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平汉,路明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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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故事之五：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故事试读：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故事
袁世凯发迹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故世人又称之为袁项城。
袁氏为“汝南巨族”，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是个庠生，其妻郭氏出身本郡望族，生有四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袁树三是名廪贡生，曾经署理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生有保中、保庆。他是袁世凯的祖父。叔祖父中，甲三进士出身，在京做官，后因在安徽、河南和苏北一带残酷镇压捻军和太平军，有功于清廷，飞黄腾达，为袁氏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袁凤三为禹城训导。袁重三不仕在家。
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时期，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和张洛行领导的捻军摧枯拉朽，席卷大半中国。当时，袁保中的叔父袁甲三，是清朝所谓的“剿捻名将”。在一次战役中他击败了捻军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兴高采烈之际，写信告知家中打了个胜仗，正在凯旋班师。于是袁保中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世凯，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老一辈的“业绩”，在镇压人民起义方面干得更加出色。
袁世凯出生不久，其叔父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个儿子，但很快便夭折。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奶水不足，这样，袁世凯便由牛氏抱养。过了几年，又正式过继给保庆，成为嗣子。
袁世凯8岁的时候，跟随嗣父袁保庆到山东济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后来，他又随嗣父到了南京。袁世凯虽有名师管教，对读书却丝毫不感兴趣，倒是十分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四处游荡，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十二三岁时，他就能很自如地控制那些桀骜不驯的烈马。他后来弃文习武，就与此有关。
袁世凯在南京前后生活了6年。这期间，他结识了嗣父袁保庆的盟兄弟吴长庆。这个人对于日后袁世凯的起家发迹，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袁世凯15岁时，他的嗣父死于南京，他便随着嗣母牛氏回到了项城故乡。在此后的几年里，袁世凯始终跟随着他的从叔父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先后到过西北、北京、开封等地。
1876年秋天乡试，袁世凯回河南应“童子试”。结果却是兜头一瓢冷水，名落孙山。这年年底，17岁的袁世凯与陈州于姓的一位姑娘结婚。这就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
过了不久，袁保恒在开封病死，袁世凯再次失去靠山，又回到了项城，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生活。
袁世凯生性喜欢多事，又好出风头，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丽译山房文社和勿斯山房文社。文社所需的一些房屋和费用，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
当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穷困潦倒，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专程前去拜访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兄弟。袁世凯又慷慨解囊，助徐世昌赴京赶考。后来，在袁世凯宦海30年生涯中，徐世昌是其最知心的谋臣，还一度任民国大总统。
1879年，袁世凯第二次乡试，结果又是落败而归。而同社的人中却有两名考中。他又羞又愤，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全烧毁，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通过科举向上爬的希望破灭后，袁世凯决定以捐官的办法谋取一个进身之阶。他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便拿出私房钱，给他进京打点之用。可是，他到京以后，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赌博挥霍，官未捐成，钱却花光，败兴而归。
垂头丧气回到家里的袁世凯，觉得项城老家不是发迹之地，因此他很快南下广东潮州投靠他父亲的朋友周馥。周馥要帮他捐一个正五品的官，并且给李鸿章写信，把袁世凯推荐给他。袁世凯自知自己仅仅是无名望的秀才，自惭形秽，从潮州出来后，并未北上进京，而是转道到上海去碰运气。在上海，袁世凯未谋得任何事做，却结识了苏州名妓沈氏。她就是袁世凯日后的大姨太太。
在科举无望、捐官未成的困境下，袁世凯决定弃文从武。1881年，袁世凯从上海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从此，22岁的袁世凯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一方面表现出谦抑恭顺的样子；一方面又时常装出忧国忧时的姿态，同时对军中之事，处处留心，不辞辛劳，因而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小爪牙，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6月，清王朝的“藩属”朝鲜，因统治集团内部大院君李昰庆与国王李熙及闵妃集团之间争权夺利而引发了一场“壬午兵变”。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处长的职务，随吴长庆率军开赴朝鲜，由此开始了他在朝鲜12年的政治生涯。袁世凯从此时来运转，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清朝此次出兵朝鲜，要完成两项使命：一是诱捕大院君，扶国王及闵妃集团重新执政；二是平息兵变。
1882年8月26日，进驻汉城的清军将领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同去拜访大院君。27日，吴长庆等在军营摆好“鸿门宴”。袁世凯就扮演项庄的角色。
27日，大院君如约到达清军营帐，回拜清军将领。吴长庆、马建忠恭迎帐外，请至大帐中。袁世凯马上派兵将大院君的随行卫队阻止于帐外，只让李昰庆一人入室密谈。吴长庆等命官兵强行将李昰庆星夜秘密押至马山浦军舰，解往天津。此后，李昰庆被长期囚禁在保定府。
大院君被诱捕后，叛乱兵将群龙元首。袁世凯率部在朝鲜国王李熙的应允下，赶往兵变地点，杀死数十名叛兵，其余的叛众或降或逃，兵变就一下平息了。袁世凯由于表现出色，大受朝鲜国王赏识器重。清廷也以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提升他为同知，并赏戴花翎。
兵变结束后，袁世凯又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一支4000人的亲军，名为“镇抚军”。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小站练兵前的初试牛刀。从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在群雄纷争中出人头地，便不能不培植自己的亲军。
袁世凯随吴长庆驻节朝鲜期间，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和日本、沙俄等国的使节处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来，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清王朝驻朝鲜的重要官员。袁世凯在朝鲜坚决推行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得到李鸿章的大力提拔，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官至正三品。袁世凯便以监国大臣自居，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吹嘘自己“只手撑支东方大局”。
袁世凯在朝鲜12年不仅官运亨通，而且还娶了3个朝鲜姑娘作为姨太太。此外，他还带来了日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唐绍仪，作为他的西文翻译。
朝鲜在闵妃集团的统治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1894年4月，爆发了类似中国义和团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战火迅速蔓延，一时间，整个朝鲜半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鲜国王急电清政府出兵，代为“勘乱”。1894年6月，清政府派兵1500名开赴汉城。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便提出了所谓的“大陆政策”，计划首先吞并朝鲜，然后控制整个东亚大陆，以实现其独霸东方的野心。蓄谋已久的日本看到时机已到，在清政府出兵朝鲜后的第三天，迅速集结海军陆战队8000人，在仁川登陆，向汉城挺进。朝鲜半岛局势顿时急转直下，错综复杂。紧接着，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旨在吞并朝鲜的《朝鲜内政改革案》，逼令中国同意，企图破坏中朝的“宗藩”关系。
作为清政府“驻扎朝鲜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曾几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增兵朝鲜，以与日本抗衡。但当时李鸿章正致力于促使俄英出面调停，斡旋中日在朝的争端，因而否决了袁世凯的请求。狡猾的日本人充分利用谈判桌前争取到的时间，迅速地控制了朝鲜政府。曾自诩为“监国大臣”的袁世凯，眼见自己苦心经营了12年的大好局势，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却无计可施，只好于1894年7月17日化装仓皇逃出了朝鲜。
1894年7月25日，日本兵舰在丰岛的海面向清军寻衅。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腐败的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尤其是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举国为之震惊。国人痛切地感到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军队，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的第一要义”。袁世凯趋时顺势，大力宣传他编练新军的主张，同时邀集幕友旧僚，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参照德国军制，编写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兵制条例，奏报军务处。
这时期，袁世凯还四面活动，八方钻营，运用各种手段巴结上慈禧太后的心腹、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匡、军机大臣李鸿藻、太监头子李莲英、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以及封疆大吏张之洞等王公大臣。1895年12月，在这批王公大臣的保奏、举荐下，光绪帝颁发上谕，委派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到天津小站负责“训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训练的新建陆军，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编制上分营、队、哨、棚，兵种则有步、炮、马、工、辎等兵种。全军7000人，其中步队5000人，炮队i000人，马队500人，工程队500人。此外，还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负责培养各级军官及专门人才。
袁世凯为了把新建陆军训练成自己的“亲军”，除了制订各种严厉的惩罚制度，还采取了各种笼络人心的手段。有一次，张之洞问他练兵的秘诀是什么？他洋洋得意地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的军队。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正是利用这样的手段，袁世凯甚至把新建陆军训练成了一支只知“袁大人”，而不知清廷的“袁家军”。
通过小站练兵，袁世凯迅速崛起成为新实力派人物。凭借新建陆军这一雄厚的资本，他开始活跃于晚清政坛，不仅越来越为清廷倚重，而且也引起帝国主义的广泛关注。
