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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二平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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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试读：

在讲“海上丝绸之路”前，要先讲清楚什么叫“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没有“丝绸之路”这个看上去很“友好”、很“贸易”的名词。汉代以来东西交往最为著名的词汇即“通西域”，当年大汉主动派使西行，一是招兵，抗外侵；二是买马，买汗血宝马，也是为打仗；与丝绸贩卖没任何关系。两千年来，中国并无“丝绸之路”之说。关于东西交往，王国维在他的《西胡考》中曾说过，“自来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此事实也”。这是陆上东西交往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方向性”定位。

今所谓“丝绸之路”是个舶来语，它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创造的名词。1869年至1872年，李希霍芬为德国选择殖民落脚点和资源调查而专程来到中国，在他所著的《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这个词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这条通道上进行的主要是丝绸贸易，故名。当时，这个词并没被学界广泛使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而且也经由海道。所以，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他的著作《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但后来也没人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词。这确实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第二次提出是20世纪晚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门再次打开，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即是组织了一个为期十年（1987—1997）的中国通往西亚的陆路考察活动，这个课题命名为“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Roads of Dialogue”。中文意思是“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研究”。

继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之后，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船“和平方舟”活动。这年10月，一支由30个国家50多位学者组成的考察队，乘阿曼苏丹王室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从马可·波罗故乡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沿古代商船航道向东行驶，于1991年2月抵达泉州后渚港。

从19世纪末的德国李希霍芬和法国沙畹首次提出概念，到20世纪晚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考察活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经百年，终成显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百年的学术研究，它的热点并非东方，而是西方。它说明不论古代还是当代，中国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西方的诱惑力，远远大于它对中国的诱惑力。事实上，古代东西方贸易方向性和主动性，皆在西方。当年西方人对东方海上商路的命名，甚至并不叫“丝绸之路”，比如，大航海时代麦哲伦环球航行就是以“到东方寻找香料航路”来命名。这一学科在西方，一直是在“东方学”的范围内。“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学者追捧的课题，并引爆学术之争，是在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人历来爱争第一，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就有了“始发港”之争。“始发港”之命名出自广东。2000年广东学者以“徐闻——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项目率先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专题研究。此后，广西也启动了相同的项目，并于2004年召开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研讨会。在两个始发港的争论之中，“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丝路研究中的新方向、新课题和新命名。“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三次提出，并形成超越学术进入政经层面的热潮，是“一带一路”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跨越时空，使中国在这一话题中首次掌握了主动性，拥有了话语权，将这一学术课题提升为国家战略和愿景的高度。

下面简要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诞生。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两次在一陆一海两个国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次是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时提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另一次是10月3日，在印尼国会，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此后，在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首次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会议上一并提出。

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是国际会议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次亮相。

这个概念随后被媒体整合为“一带一路”加以报道。媒体称：“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遂成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因而我们说“丝路之学”是一门“倒叙”的学问，追根溯源成了它的重要路径。本书以“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为题，意在还原当年这条海路上演的历史活剧，看看是什么人物往东来，又是什么人物向西去，方士、僧侣、太监、海商、海盗……还有，从南到北的系列通商口岸广州、泉州、温州、明州、杭州、密州……在如此宽广的历史舞台上，古人是怎样在世事险恶与惊涛巨浪之中，完成历史使命，或走完悲剧残生。

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将“丝绸之路”理解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做生意的一条商贸大道。事实恰好相反，更多时候是外国商人不远万里来中国做生意。这一点，王国维先生在他的《西胡考》中说得很清楚，“自来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此事实也”。这是陆上东西方交往的一个“方向性”定位。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又是怎样一种流动呢，不论从马六甲海峡的“黑石沉船”，还是南海的“南海一号”的文物来看，唐宋海上贸易也多是西方船到中国来进货的多，中国船去西南或西方进货的少，尤其是鲜有官贸商船出海。

理解了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才会知道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绝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简单重复，简单继承。新丝路不仅仅是主动编织经济合作的网络，还是新世纪的经济规则的制订，也是在国际政治与文化舞台上占据主动的新布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发展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鼎盛于唐宋时期，退变于大明时期，逆转于晚清时期……笔者沿着古文献、古墓、古画、古船、古遗迹铺就的历史小径，力求掌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手资料”、走入“第一现场”，更多运用考古实证探究历史真相，亦文亦图地解说这段漫长且复杂的海交历史……好了，不多说了，还是看正文吧。

是为序。梁二平2016年4月21日于深圳第一章方士引路，北海的探险者邹衍，古代海洋理论第一人

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说文》释海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释名》说：“海，晦也”，但在上古之人眼中，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

尧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罢，都活动在中原的范围之内。上古之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称中国四周的海为“四海”。《礼记·祭义》分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斯时所说的“四海”，有点“天下”的意思。如《论语·颜渊》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其人文的所指，大于地理的能指。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是人生的尽头，是家国的尽头。孔子栖遑一生，本想在鲁国实现他的抱负，始终得不到鲁国君主的重用。登山望海，不禁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纵观先秦三大地理经典，《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关于海的描述，实在少得可怜。《禹贡》中所有文字都是写“禹定九州”的事，关于大海仅止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泛泛之说。写“海”写得最多的是《山海经》，不过和它所写的400多个山，多不可考一样，《海经》里的海，也多荒诞不经。重“九州”轻“四海”，在“三代”和先秦时，就已是一种正统的地理观了。

