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从海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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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财富管理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效应——基于理财市场数据的考察与分析试读：
前言
近些年来，有关财富管理的概念逐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引起了诸多讨论和研究。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家庭整体上的财富水平逐步提高，收入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按劳分配”的工资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逐年提高，甚至于在部分家庭中已经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资产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价格波动与家庭总收入水平和风险水平的相关性越来越大，家庭资产选择或家庭资产组合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资产市场的投资性产品日益丰富，品种千差万别，风险与收益各不相同，普通家庭的资产选择面临着信息与知识的约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选择难度或困惑，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财富管理的理念与实践应运而生。
先说中国资产市场的兴起与发展。一个主流的实物资产市场当属房地产市场，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衍生市场，值得观察与思考。有点看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大概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海南省和广西北海市的房地产市场为典型代表，在迅速兴起、似乎一片繁荣时突然衰退，潮起潮落后见到了“裸泳者”的无奈与尴尬，当年的市场参与者到现在也许还心有余悸。现在想来，当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回落也不能全怪宏观经济政策的突然转向，市场参与主体受财富水平较低的约束，房屋购买力不足或市场需求不足可能才是当年区域性房地产市场“崩盘”的主要原因。最有看头的实物资产市场可能要算近年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近十年的沉寂，21世纪初期（大约在200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市场交易量价齐增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转变的迹象，着着实实给中国的老百姓上了一堂财富管理的实践课。早期购房者的财富效应令其欣喜，部分家庭也因当初的犹豫不决而多少留下了一些遗憾。
再来看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中国家庭财富管理有点影响力的金融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股票市场，当年有一定财富而且金融意识觉醒较早的“弄潮儿”参与其中。尽管中国股票市场也有潮起潮落、波澜起伏，但今天看来，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兴衰多少都与股票市场有点关系，说股票市场是中国早期部分家庭的“造富机器”之一并不为过，也许还承担者“买者自负或风险自担”的投资者教育的部分功能，提高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另外一个对中国家庭资产选择影响深远、值得观察与思考的金融市场是近年来逐步兴起与快速发展的金融理财市场，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信托产品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以及近期兴起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市场等。此类理财市场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使得中国家庭的资产选择和资产结构调整具有了一定的市场基础，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跨市场无风险套利机会也使得家庭增加资产性收入成为了可能。
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尽快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值得思考与研究。因此，除了设法提高家庭工资性收入外，如何创造条件以提高家庭资产性收入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的执政目标之一。但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之中国家庭的平均财富水平还相对较低，面对着刚刚兴起而且变化莫测的资产市场，传统经济时期形成的惯性思维恐难很快改变，普通家庭主动性财富管理思维和习惯的形成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尽可能借助于可获得的信息渠道，熟悉资产市场上各类资产的风险与收益属性，了解和跟踪各类资产市场的运行状况和未来趋势，掌握一些基本的资产选择和资产组合的常识和理念，可能不失为一条提高家庭资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
基于以上简单的讨论与基本判断，本研究并不奢望得到多少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或突破，倘若部分章节中的只言片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一些借鉴意义的话，那也只能算是意外之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地梳理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财富管理理论研究的文献，尽可能地为致力于财富管理理论研究的有关人员做一些资料上的准备；通过对家庭资产、财产性收入、财富管理等概念进行界定和解释，辅以对中国资产市场历史与现状的考察与分析，为普通家庭提供一些有关财富管理的基本理念与常识以及某些资产市场的基本信息和基本判断等。假如某些家庭通过阅读本书的有关内容而间接地获得了一些有助于提高其财富管理水平的专业知识的话，那可以算是对笔者的极大激励。
本书共分六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财富管理与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围绕财富管理、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分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以及影子银行四条主线，尽可能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理论研究的有关文献与主要观点，为本书涉及的研究内容搭建一个知识平台，作一些经济理论上的准备。同时，更期望着能为致力于财富管理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些文献的借鉴与资料的参考。
第二章：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分析。本章在界定居民财产性收入概念和梳理有关收入理论的基础之上，分析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效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内容包括：居民财产性收入概念及其理论基础、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效应分析以及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第三章：家庭资产组合及其分析。本章在介绍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中国家庭资产组合调整的主要因素及其趋势，进而分析家庭金融资产组合调整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家庭资产组合概念界定及其理论基础、家庭资产的分类及其作用、影响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因素、家庭资产组合的调整趋势以及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货币政策效应。
