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必之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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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南宁粤语语法(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试读：
術語簡稱一覽表1SG 第一人稱代詞單數
1PL 第一人稱代詞複數
2SG 第二人稱代詞單數
3SG 第三人稱代詞單數
3PL 第三人稱代詞複數
ADJ 形容詞
ADV 副詞
ASP 體標記
C 補語
CLF 量詞
CM 補語標記
COMP 比較標記
CONJ 連詞
Dd 指示趨向詞
Dp 路徑趨向詞
DQ 程度量化詞
EXP 經歷體標記
FOC 焦點
G 領屬語
IDEO 狀貌詞
LOC 處所
MAN 方式
N 名詞
NEG 否定詞
NP 名詞短語
NUM 數詞
O 賓語
PASS 被動標記
PFV 完整體
PC 動相補語
PERF 完成體
PP 介詞短語
PREP 介詞
PRT 助詞
R 結果補語
S 主語
TOP 話題標記
UQ 全稱量化詞
V 動詞
VP 動詞短語第一章 作爲“語言區域”的廣西[1]南寧“語言區域”（linguistic area）也被稱爲“語言聯盟”（sprachbund）、“擴散區域”（diffusion area）和“趨同區域”（convergence area）等，是歷史語言學和語言接觸研究裏其中一個核心課題。“語言區域”似乎很難給出清晰的定義（吴福祥 2013：131），但學者都認爲它至少具備以下幾個特點（參考Aikhenvald & Dixon 2001；Thomason 2001；Campbell 2002；Heine & Kuteva 2005 等）：（一）在同一個區域至少有三種語言在使用。那些語言要麽没有發生學關係（genetic relationship），要麽在譜系上的距離都比較遠；（二）區域内的語言共享一些結構特徵，而這種現象不能用發生[2][3]學關係、沿流（drift）或平行演變等因素去解釋；（三）那些共享的特徵不常見於區域以外的語言中；（四）相關語言有密切的接觸關係。
世界上有不少被詳細考察過的“語言區域”。研究語言接觸的專著，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它們。這裏舉四個例子：（一）歐洲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區域内的語言包括希臘語、阿爾巴尼亞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保加利亞語、羅馬尼亞語等。以上語言俱屬印歐語系，但分隸不同語族；（二）印度次大陸：區域内的語言包括印度—雅利安語（Indo-Aryan，屬印歐語系）、達羅毗荼語系（Dravidian）語言、蒙達語（Munda，屬南亞語系），以及個别藏緬語；（三）中美洲：區域内的語言包括納瓦特爾語（Nahuatl，屬猶他-阿茲特克［Uto-Aztecan］語系）、托托納克語系（Totonacan）語言、瑪雅語系（Mayan）語言、米塞—塞克語系（Mixe-Zoquean）語言等；（四）東南亞：區域内的語言包括納壯侗語系語言、苗瑶語系語[4]言、南亞語系語言、藏緬語族語言及部分漢語方言。
中國幅員廣袤，語言資源豐富且接觸頻繁，是研究語言接觸一扇重要的窗口。過去不少著作已經注意到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之間接觸的事實，也發掘了不少生動的例子，但可能由於缺乏理論的支持，往往只流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類的描述，缺乏深入的解釋，這是非常遺憾的。在2007到2013年間，筆者得到資助，親身到廣西南寧、賓陽、壇洛、賀州等地進行了幾次漢語方言調查，收集了一些語[5]料。這本小書可以算是調查的總結。這裏我把南寧地區視爲一個“語言區域”，通過跨語言比較，配合新近的語法化（Heine & Kuteva 2002；Hopper & Traugott 2003等）和語言接觸理論（Thomason 2001；Heine & Kuteva 2005等），考察南寧粤語中一些特殊語法結構的形成問題，過程中也會旁及桂南平話和壯語的情況。需要強調的是：本書雖聚焦於南寧粤語，可是當中的論述也適用於其他邕潯片粤語方言（如百色粤語）。
