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大纵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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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大纵览试读：

前言

我们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都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与成就。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相补充，使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我们中国文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它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众多的作家、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紧接着又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那就是楚辞，楚辞的光辉代表，就是伟大的诗人屈原。《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就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在汉魏六朝出现了带有民间文学刚健清新风格的新诗体，即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乐府的重要标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这种诗体便基本成熟了。七言诗的产生要晚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到了唐代，近体诗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古体诗和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初具了文学的特质。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这时期散文、有感情激越、论辩性强、辞藻华美、结构严谨、多用寓言、善使比喻等特点，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汉代散文更讲究文采，对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

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恢复了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古文，直承秦汉传统，尤以游记散文清新隽逸，生动活泼。后世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它吸收唐代散文的精髓，融入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在戏曲方面，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

为了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学，我们特别编辑了《中国文学知识漫谈》，主要包括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民族与民间文学、香港与台湾文学、神话与传说、诗歌与文赋、散曲与曲词、小说与散文、寓言与小品、笔记与游记、楹联与碑铭等内容，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知识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作品、增长文学素质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一节 文学史

如果把我国文学的发展比喻为一条长河，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处于发源阶段；如果把我国文学比作是一座高楼大厦，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它的基石。因此，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认识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以及我国文学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远古口头文学除原始歌谣外，还有神话传说。古代神话丰富多彩，只因年久散失，未能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零星的片断，大都出于后世的传闻。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的神话较著名者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黄帝杀蚩尤》、《刑天与帝争神》和《羽民国》、《奇肱民》等，包括自然神话、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传奇神话诸类型。神话作为原始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和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形象地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神话还是人类永不复返的童年时代的艺术瑰宝。它以自身的壮丽奇伟和无穷魅力显示出高度的审美价值。神话又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以炽热的激情、神奇的幻想，表现了原始人类企图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愿望、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赞颂。

大约公元前21世纪时，传说夏禹的儿子夏后启建立了夏朝。有关夏朝的出土文物很少，古文献所载的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夏朝是否有文字，以及文字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约前14世纪），我国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夏、商都是奴隶制社会，当时的文学对阶级社会的某些现实已经有所反映。据《尚书·汤誓》所引，有两句夏代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反映了夏朝人民对夏桀暴虐统治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情绪。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前17世纪～前11世纪），这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大发展的时期。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中原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商旧都所在地）发现了大批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并且不能表达连贯的意义（不能组句），所以至今难于识别。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画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牧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雒邑（在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475）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周的国家性质，史学界说法不一。通行的意见，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但有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直到魏晋（甚至更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

周朝人在上层建筑方面所进行的开创更是商朝人所无法企及。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概就是指此而言。西周初期的文献资料保留到今天的就很多了，诸如《诗经》中的一部分《周颂》和《大雅》，《尚书》中的《牧誓》、《大诰》、《无逸》等十多篇，以及《周易》中的许多爻辞等。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周朝初年许多典章制度、文化措施的创立和周公联系起来，甚至说它们的许多篇章、许多条文都是周公制订的，于是周公遂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领域里的第一个大圣人。这种对于周公个人的迷信与崇拜，大约起源于孔子。这里面有夸张演义，但也反映了相当程度的现实。

西周时代的文学，今天所能见到的就是《诗经》的“雅”、“颂”和《尚书》里的一些篇章，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作品的内容也都是写的奴隶主，甚至大都是与奴隶主最高集团有关的事情。它们或者是歌颂某个祖先，或者是歌颂某个帝王，或者是某个有身分、有远见的大臣告诫某个年少的帝王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时代久远，所以文字都比较难读；但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是后代可以真正拿出来讲的我国最早的诗歌与散文。文学产生于劳动，这话不错；最古老的文学应该是口头传下来的歌谣与神话，这话也不错，但是记载那些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的著作出现得既晚，记载得又极简略，它们只能引发人的某种遐想，说明某种理论，而如果要把它们拿来当成一种作品读，那就不可能了。

西周后期统治集团的残暴腐朽和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情况可以从《诗经》“小雅”和《国语》的一些篇章中看到。西周政权终于在公元前771年被它西邻的“犬戎”民族灭掉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王朝的国都由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的镐京向东迁移到了今河南省的洛阳市，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周王朝的开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和文学都掀开了厚重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时代。

这个时期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周代的统治者为了制礼作乐和考察民情的需要，通过采诗和献诗的方式，搜集并整理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其中的民歌，题材广泛，诸如人民反对剥削压迫、不满战争徭役、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还有婚姻恋爱以及生产劳动等多方面社会生活都有所反映。《诗经》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如比兴的手法、整齐的章句、优美生动的语言、自然的韵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进步思想和艺术成就，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写实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就四言诗来说，《诗经》一出现便形成了一座高峰，几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它既标志着四言诗的开创，也标志着四言诗的完成，以后无论民歌还是文人诗的四言，就其总体而言，都不曾超越过它。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体散文《周书》、编年体历史散文《春秋》、语录体散文《论语》，除了以上三部书外，还有铸在铜器上的西周铭文等。《尚书》是一部古代文告和讲演录的综合集子，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和《夏书》，只能视为后人追记，《商书》中有部分属于当时文献，而《周书》则可全部视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告的真实记录，语言与《盘庚》一样，佶屈聱牙。《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大纲，它对春秋时期各国历史作了简要记载，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资料。《论语》是孔子言行以及孔子同其弟子们对话的记录。《春秋》和《论语》的记事记言，语言都简明平浅，不像《周书》那样古奥难懂。《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和汉儒纂辑的《礼记》被后代认定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合称“五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

战国时代是一个大混战、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迅猛发展，高度繁荣，英雄辈出，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士阶层的兴起与其在社会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之巨大。所谓“士”，原是指奴隶主阶级里的最下层的一部分人。但是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崩溃，这个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了，有些原是奴隶主中、上层的人，后来可能由于破落而降为了“士”；也有些原是奴隶或庶民的人，后来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升为了“士”。到了春秋末期，这个阶层的人物就已经相当有影响、相当可观了，例如孔子及其门徒就是这个阶层人物的杰出代表。到了战国的时代，随着贵族垄断教育的被突破，随着私人教育的发展，这个阶层里掌握知识、掌握技能，从而使自己具备文武才能的人物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类是属于思想家类型，这是沿着春秋末期孔子的那条道路发展下来的，如墨翟、老聃、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治理社会的方针，他们原来也是想与统治者合作，想有所作为，只是由于他们不被统治者所用，所以才只好自己关起门来著书立说的。他们这些著作的性质，司马谈早就在《论六家要旨》中说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药方”。即使现时没人用，他们也是希望日后能够有人用。这些人一般说来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他们到处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对于当权者却从不低头。他们宁可“以身徇道”，而决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所以这些思想家们大都是到处碰壁，在贫穷困顿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另一类相当活跃的“士”人是纵横家，所谓“纵横家”，其实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到处兜售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伙人的精神面貌各不相同，有的忠于某国，持论一贯，如张仪、陈轸；也有的没有固定准则，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有官做，政治主张可以随时变化，如苏秦、苏代等就是如此。除了这些以讲“合纵”、“连衡”闻名的纵横家外，当时还有很重要的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士”人出身的，如吴起、乐毅、蔺相如等。

战国时代还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下层“士”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平时也从未引起过什么人的注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见义勇为，做出了相当有声有色的令人感奋的举动，如鲁仲连、侯嬴、毛遂、荆轲等等就是如此。

战国时期的“士”人，大都思想积极，勇于建功立业，希望把自己的文武才干贡献给社会。他们敢想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不同学派的主张，他们敢于争辩，甚至彼此可以互相“攻击”得狗血喷头，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历史上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这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之所以能在那时出现，和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和其他任何时期统治者的表现都不同，他们为了壮大自己，彼此都在互相竞争着延揽人才，竞争着礼贤下士。仅以当时“好客”闻名的统治者来说，就有燕国的燕昭王，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等。当时齐国的稷下曾是一个群贤荟萃，各家各派都在那里设帐讲学的地方。统治者虚心下问，“士”人们畅所欲言。听得投机就可以采纳、任用、实行；听着不合适，也无须怪罪，“士”人们可以卷铺盖上路，明天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谁也不必怕谁，谁也不必勉强谁，“士为知己者用”这个带有双向选择性质的行为准则就是在那种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一部分“士”人的“傲气”十足，他们决不甘心做统治者的臣子、部下，而是扬言要做“帝王友”，甚至要做“帝王师”。他们居然可以当着某国帝王的面，说一个活帝王的人头抵不上死“士”人坟头上的一把草，这都是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条件下的特定的产物。

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言论，讲学的记录和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由于这些作家们的政治主张、思想性格不同，因此他们散文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也各异，这样，在文学艺术上也形成了互相争艳的局面。如《孟子》散文，连譬善辩，气势磅礴；《庄子》散文，汪洋浩荡，想象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韩非子》在文章结构和说理方面，也各具特色。历史散文，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下，也长足发展起来。《春秋》还是极简单的历史事件编年纲目，《尚书》语言生涩，只是记言的文告，皆乏文采，而历史专著《左传》的出现，则表现出显著的进步。

在诗歌创作方面，战国后期出现了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战国后期，在南方广袤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以宋玉、唐勒、景差等为追随者，创造并兴起了一种与《诗经》不同的新诗体——“楚辞”。《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的散文一样，都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汲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建立一种诗歌的新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

爱国诗人屈原和他所创造的新兴诗体楚辞的出现，使《诗经》以后沉寂了大约三百年的诗坛，又奇文郁起，大放异彩，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屈原以前，我国诗歌主要是民歌，是口头流传的集体创作，还没有出现把毕生精力和才能完全倾注于诗歌创作上的诗人。而屈原的出现，则改变了文坛上的这一现象，使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著名诗人的名字。

先秦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像巍巍山岳，令后世无数作家仰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根”。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产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它以四五千年前远古文化为开端，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前。在这样一个离现在久远的年代，我国人民所创造的当时世界上所稀有的古代文明和灿烂文化，完全可以与古代欧洲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相映媲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瑰宝。

先秦文学处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奠基阶段。其中的古代神话、诗歌和散文，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先秦文学既是文化蓄积丰富的“源头”，又是壁立千仞的“高峰”。秦汉文学

秦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秦文学是一片空白。遗留下来的秦文献，只是秦始皇巡狩封禅时，散在泰山、琅玡台等几处的刻石，内容均为一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些碑文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完成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

