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现代日本学的“开山之源” )(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 叶宁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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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现代日本学的“开山之源” )试读：

出版说明

遗憾的是，这些著述有的版本繁多，纷纷籍籍，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求。对于初学者来说，难以找到通俗易懂的入门读物，对于研究者来说，难以找到简明扼要的参考资料。“前人之努力，无数心血，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鉴于此，我们出版了“大家谈”书系，收录古今中外的大家名作，听“大家”畅谈时代故事，从“大家”眼中坐看风云变迁。这些著作有的为读者耳熟能详备受推崇，有的曾被多数人喜爱却年湮代远埋没已久，但无一例外，都是大家之手妙笔生花。有的区区数万字，便可见清晰脉络，篇幅短小，却在细微之处见真章，虽是小书，却蕴含着巨大能量；有的卷帙浩繁，却字字珠玑，一词一句均是经过反复斟酌，大处落墨，小处显锋，读来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我们借此机会统一装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仔细编校，以飨读者。

希望你不论是在研究之时还是在闲暇之余，都能够从本书中收获更多；希望它是漫漫长路上的一盏灯，助你在低头时，丰富自己，抬头时，砥砺前行。“大家谈”编辑部“菊”与“刀”—日本人的理想与现实《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文化的著作。在众多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里，本书可谓是一部扛鼎之作，甚至有人认为它开了“日本学”之先河。1949年，本书的日文版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人们纷纷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本书在日本就卖出了230多万册。对于一部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来讲，这样的销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胜利，正大踏步向日本本土推进。随着胜利的临近，一系列问题也摆在了美国政府的面前：在不攻打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本会投降吗？一旦美军登上日本本土，日本人会不会拼死抵抗而给美军带来巨大伤亡？占领日本后，如何改造日本社会，要不要保留天皇……所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就成了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同年6月，本书作者奉命从文化的角度对日本加以研究，以期找到答案。《菊与刀》就是这份答卷，它其实就是作者在对日本文化进行分析后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事实证明，书中的观点对日后美国对日关系及政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尽管这本书只有十几万字，但无论是从它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它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菊与刀》都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

菊花本是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日本武士阶层及其精神支柱——武士道的象征。作者将这两种事物放在一起，意在表明日本民族心灵深处两种迥异的特质，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当时令美国人颇为疑惑的是：为什么有时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讲究礼仪，温良谦和，而有时又很野蛮；为什么有的文献中说日本人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就像沉湎于菊花的栽培，而有的文献中则说，日本人行为中充斥着暴力，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造成这些矛盾，固然有日本人个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差异，但普遍来讲，这也确是日本人身上的一种共性。也就是说，这些矛盾都是独特的日本文化的一种表现，要想真实、准确地了解日本人，就必须解决这些疑问。对此，本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狭窄的岛国、贫瘠的土地、激烈的竞争环境和套在自己身上的，由重重义务组成的枷锁使得日本人不得不时刻挥舞着手中之刀为自己打出一片生存的天地；闲暇之余，日本人又热衷于浪漫的幻想，如前面所说的“沉湎于菊花的栽培”等，究其本质，无非是逃避现实的残酷，抚慰自己脆弱的心灵。总之，“菊”与“刀”分别代表了日本人在面对理想与现实时的两种心态，也是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写照。围绕于此，作者分别从政治结构、社会阶层划分、消遣娱乐、人情世故，甚至是对儿童的教育等日本社会的不同领域都进行了剖析，不仅论理清晰，而且文笔也很流畅、优美。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出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是美国的一位文化人类学家、诗人。她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兰茨·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27年，她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一书，批判种族歧视。二战期间，她先后对荷兰、德国、泰国、日本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尤其对日本的研究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48年9月病逝，享年61岁。

二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日本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再用《菊与刀》中的观点来看待日本社会，恐怕已经有些“不切实际”，但是《菊与刀》在中国却依然保持热销。究其原因：一方面，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确实造就了一部经典，揭示了日本人固有的、本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前中日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和复杂的历史关系也促使我们必须要了解日本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做到“以史为鉴”，这也是我们再版此书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图中所绘的是日本传说中的许多神仙和妖怪，他们和孩子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中有的在和孩子们下棋，有的在给孩子们抛撒礼物，整个画面看起来细腻、繁乱而精美。在文化研究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细节，哪怕是虚构的，其实也是体现了某种民族性的，往往有价值的材料就隐藏在这样或那样的细节里。日本从古以来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分得很是清楚，诸如对待上级的态度是怎样的，对待下级的态度又是怎样的，等等。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日本，在许多封建制度残余比较多的国家里都是如此的。实际上，中下级武士是武士阶层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往往也很穷困。江户时代曾有一个笑话：“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到了明治维新时期，下层武士的境况更加悲惨，最终导致在萨摩藩爆发了旧武士集团的暴乱，日本史上称之为“西南战争”。但没过多久，就被全新西式装备的政府军镇压下去。图中显示的就是叛乱武士们在向政府军投降的场景。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曾经遇到的，并与之全力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最让人困惑。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和美国人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参与过的战争中从没有过。正如1905年时的沙俄一样，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战争惯例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日本人却不这样想。所以，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限于岛屿登陆作战问题和后勤保障问题。为了打败日本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

