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莱娜·费兰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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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才女友试读：
人物表
♦赛鲁罗一家（鞋匠的家人）
费尔南多·赛鲁罗：鞋匠。
农齐亚·赛鲁罗：莉拉的母亲。
拉法埃拉·赛鲁罗：所有人都叫她莉娜，只有埃莱娜叫她莉拉。
里诺·赛鲁罗：莉拉的大哥，也是鞋匠。
莉拉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儿子也叫里诺。
其他孩子。
♦格雷科一家（看门人的家人）：
埃莱娜·格雷科：也叫莱农奇娅，或者莱诺，家里的长女。后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佩佩、詹尼和埃莉莎。
埃莱娜的父亲：在市政府做门房。
母亲：家庭主妇。
♦卡拉奇一家（堂·阿奇勒的家人）
堂·阿奇勒·卡拉奇：童话中吃人的怪兽。
玛丽亚·卡拉奇：堂·阿奇勒的妻子。
斯特凡诺·卡拉奇：堂·阿奇勒的儿子，肉食店经营者。
皮诺奇娅和阿方索：堂·阿奇勒的其他孩子。
♦佩卢索一家（木匠的家人）
阿尔佛雷多·佩卢索：木匠。
朱塞平娜·佩卢索：阿尔佛雷多的妻子。
帕斯卡莱·佩卢索：也叫帕斯卡，阿尔佛雷多和朱塞平娜的长子，泥瓦匠。
卡梅拉·佩卢索：也叫卡门，帕斯卡莱的妹妹，杂货店售货员。
其他孩子。
♦卡普乔一家（疯寡妇的家人）
梅丽娜：莉拉母亲的一个亲戚，是个疯寡妇。
梅丽娜的丈夫：菜市场卸货工。
艾达·卡普乔：梅丽娜的女儿。
安东尼奥·卡普乔：艾达的哥哥，技工。
其他孩子。
♦萨拉托雷一家（铁路职工——诗人的家人）
多纳托·萨拉托雷：检票员。
莉迪亚·萨拉托雷：多纳托的妻子。
尼诺·萨拉托雷：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大儿子。
玛丽莎·萨拉托雷：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女儿。
皮诺、克莱利亚以及西罗：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其他孩子。
♦斯坎诺一家（卖蔬菜水果的一家人）
尼科拉·斯坎诺：卖蔬菜水果的男人。
阿孙塔·斯坎诺：尼科拉的妻子。
恩佐·斯坎诺：尼科拉和阿孙塔的儿子，也是卖蔬菜水果的。
其他孩子。
♦索拉拉一家（他们家有一家酒吧兼点心房）
西尔维奥·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主人。
曼努埃拉·索拉拉：西尔维奥的妻子。
马尔切洛和米凯莱：西尔维奥和曼努埃拉的儿子。
♦斯帕纽洛一家（糕点师傅的家人）
斯帕纽洛先生：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糕点师傅。
罗莎·斯帕纽洛：糕点师傅的妻子
吉耀拉·斯帕纽洛：糕点师傅的女儿。
其他孩子。
♦吉诺：药剂师的儿子。
♦几位老师
费拉罗：小学男老师，兼任图书馆管理员。
奥利维耶罗：小学女老师。
杰拉切：中学男老师。
加利亚尼：中学女老师。
♦内拉·因卡尔多：奥利维耶罗老师的表姐，住在伊斯基亚岛。
引子 ｜抹去所有痕迹｜
-1-
今天早上里诺来电话了。我以为他又要向我要钱，我准备好了拒绝他，但他打电话却是另外一个原因：他母亲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两周前。”“那你现在才给我打电话？”
尽管我没有生气，也没有愤怒或者被冒犯的感觉，只是有一丝讽刺，但我的语气还是让他感觉到了敌意。他试图反驳，用夹杂着那不勒斯方言的意大利语解释，但显得很拙劣、尴尬。他说，他很确信他母亲这次还是像往常一样，在那不勒斯城里晃荡。“晚上也不回去吗？”“你是了解她的。”“我知道，可是两个星期不回家，你觉得这正常么？”“是不正常。埃莱娜，你有些日子没见到她了，她的情况更糟了：她从来不睡觉，从家里出去，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无论如何，他开始担心了。他问了所有人，去所有医院问了一圈，最后甚至去了警察局，没有任何消息，还是没找到他母亲。多好的儿子！一个壮实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一直没有正经工作，每天不过是坑蒙拐骗、虚度光阴罢了。我都能想得出，他找他母亲是多么用心。扯淡！他根本没脑子，他心里只有自己。“她没在你那里吧？”他突然问我。
他母亲在都灵？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只是说说而已。的确，他自己喜欢旅行，我没有邀请他，他到我家里来过十几次了。他母亲才是我热情欢迎的人，但她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我答道：“不，她不在我这里。”“你确定？”“里诺，别这样。我告诉你了，她不在这里。”“那她去哪里了？”
他哭了起来，我耐着性子，让他把绝望和痛苦都展示出来。他开始假装啜泣，后来是真哭了。等他哭完，我对他说：“拜托了。这次你要按她希望的那样：不要再找她了。”“你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对你说的，找她也没用，你要学会自己生活，还有，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挂了电话。
-2-
里诺的母亲名叫拉法埃拉·赛鲁罗，大家都叫她莉娜，除了我。这两个名字我从来都没叫过，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叫她莉拉。我要是突然叫她莉娜，或是拉法埃拉，她会觉得我们之间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三十多年前，她就告诉我她想消失，不留任何痕迹。只有我知道她想表达什么。她从来都没想过逃离；从来没想过改变身份，在别处重新开始生活；她从来没想过自杀，因为一想到里诺不得不处理她的尸体，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她的目标不是这些，而是别的：她想从人间蒸发；她想让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消失，让关于自己的一切都无迹可寻。因为我十分了解她，至少我认为我了解她，我觉得她一定找到了办法——不留一丝毛发、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办法。
-3-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查看电子邮件，也查看信箱，但没有任何音讯。我经常写信给她，而她几乎从来不回复，这是她的习惯。她喜欢打电话，或是在我去那不勒斯时与我彻夜长谈。
我打开抽屉，还有用来保存各种小玩意儿的金属盒子。我其实没有很多东西，之前已经扔掉了许多，尤其是跟她有关的物品，这她也知道。我发现，我没有找到任何和她有关的东西，没有一张照片、纸条，或是小礼物。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有没有可能那些年她什么也没给我留下？或者更糟的是，我不想保留任何和她相关的东西？这很有可能。
这次是我打电话给里诺，我很不情愿打电话给他。他没接家里的电话，也没有接手机。晚上方便的时候他回了电话，他说话的语气，有一种想让我难过的意图。“我看你打过电话，你有消息吗？”“没有，你有吗？”“没有。”
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说他想上电视，上那种关于失踪人口的电视节目。他想借助电视台做一个声明，寻求母亲的原谅，祈求她回来。
我耐心地听着，然后问他：“你有没有看她的衣柜？”“看衣柜干什么？”
最明显的事情，他竟然都没有想到。“赶紧去看看。”
