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阅读：七年级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智范

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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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阅读：七年级下册试读：

敬告作者

为了编好这套《七彩阅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本套书的主编合作，与收入本套书作品的作者进行了广泛联系，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由于一些作者的姓名和地址不详，我们无法取得联系。敬请各位拥有著作权的作者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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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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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阅读》编委会

编　委

　　　　巢宗祺　方智范　朱家珑　张　庆　李　亮

主　编

　　　　方智范

编写者

　　　　方笑一　戴晓娥　徐　艳　朱　念

　　　　丁梅红　周　锋　沈高明　沈春媚

　　　　袁　源　蔡肇基　万修芬　郑　凛

　　　　汪　峣　刘予珠　徐珊珊　陶　佳

致小读者

在你打开这册书的时候，我们想对你和你的家长说以下一些话。《七彩阅读》希望引起你浓厚的阅读兴趣。书中的选文当然要有趣，编排方式也要讨你喜欢，这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更追求活泼健康的生命情趣。《七彩阅读》希望为你打开一扇窗户。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文课外读物，它的题材内容要丰富广泛得多，透过这扇窗，你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广大无比的世界。《七彩阅读》希望不仅让你增加知识，更能使你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有一个善于想象的头脑。因为爱因斯坦说过，智慧和想象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想，你一定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们将引领你走进《七彩阅读》，去面对缤纷多彩的自然，同样缤纷多彩的社会，以及更加缤纷多彩的人类心灵。

你将经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习阶段，从儿童到青少年的成长时期，《七彩阅读》会成为你忠实的伴侣，诚挚的朋友，与你一起成长、发展，走向完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

1　忆儿时

忆儿时

选自《缘缘堂随笔》。一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

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地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要蚀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地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饲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

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静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噪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采茧，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近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轧脱的。她又说：“小囝囝不可走近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糕。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哩！”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诸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堂窗、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匾、缸，又不断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

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

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诸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做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青散记》里面有两句仙人的诗句：“自织藕丝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二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

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即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里，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诸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姐不分而散。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茹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

然而这一剧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三

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交游，而这交游的中心，在于钓鱼。

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侣伴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赴市，必须经过他家的豆腐店的门口，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谊，故他家的人对于我特别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侣伴中，王囡囡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气力比我好，生活比我丰富。我们一道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偕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

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木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钩住鱼的颚，鱼就逃不脱。”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

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花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读与思艺术大师丰子恺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大家喜爱。《忆儿时》为我们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通过回忆儿时不能忘却的三件事，作者用质朴、活泼的语言为我们还原了他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请你体会文中作者细腻丰富的情感，也回忆自己儿时的趣事，和家人、朋友交流、分享吧。

校门内外（节选）

选自《萧乾忆旧》。

我出生在一个蒙古人家，穷得连小饭桌都卖给了“打鼓儿的”（收购破烂儿），唯一的亲人—我那寡妇妈还得出去为人佣工。但这个蒙古家庭却有个好传统：再困难也不让孩子失学。所以我刚能跑动，就被送去念书。

我生平进的第一所学堂是设在北京新太仓路东一座尼姑庵里的一家私塾。当时我好像还不到六岁。头一天是挎了书包，由妈妈拉着手领去的。那时我们住在小菊儿胡同，以后就自个儿上学了。尼姑庵门前有个小土坡，教室设在跨院里—是一间黑咕隆咚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两排小书桌是砖砌的，上面抹着油灰。孩子们（我的同学）坐在板凳上一边扯了脖子唱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一边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剥落的墙上贼眉鼠眼地蹿着壁虎，脚下时而还有觅食的老鼠在砖砌的书桌间穿梭。

老师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头架子了。他戴着副老花镜，手里托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很快我就领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倔老头子。在他手里我可没少挨剋（kēi）。那烟袋锅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还专挑脑袋上打。书背不上来必然挨打，但更使老头子动气的是，到时候交不上来束脩。“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刚念《论语》，脑袋上就给他敲出好几个包。而且我们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么也不给讲解。后来，我妈妈打听出九道湾里有一家私立小学，算是个新式学堂，念的也不再是《论语》了，而是新教科书。所以没多久，我就又转了学。

我还记得妈妈送我上学的那天。小胡同弯来弯去，真是九道弯。每拐一个弯儿，我都挨紧妈妈一下。六九年在咸宁干校，我送小儿子去城里住宿学校时，一路我都在回想当年妈妈送我去九道湾那趟，也那么依依不舍。

所谓“学堂”不过是个小四合院。老师和师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欢穿花袄的师姐。所谓“学堂”就只是那间东屋。记得那正是三伏天，屋里面西晒得成了个小火炉。

这里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还是让学生们成天扯了脖子唱课文，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那北屋里，很少讲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烟袋锅子，改打板子了。可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若不能按时交学费（更不用说年节送礼了），照样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妈妈见到我手心肿成那个样子，就暗暗掉眼泪。

那阵子，我那寡妇妈见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间房的学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后来娶了美国嫂嫂安娜的）跑来说，安定门有家长老会办的学堂，不但有小学，还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还收工读生：不但免交学杂费，每月兴许还能挣上块儿八毛的。那里为工读生办有地毯房、羊奶厂和一所印刷作坊。学校的名称是崇实，英文是Truth Hall（真理大厅）。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妈妈当机立断：退了九道湾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这家崇实小学。那里的教务主任听说我读过两家私塾，就让我插班念三年级。当时小学是四年制，所以转年我就又升进了初中。

这家小学的校舍是个窄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间间的教室，雪白的墙，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圆凳，这里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还有一张带抽屉的小书桌，真抖啦！

我读小学那一年还顺当，但毕业那天却干了件蠢事。那天，学校从王府井请了一家照相馆的人来照师生合影：老师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则盘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照相。事先听老人说，照相会摄魂、伤神、减寿，可当时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相用的是转镜，当镜头转到我时，我把脑袋朝里一歪。洗出之后，足挨了老师一顿臭骂。

我就那样告别了崇实小学。读与思作家萧乾小时候因家贫，辗转读过几所学校，校门里有苦涩、心酸，也有令人难忘的趣事。你在校园中经历过什么难忘的事情呢？试着用文字描绘出你的校园生活吧。

失去了的书桌

选自《冯骥才散文精选》。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地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黯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初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儿。别看它这份模样，三十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

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儿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它们—

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我一排排地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儿，就在这桌上吧！

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

这些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儿，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儿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得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混淆了他的眼神，使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地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

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事也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的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儿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

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

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

它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儿，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地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它呢？依然默默旁立。它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它，它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

我过去的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了。哪怕我忘了，它也会无声地提醒我。

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

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初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伶俐地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荫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这块厚厚的荫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

我终于失去了它。

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它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它保住了生命。它才是真正地为我献出了一切啊！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位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它，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碎损的稀世古物。

它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我因此感到隐隐的忧伤。不由得想起几句话，却想不起是谁说的了：“啊，生活，你真迷人……哪怕是久已过去的，也叫人割舍不得；哪怕是不幸的，也渐渐能化为深沉的诗。”读与思本文以书桌为线索贯穿全文，选材详略得当，质朴情深。结尾一段含蓄深沉，耐人寻味，浸透了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深刻思考。

鱼鳞瓦

选自《肖复兴散文100篇》。

老北京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和故宫里的碧瓦琉璃，形成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气魄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难怪贝聿铭先生那时来北京，特别愿意到景山顶上看北京城这些灰色的鱼鳞瓦顶。

在我的童年，即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基本上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因为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还在，而且占据了城市的空间。想贝聿铭先生看见这样的情景，一定会觉得这才是老北京，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色彩和力量吧？

想想，真的很有意思，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要插在门上，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对于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那时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爬到房顶上揭瓦玩，这是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我相信，老北京的小孩子，没有一个没干过上房揭瓦这样调皮的事。

那时，我刚上小学，开始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上房揭瓦。我们住的四合院的东跨院，有一个公共厕所，厕所的后山墙不高，我们就从那里爬上房顶，弓着腰，猫似的在房顶上四处乱窜，故意踩得瓦噼啪直响。常常会有邻居大妈大婶从屋里跑出来，指着房顶大骂：哪个小兔崽子，把房踩漏了，留神我拿鞋底子抽你！她们骂的时候，我们早就踩着鱼鳞瓦跑远，跳到另一座房顶上了。

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了一面坡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了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的我好奇而百思不解。漫长的日子过去之后，大院里有的老房漏雨，房顶的鱼鳞瓦换成波浪状的石棉瓦或油毡和沥青抹的一整块坡顶，说实在的，都赶不上鱼鳞瓦，不仅质量不如，一下大雨接着漏，也不如鱼鳞瓦好看。少了鱼鳞瓦的房顶，就如同人的头顶斑秃一般，即使戴上颜色鲜艳的新式帽子，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前些天，路过童年住过的那条老街，正赶上那里拆迁，从房顶上拆下来的鱼鳞瓦装满了一汽车的挎斗，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码在车上，也呈鱼鳞状。那可都是前清时候就有的鱼鳞瓦呀，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还是那样结实，那样好看。又有谁知道，在那些鱼鳞瓦上，曾经上演过那么多童年的游戏呢！

其实，平日里在房顶上疯跑的游戏，并没有任何内容，但形式带给我们的快乐大于内容，能惹得邻居大骂却又逮不着我们，便成为我们的一乐。当然，要说我们最大的乐，那还是秋天的摘枣，和国庆节的看礼花。

