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承谟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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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故事试读：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上明确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对当今中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圆满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要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此，我们特别策划出版了这套“实干兴邦·科学家故事丛书”。此套丛书遴选了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10位科学家——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物理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气象学家竺可桢，生物学家童第周，以及他们的先进事迹，为读者呈现了一代大家的爱国情操和奉献精神。
这些科学家身上充满创新、务实、不怕困难、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可贵品质，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己任，不计个人名利，不计条件待遇，始终坚持不懈、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科学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们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用实干来证明一切、改变一切，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富裕奉献了一生。他们都是实干兴邦的楷模，永远值得人们景仰，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是为了让青少年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创新实干、淡泊名利、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树立献身科学事业、谋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祖国富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第一章从七房桥走出的新星
书香门第出身的钱伟长，接受着家中长辈的悉心教导，也暗暗滋长着求学的上进心。然而，一场灾难的降临却使得全家的生活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从此他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第一节 书香门第出身
1912年10月9日，一个小生命降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的钱家大宅。这个生命的到来，为经历了诸多不幸的钱家带来了一片难得的喜气，每个人都在心中欢呼着，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微笑着。这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小生命，就是钱伟长。
七房桥村的钱家曾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明代中叶时是当地首富。到了清同治年间，钱家五世同堂，且一门走出了两位举人，轰动了整个朝廷。为庆贺此事，朝廷当时还御赐了“五世同堂”、“贡士及第”两块横匾。可惜天意弄人，这样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很久。
之后的一年，钱家最年长者和最年幼者相继辞世。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而钱家也开始了衰落。到清末时，钱氏的后人钱季臣，一个县学秀才，以教私塾养家。他在父亲去世后接任族长，共生有4个儿子——长子钱挚、次子钱穆、三子钱艺、四子钱文。不幸的是，钱季臣在39岁时便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当时最大的儿子还不足15岁，钱家陷入了困窘之境。钱挚幸得荡口义庄的资助，才得以顺利从常州中学的师范科毕业。
毕业后，钱挚因品学兼优，被屠文博校长推荐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深造，但因家庭经济困难，三位弟弟也需要培养，钱挚便返回家乡创立又新小学，任校长。
钱挚做小学教员时，月薪不足10块钱，而且上有高堂，下有幼子。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的艰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却清贫乐道，默默耕耘着。
钱伟长是钱挚的第二个孩子。钱伟长本来还有个姐姐，但她未满周岁便夭折了。饱受打击的钱家对这个儿子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因此，钱挚为其取名伟长，取自建安七子中徐干的字，寓意见贤思齐，希望他将来能有一番作为。
作为长房长孙，幼年的钱伟长生活简单而快乐。奶奶、叔父等人经常给他讲爷爷钱季臣的故事，使他完整地感受到爷爷的人生和抱负。
钱伟长的爷爷钱季臣作为清末秀才，思想并不保守。当时他积极吸收各种新信息，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报纸。上海作为新思想汇集的地方，报纸就是当时新思想、新观念的承载体和传播渠道。通过阅读报纸，钱季臣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并很快消化吸收，将这种思想结合本地的实际，建立起了“钱氏怀海义庄”。他让族人把原先由个人管理的田地交由义庄管理，义庄则聘两三位账房先生主管收租、交税和福利工作。作为族长，他和一位公推的副主任负责监督工作。义庄规定，凡是七房桥的孤寡老人及失去父亲的未成年孩子，每人每月可以从义庄领取一斗米、一贯钱作为生活之资。
钱氏怀海义庄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佃户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使七房桥的经济恢复了生气。县知事也大加赞同，并全力支持。
钱季臣兴办义庄的事迹很快在附近流传开来，不到3年，无锡、苏州、昆山、常熟、太仓，甚至崇明都纷纷成立了义庄。而钱季臣本人这种愿为人民群众挑重担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家几代人。
