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张邦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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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与西服试读：
楔子
那口从中国带来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妈家的客厅里。爸妈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长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头刻的一只虎爪紧抓地面，在摆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家具的客厅一角，对我频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复的铜件，再阖上厚重的盖子。箱里什么都有：中国的秘闻，樟脑的气息，和在另一个时间地点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绣花丝袍，爷爷的无尾晚[1]礼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马裤，阿嬷许妈针脚可爱的围裙，妈夏天到香港买的几件修身高领开衩旗袍。我迅速翻弄这些衣服，对它们如数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折了又叠，这是从小做惯的事。爸教过我怎么折旗袍，折时要注意领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还记得自己曾因爸这么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诉我，那是小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
此刻，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张幼仪——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镜与良师——开的云裳服装公司里曾卖过的那种款式。从小，我就拥有这件衣裳，有一天，它从爷爷奶奶自上海带来的家当里冒出来。虽然衣服上没贴标签，但一天午后，我们在家中的箱子里翻翻寻寻时，幼仪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我店里来的。”她说。那高兴的口气，仿佛遇见了老友。打从那天起，我就把这衣服当作幼仪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对我的馈赠一样。是这件衣服把我们牢牢系在一块儿，载着我们跨越了岁岁年年。
家里大部分亲戚，我似乎生下来就认得，但认识幼仪姑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清楚记得初见面的情景。那是1974年，当时我九岁，我们张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纽约后，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头发用假髻挽得高高的，脸上抹得苍白，还搽了鲜红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会。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间，问我们为什么没变胖些、瘦些、聪明些，或是手脚怎么没变麻利些，嘴巴没变甜些；当我们回答得结结巴巴时，就用上海话笑我们。在四姑婆面前，谁都不许戴眼镜，连妈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
初遇幼仪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进四姑婆的客厅，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镜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双人椅另一头。她仪态端庄，没有架子，和雍容华贵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诧异这陌生客竟被允许不摘眼镜。
爸向我们几个孩子宣布：“这是你们的二姑婆，也就是张家二姐，刚从香港到这儿。”
我羞怯地靠近幼仪，在郑重与她握手之时，目光穿透那副眼镜，直入她的双眸。眸中闪着熟识的光芒，好像她自某个遥远的地方就将我铭记在心似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立刻有种可以信赖这位女士的感觉。
她住在曼哈顿北部东区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任丈夫过世后，才从香港搬来。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叫“亲伯伯”，显然是调侃她有几分男子气。我注视着她的短发和深色裤装，喜欢从她身上传出的信息：我讨厌裙装，过去人家老喊我“野丫头”。虽然爸妈从未提起，但我从同辈堂亲和姑姑们那儿听过她离婚的暧昧传言，他们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谈论她离婚的事。我直视她的脸，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初次相见的那晚，我并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虽然我经常在后来的家族聚会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后，才开始与她交谈。
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电话给幼仪，邀她来康涅狄格小住数日。他俩显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讨论过这趟远行的可能性。1940年出生的爸，从孩提时代就和幼仪很熟，那时爸家住上海，转角就是幼仪家。1949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辗转到香港、东京、巴西圣保罗，然后到美国。幼仪也在同年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在那儿认识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1974年他去世为止。