那时我们的院子里有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吃。也可以站在树梢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比我们小的那些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这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打枣一般都在中秋节前，这时候，国庆节就要到了。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了。

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就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那时候，即使平常骂我们最凶的大妈大婶，也网开一面。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成了我们上房的通行证。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晚霞中的西山在我们脚下一览无余。我们的院子就在前门西侧一点，天安门广场更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看着晚霞一点点消失，等候着夜幕一点点降临，就像等待着一场大戏上演一样。我们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不住地问身边的大哥哥大姐姐：礼花什么时候放呀？

其实，我们心里谁都清楚，让我们期待和焦急的，不仅仅是礼花点燃的那一瞬间，更是礼花放完的那一刻。由于年年国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我们都有了经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一般国庆那一天都会有东风，那些小降落伞便都会随风飘过来。燃放礼花的那一瞬间，我们会稳稳坐在那里，看夜空中色彩绚丽的礼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但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

当然，够得着够不着，全凭风的大小和运气了。因为那一刻，附近四合院的鱼鳞瓦上站满了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在和我们一样伸着竹竿够。风如果小，就被前面院子的孩子够走了；风要是大，降落伞就会像存心逗我们玩似的从我们的头顶飞走。记得国庆十周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属于大孩子了，那一天晚上，不知是天助我也，还是那一年国庆放的礼花多，降落伞飘飘而来，一个接着一个，我轻而易举就够着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也就是从那一年以后，我没再上房玩了。也许，是认为自己长大了吧。读与思文中讲述了作者儿时的“三乐”。一乐是“上房揭瓦”；一乐是秋天摘枣；还有一乐是国庆看礼花，用竹竿够降落伞。旧北京的几片鱼鳞瓦，引出了作者对少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城市变迁的感慨。

同学会

选自《席慕蓉作品经典品读》。

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

春天的夜晚，高速公路上的雾很浓，尤其是林口附近那一带，车子不得不慢了下来。想起刚才和同学们告别的时候，他们那样慎重地千叮万嘱，要我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语气里那种诚挚的关爱，使我此刻一个人在方向盘后也不禁微笑了起来。

多少年以前就已经相识了的人啊！少年时在一起习画的种种好像只不过是昨天的事，怎么一晃眼竟然就过了二十多年了呢？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少年，在今夜的重逢里，在最起初的时候，几乎不能相认。然后，在短短的犹疑之后，我们都叫出了彼此的名字，在那重新相认的一刻里，二十多年前所有的那些记忆，都争先恐后地拥挤到我们的眼前来。

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忘形，那样争先恐后地，想要把我们心中的种种都在这刹那间说出来的罢。我所记得的他，他所记得的我，我们当年种种糊涂的快乐，在二十几年之后重新再提起来，就会在所有人的心里渲染出一种如痴如醉的狂喜，记得的人赶快在旁边再加进一些细节，不记得的人就会不甘心地一直发问：“什么时候？在哪里？我怎么都忘了？真的吗？我真的是那样吗？”

真的吗？我们班上女生有十二个，号称“十二金钗”，真的曾经在三军球场里（我的天！三军球场！我们真有那么老吗？），在一次迎新晚会上跳过印尼土风舞吗？“怎么没有？我还记得很清楚。”阿锦笑着说，“阿玉就在我旁边，一直跟我说，她的纱笼要掉下来了，我就叫她用手臂想法子夹紧一点……”

真的吗？阿锦，我们真的是穿了纱笼上去跳的吗？怎么可能？我十几岁时瘦削平板的身材怎么能穿得住纱笼？是不是也跟阿玉一样，一直担心它要掉下来呢？是不是那样？我怎么全忘了，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呢？

再多说一点好吗？请你们再多说一点，再多告诉我一点，那些已经被我忘记了的，不再回来的岁月里曾有过的欢乐和悲伤，那些逐渐变远变暗的时光。“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晚自习不是都在博物教室吗？那个教室后面有很大很大的窗户，可以看得很远。我最记得了，有一次第二天要考物理，全班都在死拼，只有你一个人坐在大窗户前面，背对着所有的同学。我走过去问你在看什么，你说在看天上的月亮。我问你明天要考试了怎么不看书，你的回答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说你对理科的书不感兴趣，也读不进去，不如看看这么好的月亮……”

真的吗？阿绍，我真的是那样？在那样年轻的岁月里，就有那么大的勇气？我真的曾经是那样可爱的一个人吗？我怎么都忘了，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呢？

老师也在旁边微笑了。是啊，老师，您是一直知道我的。一年级时，因为没有理科的课程，所以我每次都可以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可是，到了二年级以后，就不知道要排到什么名次以后去了，那时候又编《北师青年》，把所有课外该读书的时间都放了进去，成绩更是一落千丈，情绪因而变得很不稳定。

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个下午，那一个充满了阳光与温馨记忆的下午，您站在窗前对我微笑着叮嘱：“参加课外活动，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功课没有关系，能应付过去就好。我只要你振作起来，我只要你知道，不管功课好坏，老师一样喜欢你，老师喜欢你。”

那个下午，我是怎样回答您和怎样离开您的，我都已经忘了，可是，您在窗前对我说的话和那种明亮的阳光一直留在我的心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每次都要落泪。谢谢您啊，老师，谢谢您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一种鼓励和安慰，给了我一种可以延续到一生一世的支持。“记得我们的合唱比赛吗？阿丽做指挥，把我们骂得好惨的那一次？”

当然记得了！清宗。阿丽是我们之中最凶又最有正义感的女孩子，她当指挥，谁也不敢不唱。而且，我们那次不是得了个第一吗？第一名的奖品是什么呢？“是面包啊！一大箱的面包啊！”

真的吗？那时候的师范生能有一箱面包做奖品一定很快乐罢！

刚进北师的时候，女孩子受不了苦，常有跑回家去的，也有不肯去饭厅吃饭的。其实，第一次离家的我们，伙食不好不过是一种藉口，最受不了的是团体生活里的种种限制，晚上更常常躲在被窝里流泪，恨不得也能跑回家去，而且一去再也不回来。“我最记得刚开学才一个礼拜，大家还不太熟，有一天上午，阿丽拿了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包袱，走进教室里来，向大家一鞠躬，然后说：‘各位同学，再见。’说完了，就神神气气地走出教室，回家去了。我当时好羡慕这个女生的勇气，可是，不到一个礼拜，她又乖乖地回来了……”

阿义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凑了过来，坐在桌子另一端。穿着件很细致的灰色衬衫的阿丽不知道我们正在说她，还安静地对我们微笑，我们就愈加嚣张地哄笑了起来。

此刻，在回程的路上，在越来越浓的雾里，我把车速减慢，把警示灯打开，在一闪一闪的灯光里，一段又一段地回味着刚才相聚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快乐。

想到十几岁时的阿丽提着包袱向大家郑重道别时的那种模样，我一个人在夜雾里也不禁又大声地笑了出来。

可是，有些什么开始不对了，心里忽然开始紧紧地抽痛起来。

阿丽，二十多年来的你，在生活上经历了那样多的波折，每一次的波折你都坚强地面对着，坚强地应付过来了。阿丽，我亲爱的朋友啊！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不是已经明白，在真实的人生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从容地提着包袱去投奔了呢？

而我和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长大成人了以后，唯一学会的只是，只是知道无论遭逢到什么样的命运，也只有硬着头皮迎上前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提着包袱去投奔的地方了。

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在大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开始静静地流下泪来。

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读与思“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写了同样的一段话，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在大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上”，参加完同学会的作者，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

呼唤童年

选自《你是我不及的梦》。

那时候，我还是个初小的学生。

当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家中住着四个堂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当然也住着大伯父母和父亲、母亲。

我的三堂哥陈令，在当年好似很爱往乡下跑，什么地方都骑车去。那个小小的我，总也死皮赖脸地坐在脚踏车前面那条横杠子上，要跟去。

堂哥陈令对于淡水河最是熟悉，暑假时，总有几个中午，他骑车呀，要骑好久好久，跑到关渡那一带去涉水。

我们不是去钓鱼，我们去沙丘里摸蛤蜊。

站在关渡的岸边，并没有固定的小船停着等人，可是在当时，河面上总有船划过。每当有船漂过时，堂哥就推我一下，我把手圈成喇叭，发声狂叫“船呀—船呀—”，叫出来的闽南语响彻了整条河水。

那个民间的船，自然就会过来，我们把脚踏车锁好，平放在岸上，跳进船里，那时候鞋子、袜子都已脱掉了。下面穿的是一条在学校打“躲避球”的黑色灯笼裤，短的。

船把我们渡到河水中间大片的沙丘上去。

也许是年纪小吧，回忆中，站在那片凸起来的沙丘上瞭望着河水，总觉得好似站在大海里那么渺小又那么骄傲。

总是深深地呼吸，把空气当成凉水来喝。那条大河，围绕着我，干净地流过。我把光脚插到沙子里去，拖地板一样把它拖出一条条深深的沟来。

那时候，堂哥的腰上，扎着几个打了洞的空罐头，铁皮做的。在那个美丽的时代里，没有塑胶的东西。堂哥说：“来吧！”我们就开始了。

跪在湿湿的沙地上用十指向沙堆开始进攻。每挖数十次，也许可以筛出一个蛤蜊来。每当得了一个蛤蜊，总像拾到了金宝那么地欢喜。也可以说，比拾到了金子更高兴，因为蛤蜊可以吃，金宝有什么用并不知道。

