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济民集：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讲演录（第7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骁,蔡春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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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集：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讲演录（第7辑）试读：

编辑出版说明

三年间，又有更多专家、学者、企业家走上光华讲坛，围绕前沿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问题，开展了深入的、富有见解的学术探讨。据统计，从2007年到2009年底，光华讲坛共举办千余场次，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三年。“光华讲坛”已成为西南财大莘莘学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已成为我校知识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学术思想交流的主要形式。

为此，学校决定续编出版《经世济民集——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讲演录》第7、8、9辑，并更名为《经世济民集》，把截止2009年底三年间的优秀演讲成果汇编出版，以此重温这段学术思想，展示光华讲坛之风采。

在编辑此三辑过程中，我们继续得到了学校领导和有关教授、专家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大部分入选讲演录的文稿，我们已通过多种形式取得了讲演者本人的同意、认可与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种种原因，有少部分入选文稿尚未与讲演者取得联系，但我们又认为很有价值，不愿舍弃，仍然保留在了编辑出版的三辑之中，为此我们希望获得这部分讲演者的谅解与支持，并致以万分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编委会2009年12月

序言

将西南财经大学学术讲坛取名曰“光华”，有三层意思：一是源于一段历史。20世纪20年代东海之滨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使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院校之一的上海光华大学诞生，其后“日月光华”校名又播地巴蜀沃野。二是源于一种精神。历经几十年风雨沧桑，光华志向锤炼而成“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大学精神。三是源于一种希冀。大学作为传承与创造知识的摇篮，自然力求真理之光华绽放异彩，照亮学人的心灵。可见“光华”二字，载承着学校厚重的历史传统，铭刻着奋进的民族精神，传承着深邃的学术思想，凝聚着真切的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光华”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正因为如此，财大校址谓之光华村，财大校园谓之光华园，财大师生谓之光华学子，财大讲坛也谓之光华讲坛。这讲坛自然不是一般的讲坛，它是历史与现实、知识与创造、精神与责任、承诺与关怀相互化合的熔炉，是把莘莘学子锻造成气质独具的光华人的圣堂；它是倾财大人与社会学者之力着意精心打造的一个学术品牌，是光华校园一道庄重而绚丽的人文学科风景线。

光华讲坛坚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宗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站在学科发展前沿，关注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现实，畅谈世间风云，追求理论真谛，努力形成崇尚学术、探讨真理的创新氛围。

光华讲坛由社会名流与企业家论坛、教授论坛、博士论坛、光华讲坛在线四大系列组成。“社会名流与企业家论坛”以社会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不定期举行。它紧跟经济与管理的现实，关注热点与难点，通过问题讨论与案例研究，启迪广袤思维，点燃智慧火花，激发社会责任感，推进大学校园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与互动。“教授讲坛”以我校教授为主，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展示光华学者精心耕耘的学术天地和最新研究成果，感受师生严谨治学与不懈进取的精神，领悟导师崇高人格与学术创新的魅力。“博士论坛”以博士为主体，激励研究生在跨学科的开放中交流，在交流中开放，旨在交流与开放中创新，正所谓：相互切磋碰撞思想火花，随意漫谈感悟学术精神。“光华讲坛在线”是光华讲坛在校园网主页开辟的窗口，既是社会名流与企业家论坛、教授论坛、博士论坛的电子版，也是师生进行在线交流的场所，着力营造“人人都参与，人人皆学者”的浓郁学术氛围。

光华讲坛自2001年11月开坛以来，吴敬琏、黄达、刘诗白、刘鸿儒、尹世杰、张五常、马蔚华、钱颖一、蒙代尔、吴晓灵、泽尔滕、田国强、易刚、刘永好、孙正平、张文伟、陈锡文等数百名海内外社会名流、著名学者和企业家在这里讲学论道。他们传递最新信息，纵论国际民生，解析宏观政策，透视实际问题，使理论与实际完美结合、历史与现实水乳交融。数百次气势恢宏、严谨求实、引人入胜的讲演，成为光华学子们一次次的思想盛宴。讲坛开设以来，参加听讲的学校师生及慕名而来的地方领导、工商企业界人士共有10万余人次。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凸显出光华讲坛在学校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光华学子热切而执著的学术情怀，同时印证出讲坛在经济管理业界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

光华讲坛将进一步围绕前沿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问题，聚名家、汇名流、出精品，面向国内外，拓展主题，在更为广阔而深邃的领域，开展深入的、富有见解的学术探讨。我们坚信，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学校教学科研的进步，伴随着光华精神的传播，在全校师生的精心开拓、海内外各界精英及广大校友的热忱支持下，光华讲坛一定能够成为我国高校声誉卓著的学术论坛，实现学校建设高水平重点大学的奋斗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讲坛昔日讲演的场面虽然已渐远模糊，但无数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却已经印入了我们的脑海，化作西南财大宝贵的精神财富。分集编辑《经世济民集——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讲演录》，就是为了记载与重温这段学术思想，回味我们的顿悟与欣喜，珍藏我们的思索与成熟，同时也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进步提供一份历史见证。但愿有更多的读者能从中获得启迪。