初访康州的幼仪带来了粽子的食谱和制作材料，妈和我在幼仪监督之下，把肉馅和糯米准备好，然后将大片竹叶放在水里泡软待用。第一个粽子包出来以后，幼仪宣布我们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仪都会带份新的食谱来，有一年是饺子，还有一年是虾酱。她会在我们准备做菜时仔细监工，然后给我们的成品打分。我喜欢她那种从容不迫、细心周密的方法。我们煮东西时，她就夹杂着英语和中文告诉我中美与古今之别。我在家是讲英语长大的，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中文。幼仪与我交谈时，从来不讥责我太美国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说的中国的口气。张家这边的亲戚中，没有人是以这样轻松的态度和我说话的，连我自己的爸和爷爷奶奶都一样。
当时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正陷入强烈的认同危机。身为张家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人，我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知如何取舍。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我，渴望拥有可以让自己认同的国家，想要追求一个和自己的过去毫不相干的未来。我热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却又对自己的传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由于东亚研究系声誉卓著，便选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却因为要系统分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困惑。令人气馁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鸣，而主修其他学科的同学却暗示我“天生”就应该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让我深恶痛绝。如果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们大都是美国人），那我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不够中国？我经常如此戒慎恐惧。
那年在研读“中国史概论”这门课（同学都戏称这是“稻田课”）时，无意中在一些课文里发现张家人的名字，他们经常被与“五四”时代（约1919至1926年）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见证了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领风骚之下所经历的剧变。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拥护民主的示威活动，“五四”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时代的贡献之一，是产生了新文体和新文学。我的两[2]位伯祖张嘉森和张嘉璈，也就是张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与银行界的成就而为人所褒奖。我自小就认识二伯祖与四伯祖，他们于1970年代中期过世后，每次我去旧金山探望爷爷奶奶，都会到他们位于加州一座山边的墓地致敬。
令我惊讶的是，姑婆张幼仪也因为和徐志摩离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将西方诗律引进中国现代诗，并协助创办影响文坛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诗人，名噪一时。他们的离婚事件常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
大学第一个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热切等待幼仪来访。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和不谙世故的移民，这位女士和我在阅读课本时所想象的女中豪杰会是同一个人吗？她到访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书本，央求她从头告诉我她的故事。
[1] 即奶妈。——译者注
[2] 即张君劢和张公权。——译者注第一章一文不值
我是你爷爷的姐姐张幼仪。在告诉你我的故事以前，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这样你才会理解我后面讲的。[1]
我生在宝山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那地方离上海不远。家里有十二个孩子，八男四女；可是我妈妈，也就是你曾祖母，老是告诉人家，她有八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儿子将来要继承香火，而女儿以后会出嫁，挑起夫家的责任。
家里生男孩时，用人把他的脐带收在妈妈床底下的一个坛子里；生女孩时，就把她的脐带埋在屋子外头，因为女孩子一长大成人，很快就要离开娘家，所以没必要把一个外人的脐带留下。
我和你爷爷是姐弟，我们年纪没差多少。我是1900年生，他是1902年生。我们中间还夹了另外一个兄弟——七弟，他只比我晚出生十一个月。因为家里小孩子太多了，所以我一直到六岁才断奶。每次想喝东西的时候，我会走到奶水充足的阿嬷跟前，凑近她的乳房。喝了这么久的人奶，所以我从不生病，就连活到现在这把年纪也一样，我一直相信这是我身子这么硬朗的原因。
家里人说，我天生强若男子，比我晚出生十一个月的七弟却恰恰相反，软弱得像个女人。家人还说，我出生的时候，妈妈身上的男子气概都被我拿走了，只剩下女性的柔弱留给七弟。这说法虽然让我觉得好笑，不过我可不敢苟同。我想，是生活把我变得坚强的。想想看：我在你这个年纪，十八岁，已经结婚三年喽！我十五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这么年轻就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纽约——儿孙都在附近，可是不住在一起——这是美国作风。在宝山，我们一大家子都按中国习俗住在一个大合院，那合院邻近镇中心，有两个院子，一处做府邸，一处闲居，还有一间开了八扇桃花心木门的前厅。当地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院子和开了四扇前门的正厅，不过我们家在当地拥有许多土地，你高祖父，也就是我祖父，又是清廷的高官。我虽然没见过他，可是他的画像高挂在客厅内祖宗供桌的上方，还有前院一间特别的小屋里。小屋里还摆着两顶轿子，是一位朝官送给祖父的礼物，当时没有一个人家拥有私家轿子，因此它们成了贵重的私产，只在特殊场合使用。后来这两顶轿子牵扯出一个不幸的故事，我等后面再告诉你。除此之外，这座大宅的风水好得不得了，充满吉兆。房子朝北会招风引敌，向南可以朝阳纳吉，而我们的合院坐北朝南，也就是背对北方。我们运气很好，找得到这种方位的房子。
我爸爸有两个哥哥，我们和他们的家人，还有祖母，住在后院的后厅房。三代同堂，人丁众多，所以大家各有各的厨房和用人，甚至还有一个只替张家做鞋的用人。那时候，人人都穿布鞋，而我们一大家子每天都需要新鞋。家里还养了只德国牧羊犬，有个放洋留学的堂哥在它小时候把它带回家，从此成了我们的宠物。后来我们不得不解决它的性命，因为用人不懂得怎么照顾这只狗，喂它吃了太多残羹剩饭，搞得它身上的毛全掉了，接着就开始流血、起疱，一直到我们给它喂了毒药，它才在睡梦中死去。
