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祖威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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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民的变迁试读：
前言
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也是最底层市民里杂杂碎碎的事，时间跨度稍长一些（1949—2012年），所经历的事情，展现了我们这代人的影子和人生痕迹……
本书叙述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情感与奋斗故事。
和同龄人一样，回忆起往事，好像都会引发“酸、胀、痉孪”似的感觉，年轻人会惊奇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天方夜谭”，因为他们没经历过，所以我要写出来。
历史是英雄伟人物书写的，同样也是小人物书写的！
当拿起笔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语言的贫乏，竟无法叙述出我全部的苦与悲、爱与乐。
四年半来，每当寂静的午夜，我腾越而起，那些经历过的影像便不期而至，眼窝里时而就会涌出泪水，好多朋友都说：“你可以写本书了，就是写平民窝里的事，很有现实意义！”我犹豫了一下：谁能认同我这个无名鼠辈？但进一步想：当初面对挫折和苦难我都没有害怕过，相反，无数次从逆境中爬起来，并将苦难当成是激励自己崛起的动力。我激情燃烧了，尽管写不到“剥皮见骨”的程度，但我要把它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让大家去议论。
如果我的传记小说，真能达到励己勉人，哪怕有人只是一阅一瞥、一翻一览，我就心满意足了。徐祖威
01童年
爱多亚路上的啼哭声
一个冬天的深夜，没有月亮，天气分外地冷。
街上一片沉寂。
在爱多亚路的一条支路——永寿路11号的一幢大理石大楼里，有一户人家彻夜未眠，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街上的路灯昏黄暗淡，老旧的搪瓷灯罩早已松动，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大楼里的左邻右舍在经历了一天的疲惫之后，都已进入了各自的梦乡。
这一天是1949年2月3日，农历的小年夜。
凌晨2时，冼家起了一阵骚动，待产的母亲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25瓦灯泡的泛黄的灯光，映衬得母亲的脸更加缺乏血色，她似乎没有再次做母亲的那种喜悦，而是暗自埋怨孩子降临得太不合时宜。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一个小小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哇……哇……”的哭声传了出来。虽然他四肢健全，哭声脆响，但这瘦弱的婴孩显然是过早出生，他小小的躯体中的生命显得倔强而孱弱，就好像一株在温室里培育的幼苗被突然移到寒冷的泥地中。产婆娘把这个孩子抱给母亲看——他那稀少的黑发、高凸的额头、深陷的眼睛、枯瘦的手臂和那狭小的哭得起伏喘息的胸脯，使做母亲的一眼就看出，自己这第三个儿子，有着先天的不足。
父亲是冷静的，不慌不忙地给这个儿子取了名，叫做“冼之威”。
这个“冼之威”，就是我！
我父亲叫冼阿良，十六岁时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谋生。他在英国人手下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杂活累活样样肯干，而且眼快手勤、聪明伶俐，颇受师傅喜欢。他一边埋头苦干，一边悄悄学习技术，不久就学会了修车、开车。后来，他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租下一辆卡车，给洋人跑运输。又过了一年，他已经拥有了两辆“道奇”十轮卡车。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立足之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重庆女孩——我的母亲桂珍姑娘。
但是，幸福只向这对年轻的夫妇露了露脸，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所谓“多子多福”，就像一张大网，整个罩住了他们。短短几年，父亲和母亲生了三男一女，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母亲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阿娘来救我
家里人把男孩中排行第三的我叫做“小弟”，可我的祖母——我称她“阿娘”——很疼爱我这个早产的孙子，她给我起的小名叫“金龙”。但是，这个响亮的名字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什么好运，就好比“多子多福”其实就和“多子多难”一样。我刚刚出生，母亲就患上了肺病，在家里不停地咳嗽甚至咳血。医生说，这种病很容易传染，最好把母子隔离开来。刹那间，我成了不祥之兆，成了家里的一个巨大累赘，被扔在摇篮里无人看管。什么“金龙”，我就连一只流浪的“喵呜”也比不上了。
阿娘闻讯，急切地从女儿家赶到儿子家，来救她的“金龙”孙子了。一进家门，阿娘抱起了大哭不止的我，不停地拍我、哄我。我错把阿娘当成了母亲，好像有了安全感，竟然停止了哭声，转而粲然一笑——那么可爱，那么有灵气。阿娘感觉这仿佛是佛祖在向自己发出了指令，让她和这个孙子的命运连在一起。她下定了决心，要承担起我母亲的责任。于是，阿娘毫不犹豫地抱起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向南市海潮路而去。阿娘在女儿家（我姑姑家）的旁边租赁了一间用砖泥砌起来的茅屋，在这7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了下来。
那一年，阿娘已经六十一岁了，她属于中国妇女中有着坚韧性格和果敢气魄的一类。她认定了的事，不需要得到儿子的同意，也没有谁能够让她退缩。住进这间小屋后，阿娘雇了一个奶妈来给我哺乳。奶妈是个农村妇女，虽然只有三十多岁，额头上却已有了细细的皱纹。阿娘先是以挑剔的眼光观察这个女人：她的乳房很丰满，就像瓜棚上吊着的大葫芦，上面有青色的经络，犹如地图上的河流。随后阿娘又伸出手，在奶妈的乳房上揉捏了几下，豆浆似的奶水就冒了出来。阿娘满意了，于是就定下这个奶妈。
然而，奶妈也是个苦命的人，没过多久，她的奶水就渐渐少了，我常常饿的哇哇叫。阿娘无奈，只好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寻找替代品。她每天烧饭时，都把面上的一层稠稠的米汤舀出来喂我喝。中国是农耕民族，稻米就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一天又一天，缺少奶水的我，喝着米汤，在阿娘的怀里撒娇嬉闹，渐渐地长大了。虽然我没有得到母亲的亲吻和爱抚，却得到了浓厚的隔代亲情。
最初的启蒙
