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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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作者：吴敬琏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3-01
ISBN：978750865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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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创新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变革的关口，这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供给侧的逻辑
我们从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着重在需求侧转向着重供给侧，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是积极的转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很久了，但是在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现在会碰到这么多问题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驾马车”。
特别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思维就是认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作“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2008年4万亿元投资、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两年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在2008年4万亿元投资、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然而，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是经济增速回升得很少且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第二，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就开始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使得从需求侧去看问题、从需求侧去找解决办法的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种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2015年，社会各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特别是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高层领导人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包括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这三个因素如下：第一个因素是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逐渐在消失，加上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着重在第三个供给驱动因素，即效率提高上下功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何改善供给
那么，怎么能够改善供给？其实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呢？当时在普及宣传“九五”计划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不过后面慢慢人们就忘了。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2000年的5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过去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订“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得很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起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是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所以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是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就在于改革推进得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问题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出手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体系。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提高了整个经济的效率，而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给企业大量补贴发展光伏产业、LED（发光二极管）产业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解决问题。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所以，改善供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突破变革关口
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改革，共同实现改变。所谓突破变革关口，就面临着供给侧体系和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做好。政府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在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做得更好，过去政府总是做一些不应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譬如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去确定攻关目标、确定技术路线、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阶段，仍然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会削弱市场竞争。
所有企业都应该是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市场化、法治化变革对于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这对企业来说就存在取舍问题，能否支持这样一些可能会损害自己短期利益的改革，是全力支持还是阻挠、阻挡改革的实现？
另外，企业家要做好准备，要适应新的经营环境。过去因为体制不健全，所以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者优惠政策等。但是为了推进实现供给侧转变，使得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一定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样的营商环境下，或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从事业务活动，并且要把企业办得很成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不能再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殊优惠去赚钱，只有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能力才能把企业办得成功，这是需要花力气的。
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共同推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力量，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第一章创新驱动新常态新常态国家的创新体系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个新常态国家的创新体系，要从两方面谈起。第一个方面是当前总的形势，第二个方面是如何面对这种新形势，即建立和完善我们国家的创新体系。不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新常态就稳不住