我爸爸，也就是你曾祖父，是个口碑很好的医生。即使到今天，都还有人跑来告诉我“你爸救了我妈一命”之类的话。他的诊疗室位于镇中心，他好像什么人的病都医得好，可是他搁在诊疗室外头的捐献箱却难得填满。这是因为他的病人不认为钱财能够表达足够的敬意和谢意，所以他们改送他宰好的鸡鸭（都是每天用甜酒和白米喂养的），还有鲜蛋或是青菜。有时候，他们甚至送画来。你晓得你爸爸挂在康涅狄格家里的那些国画吧？其中很多原先是得自感谢我爸爸的病人。从他接受以国画当作医疗费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好的医生。当地每个人都知道他收藏字画，都想给他锦上添花。
爸爸所有的画都收在他卧房内一个高高的桃花心木柜里，他通常一次取出一两卷来，摊在一张边角磨圆、专供赏画用的长型矮几上。他说，中国画要居高临下地欣赏，又解释国画的透视法有别于西画。家里上好的画只在你爷爷（我的八弟）和我清灰尘的时候才挂起来，我们会用小鸡毛掸子在宣纸表面轻轻扫过。在所有孩子里，爸爸只准你爷爷和我靠近他的画。我们清理画的时候，他就在我们背后踱来踱去，向我们解说某幅泼墨山水或历史肖像背后天才画家的故事。其中张僧繇的故事我们最爱听，这位梁代名画家特别擅长画龙，可是从来不画眼睛。有一天，张僧繇完成了一幅壮观的龙画，皇帝下诏书命他点上眼睛，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遵从了圣旨。结果，哎呀，那条龙竟然从纸上飞走了！
你一定要了解我必须怎么样在爸爸面前应对进退，那是非常讲礼数的。我夏天到你家的时候，看到你和父母相处得十分轻松自在，不拘小节；我小的时候，大人可不是这样教我的。他们教我要尊敬长上，循规蹈矩。
孝道的第一条训诫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换句话说，企图自杀是不孝之举。我告诉你这个，是要让你明白，我在日后过得非常不幸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了断自己的性命，因为我必须光耀门楣，自食其力。
第二条训诫是：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禀告父母。一生当中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必须经过他们许可。再告诉你这个，是要让你了解，我后来在没有知会父母的情况下离婚，是怎样违背了那时候的规矩。
我小时候学到的其他有关孝道的训示，共有二十四个经典范例，你听了大概会哈哈大笑。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冬天时会躺在双亲床上替他们温床，夏天时会先让蚊子把自己叮个饱。还有一个孝子在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穿着小娃儿的衣裳跳舞娱亲，觉得这样可能会让父母感到年轻快活。我最喜欢的故事是讲一个孝子的母亲病了，在隆冬时节渴望喝碗笋汤，这孝子就在一片竹园里哭得撕心裂肺，结果眼泪化作绵绵春雨，竹笋竟然为他钻出雪地。
我就是这样被教养成人的，要光耀门楣和尊敬长辈。所以，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得到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我也从不用“你”来称呼我父亲，譬如我从不说：“你要不要再来杯茶？”而必须得说：“爸爸要不要再来杯茶？”不过，大半时候，我甚至从来不问爸爸要不要再添茶，我干脆把茶倒好。能事先料到他的心意，才更孝顺。
爸爸是个脾气暴躁、非常挑剔的人，就跟你爷爷一个模子。其实，我所有兄弟当中，你爷爷最像我爸爸。他们都有窄窄的脸孔、高高的颧骨；生气的时候，一样会提高嗓门，或把东西从房间这头丢到那头。可怕哦！这种脾气。
爸爸对食物尤其挑剔得厉害。他有另外的厨房、厨师和伙夫，不和其他张家人共用。祖母、两位伯父和他们的家人平常都把两家的厨房和用人合在一起，而我们家因为爸爸的缘故，单独开伙。早上爸爸吃早饭的时候，厨师、大伙夫、二伙夫会在他面前排成一行，大声禀报他们一早从露天市场买回的最新鲜的青菜和肉类。然后，爸爸就会为全家人当天午饭要吃些什么，做好重要决定。有时候，他没听厨师说些什么，就宣布自己想吃的东西。妈妈说，食物是爸爸早上起床的唯一理由，这是实话；考虑吃食和吃东西这两件事的确让爸爸非常开心。他一谈到吃的，窄窄的脸上那对眼睛简直就要跳起舞来，而他并非老是这么性急。他不是拈着髭尖，就是双手交抱在瘦长的身体前面（他一点儿也不胖），告诉厨师该怎么弄吃的才合他的意思，包括摆在盘里的样子、夹在筷尖上的分量、卷在舌上的触感、嚼在嘴中的声音、吞进喉里的感觉，当然还有尝起来的味道。味道才是最要紧的。有时候，爸爸会亲自进厨房监督厨师做菜，不过大多数时候都叫妈妈监督，就算这样，在中国家庭里也并不常见。伯母她们就从来不进厨房，而且有时候会取笑妈妈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后面和用人们混在一起。可是爸爸对吃太挑剔了，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太太在不适当的场合露面。再说，妈妈也没吐过半句怨言，她说如果爸爸要她待在厨房，她就得听他的。
妈妈被许配给爸爸的时候才两岁大，那时爸爸甚至还没出生，可是因为双方家里是至交，所以长辈之间决定，如果爸爸生下来是个男孩，就娶妈妈为妻。中国有句著名的俗话说“妻大二，米铺地”，这在我们家一点儿都不假，我们过得非常幸福，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
我有两个名字，“幼仪”和“嘉玢”。“嘉玢”是我的学名。“嘉”字笔画很复杂，“玢”字就很简单。“嘉”是排辈用字，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名字里的头一个字都是“嘉”，有美好、优秀的意思。
爸爸娶妈妈进门后不久，给张家作了个对句，中有“嘉国邦明”四字。意思是“国家美好，国土光明”，借此表达他对中国深厚的忠爱之心。
对句中每一个字都被选作某一辈的排辈用字，像我这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嘉”字，你爸爸那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国”字，你这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邦”字，你们的小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你哥哥的小孩，将来名字里会有“明”字。每逢新的一辈，就采用对句中的下一个字当名字，直到用完为止，然后再从头开始。
因为名字的第一个字已经取好了，所以妥善挑选第二个字很要紧。我父母给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挑了“保”字，有保护、监护、安全的意思。大哥肩挑许多责任，他开了一家棉纺厂，老是忙着监督厂务。二哥比较书生气，他不是书读个不停，就是热衷与朋友辩论，他名字里的“森”代表庄严、高贵的意思，倒很适合他。四哥名字的第二个字是“璈”，是一种古代乐器。