他去看了，这才发现衣柜里什么都没有，找不到他母亲的任何一件衣服，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的，一件都不在了，只剩下几只旧衣架。我让他在房子里到处找一找，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她的鞋子都消失了；仅有的几本书也不见了；所有照片也消失了；电影影碟不在了。她的电脑消失了，包括那些过时的软盘，还有其他和电脑相关的东西。她可是一位电脑高手，六十年代末她就开始使用电脑，那时候还用中间有孔的磁盘。里诺十分惊讶。
我对他说：“你慢慢找，找到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看能不能找到属于她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别针。”
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过来，非常激动地说：“我没找到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吗？”“没有。她把自己从合影上剪了下来，包括我小时候和她照的照片。”“你仔细找了吗？”“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地下室也找了吗？”“我刚才说了，我到处都找了。装文件的盒子也不见了，我知道盒子里放着出生证明、电话合同，还有缴水电费的收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有人偷走了所有东西？他们在找什么呢？他们想从我和妈妈这里得到什么呢？”
我安慰他，让他放心，我说如果有人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东西，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我能去你那儿待一阵子吗？”“不行。”“求求你，我晚上睡不着。”“那是你的事，里诺，我也无能为力。”
我挂了电话，他再打过来，我没有接，我坐在桌前。
我想这次莉拉还是像之前一样，有些过火了。
这次她夸大了“痕迹”在整体中的比重，在她六十六岁时，现在她不仅仅想自己消失——她还想把过往生活留下的一切都彻底抹去。
我非常生气。
我对自己说，我们看看，这次到底谁会赢。我打开电脑开始写我们的故事，包括所有细节，我脑子能想起的一切。
童年 ｜堂·阿奇勒的故事｜
-1-
那次，我和莉拉决定爬上那段阴暗的楼梯，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层层往上走，一直走到堂·阿奇勒1的家门口，就是那天我们开始了与彼此的友谊。
我记得，院子里有一种紫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春天夜晚的气息。母亲们都在做晚饭，是回家吃饭的时候了，我们没马上回家，而是在彼此较劲。虽然我和莉拉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但我们在比谁的胆子大。
这种比赛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学校外，我们都一直在较劲。莉拉把自己的手甚至整条胳膊都伸进了下水道黑黢黢的洞里；我也马上把手伸进去，但我的心在怦怦跳，我希望蟑螂不会顺着我的手臂爬上来，希望老鼠不会咬我。莉拉攀上住在一楼的斯帕纽洛太太家的窗户，吊在窗子的铁栏杆上，那是绑晾衣服绳的地方。她吊在那里，摇晃着身体，然后猛地跳到人行道上。我也马上照着做了，但我很害怕掉下来摔到自己。莉拉把一枚锈迹斑斑的法国胸针扎到皮肤里，那是她在路上捡的，她一直把胸针装在口袋里，说那是一位仙女送给她的礼物。我看着那个白色的金属尖头在她手掌上留下一道白色的口子，她把那枚胸针递给我，我也照她的样子做了。
这时候，她用一种她特有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她眼睛眯着，很坚决，然后看着堂·阿奇勒住的那栋楼。我吓呆了，因为堂·阿奇勒是童话中的怪兽，我绝对不能靠近他、看他、和他说话、偷窥他。我要假装他和他的家人都不存在。不仅仅是在我家，大家对于他都有一种又恨又怕的情感，我不知道这种情感是怎么来的。我父亲谈论堂·阿奇勒的方式，让我想象他是一位身材高大、满脸横肉、非常易怒的人，尽管他被尊称为“堂”，对我来说，拥有这个称呼的人，应该是那种非常平静安详的权威人士。我想象他由一些难以描述的材料构成：铁、玻璃和荨麻。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鼻子和嘴里冒着热乎乎的气息。我觉得，即使远远看见他，也会刺痛我的眼睛。假如我胆敢靠近他的家门，他一定会把我杀了。
我迟疑了一下，想看看莉拉会不会改变主意，退回去。我知道她想干什么，我徒然地希望她能忘记那件事情，但她却没有。路灯还没亮，楼道里的灯也暗着，从房子里传来让人不安的声音。要跟上莉拉的脚步，就要离开院子里微蓝的天光，进到漆黑的大门里去。我终于决定跟着她进去了，刚开始，我什么都看不见，只闻到一些旧物件，还有DDT杀虫剂的味道。我的眼睛最后适应了黑暗，我发现，莉拉坐在第一段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这时候她站了起来，我们开始向上爬。
我们靠着墙走，她走在我前面两个台阶，我跟在后面。我觉得很矛盾，不知道是应该赶上去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应该拉开距离。我们肩膀靠着泥灰脱落的墙壁走，这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些台阶非常高，要比我们楼里的楼梯高。我在发抖。脚步声，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堂·阿奇勒在我们身后出现，或者是迎面走过来的声音，他拿着一把长长的刀子，像那种给鸡开膛的刀子，楼道里弥漫着油炒蒜的味道，堂·阿奇勒的妻子玛丽亚会把我扔到热油锅里，几个孩子会把我吃掉，堂·阿奇勒会把我的脑子吸出来吞下去，就像我爸爸吃鱼头那样。
我们时不时停下来，每次我都希望莉拉后退。我浑身是汗，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感觉。她时不时向高处看，但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头顶上是楼梯间灰色的大窗户。这时候灯忽然亮了，但灯光很微弱，灯上落满了灰尘，还有很多可怕的角落沉浸在黑暗里。我们停了一下，想搞清楚是不是堂·阿奇勒开的灯，然而我们什么都没听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开门、关门的声音。莉拉继续向前走，我跟在后面。
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该做的事情，而我忘记了我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那里是因为她在那里。我们慢慢走向那些年我们最害怕的人，我们去探索、审问自己的恐惧。
上到第四级楼梯时，莉拉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她停了下来，等了我一会儿。我赶上她，她向我伸出手来，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2-
那其实是她的错。在不久之前——可能是十天，也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没人知道，那时候我们不太重视时间——她拿了我的布娃娃，还忽然把娃娃扔到地窖里去了。现在我们朝上走，走向我们恐惧的人；但当她把娃娃扔到地窖时，我们不得不向下走，匆忙地奔向未知。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走向恐惧。尽管这些恐惧的事情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但它们一直在等着我们。当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很难搞清楚哪些是灾难，哪些是灾难的源头，可能也觉得没必要了解这些。那些大人呢？他们在期待“明天”，在“现在”活动，“现在”之前有一个“昨天”，或者“前天”，最多一个星期前，其余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多想。小孩子不懂“昨天”的意思，也不懂“前天”和“明天”，所有一切都在“当下”：街道在这里，大门在那里；这些是楼梯；这是妈妈，那是爸爸；这是白天，那是夜晚。在我小时候，我的布娃娃可能都比我懂得多，我和她说话，她也会和我说话。她的脸是赛璐珞的，头发和眼睛也都是赛璐珞的，她身上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裙子，那是我母亲缝的，她难得有这个兴致，我的娃娃漂亮极了。而莉拉的娃娃是用破布块拼起来的，上面有好多裂口，我觉得那个娃娃很丑、很脏。两个布娃娃相互窥探，相互打量，假如要打雷下雨，假如有一位高大强壮、长着利齿的人要撕咬她们，她们好像会随时逃离我们的怀抱。