钱季臣的妻子便是一位颇具士人之风的女子。钱季臣去世后，一些族人建议她向义庄申请领取生活物资，但她果断地回绝了。不仅如此，她还经常为村中其他贫困百姓申请救助物资。像她这样具有大义大德精神的女性，怎能不受到大家的敬重呢？当时年幼的钱伟长虽然不能深刻理解奶奶的这些做法，但奶奶坚持为之的行为和周围人的赞扬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在无形之中为他树立了重道重义的典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两件与钱氏怀海义庄相关的事情，说明兴办义庄还能惠及后人。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0年土地改革时。当时在评定地主和富农时，曾经富甲一方的七房桥只评出两个地主和几个富农，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和村镇贫困户，而且评出的两个地主还都是早年已迁入上海的工商户。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村里大量的土地都由钱氏怀海义庄统一管理，不属于各家各户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造反的红卫兵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钱伟长，指控他在旧社会能顺利读完中学和大学，还得以出国留洋，他的家庭一定是地主、官绅，甚至还可能是土豪！这些传言引起了清华大学的重视，于是各派各组三番五次地派出专案组到钱伟长的老家七房桥调查他的身世，结果发现钱伟长出身贫寒，家里一没钱二没势，父亲只是一个贫穷的乡村教师，之前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清华大学这样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像钱伟长这样“根正苗红”的教授实属罕见。
实际上，不仅祖父母的高尚行为为钱伟长树立了榜样，父亲钱挚的儒雅沉静气质也深深影响着钱伟长。多年之后，他才明白父亲的这种气质来源于男儿当肩挑天下的豪气。这种豪气深深地烙刻在钱伟长的心中，也促使他在人生中面临“大我”和“小我”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大我”。第二节 丰富的学前教育
钱家大宅有七间五进房子，书斋素书堂位于第三进。这间书斋承载了钱伟长祖、父两辈人的文化记忆：爷爷钱季臣曾在这里设书馆教授私塾，叔父们也曾在这里描红开笔。钱伟长的几个叔父都是博学笃厚之人，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各有建树。
武昌起义后，钱伟长的父亲钱挚曾与弟弟钱穆及族中青年兴办革命团练。民国初年，钱挚在七房桥重新开办七房桥又新小学，而后又到荡口、后宅等地办学、任教，在当地颇具声望。1913年，梅村创办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由乡村教育家华澄波任校长，钱挚任教务主任。北伐后，无锡县大办中学，在学前街县学里设立无锡县中，钱挚任县中教务主任兼舍监。北伐胜利后，无锡县中改组，成立初、高中六年制中学，并搬到城北。后来，为了满足乡村教育发展的需要，无锡市成立了无锡乡村师范学校，钱挚任校长。
钱伟长的四叔钱穆，字宾四，取“四宾穆穆”之意，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他自学成才，曾任小学教员。1923年以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4年退休，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早晨病逝于台北寓所。
钱伟长的六叔钱艺，字漱六，取“六艺漱石”之意，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拜访以求其墨宝者不绝于途。
钱伟长的八叔钱文，字起八，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善写小品和笔记杂文，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发表文章，笔名“别手”（即“捌”）。有人曾评价钱穆是学者型文人，而钱文则是才子型文人。与兄长们相比，钱文的行事少了几分节制深沉，多了一些风流蕴藉。和兄长们一样，他毕业后也在中学任语文老师。但比起教书，他更热衷于那些“不正经”的爱好，比如跑书场，结交弹词艺人，给他们写弹词等。说书人在开场讲书之前，都会唱一段开篇，当时的评弹艺人知道钱文的开篇写得好，因此都争相请他写开篇。钱文上语文课也像说书一样，非常精彩。有一回讲到武松打虎的关键时刻，他突然跑出教室，待学生纳闷张望之时，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户跳了进来，原来他是在表演课文。
叔父们勤奋好学的精神，对钱伟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童年时，钱伟长与奶奶住在书斋东面隔壁的房间，素书堂则被隔成两半，后半间为书房，前半间做客厅。
1917年秋，钱伟长进入复盛桥东岳庙初级小学学习，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家人的教育下开始读书认字。
他每天必须完成父亲布置的两项作业：写日记和帮奶奶记账。写日记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但记账就难多了，因为账目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布匹、器皿、人名，十分烦琐。记录过程中，他经常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同音字代替。这时，四叔钱穆总会细心地修改那些错别字，并给他讲解它们的笔画特点和意义。久而久之，对于汉字的结构特点、音形意义等，钱伟长已熟记于心，认识的字也与日俱增。接着，钱穆开始教他写字。为了节省纸钱，钱穆把一块方砖的一面磨光，让钱伟长用蘸水的毛笔在上面写字。每写一个字，钱穆都会指出其中笔画布局的毛病，一个字往往要重写几十遍，直到十分合乎结构布局，才能写第二个字。在严格的训练下，钱伟长的字写得越来越好。后来，钱穆要求他常常练帖，但终因他不太感兴趣而不了了之。
钱伟长的叔父们对他的教育都很用心。他们知识渊博，不仅拓宽了钱伟长的知识面，而且在教导时也十分注重方式方法，实在是很好的老师。
八叔钱文文章写得好，负责教钱伟长作文。钱文的教授方法十分特别：拿出两期《小说月报》，让钱伟长为其中的每篇短文另拟一个短题目，越短越好，即便只有一个字也无妨。钱伟长以前没做过这样的作业，感觉既新鲜又有趣。钱文在讲解时，会首先说明每篇短文的原意和作者的写作意图，然后指出钱伟长所拟题目的优缺点，以及如何改进等。这样生动新颖的教学法，使钱伟长对所学的内容印象非常深刻，效果很好。后来，钱伟长的国文课成绩能够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钱文别致的学前教育。
钱伟长的爷爷钱季臣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钱穆曾回忆说父亲的教导方法堪称经典，而自己之所以能脚踏实地地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长廊，正是得益于父亲从小对自己的正确引导和教诲。钱穆小时候，镇中的大小事多在街口的一个鸦片馆解决，钱季臣几乎每晚都会到那里去。
一天晚上，钱穆随父亲刚进去，就有一位客人向他发问，要求他背诵《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信心十足的钱穆信手拈来地开始背诵，并配上了一人饰多角的生动表演，赢得了在座宾客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向钱季臣夸赞钱穆的多才多艺，但钱季臣并没说什么。
第二天晚上，他们再次去鸦片馆，路过一座桥时，钱季臣问钱穆：“你认识‘桥’这个字吗？”“认识！”钱穆自豪地点头回答。
钱季臣又问：“‘桥’字的偏旁是什么？”
钱穆说：“木字旁。”
钱季臣看了他一眼，接着问道：“把木字旁换成马字旁，你知道是什么字吗？”
钱穆自信地说：“知道，是‘骄傲’的‘骄’字。”
钱季臣意味深长地说：“知道‘骄’字是什么意思吗？”
钱穆讶异地看着父亲，回答说：“知道。”
钱季臣温和地一笑，把手搭在钱穆的肩膀上，轻声地问：“那你昨天晚上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言行接近‘骄’了呢？”
钱穆听了低下头，沉默不语，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
等到了鸦片馆，客人们见到钱穆，纷纷说要再考一下他，其中一位客人喊着让他背诵“诸葛亮骂死王朗”，但钱穆却默不作声，神态尤为忸怩，与前一天晚上迥然不同。客人们见他这个样子，也不再勉强。
当时钱穆年仅9岁，对一个9岁的孩子，钱季臣没有说一句责备或教训的话，仅温和的寥寥数语，就让钱穆明白了“骄”之意与态。
钱季臣不仅善于在生活中教孩子一些做人的道理，还注重通过小事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一次，他让钱挚阅读《国朝先正事略》等书，然后再让钱挚给自己讲述湘军平洪、杨的故事。正当钱挚讲述时，钱季臣打断了他，告诉他书中有的语句有所隐讳，接着说：“读书应当会读作者的言外之意。他写一个字可能就隐含着三个字，写一句话可能就隐含着三句话的内容，这时，你应该用上自己的理解和聪明，才能领会书中的含义。”