这很困难！日本打开国门至今已有75年了，可我们对他们的描述仍在使用令人困惑的词句，如“但是，又……”等。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时，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一边又说他们“蛮横、傲慢”；一边批评他们顽固不化，一边又称赞他们“能够适应改革的潮流”；一边说他们性情温和，一边又说“他们不会轻易受人控制”；一边说他们仁厚、忠义，一边又说他们“野心勃勃、叛逆凶残”；一边说他们勇敢，一边又说他们懦弱；不会既说他们依赖别人的评价，又说他们有自己的准则；不会说他们既欣赏西方文化，又说他们如何保守；不会在一本书里介绍他们如何爱美，如何尊重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陶醉在菊花栽培中，却又在另一本书里告诉人们他们热爱刀剑、穷兵黩武。

但是，这些看似无法统一的矛盾却如同经纬一般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中。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幅画，那么这幅画中就会既有“刀”，也有“菊”。日本人好斗而温和；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却又审时度势；驯服但不甘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介意别人的评价，可是当他们的恶行不为人所知时，就会继续作恶。他们的士兵纪律严明，却又经常犯上。

了解日本人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置之不理。我们正面临一些重要问题。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进攻日本本土才能让他们投降吗？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的身上，我们能获得什么情报？我们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削弱他们顽抗到底的意志？一旦战争结束，我们需要对日本实行长期军事管制吗？美军是否要继续在日本的山地丛林中，与疯狂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战斗呢？战争结束前，日本会不会爆发像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如果有，谁会是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日本会灭亡吗？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为了了解日本民族的真面目，我被许可使用一名人类文化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这年夏初，美军开始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很多美国人都以为对日战争要持续3年或10年，甚至更久。在日本，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左右。他们认为，美军虽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前线距日本本土还有好几千英里远。所以，日本官方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将是最终的胜利者。

1944年6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盟军一直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为日本的失败拉开了序幕。美军与日军不断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我们必须解答有关他们的一些疑问。这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策，还涉及在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必须得到真实可靠的答案。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决策层的动机与目的，了解他们漫长的历史，了解他们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要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了解制约他们行动和想法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美国人行动的惯有思维和行为模式放在一边，尽量不对日本人轻率做出结论。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国和日本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责任归咎于敌国非常容易。可是，如果想知道敌人对人生的看法却不容易。但我必须完成任务。关键在于：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于他们的位置时，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收集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资料，作为有利条件加以利用。我必须仔细观察他们在战斗中的进攻方式，暂时不把这当军事问题对待，而只是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也具有日本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是什么？日军领导人鼓励士气、打消国民对战争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指挥、调动部队的方式，显示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民族力量？我必须对战争的每个细节加以认真研究，以揭示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特征。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这不利于我的工作。我无法深入日本国内实地调查，对一名人类文化学者来说，这种调查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前往日本，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分辨影响他们行为的哪些因素是关键的，哪些是非关键的。我没法亲眼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不能亲眼观察他们如何养育子女。虽然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过一本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关于日本村落和日本人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问题，却难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不过，我依然相信，作为一名人类文化学者，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条件可以利用的。我可以与一些日本人接触。与被研究民族的人直接接触，也是人类文化学者可以倚重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生活着一些日裔美国人，其中很多从小在日本长大。我可以和他们接触，在他们同意的前提下询问他们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如何对事情进行判断，对他们的叙述妥善利用，填补我们对这个民族研究中的空白。这对于想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者来说都必不可少。当时，还有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各种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甚至从日本人的广告单、宣传单中寻找有用信息。我相信，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中。所以，如果我们对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化中，受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人进行研究，一定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也大量看书，并向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请教。图书馆里有大量论述日本的资料文献；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优秀观察家曾在日本居住过，与他们谈话对我帮助很大。那些前往亚马孙河发源地，或者到新几内亚高原，深入到无文字部落中实地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家，没有我这样的条件。原始部落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笔墨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民族文化优势。西方人对他们的叙述也仅限于皮毛，有时对他们的记载甚至只有寥寥数笔。他们的历史鲜为人知。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家，要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考察他们的社会阶级，探索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我研究日本民族时，可以从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记录。曾经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欧美人士，用手中的笔详细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此外，大量日本人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日本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现欲望。在传记里，他们不但记录日常生活琐事，还抒写渴望在全球扩张的理想。他们在自传里直言想法、表达愿望，坦率程度令人瞪目结舌。不过，他们也并不会在自传中把渴望在全球扩张的野心都写出来。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民族会这样做。描述日本时，他们会不知不觉省略一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细节，因为那些东西在他们眼里太普通了。其实，美国人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喜欢在自传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曾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在阅读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被了解的事情。研究日本时，我也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我的读书方法和达尔文一样，也重视不被了解的事实。日本人在议会演讲中时常罗列一大堆观念，哪些我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大肆攻击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听之任之？他们这种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我在阅读时不断问自己，例如：“这幅图画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人，我必须知道什么呢？

