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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1 16: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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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薄智云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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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困境

中医的哲学困境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医的哲学困境作者:薄智云排版:辛萌哒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7-01ISBN:9787513224635本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 序

我认识哲学是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开始的。

1983年前后,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中医也开始借助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耳穴诊断的尝试。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河南省邮电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郭英峰是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因此参加了耳部信息诊断的培训。“信息是客观存在的变量状态”,“信息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信息的产生、存储、传输、变换、显示、识别、反馈等”……一系列新的概念与名词,改变了自己对传统中医与西医的看法:明白原来生命可以从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进行解读。而且,新的视觉角度并不影响中医的整体性,反而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

1971年医院领导安排带徒,1986年开始全国讲学,同时向其他专家请教。当老师获取知识的途径有益于自己的进步,何乐而不为呢?!但当个好老师并不容易,只能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理论等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对针灸和腹针的研究也大有益处。慢慢地,学习新知成为一种自觉。

国内的讲学与学术活动拓宽了自己的视野,而西方哲学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工具,这对中医与腹针的再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关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是在1986年的《中国哲学年鉴》里读到的,这使我顿开茅塞,于是开始关注对老年病、慢性病的研究。而今腹针在国内外推广的项目,也都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成果,且与当时学习哲学有关。

1980年到1990年,应当是自己学术思想的成熟期。那时读书涉猎广泛,学术界交往颇多,各种新知识、新疗法学习也较多。受父亲的学术思想与许多针灸界老前辈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影响,我发表的论文几乎没有不被采用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由于自己在西医综合医院工作,习惯了中西医之间的沟通,便知道如何与欧洲的西医进行交流。在腹针的研究中,我已经考虑到了“标准化、规范化、条理化和可重复性”等有关技术要素,打开了中医走向世界的快速通道。

在系统构建的过程中,腹针是建立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成熟度高、安全、快速、高效的针灸方法。因此,腹针推广几十年来,从来不介意国内外西医的临床与理论的拷问。

比利时的普里戈金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提出: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永远是无限的”。我自己认为用此来解释医学恰到好处,而韩非提出的“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因此,我提出“腹针是永远能够不断满足临床需求的针灸方法”。与时俱进的意识不断增强,也为自己的学习提供了动力。

1992年发明腹针疗法后,经过两年的准备,1994年开始推广腹针并走向世界。一路走来虽然历经艰辛,但是由于自信,感觉中医真好,于是靠自己的一双手和几根银针,在清静的小路上,慢慢地向前攀爬。“十年磨一剑”。2004年,经过十年的多学科研究,弥补了自己原有知识的不足,靠强大的多学科团队支撑构建了腹针的研究体系。而难得的是,各领域的专家也成为中医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教学互长”在腹针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自己也与半师半友的弟子们在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慢慢成熟起来。

哲学是永远的追问!

医学是知识不断更新的、永无止尽的、既古老又现代的、当代已经发展到人人需要关注的学科。因此,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富集于和医学相关的领域,这无疑对中医来说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腹针是针灸学科中一种新的针灸方法,作为创始人,我总希望自己历经四十余年研究的知识产品有更长的寿命,而不是昙花一现!因此,我更希望从哲学的层面给腹针以指导。

大约在2010年,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的张超中博士、张南教授和中医文化传播人赵中月作家,共同探讨了自己的想法,促成了2011年6月组织的第一期中医哲学沙龙。

随后大家感觉都还不错,认为可以通过腹针的哲学思考来抛砖引玉,深化哲学对中医的指导,后来又分别在几年中举办了许多期中医哲学沙龙的讨论。通过几次哲学界名家的参与,使自己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大家共聚一堂集思广益,由中医提出问题,与哲学界的朋友共同讨论,一题一议的中医哲学沙龙方式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推动着腹针研究向理性的方向延展!

中国哲学是“先行而后知”和“知行合一”的一门学问,而中医源于实践。中医为中国现代哲学提供了从实践到理论升华的强大支撑,而哲学又可以指导中医从临床实践中找出客观规律。因此,中国哲学与中医有着互为依存的关系。在现今信息化的时代,中医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在与西方医学交流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的学科。

哲学界董光璧先生、周桂钿先生、李存山先生、牟钟鉴先生与王殿卿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中医哲学沙龙的讨论,他们以深厚的中国哲学素养,用哲学家的视野拓宽了人们对中医的再认识,对讨论的每个问题都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中医哲学沙龙还请到许多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与了其中不同内容的专题讨论,如: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于今教授,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与和改革研究院孙飞教授,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先生,著名中医文化传播人田原先生,北京卫视“养生堂”的原制片人伍立先生、导演刘哲女士,《中国社会报》总编辑兼社长周蔚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邢东田教授为第三次中医哲学沙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召开提供了很多帮助,九层台书院李林董事长为第四次中医哲学沙龙提供了场地与帮助。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及医学界的朋友参加了讨论,这使我们的讨论具有了更多的思想火花,推动了中医哲学思维的深入研究!

而旅居海外的王永洲教授、邵晓红教授等华人中医专家则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医学角度提出了对中医的看法与期许,使我们可以站在国际的视野对中医进行思考。而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副院长每次都代表医院带队来参加沙龙,使中医哲学沙龙的关注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对于中医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必须有多学科的参与和哲学界的关注才可能推动学科的进步。因此,中医哲学沙龙会长期地办下去。我们希望每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它进行关爱,因为中医文化渗透在中国人的生命基因中,渗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离不开中医哲学的生存智慧!

在此感谢参与每期中医哲学沙龙讨论的各位学者与专家,感谢广东省中医院的参与和支持,同时也感谢北京薄氏腹针医学研究院的同事,是你们的共同努力,使中医哲学沙龙办得越来越精彩!

