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那点事（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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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那点事（三）试读：

简介

岁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职业，危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这个职业就是皇帝！有人做了大致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皇帝被杀害率为31%，活不到40岁的高达50%，寿命超过60岁的只有15%。如果只从秦始皇开始算起，秦朝2位，汉朝31位，三国11位，晋朝16位，五胡十六国78位，南北朝59位，隋朝2位，唐朝22位，五代十国55位，宋朝18位，金辽西夏35位，元朝18位，明朝16位，清朝12位，还有南明、北元，其它诸如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太平天国洪秀全父子、甚至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凯，加起来一共408位。其中一共有61位被杀。而且大多数直系皇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奴仆的。倒是两个少数民族的皇族得以保全性命，元顺帝跑回了大漠，清皇室被袁世凯优待了。

第一章

史上唯一被封为“荣国公”的和尚

提起“荣国公”，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联想到《红楼梦》，会联想到开创贾府百年基业的“荣国公”贾源。但《红楼梦》毕竟是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些人和事儿，包括“荣国公”的封号，多是作者的虚构和杜撰，所以不能等同于历史来看。历史上真实的荣国公为数不少，像唐朝的樊兴、高满政，明朝的梅殷、张玉，都因为战功被封赐为“荣国公”。而历史上以僧人身份获此殊荣的，却只有明朝永乐年间的道衍和尚一人。

无论是在明朝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道衍和尚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深通谋略的奇人，一代参透世俗的高僧。如果说玄奘法师和鉴真高僧在佛学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道衍和尚则改变了明朝政治格局，进一步说，他改写了中国历史的篇章。其个人成就，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决不亚于三国时期谋划三分天下的诸葛亮和元末明初的传奇人物刘伯温。

道衍，俗名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出身医家，博学广识，精通儒、道、佛等诸家之学。十四岁时，度发为僧，改法号道衍。三十岁时，前往径山随师习禅。期间，他游历四方，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交游酬唱、评书品画，所以有人把他列为“北郭十友”之一。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开始辅佐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朱棣。

如果没有道衍的煽动，朱棣未必敢举事；如果没有道衍的擘画，朱棣也未必能成事。尽管燕王朱棣觊觎帝位已久，尽管北平集团的实力雄厚，但以一隅反天下，以王府北平挑衅国都南京，朱棣心里终究还是没底，更不敢轻意的付诸实施。朱棣最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从某种程度上说，道衍和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朱棣来说，道衍和尚在他心目中的份量，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而是“靖难之役”的总智谋和总策划。说白了，是道衍和尚最终促成了整个“夺宫事件”的大功告成。

单从对时局的判断和对战机的把握上来看，道衍的大局观念和军事谋略就让人称奇，更让当时身处“温柔富贵乡”的建文帝措手不及。朱棣起兵之后，“靖难军”与“中央军”曾有过近三年的军事拉锯战，虽然双方各有消耗，但总体形势对朱棣一方更为不利。如果再这么耗下去，吃亏的肯定是朱棣，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功亏一篑。认清了这一点，道衍突出奇招，建议朱棣轻骑挺进，直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一招，比起当年官渡之战时曹操径取乌巢之举，毫不逊色。这种派出尖刀部队直插敌军心脏的战术果然奏效，朱棣很快就“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混战中，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捡起侄子丢在地上的帽子，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永乐皇帝。

从坚定信心的煽动，到缜密周详的策划；从造反前的充分准备，到举事后的战略调整，道衍与朱棣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到朱棣顺利渡过长江天堑，一直充当着北平集团“主心骨”和“总指挥”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位辅佐自己成就帝业的元勋人物，朱棣没有亏待他，不但“论功以为第一”，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而且还“复其姓，赐名广孝”，道衍的祖父也被追封为大官。就连新皇帝朱棣与他说话的口气和称呼，都有了极大变化，“呼少师而不名”。

对一般人来说，分享成功后的成果和喜悦，乃人生大快之事。然而，贵极人臣的道衍却不这么认为，历史上“兔死狗烹”的例子，以及朱元璋对功臣的血腥屠杀场景，使他不得不选择了在人生巅峰时的急流勇退。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他不干；送他两个漂亮姑娘，他不要；赐给他一套豪华别墅，他不住；最后，让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仍旧入朝议事，他同意了。于是在永乐朝，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光头和尚，上朝时穿着制式官服，回家后便披上袈裟，那自然就是姚广孝了。姚广孝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但实际上仍然是朱棣最重要的谋士与心腹，朝中重大事务，朱棣都要找他商量。正是那件袈裟，才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正是抽身自退，才博得了皇帝对他的信任；正是低调检束，才得以与皇帝善始善终。

虽然选择了远离官场，但姚广孝对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却没有丝毫改变和半点停歇。晚年，他承担皇太子、皇太孙的辅导讲读，主持了《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姚广孝因积劳成疾，在庆寿寺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朱棣知道后“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并“以僧礼葬”，以尊重姚广孝生前意愿。同时，还追赠其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明成祖朱棣亲制神道碑志其功。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生前荣极一时，死后无上荣光，对于以和尚身份受封“荣国公”的道衍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千古荣耀，这也是《红楼梦》中的贾府之“荣”所望尘莫及的。

“卧薪尝胆”是否真有其人其事？

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得存在。

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

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

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一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

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

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的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

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次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

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

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练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

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

齐相管仲如何对鲁国实行经济制裁？

国际斗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通过经济手段能够办得到。当今社会如此，古代社会也不乏见。齐桓公要称霸，引起其他诸侯国的一阵唏嘘。迫于齐国政治高压和军事威胁，宋、陈、蔡、卫、郑等国家纷纷投了赞成票，推举齐桓公为盟主，承认齐国在众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不过，与齐国濒临、实力比较强大的鲁国却不依不饶，与鲁国交好的谭、遂等国也持反对意见。

谭、遂等国由于比较弱小，所以很快就被国富兵强的齐国消灭掉，而鲁国却不容易对付。长勺之战，鲁国军队在曹刿的指挥下，“一鼓作气”，出其不意的将齐国军队击溃。后来，齐国虽然数次打败鲁国，但鲁国依然保持较强的军事实力，依然充当着齐国称霸道路上绊脚石的角色。尤其是发生在齐桓公五年的曹沫劫盟事件，不仅让齐桓公大失颜面，而且还被迫归还了鲁国的被占领土。

打又打不垮，劝也劝不服。鲁国软硬不吃，这让一心称霸的齐桓公感到郁闷透顶，一筹莫展。齐相管仲决定另辟捷径，他结合当时两国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想出了一条围绕齐纨、鲁缟发动两国经济战的奇计，即通过对鲁国实行经济制裁，达到让鲁国屈服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纨，是一种细致光洁的白绢，主要生产于齐国临淄，因此有“齐纨”之称；缟，则是一种细白的生绢，生产地主要集中在鲁国曲阜，“鲁缟”之名由此而来。齐、鲁两国由于比邻，所以两国的特产经常贸易往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把鲁国搞败，首先就应该把鲁国的经济基础搞垮。为此，管仲请齐桓公带头穿缟做的衣服，命令大臣们也要穿缟做的衣服，于是齐国百姓也都纷纷效仿。一时间，缟服遍及齐国。与此同时，管仲下令一概禁止齐国百姓织缟，所有缟一律从国外进口。于是，鲁缟供不应求，价格猛增。鲁国百姓见织缟有利可图，便主动放弃了农事，一窝蜂的织起缟来。管仲又派人贴出告示：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缟得三百金；贩来一万匹得三千金。这样一来，更给鲁国的织缟热情热加了催化剂。鲁国百姓见钱眼开，鲁庄公也贪图赋税，放任全国全力织缟，不再种粮食。于是，鲁国上下呈现出一片“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的纺织狂潮。如此一来，鲁国原本肥沃的田地都荒芜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正当鲁国百姓拍着腰包偷笑的时候，管仲却突然下令封闭齐国所有关卡，不让鲁缟进入齐国。同时，又让齐桓公和大臣们一股脑的改穿齐纨做的服装。于是，齐国上下纨料衣服又开始大流行，无人再穿缟衣了。这一下，可苦了鲁国政府和鲁国百姓。由于两季庄稼没了收成，堆积成山的缟却卖不出去，换不来粮食，百姓顿时陷入了饥饿之中。鲁庄公发现中了管仲的计谋，急忙下令停止织缟，可为时已晚，只好派人到齐国购粮。管仲借机把粮价一提再提，把鲁庄公搞的内外交困，火急火燎。迫不得已，鲁庄公主动派人向齐国求援，请求借粮，并表示今后愿听齐桓公调遣，最后签订了尊奉齐桓公的协议。

通过“齐纨鲁缟”这种外贸阴谋和经济制裁，管仲彻底摆平了鲁庄公，为齐桓公称霸道路清除了第一块绊脚石。此后，管仲又运用同样的原理，通过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衡山的械器等经济手段，制服了楚国、代国，吞并了衡山，最终辅佐齐桓公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首霸梦想。

齐纨鲁缟的故事，展现了管仲以经济为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征服敌国的高明智慧。虽然按照道德的观点，招数确实有些损，但结合当时诸侯争霸的具体历史情况，管仲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更为重要的是，管仲深谋远虑、统筹规划的思维方式，值得后人领会学习和一定条件下借鉴。而从鲁庄公的角度，教训则是深刻的。一个执政者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和局部利益去考虑问题，遇事缺乏冷静，就会人民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甚至会使国家陷入一蹶不振的历史灾祸。

红楼梦：贾宝玉应该叫什么名字

看了两篇关于考证“贾宝玉学名”的文章，一篇是周汝昌的，另一篇是胡联浩的。周汝昌先生在《红楼夺目红》中，以“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的传奇故事为依据，比较谨慎地推断贾宝玉的学名也许叫“贾瑛”；胡联浩先生在《红楼梦隐秘探考》中，以荣国府堂屋中那幅“座上珠玑照目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对联为依据，以贾宝玉的哥哥名叫“贾珠”为引子，相当然地断定贾宝玉的学名应该叫“贾玑”。

两位红学家之所以要给贾宝玉取“学名”，显然是注意到了“贾宝玉”这个名字的怪异。从贾珠、贾环，到贾琏、贾琮，再到贾珍、贾瑞、贾璜、贾琼，无论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贾宝玉这一辈男子，均为带“玉”部旁的单字名。所以，“贾宝玉”这个名字与贾府众兄弟相比，显得很另类、很突兀。两位红学家或许看着不顺眼，索性给贾宝玉改名叫“贾瑛”或者“贾玑”。如此一来，形式上倒是符合规律了，不想却犯了本质上的错误。

众所周知，贾宝玉的名字因“衔玉而诞”而定，所以“通灵宝玉”对于“宝玉”来说具有极强的参照力和象征力。“贾瑛”这个名字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按《玉篇·玉部》中解释：“瑛，美石，似玉。”这就是说，“瑛”虽然精美，虽然像玉，但毕竟是石头，与“五彩晶莹”的“通灵宝玉”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而“贾玑”的说法则更为荒诞，“玑”是指“不圆的珠子”，与“通灵宝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且“贾玑”是从“贾珠”的名字顺下来的，所以用在贾宝玉身上也不妥当。

那么，贾宝玉究竟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我们来看一下《红楼梦》原著：1、第二回：冷子兴说：“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就取名叫做宝玉。”2、第三回：黛玉说：“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3、第五回：宁荣二公之灵说：“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略可望成。”4、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笑道：“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5、第十六回：众鬼抱怨都判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6、第十八回：贾妃看到：“有凤来仪——臣宝玉谨题”。7、第三十一回：史湘云道：“宝玉哥哥不在家么？”贾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儿了。”8、第五十二回：麝月道：“便是叫名字（宝玉），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

从书中涉及贾宝玉名字的几处片段来看，贾宝玉的小名叫“宝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贾府大院里，贾宝玉的小名，贾母、王夫人可以叫，林黛玉、史湘云可以叫，就连地位地下的晴雯、麝月也可以口无遮拦地随意叫。但出了贾府大院，贾宝玉的小名可不是外人随便可以叫的。如果说冷子兴和贾雨村呼之“宝玉”是酒桌上闲谈，仙界和阴间称其为“宝玉”是人世外虚幻，那么北静王在极其正式的接见场合下称其为“宝玉”，贾宝玉在元妃省亲如此重大的皇家活动中领命作诗时自称“臣宝玉谨题”，就足以说明“宝玉”绝不仅仅是贾宝玉的小名，同时也是他的大名。“宝玉”冠之以“贾”姓，所以贾宝玉的学名就叫“贾宝玉”。