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但我们假装没在一起玩儿。莉拉坐在地上，一边是地下室的小窗子，我坐在窗口的另一边。我们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铁网边上的水泥地上，摆上蒂娜和诺的玩意儿，“蒂娜”是我的布娃娃的名字，莉拉的娃娃叫“诺”。我们会放一些石子儿、香槟酒塞子，还有玻璃碎片在娃娃旁边。莉拉给诺说的话，我也会低声说给蒂娜，但会换个说法。假如她拿一个酒瓶塞子放到她的布娃娃头上，就好像给娃娃戴一顶帽子，我就会对着我的娃娃用方言说：“蒂娜，戴上你这顶女王王冠，不然你会着凉的。”假如诺在莉拉的怀里玩跳格子的游戏，我也会让蒂娜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一起玩过游戏，甚至那时候我们一起玩的地方，彼此也没有明确约定。莉拉坐到那里，我在她周围转悠，假装要去别的地方，后来我若无其事，也坐在了地下室的窗口旁边。
最吸引我们的是地下室吹出来的凉风，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那里的微风都让人觉得舒服。我们还喜欢铁栅栏上的蜘蛛网、地下室的黑暗，还有因为生锈有点发红的密密铁网。我坐的一边，还有莉拉坐的那边，铁网都有些散开了，形成了两个对称的洞，通过这两个洞，我们把石子丢进去，倾听石子落地的声音，一切很激动人心，也让人害怕。因为通过那两个洞，黑暗可能会忽然夺走我们的布娃娃。有时候，我们把娃娃紧紧抱在怀里，我们经常也把娃娃放在洞口旁边，也让她们享受地下室吹过来的凉风，听下面让人害怕的窸窸窣窣、吱吱嘎嘎的声音。
诺和蒂娜都不幸福，因为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恐惧也会传递到她们身上。阳光照在石头、楼房、田野、外面和家人的身上，但我们都没有安全感，我们能感觉到那些黑暗的角落，还有那种近乎让人崩溃的感情。我们把这种恐惧和不安归结于那些黑洞——整个城区下面的地窖，即使是日光下也让我们害怕的东西。比如说堂·阿奇勒，他不仅仅生活在自己位于顶层的家里，而且也存在于这些楼房的下面，他是蜘蛛中的蜘蛛，老鼠中的老鼠，他可以呈现出很多种样子。我想象他张着血盆大口，因为满嘴獠牙，他合不上嘴，他的身子是石头和玻璃做成的，身上还长着毒草。他总是拿着一只巨大的黑包，会把我们扔到地下室的任何东西都放到包里，那只黑色大包是堂·阿奇勒的象征，他一直都带着那只包，在家里也背着，他在包里放着各种东西，死的活的都有。
莉拉知道我很害怕，我的娃娃已经表达了我的恐惧，因为这个缘故，那天我们没经过商量，只是通过目光和动作，第一次交换了我们的娃娃。她刚拿到蒂娜，就把蒂娜从铁网上的洞口丢了出去，我的娃娃坠入黑暗之中。-3-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莉拉就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她很快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很坏。那个班的所有女生都有点坏，但我们不当着奥利维耶罗老师的面淘气，而她在谁面前都一个样。有一次，她把卫生纸撕成碎片，塞到墨水瓶里，然后用钢笔尖捞出来，往我们身上甩。我被她击中了两次，一次是头发，一次是我的白领子。老师像往常一样尖叫起来，声音像针刺一样，我们都很害怕。老师让莉拉站到黑板后面去，莉拉不听，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害怕，还继续往别人身上甩沾了墨水的纸。
奥利维耶罗老师是一个比较肥胖、笨拙的女人，她那时候也就刚满四十岁，但我们都觉得她很老。她一边从讲台上下来，一边骂莉拉，这时她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失去平衡摔倒了，脸撞到了桌角上。她倒在地板上，看起来像死了一样。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老师一动不动，她的身体像一块黑色的包袱扔在地上，莉拉一脸严肃地看着她。
我想起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故。我们生活的世界，大人和小孩都很容易受伤，伤口会流血，会化脓感染，有时候就死了。卖蔬菜水果的女人阿孙塔太太有一个女儿，有一次被钉子弄伤了，得破伤风死了。斯帕纽洛太太的小儿子，得哮喘死了。我的一个堂哥，他二十岁了，早上去清理废墟，晚上就被压死了。我外祖父在修建一栋楼房时死了，因为楼塌了。佩卢索先生少一条胳臂，因为出了意外，那条胳膊被车床切断了。佩卢索先生的妻子朱塞平娜有一个姐姐，二十二岁上死于肺结核。堂·阿奇勒的大儿子——我从来都没见过，但我总感觉有些印象——他去打仗，结果死了两次，第一次是淹死在太平洋里，第二次是被鲨鱼吃掉了。梅尔·奇奥莱全家人是抱在一起死的，在大轰炸期间，他们都吓得大喊大叫。老姑娘克劳林是煤气中毒死的。在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章尼诺上四年级，有一天他死了，因为他找到了一颗炸弹，炸弹被引爆了。路易吉娜，我们之前一起在院子里玩耍过——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伤寒要了她的命。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致命的词汇：哮喘、破伤风、毒气、战争、机床、废墟、工作、轰炸、炸弹、肺结核和传染。那些年听到的这些词汇陪伴了我一辈子，是我很多恐惧和担忧的根源。
那些看似普通的东西也能要人命。比如说一个人出了汗，如果没有先弄湿手腕，直接从水龙头上喝水，可能会满身长红点，开始咳嗽，喘不上气来死掉。也可能会因为吃黑樱桃没吐核而死掉。有时候可能吃美国口香糖，一不留神咽了下去，被卡死了。特别是，如果太阳穴挨上一拳的话，也会死掉，因为太阳穴是很关键的部位，我们都很小心，如果一块石头打中太阳穴，就会要了命，躲过石头是生存原则。学校门口有一伙乡下男生，领头的是恩佐，人称“混混恩佐”，他是卖菜的女人阿孙塔的儿子，他先向我们撇石头，他很生气，因为我们学习比他好。石头砸过来时，我们都逃开了，但莉拉没有，她还是像平时那样走路，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她很擅长推测石头扔过来的轨迹，不紧不慢地躲过，按照我现在的形容，她是很优雅地躲过去了。她有一个哥哥，这可能是她哥哥教给她的。我有好几个弟弟，但我从他们身上什么都没学到。我意识到她落在后面，虽然我很害怕，但我还是停下来等她。那时候我对她已经有某种情感，让我撇不下她。
在班里班外，虽然我们一直在较劲，但我和她还不是很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模糊地感觉到，假如我和其他女生一起逃走的话，我会失去某些无法挽回的东西。
一开始我藏在一个墙角，探出身子，看莉拉有没有跟来。我看到她没有动，于是不得不跑到她跟前，递给她几块石头，我自己也扔出去几块。我扔石头时不是很确信，在我的生命中，我做了很多自己都不是很肯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候很盲目，缺乏连贯性。莉拉从小——我现在说不准，她也就六七岁吧，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堂·阿奇勒家里的那次，我们八九岁的样子——她的决心一直都很大。无论是手上拿着三色笔杆，还是拿着一块石头，又或者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给人的感觉都是她很坚决。她一下子把钢笔尖扎到木头桌面上，把沾满墨水的卫生纸甩出去，拿石头打那些乡下的男生，一直走到堂·阿奇勒的家门口，她都会毫不犹豫。