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就是着名的“戊戌变法”。
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变法运动极大地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也加剧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
为了反对变法，顽固派设下阴谋，策划于10月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到时趁机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废掉，另立新君。风声传出，手中无实权的光绪帝极为惊惧，吓得咯血。急诏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密谋相救。
谁能保驾护主呢？经过激烈的争论与周密的谋划，维新派领袖们决定走一步险棋：由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粉碎顽固派的阴谋。
9月18日深夜，万籁俱寂。袁世凯法华寺的客房，幽幽的灯火还在亮着。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门打开了，闪进了一个人。在灯光的映照下，那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
袁世凯一看，来者正是谭嗣同。
谭嗣同单刀直入地献出光绪帝的密折，交给袁世凯。袁手捧光绪帝的手谕，逐字细读，吓得满头大汗。稍加镇静之后，他向谭表示说：“既然皇上有诏，为臣子者敢不拜命。”
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今日只有你能救皇上，你如果愿意，就请全力救护。”顿了顿，睁圆双目，盯着袁世凯，把右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了个杀头的动作，“如果你贪图富贵，就去告密，把我杀了。”
奸猾的袁世凯正言厉色道：“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我们世受皇恩，救皇上乃军人之天职，阅兵时，我一定拼死救驾！”
谭嗣同问道：“那么，你将如何对付荣禄？”
袁世凯装腔作势地说：“哼！诛荣禄如杀一条狗罢了！”
谭嗣同以为游说成功，拱手而别。
谭嗣同一走，袁世凯立即露出了“两面人”的本相。9月20日傍晚，他火速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去了。荣禄听完袁世凯的密告，吓得面如灰土，乘专车连忙星夜进京，直奔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听罢，气急败坏，老牙咬得格格直响。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来到紫禁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的瀛台，宣布重新“临朝训政”，顽固派弹冠相庆。这就是“戊戌政变”。
9月28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新法全部被废除，“戊戌变法”失败了。
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忧愤抑郁，每日提笔写“杀袁世凯”之类的字条。有时又画乌龟，在脊背上写上“袁世凯”3个字，贴在墙壁上，取出小弓箭，对准乌龟射箭，然后再扯下来撕个粉碎。
戊戌政变后，社会上有一首三言歌谣广为流传。其词为：“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袁世凯用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慈禧召见了他，让他代理了10天的直隶总督，并赐新建陆军银4000两。
戊戌风云还未完全过去，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危急关头，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便在山东、直隶等地爆发了。清政府内外交困，于1898年12月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统率着他筹练的新建陆军7000人，耀武扬威地由天津小站开赴山东。由此，他一跃而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
为了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袁世凯坚决与义和团为敌。他一走马上任，便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扬言必将义和团尽行剿绝。他利用新建陆军，大开杀戒，一时山东境内腥风血雨，百姓遭殃。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激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这样的民谣在当时广为流传。有一天，山东巡抚衙门外面的照壁上，贴出了一幅漫画：一个戴红顶花翎官帽的大乌龟，伏在洋人屁股后面。这幅漫画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袁世凯的丑恶嘴脸，也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无比痛恨。
袁世凯极尽“安内”之能事，却从没想过“攘外”。1900年6月，当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掠夺，蹂躏京津、荼毒生灵之时，拥有清廷最精锐军队的袁世凯，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所谓的“东南互保”，拥兵观望，保持“中立”，任凭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国土。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位只“安内”不“攘外”、毫无民族气节的卖国贼，官运却更加亨通。1901年，卖国贼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吐血不止，不久便一命归西。袁世凯成了“李卖国”的接班人，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赏加太子太保衔。
至此，袁世凯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从一介武夫，青云直上，在41岁时，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威势显赫，权倾朝野。
垂钓洹上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更进一步结党营私，不断扩张权势。他对慈禧太后、奕匡、李莲英等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以博取宠信。据说，袁世凯为了讨慈禧老佛爷的欢心，竟给慈禧太后进贡了一辆华贵的“奔驰牌”汽车。只是慈禧太后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她的这第一辆汽车才成为一种摆设，没有派上过用场。
1902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任命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兼任练兵大臣，负责办理新政。
袁世凯从曾国藩、李鸿章的发迹中，深谙“筹饷练兵”是扩张实力的捷径。他办理新政便以“筹饷练兵”为中心。利用从顺直赈济款项中拨出的100万两白银的巨额军费，袁世凯将原小站“新建陆军”迅速扩充为北洋六镇。除第一镇是以满洲八旗兵丁为主干形成，不归袁世凯节制外，其余五镇都是由袁的心腹大将出任统领。这就是唯袁世凯马首是瞻的北洋集团。
袁世凯由于控制北洋五镇常备军，手握重兵，身兼多职，党羽成群，加之他与奕匡等人朋比为奸，飞扬跋扈，左右朝政，由此招致多次弹劾，也使慈禧太后疑惧。1907年9月，袁世凯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调任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袁世凯被剥夺了对北洋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1908年11月14日，戊戌政变后便一直被软禁的光绪帝在中南海驾崩。据传，光绪帝死前留下一道遗诏，他写了一个“斩”字，“袁”字才写了半个，就死去了。
光绪帝死后的第二天，统治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撒手归西。皇位由醇王载沣刚3岁的儿子溥仪继承，这就是末代皇帝——宣统帝。载沣监国摄政。
载沣一上台，便拟杀袁世凯，替胞兄光绪帝报仇。袁世凯惊惧万分，感到杀身之祸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后由于奕匡、张之洞等王公重臣的极力反对，优柔寡断的载沣才没有下手。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强行将他“开缺回籍养疴”。
1月6日，惊魂未定的袁世凯，到摄政王面前“谢恩”后，携一家老小，仓皇登车返回河南。当时，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到车站送行。从投奔吴长庆以来，宦海沉浮已26年，袁世凯看到今日这冷清凄惨的场面，不禁有世态炎凉之感。
袁世凯离开北京后，并没有回项城老家，而先是到了河南辉县暂住，不久便移居彰德府（今安阳）洹上村。在这里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隐居”生活。
洹水（又名安阳河）横贯彰德，从西蜿蜒向东，注入卫水。洹上村就是因洹水从村前流过而得名的。村上有一座原属天津盐商何氏的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世凯十分喜爱，将之购买下来，大兴土木，加以扩建，修成一座占地达200余亩的豪宅。宅外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筑了几个炮楼。院内花园菜圃，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曲径通幽。袁世凯因昔日曾得慈禧太后赐手书“养寿”二字，便将大花园命名为“养寿园”。他还开沟凿渠，将洹水引入院内，造出一个达10亩宽的人工湖。湖内植满碧荷，横着几只渔舟，湖心建有垂钓亭。
定居洹上后，袁世凯将他的三哥世廉接来同住。在这里，他时而同世廉下棋谈心，垂钓洹水；时而同几个文人骚客诗酒唱和；时而闭门不出，读读经史子集；时而设宴园中，与家人共饮，同享天伦……。
当时，他曾摄有一张照片，美其名日：“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照片中袁世凯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戴笠，垂钓于船头，一幅寄情山水，鱼樵自足，悠然自得，不问世事的样子。这一切，似乎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袁世凯已看破“红尘”，甘心做一名淡泊名利的隐士，过一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他将从此对政治纷争敬而远之，不再当际会风云的人物了。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袁世凯的一种“障眼术”罢了。他做的这些表面文章，是故意给人看的，意在欺骗清政府，使之放松对他的警惕。
当时，袁世凯在垂钓之余，舞文弄墨，写了不少歪诗。如“素衣蚤浣帝京尘”、“吞钩鱼却有恩仇”、“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等诗句，表达他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又如“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诗句，则流露出了他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也深深地道出了他伺机
东山再起
的心机。这才是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袁世凯对自己很快就会东山再起，重握军政大权信心十足。他尽管被强行开缺回籍，丧失了权力，但他的政治资本并没有跟着全部丢光。他一手栽培的嫡系部队北洋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北京一带，由军师徐世昌暗中代为照管着。徐世昌随后晋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不仅得以替袁世凯照管军队，而且掌握清政府最高层统治集团的情况，随时向袁世凯报告。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等，由于是袁世凯一手栽培提拔的，对他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同时，他们对清廷把军权集中到皇室，也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因而时常轻车简从前往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或报告消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总有一批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对于来访的北洋将领，他都热情周到地接待，叙旧话新，推心置腹，临别时常常馈赠一笔丰厚的程仪（路费），进行拉拢。他甚至收留安置前来投靠的无名部下，借此对整个北洋军产生影响。袁世凯仍不失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无冕之王，依然牢牢地遥控着整个北洋军。