第四章：中国家庭财富管理的主流模式与发展趋势。本章主要在梳理财富管理有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与分析迄今为止中国家庭财富管理的主流模式及其运作机制。力图揭开财富管理市场运行的神秘面纱，还原其本来面目。主要内容包括：财富管理概念界定及其内涵、现阶段中国家庭财富管理的主流模式。
第五章：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考察与分析。考虑到市场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市场认知程度以及市场交易规模的大小，结合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历史与现状，本章仅选取中国的金融资产市场进行一些必要的、粗线条的考察与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债券市场兴起与发展的考察与分析、基金市场的考察与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考察与分析以及独立第三方理财市场的现状考察与分析。
第六章：财富管理与家庭财产性收入的相关性分析。本章对四川省居民收入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发展现状进行考察与分析。想要说明的是，一个区域居民财产性收入尤其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与该区域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具有某些正相关性，即是说，区域家庭财产性收入水平与该区域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正相关。地方政府鼓励、支持本地金融业的发展，对于促进本地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家庭财产性收入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是本研究想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基础性的家庭金融资产调整理论分析框架、四川省银行理财市场发展状况与分析、四川省家庭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其增长趋势、推进区域性银行理财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尽管笔者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结果仍然不完全令人满意。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虽然笔者已从趋势上分析了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与银行理财市场发展状况正相关，但缺少运用金融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严格证明，留下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好在随着中国家庭资产和负债统计数据的不断完善和可获得性的不断增强，后续的研究可以继续跟进，弥补遗憾的机会并不缺乏。第一章财富管理与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文献综述任何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演进路径，财富管理理论研究作为微观金融理论的一个分支，其兴起与发展的历史极为悠久，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精彩纷呈，但大多散见于各类论著、期刊甚至于新闻媒体中。尤其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新生经济现象，国内学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或研究尚处于理论引进与不断完善的初级阶段，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结论的一般化尚未完全形成，理论研究的推进或发展需要一个知识平台。本章主要围绕财富管理、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分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以及影子银行四条主线，尽可能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理论研究的有关文献与主要观点，为本书涉及的研究内容搭建一个知识平台，作一些经济理论上的准备。同时，更期望着能为致力于财富管理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些文献的借鉴与资料的参考。第一节财富管理理论研究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考察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财富管理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个人理财规划的各个方面（Gitman &Joehnk, 1993; Bergquisst M.D., 1999），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财富管理业务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有关概念界定，理财产品创新、财富管理品牌建设以及理财产品定价，财富管理业务模式、营销策略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相关研究文献大致可归入以下几个方面：一、财富管理业务的起源与发展
国外的私人家族理财机构出现于19世纪中期，那是一些专门为在工业大革命时期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家族服务的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以瑞士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步发展起来的美国高端财富管理业务，大多属于综合性大银行和国际大投资银行（以下简称“投行”），其财富管理方式趋于激进，大量参与股票市场、外汇市场、信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追逐资本增值为目标。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信用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逐步将它们的经营发展策略转向高净值人群，以代收代付业务、银行卡业务、保管箱业务、咨询业务为主的中间业务迅速崛起。90年代后期，财富管理业务已经成为主流商业银行重要的盈利性业务之一。
随着行业竞争者的涌入，现代财富管理业不仅在组织形式、治理结构、投资策略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市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业务规模上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为数众多的合伙制私人银行仍在行业中占据一定的比重，私密性和客户忠诚度使其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林采宜、吴齐华、段丽媛，2012）。
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大致上起源于2004年，以中国境内的中资或外资商业银行发行银行理财产品为标志性事件。目前，参与的机构主要包括中资或外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以及种类繁多的非金融类财富管理机构。从业务模式上看，理财产品导向型的财富管理仍然是其主流模式，财富管理尚处在市场发育的初期，财富管理工具的金融技术含量亦有待提高。因此，客观上需要人们从金融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孙从海、翟立宏，2009）。二、财富管理概念界定及内涵研究
目前大约有这样几种概念界定：
第一种：财富管理业务通常是指面向财富人群（家庭），为其可投资资产的保全、增值、配置诉求而提供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有学者将财富管理对象直接指向高净值人群（家庭）（High Net Wealthy Individuals, HNWIs），例如投行的财富管理业务。中国台湾相关部门在《订定 <证券商办理财富管理业务应注意事项>》（金管证二字第0940003314号）中将其定义为：“财富管理业务系指证券商针对高净值客户，透过业务人员，依据客户需求，提供资产配置或财务规划等服务。”由于财富人群划分口径迥异，实践中“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的概念或称谓经常并用、混用甚至等同（林采宜、吴齐华、段丽媛，2012）。
