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城市接管(全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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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城市接管(全2册)试读：

回忆周作民与金城银行

目录

金城银行简史

一、创立初期（1917—1927年）

二、发展时期（1927—1937年）

三、畸形发展（1937—1949年）

四、合营结束（1949—1952年）

金城银行的创立与发展

一、金城银行的创办经过

二、金城银行的逐步发展

三、周作民的政治活动

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

创业有术改革多谋

增设机构延揽人才

长袖善舞雄心勃勃

金钞买路左右逢源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

一、金城银行重点投资的两个企业

二、抗战期间周作民在沦陷区的活动

三、抗战胜利后周作民在上海的处境

四、周作民和张群的关系

五、解放后，周作民摒除障碍，归返祖国

民族金融家——周作民

一、金城银行的创立及其与周先生的关联

二、金城银行解放前30年的曲折历程

三、周作民先生积极推动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

我所知道的周作民

初识周作民

资助《群众》周刊

劝说周作民回上海

周作民是很有魄力的人

我所知道的周作民先生

一、家庭身世和不断进取精神

二、金城银行的创立和发展

三、解放前的政治运动

四、思想转变与行动表现

南汉宸谈周作民

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断

狭缝中发展

金城银行存放款的渠道

扶植民族工业

北京分支机构的设立

周作民的用人之道

危及“平行”的几件事

周作民北归

汉口金城银行概略

一、王毅灵主持下的汉口分行

二、抗战期间汉口沦陷前后的变化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情况

我在汉口金城银行的一段经历

周作民对发展民族工业的贡献

金城银行增设信托部及投资情况

一、依靠政治后台改革人事制度

二、广设业务机构增辟信托部门

三、扩展附属事业厚集银行资金

从北四行到北五行

一、“北四行”的背景

二、北四行组织联营经过

三、联合发行票券，设立四行准备库

四、开办四行储蓄会

五、设立四行信托部

六、建造国际饭店

七、设置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

八、储蓄会信托部合并改组为联合银行

九、北五行的联营联管到公私合营

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

一、“北四行”的由来和内在关系

二、四行准备库

三、四行储蓄会

四、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

五、有关四行储蓄会的几项大事

四行储蓄会

一、四行准备库

二、四行储蓄会的组织和特点

三、吴鼎昌、钱新之和四行储蓄会的关系

四、兴建国际饭店和其他事业

五、改名联合银行

太平保险公司的兴衰

一、国人自营保险公司的兴起

二、太平保险公司

三、我担任太平保险公司协理

四、业务代理网及业务人员

五、庞大的交际费

六、骈枝公司的发展

七、与洋商的斗争

八、分保关系的建立及对外发展

九、抗战期间

十、太平洋保险公司另起炉灶

十一、为太平保险公司的两件事

金城银行与陈纳德民航空运队

金城银行是旧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创立于1917年5月。它从创立至新中国成立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34年中，经历了创立、发展和结束三个阶段，分别简述如下。一、创立初期（1917—1927年）

清末以来，我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际列强掌握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命脉，金融事业亦为外商所操纵，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实业救国为职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忙于军事，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私营银行也应运而生。

当时一些北洋军阀官僚欲为其搜刮的民脂民膏谋求出路，并为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企业取得融资便利，企图摆脱官办银行的羁绊，另辟金融基地，巩固其经济权位，于是交通系人物利用时机，多方联络，共同发起组织金城银行。发起人中，包括军阀官僚、交通系领袖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以倪幼丹（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王祝三（安武军后路局督办），吴鼎昌（天津造币厂监督、盐业银行总经理）等为巨擘；任振采（交通银行协理）、胡笔江（北京交通银行经理）、周作民（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等操实权。历届董事长、董事和监察人，大都由这些发起人担任。其中周作民自金城创立至1934年，担任总经理职务，1935年兼任董事长，1951年专任董事长，一直掌握着金城的经营管理大权。

金城创办时，股本总额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以上。从1917—1927年的10年中，实收股额多次增加，各类投资者持有股份的比重也有较大变动。到1927年，实收股额为700万元，军阀官僚股率已下降至50.5%，主要是因为北洋政府垮台，大股东倪、王两家持有的股票多有出让过户，或向各银行抵押借款，因而股额逐渐减少，同时，金城因处理抵押品及大量收购，持有本行股票增加较快，金融业者、工商业者和其他个人持有的股份也逐渐上升。

金城创立时，总行设在天津，虽在上海、汉口分设机构，经营中心则在北方。当时总经理周作民在北京兼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职务，派吴延清（金城稽核长）为代表，常驻天津总行。1918年金城在北京设立总经理处，将总行职权自津移京，由周直接掌管，并指挥各行处业务。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大连等地增设行处共15所，在总经理统一管理下加强联系，调剂资金，发展汇兑，传递信息。

1920年，金城直接投资30万元在津开办通成货栈，并在北京、汉口、南京、郑州设立分栈。经营货物的堆存、包装、运输，发行栈单、提单，代办押款、押汇，并代客买卖货物。通过货物流通，发展银行押款、押汇业务。货栈虽曾受内战影响，营业不振，但逐年都有盈余。后又投资5万元在京设立丰大号，分设沪号，经营证券交易，业务尚佳，虽因公债风潮发现呆账，但冲销之后，仍可获利。

1921—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创立联合营业事务所，并以中南为侨资银行，取得钞票发行权，乃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银行券。由于现金准备充足，钞券信誉颇佳，发行额逐渐增大，1927年末高达1700余万元，给四行资金融通带来有利条件。

1923年，四行又在联合营业事务所下，设立四行储蓄会，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壮大四行资力。1927年该会储蓄存款达1000多万元，占全国重要银行存款总额2.4%，除用于放款和经营公债外，多作房地产投资，建造当时远东第一座摩天大厦——国际饭店，轰动上海，成为最能吸引储户的广告宣传，也为四行提高了社会声誉。