诚挚祝愿光华讲坛之树常青！2007年8月20日于光华园

学问之道

讲演时间：2007年5月28日

韩愈在《师说》中开篇就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老师首先要传播学习方法。这几年，很多年轻学生常问我如何做学问？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学问之道就在于精学、多问、深思、细察、反复验证、不断耕耘，则其收获必丰。讲演者简介

胡代光四川省新都县人，1919年生，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数量经济学会顾问。

胡代光教授长期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开拓者。著有《米尔顿·费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一书以及斯拉法经济理论评述等多篇论文，首次将西方货币学派和斯拉法经济学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主要著作：《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评论》、《胡代光选集》、《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等。国目前的学界出现了很多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谈谈中自己关于如何提高学习质量的粗浅见解，与大家交流一下。

2007年3月在我国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优先发展教育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对于这次总理明确提出对教育今后发展的期望，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感到很高兴，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确实还要做出许多努力。实际上，作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当时我们就专门讨论过教育经费问题，并且通过了关于每年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文件，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因此，对于这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的战略地位问题，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有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国外中等收入国家20～24岁的适龄人口中，大学（包括大专）入学率平均为18％；低收入国家入学率为3％；高收入国家至少30％，最高50％。据教育部统计报告，我国通过扩招，2006年全国在校学生规模达到2500万人，毛入学率为22％。根据十一五教学规划纲要，预计“十一五”期末在校学生规模将达到3000万人，其中普通本科生、专科生在校规模达2000万人，在校学习的研究生达到13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继续保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左右。这充分说明了中央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3月间，中共中央发出了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搞经济学的。中央的意见特别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哲学和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一再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能多元化。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应该一分为二，也就是说，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因为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成分，它虽然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服务的，而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两者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很多市场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分析方法和技术上的优点我们要截取学习，为我所用。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21世纪，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纪。我们正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高等教育素质要提高，必须努力实践。首先要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大批杰出人才，使他们成为社会栋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建设教师队伍非常关键。中国古代教育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总结，韩愈在《师说》中开篇就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老师首先要传播学习方法，特别要注意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其次，所谓授业，就是老师要讲授所学专业的实质性内容；最后，解惑即要解答学生的疑惑和问题。我认为韩愈提出的道理到今天还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质量仍存在问题，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要与时俱进，要努力奋斗，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对学生既要细心指导，又要严格要求。现在有些教师到处揽活，不重视教学和自身提高。很多研究生、博士生根本见不到导师，这确实是个问题。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学习韩愈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直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现在看来这个观念好像正在逐步淡薄。党的教育方针指引我们必须着力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使命，是教师不能忘记的。德，就是我们必须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建设，向学生积极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要倡导增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智，就是培养学生理解客观事物的能力，以及利用知识经验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现在的教育理论脱离实际，学生动手能力不强。那么如何提高智力呢？攻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知识要广博些，先博后约。要选读哲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史学、国学等学科。对于史学和国学，我带的中国台湾来的研究生反而掌握得要好些，这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我1940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专业，念过哲学、中国史、世界经济史、逻辑、民法、经济管理、会计、统计，当时要读的书很多。那时的很多大学都是这样。而现在中国的教育专业设置上过于专。对于学经济的人，不管哪个专业哪个方向，中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经济管理、世界经济、经济计量学都应该有所涉及。目前，日本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很熟悉，甚至比我们中国人研究的还深入，我们如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恐怕以后就要请日本人给我们讲中国的历史了。

这几年，很多年轻学生，常问我如何做学问？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学问之道就在于精学、多问、深思、细察、反复验证、不断耕耘，则其收获必丰。精学，就是要抓住理论的精髓，不能马虎潦草；多问，就是需要多提问题，明白是非；深思，就是多动脑筋，深入思考；细察，即深思过后要观察实际情况和问题，看看理论和实际是如何联系的；反复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要重视验证；不断耕耘，勤于耕耘，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切记浅尝辄止，只要如此收获必丰。孔子在《论语》中曾论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即光学习书本知识，不考虑实际情况和问题，只是把书本看成句句真理，结果只会糊里糊涂，受到很多蒙蔽；反之，如果光绞尽脑汁苦思苦想，不好好学习其他人的经验，必然会碰钉子。