阿娘出生于清末民初，在思想观念上无疑是那种传统的妇女，善良慈祥，刚柔并济，富有同情心。她身材矮小，却很结实。她常常得意地对我说：“侬晓得伐，从前有个叫花子到这里串门讨饭，我总会给他一勺饭吃，菩萨在天上都看在眼里。侬看我身体好伐，都是我积的德呀。”阿娘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用自己的一套唠唠叨叨的话语，对我进行了最初的善恶教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了做人的种子。“囡囡，侬命真苦啊，一生下来就不能看见自家姆妈，只有阿娘欢喜侬，侬长大了一定要争口气。做人心要好，勿好做坏事体，记记牢啊。”在阿娘的絮语中，我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泡尿撒在床上，阿娘也从来不骂我。我从没见过阿爷，因为阿爷过早患痨病去世，所以阿娘把养育我当做自己的精神寄托了。
阿娘谨记着“三岁看到老”的古训，早早地就对我开始了启蒙教育。我刚刚两岁的时候，阿娘就给我做规矩，说：“坐要有坐相，立要有立相，吃要有吃相。”她是要培养我从小就要注重仪表。她常叨念说：“吃饭的辰光，嘴巴不好发出声音来的，也不许吮嘴巴，筷子要捏牢这个地方……”她用手比划着自己的手捏着筷子的那一端，“看见了伐，就在这地方捏紧。太高了，就不好看了，异样呱嗒的。太低了，就更不好了，一副贪吃鬼的样子。”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阿娘看我听话，就说得更起劲了：“吃饭前不要先动筷子，要看大人拿起了筷子，侬才能吃东西；离自家远的菜碗，不能把筷子伸过去夹菜；好菜要先让长辈吃，自家不能抢着吃；空筷子也不好放在嘴里吮；吃饭要有吃相，两条胳膊不好搁在饭桌上面；添饭咯辰光，要用双手把饭碗端给大人。这点规矩侬要记记牢，要做一个有教养的小囡。”
身为宁波人，阿娘极其崇尚礼仪、形象，很多细节都要讲究。阿娘说，吃相就是一个人品行的标志，所以她时时刻刻会告诫或训导我，让我深深地铭记。就这样，我从小在阿娘的言传身教中，一天天地度过了贫寒却快乐的日子。每天晚上，阿娘都会和我在小饭桌前坐一会儿，微弱的灯光照着她带着斑点的褐色脸庞，她枯瘦的前额和憔悴的神态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相依为命
在和阿娘相依相伴的日子里，我时常听阿娘提起旧事，也听到阿娘和大人们之间的一些谈话。在他们的喜怒哀乐里面，我了解了大人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有一次，我听到阿娘向别人说起了我的父亲。阿娘说，阿良十六岁只身一人来上海闯荡，他没有文化，但吃得起苦，在外国人手里学生意，样样都肯做，学会了“八级铜洋”，又买下两间房子。我不懂“八级铜洋”，但我知道，这就是修理技术呱呱叫的意思。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冼阿良拿着七十六块钱的薪水，养活了八口之家。四五岁的时候，我听着阿娘说到父亲，心里面对父亲是百分百的敬重信赖。阿娘话头一转，又说道：“男人就是要有骨气，要成材做大事，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我的孙子要是能像伊的爷那样争气就好了。”宁波人把父亲叫做“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娘侬放心，我要向爷学习，一定不让侬生气。”
阿娘很健谈，她的闲话很实在，却常常语出惊人，这大概是我得到的最初的语言熏陶吧。阿娘喜欢说话，也喜欢走动。她常常带着我出去“荡马路”，年幼的我拉着阿娘的手走街串巷，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和花花绿绿的商店里面。那闪耀的霓虹，摇拨浪鼓的货郎，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让我知道城市是好玩的。三轮车上穿着长衫、手提公文包的是写字间先生；前后挑两只桶，桶里用稻草扎着红红绿绿鸡狗人脸的糖丸的是摊贩；“卖糖粥”“磨剪刀”，还有长长的“阿有坏格棕绷修伐，坏格藤绷修伐”的吆喝声就是城市每天的交响乐……
有一天，祖孙两人又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望着阿娘疾走却稳重的小脚，不禁好奇地发问：“阿娘，为啥女人要用布头包脚，这么小的脚走起路来不是老吃力的吗？”阿娘笑眯眯地回答：“侬晓得伐，女人脚大就难看了，会让人家看不起的。”我这才知道，原来女人的外表是很要紧的，马马虎虎是不行的。那时候，一般人家的女人总有两样化妆品是离不了的，一是梳头油，二是刨花水。刨花水比食用油稀薄，跟水差不多，透明的，有一股淡淡的幽香。这种东西并不贵，可以称分量买。稍微有点钱就可以买雪花膏用了。我的阿娘没那么多钱，她和我的生活费都是我父亲冼阿良给的，不节约不行。但是阿娘又是个爱干净的人，她对梳头这件事是很用心的。每天，她都会用细密的篦子蘸着刨花水梳头，把头发梳得油亮光润。她一边梳头，一边问我：“侬看阿娘的头发好伐？有力长发，无力长甲。”我没有看到阿娘的指甲，我想，阿娘的头发一定是比指甲长得快了。难怪她的头发乌黑锃亮，密密地盖在头顶上，原来她是很有力气的人。“还要多吃黑芝麻，多梳头。”阿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传授养发护发经验。
我端详起阿娘，阿娘的头发好黑啊，衬出耳坠上的金耳环闪闪发光。她上身穿着藏青大襟、盘着长长纽扣的衣服，下身是带大围门的香云纱裤子，裤脚管宽松飘摇。她时常脚踩一双松软的黑色布鞋，一方手帕挂在胸前麻黄布盘的纽扣上，挺有精神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方手帕在她走路时一飘一扬，煞是好看。那种既明快又古典的装束，就是一种时尚，老人家的时尚，让我觉得阿娘也是优雅好看得不得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阿娘梳头的时候，我会呆在一旁候着。我想：阿娘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养我、爱我，我也要伺候她，让她开心。于是，我开口说道：“阿娘，让我帮侬梳头好伐？”阿娘微微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站在阿娘的背后，用一双小手捏起篦子在阿娘垂下的头发上，从上到下轻轻地梳起来。梳完了头发，我又用小手给阿娘捶背，还像模像样地给阿娘揉肩。阿娘乐得嘴也合不上了，直说“我享福喽，我享福喽”。我也高兴地扑到阿娘的怀里，沐浴着赛过母爱的隔代的亲情。在享受亲情的同时，我也懂得了人必须知恩图报的道理。
初见世面
男孩子总是野性的，小小的茅屋关不住我顽皮的性子。我穿着显然已经裹不住身体的破衣旧衫和补了又补的袜子，一有机会，就会走出家门找小伙伴玩耍。我清瘦而苍白，跟一群拖着鼻涕，时不时用袖口擦一擦嘴唇的小男孩玩到了一块。我们热火朝天地玩着那时候的游戏：打弹子、堆黄沙、刮香烟牌子、抽“贱骨头”、掷橄榄核……
阿娘的教诲使我比别的同龄孩子显得懂事，可是阿娘的宠爱毕竟带有一些放任，使我也染上了一些任性和散漫的恶习。我结交了一群天真无邪却带着“野性”的小伙伴，而我不羁的性格或许就在这时开始萌芽了。
我开始一个人出去玩耍。在海潮路上，我见识了打铁铺子。那里有两个赤身露背的彪形大汉，他们的胸前都套着一个大大的肚兜。只见一个汉子双手用钳子从火炉里夹出来一块烧红的铁块，另一个汉子就抡起锤子有节奏地捶打。不一会儿，铁块变了形，变成一把刀，一把上好的农具。这种劳动的场面在我幼小的眼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后来自己的劳动会是那么的苦。