这伙男生在火车站站台，用铁轨那里的石头袭击我们。恩佐是他们的头儿，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孩子，比我们至少年长三岁。他是个留级生，头发很短，是金色的，眼睛是浅蓝色的。他扔出来的石头很小，但边上很锋利，莉拉等他的石头撇过来，轻盈地躲过，这让他更加恼怒，接着扔过来的石头更加危险。有一次，我们打中了他的右脚踝，我说是“我们”打中了，因为是我递给了莉拉一块边上很锋利的扁平石头，那块石头像剃刀一样，擦过了恩佐的皮肤，留下了一道伤口，血很快就冒了出来。恩佐看着眼前受伤的腿，他的拇指和食指中间还捏着一块石头，他已经举起手臂了，这时候他惊异地停了下来，他手下的喽啰也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脚踝上的血。石头打中了对手，莉拉没有任何满意的表示，她低下头去捡另一块石头。我拉住了她的一条胳膊，这是我们第一次身体接触，非常匆忙，充满惊恐。我感觉那伙男生会更加凶猛，我想把莉拉拉走，但来不及了，尽管恩佐脚踝破了，但是他回过神来，扔出了手上的石头，石头打中莉拉的额头。这时候我还紧紧地拉着她，她一下子就躺在了人行道上，头被打破了。
-4-
血，一般是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肮脏的辱骂之后，才从伤口里流出来，事情总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我的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面对一些按他的话说“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也会破口大骂，尤其针对堂·阿奇勒，我父亲总能找到骂他的理由。有时候，我用手堵住耳朵，不想听那些难听话。当父亲和母亲说起堂·阿奇勒时，会把他称之为“你表哥”，我母亲会马上否认这种亲戚关系（他们是远房表亲），也会跟着我父亲一起骂起来。他们的愤怒让我很害怕，最让我害怕的是堂·阿奇勒可能会有听到很远地方骂他的话，我害怕他会来杀了我父母。
无论如何，堂·阿奇勒的死敌不是我父亲，而是佩卢索先生。佩卢索先生是一个木匠，非常能干，但他一直都没钱，在索拉拉酒吧的密室里，他总是把挣来的钱输光。佩卢索是我的同学卡梅拉的父亲，他有一个大儿子叫帕斯卡莱，还有两个更小的孩子。他们都是比我们更悲惨的孩子，我和莉拉有时候也会和他们玩。在学校里，在外面，他们总是会偷我们的东西：铅笔、橡皮、零食，回家时总是鼻青脸肿的，因为总是挨我们揍。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佩卢索先生，他看起来真绝望。一方面，他赌博输掉了所有钱；另一个方面，他受到所有人的指责，因为他让家人都吃不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堂·阿奇勒，他欠堂·阿奇勒的钱，他所有的工具都被拿走了，就好像堂·阿奇勒的身体是磁铁做的，所有木工干活用的工具都被他吸走了，这样一来，那个木匠作坊就没什么用了。他骂堂·阿奇勒，后来作坊也被堂·阿奇勒收走了，变成了一家肉食店。很多年里，我都想象着那些锯子、夹子、榔头、锤子，还有成千上万的钉子，都像蜂群一样，跟在堂·阿奇勒身后；很多年里，我都想象各种各样的材料——香肠、奶酪、熏肉、猪油和火腿，像蜂群一样，从他粗糙的身体里往外冒着。
这都是我们不了解的年代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出生之前，堂·阿奇勒应该已经展示出了他那可怕的本性。“之前”——莉拉通常用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我觉得她对于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事情并不在乎。之前的事情，通常都是一些搞不清楚的事情，大人们不说，或者说的时候也闪烁其词。看起来，莉拉更在乎的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之前”。在当时，这就是让她不安，甚至让她烦恼的事。我们成为朋友之后，她经常会跟我谈起那些荒谬的事情——“我们之前”的事情，这让我觉得也有些焦虑。之前——那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不存在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堂·阿奇勒向所有人展示了他的本性：一个很邪恶的人，身体一半是动物，一半是矿物，好像他能让别人流血，自己却从来都不会出血，你连抓一下都抓不到。
我们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可能我和莉拉还没开始说话。那时候，据说在圣家教堂的前面，佩卢索先生做完弥撒出来很愤怒，就对着堂·阿奇勒大骂起来，堂·阿奇勒撇下大儿子斯特凡诺、女儿皮诺奇娅、妻子，还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阿方索，忽然间露出他让人毛骨悚然的本性，一下子扑到了佩卢索身上，把他举了起来，扔向小花园里的一棵树，转身就走了。佩卢索躺在那里，半死不活，从头到脚都在流血，都来不及说一句：“救救我！”
-5-
我一点也不怀念我们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暴力。在我们身上，在家里，在外面，每天都会发生各种事情。但我记得，我那时从来没觉得我们遭遇的生活很糟糕，生活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的一个责任就是，在别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之前，我们不得不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当然，我也很喜欢我们的老师，还有神父那种彬彬有礼的行为方式，但我觉得他们的方式不适合我们的城区。在这里，尽管你是个女人，你也不能太客气，女人比男人斗得更凶，她们会拽头发，会相互伤害。伤害是一种疾病。从小我就想象有一种很微小的动物，肉眼几乎看不见，会在夜晚来到我们的住宅区，它们来自水塘，来自废弃的火车车厢，来自臭草、青蛙、蝾螈、苍蝇、石头和灰尘，它们会进入我们喝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里。这些细微的虫子，会让我们的母亲、祖母像恶狗一样易怒。她们比男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男人不断发火，最后他们会平息下来，但是女人呢，她们表面上很安静，心平气和，但她们会愤怒到底，停不下来。