金城创立初期，社会信誉未立，加之同业竞争剧烈，业务经营采取审慎而急进的方针：除做证券买卖外，在存款方面，为招揽大户，不惜花钱，经常招待，宴饮打牌，广为交际；对存款大户，由经理直接接待，不必上柜台办理手续；对存户的主管人和经手人付给回息（利息的回扣），采取种种拉拢手段，同时也不放松对中小存户的争取。1919年增设储蓄部，较早地推广储蓄业务。放款方面，一般看重大户，以有可靠押品或与本行有投资关系的企业为主要对象。同时设立调查科，聘请著名学者刘大钧担任顾问，进行信用调查，了解市场信息，确保投放资金的安全。汇款方面，通过各行处的紧密联系，日报总处，统一调拨，并通过同业关系相互调剂，业务不断推广。到1927年，存款总额达3498万元，比1917年增加7倍多；放款总额达2738万元，增加6倍多；汇款总额，1921年达5253万元，1927年为2313万元，其中以铁路汇款所占比重较大。存、放、汇数额占全国重要银行的比重，均有显著提高，居同业的前列，社会信誉蒸蒸日上。

金城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本着既与本行有利又能助长工商业发展的宗旨，密切联系金融与实业的关系。工商放款总额1919年为83万元，1927年增至686万元，其中裕元、恒源、大生、溥益等棉纺织厂占46.93%，久大、永裕（盐）、丹华（火柴）、大成（油漆）等化学工业占19.40%，大丰、福新、寿丰等面粉业占8.68%，六河沟、中兴，兴宝等煤矿业占10.59%，其他占14.40%。投资总额（包括股票、债券）1927年为164万元，其中工矿企业占34.64%，商业占23.21%，金融业占32.01%，其他如大公报馆股票、中华职业学校债券等占10.14%；对铁路的放款1927年为68万元，以交通部及正太、京汉、京绥、陇海、津浦各路为多。

金城在这时期，总的业务情况是：存款主要靠军阀官僚大户，放款扩及各行业，汇款大量通过铁路交通，同时经营债券、股票，投资工商企业，面对政府机关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兴事业。

金城创立初期交通银行曾大力支持。当时中、交两行代理国库，交通在天津设立的分库，不设在本行，而设在金城总行内，并由金城稽核长吴延清兼任分库主任。交通由京调津的款项常在100万元左右，并不全藏库内，金城可加运用，是为金城增厚资力、发展业务的优惠条件。同时，北洋政府调拨各地军饷，交通又分出一部分给金城承办，收取较大汇水。还从中、交两行获得代售日元的权利。在西原借款中，交行所借日金2000万元，由沪调往京津出售，有一部分由金城代办，赚取回扣。此外，还取得领用和代兑中、交两行钞券的方便，有利于资金的调剂。1917年纯益为9.6万余元，1925年高达135万余元，1927年为99万余元。获利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价证券收益丰厚；二是存放款利息差额很大；三是投资事业都有盈余。二、发展时期（1927—1937年）

1927—1937年，国内外形势发生较大变化，金城为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局面，在业务中心、机构设置、人事制度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业务大幅度发展，周作民的事业心和经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1.政治转变和业务南移

北洋政府垮台后，金城通过政学系和江浙金融界人物的关系，转而向南京国民党政府靠拢，在军需、财政上对政府作较大的支援，并与中央银行建立业务联系，为官僚资本的国货银行招股。周作民还应邀出任金融顾问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及铁道部四路整理委员会委员，中日贸易协会主席等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蒋政权想利用周的留日关系，从中斡旋。周为了保全金城利益，扩展业务经营，不得不实行政治上的转变。

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金城银行将总经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除裁撤一些行处外，陆续增设分支机构共50余处，遍及各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性私营银行之一。全行员工先后增至700多人，在扩大商业、储蓄两部的同时，还添设信托、证券等部门，各项业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至1937年底，存款总额达15900余万元，放款总额达11000余万元，都比1927年增加了三倍多，与同业相比，发展较快。自1928年至1937年6月，金城获得毛利1852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后，净利864万余元。各年净利与资本额的比率，平均为12.93%，股东所获股息红利为588万余元。各年得利率，前3年为10%，后6年为9%，下降原因是由于同业竞争剧烈，存放款利率差额缩小，以及机构扩充，人员增多，开支猛进等。

2.直接投资企业（1）扩大仓库货栈业务。仓库业务可兼做押汇，有助于银行营业的开展，并可支援农业，金城自1934—1936年增设各地仓库货栈达28处，遍及北京、上海、河南、山西、河北等省市。业务由通成货栈划出，改由金城总处增设的仓库科管理。为改变旧的管理方法，提高仓库人员素质，曾托人调查日本仓库经营状况，搜集三井、三菱、东神各家仓库的组织规章、办事手续等有关资料，进行短期培训，使能在同业竞争中不致落后。（2）改组通成公司。通成停办货栈后，于1936年改组为通成公司，扩大经营，下设棉、煤、粮、运输、展业五部，以棉、煤、粮为主，兼营运输业务，并在各地增设分公司及办事处，便于沟通业务。棉业包括棉花采购与运销，收轧棉种，收购皮棉和棉种，以及代客办货等。煤业主要是办理北煤南运，运销门头沟、大砟、大同等地的白煤和烟煤，也做零售生意，供应用户。1936年与开滦矿务局、中兴煤业公司合资组织开兴成煤业公司，以买卖各矿烟煤为主。粮业主要代客承办小麦、米、豆的进出，营业额颇大。运输业于1929年接办天津航业公司，原有资产作价15万元，增资至40万元，后亦划归通成管理，经营运输业务，用以配合棉、煤、粮的运销。（3）创办太平保险公司。1929年间，金城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额定资本100万元，实收半数，办理水、火、船壳、汽车及其他等保险，各年营业均有进展，也获得盈利，但以资额过小，不能承做大额保险，或只能分保一部分。1933年，交通、中南、大陆、国华、东莱等行加入联营，增资至500万元，实收300万元，并于国内各重要省市设立分公司及代理处，后又在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公司，业务不断扩展，在原办各险外，增加木驳、电梯、信用、意外、兵、盗及人寿保险。还与安平、丰盛两公司联合组织总经理处，增厚实力，共谋进展。至1936年底，承办各种保险总额约共13亿元，并争取国外分保业务，历年盈利都在15万～30万元。该公司又先后收并安平、丰盛、天一等公司，仍保留各该公司名义，对外营业相辅相成，增加了招揽业务的机会。1937年又收购了联合保险公司中通易名下的股份，成为当时我国保险业中的巨擘，实力堪与外商抗衡。