那么，曹雪芹为何不把男儿身的贾宝玉取名“贾某”，而是取了类似“元、迎、探、惜”的“贾某某”呢？其实，这正是作者的隐意所在，说明贾宝玉是贾府众族人中的一个另类，是一个有着女人色彩的怪人。对于这一点，书中多次提及。1、第三回：贾宝玉第一次出场时，曹雪芹就用了“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脸似桃瓣，睛若秋波”、“面如敷粉，唇若施脂”的句子来描述主人公的相貌。2、第九回：“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3、第三十回：在“划蔷”一段中，龄官曾把“脸面俊秀”的宝玉“只当是个丫头”，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4、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时曾问道：“这是哪位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5、第六十六回：尤三姐评论宝玉道：“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6、第七十八回：贾母说宝玉：“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曹雪芹把主人公取名“贾宝玉”，除了贾宝玉身上确确实实地带有女人气息外，更重要的是“贾宝玉”的名字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首先，“贾宝玉”带有“玉”字，同贾珠、贾环、贾琏、贾琮的“玉”部旁相比，更能体现贾府同辈男丁名字中的金玉珠宝气息以及他在贾府的显耀、特殊地位；其次，“贾宝玉”类同女人的名字，更能让人解释他身为男子却得以入住大观园，并成为“诸艳之冠”；再次，“贾宝玉”这个名字与幻形入世的“通灵宝玉”相一致，共同亲历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儿悲剧和贾府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宝玉”一名刚好包含了“宝钗”的“宝”字和“黛玉”的“玉”字，更能体现宝玉、宝钗、黛玉三人之间的婚姻、爱情纠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见，曹雪芹把《红楼梦》中的男一号定名为“贾宝玉”，绝非泛泛之笔，而是“深有寓意存焉”。我们阅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绝不能抓住一点，就事论事，而是要顾及通篇，把握全局，深刻领会作者笔下每一件事、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人名的深意。像周汝昌和胡联浩两位红学大家那样，在没有认真领略“贾宝玉”这个名字丰富内涵的情况下，盲目地杜撰出“贾瑛”“贾玑”这种貌合神离、经不起推敲的名字，不仅是对《红楼梦》原著的践踏，更是对作者曹雪芹的亵渎，是不会站得住脚的。

朱元璋为何腰斩诗人高启？

历代皇帝对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识分子，向来不会手软。骂娘的有之，羞辱的有之，流放的有之，砍头的有之，诛十族的有之，腰斩的也有之。但把一个柔弱的文人“截为八段”的腰斩方式，却只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并做得出来。明代大诗人高启就是这样死的。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他还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也称作“明初四杰”。虽然同为“十才子”，虽然并列“四杰”，但高启的文学成就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在文学方面，高启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文坛“超级模仿秀”，而且学什么是什么，用纪晓岚的话说就是“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不过，高启的这种模仿，绝不是流于形式和外表，更不是简单的拷贝和删减，而是“兼采众家之长”，取其精髓，自成一体，丝毫没有“偏执之病”。高启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则是在元末明初这段以演义、小说为主流文化的不利环境下，独树一帜的挑起了发展诗歌的重担，并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从而推动了诗歌的继续向前发展。

鉴于高启在诗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近代诗人毛泽东干脆把高启称作“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思俊逸，风格多样，为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却被朱元璋一声令下施行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残忍的截成八段，这在中国历代被屠杀的诗人中，可以称得上是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皇帝面子，不愿顺从，不肯合作外，还在于他写得诗多次有意无意的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朱元璋嗜杀成瘾，这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远的不说，单说“明初四杰”，就都无一幸免的逃过他的黑手。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最惨。一个被皇帝忌恨和惦记了好久的诗人，迟早是会走上生命绝路的。尤其是像高启这样一个性格高昂自傲的诗人，生不逢时的遇到了像朱元璋这样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屠夫”的残忍皇帝，那也只有挨刀的份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表达了对眼前这个当过放牛娃、和尚的农民皇帝的强烈蔑视。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让人可惜的是，这位天才“模仿秀”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自己的独立风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谁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丞相？

中国历代丞相中，若要论下场最可悲、死得最惨的人，恐怕要首推秦相李斯了。《史记》中有一句关于李斯被杀的文字记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五刑”，是指对罪犯所实施的五种刑罚。“五刑”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先秦的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北魏律》的五刑是死、流、徒、鞭、杖，《北齐律》的五刑是鞭、杖、耐、流、死，《北周律》的五刑是死、流、徒、鞭、杖。从《隋律》起，才将五刑定为笞、杖、徒、流、死，并一直延续到清朝。

从“五刑”的演变过程来看，这种惨绝人寰的刑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正在一步步向着较文明、较人道的方向发展，呈现出逐步减轻身体摧残程度的趋势。可李斯没有那么幸运的生在隋朝以后，也只有在秦朝束手待毙的份了。秦朝的五刑虽然比先秦时期有所进步，但从《大秦律》中仍能感觉到这种肉刑与死刑并用的刑罚的极端残忍。其法为：“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

李斯行刑时没有胡言乱语，所以没有被额外的割掉舌头。但“具”这个字，说明了李斯所遭受的那五种刑罚并处腰斩，一项也没有少。单纯通过文字记载，很难揣测出李斯受刑的情景。试想，如果先实施五刑，碎了尸，腰斩便无法进行；若先行腰斩，截成两段，那么刺脸、劓鼻、剁肢、笞杀都失去了意义。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五刑和腰斩结合起来执行，先刺脸、劓鼻、剁肢，随后腰斩，接着砍头，最后再慢慢碎尸。赵高这一语无伦次的判决，可真够难为那些准备行刑的刽子手们的。

被施以五刑，这不能不说是残酷现实对李斯个人的极大嘲讽。其一，李斯是《大秦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搞不好五刑的具体内容还是由他大笔一挥，用精美的小篆最终圈定而成的。其二，李斯是秦始皇残暴统治的“铁杆屠夫”，或许那些为他行刑的刽子手们，还是当年他用杀人无算的经历，一手调教和培养出来的娴熟庖丁。如今他自己却成了“俎上鱼肉”，最后由他训练出来的刀客，按照他厘定的刑罚，一项一项，一刀一刀的被结果了性命，很有一股子“木匠做枷，自作自受”的滋味和“请君入瓮”的感觉。

五刑实施起来是一个漫长、甚至无限延长的死亡过程，远没有被一刀砍下脑袋那样来的简单痛快。从脸上被针尖随心所欲的雕刻，到鼻子被匕首硬生生的割下，到两根小腿被砍刀一条一条的剁下，到整个身子被特制铡刀拦腰切断，再到脑袋被鬼头大刀嗖地斩下，在这一个极其复杂的死亡过程中，李斯感受到的是从阵阵刺痛，到钻心剧痛，再到痛不欲生，最后到了不知疼痛。李斯是看着自己一点一滴慢慢死去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为之追逐一生的荣华富贵、权势地位也随之而去。

权力，对于李斯这个河南上蔡汉子来说，具有超乎寻常的亲和力和亲切感。为了出人头地，他义无反顾的抛开家乡，数十年不归；为了个人私利，他心甘情愿的背叛自己的国家楚国，跑到了秦国当汉奸；为了荣华富贵，他奴颜婢膝的写出了《谏逐客书》，成为嬴政身边的红人；为了争权夺利，他心狠手辣的排挤老同学韩非，并将其毒死在狱中；为了讨好皇帝，他借题发挥，眼睛没有眨一下就把数百名儒生活埋在骊山脚下……无情、无耻、残忍、残酷，把李斯从一个上蔡的“郡小吏”，一步步推上了大秦帝国的第一任丞相，秦始皇的儿女亲家。中国历代丞相之富贵，莫过于此。

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眼前气氛，并没有让李斯的心情彻底得到放松。他念念不忘老师荀子教导他“物忌太盛”的至理名言，这说明他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曾在一次大型家宴上感慨的说：“我本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这说明李斯对现实还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甚至对将来似乎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但是，为了巩固既得的现实利益，为了获得更多的期望利益，贪得无厌的李斯还是抛弃了秦始皇对他的极端信任，竟然与阴险歹毒的赵高、近乎白痴的胡亥狼狈为奸，合谋上演了一出“假传遗诏”的肮脏政治交易，造成扶苏自杀，蒙恬遇害。而他自己，也因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卸磨杀驴的事情自古有之。本来，李斯与赵高统一战线的仓促结合，完全是为了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但等赵高的地位巩固了，目的达到了，昔日的盟友很快便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一条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让“千古一相”李斯体会到了牢狱的冰冷黑暗；一次次下死手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让李斯真正领略到了秦朝刑罚的扎实。给胡亥写得几封信，早就被赵高付之一炬；重见天日的幻想，早被赵高狠毒的眼神搞得支离破碎。李斯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终于彻底被打败，最后被残忍的折磨、屠杀、碎尸。

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已经七十三岁、白发苍苍的李斯曾回头对同判死刑的二儿子李由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种视死如归的慷慨，这份面对死亡的从容，这句言语猖狂的调侃，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李斯当时平静而又激荡的内心世界。李斯这种临刑前的黑色幽默，既是他对牵狗逮兔子那份闲情逸致的向往和怀念，也是对他追逐权力终生的全面、彻底否定。

谁是毛泽东眼里的“厉害”人物？

毛泽东一生对历史上很多帝王级别的人物，都有过独到认识和高度评价。他认为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推崇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佩服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称赞朱元璋具有“卓越的谋略和胆识才气”，但翻遍毛泽东所有读书文集，能够被他称作“很厉害”的人物，却只有春秋初期的郑庄公。

1959年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过被毛泽东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一笔带过，而名号一般的郑庄公，却能出人意料的成为毛泽东眼里的“厉害”人物，并冠之以“很”，让人匪夷所思。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郑庄公当年“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吹雨打闲庭信步，把握时机掌握主动。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弱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当然，郑庄公的这些功绩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千秋伟业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若从郑庄公一生作为所体现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技巧来讲，就不能不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了。

郑庄公（前757年—前701年），郑武公之子，名寤生，春秋初年的郑国国君。在处理国内、国际斗争方面，郑庄公高超的政治策略，表现之一就是遇事能忍。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姬段想占好的地方，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姬段把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力量不断扩大时，他内心波澜不惊，认为姬段这样做是自取灭亡。

郑庄公高超的政治策略，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以及在周天子打击面前的退让，决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他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做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可他的对手却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天子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他们这种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绝佳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郑庄公向对手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战于长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高超的政治策略，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见好便收。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姬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大败周桓王后，部下请郑庄公继续追击，但他认为君子不宜过分逼人，更何况对方是天子，如果是为了挽救自己予以自卫，就应该保证国家无损，不能太过分。于是，当天夜里，郑庄公便派部下前去慰问周桓王和随征将士。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又何尝不是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呢？

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于公元前701年病逝，葬在郑都西25公里处的洧水北岸。在春秋初期政治舞台上风云了一生的郑庄公，以称霸诸侯为目标，凭借自己富有的智谋和独特的性格在身边掀起了不少的波澜，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所向披靡、战绩显赫。到了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郑庄公居然能够召集齐、卫、宋等大国诸侯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俨然已是诸侯霸主。他倡导的称霸之风被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发扬弘大，成了春秋时代的显著标志；他的策略、智谋、能力和思维品格，对后来之人也有不少的启迪。郑庄公不愧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说得没错，郑庄公确实是一个很讲究策略的厉害人物。

毛泽东之所以说郑庄公“很厉害”，与1959年至1960年初的国内、国际斗争形势是分不开的。在国内，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产生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倾向，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创伤；在国际上，美国加强了台湾海峡的兵力部署，蒋介石也疯狂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向驻藏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集团的大党、大国主义思想日益严重，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进一步导致国家关系的恶化。作为红色江山的奠基人，毛泽东在这种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以史为鉴，反复研究春秋初期的斗争经过，高度评价郑庄公其人。

浪子回头：齐威王如何“一鸣惊人”？

他，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身为一国之主却不理朝政、不思进取，通宵达旦的纵情于酒色，一度把国家乱搞得乌烟瘴气、黑暗腐败；他，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国富民强的泱泱大国折腾得内外交困、濒临灭亡；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明君，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力行改革，使危如累卵的齐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冠。他就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齐威王。

不想昏聩亡国，就要奋发图强。受到妻子虞姬的多次教导后，决心走出醉生梦死阴影，决心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齐威王，信誓旦旦的向全国人民发誓，要“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这充分表现了他要继承和发扬父亲桓公田午的业绩，远则学习远祖黄帝，近则效法齐桓公（姜小白）和晋文公建立霸业、号令诸侯的态度，和准备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决心。不过，因为积习难改，齐威王励精图治的雷声大，雨点小，一直磨磨蹭蹭的没有付诸行动。这时，淳于髡不失时机的走上前来。