在这虚假的隐逸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地进行着各种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结交达官显贵，在政治上发展着自己的潜在势力。在农工商部充当参丞的儿子袁克定，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杨士琦等实权派人物广泛接触，为他密送情报。他还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交换意见。此外，为了获取各方消息，及时掌握时局动向，他不仅订阅各种报纸，而且还特别在家中设立电报处，机声整天嗒嗒响个不停。他每天都接到很多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公务”，处理这些信件、电报。“壮志未酬”的袁世凯怎么甘心“退隐林泉”呢？他忙得不可开交，竭力向各方面伸出触角，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呢！
与袁世凯在洹上垂钓的平静的田园生活形成对照的是，这时期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清斗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1908年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进行了多次的国会请愿运动。与此同时，要求收回路权的保路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尤其是四川的保路风潮更是规模巨大，使清朝统治者感到严重的威胁。“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内形势已发展到了革命风暴呼之欲出的地步了。
袁世凯静观时变，觉得他东山再起的日子不会远了。
1911年10月10日，经过革命党人长期的准备，武昌起义爆发了。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11日攻克汉阳。12日攻克汉口。武汉三镇宣告光复，敲响了满清王朝丧钟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当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洹上村“养寿园”时，袁世凯正与满座亲朋觥筹交错，共庆他的52岁大寿。众人闻讯，相顾失色。袁世凯却内心窃喜，暗暗高兴。他立即叫人撤去酒宴，停止唱戏。众人七嘴八舌地纵谈国事。他一边听，一边思索。有人问他对时局有何高见，他只是笑而不答。
垂钓洹水已三年的袁世凯，觉得“放长线钓大鱼”的时机已到了。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当革命党人一举攻克武昌，瑞澂、张彪弃城逃走的电奏到达北京时，举朝惶惶。当权衮衮诸公和皇族亲贵面对局变，别无良策，只好把绞杀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洋军身上。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袁世凯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然而，袁世凯在彰德隐居时，颇为自负，时常以为“收拾旧河山，舍我其谁！”现在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但老谋深算的“钓叟”却不轻易出山，他在筹划着如何放长线钓大鱼呢！
在武汉三镇被革命军攻克的第二天，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作为第一军，日夜兼程南下镇压；北洋新军的另一部分组成第二军，由军谘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并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往援。
荫昌在德国学习过军事知识，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但他一直未曾带兵打仗，缺乏调兵遣将的实战经验。而开赴前线的军队都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素来“只知袁大人，而不知清廷”，如何会听从这位满族将军的指挥？
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形势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惶恐不安，担心革命会损害它们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因而对革命极端仇视。为了保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它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最后，帝国主义选中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对帝国主义一向十分“友善”。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他不惜大施毒手，杀害义和团民众逾万，被骂为“民屠”。帝国主义看上袁世凯，还因为他是强大的北洋集团的真正操纵者。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便大造舆论，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起用袁世凯。就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里的美国代表在北京大放厥词，扬言：“如果清朝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协助，叛乱自然会得到平息。”又说：“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诚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的人物。”更有甚者，美帝国主义还专门派人入宫，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清廷：“不是任他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在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于1911年10月14日颁发谕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上谕刚颁发下来，协大臣徐世昌上奏反对，说起用袁世凯是“引虎自卫”。这使得群僚惊诧不已。徐世昌与袁世凯一向交好，怎么会说出“引虎自卫”的话来呢？其实，这时善于“演戏”的徐、袁在上演一出双簧戏呢！因为徐世昌知道，上谕既下，就不能收回。反对一下，做个样子，好取得隆裕太后的信任。由此，徐世昌便博得了“公忠体国”的美名。
上谕颁发下来后，奕匡以为袁世凯定然很高兴，赶快派阮忠枢到彰德去报信。
然而，在“洹上钓臾”看来，垂钓了三年，才钓到一条“湖广总督”的小鱼，怎么也没能满足自己的胃口。因而，袁世凯闻命后，立即写了一个奏折，以“足疾未愈，难肩重任”为借口，拒绝了这一任命。当年摄政王载沣便是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强行将他开除回籍的。今天，袁世凯也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拒绝任命。袁世凯以牙还牙、睚眦必报，着实让摄政王载沣吃了一记闷棍。
15日，荫昌乘车由京汉铁路南下督军至彰德。他专程到洹上村去谒见袁世凯。袁世凯装病不出，荫昌只好在寝室里谒见他。荫昌征求他对于国事的意见。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最初表示“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轻描淡写地扯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随后，他一本正经地警告荫昌“且轻战”。他之所以有这番“高见”，只不过是希望事态因此扩大，清政府无法收拾，好抬高自己的身价，达到从中渔利的卑鄙目的。
为了使清军在前线讨伐革命军的战事中无所作为，以造成“收拾残局，舍我其谁”的局势，袁世凯在老部下冯国璋前来拜见时，面授机宜，指示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言听计从。由此，北洋军消极怠命，行动迟缓。荫昌指挥不灵，叫苦连天。
局势异常危急，清廷当权者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而“洹上钓叟”却稳坐钓鱼台，抱膝长吟，待价而沽。
10月20日，清廷派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前往彰德袁府去探听“价钱”。袁世凯一口气提出了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解除党禁；四、宽容武昌起义人员；五、授予指挥前线军事全权；六、宽筹军费。”而且，袁世凯还特意让徐世昌转告清廷的当权者，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别指望他袁某的“足疾”会好起来！“洹上钓叟”稳坐钓鱼台漫天讨价，帝国主义又跳出来叫嚣帮忙，它们抱怨清政府不该只给袁世凯一个总督职位，而应让他出来组织内阁。迫于内外的压力，清政府于10月27日发布命令，授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陆军、长江水师和此次派出的各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袁世凯钓到了“钦差大臣”这条鱼，抓到了军事权，却还觉得不过瘾，因而继续装腔作势，在养寿园“垂钓”，等待更大的“鱼”吞钩。
当袁世凯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时候，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巡抚陆钟琦被杀，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同一天，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发出通电，强硬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也正秘密策划联合山西和滦州军队，直捣北京。30日，昆明新军起义胜利，统领蔡锷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起义的熊熊烈火迅速蔓延，在全国渐成燎原之势。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洹上钓叟”再也不能稳坐钓鱼台了。他决定出来“收拾残局”了。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袁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袁世凯看到全家上下都那样高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后来的历史正应验了他这句话。
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听到朝廷要逃往热河的消息，他怕失去可供玩弄的“老鼠”，急电阻止“北狩”。11月1日，袁世凯进驻湖北孝感，并亲督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猛攻汉口。次日，北洋军攻下汉口，把三十里街市付之一炬，使汉口市民无家可归。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
11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回京筹组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公布了新内阁成员名单。不久，他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迫令摄政王载沣辞职，交出“监国摄政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对此，大小官僚无不震恐，却不敢有任何异言。袁世凯乘机调冯国璋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领，并将原来由摄政王载沣控制的禁卫军陆续调出北京城。
就这样，诡计多端的袁世凯终于手握清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则成了他手中可供随意摆布的傀儡。“洹上钓叟”东山再起后，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欲壑难填的“洹上钓叟”，下一个目标是要“钓”些什么呢？
窃国大盗
辛亥革命的狂飙，清朝政府的腐败，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了机会。同时，也使得这位在政治舞台上极善“演戏”的“洹上钓叟”，能够利用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大肆施展跳梁小丑的卑鄙手段，进行巧妙的政治投机，自导自演了一出“窃国戏”。
袁世凯打算怎样导演这出“窃国戏”呢？老谋深算的他早就作好了筹划：
第一幕戏：打着维护清室的旗号，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抓到手。
第二幕戏：企图倚仗帝国主义的撑腰，策划南北议和，迫使革命军就范。