有一天，街上来了几个流浪的艺人，他们放下随身带着的被褥和装着干粮的口袋，把小锣小鼓敲打起来。聚了一些路人后，他们就开始了表演。有个人扮演孙悟空，在布帐上面不停地翻跟斗，把凶恶的妖怪收拾得服服帖帖。表演结束后，艺人就拿起一个破草帽，对着那些围观的孩子说：“学生们，可怜可怜吧，给点小钱吧。”可旁边的孩子哪里是学生呢，他们也并非觉得这样的表演好到哪里去，只是图个热闹而已。孩子们身上或许有几分钱，但那都是家长们给的零花钱。好在他们并没有吝啬地走掉，而是纷纷扔下一分钱。一分钱，买不了一只大饼，却可以看一次表演，真是廉价的娱乐啊。艺人们收了钱就来到老虎灶前，向主人讨一碗水，蹲在角落里啃起干粮。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种耍苦力的表演。一个汉子，身上套一个道具，弯下腰时看上去像是两个人。上面有一个真人头和一个假人头，下面是人的两条腿和套着两只裤脚的手。表演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手和腿打斗翻滚，就像两个人在摔跤，活灵活现。他表演得很卖力，伴随着“扑扑”的声音，一片尘土飞扬起来。表演结束，他站直身子，摘下道具，满头是汗，气喘吁吁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一边捂着胸口，一边擦着汗珠，一拐一拐地向孩子们拱手作揖，一圈转下来，也收不到几个钱。我想起阿娘的话，赶紧上前对那人说：“等一等，我去拿钱。”话音未落我就冲出人群直奔家里。还好，我家就在不远处。我心急火燎地对阿娘说：“阿娘，侬快给我两分钱好伐。”阿娘看我着急的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侬这么心急要钱做啥？”“阿娘，侬不是告诉我，看到讨饭的人，要给他一勺饭吃吗？我现在要帮一个人，快点，快点。”阿娘赶快给了我两分钱。我奔出家门，把钱交到那汉子手里。汉子感激不已，竟然向我鞠了一躬。我也愣住了，傻傻地没有反应。
苦中作乐
和阿娘相处的日子就是这样苦中作乐。祖孙俩住的这间屋子太破陋，四周丝毫都不隔音。它低矮得像阿娘这样的老人也几乎要碰到屋檐；又实在是太小，只能遮风避雨。不过，屋子的顶上倒是有一块小玻璃，外面的阳光透进来，直射到屋里。冬天的时候，这一方阳光也能给人温暖的感觉。门板已经烂了几处，开门的时候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泥墙上有一扇小窗，用乱草和杂物堵着。往屋顶上细看，就会看出一层一层的蜘蛛网。屋里是再简单不过了。一张二尺七寸宽的小床，靠墙放着一张三个抽屉的长桌，上面安放了一尊佛像。佛像旁边还有一只小小的煤油灯，点燃时灯芯里常会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屋角放了一只永远都摆不平的跛腿的椅子，和一只上面箍了几条生锈铁条的木桶。屋外的院子里长着几棵杂树，堆着几片废瓦。屋顶的瓦棱上枯草的断茎随风抖动，下雨天，雨水顺着黑瓦片滴落下来，落到积水的破缸里。再向院子外看过去，是一条似路非路的小道，跟大上海是多么不相称、不和谐啊！
就是在这样的住处，我跟阿娘快乐地生活着。阿娘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乡下的庙堂，农村的牛羊，天上的牛郎织女，地上的婚丧嫁娶，当然还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说着说着，阿娘又开始她独特的家教了：“做人要有良心哦，不要做害人的事体啊。”“人可以救急，不可以救穷。”“一把米能养恩，一斗米要成仇。”“人心不足蛇吞象。讨饭的人吃惯了嘴，只要怠慢他一次，他就要记仇。对一个讨饭花子，决不能接济第二次。”阿娘大字不识一个，却是一个民间哲学家呢。她说的那些话，通俗易懂，有声有色，赛过学堂里的老师。不过，我毕竟只是个小小孩，有些话让我刻骨铭心，有些话却像一阵风一样地飘走了，比如：“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我要是学会这样做人，后来哪里会有那么大的坎坷不幸呀。
有钱人家把孩子当宝贝，阿娘也把我当宝贝。小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阿娘就带我到庙里。阿娘虔诚地跪在大佛的面前，双手合十地念道：“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皇皇，一觉睡到大天亮。菩萨保佑我孙子，有魂灵，身体好。”我闻到了飘散着的香烛的气味，便好奇地问阿娘：“阿娘，菩萨是人吗？他为什么不说话？”阿娘轻轻告诉我：“菩萨伊晓得每个人做的事。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人要是做了坏事，菩萨就会晓得，会叫天打五雷轰的。”阿娘对佛坚信不疑，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吃斋，她说：“啥人不晓得肉好吃，我只想让菩萨保佑我孙子。”她是想让自己积下的德能够庇护我无灾无难。
可是神仙哪里管得过来那么多人间的事情。我出生后不久就得了疝气症，有一次我哭得死去活来，真是急坏了阿娘。阿娘二话不说，连忙把我送到红十字会医院。医生说，孩子得了急性疝气要立即动手术，否则孩子性命不保。阿娘当机立断：“开刀。”那位阅人无数的医生也十分佩服这位果断利落的奶奶，要不是有这样的明白人，再高明的医生也无力回天的呀。阿娘以她将军般的胆识和果敢救活了一个幼小的生命。
手术后，阿娘抱着我回了家，我腹部八字形的刀痕让她心痛不已。阿娘想，要是自己能代替孙子挨上那一刀就好了。唉，没有办法，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钱都用在医院了。可日子还得过下去，今后只能更加精打细算了。
有一次，天一下子黑了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雨欲来。突然，一个惊天巨雷炸响了，紧接着就是瀑布般的大暴雨向着大地浇灌下来。雷声在黑云层中隆隆滚过，一道道闪电划破天幕，闪出耀眼的蓝光，门窗发出了“咯咯”的响声。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自然界的恐怖景象，我一下子扑到阿娘的怀里。“阿娘我怕，我……”我的身体蜷缩着依偎在老人身旁，害怕得嘤嘤哭泣，话也说不完整了。阿娘轻拍着我的后背和蔼地安慰着：“不要怕，阿娘在侬旁边，天上的菩萨不会害侬，伊只会打坏人，不会打好人的。”大雨还是噼里啪啦地下着，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于是阿娘讲起了故事，是童话呢还是民间故事呢，我完全记不得了。可是我听着听着，似乎雷声渐渐远去，雨声也渐渐小了，我在阿娘的讲述声中慢慢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不知好歹，对着阿娘叫了一声她的大名“许姣翠”。我是啥时候听到别人提起阿娘的大名的，自己也记不清了，只是这天，突然就脱口而出了。也许，这样叫一下很别致吧。孩子自有孩子的心理，谁知道呢。可是阿娘却严肃起来，她很严厉地教训我道：“长辈的名字小辈是不好晓得的，更加不可以叫出来，这是不礼貌的，侬要记牢。”我牢记了阿娘的教诲。
又是一个秋去冬来的年头，我起床后跑到大门口一看，愣住了：啊，下过雪了！海潮路这条弹格路和四周墙垣、树木、屋顶上都铺满了白色，好像盖上了白茫茫的一片棉被。陡然间，雪片又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起来，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落在行进的车顶上，落在路人的伞上。