发生在梅丽娜·卡普乔——莉拉母亲的一个亲戚——身上的事情，对莉拉影响很大，我也受之影响很深。梅丽娜和我父母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住在三楼，她住在四楼。她才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很老，她有六个孩子。她丈夫和她年龄相仿，在蔬菜水果市场给人家卸货，我记得他个子不高，很壮实，但是脸长得很英俊，满脸自豪。有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出去，就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被杀了，也可能累死了。他的葬礼非常悲惨，整个城区的人都参加了，我父母和莉拉的父母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梅丽娜从外表看没发生什么变化，她还是那个干巴巴的女人，鼻子很大，头发已经花白了，声音尖锐刺耳。每天晚上，她都要从窗口一个个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每个音节都拉得很长，带着一种愤怒的绝望：艾—达！米—凯—莱！刚开始的时候，多纳托·萨拉托雷没少帮她，他住在梅丽娜楼上，也就是五楼。多纳托持之以恒地去圣家教堂，作为一个行善的基督徒，他尽心尽力为梅丽娜筹款，收集旧衣服、旧鞋子，把梅丽娜的大儿子安东尼奥安置到了他的熟人格莱西奥先生的修车铺子。梅丽娜对他非常感激，在她寂寞的女人心里，那种感激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爱和激情，也不知道萨拉托雷有没有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男人，但也非常严肃，生活总是三点一线：家、教堂和工作。他是国家铁路系统的乘务人员，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可以很体面地养活着妻子莉迪亚和五个孩子，他们最大的孩子叫尼诺。如果他不在那不勒斯—帕奥拉的那趟车或者回程的车上，那他就在家里，修修这个，整理整理那个。他会去买东西，用小车推着最小的孩子出去散步，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街区很不正常。没人想着：多纳托这么做是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没有任何人那么想。整个楼里的男人，以我父亲为首，都认为多纳托是一个喜欢当女人的男人，加上他居然还写诗，还喜欢念给别人听。梅丽娜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寡妇更愿意相信：因为他善良，所以他就被妻子搞得俯首帖耳。因此梅丽娜决定和莉迪亚·萨拉托雷斗争到底，她要把多纳托解放出来，让他和自己结合。刚开始的时候这场残酷的战争让我觉得很有趣，无论在我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谈起这件事情时，都会满怀恶意地笑起来。莉迪亚把刚刚洗好的干净床单晾在外面，梅丽娜会跳上阳台，手上拿着一根竹竿，一头专门用火烧黑了，用竹竿把床单弄脏；莉迪亚经过窗下，梅丽娜就会朝她脑袋上吐口水，或者倒下去一桶脏水；白天，莉迪亚在梅丽娜的头顶走来走去，加上几个闹翻天的孩子；整个晚上，梅丽娜都用拖把敲打天花板。萨拉托雷想尽一切办法想平息这场战争，但他是一个过于敏感、客气的男人。就这样，战争在不断升级，两个女人在楼道里或者路上遇见，就开始相互咒骂，骂得非常难听、激烈。从那时开始，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害怕。我的整个童年最可怕的一个场景就是：开始是梅丽娜和莉迪亚的叫喊，随后是从窗子和楼梯上传来的咒骂声，愈演愈烈，接着我母亲打开门去看，后面跟着几个孩子，最后一个场面是这样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两个女邻居扭打在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梅丽娜的脑袋撞到了楼梯间的地板上，离我的鞋子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像一只失手掉在地上的白色甜瓜。
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女孩子都站在莉迪亚·萨拉托雷一边。有可能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标致，头发是金色的；或者是因为多纳托本身就属于她，梅丽娜想抢过来；又也许是因为梅丽娜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但莉迪亚的几个孩子都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莉迪亚的大儿子尼诺比我们大几岁，长得很帅，我们都很喜欢他。只有莉拉一个人是向着梅丽娜，但她从来都没说明为什么。有一次，她说假如莉迪亚·萨拉托雷被杀了，那她活该！我觉得莉拉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她很坏，而梅丽娜是她的远亲，这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天我们四五个女孩一起从学校回来，玛丽莎·萨拉托雷和我们走在一起。通常我们和她一起走，并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她，接触到她哥哥尼诺。
玛丽莎先看到了梅丽娜，她在大路的另一边走着，走得很慢，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子，正从纸袋子里拿东西吃。玛丽莎指着她说，那个婊子！但语气里没有鄙视，她只是在重复着家里母亲常说的话。当时莉拉个子很小，人很瘦，她马上狠狠打了玛丽莎一记耳光，把她打倒在地。莉拉打人的时候非常冷静，就像其他施暴的场合，前后都不会叫喊，也没有任何预告，她眼睛都不眨一下，非常冷静、精确。
我先是扶哭起来的玛丽莎站起来，然后我转过身去看莉拉在做什么。她正在穿过大路，向梅丽娜走去，她根本不管来来往往的大卡车。我看到她的动作，但看不到她的脸，那时候有一种很难描述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不安。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她个子小小的，一头黑发，强健有力，带着她一贯的决绝和坚定。她内心很坚定地支持母亲的这位亲戚，她坚定地面对痛苦，像石雕一样沉默、坚定不移。她贴着梅丽娜站着，梅丽娜的一只手上拿着一块黑色肥皂，那是她刚从唐卡罗的店里买来的，另一只手正掰着什么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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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奥利维耶罗老师那天从讲台上摔下来，颧骨碰到了桌角上，我以为她死了呢，就像我外公或者梅丽娜的丈夫那样，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我觉得莉拉要承担责任，她会被判处死刑。过了一阵子——我没办法说清时间长短，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两个人都消失了，老师和学生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很惊异，奥利维耶罗老师活着回到了学校，她开始照顾莉拉，而不是惩罚她，惩罚她才是正常的事情，但老师却一直在表扬她。
这个新阶段始于莉拉的母亲赛鲁罗太太被叫到学校。有天早上，校工来敲门，通报莉拉的母亲来了。农齐亚·赛鲁罗马上就进来了，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就像这个城区的大部分女人一样，整日都蓬头垢面，穿着拖鞋和旧衣服，但那天她是穿着节日（婚礼、圣餐礼、坚信礼和葬礼）的盛装出现。她一身黑衣，手上拿着一只黑漆皮包，高跟鞋让她浮肿的双脚很难受。她给老师带了两包东西，一包是咖啡，一包是糖，都用纸包着。
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她眼睛看着莉拉，她对莉拉的母亲，还有全班人说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都才上一年级，刚开始学字母和数字——从一数到十。我的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我认识所有字母，能从一数到十，老师一直都在表扬我，说我字写得好，我总是能赢得三色奖章，那是老师自己缝的。然而让人惊异的是，莉拉让老师摔倒、进了医院，老师现在说班上学习最好的人是她。说她是最坏的学生倒是真的，因为她把蘸着墨水的卫生纸甩到我们身上。假如莉拉没有调皮，那老师也不会从讲台上摔下来，碰伤颧骨。而且，之前老师一直在用木棍惩罚莉拉，让她跪到黑板后面的地上。但现在作为老师，作为人，奥利维耶罗老师却非常欣喜，因为几天前，她很偶然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好像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或者说她要告诉莉拉的母亲，还有我们：事实要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她拿了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个词，我那时候还不认字，因此我随便说一个词）——“太阳”，然后问莉拉：“赛鲁罗，这里写的是什么？”