钱穆当时也听到了父亲对兄长说的这番话，感到如醍醐灌顶，欣喜至极。
钱伟长的爷爷和叔父们都是很优秀的老师，日后他自己也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教师，甚至连毛主席都对他的教书方法大加称赞。钱家三代人之所以在这方面都独具禀赋，正是因为真正的博学之士能够将最精妙的道理融入最浅显之处，而他们都是博学者，并且都接受了博学之士的教导。
入学前，钱伟长不仅接受文化教育，还自学了音乐和围棋。当时，六叔钱起和八叔钱文还在念书，只有暑假才回家，而他们一回家就会开音乐会，所以钱伟长最盼望暑假的到来。多年后，钱伟长对叔父们在素书堂里的演奏盛况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每天晚饭后都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活动。我父亲善弹琵琶和笙，四叔善吹箫，六叔喜欢吹笛，八叔则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弟妹妹都围坐欣赏，还经常有邻居去听。他们演奏得非常棒，让人陶醉。慢慢地，我听的时间长了，也就能随音乐打碗击板了。这样的音乐活动，增加了我的节奏感。我长大后，由于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过多，没有时间参加音乐欣赏活动，也没有形成业余爱好，但乐感和节奏感还明显存在着。”
父亲与叔父们的围棋擂台赛，也深深吸引着年幼的钱伟长。钱挚四兄弟都精于围棋，每次一有赛事，钱伟长便是他们最热情的“小尾巴”。叔父们看他热情甚高，便让他在一旁计输赢。叔父们有时也会打谱，像《海昌二妙集》等各种棋谱，都放在素书堂的书橱里。当叔叔们不在旁边时，钱伟长就自己打谱，当然，他不敢跟叔叔们对局，但对付学校的同学却是绰绰有余的。他后来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内比赛中还获得过非凡的战绩，而围棋也成了他终生热爱的业余爱好。
叔父们不在家时，素书堂就是钱伟长的天下。身处在藏书丰富的书斋里，他常常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里面的文化营养。不管是什么书，也不管看不看得懂，他都如获珍宝，《三国演义》、《左传》等全都看了，可以说是博览群书。对他来说，读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习惯，如同每天刷牙洗脸一样。第三节 懂事的孩子会挑花
作为钱家的长子，钱伟长的父亲钱挚很早就挑起了照顾全家生活的重担。当时他要上奉老母，下养妻儿，还担负着教育三个弟弟的责任，生活十分艰苦。钱伟长的爷爷曾办过私塾，钱挚四兄弟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教私塾的衣钵，而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钱挚和钱穆教书所得的微薄薪水。
钱伟长的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没上过什么学，但她具备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德，既勤劳又善良。她每天起早贪黑，养蚕、挑花、糊火柴盒等，想方设法挣点家用。
无锡县一带河汊密布，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因此鱼虾类都很便宜，一分钱就可以在小摊上买到一碗小虾。但钱家因为囊中羞涩，要省钱买粮食，从来没有买过。钱伟长年纪虽小，却十分懂事，从不要求父母给自己买这买那，还常常主动帮父母做事，减轻他们的负担。
每到万物萌芽的春天，钱伟长就兴致勃勃地和伙伴们一起到田野里去采野菜。春天的田野就像一幅美丽无比的画，明朗的蓝天、清新的花香、曼舞的柳枝、嫩绿的小草，难怪孩子们最爱春天。钱伟长他们手上提着篮子，一蹦一跳地在田野中寻找着刚露头的金花菜和叶子硕大的苋菜，直到把篮子装满才回家。
而到了炎热的夏天，他们又会激动万分地去拥抱那条清澈的小河，在河中摸螺蛳，捉田鸡，捞小虾小鱼。那个年纪的小男孩大都爱玩，自然也就免不了“打水仗”。他们在河中快乐地嬉戏着，发出欢快的笑声。钱伟长并不经常参与嬉戏，而是认真地捞着鱼虾，因为那些鱼虾是家里难得一见的荤菜。
7岁时，钱伟长进入村里的私塾学堂学习。学堂位于一座破庙里，教书先生面目严肃，头上盘着长辫子，案头放着一把戒尺。学堂里的学习既简单又枯燥，每天只是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背诵“子曰”“诗云”之类的句子，钱伟长并不喜欢。刚上学的学生一般都很淘气，钱伟长也不例外。只要先生一打盹，他们就会偷懒不背书，甚至打闹起来。
有一次，钱伟长实在不喜欢枯燥的课堂学习，便大胆地逃学了。怀着欣喜而又不安的心情，他跑到田野里，时而痴痴地看着那清澈迷人的小河，时而爬上高高的树顶去眺望那辽阔的天地。当然，后果就是被先生用那恐怖的戒尺将手心打得红肿不堪。
当时钱家本已穷困，但不幸很快又降临了，一场大火几乎将钱家大宅夷为平地，只留下一片灰烬。无奈之下，全家只好搬到荡口镇去寻找栖身之所。荡口镇的镇南、镇北和镇中共有3所小学，由于钱家经常搬家，钱伟长便也跟着变换学校。最后，全家迁到镇中，他便进入那里的鸿模小学念书。
镇里的学校自然比村里的私塾学堂进步，课程也多了很多，如算术、自然、音乐等。丰富的学校生活和课堂学习，使钱伟长的眼界开阔起来，他听起课来也认真多了。他知道家里困难，自己能上学十分不易，不能对不起父母，更不能对不起自己。
不过，钱伟长对算术并无兴趣，而是偏爱语文。他每天都会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背书。每天清晨，他来到镇外的鹅湖旁背诵课文。那里经常有渔船随风扬帆划过，渔歌阵阵，动听迷人；渔民们撒网捕鱼，场面有趣。这些情景常常吸引很多小朋友去看热闹，但钱伟长从不去凑热闹，他总是入神地背诵课本，惊人的记忆力使他很快把那些新学的课本背得滚瓜烂熟。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钱伟长一边用心读书，一边帮助家里干活。他还跟着母亲学会了挑花。挑花一般是女孩子做的活计，但迫于生计，很多家境不好的男孩子也会做。挑出一个椅垫能挣五六分钱，挑出一个窗帘可以挣一两毛钱。钱伟长的手十分灵巧，挑花又好又快，经常受到母亲和邻居们的称赞。
每天一放学，钱伟长就飞奔回家，放下书包后，他拿起挑花的绷子，坐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开始挑花。每天他总要挑到太阳下山，看不到绷子上的网格了才肯回屋。回到屋里，他仍不肯歇息，就着微弱的灯光继续挑花。绷在架子上的白线方格网，随着他两只小手麻利地抽针引线的动作，渐渐现出漂亮的花朵。那不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不是多彩活泼的雏菊，而是开在钱伟长心上的饱含辛酸的苦菜花……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清贫的生活使年幼的钱伟长明白了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苦，同时也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日后才会为了救国而毫不迟疑地弃文学理。
1919年秋，四叔钱穆受邀到后宅镇（现名硕放）筹建泰伯乡第一小学，钱伟长也随他过去。同行的还有钱季臣的老家人阿庚，他在学校里当校工，并照顾钱伟长的饮食起居。白天，钱伟长在学校上课，由钱穆照顾；而一日三餐及晚上则由阿庚照顾。这样，钱伟长在后宅镇住了两年。1922年，钱穆被调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钱伟长只得转学到荡口镇北司前弄初级小学就读，1923年升入荡口鸿模小学高小一年级。第四节 初中门前的抉择
小学刚刚毕业，钱伟长就被生活的鞭子赶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一天，几个年纪稍大的同学来找他玩。几天不见，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惹人注目的制服，颇为神气。刚走进钱伟长的家门，他们就骄傲地嚷开了：“伟长，你看我们都做事了！”“你们都在哪儿做事啊？”钱伟长还没来得及说话，正在一边挑花的祖母笑着开了腔。“我在邮局。”一个穿绿制服的同学回答。“我在铁路。”另一个穿黑制服的同学接着说。“看我们的制服漂不漂亮？”他们向钱伟长得意地炫耀着。