最后，介绍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的一些观点，他一向主张，要真正培养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必须要具有广博、精深的学识，而且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只有这样知识能力才能有用。陈老在文章中提到，在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中弄清有关的经济概念，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钻进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钻进无休止辩论的牛角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概念上的游戏绝对不是理论，更说不上是致用之学。他还明确指出，把数学作为工具是很好的，在有正确的理论和充分的数据的前提下，对某些经济事务进行分析是完全可取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滥用、误用数学公式，如果不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积习，就只会看到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学游戏。自认为滥用误用数学公式很高明，实质上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一样，这种一味追求数字及文字游戏的做法，只会使自己成为无用的双料空头理论家。陈老对我们的教诲，我们确实要铭记在心。做学问不简单，特别是现在我们搞经济学的有个不好的风气，有些人觉得文章里公式越多好像水平越高，大家一定要谨记公式的成立一定要有具体数字进行论证，前提条件一定要明确，否则只会陷入数字游戏中，沦为空头理论家。

我们怎么做学问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有所前进，对于这个问题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体会，中国未来经济建设的希望就在在座各位同学和老师的身上了。今天关于如何做学问的话题，我就简略地说这些，下面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

主持人：我们非常感谢胡老以非常清晰的思路给我们讲了他几十年来关于如何做学问的想法。胡老今年88岁了，上个星期给大家做报告的谭崇台老先生是87岁，我们经济学界非常有幸，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都非常高寿，比如人口学家马寅初老先生100岁，很不得了；前年我在云南大学参加区域经济学年会时，张培刚第一个发言，93岁，很不得了，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学很有前途，至少可以长命百岁，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情（掌声），尽管现在科技发现活到一百岁没有问题，但我们活80岁是没有问题的，很不错！

今天胡老的报告给我很深的印象，主要有三点：①胡老把做学问的思想传授给大家，精学、多问、深思、细察、反复验证、不断耕耘，则收获必丰，这是非常精妙的总结。②从事经济学研究必须具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具有非常广博和精深的知识结构，第二是要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③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以非常平和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以非常科学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如何避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说得再严峻点，从网页到网页直接下载。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成为双料的空头理论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胡老用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把整个关于做学问的思想跟大家讲了，使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

胡老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我国经济学的教育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北京大学主持经济系的工作，胡老是经济系副主任，是第一任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现在我国经济学界顶尖人物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当时就是胡老向舒尔茨推荐到芝加哥大学读的学位，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能有机会和胡老有这样的对话是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胡老！（掌声）

问：胡老师好，能够得到像您这样的学术老前辈的教育，我心里很激动！我们这些晚辈非常希望您保重身体，向一百岁发起进攻！我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中国高校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初入学率只有2％，发展到现在的22％，从1998年完全开始扩招，用了8年时间。而美国1920年时入学率只有4％，2000年的时候为38％，它用了80年的时间，现在有个说法，我们高校几何速度的增长是继20世纪50年代经济大跃进之后的又一次教育大跃进的失败，从质量上是一种失败，请问你对这种观念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培养出来的学者，我们知道很多诺贝尔获奖者都是20世纪40年代被培养出来的，民国的时候国家凋敝，只有很少的人能接受教育，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了、经济发展了，现在入学率已经达到22％，为什么我国仍然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人物？

答：现在我们经济学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一批人有很多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大学毕业的很多各方面的人才还是不错的。正是这样，我感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一乐业，新中国成立前大家看不起教书匠，觉得教书没有出息，好像毕业后升官发财、学而优则仕才是好的路子，我就觉得教书很好，教书育人乐在其中。近些年来，在北京大学，我直接指导的博士、硕士已经有百十位，我深深感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一乐业。我不想发财，觉得精神上看到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人才在我国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非常欣慰。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还是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鼓掌）

问：胡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第一学期上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伟大的数学家”，您认为这句话对吗？

答：应该说，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数学家这两个概念无法完全画上等号，不能说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我们学经济学还是要懂点数学，但是专门搞数学的人要研究经济学可能还没有用到更深奥的理论。反之，搞经济学的人愿意用数学公式，特别是美国近些年用数学公式的经济学家比较多，欧洲就不同于美国的做法，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比如创造数量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之一，曾得过诺贝尔奖，主要研究投入产出理论的苏联经济学家（如今在美国）里昂惕夫，就对美国这种数学公式越多则水平就越高的观点不以为然。他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写的文章中提到，现在美国的经济学杂志存在很多问题，通篇都是数学公式，却没有前提条件，没有数据支撑，只有片面的函数关系，这样的文章，这么搞下去，投入也是垃圾，产出也是垃圾，能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现在一些年轻人是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出身的，这些人从大学毕业后，感到在自己本专业内出人头地，有所创造，得诺贝尔奖金比较困难，因此马上转而研究经济学，他们认为只要懂得经济学一些范畴、几个概念，然后套用公式就可以有前途。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数学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很好的工具，但是数学只能做我们经济学研究中的工具，绝对不能够成为主人。（掌声）当然大家还是要注重数学能力的培养，但它必须能够用得上，能有与实际联系的数字资料，永远记住数学只是工具，不是主人。

