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沃尔夫冈·博歇尔特著 任卫东 邱袁炜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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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老鼠们要睡觉试读：
Wolfgang Borchert
NACHTS SCHLAFEN DIE RATTEN DO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里老鼠们要睡觉/（德）沃尔夫冈·博尔歇特著；任卫东，邱袁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蜂鸟文丛）
ISBN 978-7-02-012362-9
Ⅰ.①夜…Ⅱ.①沃…②任…③邱…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Ⅳ.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6920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刘静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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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8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8.5插页 4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8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62-9
定 价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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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博尔歇特（1921—1947）
德国文学史的天空中，有几个作家彗星般光亮一时、却令人扼腕地英年早逝，沃尔夫冈·博尔歇特就是其中之一。他二十六年的短暂生命中留下的作品寥寥可数，但他仍在德国文学史上写下了重重一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废墟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他的名篇如《面包》《厨房钟》《夜里老鼠们要睡觉》等，教科书般展示了德语短篇故事这一体裁，描写战争的残酷、荒诞和非人化，掲示战争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文前插图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使读者了解其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蜂鸟文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系列图书。
以“蜂鸟”命名，意在说明“文丛”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身形虽小，羽翼却鲜艳夺目；篇幅虽短，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碎片化”之今日，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小鸟”，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一丝甘甜。
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ꎬ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蜂鸟”将一只只飞来。愿读者诸君，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与“蜂鸟”相伴，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二〇一六年一月译本序
德国文学史的天空中，曾有几位作家如彗星般光亮一时，却令人扼腕地英年早逝，沃尔夫冈·博尔歇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二十六年的短暂生命中，真正用于文学创作的只有一年，留下的文学作品也寥寥可数：一部剧本、几十篇短篇故事、一些诗歌。但是，博尔歇特仍然在德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废墟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博尔歇特1921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教师，母亲是作家。或许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博尔歇特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中学时便开始诗歌创作，并且在观看过一次《哈姆雷特》的演出后，立志成为一名演员。对文学和舞台表演的浓厚兴趣，使博尔歇特荒废了学业。1938年，中学肄业的他开始了书店学徒生涯，并参加了演员培训班。
文学艺术的浸染，令博尔歇特厌恶一切权威和限制。1940年4月，博尔歇特因为在作品中对同性恋的描写以及对社会的批判，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审讯，但他却毫不在乎。
在演员培训班结束后，博尔歇特满怀热情地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演员生涯。然而，仅仅三个月后，1941年6月，他就被征召入伍，于同年12月被派往东线战场，在斯摩棱斯克与苏联军队作战。苏德战场上司空见惯的死亡、伤痛、恐惧、无助、寒冷，成为他日后许多小说的主题：《拉迪》中的“我”，梦中见到战死的好友拉迪，拉迪带“我”来到曾经的俄国战场，看到拉迪的遗骸，闻着充满了尸体气味的陌生土地。《我那苍白的兄弟》中，描写在一片最干净、最洁白的雪地中，躺着一个被击毙的战友的尸体，像一个污点。《许多许多雪》中，一个孤独的机枪手，为了战胜恐惧而唱起了圣诞歌……
1942年2月23日，博尔歇特站岗回来，左手带着枪伤，中指被切除。据博尔歇特自己说，一个苏联士兵突然出现在他的掩体里，在搏斗中，博尔歇特的枪走火打中了自己，敌人却逃跑了。但他的上司认为他有自残的嫌疑。他的朋友们则表示，博尔歇特作为演员，非常在意自己的手，而且深知军人自残会面临怎样的处罚。不过博尔歇特则一直保持沉默。为此，他于同年7月被捕，并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虽然法庭最终判决无罪释放，但是此事至今悬疑未解。
