Ronald H. Coase）看来，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有成本。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进行所花费的成本要低，但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也随规模扩大而增长，而且企业越大，管理成本可能越大。当在企业内组织交易的成本增加到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也就划定，即企业的边界所在。
而共享经济的一个颠覆性影响，体现在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导致传统企业边界收缩。互联网提升了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的效率，提高了匹配需求与供给的效率。同时，大数据有助于完善信用记录，增强市场自身的信用约束，而社交网络的快速扩展可以实现规模效应。在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科斯的理论，传统的企业边界存在被市场挤压的倾向。随着传统企业边界收缩，“劳动者—企业—消费者”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劳动者—共享平台—消费者”的共享模式所取代，完成了共享经济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破坏式创新。
一个具体表现是个体经济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强势“回归”。以出租车市场为例，在出租车公司尚未形成、私家车开始普及的阶段，居民对出租车服务的需求只能通过非正规的出租车个体户来满足。然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使得这种由出租车个体户构成的市场一直难以扩大。出租车公司的出现带来了标准化、正规化的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激活了市场的需求，出租车公司取代出租车个体户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然而，滴滴、Uber等共享平台填平了阻碍原始个体经济发展的“信息鸿沟”，信息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减少使得市场型交易成本开始低于企业型交易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相比于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服务而言，机会成本具有天然优势的专车、顺风车等出租车个体户能够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更高效响应、更优质服务，最终促进出租车个体户强势回归出租车市场。简而言之，在共享经济的颠覆性作用下，个体经济借助于“云大物移”技术强势回归。
相应地，共享经济的颠覆性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在技术条件上能够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以企业的方式提供产出的产业中。共享经济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企业模式，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资本分割性较强，存在单个劳动者用一小部分，甚至无需资本就可以单独提供产出的可能性，也就是具备“个体经济”的技术可能性。例如，有一辆车就可以成为Uber或者滴滴司机，有一栋房子就可以成为Airbnb或者小猪短租房东，甚至没有什么实物资本也一样可以成为共享平台上的兼职厨师或者理发师，只要你的手艺过关。在目前的状态下，难以想象在炼钢这种资本分割性较差或者说不可分割的产业，一个劳动者单独用某个熔炉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钢铁产出。由于第二产业中企业的资本通常存在技术的不可分割性，而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的资本可分割性较强，因此，共享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
即便是在资本分割性较强的服务业内部，共享经济对不同企业模式的颠覆程度也不尽相同。这部分取决于现存的企业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是政府在判断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孰高孰低之后形成的,还是市场在比较这两类交易费用后形成的？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企业模式的刚性较强，难以及时顺应新形势的变化，也难以及时消化吸收相关冲击。而通过后者形成的企业模式灵活性很强，能够及时消化吸收共享经济造成的冲击，抛弃旧模式，演化成适应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比如，特许经营制度形成的传统出租车行业，实际上长期依靠行政垄断生存，制度刚性强，市场意识差，面对滴滴、Uber等共享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及时进行运营形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导致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与滴滴、Uber等平台和司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直接冲突。
而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自网络电商与实体卖场之间从冲突到合作的变化。与共享经济一样，网络电商也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度是以实体卖场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实体卖场作为市场自发形成的企业组织，灵活性强，能够及时响应新形势的挑战，迅速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如何发挥充足的线下渠道这一比较优势，从而使得网络电商非但没有革实体卖场的命，而是如马云所讲的形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未来30年一定在线下，而传统企业的希望一定是在线上”的共识，并出现了京东与永辉、阿里与苏宁各自联手打造成“O2O”（线上到线下）的新业态。需求方：从以买为主到以租为主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使用”通常是他们购买商品的主要目的。对于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用，显然不一定必须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所涵盖的权利要大于使用权，因此通常而言，为“购买所有权”（以下称“购买”）所要付出的成本通常要大于为“购买使用权”（以下称“租赁”）所付出的成本。以日常代步为例，购买汽车通常意味着要花十几万元的购买费用、每月数千元的养护费用等，但是通常每月几千元的养护费就已经能满足每个月的打车支出。
既然如此，为什么消费者依然普遍选择购买而不是租赁呢？一个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租赁交易的高效实现。消费者对车辆的使用需求通常具有随机性，即便是日常上下班代步，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做到每天同一时间出门上班或者下班回家。在互联网时代以前，由于存在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交易成本高昂，打车这种租赁模式难以做到及时匹配消费者的随机需求。一旦租赁的交易成本超过了购买的交易成本，那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就是买而不是租，在确保了使用需求及时有效地得到满足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占有、收益等效用。这种消费者偏好造就了汽车市场的传统商业模式，即汽车市场以买为主而非以租为主。
