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耀晨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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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荫华传承经验荟萃试读：
前言
汪荫华，女，生于1994年，江苏东台人，历任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主任中医师，东台市中医学会副理事长，东台市和盐城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江苏省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
汪荫华出身中医世家，其祖父汪子春、父亲汪小春均精于内科、妇科，在乡间素以“济贫活人”著称。她幼承庭训，耳濡目染，立志长大从医，女承父业。高中毕业，遂其所愿考取南京中医学院。在校期间，她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经典名著、临床知识。毕业后不久，又随母校周仲英、夏桂成、南通朱良春三位全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医大师深造学习，受益匪浅。家世传承、课堂传授、名师传教都为她走上中医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不凡的业绩。
汪老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50余载，潜心医道，自强不息。她以“业精于勤，荒于嬉”、“医乃仁术，无仁者之心不可为医”作为治学格言，时时激励和鞭策自己。她洁身自好，淡泊名利，谦虚谨慎，认认真真看病、清清白白做人。汪老诊务繁忙，每次坐诊，求医者众，几乎没有一天能按时下班。每逢节假日或休息，亦有登门求医者，她皆热情接待，随到随诊，常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凡求医者，不管贫民百姓抑或名流显要，她都一视同仁，精心诊治。她常说：“为医最贵爱心、诚心、良心，而忌私心、偏心、贪心。”
汪老好学博识，上至中医经典著作，旁及李东恒、叶天士、唐容川、张锡纯等历代医学名著，无不熟谙，临床处方用药，师古而不泥古，撷采众长，勤于思考，富于创新。她擅长中医内科、妇科，治学注重学以致用。善于运用“内病外治”理论治疗急证、疑难病证。其临证既宗《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又重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等近贤论述。如宗叶氏“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之说，提出脾胃不和或肝脾不和是诸多慢性疾患的重要病机，主张肝脾同治。在治疗上采用“泄肝和胃（脾）”，“泄厥阴以舒其用，和阳明以利其腑”，常用黄连、吴萸、乌梅、白芍、苏叶、白术、枳壳（实）、半夏、陈皮等药组方，以苦、辛、酸刚柔相济，寒热并用，善解肝经郁热而不伤阴。对肝经郁热而兼脾胃虚寒者，则配伍干姜、肉桂之属，用于指导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腹泻、慢性肝病、慢性咽喉炎等病证，有显著疗效。汪老擅长内病外治，常在口服中药的同时配合使用耳压、刺络、敷贴、按摩、刮痧、气功等疗法，从而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
汪老始终坚持以中医中药为主诊治疾病，同时也注重对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和掌握，用以弥补中医诊疗手段的不足。她认为：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决不是以西代中，而是为我所用，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加速中医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汪老从医近50载，临床验案甚多，为使其发扬光大，不致凐没无闻，现对部分医案论著及学生传承心悟加以整理、汇编成册。虽力求做到完美，然限于编者的水平有限，疏漏谬误难免，敬祈批评指正。
为汪荫华、封泰来夫妇将多年经验的无私奉献，为江苏省中医药局、盐城市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及缪春润、唐爱琴、吴晓华、刘洋、潘存生、方苏等医师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雷耀晨2014年11月28日第一章临证精萃一、《血证论》气水相关理论初析
在生理状态下，气指构成人体的精微物质和脏腑组织的机能活动。水即津液，是体内正常水液及其代谢产物的总称，包括唾液、胃液、肠液，以及泪、涕、汗、尿液等。气之与水，总由水谷精微所化，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气属阳，水属阴，气可化水，水能藏气，互为依存，相互维系。清·唐容川云：“气与水本属一家”，“气为水之阳，水即气之阴”。他在所著《血证论》一书中，对中医学气水相关理论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于临床很有指导意义，兹简要整理分析如下。
1．气即化水，病气即病水，治气即是治水
唐容川曰：“水化于气”，“水即气也，气化则为水”。人体正常水液来源于脾胃之气的化生，故气旺水充，诚如《素问·六节脏象论》云：“气和而生，津液相成。”张景岳所谓“水因气生，气为水母”，亦殆即此义也。
此外，水液的输布和排泄亦需仰赖气之升降运动，夫气化而后水行。如云：“人身饮食之水，由口入，由膀胱出，肺气布散之，脾气渗利之，肾气蒸化之”，“人身津液之水，生于肾中，寄居胞室，随气而上，布于肺经，是为津液”。又曰：“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清气升而津液四布，浊气降而水道下行”。唐氏认为，太阳膀胱之气挟水阴行于外，达于皮毛则为汗；太阳膀胱之气载水阴行于上，达于肺经而为津液，是“气行水亦行”，“气之所至，水亦无不至焉”。元气充足，运化正常，则水道通达，内外有体，皆赖水养，反之，则可导致水液的病理变化，即所谓“病气即病水”也。
