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雅瑟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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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试读：

前言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他们分别是唐代的

韩愈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作品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八大家的文章，内容上饱含着忧国忧民和政治改革的思想，形式上融叙事、说理、写景、抒情为一体，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民主性、现实性和文艺性的璀璨光辉。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力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斥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作文风格。他的散文气势雄奇，善于立意，语言精练，笔力遒劲，以《师说》《原毁》等为代表。《师说》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精辟的见解，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同时，韩愈的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同样哀恻动人，以《祭十二郎文》和《柳子厚墓志铭》等为代表。《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又有无限凄怆的情韵。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作为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为文勇于创新，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尤以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为佳。在游记方面，以他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最为著名。八篇游记散文既各自成篇，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得形神毕肖。在议论文方面，更是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代表作为《捕蛇者说》。此外，他的寓言多发挥了讽谕或鉴戒的功能，以《三戒》为代表，凸显柳宗元关心时政，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的精神，虽大多篇幅简短，但含意深长。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倡导北宋文坛诗文革新，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在风格上略微接近欧阳修，后人将他们二人并称为“欧曾”。曾巩长于议论文，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其语言简朴凝练，而意境深邃，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多涉及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政论文章文笔遒劲，风格则刚峻峭拔。《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复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章理足气盛，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文格与人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有着密切联系。此外，王安石的游记常深入浅出，蕴含警惕世人的深意。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其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及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佳文。

苏洵自幼熟读《战国策》《史记》，故所作文章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他擅长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文章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六国论》就是他的史论名篇之一，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文章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气势亦跌宕雄奇，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苏轼一生虽然宦途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享誉千古。他秉承欧阳修的理念，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弘，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其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千古传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彻底摆脱世俗陈见，颇能引人入胜。

苏辙在其父兄的熏陶下，个性相对比较沉静，性情敦厚，所作文章如其为人，立意平稳，朴实淡雅。苏辙的文学成就尤以散文为高，其策论更是著称于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旨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淡泊，纡徐条畅的风格，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唐宋八大家”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卓绝的散文家，还是杰出的诗人、词人，乃至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和书画家。因此，他们的文章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深刻，观点之精辟，论述之卓越，几乎达到了当时社会的最前列。可以说，八大家的散文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贵宝藏，是国学的重要部分，值得每一个人认真品读。

本书选编唐宋八大家散文193篇。其中韩愈39篇、柳宗元35篇、欧阳修32篇、苏洵11篇、曾巩13篇、王安石21篇、苏轼32篇、苏辙10篇。这些散文立意深远、可读性强、意境优美。书中涉及的历史纪年，一般写明朝代、帝王名称、年号；同时注明公元纪年，使人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在整个历史时序中所占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每篇散文均有翔实的注释和精辟的鉴赏，重难点字加注拼音和直音，并在最后配缀后人评价。鉴赏文字除解读背景、梳理结构外，还着重说明该作家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特点，使大家能尽览“八大家”散文的概貌和精髓。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相关著作，在此谨致谢意。其中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韩愈

散文家名片

生卒年月：768—824

字号：字退之

籍贯：唐代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

作品风格：简练精辟，气势磅礴

个人简介：韩愈，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杜甫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赞他是“文起八代之衰”，更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美名，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首。

韩愈25岁就考中进士，29岁就步入仕途，却在功名路上屡受挫折。36岁时，他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为上书理论天旱人饥的状况，请求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宪宗时期，他回到首都，担任国子博士，后来升至太子右庶子，但始终不得志。

50岁时，韩愈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52岁时候，他却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最终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公元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死后谥号“文”，故又称为“韩文公”。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在文学上，其作品雄浑而重气势，有《韩昌黎集》。[1]

原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2]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3][4]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5][6]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7]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8]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9]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10]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之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11][12][13][14]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15]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16]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17][18]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注】[1]原道：探求道的本质。[2]煦煦（xǔ许）：和蔼的样子。这里指小恩小惠，下文中的“孑孑（jié洁）”同。[3]没：通“殁”。死的意思。[4]黄老：汉初道家学派，把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共同尊为道家始祖。这里是指在汉初奉行老子清静无为之术。[5]为民者四：指的是士、农、工、商。[6]为民者六：指的是在士农工商之外再加上僧侣和道士。[7]资：依靠。焉：代词，指做生意。[8]湮（yān烟）郁：郁闷。[9]传（zhuàn撰）：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称“传”。这里的引文出自《礼记·大学》。[10]戎：指古代西部少数民族。夷：我国古代汉族对其他民族的通称。[11]郊：郊祀，祭天。[12]假：通“格”，降临。[13]庙：祭祖。[14]飨：同“享”，享受。[15]荀与扬：此处指的荀子与扬雄。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扬雄是西汉末年文学家和思想家。[16]人其人：就是让僧侣、道士还俗为民。[17]庐其居：将道观和寺庙改成普通民居。[18]道：通“导”，引导、教导的意思。《原道》是韩愈著名系列论文“五原”（《原性》《原道》《