共享经济正在对这种以买为主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颠覆性影响，以买为主正在向以租为主转变，同时产生了“消费者剩余”。“云大物移”技术大大降低了汽车租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得共享平台能够低廉、有效、及时地实现汽车租赁供求匹配。相比购买而言，共享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得租赁的交易成本伴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而不断下降，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尤其如此。共享经济使得消费者不必再为了满足“使用”的需求而去购买商品，只需支付少量成本租赁即可。共享经济产生了“消费者剩余”，是因为它的“闲置资源、闲置时间”模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较低，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要比传统模式中支付的费用低，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要小于他原本愿意支付的费用，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这两者之差就形成了“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偏好的转变正在改变制造商的观念。比如，汽车生产商正在从单纯地销售汽车向出租汽车拓展。例如，作为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德国戴姆勒-奔驰集团已于2009年开始探索汽车租赁的共享经济模式，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作为奔驰smart车型的汽车共享平台，这一平台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共享品牌car2go（智能租车项目）。根据里夫金的研究，“汽车共享的成本只是私家车成本的20%，却可以使总体福利水平最大化。尽管这样一来汽车的产量和销量有可能减少80%，但依然非常值得推广”，而汽车制造商“之所以对从私家车向协同共享汽车的转变抱以如此大的热情和支持，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服务会使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急剧减少”。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大城市限号限行等造成的汽车所有权“打折”，未来中国汽车租赁对汽车购买造成的颠覆影响可能更大。共享经济的宏观经济效应
共享经济在高度机械化、纪律化、标准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外，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选择、更自由供给、更个性定制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共享经济具有“自由人”的联合意味。共享经济这种“自由人”的联合形式，有助于供求双方跨越信用缺失障碍，更自由地达成交易。
第一，共享经济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共享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提高总供给能力：提高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率；提升未来新增产能利用率；提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很多设备、住房等本身就存在自然折旧，增加使用强度（例如房子增加一定的实用频率，私家车拼车），并不能大幅度增加这类资本的折旧速度。因此，共享存量资源的边际成本可能接近零（即使不为零，其边际成本也极低），所以在相对低的补偿情况下，总供给会快速地提高，即总供给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一辆私家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大约为20万公里，而一辆出租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超过60万公里，就使用效率而言，私家车明显过低。
当然，对于新增产能而言，意味着较少的资本投入就能产生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服务），例如，由于共享经济的存在，未来新建住房的使用效率可能更高（因为居民自有住房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共享经济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对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产生影响。目前来看，共享经济是一个新增的抑制大宗商品需求的长期因素，具有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作用。
第二，资本利用率上升，投资需求可能下降。共享经济提高了存量资本的使用效率，意味着提供一定量有效供给所需的新增投资减少，投资需求将下降。例如，截至2015年7月，估值已达约255亿美元的Airbnb致力于将全球的闲置房屋都变成酒店，供旅行者使用。2015年初，Airbnb已拥有超过100万间房间，因其采用的是盘活存量住房，而非买地盖楼等重资本投入，所以降低了酒店业的新增投资需求。从增量资本方面来看，由于利用效率提高，同等产出增量需要的投资也会减少。
第三，消费者实际购买力提升，消费需求增加，尤其是服务消费。由于共享存量资源的边际成本较低，甚至接近于零，共享经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较低。在相同名义收入水平下，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将提高实际收入，带动总购买能力的上升，从而增加需求。例如，Airbnb使用的是闲置房屋，空置成本很低，营收预期不高，因此其价格对于传统酒店有杀伤力。而Uber和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因为盘活了存量的私家车，降低了打车出行的成本，因此更多消费者选择打车消费，挤出部分自助购车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经济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的影响类似于对资本品的投资，也就是说，共享经济提升了消费需求，但这主要是通过提高现有的资本品（耐用消费品）的利用率来满足的。例如，我国2015年3月以来社会零售总额中汽车购买持续低个位数增长，是拖累整体零售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否反映了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的影响呢？其原因值得分析和观察。