不怕被说为附会，我以为中国第一位载入“史册”的海洋理论家是齐国方士，是他们这些阴阳家的大洋学说打破了九州中央理论，这一海洋理论，批评了陆地体系的小九州，重构了海洋体系的大九州。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中曾以不经意的方式，分别在多个章节中表达了对秦始皇迷信的不屑，也顺便点评了一下齐国的几位方士。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披露了齐人徐巿（徐福），言海中有三神山，领童男童女探海的骗局。又如，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驺（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说邹子是以小术而引之大道。这个邹衍，即是“大九州海洋体系”的创立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主要是为孟子荀子立传，同时也写了其他学者。太史公说完孟子之后，接着说，齐国有三个邹子，邹忌、邹衍和邹奭。对其他两位，太史公只是各提了一句，集中笔墨写了邹衍。

太史公说邹衍生在孟子之后（相传为今山东省章丘市相公庄镇郝庄村人，推算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驺（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从细小的事物验证开始，然后推广到大的事物。他称述开天辟地以来，金、木、水、火、土的五种德性相生相克，而历代帝王的更替都正好与它们相配合。邹衍以“五德终始说”开导诸侯，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仅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

邹衍承继了齐人的数术文化，成为一位测算命运的高手和“阴阳五行家”。据太史公《史记》说邹衍的著作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说，有《邹子》四十九篇，又说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这些著作加起来有百余篇，但却没有一篇传世。所以，他的“大九州”的海洋理论，也只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个片段成了邹衍重要的原创记录。

作为阴阳家，邹衍对儒家的向内的天下观颇不以为然。齐国滨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人们对东部大海有天然的亲近感，加上齐地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学术灵感”，使他对天下的构成做出了“大九州”的推测。

当年邹衍做学问的地方在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这里是中国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后世常说的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邹衍也是在这里的“百家讲坛”上推出他的“大九州”说。山东省淄博市齐国历史博物馆里，复原了一个稷下学宫（图1.1），供参观者体味“百家争鸣”的场景。

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可以说，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

邹衍与向内看的儒者不同，他的目光是向外的。邹衍认为所谓“中国”，是九九八十一的“天下”的“一分”，并且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它对内而言，即大禹勘定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而九州之外“于是有裨海环之”。而“裨海”之外，还有赤县神州，再外边“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邹衍的“大九州”概念源于推论，而非地理实践。但这里的“裨海（即小海）”和“大瀛海”，还是最先明确了两个不同的海区概念，即近海与大洋，可谓中国地理学或海洋学的一大贡献。图1.1 山东省淄博市齐国历史博物馆里，复原了一个稷下学宫，供参观者体味“百家争鸣”的场景。

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以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东海是华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有点像地中海的爱琴海，伸向大海之中的山东半岛，是中原文明少见的一抹蓝色。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科学论证，但至少在战国时期，齐人就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海洋“理论”，它激发了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齐人与海的关系非同寻常，前人既然有理论，后人当然会有所实践。

中国人的“远洋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即是由另一位齐国术士开创，他就是“忽悠”秦始皇派船队东渡扶桑海中求仙的徐福。徐福，北方航海先行者

历史是很容易宽恕故人的，包括方士、骗子。当年的齐国方士徐福，就是一个拿了秦国投资逃往海外的“诈骗犯”。而今，在中国和日本都被看作是文化名人，两国难辨真假的徐福遗迹有几十处。如今，我们要说中国的航海史，或者，寻找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者，方士又是我们首先致敬的跨海航行先驱。

徐福可以算是有史考证以来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组建规模化船队，远洋冒险的人物。徐福，即徐巿（大约生于公元前255年），字君房，秦朝时齐地人，当时的著名方士。其家乡现还不太明确，一般认为是今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人，一说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人，一说青岛胶南市人。

最早关注徐福的是司马迁，其“事迹”混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一统了天下的秦始皇，开始梦想长生不老。公元前219年，在他东巡时，有齐人徐巿（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望带领童男童女，前去求仙。于是，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仙人”是徐福瞎编的，但“三山”确实有据可查。古代“三山”、“五山”之说，最早见于甲骨文卜辞。但商的势力未及海边，“三山”、“五山”自然也不会是指海上的神山。神山之说，兴于战国之燕齐。两国都是面朝大海的“海洋国家”，方士相信海上有神山，也是地缘使然。“五山”之说：“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列子·汤问》）据此我们可以猜想，徐福为了说服秦始皇“投资”找仙山，而引证了前人的“学说”。或许是嫌其啰嗦，删繁就简变为“三神山”（图1.2）。

司马迁为何要在秦始皇的“传记”中，插入几个方士的“事迹”呢？太史公虽落笔从容平缓，但仍能看出他对秦始皇海上求仙的不屑；同时，也包含了对方士的骗术的批判；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对汉武帝迷恋求仙方术（连女儿都下嫁方士栾大）的曲笔劝讽。不知是不是史笔如刀，武帝之后，汉室求仙热开始退烧，养生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图1.2 明代《三才图绘》中的蓬莱山图，描绘仙山“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太史公笔下的徐福，自然是一个负面形象：第一次东渡没有收获，徐福“忽悠”皇上，说神仙要三千童男童女和各色人间礼物；还要有强弓劲弩射退海上拦路的大鱼，才能求仙取药。秦始皇答应了徐福的要求，徐福再次东渡，结果是，在东方“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来复命了。徐福被写成一个胆大心细的骗子，始皇帝则是一个呆头傻脑的昏君，海上三神山是个虚妄之说。