获释后的博尔歇特，再次被送到苏联托罗佩茨战场。在那里，他双脚二级冻伤，感染引发高烧，并发黄疸病，被送进传染病医院，在医院里每天目睹了无数士兵的死亡。这段经历，被他写进了小说《在这个星期二》。
1943年，博尔歇特被鉴定为身体状况不适合前线战斗，被派去随军剧团。因为讽刺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尔歇特在12月1日再次被捕，被判9个月监禁。监狱中恶劣的条件、各种各样的犯人，之后在小说《我们的小莫扎特》中得以再现。
刑满释放后，1945年5月，博尔歇特回到部队前往法兰克福抵御美军。不久，德军就变得群龙无首、无心恋战，大批大批地向美军投降。在去往战俘营的途中，博尔歇特逃跑了，徒步走了六百多公里，回到家乡汉堡。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伤病缠身。就像《沿着漫长漫长的马路》中，费舍尔少尉行走在漫长的路上，脑海里不断闪回死在苏联沃内什的战友，战争的回忆与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及其平民，惨烈的景象不断交织在一起。
战争终于结束后，博尔歇特立刻投入到他热爱的戏剧工作中，开始参加排练、撰写脚本，并且渴望亲自登台演出。然而，伤病交加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从1945年11月起，就只能卧床休养。虽然他仍期待有一天能够登上舞台，但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放弃当演员的念头，专心从事文学写作。
1946年1月，博尔歇特的第一篇“短篇故事”《蒲公英》发表。短篇故事是受美国文学short story影响、在德国战后迅速崛起并一度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从此，博尔歇特在病床上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短篇故事。
1946年秋，博尔歇特用八天时间写出了剧本《大门之外》。剧本辗转到了西北德意志电台总编恩斯特·施纳贝尔手中，被后者改编成广播剧，于1947年2月13日播出。故事的主人公贝克曼从西伯利亚战俘营返回故乡汉堡，然而，他的亲人已经死去，妻子也投入别人的怀抱，故乡变成了异乡。战争中各种恐惧的回忆不断在他梦中出现，使他不断追问战争的意义。他尝试重新开始生活，却到处碰壁，总是被拒之门外。广播剧播出后，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听众来信如雪片般飞到电台。许多听众表示，作者说出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许多剧院纷纷表示要上演该剧。而博尔歇特本人，由于用电管制，却没能收听到广播剧的播出。
广播剧的巨大成功，使博尔歇特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每天有众多访客，信件更是无以计数，众多出版社纷纷表示要出版他的新作。博尔歇特也计划并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最终只停留在开头，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写作长篇作品。在此期间，他在1940年至1945年所写的控诉战争罪恶和苦难的诗歌，于1946年12月结集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作品集，也是唯一的诗集《路灯、黑夜和星辰》。
博尔歇特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去瑞士的疗养上。1947年9月，博尔歇特启程前往瑞士达沃斯，但是，他虚弱的身体无法承受这样的长途旅行。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他就被送往巴塞尔的一家医院。1947年11月20日，博尔歇特去世。第二天，《大门之外》作为话剧在汉堡首演。开演前，博尔歇特去世的消息传来，导演向包括博尔歇特父母在内的全体观众宣布了博尔歇特的死讯。在巨大的悲痛中，首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纵观博尔歇特短暂的文学创作，他早期的诗歌明显受到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影响，主题常常是反叛、内容充满激情或伤感、语言极具表现力。这些风格，在他的剧本《大门之外》中还能找到痕迹。战争结束后，他的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受到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short story传统的影响，博尔歇特的创作风格变得紧凑、简洁、克制，他喜欢用短促的句式，句子中经常出现缩略语和排比句，标点符号的使用也非常随意。他的许多名篇如《面包》《厨房钟》《夜里老鼠们要睡觉》，不仅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德语短篇故事这个体裁，而且成为战后德语废墟文学的典范。
博尔歇特的短篇故事中，不仅有《在这个星期二》《拉迪》《我那苍白的兄弟》《读本故事》这类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荒诞和非人化的作品，也有通过不同的切入点，揭示战争带给人的创伤，从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到被无辜波及的平民，从战争中被摧残的身体到无法愈合的心理伤害，这种创伤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博尔歇特笔下：《献给一位朋友的挽歌》中在战场上阵亡的朋友、《明天用的木头》中从战场归来的士兵、《玛利亚，一切都是玛利亚》中的波兰人，都是他描写的对象。《厨房钟》里那个长着一张苍老的脸的年轻人，精神受到重创，像他手里那个永远停在两点半的钟一样，永远无法恢复正常。
然而，博尔歇特作品在描写死亡、残酷、创伤、绝望之后，仍然会呈现给读者一线希望、一丝温暖：《面包》中描写了战后饥馑年代一对共同生活几十年的老夫妇，每人晚饭只有三片面包，丈夫难忍饥饿，夜里起来偷吃面包，被妻子发现后说谎。对一切了然于心的妻子并没有拆穿丈夫的谎言，而是在第二天晚饭时把自己的面包给了丈夫一片，并谎称自己吃不下。两位老人之间于平平淡淡中显示出的宽容和爱，让人动容。《夜里老鼠们要睡觉》中九岁的小男孩儿尤尔根夜以继日地守在一堆瓦砾旁，因为那下面埋着他四岁弟弟的尸体，他怕老鼠们会吃掉弟弟的尸体。全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战争，然而战争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跃然纸上。尤尔根的幼稚、孩子气以及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勇敢和坚定，催人泪下，也打动了那个形迹可疑的男人，他告诉尤尔根，晚上可以放心回家睡觉，因为夜里老鼠们要睡觉。