先讲第一方面的问题。从201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内容或者特征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点，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的状态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下行通道。这个趋势今后可能还要继续，甚至进一步变成中速增长。
第二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
如果仔细观察这两个特征，可以发现它们的进度存在很大差别。
第一个特征已经是既定事实。从2014年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下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绝大多数人对这一点也有共识。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应该可以更高，之所以没有达到，是因为主观能力不够或者宏观经济政策不好。无论如何，这一特征已经客观存在，不管人的愿望如何，它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但是第二个特征，中国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只是我们期望的目标，它并没有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只是实现了第一点，而第二点不能实现，即经济增长原有的驱动力衰减，而效率却没有得到提高，那么至少会引发以下这些问题：首先，原来由于数量扩张而掩盖的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就都会暴露出来，产生很大影响；其次，经济下行趋势会不断加剧，甚至出现“失速”的现象。就像一架原本飞在半空中的飞机，速度突然大幅度降低，飞机就要出问题。所以，在承认经济下行趋势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实现第二个特征，只有这两个特征同时具备，才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新常态，否则它是稳不住的。
要努力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就要促进创新、优化结构，总体来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克服所谓“三期叠加”造成的各种矛盾。三期叠加中，第一期是增长速度换挡期，速度下降；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优化原本存在问题的经济结构；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创新不给力，症结在于原本的政府主导
前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以为，增速下降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比如刺激政策）拉起来，但现在才发现，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也是确立符合我们愿望的新常态的关键。
实现经济增长（或发展）方式转型已经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但直到现在也还一直没有完全实现，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就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来说，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核心就是要建立并优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创新越来越活跃，特别是近年来，技术发明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特别是跟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各产业。现在的80后甚至90后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技术创新也非常活跃，但是回头看，那些创造发明的产业化状态还很不理想。
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我们的创新体制和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沿袭着过去那一套，其基本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来决定科学研究“闯关”的方面，然后指定产品的方向、技术路线，接下来组织人力、物力、资源来进行转化。实际上，这样一套办法抑制了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需要加以改造。
用什么办法来建立新的体系呢？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两句话，一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两个基本原则，应该用于我们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这两句话非常简练，但是击中了要害：要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由它来配置资源，这样市场就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四个特征里，竞争是灵魂。我们现在的市场还缺乏竞争，从技术的创新到本地化、产业化，一直到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都必须要贯彻竞争，才能更彻底地消除违背这些原则的因素。
现在有一些论者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点做出解释，认为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这是误解—市场管市场的事，政府管政府的事，两者管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从资源配置到科研攻关目标，一直到它的商品化、产业化，政府都在起主导作用，这样在实践中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牢记一个原则：技术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因为原始性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上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只能发动千军万马的企业去闯、去实验，那么即使成功概率很低，但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数量足够多，就一定有一部分能够取得成功。但是政府并没有这个能力，政府无法确定哪一个产业、哪一种技术路线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政府不能像过去那样，什么事都管
从线上到线下，最近很多人都在争论一个问题：新能源汽车到底是混合动力好还是纯电动好？不管真相如何，由主管部门来指定都不太合适，因为政府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哪一个好呢？政府只能顺势而为，最主要的是要建设一个好的环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什么事都管。我们现在实际上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
2008—2009年，政府制定了很多发展电动汽车的相关政策，支持的力度也并不低，但效果不能说很好。2012年的预期目标是达到年产50万辆新能源汽车，结果最后才生产了不到3万辆。回过头看，因为对创新的支持方式还存在许多旧模式的特点，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浪费，甚至抑制了很多企业（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的创造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往往指定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
第二，我们有很多产学研组织，用这样的方式来搞合作创新，这种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实际上，产学研组织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必须用一套与之相符的体制，才能让它们形成合力。