钱伟长看着他们身上崭新的制服，再看看自己身上打满补丁的破烂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好一会才回答说：“漂亮。”“你们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啊？”祖母又问道。“差不多两三块钱。”“哟，不少，真不少啊！”祖母连连点头，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目光，因为在邮局和铁路上工作就代表着拿到了铁饭碗。
同学们走后，钱伟长默默地拿起绷子，开始挑花。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母亲突然对他说：“孩子，你先放下活计。来，妈妈有话跟你说。”
钱伟长放下手中的绷子，走到母亲身边。“孩子，不是妈妈不愿意让你念中学，家里的境况你也知道，实在是没法子啊……唉，你还是去学点手艺吧。”母亲叹着气，忧心忡忡地说。
钱伟长觉得母亲的考虑不无道理。父亲在外面教书，每个月只能寄回几块钱，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养活，根本筹不起学费。如果他去当学徒，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三年后出了师，就能挣钱了。“你是要早些养家了，孩子，但不要去做一般的营生。要在邮局当差，或是到铁路上做工，那才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作为一家之主的祖母考虑得更为周全，她接过媳妇的话，用爱怜的语气对孙子说。
钱伟长低头站在一旁，眼眶红红的。他舍不得离开书本，书早已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离不开的伙伴。他渴望上中学，渴望继续学习，渴望与书相伴一生。
见儿子一直不出声，母亲焦急地催促道：“你就依了我们的主意吧，孩子！”
看着辛劳困苦的母亲和满脸皱纹的祖母，想到弟弟妹妹们索食的渴望眼神，钱伟长使劲地咬着下嘴唇，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只轻轻“嗯”了一声。
父亲得知这件事后，急忙从正在任教的梅村镇赶了回来。一进家门，他就为儿子辩护：“只有让孩子好好念书，他才有出路，才不会受人欺负，才能报效祖国。”“可是学费到哪儿筹啊？你没看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吗？”母亲生气地质问道。“家里穷，这我知道。但哪怕再穷、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学费还是从开支中再挤一挤吧。”
父亲激烈地争论一番，终因受不了妻子的唠叨而闭了嘴，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儿子继续读书。
值得庆幸的是，1925年，原为小学教师的钱挚被无锡荣巷荣家办的公益学校聘为教务主任，薪水有了提高。这使钱伟长上中学的学费问题得到了解决，他跟随父亲到了无锡。
无锡是一座花园般的城市，结束了在十字路口上挣扎的钱伟长，怀着激动的心情打量着这座曾无数次出现在自己梦中的求学之地。那浩瀚的太湖，犹如慈爱的母亲，不断地用自己丰富的乳汁，滋养着周围的田陌、庄稼、树木和花草；秀丽的梅园，开阔的鼋头渚，雅致的蠡园，就像性格各异的三姐妹，紧紧地依偎在母亲太湖的身边……
当时这所公益学校只有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三年级，钱伟长算是插班生，需要通过考试才行。庆幸的是，当时只考语文而不考数学，因此他很容易就通过了，插在小学六年级的班里，与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荣毅仁是同班同学。
钱伟长与荣毅仁在学校的交流并不多，他们之间的真正友谊是在1937年暗夜同船之旅以后开始建立的。当时南京沦陷，由于祖母和母亲杳无音信，身在异乡的钱伟长十分焦虑，决定回家看看。他从北京出发到天津英租界，再从英租界乘太古怡和的船到上海，接着在晚上从上海再乘运煤船到十六圩（今张家港），然后才能到达荡口。当天晚上，钱伟长上了运煤船，发现甲板上有一位面熟的旅客，再一细看，原来是荣毅仁。这时荣毅仁已经大学毕业，这艘运煤船就是他家公司的。两人交流一番，荣毅仁得知钱伟长是要回家探亲，建议他不要戴眼镜，不要坐轮船，要扮作普通乡下人，坐人力小船，因为日军对坐轮船的人查得很紧，而不太注意普通乡下人。正是听从了荣毅仁的建议，钱伟长才得以顺利地回到荡口，与家人团聚。这是后话。
1926年5月，钱伟长随父亲回到荡口。接下来的半年，是钱家最安乐的半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同年秋，钱伟长凭着自己从小对国学的喜爱和努力，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开始了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触摸和领悟。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创办人是清末大儒唐文治先生。他曾是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首任校长。为了“继往圣绝学”，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退休后，他在县初中县学东边，利用旧房子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亲自传经授课，主要讲授四书五经、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唐集、说文、通鉴和先秦诸子，培养出一大批国学大师级的人物。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学习生活，只是钱伟长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也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直到晚年依然记忆犹新。日后钱伟长能写出惊艳世人的《梦游清华园赋》，也与他得到过唐文治的教导不无关系。
1927年年初，无锡县立初中成立，钱挚被聘为教务主任兼历史老师，钱伟长随父亲进入县立初中一年级就读。
学习期间，钱伟长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正快速向前发展，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把人类的视野拓展到了太阳系以外的宏观宇宙；薛定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理论，也使人们的认识深入到了原子以内的微观世界……面对这些，钱伟长开始思索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传统家庭的熏陶和学习环境的影响，使他自然地倾向于文科，而相对疏远于理科。对他来说，科学的大门似乎还十分遥远。第五节 高中榜上的“孙山”
1927年，北伐胜利后，无锡被江苏的北伐军占领，导致县立初中关闭，钱伟长不得不跟随父亲回到荡口。不久，无锡、苏州的许多中学和师范学校开始进行改组。
1928年，苏州第二中学改组成为苏州中学高中部和初中部，互相独立。改组后的苏州中学高中部，新聘了校长和教师，其中文科教师都是地方上的才俊，比如国文首席教师是日后的国学大师钱穆，英语首席教师是沈同洽，中国历史首席教师是吕叔湘，外国史首席教师是杨人缏。
另外，为了满足乡村教育发展的需要，还成立了无锡县乡村师范学校，由钱挚任校长。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夕阳的余晖已从低矮的平房上移到教堂的尖屋顶时，胳膊里夹着一本《国语》的钱伟长，焦急地穿行在街道上杂乱的人群中。他正匆忙地赶回他和父亲在无锡暂住的“家”里。他想起家中的粮食已经吃光，得立即去买米，否则晚饭没有着落，父亲回来会着急的。一回到家，他抓起粮袋大步向粮店奔去，凭着自己个头小，轻松地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钻到柜台前，买了10斤大米，然后兴冲冲地回家了。推开家门，父亲已经回来了，手中还拿着一封信，是在国立苏州中学担任主任教师的四叔钱穆寄来的。
