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替代：美国历史上三位伟大总统的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杰斐逊,(美)林肯,(美)罗斯福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无可替代：美国历史上三位伟大总统的自传试读：

托马斯·杰斐逊

■序　因爱之名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执笔人、革命家、政治家、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后人在拉什莫尔山总统雕像中为他留下位置，将他与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并列，为其功绩证明。

美国人受赐于杰斐逊的实在太多，他不只给了美国人《独立宣言》、《人权法案》，还有美国历史中民主的形成、在平等中觅取自由的原则、美国的货币制度、宗教自由的观念和奴隶应该获得自由的伟大思想；他还致力于最为实际的事业，拓展了美国的领土，发展了西部。正如林肯说：“如果你想证明托马斯·杰斐逊的伟大，你可以注意下述的事实：持不同政见的人，无论他们的政见多么不同，都可以从他们的思想里找到根源。美国的每一个政党，都遵奉杰斐逊为它的导师。”

杰斐逊为美国和美国人民所做的一切皆源自于爱。杰斐逊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子女，爱兄弟姐妹，爱邻人，爱朋友，爱人民，乃至于爱全人类——他对于这些不同层次的人的态度，是用一个“爱”字贯穿起来的。

杰斐逊在家里是一个模范丈夫、模范父亲，慈爱的祖父。他对朋友也以情谊为重，与一生的对手汉密尔顿惺惺相惜。他提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更难能的是，他的仁爱不仅施于亲近的人，而且也施于一般人。他同情穷人，时常救济穷人，帮助黑人和印第安人。他热爱祖国，时刻为祖国前途而忧患，无论是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国务卿、副总统，还是总统，他的心中永远充满着对民众的爱。他退休之后仍然播撒自己对教育事业的一贯的爱，为美国创办了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

的确，如果没有深沉的爱，杰斐逊不会在爱妻玛莎去世之后孤独度余生；如果没有博大的爱，当北美人民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他很有可能依然是一个种植场主，并从事他所爱好的学术活动和律师职业；如果没有无私的爱，他不会在连任届满之后决意不再连任，把自己的马栓在国会的木栅上等候新上任的总统麦迪逊，然后策马回乡。

托马斯·杰斐逊，因爱而生，向善以终。让我们以爱之名，向杰斐逊致敬！

■第一章　成长的脚步

■1.年轻有为的父亲

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阿尔贝马尔县。弗吉尼亚州位于美国东部，当地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1570年，西班牙人最先到达这里。随后，1606年12月，在获得英王的特许后，英国伦敦公司选择、组织了144名男子和男孩，从英国本土出发，于1607年5月来到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河河口安营扎寨，并将此地取名为“詹姆斯敦”。从1608年1月至1609年8月，英国本土先后将三批共790名新移民补充到弗吉尼亚，还随船带来了不少给养。于是，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便成为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永久殖民地。

我的祖先是英国人，他们从英国威尔士的斯诺登出发加入了当时的移民潮。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弗吉尼亚。我的祖父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另一个在罗阿诺克，结婚后生了不少儿女；第三个名叫彼得·杰斐逊，他出生于1707年，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彼得是一名真正的勇士，在阿尔贝马尔县甚至是弗吉尼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年轻时因身体强壮、勇猛无比而出名。有一次，父亲让三个奴隶把一棵被毁坏的树拉倒。那三个奴隶用绳子套住树身，用尽浑身气力，那树却纹丝不动。看到他们那副狼狈样，父亲跑上前去，伸手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那树就被连根拔起。他是个打猎专家，还是一个游泳好手，他还可以吃生肉，可以在猛兽出没的森林中坦然睡在空心的树上。因此，平少时期父亲在同龄人中已经出类拔萃，是移民中的佼佼者。