第三，政府常常做竞争后的补贴，虽然某些研发在竞争前也可以有补贴，但大部分补贴还是放在竞争后。这样就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采用一种补供方的办法，加上各地又有地方保护主义，“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还是达不到一定的经济规模，就像撒了胡椒面一样。中央和地方政府加起来花了几百亿元，却也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第四，政府在资金支持方面存在问题。2015年已经有了改进，对于电动汽车产业的资金支持转向了消费者，这两者中间隔了一个市场，保留了竞争关系。但是最近有消息称，一些地方产生了一些变相的方法，设立壁垒不许外地的汽车产品进入。虽然财政部的补贴从补供方转向了补需方，但如果区域市场上只剩下一类产品，没有竞争，那也一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革，资金支持也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比如通过信用担保、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做出商业上的判断，然后去支持那些有竞争力、有希望的企业，而每一个企业也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办法，也许比给予消费者补贴更加有效。
这些办法需要各级政府来推进，这不是给多少钱的事情，而是要为整个经济体系做些事情。
鼓励创新，政府需要做什么？
总体来说，政府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它还需要提供公共品。
第一，政府要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创新环境和经营环境，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二，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的科研系统，因为这两个系统的产品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应该是由社会来负责的。我们原本的创新体系里往往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其实这两者的性质非常不同。对于科学的奖励，应该由社会（包括政府）来承担；而对于技术的奖励，应该主要是由市场来承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共用技术的开发，用所谓政府和民间的伙伴关系（PPP）的方式来开发共用技术，或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的方式。有两种情况最需要政府提供补贴，一种情况是弥补正外部性，另一种情况就是产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应该主要补需方，而不应对生产者或供给者进行补贴。
第三，政府应该在现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全局的、长远的信息规划，它应该是引导性的，而不是指向具体领域。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年发展信息产业支持技术创新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地、系统地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的整套制度和政策安排。只有创新才能更好生存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
常听到有人说：“发明是科学家的事，创新是企业家的事，创意则来自天才。”我们可以这么想，在技术方面如果没有创意，新产品、生产工艺会怎么样呢？没有创意也就没有创新。在制度方面没有改革的新思路，或者改革到一个阶段之后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没有一个新想法，也就不会有制度创新。创意总是先于创新。任何发明和创新都以创意为突破口。
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而经营的主要任务是指在资本存量可变的情况下让资本增值。这就看出区别了，管理是合理的运用、配置各种资源，资本是可以创造的，财富是不断增加的；创意首先体现于设计思想的超前、领先。要设计出别人所没有的，甚至想都不敢想的新工艺流程或新产品。从这点出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创新、创业。
具有创意的产业，才能占领本产业的制高点，也才能引领本行业发展的新潮流。创意引领发明，引领创新。这就是说：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
而如果没有科学家的努力，创意只会停留于设计阶段，不会转化为发明。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努力，研究的成果也只会停留于实验室阶段，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巨大作用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企业家的最大功绩在于把创意和发明引入经济，落实于创业行动。
创业就是建立有核心竞争力、拥有知识产权并且能继续开拓市场的市场主体。
经营和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是在资本存量既定的条件下，如何配置人力、物力、财力，以提高效率。经营，则是以资本存量增加为目标，力求以现有的资本存量去促使资本增值。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要擅长管理，更要擅长经营。这才是创新和创业之道。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创造市场，靠的是经营，而不能单依靠管理。管理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经营更为重要。资本用活，主要靠经营；资本增值，也主要靠经营。中国企业家中不少人还没有弄懂这个道理。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
对企业家来说，盈利率不管怎么说都是重要的，否则会引起投资者的不满，经理人也不能再得到投资者们的信任。
价值链有低端，也有高端。企业唯有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加工者，而让利润大部分归于有创意和创新的其他企业，知识产权归属于他人。如果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获取加工费，盈利率的空间很小。
要让企业的产值增加，利润增多，企业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立足价值链的高端，也必然会提高本产业的整体质量。这是因为，本产业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或存在配套关系，或相互提供服务。这样，本产业中的企业越是拥有更多的自主创新成果，就越会加快本产业的资产重组，进而使本产业的整体质量提高。这具体反映于：本产业将形成新技术下的产业链，带动新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升级、转型。
过去谈管理学的时候经常谈西蒙的次优利润，次优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天谈到创意和创新的时候我们必须讲最优。现代市场的竞争态势是：最优才有前途，才有出路，次优同样会被排斥，会被淘汰。形势逼人，未来市场是最优者的市场，最优者就是本产业的领跑者。最优跟次优的关系是什么呢？可能是这种关系，对于一个企业内部来说，如果你处处求最优可能是不现实的，成本最低、利润最大，从内部管理角度讲有时候得退而求其次，让可行性更大一点，但是在国际竞争中和市场竞争中必须最优。
最近听到一件事情，讲中国企业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国企走出去人家抵制，不愿意让你进来，民营企业出去，单个企业势单力薄，各个地方都不能取得自己的优势，还受排挤。所以最近企业界就想了一个办法，抱团出去，而且必须是本行业中最优的前三名之一，好几百家企业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的企业，抱成一个团出去了，别人欢迎都来不及呢。所以，最优还不仅是指个体，最优者要组成一个集团，这对未来的创新是有用的，这样才能立足价值链的高端。
这就告诉我们：在创意、发明、创新的道路上，谁都不能满足于现状，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能止步。没有合适的制度条件，既不可能有突破性创意，也不可能有重大创新
制度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要有一个由市场主体投资决定的体制。创新是需要投资的。创新成功以后的扩大生产更需要投资。如果市场主体没有投资的决定权，那么创新就不可能取得实际成效，市场占有率也不可能增加。因此，必须把政府决定改为市场主体决定，这一转变十分重要。
第二，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众多市场主体都在进行研究开发，都准备实践新的设计成果。它们应当处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无论是所有制歧视还是企业规模歧视，都应消除。出发点是相同的，差别是竞赛的结果。
第三，要有一套政府在税收、信贷、奖励方面帮助创新者的优惠政策。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实行轻重缓急的区别对待。政府给予的优惠，同样应排除所有制歧视和企业规模歧视。任何超国民待遇，都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
第四，要有一套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要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且要依法执行，使知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否则会使创新落空。