南寧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首府，轄隆安、武鳴、馬山、上林、賓陽、横縣六縣，總面積2.21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66萬（2010年）。南寧向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原住民爲壯族。當地流行的語[6]言（包括漢語方言）主要有五種：（一）粤語：南寧地區的粤語屬邕潯片粤語（Wurm et al.1987），是當地的優勢語言，一般稱爲“白話”。邕潯片粤語只有一百多、兩百年的歷史，是由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移民帶到廣西中南部去的。它和廣府片粤語有相當密切的關係（Yue-Hashimoto 1988；李錦芳 2000；洪波 2004等）。關於南寧粤語的形成過程，下文還會談到。（二）平話：平話方言分桂北平話和桂南平話，南寧地區的平話屬桂南平話。它曾經是南寧地區的優勢語言，但現在已退居至市郊賓陽、横縣等地。平話在漢語方言中到底處於什麽位置？學界還没達成共識，有幾種意見：一派以王福堂（2005：114）爲代表，認爲它是“漢唐以來從中原地區及湖湘等地進入廣西一帶的移民、商人、官吏、軍人所説的漢語，在少數民族語言以及後來其他漢語方言的環境中，經過長期發展而成的一種漢語方言”；另一派意見以麥耘（2010）[7]爲代表，主張平話和粤語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早期粤語”。麥耘（2010）所指的“早期粤語”可以追溯至唐末（10世紀），其後代語言包括現在所有粤語方言和平話方言。廣府片粤語所屬的一支和平話所屬一支早在宋代末年（13世紀）就已經分裂。李連進（2005）的觀點比較特别。他不單認爲平話可以獨立處理爲一個方言區，還將粤[8]語的勾漏片劃入平話之中。無論採用哪一種意見，桂南平話和邕潯片粤語（南寧粤語所屬）的發生學關係並不特别接近。（三）官話：南寧的官話被稱爲“邕州官話”或“下郭街話”，屬西南官話的桂南小片，主要源自明清時代的官府和軍隊。以往分布在南寧的舊火燒地街、草鞋街、下郭街（今江北大道邕江一橋至桃源路一段）、黄泥街（今南國街）一帶。隨著南寧粤語在上世紀初取得地區性優勢，南寧官話也慢慢走向衰微，目前只保留在武鳴縣城及該縣城鎮的老人口中。（四）普通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南寧外來人口迅速增加，加上“推普”的作用，南寧普通話（即所謂“南普”）已經成爲南寧地區最流行的語言。粤語和普通話的語碼轉换（code-switching）在中年以下的人群中十分普遍。不少年青人甚至已經變成只能説“南普”的單語人。（五）壯語：主要分布在市郊農村和郊縣。分北部壯語和南部壯語，以邕江爲界。南部和北部壯語的差異主要體現在：（a）語音上：南部方言有一套整齊的送氣清塞音和塞擦音聲母，而北部方言一般没有送氣塞音和塞擦音；（b）詞彙上：南、北相同詞彙數量在60%到65% 之間（覃國生 1996：16）；（c）語法上：南、北方言使用不同的被動標記（林亦 2009），南部方言有豐富的雙重或三重否定結構，而北部方言欠缺（覃鳳余等 2010）；在表達同一體範疇（aspect）時，南、北部壯語使用的體標記及其句法結構並非完全相同，他們的來源及語法化路徑也不一樣（Huang 2014）。新壯文轉寫所根據的基礎方言，正是南寧市内武鳴縣雙橋鎮的壯語，即所謂“標準壯語”。南寧地區的壯族人大部分都是多語者，通曉粤語和平話。
南寧地區的語言環境如此複雜，完全符合了定義語言區域第（一）項條件。至於語言之間的接觸程度，可由當地雙語/多語人的比例反映出來。陳海倫、李連進（2005）對南寧地區445人進行了調查，使用南寧粤語、桂南平話、桂柳官話、壯語和普通話的比例，分别是88.5%、13.9%、8.54%、26.1%和88.3%。當中能説三種語言的，有[9][10]38.88%；能説兩種語言的，有54.83%；只能説一種語言的，只佔6.292%。如果把單語者的數字除掉，南寧地區多語者的比例便高達90%。這呼應了對語言區域第（四）項的界定—區域内的語言有密切的接觸關係。
語言之間倘若發生深度的接觸，幾乎所有特徵都有可能出現遷
[11]移。下面以南寧地區的語言爲例作説明。語音方面，最矚目的現象是區内的語言普遍有清擦音［］，如南寧粤語“先”［］、[12]“心”［］；亭子平話“寫”［］、“雪”［］（覃遠雄等 1997）；下郭街官話“西”［］、“想”［］（周本良等 2006）；大新壯語［］“巢”、龍州壯語［］“長”（Luo 2008：[13]321-322）。這個音在區域外的漢語方言裏都比較罕見，譬如廣府片粤語就没有（de Sousa 2015b：166-168）。詞彙方面，粤語、平話和壯語都有一個無定限定詞LHAK，粤語和平話都唸［］（文獻一般寫作“噻”）、大新壯語和靖西壯語則唸［］。它們可以出現在［LHAK-NUM-CLF-N］（表大約）和［LHAK-CLF-N］（表數量少、某個或任何一個）等格式中（覃鳳余、田春來 2011；余瑾等 2016：391-403）。這個無定限定詞的源頭毫無疑問是壯侗語，並已擴散到粤語和平話中。廣東西部部分粤語方言如廉江粤語、信宜粤語也都用“噻”，但功能不如南寧粤語那麽豐富，出現的環境也比較局限。