第三幕戏：利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清帝退位而自任总统，最终实现窃国野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岌岌可危。“洹上钓叟”却稳坐钓鱼台，漫天要价，最终当上内阁总理大臣，夺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袁世凯对自己在第一幕戏中的表演是相当满意的。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目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因而，他要以所谓的“文明”手段“对待民党”。也就是采取议和为主的策略，通过谈判，“招抚民党”，从中渔利。这样，袁世凯便开始表演他窃国的第二幕戏。
11月2日北洋军攻陷汉口后，袁世凯对革命军使出了“招抚”的手段。他电令幕僚湖北人刘承恩，以同乡的关系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宪，早日和平了结。11月8日，黎元洪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果袁世凯赞助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9日，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也写信给袁世凯，劝袁起义反正，“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并以中华第一任大总统相期。
从中，袁世凯觉得诱和有了希望。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议和底细，他又派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和刘承恩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进行诱降。刘、蔡向起义军提出四项妥协条件：（一）清帝下罪己诏；（二）实行君主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这些条件，受到革命军方面的代表宋教仁当场痛斥，被严加拒绝。宋教仁明确表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实行共和。
通过两次接触，袁世凯了解到了革命军对议和的看法，心中有了底数，不免窃窃自喜。但一想到革命党人拒绝和谈，态度极其强硬，他又大为恼火。他想，如果不给革命军一些“颜色”看，他们就不会屈服，自己的半世威名也将付诸东流。于是，他一面攀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夺汉阳。
11月21日，北洋军强渡汉水，猛攻汉阳。北洋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革命军则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经过6天的激烈争夺，27日北洋军攻陷汉阳，革命军被迫退守武昌。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因汉阳失守，深感惭愧，提出要到上海组织力量，谋攻南昌，作为武昌的声援。军政府紧急会议一结束，黄兴立即去了上海。
北洋军攻陷汉阳，袁世凯以为武汉三镇中，革命军已丢失汉口、汉阳两镇，武昌唾手可得。汉阳之战，总算给革命军以沉重的教训。他认为乘机进行和谈，革命军不难俯首听命。
为了使和谈获得胜利，袁世凯还收买了同盟会会员朱芾煌和汪精卫，让他们去策动革命军同意议和。汪精卫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在参加同盟会活动中常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革命、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在同志中曾骗取了一定信任。1910年4月，他追随同盟会会员喻云纪、黄复生从日本回国，策划炸死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在狱中，汪精卫经不住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的考验，投降了肃亲王善耆，成了可耻的叛徒。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迫于紧迫的局势，曾对革命党人施以怀柔政策。由此，已成叛徒的汪精卫得以从狱中释放出来。
袁世凯觉得清精卫可供利用，在他出狱时，亲自接见了他。袁世凯又假惺惺地表示对革命的同情，并让他自己的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拜为兄弟。就这样，汪精卫由可耻的叛徒变成了袁世凯的鹰犬、走狗和说客。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汪精卫便以“民党代表”的身份，四处乱跑，替袁世凯进行宣传。他无耻地吹捧袁世凯，说什么“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袁世凯虽然取得了攻陷汉阳的军事胜利，又有一大批说客为他鼓舌叫嚣，但仍然没能将革命党人请到议和的谈判桌上。从11月初，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光复、并组成联军，进攻南京。同时，福建、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先后宣布独立。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清王朝这条破船已经不起风吹浪打了，革命党人中议和的呼声也低下去了。袁世凯的阴谋没有得逞。
12月7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对南方革命军和谈的全权大臣。当天，袁世凯立即委派唐绍仪为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与革命军和谈。
9日，南北双方议定，自9日至24日各战场均停战15天，以进行“南北和谈”。
从12月18日至31日，南北和谈正式在上海英租界进行。南方革命军的代表是伍廷芳，北方袁世凯的代表是唐绍仪。双方举行了五次会议，谈判的内容主要是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
在正式和谈之外，还进行着另一秘密议和。在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的撮合下，唐绍仪和黄兴等人。进行多次密谈。共同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达成协议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12月27日，袁世凯接到唐绍仪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协议的电报，喜出望外。他立即利用恫吓的手段，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对国体问题表态。清廷被迫同意。袁世凯自以为操纵南北和谈已达到目的，窃国将不成问题了。想到这，他顿时心花怒放。
然而，就在袁世凯自鸣得意的时候，29日，已经宣告独立的南方17省举行代表大会，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眼看快要煮熟了的鸭子，竟然飞了，既恼火又愤恨，他气急败坏地揭开他窃国的第三幕戏——逼清廷退位，抢夺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募革命经费。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当时，报上盛传孙中山从欧美国家那里借到大宗的贷款，而且还购回军舰和大批武器。所以，当孙中山一上岸，就受到记者的包围，有人问他这次带了多少钱回国？孙中山向中外记者庄严宣告：“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11月27日汉阳失守后，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占了南京，造成了南北双方对峙的局面。随后，南方各省在推选临时政府领导人上出现了争执。孙中山的归国，解决了南方各省的争吵，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巨大鼓舞。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乘专车去南京就职。在隆重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孙中山发表就职宣誓。宣誓毕，各省代表捧授大总统印信，用它来取代被打落的皇冠与玉玺。1月3日，孙中山提出了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月底，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袁世凯觉得革命党人原先要公推他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是存心欺骗他。他不禁暴跳如雷，便要赤膊上阵，去抢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给袁世凯去电，说明他当选临时大总统，是“暂时承令，虚位以待”，表示愿意履行黄兴等人已经承诺的协议，但同时通过伍廷芳向袁世凯提出了让位的四个条件。
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提出的让位条件，更是怒不可遏，马上使出了他的惯招——武力恫吓，企图以此迫使孙中山让步、屈服。他指使部将段祺瑞、冯国璋和姜桂题等人发表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并呼吁王公贵族认捐军费，以“重整军备”，与革命党人再战。在这种情况下，庆亲王奕匡认捐银10万两（这是袁世凯当年为了巴结他而给他的零花钱），隆裕太后下令发内帑黄金8万两，其他亲贵也认捐数目不同的款额。顷刻间，群魔乱舞，气势汹汹。
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又跳出来粗暴干涉中国革命，叫嚣“袁世凯拥有列强之信任”，又说什么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拒不承认南方革命政府，并扬言若内乱不止，便以武力干涉。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临时政府内部也意见纷纭，一部分革命党人坚决主张抵抗，誓师北伐。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从中阻挠。另一部分人则提出要孙中山妥协，变节分子汪精卫曾质问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甚至连黄兴也劝告孙中山“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作为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然深知袁世凯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小人本性，对他能否真心拥护民主共和极表不信任。但因黎元洪、黄兴与袁世凯达成默契在先，而此时革命政权内外交困，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终于被迫于1月15日致电南方革命议和代表伍廷芳，请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接到这封密电后，知道抢夺大总统的宝座有望，便马上转而利用革命的威势，逼迫清室早日退位。这就开始了他的“逼宫戏”。
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对国体问题，速定方针。为了打动隆裕太后，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将这出戏演得真假难辨。他将奏折递给隆裕太后时，跪在红毡垫上，一边耸动着双肩，抽缩着鼻子，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向太后嘟嘟哝哝地诉说，话儿断断续续，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隆裕太后表情惨淡，默无一言，用手绢不停地擦眼泪。年幼无知的宣统小皇帝，看着两人啼啼哭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些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早已恨之入骨，他们组成“暗杀团”，决心刺杀这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分子，为革命除害。这天，当袁世凯演完他的上奏好戏，从宫中出来，乘马车行至东华门王府井丁字街时，突然从街道右侧投来三颗炸弹。只听见“轰隆”一声，卫队营长袁振邦、内尉差官杜某和一名骑兵卫士，当场被炸死。右侧辕马受重伤，左侧辕马则无恙。马车夫刘二知道有人要炸死袁世凯，立刻加鞭策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锡拉胡同住宅。袁世凯侥幸死里逃生，下车后哈哈大笑，说：“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袁世凯借机从此不再上朝议事，只呆在家里从幕后操纵逼宫戏。
隆裕太后接到袁世凯的奏折后，被迫于17日和18日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共和一事。在会上，除了奕匡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争吵不休。而且良弼等少壮派，为保住清朝江山，成立了“宗社党”，与袁世凯对抗。
袁世凯躲在幕后，派他的心腹梁士诒、胡惟德、赵秉钧等人，对清廷大肆威逼恫吓，但没能使少壮派的亲贵屈服。
清帝退位迟迟不能议决，共和制便不能早日实行。为了敦促袁世凯早日迫使清帝退位，结束帝制，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正式将与袁世凯达成默契的、许袁任大总统一事公开发布。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南北和谈”的真相，便因孙中山的声明而大白于天下。王公贵族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更加愤恨，痛斥袁世凯欺负孤寡，甘当贰臣，与王莽为一丘之貉。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想不到竟弄成两面受挫，十分狼狈。但为了窃国，他怎么甘心就此罢休呢？他立即在暗中加紧“逼宫”的步伐。他授意拥有兵力的老部将段祺瑞、张锡銮、齐耀琳、张镇芳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实行共和。这时，“宗社党”的领袖良弼又被炸死，更使王公贵族终日惶惶。