但是，纯粹以探险求仙为航海前提的，中国只出了徐福。他以义无反顾的航海家气魄，驶向并开拓未知海域，他——创建探险理论，申请立项，进而拉到皇家赞助，亲自领航出海……比之后来的太监与和尚出洋，这位方士更像一位职业航海家。

不过，司马迁只顾着他的春秋笔法，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骗局的地理价值，后世史家也对这一“神文地理”（相对于“人文地理”而言）的史学文本关注得不多。其实，齐人说的三神山，并非完全虚构。往虚了说，三神山记录的就是海上的海市蜃楼现象，并非妄说。往实了说，海上神仙不存，但海岛是在的。近有渤海黄海诸岛，远有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三岛。此外，当时邹衍的“大九州”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探险家或者术士积极进行海上探险，也近乎情理。

列子曾宣称“无知无为”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为”。方士的“三神山”之说，亦折射了道家以虚证实的地理思想。“神文地理”虽然装神弄鬼，但亦透露了初民的地理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地理探索的线索和文化想象的空间。如，北京的北海，即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王，按“东海三神山”设计的。慈禧修的颐和园，也延用了“一池三山”的理水传统，湖中凤凰墩、治镜阁、藻鉴堂，分别象征着蓬莱、方丈、瀛洲。

秦代的海上仙山梦想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明代，这个梦又变成了神魔小说的主题，有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八仙过海的神魔小说《上洞八仙传》，传言：“铁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钟离权，权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曹友，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则别成道，是为八仙。一是俱赴蟠桃大会，归途各履宝物渡海，有龙子爱蓝采和终俱得渡海。”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遗憾的是中国的“神文地理”，没有再向前一步，把虚的东西做实，将虚无的海洋真正纳入到治国之方略中。这不是方士的悲哀，道家的悲哀，而是皇帝的悲哀和王朝的悲哀。徐福三千童男童女也好，郑和的万人船队也罢，都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扎根海外的实证。先民“忽闻海上有仙山”的理想，最终又落回了“山在虚无缥缈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重新燃起了对大海的热情，蓬莱作为通往海上仙山的准神仙之地被旅游产业热捧，先是在丹崖山、蓬莱阁一线建了“八仙过海景区”，后来，又在大海边建了“三仙山景区”，由此再现海上丝绸之路“梦开始的地方”。四海，秦汉时代的海洋观“四海”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文命，即大禹；敷于四海，即治理四海。上古之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所以称中国为“海内”，称外国为“海外”。至于这“四海”叫什么名称，具体地点在哪里，《礼记·祭义》有进一步的海区说法，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但没有明确指出其海域位置。

尧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罢，其活动范围皆在中原一带，理论上讲是不可能指认海洋意义上的“四海”。所以，“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更愿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四海”又有点“天下”的意思了。可以说，古语中的“四海”，其人文的所指，大于地理的能指。由于缺乏具体的海区指向，我看只能算作半个地理名词。

下面，大体说说秦汉时代的四海概念。华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东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四次东巡海疆，并在最后一次东巡时，病死在路上。汉武帝也承继了秦始皇的这一“传统”，在位期间9次东巡海疆。两朝皇帝高度重视东海，虽然有徐福、栾大等术士“忽悠”海上求仙的因素在里面，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对东海海疆的高度重视，提高了这一海区的地位。

在《史记》中即可看到，东海是秦汉王朝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一笔。不过，东海设郡的时间，不像南海设郡那么清楚。最早将东海郡写入历史的是《史记·陈涉世家》，“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但何时设立的东海郡，太史公没说。人们从秦封泥中有“东晦”之名来分析，如以“东晦”即是“东海”论，秦确有东海之建制。但据汉以来的文献看，人们多取汉立东海之说。如，《汉书·地理志》载，西汉置东海郡，治郯（今郯城）。《水经注》载，秦之郯郡，汉高帝二年，改为东海郡治。东海郡到底是秦置，还是汉设呢？我以为，清末国学大师刘师培的“疑在秦名郯，楚名东海（东晦）。高祖初年名郯，又改名东海”，这一中庸说法大体可信。

汉代以来，行政区划越来越细，海区的划分也因之有了变化。由于东海广大，海岸线漫长，后世之人又依陆上的行政区分段称谓东海，山东东南部海域称青州东海；北至日昭南，南至扬州北，这一海域称为淮海；进入浙江海域，又称浙海。其后，大东海又被分为两段，淮海和浙海海区混称为黄海，其东南海区称为东海。

不知追求长寿是否能带来长寿，1993年在连云港的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集簿》中，人们竟发现了此地汉朝时高龄老人的统计“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尹湾汉简”对90岁以上的高年和70岁以上“受杖”者的统计表明，东海不仅是个求长生不老的探海点，而且还真是个长寿之乡。虚写的海，实录的湖——西海

古代中国的“四海”只是对中原周边海的称谓，没有明确所指的海域，多是泛指和对举，但慢慢的“四海”也有迹可寻了。如南海、北海、东海，都是有“海”可指。唯有“西海”指代不清，甚至，它指的是不是海，也说法不一。《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此中“西海”，被许多学者指认为是青海湖。