作为中医哲学沙龙的发起人与召集人,我向关注中医哲学的每位学者致谢!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医的发展,因为,中医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与中华民族的守护神!许多国医大师都对中医哲学给予极大的关注,认为学习中医必须“文理通、医理通、哲理通”。而中医哲学沙龙为大家提供了一条捷径,可以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使大家慢慢地走进哲学。

此外,本书也记述了腹针疗法产生的思想基础,从中大家可以了解到腹针疗法背后的中医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西方哲学、宗教哲学与印度哲学对腹针的指导,对大家进入腹针的学术思想体系大有裨益!

本书为中医哲学沙龙系列丛书的第一辑,在整理本书的过程中,林超岱教授及薄聪雁女士都进行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在此一并致谢!薄智云2015年12月于北京前 言

中国文化经过了百年历史沧桑。中医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与实用科学,却存在边缘化的危机。

西方一元化的教育已经把人们的思想进行了较彻底的清洗,似乎科学性成为人们对真理判断的唯一标准。一部分中医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科学性,艰难地奋斗了几十年,然而却很难得到西方医学的普遍首肯。

在医学领域,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是运动员而不是裁判员,既不能用中医的标准对西医进行评价,也不能用西医的标准对中医进行评价。疗效应该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医应当发挥各自的优势,最大化地解决病人的疾苦,满足人类健康对医学的需求。

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应当取缔中医;有人打着中医的旗号坑蒙拐骗;有人批评搞得好一些的中医院中医西化等等,不停地对中医进行伤害。

中医是在中国古典哲学指导下形成的系统学科。我们举办中医哲学沙龙,就是期盼通过哲学对中医的审视为中医的原创性和“科学性”正名,为中医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思想方法。

中医是一种文化,是一门哲学,更是一门关爱生命的科学与救命治病的技术。我们从多维度去观察中医,会感觉到中医的伟大与神奇,而这些都是一个不断变化与进步学科的特征。因此,必须有更多的青年承担起学科发展的使命,才能使中医永葆青春!

世有万世不变之理,而无百世不变之法。中医哲学对中医的指导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而具体治疗方法的进步则是必须的!古为今用在理,而洋为中用在法:这便是腹针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因此,我们每期中医哲学沙龙都会由大家选出一个热门话题,以腹针为主线,和哲学界与医学界的学者们共同进行探讨。

本书是由中医哲学沙龙四期而集锦成为第一辑。中医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命题,也是中医发展永恒的命题,只有更多的哲学界、文化界及医学界同仁的共同参与,才可能从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哲学中不断地发掘中华民族的智慧,使中医成为永远充满活力的伟大医学。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沙龙的形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中医哲学系统的构建尽一份绵薄之力!

希望在下一辑中,由于大家的共同参与更精彩!编 者2016年6月中医哲学沙龙第一期

时间:2011年6月19日下午

地点:北京德胜饭店二层会议室

参加者(以发言先后排序)

赵中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首席策划,中医文化传播人,作家

薄智云:腹针发明人,中国针灸学会腹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薄氏腹针医

学研究院院长,广东省中医院腹针研究所所长

张 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副组长,研究员

邢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副组长,研究员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膺荣: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

张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副组长,研究员、哲学博士

颜 芳:广东省中医院中医经典临床应用研究基地(芳村分院)主任,副主任医

师,中医学博士

张红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教授

于 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

孙 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葛 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

赵中月:我们发起这次中医哲学沙龙有一个缘起,我先介绍一下薄氏腹针,以及它带给我本人的一些观感和启发。2009年在柳州,薄智云教授在那里搞现场临床教学,我们在宾馆做了一次小谈,又观摩了临床过程。当时我凭直觉就意识到,这已经不仅仅是形而下的医术问题了,他的理论还折射着后面很深厚的背景,也含有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和,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后来他告诉我,人体腹部有一个先天经络,肚脐(神阙)就是一个生命的原点,这里隐含着人体的一个“全息图”,为了更有效地调动这个原点,他在中医的藏象学说的基础上应用了西方科学的信息论和系统论,从而达到对疾病、对生命体的重新解读和应对。也就是说,薄教授的思维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而思维方式问题又与哲学背景相关,因此,我们去年在北京市吉林大厦与社科院哲学所的张南教授、张超中博士做了一次小范围的聚谈,感到中医哲学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医学发展、对于中医临床,乃至对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观念,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薄智云教授通过他的腹针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今天到会的有哲学界、文化界、中医界的专家、学者,各位不妨从这一视角出发,从不同的专业背景来观照、来阐释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讯,对中医哲学的发展有所促进。

下面先请薄智云教授做一个主题发言。

薄智云:我发言的题目是“从腹针的研究谈中国哲学对中医发展的社会价值”。真正谈到社会价值,谈的不是太多,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方法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中医是在经验医学的基础上,经过中国古典哲学的提炼与升华而形成的自然科学。首先给一个定位,为什么叫中医哲学?因为中医的形成过程中间必须经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说,中医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导,在思想方法上不能背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这些是需要在做中医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间必须注意的。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

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择其善而从之”是中国人文思想的核心,吸纳西方哲学思想为我所用是腹针疗法的基本思路。我在研究过程中间接纳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思想为我所用,但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主体,也就是以东方哲学为主体,西方哲学为补充,这样构建的中医哲学系统才是更先进的系统,就是1+1大于2。我们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择其善而从之”,就是把西方好的东西纳入到我们体系当中,这样才能让中国文化做得越来越厚实。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生命科学?