史书记载，淳于髡相貌丑陋，但“博闻强记”，滑稽善辩，寓救国大计于诙谐的谈吐中，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为了让齐威王的宏图大业付诸实施，让国君的“梦想照进现实”，淳于髡巧妙的用“隐语”劝谏齐威王说：“大王，我给你出一个谜语。我们齐国有一只大鸟，在宫廷里已经住了三年了，可是它既不飞翔，也不鸣叫，只是毫无目的的蜷伏着，大王你猜这是一只什么鸟？”齐威王是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淳于髡用心良苦的借此劝谏自己，心中忽然有所触动。一番沉思后，他对淳于髡说：“我就是这只大鸟。不过，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就会直冲云霄，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意思是说，你们就等着瞧好吧。“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齐威王这话不仅说得好，做得更好。齐威王把实行改革的开端，放在了严罚重赏，整顿吏治方面。他一改过去任免干部时看材料、听汇报的习惯，而是派亲信明查暗访，了解各地官员的为政情况。谁恪尽职守，政绩突出，他心中有数；谁欺上瞒下，欺世盗名，他心知肚明。即墨大夫虽然多次遭到诽谤，但他治理有方，为政清廉，百姓丰衣足食，齐威王知道后予以褒奖；阿大夫在朝中时常得到称颂，但为官无道，欺压百姓，弄得民不聊生，齐威王了解后将其煮了，就连那些平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官员都被他一起煮了。齐威王这种惩奸除恶、奖良褒善的做法，大快人心，令齐国朝野震动。此后，“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当魏国国君以夜明珠为宝的时候，齐威王却以人才为宝。正是由于齐威王把人才看作是国家的真正财富，才使齐国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尊重人才，选贤任能，是齐威王力行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他打破了官员升迁看资历、背景、声望等诸多限制，更加重视人才的实际才能和治国韬略，因此在选拔干部上也不拘一格。通过观摩邹忌弹琴，他认识到邹忌深谙治国之道，便让他做了齐国的相国。他认为淳于髡诚恳忠谏，使自己勇于改过、奋发有为，便对其格外赏识和重用。此外，齐威王还选用宗室中有作为的人为官，如任命田忌为将军，选用受过刑法的孙膑为军师，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军，为其在战国称雄道路上扫清了障碍。

为了能听到真话、实话，防止被人蒙蔽，齐威王在接受了邹忌的劝谏后，果断下令：“不论朝廷大臣、地方官吏或老百姓，能当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得上赏；用书面指出君主过失的，得中赏；在广众中议论君王过失的，得下赏。”齐威王的这道命令，使全国一片哗然。群臣纷纷前来进谏，一时间门庭若市，成排的史官也记录不过来；几个月下来，还偶尔有人来进谏；一年以后，就是想进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通过这个办法，齐威王获得了大量真实情况，许多事情得到了及时公正的处理，齐国上下正气蔚然，百官尽职，国内安定，政治清明。燕、赵、韩、魏等国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之震动，纷纷来齐国朝见祝贺，愿与齐国结成联盟。人们都说这是齐威王在朝堂上打的大胜仗。

此外，齐威王还在改革军事、发展学术、发展经济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新。他撰写《司马穰苴兵法》，改善军队装备，既增强了将士的理论修养，也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他重视稷下学宫的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士人以优厚待遇，培养和吸引了大批能为他出谋划策的各种人才；他实行“均地分力”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保护农业劳动力，合理征赋，奖勤罚懒，促成了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实行“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的政策，创造良好的交易场所，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达到了“聚天下之财”的目的。到了齐威王执政中后期，齐国要兵有兵，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最强于诸侯”，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在徐州会盟时正式称王，也是战国七雄中最早称王的诸侯国君，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真正霸主。

昏君一旦昏开了头，百分之九十九的都会借着昏聩的惯性，破罐子破摔，一昏到底的。齐威王却能从最初的“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和“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的昏君，摇身质变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其幡然醒悟的态度，悔过自新的勇气，改邪归正的决心，以及力行改革的毅力，着实让人敬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难免有不清醒甚至犯错误的时候，关键在于他能否幡然醒悟，能否知错就改。齐威王的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仅开创了他一代战国霸主的千秋大业，同时也成就了他“一鸣惊人”的万世佳话。

汉武帝和司马迁究竟谁阉割了谁？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发生：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施以“宫刑”。说实在的，历代皇帝在收拾文人的时候大都不会手软，什么残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过，但把一个整天埋头于简牍中，忙于阅读、整理历史文献的文人的生殖器连根端掉者，汉武帝刘彻却是独一份。这种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无不让人觉得恶毒、阴损和卑鄙下流。那么，汉武帝为何会突发奇想、挖空心思的这样对待司马迁呢？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是一个典型的关西硬汉，身上带有明显的刚强正直气息。他只不过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引起了汉武帝的恼羞成怒。其他官员趁机弹劾司马迁，说他执意为叛徒李陵开脱，又有诬罔皇亲李广利之嫌，按照汉朝律令，罪当至死。可汉武帝却不想让司马迁这么痛快淋漓的死去，尤其是看到他被判死刑的瞬间竟然面无惧色时，在一种强烈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决定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为了能让司马迁顺利接受“宫刑”，汉武帝提醒负责此案的酷吏杜周说：“这人性烈，不要让他在受刑前死掉。”他还特意让杜周把可以免除“宫刑”的赎金提高到50万两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并派人密切注视那些准备掏钱为司马迁赎罪的人的动向，看谁敢与皇命抗衡，看谁敢与自己叫劲。有钱的人不肯相救，肯救的人却没有钱，况且皇帝也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有人来救司马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司马迁也只有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那年，汉武帝刘彻59岁，司马迁47岁。

一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荒淫老男人，毫不留情的剥夺了另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男人做爱的权利；一个年近花甲、日薄西山、性能力逐渐衰退的皇帝，用这种歹毒的手段制裁一个血气方刚、如日中天且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文人，每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都能真切的感受到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妒嫉心理。你司马迁不是自视正直无私吗？不是自视血性男儿吗？那我就把你的男根拿掉，把你的锐气扫平，让你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让你在屈辱中苟活，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份刚强和倔犟。

不能否认，汉武帝在“宫”司马迁的时候，心情确实很糟糕。李广利的兵败，李陵的投敌，大汉朝颜面的扫地，匈奴军得胜后的欢呼，都让汉武帝感到窝火。最重要的是，由于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使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那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的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更让汉武帝心情郁闷、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顺从，不需要别人指责他的武略方针，更不愿意看到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不懂军事的文人司马迁跳出来口无遮拦的针砭时弊，也只有找“宫”的份了。

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推上断根“手术台”的，还是那句“文人相轻”的千古至理名言。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能吟的了诗、唱的了赋，在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以文人自居的。毛泽东《沁园春》词中就曾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试想，一个杰出的拔尖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叫劲的，但问题就出现在了“略输文采”上。诗词歌赋都能来两下子的汉武帝，尽管在“文采”上“略输”，但他动辄以文人自居，自诩文采不凡。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会较真，会叫板，会妒嫉，会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文人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更是不择手段。

司马迁被“宫”了以后，汉武帝还是觉得不够解恨。他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是汉武帝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时星历。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多由太监担任，司马迁的男根没了，干这个差事正合适。汉武帝对司马迁这种刻意的职务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就等于向世人宣布：我司马迁是太监，我没有那话儿。我相信，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当时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孤独的感受到。

一部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足以司马迁他名垂青史，流芳万古。《史记》的文风虽然被公认为求真务实、严谨不苟，但司马迁在对汉武帝刘彻以及他老爸汉景帝刘启的记述中，还是扎扎实实的掺杂进去了自己的恩怨情仇，这是不能否认的。在做汉景帝本纪时，司马迁所用的笔墨极少，篇幅也极短，寥寥数语便轻而易举的打发了这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著名皇帝。在做汉武帝本纪时，司马迁则浓墨重彩的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而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一生伟业，反倒成了陪衬。“士可杀不可辱！”文人的身体可以被阉割，但文人的思想、骨气以及手中的笔却不那么容易被阉割。在曾饱受屈辱的司马迁的笔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落千丈的成了一个不务正业、不折不扣的腐朽昏君，英明神武的汉景帝成为一代无能之辈，他们的形象被人们从古读到今，并且还要一直读下去。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倒不如说是司马迁阉割了汉武帝，阉割了他的丰功伟绩，还有他那可怜的老爸。

纪晓岚如何帮助家人考试作弊？

尽管国家对高考作弊一事再三重申，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出台了严厉的处罚办法，但仍有不少抱有侥幸心理的考生，在2008年的高考中再次上演作弊陋习，而且实施作弊的手段越发呈现出高科技化来。如安徽怀远的一名考生，利用摄像装置拍下高考试题，传到考场外进行作弊；黑龙江省的部分考生，干脆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作弊。

作弊，是与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一种顽固丑陋行为。现代的高考中有人作弊，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同样有人作弊。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就曾经在没有现代高科技设备的情况下，在朝廷对考生作弊严苛的防范下，成功的帮助他的子侄们在考取举人的乡试中作过弊，其手法之绝，让人赞叹。

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都对考生作弊行为防范甚严，都采取过一些严密措施。如唐朝、五代时期设置的“棘院”，金朝时期的裸体搜身，都是为了防止消息传递和“小抄”带入。到了清朝，顺治皇帝命令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果发现有谁敢“怀挟”着“片纸只字”，先到考场前“枷号”一个月；请人代笔替考者，两个人统统“枷号”；如果搜检人员“知情容隐”，一律问罪。即使这样，但作弊者仍不乏其人。

乾隆皇帝为了消除考试作弊现象，对考生实施了更为严苛的手段。他规定：“考生帽子不准用双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衫袍都用单层，袜子用单毡，鞋子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卷袋不许装里子，笔管镂空，水注用磁，甚至考生携带的糕饼也要切开检查。”不仅如此，考生入场前，还要排成一行，鱼贯而入，以便于搜身。搜身的时候，由两个搜检人员同时搜检一名考生，一门、二门各搜查一次。如果二门搜检人员搜出考生“怀挟”，一门的搜检人员要予以处治。考生进入号房以后，立即关门上锁，直到考试结束。

科举出身并担任过几次乡试、会试正考官的纪晓岚，对这些规定十分清楚。恰巧顺天府乡试那年，纪晓岚老家的一批子侄们要参加选拔举人的科举考试，作为长辈，纪晓岚自然希望他们高中，但也信心不足。当时乡试的主考官王翰林，得知身居要职的纪晓岚有不少子侄要参加此次乡试后，便有意攀附，前来拜访时表示愿意从中做点手脚，帮助一下纪氏子弟。

王翰林的一片诚心，让纪晓岚十分感激。但考虑到乾隆皇帝对参与作弊官员的严酷惩治，纪晓岚经过深思熟虑后，想到了一个既能保住王翰林，又能让子侄们中举的绝妙办法。纪晓岚对王翰林说道：“有劳王大人惦记。不过，纪氏子侄们大都不成器，写个‘也’字，连钩都不会挑，我断定他们不能题名。”王翰林是个聪明人，早把纪晓岚说话的弦外之音记在心里。

王翰林走后，纪晓岚立即修书告诉家人：凡是今年赶考的，写‘也’字时一律不许挑钩。纪氏子弟们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依计而行，文章中每逢写‘也’字的时候，都不挑钩。果然，乡试揭榜后，纪氏子弟同科竟然中了八个举人。当然，这样好的成绩，既少不了王翰林的功劳，也离不开纪晓岚的好主意。

纪晓岚想出来的这个办法，确实巧妙绝伦，其本质就是在试卷上做“标记”。但盲目的做标记，是很容易被察觉出来的，而且也会被认为对试卷“不恭”而被一票否决的。古人行文，断然少不了“之乎者也”一番，把一个常见的“也”字稍作“改造”，隐藏在赫赫千言的文章中，那些不明白其“深意”的考官们是很难发现的。纪晓岚“也”字不挑钩的作弊手段，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从纪氏的后人口中传了出来。不过，那时纪晓岚和那年中举的子弟们都已经作古了，因而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纪晓岚发明的这种作弊方法，也被后人多次效仿，而且屡试不爽。就连笔者上小学期末考试的时候，也曾被迫尝试过，但那只是几个老师为了提高班级整体考试成绩，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已，现在想起来还暗自发笑。其实，不论考什么试，考得是公平，靠的是真功，那些企图通过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人，即使侥幸成功，拿了高分，上了大学，终究是自欺欺人，是经不起人生和社会考验的。更何况现代“反作弊”手段越来越先进，即使考生用了摄像装置和无线电设备，也逃不过监考人员和监考技术的眼睛。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奉劝那些还在挖空心思研究作弊手段的学生们，不妨把这种“歪聪明”、“小聪明”放在功课上，认认真真学习，堂堂正正考试，还别的考生一份公平，对自己也是一个交待。

端午节：我们还要不要纪念屈原

苏轼不愧为中国文坛顶尖的乐天派。一生数次谪任、几番被贬，坐过三个多月大牢的苏轼，并没有因为排挤和谗言消沉下去。相反，这些使人心灰意冷的磨难和波折，却更加激发了苏轼的人生斗志和创作激情，无论是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还是在偏僻荒凉的儋州，总有谈笑风生和幽默诙谐与他相伴，总有豪放乐观的千古名句由心而生。电视剧《士兵突击》有一句经典台词：“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距今1000年前的苏轼虽然无缘听到这句话，但他在遭受三番两次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对生活、对生命抱有“不抛弃、不放弃”的执着追求，反映出了他对人生哲理和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

