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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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传(上)试读：
第一章 钱塘之子（1900—1920）
第一节 时世·家世
1900年，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叫做庚子年，或者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倒不是说，这仅仅作为公元纪年中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关系，而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最让人痛苦、耻辱、绝望的年份。
是年8月，八国联军打着保护驻外使节与传教士的旗号，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进逼北京。面对这支不足2万人的乌合之众，清王朝调集了北部中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加上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拳民进行阻截，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尊贵的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只得西逃西安。首都北京在短短的40年中，第二次沦入外国侵略军之手。
经此一役，中国各界精英人士形成了普遍的认识：满清政府的存在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大障碍。因此，“庚子事变”后，清廷虽为苟延残喘作了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许多人还是“转而向往革命。孙中山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1]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完全可以把1900年作为中国从传统型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真正起点，虽然这开端是来得太晚了，又伴随着如此沉重、血腥的民族记忆。
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公元1900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八日），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沈学诗家，第8个孩子呱呱落地了（之前有两个孩子已夭折）。因为是儿子，所以一家人还是高兴的，给这孩子取名叫沈乃熙，字端轩。从名字上看，沈家夫妇对这个新诞生的宁馨儿并未寄予太高的厚望，大约只是希望他日后能做一个读书人家的体面子孙，操行端正，生活美好吧。
沈乃熙出生的时候，杭州城分为仁和、钱塘二县辖制。两县大致[2]以钱塘门、义和坊一带为界。故沈乃熙确切的出生地应为杭州府仁和县。1990年，其孙女沈芸在给笔者的一封信里说：关于爷爷的出生地，他讲应该是出生于浙江仁和。辛亥革命以后才将上城钱塘、下城仁和合并为杭县。去年冬他所捐赠的字[3]画，我去杭州看了一部分，都盖有“仁和沈氏曾藏”的章。
据史载，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因钱氏纳土，乃改钱[4]江县为仁和县”。仁和县建县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它的发展及在杭州一带的中心地位一直十分突出。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南奔至杭州一带，见县名“仁和”，就说“此故都城门名也”，“而建都之意遂[5]决”。仁和县此后实际成为了杭州府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6]在明清二代，更被称为“郡首邑”，“首县”。清朝年间，布政司、按察司、巡抚部院、总督部院等政府核心部门，皆设仁和县中。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消了仁和县的建制，与钱塘古县合并为杭县。“仁和”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仁和原辖地如下城、上城（部分）、江干等区域，仍为杭州城中较为繁盛的地带。
几百年来，仁和一直精英荟萃，名士巨卿层出不穷。清代著名诗人厉鹗、龚自珍，便是仁和人氏。龚自珍是清代数得着的大思想家，他和魏源等人一起，在绝大多数人尚沉浸在乾嘉盛世歌舞升平的气氛时，便对封建体制作了尖锐的批判，影响很大。降及晚清，在西方文化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侵入的过程中，杭州的知识分子也颇有特色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于西式文明的回应态度。杭州处在中国海岸线南北居中的位置，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航运发达，近代开埠以后，海运发展也很迅速，使得这一带的知识阶层思想开通，较快、较深入地吸收了近代西方文明。而由于经济上、地理上以及文化传承上较为优越的地位，此间的知识阶层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变化，表现出的大抵是无甚偏倚的态度。他们也颇有要求改革的呼声，但这呼声主要以倡导文化建设、精神启蒙、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与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暴力政治革命，自有径庭；但对吸收外来的新鲜事物，亦无过重的传统文化包袱，没有很多的关于“体用”的玄学争辩。这一种中庸温和而不失进取朝气的人文风气，在杭城一带汇聚，就形成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一股思潮。这便对包括沈乃熙在内的杭州城那一代青少年的人生准则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自洋务运动而至近世的民族革命运动，以杭州为中心成长起来的浙江一带的知识分子，后来都呈现出了某种近似的精神气质。
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沈乃熙的童年大致可称安定。他家祖籍为河南开封，宋室南渡时移居临安。沈家在仁和县是大族，沈乃熙这一支的祖上想必有过一番风光岁月，在城内骆驼桥有一所宅子，为日常居所，而严家弄的房子原本只是沈家祖上下乡祭祖时的临时公馆，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因家道中落，才由城内举家迁去居住。沈家这间[7][8]乡下的房子名叫“八咏堂”。“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沈乃熙（端轩、端先）