我还看了很多日本人编写、拍摄的电影，或者西方人在日本编写、拍摄，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包括各种宣传片、历史片，还有描述东京等城市和日本农村生活的现代影片。我会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讨论，他们看待情节、男女主人公、反面角色时，与我的眼光是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弄得稀里糊涂时，他们却明明白白。在理解剧情发展、影片编导动机方面，他们和我也不一样。他们习惯从整部电影结构来对电影加以理解。就像阅读小说时，我对小说的理解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他们是不同的。我们的分歧很大。

他们有的会替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却痛恨一切，说不清楚谁的观念对我影响大。但是，不管他们对日本文化习俗是接受还是排斥，在对日本生活规范的描绘方面，却是一致的。

如果人类文化学家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日本民族）那里搜集资料，再对资料分析解释，那么他们的工作和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事，没什么不同。假如人类文化学家只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从那些曾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外国人士撰写的专著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人类文化学家都受过专业培训，在课题研究方面具有特殊能力。在一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中，值得他多花一些精力，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体系不同，人类学家通常都了解它们。日本人有一些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与某些太平洋岛上的原始部落相似，例如：有的与马来诸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新几内亚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波里尼西亚岛上的相似。我们可以根据相似性，推测日本移民或许在古代社会到过这些地方，或许他们和这些岛屿上的民族接触过，这很有趣。可对我来说，了解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相似性的意义，并非因为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而是我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日本民族的特征。因为我知道这些生活习俗和习惯如何在一个简单的文化体系中发生作用。对亚洲暹逻人、缅甸人、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在亚洲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可以将日本民族与它们作比较。在研究原始民族时，人类学家曾反复证明，文化比较对于研究工作多么重要而有价值。也许某个部落的生活习俗有百分之九十都和它周围其他部落相同，可是，为了适应与周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习俗做些修改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生活习俗可能会受排斥，无论被调整部分在整个体系中占多小比重，都可能令该民族在未来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人类学家来说，对那些在整体上有许多共性的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断调整、改善。他们凭自身经验可以知道，不同文化体系的人遭遇某些问题，并且必须做出准确判断时，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的判断及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例如在北极地区的一些乡村或热带沙漠中，部落文化习俗以血缘责任和财产交换为基础。对此，人类学家必须细致调查，不仅调查部落中人与人的亲属关系；调查其财产交换的每个细节；弄明白这种文化习俗在部落行为中可能导致的结果；还要了解部落中每一代人从小都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怎样将这些习俗继承下来。

人类学者对这种文化差异和制约，以及由习俗导致的行为后果的关注，在我们研究日本时可以妥善利用。今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美国人与日本人的文化价值截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根深蒂固。美国人甚至还这样说：“凡是美国人要干的事，日本人一定不会做。”如果从事人类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真相信这种说法，并简单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有离奇的差异，那么绝对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民族。人类学家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即使两个民族有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某个民族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差异性，而不会把它当不利条件。国家制度和民族的差异越大、越离奇，人类学家就越重视。当一名学者研究某个部落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时，该部落或民族中出现的任何东西、任何现象，都不会被忽略，也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会仔细研究每个细节，而不局限于少数特殊细节。有一些专门研究西方民族的学者，由于缺乏比较文化学方面的训练，没有相应的研究技术，也没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往往忽视了研究一些行为的整个领域。他们总把一些民族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而对这些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琐碎行为习惯，以及人们对事物公认的说法，从不做研究。可是，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的，往往正是这些琐碎的生活习惯和人们公认的说法，它们在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协定和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改善对某个民族日常琐事的研究技术。研究某个民族或部落时，人类学家碰到的日常琐事，与自己生活中的截然不同。如果他想了解某个部落中，被人们视为邪恶的行为，或者另一部落中，被人们视为怯懦的行为；如果他想了解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某个部落的人会如何行动，或者他们对事物会有什么感受时，这位人类学家就会发现，他必须努力观察，并大量收集相关细节。在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进行研究时，这些细节常被忽略。对人类学家们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而且他也要懂得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和利用。