在他充满痛苦经历的短暂生命和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中，博尔歇特发出了对战争最强烈的控诉和反思、对人性最温暖的向往和赞颂，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在废墟和瓦砾之中诞生、以反思战争伤痛、追求美好人性为主题的“废墟文学”在这一时期赢得了民众最大的共鸣，反映了社会的心声，博尔歇特则是德国“废墟文学”的一面旗帜。
那场惨烈的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战争的痕迹渐行渐远，但是战争所带来的惨重伤痛不应该被忘记，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博尔歇特作品的意义所在。任卫东2016年5月31日乌鸦晚上飞回家
他们蹲坐在冰冷的桥栏杆上，沿着散发着恶臭的紫罗兰色河渠，在坚硬的金属栏杆上。他们蹲坐在磨损了的、已经不坚固的地下室台阶上。在锡箔纸和秋叶纷飞的马路边，在公园罪恶的长凳上。他们蹲坐在没有了门的房屋墙根下，歪歪斜斜的，在向往着远方的墙头和码头的防波堤上。
他们蹲坐在无望中，乌鸦脸，灰黑色的悲伤，嘶哑地鸣叫。他们蹲坐着，所有的无望都挂在他们身上，就像毫无生气、松散、凌乱的羽毛。内心的无望，对姑娘的无望，连星星都抛弃了他们。
他们蹲坐在房子阴影的昏暗和雾气中，躲着门口，像焦炭一样黢黑，像路面一样疲惫。他们蹲坐着，鞋底磨得很薄，满身灰尘，在这世界下午早早升腾起的雾气中，迟到了，在单调中发呆。他们蹲坐在无底的深渊上面，因为饥饿和思乡而纠结困顿、昏昏沉沉。
乌鸦脸（还能是什么呢？），他们蹲坐着，蹲坐着，蹲坐着，蹲坐着。谁？乌鸦吗？可能乌鸦也是。但主要是人，人们。
六点钟，大城市上空由蒸汽和烟雾组成的天空，被落日染成了金红色。在傍晚柔和的光照中，房屋变成了丝绒蓝色，棱角也柔软了。
但是，乌鸦脸们面无血色，被冻得脸色苍白，他们蹲坐在绝望中，在不可避免的人性中，他们深深地蜷缩在污迹斑斑的外套中。
一个人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蹲坐在码头，浑身散发着码头的味道，把碎瓦砾一个一个地滚到水里去。他的眉毛绝望地，但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幽默、像沙发靠垫一样挂在额头上。然后过来一个年轻人，胳膊深深地插进裤兜里，外衣领子竖着，裹着瘦骨嶙峋的脖子。年纪大的那个眼睛都没抬，他看到自己身边来了一双前面已经张了嘴的浅口鞋，水面晃动的波纹中一个悲伤男人的破碎影像。他知道，蒂姆又来了。
蒂姆，他说，你又来了。已经过去了？
蒂姆一声不吭。他挨着那人，在码头的围墙上蹲坐下来，长长的双手护着脖子。他冷。
她的床肯定不够宽吧？那个人过了几分钟开始缓缓地说。
床！床！蒂姆愤怒地说，我爱她。
当然，你爱她。但是昨天夜里，她又让你站在门外了。露营的滋味不好受吧。你肯定是不够干净，蒂姆。这种夜访，你必须干净。光靠爱情，并不一定成功。好吧，你反正不习惯睡床。还是待在这里吧。或者你还在爱着她？
蒂姆用他长长的双手护着脖子，使劲伸进衣服领子里。过了好久，他才说：她想要钱，或者丝袜。我要是有的话，就能留在她那里了。
哦，你还爱她，年纪大的那个说，唉，可是没钱怎么办啊！
蒂姆没说，他还爱她。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我把围巾给她了，那条红色的，你知道吗？我没别的东西了。但是，只一个小时，她就突然说没时间了。
红色围巾？另一个问。哦，他爱她，他心里想到，他多爱她啊！他又重复了一遍：哦，你那条漂亮的红围巾！现在你又回来了，一会儿天就黑了。
是的，蒂姆说，又是黑夜了。而我的脖子冷死了，因为我没有围巾了。冷死了，我告诉你。
然后，他们两人看着眼前的水面，他们的腿无精打采地从码头墙上垂下。一艘汽艇冒着白色蒸汽呼啸而过，后面涌起浓重的黑色水浪。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只有城市在天地之间发出单调的嗡嗡声。乌鸦脸，蓝黑色的悲伤，这两个男人蹲坐在下午。过了一个小时，一片红纸随着波浪飘荡而过，一片快乐的红色纸片在铅灰色的波浪上，这时，蒂姆对另一个说：但是我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围巾。
另一个回答说：那是非常漂亮的红色，你知道吧，蒂姆？小伙子，你的围巾是那么好看的红色。
是的，是的，蒂姆沮丧地咆哮着，它是漂亮的红色。现在我的脖子都冷死了，亲爱的。
为什么呢，另一个想，他不是爱她吗，在她那里呆了一个小时。现在他为她挨一下冻都不愿意。于是，他打着哈欠说：露营也吹了。
她叫丽洛，蒂姆说，她喜欢穿丝袜。但是我没有丝袜。
丽洛？另一个吃惊地问，你别瞎编，她不会是叫丽洛的，天呐。
她当然叫丽洛，蒂姆生气地回答。你觉得，我就不能认识一个叫丽洛的姑娘？我还爱她呢，我告诉你。
蒂姆气愤地从他朋友身边挪开了一点，把膝盖抵到下巴上。他长长的双手搂着瘦骨嶙峋的脖子。最早出现的一丝暮色盖在城市上空，最后的阳光像栅栏一样颓败地立在天空。男人们孤独地蹲坐在对将要到来的黑夜的不确定中，城市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充满了诱惑。城市想要钱或者丝袜。床想要干净的夜访客。
嘿，蒂姆，另一个开始说话，但是又沉默了。
怎么了，蒂姆问。
她真的叫丽洛吗？
她当然叫丽洛，蒂姆冲着他的朋友嚷道。她叫丽洛，她跟我说，等我有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去找她。
嘿，蒂姆，过了一会儿，朋友又能说话了，如果她真的叫丽洛，那你就必须把围巾给她。如果她叫丽洛，我认为，那她就可以有那条红围巾。哪怕露营的事也吹了。不，蒂姆，如果她真的叫丽洛，那就别提那条围巾了。
两个男人的目光越过烟雾腾腾的水面，看着渐渐升起的暮色，毫无畏惧，但也没有勇气，只是接受了无家可归，接受了鞋底被磨薄和口袋里空荡荡。在单调中消磨时间，没有出路。
突然，好像是从哪里被吹过来的，地平线上升起一群乌鸦，它们的歌声和昏暗的羽毛充满了对夜的预感，它们悠悠荡荡，像墨迹一样洒在傍晚天空无瑕的薄纸上，满载着生活的疲惫，发出嘶哑的叫声，然后，出乎意料地往下一沉，就被暮色吞没了。
他们的目光追随着乌鸦，蒂姆和另一个，乌鸦脸，蓝黑色的悲伤。河水散发出强烈的味道。城市，堆满了方块房子，一个个窗户像眼睛，无数盏灯光亮起。他们的目光追随着乌鸦，那些早已被暮色吞噬了的乌鸦，他们面色悲苦苍老，目光追随着乌鸦，蒂姆，他爱着丽洛，他二十岁了，他说：乌鸦，哎，它们的运气倒不错。
另一个把目光从天空移到蒂姆宽阔的脸上，蒂姆被冻得苍白的脸在傍晚的半明半暗中飘忽不定。蒂姆薄薄的嘴唇，是他宽阔脸上一道悲伤的弧线，孤独的弧线，二十岁，因为各种过早来到的苦难而饥饿、消瘦。
乌鸦，蒂姆宽阔的脸小声说，这张脸，被二十个明亮黑暗的年份刻画而成，乌鸦，蒂姆说，它们的运气倒不错。它们晚上飞回家。就回家了。
两个男人无望地蹲坐在世界中，面对着将要到来的夜晚，渺小、沮丧，但是，明知自己可怕的黑暗命运，毫无畏惧。透过柔软而温暖的窗帘，城市的几百万只眼睛困倦地闪烁着，照着夜里寂静、空旷、无望的街道。他们蹲坐在那里，僵硬地靠着无底的深渊，像疲惫、腐朽的木桩。蒂姆，二十岁的蒂姆，说：乌鸦的运气不错。乌鸦晚上飞回家。另一个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乌鸦，蒂姆，人，蒂姆，乌鸦。