第四，共享经济能带来物价总水平下行压力。通过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共享经济的最直接和主要影响是增加了总供给。在需求端，如上所述，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上升，但投资需求包括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下降。总体来讲，需求的扩张无法跟上供给扩张的步伐，总需求相对总供给不足，对物价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从结构上看，物价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投资品和一些耐用消费品上，一个引申的含义是，共享经济的扩张可能是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新增因素。不过，共享经济导致物价下降是资源更有效利用的结果，反映的是供给增加，是好的现象。这与劳动人口减少、贫富分化，或者资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需求疲弱有本质的区别。在当前主要经济体中（包括中国），这两种性质的物价下行压力均存在，但由于共享经济总体规模仍然较小，物价下行压力主要还是需求疲弱的结果。随着共享经济的扩张，准确衡量其规模和影响，对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很重要，也可以说共享经济给“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五，共享经济能降低均衡利率水平。如前所述，共享经济盘活存量资本并提高新增资本的利用率，降低了投资需求。另外，共享经济提高了消费需求，降低了储蓄需求。那么对利率意味着什么呢？基于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不足的判断，整个经济应该呈现储蓄相对于投资需求过剩的压力，带动均衡利率水平下降。
第六，共享经济有利于解决信用缺失问题。信任对网络效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需要有双向评价体系，鼓励买家和卖家成为相关平台的重复用户。随着时间推移，小参与者的数量逐渐可观，并逐渐聚集成大型市场。而通过大幅提高市场信号密度，进而克服信息不对称状况，这些市场开始拥有自身的力量。所以，共享经济是高度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没有信用，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去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一次性博弈难以淘汰信用缺失的玩家，只有无限重复博弈才能暴露每个参与者的信用度，进而激励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在“云大物移”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理想的重复博弈方式难以实现，而“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普通消费者（供给者）可以便捷低廉地观察到潜在供给者（需求者）的信用度，从而做出理性的抉择。“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个人时刻处于无限重复博弈的交易环境下，珍惜并提高自己的信用度成为理性抉择，最终导致一次博弈下互相不诚信的“囚徒困境”被打破。共享经济这种“提高诚信、有利自己”的正向激励特点，将会通过在个体之间重建、新建信用关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信用意识，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平滑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经济摩擦，最终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第七，共享经济可缓解人的“异化”问题。实际上，互联网主导的开发低利用率资源的过程——无论是实物和金融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和人才——已经不可阻挡且不断加速推进。以此产生的长期收益不仅包括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大到足以体现在宏观数据上），还包括急需的、具备广泛技能的新就业机会。社会化大生产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问题。流水线上高度紧张、机械的作业方式，让人“异化”为工具，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马克思说过，“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相比于正规就业而言，共享经济在闲置时间使用闲置资源赚些“闲钱”的特点，让从业者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因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而导致的强制劳动和被迫劳动问题也随之缓解。共享经济增加了普通人的发言权，增强了劳动者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度与自由度，更符合经济发展需提高人的幸福感这一本质目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第八，共享经济有利于推动制度改革。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即便是不合理的制度也难以及时转变或撤销，将会严重抑制经济活力。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出于确保服务质量、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出租车实行特许经营制度，但是巨大的寻租空间导致了一线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矛盾。抗议高额份子钱的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并衍生了规模庞大、混乱经营的黑车市场。由于制度高度固化，即便有这些严重的问题，特许经营制度也难以看到改变的趋势。以滴滴打车、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在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混乱经营的黑车市场在互联网的重组下开始自发地规范化发展，“云大物移”技术在疏解交通拥堵、提高服务质量方面展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对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正在构成最沉重的打击，有可能促进这一制度的优化，释放出租车行业的巨大活力。共享经济“成长的烦恼”
第一，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由于共享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还没有明确是否应允许其合法化，更不用说思考如何促进其正规化发展的问题。在此期间，共享经济的发展事实上逃避了正规经济应该负担的税收、社保等义务，对正规经济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对正规经济从业者的利益造成了较大冲击，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第二，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大反思就是构建了社会安全网，作为保障经济冲击下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大部分共享经济的“自由”从业模式，通常意味着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从业者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保障。一旦发生严重的负面冲击，这部分自由劳动者将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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