筆者的母語爲香港粤語。香港粤語和南寧的音系相差不遠，而且對應得十分整齊，詞彙的分野（尤其是基本詞）也不算非常明顯。在跟發音人交談的過程中，最使我感興趣的是語法現象——南寧粤語某些語法結構的編碼方式跟香港粤語的很不一樣。後來我讀了一些關於平話和壯語語法的著作（如覃東生 2007，2012；韋景雲等 2011；余瑾等 2016），對這個領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現在我相信，南寧粤語和廣府片粤語語法上不相應的部分，大多數都可以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加以解釋。
南寧地區諸語言共享的語法特徵，至少有下列幾項：（一）［V-R-ASP-O］和［V-O-R-ASP］兩種語序共現（co-exist）（郭必之 2010a，2010b；Kwok et al.2016）；（二）非常豐富的後附狀貌詞（ideophone/expressive），可以出現在不同詞類和短語之後（郭必之 2012；Kwok et al.2016）；（三）“執持”（TAKE）義動詞經歷語法化，出現在主要謂語之後，作工具介詞及方式助詞（歐陽覺亞 1995；覃東生 2012；黄陽、郭必之 2013；覃東生、覃鳳余 2018；Huang & Wu 2018）；（四）“獲取”（ACQUIRE）義動詞經歷語法化，出現在主要謂語之前，表道義情態（deontic modality）、“先事結果”（result of prior event）等功能（Kwok et al.2011）；（五）“去”（GO）義動詞經歷語法化，出現在主要謂語之後，做動相補語、程度事態助詞、使令事態助詞等（歐陽覺亞 1995；鄧玉榮 2008；覃東生 2012；郭必之 2014；Huang & Wu 2018）；（六）“給予”（GIVE）義動詞經歷語法化，出現在主要謂語之後，做受益格介詞、受損格介詞及關涉對象介詞（覃東生 2012；[14]Huang & Wu 2018）；（七）“多”（MANY）義動詞經歷語法化，出現在主要謂語之後，表示動作相關程度的加劇（歐陽覺亞 1995；鄧玉榮 2008）；（八）“遭受”（SUFFER）義動詞經歷語法化，出現在主要謂語[15]前，做被動標記等（Chappell 2015；吴福祥 2016b）；（九）光桿量詞具指代（anaphoric）用法（de Sousa 2015b：182-183）。
我們可以根據上述語音、詞彙及語法特徵，把“南寧地區”定義爲一個語言區域。這個區域的邊界並不清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邕潯片粤語分布得非常零散，見Wurm et al.1987），但南寧市應該是中心點。
本書的要旨，是從語言接觸的視角切入，分析南寧粤語一些特殊語法特徵的來源及演變過程。前段在第（一）至（五）項所列出的五種特徵，將於第二章至第六章集中討論。我們會論證：南寧粤語之所以擁有這些特徵，都是語言接觸的結果。换言之，南寧粤語的前身應該都没有這些特徵，是接觸使它們添加到南寧粤語身上的，屬“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這裏先簡單介紹一下這種演變的幾種機制（mechanism）。
吴福祥（2014，2016a等）在Heine & Kuteva（2005等）的基礎上，把“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分爲“語法借用”（grammatical borrowing）和“語法複製”（grammatical replication）兩類。前者指一種語言（源語）的語法語素遷移到另一種語言（受語）之中，涉及語音形式；後者是指一種語言（複製語，“replica language”）仿照另一語言（模式語，“model language”）的語法模式，産生出一種新的語法概念或結構，但不涉及仿照模式語的語音形式。“語法複製”底下還可以細分爲“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和“語法結構複製”。“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現象在近十幾年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已找到大量例證。它是指複製語對模式語某種語法概念的語法化路徑進行複製。“語法結構複製”包括“結構重組”和“構式拷貝”兩項。因接觸而引發的語序改變，即屬“結構重組”底下的“重排”。“結構重組”還有所謂“擇一”的現象，即複製語原來有兩個或多個具變異關係的結構模式（如A和B），但模式語的對應模式卻只有一種（如A），這時候在模式語的壓力下，複製語的使用者會選用A結構，B結構逐漸消失。“構式拷貝”和“結構重組”相近，但前者複製語没有相關的結構作爲依憑，而後者一定有一個相關結構的存在。以上的分類可以用圖1呈現出來：圖1：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機制（參考吴福祥 2014）
和Heine & Kuteva（2005）等的方案比較起來，吴福祥（2014，2016a）對“語法結構複製”的劃分更加細緻，也更符合東南亞語言的情況。