青海湖，在古代确有“西海”之称，在蒙语与藏语里，它还有“青色的湖”、“蓝色的海”的意思，这也是今天青海省名的由来。但此西海毕竟不是海。“海子”是很少见到大海或根本见不到大海的内陆民族对当时的内陆湖泊的一种称谓。

青海湖一带不仅早就有人类文明存在，而且很早的时候，这里就有了母系部族，即传说里的西王母国。据说，当年周穆王乘坐八骏之驾周游天下，巡游到西边的昆仑山区。他拿出白圭玄壁等玉器去拜见了此地的统领西王母。第二天，西王母在瑶池宴请穆王，两人还唱了一些诗句相互祝福。这是一则西周的神话，故事出自《穆天子传》。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史称“汲冢竹书”。其中有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所以，这个至少在战国时，就是成文的神话传说，一直被史家当作历史线索来研究。在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民间形象，西王母身着朱色宽袖长袍，拱手端坐，云髻高绾，面前扶桑玉立，身后瑞云升腾（图1.3）。一些学者、专家多年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距今3000至5000多年前，昆仑山区曾经有过一个牧业国度──西王母国。“国都”就在青海湖西畔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一带。图1.3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像，她身着朱色宽袖长袍，拱手端坐，云髻高绾，面前扶桑玉立，身后瑞云升腾。

现在看至少从汉代起，青海湖一带就以“西海”之名纳入汉王朝的统辖了。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在此置西海郡，郡治在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辖青海周边地区。《汉书》称青海湖为“西海”、“仙海”、“鲜海”、“鲜水海”。《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条临羌注：“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指的都是青海湖。

不过，历史上，中原以西的湖，不只青海湖被称为西海，被称为西海的湖还有很多，如宁夏固原的湫渊湖，古代也称“西海”。青海湖的西边，还有“西海”。这些西海中，比较接近于海的是《后汉书》所载的西海。如“班超遂定西域……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这个“西海”是西域之西的海，它指现在的什么地方？有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今天的里海。里海位于亚洲与欧洲之间，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甘英误以为是无边大海，也是有可能的。但里海再大，它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最早进入天朝行政版图的海区——南海

上古之人对地理的认识偏于虚说，而“三代”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天下已如一板豆腐，必须切割得清清楚楚。《左传》云，“僖公四年，春，济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是目前发现的“南海”二字在古籍中，作为地域或海区之实指的最早一例。观先秦之中国格局，商周是东西对峙，春秋之后，变为南北对立。究其原因，是黄河文化受到了长江文化的挑战，荆楚江淮持天下之富，渐有大国崛起之姿，斯时的楚国势力已达岭南，故以“南海”自称。

秦以天下统一后，对南方更加重视，南海也成为最早纳入天朝规划图中的海域。嬴政当上始皇帝的第八个年头，终于，收到了秦军征服岭南的好消息。公元前214年，推行郡县制的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郡”——南海第一次明确地载入中国行政版图。

秦设南海郡后，二世而亡。南越国独立于天朝之外，南海郡形同虚设。汉武帝时，南越被收归汉廷。南海郡再度开始行使天朝权力，不仅南海郡要重建新秩序，对南海诸岛的发现与开发，也随之开始了。据东汉杨孚《异物志》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这里的“崎头”是古人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多磁石”则是对海洋开发的一种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涨海”，随着人们对南海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汉代的南海又多了一个别名“涨海”。依《康熙字典》，“涨”字本身可作“水大貌”解。“涨海”应当指的是南中国更广大海域。

古代典籍中所称的“涨海”到底有多大呢？“涨海”一词始于汉代文献。据谢承《后汉书》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吴时外国传》称：“扶南东有涨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其白者如母鸡。”此类文献所称“涨海”，多为今中南半岛东边的南部中国的海洋。中外多数学者认为，涨海即海南岛至马六甲之间的海区。

由于汉文献中，有涨海之时，同时也有大涨海之称。所以，后世考据也有些膨胀，有人称，“涨海”包括了印尼之东的香料群岛和菲律宾群岛，还有人论证“大涨海”含有印度洋。在我看，古代人文地理之词，变化很多，有的虚用，有的则实记。完全用今天的地理之尺来套，多半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能取其大概。太较真，反而不真了。丹水南流注于渤海——北海

前边说过，《左传》中“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是目前发现的“北海”二字在古籍中明确作地域和海区之用的最早一例。春秋时的齐国，所依之北海，是今山东北部之渤海地区。虽然，齐人早有“北海”地域之说，但北海真正进入行政版图，成为建制还是几百年以后的事。

明代《青州府志》论及海区时称：“《汉书》谓北海，古称小海，本谓渤海。”也就是说，先有渤海之称，而后有北海之名。学人们引证渤海时，多引《山海经》“丹水南流注于渤海”，并引郭璞注：“渤海，海岸曲崎头也”。也有人注“勃，大也”，渤海，指水域广大者，或泛指大海。

渤海先是谓之海，后又借称其濒临渤海的广阔土地。和渤海一样，“北海”一词，在古代也非专属。《汉书·李广苏建传》“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苏武牧羊的“北海”，即今贝加尔湖。称其北海，一是水面巨大，二是位于中原之北。

尽管如此，但中原人在指称海区时，所用的“渤海”与“北海”，还是指山东半岛北部海区。至汉景帝时，始设北海郡，位置就在山东半岛北部，今莱州湾畔的潍坊地区。北海郡领26县，汉时已有12万户。其中，寿光县、平望县和都昌三县濒海。第二章大洋开洋，黄门译使的近岸航行“路丝”与“海丝”谁先行