父亲性格和蔼、善解人意，又善于交际，与所有的邻居都和睦相处，并且还和有名望的威廉·伦道夫上校交往甚密。伦道夫上校被公认为是18世纪中叶殖民地社交和经济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两人的关系非常之密切，据说，当父亲需要一块地建造新家时，有钱的伦道夫上校仅以一钵潘趣酒（当时弗吉尼亚当地一种普通的酒）就换给了他四百英亩的土地。而我的母亲简·伦道夫，正是伦道夫上校的堂姐，可见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父亲虽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非常喜欢读书，志向远大。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异常刻苦，所以年纪轻轻已经很博学了。其中，他通过自学，学到了土地测量技术，成了一名有成就的勘测员和地图绘制人。

要知道，当时北美有大片的土地尚未开发，而测量员由于掌握着土地测量技术，是当地政府最需要、最受人们欢迎的人才。父亲从事测量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与他人合作绘制了第一张弗吉尼亚地图。这张地图于1751年在伦敦出版发行，地图非常详尽、权威，上面包括了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北卡罗来纳毗邻的大片地区。当谈及第一张弗吉尼亚地图是父亲和乔舒亚·弗莱伊一起绘制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父亲不怕吃苦的精神使我深受熏陶。

他毕生信奉“万事不求人”的理念，崇尚个人奋斗。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勤劳，在年轻时就拥有了一个叫沙德威尔的庄园。它地处弗吉尼亚殖民地居民区的西端西南山脉山峡下游，远眺蓝桥，密林山坡，景色壮丽。到过沙德威尔的人一看便知这里是经过精心选址后建造起来的。1735年，经政府批准，父亲在肥沃的里范纳河沿岸4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经营，这一区域即成为后来的阿尔贝马尔县，也就是我的出生地。

由于父亲掌握了一手好的测量土地和绘制地图的技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且人品又好，人缘也不错，因此，他渐渐成为当地公认的头面人物。父亲还热心政务，当过地方治安法官，负责过与印第安人交界地区的秩序维持工作。由于他能够与印第安人公平友好地相处，乐于助人，从而保障了一方平安。他对黑人奴隶也比较友好，不允许监工用鞭子打奴隶。

我的母亲叫简·伦道夫，上面提到的父亲的好朋友威廉·伦道夫上校就是她的堂弟。1739年，32岁的父亲与母亲结婚，此时她刚刚19岁。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父亲个人发展历程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外祖父家是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富有、最有权势、最有名望的伦道夫家族，其祖先和著名的苏格兰默里伯爵有着血缘关系。外祖父艾沙姆·伦道夫是位年轻的船长。他有11个孩子，而母亲是家里的老大。艾沙姆·伦道夫由英国辗转来到弗吉尼亚并定居下来。他多次贩卖过奴隶，自己也拥有100个奴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和伦道夫家族的联姻使父亲增添了不少土地，奴隶也增加到一百多。他也一跃成为弗吉尼亚最富有的贵族之一。结婚后第五年，即1743年4月13日，母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

■2.父爱无疆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对我像朋友一样，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无处不在，田野中、书房里、集市上……父亲的爱在点滴之间，无时无刻不为我照耀人生前进的道路，他的勇敢、坚韧、善良的品质无一不是我学习的榜样。我非常崇敬自己的父亲，他是终生我奋斗的目标。

我记忆中最早的童年往事，也是我儿时经历中最为难忘的是我们全家搬迁到距沙德威尔80公里的堂舅的农场。3岁那年，住在塔卡霍的堂舅威廉·伦道夫去世了。由于父亲彼得是遗嘱执行人之一，为了帮忙照顾堂舅年幼的孩子，我们不得不举家迁往距沙德威尔80公里的堂舅的农场，这里离里士满市只有几英里的路程。在塔卡霍，我们一家住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我难以适应。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难以接受这些变化，经常感到很不自在。

搬到塔卡霍之后是个大家庭。堂舅威廉有3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7岁的女孩及一个4岁的男孩。那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妹妹，而且小妹妹伊丽莎白则刚刚出生，还在妈妈的怀里。搬到塔卡霍一年后，母亲又为我生了一个妹妹。我5岁那年，母亲又为我生了一个弟弟彼得·菲尔德。然而，小彼得出生5周后便夭折了。