秦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秦亡之后，楚汉相争，纵横之风复起。这样的局面，虽不可能再现战国的百家争鸣，对汉初的文学，却很有影响。公元前206年，刘邦重新统一中国。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文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汉初楚文化的蔓延，对于一代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楚国文化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楚人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深挚的感情。从南冠君子钟仪的“乐操土风”，到屈原的“哀州土之平乐”、“悲江介之遗风”，再到楚南公所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随着楚国的逐步沦亡，楚人的地域文化心理愈加强烈。有此历史文化背景，刘邦及其功臣起于楚地，在据有天下之后，对楚文化仍有着本能的依恋。《汉书·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如此偏好，既有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对北方文化的傲视，也是尊崇汉家政权的政治需要。其时，不独楚服、楚舞、楚声为汉人所重，汉人抒情写意，也大抵借助楚歌，汉世文人抒写贤人失志，也往往借助屈原的形象。“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骚体赋上承楚辞余绪而兴起，并成为当时赋体文学的主流。

其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从此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在这一时期，因散体赋的崛起，赋体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散体赋是随南北文化合流，熔铸诗、骚、散文而成的一种新文体。作家受到压抑的文学激情在散体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散体赋因而成为当时最有文学意义的文学样式。

虽然汉赋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学之盛，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质和非凡的胆识。总之，不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地位高低湮业绩，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人物形象，使人们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人物画廊。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下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炼、气势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纪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廷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惟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

西汉末年，政治危机加剧，王莽改朝换代，国家权柄易人。作为统治思想的今文经学的神圣地位发生了动摇，古文学派代之而兴。学风的转变，影响到文章的复古。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是第一篇批评今文学派的文章。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扬雄早年模拟司马相如，颇好辞赋，其谏猎、郊祀、宫观等赋，大抵未出司马相如赋的表现模式。汉赋之走上模拟的道路，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扬雄后期因仕途不遇，从政意识淡化，不仅对辞赋持偏激的否定态度，而且冀望成为立德而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周易》而作《法言》、《太玄》，为文折衷儒道，不乏新颖的见解。汉末与魏晋文人之企慕玄远，所受扬雄影响明显。但因扬雄着意模仿圣人，对经学文风不免矫枉过正，文章失之于古奥，颇为后人所诟病。

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829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太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3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誉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儒重群体规范，道重个人自由。汉末文人之调和儒道，必然导致思想和行为偏离正统。反映于文学，使作家在注重外在事功的同时，又热衷于表现个人的生活与情志，抒情文学因得复苏。《诗》、《骚》抒情精神的复苏，对辞赋的创作心态、创作方法与结构体制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汉末赋之走向抒情化和小品化的实质，乃在于赋家的诗人化和赋的诗艺化、诗境化。张衡、蔡邕、赵壹等人的辞赋，或自明心性，自伤身世，抒发愤悱；或师法庄老，皈依自然；或表现汉人罕言的性爱，大都情景交融，词句清丽。而一些揭露和批评时政的赋作，已不再有“劝百讽一”的敦厚面目，而颇具“诗人的愤怒”。

这时的文章，因时势使然，大都发愤而作，兼有“清议”性质。又因两汉辞赋陶冶了作家文学修辞能力，东汉的文章，句式渐尚俳偶，词藻渐趋华丽，到汉末更富于文采和气势。汉末文人思想行为的偏离正统，文学的抒情化与渐尚华丽，实已预示着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觉醒的即将到来。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建安，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终于由隋统一。如从东汉末献帝永汉元年（189）算起，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文帝灭陈止，中间正好四百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争夺、篡乱不已的时代，政权更易频繁，多种政权并存，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并互相融合。

纵观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与两汉的大一统局面迥然不同。剧烈的社会动荡，长期的南北对峙，士族制度的确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为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

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在文学史著作中习惯把建安文学当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建安文学成就辉煌。

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独尊的统治地位。至东汉末年，汉灵帝不喜儒学，文人靠读经书作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会动乱，争夺兼并，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不再被世人重视，所以随着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也随之消失。建安时期，为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法家、兵家、刑名纵横之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曹操尚刑名，讲通脱，公开讲“不仁不孝”没关系，有才即可录用。

总之，那时人们说话比较随便，思想比较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但建安文人，都非常关心现实，积极入世，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同时又感于时局动荡，人民苦难，人生短暂，功业难成而带有一种消极悲凉的色彩。

建安时期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先秦两汉时期，诗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诗经》、《楚辞》、汉代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标志着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示了诗歌发展的成就和水平，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建安诗歌基本上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楚辞》、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传统，同时接受汉末抒情小赋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貌。建安诗歌以魏国为主，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是其代表作家，并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家多有理想壮志，关心社会现实，又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社会动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他们以进取、务实的姿态，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从事诗歌创作，用诗歌来抒情言志。他们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之多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时代的本质；另一方面，真实地表现了自己拯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及在为事业而奋斗中的人生感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掀起的第一次文人创作高潮，由于作家心胸和眼界都较为开阔，都能不受拘束地进行创作，独具个性，所以它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末年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士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被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被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然其总体风貌已与建安诗歌大不相同。嵇康之清峻，阮籍之遥深，虽都有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但“诗杂仙心”，歌颂出世，表现出明显的老庄思想色彩，以及孤愤忧伤的基调、曲折隐晦的表现方式，都使正始诗歌别具面目。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不断探求，文人五言诗已彻底摆脱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技巧，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告结束。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统一了全国。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西晋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各有其成就。但总的看来，西晋文人既无建安诗人的慷慨进取，也无正始作者的忧愤交集，他们对西晋王室采取美化、润色的态度，于是文学的颂扬、应酬之风再起。西晋初年的傅玄、张华，已表现出内容贫乏、刻意求工的诗歌创作倾向。到了太康年间，以潘岳和陆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祖尚浮虚，向往声色，以丽情密藻为美，以雕饰形似为工，大量制作拟古诗，表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刘勰所谓“晋民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正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虽有左思继承建安风骨，抨击现实，作不平之鸣，但终究孤掌难鸣，无力改变诗坛的主流。西晋末年，清谈玄理之风大盛，逐渐浸染到诗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产生了玄言诗。

玄言诗的产生和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晋室南渡，偏安江左，禅学与玄学的合流，更加强了玄学对文学的渗透，玄言诗逐渐统治了东晋诗坛。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派，空谈玄理，言不及义。这种理过于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统治诗坛竟达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谢灵运出现，才给东晋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变化，陶渊明以其田园诗，谢灵运以其山水诗各为中国诗坛开出一片新土，显示了中国古代诗歌从题材到风格的重大突破，为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珍视。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歌》、《西曲》。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歌唱人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南朝民歌独取情歌入乐，并表现出“都市之歌”的浓厚气息，这既反映了统治者的艺术情趣，也可看出长江流域商业发达对诗歌的影响。北朝民歌是北朝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它直承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既有牧歌、恋歌，亦有战歌，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的生活命运、精神气质，形成豪放刚健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内容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经》、汉乐府之后民歌创作的又一次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朝的君主和诸侯王大半爱好文学，不少都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有的本身还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据《诗品》说，那时的士子“才能胜衣”，便“甘心而驰骛”。因此，文学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学在帝王和贵族的掌握与引导下，只能继续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梁元帝说：“至于文者，惟须绮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形式主义要求是很明显的。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玄言诗本来就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人常常通过山水体会玄理，而登临山水也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到了宋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游遨”，所至“辄为歌咏，以致其意”，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山水诗仍是贵族生活的产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诗的腐滥，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仍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宋代出身寒微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重大改革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后渐重词藻、对偶、用事，以及声音的谐和。到了这时，声韵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颐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之说，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梁陈两代，帝王和世族的生活更加腐朽，精神也更为空虚。他们自然不再满足于山水的清音，而要寻求强烈的声色刺激。于是产生了宫体诗。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其中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在陈后主的宫廷中，也有一批宫体诗人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摘、徐摛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这些具有病态文化人格的作家，在诗歌形式上刻意求工，内容上则以反映宫廷享乐生活为主，诗风浮靡绮艳，形式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西晋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五胡十六国时期，几乎没有作家，到了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少数诗人，如北魏、北齐时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只不过是南朝梁陈诗歌的仿制品。梁末，诗人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打开新的局面。庾信原为梁代宫体诗人，经历了梁末的战乱，到了北方后，常常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使他能从宫体诗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在后期的创作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散文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从广义说，“散文”包括了散文、骈文和辞赋。

建安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时期。曹操为文不尚华词，多实事求是，无所顾忌。其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突破前代陈规，形成清峻、通脱的文风，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对当时及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曹丕、曹植的散文众体兼备，风格自具。曹丕之文，通脱自然之风近于曹操，而其文章之华丽则沿袭了东汉文风。曹植文章意气极盛，文采焕发，文质兼胜。孔融文章以议论为主，辞采典雅富赡，放言无忌。建安后期，文章讲究用事，重视辞藻，表现了由质而文的发展趋势。

西晋时期，骈文兴起，散文成就不高。西晋初年张华之笔札，信手挥洒，文风自然洒脱。东晋的王羲之、陶渊明成就较高。王羲之之文清新疏朗，风神摇曳，风格真挚而自然。陶渊明之文不尚偶俪，不近繁缛，语言清腴，风格淳真而淡泊。

南北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刘宋时期的鲍照是一位骈体文名家，他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也写了一些骈体写景之作，其文章以整饬的骈句为主，而时杂散句，兼有散文之长。齐、梁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骈文的发展达于极盛。齐代的孔稚珪、竟陵王萧子良，均为骈文作家。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王俭，其文辞采富丽，骈四俪六，且以数典为工，开齐、梁骈文以博富为长之风，表现了南朝骈文的本色。“永明体”的创建者王融、沈约以及任昉等人，均为骈文高手，他们将声律理论移植于骈文创作，使文章音律谐美，大大提高了文章的骈化程度。

梁朝骈文又有发展。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骈文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均为骈文的重要作家，特别是他们重辞采，重音律，重抒情，对提高文章的骈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庾肩吾文章传世不多，但颇能代表当时骈文“弥尚丽靡”的风尚，其文骈四俪六，对偶工整，通篇隶事，雕琢字句，标志着骈体文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此外，像陶弘景、吴均、丘迟、江淹、何逊等，都有骈文名作问世。齐、梁时期，骈体文统治了整个文坛，包括许多实用文体，无不骈化。但同时，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绮艳，格调卑弱，贵族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十分严重。陈朝沿袭齐梁遗风，依旧是骈文主宰文坛。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其《玉台新咏序》极尽工巧靡丽之能事。