中国正统史家从来都认为：中国历史不在南方蛮夷之地。但大汉海陆并进的“丝绸之路”，其实是以南蛮“海上丝绸之路”为先行，它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写入了正史。甚或，在打通“外贸”之路的意义，南蛮“海丝”还领先于陆路“丝路”。元狩四年，陆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

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等几代帝王的经营，至汉武帝，政府已有消除边患的资本，但对待风一样飘来飘去的匈奴，刘彻还是寻不到一个彻底根除边患的办法；思来想去，还是先秦远交近攻的老办法——选使西去和匈奴身后的游牧政权大月氏联盟，即使构不成夹击之势，至少也可钳制匈奴。这个算不上英明的决定，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伟大壮举——“张骞通西域”，进而被引申为开创“丝绸之路”。

这里有两个时间点要弄清：

一是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离开长安西行，没等走到大月氏，就被匈奴抓到了。张骞不仅做了俘虏，还被“和亲”，娶妻生子。后来，张骞成功逃亡，辗转找到了大月氏。但已定居西域的大月氏，无意再做行国，也不愿回师东进与匈奴为敌。张骞靠着运气逃回阔别了13年的长安。张骞的这次西域之行，一没通使，二没通商，所以，算不上开通丝绸之路。

二是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廷决定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拿着汉朝的旌节，还带着一万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游说乌孙（今新疆境内）王东返今甘肃张掖一带，以断匈奴右臂。虽然乌孙没有答应东归，却派使者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送给汉廷“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一次，既通了使，也通了货。通常人们把这第二次西域之行，算作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始。

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是“西域”一词作为行政名词的首次使用。其治所在乌垒城，即唐代诗人岑参所说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轮台，今乌鲁木齐以西360公里处。西域都护所辖地区，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当时的一个“国”，也就万人左右；龟兹人口最多，约八万余。所以，“国”之兴灭，转眼之间。

从政治地理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张骞把这片陌生大陆带进了中原政权的视野，并缓缓融入了大汉的版图（中间又长期失去实际控制）。所以，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基本是在“西域三十六国”的内贸空间里。而且，从贸易货物而言，随二次出使西域的张骞来到长安的乌孙使者，给汉廷“马数十匹，报谢”，也就是说，最初交易的不是丝绸。丝绸可能在稍晚的交易中才进入西域。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自武帝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

秦兵统一了岭南，秦始皇在三十六郡的基础上，又为中国西南部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南海及北部湾由此进入大秦的行政版图。秦后期所设“四十八郡”中，已有东海、南海的这两个是以“海”来命名的郡。这种命名在地与海的微妙转换中，透露出海洋意识在王道中的萌动。那么，秦时是否已有了海上贸易？

史书载，南越这地方确实是出好东西的去处，“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西亚或南亚的物产，如银盒、乳香、犀角、象牙等，也正好作证，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但史料中没有明确的南越国开洋的文字记载。

正史上的中国海上贸易始于汉武帝，最为明确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中国史书第一次明确记载的海外贸易，并且有汉之译使参与其中，但记录开洋时间有些杂乱：一是“自武帝以来”，即刘彻公元前141年登基后，黄支国等国“皆献见”，南海开始通商。二是汉平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零陵和象郡），从设置“日南”等郡算，南海开洋时间应是公元前111年之后。三是“平帝元始中”，即公元元年之后，“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

从《汉书·地理志》的这三个时间点看，不仅开洋时间早于张骞第二次去“西域”的公元前119年，而且与海外持续贸易至少到王莽时期。从空间而论，汉在南海之滨设置的九郡，其地理位置近海亲洋，比之西域都护所辖“西域三十六国”的商贸活动，南海开洋所到达的地方，不仅更加外国，而且更加“西方”。如，都元国（苏门答腊岛），黄支国（印度半岛东南部的建志补罗），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今皆为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首次记载中国官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启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确记录了“汉之译使”出海入市的交易资本是“赍黄金杂缯”，即带着黄金和各种丝织品出海贸易，其所开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浙江吴兴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5000年前的绢片，可见丝品的制造史有多久）。黄金是用来买东西的，丝织品是用来易货和贩卖的，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比之“陆上丝绸之路”，不仅时间领先，而且最初贸易的就是丝绸，同时，所走的路程也远，甚至到了印度。宦官开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官使官商《汉书·地理志》所言的“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讲的就是北部湾，这个大海湾面积接近13万平方公里，比渤海的面积略大。今天看它连两国抱三省通南海，古时也是中国的开海重地。北部湾大汉时基本上归合浦郡所辖，至东汉时，合浦郡尚统有合浦、徐闻、高凉、临允、珠崖五县。合浦汉墓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如汉代铜凤灯等，无不印证大汉朝廷在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汉书·地理志》的记录，不仅提供了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地点和时间，还提供了开洋人物的特殊身份。他们是汉朝廷的“译长，属黄门”和“汉之译使”。这里的“译使”、“译长”，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人员，西汉王朝的译长和译使都是国家处理外事的特殊职官，其中也包含翻译人员。那么，这种官员所属“黄门”又作何解呢？

汉代的“黄门”至少有三种说法。

一、“黄门”即宫门，秦汉时，宫门多油漆成黄色，故称黄门。

二、“黄门”是官名，是黄门侍郎、黄门郎的简称。秦代初置，即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是皇帝近侍之臣，汉代以降沿用此官职，此官职由士人充当，是尚书台的侍郎。