从金城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至与同业联营，都由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实际负责营业的经理丁雪农和协理王伯衡都是保险业中的佼佼者，培养了不少人才。（4）四行储蓄会与四行企业部。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的中南钞券，社会信誉较著，发行数逐年增加，1922年为250万元，1935年增至2891万元。后因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实行法币政策，派员监督接收并销毁私营银行发行的钞券，四行准备库被迫结束。但四行储蓄会的业务。逐年发展很快，各种存款总额1927年为1715万元，1937年增至7638万元，各项放款由1263万元增至2498万元，有价证券由580万元增至2743万元，房地产、器具由3.8万元增至904万元，四行向储蓄会借款数额1930年为556万元，1937年增至2417万元。

1933年设立四行企业部，主要业务为生产事业和社会事业的抵押和经营，所需资金随时由四行供应。1936年设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业务。时值抗战开始，营业不盛，存款亦少，后于1948年与储蓄部合并，改组为联合银行。

3.扩大放款

金城在这个时期对工矿企业放款的特点，是比较集中于与本行投资有关的企业，主要以纺织、化工、煤矿三个行业为对象，其他企业为数较少。据1937年统计，对工矿企业放款总额为2400多万元，其中有投资关系的企业占76.60%。例如，纺织业放款总额1200多万元，有关投资企业10户，占46.99%；化工业放款总额400多万元，有关投资企业三户，占16.69%；煤矿业放款总额390多万元，有关投资企业六户，占11.22%。当时国内许多厂矿企业，如天津恒源、裕元纱厂，南通大生纱厂，天津水利制碱公司、硫酸铔厂，河北开滦、井陉、六河沟，河南焦作，山东中兴，安徽大通等煤矿，以及四川民生轮船公司、上海中华造船厂、闸北水电公司等，都因得到金城单独放款，或与同业组织银团给予支持，有的渡过难关，避免倒闭，有的转亏为盈，并有发展。此外，还对铁路放款，或为铁路国外借款提供担保，对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放款，支持该社对棉农发放改良种子贷款，并与同业联合组织中华农业贷款团和棉花产销合作社，在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发放农业贷款，调剂农村金融，促进棉花产销。所有这些，对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抵制外商垄断和支援国家建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4.改进人事制度

这一时期金城业务的发展，与改进人事制度，聘用和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参加经营管理密切相关。创办初期，除少数高级人员聘用留日归国人才外，一般人员，多由同乡亲属或有关方面介绍、推荐而来。扩展时期，改变了这种用人制度，多方延揽留学各国归来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协同擘画运筹，一般职员改为招收国内大、中学毕业生，经过考试录取聘用，并委托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培训，同时也挑选少数在职得力人员，资送出国进修。这些人才不但在当时该行扩展经营、增强竞争能力上，发挥过较大的作用，而且不少人对后来我国金融业的革新、发展，乃至新中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三、畸形发展（1937—1949年）

这13年经历了抗日战争、敌伪统治和抗战胜利后的三个时期，时局曲折变化中，形成畸形的发展。

1.机构撤移与增设

抗日战争初期，大片国土沦陷，金城一面在沿海省市撤迁机构；一面向后方扩设行处。如把保定、定县、石家庄等七地机构迁入北平分行，苏州、南通、常熟各行处撤至上海，汉口行所辖各行处移归渝行管辖、郑州、广州、大连、哈尔滨各行相继裁撤。随着国民党政府西迁，又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称为渝总处，下设东南、西南、西北三个管辖行，并先后增设成都、昆明、贵阳、西安、桂林、长沙六支行，以及乐山、泸县、常德、衡阳、柳州、宝鸡、天水等23个办事处，遍及后方各地。

2.经营业务扩展

金城此时在沦陷区内各行处，是在稳慎下求进展，而在后方的业务，则因机构增加，扩展较快。因此沪渝两总处及所辖行处的各项业务和各年盈利，在账面上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37年底，沪总处存款总额为法币13747万元（按当时黄金每10两市价1142元，折合黄金120万两），到1941年底，增至30483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13249元，折合黄金23万两），放款总额1937年底为法币9785万元（折合黄金85万两），1941年底增至17544万元（折合黄金13万两）。1942年渝总处成立后，沪总处存款总额为中储券18786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31461元，折合黄金59714两），1945年增至中储券307160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1976万元，折合黄金1554两）；1942年渝总处存款总额为法币9615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51000元，折合黄金18854两），1945年增至法币110011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120万元，折合黄金9141两）。放款方面，1945年沪总处为中储券95523万元（折合黄金483两）；渝总处为法币55844万元（折合黄金4640两）。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沪渝两总处各项存放款账面数字虽有较大增长，实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所造成，如折合黄金计算，则显著下降。

3.在后方的投资增加

在沦陷区内，由于敌伪掠夺，货币贬值，一般工商交通事业业务萧条，维持困难，金城投资的企业，除通成、丰大业务转盛外，其他大多数都濒临困境，勉强维持。但在渝总处所辖范围内，则对生产建设事业不断扩大放款与投资。如在钢铁机械制造业方面，1946年6月放款达458万元，煤铁矿业2447万元，化学工业500万元，交通运输业952万元，公用事业840万元，保险、信托、证券、房地产等共786万元，贸易、百货业共632万元，面粉厂66万元。1940年金城还承购民生实业公司债券30余万元，1944年承购成都自来水公司债券200万元，对支援后方生产建设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4.抗战胜利后业务萎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断扩展官僚资本，加速通货恶性膨胀，操纵黄金、外汇和利率市场，实施种种垄断办法，使民族金融业在业务经营上受到了多方面压制和迫害。金城业务同样显现萎缩，所投资的工商企业大都陷入窘困。延至解放前夕，金城总处为支持各地行处维持营业，并照顾同人生活福利，拔出一部分外汇资金，交各行作为“应变费”，等待解放。四、合营结束（1949—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商讨调整金融业之间、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以及劳资之间的各种关系。金城银行率先申请加入公股，请派公股董事领导。全国金融会议闭幕后，金城在京召开董事会，讨论整理账目、折实资产、增加资本、调整业务等事项，得到人民银行总行的赞同，并大力支持。从1951年开始，存放款逐步增加，开支相对节减，上半年扭转亏损，下半年获得盈余，业务稳定好转。董事长周作民于1950年8月，由香港回到北京，列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迁移北京后，上海除保留少数人员参加整顿外，一部分中级人员同其他银行业一起，分两批去北京，在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下，进行短期学习，其余大多数人员分批留沪或支援西北，派在各地人民银行工作。金城在国内业务结束，香港分行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继续营业，业务发展迅速。金城银行的创立与发展籍孝存 杨固之杨固之：曾任金城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新裕信托公司副经理。一、金城银行的创办经过