北朝骈文远逊于南朝。北魏中期的袁翻、常景向南人学习骈文，尚处于学步阶段；北魏后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人的骈文标志着北朝文向南朝文的靠拢，但仍多模仿南人，缺乏特色。直至西魏末年，庾信、王褒等人由南朝北宋，骈文始盛。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骈文大家，他能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使骈文发展到了无施不可的地步。

骈体文是一种特别讲究艺术性和形式美的文体。用艳丽工巧的形式掩饰贫乏的内容，这是骈文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突出的弱点。骈体文在南北朝时期的畸形繁荣，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也使自己走人了死胡同。

然就在齐、梁骈文鼎盛之时，又有人起而批评骈文。在南朝而反南朝文风者，前有范缜，后有裴子野，他们反对骈俪，不尚淫靡之词，代表了文章由文而质的转变趋势。北朝散文虽受南朝影响，然自有特色。颜之推倡导古今文体合流，其代表作《颜氏家训》质朴无华，别具一格；郦道元的《水经注》骈散相间，以散为主，对后世山水散文的发展影响巨大；杨涄之的《洛阳伽蓝记》，工于描绘，文笔流畅，以散体为主，但表现了较重的骈俪习气。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之文（如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小说家之文（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一些传统的散文名篇，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散文发展的成就。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汉代大赋也表现了不容忽视的弊病与局限。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不少辞赋作家和优秀作品，并且汉大赋逐渐被抒情小赋所取代，赋的骈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建安时期的辞赋多为抒情小赋，题材亦渐趋日常化。曹植、王粲，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辞赋作家。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是这一时期抒情赋的代表作，在抒情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太康年间，赋作颇多，以小赋为主。但多数作品因袭前人，缺乏个性；雕琢太甚，较少情趣，总体成就不高，唯潘岳陆机、木华等人的部分赋作较有特色。

东晋辞赋又趋清新明快，最有成就的是陶渊明，其《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平淡自然，一如其诗，风格之独特为历来赋作所少见。总观三国、两晋辞赋，咏物抒情小赋占据主导地位，赋中整饬的偶句大增，辞藻渐趋华丽，骈化趋势明显，对南北朝骈体赋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辞赋转盛，名家名作颇多，而辞赋亦逐渐完成了其骈体化的过程。南朝赋仍以咏物抒情小赋为主。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铺排而不堆砌，风格清新明丽，是南朝咏物赋的代表作。鲍照是宋最杰出的辞赋家，其《芜城赋》最为人传诵，是南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齐赋作不多，较有影响的作家是谢朓。他的抒情小赋，由于声律理论的运用，在对偶精工和声律协调方面都更加留意，加速了抒情小赋的骈化进程。

梁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宫体诗人以同样的题材和风格来写辞赋，闲情艳语，华靡流荡，萧纳、萧绎为其代表。江淹是梁最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别赋》、《恨赋》最负盛名。其辞采精美，声韵和谐，用典繁密，笔墨纵横，将南朝的抒情骈体赋推向了成熟的阶段。陈赋作不多，唯徐陵的《鸳鸯赋》稍有名气。北朝辞赋虽代有所作，然名家名作极少。

在诗文辞赋发展的同时，小说的发展也引人注目。秦汉以来，方士活跃，神仙不死之说盛行，汉末又巫风大畅，加之道教、佛教的广泛传播，巫师、僧侣“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又使得老百姓极易接受封建迷信思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少记录鬼怪灵异的小说应运而生。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讲，多在宣传宗教迷信，但其中也确有一部分作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在这类志怪小说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兴起，清谈玄理之风极盛，而有钱有闲的士族文人、官僚又喜品评人物，于是以记录现实人物言行为对象的轶事小说，也开始跻身于文学之林。这些小说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级的生活、思想和心态，是人们了解和认识士族阶级的好材料。在这类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称出类拔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的幼年时期，虽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但也仅仅是初具规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技巧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六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理论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这一时期文学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把写人作为文学的真正主题，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迅速发展。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问世。曹丕的《典论·论文》，不仅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对各种文体加以分类，并对各种文体的特性加以概括；并且还运用文气说对不同作家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解释。这一切都表明了文学观念的更加明晰和文学在独立发展道路上的大步前进。这一时期，文学界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争论，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本身的深入研究。又由于南朝文学贵族化、形式化的倾向严重，也引起部分进步文人的尖锐批评和深入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勰和钟嵘分别写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这两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对文体、创作和文学批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诗品》不仅品评了汉魏以来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这两部著作，不仅有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鲜明倾向，而且把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萧统的《文选序》，梁元帝的《金楼子·立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表了对文学的看法。

综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成就卓著。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它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创造了文学的新形式，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技法，提高了文学创作的文字技巧，发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文体多样化、题材多样化、风格多样化，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创作自由的第一个春天。隋唐五代文学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独具机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隋朝的统一，历时不过三十年，却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唐朝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其对唐代文学影响甚大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隋朝开始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炀帝始建进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通典》卷一四选举二）这是对封建门阀等第制度的改革，对有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不容低估。

其次，由于南北统一，运河开凿，交通便利，隋朝搜集汇总了南北朝的官私秘藏珍典，分类编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者蔚为空前。炀帝潜邸置学士分类修书，为后世类书所祖，为唐文化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再次，由于统一，颜之推、薛道衡和陆法言等人有可能综合古今语音的异同，斟酌南北方言之长短，汲取前人韵书的成就，撰著《切韵》，统一书面音韵，为唐代律诗绝句的音调声律制定了准绳。

最后，尽管由于历时短暂，隋朝文学只能承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南朝淫艳绮靡的文风，但由于统一，为南北文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出现了文风改革的一些征兆。

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预示着文风的改革势在必行。开创一代新风，定型律体的任务，历史地落在唐代文人的肩上。

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典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唐诗代表着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大家名家星罗，佳作海汇，众体皆备，流派竞繁。唐代的古文运动为古典散文找到了一种精炼畅达、富于表现力的载体——古文，并形成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词是诗歌和音乐两相结合而在唐朝产生的新诗体。唐传奇是脱胎于六朝志怪的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仅见于唐代的变文，则是我国说唱文学的源头之一。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

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

此外，唐代文学拥有空前广大的作者群。即以诗歌为例，“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比如唐太宗、唐玄宗的诗就曾受到某些文人的称赞，《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而其中的主体，则由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取代了六朝的豪门士族。

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对于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这种政策在唐初已得到确立，以后也没有改变。

唐代文人的思想信仰各有所宗，却大都带有出入儒释道三教的特点。外服儒风，内宗梵行、道行，成为风尚。综观有唐一代，历朝皇帝虽出于政治需要或个人好恶，曾右佛左道（如武则天）或右道左佛（如唐武宗），但大体上仍是三教并举的。德宗首开殿上讲论三教之例，加速了唐代三教合流的趋势。

唐代文人和唐代文学还受侠义之风和纵横家思想的濡染，这是其区别于西汉以后历朝历代文人的显著特点。纵横家喜谈王霸之术，属意功名，多用游说干谒诸侯君王；豪侠义士慷慨行义，扶危济困。两者在唐朝结合，成为唐代尤其是初盛唐士风的一大特点。究其原因，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作为乱世之学的纵横术，遂得行其道。唐一统天下后，西北游牧民族尚武粗犷的习气和燕赵多慷慨之士的风俗浸染，城市经济的发展，思想禁忌的松弛，博取功名的社会思潮的高涨和中唐以后藩镇蓄养刺客成风等诸多原因，都促使了两者的合流复炽。这样的思想行为诉诸诗文，便有大量歌颂慷慨赴难、扶危济困、仗义行侠行为和吟咏重然诺、轻生死品质的题材出现，便有慷慨多气的风格形成。盛唐边塞诗派的崛起，晚唐传奇中豪侠题材的骤增，都与之相关。

这一切，使得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其创造力能够得到较好发挥，因而也就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唐代文人的文艺修养普遍较高。唐朝的君王能诗善画、雅好书法、精通乐律者颇多。他们参与创作，并对文人创作辑集品评，倡导奖掖。他们重视文治，发展教育，在全国普设各级学校，教授经、律、书、算、诗等课程，并以此开科取士。唐朝鼓励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与西域、印度、日本等东亚、南亚各国的交流规模和频繁程度都大大超过盛极一时的西汉。在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使唐朝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全面繁荣景象。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唐代文人的文艺修养，得到极大的提高。

唐朝的一些文人诗文并擅，书画、音乐兼长，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借鉴，形成文学艺术相辅相成的局面，出现了大量题画评诗、鉴赏书法、描绘音乐的佳作。张旭的狂草、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器舞，都曾给杜甫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因而他的诗歌题画、论书，深中肯綮，屡见新意。王维兼工诗书乐画，他的山水田园诗在绘景状物、意境创造、构图著色方面，每多借鉴于绘画，从而创造出“诗中有画”的境界。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都是描绘器乐演奏的名篇，表现出作者精湛的音乐鉴赏力。而这正是诗乐相配的曲子词产生的必要条件。据《宣和书谱》记载，唐代诗人中，贺知章、李白、张籍、白居易、许浑、杜牧、司空图、吴融、韩偓等都工于书法。这又使唐代诗歌与书画的题材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趋势：初唐多宫廷和宗教的题材，尚精工典丽；盛唐多社会自然的题材，追求雄壮浑厚的风格；中晚唐诗画，从题材到审美情趣，都有世俗化、通俗化的趋势。

唐朝文人文学艺术素养的精深，还表现在他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有兼容包举的魄力和胆识，又善于“别裁伪体”，能够“转益多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他们对诸如《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楚骚的浪漫主义风格、诸子的哲理思辨、汉魏风骨、齐梁声律、史汉的传记叙事、六朝的志怪志人、辞赋的铺张扬厉、汉魏乐府的质朴白描、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六朝骈文的精工俪对，均能广采博取。不仅如此，他们还善于从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这正是六朝宫廷文人所欠缺的。

唐代文人的创作从题材内容到艺术构思风格都从浑金璞玉般的民间创作中得到启迪和借鉴。唐代的现实主义诗人从民歌、民谣中了解百姓疾若，倾听黎民心声。聂夷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伤田家》），内容和构思都有取于高宗永淳年间的歌谣：“新禾不入箱，新麦不登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新唐书·五行志》）

综上所述，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造就了一批特有的文学创作群体，加以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文学发展的极盛时期。