第二种：财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是在全面评估特定的高端私人客户各方面财务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关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相关管理及系列金融服务的综合过程。财富管理整合了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资产管理（Asset Management）与证券经纪等业务。财富管理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分析客户财产状况发掘其财富管理需求，为其制定财富管理目标和计划，平衡资产和负债。具体包括：消费、收入与财产分析，保险、投资、退休计划，子女教育，税务策划及遗产管理等，以实现财富的积累、保护、增值及转移。在外延上可以包括对个人的财富管理和对企业的财富管理。作为当今商业银行发展的重点业务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财富管理具有三个显著特点：（1）从业务的需求驱动来看，财富管理更应关注客户的需求偏好和风险偏好，满足客户资产增值保值和财富转移的需求；（2）从产品的角度来看，财富管理强调的是全产品的服务整合，强调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多元化财富的规划和管理，这种专业化的服务可以贯穿一个财富客户的终生甚至跨代；（3）从客户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财富管理在服务的广度上强调综合性和全面性，在深度上强调亲密性和个性化（施峥嵘，2007；朱瑞珂，2010）。
第三种：传统的财富管理主要以资产管理为主，但未来可能对客户的负债进一步提供管理。银行财富管理需要面临网络风险的挑战、个人信用风险的挑战、流动性风险的挑战、金融创新风险的挑战等。此外，需要渠道创新、应用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创新、资产负债组合配置创新、个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创新、家族财富管理创新等。目前，中国财富管理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在某些层面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中国的财富增长的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由于分业经营，综合化金融服务程度有待提高；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还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投资工具的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的财富管理市场需要不断培育、建设和发展（张强，2009）。
第四种：财富管理就是为客户提供切实的计划，对相应的策略和行动提出建议，以帮助客户实现全方位的财务目标。北美以财富顾问为核心的财富管理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方案。北美的财富顾问们认为，建立一项业务拓展计划，成功运行一项业务的关键，就是创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商业计划。所谓财富管理行为中的商业计划，就是指财富顾问按照经营公司的模式来开展业务，以公司运营的原则来指导业务实践。换言之，财富顾问按照自己业务的需要搭建团队，同时以公司治理的形式管理团队。财富顾问就是“公司”的心脏，他决定着整个系统的发展方向，而这一商业计划就是中国未来从事财富管理的人士最需要借鉴的地方（张光，2009）。
第五种：现代私人财富管理业务以现代私人银行的形式在瑞士起源，而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于美国，其参与机构既包括神秘的家庭办公室，也有由综合性银行经营、面向一般富裕阶层的财富管理事业部。目前，在北欧、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客户对财富管理有较为理性的认识，财富管理通常有明确的目标和操作流程，社会拥有良好的信用环境以及稳定的政治与金融环境，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相对比较成熟（Merrill Lynch, 2007; IBM european wealth survey, 2005）。三、财富管理研究的需求分析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以及传统的“吃大锅饭”计划经济分配观念，城乡居民收入除了满足日常消费以外，居民的私人财产很少，财产性收入更是几乎没有。但随着中国式财富管理的兴起，居民财富积累速度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财产分布状况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收入分配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提出“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虽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人均财富水平不高，且差距明显，致使消费乏力，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客观上要求合理有效的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家庭财富增值，提高消费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目前看来，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因素制约着居民对资产的有效配置（孙元欣，2007）。四、国内外商业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比较研究
有学者就中国香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服务兴起的背景、个人理财服务的功能和相关策略以及个人理财服务的内容等情况做了概括和介绍：第一，不断增强满足客户差异化理财需求的能力；第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理财服务；第三，提高营销活动的针对性及其效率。对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此项业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陈继红、郑振欧，2003）。
也有些学者就国内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状况及存在的不足以及外资银行争夺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经营战略及竞争策略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中资银行要进一步拓展个人理财业务，使之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应当通过业务创新、培育理财客户市场、重视理财营销策略、运用先进技术、培养专业人才等对策和建议（孙桂芳，2002）。
目前，境外私人银行业务可供选择的产品非常丰富，国际财富管理机构普遍提供境外投资、IPO投资、对冲基金等，但在国内的发展前景还不是很好。这也意味着存在为理财客户开发一系列量身定制产品的好机会，主要包括三大类：①金融产品，包括信托工具、私募基金、公募基金以及“一揽子”保险计划；②理财顾问产品，包括理财教育、“一站式”金融顾问服务以及各种全权理财计划；③生活方式产品，包括通过银行获得的公司会员享受的专属俱乐部权利、紧急救援服务、全天候的娱乐和休闲活动等特色专属服务（Bruce Holley、邓俊豪，2007）。
国外关于个人理财的研究文献较多，外国一些学者提出在经营定位上必须转向“客户至上”，必须注意形成“服务的理念”和“营销的理念”，形成银行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方（Anywhere）以任何方式（Anyhow）为客户提供服务即所谓“AAA银行”的经营理念（Michael Brandt, 2001）。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财富管理是针对个人高端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欧洲财富管理市场的主要特征是遗产和继承占比最大，而美国财富市场的管理模式则是以产品的创新为落脚点（Times Finance, 2010）。五、对中国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建议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富人数量及资产规模快速增长，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但发展观念滞后，缺乏战略规划，产品创新不足，制约着中国式财富管理的发展。合格的私人银行家团队是中国式财富管理业的稀缺资源，因此，客观上需要人们深入研究财富管理市场发展与业务创新。
财富管理必须具备以下特点：①强化客户关系，主动应对日趋复杂的客户需求；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③专业的金融服务；④优秀的财富管理团队。