他们蹲坐在那里。被骗人的、糟糕的生活折磨得无精打采。懒洋洋地躺在码头上、马路边上。在防波堤上，在不结实的地下室台阶上。在码头栈桥上，在浮桥上。在布满灰尘的马路上，在秋叶和锡箔纸之间。乌鸦？不，人！你听见了吗？人！其中一个叫蒂姆，他爱丽洛，给了她一条红围巾。现在，他忘不了她了。还有乌鸦，乌鸦呱呱叫着飞回家。它们的叫声凄凉地留在黄昏。
但是，一艘快艇吭吭哧哧开过，带起一堆泡沫，它发出的红光颤抖地飘落在港口的雾气中。有几秒钟，雾气变成了红色。像我的围巾一样红，蒂姆想。从很远处传来快艇的突突声。蒂姆小声说：丽洛。他一直说：丽洛丽洛丽洛丽洛丽洛……任卫东 译声音在空气中——在黑夜里
有轨电车穿行在雾气潮湿的下午。黄色的电车淹没在灰色的天气中。因为现在是十一月，街上空荡荡的，悄无声息，没有生机。只有电车的黄色孤独地漂浮在雾气潮湿的下午。
他们坐在车厢里，温暖，呼吸，激动。五个或者六个人坐在车里，无望，孤独，在十一月的下午。但是逃脱了雾气。坐在令人感到一丝安慰的昏暗灯光下，他们坐得很分散，逃脱了潮湿的雾气。车厢里很空旷，只有五个人，坐得很分散，呼吸着。售票员是这个孤独的、雾气弥漫的下午的第六个人，制服上的黄铜扣子发出柔和的光，他在布满了哈气的玻璃上画着又大又歪的脸。黄色的有轨电车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穿行在十一月。
车厢里坐着那五个逃脱了雾气的乘客，售票员站着，那个上了年纪的、眼睛下面挂着重重褶皱眼袋的先生又开始了——他半大声地又开始说了：“它们在空气中。在黑夜里。哦，它们在黑夜里。所以人们睡不着。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些声音，你们相信我，就是因为这些声音。”
上了年纪的先生使劲往前探着身子。他的眼袋无声地抖动着，他的食指少见的白，戳在他对面老妇人扁平的胸部。老妇人用鼻子大声吸气，气愤地盯着这根白色的食指。她总是这么大声吸气。她必须这样，因为她患上了糟糕的、深不可测的十一月伤风，这个病似乎一直深入到她的肺里了。但是，尽管如此，那根指头还是让她大惊失色。另外一个角落里坐着的两个女孩哧哧地笑着。不过刚才说到夜里的声音时，她们并没有看对方。她们早就知道夜里有声音。恰恰是她们比别人都知道。但是她们哧哧笑着，因为她们彼此害羞。售票员在被哈气覆盖的玻璃上画又大又歪的脸。那边还坐着一个年轻人，他闭着眼睛，脸色苍白。非常苍白，坐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黄色的有轨电车悠悠荡荡地漂浮着穿过孤独的、雾色的下午。售票员在玻璃上画了一个歪脸，对眼袋无声抖动的上了年纪的先生说：“是的，是这样，有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当然，夜里尤其是。”
两个女孩子悄悄地害羞着，不断发出烦躁的窃笑声，其中一个想：夜里，夜里尤其如此。
眼袋无声抖动的先生把他的白色手指从伤风的老妇人胸部拿开，又用它指向售票员说：“您听着，”他小声说，“我说的，我说的！有声音。在空气中。在黑夜里。诸位——”，他把食指从售票员身上移开，直直地指着上空，“你们知道是谁吗？在空气中？那些声音？夜里的声音？您们也知道的，对吗？”
眼袋在他的眼睛下面无声地抖动着。车厢另外一边的那个年轻人脸色非常苍白，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是死人，很多很多死人，”有眼袋的先生低声说，“是死人，诸位。太多死人了。他们拥挤在夜里的空气中。太多太多的死人。他们没有地方。因为所有的心都是满的。都充满了，快溢出来了。而死人只能待在心里，这是肯定的。但是死人太多了，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这个下午坐在车厢里的其他人都屏住呼气。只有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闭着眼睛又深又重地呼着气，似乎睡着了。
上了年纪的先生用他白色的食指，轮流指点着他的听众们。指着那两个女孩，指着售票员，还有那个老妇人。然后，他又小声说：“所以，人们睡不着。就因为这个。空气里有太多的死人。他们没有地方。他们在夜里说话，寻找一颗心。所以人们睡不着，因为死人夜里不睡觉。太多死人了。特别是夜里。夜里特别安静的时候，他们就说话。夜里，当其他一切都离开后，他们就出来。夜里，他们就有了声音。所以人们睡得都不好。”伤风老妇人嘶嘶作响地使劲吸着气，生气地盯着小声说话的上年纪先生不停抖动的、褶皱重重的眼袋。但是那两个女孩哧哧笑着。她们知道夜里其他的声音，有活力的声音，就像温暖的、男人的手抚摸着赤裸的皮肤，躲在床底下，悄无声息，粗暴，尤其是夜里。她们哧哧笑着，彼此感到羞耻。她们不知道，其他人也听到了那些声音，夜里，在梦里。
售票员在雾气潮湿的玻璃上画了一个又大又歪的脸，说：“是的，那里有死人。他们在空气里说话。在夜里。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声音。它们悬挂在黑夜的空气里，在床上方。然后人们就睡不着了。是这样的。”
老妇人使劲吸着堵塞的鼻子，点着头说：“死人，是的，死人：就是那些声音。在床上方。哦，是的，总是在床上方。”
那两个女孩暗暗感受着陌生男人的手抚摸她们的皮肤，在这个灰蒙蒙的下午，她们坐在有轨电车上脸红了。但是那个年轻人，他脸色苍白，非常孤独地缩在角落里，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于是，那个有眼袋的先生用他的白手指指向那个昏暗的角落，那个脸色苍白年轻人坐着的角落，小声说：“是的，那些年轻人！他们能睡着。下午，夜里，十一月，他们总能睡着。他们听不见死人。年轻人睡着了就听不见那些秘密的声音。只有我们老年人身体里有耳朵。年轻人没有长着能听见夜里声音的耳朵。他们能睡着。”
他的食指蔑视地指向远处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其他人呼吸变得急促了。这时，他睁开了眼睛，那个脸色苍白的人，他突然站起身，摇摇晃晃走向那个上了年纪的先生。那个食指被吓了一跳，缩回手心里，眼袋也有一瞬间停止了抖动。那个脸色苍白的人，那个年轻人，伸手去抓上了年纪先生的脸，他说：“哦，求您了。您别把烟头扔掉。您给我吧。我不舒服。因为我饿了。您把烟头给我吧。我会舒服些。我很难受。”
这时，眼袋湿润了，开始剧烈抖动，无声，震惊。上了年纪的先生说：“是的，您非常苍白。您看起来很不好。您没有大衣吗？现在是十一月了。”“我知道，我知道，”脸色苍白的人说，“我妈妈每天早上都跟我说，我应该穿上大衣，已经十一月了。是的，我知道。但是她已经死了三年了。她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大衣了。每天早上我妈妈都说：已经是十一月了，她说。但是她不可能知道我没有大衣了，因为她已经死了。”
年轻人拿过闪烁的烟头，摇摇晃晃下了车。外面是雾气，下午，十一月。一个年轻的、非常苍白的男人，叼着烟，走进这个孤独的傍晚。他饿了。他没有大衣。他的妈妈死了。现在是十一月。车厢里坐着其他人，他们屏住呼吸。眼袋无声、悲伤地抖动着。售票员在玻璃上画着又大又歪的脸。又大又歪的脸。任卫东 译火车、下午和夜晚
河流和马路对于我们来说太慢了。太弯曲了。因为我们要回家。我们不知道家在哪里。但是我们要去那里。所以马路和河流对我们来说太弯曲了。