我名字里的“玢”字是“玉”的意思。中国人认为，玉是精美、昂贵的东西，代表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玉有九大类，每一类都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我的名字代表的不是通俗常见、色泽青绿的“碧玉”，而是稀奇罕见、晶莹剔透的“玢玉”。有一次，爸爸旅游归来，带回一只可以捕捉阳光、在他手中微微发亮的别针。那是特意送给我（不是送给我哪个姐妹）的玢玉别针，就是因为我名字的缘故。“嘉玢”是我的学名，我小名叫“幼仪”，这是我每天都用的名字。“幼”有善良的意思，“仪”表示端庄、正直。不知道是不是名字的缘故，我先后在娘家和婆家总是努力做到进退得体。结果，我有时候觉得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1900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一群义和团成员试图围攻驻清朝都城北京的西方使节人员，他们事成后两天就被由美、日、俄三国驻军组成的两万名联军屠杀了。当时十四岁的二哥张嘉森，把一个从前院摘下的瓜剖开，解释这场可怕的大屠杀给我听。我家前院是专留给客人用的，可是墙角恣意生长着一株瓜藤。有天下午二哥和我坐在那儿，他说我已经够大，可以了解周遭的世界了。
和四哥比起来，我更喜欢二哥，他虽然心不在焉、满脑子梦想，可是聪明过人。四哥张嘉璈小二哥三岁，却表现得比二哥深思熟虑，头脑冷静很多。他们后来成为我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人物。两人在日本完成学业以后，就回到祖国，开创了不凡的事业。四哥后来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二哥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
他们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我一生当中给我关怀。二哥经常把我凭自己的力量绝不可能学到的事情解释给我听。四哥为我挑了个博学的丈夫，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里指点我，怎么样在人前有得体的行为举止；他总是关心外人怎么看我。二哥却教我不论外在的行为如何，都要尊重自己内在的感受，这点和家里任何人都不一样。
那天下午在前院的时候，二哥叫我把中国想成那个瓜。我们从别的瓜里挑了个又大、又硬、又绿的果实。他把瓜递给我，我感觉到它在我臂弯中的分量和熟度。然后他从我手上把瓜拿走，用一把刀子切入光滑的表皮，将果实切成差不多的两半；又把较大的那半切断，高高举起，果汁从他的手背滴下来。他说：“这半边是现在被外国人据为己有的中国省份和港口。”
二哥一边用刀背把瓜瓤挖出来，一边说明：清廷把印度让给了法国，缅甸和香港让给了英国，满洲和旅顺港让给了俄国，朝鲜让给了日本。他切给我一片厚厚的瓜肉，说这是那五个已经被迫开放给英国通商的港口，包括厦门、广州、福州、宁波和上海。我们家附近的上海受外国人统治的情况最糟，他们用自己的法律和风俗，支配城中大片地区，牺牲中国人来谋取厚利。
义和团成员主要出身乡下，他们痛恨所有西方人和西方思想，希理将西方思想从中国连根拔起，不留一丝痕迹。已将大部分国土拱手让给了外国人的清朝政府也憎恨洋人。可是慈禧太后和清廷现代化的速度太慢了，虚弱得没法子凭自己的力量对付洋人，所以就在暗中支持义和团，资助他们在偏远的乡下进行团练，以及移师京城的活动。二哥说，这时守旧思想就显现出可悲的一面：打从心底排外的义和团相信，古老的功夫和吐纳方法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所以尽管义和团人数和洋兵人数相差无几，他们还是企图以长矛、刀剑而非火器与八国联军一战。最后，义和团溃不成军，两名重要朝臣羞愧自杀，慈禧太后也穿着农人的粗布衣裳，伪装成百姓逃到中国西边，在西安重建宫廷。
二哥说，这些事全发生在我出生那年，他解释了一些我从小就已经感受到，却没办法自行表达清楚的事情。你知道，妈妈说女人家一文不值，阿嬷咒骂我是“外人”“白吃干饭”的时候，一半我听进去了，一半我没听进去。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备女性的内在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
[1] 江苏省宝山县1958年划归上海市，1988年与吴淞区合并为宝山区。——编者注第二章三寸金莲
我的中文名字“邦梅”是由爸那头的家里取的，英文名字“Natasha”则是取自《战争与和平》这本书里的一个人物，因为我比预产期晚了两周出来，妈就在生我之前锲而不舍地读这本书。“邦”代表“国土”的意思，“梅”代表“梅花”。虽然爸告诉过我张家的家谱，说他们的名字都是从祖传的句子中取的，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Natasha”才是我最认同的名字。我很喜欢写这个字，高高耸起的大“N”后面跟着三个小小的“a”。“Natasha”也很好发音。只有家人才叫我“邦梅”，每当我朋友听到这名字，都会放声大笑。[1]
我在家和爸妈讲英语，定期忠实收看电视节目《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和《鹧鸪家庭》（The Partridge Family），闲来无事会玩玩“猴子在中间”（Monkey in the Middle）、“胜利得大奖”（Bring Home the Bacon）和踢球的游戏。我认为自己和学校其他小孩（主要是白人、中产阶层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有意大利裔）一样是美国人。我到我家附近购物中心的冰激凌店，也总是知道该点什么。
我会从友好冰激凌店（Friendly’s）买咖啡口味或薄荷巧克力碎加小糖粒的冰激凌，要不就在31种冰激凌专卖店（Baskin Robbins）来份石板街冰激凌（rocky road）或杯装雅摩卡杏仁富滋（jamoca almond fudge）。
偶尔，当我一手拿着冰激凌，一手握着找给妈的零钱，走回我们的车子时，我会听到一群在街角厮混的青少年以嘲弄的声音喊着“清[2]客”（Chink）、“华仔”（Chinaman）、“Ching chang chong”。
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我真希望从自己生长的镇上消失算了。那些午后，每当想起我有一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的脸，我就躲在家中，躲在那高踞街旁小丘的绿色错层房子里。我可以坐在客厅的大窗边，看着其他像蚂蚁或甲虫一般的孩子从下面飞奔而过。
有一回，我和妈、姐姐在购物中心的试衣间里，姐姐穿上一件洋装，然后用沮丧的声音说：“不行，不行，这件不好，看起来太像‘清客’了。”妈听了扬起手，一副要打她的样子（妈从没打过我们）。她太震惊了。接下来，她带着深受创伤的表情转向姐姐说：“不准你再讲这种话。”
可是，我能体会姐姐的感受，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中国人。
爸是教授，妈是教育家，两人十几岁就在美国念书，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他们外表年轻标致，和我在镇上看到的其他那些驼着肩膀、拖着脚步、一开口就露出一嘴烂牙的开洗衣店和餐馆的中国人不大一样。我的朋友初次见到我爸妈，一定都会带着惊讶的语气评论：“他们不像中国人嘛！”或是：“他们讲话没有口音啊！”那时，我就觉得很得意。