突然想到了投江自杀的屈原——这位与苏轼有着惊人相似遭际，被世人尊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的人。诗人、文学家的屈原，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一生历经三代君王，官至左徒、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后因谗言遭遇长期流放。无论是从生存背景、业余爱好，还是人生苦楚来看，屈原与苏轼可谓“神交”。但有一点，屈原却比不了比他晚出生1300多年的苏轼，那就是他没有苏轼在逆境中的那份顽强的超然、洒脱和乐观。在被重新起用的希望彻底破灭后，身心交瘁的屈原，在绝望中以投水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绝命诗《忆往日》中，屈原写道“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再有，不毕辞以赴渊兮，痛痈君之不识”。因为害怕国家灭亡而先走一步，因为国君昏庸而以死谏言，从屈原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不愿意与国家共存亡的人，是一个企图以死谏来震醒昏君的人。更确切的说，在国难面前，屈原是一个叛徒，一个逃兵，一个懦夫，一个迂腐的穷酸文人！《红楼梦》中，曹雪芹就曾借贾宝玉之口，痛斥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文死谏”的谬论，不能不说是对屈原的另一种蔑视和反诘。

很难想象，一个因为受到排挤就自甘消沉，一个遭遇流放就一蹶不振，一个经不起打击就选择自杀的人，究竟有着怎么的爱国思想。更难想象，一个不热爱生活，不珍惜生命，连自己都不爱自己的人，他的爱国壮举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和苍白无力。好在那些头脑冷静、真正爱国的楚人，并没有受到屈原投江自尽爱国壮举的蛊惑，跟着他一个一个跳到汩罗江里去喂鱼。相反，他们选择了继续活下来，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涌动着的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其实，屈原是不应该死的。楚国当时虽然濒临被秦国攻灭的危机，但毕竟还没有亡国。即使朝廷不重用，但凭他的才华和主张，凭着他在楚国的影响力，在流放期间仍然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许还能“唤起工农千百万”，投身到抗击秦军的战斗中去，这才是最现实、最有意义的事情。情况再差一些，即使楚国灭亡了，亡国奴还是铁定要当的。国虽破，人还在！作为一个楚国人，只要你活着，你身体里面永远流淌着楚国人的血，你本身就是楚国的一种标志！情况再惨烈一些，即使非死不可，也要壮烈的死去，最起码也要让刽子手看到你喷溅出一腔鲜红的热血而感到敬畏。

说屈原是诗人，笔者没有任何意见，他的《离骚》、《天问》都是鲜活的证据。但说屈原是爱国诗人，并冠以“伟大的”，那笔者就不敢苟同了。爱国，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的。国家在遭受为难的存亡之秋，在需要众志成城的关键时刻，作为楚国公民，屈原选择了逃避。活着的时候低靡消沉，死的时候波澜不惊，活得不明不白，死得毫无意义，这样的行动，这样的表现，丝毫看不出屈原有什么爱国主义来，“伟大”二字更是无从谈起！相比之下，汶川地震中，那些对生命极力渴求、创造了一次次生还奇迹的人们，与轻率践踏自己生命的屈原相比，岂不要坚韧的多？！顽强的多？！伟大的多？！

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奉劝那些还想着借此来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的人们，不妨把这种心思、这份情感，用在纪念像苏轼那样乐观向上的、热爱生活的人们身上，用在赞叹那些从地震废墟中坚强走出来的、珍爱生命的英雄身上，岂不更有意义？屈原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他的文学成就，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屈原也因此位列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当然，这是另一回事。

被纪晓岚“篡改”的三首经典唐诗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乾隆年间眩人耳目的学界泰斗，被后人评价为“大清第一才子”。作为文学大师，纪晓岚才情四溢，以一部《四库全书》永驻史册，又以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名扬天下。纪晓岚的才气，还表现在对古诗的理解和驾驭方面。凭借自己的才华，一般古人的诗他少不了说三道四；就连被世人并称为“二杜”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和杜牧的经典佳作，他也敢吹毛求疵，随意篡改。

纪晓岚初到京城，便经常语出惊人。在一次争论今古诗弊病的文人茶话会中，纪晓岚提出了“古诗多病”的“雷论”，他说古代经典古诗并非无懈可击，如果细心探究琢磨，就会发现其中的弊病。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其中有一个叫吴惠叔的人挺身跳出来发难道：“杜牧的《清明》一诗，历代传为绝唱，纪兄你来说说，此诗弊病在哪里？”众人听了，暗暗咂舌，都等着看纪晓岚如何自圆其说。

纪晓岚是个从不服人的人，见吴惠叔发难，一向争强好胜的他越发的兴奋起来。“此诗有‘病’，病在‘上焦’，‘头火’太盛，宜清其上。”随后纪晓岚接着说道：“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不宜用‘清明’两字。诸君试想，如果别的时节下雨，而清明反而没下，这句岂不是‘空了’。若改为‘时节雨纷纷’，哪个节下雨，便指哪个节了，岂不更好？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二字也属多余。请问哪个行路之人不在‘路上’行走，没有必要点明‘路上’。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借问’二字更是不妥，路边有人，可以问路，若路边无人，这路怎么问呢？‘酒家何处有’自有问意在内，则是有人问路，无人便在自问，这样最妥。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二字更为欠佳。行路之人，见人即问，如遇樵夫、渔翁、村姑等等，都要问的，哪有专找牧童问路的道理；再说，还有可能一个人也遇不上，自己望见酒帘飘动了。只留‘遥指杏花村’几字，则为有人问有人答，无人也可自问自答。这样清理句首之后，便成了‘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赘瘤已除，简洁优美！”

吴惠叔不甘心失败，又用杜甫的《四喜诗》向他发难道：“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样的佳作，有没有可挑剔的地方？”“有！”纪晓岚不加思索，“病与清明诗相反，是上焦太虚，宜补其上。应改作：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他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大家觉得有趣，要他讲讲其中原因。他便笑嘻嘻地解释起来：“旱了三个月、五个月是旱，旱上一年两年也是旱，人们都要急切的盼望降甘霖。但和大旱十年相比，程度就差远了，大旱十年之后，下了一场大雨，那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他乡遇故知一句，也是如此，离家乡三百里、五百里，遇到故旧相知，当然高兴，离家万里之遥，遇到相知之人，那就高兴之极啦！男子娶妻，人生常理，但和尚是不许婚配，如能娶到妻子，则比常人结婚要欢喜诸多倍呀。监生的功名，是用金银钱财捐来的，多数人才学浅薄，若能金榜题名，当比一般读书人更来得不易，岂止是欢喜，那真是大喜过望了！”期间，纪晓岚夸夸其谈、妙语连珠，故意曲解诗文，插科打趣，引得众人大笑不止。大家不计较他的诗论、诗理是对是歪，都对他这一席雄辩佩服得五体投地，纪晓岚因此也出尽了风头。

在年轻的纪晓岚身上，始终保持着这种锋芒毕露、恃才争强的性格和幽默诙谐、随机应变的机智，而且丝毫不加掩饰，像这种出风头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次。话说回来，和朋友们咂嘴，大家不过一笑了之，但在乾隆皇帝面前，如果还这样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可就不是那回事了，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一次，乾隆看到纪晓岚拿着一把画有山水城郭的折扇，突发奇想，便让纪晓岚再附上一首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使扇子上的诗和画相映生辉。可是纪晓岚因为一时大意，竟然将第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给漏掉了。乾隆皇帝发现了这个疏漏和败笔后，心存遗憾，但为了难为一下纪晓岚，便故意把脸一沉，厉声说道：“大胆纪晓岚，竟敢有意漏字，戏弄朕躬，这次绝不轻饶！”说着，把扇子丢到地上。纪晓岚拾起扇子一看漏写一字，心中暗暗叫苦，但脑子一转，很快就有了对策。他对乾隆皇帝奏道：“万岁爷息怒，臣怎敢戏弄皇上，臣在扇子上所题的这首词，并无丢漏一个字。”接着高声吟诵：“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首少了一个字的诗，竟被纪晓岚读成一首词，而且听来朗朗上口，毫无造作之处。乾隆皇帝见他的才思如此敏捷，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大加赞扬。

三首曾被后人推崇为经典的、传诵千年的唐诗，在纪晓岚的幽默篡改和滑稽加工下，变得更加简洁精炼，更富诗意，也更加耐人寻味，这足以看出纪晓岚扎实过硬的文学功底和炉火纯青的汉字功夫。尤其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被纪晓岚仓促之间由诗转化为词，主题思想不变，苍凉意境却较前者更甚。纪晓岚这种对唐诗认识上的独到、理解上的深刻、操控上的娴熟、演绎上的精彩，都与他平日“博览群书”、“读书破万卷”的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纪晓岚篡改唐诗，其目的在于卖弄学问和展示才华，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可取，但这件事至少能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经典并非千年不朽，并非一成不变，并非无懈可击。同被共产党人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经典唐诗乃至所有经典文化，都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只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它的时候，要像纪晓岚那样，做到勤于研究和善于思考。因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复兴首当其冲！

乾隆为何把嘉庆确定为接班人？

清朝初期能出现四海臣服、国威振奋的强盛局面，能够出现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之久的“康乾盛世”，除了执政者们个个都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都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励精图治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

嘉庆是乾隆皇帝的继任者，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任皇帝。翻阅清朝正史，我们找不到关于对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着他的哪怕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乾隆为何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

乾隆一生有十七个儿子，嘉庆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确实没有把他列入考虑范围。但老天似乎总是故意与乾隆过不去，嫡次子永琏、嫡七子永琮相继夭亡，其他皇子也有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时候，他的十四个兄长中有八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的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

乾隆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的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的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的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乾隆对永琰的态度和用心，就连当时来京的朝鲜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永琰做接班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放权。尽管乾隆皇帝曾有过“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聩的时候，越发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丝一毫也不肯相让，哪怕这个与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亲儿子。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的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的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六十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的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六岁读书，十三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十四岁被秘密立储到三十五岁登基的漫长的二十多年中，他接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的苍白无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

嘉庆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的衰败下去。

因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似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他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错误选择。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为了贪图虚荣、操控权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把皇位传给了一个不足以成大器的儿子，把有着二百多年辉煌基业的大清帝国交给了治国乏术、政治平庸的嘉庆皇帝，使大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一败涂地，最终沦落为被列强任意侮辱和践踏的殖民地。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在嘉庆手里，倒不如说是腐朽在乾隆手里。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前车之鉴，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深思和启迪！

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官场厚黑术

马谡一案，归根结底在于“街亭事件”。《三国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被诸葛亮视为“根本”的街亭，按理说应该由作战经验丰富的魏延来把守最合适，也最保险，但一向用兵谨慎的诸葛亮却一反常态的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丝毫没有作战经验的马谡，而让魏延等宿将坐上了“冷板凳”，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三国演义》虽然经过罗贯中的刻意加工，但仍能看出诸葛亮对马谡的有意提携：孔明……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毕，参军马谡曰：“某愿往。”你看看，马谡的胆子有多大！诸葛亮在军中向来严肃，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马谡就敢冒昧的从中打断，这种应声“抢答”，在整部小说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一点，后面还写道：吾累次叮咛告戒：街亭是吾根本。街亭之危，事发突然，仓促之间调兵遣将，诸葛亮怎么会对马谡“累次叮咛”呢？显然，对于街亭是否会遭遇袭击的问题，他们之前就不止一次预测过、讨论过、商量过。马谡抢着领命，应该是诸葛亮早就安排好的，是诸葛亮有意让马谡建立“取长安第一功”。

马谡之所以能够得到诸葛亮的青睐，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诸葛亮刚掌权不久，急需充实羽翼，马谡是荆州人氏，与诸葛亮有老乡情结，应该是诸葛亮首先拉拢的对象。二、诸葛亮和马谡的马良关系非常好，诸葛亮爱屋及乌，应该对马谡多一些照顾；三、马谡善于谈兵，与诸葛亮在探讨兵法方面有着共同语言，诸葛亮确实很欣赏他；四、诸葛亮和马谡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从马谡后来说的那句“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的话中，可以模糊的推断出马谡已经私下里认诸葛亮做了“干爹”。鉴于以上四点，马谡能够得到诸葛亮的赏识，并委以重任，丝毫不过，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马谡为何敢在诸葛亮面前那么放肆。

诸葛亮刻意安排谡走马上任的目的，既是为了让马谡建立军功，好名正言顺的迅速提拔马谡；同时也是为了壮大自己在朝中的势力，进一步把持朝政。马谡有几把刷子，诸葛亮心知肚明，单纯靠马谡那点花拳绣腿，是绝对靠不住的，更何况对手是谋略老辣的司马懿。但这些浅显的道理，却丝毫阻挡不住诸葛亮指派马谡出征的决心。为了确保马谡圆满完成任务，诸葛亮用心良苦。他再次强调了坚守街亭的重要意义，象征性的让马谡立下了军令状，安排了平生谨慎的王平做副手，调遣了高翔在柳城当救兵，还特意指派骁勇善战的魏延为接应，真可谓面面俱到，步步缜密，万无一失。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孔明恰才心安”，单等着为得胜凯旋的马谡在功劳簿上狠狠的记上一笔。

丢城失地、损兵折将，马谡败得一塌糊涂，这是让诸葛亮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同时也让自视甚高的诸葛亮在众军面前无地自容。作为先锋，马谡因为自以为是吃了败仗，固然罪不可赦；但作为三军统帅，诸葛亮用人不当更是难辞其咎。正是诸葛亮，为了私情、私心和私欲，把战争当作儿戏，力排众议、独断专行，大施“家长作风”，把难当大任的马谡推到了前线战场，他才是导致街亭丢失的罪魁祸首。