从本源入手是研究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讨论医学也必须从源头谈起,所以先简单地把什么是生命科学做一个解释。

佛说,生、老、病、死是一个轮回,万载不竭;《黄帝内经》说,顺应天时才能颐养天年;西方科学家说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最近还有报道说,英国在十年以内长生不老药就要面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佛讲的是生命变化的规律;《黄帝内经》讲的是延长生命的方法;现代科学家研究的是人类遗传过程中影响遗传变异的因素,对生命来说仅是一个片段;而长生不老药是古老童话的新版本,我不相信有这个存在。

其实对这些问题需要做还原的思考,是达尔文思考的问题,也是人类产生的悬疑。人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老子解释不清楚,秦始皇也只是对长生不老非常关注,道家炼丹术上千年的求索,都是想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其实不太容易。

中国文化对生命的认识,认为生、老、病、死是一切生物的基本规律。我们把生、老、病、死贯穿生命中的现象进行一个剖析,生、老、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病并不一定是一个规律,所以病它是一个外因,由于病的影响,你的轴线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如果得病得的越早,那么寿命就越短了;如果得病晚一点,轴线就拉长了。我们说生、老、病、死,病其实它是一个影响生命的可变因素,其实医学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把它的位置定在哪儿先搞清楚。我说疾病可以使生命的规律发生改变。大家一直讲生、老、病、死,其实对于很多的人来说,由于疾病的影响,就是生与死,他有老的过程没有啊?没有。有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死掉了,所以老不一定能参与其中。疾病呢,既可以改变生命的规律还可以影响生命的质量。由于疾病的影响,虽然你也老了,但是带病延年,不是偏瘫半个身体活动非常困难,就是只能躺在床上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这种生命质量就大大下降。

对于疾病对生命的影响,两千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已经有深入的研究,认为还有第三种情况,但是是有附加条件的,你注意养生那么也可以尽享天年,无疾而终。说明生命的最佳状态是:生、老、死,没有任何疾病才能享受生理年龄。大家看到每个国家都有130~140岁的老寿星,最大的可能是英国的一位,活了180多岁,这些人都是无疾而终。《黄帝内经》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多,如“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

对于影响生命可变因素的认知,中医的病因学说是中医的模糊分类学,将它归纳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我觉得它符合生命特征,对医学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这种思想方法对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指导意义。

我们说生命本身是复杂因素不断影响与变化的系统,简单地说,人体的功能是随着生命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的系统,人的变化受生理功能的影响。可以把人分成四个阶段:未来人(孕期发育的阶段)、自然人(出生、生长、发育、学习基本生存知识与技能的阶段)、社会人(成年、服务社会、婚配、生育、教子、赡养老人、衰变的阶段)、家庭人(退休、养天年、蜗居的阶段)。

所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边,在家庭与社会承担的角色不同,考虑的问题不一样,它的疾病谱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是对人生的总结,其实更是对社会人精神不断变化的精辟概括,讨论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精神因素也是疾病的诱因。30岁的人思想有压力,可能是工作、婚姻和孩子的教育问题,而60岁的人思想有压力,可能是健康、养老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但这些也是医学考虑的范畴。大家讲:“60岁以后,官大官小一个样;70岁以后,有钱没钱一个样;80岁以后,男人女人一个样。”讲的是家庭人的不同阶段。

什么是家庭?家庭是由异性构成的保证物种延续与满足生理需求的系统,是社会的最小单元的细胞,而社会是由无数类文化种群的家庭构成的组织机构。

第二个方面,中医是整体医学。

前面是我对人的认识和对疾病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谈谈我们腹针疗法对人体生理学的认识。

腹针疗法发现了先天经络系统,完善了脏腑经络理论。

过去中医理论里说脏腑经络,是指五脏六腑与人体的十二条正经和奇经八脉。但是腹针的研究发现,除了脏腑经络以外,还有一个先天经络系统。脏腑和经络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中医讲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道,那么经络的形成要比人体、比脏腑还要早。人体最早的运行气血的通道发生在胚胎期,胎儿在母体内是通过脐带汲取母体的气血向胚胎输送营养逐渐成形的,以神阙为中心形成的向全身提供营养物流的网络是人体最早的一个经络,构建了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思维模型。大家讨论说中医理论,其实先有了思维模型才形成理论。我认为先构建了一个思维模型,同时找到了调节这一系统的方法,所以还原了中医的理论,根据生命的特点建立中医的生理学。

中医一直在讲知常达变,什么是常?就是正常的生理学。但是在目前中医系统里边有没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系统,虽然我仅仅是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它是中医生理学,这个腹针疗法里面已经有了。我送给大家一本书,里面有详细的东西。

中医的生理学是什么?我们人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有发育期、成熟期、衰老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命特点。婴幼儿、少年时期都是生命的发育阶段,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疾病特点;天癸至标志着生殖系统的发育完成进入人体的成熟期,而且随着参与社会活动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增加,疾病也产生变化。当人体进入更生期标志着人体进入衰老阶段疾病的类型,也随着年龄而变化。因此,脏腑经络是随着年龄而不断变化的系统,这就是给中医学引申进来一个新的理念。

第三个方面,谈一下腹针的现代化。

我利用西方科学方法使中医的知识清晰化,提出了处方标准化、操作规范化、辨证条理化。其实在形成这个标准化、规范化、条理化过程中间,受到了中医中药学的影响。大家一说标准化就以为是西方的东西,其实不对。我们中医的标准化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中药是药材,但是中成药是药品,我们有很多丸、散、膏、丹的药品,既然形成产品就有标准。每个丸药的重量是多少,有几味中药组成,每味药的剂量、炮制方法,都有严格的规定,那些就是标准化。所以我们说中医的标准化比西方要早好多年。针灸的穴位标准,宋代的铜人就是考试使用的标准化模型,已经用了好几百年了。所以我做的系统是把这个还原到原生态的中医系统中去。