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地点是在杭县太平门严家弄，离城三里，这屋子造于洪杨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昔日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在估看，我只听见他们来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九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钱不可！”我才知道了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蹩虫的方砖，也还是值钱的东西。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别邸”，本家住在艮山门内的骆驼桥，这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祭祖时候用的临时公馆，出太平门不远，就可以望见这座大屋子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将里面住的“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们分开，所以不认识的人，只要一问沈家，那一带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啊，墙里。”“墙里”变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了。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我们的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的给哥哥押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破旧得像古庙一般的形态，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楼板里飞出成千成万的白蚁，没人住的空房间里也会白昼走出狐狸和鼹鼠，但是墙里和墙外的差分，却因为“墙里”人的日益穷困，而渐渐地撤废了，墙外的野孩子们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记忆中也还鲜明地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篮子到乡间[9]去拾枯柴的图画。
抗战时期，“八咏堂”被日寇征用，抗日游击队纵火烧毁了这座庄院。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后来人们来到沈家故居，便只能看到一堵残存的风火墙及轿厅耳房的一点遗迹了。
沈家在杭城传承的谱系以及其由盛转衰的原由，在沈乃熙童年的时代，已经模糊不清。他晚年在记述家世的时候，只从他爷爷这一辈说起。不过近来的出土文物则提供了一些更为久远的信实材料：2008年秋，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一农居点的一位农民在拆迁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旧时的井圈。这是用石材制作的井口上的栏圈，高约50厘米，厚约6厘米，直径约50厘米，上面刻有文字（刻度不深），尽管年代久远，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尚能依稀看出。从右到左，横着的是四个大字：“古月塘寺”；竖着的是落款：“道光十五年，八咏堂沈沑”。
这件出土文物证实了许多原来仅限于口头流传的沈氏的家世传言。关于“古月塘寺”，1980年秋，笔者在上海访问沈乃熙二姐——92岁的沈云轩老太太时，她曾说到严家弄是一条狭长的街弄，其两头有两座寺庙，东边是中兴庙，西边是月塘寺。沈乃熙在谈及他家世时则更明确地说：19世纪初，在仁和县骆驼桥及艮山门外严家弄曾有相当大的房产，祖坟也占很多土地，并出资修建了一个寺庙，在严[10]家弄西名月塘寺。“沈沑”当为沈乃熙的曾祖父（其祖父沈文远在道光十五年尚未出生）。此前极少有人提及沈沑。沈乃熙（沈端轩）在《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籍簿》“曾祖”一栏，曾用毛笔填写了“古琴”，祖父则为“文远”。但后来他在自传《懒寻旧梦录》中则完全未提及曾祖父的名讳，而径从祖父沈文远一辈谈及自己的家世：或许在他少年时代，沈家人已不知“沑”字的准确训读了，因此他已无法得知曾祖“沈沑公”的更多信息。“沑”字今已少见，在古文献中，“踧沑”，指水汶蹙聚，如晋·木华《海赋》：“葩华踧沑”，李善注曰：“葩华，分散也；踧（音cù）沑，蹙聚也”。此“沑”，音nǜ（女，去声），见《广韵》。夏衍曾祖以“沑”为名，可能用前一音义，即取其蕴含流水波纹之意，或更据此而得表字。沈沑的表字（或号？）“古琴”可能由“高山流[11]水遇知音”之典故而来。
沈沑于清道光十五年即公元1835年捐资修建月塘寺，此时沈家的家境可见是非常殷实的。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沈氏家族迅即衰败，沈乃熙祖父沈文远十七八岁时（1860—1861年）遭攻打杭城的太平军俘虏，且成了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陈对沈文远颇为礼遇，在寿州战败前夕，还特地派一个[12]“小把戏”（小鬼）护送沈文远回杭州。读书人而“从逆”，在当时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左宗棠率军收复杭州后，对于沈文远这类“从逆”之人的反攻倒算手段是很激烈的，沈文远虽然逃过了战争劫难，但终于不能应试，白衣终身。
在那个兵燹遍地的年代里，沈乃熙的童年虽未痛尝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但灾难还是接踵而至。三岁那年，沈乃熙接受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大打击：父亲沈学诗在除夕祭祖时突然中风去世。
沈学诗，字雅言，是个不第秀才，学问不多，却写得一手好字，家里的楹联、神匾，都出自他的手笔。他酷爱读书，书房的橱架里堆满了经史子集及《水浒》《七侠五义》《三国志》等各类杂书，这些书籍以后便成了乃熙最初的课外读本。父亲长得白白胖胖，为人忠厚老实，并长于医道，时常为乡人无偿诊脉治病，在乡间甚得人缘。虽然他在世时，沈家的各类开销已日见拮据，甚至乃熙出世前一年，他就不得不将自己的长子乃雍送到德清作学徒，但他48岁盛年辞世给沈家带来的打击乃是致命的。
这个变故注定了沈乃熙从小就要对贫寒生活多有体验，对人间炎凉之态也将早有感触。原来沈文远从安徽带来的“小把戏”是连姓都没有的，是在沈家做长工时才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沈应才”。然而，当沈学诗去世后，沈应才的子孙居然就敢打算赖掉沈家租给他们的三亩坟头地了。这件事使沈学诗的遗孀徐绣笙十分生气，也给乃熙留下[13][14]了极深的印象。沈乃熙虽然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但根据母亲、姐姐们的介绍，他构建了心目中的一种相当鲜明的父亲形象。而这种情绪在他以后的文艺创作中就曲折地表现了出来。后来他笔下的“父亲”形象，总有一些特定的气质：善良、仁厚、正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尤有决断力，但有时又常常为一些琐事、个人身体的疾病所困扰等等。其实，当沈乃熙正式登上文坛时，他大约就有一种告慰亡父的想法吧。他以父亲的字“雅言”的杭州方言谐音“夏衍”为[15]笔名，并以之行世，恐怕不一定完全是出于无意的。顺便提一句，为了行文的方便，接下去我们就用沈乃熙后来更为人知的笔名“夏衍”来行文了。
沈学诗去世后，其妻徐绣笙便独立承担了支撑这个家庭和抚养幼年夏衍的重担。徐绣笙，浙江德清人。她是一个自立、自强、有教养、温厚、慈爱、开朗的传统中国女性。夏衍后来写道：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不念一句佛，从不烧过香。出嫁了的姐姐送她一串念珠，她都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不信佛，当然不信耶稣。[16]