隆裕太后自知大势已去，大厦将倾，无可挽回，只好于2月3日正式授权袁世凯，全权与南方临时政府商议退位条件。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年仅3岁的皇帝溥仪，在紫禁城代表清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召见大臣的仪式，宣布接受优待条件，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的清王朝宣告结束了。
袁世凯在家里接受了由胡惟德从宫里带回来的诏书。当天晚上，他在外交大楼里剪了发辫。他一边剪，一边哈哈大笑，乐不可支。“袁宫保剪辫子，咸与维新，喜庆共和”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北京城。
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袁世凯便由“洹上钓叟”，一变而成窃国大盗了。
定都之争
1912年2月15日，南方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送他一个“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封号。第二天，袁世凯回电，欣然接受。接着，他发出通令，全军官兵、全国官吏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起，一律剪辫，表示拥护共和。
孙中山虽然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但对他能否领导建设民主共和表示担心。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孙中山苦心孤诣地在他的辞职咨文中附上了三项条件，以防制袁世凯执政危害中华民国。这三项条件是：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一切法制章程。前两条目的在于想把袁世凯调离北洋军阀长期盘踞、封建势力顽固的北方老巢，使其处于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督之下，以防范他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第三条目的在于以法律形式限制其不得胡作非为。
袁世凯是靠玩弄阴谋权术发迹的，而且，他那颗充斥着封建思想的大脑袋，哪里装有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的法制观念？他只要手中握有权柄，便可以随时破坏法律，践踏法律。孙中山想用法律来牵制他，只能是徒劳。袁世凯对孙中山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毫不介意，漠然置之。
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晓得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北京、让他到南京来就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独揽大权，袁世凯怎么会接受孙中山的这两项条件？于是，他与南京革命党人展开了“建都之争”。
袁世凯接到孙中山催促他南下就职的电报后，一边密电他的老相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向革命党人“疏通”；一边则密派代表请求帝国主义各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干涉。
根据《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京津一带驻军的特权。如果中国政府迁至南京，它们便不能利用这种特权对中国政府实行军事控制。因此，帝国主义一致表示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傲慢的英国驻北京总领事威勤逊，甚至公然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表示，孙中山要求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对于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开始时南方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争论很大。2月14日，参议院开会讨论建都问题，谷钟秀、李肇甫等人都坚决主张建都北京。最后投票结果是：总票28票，以20票多数通过主张建都北京，而只有5票主张建都南京。对参议院否决定都南京的决议，孙中山和黄兴极为愤怒。次日咨交复议。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结果为：总票数27票，以19票多数通过主张建都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
然而，袁世凯死活不肯南下就任。他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如果他离开北京，一切变端都会立刻出现；为了北方政局的稳定，为了免遭南北分裂，他一步也不能离开北京。他甚至表示，如果非要将政府地点设在南京，非要他到南京就职不可，那他宁愿“退归田园”。
孙中山把袁世凯南下就职视为防范他背叛民国的一道重要防线。袁世凯虽然以“退归田园”相要挟，但孙中山仍不肯轻易放弃他的主张，于是决定派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
1912年2月27日上午，欢迎专使蔡元培及欢迎员宋教仁、汪精卫等一行人抵达北京，迎袁世凯南下。
一直坚决反对南下就职的袁世凯，这时一反常态，对欢迎专使毫无拒绝之意。而且，他还特令京城遍悬五色旗，主要路口搭设彩牌，热烈欢迎蔡元培一行。为了表示接待礼仪的隆重，还特地开了正阳门来迎接欢迎团（按照清朝的惯例，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但蔡元培一行人以此为虚文，绕道从东门而入。
袁世凯在会见欢迎团时，一再表示，他正在做积极准备，一等到北方局势稳定了，他就立即南下就职。在其他场合，袁世凯又多次表示“准备就绪即刻南下”一类的话，仿佛马上就要动身的样子。
听了袁世凯这番“真心实意”的话，蔡元培及其他欢迎员都感到欣慰，觉得此次北行，没有辱孙中山之命。然而，他们哪里能料到，在他们面前信誓旦旦的袁世凯，背地里要搞什么鬼把戏呢？
2月29日，欢迎团到京的第三天，北京突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兵变事故。
傍晚6点多钟，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陆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士兵突然抢劫附近果摊、食铺，然后风涌进入朝阳门。他们沿途大呼小叫，枪口朝天，砰砰乱开枪。由于兵变仓猝，许多店铺连门都来不及关，连货带钱被乱兵抢了个精光。
炮兵一开闹，驻禄米仓的辎重营，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所驻各队，不约而同，群起响应。
东城区顿时枪声大作，火光烛天，人声嘈杂，一片混乱。兵匪在东安门外及前门外一带抢掠通宵达旦，甚至持枪闯入迎袁专使住的煤渣胡同招待所，蔡元培等人逾墙逃入六国饭店，才得以免难。
第三镇的乱兵放枪抢掠，却有纪律，他们不杀人、不奸淫、不动公家财物、不找洋人麻烦。他们抢掠袭击的对象多是当铺、金店、银号、钱铺、及布匹、绸缎、洋杂百货店。北京四大金店之首的“恒利”，一夜之间，竟被乱兵抢了白银40万两，黄金3000两，损失最为惨重。
兵变消息传来，袁世凯“指挥若定”，表现得不慌不忙，非常沉着。他换上短衣，穿上马裤，足蹬青布便鞋，叫嚷：“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装得煞有介事。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江朝宗、姜桂题下达指示：“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有办法。”
3月1日，北京变兵又转而抢掠西城。与此同时，通州、天津、保定等地亦发生了类似事件。
兵变期间，英、俄、德、日等帝国主义出动了驻扎于京津的侵略军在通衢大道上来回巡逻，接着又从外地调了几千士兵进京，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3月1日，袁世凯派人在六国饭店为欢迎团压惊。袁世凯主持军事会议，宣布再敢强抢豪夺，“格杀勿论”。并宣布自3月1日起，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然而，此次兵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兵变是由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的部队正是他的嫡系部队曹锟的第三镇北洋军。兵变的第二天，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向袁世凯致敬后说：“报告大总统，奉大总统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到！”袁世凯立即变色道：“胡说！滚出去！”曹锟一转身，瞥见了坐在门边上的唐绍仪，知道自己刚才将兵变的秘密泄露出去了。
袁世凯一手导演的这出兵变把戏，迷惑了蔡元培等人。他们从兵变这一事故中，相信了北方局势确实不稳定，而且袁世凯一离开，北方将大乱。
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因不明此次兵变的真相，吁请袁世凯万勿南下，以免北方动荡，商界损失更惨重。
与此同时，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与南京临时参议院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不南下就职，改在北京举行就职典礼。
1912年3月11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期望能利用这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来约束袁世凯。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窃国大盗袁世凯对它毫不理睬。
3月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趾高气扬地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负责组织第一届内阁。他任命自己的心腹爪牙把持了内政、外交、陆军和海军四个要害部门的大权。同盟会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和王宠惠，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和司法总长。而民国的元勋黄兴则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陆续北迁。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窃国大盗坐上了总统宝座。
宋教仁被刺
袁世凯利用阴谋诡计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抢到手后，却还不满足。他经常对左右心腹抱怨不已，说：“我当大总统还不如当总督时的权力大。”视权如命的袁世凯，对此岂能安之若素？为实现个人的专制独裁，袁世凯开始策划搞垮责任内阁制。
1912年3月11日由孙中山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内阁总理代总统向参议院负责；大总统公布命令必须经内阁总理副署方能生效。
唐绍仪受命组阁后，便根据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组织起第一届责任内阁。
唐绍仪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1881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后便被派往朝鲜任翻译。从在朝鲜担任袁世凯的西文翻译起，唐绍仪追随了袁世凯20多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袁世凯的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唐绍仪也一步步高升。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绍仪被袁世凯委派为北方总代表，与南方革命党人大搞“南北和谈”。
唐绍仪留学美国，倾心于西方政治。当上国务总理后，他为了实现其内阁责任制的政治理想，加入了同盟会，并每以同盟会的向背而处事。
袁世凯看到这个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国务总理，现在居然不那么听话了，大为恼火，时常与唐绍仪发生争执。唐绍仪一再对袁世凯表示要尊重临时约法，经常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对此，袁世凯极为不满，但又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他竟气呼呼地说：“我老了，少川（唐绍仪的字）你当总统吧！”有一次，他又话里有话地说：“我们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的。”弄得唐绍仪啼笑皆非，好不尴尬。
唐绍仪组阁之前，征得袁世凯的同意，与同盟会达成口头协议，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当时，袁世凯为了争取同盟会早日答应由唐绍仪组阁，表面上答应了。