我好奇极了，忍不住移动脚步走出大门，想去触摸一下神秘的白雪。
朵朵雪花飘落在我头上和身上，又落到我的脸上，落到我的嘴唇边，我用舌头舔舔它，没味的。我开始堆雪人，又将雪揉成一团扔得远远的。路对面有几个同龄的孩子，他们没这么野，只是看着我。我就更加得意了，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变成了雪人，还是起劲地玩着。“快进来呀！人都湿透了，要生毛病的！”阿娘扯开嗓子叫着，我只好停下了。雪人的另一个眼睛还没有装上去，只好让它做个独眼龙了。我依依不舍地进了屋。寒冷里也有温暖，贫穷里也有快乐。孩子的心里总会把开心的事情记得更牢一点。
回到父母身边
可是，短暂的快乐就这样过去了。不久，我就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六岁那年，阿娘要回宁波老家处理一些家务事，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离开小屋之前，阿娘又对我絮叨开了：“囡囡呀，到了姆妈家里样样事体都要当心。姆妈用过的饭碗什么的，侬不要去碰，侬姆妈生过传染病的。”我真不想听这样的话，姆妈的家是什么样的？爷娘会不会喜欢自己？哥哥姐姐要不要我这个弟弟？
阿娘整理了一个简单的包裹，拉着我的手，告别了这间围着泥墙的茅草屋子，来到了永寿路上。我心里莫名地忐忑不安。
当我疑惑地进了自己真正的家——父母的家，看到满满一屋子人，一下子收紧了心。父母亲的脸上没有显出高兴的神色，哥哥姐姐则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没错，这是一个多出来的人，这个人来了，仿佛会分掉他们的食物和用品。我对他们也感到陌生，同胞手足之间好像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一道无形难言的屏障。
之前我听阿娘说过，我也是父母的亲生儿子，是没有办法才分开的，父母也是喜欢我的。于是我颤颤巍巍地轻声叫了一下“姆妈”。母亲“哦”了一声，对我的哥哥姐姐说：“这就是你们的弟弟，也是我生的。”停了一秒钟，她又转向我说：“他们就是你的大哥、二哥和姐姐。”我颤颤地抬起了头，第一次听到自己也有哥哥姐姐，好高兴。我想起了阿娘说过的话，乖巧地叫出了“阿哥，阿姐”。不知阿哥阿姐们谁说的话语传到我的耳朵里：“你现在算是家里的人了，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你要听话，自己管好自己，要多帮着做一点家务事，不要调皮捣蛋。我们家里一向都是老太平的哦。”六岁的我，听到生硬的见面语，瞬间迷茫：我怎么就这样不受欢迎？没有一点亲切感，我好像是个累赘似的，他们是我同胞手足吗？在幼小的心里，我划过一阵阵难受。“小弟，你听到了吗？”又是一句重复的问话。
敏感的我感觉到了这个家跟海潮路阿娘的家的不一样，没有了和蔼温馨，没有了亲切。难道我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难道我不是阿哥阿姐的同胞手足？我是多余的人吗？我不禁脱口而出：“我是这个家里的人吗？”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滞了，大家都有些吃惊。“怎么？讲你两句不行啊，你嘴巴这么老，就像个外来人！”“你怎么一到家里就要吵架？阿哥阿姐比你大，讲两句就讲两句嘛。”母亲显然并不袒护这个六年不见的儿子。此时，阿娘终于按捺不住了：“阿良，小女”，这是阿娘对我父母的称呼，“我告诉你们两个人，伊到冼家门来，就是冼家的人。以后啥人要是欺负伊，我就对啥人不客气。家务事体，大人多做一点，为啥要小人多做？这是啥个道理？”阿娘一连串的质问，使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我第一次见到慈祥的阿娘这么凶，这么厉害。阿娘是家里老祖宗，她肝火上来，拍着台子，咄咄逼人。我父亲冼阿良是个孝子，他垂下了头，用一只胳臂肘靠在桌子的边沿，诺诺地说：“姆妈，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怎么会欺负他？”
阿娘和我都没有想到，一家人的首次团聚会是这样一副场面。这种尴尬难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无论我怎么想将它抹去都不行。但阿娘的话我不会轻易忘记。于是，我学会了看家里人的脸色，遇事总是谦让。其实就在当天，阿娘就悄悄对我说过：“侬也不要记恨侬爷娘。现在小人生的多，小人就不稀奇了，有的人家还把小人送掉了。”我明白了，自己虽然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可那是一块赘肉，自己就是家里多余的人呀。我没有被送掉就算是庆幸的事了。
一家八口围着吃饭的时候，阿娘把好菜夹到我的碗里，我又把菜夹回阿娘碗里，阿娘再把菜按到我的碗里，示意我不要再犟了。这些动作，引起了哥哥姐姐的不满，也引起父母的意见，他们认为阿娘对我偏心。其实，哪里有什么好菜，都是一些家常菜而已。我不由得回想起在海潮路的小屋，祖孙两人吃着臭冬瓜、青菜之类的宁波菜，有时候一只咸蟹爪就对付了一顿饭，滴几滴麻油做汤也能将就一顿饭。我从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只要阿娘在身边就什么都好。我穿的衣服大多也是阿娘跟人家讨的，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了，衣服穿不下了，就穿到了我身上。
宠爱我的阿娘就要回乡下去了，我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多做点家务事，减轻父母的家务担子。我知道自己也该心疼妈妈，她生了五个小孩，还生了一场大毛病。于是，我会主动帮母亲擦拭家具的灰尘、洗袜子、洗小解放鞋。寒冬季节，我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又缩了回来，用嘴哈了口热气，再伸进去，洗起来……父母夸我说：“这小囡倒蛮吃得起苦的，蛮懂事的，也多了一个人手。”我觉得，家里人从血缘上接受了我是家庭一分子，但是从情感上却并没有接纳我。我仿佛摆脱不了外来的身份，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交流。我知趣地存在在这个家庭里，从不计较哥哥姐姐为什么不做家务，只是觉得家务都让妈妈一个人做，她实在太辛苦！
送别阿娘
阿娘回宁波的日子到来了。
那天下午，阳光柔和，街道两旁，微风拂动着法国梧桐树的叶子。
阿娘拒绝了父亲送她到码头。我执意要去送，她喜出望外，同意由我送她。于是祖孙两人出了家门。阿娘把两只包袱一前一后地搭在肩上，我还像往常一样拉着阿娘的衣角。可是这一次不是出去荡马路，而是分离。我的心里感觉是那么空，空得好像被人挖去了一大块。
阿娘蹒跚着来到电车门前。“来，来，你慢一点，我来帮你拿东西。”那是五十年代的女售票员，她一边说一边下车，挽着阿娘的包袱回到车上。车开了，给阿娘让座的乘客和阿娘拉上了话：“喔唷，这是你孙子啊。”阿娘得意地应答：“是啊，是啊，伊是我一手带大的宝贝孙子。我回老家去，伊一定要送我去码头。”“噢，你有几个孙子？”“五个。”阿娘似乎更得意了。另一个乘客也开口问：“这个小囡几岁啦？”“噢，伊六岁多一点。”阿娘的嘴角不禁浮现出喜色，连眼睛都眯缝成一条线了。“这个小囡这么懂事，这么孝顺，以后一定有出息。”这祖孙俩成了车厢里的议论中心了，乘客不断地夸赞着我，阿娘忙不迭地回应着，离别的哀愁暂时忘却了。阿娘说：“金龙啊，侬听到伐，人家都在表扬侬，侬要争气，要有出息啊。”“噢，我会的，阿娘。”