在丈夫遽然亡故后，她坚强地面对着现实：长子只是学徒，四个女儿尚未出嫁，最小的儿子还刚能走路，田地大多典卖，日用匮乏。但她不信神，不认命，茹苦含辛，以她并不强硬的臂膀，养护着孩子们成长。她决然辞掉家中原先雇着的长工，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由自己承担，在后园种菜、种豆、种笋，还养蚕、养鸡、养鸭等。这其中，最重要的活计是养蚕。1910年前后，由于家庭过于贫困，夏衍有一段时间辍学在家，自学之余，还要帮着做一些农活。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养蚕。
根据后人的研究，蚕业的发达和严家弄的地理环境有关：严家弄座落在艮山门外，西邻华家池，东靠新塘老街；从新塘老街蜿蜒而来的一条卵石古道穿村而过，在村西端的老樟树下一分为二：一条沿捍海老石塘往西南，经景芳亭，可达庆春门、菜市桥；一条经华家池，到机神庙、来鹤楼至艮山门。这一带是杭州蚕丝业的发源地，周围桑园成片，桑陌田园，古道恰好将这些蚕桑产地串了起来，很有点像杭城的丝绸之路。从晚清年间开始，艮山门外的织机渐渐地多了起来。木制织机作坊的兴起带动了周边的养蚕。缫丝和络丝，差不多人家都以栽桑养蚕、采茧、络丝为业……故而老杭州一向就有“艮山门外丝篮儿”之说。严家弄地处中心位置，自然成了蚕桑的主要产地，村坊里的人以此为业。……夏公从小身体瘦弱，但他很懂事，又极孝顺，到了五六岁时就学会了养蚕，和几位姐姐一起，成了母亲养蚕的小帮手。养蚕不但是一门苦生活，而且还有很多讲究。比方说：养头蚕前，蚕房要用烟熏一遍；蚕匾都要浸到池塘里去洗过；夏公还是个孩子只能做些辅助劳动，糊板壁就是由他干的。沈家的蚕房设在厢房，把板壁缝糊上纸，既避光又通风，还能防止虫害钻进蚕房。糊好板壁再在墙脚屋角撒上石灰，这是母亲教的土法消毒，很管用。一过清明就要掸蚁了，所谓“掸蚁”就是用鹅毛把幼蚕从蚕纸上掸到小竹匾里，这是个细活，每逢掸蚁，夏公都做得很认真，总能得到母亲的称赞。从“清明”掸蚁到“谷雨”头眠，这段时间的蚕宝宝还是幼蚕，到了二眠三眠蚕宝宝越长越大，吃桑叶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连晚上都要添几次桑叶；沈家没有男劳力，采桑叶要雇短工，这段时间，桑园里总能看到夏公的身影……采桑叶也是有规矩的：要等露水干了之后才能采，因为蚕宝宝不能吃湿桑叶的；下过雨的桑叶必须晾干了才能喂蚕，沈家房子多，摊场大，用不着担心；但却苦了那些房子狭窄的蚕农，每当下雨天，母亲让小夏衍打开墙门，把厅堂让出来，给左邻右舍摊桑叶……“大眠”之后，蚕宝宝就要“上山”，何谓“上山”，就是把变得胀鼓鼓、亮晶晶的蚕宝宝撒到扎好的草篷上，让它爬在上面作茧子；几天之后草篷上结满了白灿灿的茧子，一季蚕的心血全在这里，收下来就能卖钱了。这是养蚕人家最有盼头的日子……养了头蚕，还得再养一季二蚕，这时天气热了，沈家墙门外总是放着一只大钵头，冲满了凉茶供过路人解渴，这份差事就是小夏衍干的，他知道施凉茶是善事，不仅把茶冲得满满的，还到后院去摘来薄荷叶子泡在茶水里让大家消消暑气……严家弄西侧有座寺庙叫“月塘寺”颇具规模，庙前建有戏台。这里每年都要演“蚕戏”、烧“蚕香”，还要办“提灯会”，以求蚕神保佑地方上风调雨顺，家家蚕花茂盛。旧时严家弄一带对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冬至这三个“鬼节”特别注重，焚香点烛，供饭供酒，以求祖宗庇佑，对于“元宵”、“中秋”等人节倒反而淡薄了；只有端午才比较讲究，但不讲究吃什么，而是每家每户门口挂菖蒲，菖蒲能驱邪，端午适逢二蚕季节，养蚕人家怎能不挂，好在菖蒲在严家弄附近并非稀罕之物，池塘边水沟里[17]均有生长，就连沈家墙门后院的池塘里，也能拔到菖蒲。
对农事的熟稔以及对于农民心境的体察、同情后来都成了夏衍无尽的精神财富。
养蚕之余，母亲还从手工作坊里揽来了钉纽扣、绕边头、摇纱、络丝、磨锡箔等活计，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其中，络丝可能是最繁重的活了。一副丝如果质量差，要络好常常要十天半月时间。油灯下，每天都要做到半夜12点光景，手臂酸痛，手指磨出一道道裂纹，磨出了血。交到机坊，如果做工不均匀，就要退回重做，或扣钱，[18]甚至被“回报”。在如此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徐绣笙心情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更不打骂孩子出气。
尽管身处逆境，徐绣笙从未忽视夏衍的读书和教育。夏衍后来曾多次谈到，母亲平日对他十分慈爱，然而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竟用板子打了他的手心。其原因是因为他在练习毛笔字时不用心，写得潦草马虎。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母亲对儿子在学习上的期望是如何殷切！
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徐绣笙晚年不慎在河埠头摔了腿骨，由于医治不善竟从此不能独立行走了。后来只能靠双手撑着一张凳子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而夏衍晚年由于“文革”迫害，亦极苦于膑足之累。[19]
徐绣笙是对夏衍成长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
夏衍本有四个姐姐，但在沈学诗去世后，由于家境日趋败落，大姊丽轩给娘舅家做了儿媳（是不大光彩的“填房”），而夏衍的四叔领养了他的三姊琴轩。对寡嫂，四叔大致还算是相当照应的，他在苏州衙门做事，每年都要寄一些零用钱。有一年，他回来说：“阿嫂，二哥没有了，这许多女儿，我领走琴轩，就算是我多生了一个女儿吧。”他自家也已有一儿一女，话里难免有些无奈，不过说到底，还是帮了徐绣笙一个大忙了。
此时，夏衍的四姊明轩还小，因此，能管夏衍的，便只有二姊云轩了。二姊对夏衍也特别好，常常教他折纸马纸羊，做各种游戏。对他的顽皮胡闹，例如钓鱼掉进水里，捉蟋蟀被蜈蚣咬肿了手指之类，她总给小弟弟打掩护，不让母亲知道。这一对姐弟的深厚感情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沈云轩活到百岁后于1986年在上海去世。
夏衍唯一的长兄沈乃雍（字霞轩），却和夏衍自小感情颇为疏离。他年长夏衍十八岁，十四岁时便入当铺当学徒了，大约在生意人中待久了，凡事比较看重实利而不太讲感情，因此对于夏衍的出生，他多少抱有一丝芥蒂。当笔者80年代初访问夏衍二姊沈云轩时，她便率直地说：“阿哥勿大要看小弟的，有时他不高兴就讲他是关门狗。”[20][21]不仅如此，沈乃雍对母亲也是不够孝顺的。到夏衍上学时，要他以长兄身份尽点心力，却又颇多推托之辞。凡此种种，在童年及少年夏衍心中的印象大约都不会是愉快的。