三、“黄门”指汉有黄门令、小黄门、中黄门等，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皆以宦官充任。皆西汉少府属官。故后世亦称宦官为“黄门”。隋唐后才改称“太监”。

开洋出国的译长、译使属于哪个黄门呢？

汉代黄门侍郎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皇帝和尚书令之间公事处理的往来传达，在国家内政职能上发挥作用，地位很重要。

另一个黄门，即黄门令、小黄门和中黄门。黄门令即侍中宦官。小黄门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主要侍奉皇帝及王族，中黄门的宦官主要是当仆从侍卫。西汉黄门宦官职能，既“侍从左右”又“关通中外”，因此，朝廷也派这一黄门的译长出使海外。所以，也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最早出海开洋的大汉使节的黄门译长、译使，为宦官。当然，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官使和官商，正式代表朝廷和国家。

顺便说一句，这些译长或译使都会什么语言呢，东南亚一带是马来语，印度东部是古泰米尔语，所以，这些通外语的官员，或许是岭南人。

汉代的海上贸易还是初级阶段，出海开洋的有官有民，以官方而论，武帝时，宦官们带着黄金与杂缯等出海，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这种官方采购基本上是为皇家内宫服务，还没有进入国家贸易层面；到了王莽辅政时期，则更偏重于“欲耀威德”，带着重金，跑到印度洋，“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在三国至晋代时才渐渐进入贸易的正轨。哪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中国人历来爱争第一。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就有了“始发港”之争。“始发港”之命名出自广东。2000年广东学者以“徐闻——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项目率先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专题研究。几年后，广西也启动了相同的项目，并于2004年召开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研讨会。在两个始发港的争论中“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丝路研究中的新方向、新课题和新命名。

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就有了“始发港”之争。欲拔贫，诣徐闻

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曾派出担任海外贸易的译使和应募者，携带黄金、丝织品，由日南（今越南中部广治省）、徐闻、合浦三个地方出航。广东的研究者据此认为：汉代的徐闻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图2.1）。

寻访徐闻汉港，我们先驱车来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灯楼角。这里有一座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灯塔。塔旁还能看到当年法国殖民者从海上到达此地留下的一段哥特式拱顶门残廊。吴凯主任说：这里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和台湾岛的鹅銮鼻并称中国陆地的“南三端”，只是灯楼角的知名度不如人家。图2.1 徐闻汉港遗址。

不过，真正的徐闻汉港不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海角上而在南山镇（原五里乡）仕尾岭。这里面朝大海有一个长满红树的海湾。1993年底，广东考古专家在五里乡发现大范围的汉代生活遗址，出土大量有文字的“万岁”瓦当，绳纹、乳钉纹理板瓦，筒瓦和陶器，以及“臣固私印”，还出土了有文字的“宜官”、“帝君百石”、“曲目”等印纹砖。专家由此推断，此处即是汉徐闻县治所在地和徐闻港遗址。在仕尾岭高崖上，那座以天然巨石雕琢成的八角形汉唐导航灯座，已被石栏保护起来（图2.2）。踏上汉堤放眼古港，港湾的渔船隐约浮现着汉代徐闻港的风采。而今，这里已建成“大汉三墩”旅游区了。

徐闻的历史地位，除了《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上贸易的记载外，另一个重要的记载在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此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理总志。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图2.2 徐闻汉港以天然巨石雕琢成的八角形导航灯座，据说是汉代文物，已被石栏保护起来。

汉武帝扩展疆域以后，开创了官营的海外贸易。朝廷经常派遣直属宫廷的黄门驿长（朝廷的宦官、翻译），率同应募的商人和船员们，带着一匹匹“与黄金同价”的丝绸，还有瓷器和珍珠，从徐闻或合浦上船，出海远航“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开朝廷主动贸易之先河。从那时起，徐闻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几年前，徐闻建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这里人们仍可以看到，两千年前海上贸易的商品，如，琥珀、玛瑙、水晶、琉璃等。

徐闻港从汉代兴起后，一直到魏晋时，都相当发达。合浦，江河汇集于海之地

自广东启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项目后，广西合浦也启动了相同的项目。2004年合浦召开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2008年，广西考古工作队在合浦发掘出汉代窑址。2010年5月，合浦在处理污水管网的工程中，发现了一片汉代建筑物柱础地基的五个直径1.5米左右的磉墩，足以推想该建筑的宏大。故推断这个地方就是汉代的合浦城。通过这个建筑遗址，专家基本上锁定了古代合浦港口的位置，又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呼之欲出。

不过，从地理上看，徐闻、合浦两地，当年皆有作为郡府的条件。

合浦，意为江河汇集于海之地，先秦属百越中的雒越。溯南流江而上，可抵玉林，转陆道越桂门关一天可抵北流江，再溯北流江而上过灵渠，进漓江入湘江，进洞庭湖进长江入沔水，可达古都长安或中原。从水路交通便利条件看是无内河的徐闻所不能比的。徐闻，地处雷州半岛的最南端，扼交趾（越南）至广信（封开）海道之咽喉，南可控儋耳珠崖二郡，是内海交通贸易的中转地，也是郡府优选之地。