但直隶省是袁世凯的发迹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而，当王芝祥通过直隶省议会选举为直隶都督、呈请袁世凯批准委任时，袁世凯便不顾一切，厚颜无耻地推翻前约。同时授意直隶五路军队，通电反对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袁世凯便以此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同时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直隶都督。而且，他公然违反临时约法，不经国务总理唐绍仪副署签字，径自将两纸委任状递给王芝祥和冯国璋。
袁世凯一箭双雕，既践踏了临时约法，玩弄了责任内阁，又使唐绍仪失信于同盟会，遭受严重的政治打击。追随袁世凯已20多年，唐绍仪深知袁心狠手辣，在此种情况下，遂不辞而别，避居天津。
大总统命令不经总理副署签字，公然视临时约法为一纸空文，朝野为之哗然，抗议、质询之声不绝于耳。对此，袁世凯满不在乎，回答说：“如果参议院一定想迫令取消已发布的命令，那么你们就先取消本大总统的职任吧！”以此为要挟，弄得议员们哑口无言。
紧接着，袁世凯断然下令免去唐绍仪国务总理一职，随之又正式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袁世凯的恣意妄为，激起同盟会籍阁员的强烈抗议。同盟会四总长宋教仁（农林）、蔡元培（教育）、王宠惠（司法）、陈其美（工商）愤而辞职。此外，熊希龄（财政总长）、施肇基（交通总长）也因各有原因，挂冠而去。
10名阁员走了6名，袁世凯见大局不妙，假惺惺地挽留说：“我代表4万万人挽留总长。”教育总长蔡元培则针锋相对地回答：“元培向4万万人的代表辞职。”袁世凯无奈，只好批准4人的辞呈。
6名阁员愤而去职，袁世凯则一不做二不休，大笔一挥另添了6个人。并让陆征祥拿着名单到参议院请求批准。
同盟会籍议员对“钦定”总理陆征祥及补充名单极不满。当陆征祥结结巴巴地发表政见时，议员们毫不客气，起哄敲桌子，要把“钦定”总理赶下台。
此时，袁世凯便在幕后操纵，再次使出用武力进行恫吓的卑鄙手段。他让部将放出风声，声称军方警方将以武力解散参议院。不久，匿名信、恐吓信雪片般飞进参议院。参议员们在名单与炸弹之间进行选择，迫于无奈，只得通过了名单。但参议员对以武力逼迫通过内阁成员的做法，心存不满，耿耿于怀。陆上台不久，便遭弹劾，最后无法交代，只好托病甩手不干。
8月20日，袁世凯委任心腹要人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一职。为了堵住参议员的口，减少参议院通过的阻力，经袁世凯允许，赵秉钧填写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而当参议院一通过，这位新国务总理则干脆挪到总统府办公、开会。内阁由原来的“向国家负责”转而变成“向总统负责”。内阁从此名存实亡，大总统大权独揽。
袁世凯将责任内阁制搞垮后，为进一步瓦解革命党人的势力，以保证个人专权，又大肆使出口蜜腹剑的手段。他电请同盟会的两大巨头孙中山、黄兴北上“共商国事”。1912年9月，袁世凯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办，负责组织全国铁路总公司，筹划全国铁路建设。随后，又委任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这样，孙、黄忙于搞实业建设，无暇顾及政治。袁世凯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孙、黄在政治上对他的威胁。
但此时，革命党人中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宋教仁，不“功成身退”，而是在政治上同袁世凯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宋教仁（1882—1913年），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便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华。武昌起义后，他顺江东下，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起义。
宋教仁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主张通过改组政党，争取议会多数，实行政党内阁，从而使大总统只是国家元首，而没有阻挠民主制度的权力。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10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按法律规定，袁世凯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并下令进行国会选举。与此紧密相关的是随之而来的正式总统选举问题。这就是宋教仁与袁世凯激烈争斗的焦点。
为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以有资格组阁执政，各政党纷纷改组分化，并展开激烈的竞选活动。当时真正有实力的大党是同盟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
经过宋教仁等人的筹划，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在北京召开改组成立大会，合组为“国民党”。大会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后来不久，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但由于他忙于筹办铁路工作，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所以宋教仁主持国民党的实际工作。
国民党成立后，它在国会中的力量增强了。宋教仁喜形于色，他认为：“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国虽蛮横，其能与我争乎？”
1913年1月，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宋教仁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进行政治鼓动。他每到一地，都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抨击时政，鼓吹民主，甚至毫不留情地点名揭露袁世凯。为了完全实现政党责任内阁的政治理想，他还秘密酝酿以黎代袁的计划。他在武汉访问黎元洪时，对黎说：“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宋教仁在南方各省的活动，让袁世凯感到严重的威胁。
袁世凯早就注意到了宋教仁这位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年轻政治家。起初，他想利用金钱收买笼络宋教仁。宋教仁还当农林总长时，有一天他去谒见袁世凯。袁世凯看见宋教仁身上的西装已破旧不堪，便问道：“你穿这套衣服有几年了？”宋教仁回答说：“这套衣服是我留学日本时买的，已穿了十几年了。”袁世凯感慨不已，将一本银行存折递到宋教仁的面前，说：“这里的钱不多，但可以用来买套新衣服。”宋教仁则婉言推辞，不接受。袁世凯又问道：“你为什么不收下这本存折呢？”宋教仁则朗声回答说：“一个人贫穷是经常会有的事，如今突然间富贵起来了，怎么能不忘本呢？这套衣服虽然破旧不堪，但还可以蔽体遮身，又何必讲究华丽奢侈呢？”袁世凯不由得暗暗称奇，知道宋教仁绝非平庸之辈。
1912年10月，当宋教仁离京南下时，袁世凯还派人赠送他一张50万元的交通银行的支票。宋教仁却毫不心动，坚决不肯接受。袁世凯看到金钱没法收买宋教仁，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咬牙切齿发誓要将宋教仁除掉。
宋教仁在南方的“以黎代袁”的谋划为袁世凯的密探获悉后，引起了袁世凯的杀机。正在这时，正式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获392席，占45％。而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一共只占223席，不到总数的26％。国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准备利用在国会中的绝对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的权力，完成民主政治的夙愿。国民党并按一般政党政治的惯例，推举国民党实际领袖宋教仁，在大选正式获准后，出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在国会选举中遭受致命的打击，便加速铲除宋教仁的阴谋行动。
宋教仁南下湖南、湖北时，有些人见他多次抨击袁世凯，恐袁世凯见忌，均劝其加以戒备。但宋教仁麻痹大意，认为不必多虑。抵达上海后，宋教仁接到许多恐吓信件，但仍一笑置之，没有提高警惕。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即将离沪，又有人提醒他要“慎重防卫”，他仍不介意，笑哈哈答道：“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陈其美见他有点儿被选举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便插话说：“遯初，你不要快活，小心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放声大笑，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说完便向同志们辞别，由黄兴、蔡元培等人陪同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进京。
10点40分，火车进站。宋教仁一边向黄兴等人说“再见”，一边向剪票处走去。突然，一声低沉的枪声响起，从背后射中宋教仁。宋教仁身子一歪，倚在铁栏杆上，对黄兴说：“吾中枪矣！”紧接着，“砰！砰！”又是两声枪响，所幸并未射中。站台顿时大乱，黄兴等人忙派人找巡警，捉拿凶手。但偌大的车站，当时竟一个巡警的影子都没有。凶手已乘乱逃脱。黄兴等人只好连忙将宋教仁送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由于子弹从背部射入，离心脏太近，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宋教仁遂于22日黎明不瞑而逝，年仅31岁。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宋案”。
宋教仁至死都想不到暗杀他的主谋是心如毒蝎的袁世凯。在生命弥留之际，他委托黄兴致电袁大总统，对袁世凯还寄以厚望：“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将确立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感到心头之患终于除掉了，暗暗高兴。但他是个长袖善舞的人，喜不形于色，却又马上演出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
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袁世凯内心暗喜，表面上却故作惊诧，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后，他又佯装痛惜，说：“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着又装模作样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案，按法严惩。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精心的布置，“宋案”绝不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而国民党内部亦会因此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以至一蹶不振，无法再与自己为敌了。
然而，就在袁世凯自鸣得意的时候，国民党人已满腔义愤，全体出动，分头寻找线索，一定要将“宋案”弄个水落石出，替宋教仁报仇。
宋教仁逝世的次日，有个古董商向上海巡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桂馨处兜售古董，应却拿出一张照片，对他说，只要杀死这个人，可给他1000块大洋。古董商一听，知道此非小事，没敢贸然答应。今天看到报纸上宋教仁的相片，觉得是应叫他暗杀的时象，于是特来报告。巡捕根据这个线索，迅速将应桂馨家围个水泄不通，并很快将他缉拿。同时，还搜出大量的往来密电、函件及一把手枪。
正当搜查人员准备离开应宅时，有一个人忽发奇想，向被软禁在厢房的来客高声问道：“谁是武士英？他在这里吗？”他本来是随便说说，以为武士英（应桂馨已供出他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必不在这里，即使在也不会承认。岂料话音刚落，就有一个矮子急急站起来承认道：“我就是武士英，有什么事吗？”搜查人员不由分说，立即将他拘捕。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迫于压力，被迫将在应桂馨家查获的所有密电、信函公诸于众。在公布的电文中，有这样的话：“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人们明白了指使应桂馨进行谋杀活动的是袁世凯的亲信、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顿时大哗。
黄兴在挽宋教仁联中，愤怒地讨伐袁世凯的滔天罪行：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