原毁

在唐代，正值佛、道两教盛行，唐皇君主带头佞佛。韩愈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对“道”的理解，着重阐明“道统”学说。他认为，道的本质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只有弘扬儒家仁义道德之说，才能维持社会安定，加强君主集权。虽然这种唯心主义思想观和专制主义现在看来并不可取，但在当时却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虽是一篇明道传教之文，但是读来气势磅礴，张弛有度，毫无枯燥乏味之感。文章一开头就用儒家的“仁义道德”立言，开宗明义，而后围绕这个中心，层层展开。论说环环相扣，从秦朝到隋朝，从兴盛到衰亡，进行反复的说理论证，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韩愈认为，佛教和道教破坏了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破坏了它就是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重新恢复儒学才能拯救社会。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的情感色彩与个性意识很强烈，每句话中均包含有多层含义。比如“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句话可分两层。第一层是标举夷夏之辨。依《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区别夷夏的根本标准是文化，而不是种族。依《论语》，夷狄有君无礼，不如中国有礼无君。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于中国文化，而不在于君主。依《诗经》，戎狄乱华，必须予以抵抗、制裁。夷夏之辨的意义是：文化高于种族，文化高于君权，制裁以夷乱华。第二层是揭露君主佞佛。在君主专制时代，举异质文化凌驾中国文化之上，使中国异化为夷，此谁能为之？谁实为之？若非君主，谁能有此力量？这是揭露当时的君主佞佛，反中国传统文化。此段文字的微言大义是：君主举异质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使中国异化为夷，应当被当做夷狄，被制裁。读之回味不尽，不仅充实而有光辉而已。

韩愈这篇论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把儒学连接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之中，还在理论上全面否定佛老学说，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国家的巩固统一。他给具有神秘意味的“道”赋予现实意义，对重塑儒学经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说，韩愈把抽象的“道”从天上拉回人间，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把修身养性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从社会政治方面表明“道”的功用。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曾对韩愈一生的功绩作过极为精辟的归纳：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虽然倡导古文，反对骈文，但这篇文章中却大量运用对偶句和排比句，以造成气贯长虹之势，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字里行间，洋溢一股浩然正气，铿锵有力，不容丝毫质疑。从开篇到说理结论，可谓是笔未到而气已吞，言未尽而意已达，充分说明了儒学对于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而认为佛家、道家的主张或恐导致社会倒退。全篇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气呵成。

此外，本文语言多有创新。韩愈不仅注意从古人语言里推陈出新，还注意从口语俗话中提炼新词，既善于化古为今，又善于化俗为雅，甚至一些刺激性很强或生涩拗口的词汇也被他拈来融入文中并产生了强烈的效果。

后人评论钱基博《韩愈志》：“韩愈《原道》，理瘠而文则豪。王阳明言：‘《原道》一篇，中间以数个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错综震荡，翻出许多议论波澜。其议论笔力，足以陵厉千古。’其实只从《孟子》之排调，而运《论语》之偶句，奥舒宏深，气之鼓荡。而刘海峰谓：‘老苏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传，鱼鼋蛟龙，万怪惶惑。惟此文足以当之。’其实转换无迹，只是以提折作推勘，看似横转突接，其实文从字顺。亦正无他谬巧，只是文入妙来无过熟，自然意到笔随，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原毁[1][2]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

[3]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4]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5]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6]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7][8]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9]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10]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11]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12][13]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注】[1]重：严格。周：周密、全面。[2]轻：宽容。约：简少。上面这二句出自《论语·卫灵公》一文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3]不怠：指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4]彼：指的是舜，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君王。[5]多才与艺人：多才多艺的人。[6]艺人：能干的人。[7]详：全面，周详。[8]廉：少，这里指的是不严格。[9]不以众人待其身：不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意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10]修：求上进，提高道德品质。[11]与：党羽，同伙。[12]将有作于上者：居于上层而要有所作为的人，指的是执政的大臣们。[13]几可理：也许可以得到治理。几：差不多。理：即“治”，治理。唐代为了避高宗讳，“治”改为“理”。《原毁》是韩愈的“五原”之一。“毁”就是诽谤、诋毁，“原”就是推究、探求，“原毁”就是探求诽谤滋生的根源。安史之乱后，唐朝执政者及世族大地主结党营私，而由于上层统治者于人求全责备，于己则务求宽容，导致下层地主阶层很难登上政治舞台，即使得官，也“动而得谤”，屡遭排挤。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探求产生毁谤的根源，韩愈写下此文，希望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股歪风邪气，抑制诽谤的滋生。