只要那条静静的淡水河中，狂响起一个小女孩的尖叫声，那条河总也在烈日下一同歌唱呼应。

一个下午的玩耍成绩并不算好，摸得到半罐蛤蜊已经极有成就感了。我的筛子是十只手指，堂哥的一把筛子有点像猪八戒的耙子，只是小得多了。

并不在乎用什么东西去挖蛤蜊，使人兴奋莫名的，是那条在一个孩子眼中的“大河”。

夏日的微风吹着一束一束的阳光，把孩子的脸吹成了淡红的，吹到黄昏，就变成一张淡棕色的脸了。

总是不厌烦地跪在沙丘上，东挖挖，西探探，不然坐着也好。只要看着那流水，心里的欢悦，好似一片饱涨了风的帆，恨不能就此化做一条小船，随波而去。

那时候，太小的我，没有人可以倾诉这种心情，于是写了一首诗，在学校交给老师看。老师看了笑着说：“淡水河真是美丽的，下次远足，大家一起去。”

后来，从来也没有远足了。高小以后，总是补习、补习、补习。

许多年之后，有一个朋友问我：“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怎么度过的？不许想，马上说。”

脱口而出：“是那条淡水河给我的。”

后来，我长大了，第一次约会，朋友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淡水河，关渡。”

以后的很多年，只要回国，必去一趟淡水。那条河，不再是童年时的样子，岸边全是垃圾，河道也小了。

不止在淡水河摸过蛤蜊，同时也摸过螃蟹；那是在堤岸边。都是堂哥带去的。

许多许多年以后，堂哥带了他的三个孩子回台湾来，我问他：“你带孩子去了淡水吗？”

他笑了，说：“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现在的淡水河污染得那么厉害，谁肯光脚去踏水呢？”

说着说着，那个小女孩响彻云霄的呼唤声又那么清晰地在耳边传来。时光，很可以在记忆中倒流，如同那条唱歌的河，又一度慢慢流进我心深处。

在这种时候，嗳，说什么才好呢？读与思骑车、涉水、坐船、在沙丘里摸蛤蜊……孩童时期，一条“大河”就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作者用最舒畅的笔调和最愉悦的心情，书写了记忆中美好的淡水河，让童年时光在记忆中倒流，也流进了读者的内心深处。

七彩桥

●记一记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杨雄

这个世界上，关怀是最有力量的，时时关怀四周的人与事，不仅能激起别人的力量，也能鞭策自己不至堕落。—林清玄

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他同别人的友谊。—[美]林肯

●写一写

校园生活，五彩斑斓，喜怒哀乐，多种滋味。选择其中一种感受，记录下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你再读的时候，也许会笑出声来。

2　大师之境

罗曼·罗兰（节选）

选自《徐志摩散文名篇》。

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地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那时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地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用一个偷来的比喻—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不相干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不相干的。在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这就好似晴天里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二十二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三十八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地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十二部长篇剧本，三部最著名的传记，十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五十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读与思读完全文，你认为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呢？罗曼·罗兰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音乐评论家，从小就饱受音乐的熏陶，人们评价他常常“用音乐写小说”。请你在他的《名人传》《约翰·克利斯多夫》等作品中找寻这种特点吧。

我所见的叶圣陶

选自《朱自清散文名篇》。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得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从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读与思情乃散文之魂。本文寥寥两千余字，却情真意切，淡远幽长。看似平淡的文笔，写活了寡言、和易、多才，随和却又不妥协的“老先生”叶圣陶。对叶圣陶的记叙，也折射出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萧邦的少年时代

选自《傅雷文集》。

少年时代的萧邦，是非常快乐、开朗、讨人喜欢的；天生的爱打趣、说笑话、做打油诗、模仿别人的态度动作。这个脾气他一直保持到最后，只要病魔不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但是快乐和欢谑，在萧邦身上是跟忧郁的心情轮流交替着。那是斯拉夫民族所独有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他在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一会儿嘻嘻哈哈，拿现成的诗歌改头换面，作为游戏，一会儿沉思默想地出神。他也跟乡下人混在一起，看民间的舞蹈，听民间的歌谣。这里头就包含着波兰民族独特的诗意，而萧邦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无形之中积聚这个诗意的宝库，成为他全部创作的主要材料。

一位叫伏秦斯基的波兰作家曾经说过：“我们对诗歌的感觉完全是特殊的，和别的民族不同。我们的土地有一股安闲恬静的气息。我们的心灵可不受任何约束，只管逞着自己的意思，在广大的平原上飞奔跳跃；阴森可怖的岩石，明亮耀眼的天空，灼热的阳光，都不会引起我们心灵的变化。面对着大自然，我们不会感到太强烈的情绪，甚至也不完全注意大自然；所以我们的精神常常会转向别的方面，追问生命的神秘。因为这缘故，我们的诗歌才这样率直，这样不断地追求美，追求理想。我们的诗的力量，是在于单纯朴素，在于感情真实，在于它的永远崇高的目标，同时也在于奔放不羁的想象力。”这一段关于波兰诗歌的说明，正好拿来印证萧邦的作品。

萧邦与自然界的关系，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不是一个适合过乡间生活的人。”的确，他不像贝多芬和舒曼那样，在痛苦的时候会整天在山林之中散步、默想，寻求安慰。萧邦以后写的《玛茹加舞曲》或《波兰舞曲》中间所描写的自然界，只限于童年的回忆和对波兰乡土的回忆，而且仿佛是一幅画的背景，作用是在于衬托主题，创造气氛。例如他的《升F调夜曲》（作品第十五号第二首），并不描写什么明确的境界，只是用流动的、灿烂的音响，给你一个黄昏的印象，充满着神秘气息。

伏秦斯基还有一段讲到风格的朴素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萧邦的艺术特色。他说：“我们的风格是那样的朴素，好比清澈无比的水里的珍珠……这首先需要你有一颗朴素和纯洁的心，一种富于诗意的想象力，和细腻微妙的感觉。”

正如波兰的风景和波兰民族的灵魂一样，波兰的舞蹈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促成萧邦的音乐风格。他不但接受了民间的玛茹加舞、克拉可维克舞、波兰舞的节奏，并且他的旋律的线条也带着舞蹈的姿态。迂回曲折的形式、均衡对称的动作，使我们隐隐约约有舞蹈的感觉。但是步伐的缓慢、乐句的漫长、节奏跟和声方面的修饰，教人不觉得萧邦的音乐是真的舞蹈，而带有一种理想的、神秘的哑剧意味。

1828年，萧邦十八岁，到柏林旅行了一次。1829年到维也纳住了一个多月，开了两次音乐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报上谈论说：“他的触键微妙到极点，手法巧妙，层次的细腻反映出他感觉的敏锐，加上表情的明确，无疑是个天才的标记。”

十八岁去柏林以前，他便写了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歌词为根据的《变奏曲》。关于这件少年时代的作品，舒曼有一段很动人的叙述，他说：“前天，我们的朋友于赛勃轻轻地溜进屋子，脸上浮着那副故弄玄虚的笑容。我正坐在钢琴前面，于赛勃把一份乐谱放在我们面前，说道：‘把帽子脱下来，诸位先生，一个天才来了！’他不让我们看到题目。我漫不经心地翻着乐谱，体会没有声音的音乐，是另有一种迷人的乐趣的。而且我觉得，每个作曲家所写的音乐，都有一个特殊的面目：在乐谱上，贝多芬的外貌就跟莫扎特不同……但是那天我觉得从谱上瞧着我的那双眼睛完全是新的—一双像花一般的、蜥蜴一般的、少女一般的眼睛，表情很神妙地瞅着我。在场的人一看到题目—《萧邦：作品第二号》，都大大地觉得惊奇。萧邦？萧邦？我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名字。”

近代的批评家认为，那个时期萧邦的作品已经融合了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民族性。舒曼还说他受到几个最好的大师的影响：贝多芬、舒伯特和斐尔特。“贝多芬培养了他大胆的精神，舒伯特培养了他温柔的心，斐尔特培养了他灵巧的手。”大家知道，斐尔特是18世纪的爱尔兰作曲家，“夜曲”这个体裁就是经他提倡而风行到现在的。

华沙对于萧邦已经太狭小了，他需要见识广大的世界，需要为他的艺术另外找一个发展的天地。第一次的爱情没有结果，只有在他浪漫的青年时代，挑起他更多的苦闷、更多的骚动。终于他鼓足勇气，在1830年11月1日，从华沙出发，往维也纳去了。送行的人一直陪他到华沙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大家在那儿替他饯行。他的老师埃斯纳，特意写了一支歌，由一班音乐院的学生唱着。他们又送他一只银杯，里面装满了祖国的泥土。萧邦哭了。他预感到这一次的确是一去不回的了。多少年以后，他听到他的学生弹他的作品第十号第三首《练习曲》的时候，叫了一声：“噢！我的祖国！”