夏衍虽然生长在外人看起来尚体面的“沈家”，但他的青少年记忆却一直为贫穷所困扰。许多年后，他回忆自己的青少年生活仍然是：穷还是紧紧地缠着我，杭州多雨水，特别是黄梅天，可是直到二十岁毕业，我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还没有皮鞋，更没有胶鞋，下雨的时候，除了赤脚，就穿钉鞋，这是牛皮做成而在底上有铁钉的雨具）。因此，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浸透，又没有换替，要一直穿到它自我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大概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所以直到老年（到“十年浩劫”时），每逢伤风感冒，或者别的毛病发高烧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做同一个梦，就是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泥泞里[22]走路。[1]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2]清《杭州府志·卷四疆域》。[3]沈芸：1990年9月16日致陈坚信。[4]明《仁和县志·卷一》。[5]明《仁和县志·卷一》。[6]清《杭州府志·卷一图说》。[7]直到20世纪90年代，艮山门严家弄一带都算是远离杭城主城区的“乡下”。现属于杭州市江干区。“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夏衍：《秋瑾不朽》，“夏全1”第143页。）[8]“夏全15”，第1页。[9]夏衍：《旧家的火葬》，“夏全9”，第102—103页。[10]“夏全15”，第3页。[11]可参见陈坚《井圈引出的夏衍家族史》（《大公报》2015年2月10日）。[12]“夏全15”第1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均指出：太平军曾于1860年3月和1861年9月两次攻打杭州，指挥者均为李秀成。陈玉成兵锋从未到过杭州。据《懒寻旧梦录》介绍，沈氏入太平军当为李秀成第一次攻打杭州时所挟走。因为陈玉成1861年时期均在安徽作战，1862年春败亡。而陈玉成直到1862年3月误中苗沛霖之计被捕前，对太平天国事业一直是抱有极大信心的。因此，沈氏何以从李军而入陈氏麾下，陈氏又何以独独遣走沈氏，仿佛已预知失败之事，甚费解。夏衍这段回忆根据他儿时从大人听来的传说，不一定准确。[13]这件事情一定给童年夏衍以非常深的刺激，让他幼小的心灵就对所谓“人情冷暖”有所体验。在他晚年写作的自传中，他深情地回忆了旧家园中的坟头树：“我家还有‘一笔遗产’，就是……祖坟上的几株大香樟树和一株大楠树，其中最大的一株香樟，我七岁那一年和三个赤脚小朋友勉强才合抱得拢，这肯定是百年以上的老树了。”（“夏全15”第5页。）他在《一年间》这部剧中曾写到，一个流氓为了抽烟片，居然威胁要砍坟头树去卖。这个流氓“故作从容”地说：“本来，也有点可惜，那几棵树怕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吧，风水先生说，左手的那株石楠树，是管这儿的大房的，那棵石楠树本来像把大的伞，近来两边横阔开来，正像两只大翅膀，所以，瑞春做了飞行家啦。哈哈！”“别的我们三房没有份，祖宗，总该轮到一份吧，嘿。”（“夏全1”第257页。）除了日本侵略者，夏衍成熟时期的作品并不常写这样穷形恶相的下流胚子（这家伙在后来的剧情中当然地做了汉奸）。在这里，他刻画这个恶人的典型情境就是“卖坟头树”。夏衍此种情结，值得玩味。[14]“夏全15”，第2页。[15]夏衍：《旧家的火葬》，“夏全9”，第103页。[16]夏衍：《旧家的火葬》，“夏全9”，第103页。[17]沈树人：《严家弄旧事》，夏衍研究会：《巨匠光华映钱塘：夏衍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9页。[18]杭州方言，此处大略是“解聘”的意思。[19]对“夏衍”笔名的来历，笔者两次问过夏衍本人，他起初回答是取自父名“雅言”的谐音，后又称母亲姓徐，按“百家姓”的说法，徐氏一族“生于夏、衍于商”，“夏衍”即由此而来。看来，此一笔名与父母双亲都有关，含有对他俩的纪念吧。[20]陈坚：沈云轩谈话记录，1980年4月2日。“关门狗”为杭州方言，大略是指“专为分家财出生的小兄弟”之意。[21]“夏全15”，第17页。[22]“夏全15”，第17页。
第二节 伴着涛声和潮汐的童年
当时的严家弄是一个小村子，南面是庆春门（初名太平门），北面是艮山门（初名坝子门），严家弄距旧时杭州这两处城门均为三里路。由严家弄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腾的钱塘江。这条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河流全长为500多公里，流域面积在浙江省境内约为3万5千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它虽然不比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流域宽广，却素以“潮来溅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的钱江潮，“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旖旎风光而传名遐迩。
严家弄一带原先便是钱塘江大堤。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不断开垦江涂，陆地逐渐向东延伸，堤坝便变成了公路。如今，僻静的街弄仍不时可以听到不息的涛声和江潮的呼啸声。在石板路小街的四周是田地、河塘和村落，葱茏翠绿的桑园、麻地、菜畦，阡陌交错。清代诗人厉鹗、萧彦毓等都曾吟咏过这一带的风景：吴天入时凉似水，袂衣山城四三里。城角远山青半环，分得浓岚落渔市。厉鹗：《艮山门外远眺》江头杨柳暗藏鸦，江上鹅儿浴浅沙。早起一风如此恶，路傍落尽刺桐花。萧彦毓：《清明早出太平门》
就在这一片山青水秀中，夏衍交识了许多农家孩子。他们到河塘捉鱼摸虾，到荒坡野地拾枯柴，到河坝上赶庙会，到老东岳（寺庙）看东岳大帝审疯子。更令他们快活的是穿过庆春门、望江门碧绿的菜地、竹园，到钱塘江岸边的沙滩上去看江潮起落，看江上帆影片片，听欸乃声声，追赶潮水退时留下的浪沫……
这几位同住在附近的邻家男孩，从小都在附近一个剃头摊上剃头，为了便宜和方便，他们从小都剃光头，几个小光头从小在一起玩耍，很像灵隐寺和海潮寺里的一群小和尚。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都有一个“和尚”的雅号。根据年岁长幼，便有大和尚、小和尚、三和尚和四和尚的称号。后来都到了青少年的年纪，有的都梳起了西式[1]小分头，但是“和尚”的绰号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81年春天，夏衍阔别杭州大半个世纪回到严家弄后，一位八旬老农还这样与他招呼：“和尚哥，还认得否？”夏衍仔细打量了他一阵，惊喜作答：“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三岁。”二位老人就此畅叙了许多童年欢快的事情。经过70余年的悠长岁月，夏衍还能记起儿时“赤脚朋友”的名字、年纪、生肖，可见当年他们关系何等亲密无间，也可见这段记忆是多么美好而深刻。
六岁那年，母亲便让夏衍进私塾“破蒙”，念了一年的《三字经》。8岁左右，母亲又让他入新式学堂“正蒙小学”就读，念《论语》《孟子》、算术，成绩都很不错。对于文学，夏衍从小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二姊回忆说，夏衍小时，读书很专心，哥哥爱叉麻将，他就喜欢读书。他记性好，别人家读书读不进，他一读就记住了。[2]11岁时，他已经读完《天雨花》《再生缘》《双珠凤》《文武香球》《三国演义》《水浒》等弹词、小说，并且常常将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向姊姊们转述。在上小学时，国语课有“对课”这门作业。有一次老师出了个题目：“福桔”，夏衍很快对以：“寿桃”。老师听罢十分惊喜。
1909年，夏衍9岁，浙江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由浙江省著名立宪党人汤寿潜等策划建造的沪杭铁路杭嘉段通车了！这事在我国近代史上的“实业救国”思潮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仅仅在30年前，当洋务派重镇李鸿章筹划铁路的时候，朝野大臣纷纷群起攻之，一些人还煞有介事地捶胸顿足说，欲造铁路必发人坟冢，坏大清江山风水，如今坟中枯骨暴露于野，则为官者又心中何忍？于是，造铁路之议遂废。曾几何时，这一类以虚言惘人的振振之论，却如流言一般，被时间轻轻地拂去了。铁路，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其重要性不但为那些进步人士，也为广大平民百姓所认识和理解。