韩愈的议论文一般都具有结构严谨、说理透辟、逻辑严密的特点，《原毁》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于探索毁谤之根源，从古今君子之对比入手，先古后今，由正到反，最后揭示弊端产生的根源，框架紧密，环环相扣，足见文章结构布局之良苦匠心。

文章开篇便指出，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第一段，写古之君子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又可以分为三层。先总论责己、待人的原则及其效应。责己“重以周”，所以自己不懒惰松懈；待人“轻以约”，所以别人乐于做好事。文章从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这一结果，肯定了古之君子立身处世的可贵精神。在提出论点后，用例证的方法分别加以阐明。第二层，写古之君子以圣人舜、周公为榜样，在比较中揣摩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去其不如舜、周公的地方，保持和发扬接近圣人的优点。概括他们“责”“求”“去”“就”等行为，小结这一层大意，以感叹句“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收束，把严于责己的问题讲得相当深透。第三层，谈宽以待人。“取其一，不责其二”，从横的方面论述对别人的宽厚；“即其新，不究其旧”，从纵的方面说明古之君子“待人轻以约”；“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写古之君子只怕人家得不到为善益处的焦虑心情。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接着，作者在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韩愈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这些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证论述，水到渠成地得出了上述根本结论。段末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地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原毁》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对比手法的运用。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从待人、对己两个方面，通过古、今“君子”的对比，指出他们的不同表现和态度，进而得出“怠”与“忌”乃是毁谤根源的结论。最后，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试语”相对比，甚至把对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写结合起来，揭露的作用更鲜明尖锐。两个“责于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手法的运用，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造势效果。

全文既有理论概括，又有例证说明；既有正面开导，也有反面对比。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的不良士风，可谓笔锋犀利，入木三分。

后人评论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全用重周、轻约、详廉、怠忌八字立说。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毁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比，则不免露爪张牙，多作仇愤语矣。”[1]

杂说一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3][4][5]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汨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6][7][8]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9]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注】[1]杂说：论说文的一种。这是韩愈写的四篇托物寓意的短杂文的第一篇，题目为编者加。[2]茫洋：辽阔无边。穷：极，尽。此处是周游的意思。乎：同“于”，在。玄间：玄，深青色，这里指的是太空。[3]感（hàn汉）：通“撼”，摇动，震动。震电：雷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神：作动词用，使神奇。[4]水：作动词用，用水浸润。下土：地。《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5]汨：水四处涌出的样子。[6]神：作动词用。这里是显示的意思。[7]信：实在，真的。[8]哉：用在句末，表示感叹语气。[9]乃：竟然，居然。《韩昌黎集》中收有四篇杂说，乃是一组杂感式的小品文，本文是第一篇。四篇作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据推测为公元795年左右，因为此时作者正处于想要在仕途求发展而不得的时期。此文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以龙和云的关系来说明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首段讲云和龙的辩证关系。云由龙出，没有龙便没有云。云本来是不及龙那样有神通的，但是，龙借助云才得以显示出它的种种神通。这说明云也是有某种神通的，要不然它怎么能辅助龙显示出那么多的神通呢？

接着说云和龙的神通的来源，说明云依凭着龙，龙也离不开云，龙失去它所依凭的云，也就不可能有神通了。最后，又作一转折，说明龙所凭借的东西（云），乃来自它自己的所为。这一转折寓意深远，进一步说明了龙和云之间的互相依赖，并说明其中的根源是万物互相依凭。

本文全篇极短，仅仅114个字，却有无穷的寓意，似是包罗了人间的万象。行文更是波澜起伏，富于变化，可谓是一句一转，一转一天地。开篇说“云固弗灵于龙也”，而后转承为“云亦灵怪矣哉”。从龙说到云，又从云转回龙，曲曲折折，变变奇奇。虽然说起承转合，说法多变，但是主旨仍旧不离云之“灵怪”可为龙之所“凭依”上，用字简洁而含义深长。