操作规范化是建立在处方标准化基础上的操作系统。为了保证标准化得到实施,必须制订相应的技术流程,这个流程应当是为了提高临床疗效而确定的必须遵守的一些要求,是提高临床可重复性的重要举措。由于和疗效相关,所以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就能自觉遵守。这么多年我在西方十多个国家讲学,因为腹针具有处方标准化、操作规范化的特点,所以没有哪个国家的西医认为针灸不科学,因为只要具有可重复性便是科学的医学了。

辨证条理化是在标准化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受到了中药处方辨证加减的影响。一种疾病一个处方这个容易做到,可以解决疾病的共性问题。但是同样一种疾病,每个病人的临床表现不一样,必须把经常出现的症状进行归纳,使处方具有个性化治疗的特点。中药处方是在原处方的基础上进行辨证加减,腹针也是在同样的处方上辨证加减,这就是腹针的辨证条理化。因此,它是原汁原味的中医方法与理念。

第四个方面,谈一下腹针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应用与借鉴。

对中医传统理论与方法的深度发掘,依托实证医学的理念在临床寻找切入点。我认为中医是实证科学,西方是实验科学。我们通过临床的疗效对它进行证明,而不是杀几个小耗子观察过程。我们注重结果,忽略过程。但是西方是注重过程,虽然它也注重结果,但它的那种结果有很多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我对中医和西医,从哲学方面进行的理解。

什么是医学?医学是滞后于临床需要的学科。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在了解西方医学水平的基础上,寻找西方医学的薄弱环节进行研究,这就是我的一些研究的思想方法。

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中医发展得好不好?不能看一两个人的水平,要看整体,整体不是太满意,所以我们承认不足,承认不足才能想办法发展自己。

寻找方法,弥补漏洞,体现价值。弥补什么漏洞?我们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研究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提高可重复性就是寻找方法来弥补中医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的漏洞。我们要做西医做不了的疾病,是修补医学的漏洞。它做得好的疾病就让它做,它做不了的疾病我们再做,在修补漏洞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医的自身价值。

很多西方人说中医是补充医学,大家很多人不高兴。其实补充医学没有什么不好。你做不来,我们给你做补充,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好,说明我们有自己的高度。我们人很有限,我们从业人员的数量没有他们多,在国内中医从业人员大约相当于西医的十分之一,如果在全世界,我们的人员不知道有没有百分之一。所以我们能做一些他们做不来的,更能体现价值。这就是我有别于大家的不同想法。

在形成自己学术思想过程中,我受到了徐悲鸿的影响。徐悲鸿大师曾经在1924年还是哪年,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两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他的哲学理念对现在仍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13世纪的印度宗教学家商竭罗讲:“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践,一个成功理论的首要任务,便是实践的切实奉行。”中医理论的价值所在就是指导临床。能指导临床的就对它肯定,不能指导临床的就给悬疑了。这样慢慢地才能使经过确认的理论对临床指导意义更明确。所以,研究过程中间要注重对中医理论的完善和对临床的指导。

强调在方法学上选择先进的方法,在理论的价值研究上依托古人的智慧。方法学越新越好,但是我的理论支撑还是植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医基础理论。

关于文明的碰撞与思想方法的互补,东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文明冲突不可避免。文明冲突论是在1993年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提出的,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其实现在的文明冲突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下一步,如果他们化解以后,可能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冲突。但是怎么样化解?这不是我想的事,应该是中国哲学家做的工作。

但是面对疾病对人类的危害,中西医可以在思想方法上优势互补。文化上会发生碰撞,但是在医学上可以互补。

所以我就觉得抱残守缺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民族虚无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深度了解,它淡忘了中国文化的优秀。

不同的文明形成的医学有文化差异但不存在差距。

中医是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类科学领域的学科,用单一的思想方法,难以对中医的问题进行完整的解释。即使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不同的问题上可以采用不同的哲学方法。

整体观、恒动观、时空观是中国哲学的思想方法。因此,人们也把中医称为整体医学;在中医理论中强调的阴阳平衡是指人体内在的动态平衡,是处于不断运动与变化之间的非平衡适度稳态;时空观是中医把生命现象的观察置于自然的空间与时间中,使人体的复杂巨系统得到全面的了解。多视角、多层次、多中心是西方可互补的哲学手段。

第五个方面,谈一下腹针的临床关注点。

其实它也是社会价值,我关注什么?要解决常见病、多发病的关键问题,最大化地扩大中医的受益人群。我的研究在二十年以前已经完成了对它的研究,从1994年开始进入了推广。在最近这么多年里,培养了国内外大概五千个学生,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让中医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的关注点是在常见病、多发病,我们的疗法是非药物疗法,它是绿色的、不消耗资源的治疗方法。

其次,解决未来社会的健康问题,未雨绸缪,抢先占领医学制高点,对未来疾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建立符合人类健康发展的系统。我现在做的一些工作,不是为现在做的,而是为二十年以后做贡献。对老年病的研究从去年就拉开了,这个其实得益于广东省中医院对我工作的支持。二十年以后中国是一个老龄社会,靠药物可能不太容易了,所以怎么样最大化地节省资源、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这是我想做的。

第三个,解决临床各学科的难点,提高中医在西方现代医学中的科学价值。我的关注点在心脏科、脑血管科、妇科、骨科等各个学科领域里边的,看他们学科里边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开发,最后形成以中医西医并重、中西医整合为补充的现代中国临床系统。将来中医的目标不是培养外国人,而让中国的西医掌握更多的中医的方法,让我们中国的西医掌握中医的技术,提高大家的水平,会改变我们中国的医疗状态。构建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自我创新知识产权系统,不能够满足于一时的得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文化复兴做出贡献,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我下一步的想法。

所以,我采取了什么方式?