为了消除众将士的忿忿不平，为了平息一触即发的军心哗变，为了扭转自身所处的不利局面，情急之下，一心自保的诸葛亮脸一厚，心一黑，很自然的想到了丢车保帅、金蝉脱壳。“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诸葛亮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官场厚黑学运用的确实扎实、犀利。他先是指出马谡“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当初派马谡守街亭完全是工作需要，并不是自己对他刻意徇私抬爱。接着，他拿出当年“舌战群儒”的架式，用一阵机关炮似的连环怒斥，在把马谡熊了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的同时，也把兵败的所有责任一股脑的扣在了马谡头上。

诸葛亮最厉害的话还在后面。“汝死之后，汝之家小，吾按月给与禄粮，汝不必挂心。”一向以严格执法著称的诸葛亮，这次为什么会没等别人求情，就主动免除马谡家人的死罪，还大发慈悲的许诺照顾他们呢？显然，这又是诸葛亮为推卸责任使用的官场伎俩。以一人之死，换来全家性命，看似隆恩，实为要挟。意思是说，马谡，你就失街亭的事一个人扛下来吧，要不你全家都要死光光，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白纸黑字。到了这一步，兵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马谡，不得不“心甘情愿”的成为罪魁祸首诸葛亮的替罪羔羊。

同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一个善于在“哭”上大作文章的顶尖高手。在杀马谡的时候，诸葛亮哭了。明明是虚伪的泪水，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副真诚。在众目睽睽之下，诸葛亮不顾颜面，不顾地位，把官场厚黑学中的“哭功”发挥的淋漓尽致。从一开始的“挥泪”，到接下来的“流涕”，最后到“大哭不已”，诸葛亮用莫名其妙的泪水，残忍的送走了他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马谡，同时也成功的唤起了“大小将士，无不流涕”的效应，从而在全军中树立了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光辉形象。

刘备在请诸葛亮出山后，曾对关羽、张飞说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句话的意思听起来浅显易懂，但仔细品来却很有深意。刘备把自己比作“鱼”，把诸葛亮比作“水”，不仅明确了君臣主次关系，同时也是对诸葛亮才干的一种理性定位、一种准确评价。诸葛亮掌权后，俨然成为一代新“鱼”。不过，他在寻求“水”的时候，既没有本着胸怀无私的用人气魄，也没有遵循知人善任的用人原则，所以，出现马谡失街亭这样大的军事失误在所难免。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失误面前，作为领导，诸葛亮不但不积极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极力的加以掩饰和推卸，甚至翻脸不认帐。这种凶残冷血的做法，既反映出了诸葛亮深谙官场厚黑之道，同时也暴露出了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思想狭隘性和时代局限性。官场上的患得患失，这正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的根本症结所在。刘备说的没错，诸葛亮只能是用来辅佐“鱼”的“水”，他自己是成不了“鱼”的，而言过其实的马谡更成不了诸葛亮的“水”。

谁是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

他，当年在对付湘派军阀时，曾下令掘开湖北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葬身鱼腹、无家可归。他，当年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当年为阻挠和破坏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致使大批工人、共产党员惨遭镇压、血流成河。这个肆意践踏无辜百姓生命，双手粘满共产党员鲜血的反动军阀，因其凶狠残暴、荼毒生灵而犯下的滔天大罪，历来被追求和平、自由的人们所痛恨和唾骂，就连历史教科书中也把他定性为“反面人物”来批判和谴责。他，就是当年曾经叱咤风云、飞扬跋扈、显赫一时的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芸芸众生不屑一顾、嗜杀成性、浑身粘满血腥的反动军阀，在国家受到外族侵略、主权遭受列强挑衅的危急时刻，却能出人意料的挺身而出，首当其冲，振臂高呼。尤其是在“抗日救国”问题上，他更是坚韧不拔，义无反顾，严守立场，奋不顾身，谱写了一曲弘扬民族气节，坚持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尊严的惊人篇章，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

吴佩孚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情结并非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而是从他热血男儿般的骨子里真切迸发出来的。童年时的吴佩孚就被岳飞、戚继光抗击外族入侵的爱国壮举所震撼，被文天祥、顾炎武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所激励，使他在幼小年纪就坚定地打牢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从手握重兵的军阀首领沦落为大势已去的空头将军，从“五四”运动延续到抗日战争，吴佩孚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以不同形式向世人展现着，且终生不渝，至死不休。

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如果没有吴佩孚等爱国将领在国内的坚决支持，就没有中国代表团拒绝在耻辱和约上签字的国际壮举。“五四”运动中，如果没有吴佩孚对北洋政府义正辞严的大声疾呼和激烈声讨，不知道会有多少爱国群众和青年学生惨遭毒手，不知道会有多少个青岛拱手让与日本。

吴佩孚绝非一介武夫，他对日本觊觎中国已久的侵略野心和强占动机也早已洞悉明了。在给北洋政府的电文中，他冷静的提出了“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意不止青岛，其将来有希望大于青岛数万倍者”的看法，一针见血的揭露了日本企图以青岛为跳板侵略中国全部领土的狼子野心。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无不证实了“儒将”吴佩孚对日本侵略欲望的远见卓识。

对山东垂涎已久、志在必得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交涉案》，并发正式通牒，逼北洋政府就范。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又是吴佩孚力排众议、挺身而出，首当抗日先锋。鉴于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吴佩孚多次公开表示“谨励戎行，敬待后命，急难有用，敢效前驱”，不惜以武力与日本干上一仗。他上书总统徐世昌，请他完全拒绝日人关于《鲁案》直接交涉的照会和阴谋。他还呈文国务总理靳云鹏，请其“拒绝直接交涉，驳还日牒，以释群疑，而定人心”。由于吴佩孚的坚决抗争，北洋政府最终未敢就山东问题直接与日本交涉。

吴佩孚的爱国思想和爱国激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数次兵败、大势已去而出现滑坡和低落，反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激昂。虽然实力大减、一败涂地，可吴佩孚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不肯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仍坚持在国内辗转流亡。“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迅速占领我东三省。身在成都的吴佩孚“闻报，一夕不寝”。之所以彻夜不眠，是因为他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怒，对东北几千万同胞的命运担忧，更是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错误路线的否定。他发电“抗议倭庭速返关东之地”，随即返回北京“率师周旋”，同时他还在天津《大公报》振笔直书：“和内攘外”。这种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而公然与国民政府唱反调的爱国壮举，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了“一致对外”、“全力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时间“逼蒋抗日”的呼声高涨。

他不但致电反对末代皇帝溥仪担任“伪满洲国”总统，充当替日本侵略者奴役东北同胞的傀儡，而且还身体力行的向国人表达了自己决不当汉奸的决心。“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准备在江南江北分别设立“亲日政权”，并美其名曰“自治”。在南面，日本侵略者找到了汪精卫；在北面，他们则把眼光盯在了“中国第一流人物”吴佩孚身上。为了把吴佩孚拉下水，日本人用尽了威逼利诱、收买策反、恐吓造谣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均被吴佩孚以“自治者，自乱也”和“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连东北也在内”一概拒绝。为了表明自己宁死不当汉奸的决心，吴佩孚还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摆在院子里“陈棺言志”，让那些对吴佩孚“出山”还抱有幻想的日使、汉奸们心中敬畏、望而却步。

吴佩孚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不肯屈从于日本人做法，不仅展示了他那坚定而又强硬的爱国骨气，同时还影响了一大批良心未泯的中国军人。北洋各派军阀中，除了齐燮元等个别将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外，大部分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的运动中去。就连当年凭借“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发誓不作汉奸。

为了逼迫吴佩孚就范，日本侵略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强迫吴佩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会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吴佩孚把日军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扔到一边，赫然讲到：“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不仅如此，吴佩孚还命人把自己的话原原本本的翻译给所有人，并且“断乎不能更改一字”！吴佩孚铿锵有力的发言和坚定果决的态度，犹如两记响亮的耳光，扎扎实实的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脸上。“甲午耻，犹未雪，民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扶桑魔窟。壮志饥餐岛夷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半阙经吴佩孚改过的《满江红》，是他临死前交给朋友曾琦的赠物，虽然看起来有些蹩脚，但字里行间所澎湃着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却丝毫不比当年岳飞“精忠报国”的豪情壮志逊色。“抗战必胜，日人必败！”这不仅是吴佩孚送给部下的寄语，更是他一天到晚挂在嘴边、至死也不停止的对日本侵略者的诅咒。

日本人对吴佩孚彻底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耐心。为了除掉这块在他们眼里“又臭又硬”的铁骨头，1939年12月4日，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派出特务强行进入到吴佩孚在北京的寓所，借为吴佩孚治疗牙痛病之机，残忍的将其杀害，享年66岁。

吴佩孚的一生，是罪恶与光环同在，遗臭与流芳一身，反动与爱国并存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极具争议的一生。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吴佩孚与其他军阀一样，为了抢夺地盘、扩张势力而穷兵黩武，镇压革命，难免存在着那个特定时代、特殊阶段的反动烙印，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做为一个炎黄子孙，他的身上却体现着中华民族最优良的品质——爱国主义。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才是坚定国人抗战必胜信念，激励国人不屈不挠斗志，树立国人自立自强信心，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尊严，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一个虽然在人生历程上有黑点、有瑕疵、有错误，但同时又积极抗日爱国的反动军阀，必定会得到国人肯定的。吴佩孚逝世后，蒋介石发唁电吊丧，表彰其“精忠许国”、“正气长存”、“大义炳耀”。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赞誉吴佩孚为“中国军人的典范”。最难得的是，治丧期间，自发到吴佩孚寓所吊祭的人竟多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哭声震天。人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吴佩孚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的祭奠和怀念。而今的历史教科书上，完全把吴佩孚定性为反面人物，一味的抹煞其可歌可泣的抗日爱国功绩，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吧？！

汉武帝最心爱的男宠为何被杀？

也怨不得曹雪芹把唐朝和汉朝说成“脏唐臭汉”。汉初几个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皇帝，在生活作风上确实都比较滥，他们不仅喜爱女色，同时也痴情于男色。继汉高祖刘邦宠幸男宠籍孺之后，接下来的几任皇帝好像受到这种“双性恋”基因的影响，都甩开膀子前仆后继的效仿。生性懦弱的汉惠帝刘盈如此，温和慈爱的汉文帝刘恒如此，布义行刚的汉景帝刘启如此，就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也乐此不疲的施爱于多个男宠。

韩嫣，这个连名字都有些女性化的男人，就是让汉武帝一生中最醉心的男宠。如果说汉武帝之前的几任皇帝对宠幸男宠的“怪癖”还藏着掖着、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汉武帝对韩嫣的宠爱则显得毫无避讳，甚至公然公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就毫无遮拦的道出了汉武帝对韩嫣超乎寻常的宠爱，以及他们之间人人共知的同性恋关系。

然而，作为汉武帝最心爱的男宠，韩嫣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了，就连汉武帝都没有保得住他。《史记》对韩嫣的死是这样记载的：韩嫣因为得罪了江都王刘非，又因为淫乱后宫，所以被王太后下令赐死。按理说，作为汉武帝的另类红颜知己，有皇帝罩着的韩嫣得罪个把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顶多挨几句骂或者打上几板子也就算了；至于韩嫣与宫女偷情的事，太后也只是道听途说，既没有亲眼所见，也没有真凭实据，那么王太后为什么不论青红皂白非要置其于死地呢？《史记》中的记载有些模糊，有些站不住脚。显然，韩嫣的死应该另有原因。

向王太后告发韩嫣淫乱后宫的人是丞相田蚡。田蚡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昏庸之辈，仗着自己是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是汉武帝刘彻的舅舅，所以平日里趾高气扬，骄奢淫逸。尤其是在靠着姐姐这棵大树当上了大汉朝的丞相后，更是一手遮天，奢华无度。除了嗜好女色外，田蚡和还他的外甥皇帝刘彻一样，都有喜爱“龙阳”的恶癖。皇帝身边的男宠、眉清目秀的韩嫣，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女儿态，使得色胆包天的田蚡对其久有垂涎之心。不过，韩嫣在这方面对汉武帝还是蛮忠贞的，尽管田蚡多次引诱，可韩嫣却总是不肯上钩。由爱生恨，醋意大发的田蚡决定瞅个机会收拾一下这个不知趣的韩嫣。

与此同时，一心想做千古帝王的刘彻，随着一天天的长大，对母亲和舅舅一再打压、控制自己的“温情”做法，越来越烦感，越来越抵抗，越来越不感冒。出兵匈奴的时候，汉武帝干脆把丞相田蚡凉到了一边；任免官吏的时候，刘彻索性把舅舅田蚡的方案全盘否定。这对于身居丞相要职，而且又是汉武帝长辈的田蚡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尤其可恨的是，皇帝竟然成为他争夺韩嫣的非常障碍。但刘彻毕竟是皇帝，田蚡对他再有怨恨，也断然不敢对皇帝下手。不得已而求其次，争权夺利受阻、争风吃醋不成而恼羞成怒的田蚡最后把对付汉武帝的目标锁定在了最受皇帝宠爱的韩嫣身上，即通过除掉韩嫣达到打击刘彻的目的。