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也是一个浮华轻薄的都会。一年前招待萧邦的热情已冷下去了。萧邦虽然受到上流社会的邀请，到处参加晚会；可是没有一个出版商肯印他的作品，也没有人替他发起音乐会。在茫茫的人海中，远离乡井的萧邦又尝到另外一些辛酸的滋味。在本国，他急于往广阔的天空飞翔，因为下不了决心高飞远走而苦闷；一朝到了国外，斯拉夫人特别浓厚的思乡病，把一个敏感的艺术家的心刺伤得更厉害了。1830年11月29日，华沙民众反抗俄国专制统治的革命爆发了。萧邦一听到消息，马上想回去参加这个英勇的斗争。可是雇了车出了维也纳，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父亲也写信来要他留在国外，说他们为他所作的牺牲，至少要得到一点收获。但是萧邦整天整月地想念亲友，为他们的生命操心，常常以为他们是在革命中牺牲了。

1831年7月20日，他离开维也纳往南去，护照上写的是：经过巴黎，前往伦敦。出发前几天，他收到了一个老世交的信，那是波兰的一个作家，叫维脱维基，他信上的话正好说中了萧邦的心事。他说：“最要紧的是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这个词儿对一个普通的艺术家差不多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对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可并不是。正如祖国有祖国的水土与气候，祖国也有祖国的曲调。山岗、森林、水流、草原，自有它们本土的声音，内在的声音；虽然那不是每个心灵都能抓住的。我每次想到这问题，总抱着一个希望，亲爱的腓特烈，你，你一定是第一个会在斯拉夫曲调的无穷无尽的财富中间，汲取材料的人。你得寻找斯拉夫的民间曲调，像矿物学家在山顶上、在山谷中，采集宝石和金属一样……听说你在外边很烦恼，精神萎靡得很。我设身处地为你想过：没有一个波兰人，永别了祖国能够心中平静的。可是你该记住，你离开乡土，不是到外边去萎靡不振的，而是为培养你的艺术，来安慰你的家属、你的祖国，同时为他们增光的。”

1831年9月8日，正当萧邦走在维也纳到巴黎去的半路上、听到俄国军队进攻华沙的消息，于是全城流血，亲友被杀戮、同胞被屠杀的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立刻摆在他眼前。他在日记上写道：“噢！上帝，你在哪里呢？难道你眼看着这种事，不出来报复吗？莫斯科人这样的残杀，你还觉得不满足吗？也许，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莫斯科人吧？”那支有名的《革命练习曲》，作品第十号第十二首的初稿，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就在这种悲愤、焦急、无可奈何的心情中，萧邦结束了他的少年时代。也就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惨痛中，像巴特洛夫斯基说的，“这个贩私货的天才”，在暴虐的敌人铁蹄之下，做了漏网之鱼，挟着他的音乐手稿，把在波兰被禁止的爱国主义，带到国外去发扬光大了。读与思通读全文，你知道是哪些因素对少年萧邦的音乐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吗？除了本文，傅雷还撰写了《萧邦的壮年时代》，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找来阅读，进一步了解萧邦的音乐人生。

蒙娜丽莎

选自《达·芬奇》。

一乘轿子停在了列奥纳多宅第门口。那轿子不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厢式封闭轿，它很像一把豪华的座椅；抬轿子的方式也不是中国那样把轿杠放到肩膀上，而是轿夫下垂着手臂握紧轿杠朝前迈步。这显然是一乘豪富人家的轿子，因为连轿杠上都装饰着金线编织的流苏。从轿椅上下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她是城里呢绒皮货商乔贡达的妻子。

乔贡达已经是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头，而乔贡达的这位妻子却像一朵鲜嫩的玫瑰，当时她刚刚24岁。据说她是乔贡达的第三任夫人。有时他俩同坐在一辆豪华的马车上，不知底细的人望上去总以为是一对父女；有时他俩一同步行在广场上，又常被人当作一位贵妇人带着盛装的老仆。他们夫妻二人实在是很不般配。

乔贡达当时不仅腰缠万贯，还新当选为长老会议的议员，真是春风得意。但乔贡达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女儿，才四个月就夭折了，因此非常忧伤，成天愁眉不展。乔贡达为了给夫人消愁解闷，便想出一个主意—请佛罗伦萨城里最有名的画家为她画像。在那个时代，请名画家画像，不仅要付很高的酬金，而且还得有足够的面子，才能使那些往往是狂傲或清高的画家揽下活计。乔贡达一心要请列奥纳多为妻子画像，这是难度最大的。因为列奥纳多不仅当时正承揽着长老会议订下的大型壁画《安加利之战》，而且佛罗伦萨城里很多人都知道，列奥纳多的脾性比一般名画家的狂傲或清高更难对付，那就是他那种追求完美的顽强劲儿，凡他认为不能充分满足他创造完美作品的题材，那是任凭你付多高的酬金，给多大的面子，他都会婉辞相拒的。的确如此，在从米兰返回佛罗伦萨的过程中，列奥纳多曾在曼多瓦停留，当地声势显赫的伊莎贝拉·德斯娣侯爵夫人对他盛情款待，并请他为自己画像，那侯爵夫人简直愿意送给列奥纳多一把纯金打铸的椅子，每天不知给他多少温言媚语、鲜花佳肴，但列奥纳多任凭她如何挽留，到头来还是没有给她画成一幅油画肖像，只留下一幅素描，便离开了曼多瓦。

但乔贡达先生带着年轻的妻子头一回进入列奥纳多宅第，面请列奥纳多为乔贡达夫人作画，列奥纳多竟然爽快地应允了下来。自那以后，每隔几天乔贡达夫人就独自坐着轿子来列奥纳多宅第，进入画室让列奥纳多画像。

乔贡达夫人头一回来到列奥纳多画室时，穿戴打扮得珠光宝气，列奥纳多不仅请她除下华丽的帽子和披肩，而且请她除下额上镶有蓝宝石的勒箍，还有脖颈上的珍珠项链、耳下的金耳饰、腕上的银丝玛瑙手镯和手上的三枚镶有钻石、珊瑚、碧玉的金戒指。乔贡达夫人一开头有点吃惊，因为那些金银珠宝首饰，都是丈夫不惜重金专为她画像新置备的，不仅价值连城，而且一律是最时髦的款式；然而当列奥纳多把她引到画室中的大镜子面前请她自视时，她的眼睛发亮了—她家也有大镜子，她以往总是穿戴好了再仔细地照镜，这回，却是卸下了全部华贵的装饰品，在名画家指点下来仔细地照镜。列奥纳多对她说：“人应当坚信，最美的是人本身，而不是那些附加物。”她心中仿佛通过了一股电流，并且有一种卸下枷锁的解放感。

从此乔贡达夫人把到列奥纳多画室画像当成生活中至为宝贵的时刻，而列奥纳多每当为乔贡达夫人画像时，也流露出全身心的愉悦。画像从素描阶段渐渐进入到油画阶段，又渐渐画成。但列奥纳多总不满意。为了把这幅画像画好，列奥纳多不惜花费了大量金钱，将画室作了彻底的改建。他请工人拆掉了画室和庭院之间的墙壁门窗，搭出了很长的一个凉棚，使庭院和画室连成了一片，庭院中一座古雅的喷泉进入了棚下，水声更加淙淙。从画室中可以一眼望到庭院中高低有致的绿色植物；画室中这里那里，摆放着造型拙朴的瓷瓶陶钵，里面总插满着大簇的百合、鸢尾、金盏草；他还设计了好几重可以随意闭合拉开的半透明帷幕，能够根据需要调整画室中的光线。列奥纳多为乔贡达夫人画像时，总觉得她不能超越忧戚与哀愁，他希望她能微笑，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当她来画室时，便安排雇来的马戏团小丑和乐师，为她当场表演滑稽节目、演奏轻快的乐曲。

有一天列奥纳多外出，塞瑞和师弟们打扫画室时，哥儿几个不禁议论起来。一个徒弟说：“我看咱们师傅默默地爱着乔贡达夫人哩！如今师傅画《安加利之战》的时候越来越少，画这幅肖像的时候越来越多。改来改去，总好像不满意，可我觉得这幅画像已经画得非常好了啊！”另一个徒弟就说：“是呀！我无论到画室哪个角落，只要望得见画上的乔贡达夫人，就总觉得她在望着我。而且脸上那个表情啊……怎么说好呢？好像在笑，又好像很忧郁，甚至有点悲伤……画得这么活灵活现，师傅怎么还要改动呢？”塞瑞便对他们说：“就算师傅真是默默地爱着乔贡达夫人，那也绝不是一般男女间的情爱！我觉得，师傅寄托在这幅肖像画上的，甚至是一种对人类的爱。人可能不得不面对丑恶、经受厄运，人在命运面前常常不能把握自己而无能为力，但人应当感受到自身的尊贵，进入到一种超越庸俗、丑恶、罪孽、厄运的境界，从而现出一个只有人类才能具有的微笑……师傅把其他部分都画妥了，然而师傅还没有画成这个微笑，所以师傅还要继续地画下去啊！”两个徒弟听了都很感动，他们说：“塞瑞哥，到底你跟了师傅这么多年，你跟师傅真是心灵相通啊！”