第五，要有一套激励创新者的机制，包括企业内部的产权分享制度。以乔布斯来说，他是个天才，他的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很强，但是不要忘了，乔布斯离不开他所处的制度环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能够出现像乔布斯这样的人吗？这还有待于我们的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而且乔布斯是一个创新领头人，他有一个庞大的创新团队，产权激励和分享把这个庞大团队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了，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可见，对于创新来说，合适的制度条件是关键所在。经济低潮要反向思考，寻找动力和空间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过去的高位增长主要靠比较成本优势
中国的经济形势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记得提出的目标是争取5％保住4％。中国要突破4％和5％这个比较低的增长，第一是靠农村，因为只有吃饱饭才可以发展；第二是靠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把民营经济发展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冲上来的第二波；第三是靠1997年中国签署的协议，把妨碍中国开放的体制、政治因素适当解决。
中国经济迎来三波改革开放，形成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是开放。为什么开放对中国这么重要呢？因为开放之前中国很穷，不开放就更穷，一开放发现穷也有竞争力。当时开放前我们看不到一些东西，因为缺资本、想法和商业模式，一开放，高收入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现代的国家的大量资本都会来。它们会来是因为要素越多的地方投资报酬通常低，而资本稀缺的地方投资的收益就高，资本技术一来，加上我们普遍较低的要素成本，中国经济开始发力，谁也想不到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资本技术的大量引进，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从1979—2008年，30年间我们的平均增长率是9.8％，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最大贸易进出口国。当然更重要的是普遍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是哪一阶层，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
那么提升靠的是什么？首先劳动力要便宜，但是中国可不是仅仅靠劳动力便宜就获得竞争优势的，因为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要是不让开发，劳动力便宜是没有用的。我们过去学苏联的体制，制度的成本很高，中国真正的秘密是要素价格低，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制度成本，再加上中国人肯学习，这三个元素加到一起成就了中国的优势，这主要是成本优势。高位增长为什么会下行？
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高位增长，主要都是靠我们的比较成本优势，这种增长模式成就巨大，每一个中国人都承认这一点。高位增长为什么会下行？美国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发生作用，但是都看轻了，一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市场出问题，政府在左右，而下一个问题就麻烦了，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大量发行债券，出现这些危机，拿什么救？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好的答案，现在还在熬，看是否可以熬出头。中国是靠出口产品为主促进增长，中国高位增长转向下行的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危机使得中国靠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受到了影响。它们的进口减少我们的出口就减少，2008年危机来的时候少了4万亿元，这个数字是吓人的。中国之前每年出口增长20％，结果那一年掉了20％，这就是经济受影响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原因，高速增长中中国的成本优势丢得很快。所有价格都在涨，人工、土地等，我们靠成本优势在运转，但是高速增长对成本上涨有很大影响。比我们晚一些开放的国家如印度、越南现在成本比我们低，中国夹在中间了，这是新的情况。
第三个原因是不差钱，因为有很多赚快钱的可能性。过去打拼多少年的实体经济，现在很多都卷进了地产里，这也不好指责，毕竟从经济上考虑房地产赚钱的速度更快。教书的老师在北京买房，房价涨得比工资多，想法会没有变化吗？还有多少人会踏踏实实地干工作、研究技术、研究客户呢？这也是让我们经济下行的一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真实利率急升，引致“债务型通缩”。现在企业、行业、地方经济不好，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想的没有之前想的好，很多人不能面对。市场是多资源配置的，大家在市场环境里面是不稳定的。从2012年开始大家就说“水落石出”，成本、利息、产能过剩的压力都凸显出来。钱好赚的时候，大家开销大、手都松得很，现在商场的问题就是很多都脱离了生产率水平，这需要调整，好日子过习惯了，经济下行的日子不好过。低潮的时候要反向思考
下一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指望宏观政策会好一点、松一点。错的就是错的，这么多房子怎么消化？肯定是要打折才能消化，原来销售一百万元，现在可能只能卖四五十万元，经过这个环节，正确看待政府、企业合作，走出去就快很多。
我们的成本不完全是市场竞争形成的，这里面还有其他成分，还有一块成本是法定成本。有很多人说劳工成本涨得太快，我查了一下，GDP涨了2.6倍，工资涨了8.8倍，税收涨了16.7倍，我们的社保涨了28.7倍，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这样我们的地卖得就贵了。现在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有竞争力，美国的电就比我们的便宜，为什么我们的电这么贵？其实很多是体制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有一些体制成本没有降低，反而在持续增长，所有的费用都在增长，比如审批。现在政府上来就砍审批，这些都是高速增长的时候加进去的，这些也是产业和企业的竞争成本。
所以，经济下行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心理上的问题，低潮的时候要反向思考。中国的社保收费很高，但是社保水平较低，中国经济发展大多数要靠自己努力，不奋斗，现在就放弃的话，将来后悔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尤其需要反向思考。中国经济现在要注意韧性，企业、行业要非常有韧性，要坚韧不拔，我们再困难还能比1980年困难吗？还能比1990年的水平差吗？1990年、1991年的增长率也是很可怜的，当时邓小平南方视察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到这些东西，一定要对未来有期待，中国多数还是比较好的，想过好日子，从哪里找动力呢？从“一带一路”来看，就国内市场来说，不要被现在过剩的产能吓到，我们有很多产能是不足的。看我们的产品品质，那么多人跑到国外去买东西，中国产品最重要的不是新，而是要把产品品质做好，这样不会没有市场，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国外买东西？像指甲刀、菜刀、马桶盖，这些东西中国不是不会做，而是做得差了一点，如果把这样的变革凝聚起来，中国有的是市场。国内有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为什么国内产品满足不了需求，而要大量靠进口、靠出国扫货？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先进的厂商在做优质产品了，他们跟日本合作搭了一个平台，而且连锁开门面，像优创良品就是其中一个，好产品、品质好一点的东西有的是市场。另外从服务业看，我们很多方面都不便利，为什么网络这个冲击波这么大？因为它便利。我们对便利性要高度重视，因为便利性提高人的时间成本就降低了，过去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现在不行。
无论是制造业的品质、服务业提供的便利，市场都非常广阔。2007年到现在，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上升。这两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特别是2015年以来，贸易、经济增长得比发达国家差。底数摆在这里，我们对发达国家出口比较多，我们现在面临开发新市场的问题，我们去开疆拓土、去打开市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制造业走出困境，一定要跟市场匹配起来，这方面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未来的方向是控制成本和创新