在我家车道另一头，有个爸妈还没动手美化的游戏沙场，哥哥、姐姐和我在那儿堆了个小山一般、有壮观的护城河和灌溉系统环绕的大城堡。有时候，我们帮爸在自家的地界边缘栽种枝丫伸展的桧木和紫杉。这时我们会翻动房子四周那片硬邦邦的新英格兰土壤，寻找中国。我在学校听说，我们可以在那儿搭上慢速小船，或是往下挖个洞通到地球的彼端。我常质疑那些故事的真实性，一如脑海深处也总是响起那些故事的声音。我曾假想我们把一块巨石往回拖，露出北京城中一条拥挤大街的情景，那街上挤满了人力车夫和顶着可笑帽子的人。
我老是担心那些中国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当他们看到我的大脸从天上的一个大洞盯着他们瞧时，会怎么样？
你问起我的童年。在中国有个传说，从前月亮上住着两姐妹，她们的哥哥住在太阳上。这对姐妹长得很漂亮，因为地上的人们晚上总是盯着她们看，她们觉得局促不安，就要求哥哥和她们换地方住。哥哥笑着告诉她们，白天的人比晚上还多，所以会有更多只眼睛仰望她们。两姐妹打包票说，她们想好了一个防止大家看她们的计划，于是三人就换了地方，两姐妹住太阳，哥哥住月亮。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想看这对姐妹，两位姑娘就立刻用七十二根绣花针，也就是太阳光，刺他们的眼睛。
传说的全部内容是这样，可是有许多讲法，有时候说成那对姐妹从没离开过月亮，有时候又说成太阳是两姐妹唯一的家。我是小时候从阿嬷和妈妈那儿听来这两个说法的。阿嬷在乡下长大，当姑娘的时候在田里干活儿。她把月亮里的姐妹指给我看，我对着她们身上随风飘扬的绫罗裙和小巧玲珑的绣花鞋，惊叹于它们的美丽。妈妈在我三岁那年，做了个改变我一生的勇敢决定，她教我想象那对姐妹住在太阳里的情形，又教我要相信视界以外的真相。
我脑子里的天空都被这两对姐妹填满了。晚上，阿嬷为我脱好衣服，再将早上她替我扎的辫子梳开的时候，我就望着窗外，寻找月亮上的姐妹；知道她们在那儿，就安心睡着了。白天我在后院玩耍的时候，头顶和背上一觉得滚烫，就晓得太阳里的姐妹也在俯视我。因为孩提时代分别听过这两部分的故事，所以两边的情节都记在心里了；我看到了太阳里的姐妹，也看到了月亮里的姐妹。
我三岁那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春节前六天，家里庆祝小年，这天也叫灶神节。虽然我们不是乡下人，可是也为了让相信民间神话的用人如愿而遵守这项习俗。我们一年到头都将灶神像挂在厨房的炉灶上面，每天为他烧香，供奉新鲜水果。灶神节这天，灶神爷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奏他掌管的人家的优缺点，为了确保灶神爷替自家说好话，用人就准备美食以示对他的崇敬，而且特地在神像前面的神案上摆上黏糊糊的汤圆，好教他吃了以后，一路闭着嘴巴抵达皇天。
因为这些包了红豆沙的汤圆软软乎乎的，所以有人以为它们也可以把小女孩的脚变软。我小时候，女人都有裹小脚的习俗，西方人叫这些小脚丫子“缠足”，可是中国人取的名字要美得多：从南唐时代李后主的一位宫嫔开了这项传统的先河以后，它们就被叫作“新月”或“莲瓣”。这位擅长舞艺的宫嫔因为长得太美了，皇帝就叫人用金属和珠宝编成一朵比真花大的莲花，连同一座池子送她；又要她以丝帛裹脚，在莲花瓣间跳舞来取悦他。她那优雅的舞步在池水映照下，就好比在云间掠过的新月，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其他女子也开始仿效，把双脚拱成新月那样弯弯的形状。这就是裹脚传统的滥觞。
那缠过的脚有多小、有多美呢？把你的手给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小脚的缠法，还有要怎么样轻轻地把脚趾弯到脚底，直碰到脚跟为止。把你的手掌想成脚底，再把手指想成脚趾，看到我怎么样把你的手指和手掌合拢，弄成一个松松的新月形拳头了吗？这就是缠好的脚。缠到后来，你得用脚后跟和趾关节来走路。如果两只脚的形状缠得完美无瑕，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在脚趾和脚跟之间的凹陷里塞进三根手指头。
我的母亲有双三寸金莲，她每天早上都用干净的布条把脚裹好，到了傍晚再泡在加了香料的清水里。她走路的时候，身子僵直，臀部摇摆，绣花鞋尖会轮流从裙摆下露出。出身乡下的阿嬷，脚大得像个男人。她说，如果我乖乖的，长大后就会像妈妈一样又白又漂亮，就和月亮里的姐妹一个样儿。我头一次看到月亮姐妹，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这是农历八月十五庆祝丰收的节日。那天一家人先品尝月饼和当令的石榴，半夜再起床聚在后院，一边穿着睡衣打战，一边欣赏高挂当空的明亮满月。阿嬷第一次把我包起来放在臂弯的篮子里带出门赏月，是我两岁时候的事。她要我仔细观察月亮周围那团雾气和月亮表面那些模糊的凹痕。她说，那表示月亮姐妹在上头，声音中带着股惊叹的意味，接着我就看到两个身穿熠熠长裙、脚踩玲珑丝履的姑娘飘浮在月中。那天深夜，我闭着双眼，都还感觉得到月亮在我头脑里发出像耀眼的星子一般的光辉，而且梦见那两姐妹从我头上飘过。
我三岁那年的灶神节，阿嬷教我自己吃掉一整颗汤圆。她说，这样有助于把我变软，可是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明白她的意思。妈妈和阿嬷带着一盆温水和厚厚的白棉布条来到我床边，她们把我的脚泡在水里，再用厚的湿布条绑起来。当布条紧紧在我脚上绕完以后，我看到眼前出现一片红，而且没办法呼吸，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好像缩成了小虫一样。于是我开始尖叫，我以为我要死了。“你哭什么哭？”阿嬷数落我，“每个小丫头都要缠脚的嘛！”
妈妈说我慢慢会习惯的，她也无可奈何。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她在厨房里摆了张小椅子，这样我白天就可以看厨师做饭，而昨天我还理所当然地在这块地上跑来跑去呢！缠脚那天，我竭尽全力地尖叫，房子里都是我的声音。吃午饭前，爸爸和哥哥们还过来安慰我，下午以后，就只有妈妈和阿嬷在厨房里安抚我的情绪。可我就是没办法静下来。我看到厨师的剁肉刀上上下下闪着光，听着鸡骨头在他又砍又剁之下断裂的声音。一听到那声音，我就尖叫，好像我自己的趾头被弯到脚底的时候断了一样。
缠脚要花好几年功夫，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把脚骨缠断。一个小姑娘的脚形就算缠得完美无缺，还是得继续缠着，才好维持那形状。她未来的公婆会问：“她缠脚那些年牢骚多不多？”如果牢骚多，他们就会重新考虑要不要把她娶过门，因为她会发牢骚，就表示她不够听话。如果我乖，妈妈和爸爸就会告诉人家，我的双脚是对形状美得不得了的金莲，在经历缠脚痛苦的那几年，性情一直平和温顺。可是如果他们没说实话，每个人都会晓得。灶神爷会告诉玉皇大帝，媒婆会警告我未来的夫家，用人会在镇上其他用人面前说我闲话。宝山县每个人都知道张家。要是我不乖，将来就会没人要，我会嫁不出去，成为张家的耻辱。尽管如此，我还是哭闹。
我一连三天坐在妈妈和阿嬷跟前忍受裹脚仪式：拆掉血淋淋的布条，泡在水里，重新绑紧。可是第四天早上，奇迹发生了：二哥再也受不了我的尖叫，告诉妈妈别再折腾我了。“把布条拿掉，”他对妈妈说，“她这样太痛了。”
妈妈说：“要是我现在软了心肠，幼仪就会自食苦果，谁要娶她这个大脚婆？”
二哥就说现在再也没人觉得缠脚好看了。妈妈又问二哥一遍，如果她不管我的脚，将来谁要娶我。
二哥接腔：“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