1.创办人周作民的青少年时代

周作民是江苏省淮安县人，1882年二月生。其父是前清举人，在乡里开馆教学，家世甚清贫。周作民原名维新，在戊戌维新变法以后，恐触嫌忌，改名为作民。

周作民幼年随其父读书，打下了汉文的基础。1898年16周岁时，在淮安转入无锡谈氏所办的东文学堂就读，汉文教师为上虞罗振玉。1901年谈氏东文学堂主办人谈觐孙病逝，学堂停办，罗振玉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讲学。罗振玉爱周聪颖有才，函召赴粤就学，周因贫无川资，延至1902年秋，由乡人王仲书（前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王毓霖之父）质裘相助，始得成行。在粤攻读期间，其学费均由罗振玉资助，膳宿书籍等费用则皆取自夜间誊写讲义所得的报酬，备尝艰苦。

1906年周作民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周本非粤籍，几乎被取消资格，因其成绩优异，经罗振玉向诸暨周善培（当时为广东臬台，兼主留日考试官）请求破格维持。始得去日。周作民抵日本后，考入京郡第三高等学校，（后改京都帝大）在日肄业二年半，中间未曾返国，寒暑假学习均未间断。后因广东官费停发，未能毕业即行归国。

1908年秋，周作民为了谋生，经同学张某介绍，在南京法政学堂（地址在红纸廊）做翻译工作，每月薪金仅24元。在这一时年，周从事研究财政经济学，得该学堂日籍教习的帮助很大。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日籍教习回国，学堂停课，周遂返故里淮安，经同学谈谊孙介绍，与杭县何如珍结婚。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逊位，各省县纷纷设立临时司法机构。周作民担任了淮安县临时法庭法官，但为时甚暂，即加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担任库藏司科长。政府北迁，周随财政部至北京供职。

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掌财政，即任周为库藏司司长。周在司长任内，财政事务与银行业务息息相关，即与交通银行在人事上发生了密切关系。1915年周学熙重掌财政，周作民企图蝉联，曾函托乡人王其康向周学熙探询情况，未得王的答复，周作民遂亲往东光访王（时王其康为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甫下车，即闻王已先一日赴东光北乡勘察蝗灾未回，周作民探知王乃避而不见，当晚返京具呈辞职。

2.周作民早期从事金融业的经历

1915年5月周作民就职交通银行总行，任稽核课主任，旋兼国库课主任。当时交通银行总行，在总理、协理下，设有五课，所谓“五总”是也。五课主任除周外，其余为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当时总行的一切事务，即由这三位主任具体执行。

那时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下达各省，财政税收皆由各省自行支配，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即国家银行欲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亦非得事先疏通商洽，在对各省财政不加干涉及对各省具有利益的条件下，才得允许设立。交通银行为了扩展业务，拟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省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前曾派员赴皖洽商，已被拒绝，为了达到设行的目的，非遴选干员前往周旋洽商不可。一日晚间，交通银行高级职员在该行协理任风苞家中（北京东四铁狮子胡同）宴集，并作麻雀之戏，该行总理梁士诒亦来参加。在宴罢休息时，梁与周作民谈及芜湖设立分行事，拟派周前往进行洽商，协理任风苞亦力促其行，周当即首肯。梁面嘱该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筠开支票两万元，由中国银行汇往蚌埠，备作周作民交际费用。周为了与倪嗣冲搞好关系，不得不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先由梁士诒正式函介倪嗣冲，又请安福系徐树铮私人函介倪嗣冲与倪的亲信王郅隆，倪的女婿王普。这时正值王郅隆因办理安武军后路局事务在天津，于是复经徐树铮就近介绍后，一同前往蚌埠，先与王普晤面。王普当时任皖北镇守使，为倪在军事上的左右手，再由二王引介与倪相见。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五千余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倪则默加赞许。翌日，倪对王郅隆说：“周作民甚有才干，将来在中国金融界中，有其地位。”

周作民在蚌埠周旋了二十余日，因得二王在倪面前的揄扬吹嘘，得与倪多次晤谈，并陪倪打麻雀消遣，对交通银行拟在芜湖设立分行事，则只字不提。最后在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始谈及交通银行办理茶叶贷款并做押汇业务，拟在芜湖设立分行，就近办理其事，请倪多加支持。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皖省经办此事，并函复交行总理梁士诒。周回京复命，梁深感满意，遂派周为芜湖分行经理，仍兼总行职务。周再次到皖，即着手筹备设立芜湖分行。为了与倪系人物接近，又申请总行在倪办公所在地蚌埠设行，以资密切联系。两行设立后，不数月间，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悉与交通银行往来，形成了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这些都是周作民与王郅隆、倪嗣冲拉拢的成果。

3.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的动机

周作民在皖省办理交通银行期间，与王郅隆的交谊日深，而倪嗣冲更重视周的才能，视周为幕中人物之一。周作民早在筹办芜湖交通银行分行时，即对王郅隆陈说，工商业家举办各项企业，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吸收社会上广大闲散资金，提供自己的工商企业周转使用，方能扩展运用自如。王、倪拥有许多工商企业，闻之均甚为赞许。周在财政部所受挫折，有其切身感受，认识到做官全是“五日京兆”，属于官办的交通银行，也会受官场多变的影响，其职位亦非永久之计。瞻望将来，打算凭借自己力量筹办一个银行，进可以攻，遇有机缘，未尝不可以做到如财政总长等类的显要位置；而退可以守，即在官场变化，必须下台时，仍可回到自己的银行。如搞得顺利，也可以借此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以获取厚利。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经济势力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繁荣，这对银行发展有利；而北洋政府在财政上的竭蹶，更需依赖银行在资金上从旁接济。周自以为抱负不凡，踌躇满志，欲在经济上、政治上有所成就，周审时度势，因而跃跃欲试。