但是，连徐闻县文化局的“徐闻通”吴凯主任也不得不承认，从地下出土文物看，合浦汉墓的规模与器物，远胜于徐闻。徐闻多有汉之瓦当，而合浦则有大量的汉青铜器。尤其令徐闻人“郁闷”的是徐闻县令陈褒葬于合浦，墓中还发现了“徐闻令印”。不仅如此，合浦汉墓还出土了刻有“九真府”字样的提淘壶，九真府在今天的越南境内，是不是交趾人归葬故里，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在汉代，合浦的政治地位要优于徐闻。“大海湾”，开洋第一湾

不论徐闻，还是合浦，从海区上算都属于“大海湾”，这里的“大海湾”不是个地理名词，是北部湾人提出的开海概念。北部湾是中国南海西北部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东临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广西，西临越南，南与南海相连，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海湾。

中国海岸线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个“东”字，最东端是丹东，最西端是东兴。广西东兴的中越界河北仑河入海口处，当年大清立的界碑还在，上刻“大清国钦州界”几个大字。据史料记载，1886年11月至1888年5月间，清廷代表与法使（越南当时被法国占领）会勘疆界将起界定在这里。按当时的规定，凡国界线在河中央，不能立碑，界碑只能立在本方靠近航道的陆地上——中国大陆海岸线东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入海口起，西至广西东兴市北仑河口止，全长1.8万多公里——这个碑正是大陆海岸线和陆地边界线的交汇点。十分自豪，多年来，我的沿海考察恰好，从鸭绿江入海口丹东至东兴北仑河口，近两万公里的海岸线，我基本上考察过了。大海湾的两端我自然也不会放过。离开从北仑河入海口处，我又来到徐闻县最南端滘尾角，那里也有一块刻有“分水线”的石碑，人们叫它“分水碑”，它是北部湾的东界。

史载，合浦、徐闻等县同时建立，这一点很清楚，不清楚的是合浦郡治到底设在哪里？也就是今天这两个地方的人常说的古代谁管谁的问题。“徐闻通”吴凯主任对我说，据《大清一统治》载，合浦郡治在徐闻。但我还注意到合浦学者的另一说，清代以前诸多文献都说合浦郡治在合浦。文献说法不一，郡治之争遂成了两县的一桩“公案”。

徐闻与合浦的港口及“海上丝绸之路”，自汉初兴起后，一直到魏晋时都相当发达。南北朝的几百年的战乱，使西域国家与中国的陆路丝绸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波斯人转而改走海路，从中国南方进口丝绸原料。此时，波斯人已掌握了丝绸的加工技术，他们从中国大量进口生丝和素锦，进行织染加工，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罗马。330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不满波斯从丝绸贸易中盘剥，于是，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自己进口丝绸原料，并在现今的叙利亚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丝绸加工业，以此对抗波斯的商业封锁。随着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和印度细棉平纹布进入欧洲，海上丝绸贸易渐渐退出中国货物出口的主流。

汉代之后，随着梅岭孔道的畅通，使广东与中原的联系日益频繁，三江并流八口通海的番禺（广州），一跃成为岭南重要的港口；魏晋时帆船的兴起，中国商船从番禺到琼州，而后直下南洋，使得徐闻、合浦不再是航行东南亚各国的必经之路，两个汉代大港逐步衰落，一个海上贸易的新时代在珠江口开启……南海，中国最早的海洋图景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21年，秦灭了六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但三十六郡具体是哪些郡，太史公嫌啰嗦没有详记。南北朝时刘宋的裴骃著《史记集解》，首次开列了三十六郡名单：“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列全部郡名，就是想借此说明，秦的三十六个行政区的名字中——竟然没有一个“海”字出现。

海与郡的联系，出现在秦征服岭南“百越”之后。公元前214年，秦兵统一了岭南，随即设立了南海郡，这是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第一次用“海”来命名郡。依王国维的《秦郡考》之说，大约在秦统一岭南的几年后，秦在郯郡（今连云港）东部，设立了东海郡。南海、东海成为秦朝后期四十八郡中，仅有的两个以“海”来命名的郡。

从以海名水，到以海名地。这种命名在地与海的微妙转换中，透露出海洋意识在王道中的萌动：南海郡和东海郡的设立，不仅是建两个“省级单位”的那么简单，它也是某种海疆权力的朦胧表达，可算作帝国海疆的一种原始的行政表述（至今，这两个郡名在海域的意义上还被后人使用）。所以，司马迁在煌煌《史记》中，专为岭南写了一大篇。

据太史公讲，南海郡首任地方长官任嚣，将郡治设在了蕃禺（后写作番禺），任嚣在此筑城，史称“任嚣城”。公元前206年，秦亡之际，任嚣病故。两年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国一共存在了95年，大半是赵佗任上，任嚣的蕃禺城也渐渐有了城市的模样。但是古蕃禺的位置在哪儿，是在今天的番禺，还是在今天的广州，史无确切记载，后世也说法不一。想要指郡治或国都，还要靠考古意义上的“城、宫、陵”这三个“硬指标”，才可服人。

1983年，广州人在越秀山下筹建一幢大厦时，意外发现了赵佗之孙，文王赵眜的墓葬，出土了南越王文帝行玺等一批重要文物，证明了这个政权的实际存在；1995年，广州人又在城里发现了南越宫署遗址，遗址中有宫殿、花园、水池……还有僭越礼制的“万岁”瓦当。最重要的是在水池石壁上，人们发现了一个阴刻的“蕃”字。加上多年以前，在广州西村石头岗秦墓里发现的烙刻在漆奁上的“蕃禺”二字（这是广州古名最早的一例考古实证）。人们完全可以相信，南海郡治和南越国都之蕃禺，与今的广州是同一个城。