唐代文学是在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北相比，南朝文学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它在艺术上精美华艳，而内容上却较贫乏空虚；北朝文学，尤其是北朝民歌，内容比较充实，风格刚劲粗犷，艺术上则比较朴拙质直。魏徵对此曾作过比较，并指出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唐代文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唐代文学的。

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唐诗与先秦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称，无疑是因为它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及后人辑录的《全唐诗逸》、《全唐诗外编》共收录了近五万二千首诗，有姓名的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其数量之众、作者面之广、风格流派之多、体裁样式之全及影响之大，均堪称空前，并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和一批众星拱月的名家。因而，它也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诗歌题材看，唐诗几乎深入到了唐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举凡朝政得失、国家兴衰、将相忠奸、战事胜负、宫廷歌舞宴乐、民间渔樵耕织、官吏的诛求贪婪、民生的哀怨疾苦、中外的通商聘问、边塞的祭神牧猎、山河景观、田园风光、琴技棋艺、书法画境，各种素材无不入题。从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致君尧舜、立功边陲的壮志，到隐居山林的闲趣、思恋情人的哀怨；从饯别送行、羁旅思亲的离愁别恨，到累举不第、落魄淹蹇的牢骚怨恨，各种感怀均得抒发。诗歌几乎成了唐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唐人则把诗歌的各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诗歌内容的种类看，唐诗出现了题画、评文诗如杜甫的《画鹰》、《戏为六绝句》，记游诗如韩愈的《山石》、白居易的《游王顺山悟真寺》，史诗如杜甫的《咏怀五百字》、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哲理诗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寓言诗如柳宗元的《笼鹰词》、曹邺的《官仓鼠》，赋体诗如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诗》，其他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宛如传奇，王维的《老将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好似人物传记，这些都是唐人对诗歌内容的拓展和创新。

从诗歌的风格流派看，鲜明独特的风格是创作成熟的标志，仅就盛唐而言，“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爽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审美心理的作用下，一部分性格、遭际、素养大致相近的诗人唱和切磋，形成风格相似的流派。唐朝诗坛先后出现过风格华丽壮美的四杰和精工纤巧的十才子，闲雅淡远的山水诗派，慷慨豪壮的边塞诗派，平易通俗的元白诗派，奇警崛峭的韩孟诗派，精深婉丽的温李诗派等众多的风格流派，形成斗妍争奇的繁荣局面。

就诗歌的体裁而言，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至唐代“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不备矣”（《诗薮·外编》）。五、七言古体，兴于汉魏，唐人有所发展：或古、律结合，使音节婉转优美，韵致生动流畅；或诗、文结合，破偶为奇，使风格古朴奇崛。

唐人的五古，陈子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追踪汉魏，风格高古遒劲；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效迹陶潜，风格清淡，韵味醇厚。杜甫尤其堂庑大开，记事、述行，抒怀、议论，无施不可。

唐人歌行，风格多样。四杰、张若虚、刘希夷的七古，铺张排比，有类汉赋；流丽婉转，脱胎宫体。李杜二公，才大气雄，各领风骚。李白、岑参的歌行感情激荡，笔法奇幻，风格飘逸豪宕；杜甫、韩愈的歌行，感情沉郁，笔力遒劲，风格奇崛拗峭。元白歌行，随物赋形，通俗平易，律句律调，声情凄婉。

唐人乐府，多不合乐，属古体。李白的乐府借旧题写己怀、述时事，别出机杼；杜甫、白居易发展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后发展为新乐府运动；李贺则多以新题写古事，借以刺时抒怀，奇谲幽艳，自成一家。

律体是唐人的创新。他们在六朝永明体和骈文讲究声韵、崇尚骈偶的基础上，将律诗声调和谐、句法关联、平仄相对、词义对仗等要求程式化，予以定型，形成五律、七律、排律、律绝等体裁。初唐上官仪总结出六对、八对说，丰富了对仗的手法。四杰的律体，风格婉丽，未尽合律，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五、七言律诗基本定型。盛唐诸家，各创意境，竞擅胜场，至杜甫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中唐以后，气格虽降，门户纷开：十才子精工，韦柳淡远，元白平易，贾姚冷僻，杜牧俊爽，刘禹锡苍劲，李商隐沉博绵丽，各自标榜。

唐人绝句有古绝、律绝之分，大都能谱乐歌唱，即唐代的乐府。盛唐绝句，兴象玲珑，情景浑成，李白、王维、王昌龄称胜；中唐绝句，委婉工细，韵味隽永，李益、刘长卿、刘禹锡擅长；中晚唐之际的绝句，笔意曲折，议论精警；杜牧、李商隐互相颉颃。

盛唐哺育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反映了这个繁荣和危机并存、昌明与苦难同在的时代。李白的诗歌以澎湃雄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清新自然的语言、飘逸不群的风格，抒写拯物济世的怀抱，表现蔑视权贵、反抗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成为反映盛唐时代精神和风貌的一面镜子。而杜甫的诗歌则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诗史。他忧国伤时，谴责战乱，哀恤民瘼，善于把时代的灾难、民生的涂炭和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用典型事例加以表现，因而他的诗感情深沉、蕴涵深广、笔法深曲、语言遒劲，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又由于他善于涵古茹今，转益多师，所以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成为一位既集前人之大成、又开后人无数法门的诗人。

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两者互相消长，又互相交融，而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作为官方诏制书判的应用文字，士子仕进的必修科目，一直被沿用，“虽韩（愈）、李（翱）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曾国藩《湖南文征序》）。与六朝相比，唐朝骈文有所变化，一是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末流“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弊病，如魏徵、陆贽等人讥陈时病、谏诤朝政的章奏疏议；一是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而能在明白晓畅（陆贽）、气宏辞丽（四杰）、精致华赡（李商隐）上自成特色。唐代骈文总的发展趋势是散化，乃汲取古文的某些长处所致。

唐初骈体大家首推四杰，他们的代表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宏大流利，属对工整而不板滞，辞采华美而少雕琢，用典绵密而精当切实。至盛唐的“燕（张说）许（苏颋大手笔”，所作骈文崇雅黜浮，有雍容雄浑的气势，少用典，或用常典，不务词句华丽，已有运散入骈的趋势。中唐陆贽的骈体奏议，“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言事周密详尽，析理精警深刻，用笔委曲动情，极少用典征事，力扫浮华之习，几乎不觉俳偶之迹，是对骈体的解放，被奉为“万世龟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中晚唐之际，骈文乘古文渐衰之机复炽。令狐楚与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后三人齐名，皆于从兄弟中排行十六，号“三十六体”）均擅长骈文，而李商隐则为唐代骈文大家。他的骈文集六朝徐、庾与唐代陆贽之长，有各种风格，而以属对精切、用典繁缛、色彩秾丽、婉约雅饰为主。对后世骈文亦有影响。

唐朝的赋，“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王芭孙《读赋卮言》）。与汉魏六朝赋相比，唐赋的内容更切近现实，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萧颖士的《登宜城故城赋》、柳宗元的《骂尸虫文》、杜牧的《阿房宫赋》等一批感事伤时、针砭时弊的名作相继出现，说明赋的讽谏作用有所加强，赋的形式也更趋多样化。在六朝骈赋的基础上，受科举考试诗赋和律诗成就的影响，产生了律赋这一新赋体。尽管有限韵、开头破题、通体排比等诸多限制，唐人还是能够用以状物、述事、抒情、议论，出现了《嫦娥奔月赋》（蒋防）、《明皇回驾经马嵬赋》（黄滔）、《效鸡鸣度关赋》（宋言）等一批精工妍丽的佳制。俗赋则是在唐代俗讲变文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民间用白话口语说唱的新赋体，如《韩朋赋》、《燕子赋》等。其揭露之深刻、描写之生动活泼都有民间文学的特色，对后世的说唱文艺影响深远。唐代的文赋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在语言平易和散文化方面已不同于汉代的文赋而自具特色。

唐代古文，与骈文相对而言，是一种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文。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等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因而其表现力远较骈文丰富灵活。唐代古文是在与骈文的斗争中兴起发展的，但两者又相互影响，韩柳的散文常常寓骈于散，使句式整饬而富于变化，如《进学解》、《捕蛇者说》等是。

唐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618～741），是古文运动的发轫期。武德、贞观年间，是骈文的一统天下，高祖、太宗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疏奏，实录切用。在一些史书和魏徵、傅奕、马周等人的奏疏谏议中，已出现以散间骈的征兆。

高宗武后之世，四杰的骈文指责朝政，褒贬时事，抒发志向和牢骚，内容充实，气势宏大，有汉赋余响；词藻华丽，仍六朝积习。适应武周改制称帝的需要，一些阿世取容的御用文人（如李峤、宋之问之流）所作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近于南朝文学侍从之词，而陈子昂的直言极谏，则显得不合时宜。他为人任侠使气，又精习纵横，所作论议疏奏，陈王霸之术，揭时政之弊，谠言直论，凌厉风发，行文也多用散体，因此，尽管他的“道”与后世古文家所倡言者内涵不同，文风也有别，而且他的表序颂祭，仍有俳偶陈习，但后世还是尊之为古文运动的先导者。第二时期（742～805），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期，涌现了一批散文改革的倡导者。前有李华、萧颖士、元结，后有独孤及、梁肃和柳冕。他们在理论上主张明道宗经，强调文章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不满于骈文的浮靡华艳，推崇陈子昂的斫雕返朴。他们的主张是安史之乱以后欲以儒道重振王纲朝政的社会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但他们的儒道不纯：元结不师孔氏，李华、梁肃兼信儒佛；理论片面：忽视文章的美感和辞章文采对表达内容的功用；又成就有限：未脱骈俪旧习，少有传世名作。其中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元结。他的散文忧时愤世，风格危苦激切，在山水游记、寓言杂文上有所创新。有“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全祖望《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的重要过渡作用，但也有艰涩古奥、文采韵味不足的缺点。

第三时期（805～859），是古文运动盛极而衰的时期。其中永贞至长庆（805～824）年间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重振唐运的志向，积极参与永贞改革、元和中兴。古文运动高潮的形成，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时人才辈出，既有韩、柳作领袖，又有李翱、李观、李汉、皇湜浞、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人为羽翼，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韩、柳都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面向人生，干预现实，抒情言志，不仅“明道”而已，大大丰富了古文的创作内容。他们对古文的艺术形式也作了具体论述，力主“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意尽便止”，还对作家的道德、文艺素养和创作态度有所要求，这对于规范古文创作，提高艺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古文创作成就斐然，在散文的各种体裁如序、铭、记、说、寓言等，几乎都有突破和创新，并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韩文雄深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散文的楷模。李翱、皇甫湜分别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和“怪异奇崛”的特点。