一,传承是中医一脉相承的基本方法

这么多年来,我带了一大帮徒弟,一共三十多个徒弟了,国内、国外的都有。通过口传心授的方法,把中医的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培养了一批中医界的高端人才。

二,创新是中医永恒的主题

医学要不断进步,中医不能不发展,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我们在广东省中医院的最近这几年,开了三十多个课题,这些都是针对需要解决的临床问题设立的,同时也构建了预防、保健系统。

三,现代化是中医的生命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医有古代中医、有现代中医。如果我们现代的中医依然把自己的水平停留在中古时期,与时代脱节,则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我们这个学科就会被摒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我们必须要注重的。

四,国际化是中医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医不能仅仅只影响中国,中国占人类人口的四分之一,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个是中国饮食文化,第二个是中医药。因为中医药能够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我觉得这块儿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才可能使中国文化更有影响力,中国文化是优秀的文化,靠什么彰显?我觉得中医是很大的一部分。从1999年开始,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到西方去进行传播。

传承、创新、现代化和国际化是科技部提出的到2050年中医药的发展纲要,是中医药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中医哲学的指导下,腹针疗法于1992年完成了传承、创新与现代化的研究,形成了处方标准化、操作规范化、辨证条理化的系统,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1年提出的开展标准化的研究提前十年完成。我们到2050年的目标,1999年开始已经全部实施了,传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我们将沿着中医的战略目标坚持下去。

第六个方面,谈一下在中医哲学指导下的腹针的知识创新。

先天经络理论与西方第二大脑,他们认为腹部是第二大脑,我们的理论比他们早,它的科学价值在于完善了中医经络理论,发明了无痛针灸方法,推动了学科发展。

1999年的时候,受庄子“圣人不期修古”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无限的理论启发,我提出了腹针是与时俱进的新疗法,比江泽民主席还要早一两年。

在1998年经络论坛上我提出,科研是一种探索,允许失误,但不允许弄虚作假,倡导中华民族追求真理的精髓,这与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的要求讲真话、不讲假话一脉相承。我们还有一位国学大师季羡林讲:“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这么多年我一直奉行着这个原则。

我们在1992年以前完成了颈椎病、腰椎病、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为腹针现代化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满足了时代的需求。

今年在广东省政府与广东省中医院的支持下,完成了腹针疗法的系统工程构建,采用多学科的腹针研究,建立了新的中医研究与发展模型。

第七个方面,谈一下在中医哲学指导下形成的腹针理念。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间遵循几大要素: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治学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临床疗效的长期目标、管理严密的质量控制系统。这是构建中医研究体系的四个要素。

如果违背了这几个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中医的传承一代代的、实实在在地传下去。我认为中医科研作伪是丧尽天良的行为,如同食品造假,贻害无穷,必须制止。“医乃仁术,德者居之”,培养民族精英,才能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才有文化的复兴。中医的教育、科研、临床和不断的学院后教育系统必须重建,观念必须改变,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中医发展的需要。

最后,做一个小结。

怎么样开始我对哲学感兴趣?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腹针疗法研究完了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投过稿,后来被退回来,文稿首页上写了一个“标新立异,离经叛道。”我非常感谢当时老专家对我有如此高的评价。说我“标新立异”是肯定的,因为别人没有做过腹针,我发明的,标新立异;但是“离经叛道”,我觉得讲得有点儿过分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易经》、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等,慢慢走进了东西方哲学的比较。

我的腹针疗法得益于中国古老哲学知识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的积淀。在书中不仅有中医哲学的思想方法,而且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旧三论及模糊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即使现在也依旧比较新的西方理论已经出现在我1999年出版的书中。是否“离经叛道已经不重要了,其实我很感谢当时给我审稿的专家,把我一下点醒了。人家批评我,批评得有道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叫离经,不知道什么叫叛道,所以就要搞明白。

我们中医现在欠缺的是什么呢?没有不断知识更新的欲望。中医是什么样的系统?有万世不变之理,而无百世不变之法。在临床上永远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把中医构建成不断发展与创新、不断补充与完善的知识系统,才能推动中医的进步。这便是我四十年研究腹针的体会和一点哲学思考。谢谢大家!

赵中月:薄教授这个主题发言,以他发明腹针的切身体会,提出了中医实践中哲学思想指导的匮乏问题。这个困扰,相信很多中医人都有这个同感。下面请中国社科院的张南教授谈谈他的观点。张教授近些年在做“中医药国情”的调查研究,对薄氏腹针、对薄教授的中医实践一直给予关注,请大家欢迎!

张南:薄老师请我们参加会议,我们算是朋友,又不断地交往。实事求是地说,今天是给我和邢东田老师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对于中医,我们连半路出家都谈不上,叫半路介入更合适。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中医研究的事情,应该从社科院一个专家罗希文教授说起。他在三十年前就开始着手从文化传播研究中医。因为他家里是中医世家,有这个背景,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他看到了引发的美国针灸热,当时有一种使命感,要把中医文化向世界传播。他做了一项重大的工作,就是把中医典籍完成全英译本视为终身事业。他的第一本《伤寒论》全英译本于1985年出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专门为全世界第一部全英译本的中医典籍作序。李约瑟在序中写到,“我认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以任何欧洲语言译出的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的译本。毫无疑问,这部著作的问世,将对那些对中国文化史中国医学部分有兴趣的全世界的学者提供极大的帮助。在这部著作中,罗希文做出了具有异乎寻常价值的工作,这将对全世界的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医学史做出贡献。这部著作将使张仲景和他的《伤寒论》重新活在世界的历史学家的心中”。罗希文翻译的《本草纲目》出版后,于2004年获中国外文事业出版发行局2004年度优秀图书奖,2007年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我跟罗希文老师是从1990年开始合作的,最初仅仅是作为一个朋友,或者是帮助他解除一种寂寞,与他对话,我并不懂中医和中国哲学。因为当时他做这个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中医英文翻译,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而我的学科背景是历史,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办公室工作,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技术哲学有点儿兴趣,因此对罗希文的工作的社会功能,有自己的想法。我比较注重科学的社会功能这方面的观察,所以就设想罗希文的工作对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他翻译中医典籍和传播之外,中医发展对人们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应该有哪几个方面,这里包括陈其广老师也关注罗希文的工作及他的发展走向。