杭嘉铁路通车的这一天，成了铁路沿线人民的盛大庆典。夏衍在时隔70多年后，仍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忆了这一天的场景：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长条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了一片，这个大场面，尽[3]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记忆犹新。
沪杭铁路的通车，意味着杭州这个传统都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转变为具有工业化气息的现代城市。夏衍正是从这一天起，感觉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感觉到现代化机械工业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给他幼小心灵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使他不自觉地对一切被认为是阻挡此种大势发展的事物，都开始抱有一种厌恶之情。夏衍后来尽管成了一个著名文艺家和职业革命家，其人生发展路向表面上与现代机械工业建设全然无关，但仔细推敲，他人生的全部努力又何尝不与这一种对历史命运的体认息息相关！
1911年中秋过后不几天，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清小皇帝的龙座摇摇欲坠。杭州也充满了革命前的躁动气息。夏衍回忆说：乡下人对于这种“换朝代”的事情，素来是不敢多管的。大家闷在肚里，没有动静，不过风声一天天地紧了。杭州是省会，人们便开始了“逃难”。我们一家在重阳前一天晚上离开杭州，到有一水路的德清母亲家去避难，重阳这天是我的生日，在船上点蜡烛过生日，所以三十年后的今天还依稀有一点回忆。浙江“光复”是哪一天，不查书本子也早已记不清了，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只觉得表兄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在宣布光复那天一早，我们跟着大家到街上去看热闹，当铺、酱园——比较大一点的店铺门口都挂了一面四方或者三角形的白旗，杂乱得很，有的写“光复”两个大字，有的莫名其妙的画上一个黑白的太极，也有人随便撕一块旧衣服上的白布条子挂在门上，就算宣布与“满清”脱离关系，“光复汉土”了。大家争着问为什么要“挂白”？有人出来说明是替崇祯皇帝戴孝，也有人说这是表示要替徐锡麟、秋瑾“伸冤”。这两位英雄，是革命前震动了东南一带的。奇怪的是知县老爷大门口的情况，那儿贴着一张很大的告示，白纸黑字，官衔和年月日换了一个地位，官名下照例点着朱红的大“为”字也革掉了，上面写着“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后面是“浙江都督”——大约是汤寿潜吧，已经记不清了。“四千六百零九”这个奇怪的数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熟，大约是印象很深的原故吧。它明确的认识是直到后来查了“历代大事年表”之类的书才知道的，黄帝纪元是西历纪元前二千六百九十八年，辛亥那一年是纪元一千九百十一年，两者相加，那便是纪[4]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了。
旧历九月十四日，杭州宣布光复。革命军推举汤寿潜为浙江省都督。一日，夏衍在与表哥李幼甫玩耍时，李问道：“杭州开始剪辫了，你敢不敢？”他居然一刀就剪下了辫子。这种当出头椽子的行为受到他母亲极严厉的呵责。要知道，当时连革命政府都督汤寿潜都未剪辫子！“因此母亲便和那位表兄大大地闹了一阵，结果表兄说着‘要杀[5]头我陪你’，生了气便一剪刀将自己的辫子也剪掉了。”
据说，夏衍是严家弄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这件事虽说不上有什么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解释成为是少年人的一时冲动，但从夏衍的成长历程来看，却是颇具意味的。一方面，夏衍对于重大事件的独立判断和决然态度于此已露端倪。早年的夏衍一向拘谨、内向（母亲戏称他“洞里猫”），一向很听妈妈的话，但在剪辫这样的大事上，他却不打招呼就作出了独立判断——尽管这一举动在当时看起来还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负气意味。另一方面，夏衍从一开始就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军政府抱有好感。夏衍回忆说：大概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很快剪下了他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则围在[6]警察身边起哄。
革命激情的时代种子在夏衍心中已悄然发芽。
剪辫事件后不久，经过舅舅的介绍和安排，夏衍到德清县高等小学念书。德清县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镇。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此地正式设县，初名武源县，后又更名为临溪县，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乃正式定名为德清县。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西部为天目山余脉，群山连绵，东部则为平原水乡。“碧水翻从城里过，青山直到县前来。鱼商酒肆晴遍集，钓艇莲舟共晚回。”这是明代诗人张羽（《登百谅山》）对德清县城的写照。
德清不仅山河毓秀，物产富庶，而且文化事业也相当发达。到了清代，德清一度被视为浙江西北“文风鼎盛之地”。徐、胡、俞、蔡四姓被誉为“四大家族”。徐家五世入翰林，蔡家历康熙、雍正、乾隆朝三出状元，胡家的胡渭精通舆地学，俞家俞樾是晚清第一流的经学大师。到晚清、民国时期，德清一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1901年，德清人许炳堃和蔡焕文在德清城关镇内创办了一家用“新法教授”的“务本学塾”，在湖州一带号称得风气之先。1904年，在当地士绅蔡焕文、程森、施涵、徐士骏的呈请下，“务本学塾”正式改设为“官立两等小学堂”，即现在的德清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的前身。夏衍就是在舅父徐士骏的照拂下，才得以进这家小学念书的。
德清县高小校长曹绪庄是夏衍遇到的第一位恩师。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个教室的走廊上，一张方案除文房四宝外，就是一摞摞学生的作业。除了上课、巡视，整天就坐在方桌边批改作业。他坐的地方，三个教室的动静都能听见，只要他一到，立即秩序井然，肃然无声。据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学生回忆，曹校长平时少有笑容，只在批改作文时偶有例外。他常将学生们叫到方桌旁，边改边讲。一次作文题为《施茶亭序》，一同学作文中用了“寸水难觅”四字，曹先生认为用得恰当又不落俗套，在这四字旁打了双圈，摇晃着脑袋，脸上露出了笑容。