本文正是因为使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才深刻表达了作者的寓意——君臣遇合，才能有所作为。君臣之间必须相互依赖，贤臣不可没有圣君，圣君也须依靠贤臣。韩愈此文写得很含蓄委婉，虽然真正目在于提醒君主重用贤臣，但一直到结束，其真正用意在文中始终没有明确点出。

巧妙运用比兴手法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所谓比兴，“比”就是借写他物他事来表达情致，“兴”就是表达委婉含蓄而又令人回味无穷。本文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并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

后人评论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七：“写得委婉曲折，作六节转换，一句一转，一转一意，若无而又有，若绝而又生。变变奇奇，可谓笔端有神也！”

杂说四（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2][3][4]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5][6]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7][8]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注】[1]伯乐：春秋时秦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以善于相马著称，孙阳曾过虞坂，见一骐骥伏在盐车下，对着他长鸣，孙阳于是下车而泣。此后，伯乐成了善于识拔人才者的代名词。[2]奴隶人：仆人，奴仆，此处指马夫。[3]骈死：并列而死，言死者甚多。[4]糟枥：盛马饲料的器具叫槽，马厩叫枥，槽枥为并列复词，即指马厩。[5]一食：数量词，犹言一顿。食通“饲”，饲养。[6]食（sì肆）：用作动词，即饲，喂养。下同。[7]策：马鞭，这里作鞭策、驱赶之意。[8]尽其材：充分显现其才能。

这篇杂文是韩愈诸多散文中非常著名的一篇。作者借有关伯乐和千里马的传说，将愚妄浅薄的统治者比做“食马者”，将人才比做“千里马”，以此比喻奇才异能之士的沉沦不得志。不但抨击了封建制度下统治者对人才的盲目和忽视，也藉此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悲愤心情。时至今日，本文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了。究其根本原因，也不过是两条：一是文字表达上的通达精练，因而易于理解，便于流传；再是思想内容上的深刻，语势凌厉、一针见血，所以历来都会引起大批自强不息者的强烈共鸣，并被掌权者援引。

此文创作的具体年代不详，各家均未注明。但从作者一生的经历看，应该和《杂说一》一样，都作于韩愈求仕而不得的时期——即应试求官的阶段。这个时期韩愈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三次上书，都被冷冰冰的命运挡了回来。

第一段，从千里马对伯乐的依赖关系出发，说明千里马才能的被埋没是不可避免的。文章一开篇就奇峰突起，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点出论证的前提。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实际上指明了千里马对伯乐的依赖关系。接着，作者提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一论断，突出了这“常有”和“不常有”之间的尖锐矛盾，说明千里马的被埋没简直具有必然性。然后趁势而下，说到千里马的命运上来，用“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描绘了千里马被埋没的具体情形，引人深思。

第二段紧接第一段，解释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千里马被埋没，在一般人看来，大概要归咎于它的才美“不外见”。千里马虽然“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量大大超过常马，但人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只是按照常马的食量来喂养它，说明喂马者的无知。接着，用一组排比句揭示这“才美不外见”，正是“食不饱，力不足”所造成的恶果。最后一句反诘句“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对“食马者”的无知发出了强烈的谴责。

第三段总结全文。先刻画“食马者”的形象，“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而后描绘这种人“不知马”的表现，“执策而临之”；再写他们洋洋自得、以“知马者”自居的神情，“之”指代千里马，他们在千里马跟前竟然宣称“天下无马”。两相对照，生动地揭露了这种人的愚蠢、荒唐，对“食马者”的无知妄说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全文托物言志，条理清晰，全文不过150余字，却结构严谨，论证严密，语言简朴洗练。细细数来，文中竟然连用11个“不”字，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值得我们去品味一番。

首先，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托物言志文章，全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字里行间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浩然正气。韩愈所倡导的“气盛言宜”的创作理论也在本篇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体现。

其次，文中以马喻人，然而由于引得得体，用得贴切，便使读者从中觉不出一点离皮离骨的地方，反倒有一种人马合一、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使那些深有感触的读者们不由联想到自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时的种种不幸，产生出与作者之间在心灵上的迅速沟通。而顺势读将下去，更觉心舒气顺，一泻千里，累日积愤为之一吐，阵阵快感油然而生，陡起凌空飞跃、万里急驰之心。作者在全文中无一句讲到人才，但是我们掩卷思定又感到作者无不在讲人才，这一艺术效果正是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所致。