气病及水，其临床表现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气虚水亏。由于元气不足，气不化水，则水阴生成不足。唐氏曰：“盖气即是水，气不足故水少而干。”在治疗上，他提出补气以生水，推崇“人参补气，以其生于北方，水中之阳，甘寒滋润，大生津液……内具阳性，为生气化水之良品”。此外，尚有“元阳脱泄，故其水阴之气随而奔溢，散涣不收”者，即“唯其气泄是以水泄”也，又当用人参补气之，附子补水之阳，益气回阳以固脱。二是气虚水滞。由于元气不足，运化无力，常致水行涩滞，甚则水液停留。《灵枢·百病始生篇》曰：“温气不行……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渐成矣。”唐氏云：“肾中阳气不化者，则停留为饮，为咳，为肿，为淋闭。”由于水得阳则化，故治以温药振奋阳气，脾气旺化水，则水邪不待散而自散也。三是气滞水停。由于各种原因使脏腑气机郁滞，气不行水，以致水湿潴留，所谓“气壅即水壅”也。治当行气以利水，使气行水行，水道自然通利，此即“调气即是治水”也。例如，肺为水之上源，肺主一身之气，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是以肺气行则水行。若肺气壅塞，失于宣肃，则津液不流，气不得下，而气化不达于州都，是以小便不利，前人所谓“上窍不通，下窍不泄”也。唐氏曰：“导水需于上源，调水以肺为主，是治肺乃清水之源，即是调气之本也。”此时通过疏理肺气，使肺气得展，气化于下，则三焦通利，水液自然下输膀胱而去。此前人所谓“开上启下”“提壶揭盖”之意也。
历代名医治水，十分重视治气。如张景岳曰：“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吴鞠通云：“盖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气。”张仲景则将各种水肿病统称之“水气”，列专篇加以论述。如对于阳虚水停之“气分”证，最早提出治水先治气，曰：“大气一转，其气（指水气）乃散。”所制越婢汤、防己黄芪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金匮肾气丸等方剂，皆为调气治水之祖方。
2．水即化气，病水即病气，治水即是治气
唐容川曰：“夫人身之气，乃水所化，气即水也。”“水者，气之母也。”他着重阐述了“气生于肾水”的气化过程，曰：“肾者，水脏。水中含阳，化生元气。”“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蒸其水使化为气。”又指出：“人之真气，生于肾中，全赖水阴含之……又赖水津以濡之”，是以“水阴足则气足”，气乃濡润、潜藏而静秘矣，即“水足阳秘”也。除此，水液的输布，亦有助于气之运化，即“水行则气行”也。总之，水阴充足，则气之生化有源，运行正常。反之，亦可使气产生病理变化，乃所谓“病水即病气”也。
概言之，水病及气，主要亦有下列三种表现。一是水亏则气少而燥。乃由水阴不足，气之生化乏源或气失濡养所致。例如，“津液充足而肺金濡润，肺主气，其叶下垂以纳气”，“设水阴不足，津液枯竭，上则痿咳”，乃“肺阴不足，是以气燥而咳”也。在治疗上，唐氏指出：“凡此之证，皆以生水为治法，故清燥救肺汤生津以补肺气。”二是水虚气热。因为水阴不足，无以含阳，则阳气亢烈，所谓“水虚者……水津不足则气热”也。治当补水涵气，俾“阴足阳秘而生气不泄矣”，如“大补阴丸补水以济火，或清燥救肺汤从肺胃以生水津，水足以濡血，则阳气不亢，燥热自除”。除此，又有水液丧失过多，气失依附，气随液脱者，正如《素问·举痛论》云：“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唐氏亦云：“大汗亡阳……元气脱散。”此时非大剂参附不能回阳固脱。三是水停气阻。唐氏曰：“若水质一停，则气便阻滞”，“水止则气止”。即水液的停蓄，亦能阻碍气之流动而产生病变，如“设水停不化，外则太阳之气不达而汗不得出，内则津液不生，痰饮变动”。故仲景对于水液停蓄，气不布津之“消渴”证，治以五苓散意在利水化气，冀水邪去而气升水布，“消渴”自止矣。又如“水凝则为痰，水泛则为饮，痰饮留滞则气阻而为喘咳……痰饮去而气自顺矣”。此皆所谓“治水即是治气也”。此外，水停气阻，久之亦会导致气虚，故唐氏认为祛水邪亦即所以补气也，如云：“六君子汤和脾利水以调水，真武汤扶脾镇水以生气，十枣陷胸等汤攻脾夺水以通气，此去水邪以补气之法也。”
唐氏还认为：“气分不可留水邪，气分亦不可无水津。”指出：“无形之水阴生于下而济于上，所以奉养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滋；有形之水质入于口而化于下，所以传导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泻。”阐明了“治水之邪”与“滋水之阴”之辩证关系：“水邪不去则水阴亦不能生”，而“水阴不滋，则水邪亦不能去”。唐氏亟赞六味地黄汤，既用地、萸以滋水阴，又用苓、泽以行水饮，即“补肾之阴而兼退热利水，退热则阴益生，利水则阴益畅，益膀胱化气，有形之水气下泄，则无形之水阴如露上腾而四布矣”，故“茯苓、泽泻化气利水，以泻为补，虽非生水之正药，而实滋水之要药”也。
综上所述，唐容川在其代表作《血证论》中，在总结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揭示了“气水一体”的本质。在生理上气水互为化生，相互制约；在病理上气水交相为患，互为因果；在治疗上则调气理水，必当兼顾。（封泰来 汪荫华）二、水血相关初探
水和血是构成人体的基础物质，也是脏腑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它们相互依存，密切相关，是中医学阐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之一。兹试就水血在生理病理和临床应用上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1．水血在生理病理上的关系
在生理状态下，水包括人体一切正常的体液及其代谢产物，如唾液、胃液、肠液，以及泪、涕、汗、尿液等，统之亦称为津液。血是指流行于脉管中的红色液体。它们同属于阴液，均为饮食水谷精气所化。《灵枢·决气篇》云：“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难经·二十二难》云：“血主濡之。”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必须得到水血的充分营养、滋润，才能发挥其正常的生理作用。
水和血同源异名，功能密切相关。唐容川《血证论》谓：“水与血相为倚伏”，“互相维系”。这首先表现为水能生血。《灵枢·邪客篇》云：“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灵枢·痈疽篇》云：“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说明津液是血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津液流行于脉内则为血，津充则血足。如果津伤液脱，则可导致津枯血燥，即所谓“水不足以濡血则血燥”（《血证论·胎气》）。另一方面，血也能生水。《血证论·吐脓篇》谓：“血得气之变蒸，亦化而为水”，指出生理状态时，一部分血液经过脏腑的气化作用，渗出脉外，遍布于组织间隙之中而成为津液。血足则津亦足。如果出血过多，则可影响到津液，表现为耗血伤津，即所谓“血不足以济水则气热”（《血证论·胎气》）。