但是在桥上和堤坝上，火车在突突锤击着。货车吼叫着穿过黑绿色呼吸的森林，穿过丝绸般顺滑、丝绒般柔软、镶嵌着星星的夜色，车轮不停地争先恐后往前滚动。轰隆隆地碾压了千百万条陈旧的枕木。不可阻挡。不可停止。火车。锤击着驶过堤坝，咆哮着越过桥梁，吼叫着冲出雾气，消失在黑暗中。哼唱着、轰鸣着的火车。货车，喃喃自语着，匆忙的，似乎还有些迟钝和不安，它们像我们一样。
它们像我们一样。它们预告着自己的到来，夸张地、张扬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以一声大喊。然后，它们就到了，像一场暴风雨，似乎它们为世界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其实它们都差不多，总是让人吃惊和令人不安。但是，很快，还没等人们搞清楚它们到底要干什么，它们就过去了。而一切恢复原样，似乎它们不曾来过。最多有煤烟和烧焦的草，能顺带证明它们的路线。然后它们就告别了，有些伤感地，但已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喊叫。就像我们。
它们中间的一些在唱歌。哼唱着、轰鸣着穿过我们幸福的夜晚，我们热爱它们单调的歌声，它们饱含希望、贪得无厌的节奏：回家——回家——回家。或者，它们充满希望地激动地穿过沉睡的乡村，空洞地嚎叫着经过孤独的小城火车站上胆怯、困倦的灯光：明天到达布鲁塞尔——明天到达布鲁塞尔。或者它们还知道更多，轻声弹奏，只为你一人，你身边坐着的那些人听不到，轻声弹奏：乌拉在等待——乌拉在等待——乌拉在等待——
但是，它们中间也有无所谓的，它们无穷无尽，它们智慧，它们有着年迈脚夫的平缓节奏。它们自顾自地哼唱着、唠叨着，它们像从未见过的链条一样平卧在月光下的大地上。链条，在苍白的月光中散发出无尽的光芒、魔力和色彩：棕红色、黑色或者灰色、浅蓝色和白色。货车厢——二十个人，四十匹马——运煤车厢，却童话般地散发出动物和香水的气味——运木材车厢，呼出的气息像森林 ——马戏团车厢，浅蓝色，演员们正在酣睡，还有不知所措的动物们——运冰车厢，格陵兰一样冷，格陵兰一样白，鱼腥味。它们有无尽的财富，它们像昂贵的链条一样铺在钢轨上，像华丽而罕见的长蛇一样在月光中蜿蜒爬行。它们给那些在夜晚有耳朵并带着耳朵上路的人、给病人和被囚禁的人讲述这世界不可理喻的宽广，讲述世界的宝藏，讲述世界的甜美，讲述这世界的尽头和无尽。它们向那些无眠的人喃喃讲述，伴他们入梦。
但是，也有些残酷的、坚硬的、血腥的，它们锤击着穿过黑夜，没有旋律，它们的脉搏声永远回响在你的耳朵里，因为它坚硬、丑陋，就像一条在你身后不停追赶你的、凶恶、气喘的狗的呼吸声：继续跑——别回来——永远——永远。或者隆隆作响的车轮不停地怒吼：俱往矣——俱往矣。 它们的歌声不让我们睡觉，还残忍地把左右两边宁静的村庄从睡梦中惊醒，使村中的狗嘶哑地狂吠。它们嚎叫着、抽泣着滚滚向前，那些残酷的、坚定的，在暗淡的星空下，就连下雨也无法使他们缓和下来。它们的叫声，喊出了乡愁，喊出了无望和孤寂，它们的叫声中，混合着对命运、对分离、对过往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哭泣。他们咆哮出一种沉闷的节奏，没有快乐、没有慰藉，在洒满月光的铁轨上。你永远不会忘记它们。
它们像我们一样。没人保证它们能死在家乡。它们无休无止地在夜里奔跑，只有病了的时候，它们才休息。它们没有目标。也许它们[1][2]的家在什切青，或者在索非亚，或者在佛罗伦萨。但是它们在哥[3]本哈根和阿尔托纳之间，或者在巴黎的一个郊区炸成了碎片。或者它们坏在了德累斯顿。又或者作为遗留部件勉强坚持几年——为铺路工人当避雨棚，或者当城里人的周末度假房。
它们像我们一样。它们比所有人想象得都能坚持。但是，总有一天，它们会摔出铁轨，或者停下不走了，或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它们总是想去某个地方。它们从不呆在一个地方。一旦结束了，它们的生命是什么？在路上。但是高调、残酷、无边无际。
火车，下午，夜晚。路基上的花朵沾满了煤屑，站在电线上的鸟儿们，叫声中也掺杂着煤灰，它们都跟火车成了朋友，还会长久地回忆起火车。
每当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充满希望的鸣叫，我们也会停下来，睁着吃惊的眼睛。每当它们像一场暴风雨一样突然而至，似乎它们为世界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变革，此时，我们会停下，头发凌乱。每当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叫声，我们会停下，两颊沾满煤屑。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鸣叫。喊叫。其实什么都没有。或者一切。像我们。
它们在监狱的窗前敲打出甜美而预示着危险的节奏。你就会倾听，你这可怜的犯人，你就没完没了地听着夜里过往火车的隆隆的敲打声，它们的叫声和鸣笛，使你充满了痛苦和欲望的牢房在黑暗中震颤。
或者，当你夜晚正在发烧，它们呼啸着从床上驶过。血管，月光蓝色的血管颤动着，听到了那首歌，那首货车之歌：在路上——在路上——在路上——你的耳朵是个深渊，吞噬了整个世界。
在路上。但是你总是在火车站被吐出来，被交给离别和出发。
车站举起它们苍白的牌子，就像你昏暗街道边的额头。它们都有名字，那些长满皱纹的额头牌子，名字，它们就是世界：它们是床，它们叫饥饿和姑娘。乌拉或者卡罗拉。还有被冻僵的脚和眼泪。车站叫烟草，或者口红，或者烈酒。或者上帝，或者面包。车站苍白的额头，那些牌子，都有名字，它们叫：姑娘。
你自己就是铁轨，有锈迹、有污渍、银白色、闪闪发光，漂亮但不确定。你被分配到车站，铺在两个火车站之间。它们有牌子，上面写着姑娘，或者月亮或者谋杀。这就是世界。
你是火车，轰隆隆而过，呼啸而过——你是铁轨——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把你变得锈迹斑斑、闪闪发光。
你是人，你的大脑在漫长得没有尽头的脖子上高处某个地方，像长颈鹿一样孤独。没有人了解你的心。[1] 波兰地名。[2] 保加利亚首都。[3] 汉堡的一个区。留下来，长颈鹿
他站在狂风呼啸、夜里空无一人的站台上，在巨大的、被熏成灰色的、月亮般孤独的大厅里。夜里，空旷的火车站就是世界的尽头，空无一人，毫无意义。空旷，空旷，空旷。但是，如果你继续走，你就完了。
那你就完了。因为黑暗有种可怕的声音。你摆脱不掉这种声音，它瞬间就能战胜你。它带着回忆冲向你——让你回忆起昨日你进行的谋杀。它带着预感袭击你——让你预感到明天你将进行的谋杀。它在你心里激起一声呼喊：从没被听见的孤独动物的鱼之呼喊，被自己的海洋战胜的呼喊。这呼喊撕碎了你的脸，使坑里充满了恐惧和凝结了的危险，让其他人惊恐万分。孤独动物在自己海洋里可怕的鱼之呼喊是如此静默。它像潮水一样涌起，轰鸣着，发出昏暗的震颤，像汹涌的浪潮。它嘶嘶作响，腐烂着，像飞溅的浪花。
他站在世界的尽头。冰冷、白色的弧光灯冷酷无情，使一切变得赤裸和悲惨。但是，灯光后面生长出一种可怕的昏暗。没有一种黑色，像夜里空无一人的站台上白色灯光周围的这种昏暗这么黑。
我看见了，你有香烟，一个姑娘说。红嘴唇在她苍白的脸上显得过于红了。
是的，他说，我有些香烟。
你为什么不跟我来？她凑过来耳语着。
不，他说，为什么呢？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她在他身边到处闻着。
我知道，他回答说，像所有姑娘一样。
你是一头长颈鹿，你这个大个子，一头固执的长颈鹿！你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吗？