曹老师十分重视利用乡贤事迹教育学生。学校左侧有一座保持明代建筑风格的大殿——明伦堂，是当地祭孔的地方。凡本县出身考中状元、探花、榜眼的人，在这里都有一块匾额，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年中试之类的字样。曹老师常常带着夏衍等学生到明伦堂来，向他们历数德清在清代出的状元和大学者的名号。夏衍记得最后一个状元即为朴学大师俞樾（曲园），他是后来白话诗人俞平伯的[7]曾祖父。
先贤的事迹对于少年夏衍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在念高小时，夏衍一直“谨言慎行”，勤奋读书，是十分聪慧听话的好学生。这一点曹校长印象很深，后来夏衍高小毕业回到杭州，因无力升学进染坊当了学徒，曹校长得知后连声说：“可惜，可惜。”后经他极力推荐，才被保送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进校不久，家境困窘，缴不起学杂费，夏衍几乎辍学。曹校长闻讯后，又在自己经济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每月抽出四元大洋，悄悄地寄给夏衍，资助他度过难关。1986年5月27日夏衍回到德清母校，对当年的校长兼国文老师深为怀念。当他讲到了上面这件事后，参加会见的许多老教师说从未听曹先生谈起过，连他的子女也不知道。
德清距离杭州不远也不近，坐“脚划船”要七八个小时，每年寒暑假可以回家，但在德清上学时，夏衍常常感到寂寞和孤单。本来，他年少远游，缺乏母亲的照顾，内心就够凄惶的了。他的舅父徐士骏是一个相当老式的家长，表兄们又比他的年龄大得多，玩不到一起，因此他常常独居后院。到晚上，就在油灯下独自看书，或是帮着舅舅家开的“赏发档”“德和酱园”记记流水账，抄写一张张会帖。这时，舅舅家的小花猫便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后来，他的夫人蔡淑馨说他脸型像猫，有时就干脆用日语叫他“ねこ”（日文，即猫）。他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他觉得自己和猫是有特别缘分的。
夏衍在德清读书三年半，到1914年夏天毕业，母亲把他接回了杭州。[1]沈祖安：《夏衍故乡行》，夏衍研究会：《巨匠光华映钱塘：夏衍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2]陈坚：沈云轩谈话记录，1980年4月2日。[3]“夏全15”，第8页。[4]夏衍：《辛亥杂忆》，“夏全9”，第150—151页。[5]夏衍：《辛亥杂忆》，“夏全9”，第151页。[6]“夏全15”，第11页。[7]“夏全15”第11页。此当为夏衍的误记。俞樾在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中进士第十九名。在朝考中（清代跟进士考试有关的，有会试、复试、殿试、朝考四种，殿试一等前三名即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直接入翰林院为官，不参加朝考），以一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破题，得主考官之一、礼部侍郎曾国藩激赏，授朝考一等第一名，非殿试第一名“状元”。[可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但是否是状元根本不影响俞樾在晚清文化史上的地位。俞樾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戏曲等均有精深研究，著名弟子有孙诒让，章炳麟等。他一生著述不倦，有《春在堂全书》500卷。
第三节 “甲工”时代
1914年，沈家陷入了全面匮乏困顿之中。回到杭州后不久，一天深夜，夏衍倚在床头，凭着一盏豆油灯的微光，正看着从表哥处借来的《鲁滨逊漂流记》，却听到了寂静中传出的母亲在被窝里啜泣的声音。
母亲的眼泪在夏衍童稚的心灵引起了从未有过的震动：自己已长成一个半大人了，还能全靠母亲和兄长抚养么？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决定进城去找工作。经过几天的寻觅奔走，终于在太平桥附近的泰兴染坊店找到了做学徒工的工作，没有工钱，但管饭。不管怎么说，少了一张嘴巴，就能给家里减轻一份负担，何况学徒工满师后就能赚钱呢！
夏衍到泰兴染坊上工了。由于他老实勤快，聪明好学，再加上受过正式的教育，染坊里的老板和账房对他有些另眼相看。给他派的活，总是相对干净些、轻松些，因此夏衍倒也未觉得做学徒工有多大辛苦。但他却看见了手工操作的染色工人的劳苦：“当时的作坊根本没有机器，练棉纱就在一口大锅里把碱水煮滚，然后把生纱搭在一根木棍上反复煮练。练工是不带手套的，他们的手掌长期和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就逐渐结成了一块大趼，而且由于强碱的腐蚀，厚趼上就发了[1]蜂窝似的孔点。”这种工作引起了夏衍的同情之心，再加上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穷愁生活的感触，不自觉中他开始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劳动者遭受如此的折磨是必然的吗？大多数人能摆脱这种贫困吗？[2]
夏衍在泰兴染坊待了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1915年春，一个人生转折的机会从天而降：他被保送到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了。原因是这样的，甲种工业学校这一年晋格为公立学校，浙江省每个县都有选送两名公费学生的机会，学费由各县政府支付。因为夏衍在德清高小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受到校长赏识，大约徐家又施加了一定影响，他便幸运地被列入了保送生的名单。
1915年9月，夏衍进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始了他五年的中学生涯。
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创办人是德清人许炳堃，时任校长。夏衍就读的德清高小，许氏就是主要创始人之一。这段香火之情对夏衍来说是很重要的。“甲工”是浙江省“实业救国”思想的大本营。当时，浙江省是全国近代工业发展较快的几个省份之一，沪杭铁路的营造成功，预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主义殖民化经济相抗衡，在思想上也坚定了一部分人的信念：中国人完全可以逐步建立起与整个近现代世界文明体制相符合的国家体制，并进而争取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永不再受人欺凌。许炳堃就是笃信这种“实业救国论”的人。他办学十分严肃认真，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考试制度，还聘请了许多优秀教员，如关振然、陈建功、谢迺绩、徐守祯、钱昌祚、杨杏佛等。其中，国文教员谢迺绩日后对夏衍的影响最大。
许氏办学，确有成效，当时浙江、上海一带的纺织专业人才，多毕业于“甲工”。“甲工”最早开办于1911年3月，当时名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设机械、纺织二科，修业期限为三年。辛亥革命期间一度因经费断绝而停课。1912年3月复课，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至1913年始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增加了染色、化学等专科，修业期限为四年，另设一年预科。“甲工”校址设在蒲场巷场官弄报国寺（今大学路）。校舍四周护城河环绕，河畔有两座小山，有一面连着旧城的城墙，林木苍翠，流水悠悠，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学校开办之初，利用停办的铜元局现成楼房改为学生和教员宿舍；又将原有动力、金工、木工、锻工等车间改为学校工厂，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工校课程（包括体操、图画）每周上课14小时，实习18小时，实习成绩与课堂知识并重。规定的课程比一般中学既多且深，像数学，为赶上或超过日本中等技校的水平，已教至微分和大代数。主要课程用的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教科书。学生成绩分操行、学科、体育三项，一课不及格，而平均分数及格，毕业时只给修业完毕证书。“实习不合格就不能毕业”是“甲工”又一个颇有特色的校规。由于学校功课繁重，学生中途退学者不在少数。