此外，本文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寓深刻思想于具体形象之中。例如，用“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来描绘千里马的终身遭遇，用“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来揭示它的才能被埋没的原因，都能激发人们的不平感，也表达了当时千万个有才之士的悲愤。又如，用“策之不以其道……‘天下无马’”来刻画食马者的浅薄愚妄，更具有辛辣的嘲讽作用。一篇小品能够取得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若非胸中广有丘壑的大手笔是无法达到的。

后人评论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引清代鸿儒张裕钊之语：“卓识伟论，上下千古，其文势甚雄阔，而以盘劲之致行之，弥绝声光郁然。”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3]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4]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5]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6]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7]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8]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9]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10]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注】[1]学者：此处指求学的人。[2]传道：传授理论。即韩愈所说的儒家之道。授业：教授学业。[3]庸知：哪里用得着知道。庸：岂，哪里。[4]圣益圣：前一个“圣”，指古代圣贤之人，名词。后一个“圣”指明白、贤惠，动词。[5]句读：即“句逗”，也就是断句。古书没有标点，因此老师教授的时候，先要教授断句，以判断句意，停顿处称“逗”。[6]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的君主，传说孔子当时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官位的事情。[7]三人行：出自《论语·述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8]术业：技术专业。[9]不拘于时：不被世俗规定所拘束。[10]贻：赠送。《师说》一文乃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的论说文。“说”，是古代一种文体，可以发表议论，也可以记事，都是为了表明作者的见解，说明寄寓的道理。“师说”，就是谈谈从师求学的道理。文章阐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本文创作于唐贞元十八年（802）韩愈任四门博士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错误观念，加之两汉以来儒家经师严守师法、故步自封的不良风气，韩愈写了此文来说明为人之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同时，本文更是韩愈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他义正严词地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

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同时也暗示，本段的主要内容是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作者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接着，第二段开始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分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倒数第二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为了证明“圣人无常师”的道理，特别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

文末，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良好学风。《师说》构思精巧，语言雄放疏荡。文中有许多千古流传的从师从教名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等等，至今仍有十分积极的教育意义。

实际上，还可以把《师说》看做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后人评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子产不毁乡校颂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3]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4][5]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6][7]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8]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9][10]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注】[1]伊：句首助词，无实义。侨：子产的名字叫做公孙侨。[2]以礼相国：用礼法治理国家。相，治理。[3]维善维否（pǐ）：是善是恶。[4]弭：堵塞，制止。[5]其：将要。[6]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古代的一种礼制。《诗经》里讲周文王的祖先公刘，举行养老典礼，尊崇年高德馨的老人，并请他们提出一些建议，作为施政的参考。[7]谤者使监：派人去监视议论国政的人。[8]式：法式，榜样。[9]旁：通“溥”，普遍。[10]於虖：同“呜呼”。《子产不毁乡校》是《左传》中的著名篇章。子产是春秋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废人们聚集论事的乡校，子产坚决反对。本文创作时间说法不一致，一说为唐德宗贞元末年，一说为宪宗元和末年。颂是古代一种称颂功德的文体，文章主题明确，是为了歌颂子产的明智举措。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文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观。”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中采用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除了赞美子产之外，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思古喻今，顿生感慨：“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同时也讽刺了当时执政者的独断专行。韩愈认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像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韩愈一生仕途不顺利，多半因为君王昏聩，不听谏言。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

最后，韩愈为子产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此外，本文作为评论文可谓是短小精悍。全文仅用了169个字，但对郑子产不毁乡校一事作了准确精当的评价，多一字则费，少一字则失。其语言之高度凝练，令人叹为观止。

后人评论余继登《典故纪闻》：“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真可谓“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