饥饿，他说，赤裸，还有，涂了很多脂粉。像所有姑娘一样。
你又高又笨，你这头长颈鹿。她哧哧笑着，靠的更近了。但是你看上去很善良。你还有香烟。小伙子，来吧，现在是黑夜。
他看着她。好吧，他笑了，你得到香烟，而我吻你。不过，如果我抓住你的衣服，会怎样？
那我会脸红，她说。他觉得她的笑很下流。
一列货车呼啸着穿过大厅。突然中断了。它拮据的、模糊不清的尾灯尴尬地渗入黑暗中。踉跄着、呻吟着、尖叫着、隆隆作响——过去了。于是，他跟她走了。
然后是手，脸和嘴唇。但是所有的脸都在流血，他想，血从嘴里流出来，所有手都握着手榴弹。可是，他尝到了脂粉的味道，她的手缠绕着他干瘦的胳膊。然后是呻吟声，一个钢盔掉下来，一只眼睛掉了出来。
你死了，他喊道。
死，她欢呼道，死了就好了。
她把钢盔又推到额头上。她深色的头发闪着疲惫的光。
啊，你的头发，他喃喃说道。
你留下吗？她轻声问。
是的。
很长时间？
是的。
永远？
你的头发有一股潮湿树枝的味道，他说。
永远吗？她又问。
然后，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的、厚重的喊叫声。
鱼的呼喊，蝙蝠的呼喊，屎壳郎的呼喊。从未被听到的火车头的动物之呼喊。满载着恐惧的火车，在这呼喊面前蹒跚踉跄了吗？苍白的星空下从未被听到的新的、黄绿色的呼喊。星星在这呼喊前摇摆晃动了吗？
他推开窗户，让黑夜冰冷的手去摸索裸露的乳房，他说：我得走了。
留下吧，长颈鹿！苍白的脸上，她的嘴闪烁着病态的红色。
但是，长颈鹿迈动着假腿，在路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离开了。他身后，月光灰色的街道又坠入石头般沉闷的孤独中，悄无声息。窗户像爬行动物的眼睛，死寂，仿佛蒙上了一层牛奶膜。窗帘像沉睡的、偷偷呼吸的眼皮，无声地摆动。摆动。白色、柔软的摆动，在他身后悲哀地招手。
一扇窗户发出吱吱声。她觉得胸口冷。当他回头看时，窗户后面是一张过于红的嘴。长颈鹿，他哭了。任卫东 译过去了，过去了
有时候，他会遇到自己。他迈着轻柔的步伐，斜着肩膀朝自己走来，他的头发非常长，盖住了一只耳朵。他向自己伸出手，不是很有力，他说：你好。
你好。你是谁？
你。
我？
对。
然后，他对自己说：你为什么有时候大喊大叫？
是动物在叫。
动物？
叫饥饿的动物。
然后他问自己：你为什么经常哭？
动物！动物！
动物？
叫乡愁的动物。它在哭。叫饥饿的动物，它在叫。我这只动物——逃跑。
逃到哪里？
逃到虚空里。没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山谷。不管在哪里，我都能遇到自己。最经常在夜里。但是我会继续逃。那个叫爱的动物会伸手抓人，但是那个叫恐惧的动物在窗前吠叫，窗户后面是姑娘和床。然后，门把手偷偷笑了，我逃走了。我总是落在自己后面。肚子里是那个叫饥饿的动物，那个叫乡愁的动物在心里。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山谷。我总是会遇到自己。到处。我躲不开自己。
有时候，他会遇到自己。但是，他立刻又逃走了。吹着口哨从窗户下经过，咳嗽着沿着门走过。有时候，会有一颗心留住他过夜，或者一只手。或者一件衬衫，一件从肩膀上、从胸口、从一个姑娘身上滑下的衬衫。有时候，会有一个姑娘留住他过夜。于是，如果有个姑娘全心为他，他会在亲吻中忘记另外那个人，那个是他自己的人。他笑。他痛苦。如果有个姑娘在身边，真的不错，一个长发飘飘、穿着浅色内衣的姑娘。或者是浅底色、上面有鲜花图案的内衣。如果她还有口红的话，就更好了。那就会鲜艳了。在黑暗中，如果身边有个姑娘，会更好，黑暗就会显得没那么黑暗。黑暗也会显得没那么冰冷。那一小块口红就能把她的嘴变成一个小火炉。火炉会燃烧。在黑暗中，这样真好。还有内衣，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是只有他自己。
他曾经认识了一个姑娘，夏天，她的皮肤就像野蔷薇果。古铜色。她的头发像吉普赛人，不是黑色，而是蓝色。像森林一样：迷乱。她的胳膊上浅色的汗毛，像小雏鸡的绒毛，她的声音很诱人，像码头上站街拉客的姑娘。而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叫卡琳。
还有一个叫阿丽，她黄油色的头发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亮。笑的时候，她会把鼻子皱起来，她爱咬人。不过后来来了个男人，是她丈夫。
在一扇门前，站着一个越来越矮的男人，灰暗、干瘦，说：好了，我的小伙子。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我父亲。
那个姑娘，她的两条腿像鼓槌一样不安分，她叫卡罗拉，像小鹿的腿，有点神经质。她的眼睛能让人发疯。她的门牙有些分开。这个姑娘他也认识。
那个老男人夜里有时候说：好了，我的小伙子。
有个姑娘屁股很大，他去过她那里。她身上有股奶味。她的名字很可爱——不过他忘记了。过去了。清晨，黄鹂鸟有时候会吃惊地唱歌——但是，他的母亲在很远的地方，那个灰暗、干瘦的男人一声不吭。因为没有人经过。
他躯干下面的两条腿自己在走：过去了，过去了。
黄鹂鸟已经知道在清晨唱：过去了，过去了。
电话线哼唱着：过去了，过去了。那个老男人不再说：过去了，过去了。
姑娘们晚上把手放在充满渴望的皮肤上：过去了，过去了。
腿在自己走：过去了，过去了。
他曾经有个兄弟。他跟他是朋友。但是，后来，一块金属片，就像一个嗡嗡叫着的可恶昆虫一样，轰隆隆地从天而降，砸到了兄弟。因为是战争。那块金属，就像一个雨滴，“啪”的一声落在了人的皮肤上：然后，鲜血就像虞美人花一样在雪地里绽放。天空是青石板做成的，但是那声呼喊它听不见。他喊出的最后一声呼喊，不是祖国。[1]也不是妈妈，不是上帝。他的最后一声呼喊是酸的辣的，它是：醋。他只是小声咒骂了一句：完蛋了。这声呼喊，把他的嘴合上了。永远。过去了。
那个干瘦灰暗的男人，他的父亲，再也不说：好了，我的小伙子。再也不说。因为一切一切都过去了。任卫东 译[1] 德语中“醋”有“完蛋了”的意思。城市
一个夜行者在铁轨上走着。铁轨在月光下闪着美丽的银光。只是太冷了，夜行者想，它们太冷了。左边，远处有个废弃的砖窑，一个农庄。还有一条嗓子都叫哑了的狗。砖窑和狗使夜晚成了真正的夜晚。然后，那个夜行者又是一个人了。只有风带着长长的呜呜声从他耳边经过。铁轨上有一个个斑点：是云遮住了月亮。
那个带着灯的男人来了。灯被举到两张脸之间，晃动着。
带灯的男人说：年轻人，去哪儿？
夜行者抬手指着天际一道亮色。
汉堡？带灯的问。
是的，汉堡，夜行者回答。
石子在他们脚下发出轻微的声音。它们互相碰撞着。灯上的电线来回来去吱吱地响着，来回来去。他们面前是月光下的铁轨。银色的铁轨通向那一道亮色。今夜天际那一道亮色，那亮色是汉堡。
不是这样的，带灯的说，城里不是这样的。城里的确明亮，没错，但是，在明亮的路灯下，也有一些饥饿的人。我提醒你啊。
汉堡！夜行者笑了，其他都无所谓。一定要再回到那里，一定要回到那里，如果你是从那里来的。一定要回去。然后呢，他说，仿佛他已经深思熟虑了，这就是生活！唯一的生活！
灯来回来去吱吱响着，来回来去。呜呜的风声像小调音阶一样从耳边经过。铁轨反射着月光，冰冷。
然后，带着摇摇晃晃灯的人说：生活！我的上帝，生活是什么？回忆一些气味，抓住门把手。经过一些面孔，夜里感觉到头发中的雨。这已经很多了。
这时，他们身后一列火车像个充满乡愁的巨大孩子一样哭了起来。这使夜晚变成了真正的夜晚。然后，一列货车轰隆隆地从这两个男人身边驶过。它像一个威胁一样碾过繁星密布的、丝绸般的夜色。两个男人勇敢地呼吸着。不停转动的车轮在铁锈红色的车厢下咣当咣当地滚动。不停歇地轰隆隆飞驰而过——过——过。过去很远了还能听到轻微的：过——过——