如果说命名与敕令是行政权力的一种表达，版图的绘制则是主权的直接宣示，那么，广州城与它所处的珠江口是什么时候进入古代中国版图的呢？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地图，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面朝大海”的小窗。马王堆出土的三幅帛地图原图都没有名字，为便于后人引据，专家们根据图中所绘主要内容进行了命名。其中，与南海相关的即是那幅最为有名的《地形图》。根据墓主下葬的时间推定，此图绘制时间下限大约为公元前168年之前。《地形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图为长、宽各96厘米的正方形。图的主区描述的是，汉初长沙国桂阳郡的中部地区，相当今湖南深水（今潇水）的中上游流域。邻区描述的是，南越王赵佗割据的岭南地区。让我们把目光从《地形图》精雕细刻的主区移开，聚焦邻区，即赵佗割据的岭南地区。它包括今北江以西、桂江以东的珠江流域。邻区部分比主区画得粗略得多，既没有标明本已纳入图中的秦南海郡，也不标明南越国都城蕃禺。邻区中仅有今贺江流域标有两个字——“封中”。据广东西江的研究者考证：西江支流贺江，古称封水。“封中”指的应是封水中部。由于“封中”与长沙国有接壤关系，故受到汉朝绘图者的“点名”重视。

邻区除“封中”一名外，南越国的地盘上，仅剩下一些表现江河的笔墨。这些线条十分粗略，但还是绘出了珠江三角洲的基本面貌。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其名原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珠江下游广东段称为西江，其分支东江、北江汇入珠江入海口，后来逐渐成为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珠江与长江黄河不同，它没有统一的入海口，人们用“三江汇合，八口通海”这八个字来概括珠江的入海口的特色。

以主邻有别，详近略远，为制图原则的《地形图》，对主区上的多条江河和支流的入河口均表现准确，但邻区的几条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江河及其入海口都画得都很粗略，水道全无注记；目前可辨认出约四五条河流的汇入海湾，海岸线没有如实画成曲线而是绘成一个简约的半月形。虽然，此处没有地名标注，但从地理位置上人们仍能判断出那个“月牙”无疑就是南海郡所依偎的南海了。

关于《地形图》的海域部分，许多专家都有所忽略，没有人来确认这片海在地图史中所应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不论站在海洋文化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地图史的立场上，我都认为《地形图》上的海湾部分，是长久以来被专家们忽视的《地形图》中最可宝贵的另一个“身份”——它是我国现存地图中最早的海域描述，堪称中国海图的“祖母”。

我在湖南博物馆参观马王堆出土的帛地图时，已经完全分辨不出帛地图出土时的色彩了。所幸我们还能看到1973年底最早拿到32张断帛照片，并率先进入此项研究的谭其骧先生的记录：“该图用3种颜色绘制，位于图幅左上方的珠江口以田青色绘画，道路用淡赭色描绘，其余内容均以黑色表示。”这段宝贵记录告诉我们，它是中国最早的彩色地图，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古人对海的色彩已有所表现——“田青色”，为我们研究中国的“蓝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底色。

虽然，南海在《地形图》中，只是小而又小的一弯“月牙”。它的比例不很准确，几乎是以压缩的方式把海湾拉入到了画内；海岸线也很不准确，只是示意性的画了个半圆；海水还没有像后来宋代的海图那样画上波纹，只能绘成“一潭死水”；但它毕竟是“海”在现存地图上的第一次露脸，毕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绘有大海的中国地图。尽管，我们把海所占比率很小的《地形图》称作一份海图，有些勉强。但这一小部分确实却描绘了南海最重要的入海江河——珠江的入海口，表现出了较清晰的江海关系，并含有了海图所需要的海与海岸线的重要元素。

这张图事实上存在着五条看不见的界线，即郡界、县界、乡界、村界，还有华夷之界——海。最后这条界，也是不可逾越的。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南征军攻破蕃禺城。南越国谋反国相吕嘉，和国主赵建德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试图“流亡海外”。汉廷即派兵海上追逃，生擒了南越国最后一帝赵建德。此时，汉武帝正在外巡游，行至河东郡左邑县桐乡时（今山西境内），听到南越国被灭的消息，非常高兴，便把该地改名为“闻喜县”（山西今仍用此名）。校尉司马侯追逃有功，被汉武帝封为“海常侯”。蕃禺，也由此转向名谓“广州”的历史时期。大汉将亡之际，三国并雄，天下重组。公元226年，孙权政府重新划定东吴“天下”，建交、广二州，合浦（今广西北海）以南为交州，以北为广州。广州“州治”仍设蕃禺。从此，“广州”之名融进了这座城市，最终成为它的名字。

看不同地图上的珠江口，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如果看中国地图上的珠江口，它偏居在南疆；如果看世界地图上的珠江口，它恰处在东西洋的海上交通的中轴线上。如果，我们从南海来回望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史，就会发现南海或者说南洋，恰处在古代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带。东边通东洋，有日本和朝鲜；南面连南洋，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西边连着西洋，通过马六甲海峡直通印度、阿拉伯海……。珠江口，坐在东西海上贸易的中轴线上，开启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尝尽了大海带来的苦辣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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