田蚡在姐姐王太后那里的一番添油加醋的告状，不但真有其事的诬陷韩嫣秽乱宫廷，而且一股脑的捅破了皇帝宠幸男嬖的窗户纸似的宫闱机密，甚至把皇帝多年无子的症结全部推到了韩嫣身上。王太后虽然擅权，但作为母亲，她对儿子刘彻的名声和将来还是非常重视的。如田蚡所说的韩嫣这种窜乱皇家血脉、扫地君王颜面、影响汉家子嗣的丑事，是她这个长乐宫主人、皇帝生母所无法容忍的。况且田蚡是自己的弟弟，是自己的心腹，是自己把持朝政的得力助手，如今却受到了儿子的排挤，受到了韩嫣的冷漠，这让一心想做“无冕女皇”的她怒气冲天，忍无可忍。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弟弟，王太后决定对韩嫣采取行动。于是，一声传见、一杯毒酒，要了韩嫣的命。当时，刘彻和田蚡都在场，都眼睁睁的注视着韩嫣慢慢的垂下了头。不同的是，刘彻所表现出来的是无奈和哀伤，而田蚡脸上挂着的则是带有可惜之情的沉静。

在刘彻和田蚡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暗战”中，韩嫣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田蚡虽然一时得逞，但并没有达到打压刘彻、进而独断朝纲的目的，反而使汉武帝加深了对他的仇恨。试想，做臣子的又怎么能对付得了皇帝呢，更何况是身藏不露、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呢？！几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田蚡便在汉武帝的精心策划和导演下暴死身亡，也算是为含冤死去的韩嫣的一种交待吧。

汉武帝在失去了最心爱的男宠韩嫣之后，出于对俊俏男人本能上的需要，很快就把他对韩嫣的那份宠爱转移到了他的弟弟韩说，以及太监李延年的身上。虽然有了“新欢”，但汉武帝对韩嫣仍然念念不忘，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秦钟死后，虽然对优伶蒋玉菡又表现出了“羡爱”之情，但总也忘不了时常到秦钟的坟头上思念一番，很有一股子“人鬼情未了”的味道。

质问易中天：孙权哪年当皇帝

一直不愿意读时下那些所谓“名人”的书，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怕自己的文史研究思路受到他们的负面影响，甚至怕一不小心会中了他们的“毒”。昨天，我和儿子到书店散步时，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同学正“呆”在那里读《易中天品三国》，从他全神贯注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他也是位历史爱好者。

我也喜欢《三国》，能在这里偶遇“同道中人”，心中甚慰的同时，不禁居高临下的把他手中的那本《易中天品三国》瞅了一眼，却感觉眼中多了一根刺。“曹丕称帝，是在公元220年；刘备称帝，是在公元221年；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这是易中天先生在《开场白——大江东去》中篇幅，白纸黑字，赫然入目。

孙权当皇帝是在公元222年？！简直是胡扯！普通人在历史年代问题上有模糊、混淆的情况也就罢了，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明星、学富五车、自称治学“严谨”的易中天同志，怎么会犯这么严重的低级错误？！

不论历史教科书，还是《三国志》、《三国演义》，都有孙权同志的简历，孙权应该是在公元229年当的皇帝。公元222年，孙权的职务确实有过变动，但那个时间孙权是“称王”，而不是“称帝”。看样子，凭借《品三国》在百家讲坛上一炮走红的易中天同志，却在三国历史时间的问题上犯糊涂了。

我不忍心让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同学，受到易中天同志放出的“毒”，于是立马向他讲明其中的错误，希望他放下此书，另觅他书。

不料，这位看起来很文静的“同道中人”，竟然不领我的情，反而对我嗤之以鼻，说道：“你算老几，易中天先生是名人、大碗，他怎么会有错？！”看来，这位小同学是易中天同志的超级粉丝，对易中天的一文一字都深信不疑，恐怕中毒颇深。我无语。回家后，从网上搜索易中天同志的百家讲坛视频，想领略一下易中天同志在口若悬河般讲述“大江东去”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神情和风范。不过，我很失望。

可能百家讲坛节目有时间限制，易中天同志并没有在节目中讲述孙权哪年当皇帝，倒是开讲不久就激情洋溢的背了一首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苏东坡的这首千古流传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确实有好几个版本，“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是其中之一，但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现在发行的《宋词全集》以及教科书上，都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版本。两者相比，还是后者更形象、更生动一些，所以才被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普遍认可和接受。“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版本在人们心目中倒显得生僻了，以至于好多人都不知道。

在面对广大观众的百家讲坛上，素有“学术超男”称号的易中天同志把人们广为熟知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故意读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就很有一股子“卖弄”学问的嫌疑。作为一个“一等一”的学者，易中天先生不论是在收视率非常高的“百家讲谈”开讲，还是在多家出版社乐此不疲的出书，都在担负着“传承人类文明，探索历史轨迹”的重担，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易中天先生却在品三国时，竟然能让孙权糊里糊涂的提前七年当上了皇帝，能让十多亿观众听到“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感到纳闷，这就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先生这种对历史事件模糊不清，对广大观众故作高深的“品”功，我相信绝对不只误导和毒害了那一个说不定现在还在捧着《易中天品三国》深情品味的小同学，而应当是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和观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易中天先生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及时纠正，最好能在下次登坛开讲的时候，态度诚恳的向广大观众、读者、粉丝公开承认错误，消除一下因为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仍不失为治学严谨的“一代宗师”。毕竟，易中天老师的登坛开讲还是很精彩的，品三国还是很有滋味的，大家还是蛮喜欢你的。

吹捧欧阳修：苏轼的另类求官术

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那豪放而不失婉约华丽篇章，想到他仕途坎坷、命运波折的酸楚遭际，甚至还会想到他与三位妻子的凄美爱情故事。然而，苏轼当年在汴京的那段似乎现在看来不太光彩的求官经历却鲜为人知。《论语·子张》中的那句“学而优则仕”的名言，几乎控制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思想。于是，发愤读书、考取功名、从政当官，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借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最高理想。普通人家的读书人如此，出身书香门第的苏轼更甚。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如愿以偿的考中了进士。尽管他那篇文采绝佳、立意深刻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参评官梅尧臣的高度评价，尽管自己毫无争议的被评为进士第二名，尽管梅尧臣与自己的父亲苏洵的关系不错，但苏轼并没有表现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观尽长安花”的那份乐观，因为他知道，考取进士只是自己“学而优则仕”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在接下来的“分配”中得到好的职位，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实际的。

当时的北宋王朝，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单纯凭借自己不菲的文学功底，就想轻而易举的达到“求达显官”的人生目标，这对于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名气、没有钱财的年轻的苏轼来说，是那么的无助，可望而不可及。不过，苏轼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他有自己的办法。作为文人，苏轼大概摸透了文人的喜好。经过几番深思熟虑后，苏轼最终决定用吹捧的办法，来推崇同样是文人的欧阳修和梅尧臣，继而结实这两位文坛前辈，作为自己登堂入室的“敲门砖”。于是，苏轼便给梅尧臣写了一封名为《上梅直讲书》的信，畅说了自己“士遇知己”的快乐。

在信中，苏轼这样说：“……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如今听说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的孟珂、韩愈；又有一位梅公，跟欧阳公是朋友，并且和他经常议论文学上的事情。后来我年纪大了，才能够读懂他们的文章词赋，想象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潇洒地脱离世俗的所谓快乐，而以爱好圣人引为快乐的事。我当时正在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办法进见诸位先生。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试我们。我没有想到，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受世俗文风的影响而录取了，因此我留在这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疏通关节，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过后想想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的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就可以依靠了。如果侥幸获得一进的成功，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得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抵得上这种快乐……先生的名声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先生的面色温和，和蔼可亲；先生的文章宽厚质朴，真切感人。这必定是您对圣人之道有很深厚的研究。我希望听到先生您的教导……”

文人大概做什么事情都喜欢用文人的手段。苏轼之所以选择吹捧欧阳修这样一种另类求官术，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一，欧阳修虽然职务不高，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自己与欧阳修的文章风格非常接近，犹如一脉相承，所以深得欧阳修的赞赏；第三，但凡文人可能都喜欢受到别人尤其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坛新秀的推崇和吹捧，“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欧阳修也不例外。

在这封信中，苏轼没有用过于露骨的言辞，来拍欧阳修和梅尧臣的马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自己对他们无比的崇拜和敬慕。这种很自然的、真情流露似的吹捧，足以显示出苏轼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精明的吹捧艺术。不仅如此，苏轼在信中还借用周公和孔子的故事，来衬托自己与欧阳修、梅尧臣的关系，手法更是绝妙。当这封信到了欧阳修手中之后，不难想象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文坛领袖，心里有多么的受用。接着，苏轼趁热打铁，干脆跪在欧阳修面前，磕头认了师父。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两位文坛前辈的极力宣传下，迅速脱颖而出，知名度大大提升，一度“轰动京师”。同时，欧阳修也不遗余力的在皇帝面前极力的推荐自己的门生苏轼。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年仅25岁的苏轼就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负责协助知府处理州内事务，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同时，他还具有大理评事的京官身份，掌管刑狱，主要负责案件审理工作。如此年轻，就能兼任京官和地方官两大重要职务，就苏轼当时的年龄而言，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当然，这种仕途上的进步，除了苏轼具有出类拔萃的才华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阳老前辈的大力宣传和极力推荐。

开局良好的从政势头，并没有给苏轼带来更多飞黄腾达的机会。相反，在接下来的仕途生涯中，苏轼却多次受到同僚们排挤和迫害，险象环生，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不过，乐观、开朗、外向的苏轼向来是不肯向厄运屈服的。多年的为官经历和长期的颠簸流离，倒成就了他胸囊四海、磅礴豪放的人格魅力和诗词风范，并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又一代文坛领袖，成为十一世纪中国文坛最耀眼的人物。这或许是对他当年“求达显官”不成的另一种收获和另一种安慰吧。

一代名将马援为什么死后蒙冤？

刘秀做了东汉开国皇帝后，并没有像他的老祖宗刘邦那样“兔死狗烹”般的屠杀功臣，而是善始善终的对他们论功行赏，令其颐养天年，寿终正寝。刘秀死后，汉明帝刘庄继承了老爸的遗志，继续推行功臣优待政策，不仅从开国元勋中选出了号称“二十八宿”的二十八位功臣，还命人为他们画像，并放置在洛阳南宫的云台阁里，以示感念之情。

二十八人中，骠骑将军慎侯刘隆曾因“度田令”风波被免为庶人，但汉明帝仍将他列入云台阁，可见汉明帝对开国元勋有着一分为二、功过分明的历史态度。然而，论战功、论政绩、论操守，与二十八人相比，均属上乘的伏波将军马援，不但没有进入云台阁中兴名臣画像之列，反而受到谗人陷害，死后蒙受冤名，可就让人纳闷了。

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战国名将赵奢后人。投靠刘秀后，马援先后率军攻灭隗嚣、平定西羌、远征交趾、出兵边塞、平乱武陵，为华夏版图的统一，为东汉政权的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马援为东汉征战一生，最后病死军中，实现了他“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壮志。然而，当他“马革裹尸”回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英雄的应有待遇，还差点儿死无葬身之地。马援死后蒙冤这件事，不论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异口同声的把刘秀的女婿梁松作为罪魁祸首，是因为多次得罪驸马爷才引发的。但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冤案的元凶，应该是深得马援之力的光武帝刘秀。

在封建帝王行列中，刘秀算得上是一位开明君主。他实施“以柔道治天下”的策略，广泛吸收和笼络文臣武将，尤其是对于有本事的人，他更是求贤若渴，委以重任。马援投靠刘秀的时候，正是刘秀创建宏图大业的关键时期。当时，隗嚣雄居于陇西，公孙述称帝于巴蜀，这两支强大的军事集团，成为刘秀一统天下的巨大阻碍。作为隗嚣的属下，作为公孙述的老乡，马援在对比了三方的优劣之后，决定投靠势头正盛的刘秀。马援深谙兵法，他的加入，无疑会为刘秀集团的统一大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胜算。

本来，一代明君和一代名将相见，应该是一个英雄相惜、相见恨晚、气氛火爆、大搞宴会的场面。可两人在首次对话中却夹枪带棒，大煞光景，显得很不投机。刘秀说：“马大将军，都怪我没有多大能耐，没能尽快统一中国，致使马将军在两个皇帝之间奔波，我实在是惭愧呀！哈哈……”刘秀这句看似调侃却有深意存焉的问话，很明显的带有一种抱怨，一种嘲讽，是对马援没有把自己视为“第一选择”的强烈不满。不过，马援并没有示弱，而是坦然的回应道：“汉帝陛下，当今世道，不光是帝王选择臣子，做臣子的也应当选择君主呀！”马援这种反客为主、落地有声的铿锵回答，很有一股子与刘秀叫板的火药味，这让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刘秀感到很讨厌。让人更想不到的是，马援接着竟然对刘秀说出了“你就不怕我马援是刺客，会刺杀陛下吗？”的话，这固然是马援有意试探刘秀的玩笑话，刘秀虽然始终保持着笑容，但心里却被吓得怦怦直跳。对于马援这样一个说话不按常理、性格非常怪异的汉子，刘秀决定对其实行“冷处理”，即凉在一边，闲置不用。后来，在攻打隗嚣时，尽管马援自告奋勇的为刘秀出谋划策，并立了大功，但他当初的那番言行却在刘秀的心中扎下了始终难以抹煞的阴影。