夜行者说：不，生活比在雨中行走和抓住门把手更多。生活比经过一些面孔和回忆起一些气味更多。生活是：有恐惧。还有愉悦。恐惧的是，会被火车轧死。愉悦的是，没有被火车轧死。愉悦的是，还能继续走。
这时，铁轨旁出现了一所小房子。带灯的男人把灯调暗了些，向年轻人伸出手去：好吧，汉堡！
是的，汉堡。他说完，走了。
铁轨在月光中闪着美丽的银光。
在天际，有一个明亮的斑点：城市。任卫东 译保龄球道
两个男人在地上挖了个洞。洞很大，几乎让人觉得很舒服。像个坟墓。可以忍受。
他们面前有一杆枪。有人发明了枪，为了射杀人。大多是根本不认识的人。甚至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他们并没有伤害谁。但是，必须拿起枪向他们射击。这是有人下的命令。为了能射杀很多人，有人发明了能在一分钟发射六十多颗子弹的枪。这个人因此得到了奖赏。
离这两个男人远一些的地方，有另外一个洞。从那里探出一个头，一个人的头。头上有一个鼻子，一个能嗅香水的鼻子。眼睛，能看城市或者鲜花的眼睛。还有一张嘴，可以用来吃面包的嘴和呼唤瑛格或者母亲的嘴。这个头被那两个男人看见了，有人给了他们枪。
射击。其中一个人说。
他射击了。
然后那个头就被射烂了。它不再能嗅香水、不再能看到城市、不再能呼唤瑛格。永远不能了。
这两个男人在洞里呆了好几个月。他们射烂了许多颗头。都是人的头，他们俩根本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并没有伤害过他俩，他俩甚至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有人发明了枪，每分钟能发射六十多颗子弹的枪。还有人下了射击的命令。
渐渐地，两个男人射烂的头多到可以堆成一座大山。两个男人睡觉的时候，那些头就开始滚动。就像在保龄球道上滚动。发出轻微的轰鸣声。两个男人被吵醒了。
可是是有人下了命令的呀，一个人小声嘟囔。
但是是我们干的，另一个大声喊道。
可是这太可怕了，第一个人叹息道。
但是有时候也挺好玩儿的，第二个人笑道。
不！小声嘟囔的那个人喊道。
好玩儿的，第二个人小声嘟囔，有时候还是挺好玩儿的。是这样的。确实好玩儿。
他们俩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坐在黑夜里。他们不睡觉。然后第一个人说：
可是，上帝把我们造成这样的。
但是，上帝有个借口，第二个人说，这个借口就是：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第一个人说。
这是他唯一的借口，第二个人回答。
可是，我们——我们是有的，第一个人小声嘟囔。
是的，我们是有的，第二个人小声嘟囔。
这两个男人，两个受命射烂了很多头颅的男人，夜里不睡觉。因为那些头颅发出轻微的轰鸣声。
然后，第一个人说，我们现在躲在这堆脑袋后面准备射击吧。
对，第二个人说，我们现在躲在这堆脑袋后面准备射击。
这时，一个人喊道：做好准备。又开始了。
两个男人站起身，拿起枪。
他们只要看到一个人，就朝他开枪。这个人总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一个没有伤害过他们俩的人。但是他们朝他开枪。为此，有人发明了枪，并因此受到奖赏。
还有人——有人下达命令。任卫东 译四个士兵
四个士兵。他们由木头、饥饿和泥土组成。由暴雪、思乡和胡须组成。四个士兵。他们头顶上，手榴弹呼啸着炸开，然后带着黑色的毒液、怪叫着深深地咬进雪里。他们四张无望的脸上的木头，木然地映着油灯摇曳的光。只有当头顶上的铁家伙咆哮着、可怕地嚎叫着爆炸时，这些木头脑袋中的一个会笑起来。其他脑袋随后发出灰色的狞笑。油灯的火苗无力地摇晃。
四个士兵。
胡须掩盖下的两道青紫色线条嚅动着说：我的天啊！到了春天，这里不需要耕地了。也不需要施肥，从地下发出一个嘶哑的声音。
一个人笃定地卷着一支烟：但愿这里不是萝卜地。我就是死了也受不了萝卜。不过，如果是小水萝卜呢，你们觉得怎么样？一望无际的小水萝卜？
青紫色的嘴唇嚅动着：只要没有蚯蚓就好。那玩意儿我可受不了。
角落里的人说：反正到那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谁说的？卷烟卷的人说，为什么？谁说的？
于是，他们都沉默了。头顶上，愤怒的死亡尖叫着滑过黑夜，在雪地上撕开黑蓝色的裂缝。他们又傻笑起来。他们看着头上的一道道横梁。横梁什么也不承诺。
然后，角落里那个人咳嗽着说：好吧，我们等着看吧。这你们可以放心。“放心”这个词听上去非常沙哑，连油灯都摇晃了。
四个士兵。但是其中一个，他什么都不说。他用大拇指在枪上来来回回摩挲。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把自己的身体贴在枪上。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比枪更让他痛恨了。只有当他们头顶上炮弹呼啸时，他才紧紧贴着枪。他的眼中，油灯有气无力地摇晃着。那个卷烟卷的人碰了他一下。抱着可恨的枪的小个子吃了一惊，伸手摸了摸嘴边乱蓬蓬的苍白胡须。他的脸上写着饥饿和乡愁。
这时，掐灭烟头的人说：你，把那盏破油灯递给我。没问题，小个子说，把枪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他从大衣里伸出一只手，拿着油灯递给他。但是，油灯从他手上掉下来。灭了。灭了。
四个士兵。黑暗中，他们呼吸过于粗重，过于孤独。然后，小个子大声笑起来，用手拍打着膝盖：
小伙子，我的手发抖了！你们看见了吗？油灯从我的手里滑下去了。手突然就发抖了。
小个子大声笑着。但是，在黑暗中，他紧紧地贴着枪，贴着他痛恨的枪。角落里的那个人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发抖的。
卷烟卷的人却说：是的，整天都在发抖。都是因为冷。冷死了。
这时，他们头顶上的铁家伙咆哮着把黑夜和雪炸成碎片。
炮弹会把所有小水萝卜都炸碎的，嘴唇青紫的人冷笑着说。
他们紧紧贴着可恨的枪。他们笑着。嘲笑着黑暗、黑暗的山谷。任卫东 译许多许多雪
雪挂在树枝上。机枪手唱着歌。他在一片俄罗斯森林里，阵地最前沿的岗哨。他唱着圣诞歌曲，而现在已经是二月初了。不过他唱圣诞歌，是因为还有一米多厚的雪。黑色树干间的雪。黑绿色树枝上的雪。挂在树枝上，被吹到灌木上，洁白松软，粘在黑色的树干上。很多很多雪。机枪手唱着圣诞歌，尽管已经是二月份了。
你必须时不时放几枪。否则这玩意儿就冻住了。举枪，朝前、冲着黑夜。为了不冻住。朝着那儿的灌木射击。对，就是那儿，然后你就知道了，灌木里面没坐着人。这能让人心安一些。你可以每隔一刻钟射一梭子。这让人心安些。否则这玩意儿就冻住了。不过，如果时不常地开枪，就不会这么安静了。这些话是那个人说的，那个他接替了的人。那个人还说过：你必须把耳朵从头盔里露出来。这是指挥部的命令。站岗时必须把耳朵从头盔里露出来。否则什么都听不见。这是命令。不过反正什么都听不见。一切都是安静的。一点儿响动都没有。好吧。那就时不时放几枪吧。这让人安心。
这是那个人说的。之后，这里就他一个人了。他把耳朵从头盔里露出来，寒冷伸出尖尖的手指去抓他的耳朵。他一个人。雪挂在树枝上。粘在蓝黑色的树干上。堆积在灌木上。被风卷起，落到洼地，四处飘落。许多许多雪。
他站在雪中，雪使危险变得悄无声息。变得遥远。而危险有可能已经站在人的身后了。雪隐瞒了危险。雪，他站在雪中，一个人站在黑夜里，第一次一个人，雪使其他人的靠近变得悄无声息，变得遥远。雪隐瞒了别人的靠近，因为雪会使一切变得悄无声息，而自己的血流声在耳朵里变大，变得巨大，大得你无法逃避。雪就这样隐瞒着。