不知不觉，已经到站。我和阿娘穿过马路。那个年代，能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看到小脚女人，还是蛮稀奇的，路人都望着我和阿娘——上海马路上一道少有的风景线。阿娘很是镇定，她一手挎着包袱，一手牵着孙子，稳稳地走在路上。警察叔叔热心地上前搀扶：“老人家，慢慢走。”祖孙两人一路上享受着人们的关怀和帮助，心中满是喜悦与感激。
十六铺大达码头就在眼前了。“民主3号”拉响了汽笛，催促着人们抓紧上船。阿娘走到了检票口，递上一张到宁波的统舱船票，票面上印着三元六角的字样。检票口立着一块“送客到此”的牌子，我知道必须在这儿和阿娘告别了。服务员上前搀住了阿娘，转身走了，走到检票口，阿娘又返回来，摸着我的手，她不知该如何安慰我，我呜呜地大哭起来，打了一个噎，哭得好伤心，嘴里含糊地说着：“阿娘，侬啥辰光回来呀？侬啥辰光再来看我呀？”我心想阿娘走了，没有人疼我了，我可怎么办啊！我哭着说：“阿娘，我舍不得你走啊！”小嘴唇微微地颤动着……突然，一块手帕小心地贴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擦去我的泪水。蓦然间，我看到阿娘的眼里也噙着泪水，她也在拭泪。我似乎明白过来，我说：“阿娘，侬不要难过了。侬一只眼睛不好，要当心啊。我会想侬的。”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阿娘也会想侬的……”这时，服务员及时上来提醒。阿娘这才摸了摸我的小手，在我的手心里塞了一张两角钱的纸币说：“放放好。”说完，阿娘回头往船舱走去，她是最后一位上船的旅客。就在阿娘一只脚跨进船舱的那一刻，我忽然大声喊道：“阿娘，阿娘！! ! ……”这声音那么稚嫩，那么凄厉，响彻上空，旁边的人露出了诧异的目光。阿娘也禁不住回过头来，那炽热的、爱怜的目光穿入了我的心扉。我揪心哪！
船开动了。
我不忍离去。望着大船，阿娘在甲板上朝我挥舞手帕。我脱下了衣服，也使劲朝大船挥舞，嘴里喃喃地呼唤着：“阿娘，阿娘。”
大船的轮廓越来越远，一缕缕烟雾从烟囱里飘了出来，船渐渐远去，变成一个小点。我拖着沉甸甸的脚步，黯然地往回走去。
到了家里，母亲看到我哭得红肿的眼睛，她不能体会我对阿娘的那一份感情，便冷冷地说：“你真是怪了，走就走了嘛，有啥好哭的。阿娘走了，你要乖一点，要学会自己独立！……”
妈妈的话语，一下子刺痛了我年幼的心灵。我回答：“喔！知道了！”六岁多时，我就开始渐渐地铸造起“要学会独立、不能依赖、争口气”的韧性。
其实，母亲对我倔强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她那一句句冷漠的话语，给我的个性涂上了一层层极其浓厚的底色。
父亲抽空去了派出所，把我的户口报上了。与阿娘相依为命的六年结束了，清贫的生活和快乐的童年也远去了。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
此时，我的内心升起了一种落寞和孤独的感觉……
02辍学
我心中的母亲
我上学了。
背上哥哥用过的旧书包，我蹦蹦跳跳地进了教室。黑板的上方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我高高地抬起头望着毛主席那慈祥的脸庞。下课的时候，我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毛主席，发现无论从哪里看过去，毛主席都在注视着自己。我站在左边，毛主席在看着我，我走到右边，毛主席还是看着我。我的心里就像水烧开时的水壶盖子那样扑扑直跳。“毛主席他好厉害呀，在他面前绝对不能说假话，任何人心里想的事，他一定都知道的。”阿娘从小就给我讲神仙的故事，那都是些虚妄的事情，谁也没有看见过神仙到底长什么样。现在，一个活生生的巨人就在教室的中央，他每天都在看着我们，他就是真正的神仙啊。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本能地这么想。
我的童年是撒野惯了的，如今到了学校一下子也收不住。我读书不算用功，语文不错，算术就不行了，这离父亲要求考第一的愿望相距甚远。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弄不懂为啥要“先乘除，后加减”，于是，举手问老师。老师以为我是在捣蛋，可是他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我竟然把老师搞得哭笑不得。这个无知无畏的孩童，喜欢的是书本以外的原野。
有时我会弄出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花样来。有一天，我捉住了一只蜻蜓，在它的尾巴上插进一根松针。蜻蜓驮着这个长长的“尾巴”拼命地往上飞，它身负重担，飞得那样艰难。我看着蜻蜓，心里想，它会飞到哪里去啊？它疼不疼？它会不会死掉？可是蜻蜓飞远了，它再也不愿意回到我的身边来了。
自从阿娘走了以后，我在内心深处慢慢地依恋起了母亲。家里红木的五斗橱上有一张彩色照片，那是在著名的王开照相馆里照的。我站在五斗橱前面，对着照片仔细端详了好半天。照片上，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父亲身材中等，肩膀宽厚，头发有着好看的光泽。他穿着绸缎的长衫站立着，浓眉底下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母亲是坐着的，她身穿剪裁得体的花边旗袍，差不多是紧裹在身上，露出了优美的线条。即使是在照片上，还是能够看出，旗袍的质地是丝绸，色彩是荷花的颜色。母亲的旗袍叉开得很高，往下看就是一双绣花的鞋子。这一切穿在母亲身上是那么得体，充分显示出年轻女性曼妙的身材。母亲的脸是瘦削而俏丽的，乌黑的长波浪发式恰到好处地覆盖在脸庞的两侧。她有着双眼皮和水灵灵的眼睛，就像闪亮的墨玉。一张樱桃小口微微张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觉得，自己的母亲跟曾经见到过的广告画上的女子相比也差不多，是那么清纯高雅、端庄妩媚、光彩夺目、雍容华贵，抿嘴微笑中留下了三四十年代女性的风韵。
在生活中，我的母亲也是好看的，她的手指甲总是修剪得细细长长，虽然没有涂过蔻丹，同样漂亮。她不搽粉饼，也不穿高跟鞋，可是她每次出门，总会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真是好身段。”我无数次在心里说：“我妈妈真好看。”当然，我更希望自己能够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就像在阿娘的怀里一样，甚至我希望母亲能亲亲我，那该是多么幸福！
没有人会知道那时候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和依恋。
我眼中的父亲
我看得出，母亲是家里的主管，父亲每个月领两次工资，自己只留下乘车钱（一张公交月票卡），其余都交给母亲。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他一个人养活全家八口，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男人的责任和担当，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我的成长。