马援虽然出言不逊，敢于冒犯天颜，使刘秀对其心存芥蒂。但他文韬武略、所向披靡，又使刘秀不得不对这位“穷当意坚，老当益壮”的将军越发倚重。刘秀常说：“伏波论兵，与我意合。”倚重归倚重，赞许归赞许，但刘秀对马援还是不够放心、不够信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马援的能力太强了，功劳太大了。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希望臣工的风头盖过自己，刘秀也不例外。除了战功赫赫外，最让刘秀头疼的事情就是马援爱兵如子，深得军心。马援这种与将士“打成一片”的带兵作风，不但没有得到刘秀的褒奖，反而引起了刘秀的猜忌。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才使得众望所归，脱颖而出，建国称帝。当时国家还没有统一，边关战事不断，政权还不够巩固，刘秀不得不把事情往坏处想，把马援往坏里看。尤其是马援多次把刘秀赏给他的金银，悉数分发给手下的将士，得到了军队的无限拥戴，将士们居然喊出了“万岁”的呼声，这就更让刘秀觉得如坐针毡，忐忑不安了。

尽管马援并没有表现出造反的意向，但刘秀决定阻止马援一天天做大，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加官封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不让他带兵打仗。在刘秀的眼里，马援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哪里有仗他都抢着去打，哪里有变他都争着去平，用兵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军心也越来越归附，如果哪一天马援果真起了反心，自己又如何控制呢？所以，马援远征交趾得胜归来后，刘秀果断的封他为新息侯，让他颐养天年。可是征战了一生的马援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听说武陵蛮夷战事久拖不下，便求见刘秀，请求带兵出征。说实在的，刘秀打心眼里是不愿意马援出征的，不想把这份功劳被马援抢了去，可又不能说出自己的“心事”，便以马援年老体衰为由拒绝。可是，马援不但没有看透刘秀的心思，反而拿出当年廉颇请战的架式，表示自己虽然年老，但雄姿不减。沉吟了半天后，刘秀虽然答应，但对这位不知好歹的老家伙已生歪念。

其实，不仅皇帝对马援倚重有余、信任不足，不希望他功高盖世、功高震主；那些平日里被刚正不阿的马援得罪过、顶撞过的小人们更不希望他功成名就、官运亨通。既然皇帝对处理马援有畏难情绪，那么，接下来就该由小人粉墨登场了。梁松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他仗着自己是刘秀的女婿，是驸马，是皇亲，所以平日里趾高气扬，做威做福，这让刚正不阿、自恃功劳大的马援有些瞧不起、看不惯。别的官员对梁松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可马援却对他不“感冒”。马援在出兵边塞前，梁松随着百官前去饯行，按说驸马爷亲自前来送行，马援“应当”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架式来才是，可马援觉得自己和梁松的父亲是同辈，不但没有对梁松表示谢意，反而以长辈的身份和口吻，对表现出骄矜之态的梁松叮嘱道：“一个人富贵了，应当想到贫贱的日子。如果不想使自己再沦为贫贱，就得时刻洁身自好！我因为与你们的父亲是至交好友，才以此言赠予你们这些晚辈，希望你们自勉！”本来，梁松对马援就很妒忌，马援这下当着百官的面，语重心长的对自己批评教育，使自己众人面前颜面扫地，梁松虽然嘴上称谢，但心里却窝了一肚子火。

其实，梁松和马援的“梁子”早已结下。马援当年南征交趾时，曾给儿子写过一封信，有人利用这封信大做文章，告到皇上那里，梁松因此受到牵连。还有一次，马援生病，梁松去看望，在床边向马援行礼，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问其原因，马援说：“我和梁松他爹是朋友，梁松虽然当了驸马，也不能乱了长幼之序啊！”梁松因此更加怨恨马援。这些事情，自然是瞒不过刘秀的。

但凡小人，总是善于等待时机的。马援请命南镇压武陵蛮夷暴动时，由于天气酷热，好多士兵得瘟疫而死，马援也身患重病，部队陷入困境。刘秀知道后，便有意的派与马援有着“梁子”的女婿梁松前去调查。这种刻意的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明着是去调查事件原委，暗地里却是指责发难、取而代之，这不仅是梁松公报私仇、落井下石的好机会，更是刘秀彻底解决马援问题的难得契机。带着圣旨和嘱托的梁松到达前线时，马援已经病死，但梁松却不肯善罢甘休。按照皇帝的意思，在回京奏报中，他不仅指出马援进军方案的严重失误，还上书诬陷马援有重大贪污嫌疑，那些曾经被马援奚落过的百官也纷纷附和。那么，刘秀也只有顺应民意、“信以为真”的份了。震怒之余，刘秀下令革去马援的一切职位。马援的灵柩运回洛阳后，家人吓的哪里还敢奢望朝廷厚葬，只好将其草草葬于城西的几亩薄田之中。

为了还马援以清白，马夫人先后六次上书皇帝申诉，做贼心虚的刘秀虽然很不情愿的澄清了马援确实没有贪污的问题，下令重新安葬，但对马援的军事指挥严重失误的冤情却闭口不言。其实，刘秀何尝不知道马援是被冤枉的，马援的行军方案就是经过自己同意后才执行的。军队出现了重大问题，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吗？然而，皇帝永远都是对的，是不会有错的，尤其是被世人看作是“真命天子”的开国皇帝。所以，这个黑锅只好由马援来背了。同时，刘秀回想起了多年前马援曾经与自己叫板的那一幕，看到了马援与女婿的水火不容，况且马援生前招怨惹太多，死后落井下石的人也太多。虽然马援生前立下了赫赫战功，作为一个统筹全局，且心怀鬼胎的皇帝，刘秀决不可能为了一个死去的马援，而处罚满朝文武以及自己的女婿，更不会把指挥失误的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所以马援只好受些委屈了。

多年后，明汉帝刘庄在设置“云台二十八将”，那个曾经犯了错误的刘隆能够跻身其列，可为东汉征战了一生的马援却不在此列。事后，东平王刘苍问汉明帝：“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汉明帝当然明白其中黑白颠倒的原委，但为了维护父亲刘秀的意思，所以只能“笑而不答”。直到汉章帝时，马援的冤情才得以平反昭雪，不过这已经是他死后二十九年的事情了。

当年的“云台二十八将”，虽然大多数都得以善终、风光一时，但时至今日也只能作为一个整体留在人们的模糊记忆中，要想让人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喊出来，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到的。相反，那个企图被光武帝刘秀抹煞的伏波经军马援，虽然不在“云台二十八将”之列，虽然死后蒙受了二十九年的冤名，却因为他那“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而彪炳千秋，永垂不朽，成为中国历代军人的楷模，并永远的烙印在了人们的心中。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第二章

汉武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代皇帝。他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建立了不朽丰功伟绩，不仅使汉朝在他统治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

同时，汉武帝刘彻也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人物。做为一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男人，汉武帝多次在全国挑选秀女，充盈后宫，一时间后宫竟有美女两万之众。然而，在这些女人中，有四个女人却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分别是：阿娇、卫子夫、李妍和钩弋夫人。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四个女人，就没有汉武帝一生的辉煌，她们称得上是汉武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

一、借助陈皇后阿娇的母亲刘嫖，汉武帝登上皇位。

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按照先长后幼的皇位继承原则，几乎没有多大机会当皇帝。刘彻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娇，得益于阿娇的母亲长公主刘嫖。刘嫖与汉景帝的姐弟关系非常好，正是因为刘彻与阿娇确立了“娃娃亲”这层关系，刘嫖这才不断的在汉景帝面前夸奖未来的女婿刘彻，同时贬低诬蔑其他皇子，最终使得汉景帝下决心另立刘彻为接班人。历史上著名的“金屋藏娇”的故事就源于此次政治婚姻。刘彻即位后，刘嫖自恃拥立皇帝有功，极为骄悍。起初，汉武帝迫于形势，对这位“丈母娘”毕恭毕敬。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彻逐渐掌握了实权后，不再惧怕后宫势力，对刘嫖变的不“感冒”起来。同时，年龄本来就比刘彻大不少的阿娇逐渐年老色衰，加上没有生育，而且妒忌成性，眼里容不下其他的妃子，这让刘彻对她有了厌恶之心，进而借“巫蛊事件”废除了其皇后尊位，命其退居长门宫，过起了孤独凄凉的生活。尽管阿娇重金请司马相如为自己写了一篇著名的《长门赋》，借以希望刘彻回心转意，但并没有打动刘彻的心。无奈之下，阿娇只得整日以泪洗面，郁郁而终。

二、借助卫子夫卫皇后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汉武帝解决匈奴之患。

卫子夫原本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一个歌女。汉武帝在平阳公主家的一次宴会中，先是被卫子夫清婉悠扬、甜润悦耳的歌声所打动，接着又被其双目含情、妩媚可人的容貌所倾心。在宴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汉武帝就迫不及待的“宠幸”了她，并带回宫中。刘彻非常喜欢这位歌女出身的卫子夫，但由于受到阿娇的排挤和皇太后的憎恶，卫子夫被冷落后宫之中近一年。后来，汉武帝对她百般恩宠。卫子夫生下汉武帝的长子刘据后，被立为皇后。六年后，刘据被立为太子，卫氏家族也因此得到极大恩宠。她的弟弟卫青被任命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被提拔重用。正是由于卫青、霍去病在征讨匈奴时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才使得汉军彻底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匈奴逐渐向西北迁徙，出现了“漠南无王庭”，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基本上解除。汉武帝也因此更加宠爱卫子夫。做为“汉武帝的贤内助”，因为卫子夫的存在，卫青、霍去病才被汉武帝重用，开疆辟土，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特别是皇帝所宠幸的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容颜的衰老，其受宠程度也江河日下，慢慢地被李妍和勾弋夫人等新生力量所取代。在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的第38年，因为太子刘据所谓的“巫蛊事变”被人陷害，最终因为不能自明而自杀。

三、李妍李夫人，让汉武帝一生念念不忘的女人。

李妍无疑是汉武帝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同时也是中国“倾国倾城”第一人。李妍生得云鬓花颜，婀娜多姿，楚楚动人，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却不幸沦入红尘，不知道有多少王孙公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李妍能够来到汉武帝身边，是因为当时在汉宫内廷担任音律侍奉的哥哥李延年创作的那首新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李延年所谱的新曲，不由的认真起来，便问世间是否真有如此美貌的佳人？李延年马上想到妹妹李妍，于是向汉武帝推荐。妓女出生的李妍，在风韵、举止、言行方面与那些来自闺秀的后宫嫔妃相比，更加自然、奔放、热烈、主动，给汉武帝一种全新的感觉，使汉武帝眼前一亮。同时，李妍悠扬婉转的歌声和翩翩欲飞舞姿，更激起了汉武帝的蓬勃意兴，马上册封李妍为“夫人”，一时间与之云山雾水，神魂颠倒，甚至三天不上朝。之后，汉武帝对李妍宠之专房，爱若至宝。一年后，李妍生下一子，封为昌邑王。因为李妍身体向来不好，加上产后经血失调，从此卧病在床，日渐憔悴。不过，李妍素来心性机敏，更知道后宫中色衰失宠的竞争原则，为了自始至终给汉武帝一个美好的印象，所以下定决心不再见汉武帝一面，即使刘彻亲自来问安，李妍也“以被蒙面”，不肯相见，只是哀求汉武帝善待她的孩子和兄弟。这使得汉武帝心如刀绞，欲罢不能。李妍死后，汉武帝伤心欲绝，不但以皇后之礼厚葬，并亲自让画工绘制他印象中的李妍形象，悬挂在甘泉宫中，旦夕徘徊瞻顾，低徊嗟叹，茶饭不思。为了能够再与梦系魂牵的李妍见上一面，英明神武的汉武帝不惜让方士在皇宫里设坛做法，召神唤魂，但终究芳踪难觅。汉武帝死后，托孤大臣霍光体谅皇帝的心，不但请求继位的汉昭帝追封李妍为皇后，并将其衣物与汉武帝合葬，以慰籍其相思之苦，真真演绎了一段“人鬼情未了”的佳话。