有叹息声。左边。前面。然后右边。又是左边。右面也有一声。机枪手屏住呼吸。那儿，又一声。叹息声。他耳朵里的杂音变得很大。又有叹息声。他把大衣领子拨开。手指僵硬、颤抖。手指把大衣领子拨开，露出耳朵。那儿。叹息声。头盔下，冷汗唰地冒出来，在额头上冻住。在那儿冻住了。零下42度。头盔下，汗冒出来就冻住了。后面。右边。前面远处。然后这里。那儿。那里也有。
机枪手站在俄罗斯森林里。雪挂在树枝上。血流声在耳朵里轰鸣。汗水冻结在额头上。头盔下，汗冒了出来。因为有叹息声。有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人。雪隐瞒了这些。而汗水被冻结在额头上。因为，巨大的恐惧充斥在耳中。因为有叹息声。
于是他唱歌。他大声唱歌，让自己听不到恐惧。也听不到叹息声。让汗水不再被冻结。他唱歌。他听不到恐惧了。他唱着圣诞歌，他听不到叹息声了。他在俄罗斯森林里大声唱着圣诞歌。因为，雪挂在俄罗斯森林的黑蓝色树枝上。很多雪。
但是，一根树枝突然断裂。机枪手噤声。四处张望。掏出手枪。这时，中士穿过雪地大步朝他走来。
现在我会被枪毙了，机枪手想，因为我在岗哨上唱歌了。现在我要被枪毙了。我在岗哨上唱歌了，现在他们来了，要枪毙我。
他紧紧抓着手枪。
中士走到他面前。拽住他。四周张望。松开他。然后喘息着说：
我的上帝。抓紧我，兄弟。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然后他笑了起来。搓着两只手。然后又笑起来：听见圣诞歌了。在这个该死的俄罗斯森林里听见圣诞歌了。圣诞歌。现在不是二月吗？已经二月了。还能听见圣诞歌。都是因为这可怕的寂静。圣诞歌！我的上帝啊！兄弟，抓紧我。别出声！听！没了。现在没了。别笑。中士边说边喘，紧紧抓着机枪手。你别笑。确实是因为太安静了。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地这么安静。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听到圣诞歌了。现在早就是二月份了。不过这都是因为雪。这里有很多雪。别笑，兄弟。我告诉你，这么多雪，能让人发疯。你刚来两天。但我们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星期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让人发疯。永远这么安静。什么动静都没有。几个星期都这样。然后，听到了圣诞歌。你别笑。我看到你的时候，歌声才突然一下没有了的。我的上帝。这让人发疯。这没完没了的寂静。没完没了。
中士还在喘息。笑着。紧紧抓着机枪手。机枪手也紧紧抓着他。然后他们俩一起笑起来。在俄罗斯森林里。在二月。
偶尔，会有根树枝被雪压断。俄罗斯树枝，落到黑蓝色树枝间的地上。发出叹息声。非常轻。前面有。左边。还有这里。那里也有。到处都是叹息声。因为雪挂在树枝上。许多许多雪。任卫东 译我那苍白的兄弟
还没有什么像这雪一样白。白到几乎发蓝。蓝绿色。可怕的白。在这雪面前，太阳都不敢变成黄色。还没有过哪个星期日的早晨，像这个一样干净。只是，后面有一片深蓝色的树林。但是雪，像动物的眼睛一样新鲜、干净。从来没有过像这个星期日早晨这么白的雪。没有过哪个星期日早晨像这么干净。世界，这个白雪皑皑的星期日世界，笑着。
但是，肯定有个地方有块污点。那是一个人，躺在雪地里，蜷缩着，趴着，穿着军服。一捆烂布。破破烂烂的一捆皮囊、骨头、皮革和布料。凝固的黑红色血迹。严重枯死的头发，像假发套一样枯死。蜷缩着，最后一声喊叫被喊进了雪中，也可能是嚎叫，也许是哀求：一个士兵。这个最最干净的星期日早晨的、从未有过的雪白中，一个污点。一幅生动的战争画面，非常细腻，对水彩的迷人责备：血、雪和太阳。冰冷冰冷的雪，混合着热气腾腾的血。尤其是可爱的太阳。我们亲爱的太阳。世界上所有孩子都说：亲爱亲爱的太阳。而它照耀着一个死人，一个喊出了所有死去了的木偶们无声呐喊的死人，那无声的、可怕而无声的呐喊！我们中的谁会站起来，苍白的兄弟，哦，我们中的谁能忍受木偶们无声的呐喊？这呐喊被铁丝网撕碎，笨拙地掉下来，散落在舞台上。谁，哦，我们中的谁能忍受死人无声的呐喊？只有雪能忍受，冰冷的雪。还有太阳。我们亲爱的太阳。
在这个破裂的木偶面前，站着一个还完好的木偶。还能正常运转。在那个死去的士兵面前，站着一个活的士兵。在这个干净的星期日早晨，在从未有过的白雪中，站着的士兵向那个躺着的士兵说了下面一段可怕的无声的话：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现在你也没什么好乐呵的了，我亲爱的。你永远那么乐呵。现在你什么都不说了吧？现在你也不笑了吧？要是你的女人们看见你现在这可怜样，我亲爱的。你不乐呵了，看上去真可怜。这么难看的姿势。为什么你吓得把腿蜷曲到肚子上了？哦，你把一个敌人的内脏打出来了。你把血涂了自己一身。这看上去有点儿恶心，我亲爱的。你的军装上溅满了血。看上去像黑墨水印。幸亏你的女人们看不见这个。你曾经总是穿着军装。非常合体。你成为下士之后，就只穿半高筒漆皮靴了。每次晚上进城前，你都给靴子没完没了地打蜡。但是现在，你不再进城了。你的女人们去找别人了。因为你现在根本不会再去了，你明白吗？永远不会了，我亲爱的。永远永远不会了。现在，你再也不会乐呵呵地笑了。现在，你躺在那儿，好像你都数不到三。你的确数不到三。你数不到比三大的数字。这有点弱，我亲爱的。这太弱了。但是这样挺好，非常好。因为你不会再来跟我说“我那苍白兄弟的耷拉眼皮”。现在不会再说了，我亲爱的。从现在开始，不会再说了。永远不会了。其他人永远不会因此而赞扬你。每当你对我说“我那苍白兄弟的耷拉眼皮”时，其他人永远不会嘲笑我。你知道吗，这对我很重要？我可以告诉你，这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欺负我。他们像虱子一样骑在我身上。因为我的一只眼睛有点小毛病，眼皮耷拉着。还因为我的皮肤非常白。非常苍白。他们老是说：我们的小白脸看上去总是很累的样子。女生们总是问我，是不是睡着了。以为我的一只眼睛是半闭着的。它们说我在打瞌睡，听见了吗，他们说我打瞌睡。我想知道，现在我们俩谁在打瞌睡。你还是我？说啊，你还说我？谁现在是“我那苍白兄弟的耷拉眼皮”？怎么样？谁在打瞌睡，我亲爱的，你还是我？是我吗？
当他关上身后掩体的门时，一打灰色的脸从各个角落伸向他。其中一张是中士的脸。您找到他了，少尉先生？这张灰色的脸问道，同时变成了死灰色。
是的。在杉树那里。腹部中枪。我们要把他抬回来吗？
是的。在杉树那里。当然。必须把他抬回来。在杉树那里。
那打灰色的脸消失了。少尉在铁皮炉子边坐下，捉虱子。昨天他也捉虱子了。当时需要派个人去营部。最好是少尉，就是他自己去。当时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外面的动静。有枪声。枪声从未这么密集过。当通讯员又拉开门时，他看见了黑夜。他觉得，夜从来没有这么黑过。下士海勒在唱歌。他喋喋不休地讲他的女人们。然后，这个永远乐呵呵的海勒说：少尉，我不去营部。我要申请双份的定量。在您的肋骨上可以弹木琴。您长得太不幸了。海勒是这么说的。其他人肯定在黑暗中窃笑。必须有人去趟营部。于是他说道：好吧，海勒，那您就去吧，让您的乐呵劲儿也冷却一下。海勒说：是。就说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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