在病理状态下，水血之间的关系，正如《血证论·汗血篇》所云：“水病而不离乎血”，“血病而不离乎水”。即一旦脏腑功能失常，可影响津血的运行输布，产生痰饮、水湿、瘀血等病变。临床所见，此种水血病变，既是人体的病理产物，又往往互为因果，相互转化，交互为患，成为致病的继发因素。汉·张仲景对此早有阐发，他在《金匮·水气篇》中云：“女子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脉经》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唐容川进而谓：“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血证论·瘀血》）。又云：“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气属阳，水与血属阴，水血的运行全赖气之推动。气行则水血亦行，气滞则血瘀而水亦停，故气之功能正常与否在病机中占重要地位。在肺脾肾诸脏气机失调的情况下，水湿内停，气机不畅，可以形成血液瘀滞；而瘀血内阻，又可促使气机阻滞，加重水湿潴留。因此，水停则血瘀，血瘀则水停，互为因果，缠绵不已，是一些慢性疾病迁延难愈的重要因素。
于上可知，水与血在生理和病理上的内在联系，亦与气密切相关。气、血、水三者相互为用、相互转化、交互为病。
2．水血相关理论的临床意义
唐容川谓：“血与水本不相离……治水即以治血，治血即以治水”（《血证论·汗血》）。水血兼治的逐水行瘀法，首创于张仲景，如《金匮·妇人杂病篇》说：“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后生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在《伤寒论》中并对“蓄水”和“蓄血”的证候和治疗作了专条论述。近人有认为，所谓蓄血为狂的核桃承气汤证，其病在膀胱，既有蓄血存在，又有蓄水存在，因此核桃承气汤是治疗膀胱蓄血和蓄水的有效方剂，对于蓄血兼有蓄水证，如能与五苓散同用，则可以大大提高疗效。
有关水血同治的临床应用，兹择数例如下，并简述其机理。（1）急慢性肾炎水肿期：中医认为，此种水肿往往是水停则气滞，气滞则血瘀，故水肿日久，久病入络，势必使三焦络脉瘀阻，气血运行不畅，进而促使水湿内停，水肿益甚。而现代医学认为，慢性肾炎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在肾小球基底膜增厚，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肾小管萎缩。但也有人证实，肾炎和肾病的病变，不仅局限于肾组织本身，还可见于外周微循环，是全身微循环障碍性疾病。这些病理变化与中医水血互结的病机颇为相似。其病机可概括为：气（阳）虚⇌水气内停⇌肾络瘀阻。其临床表现为水肿、尿蛋白长期不退，舌有紫气、瘀斑，女子或有月经不调等。因为血瘀既是水肿之果，也是病水之因，所以水血并治，疏通三焦气血，可使水湿得以运化，消除水肿的疗效大大提高。不少临床报道均证实了这一点。如邹云翔教授善于重用红花（由15g渐增至30g），治疗晚期尿毒症引起的水肿。又如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的益肾汤，经实验证明，具有扩张肾脏血管、提高肾脏血流量和增强肾小管排泄的功能，对于慢性肾炎水肿、蛋白尿，尤其有瘀血表现着，疗效较好。笔者在临床上治疗慢性肾炎，以水血同治为法，对于消除水肿，恢复肾功能，亦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2）慢性肺心病表现为痰饮的证候：此证初期，可由于反复感受外邪，肺气郁，痰浊壅盛，而咳嗽、痰喘不已；日久不愈，损伤肺肾之气，进而影响及心。因肺主气，心主血脉，肺气贯心而朝百脉，心肺之气虚弱，则血运无力，久之心脉瘀阻，导致肺心病。其晚期可致心脾肾阳气俱虚，既不能温运血脉，又不能温化水湿，形成血瘀痹阻，水气内停的肺心功能严重不全之证。
临床所见心肺功能严重不全的患者，可出现面色灰暗、颈脉动甚、唇甲紫绀、胁下癥积，舌质紫暗、舌下有瘀筋、瘀斑等血瘀体征，以及心悸、喘促、肿胀、尿少等痰水内停的症状。现代通过肺血流图、甲皱循环、血液流变学等方面的观察和测定，证实肺心病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微循环障碍。《血证论·咳嗽篇》认为，对于此类证候，治痰必须兼顾治水、治血，指出：“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祛瘀血，则痰水自消。”这是颇合临床实际的。究其机理，殆因活血化瘀可以增进肺泡毛细血管网的气体弥散，改善血循环和肺的排泄功能，使痰液易于咯出，病情得以缓解。所谓“痰随瘀消”者，道理在此。笔者在临证中，根据肺心患者的血瘀程度，酌情选用丹参、郁金、赤芍、桃仁、红花、地龙、虎杖等活血之品，每可提高疗效。（3）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肝硬化腹水：亦主要表现为气、血、水三者在病理上的相互转化。尤其是臌胀阶段，由于气、血、水互结，既可有腹部膨隆、状如蛙腹、按之如囊裹水的水气内停之征，又可有胁下癥积、腹壁青筋暴露、面颈赤丝血缕、舌质暗紫等肝脾血瘀之象。其病机特点为本虚标实。关于其治疗，《医碥·肿胀篇》指出：“气、血、水三者，病常相因，有先病气滞而后血结者……有先病血结而水随蓄者，须求其本而治之。”如气臌则以利气为主，兼以活血行水；水臌应以逐水为主，兼以理气活血；血臌又以化瘀为主，兼以行气利水。而三者孰重孰轻，是临证辨证施治的根据。
邹良材老中医治疗晚期肝硬化腹水而兼阴虚者，善用自定的兰豆枫楮汤，方中用泽兰、黑料豆、路路通活血利水，楮实子滋肾补阴。若属脾虚气滞者，除治以健脾利水外，或以大戟粉、甘遂粉逐水，或以沉香粉、琥珀粉利气祛瘀，且用红枣煎汤送服，以标本兼顾。邹老立方的着眼点，亦主要针对气、血、水为治。验之临床，确有较好的疗效。（4）经闭而见水肿：“血不利则为水。”血涩不通，三焦气化通路受阻，则水湿停聚而产生水肿。其治应以活血化瘀配合渗利之剂，方如《金匮》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合五皮饮等。
尾语：水血相关是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于临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掌握它们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相互关系，对于探求某些疾病的本质，指导辨证治疗，是很有意义的。笔者于此撷其一鳞半爪，略陈管见，意在引起中医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重视和研究。（封泰来 汪荫华）三、谈血虚、血瘀、出血的相互关系
血的病变颇多，主要有血虚、血瘀、出血三大证候表现。血虚由生血不足或失血过多形成；血瘀因血行不畅或局部血液瘀阻所致；出血指血不循经，溢出脉外，亦称失血、血证。血虚、血瘀、出血在病机上往往互相影响，密切相关，掌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于临床很有实际意义。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其相互关系作一探讨。
1．血虚与血瘀