转眼就到了国庆节。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的上午，举行全市规模的国庆大游行。天刚亮，我就起床了，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只小凳子来到延安东路（爱多亚路）永寿路口的街沿上，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八点钟敲过不一会儿，游行队伍果然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了。舞狮子的过去了，来了耍龙灯的；耍龙灯的过去了，又来了载歌载舞的。眼前净是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耳中满是锣鼓喧天的声响。工人、农民、店员，男人们，女人们，个个意气风发。我仔细地数了数，每一排都有十八个人，排得整整齐齐，一点都不歪斜。整条队伍不见头也不见尾，不知到底有多长。人们齐声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歌声让我也热血沸腾了，我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去呢？再看马路边上，围观的群众密密麻麻，里三层外三层。有全家出动的，有小孩骑在大人肩上的，这是全民的狂欢，振奋民心的节日。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先是大家吃大锅饭，吃里弄公共食堂的饭菜，不用自家烧了。再接下来，就是大炼钢铁运动，轰轰烈烈的。政府一声号令，全民出动的壮观场面不时出现，家家户户都把家里的铁家伙翻出来了，什么大烛台、旧铁锅，就连值点钱的铜香炉、铜脸盆、铜钱、铜把手、锡铸酒壶、铜帐钩之类，也统统交出去了。居民们把家里的物件都无偿送给了国家，不问回报，连一张收条都不拿。我搞不清楚大人们为什么都像着了魔似的。昨天，我还看到石库门的前门上有两只威风的带着精美花纹的铁门环，可是今天，忽地就不见了。就连自家门洞里楼梯旁的铁栏杆也没了踪影。我和父亲一起，把家里铜质的高脚痰盂、大烛台都搬了出去。我看见家里还有一把铜的锁，于是小心翼翼地问：“爸，这个东西怎么办？”父亲横下心，毫不犹豫地说：“交出去。”
在一大块过去叫作洋泾浜的空地上，堆满了“废铜烂铁”，足足有十几米高，好几辆大卡车不停地来回装运，这些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品不知都运到哪里去了。在一边的墙上，拉着大幅的红色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稍微走过去几步路，又是另一幅大标语：“超英赶美，大踏步跨进共产主义！”
那个时代，我的小小头脑里每天都灌进不少新的东西，“三面红旗”“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思想改造”，还有“三大革命运动”。反正不是三就是五，写作文就这么套，准没错。大人们的精神是昂扬的，他们开会的时候总会起劲地唱着这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我们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可是我的心头始终有个不解的疑问，把好好的铁锅砸坏了，再重新造新的，这叫“多快好省”吗？要是我阿娘知道这事，肯定又要叫了：“作孽啊，作孽！”我回家把这个想法对母亲一说，母亲慌乱地斥责道：“你这个小人不要管大人的事，快去做作业！”父亲也冷冷地说：“政府的事要你晓得做啥啦？反正是为大家好喽。”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不过是想借着说话与父母亲近亲近而已。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识相地跑出去了，找到我的小伙伴们，玩起了弄堂游戏。“刮香烟牌子”“钉（盯）橄榄核子”“抽贱骨头（陀螺）”，我玩得得心应手。今天，我们先玩“挤煞老娘有饭吃”，再玩“斗鸡”。斗鸡就是单腿着地，另一条腿弯起用手端着，当做攻防的“武器”。男孩子们单腿跳跃着，勇敢地端起“武器”冲向对方，就像好斗的公鸡一样。
白天玩疯了，夜里就不太平了。我睡到后半夜做起梦来，在梦里我走着走着，不知身在何处。突然之间有了尿意，情急之中就在弄堂口的阴沟处就地方便。这个时候我裹着被子已经翻到了地上，还浑然不知。父亲对我怒喝一声，把我叫醒，原来已经尿湿了被子。我还想争辩：“我刚才以为是在阴沟边上……”父亲的大手已经抡起来了，我赶紧捂住屁股。母亲说：“把手拿开，可以少打两记，用手捂着，就要多打。你要长长记性。”我只好束手就“打”，哼也不敢哼了。“大跃进”不但闹得鸡飞狗跳，连小小麻雀也遭了殃。我是最喜欢麻雀的，每天清晨都是听着麻雀的叫声起床。有时候，三两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美妙如乐曲，一天听不到就像丢失了什么。在我印象中，麻雀是最勤快、最有志气的鸟，从不好吃懒做，但如今却也被列入了“四害”的名单里，要把它们赶尽杀绝！它们明明是吃害虫的呀，可这道理跟谁去说呢？弄堂里男女老少全出动了，人们敲锣打鼓，喧嚣闹腾，喊声震天。我跑出家门一看，原来人们手里拿的除了锣鼓，还有脸盆、铝锅、茶缸，和能够发出响声的坛坛罐罐。人们一边敲，一边喊“喔—西，喔—西”。邻家的一个小女孩拿出一条大红的缎子被面，撕开来做成许多小红旗，发给小伙伴们。在一片摇旗呐喊声中，不少麻雀受惊之后，失魂落魄，四处乱飞，有的撞了墙，肝胆俱裂，坠地而亡，更多的则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有人说麻雀偷吃粮食，其实麻雀既吃粮食，也吃虫子，可以平衡自然生态。有人说我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够吃，所以要从麻雀的嘴巴里夺回粮食。可是，麻雀消灭了，我们的肚子仍然空空荡荡，大家反而更加饥饿了。我坐在教室里的时候，肚子常常会饿得发出“咕咕”的叫声。有一次，连讲台上老师的肚子也发出了不可遏制的“咕咕”叫声，弄得老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很不自在。
这时候，家里也酝酿着大的变动。父亲是个务实的人，他不善于讲大道理，而是喜欢实干。对于穿着打扮，他一点儿也不讲究，总是不晓得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该怎么搭配。家里的孩子渐渐长大，为了改变一家人住房拥挤的情况，他果断决定，放弃地段换面积，把目前一家人住着的在大楼里的十五平方米和十三平方米的两间小房间，调换到太平桥地区顺昌路复兴中路口的两间石库门新式里弄房子。石库门房子有一上一下共两间，一间有三十平方米，另一间有二十八平方米。底楼的是客堂间，有三米半的高度，长长宽宽的，很宽敞。灶披间是几家人家合用的。天井是独用的，有两扇厚实的黑漆大门。大门的腰间，横插一根门栓，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安全感。外面的路面是青石板铺就的，自南向北逶迤而去。弄堂是窄窄的，两边全是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每个门牌的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墙面上有斑驳的绿苔，正对着天井的是客堂间，西式的落地木窗，花格子的窗棂上镶嵌着玻璃。
我跟父母睡在客堂间里。父母睡的是红木大床，我的床是两块铺板搭起来的，只有七十几公分宽，紧靠着墙角的一边。落地的立式菜橱也放在客堂间墙边，一家八口人的锅碗瓢盆全放在里面。稍稍有点气派的，除了红木大床还有这张红木饭桌，它配着八只红木凳子，占据了不少地方。宽敞的客堂间里，也就这几样家具，摆设简简单单。