做好财富管理业务的关键因素有：①细分客户，准确理解和把握目标客户的性格需求；②提供全方位的客户解决方案；③培养人才并建立有效的销售服务体系，以此构建中国式的财富管理市场（顾生、章军，2008）。
依据国外财富管理市场经验，有学者指出，财富管理业务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组织架构是财富管理业务的基础；②深入了解目标客户的需求，设计产品及服务模式；③构建运营管理体系，组建前台销售和后台专家团队；④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专业金融服务、全权委托投资（Merrill Lynch, 2007）。
国内有些学者指出，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具有财富品种的多样性、长期性、管理科学化、客户高端化等特点。商业银行应该通过制定财富管理业务战略规划，建立高效的财富管理业务组织和信息支持系统，进一步壮大理财专家队伍，加快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开发。当然，商业银行应加速建立自己的财富管理中心，打造财富管理品牌和银行的商业信誉。财富管理中心的建立应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有效整合前后台业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张立军、施峥嵘，2009）。第二节家庭资产配置领域的实证研究一、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发现，家庭财富、性别、户主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风险厌恶程度等均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委员会（SCF）按以上各指标所做的调查显示：1995—2010年间，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四种主要持有形式一直未变，为退休账户、投资基金、股票和交易账户。其中，退休账户是美国家庭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持有形式，因为美国是典型的消费型国家，居民储蓄率不高（Shum &Faig, 2006; Agnew, 2003; Worthington, 2009;Alessie, 2002）。高房价、贷款压力、高地价和房屋市场的缺陷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也有影响。
另外，保险对家庭资产投资决策也起了重要作用。欧洲各国在人寿保险上的投资偏好显示出较强的差异性。以2010年为例，瑞士在该项目上的配置比例最低，而同期英、法的配置比例则高至52.2%和29.8%。各国保障策略和保障水平不尽相同，可能是造成各国配置水平高低迥异的原因。其中，最偏好人寿保险投资的国家是英国，比例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高水平（Gormley, Liu&Zhou, 2010）。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看，职业、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是显著影响中国居民财产积累的因素。有人在研究中引入工资机制，分析发现家庭的工资收入与股票收益之间高度相关，具有高风险背景的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很少（梁运文等，2010；方丽敏，2013）。“过渡经济”与“二元经济”也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目的及行为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两个原因。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经济上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必然现象。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臧旭恒，2001；孙丹凤，2012）。
中国居民投资中的储蓄存款和股票所占的份额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财富对于储蓄性保险持有比例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储蓄存款、股票和储蓄性保险市场的参与者持有这些资产的比例也不会显著地受到年龄的影响（史代敏、宋艳，2005）。总体而言，社会互动和信任都推动了中国居民对股票市场的参与。股市低迷造成的普遍性股票投资损失会降低社会互动的积极作用，而社会互动对低学历居民参与股市的正面影响更为明显。此外，高收入、高学历、高年龄的居民参与股票市场更积极（李涛，2006）；财富的增加显著地提高了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以及参与的深度，中国居民投资的“生命周期效应”并不明显（吴卫星、齐天翔，2007）。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了三个方面的整体特点：第一，人民币产品的投资价值显著高于外币产品；第二，股票、混合类产品的投资价值高于其他类别产品；第三，中资银行的人民币股票、混合类产品全面超过了外资银行，但是中资银行以数量取胜，外资银行更注重产品设计和适销对路，中资银行产品的收益和风险指标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杨轶雯，2008）。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效应，在所考虑的资产中投资股票的比例存在“倒U”形趋势，在50岁以下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却有所减少，绝大部分老年人相对比较保守，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很少（邹红、喻开志，2009）。
中国高收入群体个人理财认知度高，风险收益意识更强。高收入人群在保障性理财产品如储蓄、国债的选择上明显低于总体被访者，但是在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上（如股票、基金），高收入人群的选择比例则明显高于总体被访者（赵燕，2009）。
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上升，财富效应明显。劳动收入的提高也会增加家庭投资概率和投资比例。风险性非金融资产投资，也称为背景风险因素的房地产投资和实业投资，对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以及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会降低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意愿，减少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家庭风险性资产参与和投资比例的生命周期效应也比较显著，家庭参与风险性资产的可能性和持有比例会随着年龄先上升，在退休前后达到最高点，然后开始下降。户主受教育程度高、职业稳定、已婚的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相对更高（姚佳，2009）。二、家庭财富、负债等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一）对家庭资产结构、资产与消费相关性的研究
黄静和屠梅曾利用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2009）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取拥有房屋产权的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我国居民房地产财富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他们研究了借贷对财富的影响，发现在净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借贷不仅增加了现金和负债，也增加了消费，在动态最优化中，消费与房屋债务正相关。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现，在家庭资产构成方面，金融资产的占比较低，非金融资产的占比较高，其中住房资产占有相当大比重；对农村家庭而言，住房是家庭总资产构成中最大的一块。具体而言，户均拥有金融资产3.1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8.2%；户均拥有其他非金融资产12.3万元，占比约32.6%；户均拥有的住房资产为22.3万元，占比高达59.2%（甘犁等，2013）。同时，国内学者利用奥尔多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家庭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分析，发现高财富家庭的资产组合较为多元化，中低财富家庭的资产组合较为单一（陈彦斌，2008；陈斌开，李涛，2011）。（二）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研究