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原是商人，热衷于做买卖，曾做过粮食、木材、盐务、军粮、军装等生意。他与皖系军阀紧密勾结，为之策划筹款谋利，深得倪嗣冲的信赖。倪忙于带兵做官，在财务上无暇自顾，因此在财务管理及企业经营上与王合作，由其全权处理，所以王握有由盘剥营私得来的大量资金。倪统率着安武军，更有由剥削农民、克扣军饷、贪污暴敛掠来的大量财富。

王、倪二人为了大量增值，虽有合办的裕庆公银号，但更愿办一个较大的银行，而苦于无适当人选。经过周作民的大力怂恿，便促成了他们的合作。倪嗣冲以其子倪道杰（幼丹）为代表与王郅隆共同出面，拉拢军阀官僚，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与交通银行高级人员胡筠、任风苞、周作民，以及裕庆公银号经理郭善堂，共为金城银行发起人。周作民、任风苞、胡筠等则与工商业者及一般中小散户接洽投资。这样以军阀官僚搜刮的民脂民膏与从事银行有实际经验的人员结合在一起，便把金城银行筹划起来。

4.金城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董监事

金城银行于1917年5月15日成立。取名为金城，系采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行址设在天津当时的法租界七号路43号，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1/4，即50万元。其中倪嗣冲投资17万元，王郅隆投资1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6万余元，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6万余元。成立董事会，推选王郅隆为总董，倪道杰、徐树铮、曲卓新、任风苞、倪道煦、段永彬等为董事，胡筠、郭善堂为监察人，由周作民任总经理。

至1919年1月，资本收足200万元，其中王郅隆投资50万元，倪嗣冲投资27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85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投资38万元。同年10月增资为500万元，1922年3月收足，其中倪嗣冲投资64万元，王郅隆投资55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13万元，一般散户投资18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58万元，洋行买办投资12万元，金城银行出资购买自己的行股股份，占8万余元。由这时期起，一方面有的大股东拿不出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周作民有意多吸收中小户资本，并由金城银行购进自己行股，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周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借机摆脱大股的约束，周已由初成立时之利用大股，走向抛弃大股；至于一般中小散户，力量分散，对周不能有所限制。周本人任总经理，又由银行本身购进行股，也就更能控制及运用董事会与股东会。

1923年计划增资为1000万元，但至1927年仅收足资本700万元。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验资，规定即以实收数目700万元为资本定额，以后资本额即未再行增加。在700万元资本中，倪嗣冲投资85万元，王郅隆则因安福系失败遭到通缉，后死于日本，其投资减少为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76万元，中小散户投资20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87万元，洋行买办投资33万元，金城银行本身购进行股则增至近90万元。这时散户大量增加，本身行股比重亦加大，周作民在金城银行的地位更为巩固。

周作民在创办金城银行时，本人财力微薄，只担任总经理，董事会里无其席位。董事会第一任总董王郅隆在安福系失败被通缉后，由梁士诒代理总董。直至1929年周才开始被选为董事，七七事变后当选为董事长，仍兼总经理，大权汇集于一身了。

历届董事，除第一届7人外，先后有梁士诒、朱宝仁、魏联芳、王馀生、吴鼎昌、王景杭、周作民、宁云章、钱永铭等人。历届监察人除第一届二人外，先后更有吴鼎昌、郑风藻、曲卓新、陈国栋、钱永铭、范锐（旭东）等人。在金城银行其余军阀官僚股东中，曾任督军、总长以上的人物颇多，如曾任大总统的徐肚昌、黎元洪，曾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熊希龄，曾任各部总长的曹汝霖、周自齐、朱启钤，曾任总司令的徐树铮、吴光新、孙传芳，曾任巡阅使的吴佩孚，曾任务省督军的王占元、卢永祥、王承斌、田中玉、肖耀南等。因此，周作民通过股东的媒介，与北洋政府军政方面的关系是广泛的。

1927年北洋军阀倒台，金城银行的军阀官僚股东中，有的将股票出售，有的分散过户给家属，于是军阀官僚投资比重减少，股票的户名也多分散。同时银行界人物如吴鼎昌、钱永铭、胡筠、任风苞等，先后有了增资，金城银行各分行负责人如上海分行经理吴在章（蕴斋）、天津总行经理王锡文（毅灵）、北平分行经理杨允楫（济成）等，亦均有了投资，从而股东会、董事会掌握在银行界从业人员本身手里。在这种情势下，周作民更能运用自如，集中精力应付外界，领导全行发展业务。他还要效法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的垄断，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所控制工、商、农、矿、交通诸事业。二、金城银行的逐步发展

1.业务的开拓

银行的营运资金，不能仅凭其自有资本，必须依靠吸收外界存款，充实资力。金城银行成立后，由天津、北京、上海、汉口总分行设起，与年扩展，广为吸收军政机关、军阀官僚、工商企业、学校团体、零散储蓄等各种存款。当时清末的王公贵胄，以及军阀官僚所有款项，为了保守秘密，多存储于外商银行，如英商汇丰银行、美商花旗银行等处，以资隐蔽。外商银行虽无利息或更收保管费，存款人亦所情愿。“北四行”相继开设后，有较优利息，并为存户保守秘密，这种存款才逐步由外商银行转入国人私营银行之手。王公贵胄存款以盐业银行吸收为最多，军阀官僚存款则多存于金城、大陆两行。金城银行成立初期也曾发生过因存户提款造成周转困难的情形，如1920年安福系失败王郅隆遭通缉时，曾有提存风潮，幸赖交通银行协助，始化险为夷。

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费悉赖发行大量公债维持。当时工商业陷于长期萧条，农村经济衰落日甚，现金均集中于都市，一般富裕人家有钱宁愿存入银行取利，不愿投资工商业，因之较有信誉的银行吸收存款容易。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抓住这一时机，大力吸收存款。周作民曾对行内从业人员说过：“大水之下，必有泥沙。”意即存款越多越好，水过自能肥田。

1937年6月抗战前夕，金城银行全国各地分支行处增至65处。1939年，存款额达23710万元，曾超过存款额最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其余期间亦多仅次于上海银行。为了与南京政府进一步靠拢和与其他银行作业务的竞争，一面保持其华北各分支行处和西北、东北各分支行处的传统优势，一面加强并增设长江流域与华南地区以及香港的机构。早于1936年，周即将总行移沪，天津总行改为分行，上海分行改称总行，并将总经理处迁移上海，重心南移，就近管理。