由于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则血行，血虚则气弱，故血虚之体，脉道不充，血气不旺，血行迂缓，易于凝聚成瘀，犹如河道，水浅则流滞，水枯则瘀塞。正如《灵枢·天年篇》曰：“血气虚，脉不通。”张景岳云：“血盈则经脉自至，血既枯竭而经闭不行。”（《景岳全书·经脉篇》）《临证指南医案》亦有“血虚络涩”“营虚成痹”之记载。此外，瘀血阻滞脉道，血行不畅，脏腑经络无以营养，也必然影响新血生成，久而产生血虚。如《素问·举痛论》曰：“脉泣则血虚。”唐荣川阐述道：“吐衄，便漏，其血无不离经。凡系离经之血，与营养周身之血，已睽绝而无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反而阻新血之化机。”（《血证论·瘀血》）指出：“盖瘀血去则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间初无间隔。”（《血证论·男女异同论》）进而从扶正与祛邪的角度，论述了补血与活血的辩证关系，谓：“克敌者存乎将，祛邪者赖乎正，不补血而祛瘀，瘀又能尽去哉”？“不独补法是顾虚，即止血消瘀，用攻治法，亦恐其久而致虚，故亟攻之，使邪速去，以免致虚耳”（《血证论·吐血》）。这种关系，已被现代医学证实：出血过多血球压积伴血球比黏度明显下降，这就是“血虚”表现，同时也可造成血液循环障碍，供血不足，即所谓“血虚而血瘀”。
关于血虚血瘀证的治疗法则，不少医家作过精辟的论述。张景岳谓：“血有虚而滞者，宜补之活之”（《景岳全书·杂证谟·血证》），俾气血旺盛，百脉充盈，瘀血自能化散，亦即所谓“新血日生，瘀血无处可留，迫之不得不去”（《血证论·吐血》）。否则，“血既枯而复通之，则枯者愈枯，其与榨干汁者何异”（《景岳全书·经脉篇》）女科傅山亦认为：“新血不生，旧血不散，补血以生新血，正活血以逐旧血也。”（《傅青主女科·正产篇》）“若不补血而反败血，虽瘀血可消，毕竟耗损难免，不若于补血之中以行逐瘀之法，则气血不耗而瘀亦尽消矣”（《傅青主女科·产后》）。概言之，“逐瘀于补血之中，消块于生血之内”，是本证的治疗大法。如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补阳还五汤疗“半身不遂”，皆从其意。这充分说明了补血生新可以消瘀的理论机制和实际意义。
可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祛瘀足以生新，亦是临床必须重视的一个方面。因此，唐氏提醒后学，凡“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补血，何异治疮者不化腐而求生肌”（《血证论·男女异同论》）指出：“血证属虚劳门，固宜滋补，第恐瘀邪未清，骤用补法，则实以留邪为患，而正气反不受益”，“如木之有蛀，不急去之，非木死，其蛀不止也”（《血证论·吐血》）。汪讱庵针对产妇的特点，提出：“血块凝滞作祸，不可泥于产后大补气血，放胆下之……推陈致新亦是补法，只因产后大补气血一候，致积血而殒者多矣。”（《医方集解》）仲景大黄蜇虫丸以祛瘀为主，寓补于消，其道理殆亦在“去祛正为生新计也”。
当然，在运用补血和活血法则时，必须根据病情，权衡利弊，或寓消于补，或寓补于消，或先消后补，或先补后消，有的放矢，方可奏效。
2．出血与血瘀
出血之证，血溢脉外，蓄积体内，形成瘀血。而瘀阻经络，新血不能循其常道，又可导致或加重出血。唐容川云：“经遂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走而吐溢矣。”（《血证论·吐血》）所谓“瘀血不去，新血不守”、“瘀血不去，新血妄行”，犹如河道瘀塞，水流受阻而泛溢。
出血者固宜止血，然由于离经之血易于壅阻脉道，故之亦不可忽视祛瘀。历代医家颇注重祛瘀以止血。张仲景曰：“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为癥痼害……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篇》）并首创化瘀止血法。缪仲淳治血三诀，首曰“宜行血不宜止血”（《先醒斋广笔记》）。张石顽指出：“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认为“血溢血泻诸蓄妄证，其始也，宜以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张氏医通·诸血门》）唐容川集前人经验，列“消瘀”为治血四法之一，认为“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故凡吐衄，无论清凝鲜黑总以去瘀为先”（《血证论·瘀血》）。盖血行脉中，周流不息，无处不到，即所谓“平人之血，畅行脉络，充达肌肤，流通无滞，是谓循经，谓循其经常之道也”（《血证论·吐血》）；而“一有瘀蓄，即如江河回薄之处，秽莝丛积，水道日隘，横流旁溢，自所不免，必顺其性因其势而疏导之”（《医门法律》）。故治疗血证，宜通不宜涩，止血只是权宜之计，而“行血则血循经络”，不用止血药而其血自止。
然而对于血证，既不能见血止血，也并非唯瘀是治，当据病情，灵活掌握。一般出血初期，或出血暴作，当以止血为先，唐容川云：“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唯以止血为第一要法。”又曰：“血初吐时，尚未停蓄，何处有瘀？若先逐瘀，必将经脉中已动之血，尽被消逐，则血愈枯而病愈甚。”（《血证论·吐血》）由此可知，必待血止之后，其离经之血蓄积为瘀，始可以消瘀为法。如现代医学的出血性中风（包括脑溢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其急性期多表现为火升血溢，上冲于脑，所谓“血无火不升”，急当降火止血，使“血还其道，不致奔脱”，此时若强调活血，势必加重出血，危象丛生。待至恢复期，火平血止，表现为气（血）虚血瘀时，方可着眼祛瘀，兼顾风痰痹阻等兼夹证并而治之。对于慢性出血，虚实挟杂者，应根据出血病因，止消兼施。如慢性上消化道出血，往往表现为气虚挟瘀之象，应以补气摄血、化瘀通络为治。若出血不止，诸药无效，审系瘀血不行而血不止者，又当治以活血化瘀为主。
这里需要注意的，止血药性多寒凉，血遇寒则凝，故其本身每有留瘀之弊，常须配伍活血药运用，以相反相成。张锡纯指出：“吐衄之证，忌重用凉药及药炭强止其血，因吐衄之时，血不归经，遽止以凉药及药炭，则经络瘀塞，血止之后，转成血痹虚劳之证。”（《医学衷中参西录》）叶天士亦谓热病用凉药，需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对温病邪入营血，提出“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虚凉血散血”的治则；一个“散”字，意在止血而莫忘活血。参三七、云南白药、大黄、茜草、蒲黄、花蕊石等药，具有止血和祛瘀两方面的作用，于血证最为合宜。
3．出血与血虚
出血患者由于血不循经，渗留外溢，极易耗伤气血，以至血虚。而血虚气弱，血失统摄，或血虚生热，迫血妄行，又可引起出血。