研究日本民族时，这种方法值得一用。我们只有高度重视并注意某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琐事，才能充分认识并理解这个民族，人类学家对它的研究和论证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任何最原始的部落或最先进的民族中，人类一切行为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不管其行为方式多么古怪，价值观念多么奇特，任何民族的情绪感受和思维模式，都与日常生活经验牢牢联系在一起。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让我困惑，我越认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造成这种行为的看似寻常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越深入，研究工作就越有进展。我们每个人的学习也是根植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

人类文化学家确信：日常生活中最细微、孤立的行为，彼此也有系统性的关联。那些成百上千单一细小的行为，如何构成庞大的整体行为模式？对这点，我也非常重视。任何人类社会都必须为自身的生活及存在方式进行设计。如果一个社会认可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会把该结论视作全世界的结论。不管遇到多大障碍，他们都会把这样的结论融为一体。当人们接受了自己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后，就几乎不可能再按另一种价值理念来思考和行动，否则这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将力求保持统一，并建立一些共同的原理和动机。这个系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和谐，不然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任何民族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礼仪、政治目的，会如同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例如：某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剧烈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感到巨大压力，因为部门之间要达到和谐一致。在人们追逐权力，却没有文字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中，也表现在对其他部落的关系与宗教活动中。后来，文字产生了，那么一般教会就会保留关于历史的记录，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不能这样做。随着人们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逐渐认可，教会便在一些领域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所以，一些词句虽然被保留了下来，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宗教教义、经济和政治活动超越了各自的领域，彼此联系起来，以致不能分开。真理就是这样的，如果能将对某个领域的研究扩散到该民族的经济、宗教、教育等各方面，就越能深入探究这个领域；就更容易在生活的任意领域提出假说，并收集资料，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越能把任何民族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要求理解为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学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所以，我这本书，并不单纯讲述日本民族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而是深入探讨有关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各种价值观点。同时，这本书也描述日本人在表露自我时的一些观点。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

20世纪，我们面临的障碍是：我们有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有失公允的观念。不仅对日本民族的形成，甚至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法兰西民族的形成、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我们基本上都持有一种模糊、混乱、较偏激的观念。有时，仅仅由于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就认为那是难以调解的分歧。当某个民族以其社会经验和价值体系为基础，已在思想上形成了一套完全出乎我们设想和意料的行动计划时，我们却还在对共同目标高谈阔论。我们从来不找机会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如果我们能够用心了解，或许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的某种行为并不一定就不好，因为他们此时具备的这种行为，并非我们了解并熟悉的行为。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关于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观点。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绘自己的民族，但是这并不容易。观察生活时，每个民族的镜头都不同。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只是站立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的。每个民族都把这视为理所当然。观察事物时，每个民族所接受的焦距和视点都形成了自身的人生观，这仿佛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的。因为焦距和视点不同，每个民族观察到的景观和结果也不同。就如同戴眼镜的人未必清楚镜片的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够期望每个民族在观察世界时，能对自己的看法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可以向眼科大夫咨询；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有一天会承认，人类文化学者的任务就和眼科大夫一样，其工作就是负责为世界各民族做“分析”与“检测”。

人类文化学者的工作，既需要坚硬的心肠，也需要宽容的胸怀。提到“坚硬的心肠”时，可能有一些善意的人士会指责这种说法。这些人通常是“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他们坚信并向各民族的人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东方”与“西方”，黑种人与白种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其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想法都是类似的。有时，我们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形容这种观点。不过，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时，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这帮“善良”的家伙似乎以为各民族都是用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果不这样，国际亲善主义如何能建立起来呢？如果把强求人们接受文化与个性的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犹如丈夫强求妻儿与自己一模一样，这岂非不可理喻？与这些家伙不同，“硬心肠”的人相信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且尊重这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接受并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例如：美国就以地道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特点存在，但它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法国、日本也一样。对人类文化学家来说，如果试图靠外界压力扼制这一观念，不相信民族间的差异就如同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那无疑是荒谬的。这位学者并不需要担心采取“硬心肠”的立场后，会让世界僵死。我们鼓励每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这会让世界静止。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后，有安妮女王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不同时代并没有使英国人失去其民族特征，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个民族始终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承认不同时代的标准，共同的民族气质和特性始终存在。

对民族差异进行研究，我们既需要具有“坚硬”的心肠，也需要有“宽容”的态度。人类文化学者只有具备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同寻常的宽容，宗教的比较研究也才能发展。他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是阿拉伯学者，或者根本就不信教，但不是偏激的人。如果人们还是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总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那么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他们不会明白，对其他文化的探讨，能加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那是一种令人充实而愉悦的体验，可他们却将这种美好感受排斥在外。因为保守固执，他们只会“强硬”要求其他民族接纳其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除此别无选择。作为美国人，我们喜欢其他民族接受我们的生活信仰。可是，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就像我们也很难学会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也无法学会像东非土著人那样以“金鸡独立”的方式休息。