金城银行凭借着大量存款，在经营方面，首先为北洋军阀政府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提供了财政资金，这里主要有对政府的公债、库券的投资与投机，有对政府机关的放款与对铁路的放款，其次经营了工、商、矿、棉农等方面的投资与放款，也与国外发生了联系。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在套购外汇黄金、囤积货物方面畸形发展。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已形成垄断局面，通货膨胀，货币购买力剧跌，银行变为收支清算机关，存款实值萎缩，业务日渐衰落。

金城银行承购政府公债、库券，是资金运用中的重要方面。金城银行虽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在国内工商业发展阶段中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大量商品倾销中国，国内工商业遭受打击时，也依然大有发展。其原因之一，即由于给北洋军阀政府提供财政资金、购买政府公债、库券，有极优利息（按照公债、库券的购价、利率及还本付息年限、次数计算，高达年息19%～23%），更享受低于票面价格发行的厚利，并可利用为在市场上投机的对象。金城银行承购数额常为购买北洋军阀政府公债、库券之最多者。国民党政府时期，也以承购政府公债、库券为资金主要去路。金城银行营业报告书中曾公开说明：“我们有价证券，以中央政府发行之公债、库券担保为最确实，……市场流通性亦最大，故本行对于此种债券之投资，商、储两部，历年均达相当之数。”当时国民党政府公债、库券在法币政策实行之前，规定可以充作发行钞票和储蓄存款的准备，可以作为借款的担保品，又成为市场投机与借贷的筹码，因此私营银行乐于承购，引起了银行信用的扩张，金城银行接济了国民党政权入不抵出、漫无止境的财政需要，弥补其赤字预算，获得厚利，而成为其依附品。金城银行曾在上海、北京设丰大号，利用金城银行大量放款，专门买卖公债、库券，进行投机，因此工商业尽管萧条，金城银行独能发展。

北洋军阀政府，如陆军部、财政部、交通部均常向“北四行”借款，金城银行在这方面，因与政府关系较深，做的也多。国民党政府则由财政部集中借贷，金城银行也予承做。为了拉拢关系与争取存款业务，也做了些军政界的名人放款，如北洋军阀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北京分行，就摊上不能偿还呆账不少，这都在每年结算盈余与货币贬值时，由利润中逐渐冲销。从1921年起，金城银行开始承做铁路放款。初期通过交通银行招揽一部分存放业务，以后由于通过利息回扣等拉拢、勾结方式，进一步与交通铁道部门及各路局密切联系，直接承做，其放款比重逐渐增大，成为铁路放款和承募铁路债券的主要银行之一。当时铁路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收入正常，还款可靠，利息高，还可借放款以吸收存款，所以承做了南北政府的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浙赣、京赣、粤汉以及川黔等路的放款，周作民对外声称“金城银行对国内所设铁路的兴建与旧有铁路设备的改善，路线的展修，以及运输力的促进，均略尽绵薄，有所贡献”。

金城银行单独或与同业合作，经营了许多企业如太平保险公司、通成公司、诚孚信托公司、丰大号、天津航业公司、北洋纱厂、新裕纱厂等。参与投资的企业更多，还经营了不少工、商、矿、棉农各方面的放款，为私营银行做的最多者。这帮助工、矿、棉农等业发展，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更为其剥削的一面。私营银行以低息收进存款，以高息放出，赚取中间利息差额，有时放款利息之高（高达月息15%），常为正常工业的重大负担，萧条期间，甚至工业所赚的钱，尚不足以偿付高额利息，可见私营银行瓜分剩余价值之多，剥削之重。

金城银行工矿放款的特点，多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是金城银行自营的附属事业，及周作民担任董事、监察人等参与管理的投资有关企业，同时也以大规模信用可靠的企业为对象。如就工矿种类而言，则以纺织、化工、煤矿为重点，这样投放安全，到期可以确保收回，进而帮助有关的企业经营谋利；对于小户则因资本不确实，内容复杂，不愿多做。工业方面如诚孚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塘沽制碱厂、浦口硫酸铔厂、利中酸厂、天厨味精厂、北洋纱厂、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公司、丹华火柴公司等，矿业方面如兴宝、六河沟、门头沟、中兴等煤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战后经济恐慌稍缓和时，金城银行即将大部中小型工业放款陆续收回，多做贸易商的押汇与抵押放款业务，并及时加以收缩。

周作民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办人范旭东是旧日留日同学，对其颇多协助。在水利公司塘沽制碱厂试制产品尚未正式出货前，曾以久大公司出名，由金城银行贷款五六十万元，实为筹设永利制碱奠定基础。但此项放款长期不能收回，而永利制碱又成败未知，曾受到董事会的非议。以后永利制碱成功，也常贷款在一二百万元，以示支持。永利公司在浦口新建硫酸铔厂时，以金城银行投资为多，且首先给予巨额贷款，以后其他跟行相继贷款，始得免于英、美帝国主义攫夺和插手。

商业放款则多由金城银行中小城市分支机构承做，个人放款之中亦有的是商业放款，以自营附属企业与投资有关企业为主，如丰大号、通成公司、南洋企业公司、重庆民生轮船实业公司等；其次为贸易公司与洋行；再次为粮、盐、糖、土货等业。其贷放则以票据贴现、货物抵押、押汇等方式进行。

对洋行放款，乃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与收集原料上尽了力量。金城银行也曾为铁路部门向英、美、法、比等帝国主义厂商购料的期票上，与银行同业共同作担保；也曾与其他私营银行如中南、盐业等，与美商康泰银行合作，组成在美注册的中美投资信托公司，借外商势力，促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整理银行对铁路的放款；与日本帝国主义联系更多，自营的通成公司在华北收购棉花，除供应自办的纱厂外，即售与东洋棉花株式会社；又曾与门头沟中英煤矿合组同和煤栈垄断土窑煤的产运销，为英商效力。金城银行本身在华北沦陷后，参与为敌伪收购物资的银团联购放款。早在1927年金城银行在大连设行与1931年在哈尔滨恢复分行营业时，都是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由此可见其与各国帝国主义的联系。