我们和罗老师所做的工作,多年来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2004年,罗希文完成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多部中医典籍的全英译本工作后,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支持,把罗希文的工作纳入到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罗希文的团队多年的工作才修成正果,给了正名。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批准了《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的立项,罗希文为首席专家。也是在这个时候,张超中老师找到我们,一起商议研究中医药的社会发展问题。张超中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博士,罗老师是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张超中后来到科技部跟贾谦老师做博士后,所做的课题就是搞一个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按照美国FDA标准,怎么把中药打入国际市场,这跟我们改革开放、加入WTO主旋律是一致的。后来贾老师他们发现不对,回过头来他们变成了拯救中医,论证中医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不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宝贵资源,不应该用所谓的现代化来改造中医药。因为贾老师本身是学物理的,他做了反思中医药发展的工作,正好我们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任务,跟他们的工作衔接起来了,这就变成两方面的力量合在一起。

在探索中医药在21世纪如何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大家觉得是,在哲学前提,你如果没有解决好,后面的科学假设很难说明它能有成功之处。怎么办呢?回头看一看,近百年来,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是一个失去记忆的过程。只有像杨志敏老师、薄智云老师,你们这样的中医大夫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还坚守着我们本民族已有的学说体系。而我认为的失去记忆,是整体的中华民族。因为20世纪50年代我们接受的学说构建,从小学开始,就是地中海文明的充斥内容。怎样发展21世纪的中医药事业?从哪里开始入手?最后我提议,先从哲学入手。正好张超中就是学习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我们讨论的结果,那就是大家先要把哲学前提搞清楚,再谈后面的发展。我们研究中医药是从社会科学角度考虑,主要考虑社会的运行机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这是2007年7月26日的事情。2007年下半年,出现了张功耀、方舟子、何祚庥等告别中医的事件,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先生,力促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尽早召开,要大家高度重视这件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后,邢东田老师将任继愈、方克立、楼宇烈、罗希文等四位学者的发言,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后来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大家感觉社科院和高校的专家发言讲得都不错,就汇编了小册子——《中医哲学时代使命》。它不算经典著作,不是学说具体的构架和构成,只是对中医哲学或者中医学从人类发展找一个方向。我们开始想从中医理论和哲学研究做起,正好赶上了2007年社会上告别中医的思潮、2008年全国面临医疗体制改革,之前,贾谦老师他们已经做了十三年中医药状况的调查工作,大声疾呼中医路径走得不对了。同时医学也是国计民生的问题,也属于社会科学关注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把中医药事业发展国情调研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本来我们想从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工作做起,但这个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我们接受了国情调研的工作,一下从形而上就掉到形而下。所以我们目前对中医哲学等重大理论问题,实际上还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是就这几年的工作谈一些体会。像薄老师这样搞原创的是在布道,我们对社会运行及机制问题的调研,只是在通报。

刚才已经说到中医哲学对中医的发展,这里面要恢复一个观念,过去一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释、道三足鼎立。现在应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医四大金刚的支撑。

刚才讲到科学价值,确实在哲学前提下没有解决,你的科学假设也许就要出问题,虽然科学可以允许失败,但是人的选择路径还是要选择成功的。因此回过头看,在中医哲学方面的研究思考,现在我们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没有经历过西方的过程,它首先有一个文艺复兴,第二是17世纪科学技术的革命,第三是18世纪工业革命大规模的时代变革;另外在哲学层面上,我们也没有经历欧洲的古典主义哲学时代,产生了像康德、黑格尔一批学者。这样看来我们就显得有一个缺失。谈到哲学方面,我也不是学哲学的,但是我关注的科学社会功能,跟哲学稍微有些关系。对中医哲学的发展,刘长林老师写了《从中医哲学看科学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性》,张超中写了《中国进入了医学时代》,我写了一个《中医哲学研究发展的三个边际》。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们不断地跟有关专家学者碰撞,然后不断到底下基层看一看,对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内涵和目标逐渐认识清晰。

几年来,在中医药国情调研的过程中,坚守按中医原创理论发展中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是山西省运城市,一是广东省中医院。

山西省运城市,它在全国集中了最多的、而且效果非常好的、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民间中医群体和众多的特色专科医院。这个是我们眼见为实,看到了很多东西、甚至有些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都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的。而这个又跟山西运城市卫生局和市政府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积极保护和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当地人民群众解决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保护了大批民间的中医人士,使得运城的中医在治疗疑难杂病方面,有一个高水准的疗效结果,引来全国众多的患者自发到运城市来求医。广东省中医院2003年抗击“非典”取得的业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7年罗希文、贾谦老师领着我们拜访了邓铁涛老先生后,我们参观广东省中医院总部和第二分院,看到了中医不仅是传统的个体行医和坐堂,同样也能做到成建制和大规模的行医诊疗的模式。最让人欣慰的是广东老百姓看病首选是中医,广东省中医院的就诊人数和经济效益远高于广东省人民医院,这种现象当然和广东省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有关。中医药的发展,在广东有着文化基础。黄华华省长提出了把广东建成中医药强省,我也希望广东省像在改革开放率先做出榜样那样,在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也率先做出榜样。