走过灶披间，通过木楼梯走上二楼，便是一间长厢房，东、南、西三面有窗，长条式木头镶玻璃窗，透过窗户，阳光把厢房照得通透明亮。“小弟睡在客堂间，好帮姆妈做家务。”父亲说着，把其他四个子女安排到二楼睡觉。看来，留我住在楼下客堂间，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方便帮助母亲做家务。我是懂事的，明白自己对家庭应该承担的义务。
少小学当家
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开始了。我们家和几乎所有的家庭一样，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我们兄弟姐妹总是喊吃不饱，家里面也存不下让我们饱腹的东西。粮店里没有粳米，菜场里开秤卖菜的时间越来越短，百货商店也是货物匮乏，了无生气。那时我还不太懂国家大事，只是听说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走苏联专家，刁难我们，乘人之危，索要赔偿。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抗战胜利，打下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也胜利了，还怕谁？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子，一切靠自力更生，就是勒紧裤带，也要把“债”还上。
上海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道，与祖国肝胆相照，苦乐共享。面对饥饿，我家制作了一种新型主食，叫“菜面疙瘩”，就是把蔬菜菜皮跟面粉和在一起，弄成一个小疙瘩状放到水里煮熟。这种面食里只放一点盐，油水是时有时无的，不过它干湿兼备，吃起来倒也不难下咽。只是这种东西穿肠而过，半个小时过后撒一泡尿，肚皮又紧贴着肋骨了。我那时十一二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常常饿得头昏眼花，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我的身体也自此难以长高。那个时候，学校的墙面上刷着伟人意境宏大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我懂得了克制，从容地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努力不使自己的身体摇晃倒下。
那个时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票证：购粮证、煤球卡、肉票、鱼票、蛋票、布票、豆制品票，等等，由于实施计划供应，凡维系生存的柴米油盐，都要凭票证。家里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票子，母亲经常在灯下摆弄这些花纸头。因为我已经承担起一部分家务，因此，母亲必须对我进行计划经济的启蒙教育。“你看，这是全国粮票，到外地出差要用的。这是上海地方粮票，只好在上海用。买一只大饼要用一两的粮票，字要看看清爽，壹两、贰两、壹市斤，这几个字你老早就学会了，千万不要弄错。错进勿错出你晓得伐，你多给了人家，人家不声不响就收进去了，阿拉就吃亏了，就要饿肚皮了。”“哦，哦，我晓得了。”
我终于搞清楚了，豆油一人一个月半斤，鸡蛋一人一个月半斤。过年的时候供应年货，要分大户小户，五个人以上是大户，我们家里有八口人，那是很吃亏的。定量的粮食要给干重体力活的人，从事轻体力活的就少一点，未成年人就更少。光有票子还不行，有些东西还要跟证本一起用，比如买米时要带粮票和购粮证，买煤饼和煤球要带煤球卡，连引火的小柴片也是定量供应。我们一家人只能说是勉强混个温饱，孩子们的肚子里都没有什么油水。
好多人家已经改一日三餐为一日两餐了，豆腐渣、菜皮皮也上了餐桌。粮店进了黑面粉和籼米，家家户户都要派人去抢购，因为这些粗粮涨性好，耐饥，价钱还便宜。籼米只要一角三分钱一斤。有些人家还会拿自家每月每人五斤的粳米定量跟别人家换粗粮。有一次，我跟着母亲一起去粮店，他们要买的粳米是一角七分一斤，还要搭买三分钱一斤的山芋十斤，以代替粮食。排队的人很多，我和母亲两人轮流排队，前后耗时三个钟头。我心里没有怨言，觉得自己到底对家庭有用了，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
那时候，里弄的墙上装有大喇叭，每天定时会播放新闻和通知什么的，以示精神鼓舞。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干社会主义”的标语。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常常听到大喇叭里传出人民公社丰收的喜讯。“喜看稻菽千重浪”，多么好的句子啊，我好几次写到作文里面去了。可是，我总是把“稻菽”写成“稻穗”，老师用红笔圈了几次我还是没改过来。我当时并不理解，“稻菽”比“稻穗”抽象而美妙，是大手笔才写得出来的。
在这“三年经济困难”的非常年代，连父亲也钻研起了做饭这件事。一个休息天，父亲郑重其事地叫住了我，他亲自示范，用纱布卷住筷子，小心地蘸上一点豆油，往锅子里涂一圈，既可以摊饼，又可以炒菜。然后他在锅里放水烧汤，一点油水都不浪费。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成了家里的小大人。有一天，我看到放煤球的铅桶底部积着一层煤灰，我就把煤灰倒出来，和上水，做成了煤球，放在天井里晒。一天晒下来，煤球变硬了，跟买来的煤球一样好烧。母亲表扬了我：“小弟懂事了，懂得节约了。”听到母亲的话，我的心里喜滋滋的。走过弄堂的时候，也有邻居夸赞我：“你爷娘生了一个好儿子。”也听到邻居问父亲：“冼先生，你儿子真不错，你是怎么教他做煤球的？”“啊，也没怎么教，是他自己想到要做煤球的，嘿嘿。他劈柴生炉子都会的。”父亲不无自豪，也禁不住赞扬起我来。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父亲给我布置了家务：“小弟，明朝早上早点起来，到菜场去帮你姆妈排个队，买块豆腐吃吃，让她多睡一歇。你妈妈很辛苦，让她多睡一会儿。”我知道父亲对母亲的体贴，爽快地回答：“好的，我三点钟就去排队。”“四点半才开秤，你三点半起床就可以了。”父亲叮嘱了一句。
第二天凌晨，外面还是一片漆黑。父亲轻轻地把我推醒。我坐了起来，揉了一下惺忪的双眼，打了一个哈欠，穿好衣服下了床，跑到水泥水斗前，用毛巾沾湿了冷水，擦揉沉重的眼皮，冰冷的毛巾激醒了我。我戴上一顶帽子，拎了一只竹篮子，轻轻地走出家门、掩上房门。马路上一片宁静。商店的门板紧闭，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出了弄堂，走在马路的弹格路上，看见倒马桶的人力车经过身旁，臭气熏天，我捂住了鼻子，更感觉到周围的寂静。这时候，半轮下弦月斜挂在天空，天上稀疏闪耀着一些小星星，寒风一阵阵地吹过，商店门口的布幌子被风卷了起来，看不清上面的字。路灯是暗淡的。我有点哆嗦，但却感到快乐，因为母亲可以多睡一会儿，父亲也会高兴的。我不时地从嘴里哈出热气，再用小手对着热气搓几搓。我贴身穿的是母亲用纱手套的棉线织成的内衣，外面套着一件阿娘给我做的夹袄背心。寒风一阵又一阵地呼啸着，不住地抽刮着我的脸，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揭净了墙上、电线杆上的张贴。走到顺昌路菜场，找到豆制品摊位时，已有两位老妈妈在排队。我把一只空篮挽在臂弯处，抖抖缩缩地挨在她们身后……
一个老妈妈带着惊讶的神态发话了：“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家里的大人呢？几岁啦？”“八岁。”“你会买吗？”“我让姆妈多睡一会儿，等一歇她要过来的。”另一个老妈妈不由得发出了感慨：“喔唷，这个小囡真乖，这么懂事呀。”两个老妈妈都露出了赞扬的表情。我很欣喜。