宝历至大中年间（825～859）古文运动渐趋衰落，作者人数和成就均不如前。代表人物孙樵、刘蜕，生活经历既不如韩柳那样丰富，才力心志更相去甚远，只能在怪奇峭僻上着力。虽也有些刺世疾邪的佳作，但与皇甫浞相比，已是等而下之了。倒是著名诗人杜牧的散文，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剀切排洖，成就突出。

第四时期（860～907），这一时期进入了唐朝季世，古文运动衰微，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穷愁之士。他们的小品文远绍元结，近承韩、柳。杂文寓言，短篇零章，愤世疾俗，幽默讽刺，深切犀利，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此外，便是史传文学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唐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也可以从他们下令编修前代史书的事实里看出来。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涃向高祖建议撰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正史。五年十二月，高祖下了修史的诏令。但“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唐会要》卷六十三）。贞观三年，太宗特地把原属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移于禁内，以修五代史。贞观十年初，《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同时撰成。稍后，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南北史》遗稿的基础上，开始对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书加以删节补充，编纂《南史》、《北史》。显庆四年，这两部史书获政府认可，高宗还亲为作序（此序已佚）。贞观二十年，太宗“令修史所撰《晋书》”（《唐会要》卷六十三），预修者有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一据人（新唐书·艺文志》）。至二十二年书成。

上述八部史书，基本上都是太宗在位时编写的。唐初所修正史达八部之多，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使人瞩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史不单是一般的史学著作，更不是质木无文的史料缀辑，而是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在文学史上应有其相应的地位。

唐初修前代八史，无异乎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来从事散文的写作。而且这种写作也是作者尚质实、薄淫丽的文学观的具体实践。因此，这些史传散文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史叙事文字多用散体，或骈散兼施，皆力求具体、生动，避免粗陈梗概和板滞；史论文字则多用骈体，或以散文为主，都注重修辞和文采。但唐初史传散文的文学性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各史都善于利用纪传体的形式刻划历史人物，以至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小说”特色，其中最具“小说”特色者为《晋书》、《南史》、《北史》。在前人的评论中，它们就是被看作“小说”的。朱熹认为，李延寿《南》、《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唐初史传不特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史笔，而且无疑对唐人小说产生过相当影响。赵翼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廿二史札记》卷九）唐人杜佑《通典》又谈到当时习举业的生徒必修《晋书》、《隋书》等史。唐修正史，至少是《南奶》、《北史》和《晋书》，在当代已经流行。而此三书最具“小说”趣味，传奇作者仿效它们，当是没有疑问的。各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梁》、《陈》二书甚至纯用散体），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韩、柳“古文”自由灵活，富于表现力，特别适于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这是史传散文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史传散文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传奇的出现，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无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都着重表现人事，不同于旨在证明神怪不诬的六朝志怪。艺术上追求“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运用想象和虚构，曲折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一些优秀的传奇如《霍小玉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对后世的白话、文言小说及戏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词是隋唐之际新兴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体。所配燕乐，杂“胡夷、里巷之曲”，而以北朝隋唐间大量传入的西域音乐为主。它起源于民间，二十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曲子词，多数出自民间艺人和下层文士之手，作于天宝年间者为数不少。它们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灵活多变。中唐以后，文人仿作渐多，题材手法，均有模拟痕迹。在晚唐和偏安的西蜀，社会风气衰败奢靡，士大夫苟安于声色犬马、弦歌醉舞之中，产生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它们的题材，不出花前月下、闺怨绮思，树立了“词为艳科”的藩篱。风格上尽管各有所异，但大致以刻红剪翠、香软浓艳为共同点。稍后的南唐词，产生的土壤与花间词略同，为南唐君臣娱宾遣兴之作。表现手法上长于主观抒情，风格较为疏淡。《花间集》中的韦庄和南唐冯延巳为其中的过渡人物。南唐词的真正变化产生于南唐亡国之后，李后主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终日以泪洗面”，词的内容，变为表现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极沉痛深挚。在表现手法上，也以白描口语见长。至此，词从宫廷佐酒助乐的工具，变为抒情达意的文学形式，词的境界为之扩大，为宋词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三月，垂亡的唐朝君臣迫于压力，演出一场禅让的闹剧。四月，原是唐臣的朱温，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即帝位，国号梁，年号开平，昭宣帝降位为济阴王，李唐王朝正式宣告覆亡。早在朱梁开国之前，在南方已有杨氏的吴国、钱氏的吴越国、刘氏的南汉国。朱梁开国后，又封马殷为楚王，王审知为闽王。同年九月，蜀王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占据北方中原地带的五个王朝，政权更迭异常迅速。五十三年时间，换了五朝十三帝。最长的后梁十六年，最短的后汉，连头带尾不到四年。

从唐末开始就在文士、知识分子中日益扩散开来的离心倾向，此时更加浓重。许多人为躲避中原战乱，或遁迹于山林，或迁居南方小国。人材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五代中原地区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衰落不振的局面。

在这五十多年中，中原没有能够产生杰出的文学家。后唐庄宗李存勖颇具文采，且重视伶官、艺人，但所存作品极少。另一位比较著名的作家，是一生历仕五朝、有“曲子相公”之称的和凝。他官运亨通而又多产，曾有集百卷。从现存于《花间集》中的二十首词看，作风以香艳秾丽为主。据说他在后晋天福五年入相以后，曾设法销毁此类作品。这或许是他的作品大量散佚的一个原因，同时也就使今人难以全面地了解他。除此以外，能够入史的中原文学家就不多了。

与中原的情况相反，五代时期先后有九个小国偏安于南方（十国之中，仅北汉在北方，首都太原）。这些小国虽然据守一隅、形势逼仄，但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都能一定程度地采取保境安民、与民休息政策，有的国家且能保持二三十年和平环境，故而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在以往就比较优越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大量南逃的农民，为这些小国补充了劳动人手，那些避乱而来的士人则带来了文化、艺术，加强了南方诸小国的文学创作力量。

十国中文学最盛的自然要数西蜀和南唐。

西蜀包括王建建立的前蜀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王建之子王衍、孟知祥之子孟昶，虽都是荒淫昏聩的亡国之君，但在文学上均有一定造诣。西蜀山川险固，易守难攻，数十年间相对和平安定，这不但使统治者得以享尽声色犬马之乐，而且也养育出一批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在曲子词创作领域中成绩显著的作家。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辑晚唐以来词的选集《花间集》，共收录十八位词人的作品五百阕，绝大部分（十三人）是蜀产或仕于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

南唐在十国中最为富强。陆游《南唐书·元宗本纪》说它“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月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尤其难得的是几代皇帝都重视文化建设，建学校，兴科举，以致“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当时南唐的著名文人有韩熙载、李建勋、冯延巳、沈彬等。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作为皇帝极是庸懦无能，但作为文学家却艺能全面，才气横溢。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五代十国诗人较有成就者，多为晚唐遗老，如韩偓、韦庄、罗隐、贯休等。其余作者虽也有佳联隽句，而类不出晚唐窠臼，效白居易、贾岛、姚合者多，如黄滔有白诗的平易流畅而遗其讽谕，李中得贾岛的苦涩而峭拔不及。

五代散文更为寥落，竟无名家名篇行世。只有些稗史谈丛，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等。

真正反映五代十国《花间集》诗人和南唐词人创作思想的是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及刘昫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刘晌认为“世代有文质，风俗有醇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反对一味的“宪章《谟》《诰》，祖述《诗》《骚》”，推崇沈约“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功不在曹子建、谢灵运之下，肯定了南朝文学的贡献。对唐朝许多重要作家的评价，他也常从审美角度着眼。如对元稹，称其“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旧唐书·元稹传》），他赞赏柳宗元、刘禹锡曰：“其功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旧唐书·柳宗元传》）这正是五代十国文学思想的主流。宋辽金文学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这时，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迭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宋王朝从建立到宋帝昺二年（1279）元世祖灭宋统一中国，其间宋朝共统治三百余年。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是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宋代三百年间，同时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先后存在的政权有：辽（907～1125）、西夏（1032～1227）、金（1115～1234）、大理，（938～1254）以及高昌（回鹘）、蒙古等。历史上称宋高宗南渡（1127）以前为北宋，都城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南渡以后为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浙扛杭州市）。从唐朝末年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便转向后期。宋代是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宋代政治的特点是轻武人，重文人。高度重视文治，高度重用文人，这是为巩固政权服务的。宋太祖曾云，文人“纵皆贪浊”，其危害“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为此宋王朝采取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等办法。取士的名额较唐扩大了数十倍，且“布衣草泽，皆得充举”，为平民入仕铺平道路，入仕后的俸禄也远远高出唐人。从此科举考试几乎成了通向权力与财富的惟一途径。

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宋代科举制的完备，为“寒士”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但这同时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入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四年（1044）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这就大大扩大了学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藏有上千上万卷的书籍。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而且喜欢借给人看。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私家著述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几十卷、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这不仅决定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同时是当时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有时甚至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强大的势头，清楚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趋向，并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都是破坏封建秩序的重要因素。大力提倡儒学，正是加强封建思想控制的必要手段。然而正像一切具有悠久传统的思想体系一样，儒学也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被作着不同的解释。宋仁宗时期配合范仲淹的政治革新而兴起的古文运动，与神宗时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儒学相标榜。而反对革新和变法的势力，也到儒家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于是在儒家复古旗帜下出现的思想的分化和学派的纷争，便成为宋代学术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宋代儒家学派虽多，但大体上不外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以“治国”、“平天下”为主，或以“修身”养性为主，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属于前者；后者则以二程、张载为代表，形成为宋代的理学派别，并随之分化为南宋的朱陆之争。

儒家与道家乃中国主要的本土思想，先秦时代虽分道扬镳，而汉初则崇尚黄老，武帝复独尊儒术，前后起伏，若断若续；及至东汉佛教东渐，本土思想乃不得不在演进中趋向合流。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兼注《周易》、《老子》，魏晋时代思想的争鸣，实际上并无学说上的创新，而是通过解释经典与反对礼教，从而弥合了儒道之间的差异。阮籍行之于前，陶渊明成之于后，此后本土思想中也就不复更有儒道之间的明显界限，虽形式上仍有朝野之别，而价值观上则难分彼此。若苏东坡便正是宋代继陶渊明之后的代表人物。