钱伟长一口气读完信，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激动地拉住父亲的手，说：“爹爹，苏州中学招生，我能不能去试一试？我想到那里去上高中。”
当时小学、初中本应读11年，因连年战乱，钱伟长只断断续续读了5年。数学没学过四则运算，平面几何只学了不到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函数根本没学过，外语和物理也没学过，只有国学和历史比较好。钱挚深知儿子的劣势，因而看着他没有做声，沉默了好一会才说：“试一试当然可以，不过也不要抱太大希望。那是一所有名的好学校，学生们既要学语文、历史，还要学物理、化学和代数。要想进去读书，必须通过那里严格的考试。你没有受过正规的初中教育，只断断续续地念过2年初中，虽然文科成绩不错，但理科的成绩差得还很远，你有把握考上吗？”
听了父亲的话，钱伟长并没有感到丧气。只要有一丝继续学习的希望，便不能放弃。他向父亲央求道：“爹爹，就让我去试试吧。即使考不上，也可以了解到题目的难度，以后的努力才有方向呀。”
看着儿子充满期待的眼神，钱挚不忍再拒绝他。就这样，钱伟长参加了苏州中学高中部的招生考试。
两周以后，学校发榜了。钱伟长半激动半忐忑地跑去看榜，他站在一大群学生与家长中间，伸长脖子，踮起脚尖，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他的目光在红榜上扫来扫去，一直不见自己的名字，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怦怦直跳。他拼命往人群里挤，希望在被人头挡住的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直挤到墙跟前，才看到榜文的最后有“钱伟长”三个字。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衣袖抹了抹眼睛，又仔细看了一遍，才确信是自己的名字。“我被录取啦！”钱伟长忘情地在人群中跳了起来。
他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钱挚喜出望外，但又不太敢相信，毕竟自己的儿子理科是极差的，于是一遍遍地反复追问消息是否可靠。“是真的！我亲眼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钱伟长申辩道，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说，“不过，我是最后一名……”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觉红了脸。“哈哈……”钱挚爽朗地笑了起来，“你这次可成了孙山。古时的孙山应举，所得名次与你一样。但是，孙山毕竟是个才子。后来可以居上嘛！”钱伟长也笑了，但笑得有点勉强。
后来才知道，钱伟长被录取主要是得益于他出色的国文成绩。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国文得了第一名。当时有人怀疑是时任国文首席教师的钱穆漏题给他。后来，苏州中学高中部校长派人到无锡调查，得知钱伟长国文一向优异，于是也就没有人再非议了。
但钱伟长考上高中的好消息，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多大的欢乐，钱家窘迫的现状使他陷入了两难的选择：高中的大门向他敞开，机会难得，但读高中费用不菲，家里哪能承受得了。一方面是家中艰难的生计，一方面是自己的美好未来，钱伟长矛盾着、挣扎着。
北伐军攻占无锡后，多数学校都被迫关闭，钱挚和钱穆都失去工作而赋闲在家，没有了收入。幸好当时六叔钱艺、八叔钱文都已中学毕业并找到了工作，而且钱艺是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每月有40块钱的工资。1926年，钱艺、钱文分别成了亲，并在荡口镇北租房另住。1927年军阀孙传芳兵败后，对荡口镇北进行了残忍的扫荡，将居民财物洗劫一空，而新婚的钱艺和钱文也不能幸免于难。随后，种种不幸又降临到钱穆的身上，先是1928年1月幼子夭折，继而爱妻于5月病逝。半年之内，丧子失妻，令他悲痛至极。
一系列的打击，使得钱家的生活举步维艰。实际上，自从祖父去世之后，钱家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钱伟长从幼年起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穿父叔们穿过的旧衣服。由于他身材瘦小，母亲总是将衣服的腰部折叠着缝起来，从不舍得剪短，等到钱伟长长高一点再把它放出来。直到要去清华大学报到时，钱伟长才穿上了一件新袍子，但还是借别人的，又太长了，最后仍是将腰部折叠起来才合适。
迫于家中的现实条件，祖母和母亲都认为，钱伟长初中毕业后应该马上工作，帮助家里渡过难关。但钱挚和钱穆都不赞成让钱伟长辍学，他们认为自己这一代人为了生活，都只念了中学，虽然也很努力，但终究比不上念过大学、留过洋的人目光远大，所以坚持要钱伟长读高中、念大学。
在父叔们的劝导和坚持下，祖母和母亲也只好同意。钱伟长终于如愿以偿地踏入苏州中学高中部的大门，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第六节 父亲溘然离世
转眼间开学的时间到了，由于钱伟长没有去过苏州，父亲决定送他去上学。
临行那天，天气不好，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父子俩撑着一把破伞来到码头，上船后，他们在人头攒动的船舱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容身之地。
宽阔的大运河笼罩在一片带有浓厚雾气的蒙蒙细雨中，到处都氤氲着潮湿的气息。窗外的微风不安分地透过船舱那不大的窗口钻进舱内，夹杂着细细小小的水珠，使劲地朝人们身上和脸上扑来，给船舱里带来一阵阵寒意。钱挚经受不住寒意，打了个冷战，紧接着就是一阵阵让人揪心的咳嗽。钱伟长关切地拍打着父亲的后背，焦虑地看着父亲那蜡黄的布满皱纹的脸，内心不禁涌起一阵酸楚。
父亲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久经医治仍不见起色，而这病根就是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起的。当时父亲所在学校里的8名教师被指控为共产党，惨遭枪杀，残忍的刽子手还把他们的脑袋挂在校园里的大树上示众。身为校长的父亲受到了极大的恐吓，最终因承受不住打击而抑郁成疾。“唉，时世艰难呀！”停止咳嗽的钱挚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儿子拉得更靠近自己，费力地说，“你今天能进苏州中学，机会很难得，一定要好好珍惜。那里有许多名声赫赫的优秀教师，你应当好好向他们学点真本事。家里不管有多困难，都会供你上完高中。你把功课学好了，我们的心血就不会虚掷，也会替你感到高兴……”话未说完，又是一连串让人揪心的咳嗽。“古往今来，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们说这里人杰地灵，其实是欺人之谈。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苦攻苦读的结果呢？”脸色通红的钱挚继续说道，接着一口气列举了许多名人，描述了他们成功前走过的艰难道路。
钱伟长用心地听着，并不时点头回应父亲。他把父亲的嘱咐牢牢地记在心里，并暗暗发誓，一定要学有所成。“当然，我不期望你能一举成名，只希望你在苏州中学勤奋学习，毕业的时候不再是榜上的最后一名，我就安心了。”钱挚微笑着抚摸着钱伟长的头，温和地说。
钱伟长觉得喉头哽咽了，他想好好安慰一下父亲，但一时又感觉难以启齿。半晌，他才低声而又坚定地说道：“您放心吧！”
下午时分，船外的雨停了。西边的天空中，一缕温暖的阳光隐藏在薄薄的云层之中，好像害羞似的；东方碧蓝的天际中，一道绚丽的彩虹高高悬挂着，好像多彩的缎带飘逸在空中一样，美丽极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州之行竟是父子二人的永别，而时常回响在钱伟长耳畔的那番嘱咐也成了父亲的遗言。
1928年10月，就在钱伟长进入苏州中学高中部还不到一个月，钱挚就病逝了，享年39岁。当时母亲41岁，还怀有身孕，钱伟长也只有15岁。一直让钱伟长敬重的父亲就那样走了，留给家人的只有一柜子的书。他的辞世给钱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钱家像是失去了顶梁柱的房屋，摇摇欲坠。