问：胡教授，前一段时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新基尼系数理论，通过他的理论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2.0，然后新华网登出一个消息：萨缪尔森称赞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是自该指标问世以来，对该指标最伟大的理论创新，多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表示，鉴于厉以宁教授在研究中国乃至全球贫困方面的贡献，必将被推荐为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一。请谈一下您对此事的看法？

答：厉以宁是我的学生（笑），他是1955年从北大毕业的，我1953年开始在北大教书，他得诺贝尔奖恐怕不一定能实现啊！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当年自己并没有设立，是后来基金会增加的，我们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并不是从当年诺贝尔基金中支付的，性质不同，大家要注意一下。另外诺贝尔奖还有个大问题，它存在政治的倾向，随着时代不同，受政治的影响也不同。为什么说诺贝尔奖具有政治性倾向，我在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罗宾逊夫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女经济学家，就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而言应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是却事与愿违，很多人为此抱不平，可是这就是事实。再比如1974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达尔和哈耶克。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因为《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地位大大下降。缪达尔自己表示瑞典人为了让哈耶克得奖，而拉他做了陪客，因为如果不拉上他当陪客，哈耶克是没法得到诺贝尔奖的，他表示他得到这个奖金并不光荣。所以说诺贝尔奖具有政治性倾向，存在暗箱操作问题。

现在中国有一种风气好像中国人应该要争气，努力争取诺贝尔奖金。在某些方面我很同意刘国光的看法，我们如果真正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们得到诺贝尔奖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也不能觉得得到了诺贝尔奖我们就多了不起，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我们中国人、中国学生就低人一等，不能这样看。不要太过自卑。所以大家对这个诺贝尔奖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把诺贝尔奖看得太重！

问：胡老，您好！以前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研究的主要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国家许多情况已经变了，出现了社会各阶层的重新分类，我们经济学对弱势群体的研究是否存在缺陷？

答：当然存在缺陷。现在印度对穷人经济的研究走在了前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特别提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经济学虽然也不得不对象征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否则阶级矛盾太大，人民造反的话也很麻烦，但它并没有特别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提倡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问：胡老，您好！您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这么多年，对西方经济学是如何评价的？应该怎样研究西方经济学？

答：就如我在报告中提到的，我们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考虑问题。比如，现在人民币升值问题，我们不是不升，只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考虑，不能美国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还有一个大问题，美元储备过多，对我们国家有不利之处，现在我们中央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听美国的，让美国来指挥我们！纯粹脱离我们国情。完全靠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时候是要吃亏的！

主持人：我补充两点，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它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即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美国的美联储达成的一个共识，要求汇率的全球化和自由化，这是很吓人的事情。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之比从1∶8.34已经下降到今天的1∶7.6了，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7000多个亿，算下来的话，每年的损失就高达500亿美金，这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性的打压，它强制人民币升值之后，中国7000多亿的外汇储备每年就会缩水两成以上，这是很大的战略。如果按西方经济学来解释的话，它对我们国家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乃至中国股市的发展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将来一旦按照西方经济学要求的“华盛顿共识”来操作，中国股市的崩溃指日可待。如果今年股指搞到8000点的话，真的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同时人民币升值之后，汇率这样搞的话，对我们国家出口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相反，会对美国向我们国家出口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这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很严峻的问题是我们国家主要资本是以美元来结算的，这是我们国家很大的一个失误。欧元一直在升值，我们为什么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把美元大量折算成欧元。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强调美元，比如朱镕基总理，他强调美金储备，朱镕基总理对政府最大的贡献是把美元储备从2000亿搞到6000亿，不得了的事情啊！我看到一个数字，现在美元储备已达到1万亿，我们一方面把钱长期存在美国的银行，同时又向美国银行大量动用贷款，一正一负我们国家损失非常惨重！如果用西方经济学再结合我们国家实际研究的话，非常有价值！这也是我们请胡老师来做讲座的原因，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怎样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精髓来研究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使我们中国经济能够真正走上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这正是我们的初衷。（掌声）

问：胡老，我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们学校现在采用斯坦福的教学模式，博士进来第一年都要求学“三高”，即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这个方式是否妥当？如果您认为不妥当，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调整？

答：对这个问题就要看你们招的是什么专业的博士了，如果所有博士都有这样的要求，恐怕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方式是否妥当了。西南财经大学有很多博士点，搞高级理论应该根据博士点的专业需求来设置，如果西南财经大学各种不同专业都要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我看就不必要了。所谓的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其实说来说去还不就是多加几个公式如此而已。像我们搞区域经济的，就没有必要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了嘛。（主持人：胡老的意思就是我们区域经济学的不用搞高级宏观经济学，我建议我们区域经济学的学生全部鼓掌欢迎，支持一下（掌声）。）因为有些专业，比如应用经济学，如果都搞高级宏观经济学，弄不好，是很空的，而且不解决问题，不适用，搞不好，就会像岱老所说的弄成双料的空头理论家。我们存在一种误区，好像我们学生搞得了高级宏观经济学，水平就很高，我看不一定。因此，要根据各专业的不同来考虑研究的内容，需要的当然要学，这是我的一点想法，你们可以去具体考虑一下。