宋朝儒学得到大力提倡，主要是在宋仁宗时期。仁宗自幼训习儒经，所用宰相，全是进士出身的老成儒者。范仲淹上书改革政治，以全面解释儒家圣人之道为思想依据。庆历新政实施期间，始创太学，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讲授儒学，使儒者讲学之风大盛。为配合这场政治革新而兴起的古文运动，正是继承中唐韩愈发起的以“文以载道”相号召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欧阳修主张通经学古的目的乃在切于世、致于用，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思混沌于古初”的“广诞无用之说”，要求学者关心时事，忧念天下，以反映民瘼和刺世疾邪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能。与欧阳修观点接近的穆修、尹洙、苏舜钦等都很少有空洞谈道的专论。欧阳修所提拔的曾巩、三苏等，也都是一批“博于古而宜于今”的古文家。王安石更是主张“文以适用为本”，反对“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的“近世之文”。

当然即使在同一“致用”的旗帜下，也会有“文治”、“武备”各重一端之别。儒家一般虽多重文治，但在外族侵凌、半壁河山的背景下，主战派的出现也是不难理解的，如苏洵的《六国论》，颇具有战国时代纵横家雄辩的豪情，便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宋代，随着禅宗的盛行，出现了士大夫禅化，禅士大夫化的合流倾向，谈禅已成为士大夫普遍而时髦的风气，苏轼、王安石、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江湖诗人中的很多人都雅好此道。他们谈禅已不是附庸风雅，而是将其变成一种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形成人生观的一部分。

随着老庄淡泊无为思想的复归和禅宗任运随缘思想的流行，宋人对人生采取了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他们对世态炎凉及人情冷暖一般都看得很透、很淡，特别是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以乐观、爽朗、超脱的态度对待。

但宋人的超脱与达观有时又变得太重功利，这就在宋人的生活态度中形成另一个特点——享乐之风盛行。宋太祖曾以享乐为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臣的兵权，从此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中一方面造成歌舞宴享之风盛行，生活奢侈无度，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促成各项学问、艺术与技艺、玩好同时兴盛，培养了单纯从诗艺和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在人生思想方面，理学的主体理性自觉意识和佛老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服从封建国家的同时寻求个性发展的意愿，深化了他们的人生思考。因此，宋代文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流连诗酒、酬酢唱和、逢场作戏之作，形成了琢字炼句、炫耀学问、追求韵味的创作风气，文学题材扩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琐事或侧面，如役使童仆、年节风俗、翁媪口角、亵事杂物等，另一方面也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赏自然，表现解脱羁绊、恢复真实自我的意愿，乃至直接谈禅论道，诙诡诮谑人生。宋代文学既充分表现了士大夫世俗、庸俗的一面，表现了他们的丰富情感需要乃至势利、腐化的恶劣本性，也展示了他们难以排遣的人生烦恼和精神痛苦，表达了他们对美好人性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宋代文学的这种世俗化、个人化的特点，一方面渗透到士大夫文学的各体形式中，诗、文在言志载道的宏篇大制、高头讲章外出现了“犹画工小笔”（欧阳修《试笔》）的精裁巧作、短札小品，咏物题画诗、机趣诗、题跋、笔记、散体赋等十分流行；另一方面则与新兴的市民文学形式相呼应，文人创作也在接受市民文学趣味的影响。

唐末五代的割据混乱的局面，到北宋而归于统一。为了获得统治势力的巩固，赵宋王朝加强了集权制度，把军权、财政权、司法权都收归中央独揽。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兴起，不致于会有唐代那种节度使和朝廷对抗的情形，而使国内局势比较安静。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赵宋王朝也作了努力，采用一些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废除许多苛捐杂税；这样，五代时诗人所写的因兵乱而“田园荒尽”的景象，渐渐变为繁荣，有如宋初诗人所歌咏的：“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滕白《观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达，工商业也有空前的发展，把无数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吸收到工业或商业重地的大城市里面来，形成了广大的市民阶层。这种繁荣情况虽然因金人大举入侵而受了打击，但是“靖康之变”以后，偏安于南方的南宋依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天下”。宋代的文化正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

宋代封建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地主阶级内部庶族地主的势力扩展，农民阶级的地位也有了一些变化。封建租佃制代替了过去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庄园农奴制。这个转变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新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北宋建立后的百年间，即出现经济繁盛的局面。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南宋国土减少近半，但江、淮、湖、广等农业发展地区都在南宋境内，经济发展仍处全国领先地位。多种经营、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方金世宗时，经济也得到恢复。从北宋开始，商业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北宋首都汴梁，逐渐突破了唐代坊市的界限和宵禁，随处都有商铺酒楼，官府虽曾几次想恢复原来的坊市制度，但都没有成功，反而日益扩大贸易的地区，并出现繁盛的夜市。洛阳、扬州、成都等地，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市集交易在各地的居民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都已占有相当的地位。集市区内出现专门的游艺场所勾栏瓦肆，商业性演出活动促进了城市市民文艺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层的发展使宋代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宋代文学以诗、文、词最为发达，话本次之，戏曲等其他形式又次之。就诗、文、词三者来说，绝对水平都很高，如果作横向比较，很难说孰优孰劣；但如果和前后代作竖向比较，则词的成就相对更高一些。

宋代文学可分为六期，即北宋初期、北宋中期、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南宋末期。其中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成就最高，好像处于两个波峰；而北宋初期与南宋初期都对前一期文学进行了总结和革新，并为两个高峰期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相比之下北宋末期与南宋末期沿袭大于创新，总体上成就较差。

宋文创作包括散文、骈文、辞赋、笔记文等。北宋是散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宋初柳开等人曾提倡古文，但其后在杨亿等人率导下，“时文”风行一时。诗文革新的主要任务是以古文取代时文，欧阳修以丰厚的创作实绩为宋代散文发展打开了道路，奠定了宋文切实有用、平易流畅的基本风格。在他奖掖提拔下；曾巩、王安石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散文大家脱颖而出，迎来了散文创作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散文既与政事时务和思想论争密切相关，同时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古朴的曾文、犀利的王文和姿态万方的苏文交相辉映。南宋的散文写作与当时的民族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联，胡铨、陈亮、叶适等人均以抨击时政、言辞激烈的策论文字著称，但在总体上，“文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朱子语类》卷一○九）。宋末文天祥、谢翱等人在记序文字中表达爱国之情，文风悲壮凄怆。此外，理学家的文章一般不讲究文采，并对文学家之文持排斥态度，但他们的讲学之文言简理赅，论辩明晰。受禅宗文字影响，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也流行开来，这类记录对话口语而成的著作，直率无忌，生动泼辣，无意于文，但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对改进文字风格有长远的影响。

唐代散文讲究炼字琢句，有新奇以至险怪的字眼和句法，点缀着精心选择的富于色泽的词藻。有时连说理的文章也写得古奥艰涩，例如韩愈的《本政》、柳宗元的《说车》。韩愈认为“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宋代散文家只提倡他的“易”的一面——“句易道，义易晓”（王禹杗《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张扶书》），放弃了他的“难”的一面，略过了他所谓“沉浸醴郁”，而偏重他所谓“文从字顺”。这符合于而且也附和了道学家对散文的要求：尽去“虚饰”，“词达而已”（周敦颐《通书》第二八章）。所以宋代散文跟唐代散文比起来，就像平原旷野跟高山深谷的比较。这点差异宋人已有觉察，例如有人注意到：苏轼骂韩愈所推奉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还瞧不起萧统《文选》，因此自己写的散文也“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欠弘丽而长于议论，可以移为宋代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明白晓畅、平易近人，是表达意思的比较轻便的工具。元、明和清中叶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承袭了宋代散文的风格；号称“唐宋八家”，实际上也是欧、苏、曾、王比韩、柳被后人更广泛地效法，譬如茅坤、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古文”或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文，都是主要地得力于宋代散文的。

宋代政府公文、慰问书启及许多正式文件仍通用骈文。散文作家一般都兼写骈文，也有一些专以骈文名家的作者。宋初徐铉、杨亿、刘筠等人的骈文，多守唐人规摹，典丽稳重。欧阳修等人在骈文中开始融以古文笔法，不重藻饰。南宋初汪藻、孙觌、洪适等人的骈文多用长句，打破四六格式，一时成为风气。南宋后期的李刘、方岳等人专门代人起草公文，并以此授业，所作“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更加缺少生气。笔记、题跋是宋人特别擅长的文字形式，题跋就某件文物或遗文旧事发表观感和批评赏鉴意见，集随笔而成的笔记著作包括史料、考据、掌故风俗、学术观点等内容。这两类文字均不尚空谈，以切实有据、可传可信、一语中鹄、片言解颐为旨归，不少作品还生动体现了作者的精神风貌。这类著作的繁荣反映了宋代文化的昌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文体解放的成果之一。

宋代的诗歌直接继承了唐代诗歌传统。开国之初，诗人中有很多是前朝的旧臣。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所作诗歌留有唐代余风。如徐铉、徐锴兄弟和李昉等都是从五代入宋的文臣，他们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较深，其作品在宋初有一定的影响。继之，王禹杗登上诗坛，他虽学白居易，但更崇尚杜甫，学习杜甫的诗歌风范，在《示子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诗歌在宋初很有影响。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代，有几位隐逸诗人：林逋、魏野、潘阆和九位诗僧，他们写诗追随中唐诗人贾岛、姚合，创作刻意求工，内容多反映闲适清静的隐逸生活。他们之中，林逋的成就最大，人品诗品均为人所称道。与之同时，还有跻身于仕途上的几位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提倡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他们在受命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时，互相写诗唱和，后经杨亿把他们唱和的诗歌编为《西昆酬唱集》，收有十七位诗人的二百五十首诗，西昆体遂由此得名。西昆体诗歌，讲究绮艳华丽，雍容典雅，多用典故，但内容流于空洞，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之不满。这时，首先起来提倡诗歌革新的有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他们不满西昆体诗人追求晚唐华艳柔弱的诗风，主张诗歌创作应继承风雅传统，反映现实。梅尧臣在一首赠答诗中说：“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苏舜钦在一首感怀诗中说：“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创作态度。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指出：“开宋诗一代之风气者，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