本書將要討論的特徵，大部分都牽涉到多功能語素（poly-functional morpheme）的遷移（特徵二至八），屬“語法複製”中“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的範疇。相關細節，留待以後幾章才作討論。特徵（一）則關涉語序改變的問題，屬於“重排”。
本章最後的一部分，讓我們談談南寧粤語的形成問題。在Wurm et al.（1987）中，南寧粤語被劃歸邕潯片粤語，與廣州粤語所屬的廣府片粤語好像有對等關係。其實不然。邕潯片粤語的歷史並不長，只有一百多、兩百年左右的歷史，是由珠江三角洲説早期廣府片粤語的人帶到廣西中南部一帶的。余靄芹（Yue-Hashimoto 1988）曾根據音系的分合，把廣州粤語和南寧粤語一同歸入“廣府片”（Guangfu subgroup）中。麥耘（2009：228）則認爲，邕潯片的形成“是人口擴散直接造成的語言擴散，是典型的譜系樹式的分化”。廣府片和邕潯片都源自早期廣府片粤語，發生學關係非常接近。如圖2所示：圖2：廣府片和邕潯片在粤語中的位置
那麽，到底是什麽因素使廣府片粤語和邕潯片粤語變得不同呢（尤其是語法方面）？壯族人的語言轉用（language shift）在此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前文説過，廣西地區的原住民是壯族人，説屬於壯侗語系的壯語。説廣府片粤語的人大概從清中葉起移入廣西中南部地區。由於他們擁有較高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地位，所以儘管人口比壯族少，仍然能吸引壯族人“轉用”改説粤語。“轉用”可以從以下的數字中清晰地反映出來：在南寧市，壯族人約佔總人口37%，但全市竟有高達 89% 的人會説邕潯片粤語（陳海倫、李連進主編 2005）。這説明絶大部分的南寧壯族人都已經實現了“語言轉用”或“語言飄[16]離”（language drift）（鄒嘉彦等 2009；鄒嘉彦等 2015）。可是，由於“不完全學習”（imperfect learning）的緣故，壯族人只能在自[17]己的語言基礎上，發展出“壯族粤語”。那是邕潯片粤語形成的第一步。不難想像，壯族人在轉用的過程中，把母語中個别詞彙和語法結構帶到目標語（target language，即“壯族粤語”）裏去。在語言接觸的研究裏，這叫做“轉用引發的干擾”（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
接下去，在廣西中南部地區的壯族族群中，“壯族粤語”逐漸取代了壯語，成爲新一代壯族人的母語。謝建猷（2000）所報道的“壯族平話”和“瑶族平話”，如實映照出廣西地區語言轉用的事實。[18]我們的發音老師，調查時六十歲左右，本身也是壯族，但她只能説幾個壯語單詞。日常生活，以説南寧粤語和普通話爲主。
最後，由於使用的人口較多，“壯族粤語”最終把那種源自珠江三角洲的粤語同化掉，成爲現代邕潯片粤語的源頭。整個過程可能只在短短幾十年間完成。我們之前説過，邕潯片粤語語法結構中和廣府片粤語相異的部分，基本上都可以通過語言接觸獲得解釋，就是這個原因。不妨説，南寧之所以成爲一個“語言區域”，很大程度上源於壯族人改説漢語（粤語、桂南平話、官話），使壯語的成分遷移到漢[19]語方言裏去。
本書選擇研究南寧粤語，除了因爲有第一手語料外，還考慮到它有相對清晰的歷史來源。我們可以直接拿南寧粤語跟早期廣府片粤語[20]（19世紀和20世紀初，以後或簡稱“早期粤語”）的語料作比對。早期粤語是南寧粤語祖語的近親，甚至是同一種語言。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知道南寧粤語和早期粤語分家以後，産生了什麽變化。這些變化，部分是由語言内部驅動而來的，但更大的一部分相信和語言接觸有關。這些早期語料，爲論證“接觸引發的遷移”（contact-induced transfer）提供了一個便利可靠的途徑。[21]
以下是南寧粤語的音系（參考林亦、覃鳳余 2008）：
聲母21個（含零聲母）
韻母53個（含成音節鼻音兩個）
聲調九個
在正式開始作專題討論前，讓我們先對往後幾章的例句標注方式作一説明。本文的南寧粤語語料 （除引録自他人著作者外） 及民族語言語料一律標上國際音標，民族語言的部分還會逐字翻譯，其他漢語方言的語料則只寫漢字。[1] 1956年，Murray B.Emeneau在Language雜誌上發表了“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一文，自始“linguistic area”（語言區域）這個術語便廣爲學界所認識。筆者刻意把這一章訂名爲“作爲‘語言區域’的廣西南寧”，表示我們有意追隨Emeneau（1956）的研究方向。[2] Sapir（1921：127-191）認爲：同語系的語言，會共享一些内部動力，使得它們在分開的情況下依然有相似的演變方向。這種現象被稱爲“沿流”。又見Dixon（1997：14）。[3] 只有四個因素，可以導致語言之間産生相似的結構：（一）發生學關係；（二）平行發展/巧合；（三）沿流；（四）語言接觸（參考Dixon 1997：14-15；Aikhenvald 2006）。