我和薄老师原本商定今天是一个小范围的信息交流会,我没有想到是变成一个学术沙龙,没有做什么准备。薄老师多年在腹针的研究和对中医哲学探讨形成了一家之言。刚才他讲的内容使我体会到中医老前辈所述,如果成为一个大医,或者出色的医生,大医首先是大儒,你也应该是大学问家。对医生来讲,不仅是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更应该是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这里就必须从哲学伦理考虑和人文精神把握。所以目前呼唤整个医学界,包括社会科学界,人文的缺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光注重医术,不注重医道。光注重术、不注重道,使我们的事业发展总是出现一种徘徊。所以这几年也是大家不断呼唤大医的出现。大医不是呼唤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时势造英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发现现行的机制有很多认识出现偏差,不重视人文,所以对人文的精神,让它处在一种失落、不被重视的处境,大家一切向钱看。

从哲学角度来看,我们对当代所有的学科都要进行反思、认识,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中国现在提倡搞自主创新。这样说到中医,我们如果说创新,所谓往前走,那你必须回到文化原点。看看欧洲文艺复兴、它的现代化,它也是回到地中海古典主义,因此才有这么一个过程。因此大家说中医文化振兴,包括中医发展,不管是什么,大家对中国文化的渴望、回归,你必须回到原点去重新认识。因为只有在原点认识、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到传承。哲学它本身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事情,但是有具体指导人的行为的功能;对社会价值取向、你的目标选择、你的路径选择都是有关联的。

我们今天只是来学习,是受益者。

邢东田:我觉得您说的对,中医要发展,确实还是要在哲学上建树。中医本来就是有着哲学背景,它有着自己的一套体系,和西方医学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感觉,因为我也接触一些、了解一些,我感觉西方医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好像比较杂,可能跟世界观、整个一套东西是比较一致的。西方医学解剖这些东西,因为我也是正在学习,我自己感觉,目前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人类走到一个需要反思、非常危险的时候了,因为近代以来发展速度太快了。在工业革命之前,它每年的增长速度是很低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没有百分之几的话政府就很难呆得住。人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当作很正常的事情了。要从医学角度来说,像这种速度增长的话,只有小孩是这样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太快的话,有时候更像是癌症细胞的增长,对环境和资源是没有持续性的。现在怎么回归到一个比较能够持续发展的情况,可能还是需要大家考虑的事情。目前我们已经破坏了自己生存的基础,像历史上一些文化,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文化,基本上都是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我们目前近代以来的文化,它还是强调对于自然的所谓宰制,强烈地攫取。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思路,它就像医学上的癌症,自己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好,旁边的资源都大量地吸取,最后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就要出现崩溃。从这种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医哲学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首先自然界的任何关系都需要一个协调,人的内部五脏六腑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不能太突出、太过了。目前现在西方发展文化就是有点儿过了。

前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垃圾的问题,北京市垃圾现在也没有地方放了,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是这样,现在开始准备烧,好多地方建了垃圾炉燃烧,但是污染又很厉害。大城市已经像黑洞一样吸取资源,但是它又不是像黑洞一样吸取资源不往外吐,它往外吐垃圾,又不知道怎么弄,这种非常危险。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不正常的阶段,包括现在食品大量的浪费,历史上确实没有这么丰富过。我确实觉得比较危险,我在思考这个事情。

赵中月:回到中医哲学的话题,我来抛砖引玉吧。我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社科院刘长林先生写了一本《〈内经〉的哲学》,记得是李泽厚给写的序。那时候就想知道中医以及隐在中医后边深处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医哲学”这个概念一出现,我觉得后面这些东西似乎有了抓手。我想很多人,中医的业内外人士,对中医哲学也是经历了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过程。但到目前,这个自觉的程度有多高?对这一点恐怕我们都难以持乐观态度。不从专业层面和学术范畴来看,从外围、从广大中医从业者来看,中医哲学现在非常匮乏,匮乏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连基本的认识和自觉都没有,如此,中医也就逐渐沦落成和西医相对的一种医术而已……

张南:实际上是缺乏“文化自觉”,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那个文化自觉”。

赵中月:由此,中医哲学可能对解决这个“自觉”问题起一些作用,否则中医也难以有多大出路。当然,薄教授这个“薄氏腹针”是否能够承载起这个中医哲学的自觉的问题,这一点先不去探究。但是薄教授在这一块儿做了前瞻性的积累和思考,这一点很让人感动。就说本次中医哲学沙龙,它不一定能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但是有些问题会在探讨中逐步得以明晰。比如,我们现在感觉到“中医”这个概念本身也有问题,各种说法不一,缺乏哲学思考,什么叫“中医”?是通常理解的所谓“中国传统医学”吗?概念比较含糊。它更可能是一种“中介”或“中和”医学,中医、中药,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中介,用以沟通二者达到平衡与和谐。等等方面,都需要哲学的梳理和界定。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四川的程雅君博士出版了一部《中医哲学史》,这么年轻就能写出一部《中医哲学史》,不简单,里面提出了中医哲学的范畴,并剖析了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信息量很大,我大概地读了一下,很感动。其实想来想去,不管反中医人怎么说,但是确实中医有一些本体性的东西没有建立起来,这里就不多说了。