当时二哥才十七岁，可是从小被教导得言而有信，妈妈就动了恻隐之心，把阿嬷叫来帮忙松绑。打从那天起，我再没缠过脚。“神经病”——阿嬷给妈妈的决定下了这么个评语。即使过了几年以后，慈禧太后通过了一连串禁止缠脚的改革，妈妈也准我两个妹妹长着一双大脚，阿嬷还是替我们的将来操心：谁要讨我们这几个大脚婆？我们真是不三不四，既不能整天待在田里干活儿，做男人的帮手，又不能像闺房里的淑女那样安安静静坐着不动。
不知不觉地，我的脚变成了我的护身符，带着我进入一个崭新、广大、开阔的世界。我在厨房里跟着厨师从砧板绕到炉灶，剥虾壳或做其他琐事的时候，可以轻松地站着。妈妈坐在远离炊火的一张椅子里，懒散地发号施令。我那两只脚的力气，也成了我的挡箭牌，使我免受堂兄弟姐妹的揶揄。他们喊我“小村姑”的时候，我就反唇相讥，然后尽快跑开。在后院追踪甲虫的时候，如果它们想逃跑，我就用脚后跟把它们踩扁。
我十二岁那年，妈妈生下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四妹。她生产的时候昏了过去，做医生的爸爸以为我们快要失去她和娃娃了，就把七弟和八弟喊到楼上妈妈的房里，叫他们在一个钵里撒尿，然后[3]直接端到妈妈的鼻子下面。小男孩的尿味重得像阿摩尼亚，妈妈一闻就醒了过来，可是我们都怕得要命。四妹呱呱坠地以后的几年，妈妈身体一直很弱，所以由我帮小娃娃把饭嚼烂，带她出去玩，好让妈妈在屋里静养。
有一天，我在后院和四妹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给摔在地上。她先是一愣，过了几秒才放声大哭。爸爸正巧看到她摔下来，立刻从屋里跑出来，抄起四妹，甩了我一耳光，说我应该小心一点儿，又说我东跑西颠，野得像个乡下丫头。
那是我这辈子爸爸唯一一次打我。他带着四妹回房以后许久，我还待在院中落泪。那天近傍晚时分，身子还很虚弱、几乎从不把便鞋的底子弄脏的妈妈走出屋子，坐在我旁边。她用手擦去我的泪，紧紧搂着我说，要像天上那对姐妹一般自由自在是很难的。没人能看见她们，她说，抬起半闭的眼睛看着太阳，可是她们就在那儿，在新居里欢欢喜喜地跳舞和嬉戏。
[1] 智库版译作《欢乐满人间》。——编者注
[2] 侮辱华裔的说法。——编者注
[3] ammonia，氨水。——编者注第三章福禄寿喜
我阿嬷许妈也和幼仪的阿嬷一样出身乡下，而且我也像爱自己的妈一样爱她。许妈1930年代就受雇于爸当时在上海的家，爸小时候便是由她带大的。现在，她和我们一起住在哈姆登（Hamden）的家里，房间在楼下。因为她的缘故，我们在家讲着好几种话：许妈和爸还有我们几个孩子讲上海话；我们自家人说英语；妈和许妈之间用“国语”，因为妈不会上海话。
每天早上，许妈的穿着和她从小在上海乡间的穿着如出一辙，身上是一件缝着不对称花盘扣的高领套褂，一条七八分长的黑裤子，脚上是一双平底黑便鞋，而且经常挂着一条她一笑得厉害就拉起来遮脸的围裙。许妈的儿子长爸几岁，现在还住在上海市郊的小村里。收到儿子来信时，许妈便坐在角落边哭边用围裙拭泪，人变得安静许多。我讨厌看到信箱里出现那些装在红、白、蓝相间条纹航空信封里的信，那意味着，哭红双眼的许妈一吃完晚饭就会退席，晚上也不会到我们房间给我们讲故事，或是边用宽大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背，边用上海话数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每次许妈一哭，我心里就难过，因为我知道她过过苦日子。爸说，许妈20世纪初出生于上海郊区，快八岁的时候被卖给另一户乡下穷人家，他们把她当作陪伴儿子的童养媳，一直养到两人长大成人结为夫妻。这是付不起聘金的人家确保儿子娶得到乖巧媳妇，好为他们生下子息、继承香火的办法。许妈的丈夫成年以后，变成赌徒和一无是处的酒鬼。他们在她十八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后来许妈接二连三地怀孕，但被她用剥了皮的桑树嫩枝堕掉了。有两次怀孕她其实把孩子生了下来，但因为生的是女孩，许妈就把她们按到屋外的茅坑里淹死了。她要照料田地，要做饭给婆婆吃，要打扫屋子，还要设法走私食盐多赚些钱，这样的人可没工夫照顾女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省与省之间的食盐交易受到各自省份军阀的管制，像许妈这样富冒险精神的农妇，为了赚取利润，便试图在不同省份之间走私食盐。她会把盐块缝进内衣衬里和外衣的夹层，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胖女人。如果她被逮到，省里的警察或军阀的侍卫就苦打她一顿，然后把盐抹在绽开的伤口里，让她尝尝教训。
每当我特别替自己难过时，她就会用上海话对我说：“侬看看我受过的苦！”接着便转过身来，撩起她的上衣，让我看她背上的伤痕。
当年许妈发誓，等到她儿子能替他自己和她婆婆烧顿饭，代她履行她对夫家的责任那天，她就要离开村子，为自己谋财富。她就是这么来到张家的。她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便离开家里，到四伯祖在宝山县办的一家孤儿院应聘当奶妈。
那是1936年，爸的姐姐刚出世，她的英籍家庭女教师雅琪太太（Mrs.Archer）需要一位女佣，我奶奶就告诉了四伯祖。四伯祖于是派用人到孤儿院找个干净诚实，愿意和城里一户有钱人家住的女佣。院里推荐6号用人，但她那个星期碰巧不在，许妈便顶替了她。“我是6号。”她大声禀报，然后毫不犹豫地跟随四伯祖的用人到了上海。
许妈当了几年雅琪太太的女佣，学会怎样替她放温度适中的洗澡水，怎样用特制的英国指甲钳修剪她的脚趾甲。“珍珠港事件”爆发后，1942年，爸的家当时所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雅琪太太也和其他英国公民一样，被送进集中营。许妈便成为张家的奶妈头儿，我爸出生后就由她带。“侬争气。”——爸小时候，许妈一再跟他讲这句话，后来又反复对我们这些小孩说，意思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番作为。据许妈讲，我们都是她这个几乎不能读写的乡下妇人带大的，如果我们长大以后不能成为某号人物，那张家上上下下都会怪罪于她。
当许妈用她那双如土地般又硬又黄的手，把属于中国的一切传递给我时，我怎能不爱中国？我想，许妈的手耕过的田地、煮过的饭菜、搓过的衣服太多太多了，因此她的手掌和指尖带有一种糅合了手本身、洗碗水、土壤、青葱和生姜的特殊气味。那是双无所不能的手：一刀就把鸡剁成两半，在我们家周围那块新英格兰坚土上种出绽放的菊花，毋须参考纸型，就缝出一条裤子或一件裙装。小时候每天放学以后，许妈就把我叫到她房间，试穿一件她用她在附近布庄的零头布箱中发现的碎布为我做的衣服。我床头的一条被子，也是许妈用零零碎碎的材料、颜色大胆的布条缝制而成。
但愿我能像许妈那样为周遭人所接受，或是像她接受自己那样接纳自我。她虽然只会说几句英语，却能和每天早上送牛奶的人开玩笑，或是和妈的朋友交换园艺妙方。我和许妈一块儿出门时，每个人都以为她是我奶奶。当我牵着她的手穿越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时，就不怕被那些青少年讥笑了，因为许妈和我一起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从没吐过半句话，就算说了，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感觉得到许妈在我身边的力量。与她同行时，我觉得自己站得很稳，不怕掉进那道分隔中国和美国的危险裂缝；单枪匹马时，我就会步履不稳地走在两种文化的边际之间。当其他孩子喊我“清客”，或是用手把脸挤扁，模仿我细细的眼睛和宽宽的鼻子时，我的内心就一个趔趄，坠入那条裂缝之中。在那儿，我站在中国的门墙外，以嘲弄和无知的态度面对它。