如果有證據排除（一）、（二）、（三）三個因素，那就只剩下語言接觸的可能了。[4] 有些學者認爲壯侗語、苗瑶語和漢藏語具發生學關係。這裏根據梅祖麟、龔煌城（1992）和龔煌城（2006）等人的意見，把它們視爲三個獨立的語系。[5] 除特别標示者外，本文中所引述的南寧粤語、百色粤語及廣州/香港粤語語料，均採自田野調查。[6] 本節參考了林亦、覃鳳余（2008：5-7）的論述。[7] 這裏採用麥文原來的術語。本書的“早期粤語”另有所指，參考本章後半部分。[8] 關於平話的系屬問題，還有其他不同意見。可參考余瑾等（2016：3-5）的綜合性介紹。[9] “普通話+南寧粤語+壯語”是比例最高的組合，佔三語人口41.04%。[10] “普通話+南寧粤語”是比例最高的組合，佔雙語人口73.77%。[11] Heine & Kuteva（2010：86）認爲發生遷移的特徵有下列幾種：（一）形式（form），即語音形式或其組合；（二）意義（meanings，即詞彙意義或語法功能）或其組合；（三）形式—意義單位（即語素）或其組合；（四）句法關係，即意義成分的語序；（五）以上任何兩項或更多的組合。[12] 本書標示漢語方言聲調的方式：1—陰平；2—陽平；3—陰上；4—陽上；5—陰去；6—陽去；7a—上陰入；7b—下陰入（“7”表示該語言/方言不分上陰入和下陰入）；8—陽入；*—變音。[13] 大新壯語和龍州壯語俱屬南部壯語。它們的［］對應於武鳴壯語的［γ］。[14] “給予”義動詞演變爲受益格及受損格介詞，其實是符合一般語法化規律的（Heine & Kuteva 2005：149-151等）。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南寧地區的語言中，當這些介詞介引賓語時，會出現在主要謂語結構組合的後面，構成［VP-PREP-NP］（如南寧粤語“打掃啲衛生畀我”=“幫我打掃一下衛生”），與漢語方言常用的［PREP-NP-VP］語序不同。參考覃東生（2012）的相關章節。[15] “遭受”義動詞做被動標記的現象，在中國中南、西南部分地區（如湖南、貴州、四川）很普遍。可是在廣東和廣西東部，被動標記一般源自“給予”義動詞（Chappell 2015：29-31，34）。[16] 所謂“語言飄離”，是指一個語言社群由單語轉向目標語的一個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語言群體同時掌握母語和目標語。參考鄒嘉彦等（2015：133-134）。又，“語言轉用”在原文中作“語言轉移”。[17] “不完全學習”並不是缺陷。相反，很多學者 （如Hagège 1993；Ansaldo 2004；Heine & Kuteva 2005）都把它視爲“因應社會而創造（create）”的行爲。[18] 語言轉用者（shifter），有些會知道自己本身是並非漢族，只是改了説漢語；但也有些會特别強調自己漢人的身份。説平話的非漢族族群正有這兩種極端的態度（謝建猷 2000）。我猜想説南寧粤語的非漢族族群也應該有類似的反應。[19] 關於粤語以外其他漢語方言和壯語在廣西的接觸，可參看洪波（2004）。[20] 學者爲早期粤語語料建立了兩個數據庫，分别是“早期粤語口語文獻資料庫”及“早期粤語標註語料庫”（鏈接：http：//ccl.ust.hk/ccl/useful_resources/useful_resources.html，檢索日期：2018年7月6日），提供了逐字檢索功能，非常便利。數據庫收録的文獻包括Robert Morrison（馬禮遜，1782—1834）的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1828）、Elijah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的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和James Dyer Ball（1847—1919）的 Cantonese Made Easy（1883，1888，1907，1924 四個版本）等。謹此對建立語料庫的張洪年教授及姚玉敏教授表示衷心的謝意。[21] 這裏對林亦、覃鳳余（2008）給出的音系做了兩個調整：（a）把圓唇軟hwwhh顎音聲母［kw］、［kw］改爲［k］和［k］；（b）［ts］、［ts］、［s］三個聲母和［］韻母屬老派讀音（如“紫”［］），現在已經很少能聽到。今直接删去。第二章 南寧粤語［述語—賓語—補語］語序的來源——兼論桂中地區民族語言相關結構語序的變異1.引言[1]
廣州粤語的口語有近兩百年連綿不斷的文獻記録。各種述補結構的變體在這些文獻中的反映，引起過許多學者的討論（Yue 2001；吴福祥 2003b，2005a；郭必之 2005等）。他們都留意到，早期的廣州粤語中有一種［述語—賓語—補語］結構（即［V-O-C］）。乍看起來，和漢魏六朝常見的“隔開式”述補結構相彷彿。[2]余靄芹（Yue 2001：258-259）舉了下面這些例子：（1）早期粤語：掃個一塊泥去。[3]
“sweep away that clod of dirt.”（Williams 1842：140）（2）早期粤語：唔做得咁嘅事好。