在钱伟长心中，儒雅的父亲就像一座大山，为自己遮风挡雨，是自己的安全港。接到噩耗后，他怀揣着一颗悲痛而焦虑的心立刻返家，并且作好了退学的准备。他想起自己一直敬佩的父亲就是在自己这个年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自己作为长子，现在也应该像父亲那样担起照顾家庭、抚养弟弟妹妹的责任来。
在这艰难的时刻，钱伟长的爷爷钱季臣筹建的七房桥钱氏怀海义庄起了很大作用。按照义庄规定，钱伟长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可以每人每月领一斗米、一贯钱的生活津贴。对钱家来说，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对于钱伟长退学的决定，四叔钱穆坚决不同意，并承诺负担他的学费。因为钱挚在临终前说过：“无论如何，都要让伟长读书，我们钱家一定要在第三代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于是，钱伟长在父亲离世半个月后，又回到了苏州中学高中部，并比以前更加努力了。
父亲是钱伟长永远敬爱的人。他常想，父亲不到15岁就以稚嫩的双肩勇敢挑起生活的重担，他对家人的责任心是令人敬佩的；父亲还在家乡创办了多所学校，为家乡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发展教育的豪气是令人赞叹的；父亲经常对自己谆谆教导，叮嘱自己好好学习，考取大学……钱伟长暗暗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有责任心，有奉献精神，学有所成，干出一番事业来。
2003年，钱挚创办的梅村中学举行90周年校庆，91岁高龄的钱伟长受邀参加。其中一个环节是要他为父亲钱挚及四叔钱穆的雕像揭幕。当时的安排是钱伟长为钱穆的雕像揭幕，省常委会主任为钱挚的雕像揭幕。当钱伟长恭恭敬敬地为钱穆像揭幕后，他静静地走到父亲的雕像下等人揭幕。当父亲的雕像揭幕完成后，眼神凝重的钱伟长用颤抖的声音提出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要求：“我能不能再为我父亲揭一次幕？”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梅村中学的校长一愣神，马上又恭恭敬敬地用红布再次盖上钱挚的雕像。钱伟长凝神屏气，将红布缓缓揭下。他默默地站在自己敬爱的父亲面前，褪去了所有的光环，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孝顺的儿子。在红布缓缓落下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第七节 “开夜车”的习惯
钱伟长在苏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的3年，过得充实而又紧迫。他竭尽所能地学习各门新课程和各种新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苏州中学高中部的老师个个都很优秀，他们知识渊博、循循善诱，加上他们精湛的讲授方法和负责的教学态度，使钱伟长对学习高度热情和主动。虽然苏州地处秀丽的江南水乡，风景如画，但钱伟长3年里从未认真游览过，只是去过沧浪亭，还是因为当时的苏州图书馆在那里。他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了。
关于这一点，钱伟长曾自述：“在这3年里，我如痴如狂地学习。苏州园林如画，但名胜山水我从未游览过。像虎丘、寒山寺这样闻名中外的胜地，也是在60岁以后才去观光的。当时我既不参加同学们组织的游戏、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也不到同学家中串门访户，就像与世外隔绝了一样。只记得当时去过几次沧浪亭，但也只是因为苏州市图书馆那时设在沧浪亭，而且和苏州中学高中部二院只有一墙之隔，到那儿非常方便，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高中3年下来，刻苦的钱伟长还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这个习惯的形成，与他当时的数学老师严晓帆是密切相关的。
在一节数学课上，身穿灰色长袍的严晓帆老师像往常一样，严肃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数学题，然后询问是否有同学愿意自告奋勇上台解答。
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有的锁眉望着黑板，有的埋头苦算着，久久不见有人答话。
同学们小声议论着这道题，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没有人能解答出来。这时，一直埋头演算的钱伟长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他脸色微红，但眼神坚定而充满期待，他声音微颤着说道：“严老师，我还没有解出来，但可以让我上去试试吗？”同学们听了，有的惊讶得面面相觑，有的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他可真够大胆的……”一个同学鄙夷地斜睨着钱伟长。“勇敢不等于冒失，他会吗？”另一个同学冷哼一声，质疑道。但严老师并不怀疑，而是向钱伟长投去赞许的目光，示意他上台。钱伟长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坚定地走上讲台。他认真地盯着黑板，全神贯注地演算着，不一会儿就把黑板写满了一半。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检查了一遍，出人意料地把那些算式擦掉，然后重新演算，如此往复好几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0多分钟后，钱伟长依然没有得出答案。他开始紧张起来，心慌意乱地转过身，窘迫地对严老师说：“老师，这道题容我课后做行吗？”严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晚自习时，教室里异常热闹，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到处都是激烈的讨论声。只有钱伟长一个人默默地埋头认真演算着，草稿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算式和数字。他还在演算白天的那道题，但一直到晚自习结束，他都没有解出来。学校作息制度很严格，大家在熄灯铃响后纷纷离开教室，钱伟长也失落地回了宿舍。他和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直在思索白天的那道题，而那道难题又引出了许许多多的记忆。
刚到苏州中学上高中时，钱伟长对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和英语等课程非常陌生，毕竟他在初中时没接触过，学起来相当吃力。每次上这些课时，他都会感到恐惧和羞怯，害怕老师提问问到自己。
而文学、历史和地理，他学起来就轻松多了。当时是四叔钱穆担任文学老师，他从《诗经》讲到《史记》，从六朝文赋讲到唐宋诗词，从元曲讲到桐城学派。对钱伟长来说，四叔的文学课就像一场华丽的听觉盛宴，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杨人缏的西洋史课，专讲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吕叔湘的中国史课，讲历代王朝的更替、文臣武将的韬略。这些对钱伟长来说，似乎有着音乐般的节奏、神话般的色彩，富有极强的魅力，强烈吸引着他去探索。地理老师陆侃舆，是一个和蔼且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人，他总是耐心地教学生画分省地图，画铁路、公路，画河流、湖泊，画高山、大海。这种地图上的旅行，也使好奇心强烈的钱伟长感到别有一番趣味。当时他唯一感到头疼的就是那些枯燥而复杂的公式、定律、推理和演算，但他明白，无论多困难、多吃力，都必须克服。
为此，钱伟长把一切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每逢周日，别的同学都出去玩了，只有他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自习室，拼命地弥补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