虽然我自己尽了力，却依旧无法避开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缝。学校的小朋友第一次取笑我最爱的那条长裤，告诉我裤管太短、裤裆太低时，我吃了一惊。那裤子是许妈做给我的，我以为她做的衣服可以保护我，使我免于遭到不友善的批评。后来，我只在家里穿那条裤子，而且会仔细察看许妈做的每件衣服，找出可能的缺点。从我同学的观点看中国，会让我受伤，那意味着我会跌入那道远离我的许妈的缝隙中。
你看，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我嫁给他的时候才十五岁，这个年纪离开娘家，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早了点。可是我刚满七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变穷了。
你是知道的，我们张家人非常好面子。我们坚信中国一句名言“名节是个人第二生命”。这意思是丢了自己的名誉和家里的名声，差不多和丢掉性命一样糟糕。我们年轻的时候，张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从没丢过张家人的名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家人团结一致，紧守着自尊和志气。看别人赢，会学到一些东西；看别人输，学到的更多。我们遭遇的不幸使我们坚强，帮助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们。明白这点，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脉了。
我先说说轿子吧，它们看起来像有两个扶手和一个靠背、接在长长的竹挑竿上的椅子。有时候，椅子上有间四面挂了帘子、可以保护隐私或遮蔽太阳的小房子。你在轿子里面坐定以后，轿夫就一前一后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那竹竿子很有弹性，所以轿夫一肩扛一根来平衡力量，然后脚步轻快地往前跑，轿子就缓和地颠来颠去。我小时候，我们都是乘着轿子四处逛，非常舒服。
宝山的轿夫都习惯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外的一棵大树下，等着赚工钱。比方说，爸爸被急诊病患从家中传唤的时候，用人就跑到树下，雇一顶轿子和两个轿夫。在紧急情况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个轿夫，是因为没工夫让轿夫停下来换位置，所以第二个轿夫会跟着轿子跑，等其他两个轿夫当中的一个累了，就把轿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从一个人坐的轿子辨别出这个人的许多情况。首先是看轿子颜色：朴素的青竹轿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盖和装饰的轿子是送葬队用的；披着红丝帐的轿子是给婚礼队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结婚那天一样。再就是看轿夫人数（通常是两个），它可以显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大官才可以雇用两个以上的轿夫，这是从前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时候传下来的习俗。最高阶层的士大夫为社会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阶层的农夫耕种土地，给世人供应食物；第三阶层的工匠制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阶层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财以外，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算他们雇得起好几个轿夫，还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从前上海大部分地区都受外国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没人理会老规矩，洋人出门想雇几个轿夫就雇几个轿夫，有时候多到四个。我听说有个叫杨祖卿（原文作Yang Zuqing，此系音译）的中国人也雇了四个轿夫，可怪的是，他们全是洋人。杨祖卿出身上海一个旧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国租界这件事，为了让大家看看中国人在外国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个洋轿夫扛着他周游外国租界。他下轿子的时候，那几个外国佣工还得托着他那件特别缝制、衣裾长达十五英[1]尺的官服。据说，杨祖卿走到哪儿，都是一道奇观。难怪。
张家拥有的那两顶轿子，象征我们家至高的荣誉。当时大多数人家只租轿子用，我们的轿子却是自己的，是清廷任命祖父做知县的时候致赠的礼物。学富五车、大公无私的祖父为官运用的是智慧与逻辑，而且会定时乘坐这两顶轿子入宫。祖父死后，家人就用罩子把轿子罩起来，收在前院的一间小屋里，有特殊大事才派上用场——像大堂哥举行婚礼的时候，那是我出世以前的事了。
爸爸大哥的长子大堂哥，是我这一辈张家成员中最重要的一员，他依序继承了这两顶轿子：当初祖父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大伯又打算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我的大堂哥。大堂哥结婚的时候，用红丝喜幛装饰第一顶轿子，然后派到邻省迎接新娘子。第二顶轿子用祖父衙门里敬祖的金丝幛做装饰，载着迎亲队里的大堂哥。
大堂哥娶的新娘子在婚礼前一天坐着红轿子抵达宝山，她带了好多光彩夺目的珠宝来，有玉石、珍珠和祖母绿，是嫁妆的一部分。虽然我没见过这场婚礼，不过大堂嫂把经过都告诉了我，还让我瞄了一眼她的珠宝。她和大堂哥，还有他们的孩子，住我们隔壁房。同住的还有她的父母。通常，一个女人出嫁后，就把娘家抛在脑后了，可是大堂嫂刚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因为太想念娘家了，大堂哥就答应她让岳父岳母搬过来住。她和她父母白天大都在吸鸦片，摸麻将，自己聊自己的。
现在，你有必要知道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家，并非所有人都是纯血亲关系。爸爸那一辈的三个兄弟当中，只有爸爸是祖母亲生的儿子。其他两个哥哥都是祖父大太太生的，她很早就死了。祖母仅仅是祖父的继室，地位比大太太低，却是当时张家在世的成员里最年长的。她在大伯从旁提供意见的情况下当家做主。
不过，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最宠爸爸和他的妻小。她不断说妈妈是媳妇里面最能干的，因为她生的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八个是男孩，生男的比率在媳妇里面最高。每次祖母私底下在自己的卧房用餐的时候，总会挑我们家小孩之中的一个（通常是六哥或我）作陪。用人会为她斟上一杯米酒，顺便也给我倒一小杯。若干年后，在上海，我为二哥举行了一次晚宴，来吃饭的周恩来看到我这女子酒量如此之大，还吃了一惊呢！