“cannot do that business well.”（Bonney 1854：176）（3）早期粤語：呢個人舊年種痘唔出。
“This man was vaccinated last year，but it did not take.”（Fulton 1888：17）
余靄芹（Yue 2001：258，260）認定這種結構屬於較古老的形式（older form），由漢代業已出現的［V-O-V］兼語結構演變他動自動而來。她的説法也許值得商榷，因爲早期粤語的例子以能性補語句和方向補語句爲主，而［V-O-V］並不一定具能性或方向的意他動自動思；可是説這種賓語前置的結構“古老”，卻是毫無疑問的。現代廣州粤語仍然容許［V-O-C］結構，然而出現的環境變得更加狹窄：第一，補語是複合方向補語；第二，如果補語是能性狀態補語或能性結[4]果補語，那麽賓語就必須是代詞。例如（Yue 2001；郭必之 2005）：（4）廣州粤語：放杯咖啡上去。（把這杯咖啡放上去。）（5）廣州粤語：搞得佢掂。（能够把它弄好。）
可以説，無論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廣州粤語，抑或是今天的廣州粤語，［V-O-C］的C 只能由能性補語或方向補語充當。其他補語成分，例如結果補語（resultative complement，“R”），並不能進入［V-O-C］結構中。
筆者2007年到廣西南寧作田野調查時，發現當地粤語既有一般漢語方言所用的［述語-補語-賓語］結構（即［V-C-O］），也有像“隔開式”那種［V-O-C］結構。和早期粤語以及廣州粤語的情形不[5]同，南寧粤語的［V-O-C］，補語部分主要由結果補語充當，即[6]［V-O-R］；而它出現的環境跟一般的［V-R-O］相若，在不影響語義的條件下兩者可以互换。南寧粤語之所以有［V-O-R］結構，到底是因爲它地處偏遠，保留了早期漢語的形式，還是别有原因呢？這是本章將要討論的重點。2.對南寧粤語［V-O-R］結構和［V-R-O］結構的描述
張洪年（2007［1972］）把廣州粤語的補語分爲“結果補語”、“狀態補語”、“強化補語”、“方向補語”、“能性補語”、“回復補語”、“描寫補語”、“程度補語”和“黏附性詞組補語”九類。本文[7]的焦點只會集中在“結果補語”這個類别上。
下面列出幾個南寧粤語［V-O-R］結構的例子，以及廣州粤語相[8]應的説法：
這種［V-O-R］結構可以改换爲廣州粤語常用的［V-R-O］結構。以（6）、（7）、（8）爲例：
據筆者的初步考察，採用南寧粤語那種［V-O-R］結構的漢語方[9][10]言，主要集中在廣西和海南兩個省區，包括百色粤語、廣西客[11]語（黄伯榮 1996：738）、賓陽平話（覃東生 2007；余瑾等 2016）、屯昌閩語（錢奠香 2002）和三亞邁話（錢志安、鄒嘉彦 [12]2006；Chin & Tsou 2013）。以下是百色粤語、賓陽平話、屯昌閩語和三亞邁話的例子：（13）百色粤語：架車撞兩隻人死過。（這輛車撞死過兩個人。）（14）百色粤語：颱風吹一座屋倒晒。（颱風吹倒了一所房子。）（15）賓陽平話：張三著流氓打一隻腳斷。（張三被流氓打斷了一條腿。）（16）賓陽平話：掃房浄去！（把房間打掃乾浄！）[13]（17）屯昌閩語：伊砍許叢樹仆去。（他把樹砍倒了。）（18）屯昌閩語：伊擘許本册爛去。（他把書撕爛了。）（19）三亞邁話：佢扯我的衫崩。（他扯破了我的上衣。）（20）三亞邁話：你剪 ki條繩斷。（你剪斷了那根繩子。）
廣西和海南同處中國南疆，同樣以語言複雜見稱。［V-O-R］結構在地理上的特殊分佈，似乎已經隱約地透露了它的來源。3.南寧粤語［V-O-R］結構與語言接觸的關係
廣西和海南個别漢語方言都有［V-O-R］結構，究竟它們之間有什麽關係呢？有四個可能：（一）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二）純粹巧合；（三）平行發展；（四）語言接觸。劉丹青（2011）和Chin & Tsou（2013）分别主張賓陽平話和三亞邁話的［V-O-R］是“存古”的表現，由古漢語直接遺留下來，如劉丹青（2011：31）指出：“漢語史上曾經存在的VOR語序，在賓陽平話中強勁地保留著。而且，中古是VOR與VRO並存，而賓陽平話基本上只剩下VOR一枝獨秀。”我們知道，“隔開式”述補結構在唐宋時期已經併入其他述補結構裏去了（吴福祥 1999：344）。如果説邁話和平話的［V-O-R］結構是“存古”，那就必須證明這兩支方言在唐代或以前就已經脱離主流漢語。可是，一般學者都認爲邁話只有幾百年歷史（參考黄谷甘、李如龍 1996［1987］：357），根本不具備“存古”的條件。平話的來源比較複雜（參考本書第一章），但形成的時間似乎也不會[14]早於宋代，和海南閩語（屯昌閩語所屬）脱離閩南大本營的時間（Kwok 2006：202）相若。南寧粤語和廣西客語更不用説了。它們的歷史只能推至清代中後葉。换言之，在這些方言形成之前，［V-R-O］結構應該已經取代了［V-O-R］結構。更有趣的是，這些方言在原鄉（homeland）的成員（例如廣東省的粤語、客語和福建省的閩[15]語）基本上都不用［V-O-R］結構。可以推想，南寧粤語等方言的［V-O-R］結構，應該是它們離開原鄉之後才獲得的。這一點也不利於“存古”説的成立。“純粹巧合”和“平行發展”二説又怎麽樣呢？可能性都很低。反對最重要的理由是：［V-O-R］結構在漢語方言中相當罕見。這兩個假設都不能解釋爲什麽擁有這種結構的方言都集中在一小塊區域裏，而其他地區幾乎都找不到。上段提到的“共同存古”，也要面臨同樣的難題。何況粤語、平話、閩語、客語和邁話分屬五種不同的漢語方言。兩種方言也許還有一丁點“巧合”、“平行”的機會。五種方言在同一個區域内同時“平行發展”（或者“巧合地朝相同方向發展”），可能性幾乎是零。