主持人：确实存在胡老说的问题，比如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怎么用得上高级宏观经济学，简直就是开玩笑！最后我们以爱护国宝的态度，非常感谢胡老给我们大家做精彩的报告。

中国金融改革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讲演时间：2007年3月28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当前急需的不再是单纯的资金支持，最重要的是战略建议和政策建议，特别是全球范围的战略建议。从全球金融危机、国家与资本主义到资本市场、农村金融，麦克尔·克雷恩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年3月28日，应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邀请，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IFC）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麦克2007尔·克雷恩（Michael Klein）先生，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赖金昌副总经理等一行到访我校，与师生们进行了主题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未来方向”的座谈。时任校长王裕国教授出席座谈会并致欢迎辞，时任副校长赵德武教授主持了会议，曾康霖教授、刘锡良教授、殷孟波教授、刘崇仪教授、易敏利教授等我校教师和金融学博士生参加了此次座谈，以下为座谈会纪要整理：

赵德武教授：今天下午的座谈会现在开始！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克雷恩，与我们一起进行座谈和交流。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麦克尔·克雷恩先生。麦克尔·克雷恩先生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74年起，麦克尔·克雷恩先生参与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1977—1979年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德国分会的董事；1979—1982年就任于该组织国际组委会。1982年加入世界银行集团，1991年在国际经合组织经济局主管经济处的工作。1993年再度加入世界银行，担任民营领域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高级经理，麦克尔·克雷恩先生主要关注市场结构，政策、通讯、交通运输、能源和供水领域的民营化和项目融资的问题。1997—2000年任荷兰皇家某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全球经济和行业的发展问题。麦克尔·克雷恩先生之前还任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供应机构民营咨询服务局局长，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主管金融和民营领域发展的副总裁，也是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于他的到来，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还有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副总经理赖金昌先生，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项目官员黄琳女士、雷伟先生，以及王纲翻译，我们一并表示欢迎！学校参加今天座谈会的有校长王裕国教授，我校金融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曾康霖教授，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锡良教授，金融学院院长殷孟波教授，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中心主任易敏利教授，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冯用富教授，金融学院副院长曹廷贵教授，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中心副主任杨丹教授，国际商学院刘崇义教授。还有金融研究中心和金融学院的部分老师和博士研究生，我们一并表示欢迎。

下面我们进行第一项主题发言，请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锡良教授发言，他发言的主题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刘锡良教授主题发言：各位贵宾，各位老师下午好！下面就用几分钟时间对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发言。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银行体系的改革，在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重要的进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与开放。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已开始发生转变，由原来的以制度变迁为中心转变为以效率变迁为中心。现在全面提升金融资源的效率可能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中心问题。未来的金融改革我觉得重点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金融机构方面，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创新业务品种，增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有金融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在初步建立起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完善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市场，提高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

第三，发展并开放农村金融市场。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资本的形成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农村金融问题也许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共有的问题。中国的金融改革从农村开始，将来重心也在农村。特别是建立一套为农村、农民服务的金融体系是将来的一个重心！谢谢大家！

赵德武教授：下面请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的副总裁，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克雷恩先生做主题发言，他的主题是“世界银行集团及目前关注的重大问题”。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主题发言：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倍感荣幸！我做一个简单发言，希望大家提出新的问题，我们在以后的互动中交流。

世界银行是在1944年建立的，目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建。长期以来，随着世界银行历史的演变和沿革，它的使命转变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进步。最开始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资金融资，也就是融资方面。目前私营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净流入大概有1000亿美元，而对发展中国家真正的投资几乎为零。大家可以看到，单纯的资金支持不再重要。对中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战略建议和政策建议，特别是全球范围的战略建议。战略建议是什么呢？我不会一一列举，只拣几个重要的来说。

首先允许我对刘教授的发言做个简单的反馈。在金融发展方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韩和欧美之间的发展道路，日韩方面，特别在信贷政策方面有政府参与，而在欧美，政府参与则较少；在资源效率方面，日韩要比欧美低得多。要走什么道路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抉择，我很理解也很赞成中国选择的道路。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刚才已提到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刘教授未提到资本市场，特别是资本账户和国际接轨。关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我更关注的是怎么利用新技术来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如手机银行以及这些新技术带来的监管问题。

我还应邀谈谈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的一些思路，简单介绍以下几点：

第一，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何时到来、从哪开始，我们还不能预期，但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很可能是美国。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我们一会儿再来探讨。

第二，新兴市场的发展令人瞩目，我相信还会保持这样一个良好势头，除非有战争或者壁垒情况。

第三，国家与资本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全世界都在讨论由国家转向市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今后长期的转变是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今后经济增长的根本诀窍是社会分工，不同国家的人必须遵循相同的法律和法规。