所以，本书只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生活习惯的书。我将在书中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它将论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渴望得到礼遇，在什么时候则不希望；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感到惭愧，在什么时候感到尴尬，等等。我在本书中论述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来自于他们的生活琐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曾经置身于书中提到的每种特殊情况，而是在那些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会怎么做。我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描述日本民族在灵魂深处的思考以及行动的态度。我的理想是这样，但也许在此书中我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

从事这项研究时，很快就能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调查材料的增多并不能保证一些现象确定性的增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搞清楚“日本人会在什么时候向谁行礼”，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统计研究。因为这是一种被他们公认的行为习惯，任何日本人都能向我们证明，所以就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那里获得相同的信息。

如果想弄清楚什么决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工作将更艰巨。在研究中，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是：日本人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他们的判断与决策，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们的价值体系与观念，如何影响到对人生的态度？研究者还必须使自己的阐述，能让从不同角度观察人生的美国人清楚明白。从事这种研究分析时，最权威的证据不一定是“田中先生”——这是普通日本人的代称。因为“田中先生”也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他来说，为美国人做的那些解释也是没有意义的。

研究社会时，美国人很少注意研究一个文明民族的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在很多研究者心中，这些条件不言自明。几乎所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精力放在不同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上，统计法是他们最擅长的。他们几乎对所有调查资料、调查问卷、访谈问答、心理测定等都做统计分析，并企图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和关联性。他们甚至使用抽样调查技术，而这种研究方法通常用在舆论调查领域中。当然，通过抽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科学方法选出有效问卷，这种方法在美国已高度完善。在选举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了解美国公众对某位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支持率或反对率又可以按照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阶层或高薪收入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进行分类。所以，在实施普选，并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这种调查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美国人的意见时，美国人可以投票，还可以通过投票了解调查结果。他们能这样操作，有一个非常明显却无人提到的原因，那就是投票的人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而且在观念中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要了解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先对那个国家民族的习惯和价值观点进行系统研究，再考虑是否采用投票的方式，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在抽样调查中能够做到严谨、慎重，我们就能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某个民族对其国家持有的观念，那么抽样的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只有了解某个民族的国家观，才能弄清楚这个民族各个不同政治派别究竟会在街头巷尾，或者在国会中争论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的态度和观点，比那些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更有说服力的重要性。在美国，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几乎都认为政府限制了个人自由。对一名美国人来说，也许只有战争年代才是例外，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官员的地位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任职的人高。美国人的国家观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国家观，甚至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有很大差异。我们必须了解的正是这些观点。这些观点又分别表现在风俗习惯、对成功人士的评论，以及民族历史神话、民间故事，还有和民族节日有关的辞令中。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间接表现对一个民族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必须是系统性的。

正如我们在选举中，要对人们投的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进行研究，我们对某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他们倾向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详尽研究。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日本民族的基本观念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发现，一旦弄清楚西方人的观念与其人生观不相符合，掌握他们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某些剧烈变化的行为，在日本人眼里却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我也能试图说明原因了。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日本人最初使用的稀奇古怪的词句和概念，都具有重要含义，还包含着他们长期使用这些词句和概念时，日渐积蓄起来的感情。他们的道德观和罪恶观，与西方人存在巨大差异。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属于佛教体系，也不属于儒教体系，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优势和劣势。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是西欧各国共有的，虽然各有特点。例如：号召军队全力以赴，战斗到底的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如何鼓励士气，让士兵们坚定必胜的信心；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的稳定比率；对战俘制定的行动规则等。在西欧各国的战争中，上述情况大致可以预料，而且西欧各国又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战争也在它们共同的文化体系之内。

通过日本人在战争惯例上表现的差异，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人生责任的看法与态度。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对他们的文化行为做系统性研究，至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不在考虑范围内。他们每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这往往与他们的性格相关。我们需要解答有关他们性格的一些问题。

日本人为战争“正义性”做辩护时，提出的一些前提条件与美国人相反。他们对待和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标准，也与我们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战争起因是由于轴心国的扩张与侵略——日本、意大利、德国的扩张侵略，非法破坏了国际和平。在其占领的地方，不管是中国，还是埃塞俄比亚，或者波兰，其行为都证明他们是在压迫、欺侮弱小民族，这是罪恶行为。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游戏规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但日本人在解释战争原因时，却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无政府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日本必须为建立新的世界等级秩序而战斗。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由全体国民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大家都自愿服从这种等级制，他们了解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让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他们在国家内部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内乱，修建了道路，建起了电力、钢铁等产业。