在“甲工”最初的两年中，夏衍学习勤奋，成绩很好。期间，他遇到了一位他终生难忘的“最好的老师谢迺绩”。谢迺绩，字印三，出身绍兴的书香世家，曾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于1907年归国。他早年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过光复会，崇敬革命领袖人物徐锡麟、秋瑾。他认为秋瑾是“女界豪杰，千古一人”。1915年，谢经友人介绍到“甲工”任教。大概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一个气质、情感相投的缘故，谢本人博学方正，具有爱国思想，是五四运动前“甲工”教员中极少数同情进步学生的一位老师。夏衍在“甲工”读书期间，深深敬爱着这位师长。
谢迺绩对夏衍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谢先生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1918年的一天，谢先生在讲堂上离开课本，向同学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同学们说：“秋瑾是为中国革命第一个被砍头的女性。秋瑾的死，不单是为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谢先生的这番话特别使夏衍不能忘却。他日后的剧作《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即[3]受了这句话的影响。二是谢先生授课评文，注重言之有物，平实明确。他十分推崇《古文观止》，像其中王禹偁《黄冈竹楼记》那样叙事生动、用语凝练的好文章，一定要学生反复阅读，并且全文背诵出来。谢先生还主张写文章文风要舒张淡雅，反对剑拔弩张。夏衍记得，民国五六年，正当复辟和军阀战争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这类由各自幕客所写檄文骈四俪六，写得有声有色，不知不觉，也对夏衍产生了影响。这年冬天，杭州隆重追悼黄兴、蔡锷去世，事后夏衍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追悼黄、蔡，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情感激涌，自以为写得痛快，谁知道谢先生看后，却加了这样一个评语：“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在课后，谢先生单独告诫夏衍：要多读《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的文章，少受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
谢迺绩的教导令夏衍终生难忘，对他日后清淡简明文风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夏衍在60年后回忆这一幕时还说：“这位恩师的[4]话，我还是常常想起，引以为戒的。”
谢遒绩任教于“甲工”同时，还在浙江笕桥甲种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后来有“现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教授亦曾从学于谢先生，他对于谢老师的学问人品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谢先生教课有自己的特点，一般选文都事先刊印分发，只对重点作解释，而着重启发学生思考。他强调好文章不在于辞藻的华丽，首先是要言之有物。”[5]
然而，像当时许多有头脑的年轻人一样，夏衍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书堆里，在他内心里更有不能排遣的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之情。尽管在教师眼中他一向是个好学生，但实际上他从来也不甘心做一个只管课业、求田问舍的好学生。即使在家境极度困难、自己甚至不免在泰兴染坊做学徒工的时候，他有时也与好友讨论“中国出路”这样一类大问题。一次他和表兄李幼甫为“中国会亡国吗”之类问题激辩，李幼甫嘲笑他再考虑这类问题只好像陈天华一样跳海了。夏衍输了辩论只[6]能悻悻归家。不过，这样的争辩对李幼甫来说可能只是一时口舌之快，但对夏衍来说却是一颗潜藏于心的思想种子。1917年时局的变化催醒了夏衍心中的这颗思想种子，这使得他的眼光迈出了书斋，开始自觉地投向激烈多变的社会现实。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建立。但中国社会却丝毫未因民国的建立变得有序——事实上，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崩溃，这社会比较晚清似乎更显得杂乱无章了。这种混乱在1917年达到了高峰：该年初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达到高潮，6月，张勋借口调停却试图恢复清王朝，旋即失败。接着爆发了护法战争。该年11月，浙江的宁波、温州、处州、绍兴、台州、严州诸地区，响应护法号召，先后宣布过独立。这一场场政坛的风云变幻，军阀之间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不能不使夏衍这样的正直少年，对民国政权的革命性和有效性产生极大的怀疑；而在国势危殆的局势下，他所笃信的“实业救国论”，也显得苍白无力。他因此开始关注学业功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讯息。
1917年也是一个西方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年份。学校图书室里的报刊有限，除了《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之外，只有一份上海的《申报》，但在学生宿舍里，却可以见到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这些报纸的副刊《学灯》《觉悟》十分活跃，不断地发表介绍各种新潮和报道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它们所宣传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及十月革命后劳农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像磁石一样把夏衍吸住了。尽管这类文章不太好懂，对各派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解释也不一致，但它们却震动了夏衍敏感的神经末梢：原来还有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夏衍大有兴趣地阅读各类时文，并时常似懂非懂地与周围同学热烈地展开议论。