天渐渐亮了起来，排队的人增加不少，菜场里开始喧闹，头班电车也开出来了，马路上走来三三两两上班的人们。这天，我帮妈妈排了两个队，买到一块豆腐和两样蔬菜，一天的下饭菜有着落了。
我爱上了阅读
这一年，我读三年级，开始偷偷地翻找姐姐的书。第一本书有一个红色封皮，上面写着“政治读本”，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个书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行行看了起来。书里写到有三个中国的穷人，两个男子和一个农妇，没钱买船票，就偷偷登上了洋人的客船，结果被船方查出。洋人残忍地对他们进行鞭打，并剥去女子的衣服，倒挂在轮船栏杆的外沿，任凭海浪冲击。还折磨羞辱那个农妇，并咧开嘴巴露出满是淫乐的下流面孔。这时，只见方志敏怒不可遏地对着洋人流氓大喝一声：“打！”他的正气凛然，也激起了几十个乘客的愤怒地喊声：“打！”使几个灭绝天良的洋人这才惊慌地逃跑了。我不由得对方志敏挺身而出的英雄举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心想，这才是有胆量、有气魄的英雄啊！这是我阅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从此，我便爱上了阅读。
在班级里，我是个活跃的，也是贪玩的学生，我和男女同学都相处得不错。在玩耍的时候，我有想法，有主见，一些同学常常聚拢在我的周围，于是，我自然被认为是皮大王了。有一个傍晚，老师终于上门告状了。
老师说：“冼之威人是聪明的，语文成绩不错，造句和作文都很有想象力。他跟同学的关系也很好。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就是太贪玩。你们当父母的不要去打他，要配合学校，多多督促他不要太贪玩。”
父亲听了老师的话，连连点头说：“不会的，不会的，谢谢老师。我们是不会打他的。是我们家长没有教育好孩子，给你添麻烦了。以后我们一定多多管教他，你走好。”
老师似乎还不放心，出了门又回头关照：“不要打小孩喔。”
父亲又连连点头，示意老师放心。
然而，火山还是爆发了。老师前脚刚走，父亲后脚就紧闭房门，施展了他的“管教”方式——“棒子底下出孝子”。愤怒的父亲撩起巴掌把我打了一个趔趄，我跌倒在地开始哭。我刚想站起来，父亲铁青着脸，抄起旁边的一根木头又朝我屁股上打来。我觉得地动山摇了，不再抵挡，只是哭。父亲便说：“你再哭，我打断你的腿，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赤佬。你为啥不好好读书，坍我的台，我冼家门怎么出了你这个孽种。”父亲大概也打得累了，但是他恨铁不成钢，仍不解气，于是他换了一个惩罚的方法，叫我跪在洗衣板上。我不敢违抗，只好跪了上去。凹凸不平的硬木楞把我的膝盖硌得好痛好痛，我忍不住叫了起来：“阿娘，阿娘，侬快点来救救我呀！”父亲听到我呼喊阿娘来救命，更加光火。“你再叫，再叫你就不要起来了！”一旁的母亲看到我的屁股，已经呈现出红一道、青一道的血痕，她不忍心了，对着我说：“快向阿爸讨饶呀。”我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阿爸，阿爸，我错了，以后一定好好读书。”
做父母的哪里晓得，其实我是最喜欢读书的。我对算术一直有偏见，却喜欢读文艺书籍。我经常会一个人跑到旧书店，东翻翻，西看看，一呆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在书店里看完了《悲惨世界》，雨果笔下的故事情节让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看曹禺的《日出》，恨不得剁了金八这个恶魔，然后去救可怜的“小东西”。在自家的天井里，我读了《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还到文庙书市去淘书，淘到心仪的书就带回家偷偷地看。我花的是父亲给我的买大饼油条的钱。通常，我只花四分钱买一根油条，省下三分钱就积攒起来。钱少的时候，我就到马路地摊上花一两分钱看连环画。《三国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海的早晨》等古今长篇小说就是这样读的。我经常欲罢不能，一口气连看几本。尤其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我着实佩服这些英雄人物。每当钱积攒到几毛钱的时候，我会即刻去逛旧书店、逛文庙，连《沫若文集》这样的学术书也买过。自从那一次暴打我以后，父亲以为我“改邪归正”，喜欢看书了。这个没什么文化的父亲可不知道，我读的其实都是“闲书”，如果被他知道了，搞不好是要闹出大事情的。
在肚皮填不饱的年代，精神食粮还没有断绝。我曾在复兴中路黄陂南路口的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句格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一直牢牢地记在我的头脑里。
除了读书，我还爱看电影。离家不太远就有长城、建国、嵩山三家电影院，我是那里的常客。花上八分、一角钱就可以看上《农奴》《红孩子》《护士日记》《林海雪原》《寂静的山林》等影片。这些电影丰富了我的知识积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年少的生活有了些许亮色。
我越是爱好文学，就越是顾不上算术了。一次珠算课上，我对珠算口诀毫无兴趣，却对算盘的构造产生了好奇心。我用小刀把算盘四角的铝包皮撬开来，想看个究竟。霎时间，算盘珠子滚落到地下，哗啦啦地四处散开，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俞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想上课吗？你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怎么还不懂课堂纪律？”他真是对我这个学生有点生气了。我也很沮丧，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便把头耷拉到前胸，后悔得说不出话来。同学们帮忙，把散落一地的算盘珠子一一捡起、归拢、交给了我。我感到羞愧，觉得对不起老师和同学。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番批评和教导，叫我写一份悔过书明天带来。老师也是讲策略的，这一回，老师不再上学生的家门去告状了。
然而，我还是没有逃过精明的父亲的眼睛。“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老师，老师叫我留下来，谈话了。”我支支吾吾地实话实说了。父亲也看到了那只弄坏了的算盘，他咆哮道：“你的手为啥这么贱？你看怎么办？”母亲插话道：“这要怪她阿娘，小时候没用蜡烛包把他包过，人长大了就收不拢了，手脚像猢狲一样停不下来。”父亲接着说：“今晚饿你一顿，叫你记记牢。”母亲又补充一句：“把作业做好再说吧。”这一次父亲没有体罚我，他也改进了教育方法。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弟弟都围坐在红木饭桌前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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