根据官方数据，日本青少年大约有99.5%都接受了公立学校的教育。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伸出援手，帮助落后的邻国——中国。他们认为，在其渴望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内，应该全是黄种人，有必要把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都驱赶出去，使他们都各得其所。世界各国都应该在国际等级制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和谐的世界。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这种被日本人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及其真实含义。因为这种“等级制”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符合日本人的特征和日本文化的需求，也符合日本人的幻想。但对日本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似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看待日本人的“理想”。不过，日本人仍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正确的，从不认为自己的“理想”从道德角度来讲是罪恶的，受到了其他民族的非议。在日本战俘中，即使连具有“厌战情绪”和“反战情绪”的人，也很少有人指责说这是错误行为，他们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一定会坚持这种态度，尤其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忠诚。在这点上，他们与热爱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水火不容。不过，等级制在他们心中具有什么含义？对日本民族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对日本人来说，等级制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些我们必须了解。

在对胜利的期望上，日本人的观点和态度也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总在叫嚣“大日本国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等。他们还说，虽然美国是大国，拥有先进优越的军事力量，可这不算什么。日本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从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在一份日本的《每日新闻》报上有一句话：“如果我们仅仅害怕庞大的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非因这场战争才被创造出来的。”

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日本政客、军事指挥部和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军备力量的较量，而是精神信仰与物质信仰的战斗。”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强调说：“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精神一定能战胜物质，物质的力量注定会失败。”当日军在塞班岛等地全线溃败时，这一理念和信条毫无疑问成为他们说服自己将战争坚持到底的理由。当然，这并非日本人替自己的失利找借口。当日军胜利，并对胜利进行夸耀时，这一信条如同进军的号角，激励着日军士气，使他们在战场上犹如猛兽一样。日军偷袭珍珠港前，这一信条就已深入日本人心中。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手册上写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皇道’，也许日本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力量悬殊，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相信，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

和当时其他许多积极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也为战争的命运担忧。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被用于军备的比例大幅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日本国民总收入大约一半被用于陆海军装备，民政支出却只占总支出的17%左右。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物质和军备，日本政府在军备上的庞大开支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毫不关心。他们相信“精神”永世长存，军舰与大炮只不过是“精神”的表面象征，正如武士将佩刀作为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人追逐物质的强大，日本人却重视精神力量。虽然日本和美国一样，也会在物质上开展“增产运动”，可是他们开展“增产运动”的前提和基础却不同于美国。日本人认为：精神是永存的，尽管物质必不可少，但与精神相比，物质是次要的、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我们经常可以听见日本人在广播电台中说：“物质资源有限，没有永远存在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日本人把对精神的信仰彻底用到了战争行动中。日军战争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用训练来对抗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要用精神战胜敌军庞大的物质支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非特地为战争制定的。在日军战争手册的首页上，还用粗体字印着“战争必胜”四个字。日军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的方式撞击美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具体实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日本人把这一行动命名为“神风特攻队”。13世纪，蒙古帝国忽必烈汗东征日本，在海上遭遇飓风，使得东征无功而返，日本人把这场挽救了自己的飓风称为“神风”。

即使在民间，日本人也信奉精神优越于物质。例如：在工厂干了12个小时的活儿，又被通宵达旦的飞机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对自己说，“身体越累，精神越好，意志越强”，“越疲倦越能锻炼人”。老百姓要在轰炸时躲进防空洞。冬天，防空洞里很冷，日本体育协会就通过广播组织大家做御寒体操，并说这种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还能帮助维持正常体力，尤其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生命所需。他们说：“也许有人认为，没有食物，吃不饱肚子，哪有体力做体操。如果这样想就不对。食物越匮乏，我们越要用这种方法增强体力。”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鼓励人民通过额外消耗体力的方式增强体力。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看一个人有没有体力，要先看这个人有没有在前一夜里睡足八小时或者至少五小时，以及饮食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感到寒冷，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可是日本人在计算体力时，完全不考虑人体是否贮存了足够的体力，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物质，物质是可以被精神战胜的。