四、钩弋夫人，为汉武帝生育了继承皇位的刘弗陵。

钩弋夫人即赵钩弋，西汉河间人氏。一段奇缘促成了汉武帝与她的相遇。汉武帝北巡河间的时候，看到天空中有青紫色的云雾，方士解释说这个地方必定有一位奇女子。查访下，果然找到一位艳丽绝伦的姑娘。不过，这个姑娘的双手自出生时就始终紧握，非常奇怪。可当这个姑娘见到汉武帝的时候，双手却慢慢的张开了，一只手里竟然握有一个碧绿的玉钩。汉武帝大为惊异，便将其带回宫中，封其为钩戈夫人。一年后，钩戈夫人生下刘弗陵。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变”自杀后，汉武帝另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但考虑到钩戈夫人正值妙龄，害怕其骄横淫乱，恣意妄为，鉴于吕后专权的教训，为了避免女主擅政，危害社稷，决定临死前借着一点小事，将其赐死，除掉了钩戈夫人。不久，汉武帝病死，年仅七岁的刘弗陵，在霍光等人的辅佐下继承皇位，成为西汉第六代君主。

汉武帝刘彻不仅是一个好色的男人，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汉武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除了李妍早死外，其他的三个都不得善终。女人，不仅是汉武帝一生中不可或缺的泄欲工具，同时也是他登上帝位的筹码、成就霸业的凭仗、精神寄托的依靠，以及延续祖宗基业需要。善于利用女人，并能借助其周围的势力，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汉武帝把身边最倚重女人的资源开发到了极至，却不被她们所限制和束缚，反映出了杰出政治家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另一面。

史上“第一书评家”为何被杀？

随着明清小说的繁荣，一大批眼光独到的文学评论家也应时而生，活跃在“书评”行业，如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和脂砚斋等。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或点评、或揭露、或修定、或丰富，极力的批点、评说古典名著，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篇章，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到了这些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金圣叹。

金圣叹（1608—1661年），字若采，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清初文学批评家，一生博览群书，评点古书甚多。他不仅节评了《国语》、《国策》、《左传》和稗官野史、九彝八蛮所记载的内容共计百余篇，同时还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统称为“六才子书”，准备逐一批注。其批评文字雅训、透脱、精妙，可谓“透发心花，穷搜诡谲”，“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篇”。金圣叹在书评行业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无人能与之抗衡，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书评家”。

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见解独到、“扛鼎”级别的书评家，还没来得及把“六才子书”逐一点评完，就莫名其妙的遭到了被杀头的人生恶运。金圣叹的朋友们对他的死感到惋惜和疑惑；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他“不以其罪”枉杀为憾；就连鲁迅先生对他的死也发表过感慨：“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那么，金圣叹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砍下脑袋，横尸街头呢？

金圣叹的死因，如果细细考究起来，恐怕就是死在了他的“狂”和“快”上。思想上有些“狂妄自大”，言行上追求“快人快语”，这是绝大多数有才气且个性鲜明文人的共同特征。稍微狂些、快些，或许还能被封建权势和社会舆论所容忍；但如果这种“狂”和“快”过了分、超了标，尤其是逾越了封建社会中按部就班的社会秩序，不管你为人再怎么洒脱，才华再怎么绝伦，评点再怎么深刻，在别人的眼里就会成为一个落落寡欢、孤傲使气、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怪物。而金圣叹就是这样一个人。“狂”是金圣叹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所在。金圣叹历经明清两代，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由于他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认识不够，恃才自傲，不拘礼法，写文章随心所欲，不按章法，所以没有当上官，没有为朝廷所用。作为一个一生不得志、不官不民的“草根文人”，金圣叹后来自己改名金人瑞，无疑是想对世人表明自己是一个鄙弃功名、追求逍遥的名士，很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委屈。仕途上的不尽人意以及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使他形成了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性格。心中的苦闷总要通过一种方式进行宣泄，于是评书成了他精神依靠。他不但狂妄的把反映强盗小说《水浒传》抬高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的“才子书”地位，敢于冒文坛之大不韪的说道：“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之右！”最让人惊讶的他在点评《水浒传》时竟然大声疾呼：“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那个死水、浑水般的封建社会里，金圣叹能够一语道出“官逼民反”的王朝败亡症结所在，无异于发出振聋发聩的晴天霹雳。可能金圣叹当时正在狂妄的兴头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虽然没有直接骂皇帝，但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高俅是皇帝的亲信。如果说亲信是造成祸乱的根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就冲这一点，金圣叹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可能因为当时顺治皇帝正提倡学习汉文化，又觉得金圣叹见解深刻而且有些才气，所以对几个翰林院大学士说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大眼看他”，即“金圣叹的著述，不是寻常文字，你们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论”。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赞誉，金圣叹的内心不禁激烈涌动，使原本就非常狂妄的思想更加膨胀，进而忘乎所以。“快”是金圣叹被判死刑的导火索。金圣叹是一个说话做事不假思索、有着强烈表演欲望的快人。他的这种按捺不住、快人快语的个性，如果在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来，顶多会被人挖苦一下、嘲笑几句也就算了。可在关键时期、非常事情上发作出来，如果再遇到一位不买他帐的厉害人物，那可就要遭殃了。清初顺治十八年，皇帝死了，留下了一道“整顿地方吏治”的遗诏。这本是例行的文告，大多是做做样子，可不少书生文人却想趁清廷整顿吏风之机，将贪赃枉法的县令任惟初扳倒。他们上书大揭县令的烂疤，想把他驱逐出苏州。谁知道以搜刮无度著称、人称“朱白地”的巡抚朱国治却有意偏袒属下，抓了五个带头闹事的书生，引起了公愤。第二天，一百多名文人到孔庙里向孔夫子哭诉，借机准备大闹一场。这便是清史上颇出名的“哭庙”事件。或许是不满官府的做法，或许是真心维护正义，或许是急于表现自己，那个曾经受到过皇帝表扬的金圣叹顺理成章的成了诸生的“首领”，很有一股子舍我其谁的气概。在没有认真考虑后果的情况下，金圣叹脑袋一热，亲自写了一篇抗议文章，发表演讲，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并不自量力的要找凶狠残暴的巡抚朱国治“讨一个说法”。官府早就想收拾一下这个狂妄的文人了，金圣叹这次主动跳了出来，恰好自投罗网，结果遭到了官府的疯狂镇压，酿成震惊苏州乃至全国的“庚午哭庙大狱”事件。朱国治在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专人在江宁审讯，十八名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金圣叹作为造反头子，被“掌嘴二十，以倡乱罪处斩”。

孔雀因为长着翠羽而被网捕，猎豹因为拥有斑纹而被擒杀，这些本应当引以为骄傲的资本，却成了它们招灾惹祸的根苗。同样道理，文人的狂也往往是遭嫉致祸的根本。而金圣叹个性上追求快人快语的秉性，则加速了他由被嫉到被杀的进程。因为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和平请愿事件，金圣叹却轻松的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能不让人深思。其实，金圣叹的死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打击江南文人的反清思想，巩固满族政权造成的，他只是死于清朝统治者屠刀下的无数无辜者之一。

作为文人或者书评家，有些脾气，有些牢骚，这很正常。但根本没必要像金圣叹那样恃才傲世，目空一切，争强好胜，个性膨胀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买自己所处的那个封建社会的帐。如果金圣叹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心平气和的待在家里，一壶好酒、半碗浓茶，心态平衡，与世无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的评书，不但能够寿终正寝，还能给世人留下更多更精彩的书评，这比起他年仅53岁就因为“狂妄自大”和“快人快语”而毫无意义的死去，岂不更有人生价值？！

金圣叹固然玩世不恭，并狂傲到了置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份上。但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相比，金圣叹则表现出了文人的另一种“骨气”。这种骨气，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是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告白，是一种笑对死亡、从容不迫的态度。他的死，充分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苏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争的豪迈英气，直让今天那些缺少钙质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金圣叹死后被葬于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的博士坞。不过，这位才子并没有因此而得以静静的安息。他的坟墓在“文革”中被无情地砸毁了，可能是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位佯狂佯颠、德行怪异的封建文人而已，这倒成了金圣叹的最大不幸。世人没有读懂他，理解他，反而让一颗永不屈服、睥睨权势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无所皈依。这多少让人扼腕长叹。

一妻十五妾：袁世凯的荒淫生活

一部《民国演义》读完，总的感觉就是“热闹”。各路军阀为了争权夺利，猫撕狗咬，前仆后继，很有一股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架式，而袁世凯则是其中最显赫的风云人物。作者在着力陈列袁世凯心机深重、残忍霸道、排除异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奸雄行径的同时，也不惜笔墨的描写了他纵情声色、荒淫糜烂的生活，真可谓忙里偷闲，画龙点睛。

袁世凯有一妻十五妾。这个数字，对于中国历代帝王级别的统治者来说不算多；但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无疑是最耀眼的。袁世凯曾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从前咸丰帝玩赏四春，我今天却有十几个春哩。”比大清皇帝还“性福”，袁世凯的言语中带着几分得意。

招妻纳妾，是封建社会中有权势男子的“必修之课”，一则为了传宗接代，二则为了生理需要。早年的袁世凯作为朝廷命官，地位尊崇，权势显赫。可能是因为“权力是最有效的春药”的缘故吧，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使原本好色的袁世凯对女色的贪婪异常强烈，变得越来越荒淫放荡。尤其是原配夫人一天天人老珠黄，成了黄脸婆后，袁世凯更是甩开膀子在女人问题上做文章，“不管脏的臭的”，把一个又一个他看上眼的漂亮女人弄到自己床上，“置办”为妾。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红旗不倒，彩旗飘飘”。

不过，袁世凯的众多妻妾中，除了正妻于氏为人端庄谨慎、贤慧明理外，其他姬妾的“文化层次”和“综合素质”普遍比较低，要么出身贫贱（如：二姨太黄氏，和袁世凯同乡，是豆腐坊里的黄家女儿；七姨太范氏，是袁世凯奶妈的女儿；十二姨太汪氏，和袁世凯同乡，是一个船夫的女儿），要么是“别人嚼过的馍”（如：八姨太叶氏，家道败落后被卖到地主家，后转增给袁世凯为妾；九姨太贵儿，是别人家的婢女），要么就乱了辈份（如：十五姨太翠媛，是六姨太洪氏的亲侄女），其中竟然还有三人属于妓女改良（如：四姨太柳三儿，原是天津韩家班的名妓；五姨太红红，出身妓院；十三姨太周氏，杭州名妓）。这么看来，袁世凯在“置办”姬妾的问题上，就很有一些“饥不择食”的味道。

为了“应付”这些姨太太，袁世凯每天都要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天天一把人参一把鹿茸地放在嘴里嚼着当饭吃。更荒唐的是，他还雇佣了两个奶妈，每天喝两个奶妈所挤出的人奶滋养身体，用以满足性生活需要。夜间休息，袁世凯制定了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制度。轮到谁，就由谁责令丫头们把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房里，每个姨太太轮值一周。

家里有这么多的女人，袁世凯却还不知足。有一次，袁世凯居然把儿媳“误认”为自己的某妾，于是淫性勃发。后来，袁世凯自知理亏，自订一规说：“自己本性如此，出于无奈，虽然调戏到自己的儿媳，纯系误会，本非出自本意……我平生最重红色，见到红色，就肃然起敬。因此，女儿及儿媳如果穿一种红裤子，我一望而知，就不会犯此错误。”于是，袁府里他的女儿及儿媳、婢女仆妇甚至其姬妾之不愿淫乱者，打这以后都穿上了红裤子，成为袁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众姬妾中，袁世凯最喜欢的就是被称为“洪姨太”的六姨太了。洪氏是她的哥哥洪述祖——那个奉命刺杀宋教仁的刽子手，向袁世凯实施“行贿赂”的工具，生的“粉装玉雕”，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加上能说会道，聪明伶俐，深得袁世凯的喜爱，成为房中的宠物。袁世凯对这位王熙凤似的六姨太信任有加，不但让负责管理自己的“小金库”，更是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不知不觉步上了商纣王与苏妲己的后尘。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制称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一心想当皇贵妃的六姨太“枕边风”的鼓动。

袁世凯改元洪宪当上皇帝后，便册封众妻妾为皇后、妃、嫔，并准备恢复封建王朝的“三宫六院”制度，同时他还从各姨太太的房内精挑细选了四名使女，预定为内廷“女官”。由于当时举国上下“倒袁”形势急转直下，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与她们同房，便由长子袁克定出资遣散了。

长期、无休止的纵情声色，使原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袁世凯，很快就成了“药渣子”，身体迅速垮了下来。更糟糕的是，袁世凯因为平时过量的猎取美色，造成肾功能衰竭，继而产生了“尿毒病症”。与此同时，因为袁世凯颠覆共和、强奸民意而引发的国民责骂和军阀征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使袁世凯的威信一落千丈；而袁世凯赖以起家的北洋兄弟们却在一旁袖手旁观，心怀叵测。内外交困下，1916年6月6日，年仅58岁，只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绝望地到阴槽地府中向咸丰帝报到去了。

树倒猢狲散。袁世凯死后，那些曾经整日里与他“无限枕席风光”的姬妾们，一阵“哀嚎”之后，也就恢复了本来的音容笑貌。只有在袁世凯众姬妾中资格最老，而且性情浑厚的高丽籍大姨太闵氏（即金氏），吞金自尽，甘心殉节，与袁世凯一起下葬。这或许是对袁世凯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吧。

曹操为何要对知识分子下毒手？

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帐，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致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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