在治疗上，止血与补血也是相辅相成的。所谓止血，主要止其经脉中尚未溢出之血。唐容川云：“盖大吐之时，经脉之血，辐辏而至……独动于经脉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则不可复返矣；唯急止之，使犹可复还经脉，仍循故道，复返而为冲和之血。”（《血证论·吐血》）此时“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故止血实寓补血之意。对于慢性出血，气血亏耗，则当补气（血）以滋化源，摄血以归经。若出血过多，气血两脱，所谓“营血暴竭，卫气无依”者，尤需峻补其气（血），使气返血生，或可挽救，否则徒止无效，或血虽止而人亦亡。所以补气（血）一法，在血证治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要而言，出血当先止血，补血乃为收功之法；但对某些失血证，常需止、补并用，临床必须灵活掌握。如前所述，止血和补血每有留瘀之弊，又应与活血法酌情配合应用。
综上所述，血虚、血瘀、出血在病机上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在治疗上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
临床所见的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以下简称“再障”）、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急慢性白血病等血液系统疾病，其发病过程，都贯穿了三者的演变和转化。医者掌握其内在联系，分辨标本主次，对临床辨证治疗和提高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报导，“再障”病人用补血、止血等法，久治无效，而根据“祛瘀生新”的理论，加用活血化瘀药后，证情完全缓解。现代医学证实，“再障”是由多能干细胞的衰竭及骨髓循环的破坏所致，活血化瘀有改善微循环、扫除病损处代谢障碍的作用，因而有利于多能干细胞的发育、增殖、分化、成熟和释放，有利于病情的恢复。究其治疗机制，按中医之说，即“祛瘀生新”之意。
现代医学所说的感染性休克的微循环障碍以及弥漫血管内凝血过程，是在病原微生物作用下，血液中凝血酶增加，引起毛细血管、小静、动脉内广泛的纤维蛋白原沉积和血小板凝聚，形成弥漫性血栓，发生广泛性出血。这与中医学血瘀↔出血↔气血两脱证的发病机制颇相一致。所谓温热毒邪内侵营血，煎熬成瘀，瘀阻脉络，迫血妄行，引起“大衄”，气血耗损，终至正不胜邪，气（阳）、血（阴）两脱，与感染性微循环障碍若合符节。关于治疗，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党参、附子、干姜、白术、甘草、桃仁、红花），由益气温阳与活血化瘀药组成，谓“见真胆雄能夺命”，是很有道理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以血府逐瘀汤为主，治疗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认为该方可以提高网状内皮系统活力，阻断血中被激活的凝血物质形成，从而使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进程终止或减轻，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汪荫华）四、叶天士治疗痛证经验括要
叶天士治疗痛证的经验，散见于《临证指南医案》的胃脘痛、胁痛、心痛、腹痛、头痛、肩臂背痛、腰腿痛、诸痛及胸痹、积聚、郁、痹等门中。笔者研读其书多年，并验之于临床，兹更加探析，括其大要，以为参考，似不无小补。
1．肺主一身之气，治痛重视治肺
叶氏治疗痛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治肺。盖取肺朝百脉，主宣发和肃降之意，起到通调一身之气的作用。肺气宣降正常有助于气血运行循其常道，而达到通则不痛之目的。叶氏从古人“左升属肝，右降属肺”悟出：“肺气从右而降，肝气由左而升。肺病主降日迟，肝横司升日速”，需赖“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故对于“木火上升，肺不肃降”，或“肝胆郁热”所致胁肋和胃脘疼痛，每肝病治肺或肝肺同治，可使气机升降有序。如朱姓情怀抑郁，五志热蒸，痰聚阻气，脘胁痹痛，连及背部，及“上焦清阳欲结，治肺以展气化”，用鲜枇杷叶、杏仁、瓜蒌皮、郁金、半夏、茯苓、姜汁、竹沥“开肺气以制木”。又如唐某“气火上郁，脘中窒，呕涎”，用杏仁、瓜蒌皮、半夏曲、竹茹、香豉、山栀、郁金“清金开气制木”，以“开通壅结”。使肺气宣肃，肝气得舒，气火得降，而脘痹自通也。若“嗔怒而动及肝阳，血随气逆”之吐血，则用苏子、降香、郁金、川贝，配以桑叶、丹皮之类肃肺平肝。用桑叶、丹皮者，叶氏谓“桑叶轻清，清泄少阳之气热；丹皮苦辛，清泄肝胆之气热”。又若肝逆失血后“络脉失和”或“络伤气窒”胸胁痛，乃用苏子、郁金、枇杷叶、瓜蒌皮、杏仁、降香，配以桃仁、白芍之类，“清金制木，佐以柔肝入络”。
叶氏认为“上焦闭则下焦不出”，“肺气不宣，阳明少降”。对于肠痹腹痛，治以“宣肺以通肠”“开肺气以宣通”，使“肺气化则便通”。又对于湿热阻滞下焦，小溲淋痛，每“开肺气佐淡渗通膀胱”，是所谓“启上闸开支河，导水势下行之理也”，俾“肺金清肃之气下降，膀胱之气化通调，自无湿火湿热暑湿诸证”。华蚰云曰：“肺与大肠相表里，又与膀胱通气化，故二便之通闭，肺实有关系焉。”华玉堂亦指出：“此腑病治脏，下病治上之法，先生但开降上焦肺气，上焦开泄，下窍自通矣。”诸如此类痛证，叶氏皆以治肺为主，致力于宣降肺气而获效。其习用之宣降肺气药如杏仁、枇杷叶、桔梗、紫苑、瓜蒌皮、苏子、贝母之类，皆以轻清平淡取胜。华蚰云指出：此“总皆立乎轻浮，不用重浊气味，是所谓微辛以开之，微苦以降之，适有合乎轻清娇脏之治也”。
2．邪之阴阳兼挟，投以苦辛通降
苦辛通降法又称“辛通苦降”“苦寒辛通”“苦辛开泄”等。叶氏宗仲景半夏泻心汤意，以苦味药与辛味药合用，取“辛以通之，苦以降之”“辛通能开气宣浊，苦降能驱热除湿”，具有调和阴阳寒热、开降气机、通痹止痛之功效。适用于肝胆热郁气滞，或胃肠湿热蕴结，寒热兼挟，升降机能失调之胁、脘、腹痛等证。本法苦以黄连为主，常佐黄芩，辛取干姜（或生姜）、吴萸、厚朴等。叶氏善于随证灵活运用，配伍精当，同中见异。如治“湿热内阻，下痢腹痛”，以“苦辛寒为治”，常用黄连（或佐黄芩）、厚朴相合（即王氏连朴饮），取连之苦寒泄热化浊，朴之辛温通腑，俾热清湿化，胃肠机能复常而痢止痛愈。“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对于“湿热阻滞中脘”或“酒湿郁伤，脘中食阻为痛”，以黄连与干姜（或生姜）为伍，取连之苦泄热燥湿，姜之辛通阳化浊。如此清而兼温，泄中有开，以恢复中焦脾胃升降机能见长。“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对于肝郁化火，气机逆乱，“肝病及胃”之脘胁痛，每“胃病治肝”，或“治胃必佐泄肝”，“泄厥阴以舒其用，和阳明以利其腑”，乃以黄连（或佐黄芩、川楝子等）配吴萸（即丹溪左金丸），黄连苦以泄肝降逆，少佐吴萸辛通开郁，是以泄中有开，通而能降，“清火而泄郁”，善解肝经郁聚之热。此乃“肝病及胃，当苦辛泄降”，以“苦降其逆，辛通其痹”也。此外，苦能泄热，辛能散郁，酸能敛阴，若苦辛酸“刚柔寒热兼用”，泄热散郁而不伤阴。其于“邪伤津液者，用苦辛开泄而必资酸味以助之”。酸味药常用白芍、乌梅、木瓜之类，既能敛肝阴，又能养“胃汁”，兼和温药之刚愎。正如邵新甫曰：“以上诸法皆先生临证权衡之治，非具慧心，手眼能如是乎”？诚为“后学之津梁”也。