那一天，乔贡达夫人坐着轿子来到列奥纳多宅第，进入画室前，塞瑞的师弟就捧来一只大银盘，乔贡达夫人像往常一样，把帽子、披肩及额勒、项链、耳坠、手镯和戒指全数卸在了那银盘上，然后款步进入画室。列奥纳多迎上去，把她伸过来的手放到唇边行了一个吻手礼；然后，乔贡达夫人便走到每回所在的位置上—那里有一只比平常椅子略高而椅背略短的特制椅子，一只扶手柄拐过来以便乔贡达夫人轻倚；乔贡达夫人半坐半倚地立定后，便把右手轻轻搭放到左手上，头微微偏向列奥纳多，并把一双眼睛微微地斜视过去。

那一天，画室中的喷泉潺潺有声，庭院中飘来月桂树和柠檬花的馨香，小丑和乐师都没有来，而是列奥纳多亲自抚弄着他那心爱的马头形小竖琴，悠悠地吟唱起来：青春诚美好，奈何似水流！命运本无定，及时解忧愁！

那基本上是他21岁时，在佛罗伦萨最高行政首脑劳伦佐·美第奇宴请当时的米兰大公洛德维科·摩尔的聚会中，弹唱过的歌曲，不过他把最后一句“及时把福求”改成了“及时解忧愁”。

乔贡达夫人听着这演唱，忽然现出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微笑，列奥纳多心中“啊呀”一声，连忙放下竖琴，接过徒弟们递上的画笔和调色板，把那个微笑表达在画面上。

那一天，乔贡达夫人自己走过来看经过再一次修改的画像，脸上泛出感动的红晕，她轻声地问列奥纳多：“您今后怎样称呼这幅画呢？”

列奥纳多回答她：“蒙娜丽莎！”“丽莎”是乔贡达夫人的名字，“蒙娜”是对贵妇人的尊称。列奥纳多没有把这幅画叫作《乔贡达夫人像》，显然是别有深意，而乔贡达夫人对此，也大有领悟。《蒙娜丽莎》这幅肖像画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艺术博物馆，它虽然只有77厘米长、53厘米宽，在卢浮宫中属于中小型的绘画作品，但它却是卢浮宫最足以自豪的一幅藏品。我们可以在画上看到素手素面呈现着天然美姿的蒙娜丽莎，不仅她那双饱含着人性光辉的眼睛、那蕴藏着丰富而深奥意味的永恒微笑令观众心灵震撼，画面上蒙娜丽莎那只没有任何装饰品的右手，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而又显得那么安详宁静，被许多人誉为“人类第一手”，也让观众永远难忘。此外，作为人物背景的山岩、湖水、路径、石桥，充分体现出了佛罗伦萨所属的托斯堪尼地区那如烟如雾的润泽天气；如果细细观赏，你还能发现，从画上蒙娜丽莎的右肩望过去，地平线在往下降，蒙娜丽莎仿佛在向上升，而从蒙娜丽莎的左肩望过去，地平线却在往上升，蒙娜丽莎又仿佛在向下飘，但左右两边的景色却浑然融为一体。《蒙娜丽莎》不仅是列奥纳多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而且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最突出的标志，如今世界上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一定会像知道万里长城一样地知道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并且《蒙娜丽莎》大概是世界上被临摹、复制、印刷和介绍得最多的一幅画，它已成为地球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一旦人类同外星文明真的沟通起来时，《蒙娜丽莎》一定会列在首批推荐给外星人见识的艺术作品之中。读与思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魔力，这微笑是如何诞生的呢？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追求完美的画家达·芬奇，为了画出蒙娜丽莎的微笑，付出了哪些努力？你有过为了做成某件事而孜孜不倦的经历吗？成功之后的心情如何呢？

杨振宁

选自《影响青少年一生的名人故事》。“风格”这个词通常是用来评论文学家、艺术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也非常喜欢“风格”这个词。他认为：“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内，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贡献。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

杨振宁博士说，他自己的研究风格是在学生时代逐渐摸索，后来在美国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受到费米、狄拉克等著名物理学家风格的影响而形成的。他按照自己的风格，坚定地钻研下去，终于在物理学的某些尖端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1957年，他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于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出生时，父亲在安庆一个中学教数学。杨振宁的父亲在他刚满10个月时，启程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母亲独自担负起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杨振宁2岁时就偎在母亲怀里听她讲故事；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字，仅一年时间，他就认识了3000个汉字。杨振宁晚年回忆说，他一生中所认识的汉字，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学会的。

杨振宁的家那时是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他的堂兄弟姐妹很多。为了让孩子们都能受到教育，家里人特地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教孩子们读书。老先生教孩子们读的第一本书是《龙文鞭影》，因为杨振宁那时已经识得很多字了，因此学起来很轻松，很快就背熟了。老先生非常高兴，夸了他一通，说了些“前程不可限量”之类的话。

杨振宁6岁时，父亲从美国回来了。他怯生生地站在陌生的父亲面前，父亲亲切地问他念过书没有。杨振宁说他读过《龙文鞭影》。父亲叫他背诵，他就一字不漏地背起书来。父亲听后，问他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杨振宁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知道。父亲大笑起来，他知道孩子不会明白，因为他小时候也读过这书，也同样只管背而不问书中的内容是什么意思。父亲从国外留学回来，深知这古老的教育方式的落后，打算送孩子进新式的小学去读书。

父亲的笑声驱除了杨振宁的拘谨，在妈妈的示意下，他扑进了父亲的怀抱。父亲送他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东西—一支自来水钢笔。

因为父亲受聘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便随父母去了厦门。厦门大学校舍很美，在当时是一所比较现代的大学，杨振宁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奇。来厦门不久，杨振宁的父亲把他送入厦门一所新式小学读书。学校里只有一位老师，他受过一些现代教育，教学也很认真。老师教数学、语文课，也教手工课。杨振宁对手工课非常感兴趣，可就是做不太好。有一次杨振宁在课堂上用泥塑了一只鸡，觉得不错，就兴冲冲地带回家给父母看。父亲称赞他手工做得不错，杨振宁心里很得意，但很快就泄了气，因为父亲说：“你做的是一只藕吧？不错，很像！”

父亲把杨振宁做的鸡看成藕，还说很像，这使他十分恼火，他狠狠地把自己的作品摔在了地上。父亲愣住了，不明白孩子怎么了。

杨振宁随父母在厦门只住了一年多，因父亲受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教授，又随父母来到北平。当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可杨振宁因为有当过洋博士的父亲的庇护，不缺衣食，生活在美丽安静的清华大学校园中，很少与校园外的社会接触，因而能够幸运地度过一个平静的童年。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小学读书，学校的条件不错，老师和校舍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一流的。他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课余时间，他和同学们在校园中到处游玩，在草地上打滚，比赛爬树—他几乎爬遍了校园内的每一棵树。

小学毕业后，杨振宁进入北平崇德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不错的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北平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杨振宁家搬回了合肥老家。可合肥也不得安宁，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当日军进逼南京，合肥也人心惶惶的时候，父亲做出了决定，携带家人逃往昆明。一路上，杨振宁全家人历尽辛苦，途经汉口、香港、越南等地，绕道来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父亲受聘到西南联大教书，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二年级学习。当时四处流亡的中学生非常多，学籍各地不一，比较混乱，因此教育部在1938年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中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杨振宁在流亡途中一有时间就抓紧学习，功课不但没落下，反而自学了高年级的课程。于是，他在少读一年高中的情况下，以同等学力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西南联大。这一年他16岁。

西南联大是在战争中成立的一所临时性质的大学，校舍条件非常差，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教室的窗户上没有玻璃，屋外刮风时，老师和学生都把自己的书本用重物压住，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得满教室乱飞。每当日军的飞机飞临昆明的上空，防空警报突然尖厉地鸣响时，师生们还要匆匆躲避起来。

西南联大也有非常优越的地方，这些优越的地方使学习条件差这一缺陷变得无足轻重了。西南联大有着强大的教师阵容，这所学校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在一起成立的，因此名教授、好教师非常多。杨振宁报考的是化学系，入学后却分到物理系，这使杨振宁能够幸运地在周培源、吴有训等名师的指导下学习。

西南联大的学习风气很浓，教授们讲起课来十分认真，学生求学的态度也都很好。

杨振宁认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他们指导杨振宁写论文，向他推荐书看，将杨振宁引人物理学的大门，使他眼前洞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两位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影响了杨振宁，为他指引了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

杨振宁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读了两年研究生，之后考上留学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打下了扎实的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根基，到美国后又进一步开阔了视野，使他迈上了一条广阔的科学研究之路。成功离他越来越近了。读与思4岁时就认识3000个字；因为父亲认不出自己的泥塑作品，而自己赌气将泥塑扔掉；上小学时爬遍了校园里的每一棵树……这些生动有趣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杨振宁。让我们透过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光环，去探寻少年杨振宁的成长足迹。请学习这种写法，也试着写写你崇拜的一个人。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选自《艺术情思录》。方敬译。

我那时大约25岁，在巴黎从事研究与写作。许多人都在称赞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欢。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还能写得更好，虽然我不能断定那症结的所在。

可是，一个伟大的人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为我一生的关键。

有一晚，在比利时名作家魏尔哈伦家里，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着雕塑美术的衰落。我年轻而好饶舌，热烈地反对他的意见。“就在这城里，”我说，“不是住着一个与米开朗基罗媲美的雕刻家吗？罗丹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同他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吗？”

当我倾吐完了的时候，魏尔哈伦高兴地指指我的背。“我明天要去看罗丹，”他说，“来，一块儿去吧。凡像你这样赞美他的人都该去会他。”