战争时期，日本广播的内容非常极端化，他们甚至在广播中宣传说：精神可以战胜死亡！甚至有家广播电台播报日本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一结束，日军飞机就陆续飞回机场。最先回来的是一名大尉。他从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停机坪上，举起双筒望远镜凝望远方天空。他的部下陆续驾着飞机回来，他一架架数着飞回的飞机。虽然他脸色苍白，但依然很镇定。最后一架飞机回来后，他放下望远镜，离开停机坪，回到小办公室中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拿着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做汇报。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旁边的军官立即去搀扶他，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军官们把他抬进医务室，医生们对他做了仔细检查，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他的胸膛还有弹伤，这是一处致命的弹伤。医生们很奇怪，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冰凉。可此时，大尉的身体却如同冰块。医生们断定，大尉，胸膛中弹时就已经死了，然而，坚强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却支撑着他，让他驾驶着飞机飞了回来，并做完了汇报。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才使早已死去的大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在美国人眼中，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听到这条广播后，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却并没有笑。他们指出：这位大尉的事迹是“奇迹般的事实”。难道不能有奇迹吗？人的灵魂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显然，大尉是一名自我修炼灵魂的高手，而且早已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既然老百姓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永世长存”，为什么一位具有强烈爱国责任心的大尉在死后不能继续多活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只要通过特殊训练，人的精神就一定能够达到最高境界。

美国人可以对日本人的这种极端行为嗤之以鼻，把他们的说法看作是穷途末路时的自我说服，或者压根儿就是受骗的日本百姓的幼稚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真这样看，就很难在战场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应付并战胜日本人。这些信念早已被深深烙刻在日本人的骨子里，在日本民族的精神中根深蒂固。所以，这些信念不能仅仅被当成怪癖或神经质。我们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对日本人进行真实的估量与评价，理解他们战败后承认“仅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守住阵地是一种幻想”的真实含义，即在战场和工厂中，经过和美国人的精神较量，他们发现自己的精神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战争中，日本人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为比较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资料。日本人对安全、士气等高谈阔论时，只不过是在为精神力量做准备。不管遇到什么灾难，无论是城市上空的空袭，还是塞班岛上的溃败，或者菲律宾的失守，日本政府对老百姓只有一个解释：这些都在预料之中，不必忧心忡忡。日本广播仍然在进行夸张的宣传，政府借助这些宣传让国民继续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世界里。他们以为这种方法可以让老百姓保持镇定。广播说，“美军已经占领了基什加岛（Kjska），日本本土正处于美军的轰炸圈内，但我们对此早已料到，并做了充分安排”，“我们相信，敌人会以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的方式向我们发起进攻，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中，早已对此做好了准备”，等等。日本战俘，甚至连那些希望早日停战的战俘，都一致认为，美军的轰炸不可能摧毁日本人的士气。当美军对日本各城市进行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飞到我们的头顶上空来了，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经对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请大家不要担心。”是的，一切都在日本人的预料中，他们对一切早已胸有成竹，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们才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永远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们不要消极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应该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他们会说：“敌人啊，你要来就来吧！”或者说：“我们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欢迎它的到来！”他们绝不会说：“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日本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19世纪70年代著名武士西乡隆盛遗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只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我们面临困难时，就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根据电台报道，当美军如神兵天降进入马尼拉市中心时，驻守马尼拉的山下将军只是“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已经落入我们的怀中了……”；广播中还说：“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迅速陷落，而这正是山下将军神机妙算。目前，事态的发展在山下将军的部署之中。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顺利实施。”根据他们的逻辑，似乎失败得越惨，事情的发展就越顺利。

美国人也爱走极端路线，但他们与日本人不同。为了应战，他们会全力以赴战斗。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强加的，美国人遭到攻击，必须给日本人颜色看。美国政府发言人谈到珍珠港、巴丹半岛的失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早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会说：“这是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灾难，我们必须给敌人一点厉害看看。”美国人每个时刻都能应付挑战，并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是必须把一切预先安排好，对他们来说，不曾预料是最大的威胁。

日本人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民族的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指挥部向部队下命令说：他们现在已处于全世界的注视中，日本军人必须表现男儿本色。

海军指挥部还对官兵们下了一条指令，说：受到鱼雷攻击时，一旦接到弃舰命令，马上要以最完美的动作转移到救生艇上，不然就会“被世人嘲笑，美国人会把日本人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日本人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这关系到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看法。重视别人的意见，好面子，这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有关日本人的态度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他们对天皇的态度。天皇对民众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曾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7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天皇一直是地道的傀儡。日本人只对直接管辖自己的贵族（“大名”）尽忠，在“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是将军，没人关心要不要对天皇忠诚。天皇住在与外隔绝的皇宫中，将军制定严格的制度，对天皇的活动、行为及生活起居等都做了限制；甚至连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当成是对将军的背叛。在普通百姓心中，天皇几乎不存在。有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从历史角度理解日本。百姓脑海中模糊不清的天皇为什么能够被拥戴，并成为保守的日本民族聚集力量的核心？这些美国学者认为，日本评论家夸大了“天皇对国民具有永恒的统治权”，评论家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在美国制定的战时政策中，不需要对日本天皇表示礼遇。相反，对日本人关于“元首”的观念，美国人必须抨击。日本人把天皇视为“神道”核心，如果美国人挑战并摧毁天皇的神圣性，日本整个社会结构或许会崩溃。