现在很大的一块市场是向西，既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实也是面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面向我们过去不熟悉的地方，这些国家市场不同，购买力都是现成的。我们还有外汇储备，有的是事情可以做，所以在低潮的时候不能认为从此就怎样了。开拓新市场跟开拓全球其他地区都有可能，我们要开发的不仅仅是巴黎、纽约、伦敦。
我们访问华为很受教，中国的企业如果都有这劲儿，就不会整天等着谁来帮你。天下没有那么多容易的日子好过，全球竞争谁都想过好日子，但是都得打拼。我们常说人口老龄化，但其实我们人力的质量远远没有释放。我跟一些企业家访问团出国考察深受启发，手机现在这么薄，是以色列人的贡献，存储信息量很大，你的手机可以做到那么薄吗？我们一个团的人在那讨论，人家凭什么在世界立足？就是凭人口的质量，像教育、训练、想法、专利。而我们靠什么立足？我们靠人多势众。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向别的国家学习。我自己常常思考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要从教育思维开始，比如以色列最厉害的就是教育，2014年教育占GDP的8％，不仅仅是教育资源投入得多，教育方式也不一样，以色列母亲关心的不是孩子考多少分，而是孩子会问问题吗？从小训练的想法就不一样，现在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持续增长的生产率，因为不同的想法意味着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的需求，而需求是开发出来的，苹果公司的产品没有开发出来时不会有人想要用，开发出来这些产品才有买家。
所以简单地讲，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两个：第一是要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长，就是通过改革将法定成本降下来。短期看第一位的问题是先控制成本，企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节约成本、控制成本、保证中国更长久的成本优势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是要创新，包括像深圳、北京的中关村，开放形成浓厚的创新意识。创新看到效果一定需要时间，不是喊一喊创新就可以，不是一喊创新马上就出现下一个苹果、下一个阿里巴巴。短期看要面对现实，正视经济下行，这是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会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与中国有何不同？第二，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态势如何？第三，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企业有什么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新常态，其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风险大、回报率低。
从增长率来看，美国当前GDP增长与金融危机前其长期增长率（3％左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危机后一般会出现的7％～8％的增长反弹尚未出现。欧洲GDP增长率也远低于危机前的3％。日本经济自1991年以来持续低迷，即使推行了安倍经济学，目前也未有大的起色。
失业率方面的情况，美国是6.3％，与危机前相近，但在考虑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下，其实际失业率仍然达到10％。欧洲方面，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5％左右，法国和北欧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日本的失业率也超过5％，相比过去1％～2％的失业率，目前也处在高失业率的阶段。
在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会加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较好，因此在危机阶段政府的救济开支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有限，结果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发达国家政府很难通过继续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只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鼓励消费、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场，造成资产泡沫，美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道琼斯指数却从危机前的13 000点上涨到现在的17 000点就是例子，这增大了金融风险。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涨或大跌，投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也不高。
以上所提及的情况，很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之所以会成为新常态，是因为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多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金融危机往往来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需要通过改革来修正。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推行结构性改革往往意味着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财政赤字的减少。而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会造成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进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的药方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通常IMF会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下述援助方案：①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②通过货币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和就业，对冲结构性改革造成的经济收缩；③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一笔资金用作短期过渡。但是，现在美欧日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类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会出现竞争性贬值，最终每个国家均无法通过货币贬值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空间。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态势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将会降低，但到底会多低呢？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以及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我认为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在比较合适的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 800美元，和美欧日发达国家人均GDP 4万～5万美元相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相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 000～1 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因此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有大量剩余的年轻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国家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国家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改革战略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其他140多个经济体。中国GDP总额所占世界比重已超过1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制造品生产国。民生方面，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改善，约7亿人脱贫。