正当钱伟长沉浸在回忆中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惊讶地看了一眼，见是严晓帆老师，急忙翻身下床，恭敬地问道：“严老师，您找我有事吗？”
严老师微笑着说：“没什么事，白天的那道题你做出来了吗？”“没有。”钱伟长嗫嚅着回答道。“那就先放一放吧，你今天的作业做得不太好，有很多错误，我已经把它们指出来了，你看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己改过来。跟我来吧！”严老师温和地说。
随后，钱伟长跟着到了严老师的宿舍，按照严老师的指导开始改正自己的作业。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很多简单的地方都由于自己粗心大意而做错了，一定是白天太过专注于那道难题，而马马虎虎完成了作业。
想到这里，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把错误一一改正过来。当时钟敲响11点时，钱伟长才把错题改完。
这时，一直在认真批改作业的严老师说话了：“伟长，夜深了，改完了就早点回去吧，早点休息，明天才有精神上课。”
钱伟长答应着，把改好的作业恭敬地交给严老师，然后回自己宿舍了。当他夜半醒来时，发现严老师的屋里还亮着灯，心里油然生出一股敬意。这件事无形中拉近了他与严老师的距离。
第二天晚上自习室熄灯后，钱伟长主动敲响了严老师的宿舍门。随着严老师的一声“请进”，钱伟长轻轻推开门，走到严老师面前。
严老师惊讶地看着他，问道：“伟长，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老师，今天我的作业还需要改正吗？”钱伟长恭敬地问道。
严老师放下手中的红笔，微笑着说：“不用，今天的错误比昨天少了很多。”他站起身来，招呼钱伟长坐下，接着说：“伟长，我看你在数学上很有前途。你聪明，也肯用功。当然，除此之外，钻研数学最主要的还有两条：一是不能作假，这一点你是能够做到的；二是要认真，学数学马虎不得，这一点你还需继续努力，要养成认真的习惯。”“是，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钱伟长认真地回答道。
已经晚上10点了，钱伟长还没有离去的意思。严老师问他还有什么事，他局促地用两手搓着衣角，低声说道：“我……我能在您这里看会书吗？”“行，当然好啊！”严老师笑着站起来为钱伟长收拾桌子，并搬来一张凳子，嘱咐道，“不过，你不能待得太晚，11点之前一定要回去睡觉。”
兴奋的钱伟长痛快地点了点头。从此，在严晓帆老师的宿舍里，就有了他一个固定的座位，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并将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第八节 艰难的抉择
中国文学和历史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就像一个浩瀚无边的海洋，而钱伟长就是在这海洋中自在遨游的鱼儿。由于在文科学习上得心应手，钱伟长对自己报考文科相当有信心，憧憬着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
在苏州中学读书时，他每看一本书，都会认真地将自己读到的点点滴滴和感悟详细记录下来，日积月累，那些零碎的记录都可以连成一个系统了。正是这些“厚重”的记录，激发了钱伟长写作的欲望。刚上高三时，他利用自己积累的资料，写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科学论文——《春秋战国十七日食考》。
写成之后，他又找了很多外国的日食记录来验证文中材料的可靠性，做了一番去伪存真的整理。事后，老师们对这篇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当做范文放在阅览室里展览，这样既表彰了一篇优秀论文，又宣传了钻研精神。这篇论文还获得了江苏省高中论文奖。
也正是从写这篇论文开始，钱伟长隐约触摸到了把文学和科学联系起来的纽带。
钱伟长也一直偏爱着历史，他的历史知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年在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卷中出现了一道难倒众生的题目——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对此，钱伟长信手拈来。考试完毕，他如释重负，回到住处，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便到外滩散步。正是这次散步，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当时，钱伟长悠闲地在街上走着，静静地观察着周围。海关大楼发出沉闷的钟声；喧嚣的外滩码头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路上偶尔会有黄包车载着外国人经过，外国人脸上总是现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让人厌恶；而衣衫褴褛的中国苦力们，在人行道上蹒跚而行，仿佛心有余而力不足。月光慵懒地落在黄浦江上，泛着清冷的光波；外国军舰刺耳的汽笛声像钢针刺扎着他的心。
钱伟长漫无目的地走着，不觉来到了外滩公园门口，正打算进去休息一会，这时，铁栅栏大门旁边的一块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看着那写得歪歪扭扭的中国汉字，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直往上冲，巨大的愤怒使他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感到自己和国家受到了奇耻大辱，恨不得冲上去砸碎这一切。但他极力忍耐着，回想着历史书上记载的那屈辱的一幕幕。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不安分的英国、美国、沙俄、日本、法国、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对多灾多难的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并争相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手段，胁迫腐败懦弱的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大肆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掠夺中国的财富。趾高气扬的列强们在中国领土上驻兵，大摇大摆地开设银行、厂矿，逐步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和交通线，想方设法地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甚至肆无忌惮地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想到这些，钱伟长心中涌起一股股怒火，他痛恨帝国主义列强的霸道残忍，也对中国政府的懦弱和腐败感到极大的激愤和悲哀。他想拯救惨遭蹂躏的祖国，拯救那些灵魂麻木的中国同胞。那么，自己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怎么做才能起到真正的救助呢？依靠文学吗？凭借那不能改写的历史吗？都不行！帝国主义为什么敢欺辱我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而他们强大的力量源于科学的进步。我们落后，我们愚昧，所以我们受欺负，所以我们要努力发展科学。只有依靠科学，才能让祖国强大起来。这时的钱伟长，就像在黑暗中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光明一样，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他要走科学的道路，他要拯国救民。
钱伟长刚到苏州中学念书时，四叔钱穆还在那里教书，但教书时间并不长。1930年秋，钱穆在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推荐下，受聘到燕京大学开授国学课。1931年夏，钱穆又被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并兼授于清华大学。此时，钱伟长高中毕业。