第四，全球变暖。环境变化，这已经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现在技术解决的手段很清楚，关键是政治决心。

第五，人类的未来。（1）人口老龄化，许多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包括中国。（2）医疗保健的支出和成本。在美国医疗保健的支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就要求市场与国家进行怎样的配置。（3）最后我们所关注或所忧虑的是我们经常在科幻小说里看到的一些情况，电子计算机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到2030年电子计算机所能执行的复杂工作达到了人脑的水平。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机器会自己处理事情，或机器有可能觉醒。中国也在积极参与人体备用器官项目，也就是机器的人体器官，或通过干细胞生长成的器官。相比环境、经济发展，市场化更重要的就是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我相信到了21世纪中叶就会面对这种人工智能的产生，究竟如何应对这样一个现实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虽然现在讲起来有点为时过早。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提的最后一点可能让大家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其他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谢谢！

赵德武教授：谢谢麦克尔·克雷恩先生的发言，下面我们进入自由发言的时段。我们有1小时40分的时间供大家研讨交流问题。下面请各位老师、同学自由交流。

曹廷贵教授：日韩这些东方国家政府介入金融效率较低。政府为何介入？东方国家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日韩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第二，我这个评论是来自基金公司所做的调查，调查说欧美的效率高是资本利用效率，而不是人力资源效率。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止是日韩、欧美这两条路，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刘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需要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同时增加竞争力，要给市场机制更大的发挥作用的余地。

第三，我没有说政府不该参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参与，但是要以建立制度和法律为基础，而不是参与具体的经济决策。

刘崇仪教授：谢谢麦克尔·克雷恩先生提出的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世界的发展。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麦克尔·克雷恩先生刚才提出的“未来的金融危机何时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发生”。当今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讨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美国经常项目双赤字和中国的双顺差问题，这个问题和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有关。由美国主导的第二个全球化，也是世界银行前不久的2007年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在全球化中谈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我更关注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用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人民币的流通，用央行负债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我认为这些会对中国金融体系和经济未来的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如果金融体系首先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在美国，主要是由于它长期双赤字，导致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不稳定。对于中国我认为有可能出现金融振荡，股市、人民币币值的暴跌。这个问题我很关心。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从现在来看发生经济危机可能是由于美国停止消费，而转向大规模的存储，使得全社会的总需求减少，所以希望其他国家提高自己的消费。这种趋势在其他国家，欧洲和日本产生了，希望中国也加强。为达到增加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的目的，人民币升值会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您前面所说，开放太快，振荡性也会大幅增加，中国金融市场还不是全部市场化，所以这种金融风险比较难控制，中国政府会采取措施慢慢升值，人民币汇率慢慢市场化，同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目前来讲我看不到迫在眉睫的风险。整个中国金融市场体系和美国之外的金融市场体系都比以前强大很多，而且货币当局有更多更强的管理能力。我希望听听大家的看法。大家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方向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大家对改革都是认同的，只是对改革的时间表有不同看法。

曾康霖教授：我对麦克尔·克雷恩先生讲到的一句话非常感兴趣，就是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将来的金融危机可能产生在美国”我想听一听您进一步的意见。谢谢！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放眼全球来看，刚才讲了失衡主要是美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赤字，美国消费太高，存款太低，个人企业的债务居高不下，不断上升。美国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滑，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大幅缩水，还不起银行贷款，出现房地产领域的一个危机。进一步造成需求下降。这是大多数观察家认可的一个社会潜在风险。

日本的情况较好，结构性改革取得较大进展，通货紧缩也得到一定的缓解。欧洲也小有改善，内需也被刺激起来了，扩大了，不再依赖出口美国，所以欧洲的风险也不大。10年前，我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担忧，第一，金融部门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第二就是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小。现在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大减少，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整体经济决策也很好。印度有点麻烦，经济有点过热，但是它的经济规模还不至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其他西方国家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比30年前都好得多。当经济学家坐在一起谈全球经济风险时就会提到两个国家：土耳其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不大，不至于有太大影响，总体情况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大的忧虑还是美国消费者的行为。

殷孟波教授：中国的市场有太多的流动性，想请教一下麦克尔·克雷恩先生如何减少太多的流动性？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1700多亿美元，但有个问题是，顺差在中国，但利润更多的是在美国、欧洲。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我们贸易的能力提高了，但是我们也成了“世界工厂”。我们的利润率太薄，有人提出我们可以考虑参与金融市场和培养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从制造业时代向金融时代转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中国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谢谢！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第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流动性忧虑，我觉得：首先，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是很大；其次，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标准的金融手段如汇率等不是很有效。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管理流动性也不是很容易，但也绝非大问题。长期来看流动性是由于固定汇率制度引起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中性化这个流动性。这方面有很多争议，大家也很清楚。