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海南省可以説是全國壯侗語最集中的地方。衆所周知，廣西擁有大量説壯語的人口，而黎語在海南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當地的漢語方言出現［V-O-R］結構，會不會和壯侗語有關呢？我翻查了壯語、傣語、仫佬語、布央語和黎語五種壯侗語言述語、賓語和補語的次序。以下是一些例子：[16]
無論是哪一種壯侗語，都毫不例外地採用［V-O-R］結構。事實上，研究壯侗語的學者，一早就注意到這個跟大部分漢語“異構”的現象。張元生、覃曉航（1993：176）説：[17]
有時候，謂語後邊既帶有賓語又帶有補語，這樣，就存在一個位置先後的問題。壯漢語在這方面各有不同。漢語一般是補語在前，賓語在後……壯語的情況與漢語的相反，它一般是賓語在前，補語在
[18]後。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證明南寧粤語的［V-O-R］結構是來源於壯語呢？對於辨認“接觸引發的演變”，Heine & Kuteva（2005：33）提出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方法：
If there is a linguistic property xshared by two languages M and R，and these languages are immediate neighbors and/or are known to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and xis also found in language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M but not in language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R，then we hypothesize that this is an instance of contact-induced transfer，more specifically，that x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M to R.
本文的例子可以輕易地套進 Heine & Kuteva（2005）的論證框架中：（一）“property x” = ［V-O-R］結構；（二）“language M”= 壯語；（三）“language R” = 南寧粤語；
壯語（language M）和南寧粤語（language R）在地理上相鄰，而且有長期接觸的關係。另一方面，［V-O-R］結構（property x）可以在跟壯語有發生學關係的語言（如仫佬語、黎語、老撾語和泰語）中找到，卻不容易在跟南寧粤語有發生學關係的語言（如廣東省的粤語）中找到。同一地區的其他漢語方言也都採用［V-O-R］結構，其實更能説明這現象牽涉到地域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南寧粤語採用［V-O-R］結構，是“接觸引發的演變”的結果。輸出這種結構的語言，是廣西的壯語。從宏觀的角度看，漢語方言採用［V-O-R］結構的地區，和壯侗語流行的地區大部分是重合的——在《中國語言地圖集》（Wurm et al.1987）中，南寧、百色的四周都是壯語區，海南的三亞本身屬黎語區，而屯昌則處於黎語區和臨高語區的交界處。此外，部分在那些地區操壯侗語的人，都能説其中一種（或多種）採用［V-O-R］結構的漢語方言。在這樣的環境下，［V-O-R］結構便成爲一種“區域特徵”（areal feature），在特定的區域内擴散。
接下來的問題是：漢語方言爲什麽會借用壯侗語的語法結構？在我們的印象中，當漢語和周邊的民族語言接觸時，漢語總是擁有較高權威性的一員。語言成分借貸的方向，往往是由漢語流向民族語言的。[19]現在南寧粤語好像“反其道而行之”，到底是怎麽樣的一回事呢？這需要從南寧粤語［V-O-R］結構形成的機制談起。4.從“轉用干擾”的角度看南寧粤語［V-O-R］結構的形成