抗日战争起，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贬值。沦陷区的金城银行在周作民的指使下，以上海、香港为据点，西南区在戴正善（自牧）的指使下，以重庆为据点，进行套购外汇、黄金的金融投机与抢购商品囤积货物的活动。如华北的通成公司，西南的酒精厂、制革厂等，均囤购大量货物。外汇、外国债券、股票，则通过美国欧文信托公司储存，并委托上海四行储蓄会经理施博群在美就近管理（施博群以四行储蓄会经理身份长期驻美，管理四行储蓄会在美的外汇事务）。黄金则以上海、香港为据点购进，并投资到美国陈纳德主持的空运大队，发了国难财。当时物价飞涨，纸币购买力剧跌，银行所收存款的实值萎缩，如与黄金、外汇实值比较，则以其以前用存款所购实物一部分，即能偿付。如以1937年6月抗战前夕的存款总额15900万元，按当时黄金市场价格每两约110～120元折合为例，则此项存款当时可以购买黄金1330000两；而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黄金市场价格每两升至100000元左右，只需售出1500两黄金，变为纸币，即能支付上项存款。币值相差悬殊，国民党政府罪恶滔天的通货膨胀，严重残酷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日数涨，而私营银行却从中获取厚利，金城银行以其存款额较大，所进实物及外币更多，因而获利也更大。

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垄断一切，民族企业奄奄一息，金城银行因资力锐减，也不例外。高级从业人员，在周作民以下，如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北平分行经理杨济成，均因曾与敌伪关系密切，忙于应付国民党政府及特务的侦查，银行业务衰退，西南区金城银行负责人戴自牧又闹其独立性，独霸一方，金城银行进入衰落时期，而周作民亦陷入困难境地。

2.人事安排

周作民抓住银行大权，通过总经理处，以其亲信控制分行。按照金城银行组织章程，总经理下，可设协理一二人，协助总经理处理行务，但在金城银行成立后的前20年当中，虽业务非常发展，周也不设置其左右手，而把大权独揽。只有到抗战胜利后，为了安置闹独立性的戴自牧为总行协理，同时又把在抗战时期出过力的总分行经理吴蕴斋、王毅灵等留日同学提升为兼职协理，予以优遇。其使用人员，更有其适才、适时、适地，针对需要的灵活性，当创设金城银行的初期，周为了适合大股东倪嗣冲、王郅隆等人的意旨，并与当时势力强大的银号竞争业务，在高级职员中多聘用银号出身者，如由王郅隆介绍的天津分行经理阮寿岩，胡筠推荐的北京分行经理孙汉卿，以及北京分行副经理尹凤藻（趾洲）等都是。当时政府机关方面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应有较新头脑者，于是亦延聘留日学生作为分行经理，如与周一同留日的同学王毅灵、吴蕴斋等均是。1921年以后，陆续延用欧美留学生顾翊群、董洗凡、王一吾、金子玉等，设立经济调查室，装点门面，以后诸人均感无事可做，相继离去。1927年后，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反动政府财政经济均操之留美学生手中，为了便于联系与提高金城银行在社会上的声誉，周即由国内大学与企业中，陆续罗致一批留美学生，从事研究调查工作，或担任较大城市分行经、副理，如全绍文为顾问兼农贷主任，徐国懋为汉口分行副理，周兆元、杨培昌为香港分行经、副理，王恩东为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

1927年金城银行在大连设立分行时，为了应付日本政府的特殊环境，谋取业务上的便利，延用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1931年设立哈尔滨分行时，亦由杨兼任，后调杨为北平分行经理。华北沦陷后，杨对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周旋应付，极为得手。汪原为沈阳中国银行经理，两人同为安徽人，早在东北即已相识，北平重聚后，关系更臻密切。汉口为长江中游，与四川帮关系密切，为了扩展金城银行大西南的业务，非与川帮发生联系不可，周遂延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的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上海为外商荟萃之地，洋行林立，乃延用英语口语熟练的镇江人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青岛国外贸易亦多，日人关系甚繁，乃用曹汝霖的女婿、留美学生陈图南为经理。总之，周作民对北平、天津、上海、青岛、汉口五个重点分行，均布置了能够应付环境，能与敌伪组织取得联系的人选担任经理，使在沦陷区的金城银行能维持并发展业务。

周作民先在交通银行任职，因此金城银行的用人风气，与交通银行颇多相似之处。大清银行后的官办中国、交通两行人员的作风不同：中国银行高级人员的特点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交通银行高级人员则多能应酬拉拢，手面较大。金城银行沿袭交通风气，所以周作民延用的分行经理，亦多善于应酬、拉拢、逢迎、勾结，以推进银行的业务。

抗战胜利后，吴蕴斋因与南京汉奸政权合作，担任过伪上海商统会常务委员，被捕入狱，即由副经理徐国懋升为经理。王毅灵曾任伪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和伪华北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胜利后经人告发指控为汉奸，被迫离津避祸，周曾请中纺公司杨亦周兼金城银行经理名义（未作实际工作），以维持局面。

汉口分行经理戴自牧，抗战时期撤至重庆后，扩大重庆分行组织，亦设立总经理处，在大西南内地广设分支机构与附属事业，俨然总经理自居。周身在上海，处于两个政治势力之下，尾大不掉。戴在胜利后有准备接收沦陷区全部金城银行事业，取周而代之的企图，但经周作民通过张群及有力者运用政治手腕，调戴为总经理处协理，方始就范。戴沉湎于酒色，亦渐无力与周分庭抗礼。

早在1933年，周作民为了充实金城银行基本人员，请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指导该行，从国内各大学经济系、商学系招考毕业学生，进行培训后予以任用。1935年后，改为金城银行自己办理，由过去曾在燕京大学任职的全绍文专责经办其事，前后三批共有四五十人，为银行注射新血液，以提高金城的地位。

总之，周作民善于用人是多方面的。本人能力甚强，记忆力好，能随机应变，善观外界形势动态，会敷衍军阀官僚，会“烧冷灶”，长于逢迎、应酬、拉拢。为保护其事业，抬高其身价，寻求其利润，对有用处的人是肯于花钱来周旋的。

3.倡议成立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

1921年，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于北京停兑后，周作民见到社会上对钞票的信誉低落，而外商银行等所发行的钞票充斥市场，非常混乱，便效仿过去英国五银行联合准备发行钞票的事例，于是年秋提倡发展四行联营组织。先与盐业、中南两行洽商，复于1922年春约大陆银行加入，以“厚集资力，互通声气，提高信誉，扩展业务”为宗旨，成立四行准备库，恪守“四成保证，六成现金”之当时政府规定，公开准备，以中南银行钞票共同发行。