到了1918年暑假，夏衍从已自“甲工”毕业的汪馥泉和褚保时那里，看到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就使他更加倾心于新思想和新学说了。“说也奇怪，我那时正在用功读古文，同时还在背诵唐诗三百首等等。可是看了《新青年》这类杂志之后，学古文的劲头[7]就消失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这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的名字，开始闯进他的脑际，他感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从这年冬季起，汪馥泉就经常约夏衍和他的同班同学蔡经铭谈话，谈话的地点是设在西湖湖滨平海街的浙江省教育会和贡院前的浙“一师”（即现在杭州市高级中学的前身）。省教育会是全省教育界的一个民间组织，成立之初会长是章太炎先生，其时正由“一师”校长[8]经亨颐主持。经先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以教育会名义邀请新文化进步人士来讲演，并主编《教育潮》，介绍和宣传《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省教育会大楼已成为传播新思潮的一个据点，各校的进步学生便常常到这里见面和开会。参加这类谈话的人有时3至5人，有时则6至7人不等。谈话的主题是当时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军事条约，当局的卖国行径激起了谈话者的极大愤慨。在这样的场合，夏衍又结识了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一师”的教师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在当时都是宣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的代表人物），省立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9]成等人。这样，这一群还是中学生的热血青年，便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互相熟识并很快集结到一起，成为浙江学生运动的一支中坚力量。1918年的杭州，也和整个中国一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最富革命精神的北大学生率先冲出校门，喊出“废止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革命的烈火从天安门很快燃遍神州大地。过了两天，5月6日消息传到杭州，青年学生情绪十分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当天晚上，之江大学学生会召开师生大会，决定在校内组织一个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并派代表跟全市中等学校联络共同行动。法政学校、工业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等校学生积极地行动起来，沉寂的校园开始沸腾了。
5月8日，杭州中学以上的学生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游行。到12日，示威更有组织，规模更大了。这一天上午8时，14所学校共3000余人，聚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学联成立大会，“一师”宣中华被推举为理事长。会后，以“浙江省垣中等学校以上救国团联合会”的大幅横标为前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甲工”机械科的方兆镐和染织科的夏衍，事先出席了在宗文中学和之江大学召开的预备会议，会议一结束便立即回校连夜进行发动，编印传单，制作标语。游行这一天，工校大部分学生都上了街。同学们手拿小旗，上面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毋忘国耻，同胞速醒”等各种标语，有的还举着手绘的山东省地图和曹、章、陆三人的漫画像。当游行队伍进到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门前时，军警站满岗哨，步枪都上了刺刀，一派杀气腾腾。同学们喊出“不怕流血”的口号，毫不示弱。最后到达省议会宣读了请愿书，将近傍晚游行队伍才散去。“五一二”大会把各校爱国力量汇成了一股洪流，然后这股洪流又分成许多支流，涌向各处。这时工校方兆镐已担任市学联会长，大部分精力在学联方面，夏衍和孙敬文、蔡经铭等成为主要骨干。他们带领同学深入大街小巷，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工校是检查日货最活跃的一支主力军。他们组成了小分队，在清和坊、城隍牌楼、湖墅等处，贴满“中国人不用仇货”的标语；到高义泰、孔凤春等大商店和南洋烟草公司门前演讲和警告；还到拱宸桥、城站等水陆码头，对过境的商品、客商行李进行检查，凡是印有“登陆商标”（当时日货均有这四个字）的货物一经查获，一律没收。5月18日，各校检查到的日货都堆集在湖滨公众运动场，连同同学们自己平时使用的日本货如雨伞、手帕、皮包等，一起当众烧毁，万余群众一齐拍手，高声欢呼。当然，也有较为自私的小市民绝不肯焚毁自己店中的日本货，坚决抵制，夏衍与伙伴们有时就不免动武：“五四运动时，[10]我才十九岁，上街查日货，也拿棍子打过奸商。”
夏衍的组织才能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培养。三年之后夏衍在日本撰写的自传体小说中这样谈到过自己：“在少年的时候，中学校的王国，我如火如荼的事业，受同学们狂热的欢呼，痛烈的攻击，[11]多是我现在憧憬不堪的往迹。”从中不难窥见夏衍当年在学潮中意气风发的身影。
检查日货这件事激怒了官厅，浙江省督军杨善德训令警务处，对学生结社集会一律予以禁止。工校参加游行和抵制日货的学生出动最多，因此出现了“甲工”学生会要被强令解散，方兆镐要被勒令开除的传闻。不过，许炳堃在杭城各校校长中，虽是出了名的保守派，但保护学生的立场是坚定的。他召集了夏衍这一批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了规劝，态度是和蔼的。尽管夏衍等人明显没有接受许校长的意见，但官方的惩罚也没了下文。
1919年的夏天，期终大考结束后，受“五四”新思潮的激发，夏衍回到他做过学徒的泰兴染坊，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出了《泰兴染坊底调查》，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会刊》。这是杭州“五四”学生运动留传至今仍然具有历史意义的实绩之一。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可以比较充分地看到夏衍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个性。由于工科学生出身，夏衍即使在热火朝天的学生运动中，也十分关注切实的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又能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民族手工业面临现代化大工业挑战所造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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