第二个顺差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汇率问题，汇率机制。再就是中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大概1万亿，而美元不可能贬值。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汇率机制。您谈到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这一点，这就需要中国金融和世界接轨，包括汇率，开放资本账户，不做到这一点，很多金融工具在中国就不能生效。

学生：我是2006级的一名学生，我想请问赖金昌老师一个问题。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工作，以及从您的工作出发，感觉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赖金昌副总经理：今天主要不是谈我们这边的工作，主要是谈一下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中国发展民营经济，在这个大框架下主要有四个方面：①金融布局的发展；②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做管理咨询、管理培训的事情；③提高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④帮助中国政府进一步改善商业环境。

在金融部门，我们目前关心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部分：一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已做了一些工作。第一，征信制度建设，分为两块，公司的2001年开始做，个人的从2003年开始做。但是银行要怎么用这些数据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第二，担保物权交易框架在实际应用中的挑战，我们做了四年左右，很高兴告诉大家，最近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写进物权法，工作的完善还需要很多配合性的工作，比如说建立一个统一的电子系统，很好的担保物权的实现机制，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刚通过企业破产法，所以应该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做一个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的规定。中国有很多民间借贷，很多机构在放款，按揭担保公司、典当公司，这些实际上是担保，但我们没有任何法律制度来规定这一块该怎么做。第三就是融资，我们的市场还不是非常成熟，我们还没有按揭保险制度。我随便说这几方面是比较大的问题，还有刚才刘教授说的中国农村是一大块，农村大概有2亿多户家庭，8亿人口，他们的金融服务水平非常低，怎么用商业化方式给农村人提供金融服务，这也是一个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在努力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还在试点，这些试点目前由政府推动，我们今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改革，用更商业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谢谢！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在中国的金融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参股非国有商业银行，作为股东改善其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从产品来讲我们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中小企业融资，住房投资，不良资产处置，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健全的本币债券市场，比如在中国发行了7年期的熊猫债券。同时还需关注有效融资项目。此外还要支持中国的保险业。

易敏利教授：我有一个问题，中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国有银行“外光内碍”。从“外光”来说，就是想通过国家注资把中国的商业银行转变成现代商业银行，具体的方式是在国家政府的帮助下完成重组、股份制改造、财务重组和境内外上市，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但是是否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理论结合实际过程评价不一样。“内碍”就是说资本状况符合现代商业银行，但是资产结构与现代商业银行却有很大距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改革，其承担的一个社会责任就是支持经济发展，具有与商业意思不一样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使我们现在的改革走到了一个交叉点。从外部来看，是现代商业银行；从内部来看，它服务的对象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又好像和现代商业银行有很远的距离。这种现象，回到我们前边所说，中国模式包括我们最初的改革模式都只能是在政府主导下来完成，日韩模式肯定会长期在我们国内长期延续下去。比较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暗示北京模式有它的合理性，这种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肯定和欧盟模式有区别，这种模式也保持了十多年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内含的各种矛盾、风险，包括前面提到的国内银行改革问题，所以我想请克雷恩先生评价一下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到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是好的银行体系还是坏的银行体系。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英雄所见略同。中国政府非常智慧地在银行系统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达到了两个目标。第一，通过资本重组，控制了制度性和金融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决策体系方面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另外，中国的银行的增长，特别是明显的增长，它的融资往往是由收益留存来支持的而不是由借贷支持的。管理银行的贷款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企业的市场化。刚才说的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国有企业要慢慢地转型成一个非国有的甚至完全私有的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成本的。用钱去支付这个成本的实际是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很宽松地给它们贷款，让它们不会太痛苦。

刚才说的北京模式我承认它是成功的，因为这是一种机制，但是最终应该由市场来发挥作用。中国正在追随日本和韩国的道路，同时尽可能地提高运行金融的效率。尽管如此，10％的增长率是非常惊人的。

学生：刚才克雷恩先生提到了金融危机的问题，他说金融危机不大可能发生在中国。但是，经济改革的成本很大部分由国有银行承担，目前看来，经济改革的成本只是转移到了央行，想问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成本终将由谁来承担？谢谢！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10年前大家都对中国的政府税收有忧虑，当时政府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最低的时候到11％。那时，大家就担心，如果中国国有银行出了问题、垮掉，政府有没有钱把它们赎出来。之后，中国政府的税收增加，外汇储备也增加了，整体经济实力也增强了。万一有了这种事情发生，政府就有了帮助的能力。你说得有道理，从一个方面来讲，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可能性不大；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钱没有被有效的利用，最后的成本被人民所承担了，因为国有银行作出的不明智的经济决策造成了亏损，这种亏损到了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或者其他中央财政机构里边，最终情况是老百姓的收入会下降。