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尽管案情大白，铁证如山，袁世凯却百般狡辩，矢口否认他与“宋案”有牵连。他还一面暗中指使洪述祖潜入青岛租界躲避。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便又玩弄鬼蜮伎俩。当上海组织特别法庭传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出庭对质时，袁世凯则指挥京津警特机关蓄意捏造出一个“血光团”假案，诡称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北京检查厅就根据这个“莫须有”的假案，传讯黄兴到法庭听审，借此抵制上海特别法庭对赵秉钧的传讯，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听。
扑灭二次革命
随着“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以此血案为导火线，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斗争一触即发。
宋教仁的殷殷鲜血，使许多革命党人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猛醒过来。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得到宋教仁被刺身亡的噩耗，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天真想法中幡然醒悟，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于是立即动身回国。
3月27日，就在孙中山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革命党人聚集在黄兴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讨袁对策。
孙中山明确指出，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主谋，法律是对付不了的，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谭人凤也从北京赶到上海，向孙中山、黄兴建议，派人促使湖南、广东和云南独立，然后再传檄其他各省，兴师问罪，与袁贼决一死战。
一贯主张和平的蔡元培、对袁世凯抱有较大幻想的章太炎，此时也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都转而赞同孙中山的主张，筹划兴师讨袁事宜。
但是，在这个关系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革命党人暴露出了他们自身的弱点和毛病。国民党成分复杂，内部派系林立，号令极不统一，在利用什么手段讨伐袁世凯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革命军负责人黄兴认为革命军刚遭到严格的裁汰，难以与数量多、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对抗，因而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而极力主张以法律手段制裁袁世凯。后来由于形势恶化，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黄兴才开始考虑与袁世凯作战的事宜。他秘密派人到湖北送信给蒋翊武及其他将领，要他们提高警惕，做好准备，以防袁世凯北洋军挑起战端。
在国民党人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非但不醒悟，反而被袁世凯张牙舞爪之势所吓倒。他们出面进行所谓“调解”活动，极力反对武力讨袁。
然而，就在国民党人争吵不已的时候，袁世凯在暗地里已开始磨刀霍霍，准备以武力消灭国民党，扫除复辟道路上的障碍。
发动内战，既需要钱，又需要枪炮。为此，袁世凯不惜大肆卖国。
4月26日，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越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到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这就是为战争而筹措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借款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借款以盐税、关税和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税款为担保，并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依据这个借款合同的苛刻条件，帝国主义不仅从高额利息中榨取中国人民大量脂膏，而且控制了中国盐政，随时可以干涉中国内政。袁世凯为了反革命需要，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竟悍然下令签字。
由于借款条件过于苛刻，而且又不经国会审批便径行签字，国民党议员对袁世凯这一恶劣行径，极为愤慨，纷纷提出强烈的抗议。对此，袁世凯又使出威胁利诱的惯伎，利用操纵国会中的其他党派议员，最终骗取国会同意签字有效，将钱弄到手。
5月1日，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因涉嫌“宋案”，迫于舆论的压力，辞职引退。袁世凯马上委任北洋军的重要实力人物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并立即着手武备。
有了钱，袁世凯马上大肆装备军队。他下令各军工厂日夜赶造武器弹药，而且还从外国订购了大批枪械弹药。军火买办商雍剑秋利欲熏心，为借机发一笔横财，竟助纣为虐，无偿地送给袁世凯步枪六千枝，德式大炮十门。通过雍的活动，德国又送给袁世凯一万枝步枪，二十门大炮和一批手枪，帮助袁装备军队。
5月6日和15日，袁世凯召集部将，连续召开两次军事会议。确定了对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作战，以湖北为主要策源地，海军策应沿岸的总方略，并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一划。
钱有了，武器有了，军事部署也准备得差不多了。袁世凯便露出了凶恶本相，气势汹汹地挥动着屠刀，向国民党人挑衅。
5月21日，袁世凯派梁士诒、段芝贵等人公开转告国民党人：“现在看透了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由于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袁世凯敢于公开叫嚷要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真是猖狂至极！
袁世凯要对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开战，势必要借道湖北。于是，他给湖北的黎元洪一百万元的“军饷”，对黎进行收买。黎元洪收到这笔巨款，忙不迭地向袁世凯大递降表，一头拜倒在袁大头跟前，说什么：“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公然叛变投降。
袁世凯收买了湖北的黎元洪后，即令北洋军进驻武汉。6月3日，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都督，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名发表通电，对南方讨袁派进行猛烈攻击，声明“极端反对调和”
一切就绪后，袁世凯认为向国民党人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6月9日突然下令免除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14日和30日，又分别下令撤除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这几个人都是同盟会会员，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员）。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被迫遵命离职。
7月3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悍然挑起战端。
当江西的枪炮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人还在如何讨袁的问题上争吵不已，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遂不顾党内的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7月12日，当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时刻，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示，从上海潜回江西湖口，召集旧部，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并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揭露他的种种罪行，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坚决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江西首先宣布独立，与袁世凯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由此揭开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南北战争正式爆发。
14日，黄兴赶到南京，促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组织讨袁军。17日，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18日，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接着，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军。
孙中山则奔波于上海、香港、澳门之间，召集讨袁力量，发表讨袁宣言和通电，决心与袁贼进行一场大决战。“二次革命”是继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的一次反击，涉及江西、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和四川等八个省区，规模巨大。由于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江西、南京，故又称为“赣宁之役”。
二次革命，战火熊熊，硝烟满天。讨袁军与北洋军进行了生死搏斗，曾一度给北洋军以沉重的打击。江西的李烈钧讨袁军，在开战之初曾给北洋军的李纯部以重创。南京第八师的部分官兵开赴徐州后，曾追击袁军十数里。当冯国璋和张勋的“辫子军”进攻南京时，讨袁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紫金山三得三失，一直坚持战斗了20天。
但是，由于革命党人对战争准备不足，兵力及装备都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很大差距，而且没有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组织涣散，号令不一，各路讨袁军行动不能一致，再加上没有强大的后援，所以不久就被优势的北洋军各个击破。袁世凯为用武力消灭国民党，蓄谋已久，准备充分，拥有装备精良的优势兵力，而且他还有帝国主义做后盾，他对江西和南京的起义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点打击，而对其他省则采取收买、分化和颠覆的手段。
9月1日，北洋军冯国璋部攻陷了南京。残暴的北洋军丧心病狂，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家破人亡者不可胜计，许多妇女不堪凌淫，纷纷投入秦淮河自尽。袁军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袁世凯挥动血腥的屠刀，扑灭了“二次革命”的熊熊烈火。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国民党人被迫逃往国外；蒋翊武、王杰等人被捕，惨遭杀害。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一次灾难性打击。袁世凯则将政党政治夷为平地，彻底清除，从此一步步地走上了复辟的道路。中国社会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自从当上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时开始，就一直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靠着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他才实现窃国野心；也是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帮凶，他才实现独裁统治。为了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换取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袁世凯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极尽丧家犬的摇尾乞怜之能事，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成为千夫所指的大卖国贼。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日、俄、法、英、德等帝国主义纷纷发来贺电，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深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道理，于是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辖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打劫，利用各种阴谋诡计攫取在中国的种种权益。