中国30多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西方学者的预期，包含了一些传统发展理论未能解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导向是全党全民共识；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稳定性，并且适时调整；执政党有独特的执行能力；实行业绩优先的精英选拔机制；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增进区域间竞争；国内市场一体化；始终如一的对外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择优的改革方式；巨大的市场以及多层次需求的逐步释放。
中国的经验证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照搬照抄”从来不会成功。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一定具有独特性。中国不仅应在发展成就上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有可能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上也有贡献。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制度化。“十三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说明中国已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做过一项关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发现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期20年或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 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有的达到50％左右。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当时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开始这一观点在社会上缺少共识，但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这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从国际上看，今后一些年中国如能保持6％～7％的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由于增长的基数持续增大，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在中高速增长速度下，中国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位居首位，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看，形势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的，有长期意义的。比如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超过投资，经济更多依靠内需拉动。同时，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所提高。这体现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盈余水平有所提高，财政收入保持一定增幅，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等方面。目前金融财政风险有所加大，但仍在总体可控范围之内。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很大挑战，但在有些方面有所改善。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取得重要进展，对形势应有乐观积极的判断。
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需要面临三只“靴子”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只“靴子”是出口，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投资。等第三只“靴子”落地后，中高速增长的“底”或均衡点会基本探明。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今后一两年内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探明中高速增长的“底”，并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状态，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发掘和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增长。第二是城镇化。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第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中国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第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达到45％。第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具体做法可以是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六是促进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崩溃”或“衰退”论是没有依据的。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主要挑战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也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将会遇到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高增长时期，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有助于化解或推后风险；而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原来可以化解、推后的风险就会显露。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例如美国的大萧条、日本的泡沫经济、韩国的金融危机等。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四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企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风险释放与增长模式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中国是被动应对危机还是主动改革就决定了中国能否避免大的金融危机。
第二，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起经济体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由于缺少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利益集团的制约，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较低。中国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基础产业的低效率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提升。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上升部分是由于价格上涨，而非效率提升。中国应当重点发展高生产率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创新。新增长领域既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还可能由应对既有问题、寻求新增长模式而带动，如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中国可以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为此应当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大学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创新的基础。应当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和机制，汇集全球一流人才并研究一流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配置政府研发资源。