Thomason（2001）根據受惠語（recipient language）是否保持及“不完全學習”是否出現，把語言接觸所引發的演變區分爲兩種基本的類型：“借用”（borrowing）和“轉用引發的干擾”（或簡稱“轉[20]用干擾”）。簡單來説，借用是外來語成分被某個語言團體吸收了。中國各民族語言中不同歷史層次的漢語借詞、南方民族語言的［V-neg-V］型極性問句（吴福祥 2008a）和處所介詞短語的語序［PREP-N-V］（吴福祥 2008b），都屬於這一類。至於“轉用干擾”，則是指語言使用者在轉用語言時把母語中個别特徵帶到目標語裏去。這種干擾往往被認爲和語言使用者的“不完全學習”—— 即他們在語言轉用時未能充分掌握目標語的各個特點——有關。陳保亞（2005）所報道的傣族漢語不分平舌和捲舌和本章討論的南寧粤語［V-O-R］結構，都應該歸入這一類之中。對於漢語與民族語言之間的接觸，沈鍾偉（2007：112）作出了如下概括：
在歷史上，非漢語對漢語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語言轉换，而漢語對非漢語的影響則主要是通過語言借用。按傳統的術語，由轉换而出現的層次是底層，而由借用出現的層次是表層。
照這樣的理解，南寧粤語的［V-O-R］結構應該視爲“底層”（substratum）的現象。
在 Thomason（2001）研究的基礎上，吴福祥（2007：9-10）概括了“轉用干擾”的幾個特點。以下三點特别適用於南寧地區的壯人身上：（一）某一語言的使用者開始轉用其目標語，但他們不能完善地學習該目標語，目標語習得者所造成的“錯誤”被目標語最初使用者所模仿並進而得以擴散；（二）干擾始於音系、語法而非詞彙；（三）轉用干擾可能導致接觸語（皮欽語［pidgin language］和克里奥爾語［creole language］）的形成、語言區域/語言聯盟的出現、新方言的産生、移民語言（immigrant languages）的形成以及語言死亡。
有了上述的認識，我們可以開始擬構（reconstruct）南寧粤語［V-O-R］結構形成的過程：
第一步：大約是19世紀中期，一批説廣府片粤語的人從珠江三角江一帶移居至廣西中南部和西部地區（包括南寧），並且跟當地的壯族人接觸。李錦芳（2000：67）對此概括道：“（不少來自廣東操粤語的移民）……保留了語言等文化特徵，並不斷影響、同化周邊的壯族，發展至今在仍以壯族爲主體民族的桂中南、桂西形成了不少以城鎮爲中心的小片粤語區或方言島。”當時南寧地區的粤語應該和廣州粤語相距不大，兩者都採用［V-R-O］結構。需要注意的是：涉及接觸的群體，説壯語的人佔了大多數，説粤語的人只佔少數；
第二步：由於説南寧粤語的族群具有較高的經濟和文化地位，所以吸引了部分壯人學説粤語，並發展出“壯族粤語”（參考本書第一章）。“壯族粤語”是壯族人用以跟説粤語的漢族溝通的語言，它擁有較多壯語的特點，其中包括本文所討論的［V-O-R］結構。［V-O-R］結構的形成，是壯族人根據自己的語言習慣，把粤語排列意義的次序［V-O-R］“重排”後的結果。這個“重排”的例子比較簡單，並不牽涉語法化的問題。下圖以“吃完飯”這句子（壯語：［= 吃-飯-完］；壯族粤語：食飯齊；漢族粤語：食完飯）爲例，説明［V-O-R］結構形成的過程：圖1：壯族粤語［V-O-R］結構的形成
我們注意到，“壯族粤語”保留了漢族粤語的詞彙，卻吸收了壯[21]語的語序。這種格局，符合Thomason（2001）對“轉用干擾”的[22]描述。壯語和“壯族粤語”在這階段並存在南寧地區的壯族群體中；
第三步：在南寧地區的壯族族群中，“壯族粤語”逐漸取代壯語，成爲新一代壯人的母語；
第四步：由於使用的人口較多，“壯族粤語”最終把那種源自珠[23]江三角洲的南寧粤語同化掉，成爲現代南寧粤語的源頭。南寧粤語自此正式和廣府片粤語分家。這時候的南寧粤語，既用源自“壯族粤語”的［V-O-R］結構，也用從珠三角帶來的［V-R-O］結構。［V-O-R］和［V-R-O］兩種結構並現在南寧粤語中，並且可以自由[24]互换。5.桂中地區民族語言［V-R-O］語序的形成[25]
在桂中地區的民族語言裏，述語、賓語和補語組合時除了用［V-O-R］外，也會用［V-R-O］。那些語言包括壯侗語系的壯語和仫佬語，以及苗瑶語系的瑶語、布努語和拉珈語。一些早期的著作（如韋慶穩、覃國生 1980）已經留意到這個現象。下面是一些例子：
不少學者已經指出，［V-R-O］是在漢語的影響下後起的用法，［V-O-R］才是壯侗語和苗瑶語原有的形式（參考 Wang 1991：175-176；孫宏開等 2007：1252 等人的意見）。可是，這些著作都没有提供詳細的證據，也没有交代［V-R-O］在民族語言中形成的年代，以及到底是哪種漢語方言使民族語言産生［V-R-O］等關鍵性問題。[26]下面我們嘗試解開這些謎團。
要證明［V-R-O］是由從漢語一方借到壯侗語和苗瑶語的一方，最簡單的方法，是檢查一下中國境外的壯侗語（如泰語、老撾語）和苗瑶語有没有［V-R-O］語序。這個方法對於發掘晚近的借移特别有效。我們都知道，［V-R-O］是絶大部分漢語方言採用的語序。如果[27]這種語序到了晚近才開始對外借移，一般只會在中國境内的壯侗語和苗瑶語中傳播，不可能波及境外的壯侗語和苗瑶語。讓我們先看看標準泰語和標準老撾語（俱屬壯侗語系語言）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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