1911年12月，沙俄这只野心十足的“北极熊”，乘清政府混乱之际，迫订中俄《满洲里界约》，割占中国满洲里附近1400平方公里领土；同时，还别有用心策动外蒙古“独立”。1912年1月，它又强占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沙俄的魔掌还伸向西北新疆地区，1912年夏，出兵占领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地区。袁世凯执掌大权时，沙俄利用他要求列强“承认”的“有利时机”，在中俄边界上大做手脚，不断侵吞中国领土。
英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加紧猎取西藏。它唆使由英国政府训练过的藏军进行叛乱活动，叫嚷“西藏独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当时，英国绘制的“西藏地图”，恣意将西藏、西康、青海全部，以及云南、四川、甘肃部分地区，划入西藏境内，并擅自分为“外藏”、“内藏”，妄图使外藏独立，“内藏”由“中、藏共管”，借以侵吞中国1／4的领土。英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真是嚣张至极！
在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掠劫面前，袁世凯表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压力，袁世凯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出席在印度举行的“西姆拉会议”。对于英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而英代表麦克马洪在会外所一手炮制出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将中国西藏东南部一块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擅自划归英属印度。对这一行径，中国人民极力反对，袁世凯政府的代表也不予以承认，后来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英帝国主义的这一侵华计划才宣告破产。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政府在《中俄声明》中承认外蒙古“自治”。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这样，外蒙古实际上沦为沙俄控制的殖民地。
中华民国成立后，东洋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不断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袁世凯则恬不知耻地尽量予以满足。1913年5月，袁批准日本在南满铁路运货方面享受最惠国待遇。随后，袁政府又将满蒙五路的借款权答应给日本。这五条铁路是：开海线（开源至海龙）、四洮线（四平街至洮南）、长洮线（长春至洮南）、洮热线（洮南至承德）、吉海线（吉林至海龙）。
袁世凯大肆卖国，最集中最突出表现在与日签订“二十一条”上。
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以此为导火线，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德奥同盟国与俄英法协约国之间展开了一场狗咬狗的厮杀。随后，又有一些国家卷入了这场灾难性的大屠杀中。战火纷飞，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争夺。
袁世凯自当上正式总统后，便开始做当皇帝的迷梦。大战爆发后，他对双方均不敢得罪，宣告中国严守中立，公布了中立条规。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鲸吞中国的野心。国际风云的突变，使它认为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已经到来，遂于8月23日借口对德宣战，竟然不顾中国中立，派兵强占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宣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
针对日本的侵略企图，国内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对德宣战，立即夺回德国侵占的青岛，使日本失去侵略中国的目标和借口。但因德国积极支持袁世凯当皇帝，袁不愿与之失和，迟迟不肯对之宣战。
袁世凯也深知，要复辟帝制，不能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对日本侵占山东，他表面上一再提出抗议，以敷衍广大人民强烈的反侵略的要求。但实际上，则采取了退让政策。他下令撤退日本侵占区域内的中国驻军，以讨好日本侵略者。12月间，由外交次长曹汝霖牵线，他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进行多次秘密会晤，其中谈及中国改行帝制的问题。日本公使暗示：中国如欲改国体，则敝国必赞成。为了称帝，袁世凯竟然同心怀鬼胎的日本帝国主义搅成一堆了。
狡猾的日本首相大隈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便以支持袁称帝为诱饵，于1915年1月18日突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有：
一、承认日本享有和扩大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
二、承认日本在南满（今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日本人享有土地租借权、居住权以及经商开矿等各种权利。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九十九年。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人开采。
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厂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狰狞面目。中国一旦承认“二十一条”，势必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从而亡国灭种。
袁世凯本想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但没想到日帝的胃口如此之大，甚至不顾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妄图鲸吞一切。他极为惊诧，但又束手无策。当晚，他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徐世昌、梁士诒等人开会，讨论应付办法。
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使复辟帝制有国际保证，2月2日，袁世凯派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等人为代表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个多月，仍未有任何结果。为了迫使袁世凯政府屈服，日本大肆使出武力恫吓的手段，命令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关东实行戒严，日侨纷纷准备回国，局势顿时相当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5月7日，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敦促中国尽快同意“二十一条”的无耻要求。
通牒提出以后，美、英、俄、法等国公使纷纷“劝告”中国忍让，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
面对局势，当天下午，袁世凯召集副总统、国务卿、政事堂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参政、外交次长等高级官吏讨论最后通牒问题。最后，袁世凯竟决心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皇冠，根本未做在战场上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比高低、以粉碎其侵华迷梦的准备。
不但如此，恬不知耻的袁世凯还花言巧语地表演出一场“爱国”的丑剧。5月9日晚上，承认“二十一条”的答复书送到日本使馆。为弥补袁世凯损毁的声威，使他的“高大”形象不致矮小，其党羽竞相致电祝贺，同声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发散“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的传单，甚至还有人主张开提灯会，以通宵庆祝。真是自欺欺人到了麻木的地步！
随后不久，袁世凯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全国百官司职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恪尽职守，协力程功”，“苟利于国，死生以之。”看，这位卖国贼多会演戏！然而，就算他演戏的技艺再高超，又怎能掩盖他丑恶的卖国嘴脸呢？
袁世凯大肆出卖国家民族权益，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在谈判过程中，人民群起向政府提出严厉质问，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哗然，群情激愤，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全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断指血书，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同时，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迅速展开。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怒吼响彻全国。陆征祥、曹汝霖吓得慌忙提出辞职。有些地方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任”“二十一条”虽然由腐败无能的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但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废除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从根本上奠定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体制，进行了大量而艰巨的立法建制工作。从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2月中旬，立法建制的重点是建立和健全临时政府的组织和制度。从1912年2月中旬到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这一阶段立法建制的重点，则是通过立法程序，用法律形式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起来。由此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由参议院自1912年2月7日开始制订，最后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于3月11日正式颁布。《临时约法》共7章56条，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文献。《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内阁总理代总统向参议院负责；大总统公布命令必须经内阁总理副署方能生效。它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成。《临时约法》还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着作、刊行、集会、结社各项民主权利。
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临时约法》，希望它能够成为保障民国、约束袁世凯的重要工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时，曾信誓旦旦宣誓“谨守”《临时约法》。但是，这不过是这位窃国大盗施展的一种骗术，他压根儿不会愿把自己的手脚让《临时约法》捆住，他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并千方百计地企图键改。他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等人也对《临时约法》横加指责，极力鼓吹“制定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以扩大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在军事上惨败，在国会中的势力亦随之大减。北洋派势力显赫一时，袁世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此时，他更加觉得《临时约法》碍手碍脚，使他不能随心所欲。于是，决心要废除《临时约法》这个紧箍咒。
袁世凯要废除《临时约法》，必须首先攫取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为此，他根据“二次革命”后国会中国民党势力大为减弱而进步党势力大肆扩张的局势，一面操纵利用进步党，一面又设计新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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