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的统计架构，可以构想为“家庭资产负债表”和“家庭资产分类统计”两种类型以及全国和各省市的分层统计两个层次。家庭资产负债表含资产占用（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和资产来源（净资产和负债）两个部分。
基于家庭资产负债表，主要分析指标有：①家庭资产负债率（高风险或低风险）; ②家庭负债与净资产比率（家庭负债偿债能力）; ③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率（负债负担程度）; ④家庭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比率（高储备或低储备）; ⑤股权价值占家庭总资产比率（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状况）; ⑥股权价值占金融资产比率（家庭金融资产的风险投资状况）; ⑦家庭净资产总量和结构变化（不同类型的家庭趋于富裕或贫穷）。
可以开展的研究分析有：①总量和户均家庭资产分析；②家庭资产的结构分析；③可支配收入与家庭资产的关系分析；④家庭风险型投资分析；⑤家庭净资产的增量分析等。从中可以考察我国和地区家庭资产的总量变化、净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变化以及家庭投资偏好。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而且人们一般不愿透露家庭资产状况，所以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数据采集，难以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获取，但可以通过产业经济数据整合的方式获取，即从各个产业的运行中获取总量数据（孙元欣，2006；李建军、田光宁，2001）。
目前，国内家庭资产统计存在四个问题：①家底不清，缺乏家庭资产总量和结构的统计数据；②内容不完整，抽样点差仅涵盖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或净资产，没有家庭负债；③统计管理不协调，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④数据采集方法单一，主要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而国际上居民家庭资产的统计模式，大都拥有不同类型的家庭资产统计制度，包括统计内容、统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和主管机构等（甘犁、贾男，2013）。三、家庭资产配置研究
尽管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都有所上升，但国别差异显著存在。在被考察的所有西方国家中，除去住房投资外，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中主要包括安全或者相对安全的金融资产，这种现象即使在美国以及英国这样的股票市场发达国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其他国家则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瑞典、英国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要高很多（Guiso、Haliassos、Jappelli, 2002）；第二，年龄、财富、收入风险、进入成本和信息成本显著影响美国的股票市场参与者（Bertaut、Carol、Martha, 2002）。统计结果显示，尽管美国存在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品种繁多的金融产品，但1998年仅有不到一半的家庭通过一定方式持有股票，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仍相当简单和安全。主要包括：支票账户、存款账户和延期付税的个人退休账户；即使在存在股权溢价的情况下，美国家庭仍然有75%的家庭没有投资股票（Haliassos、Carol, 1995）。
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与生命周期相关。第一，理论研究认为：在相对风险厌恶程度递减的假设下，更富有的人或者年轻投资者应当把其更多资产投资到风险资产中去，而人力资本相对欠缺的投资者则应当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Gollier, 2002）；第二，实证结果显示：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以及荷兰的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为“钟形”，无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比例呈现为“U形”，与理论研究的结果一致；而对于风险资产市场参与者，资产组合生命周期效应的实证研究却没有统一和明确的结论。一种结果是，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在投资组合中股票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减少的结论，人们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股票在流动性资产中的份额（Ameriks、Zeldes, 2005）；另一种结果是，股票占流动性资产的比率随年龄的增加而缩小；如果在流动性资产的基础上再加入不动产、私人产业和信托资产，那么股票与这类资产的比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变的；如果在上一类资产的基础上再加入人力资本和养老金收入，那么股票与这类资产的比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是增加的（Heaton、Lucas, 2000）。
富人的投资组合之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富有家庭比其他家庭的储蓄率更高（Carroll, 2000; Dynan、Skinner、Zeldes, 2004; Gentry、Hub-bard, 2000; Huggett, 1996; Quadrini, 1999），即富人的消费倾向更低；第二，富有家庭的投资组合严重地向风险资产倾斜，特别是投资于他们的私有企业（Carroll、Chris, 2002）。
家庭的股票投资行为。第一，家庭持有股票比例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双峰形，即已婚的投资者、高收入的投资者以及工作资历更长的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比例更高；而年龄大的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比例则更低（Agnew、Balduzzi、Sundén, 2004）；第二，家庭面对股票市场的下降趋势并没有大量卖空或者退出市场的过激反应，即存在着明显的“处置效应”，家庭投资组合惯性与家庭特征相关（如低教育水平或有限的信息资源），但很少与股价指数的波动相关（Bilias、Georgarakos、Haliassos, 2008）；第三，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具有稳定性或变化不频繁性，即家庭资产组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变（Ameriks、Zeldes, 2005）；第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投资组合中股权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一结论，但年龄大的家庭存在着在提取养老金期间完全退出股票市场的趋势（Ameriks、Zeldes, 2005）；第五，家庭金融资产组合调整的重要因素是惯性而非财富的变化（Brunnermeier、Nagel, 2005）。
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收入，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发展资本市场，普及居民投资教育等比较有建设性。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的实施原则：市场化与政策化兼顾原则、收益与风险并存原则、差异化原则。坚持实行这三项原则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差距，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家庭金融资产增值（刘楹，2007；阮冉冉，2009；方丽敏，2013）。此外，有外国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促进家庭财富的积累和资产配置结构的优化，完善的法律体系、信用体系、社会保障会推进家庭资产配置向合理化发展，提高金融深化程度有利于资产配置多元化和消费水平提升（Bertaut, 1998; Kahneman, 2012）。第三节基于财产性收入内涵和分配视角的研究一、居民财产性收入概念界定及内涵研究