3．浊阴痹阻胸膈，治以辛滑通阳
叶氏认为，“气辛则通，体滑则降”，对于“阳虚不运，久而成痹”之胸痹、脘痹作痛，每用味辛体滑之品相伍，以“通阳化浊”。如治王某“胸前附骨板痛，甚至呼吸不通，必挺背稍缓，病来迅速，莫晓其因”，诊为“气阻痰凝聚膈”“清阳失展”之胸痹，治以“辛滑温通”，以“薤白、川桂枝尖、半夏、生姜，加白酒一杯”同煎。又如高某，“素多郁怒，阳气窒痹，浊饮凝沍，汤饮下咽，汪出酸水，胃脘痹痛，已经三载，渐延噎膈。先与通阳彻饮，俾阳气得宜，庶可向安”。药用半夏、枳实皮、桂枝木、茯苓、淡干姜。
本法即仲景瓜蒌薤白半夏汤意。叶氏释云：“古有薤露之歌，谓薤最滑，露不能留，其气辛则通，其体滑则降，仲景用以主胸痹不舒之痛；瓜蒌苦润豁痰，陷胸汤以之开结；半夏自阳以和阴；茯苓淡渗，桂枝辛甘轻扬，载之不急下走，以攻病所；姜汁生用，能通胸中痰沫。”综合方意，“以辛润苦滑通胸中之阳，开涤浊涎结聚”。此法原治胸脘气分痹痛，然对于“痛久入血络，胸痹引痛”者，叶氏更加桃仁、当归之类活血通络药，其效更捷。
4．久痛入络入血，善用辛润通络
辛润通络法，亦称“辛柔通血”“辛通润血”，系叶氏根据《金匮要略》旋复花汤立意化载而来，并首先提出该法之名。正如叶氏自曰：“久痛在络……遍阅医药，未尝说及。”华玉堂亦曰：“其独得之奇，尤在乎治络一法。”叶氏认为，“经主气，络主血”，“初病在经，久痛入络”。对久病入络之痛证，辄以味辛体润且具活血化瘀之品相合，即以旋复花汤加当归尾、桃仁、柏子仁等组方。盖旋复花汤以旋复花咸温下气通络；新绛辛温活血化瘀；葱白辛温体滑，通阳散结而助活血；当归尾辛温体润，活血通络；桃仁苦平，多脂滑利，润燥通络；柏子仁辛甘，体润有脂，润燥养营。诸药相伍，共奏“辛润通络”之功，主治“肝络凝瘀”“血瘀痹阻”“血络郁痹”“久痛入络”之胁肋痛、脘痛，“劳伤血滞”“脾气厥”之心痛，以及“痛久入血络”胸痹、“阴邪聚络”症积和“血络瘀痹”发黄之疼痛。如治沈某“初起形寒寒热，渐见胁肋脘痛，进食痛加，大便燥结，久病已入血络，兼之神怯气损”，药用旋复花、新绛、青葱管、桃仁、归须、柏子仁辛润通络以止痛。“肝为刚脏，必柔以剂之”“辛香刚燥决不可用”“须防助火动血”。若病久阳伤，则加鹿角霜、肉桂、淡苁蓉等“辛香温柔”之品，亦“勿投燥热劫阴”。华玉堂曰：“若撮其大旨，则补泻寒温，唯用辛润宣通，不用酸寒敛涩以留邪。”华蚰云亦曰：“初伤气分，久延血分……用药大旨，每以苦辛凉润宣通，不投燥热敛涩呆补，此其治疗之大法也。”本法构思灵巧，为剂之品“体阴用阳”。叶氏认为，一则痛证“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由阳入阴”，“所以为阴也，可容不移之阴邪者，自必无阳分之气以旋运之，必有阴静之血以倚伏之，所以必借体阴用阳之品方能入阴出阳，以施其辛散温通之力也”。再则“凡久恙必入络，络主血，药不宜刚；病属内伤，勿事腻补”，故用此法又无“邪去正伤”“遗邪留患”之弊，即所谓“用苦泄热而不损胃，用辛理气而不破气，用滑润濡燥涩而不滋腻气机，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长”。此皆道出叶氏辛润通络法之真谛，可谓仿古法、祖古方而运以匠心，乃发前人之所未发也。对于癥积、疟母、顽痹及“气血瘀痹”头痛、胃痛等沉疴宿痼，“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者，气可宣通”，即“借虫蚁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结”。此法多以蜣螂虫、蛰虫、地龙、蜂房、穿山甲、鳖甲等血肉有情之“搜剔动药”，与当归尾、川芎、桃仁、郁金、麝香等活血化瘀药相配伍，具有“搜邪入络，动药劫截”之功效。但“病久入络，气血兼有，缓图为宜”“缓通以祛瘀生新为治，无取沉降急攻”。故叶氏多以上药加减配方，制末为丸或熬膏。如治“形坚似梗”之癥积，以“大酒曲二两加水稀糊丸”；治“数十年之久”之周痹，以“无灰酒煮黑大豆汁泛丸”；治“络瘀痹窒”之脘痛，用“老韭菜根白捣汁泛丸”；治“气血胶结成形”之疟母，则熬膏服用。丸者，缓也，即峻药缓服，缓通经络，乃祛瘀而不伤正也。又所谓祛瘀生新者，古人认为瘀血不祛，新血不生，通过祛瘀而补正，即以通为补也。叶氏治疗疟、癥积，十分推崇仲景鳖甲煎丸，认为“方中大意，取用虫蚁有四意：飞者升，走者降，灵通迅速，追拔沉混气血之邪”，以之“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治验千百，历有明显”。其用法一般“朝十粒，午十粒，黄昏十粒，开水送服”。“服十二日干支一周，倘未全功，当以升其八脉之气，由至阴返于阳经，无有不告安之理。”言之凿凿，足见叶氏运用虫蚁通络法之自有把握也。
5．久痛正虚络痹，当需寓通于补
叶氏认为，久痛“大凡络虚，通补最宜”“凡气馁不能充运，血衰不能滋荣，治当补养气血，而兼寓通于补”。故对“营伤气阻则通者，于益营之中佐通泄其气”，对“血虚络涩”“营虚成痹”者，则“养营以通络”，于“补气血之中必佐以宣行通络之治”。如龚某患疝瘕，“痛时少腹胀满，瘕聚有形”，药用人参、当归补气血，肉桂、吴萸、小茴、青葱管温通气机。又如孙某久患气虚痹证，“身半以上痹痛，气短，脉右大”，用人参、黄芪、归身、熟于术、白芍大补气血，桂枝、羌活祛风化湿通络，甘草缓急止痛。其他“有经脉受伤，阳气不为扶持而为痹者，以温养通补扶持生气为主”“有风湿肿痛为痹者，用参术益气，佐以风药”“有寒湿入络而成痹者，以微通其阳，兼以通补为主”等。此时若单以“辛香走窜宣通经隧壅结气分之湿，有却病之能，无补虚之益”也。
此外，叶氏还有“通补阳明”“通补肝胃”等法。如治姚某便血后“络虚空乏为痛，营卫不主循序流行而为偏寒偏热，脉右空大，左小促”，予归芪建中汤“通补阳明，使开合有序”，则气血生化有源，营卫自调。又如王某“劳怒伤阳，气逆血郁致痛，痞胀便溏。风木侮土，阳明脉衰”，治以大半夏汤去蜜加桃仁、当归、姜枣汤法丸，“通补阳明厥阴”。
补与通合是谓通补，亦即攻补兼施。对于“久痛正虚邪留”，叶氏反复强调“用攻法宜缓宜曲，用补法忌敛涩呆补”，以冀攻无伤正之弊，补无留邪之虞。所有这些立法用药的宝贵经验，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封泰来 汪荫华）五、张仲景化瘀法初探
瘀血，又称蓄血。《内经》称“恶血”“留血”，病机为“血泣”“血涩”，并提出“血实宜决之”的治疗大法。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最先提出瘀血、蓄血证名及其辨证论治，开化瘀法治疗外感、内伤疾病之先河，为后世瘀血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笔者不揣浅陋，兹将张仲景化瘀法归纳分析后，以飨同道，祈请指正。
1．清热化瘀法《金匮·黄疸病篇》曰：“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该法用于瘀热发黄证，证见发热、腹满胁痛、巩膜皮肤深度黄染、大便秘结、小便赤、舌苔焦黄或芒刺，脉沉数或沉迟。方用大黄、山栀、黄柏清热泻火，硝石化瘀。凡急性黄疸型肝炎、急性胆囊炎、胆石症，见上述证状者，均可加减使用。