中国搭上科技革命列车头等车厢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处于转型的时代，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从2001—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高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如果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还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那就一定意味着有些国家的出口在萎缩。所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能维持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无论是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重，还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在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在上升。制造业的市场是全球的，需求来自外部，但是服务业不一样，需求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是内生的，所以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
上述两个转变是中国经济今天遇到困难的深层次原因。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短期的原因，比如过剩问题。前一阶段上了很多项目，盖了很多房子，到了今天都面临过剩问题，处于痛苦的调整期。日韩经验显示中国经济前途光明
国际上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都是比较悲观的。比如萨默斯，他做过美国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校长以及奥巴马总统主要的经济顾问。他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在10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跌到3％～4％。
我认为上述判断过于悲观。和中国大陆可比的是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台湾。我们今天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高储蓄、高投资、教育水平非常高、科研投入非常高。从他们的历史来看中国大陆未来的走向是有意义的。这么看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信心。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7％，日本产品开始统治世界。有人可能说日本赶上了好时候，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和现在差不多，面临石油危机、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非常困难。在此期间日本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就是因为创新，过去的积累得到了爆发。韩国本来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而推后了。今天的韩国接近于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韩国能做到这点也是靠创新。比如韩国三星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搞芯片，投入海量资金，如今统治了全世界。
未来世界还会保持高速增长，只不过要经历10年左右痛苦的调整期。就像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有10年的调整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出现，美国开始了十几年高速增长。中国在下一轮工业革命中处于有利位置
我们不知道下一轮工业革命会在哪里出现，但是看到一些非常好的苗头。比如中国实现了最长距离的量子通信，一旦成功，它会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另外一个革命性的产品是石墨烯。石墨烯导电性极其好，容量极其大，不仅会使电子行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会使电池行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现在电动车唯一的问题是电池太重，充电太慢，续航能力太低。如果石墨烯实现应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电动车就会主导未来。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前途还是光明的。
现在都说工资提高，成本增加。其实工资的提高是正常的。如果工资水平不提高，那还叫什么经济增长？在提高工资的过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技术进步。
中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有很好的基础。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每年有大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不要以为700万大学生、几十万研究生没有用，他们是有用的。只要有10％的人参与创新就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存量极其多，M2（广义货币）现在达到130万亿元。为了把纸面上的财富变成实际的财富，一是搞固定资产投资，这方面已经开始饱和了；二是投资到创新上面，投资到人才上面，这样才能把我们过去积累的财富变成未来有收入流的资产。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信心。
中国科研投入正在赶超发达国家。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十二五”初期只有1.7％，2015年是“十二五”结束之年，达到2.2％，“十三五”估计超过2.5％，也就是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大概也只会是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我们的科研投入是非常多的。有人会说很多科研投入都浪费掉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美国的科研投入也有很大的浪费。很多科学家估计，在未来的5～10年，中国有可能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特别是物理方面极有可能获奖，原因就是这些年科研投入增加了。此外，在科研投入里面，企业投入已经超过了国家投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企业投入是市场导向的，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市场化改革已经势不可当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政治上限制很多，经济改革难以推进。我认为市场化改革已经势不可当。
改革无非是做两件事，一件是破，一件是立。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历程都是破的过程。破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思想方面。很多官员还没有转变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市场和社会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过去老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实际上放开后一点都不会乱。第二个是权力方面。如果权力都放给市场，很多官员可能没事可做。第三个是既得利益方面。很多人在旧体制中有很大的利益，不想变革。好在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这样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敢行动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有希望。这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分析。
具体到实施层面上，最好的办法还是以开放促改革。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值得大家关注。一件是自贸区的扩容，一件是中国和美国正在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自贸区要做的是金融开放和服务业开放。投资保护协定在名义上是保护本国在对方国家投资的协定，但对中国而言是关于全面改革的一个协定。它要求我们开放市场，所有的企业都必须一律同等对待，包括民营企业，此外还有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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