张南:程雅君是在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的哲学博士后,写这部《中医哲学史》下了很大力气,得到了罗希文教授的支持。大家说,这部书出来给批评的人提供了一个靶子,勇气可嘉。

赵中月:我说我抛砖引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局外人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感想而已。反正我抛完砖了,希望把玉引出来,那么,玉在哪里呢?广东省中医院在业内口碑甚佳,道术兼功,是很有影响的,今天该院的杨副院长等专家也专程从广州赶来参加这次哲学沙龙,我想杨院长最有发言权。

杨志敏:各位老师,我今天在薄教授的引见之下,能够见到各位老师,非常高兴。我们也是来学习的。这几年医院不断引进像薄老这样在中医方面有造诣的老师在医院带徒,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来科班教育里面的缺失。原来在科班教育里面不注重道上面的探求。刚才薄老的讲述引发了很多思考。我们以前可能在中医学习里面,可能注重它的理论源头、它怎么去看病、学术流派,解决这些问题。它最原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够解决中国人从传统文化到医学文化的对接上,或者说跟现代西方医学的碰撞上,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缺点在哪里,这一点儿思考其实还不够。但是随着这几年薄老不断地在医院里面跟我们碰撞——确实这几年医院里有不同的学科医生跟着薄老,对于腹针的临床应用,我们都觉得它都能够产生疗效,为什么呢?就是说同样一种方法,在不同的疾病里面发生作用,而且是局限在一个腹部里面,看上去一个尺寸之间,但是能够调整那么多的疾病,肯定要从系统论去解释,更重要的是系统论调控了人体很多可能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并给激发出来了。所以可以说,人的自我调整系统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找到它。我们有的时候什么病用什么药物,而并没有激发我们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一点是现代医学跟中医学很大的区别。中医是在更高层次上看待人与自然的问题、人的整体性问题,还有人的心身的问题。这两年我也在做一个国家十一五”的支撑项目。我们重点在做的亚健康的辨识与分类,最后发现太多的人的躯体障碍根源于心理障碍,但是现在的医生只关注躯体器官的改变、组织的改变所导致的症状,没有真正从心理上,从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家庭之间探究哪里出了问题,最后才导致的疾病问题。

假如说跟传统文化结合,我昨天也刚好看了《世纪大讲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这方面的论坛。现在发现,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的审美越来越缺失了,现在都是现实主义、消费主义倡导为主体。许多东西缺失标准,没有约束。其实我觉得人的心身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儒、释、道是解决精神层面问题的,医学是解决躯体问题的,必须是这几点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心身健康。所以我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发现,人的心理出现问题的话,你怎么给他吃药,他还是很难调回来。当解决了他的心理问题,同时进行药物治疗,才能心身同步改善。这就是中医里面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医更注重在宏观上、在整体上看待事物,跟西方的纵观、微观为主体,是有差别的。我们能够把微观跟宏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现代中医必须要考虑的。

刚才张南老师说,为什么中医院那么备受欢迎?因为我们把中国中医的东西保留了,现代的医学引进了。纵横交错都能够好地把握,老百姓肯定会比较好地接受。这是我们现实应用得到的体会。

另外,我觉得在传统医学跟现代医学里面,我们的传统医学很注重这种循环的变化,例如我们在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一个是生发,一个是收藏,生发是为了收藏,收藏是为了生发,这是一个内循环的作用,而且它是一个绵绵不断的过程;而我们现代医学是注重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而它带来的后果很少有人注重和研究。这种理念的差异,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命价值观有根本的区别。作为我自己来说,刚才薄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现在在学习一些《易经》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宏观的东西,是难以解决临床上的问题的。所以我们走得越远,就越感觉到它很多东西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文化跟现代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我觉得各位老师,你们真的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指正!

老膺荣:首先非常感谢薄老及在座的各位专家给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到这里学习到这么多东西。刚才各位的讲话非常精彩,而且很有高度,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医的层次范围了。刚才讲到现状,我们整个社会现正处在一个忘记和失落的状态,不管是人文也好,还是哲学也好。同时它是伴随着一个对某种东西的狂热崇拜的现象,这是一个攫取的欲望或者说需求。现在人们往往是不断地刺激这种东西的增长,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原来的失落和忘记更加强烈。

刚才老师们讲到广东省中医学发展得还是比较好的,中医学发展得好不好,跟群众基础有很大的关系。群众的基础,我理解其实更取决于群众的中医基础。在广东省,中医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要比其他地区好一些。这种基础是来源于群众对中医哲学的认知和认可,如果他没有认知或者不认可这个事情,就没有基础。

为什么前一段个别人提出的“告别中医中药”事件反应这么大,这反映出中国的、或者说中医哲学的认可度非常值得我们担忧!具体就是说:中医哲学在部分群众中认可度不高,或者缺乏认知。刚才老师们也提到中医现在呼唤大医的产生,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相当部分中医医生的哲学基础也是堪忧的。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回到文化原点上。由此可见,强调中医哲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是一个医疗服务单位,我们对这些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后发现,其实我们医生本身的哲学基础也是很薄弱的,所以医院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对全院副高以上人员补这个课,就请中山大学还有其他院校的老师给我们上课——重点补上中国哲学的课,开办系列课程。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能够夯实这个基础。一般来说副高以上都是带学生的,希望这种传承能够使下面学生的哲学基础和思维能力有所提升。

作为一个临床机构,我们的视野更多地聚焦在临床疗效水平的提高上面。事实上,第一个是我们的高度不够,所以这些年来才请了像薄老这样的大家到我们那边去。刚开始,我们的理解是一个术的层次,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薄老是道术俱精,每次跟我们交流都给我们很多启发。

第二,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一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局面出现。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中医界以外的老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给我们业界也好、从业人员也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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