周作民所以联合盐业、中南、大陆三行，是因与该三行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为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历任金城银行的董事；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是周作民在交通银行老同事，也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对金城银行的创办更多擘画，历任金城银行的监察人，而当时中南银行已取得钞票发行权，四行准备库的发行，即以中南银行的钞票为基础；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荪与周同是淮安人，少年时代两度同学，关系甚深。

由金城发起，联合盐业、中南、大陆四行成立了联营机构，其领导人规定由四行总经理轮流兼任，任期一年。首任为盐业方面吴鼎昌。吴因盐业非其手创，人事关系浅，遂对四行联营机构甚感兴趣。1923年，四行各出资25万元，设立四行储蓄会，吸收多种多样储蓄存款。后又成立信托部，信誉日渐增强。其余金城、中南、大陆三行总经理，因本职业务甚忙，虽有规定轮流兼任四行联营领导，但由于吴鼎昌对联营机构兴趣浓厚，结果就由吴专司其事，遇有业务上的重大事件，则与其他三行领导人商洽同意后办理。三行领导人中，周作民对四行联营业务过问较多；谈荔荪因与吴俱为日本东京高商同学，又系过去大清、中国银行同事，关系较深；胡筠则全力经营中南，又常参与交通银行幕后活动，且为银号出身，对吴甚表尊敬；因而后两人过问四行联营业务比较少，三行联营实权乃集中于吴一人之手。1932年，吴任国民党实业部长后，改由钱永铭主持实权。四行尽管为了共同利益联合经营，但在银行本身业务上，仍是互不相让，彼此竞争。如北京盐业银行抓住北京电灯公司事业，进行存款放款业务，但周作民也以金城银行抓住北京电车公司，下过很大力量，贷与八九十万元，造就自己的声势，与盐业银行分庭抗礼。

为了扩大三行储蓄会业务，各地多设分会，并创设储户分红办法，以达到其所谓“社会化”。1934年以储蓄会资金在上海建成22层大厦的国际饭店，为上海最高建筑，豪华富丽，煊赫一时。其第一层即为四行储蓄会，借大厦名气扩大储蓄会的声誉。1935年南京政府实施新货币政策，周作民对取消四行准备库的发行权深为不满，但慑于政府压力，不得不将四行准备库未发行的钞票及发行钞票的准备金，悉依法令如数缴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四行准备库随即撤销。以后四行联营专营储蓄信托业务，即在抗日战争期间，业务亦未衰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民与钱永铭主持将四行储蓄会改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向政府申请立案。当时虽有张群，钱永铭、吴鼎昌的政治力量，却经过很长时间才获得批准，其中是有一段经过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有一司长戴铭礼者，伺候孔祥熙、宋子文多年，甚得宠信，且与蒋介石为浙江同乡，自恃有余荫可遮，囊括甚丰，看到政府财政经济走向崩溃道路，久欲摆脱，另作他计，适四行储蓄会申请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的良机，遂将申请全文压不签批。周作民先已托张群向蒋、宋申请，并得首肯，但为时甚久，竟不得批准消息，正疑虑间，戴铭礼因与钱永铭有同乡关系，来沪访钱，表示做官无前途，微露愿效驰驱之意，并谈及申请改组银行呈文，不日即可批准，请转达周老总（指周作民，当时银行界中皆称呼巨头为某老总）等语。钱领会其企图，答以与周商洽后奉告。钱即与周晤谈此事，周问界以协理如何？钱表示可专任董事长，以总经理职位让与戴铭礼，周即同意，并请钱向其他三家银行主持人解释。于是以总经理为条件换取批准银行的申请的一场交易得以告成。

4.兴办的几项事业（1）辅助小本农工商事业。我国各城市市郊，一般小本经营的农、工、商业，资金无多，最需要金融上的资助，如日用品、食品等类的小商小贩，郊区的蔬菜、花卉园圃、小手工艺作坊等。以北京为例，南城一带景泰蓝个体手工艺者，雕刻磨琢玉器手工艺者，儿童玩具的小作坊等，走街串巷的日用百货小车商贩，清晨送货上门的各种蔬菜商贩、花卉挑贩。各种油类、熟食品的挑商摊贩等，种类甚多。过去银行号因其烦琐，获利不多，且有风险，向不承做这些小商小贩、小手工艺者等的小额放款。周作民对此则认为，如承做小本借贷，显出关心社会上小本生涯，可以抬高自己的声誉地位，于是在1934年4月，首先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聘卓定藻（君庸）为主任，办理小额（10～100元）农、工、商三种低利贷款（月息6～8厘）。其后又在南京、镇江、苏州、青岛、兰溪等处设立小本借贷处。1934—1936年的3年，各地放款累积总数达145万余元，借户5.48万余户。其他如天津、汉口、武昌等地小本借贷处，则为当时政府联合同业共同组设，金城银行亦均有参加。

1936年，金城银行又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在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做起，以“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用共有计划生产，不使其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为号召。抗战后，限于环境，始行中止。（2）工厂管理事业。1935年周作民由金城银行与中南银行合资组织诚孚信托公司收购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其后因贷款关系，接受委托管理天津恒源纱厂。总公司设上海，实行董事制，周作民为董事长，王孟钟代表中南银行为常务董事；后改为经理制，中南银行方面由张重威为总经理，金城方面甘助予为协理。除融资以外，更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天津北洋纱厂朱梦苏、恒源纱厂曾伯康、上海新裕纱厂童润夫、赵砥士等，进行技术与管理的改进。天津设分公司，以朱梦苏为经理，杨固之为副经理，就近管理天津的纱厂。周认为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略具规模，且历史较久，因受外国的摧残及掠夺，几至一蹶不振，应切实改进，借图复兴。纱厂的机器与零件均购自国外，为了维修与配制零件，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工厂，自力配制，并培训技术与管理人员。又设置纺织实验所，研究花纱质量，提倡在国内植棉区域，改进棉花质量，提高产量，借以追求利润。（3）发展农村经济事业。金城银行所属诚孚公司所管理的纱厂，与其他纺织同业一样，所需原棉大部购自美国，其余则购自巴西、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而国产棉花则大量输出日本，尤以华北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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