钱穆从北京来信，要钱伟长到上海多考几所大学，于是，钱伟长每天都在报纸上搜集招生广告，然后选择报考，最后考了清华、中央、浙江、交通、武汉五所学校和清寒奖学金，并全部通过。清寒奖学金是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向考取的人每年提供300元。
在选学校的时候，祖母和母亲想让钱伟长上南京中央大学，因为离家近。但钱穆认为清华大学是最佳选择，那里师资雄厚，是全国闻名的学校，而且北京是优秀古都。最后，钱伟长听从钱穆的建议，选择了清华大学。
这时的钱伟长已经下定了钻研科学的决心。他胸中时常涌动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激励着他、鼓舞着他，使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第二章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为了使祖国不受欺侮，他弃文从理，决心用科学救国。此后，校园里随处可见他勤奋学习的身影。此时中国仍处于战乱之中，在爱国情怀的牵线下，他收获了甜蜜而深刻的爱情……第一节 文科状元也是理科盲
尽管钱伟长在学习上十分刻苦用功，但他能够被5所大学同时录取，得益于当时的考试制度。如果这些学校都考数理化和英语，钱伟长肯定一所大学也考不上，因为他偏科太厉害了。幸运的是，当时各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都由学校自主命题，而且不分科录取，以总分定高低。钱伟长虽然数理化和英文差，但他的国文和中国史却十分优秀。
当时，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题目和历史题目都是由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出的，题目非常棘手。国文考试中有一道题目是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陈寅恪设置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有位考生写的是“祖冲之”，陈寅恪觉得很不错。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赋》，这位考生更是交上了一篇文采斐然的赋，陈寅恪给了这位考生满分。这位厉害的考生就是钱伟长。
当时，钱伟长的四叔钱穆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兼课。陈寅恪把这份满分的考卷给钱穆看了。钱穆看后，觉得笔迹像是侄子钱伟长的。放榜后，果然就是钱伟长。后来，那篇让大家惊艳的《梦游清华园赋》被刊登在清华大学周刊上。钱穆觉得这篇赋写得太过张扬，为此还批评了钱伟长，让他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但多才的钱伟长一直没有学会藏拙，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生出许多坎坷与不平。
在历史考题中，陈寅恪出了这样一道题目——写出二十四史的全部书名、作者、卷数和注者。这道题难倒了许多考生，甚至有人交了白卷。钱伟长从小就博览史书，记忆力也很好，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结果他的历史也考了满分。
不过，作为文科高才生的钱伟长却是一个理科盲。他的数学、物理、化学、英文考得非常差，一共才考了25分。加起来，他的总分是225分，最终以第7名被清华大学录取。
像钱伟长这样以文理悬殊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的早有先例：1929年，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数学成绩是15分；1930年，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数学成绩是零分。正是清华大学的不拘一格，才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颗颗闪耀的明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绚丽的一章。与钱钟书、吴晗不同的是，钱钟书进了外文系，吴晗入了史学系，而钱伟长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物理系。
试想，以那样惊人的文科成绩进入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如果钱伟长没有改学物理，一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国学大师。但他偏偏选择了物理，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第二节 “我要进物理系”
钱伟长刚到清华时，东北沦陷，一股民族危机感弥漫着整个清华园。年轻气盛的学子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反对政府懦弱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勇敢地上街游行，甚至冲动地想要去南京请愿，要求全民抗日。
钱伟长那颗激烈跳动着的爱国心中，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责任感也顿时升腾起来，他想：“没有飞机大炮，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造？我要学习如何造飞机大炮！我要学科学！”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在钱伟长身上打下的烙印。
当时，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并不分系，录取之后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来选择系别。而东北沦陷和“九一八事变”使钱伟长下定决心，弃文学理，科学救国。在室友殷大均和何凤元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了物理系。
物理系的吴有训教授，是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清华大学，吴有训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年轻教授，他不但学问高，人品更为学生们所颂扬。
吴有训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跟随康普顿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事物理学研究，于1926年获博士学位。康普顿的《X光学》一书中，有30多节引用了吴有训的结论，所以国际上也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效应”。从1928年8月起，吴有训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钱伟长选择物理系，也可以说是出于对吴有训的敬仰，慕名而来。以前，清华大学物理系一般只收10人左右，而钱伟长这一届却招收了99人。
但对于理科总分只有25分的钱伟长来说，进物理系的确不太现实，这也难怪吴有训在注册选系的第二天就找他谈话了。
吴有训找到钱伟长后，耐心劝他说：“你的数学、物理和英文考得都很差，但你的历史和国文都是满分，你的文章也闻名全校。根据你的情况，中文或者历史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倔犟的钱伟长却坚定地回答道：“要打仗，中文、历史都派不上用场。中国老吃败仗就是因为飞机大炮不如人家。我要进物理系！”
吴有训的态度也很坚决，他表情严肃地说：“物理系每年就收这几个学生，你以这样的理科成绩进物理系，会占别人的名额。想造飞机大炮是可以的，但要让那些在这方面有才能的人去造。你觉得自己是这方面的人才吗？我和陈寅恪教授、杨树达教授（语言文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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