一般而言，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收藏品、车辆等）、不动产（如房屋、土地等）所获得的入。例如，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其中包括银行存款获得的利息、出租房屋获得的租金、购买债券获得的债息、购买股票获得的股息或红利等。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将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进行交易、出租等方式来获得财产性收入。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金融产业的成熟，储蓄、股票、债券、保险、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成为了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周荔，2007）。
财产性收入具有与其他收入不同的特点：①拥有财产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财产与财产性收入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②财产性收入是财产所有人通过行使对自己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而获得的相应收益。要获得财产性收入，财产所有权人必须具有可以自由支配其财产的权利。③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同，它来源于非生产经营所得，是财产的衍生物。由于财产增值的特点，它不需要获得者花费全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却往往能以几何级数的规模增长（谭伟，2009）。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收入分配形式的变化，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并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648.97元，比2000年增长4.06倍；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2.98%。在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同时，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83.34元扩大到2011年的420.40元。财产性收入差距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贫富差距，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冷崇总，2013）。
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外国一些学者就“居民怎样支配自己的收入”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共调查了三个问题：跟社会公众相比，居民的负债和储蓄是怎样的？与其他居民相比，高层次富翁的财产选择是怎样的？那些机构是怎样帮助居民作出个人财产决策的？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债务高于社会公众，而储蓄则低于社会公众；当居民有资格获得递延税项的退休计划时，他们会为退休存更多的钱；各研究机构应对居民的财富管理给予更多关注（Joel M.H.、Teichman、Patricia P.Cecconi, 2005）。
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虽然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但其差距呈扩大趋势，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不同阶层居民之间以及不同区域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居民拥有财产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及机制不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以及居民个人禀赋差异等。要缩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必须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素质（秦交锋，2007）。二、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的相关性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多方面来源的收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1）财产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平等是造成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平等来源于所继承、所获得的财富的差别，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的大部分金钱都是从财产性收入中获取的（萨缪尔森，1948）。（2）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富人借钱的利息率一般比穷人借钱的利息率更低，相差几个百分点可谓常态。而如果穷人要借高利贷，其差距就变得惊人了。穷人借钱难，是因为存在信息成本与监管还钱的费用。非法的行为姑且不论，富人借钱远比老百姓借钱的利率低，会增加贫富分化的机会。而且，也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富有的人可以借较多的钱，他们因而有较多的投资选择。我们不能说富人投资一定赚钱，也不能说富人的投资眼光一定比不富有的高明，但前者因为利率较低而扩大了投资的选择范围，消息也因而比较灵通了。最重要的是，富人因为利率较低而会多持有其自身劳动力之外的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升值带来的收入上升是资产持有者的劳动力之外的收入（张五常，2013）。（3）从计算典型消费者收入和消费轨迹中估计出有80%的家庭财富被继承。欧洲的财富源泉中，遗产是重要的一块，遗产继承是居民财产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很多财富是两三代以前的人创造的，目前的增长比较缓慢——这点也反映在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和资产发展趋势上：其人群和金融资产占比近年来没有增长，反而均呈现下滑趋势。正是由于“继承式”的财富创造和拥有者年龄等因素，财富管理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有限，高端客户害怕得到的财富出现流失，因此较重视资产安全。继承、税务和养老金规划是财富管理的重要市场（Laurence Kotlikoff、Lawrence Summers, 2005）。（4）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个人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终极原因在于极不平等和高度集中的资产所有权模式，银行所有权结构是影响银行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银行所有权结构的缺陷是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银行产权结构对防范和控制我国银行道德风险，稳定银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银行不良资产率较高是影响银行业稳健经营的主要因素，而银行道德风险是引致和增加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因此，防范银行道德风险是保障银行业稳健经营的重要方面。