自从苏舜钦、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诗坛上不断地出现了优秀的作家。其中苏轼和陆游更是杰出的大家，先后媲美，而且都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跟宋代一般诗人不同。宋代诗人是非常着重对传统的继承的。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白居易、韩愈学习，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杜甫学习，南宋后期的诗人主要向贾岛、姚合学习；此外，苏轼、黄庭坚也是许多人学习的对象。杜甫、韩愈、白居易的作品里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在宋诗里，这个倾向发展得更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同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杜甫的风格的一个方面，发生了“以用事为博”、“以才学为诗”的习气。诗人搜求和挪借古典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意，或者竟可以铺排古典成语来掩饰自己的缺乏情意。因此，宋代文学里有一个显明的对照：宋代散文随着道学影响的增加而愈趋浅易平淡，而苏轼、黄庭坚以后的宋代诗歌却随着江西派势力的扩大而愈趋于博奥和雕饰。这个差歧，在苏轼的作品里就透露了迹象，以致有人夸大地说：“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

北宋覆亡的惨剧重新激起诗人关怀现实的热忱，出现了一批记录时代苦难的作品，爱国抗敌成为南宋诗歌最重要的主题。南宋中期出现了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优秀诗人，他们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从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撷取诗材，表达救国壮志，描写民生疾苦和田园生活，形成了宋诗的又一繁荣时期。

南宋后期，国势日衰。江西诗派已失去优势，继起的诗歌流派，有“四灵派”和“江湖派”，都各自表现出独特的风采。南宋末年，战争频繁，边患不已，爱国激情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南宋灭亡前后，涌现出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能文能武，他们写诗著文只有一个目的，发出抗敌的号角，抒发爱国的激情。他们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显示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性格，表现了他们勇于献身的精神，在文学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些爱国诗人中以文天祥、谢翱、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为代表，都留下了光照千古的名篇。

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历代诗歌、包括唐诗都要宽广。其具体表现有：

一是直接以诗歌议政。很多宋诗都是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的，堪称是政治诗、时事诗，所以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的出现，也常常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如庆历新政期间石介有《庆历圣德诗》、蔡襄有《四贤一不肖诗》、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有很多唱和诗。熙宁变法时期，王安石和苏轼更是以诗歌为武器，直接表达政见。又如绍兴间围绕胡铨上书乞斩秦桧而谪新州事件，王庭珪便有诗云：“囊封初上九重天，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不待他年公议出，汉庭行召贾生还。”（《送胡邦衡赴新州贬所》）

二是广泛而深入地描写民生。不但写一般的农民，而且写到纤夫、渔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艺人等。对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如土地兼并、屯积居奇等都有更深刻的揭露，如李泰伯《哀老妇》写到嫁母以避徭役租税，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病态，实为历代所无：“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

三是一贯地表现爱国思想。这是宋诗最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特别是南宋，这类作品已成为诗歌的主调。

四是广泛地描写经济生活、民风民俗等社会生活画面，如盐酒专卖、漕运、矿业、农具、医药、风俗、占卜、卖艺等。如仅就“水轮”这种新式农具，北宋就有梅尧臣、王令、苏轼等加以歌咏。

五是品评艺术，凡较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有评诗、评书、评画、评乐之作，如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之一写绘画之美：“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宋诗在思想内容上也有缺欠，如缺少爱情诗、边塞诗，而太多咏物诗、酬唱诗。

词产生于唐，而大盛于宋，作品如云，名家辈出，派别繁昌，风格各异，被后人尊奉为能和“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并驾的“一代之文学”。

宋代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大都市的繁荣都为宋初士大夫供给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而词正是适宜于描述这种生活的歌唱文体.是五代以来一向用来摹写风流绮艳的情事的。李煜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语》）。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宋仁宗时，词的创作步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动。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作新声”，创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做小令，然而也表露出某些新变化，写恋情，写欢宴游乐，也写得情思婉转，风格清丽。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则“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苏辛词派的确立，进一步奠定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唐五代词，在艺术上已很成熟，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的创作达到最高峰。

宋词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讲，唐五代文坛以诗歌最为发达，而词远逊于诗，这就给宋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而且词改进了诗的句式过于严格以至死板、节奏过于整齐以至单调的不足，用各种长短句来表达深长、细腻、丰富的情感，因而“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从题材上讲，词在初起时多被当作言情的诗体加以应用，这逐渐成为一种传统。而且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词的繁荣。

宋词的繁荣和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在全社会的普及，上至皇帝填词谱曲，下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二是新创词调大量出现，多达千余种，且形式非常多，令、慢、近、犯、歌头、摊破、增减、偷声，无不齐备。而随着长调慢曲的增加与普及，词的表现容量亦随之加大，为词体的解放与革新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其三是较之唐五代，词的思想内容也有了根本性突破，填写技巧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像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作家更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彻底突破了狭义的言情范围。为了与长调相适应，宋词还特别讲究技巧方法，把诗、文、论、赋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到词中。以至出现了以诗为词、以论为词等现象。其四是流派的众多。以作者创作而论有“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稼轩体”、“白石体”等；以总体风格而论有婉约、豪放、旷达、骚雅等。

宋词成就虽大，但较诗内容又差一些。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写爱情和描写色情变成了词的专业。一方面，这是继承了唐、五代词言情的传统。同时另有一个理由：古人不但把文学分别体裁，而且把文体分别等级，词是“诗余”，是“小道”，比诗和散文来得“体卑”。

在宋人的心目中，词从民间文学里兴起的时间还不很长，只能算文体中的暴发户，不像诗是历史悠久的门阀士族，因此也不必像诗那样讲究身分。有些情事似乎在诗里很难出口，有失尊严，但不妨在词里描述。假如宋代作家在散文里表现的态度是拘谨的，那么在诗里就比较自在，而在词里则简直放任和放肆了。当然，谈情说爱有时是“寄托”或“寓言”，因为宋词惯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借情侣的“燕酣之乐、别离之愁”来暗指国家大事或个人身世，以致作者的影射的方法鼓励了读者的穿凿的习气。不过，这种象征的爱情仍然在宋诗里很少出现。

宋人的创作实践充分表示他们认为词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这样，产生了一个现象：唐代像温庭筠或韦庄的词的意境总和他们的一部分诗的意境相同或互相印证，而宋代同一作家的诗和词常常取材于绝然不同的生活，表达了绝然不同的心灵，仿佛出于两个人或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人的手笔。例如欧阳修的“浮艳之词”弄得后人怀疑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而能作《煮海歌》的柳永在词里只以风流浪子的姿态和读者相见。

苏轼以后，宋词在内容上逐渐丰富，反映了许多唐、五代词所没有写过的东西，好些事物变成诗和词的公共题材，但是言情——不论是写实的还是寓意的——依然让词来专利。在形式上，词受了苏、黄以来诗歌的熏染，也讲究格律，修饰字句，运用古典成语，从周邦彦的雅炼发达至于吴文英的艰深。不过，宋词和民间文学始终没有完全脱气，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未完全代替运用通俗口语的倾向。例如欧阳修的词是浅易的，但是他也写了比他的一般词更通俗，更接近口语的东西；黄庭坚的词跟他的诗一样，都是“尚故实”的，但是他也用俗语、俚语写了些风格相反的词。这两种词风在许多宋人的作品里同时而不同程度地存在。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随着大城市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现了表达市民生活和适应市民趣味的文艺。宋代的民间戏曲没有作品流传，我们只能从一些记载里推测它的情形；但是元代戏剧以它为基础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宋代民间产生的小说是以口语写成的“话本”或“平话”。口语在宋代作品里所占的比例是空前的。

宋代民间艺人的话本比较活跃。它用平常的口语，搀合着浅近的、比较大众化的文言；这种语言经得起五六百年时间的考验，到现在还可以痛快顺溜地阅读。白话小说这个新体裁不但廓张了文学所反映的范围，描画出散文和诗、词未涉及的生活面，而且把它们原有的题材，例如民生疾苦、爱情、神怪等，也能抉剔得更入微，刻划得更逼真，使我们更亲切地看到社会的面貌，觉到时代的脉搏。或者可以说，题材的扩大和内容的深化需要一个新的形式来适应，一个比诗、词、“古文”灵活、富有弹性的体裁。话本的内容有些是跟宋代文言小说像洪迈《夷坚志》里的故事相类近的；只要把两者一比，立刻会发现话本的描叙很活泼、很细腻，而文言小说显得拘束、粗略。文学作品里的对话问题在话本里也接近于解决。宋代话本对后来戏曲的说白起了很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了更重要的成就。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其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

辽、金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以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所以，用汉文写作诗歌散文，在辽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汉族文人，他们在这方面的素养并不比南宋文人差。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名家的不多，但至少像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南宋诸大家相提并论的。“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由于辽金文人受儒学的制约毕竟不像宋朝文人那么严重，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也较少拘禁。当宋朝文人的创作转向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方向时，辽金文人的作品仍较多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这种特色一直延伸到元代。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保持着同样的步调，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特别在戏剧方面，沿袭宋杂剧的金院本更接近成型。陶宗仪《辍耕录》记录金院本戏目近七百种，虽然也没有剧本留存，但从名称来看，它所涉及的生活范围已相当广泛，其中有不少内容为元杂剧所继承。元杂剧的直接来源是金院本，元初几位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也都是由金人元的。由此看来，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元代文学

按照历史朝代的纪年，元代一般指从1271年建国号大元至1368年元朝灭亡这97年；但以杂剧、散曲的突出成就为主要标志的元代文学，实际上在1271年以前就已经形成。关汉卿等一大批戏剧家，都是所谓“金之遗民”，在金亡以后，1271年以前，都已在杂剧、散曲的创作中显示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元代文学的上限，至晚亦应定为金亡的1234年。这虽然与南宋文学有四十余年的交叉重叠，但元代文学有130多年的历史，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元代文学的发展，大致以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文学主潮是杂剧和散曲两种新兴的文学艺术样式，在文坛上最为活跃的是那些“沉抑下僚”、沦落民间的文人才子，因此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清新而遒劲的格调。后期文学，杂剧、散曲和诗、文、词等传统文学样式互相争胜，在文坛上最活跃的已是那些步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了，因此在诗、文、词等传统文学样式发生新变的同时，散曲的诗词化和杂剧的文人化也成为突出的文学倾向，同时南戏也出现了一批佳作。总起来看，元代文学以杂剧、散曲、南戏的成就最高，后人盛称“唐诗”、“宋词”、“元曲”，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代文学的时代特征最直接地同元代文人的精神面貌有关，而元代文人的精神面貌又是由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所决定和制约的。一方面，忽必烈实行以汉法治汉民，继承了唐宋以来封建统治的经验，辅之以蒙古族的务实作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统治是巩固的，民族融合是空前的，统治者是有信心的。另一方面，金、宋兴亡的历史变革，社会生活的动荡，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和文人的内心愤懑也形成强大的思想潮流。这种社会思潮在一些文人身上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压抑状态：表面上嘻笑怒骂，或嘲风弄月，或醉情山林，而内心中却积蓄着无限的愤懑和不满。这种思潮在不同的作家身上有不同的特点，但却形成元代文学共同特征，在杂剧、散曲、南戏、诗、文、词等各种文学样式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元代文学的艺术风格在总体上以自然本色为主流，人们评北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文而不晦，俗而不俚”（周德清《中原音韵》），评南戏“句句是本色语”（徐渭《南词叙录》），评元代诗文“崇本质而去浮华”（余阙《柳待制文集序》），评元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都说的是这一特点。元代文学显现出的自然朴素美，成为元、明、清时期文学的一股重要的审美思潮。