整个教室陷入了寂静，大家都充满了好奇。莉拉微笑了一下，看起来像做了一个鬼脸。她侧过身去，整个身子靠在同桌的身上，她同桌满脸不悦。莉拉带着愠怒念道：“太阳。”
农齐亚·赛鲁罗看着老师，她的目光不是很确信，甚至有点儿害怕。奥利维耶罗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莉拉的母亲没有和自己一样充满热情？老师不得不推测：农齐亚不识字，或者她不是很确信黑板上写的字是“太阳”，老师皱起了眉头。为了向莉拉说明情况，也为了表扬一下我们的这位同学，老师说：“很好！黑板上的确写的是‘太阳’。”
然后她对莉拉说：“过来，赛鲁罗，来黑板这里。”
莉拉很不情愿地走到黑板前，老师递给她一节粉笔。“你写‘粉笔’这个吧……”
莉拉非常专注，颤巍巍，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分笔”。
奥利维耶罗老师把这个词补充完整，赛鲁罗太太看到了老师的纠正，很沮丧地对女儿说：“你写错了。”
但老师马上让赛鲁罗太太放心，她说：“没有，没有问题。莉拉的确应该练习一下，但她已经会读书写字了，问题是谁教会她的？”
赛鲁罗太太低下了头，说：“我没教。”“在你们楼里，有没有人教她？”
农齐亚很有力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老师带着一种真诚的欣赏，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问莉拉：“是谁教会你读书写字的？赛鲁罗……”
莉拉只有六岁，那时她很瘦小，黑黑的头发，身上穿着深色的罩衫，脖颈处有一朵粉色的小花。她回答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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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莉拉的哥哥里诺的说法，莉拉大概是在三岁时，看着他的识字课本上的图片和字母学会了读书。他在厨房里做作业，妹妹总是坐在他身边，比他学得还快，还多。
里诺要比莉拉差不多大六岁，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在院子里和街道上玩游戏，他玩得特别棒，特别是抽陀螺，但说到读书写字，他不是那块料。他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费尔南多就开始把他带到铺子里，教给他修鞋的手艺。那个铺子位于大路背面的一条窄胡同里。我们这些小女孩遇到里诺的时候，能从他身上闻到臭脚、旧鞋面和鞋胶的味道，我们都开玩笑地称他为“小鞋匠”。他很自豪自己的妹妹学习那么好，觉得自己也有一份功劳。但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过一本识字课本，也没有坐下来写过一分钟作业。因此说莉拉是从他的课本上学会认字是不可能的。莉拉的早慧极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包鞋子的报纸。她父亲有时候会把那些报纸带回家，给家人读些有意思的新闻，莉拉因此才明白了字母的用法。
无论是哪个原因，事实是这样：莉拉会读书写字了。在那个灰暗的早晨，老师向我们展示出了这一点，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那种虚弱感。从第一天上学开始，我就觉得学校要比我家里好，我感觉学校是整个城区最安全的地方。每次去学校，我都很激动，我上课很专心，非常认真地听老师的话，我学到了东西。我喜欢取悦于人，尤其是喜欢取悦老师。在家里，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几个弟弟也很爱我。问题在我母亲身上，我和她的关系不怎么样。我觉得，从我差不多六岁开始，她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明白：在她的生命中，我是多余的。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我尤其讨厌她的身体，她可能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她头发发黄，眼睛是蓝色的，体态臃肿，她的右眼歪斜，总让人搞不清楚她在看哪里。她的右腿也不好使，她说那是一条“受挫的腿”。她走路一瘸一拐，步子让我非常不安，尤其是在夜里，她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去厨房，然后又回到房间。有时候，我能听到她用鞋跟猛踩蟑螂的声音，那些蟑螂是从大门底下进来的，我想象她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就像她生我气的时候。
她一定很不幸福，家务让她很累，钱一直都不够花。她经常对我父亲发火，我父亲是市政府的门房，她冲着父亲大声嚷嚷，让他想办法挣钱，要不然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经常吵架。我父亲即使在失去耐性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大声嚷嚷。我总是支持父亲，反对母亲，尽管父亲也会打母亲，有时候对我也很凶。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我父亲，而不是母亲，对我说：“莱农奇娅，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们供你读书，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如果你不是学习最好的，你就去工作吧！爸爸需要帮手……”这些话一直都让我很害怕，尽管这些话是父亲说的，但我觉得好像是母亲的提议，是她逼父亲说的。我答应父母会好好学习。在学习上，一切都很如意，老师经常对我说：“格雷科，你过来坐在我跟前。”
坐在老师跟前是一项很大的特权。奥利维耶罗老师旁边总是有一把空椅子，她让那些学习最好的女生坐在那里，作为一种奖励。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到她跟前。她总是用温暖人心的话激励我，说我的金发很漂亮，这样一来，我就想表现得更加出色。在家里，母亲正好相反，她总是在指责我，有时候近乎辱骂，让我渴望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渴望消失，让她找不到我。后来赛鲁罗太太来到班里，奥利维耶罗老师向我们展示：莉拉的学习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不仅仅如此，她还经常叫莉拉坐在她身边，比叫我更频繁，这让我内心非常失落。现在事隔多年，我觉得很难清楚描述当时的感受，可能我和所有女生一样，觉得有些嫉妒。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好在那个阶段，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担忧：尽管那时候我的腿好着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可能变成跛子。早上醒来，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会马上从床上起来，检查我的腿。我特别关注莉拉，也许是因为她双腿很瘦，非常灵活，总是在动来动去，一刻不停，即使是坐在老师旁边的时候，她的脚也在踢来踢去，让老师很烦，很快就让她坐回座位。那时候我有一种信念：如果我一直跟着她的话，学她走路的样子，那刻在我脑子里我母亲的走路方式就不会威胁到我。我决定跟着那个女生，盯紧她，即使她会很烦，即使她会把我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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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这就是我应对嫉妒和仇恨、压制这些情感的方式，或者说那是对我的自卑和感受到的魅力的一种伪装。当然，我很容易就忍受了莉拉的霸道，还有她的欺负。