一般而言，德日模式商业银行（股权相对集中）的经营策略比美英模式商业银行（股权高度分散）的经营策略要更为稳健。但是，在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时，美英模式商业银行和德日模式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表现都会大大加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高度集中）有所不同，银行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隐匿”于银行的日常经营业务中。当银行处于不利局面时，银行经营反而可能会趋于保守、谨慎，这正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托达罗，1992；刘兆征，2009）。三、中国家庭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1）财产性收入规模有限，所占比重很低。尽管近年来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收入增长幅度，但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从占总收入的比重看，都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从2002—2007年城镇居民各项收入及比重数据发现，在构成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四项收入（居民财产性收入、可支配收入、工薪收入、转移性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最低，而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则为40%左右（古家明，2007）。（2）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较少。从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看，与房屋财产占居民家庭财产比重最大相对应，房屋出租收入占了很大比重，约占全部财产性收入的一半，这说明我国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还比较少。目前，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股票和基金占主导地位，相比于发达国家居民，投资渠道和理财产品比较单一。而在美国，除了股市和自主投资实业之外，债券、信托、资产证券化等市场都非常发达，尤其抵押贷款证券化是美国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居民不仅可以进入股票市场投资，还可以进入债券、信托、资产证券化市场进行投资理财；同时，各市场中的金融理财产品非常丰富，比如产业投资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土地信托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较多（程学斌、陈铭津，2009）。（3）财产性收入分布不均，增长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①从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层次来看，财产性收入更多地流向高收入群体；②从地域分布来看，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家庭；③从地区分布来看，居民财产性收入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英竹，2007）。四、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特征及原因分析（一）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特征分析（1）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比重不断提升。根据2003—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2—2007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由2002年的102.12元持续增加到2007年的348.53元，年均增长率19.41%；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由2002年的2.0%持续增加到2007年的3.1%。（2）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结构有了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结构单一，以利息、红利收入为主。近年来随着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扩展至利息收入、出租房屋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知识产权收入和其他财产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加明，2009）。（二）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化的原因分析（1）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促进了居民积蓄增多、财产性收入增加。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投资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就业机会增多，劳动报酬增加，财富基础也随之增加，社会财富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加（高鸿业，2012）。（2）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出台，推动和保障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和措施，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更加明确地为更多的群体实现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政治保障（张世伟，2008）。（3）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首先，由于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不断增多，住房私有率迅速上升。根据经济学理论，房价是未来房租的贴现值，城镇居民私有房的增多、房价的上涨必然使房租收入增加，带给居民更多的房租收入。目前，出租房屋收入已成为财产性收入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其次，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股息和红利等形式的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De Grauwe、Paul, 2009；刘吕科，2012）。五、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制约因素研究（一）经济政策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
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包括改变税基、税率级次、直接税和间接税税率和补贴）、养老金和公共保险系统的管理等公共财政；土地改革（如自愿协商土地转移）、财政部门改革（如提供小额信贷、规范银行部门）等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可通过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等，财政政策可通过提高或降低税率等，来间接地增加或减少居民财产性收入（Bourguignon、Dasilva, 2003）。（二）初始财富水平、税收影响收入分配格局
居民要有财产性收入就先要有财产。财产的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在支出后有积累，如储蓄性结余等；二是其收入结余的积累量具备市场准入条件。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个人初始财富水平对居民财产收入的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同时，研究发现，引入财产税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并促进经济增长。按比例征收财产税，高收入人群所缴纳的税收多，低收入人群所缴纳的税收少，相对缩小了收入差距（Bruun, 2000）。（三）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使个人更加意识到个人利益对国家发展的依赖，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姜晶、姚荣东，2009）。同时，财产性收入增加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财产性收入对全社会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取决于其分配的平等程度。一般而言，居民财产占有和分布不均衡，拥有财产越多、投入越多，财产性收入也越多。所以财产量的悬殊既是贫富差距大的表现，同时也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国居民财产分布存在严重不均，巨大的财富差距会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在收入差距过大和财产差距过大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关系。居民财产结构单一、财产结构层次相对较低，大大影响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多元化和绝对量的提升（袁文平，2009；李实，2007）。（四）市场体系建设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1）市场分割影响财产交易。市场分割有自然分割和人为分割两种。