学生：因为还没有解决，谁来为此买单？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最终还是由纳税人，由老百姓来支付。假使现在有一家银行，它的不良负债都要被核销了，资不抵债了，由政府出钱来挽救它，说到底这个钱是要从老百姓的税收里边出。

学生：我还想知道更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办法。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就是从现在开始，放贷时要小心一点，不要出现这么多不良贷款；第二就是增加银行私有化的成分。因为现在银行是私人投资的民营银行，亏的钱由投资者承担，而国有银行的最后承担者是老百姓，因为它是国有的，属于所有群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民营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股份制银行的产生，另外国有银行也在国内外进行上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参股股份制商业银行，然后加入董事会，我希望让他们能够理解到改善这种决策机制、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让他们了解到他们做出了错误决策，愚弄投资者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在国有银行，决策不是最高的，承担成本才是最高的。当然，刚才有教授说，银行有社会责任，有发展责任，进行这种转移可能会削弱他们这方面的职能。

学生：克雷恩先生讲了农村金融市场，我最感兴趣的是新技术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想请您详细讲一下这个问题。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技术是值得尝试的。一个是手机银行，一个是智能卡。先说手机，现在一部手机就能成为一个储蓄所，在肯尼亚、菲律宾、巴西，这种情况都已经成为现实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一种真正的银行实体来管理，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能实现这种功能。手机能用来收款、付款，把手机当做一个信用卡来用，这些功能都能在手机上实现，而且，手机的技术发展在世界上是飞快的。现在，全球有20亿手机用户，在随后的3.5年里，这个数字会增长到30亿。从某个角度来讲，手机是为边远地区的人民提供银行服务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所以通过这个技术能为边远地区的人民提供银行服务。随之而来就有监管问题，如果通过手机金融存款，这个存款怎么管理？怎么进行用户识别？比如通过语音识别或者指纹。如果出现欺诈，怎么样能得到补偿？谁来管理手机的交易？是银行监管部门还是电信监管部门？二者之间如何配合？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新技术如何提高农村的金融服务。

学生：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在一个落后的地方没有营业网点，农民如何把钱存进去，那么怎么使用手机呢？钱存不进银行体系中去，怎么办呢？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那取决于农民收款的方式。有些国家采取的方式是，把钱打到银行卡里面，比如通过一个短信，只要你用这个进行交易。如何把手机中的数据换成钱，同样可以通过国家的电信网点，像买预付费的电话卡一样，你现在给它钱，它给你时间。将来你给它时间，它卖给你钱。最后，归根到底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来谁愿意接受电子货币，谁一定要拿到现钞？在巴西等一些国家已经有这样的进步，比如说有一些商号同意接受电子货币。归根到底，钱就是一个符号，把它记到纸上也好记到手机卡上也好，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另外，手机银行的方法在非洲也非常关键，因为在非洲建设金融系统和地图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有这种方式就方便很多。比如现在从美国到菲律宾汇款，直接用手机就可以了。

王裕国教授：非常感谢克雷恩先生，对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作了充分的肯定，中国人民也非常感谢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知道世界银行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的问题是，在世界银行内部，围绕中国目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和国家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有什么好的建议？问题的背景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的，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减少了社会的振荡，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仍然不彻底，我们的市场体制建立还不完善，由此带来了社会两极分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利益的差距，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有人说，这些问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快造成的，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少数学者有这种观点。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很多复杂原因，但是市场化的改革不彻底，市场体制不健全，是造成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必须坚定不移的实施市场化改革。当然，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国家提出的健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消除两极分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但是效果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因此，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回到刚才的问题，克雷恩先生一直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对照中国当前所处的环境，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更有效地克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还想请教你们内部有几种观点争论？谢谢！

麦克尔·克雷恩副行长：首先，像中国这样规模的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10％这样的增长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不能说中国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确实是无出其右。像您刚才说的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我认为从经济发展速度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比中国做得更好。从中国国内来讲，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市场方向是一个大势所趋。实际上政府是有意对一些活动采取一种不太加限制的态度，包括金融市场。这些行为，那些成功的做法，被政府通过规范和法律的方式所确认。在整个过程中，大家都对政策发展的走向和未来的方向有一些猜测，甚至赌一把，这也保持了一种运作的活力。如果人们认为今后改革的方向不是市场，那么现在的这种活力就会丧失掉。

中国、印度、越南都是大家所关注的，关注三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虽然三个国家的发展各不相同，但是有一致的共识，尽管有时快点有时慢点，有时甚至采取进二退一的策略。但关键的一点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共识。在这个前提下，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环境问题、服务问题以及方方面面的一些小问题。最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建立社会保障网络。建立社保网络是扶危济困，解人们燃眉之急的机制，同解决不公正问题是两回事。社会不公正问题怎么解决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从数据上来讲，我们唯一能够了解的社会不公正机制的就是美国。这样一个不公正恶化和缓解的周期大概是40年到50年一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也不清楚。从统计学家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当一个社会不公正达到极点的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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