除此之后，老师的态度也很明显，她的确经常让莉拉坐在她旁边，但她这样做好像不是为了奖励她，而是让她乖乖待着。老师还是继续表扬玛丽莎·萨拉托雷、卡梅拉·佩卢索，尤其是表扬我。她的表扬让我觉得自己熠熠生辉，变得更加守纪律，更加勤奋和敏锐。当莉拉不捣乱时，她很轻易就会超过我，奥利维耶罗老师先是比较节制地表扬一下我，然后会表扬莉拉。我觉得，如果萨拉托雷和佩卢索超过我，我会觉得非常沮丧；但如果莉拉超过我，我会默然接受。在那些年里，我最害怕的是在奥利维耶罗老师设定的等级里，我不是和莉拉排在一起，老师不再用骄傲的语气说：赛鲁罗和格雷科是最棒的。假如有一天她说：班里学习最好的是赛鲁罗和萨拉托雷，或是赛鲁罗和佩卢索，我可能会当场气绝身亡。因此，我用尽全力，不是想成为第一名——当时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而是为了不落到第三、第四名，或者最后一名。我学习特别努力，除了学习之外我还投身于很多艰难的事情，那些距离我很远的事情，就是为了跟上那个女生，那个可怕、耀眼的女生。
莉拉对我来说很耀眼，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她只是很可怕。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因为校长的缘故——奥利维耶罗老师也是一个因素——莉拉是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城区最遭人恨的女生。
校长会让每个班级进行竞赛，一年至少有两次，这样就能选出那些最出色的学生，还有最厉害的老师。奥利维耶罗老师最喜欢这种竞赛了，因为她一直和其他同事有矛盾，有时候简直都要打起来了。老师利用莉拉和我作为武器，证明她自己很厉害，证明她是我们城区最厉害的小学老师。因此她经常把我们带到别的班里，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赛，有男生班，也有女生班，有时候也是校长的意思。我通常是打前锋，探测对手的实力，一般我都能赢，但并不夸张，不会让别的老师和学生觉得丢脸。那时候我是一个梳着辫子的金发小姑娘，很漂亮，很乐于表现自己，但并不肆无忌惮，我很文气，招人喜爱。在背诵诗歌和口诀表、做乘除法运算、列举阿尔卑斯山山峰的名字方面，我最厉害。如果我获胜了，其他老师也会抚摸一下我的脑袋，那些学生也能感觉到我背诵那些东西费了很大劲儿，因此他们不会痛恨我。
莉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小学一年级时，她就无人匹敌了。老师说如果她努力一点，就可以直接参加二年级的考试，不到七岁的她就可以跳级上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莉拉可以心算很复杂的数学题；她听写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一个错误；她和其他人一样，总是说方言，但如果需要的话，她会说一种书面的意大利语，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很难的词汇——比如“积习”、“繁茂”、“欣然”。每次老师让她上场比赛动词时态和变位，或者做数学题，大家根本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进行比赛，一般都会群情激奋。对于任何人来说，莉拉都太过强大，而且她会毫不客气地大获全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承认她的无敌，就是承认自己永远跟不上她，竞赛也没用；对于老师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很平庸的学生。莉拉的头脑反应太快了，她能捕捉到非常细微的东西，给人致命一击，她总是勇往直前，锐不可当。她总是穿得乱糟糟、脏兮兮的，她的胳膊肘和膝盖总是有伤疤，旧伤没有好呢，就添了新伤。她的大眼睛非常灵活，在给出精彩回答之前，总会眯成一条缝儿，她的目光一点儿也不幼稚，简直可以说有点非人类。她的每个动作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伤害她是没有用的，无论如何，她会变本加厉地还回来。
对莉拉的仇恨是大家能感觉到的，我也能觉察到：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恨她，但是男生表现得更加明显。实际上，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奥利维耶罗老师喜欢把我们带到其他女生班里，挫败那些女老师和女学生。她最喜欢把我们带到男生班里，打击那些男老师和男学生。因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我们的校长很支持后一种比赛。我甚至想到了学校的老师在我们的竞赛上押了钱，可能筹码很高，但也有可能是我夸张了，这可能只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打破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或者让校长把那些不够能干，不够听话的老师踩在脚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上二年级时，有天早上，奥利维耶罗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四年级的一个班里，那是费拉罗老师教的班级，卖菜女人的淘气儿子恩佐·斯坎诺在那个班，还有玛丽莎的哥哥尼诺·萨拉托雷——我喜欢的男生。
我们所有人都认识恩佐，因为他是一个老留级生。有好几次，他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费拉罗老师在牌子上写着“驴子”，他被老师拽着，在各个教室示众。费拉罗老师头发花白，剪了板寸，他人又高又瘦，脸很小，满脸皱纹，目光犀利。尼诺呢，则是一个很乖的男孩，温和安静，也很有名，我很喜欢他。当然，恩佐在学习方面是负分，我们都躲着他，因为他爱打人。我们在学习上的对手是尼诺，我们在那里还发现了另一个对手——阿方索·卡拉奇，他是堂·阿奇勒的第三个孩子，非常整洁，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二年级学生，但他看起来比他七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费拉罗老师把他也叫来了，这说明他更看好阿方索，而不是尼诺，尽管尼诺要比他大两岁。
事先并没有约好把阿方索叫过来，这引起了奥利维耶罗和费拉罗老师之间的争议，但最后我们几个班合在一起，大家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比赛。老师考我们动词变位、乘法口诀、四则运算，先是在黑板上算，后来是心算。当时那场竞赛，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是阿方索·卡拉奇很快就超过了我，他不慌不忙，非常精确，即使是打败你，他也不会得意洋洋；第二件事情是尼诺·萨拉托雷，让人惊异的是，他几乎没有回答问题，他看起来很迷糊，就好像听不懂两个老师的提问；第三件事情是莉拉似乎不情愿和堂·阿奇勒的儿子比赛，好像不在乎是否能赢他。到了心算的时候，竞赛开始变得激烈：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尽管莉拉不是很积极，有时候她不回答，好像没有听到问题，但阿方索开始出错，尤其是乘法和除法。这样一来，如果堂·阿奇勒的儿子输了，那莉拉也不怎么样，他们基本上是平局。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有两次莉拉不回答，或者阿方索算错了，大家都能听到恩佐·斯坎诺充满鄙视的声音，他坐在教室后面，喊出了正确答案。