我充满了喜悦，但第二天魏尔哈伦把我带到雕刻家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朋友畅谈之际，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不速之客。

但是，最伟大的人是最亲切的。我们告别时，罗丹转向着我。“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我的雕刻，”他说，“我恐怕这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可是礼拜天，你到麦东来同我一块吃饭吧。”

在罗丹朴素的别墅里，我们在一张小桌前坐下吃便饭。不久，他温和的眼睛发出的激励的凝视，他本身的淳朴，宽释了我的不安。

在他的工作室，有着大窗户的简朴的屋子，有完成的雕像，许许多多小塑样—一只胳膊，一只手，有的只是一只手指或者指节；他已动工而搁下的雕像，堆着草图的桌子，一生不断地追求与劳作的地方。

罗丹罩上了粗布工作衫，因而好像变成了一个工人，他在一个台架前停着。“这是我的近作，”他说，把湿布揭开，现出一座女正身像，以黏土美好地塑成的。这已完工了，我想。

他退后一步，仔细看着，这身材魁梧、阔肩、白髯的老人。

但是在审视片刻之后，他低语着：“就在这肩上线条还是太粗。对不起……”

他拿起刮刀、木刀片轻轻滑过软和的黏土，给肌肉一种更柔美的光泽。他健壮的手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闪耀着。“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又修改了一下，他走回去。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吐着奇异的喉音。时而，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时而，他的双眉苦恼地蹙着。他捏好小块的黏土，粘在像身上，刮开一些。

这样过了半点钟，一点钟……他没有再向我说过一句话。他忘掉了一切，除了他要创造的更崇高的形体的意象。他专注于他的工作，犹如在创世的太初的上帝。

最后，带着舒叹，他扔下刮刀，以一个男子把披肩披到他情人肩上那种温存关怀般地把湿布蒙着女正身像。接着，他又转身要走，那身材魁梧的老人。

在他快走到门口之前，他看见了我。他凝视着，就在那时他才记起，他显然对他的失礼而惊惶。“对不起，先生，我完全把你忘记了，可是你知道……”我握着他的手，感谢地紧握着。也许他已领悟我所感受到的，因为在我们走出屋子时他微笑了，用手挽着我的肩头。

在麦东那天下午，我学得的比在学校所有的时间都多。从此，我知道凡人类的工作必须怎样做，假如那是好而又值得的。

再没有什么像亲见一个人全然忘记时间、地方与世界那样使我感动。在那里，我参悟到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专心，完成或大或小的事业的全力集中，把易于驰散的意志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本领。

于是，我察觉我至今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所缺少的是什么—那能使人除了追求完整的意志而外把一切都忘掉的热忱，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把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里。没有—我现在才知道—别的秘诀。读与思“他健壮的手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闪耀着。‘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又修改了一下，他走回去。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吐着奇异的喉音。时而，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时而，他的双眉苦恼地蹙着。”请你探究文中抓住人物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细致刻画、描写的方法，分析这种描写方法的艺术表现力。

“我靠的只是辛勤工作！”

选自《美德书》。

日夜不停地在新泽西蒙罗公园的实验室里忙碌，额头上沾着一缕头发，锐利的蓝眼睛闪着光，皱巴巴的衣服上满是污点和化学品烧坏的小洞，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外表怎么也不会让你想到，他就是那个用其发明创造给世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人。当然，他的举止也不像。一次，有一位来访的要人问他，他是否得到过许多奖章或奖励，他说：“哦，是的，他妈在家里收集了好几夸脱呢。”“他妈”指的就是他的妻子，我的妈妈。

但在我们接触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他都表现出了一个伟人的性格。虽然他为人类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中创纪录地获得了1093项发明专利—但我记住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举世无双的勇气，他的想象力和果敢，他的谦虚和智慧。有时候，他似乎显得有些调皮捣蛋。

由于他庞大的工作日程安排，他的家庭生活极为有限，但他还是挤出时间与家人一起钓鱼、开车郊游。当我们还小时，他趴在地上与我们一起玩巴棋戏或嬉闹。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新泽西西奥兰奇格兰蒙特的家中—这座三层的小楼现在已成了国立纪念馆—度过独立日的情况。独立日是父亲最喜欢的节日，一大早，他就在桶里燃爆一个爆竹，把我们大家和邻居都吵醒。然后他就整天到处以各种形式放着爆竹。“妈妈会不高兴的，”他调皮地对我们说，“但我们还是把20个爆竹绑在一起试试看吧！”

父亲总是鼓励我们进行试验和探索。他给我们提供各种仪表和工具，让我们随便摆弄，并鼓励、引导和帮助我们去做各种玩意儿。我6岁时，他就让我到他的化学实验室洗烧杯。我10岁的时候，他就帮助我开始做一辆同原型一样大小的汽车。它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但它确实装上了一个双循环的小轮机和一条传动皮带，它能够发动起来。我们孩子因为它获得了很多快乐。好几次，我的兄弟西奥多和我驾着汽车，拿着球棍在草地上玩“马球”—除了妈妈和园艺师外，没有人反对我们。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父亲似乎都掌握着一种激励别人的诀窍。他有能力，而且也常常给别人下达命令，但他更愿意通过自己树立榜样，带动别人。这是他成功的秘密之一。因为他并不是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只顾在实验室里独自埋头苦干的科学家。自从他的第一项发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和打印机—以40 000美元成功卖出后，他就开始雇用他认为能帮助他解决棘手问题的化学家、数学家和机械专家。由此，他运用团体研究的概念，将科学和工业结合了起来，这种方法在当今已成为某种标准了。

有时，由于遇到了经常出现的经济困境，父亲会付不出这些人的工资。但正像其中一个人回忆所说的：“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工作。我们不会离职的。”

父亲自己常常一天工作18小时，甚至更多。“取得某种成就是生活中唯一真正让人高兴的事。”他告诉我们。广为流传的关于他一天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加上偶尔打个盹—的传说并非虚构。“睡眠，”他认为，“就像药品，一次吃下太多，会使你昏昏沉沉，产生抗药性。这样，你就失去了时间、活力和机会。”

他取得的成就已广为流传。他在30岁时发明了留声机，使人类的声音变得可以记录；他发明的白炽灯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他发明了麦克风、誊写版印刷机、医药荧光镜、镍铁碱性蓄电池以及电影。他的其他发明—电话、电报和打字机—在商业上也很成功。他还构想了整个电力输送系统。

有人会问：“他失败过吗？”答案是肯定的。托马斯·爱迪生经常遇到失败。他的第一项专利，当时他还身无分文，是一个电子投票记录器，但充满投机思想的议员们拒绝买它。有一次，他把全部积蓄都投资在一种运用磁性原理对低等级铁矿进行分离的机械上，由于富矿场梅沙比的开工，他的这项发明就变得过时和毫无经济价值了。“胡说，”在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后，他对一位泄了气的同事说，“我们没有失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一千种方法行不通，所以我们离正确答案更接近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始终如一。他把金钱看做一种原始资料，像金属一样，要被使用，而不是聚积起来，所以他不断地把他的钱投到新的项目中去。有许多次，他都接近于破产了，但他仍然拒绝被金钱所支配。

一天，在矿石粉碎场上，父亲对一台矿石粉碎机的工作方式有所不满。“换一挡速度。”他命令操作员。“不能这样，”操作员回答，“机器会坏掉的。”

父亲转身问工头说：“这台机器要花多少钱，埃德？”“25 000美元。”“我们银行里有那么多钱吗？好吧，就这样，换一挡。”

操作员加大了马力。接着又加大了一挡。“机器咔咔咔响得太可怕了，”操作员警告说，“它会把我们的头炸飞的！”“管什么头不头的，”父亲叫道，“继续加马力！”

机器的杂音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后撤。突然传来了一声破裂声，碎片四处飞溅。碎石机坏了。“好了，”工头问父亲，“你从这儿学到了什么呢？”“是的，”父亲一笑，“我可以加大比制造者所说的40%的马力，机器还能承受—一直到最后一挡。现在，我可以造一台这种性能的机器，可以比原来的生产力提高很多。”

我特别记得1914年12月那个凛冽的冬夜。那时候，镍铁碱性蓄电池的实验还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实验，父亲已做了10年了，为此，他的经济也已经非常紧张，只有靠电影和录音产品的收入支撑着他的实验室。在那个12月的冬夜，“着火了！”的凄厉叫喊声响彻着整个工厂。大火从胶片室里腾空而起。不一会儿，所有包装材料、赛璐珞录音带、胶片和其他易燃物品顷刻之间陷入了火海。附近七乡八镇的消防队立即赶来了，但火势太猛了，水压太低，一切努力都不起作用。

那时，我找不到父亲的身影，我开始担心起来：他安全吗？他的所有财富转瞬之间付之一炬，他会垮掉吗？他67岁了，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的年岁。随后我在工厂的院子里看到了他，他正朝我跑来。“妈妈在哪儿？”他叫道，“把她找来！告诉她，快把她的朋友找来！他们再也见不到这么大的火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火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他召集了他的员工，宣布道：“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重建。”一个人被安排去租下这一地区所有机械商店的机器。另一个人被安排去取埃里铁路上损坏了的起重机。然后，就像事后想起了似的，他补充了一句：“哦，顺便问一句，谁知道我们能在什么地方弄到钱？”“我们总是能从灾难中创造财富，”他说，“我们刚刚清理了一堆旧垃圾，我们将在废墟上建造一份更大更好的事业。”说完，他撸起袖子，在桌上蜷起身子，马上就睡着了。