但是，有一些才华横溢的美国人非常熟悉日本，他们读了来自前线的报道或者相关文献后，往往持不同意见。他们知道，在日本，用言语侮辱、攻击天皇，只会激起日本人战斗的士气，而不会摧挎他们的自信。他们相信，日本人不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看到，当时日本国内到处都在叫嚷“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军国主义的名声非常臭，军人前往东京市区都要换上便服，但是日本国民仍然非常崇敬天皇。这些美国人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之情，完全不是德国人呼喊“希特勒万岁”时能够比拟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也证明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不同于西方军人，没有接受过“战俘培训”，例如，被俘后应该说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所以，他们的答案花样百出。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投降，其骨子中根植着“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过，不过，这在当时仅局限于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重视俘虏的供词，从供词中能够了解日本军队的特征。日军俘虏并非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也并非因为投降就不再有日军的特点。他们绝大多数是受伤后，或者失去了知觉后，因无力抵抗而被俘虏的。

一些俘虏会顽抗到底，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遵奉天皇的旨意，为天皇献身。他们说：“天皇指引我参加战争，我是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反对战争，抵制日本侵略计划的日本人，同样也把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总之，对所有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恶战争的人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说“天皇是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天皇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州事变中，天皇陛下反对日本军部”，“战争在天皇既不知情也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爆发了，天皇不喜欢战争，更不允许日本国民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日本士兵经受了怎样的虐待”，等等。这些供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的供词。虽然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和德军最高司令部背叛或违抗希特勒的行为不满，但仍然认为，这场战争的责任要由希特勒承担。可是，日本战俘却表示，对皇室的忠诚是一回事，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另外一回事。

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他们说：“日本如果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国民对天皇的信仰超越了对宗教的信仰”。纵然日本战败了，他们也不认为天皇应该受到谴责或承担责任。他们还说：“老百姓不认为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日军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内阁和军部，天皇没有责任”，“虽然战败了，但是所有日本人仍然尊敬天皇陛下”。

日本人认为天皇超越一切。美国人却认为，人都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所以，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在美国人眼里是自欺欺人。不过，直到战败，日本人仍然坚信自己的观念。审讯日军战俘时，就连那些对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记录上写下“拒绝批判天皇”。所有战俘都不愿说天皇的坏话，包括和盟军合作，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人。在从各个地方汇集起来的日军战俘审讯记录中，只有三份口供委婉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一份口供说：“保留天皇是日本的错误”。还有一份口供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是一名傀儡”。另一份口供以猜测的语气说：“天皇可能让位给皇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妇女也许能获得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所以，日本军部利用国民对天皇的崇敬心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赏给部下；天长节时，军部领导人会率领全体官兵面向东方拜三下，高呼“天皇万岁”；日军受到连续轰炸时，军部领导人会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颁布的“圣旨”。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森林中，能够听见这样的诵念声在森林中回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忠诚，号召每个官兵都要“遵奉天皇的旨意”，“不要让天皇担心”，“要以一颗崇敬的心来报答天皇陛下的仁慈”，“为天皇献身”！可是，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如一把双刃剑。很多日军战俘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只有一支竹枪，也要果断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有令，我们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令，日军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最强硬好战的日本关东军也会服从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让日本民众承认战败，并愿为重建家园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忠诚，对天皇以外的其他人加以批判，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的报刊杂志和战俘供词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对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批判。战俘们大骂前线指挥官及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还痛恨那些要么坐飞机逃跑，要么让士兵往前冲自己躲在后面的指挥官。他们谴责这些军官，称赞那些舍生忘死、能够与士兵同进退的军官。他们不缺乏辨别善恶好坏的能力，甚至连日本国内一些报纸、杂志，有时也谴责日本政府，或者抨击日本政府限制民众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登载一篇文章，这是一份有新闻记者、日本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其中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激励民众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是言论自由。这几年来，国民普遍不愿说心里话，不敢讲真话，因为害怕讲了真话后受谴责。他们表面服从，内心怀疑，胆小如鼠。如果这样，全体国民的力量如何发挥出来呢？”还有一位发言者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和选民谈话到深夜。我就各种事情征询他们的意见，不过，他们对我的问题唯唯喏喏，不敢开口。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激发民众斗志。有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与‘治安维持法’，大家都变胆小了，日本民众的战斗力仍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政府、军部，或者对上司，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他们没有无条件承认等级制的优越性，但也从没有批判过天皇。天皇的至尊地位直到近代社会才确立，时间并不长，为何受到如此尊重？这是由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不顾身战斗，直到战死。同样，天皇一声令下，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缴枪投降，承认战败。那么，战俘的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还是故意欺骗我们的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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