这使学生、老师、校长、莉拉和我都很惊异：一个像恩佐这样懒惰、资质一般、爱耍流氓的学生，他的心算怎么可能比我、阿方索，还有尼诺都要厉害？忽然间，莉拉好像醒了过来，阿方索很快就出局了。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下，莉拉和恩佐开始决斗。
恩佐和莉拉两人一直不分胜负，比分胶着良久。忽然间，校长直接越过老师，把卖菜女人的儿子恩佐叫到了黑板前，让他站在了莉拉旁边。恩佐对着他的几个喽啰干笑了一声，有些紧张，他来到了黑板前，站在了莉拉对面，阴着脸，很不自在。他和莉拉比的还是心算，难度越来越高。恩佐用方言说出答案，就好像不是置身教室，而是在街上，老师会纠正他的说法，但答案总是对的。恩佐好像胜利在望，他非常自豪，好像也惊异于自己的能力。后来，他开始失手，莉拉在最后关头好像彻底醒来了，她眯着眼睛，非常坚定，回答非常准确。恩佐最后输了，但他不认输，开始骂人，喊出很多脏话。老师让他去黑板后面跪着，但他不愿意去，老师用教鞭敲着他的脑袋，拽着他的耳朵，把他拉到了处罚学生的角落。学校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那时候起，那伙男生开始向我们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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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她和恩佐之间的较量，在我们漫长的故事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莉拉就表现出一些很难描述的态度。比如说，我清楚地看到：莉拉可以自己控制才能的使用。她就是这么对待堂·阿奇勒的儿子的，她不仅不想战胜他，还算计好了沉默和回答的时机，让自己不被他打败。那时候我们还不是朋友，我不能问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问，原因我都可以猜出来，她像我一样，她也知道不仅仅不能得罪堂·阿奇勒，也不能得罪他的家人。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那种夹杂着害怕、仇恨和顺从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我们的父母对待卡拉奇家人的态度，这种情绪也传递到了我们身上，这种感觉很明确，就像这个街区灰白色的房子，楼梯间传出的悲惨气味，还有街上的灰尘一样具体。
尼诺·萨拉托雷没有回答问题，极有可能是为了让阿方索更好地表现自己。他只回答了很少几个问题，他那么英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睫毛很长，瘦弱而紧张，最后他彻底不回答问题了。为了继续爱他，我愿意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怀疑：他选择闭口不言，就像莉拉一样吗？我不是很肯定。我输了，因为阿方索的确比我厉害。莉拉本可以很快打败阿方索的，但她选择了打个平手。尼诺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有些混乱，甚至有些痛苦：不是他不行，也不是他放弃了，现在说起来，那是一种崩溃。他小声的嘀咕，苍白的脸色，眼睛里忽然出现的血丝，那么漂亮白皙，他苍白的面孔真让我难过。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莉拉也漂亮极了。通常我是那个漂亮女孩，她瘦巴巴的，像条咸鱼，身上散发着野孩子的味道。她的脸很长，太阳穴那里很窄，有两缕漆黑的直发垂在耳边。但当她决定甩掉阿方索和恩佐时，就像一位圣女战士一样被照亮，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全身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热情。我第一次想到：莉拉比我漂亮，我什么都比不上她。我真希望没人能发现这一点。
但那个早上最重要的发现，是我们逃避危险的方式，逃避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真实存在的危险。这个方法就是：我不是故意的。恩佐不是故意加入这场比赛的，他也不是故意击败阿方索的。莉拉有意击败恩佐，但她无意让阿方索出局，也不是故意让他丢脸，那只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做的缘由是我们确信：要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行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就能预测后果。
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措手不及。尽管我们都不是故意的，但还是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像火山爆发一样降临到我们身上。阿方索比赛输了，流着眼泪回家了。他哥哥斯特凡诺那时十四岁，在肉食店里（之前是木匠佩卢索的铺子）当学徒，那家肉食店是他父亲的，但堂·阿奇勒从来都不到店里去。竞赛完的第二天，斯特凡诺来到了学校楼下，对莉拉说了很多难听话，而且还威胁了她，后来莉拉也回敬了一句，斯特凡诺把她摁到墙上，想捉住她的舌头，说要用针扎她的舌头。莉拉回家后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哥哥里诺，莉拉越说，里诺的脸就越红，眼睛亮晶晶的。后来，恩佐在回家的路上——他是一个人，那些乡下喽啰没和他在一起，他被斯特凡诺截住了，挨了很多耳光、拳头和脚踢。里诺呢，他早上去找了斯特凡诺，两人打了一架，他们势均力敌，基本打了平手。过了几天，赛鲁罗家的门被敲开，堂·阿奇勒的妻子玛丽亚大娘出现了，她对着农齐亚破口大骂。
没过多久，在某个星期天的弥撒之后，费尔南多·赛鲁罗——莉拉和里诺的父亲，他是一个鞋匠，个子很小，很瘦，——怯生生地走近堂·阿奇勒，请求他的原谅，但没说明是为何。我当时没有看到，或者是不记得了，但听说鞋匠道歉的声音非常大，所有人都听见了，但堂·阿奇勒走到一边去了，就好像没有听到鞋匠对他讲话。没过多久，恩佐和莉拉相互扔石头，莉拉弄伤了恩佐的脚踝，恩佐打破了莉拉的头，我吓得大喊大叫。莉拉头发底下在滴血，她站了起来，恩佐从路堤那里过来，他也在流血。他看到了莉拉的样子，在我们难以置信的目光下，然后出人预料地哭了起来。没过多久，莉拉最爱的哥哥里诺来到学校，在校外打了恩佐一顿，恩佐根本无法还手。里诺年龄大一些，块头很大，理直气壮。恩佐挨了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喽啰，也没有告诉他父亲、母亲还有堂兄弟——他们都在乡下种菜，用小推车推到城里卖。到他这儿，整个冤冤相报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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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被打破之后，莉拉头上包着绷带，很骄傲地出去。若有人问她，她就会把绷带解开，给别人看那道黑色的伤疤，伤疤边缘有些发红，从发际线那里伸出来。最后，她把这件事忘记了，如果有人盯着她看，看留在皮肤上的那道白色伤疤，她会恶狠狠地做个手势，意思是说：看什么看！关你屁事！她对我什么也没说，也从来没有感谢过我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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