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3][4]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5][6]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7][8]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9]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10]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11]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12][13]，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14]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15]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16]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17]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18]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19]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20]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21][22]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23]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24][25]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26]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27]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28]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29]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30]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注】[1]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820）。[2]张籍（约767—约830）：字文昌，是韩愈的学生，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代著名诗人。[3]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4]自名：自许。[5]许远（709—757）：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安史之乱时，他任睢阳太守，后与张巡合守孤城，城陷被掳往洛阳，至偃师被害。[6]雷万春：与南霁云同为张巡手下的勇将。[7]开门纳巡：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13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率军从宁陵入睢阳城。[8]柄：权柄。[9]死先后异：死去的时间先后不同。[10]两家子弟：指张去疾、许岘。[11]辞服：请降，投降。[12]“食其”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当时，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13]蚍蜉（pí fú皮伏）：黑色大蚁。蚁子：幼蚁。[14]“而贼”句：安史之乱时，长安、洛阳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15]外无待：睢阳被围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等皆拥兵观望，不来相救。[16]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17]羸（léi雷）：瘦弱。[18]“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19]沮（jǔ举）遏：阻止，制止。[20]擅：专有。[21]屡道：多次往来。[22]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23]南八：南霁云，其在家中排行老八。安史之乱后，被张巡所收留。[24]常：通“尝”，曾经。[25]围中：围城之中。[26]和州乌江县：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27]临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28]帙（zhì至）：书套，也指书本。[29]仅：几乎。[30]亳（bó薄）：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张中丞传后叙》是一篇评论，记述唐代官吏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英勇抗击安史之乱军的佳作，也可以说是为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的颂歌。

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张巡（709—757）在雍丘一带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以微薄之力支撑到了最后，城破被俘后，与部将36人同时不屈而义。乱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张许降贼有罪的流言，为割据势力张目。而李翰曾经亲自见到张巡守城的事迹，韩愈感愤于此，就写《张巡传》为其澄清事实。

此文创作于唐元和二年（807），继李翰撰《张巡传》（今佚）之后，全文感情激荡，褒贬分明，议论叙事互为表里，不分宾主，其“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文中关于南霁云拒食断指、抽矢射塔，张巡诵读《汉书》、起旋众泣等细节描写细腻生动，传神写意，形象栩栩如生，光采照人。

本文是议论性较强的记叙文，全文议论和叙事并重，是韩愈对“叙”这种文体的一个创造。全文的最大特色是议论与叙事并重。前半部分侧重议论，驳斥了污蔑许远的错误论调，并补叙和赞扬了张巡、许远“守城、捍卫天下”的事迹；后半部分侧重叙事，着重记叙了南霁云去乞师于贺兰进明的英勇事迹，然后补叙张巡、许远的轶事。前后两部分虽各有侧重，但又有内在的联系，前者议论是后者补叙的“纲”，后者是前者的事实佐证，两部分相辅相成，紧扣赞美英雄、斥责小人的主题。

本文多用事实作论据。如：驳斥传言许远畏死降贼的错误论调时，用了许远让位受权，并在外援不至、人相食且尽的情况下，仍坚持死守的事实；驳斥责备张巡、许远死守的错误议论时，联系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外援不至”，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以捍卫天下的功绩，论证守城是正确的。由于都用事实作论证，所以对谬论的批判显得义正辞严，具有不容辩驳的力量。“驳斥城之陷，自远所分始”的谬论，运用了类比法。作者用了两个比喻，即“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以此论证睢阳城的陷落事在必然。将许远所守的城池先被攻陷，说成是许远叛变投降，这不过是儿童之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通过驳斥诬蔑许远的错误论调以及补充记叙南霁云的事迹，张巡、许远的其他轶事，赞美他们在安史之乱中抗击叛军的英雄事迹，斥责安史叛军以及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和诬蔑英雄的小人。

后人评论黄震在《黄氏日抄》卷上十九中说：“阅‘李翰所为《张巡传》’而作也。补记载之遗落，暴赤子之英烈。千载之下，癝癝生气。”[1]

祭田横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3]，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4]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5]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6][7]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8][9]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注】[1]田横：战国时齐王之后，曾自立为齐王。齐国被秦消灭以后，田氏家族坚持反秦。秦朝末年，田氏起兵恢复齐国。秦亡后，群雄逐鹿，刘邦派韩信攻破齐国，田横自立为齐王，率部下五百余人退守海岛。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后，遣使招降，田横带随从二人往洛阳。未至二十里，羞为汉臣，田横自杀。岛上五百部属闻田横死亦全部自杀。史称“田横五百士”。[2]东京：唐代以洛阳为东都。[3]义高能得士：重义气就能够得到贤士的拥戴和帮助。[4]稀：作“希”，崇尚。[5]欷歔：悲伤，叹息。[6]扰扰：烦扰，多而乱。[7]剑铓（máng芒）：剑锋，剑刃。[8]阙里：孔子故居和讲学授徒之处，孔子生于鲁国曲阜阙里，此处用以指代孔门。[9]遑遑：奔走不停息的样子。

这是一篇抚今追昔的文章。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韩愈28岁，进士及第，但从此直至贞元十一年（795）这四年间，仕途多舛。他在长安三试博学宏辞科，皆不中选；三上宰相书以谋官职，均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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