他在发明中取得的杰出成就震惊了世人，人们几乎以为他掌握了什么魔力，所以他被称作“蒙罗公园的巫师”。这一称谓使父亲感到又好笑又气愤。“巫师？”他说，“啐，我靠的只是辛苦工作。”或者，他会说他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特别不能忍受懒惰，尤其是脑子的懒惰。在他的实验室兼制造工厂的显著位置，挂着一幅乔舒亚·雷诺兹的画：“一个人不得找任何理由逃避思想的劳役。”

父亲一生工作不辍。他也不为老之将至而担忧。8 0岁的时候，他进入了一门他从没有接触过的学科—植物学，他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美国土生的橡胶。经过对17 000种植物的试验和分类，他和他的助手最终成功地找到了一种从一枝黄花属植物中大量提炼橡浆的方法。

83岁的时候，他听说内沃克机场是美国东部最繁忙的机场，便拖上妈妈，一起去看看“一个真正的机场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当他第一次看到直升飞机的时候，他微笑着说：“它正是我一直所想的那种样子。”并着手画草图，改进这一在当时还很少为人所知的小“飞鸟”的性能。

最后，父亲84岁的时候，在尿毒症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下，倒下了。几十位记者蜂拥而来，进行跟踪报道。他们每隔一小时发回一次报道：“灯还继续亮着。”但在1931年10月18日凌晨3点24分，发回的报道是：“灯熄灭了。”

在他下葬的那一天，全国停电一分钟，以表示对他最后的敬意。但人们认为这一举动代价太高了，结果只有部分地区的电灯暗了一下。进步的车轮无法停止，哪怕仅仅是一瞬间。

我知道，托马斯·爱迪生本人会赞同这种做法的。读与思“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发明家爱迪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关于爱迪生的发明故事还有很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搜索一下。

神奇的世界（节选）

选自《安徒生故乡采访记》。

就在你心灵的一角，有一个世界。那里，现实是不容许闯进去的；而幻梦，不管是美好的还是凶险的，却十分荒唐地成了活生生的了。

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比方说，你可以一个倒栽葱，跌跌撞撞地掉进兔子窝，或者攀着一根豆藤往上爬，或者骑着堪萨斯州的旋风飞越斑斓的彩虹，再不然，你就翻开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吧。

这个1805年诞生、貌不出众、一贫如洗的丹麦人，后来却成为欧洲社交界的宠儿、国王的知心密友。尽管他连拼读也一直没有学好（也可能缺乏朗读的技能，有我们现在叫作“朗读困难”的毛病），但他却用生动的民间谚语丰富了丹麦的语言，革新了丹麦的文风。而他所写的故事获得一百多种语言的读者们的倾心爱慕。

虽然安徒生经常把民间的神话题材编进故事里，可是他绝不是收集家，也不是逐字逐句照搬不误的录音机。他是一个创造者，一个诗人，一个真正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丹麦人叫作“狄克特”的那种作家。

他开门见山，一下子就把你带到故事的现场：“一，二！一，二！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巫婆：她长得丑极了，她的下嘴唇一直垂到了胸口上。”

即使译成别国的语言，这说故事人的声音也是那样真切，那么抑扬有致。

请想象—那不就是安徒生吗？他在那儿，从阴影中显现出来，高高的，瘦瘦的，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随身带着手杖和旅行包。那很特别的脸上浮现着亲切的微笑，这脸有着突兀的大鼻子和高高的颧骨，很多人都认为它丑，可是它蕴藏着如此温文尔雅、如此丰富而敏锐的感情，你看上第二眼就会发现他不但一点也不丑，而且有一种未经雕饰的、几乎是孩子气地重新塑造出来的美。

他在等我们呢！等得不耐烦了，伸出了一只手，手指长长的。我们立刻伸出手去握住了它。顷刻间，就像在他的一个神话故事里一般，我们发现自己被人带着旅行了。

风声呼啸，流云飞逝，大地和海洋在我们下方奔驰而过，最后，我们如落叶一般飘然降落在绿荫掩映的海湾，丹麦到了。

安徒生出生在阿登斯（又译“欧登塞”）这个城镇是再恰当也没有了。“阿登斯”的意思是阿丁圣祠。安徒生小时候，那些信基督教的市民们就公开地为阿丁神的八条腿的马在山上撒放稻草。

阿登斯位于一片田园风光的弗伦岛上，它是当今丹麦第三大城市，人口接近20万，但在安徒生少年时期还是一个只有5000人的小镇。它的最大的荣幸是一个丹麦的王位继承人住在镇上。

在汉斯·琼生大街和彭斯博德街的拐弯处，刚好在阿登斯闹市区的外面，矗立着小小的红瓦房。这里就是汉斯·安徒生的诞生地。它周围的房屋都已按19世纪的风格修建得十分漂亮。今天要是住在这儿，可真是气派十足，而花费就大了。但是在安徒生时代，这儿却是一条狭窄拥挤的后街，街上每一栋小小的房屋内都挤着好几户工人家庭。那个有朝一日会作出非凡成就并纵身跳过这些天堑鸿沟的孩子，就出生在“一间小破屋”里，床架是父亲用放棺材的架子改成的，架上至今还粘着几小片黑布片。

他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到离这儿不远的一套只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这幢房子现在还在梦克木勒街上。

安徒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爱幻想和郁郁寡欢的性格。老安徒生这个穷苦的补鞋匠，年轻时曾梦想当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给儿子做了一整套木偶，还常常对儿子高声朗读《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

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他继承了瘦长的身材，虔诚的夹杂着迷信色彩的宗教信仰。

安徒生的性格里多少有一点儿疯狂的因素。他祖父就是个疯子—真正的疯子。老人在街上转悠着，口里念念有词，一群群的孩子跟在后面戏弄着他。小汉斯·克里斯汀藏了起来，又惊又怕，唯恐孩子们知道他就是疯子的亲人。

祖母在一个地方济贫院和疯人院里照看花园。他小时候就常在这疯人院里玩。

他和别的孩子在一块时感到拘束，在学校里又闷闷不乐，当学徒吧，总是当不了几天就被解雇。因此，他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孤独一人度过的。看看书，剪剪木偶穿的衣服，演自己编的悲剧，在这些剧里，最后台上总是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后来，哥本哈根一个剧团到阿登斯的旅行演出，使他决定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定当一名舞台表演家，当一名话剧演员，当一个舞蹈家，当一个歌唱家。

那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像女高音似的清脆嘹亮，是当地有名的“弗南夜莺”。每当母亲在阿登河洗衣服时，他就站在河岸上高声歌唱，沿河一带的富贵人家都能听到他轻快而富有节奏感的歌声。

他从古老的传说里听说，从阿登河底下通过去就是中国，因此他常梦想有一天中国的太子会听见他的歌声而把他带到他的王国去—这个王国就是后来安徒生在《夜莺》中描述的国家。

凝视缓缓流过的绿水梳理着丛密的青青水草，他设想河流就是海洋居民—北方民间神话中的人鱼—的大道。

他在不朽名著《海的女儿》中这样描写海洋居民的世界：在海的深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又是那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造成的，不过屋顶上都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开合……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长着许多火红的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像黄金，花朵开得像燃烧着的火。……花园的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但是蓝得像硫黄发出的火焰。在那儿到处都闪耀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彩。

他逼真地着意描绘出每一个奇异幻想的细节，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展开了渴望获得人类灵魂的小人鱼公主的动人故事。她的雕像今天仍立在哥本哈根的海滨上，成为丹麦最负盛名的地方标志。尽管编织这故事的几绺丝头中有丹麦的民间传说和北欧神话的成分，可是鲜明的人物个性、故事背景和情节构思，以及浓厚的、富有感染力的气氛，却是安徒生的。之后，他决定到哥本哈根去碰碰运气，当名演员，可妈妈却认为这想法太荒谬，她要儿子当裁缝。

她问儿子上哥本哈根去有啥奔头。“我会有名望的！”他说，“吃尽苦中苦，定有出头日。”

他母亲去找巫婆商量，希望能说服儿子不要出远门。可是这巫婆却宣布说：“他会成为高飞的野鸟，天下闻名，有朝一日咱们阿登斯要张灯结彩地庆贺他呢！”

于是这孩子搭上驿站马车出发到哥本哈根去了，身边带着够维持几周生活费用的钱。正像以后他在故事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物一样，他肩膀上背着小包裹，那是他在人世间的全部财产，动身去寻找幸福了，展现在他前面的是无限广阔的整个世界。

安徒生走进了他在阿登斯时经常梦到过的这个巨大的城市时，几乎是立即朝皇家戏院奔去。

他绕着剧院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一个兜售戏票的贩子看见了他，给他一张下一场演出的戏票。安徒生道谢一声，接过了戏票，却不知道应该付钱。那贩子对这孩子的天真无知很惊讶，一把夺回了戏票。