1907年，家里出了麻烦。出事的时候，正逢一年当中最喜气洋洋的春节。
我穿着过节的衣裳（一套滑溜溜的红色丝质绣花衣裤，走起路来裤管会沙沙作响），头发紧紧扎成两条教我头皮发痒的辫子。我依照过年的规定，表现得中规中矩。那时候，我们相信天上神明会在旧年的最后一个月和新年的头一个月，监视人间发生的每件事情，然后决定来年要散布什么样的运气福分，即使像被缝衣针扎伤这么单纯的意外（这样一来就损伤了肢体，而肢体是神明的惠赐），也可以决定一个人一年的命运。所以我很高兴，我那个迷信的阿嬷没把我关在闺房里做女红（平常我不能到院子里玩的时候，就要待在闺房做女红），而准我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偶尔，我会想到厨房帮帮妈妈的忙，小心翼翼不把衣服搞脏。
家里的粮房堆满了米、油和其他年节必需品，这样我们就可以丰丰盛盛迈入新年了。为了过节，房子里也尽量弄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前厅悬挂横幅的时候，爸爸就用上面写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给兄弟们进行一年一度的庭训，引导他们生活要过得合乎儒家所定的“礼”的规范；一言一行要合乎“义”，也就是正义、正直；于公于私都不贪图或偷窃财物，这是“廉”；还要避免玩弄任何阴险的手段，这是“耻”。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是张贴写着“福禄寿喜”四个大字的横幅来迎接新年，我们挂的横幅却用了四个不一样的字，作为一个书香门第做人处世的准绳。
庆祝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腊月初八这天，我们三家的厨师集合起来准备腊八粥、特别的青菜和新年的餐品——薏米莲子汤。当我们一大家子挤在大桌前尽情吃喝的时候，大哥一不小心把饭碗摔到地上，碎成了六片。每个人（包括迷信的用人们在内）都吃了一惊，为了安慰大哥，大家坚持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晓得，在年节期间打破饭碗，其实是件挺严重的事。上海话里面“饭碗”这字眼和“势力范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哥打破饭碗，等于象征性地破坏了他的势力范围。
大哥是个“儒商”，虽然受完正统中国教育，可是没有遵循传统的路子去当文官。他开了一家棉籽油厂，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生意。举个例子说，年节期间，他会在年关结束以前把所有账目弄好，同时在腊月十六这天，用大鱼大肉犒劳工人。可是，那一阵子大哥的工厂经营发生困难，这也正是他饭碗摔碎的时候每个人都忧心忡忡的原因。当时大哥手下有几个最优秀的工人被当地一个买办挖走了，在他找人顶替的时候，工厂赔了钱。
虽然后来大哥另外拿了个碗吃饭，可是有个用人小心拾起破碗的碎片放在一边，等着第二天下午拿给来我们家的补碗匠修补。那补碗匠用一根小小的钻子在破瓷碗片上钻进一些小孔，再用细细的金丝把碗锔在一起。当然啦，补好的碗看起来非常滑稽，因为白瓷上面交缠着金丝。不过，大哥从那天起到腊月底，一直是用那个碗。家里只有大堂哥取笑大哥笨手笨脚，他们两人老是处不好。
春节第二天的夜里，我被许多人在房子周围尖叫和奔跑的声音吵醒。我一边摇醒可以一睡就不省人事的大姐，一边从床上冲出去。到了外头，发现全家人都起来了，连大堂嫂和她父母，以及祖母都在。每个人都还穿着睡衣，女眷们披散着头发，在月光下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她们的脚有一部分没缠好，布条的尾巴都拖在地上了。
原来，大堂嫂的珠宝被偷了！用人点起家里所有的灯笼，池塘对面的邻居也燃亮所有灯笼。他们的用人跑过来说，他们看到一个黑影从我们这合院的屋顶跑过去。当夜，两家的用人好好找了一遍，可是夜贼和珠宝已经不知去向。
珠宝失窃的事大概过了一星期，大哥工厂的生意突然好转。从摔破碗这件事来看，他的势力范围理应遭到破坏，所以他瞬间转运的事情出人意料，而且差不多是个奇迹。当然啦，我们家里是很高兴的。说不定我们这支张家人得到的好运，在甫遭噩运的大堂哥家人看来太多了，也说不定是大哥和大堂哥之间老是磕磕碰碰，原因我不知道，可是事情过后不久，我看到他们家起了疑心的征兆：大堂哥、大堂嫂和她的父母开始在自己的房舍里用饭，而且再也不许小孩和我们一起玩。
有一天，大哥经过大堂哥住处的时候，大堂嫂的母亲恶毒地说：“哦，那个贼来了。”
大哥一听到这批评，就垂下头来没作声，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运导致家庭失和很丢脸。但是这句诬赖人的话，也被在隔壁我们自己家缝衣服的妈妈听到了，那天晚上，她告诉爸爸，她不愿意再待在一个别人用这种态度批评她孩子的家里。
年关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爸爸走进房间对我和兄弟姐妹宣布：“我们要搬走了。”
为了顾全面子，我们在开年的时候一声不响、匆匆忙忙地离开老家，带着家什搬到一个新的镇上。离开祖母是让人很难过的事，可是她老人家为了维持家庭和谐，留在宝山和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一起住。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看到祖母，后来爸爸才开始偶尔带几个孩子回宝山吃饭。他是出于对祖母的爱与敬才回老家的，他不想让她在当地人面前丢人现眼，只要他定期回宝山，至少张家看起来还是和睦融洽的。
大概过了十年以后，珠宝失窃的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那个贼是祖母厨师的儿子。这厨师是祖母的忠仆，他在无意间听到儿子吹嘘偷东西的事，就当面质问。后来他儿子向祖母认错，结果被从轻发落，关了些日子。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才把解开谜团的关键供了出来：那夜搜查的时候，他把自己藏在了我家的一顶轿子里！当初没有一个用人想过要检查放轿子的小屋，更别说看看轿子里头了。
在我们家的罪名正式被洗刷前的那十年间，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家里钱财尽失；我哥哥在海外求学的时候，生活艰苦；我也不得不在十三岁那年订婚。那些年间，我哥哥凭着个人的成就，逐渐挽回家里的财富和尊严，可是一切已经不同往昔，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回宝山老家了。
[1] 此处或系误记。郑逸梅《从羊角军到轿子》一文中有“杨子京雇西人抬轿”掌故，讲富人杨子京身着特制的一丈八尺长衫，“命四个外国瘪三每人提着长衫下摆的一角，大模大样地在四马路一带兜圈子。……过了一天，他又穿了这件长衫到城里豫园湖心亭喝茶，坐着官派十足的绿呢大轿，仍旧由那四个外国瘪三抬着。……到了豫园下轿，外国瘪三又替他提着衣角，宛如做了一出滑稽戏，看热闹的把马路都塞住了”。见《上海旧话》第6—7页，郑逸梅、徐卓呆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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