黄疸，《内经》亦称黄疸，曰：“湿热相搏……民病黄疸”（《素问·六元纪大论》），概括其病因为“湿热”。张仲景续有阐发，提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伤寒论》236条）“脾色必黄，瘀热以黄”“蓄血发黄”，均指出黄疸病在血分。盖湿热系胶固之邪，湿热相搏，瘀阻血脉，逼迫胆汁外溢，浸渍于肌肤而产生黄疸，这与现代医学认为急性黄疸型肝炎期肝郁血肿大的理论颇相一致，从而为后世“治黄必治血”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证之临床，辨证治疗黄疸，配用活血化瘀药物，可以加速黄疸消退，促使肿大的肝脾回缩，有利于黄疸病早期治愈。
此外，温邪深入血分，血为热搏，煎熬成瘀，戕伤脉络，迫血妄行则引起出血。因此，瘀热又是导致瘀热型血证的重要病机。叶天士提出：“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故清热、凉血、化瘀又为治疗瘀热型血证的重要治法，近年来南京中医学院进行了凉血化瘀法治疗瘀热型血证的研究，将大黄硝石汤与犀角地黄汤加减组方，研制成口服液与针剂，对于流行性出血热、肠伤寒、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消化道溃疡等病出现的瘀热型血证，有显著疗效。
2．散寒化瘀法《金匮·妇人杂病篇》曰：“妇人年二十所病下血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痛，手掌发热，唇口干燥……瘀血在少腹不去……当以温经汤主之。”此法用于寒凝血瘀证。由于冲任虚寒，瘀血阻滞而致崩漏不止、少腹里急、腹满、暮即发热、手掌发热、唇干口燥等症。血得热则行，故方以吴萸、生姜、桂枝温经散寒为主，辅以当归、川芎、芍药、阿胶、丹皮祛瘀和营，并用麦冬、半夏润燥降逆，人参、甘草补益中气。本方亦为扶正祛邪之剂，对于年老体虚而致的崩漏、痛经，以及宫寒不孕、产后腹痛等病属于寒瘀者颇具效验。
3．理气化瘀法《金匮·五脏风寒积聚病篇》曰：“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复花汤主之。”此法用于肝脏气滞血瘀，着而不行之肝着病。其证胸胁痞闷不舒，甚则胀痛，故喜人按其胸，初起病在气分，得热饮则气机暂时畅通，故胸满等症稍舒，久则经络凝瘀，故虽饮热亦无益。血瘀既由气滞形成，化瘀当以理气为先，所谓“气滞血瘀者，调而行之”也。方用旋覆花下气散结为先，佐以新绛（可用茜草代）活血通络，葱白通其阳而助活血。叶天士加味旋覆花汤以本方加当归须、桃仁、郁金、泽兰之类，更增其化瘀通络之功。此外，气滞血瘀者，又多着眼于肝气，因肝主疏泄，性喜条达，故肝病多郁，郁则气滞而致血瘀。再则，血瘀证即使不由气引起，但由于气行血行，故化瘀活血同时，也多配用理气药，则其效更捷。
4．补气化瘀法《金匮·血痹虚劳病篇》曰：“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此法用于形体不足，气虚感邪，导致血行不利之血痹证。证见面白唇淡、肢体麻木不仁、舌质淡紫、脉象细涩。方中重用黄芪补气，桂枝通阳，辅以芍药和营，佐生姜、大枣调和营卫，合用以奏“温阳行痹”之效，所谓“补气以活血，温煦以补气”“气虚血瘀者，补而行之”也。目前本方广泛用于久病气虚见瘀血症状之中风后遗症、小儿麻痹症，以及产后诸虚痛、胃溃疡、慢性肾炎等疾病，只要辨证确切，毎获效验。
5．化瘀通下法《伤寒论》曰：“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本法用于热入血分，热与血俱结于下焦，上犯心神之蓄血证。证见少腹急结、其人如狂，大便色黑等。方即调胃承气汤减芒硝，加桂枝、桃仁而成。桃仁活血逐瘀，桂枝温通血脉以助桃仁，配用调胃承气汤苦寒攻下，导瘀热下行，使邪有出路，俾热淸瘀去而病除。
目前，化瘀通下法是中医学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外，桃核承气汤广泛用于治疗妇女瘀血阻滞的痛经、闭经、产后恶露不净或不下等症。另有报导，用桃核承气汤加味治疗流行性出血少尿期取得显著效果。
6．破瘀逐水法《金匮·妇人杂病篇》曰：“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本法用于产后恶露不净，膀胱气化不利，水血互结之下焦蓄水证。证见腹满、腹痛，下肢浮肿或肢体皆肿。方以大黄破瘀行血，甘遂攻逐水饮，阿胶补虚养血，使邪去而正气即复，以达祛邪扶正之目的。《金匮·水气病篇》提出“血不利则为水”的病理学思想，为破瘀逐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本法广泛用于慢性肾炎、肝硬化、慢性充血性心衰，以及妇女月经不行等病由于瘀血内结、血行不利导致的水肿。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慢性肾炎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为肾小球底基膜增厚，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肾小球萎缩。又有人观察到，肾炎和肾病的病变，不仅局限于肾组织本身，还可见于外周微循环，是全身微循环障碍性疾病。这些病理变化，与中医瘀血理论相符。
7．祛瘀生新法《金匮·血痹虚劳篇》曰：“五极虚劳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食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暗黑，缓中补虚，大黄蟅虫丸主之。”此法主治虚劳挾杂瘀血证。方以大黄、干漆、桃仁活血化瘀，配伍血肉有情之品蟅虫、虻虫、水蛭、蛴螬透上达下，捜表剔里，增强化瘀之力，芍药、地黄养血补虚，杏仁理气，共奏“祛瘀生新、缓中补虚”之功。凡久病正虚，血瘀结成癥积之症，如肝脾大、肝硬化等病用之有效。对于一些缠绵不愈之顽疾，即使无明显的“干血”现象，亦可从瘀论治而相机使用。所谓祛瘀生新者，古人认为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乃通过祛邪而养正也。缓中补虚者，即寓补益于消瘀之中，攻补兼施，且取峻药丸服，缓消瘀血，如此达到扶正而不留瘀，祛瘀而不伤正。临床使用均为丸剂，一般从小剂量开始，后视体质强弱，逐步加大剂量，或根据辨证，配以补益气血之剂，久服有效。
8．化瘀止血法《金匮·妇人妊娠病篇》曰：“妇人宿有症病，经新未见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症固害……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症，桂枝茯苓丸主之。”本法用于妊娠胞阻因癥积下血之证。癥积为本，漏下为标，癥积不去，漏下不止，故方以桂枝通血脉，茯苓安正气，芍药调营，丹皮、桃仁活血化瘀，合用之其有祛瘀、消癥、止血之效。此外，宫外孕、子宫肌瘤等引起的阴道出血，皆可仿本法治疗。