两种市场分割都会导致交易成本提高，都会对财产性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从前者看，资本不能完全按照价格机制在整个资本市场处于均衡的状态下获得收益；从后者看，由于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产权的不平等，分割了土地市场，使得土地的所有者获得的收益不同。（2）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影响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弱势状态无法为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证券市场发展滞后，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波动较大；个人投资理财市场滞后，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投资需求（任太增、王现林，2008）。（五）制度建设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1）土地制度不完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仅有不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土地占有权和处分权都归属于集体。这就决定了农民完全无法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环节之中，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部分（汪利娜，2009）。（2）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抑制了农民的投资愿望。（3）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国民财富在国家、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制度不尽合理，造成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制约了居民家庭财产的积累，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缺乏雄厚基础。（4）财税制度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约。一是财政投资体制安排上的“城市偏向”。二是个税起征点偏低，导致工薪阶层以及中低收入者成为被课税的主力群体（王海滨，2012）。六、增加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研究（一）增加居民收入，夯实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扶持全民创业来增加居民收入。要让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首先就要让他们拥有财产。居民拥有财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唯有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保证。因此，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首要条件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通过调整分配关系来提高居民收入。由于劳动收入是绝大多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和财产积累源泉，因此，增加劳动报酬收入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近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体现出较大的不公平性（曾为群，2008；秦交锋，2007）。还是需要加以纠正的。（二）缩小收入差距，扩大财产性收入的群体（1）统筹城乡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农村发展，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为此，一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二要进一步推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率。（2）“调高”与“保低”并举，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高”，即调节过高收入，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对部分过高收入者加大调节力度，缩小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保低”，即保障困难户和最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来源。政府应完善和落实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王婷，2012）。（3）加强调控，有效控制地区收入差距。中央政府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直接投入，在各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给予直接支持，扶持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必须提高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自觉性（任净、赵亚静，2009）。（三）发展和完善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完善的市场体系可以为居民的财富搭建多渠道的资产流动平台，进而能为更多的居民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1）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工程可通过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这也能让更多群众分享优质资产的收益。要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多层次的企业债券市场。国际经验表明，多层次的企业债市场是保证其流动性的重要条件。（2）积极发展外汇市场。加强外汇市场自身建设，培育货币经纪公司，引入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促进外汇供求结构的多元化；放松外汇管制；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避险服务的功能（薛艳丽，2008; Frederic L.Pryor, 2006）。（3）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要拓展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种类，丰富金融产品，增加专为农民服务的金融理财项目，让更多的农民也能拥有财产性收入。（4）进一步加强股票市场监管。完善并创新监管工具，健全运作制度，构造监管与自律结合的动态监管系统，从而构建集中统一、严格、高效、有力的监管体系，保证股票市场的积极稳妥发展（刘江会、唐东波，2010）。（四）改革和健全制度，创造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条件（1）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探索土地流转形式，加快土地流转进程。首先，要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第二，要探索土地流转形式，加快土地流转进程。（2）保护农民住房权益。农民的房屋财产仍不能进入房地产市场顺利流通，应尽快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万广华，2004）。（3）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提高保障程度，一方面使得低收入阶层能积累财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低收入阶层参与资本市场获取财产性收入，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从而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徐古明，2007）。（五）强化投资理念，普及理财知识，提高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能力
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应积极创造条件，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组织经常性的居民投资理财知识培训和宣传，更新居民投资理财观念，营造全社会重视理财的大环境。鼓励居民有序开展投资，敢于和善于参与风险性投资，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引导居民多渠道理性投资（张旭东、韩洁，2007）。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