除了总体特征以外，元代各种文学样式也各具特色。

杂剧元杂剧是在十三世纪前半叶，即蒙古灭金（1234）前后，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艺术样式而形成的戏曲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词曲和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由于元杂剧是以中国北方流行的曲调演唱的，因此也称北曲或北杂剧。杂剧先在中国北方流行，到十三世纪八十年代，即元灭南宋（1279）以后，又逐渐流行到中国南方。元代是北曲杂剧的黄金时代，元人罗宗信为《中原音韵》作序，说到当时已出现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共称”的说法。这里所谓“大元乐府”兼指散曲和剧曲，而后人还有专把元杂剧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元杂剧的产生、完备和盛行，不仅为我国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实际上争得了与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赋——相颉颃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元杂剧可分为爱情婚姻剧、历史剧、社会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五类。在现存的杂剧剧目中，爱情婚姻剧约占五分之一，以四大爱情剧——《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最为著名，其突出特点在于塑造了一批光彩耀人的妇女形象，寄托了作者对爱情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历史剧的数量最大，佳作颇多，一般都继承了宋代讲史“大抵多虚少实”、“大抵真假参半”（《都城纪胜》）的传统，和历代咏史诗借历史来抒发作家感情的艺术方式，重点不是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是表现作家的现实感受和主观情感。社会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描写了现实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揭露各种社会弊端，并寄希望于封建道德的复兴和发扬。公案剧或写清官惩治豪强，为百姓申冤昭雪，或写清官处罚恶人，为良善伸张正义，表现出惩恶扬善的鲜明倾向。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大致也可以算作公案剧的一个分支。神仙道化剧大都以对仙道境界的肯定和对人世红尘的否定，构成其主要内容，同时交织着出世、愤世和恋世的复杂情感，表现出元代文人的精神苦闷和心灵幻想。

南戏产生于宋代，入元以后继续流行，在民间相当活跃。但就总体上看，南戏在元代的成就不如杂剧，未能像杂剧那样产生大量著名的作家、作品，并在文学领域中造成巨大的声势。它的影响主要还局限于民间，在民间丰沃的土壤上滋生蔓长，为明代戏曲的再度繁荣积蓄着艺术力量。

南戏中大量的作品以爱情婚姻故事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社会剧、公案剧、历史剧和神仙道化剧。南戏的题材或取自现实生活，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根据前代作品，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理想愿望。但在南戏作品中也普遍存在着封建说教和因果报应思想，这是其糟粕。

散曲 元散曲的流行早于杂剧，其格式和体制对杂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散曲在金、元之交就被文人士大夫所采用，称为“新乐府”。由于宫廷朝会大合乐时采用散曲，并且由翰苑人物撰词，皇帝嘉赏，散曲地位逐渐提高，这一点与词的发生、发展情况相类似。从题材内容来看，散曲主要有风情和隐逸两类，此外还有一些揭露现实和写景、咏史、抒怀之作，总起来看内容是比较狭窄的。这是因为，散曲主要是由妓女、艺人酒席宴上所唱和文人学士遣怀释闷所作的。这个现象和词的创作也很相似。

散曲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泼辣的作风、活泼的形式、质朴的语言和灵动的气势，在元代文坛上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传统诗词，成为元代最富于生命力的诗歌样式，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古典韵文。

诗词 在元诗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对宋、金诗风的反思和批判，经历了南北复古诗风的汇合，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的诗风由兴起到旺盛，成为一代诗坛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举世宗唐”之说（瞿佑《鼓吹续音·自题诗》）。当然，元人论诗并不专宗盛唐，因此元人学唐的结果，使元诗也像唐诗那样万木千花，争艳斗丽。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这显然是对元诗的批判性继承。而清代诗坛宗唐、宗宋之风迭起，也可以视为对元诗成败经验的一种反思。

元代前期的北方词人，大多受元好问影响，直接继承金代词坛的传统，宗奉苏、辛，但往往缺乏苏、辛词的豪放意境，比较著名的词人有刘因，白朴、刘敏中等。前期南方词人，则承袭南宋后期词风，“远祧清真，近师白石”，大抵宗周、姜，以张炎、周密为首倡，此后还有仇远、袁易、陆行直、赵孟頫等人。延祐以后，豪放和婉约两种词风逐渐相互渗透，词作中又出现了“散曲化”的现象，著名词人有张翥、虞集、萨都剌等。但总起来看，词在元代是趋向衰落的。

元代散文的发展，前期主要有宗唐（实际是宗韩愈）和宗宋（实际是宗欧阳修）的不同倾向，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唐宋并尊。朱右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今无传），即可看作两种倾向调和的结果。后世唐宋八大家之称，即源于此。而宋代散文创作和批评中谈理派和论文派的分歧，在元代散文领域中虽然也有所表现，但却明显地趋于调和。元代文人更多地维护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传统，提出了理学、古文合一的主张，所谓“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这就使元代散文偏于经世致用，而乏抒发情性；偏于纪事明道，而乏绘句摛章。元代散文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它所提出的创作主张以及所表现的创作倾向，却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说盛行于宋代的说话，在元代也继续流行，特别是讲史更趋风行，现存话本也多为元代刊刻或修润，所以一般文学史家都概称为“宋元话本”。从流传的话本看，大多文词朴拙，情节简略，还称不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人认为著名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是元代作品，还有人认为百回本《水浒传》产生于元代，但这都还有争论。明代文学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潮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当时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戏剧方面，是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的皇家戏曲创作，此外还有以邱浚、邵灿为代表的伦理剧创作。无论是诗文还是戏曲，都致力于歌舞升平，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缺乏真情实感和创造性。这时期较有特色的是文言小说创作，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他们不论是写艳情还是述鬼怪，大都叙述委婉生动，但因内容不合乎封建礼教而遭到明初统治者的贬斥甚至是禁止。南戏则逐渐形成“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在小说创作领域内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中叶开始，文学创作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逐渐松弛有关（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此期间刊行；在这以前，收藏方孝孺文集就要被处死），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他们的诗文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能冲破传统的束缚，形成自己的特色，他们的创作成为晚明文学解放的先驱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

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由于“富民”的大量出现，权势与财富大致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已遭到严重破坏。权力阶层当然不甘心于此，他们凭借权力占取超常财富的欲望不断膨胀。这样，由他们所承担的国家政治机能自然受到破坏，使得国家机器因腐败而失去它的有效性。所以，明王朝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危机。尽管万历初年由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在整顿财政、赋税和吏治方面起了一定效用，在短期内挽救了王朝的崩溃之势，却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难以在张氏去世后维持下去。最终，由于政治腐败和大饥荒所激起的农民起义，加上关外满洲军事集团的压力，摧垮了明王朝的统治。

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日益扩大，从左派王学的泰州学派，一直到李贽，都在不同程度地张扬个性，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促进了个性解放和文学解放，李贽倡导的“童心说”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的“性灵说”，成为文学解放的号角。

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文学的复古，主张创新，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扫清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影响，成为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支劲旅。其后的竟陵派在学习公安派的同时，试图以出深来补救公安派的肤浅之弊。到了明末，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作家虽然也倡导复古，但他们忧患时事，并亲身参加到抗清斗争中去，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慷慨雄健的风格，自有其独特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小品文创作，这种小品文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精悍、形式自由活泼的散文，或写山水，或为序跋，或抒一己的情感等等，不拘一格，抒发性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像袁宏道、汤显祖、王思任、陈继儒、张岱、刘侗等一批小品文名家。

相比而言，最能代表明代后期文学最高成就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

明传奇出现了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吴江派创作成就虽然不高，但对明中叶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唱腔之一昆腔音律的整理有较大的贡献。汤显祖更是受王学左派影响的优秀剧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幸福的要求，响起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在小说创作方面，以《西游记》和《金瓶梅》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成为长篇小说的主潮，是明中叶以后成就最高的作品。

吴承恩的《西游记》叙述的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的形象，虽写神魔而颇具人情，想象丰富奇异，成为神魔小说的代表。它出现之后，神魔小说的创作一度兴盛起来，较著名的有《封神演义》、《西洋记》、《四游记》等。

第二类是世情小说，这类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它通过对西门庆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浓重的市井气息，其对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对人情世态的细致描摹，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具有开拓性。

第三类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这一类小说继承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传统，描述历史，歌颂英雄人物，并加进作者的理想。写历史的小说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代，几乎都有演义，如《列国志传》、《西汉演义》、《隋史遗文》等。写英雄人物传奇故事的有《英烈传》（又名《云合奇踪》）、《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等。明代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主要体现于拟话本的繁荣，这类小说主要模拟宋话本的形式进行创作，既有对宋元话本的改编，也有新的创作，代表作品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这类拟话本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其他的拟话本小说还有《西湖二集》、《清夜钟》、《石点头》等。

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等作品，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清代文学

对于清代文学，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这大致指顺治、康熙、雍正年间；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这大致指乾隆、嘉庆及道光二十年以前；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后期，或叫晚期。

清代政权的性质、特点及政治措施的总倾向对有清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清初，一些积极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遗民从汉族国家正统观念出发，诤诤宣誓：“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族间之”（王夫之《黄书·原极》）。他们有的突破了狭隘民族意识，提出了兴亡理论：“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原臣》）。乃至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提出批判：“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吕留良《吕用晦文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于抗清复明的主旋律中昂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而一些变节出仕新朝的文人，他们的作品中却往往或怀着大节有亏的负罪意识，或带有靦然的屈辱感，低徊缠绵，与遗民文学中的愤激慷慨格调迥然不同。一些由明入清但与政权联系不紧密或出生在清初的知识分子，易代之际的创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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