化瘀止血法是治疗血证的主要方法之一。出血之证，血溢脉外，蓄积体内，形成瘀血，而瘀阻络脉，新血不能循其常道，又可导致或加至出血，正如清代唐容川云：“经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此乃“瘀血不去，新血不守”“瘀血不去，新血妄行”也，犹河道瘀塞，水流受阻而泛泛。所以出血者固宜止血，但由于“离经之血即是瘀血”，故止血亦不可忽视祛瘀。此外，止血药多寒凉或敛涩，故其本身每有留瘀之弊，须与化瘀药参伍使用，方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否则，见血唯止血是治，即使图快一时，必然引起种种遗患。
9．化瘀消癥法《金匮·疟病篇》曰：“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本法用于疟疾日久不愈，形成痞块，结于胁下之疟母。方中重用鳖甲软坚消痞，滋养阴血，配蟅虫、蜣螳、桃仁、大黄等药活血化瘀，以人参、阿胶、桂枝、芍药等药调和营卫，增强正气，使邪去而不伤正，故有攻补兼施、扶正祛邪的作用。本方不独专治疟母，而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癥积，凡属于邪久不除的，如血吸虫病和慢性肝病之肝脾肿大，以及腹腔各种包块、肿瘤均可使用，每次口服3～10g，每日2～3次。
10．化瘀消痈法《金匮·疮痈、肠痈、浸淫病篇》曰：“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大黄牡丹汤主之。”此法用于瘀热内结之肠痈。证见发热或恶寒，少腹肿痞，按之即痛或有包块，小便色黄，大便秘结，脉象沉紧。方以大黄、桃仁、丹皮清热而下瘀血，瓜子、芒硝排脓而去积。综合方意，具有清热、化瘀消痈之功。目前临床用于治疗急性阑尾炎、急性盆腔炎、急性肝脓疡等病，验之实践，不论脓未成或脓已成，均可使用。
11．逐瘀退黄法《伤寒论》曰：“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此法用于瘀热发黄兼蓄血重证，即有瘀热发黄症状，又有如狂或发狂等蓄瘀上攻之“瘀血乘心”表现。方中水蛭、虻虫、桃仁行瘀破积，大黄汤涤邪热，为逐瘀通下，攻逐湿热之重剂，对重症肝炎、肝昏迷及黄疸久治不愈者，用之有助于神志淸醒和黄疸消退。神志昏迷者可加安宫牛黄丸、醒脑静，出血者去水蛭、虻虫之破瘀，加犀角地黄汤凉血、散瘀、止血。
12．化瘀燥湿法《金匮·黄疸病篇》曰：“黄家日哺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色黑，时溏，此女之劳病，非水也……硝石矾石散主之。”此法用于女劳、黑疸（多指严重慢性黄疸）系肾虚挟有瘀血湿热之证。证见日晡所发恶寒、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大便色黑时溏等。方以硝石入血分而消瘀血，矾石入气分而燥湿，合用之有化瘀、燥湿、消石之功，对于外感、内伤诸黄，尤其胆石症有效。矾石用明矾（烧），二药等分为末，装胶囊服，每次1～3g，每日2～3次，用大麦粥汁或米饮汤送服，防其有伤胃之副作用。
几年来，笔者以硝石矾石散为基础，硝石改用玄明法，加郁金、姜黄、月石、虎杖、牛膝、甘草等，治疗胆道小结石，尤其胆道泥砂样结石，取得显著效果。散剂或汤剂均可，孕妇忌服。此外，我们用本方去硝石，以两份明矾，一份青黛，研末拌匀装胶囊，每次只服2～3g，一日2～3次，7天为一疗程，对于深度黄疸，可以促其消退。
综上所述，张仲景治疗瘀血证十分注重辨证，视其寒、热、虚、实，察其兼证、变证及病情浅深而釆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法方药治疗体系，堪称后世之楷模。必须说明的是，仲景化瘀法是相互联系的，临床应灵活掌握，贯通使用，则奏效益著。（封泰来 汪荫华）六、浅谈“百病生于气”
中医学认为，气既是构成人体的精微物质，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体现和产物。气充满全身，运化不休，循环不已，具有帅血运行、化生津液、温养肌腠等作用。《难经·八难》云：“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焉。”在病理上，气的病变往往导致脏腑组织的变化，而脏腑组织的病变也大多离不开气的变化，而脏腑组织的病变也大多离不开气的变化，故《素问·举痛论》曰：“百病生于气也。”
从中医发病学来看，疾病的发生取决于正气和邪气两个方面。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能力，邪气则指各种致病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人体正气旺盛，则不易感邪而得病，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在人体气机紊乱，正气相对虚弱时，则邪气便可乘虚侵犯人体而使人发病，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可见，正气对发病学尚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医病因学来看，产生疾病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但其致病机理，总不外乎上述致病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引起人体脏腑组织气机的失调（包括紊乱和不足）而致病。《内经》有“九气”之论，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即指出内外诸因素均可导致人体气机失调而产生疾病。
就外感六淫而言，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包括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皆可成为致病因素。卫气不固可致汗出、恶风；寒伤肺气，肺失宣肃可致咳嗽、喘症；湿伤脾气，清气下陷可致濡泄；暑伤心气，心气耗损可致汗出、心烦；燥伤津气，脏腑失于濡养可致便秘。
就内伤七情而言，当情志过度，转化为邪气，使脏腑气机失调而产生疾病。如：“怒伤肝”，因怒而气上可致呕血及飧泄；“喜伤心”，因喜而气缓可致笑不止，甚则狂；“悲伤肺”，因悲而气消可致肺痿，痿躄；“恐伤肾”，因恐而气下可致下焦胀满、二便失禁；“思伤脾”，因思而气结可致不眠、嗜卧、食欲不振；惊则心无所依，因惊而气乱可致僵仆、痴癫。
此外，饮食不节或偏嗜，可损伤脾胃之气，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劳力、劳心、劳欲过度，常使心、脾、肾之气耗损而产生病变，故曰“劳则气耗”。
痰饮、水湿、瘀血，既是脏腑气机失调的病理产物，又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称为继发性致病因素。它们形成于气，又反作用于气，是造成许多病变错综复杂，互为演变，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朱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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