可是，这孩子就是不知道羞怯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决心投身于戏剧这一行当，于是他就去叩见戏剧界的知名人士，自报名字，然后当着在场每一个人的面开始唱歌，跳舞，朗诵，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惊愕万分。有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描述过这样一次叩见：我好生奇怪地看见一个瘦长的男孩，相貌很古怪，他站在门口深深地行了一个舞台式的礼，头差不多接触地板了……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很鲜亮的印花布围巾，围得这样紧，使他的长脖子看上去像是在拼命要挣脱出来一般。简单说吧，是个非常古怪的形象，但是好戏还在后面呢！他接着向前跨了一两步，又行了一个礼，然后开始他的辞藻华丽的演说：“我能有幸向大家朗诵一首我自己创作的诗，以表达我仰慕舞台生活的感情吗？”

这样大胆而天真的行径，引起了哄堂大笑，也赢得了大家的注意。逗乐的主人送给他一点钱，甚至在皇家剧院芭蕾舞学校给他找了一个工作。很快他就在一出芭蕾舞剧中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单单扮演侏儒。他把节目单拿回家来—这可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印了出来。他借着烛光，久久地凝视着它，直到深夜。今天，这张节目单的复制品就挂在皇家剧院里。

可是安徒生笨拙的体态注定了他不适宜舞台演出，而且他最大的本钱—女高音似的嗓门也终于变了。于是，他决定另找通向荣誉的道路。

他要当一个诗人，一名作家，一个“狄克特”，但首先他得有起码的文化水平才行。有一个地位较高的保护人替他争取到皇家助学金，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省立中学读书。这个丑小鸭上完6年枯燥乏味的全部正规课程后，在他23岁最后结业时，改造已经完成，他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野天鹅了。

他学生时代的一篇习作，一首题为《临死的孩子》的诗，引起了当时国际文学界的注意。毕业以后，他的作品，包括诗、剧本、论文、游记和小说等开始大量发表。小说中《即兴演奏者》和《不过是个拉小提琴的人》都是略加乔装的小说体自传，后来在全欧洲畅销。

在那些年代，外国版本是非法翻印的，即使给稿费也是少得可怜。安徒生试写些他称之为“小玩意儿”的作品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1835年，他的薄薄的《为孩子们写的童话故事》平装本问世了，其中包括四个故事—《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达的花》。前三篇是由儿时听到的故事改写而成，而最后一篇纯粹是创作，和后来他的大多数故事一样。

安徒生绝没有料想到他的“小玩意儿”反倒使他严肃的文学作品相形见绌。

一卷卷童话故事很快就接连发表了，就像安徒生漫长一生中后来的岁月里那样，差不多每年一卷。

安徒生大约一共发表了160多个童话故事。几乎每年圣诞节都有一本薄薄的小集子问世。但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多数故事中都体现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的，安徒生就是丑小鸭，就是小人鱼等，不过他的故事又大大地超出了单纯的个人经历。安徒生的童年就是每个人的童年。读与思相信你一定读过安徒生童话吧，安徒生用自己充满爱意的心灵为全世界的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不朽的童话王国。在作者笔下，安徒生等待着我们，带我们游览他的故乡丹麦，展示他的生活轨迹，完成一次奇妙的童话之旅。如果有机会亲自采访安徒生，你会问些什么问题呢？

七彩桥

●在你的心中，一定有自己崇拜的对象，选择他（她）的传记，读一读。

●名作推荐：《陈景润传》他的经历比传奇更曲折。他的性格比小说更鲜明。他的气质如南方的榕树。他的品格是北方的桦林。

他是不幸的，当他踏着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胸怀朝阳，迈入一个崭新纪元的时候，本应处处洋溢着万丈春光，满目鲜花。然而，他却像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他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流过的泪，甚至殷红的血，给他的生命濡染了浓重的悲壮色彩。

他又是幸运的。综观他并不漫长的人生之旅，每一关键的步履，都有幸得到人民的哺育、滋润、支持，都有幸分享党的温暖、关心、爱护，甚至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领袖人物的直接关怀。

陈景润的人生处处洋溢着雄奇壮阔的色彩。他的欣喜、惊喜和那纯真、憨厚、永恒的微笑，幻化出一首美丽壮阔的史诗。

3　战争镜头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选自《白洋淀纪事》。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外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漂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就又拉起闲话来。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现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那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这些芦苇在以前运到南方北方，全国的凉棚上的，炕上的，包裹货物的席子，都是这里出产的。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开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得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捉了活的去！”读与思孙犁先生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荷花淀就是白洋淀，这一流派的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派”的文章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和乐观的语言，文风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富有诗情画意。

感悟珍珠港

选自《张抗抗散文》。

从博物馆的沙盘上看，珍珠港蜗居于火奴鲁鲁岛一端曲折的山岙里，山如屏障，海为通衙，是一处进退自如的天然军港，因而成为美国控制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坐渡船过海，到水上去祭奠丧生于珍珠港事变的美国将士。那座洁白的亚利山那纪念堂，漂浮在碧蓝的海中央，像一艘刚刚升上水面的白色潜艇。

60年过去，海风早已吹散了炸弹的硝烟，来而复去的波浪扑灭了熊熊战火，燃烧的海水早已恢复了平静。唯有沉默的凭吊者，能听见自己嘭嘭的心跳。

架设在海面上的纪念堂，整座扁长形的建筑呈中间凹下，而两端朝上延伸直至耸立的结构，肃穆中传递出再生的力量，庄重里透出吉祥和希望，象征着太平洋战争初遭惨败但终告大胜的过程。中央会堂两侧墙体有开敞的窗栏和通透的屋顶，任视线落在何处，都可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亚利山那”号沉没前的最后一分钟，将士们在浓烈的火焰中，曾用最后的目光与它匆匆诀别。如今阳光和海风从这里穿过，深情地抚慰着海底的亡灵。祠堂设立在最里端的尾部，在鲜花和国旗环绕中，满满一面大理石墙上，刻写着珍珠港事变中所有殉难者的名字。

—其中有1 177名海军将士，长眠于“亚利山那”号战舰，1941年12月7日清晨。

他们静静地躺在海底列队成行，作永生永世的战友。有的人甚至还未睁开眼就永远地闭上了，有的人也许至今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当日军的第一批轰炸机穿云破雾临近珍珠港上空时，美军雷达站报告的讯息，竟被错误地判断为那是从美国本土飞来的侦查机群而未予理会。当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时，岛上的战士还在椰树下度假，姑娘们在沙滩上跳呼啦舞，那短暂的浪漫即将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几分钟后，大规模的空袭开始，此时，美军太平洋舰队的130艘舰艇，仍若无其事地停泊在珍珠港内；美国海军的飞机一群群仍无动于衷地排列在福特岛上；那个星期天各报还刊登了马特森公司开往夏威夷旅游客船的广告。12月7日那一天曙光初露，风平浪静，只有海上的鲨鱼嗅到了血腥的气息。

阴谋和罪恶就在明媚的阳光下，在有恃无恐的骄傲与轻敌中，在华盛顿的赫尔接见日本使者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发生了。美丽的欧胡岛在瞬间陷入火海而后迅速沉入黑暗；美军停泊在港湾内的舰队，以及大大咧咧“摆在地上”的那些毫无遮掩的战机，在一个小时内被日军准确的投弹炸得落花流水，日军飞机随即击毁美军8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和若干驱逐舰，珍珠港美军基地几乎坐以待毙。美军地对空高射炮在5分钟之后才开始还击，引信不良的炮弹落在檀香山市区，欧胡岛一片混乱。当晚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城直到深夜12点半才勉强用过晚饭，他仍然不相信，如此强大的美军基地怎么竟然会如此不堪一击。

2 403名美国人，在那个恐怖的清晨，灵魂随同硝烟融入蓝天。“亚利山那”号战舰的甲板被1 760磅的炸弹击中，引爆舰首的弹药库。9分钟之内，战舰与1 177名船员一并迅疾沉没。

从白色纪念堂开敞的窗口中望去，犹如置身于罗马竞技场的看台，俯瞰着一场遥远的水上战争——眼前灰蓝色的海水中，隐隐地浮现出当年“亚利山那”号战舰的全部轮廓。它庞大的身躯，静卧于纪念堂底部的海水中，像一头巨兽残留的骨骸。从一侧海面的船尾部，露出战舰锈迹斑斑的圆形炮塔，如一口深井，扎入海底的礁石；当年战舰的旗杆基座依旧矗立，紧靠着纪念堂白色的墙体，在拆毁后重又修复的旗杆上，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海面便是船头的方向，巨大的平台陷于水下一米左右深处，朽蚀的甲板、舱盖在海水中清晰可辨，延伸至前方百余米，只是它们从此永远地停泊在这片海域了。60年前的威风与耻辱，在锈铁残骸的缝隙中一波一波地荡漾开去。

若是从空中看，横卧的纪念堂与竖卧的“亚利山那”号战舰，一白一黄，一隐一现，水上水下交叉叠架，像一座漂浮于海上的十字架。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奇特最富创意的水上墓园—就在牺牲者的牺牲之地，追念者与牺牲者同在。

清澈的海水中，五色斑斓的热带游鱼，成群结队悠悠然掠过。它们是“亚利山那”号沉舰最忠实的陪伴者。但它们会对“亚利山那”号说出并不悦耳的实话么—在这个从未获得真正和平的世界上，“亚利山那”号如果健在，在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烽烟里，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它若是不被炸沉，在另一次海战中，定会奉命去攻击别的战舰，那么，将是哪一艘无辜的船只，成为大西洋、印度洋或是地中海上，另一座水上废墟兼纪念堂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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