父亲对我细心培养，用心良苦。虽然自己读书不多，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后代应该享有比他们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我5岁时就决定把我送到阿尔贝马尔地区最好的学校去学习，同时还请来一位家庭教师，教我读书写字。作为一名成功人士，父亲一心一意想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我，教给我一个年轻富有的绅士所应具备的一切品质。他向我灌输严格要求自己的做人原则及勤学苦练的思想，教导我认真仔细地读书、写字、记账和工作。他还常教导我：“你自己能做的事，千万不要让别人替你去做。”父亲的谆淳教导对我以后的生活和成长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后来我在威廉斯堡求学时，在纨绔子弟成群结队、花天酒地的环境中，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洁身自好，力求上进，发奋读书，这完全归功于父亲的教育。

父亲不但要求我向书本学习，而且注意培养我向大自然学习的兴趣和习惯。就像他的行为，父亲认为勇敢是男人的重要品质，男孩子10岁时就应当有枪，然后就该送到森林中去，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一切挑战。像其他望子成龙的父亲那样，父亲也教我骑马、打枪。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件童年趣事：当里瓦纳河涨水时，父亲带我逆流而上。这是我第一次到山上打猎，因没有经验，一无所获。不过在回家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被困在一个小围栏中的野火鸡。于是，父亲用自己的吊袜带把火鸡捆在树上，然后举枪瞄准、开枪，最后把被打伤的火鸡吊在枪筒上，得意洋洋地扛回家去。

受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非常热爱大自然，爱好户外运动，因此我有许多荒野情趣的回忆。那时，我时常上山或钻到森林里去狩猎，或是在溪流山涧中垂钓。正因为如此，我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自然知识，比如各种鸟兽的名称及其习性，甚至连野地及森林中的各种昆虫的生活都了如指掌。我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植物、花草，对它们的特性、用途等有所了解。大自然对我来说充满了魔力，简直是一本敞开的引人入胜的大书，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9岁那年，父亲决定把家迁回沙德威尔，并送我进入威廉·道格拉斯牧师的拉丁语学校，专门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这期间，我寄住在这位牧师家里，父亲每年要为我交纳住宿费及学费16英镑。我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直到父亲去世。由于远离家庭，长期寄宿在牧师的家里，这5年的学习生涯对我的意志是极大的磨炼。

在童年时期，我接触到了许多印第安人，并且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其实，我从小就同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我家有一百多个奴隶，所以我早年的朋友都是黑人。生活告诉我：白人是统治者，黑人与白人是不同的，黑人是被统治者，即使是儿童也是如此，白人的孩子能上学，而黑人儿童则不可以。但父亲对印第安人非常友好，经常无私地帮助他们，而且他善待奴隶，从来不体罚他们。父亲用言传身教告诉我生命的价值是相同的，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5岁那年，我听说俄勒冈县附近的种植园一个名叫伊夫的奴隶被指控要毒死她的主人，被判以火刑烧死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同样是人，为什么却有不同待遇，为什么白人要野蛮对待黑人！这世间的不公激发了我的善良性情，当时，许多奴隶主家庭中的白人儿童都趾高气扬地对待黑人儿童，但我认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并且像父亲一样善待他们。

■3.没有父亲的日子

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恐怕就是父亲去世。1757年8月17日，正当壮年的父亲突然去世，时年50岁。他留下了妻子和6个女儿、两个儿子。这一年，我刚刚14岁。

父亲去世后家里一下子失去靠山，什么都不一样了。作为长子，我继承了沙德威尔庄园，成为一家之主，担负起照看家人的责任。从那以后，一下子都变了，什么都得自己拿主意，照顾自己，找不到什么亲戚朋友能给予忠告或指导，作为家庭中的支柱，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感到了自己肩负的担子是多么沉重。一夜之间，我仿佛长大了许多。

父亲去世时留下3000公顷土地、90多名奴隶。按照遗嘱，母亲得到1000公顷的种植场及六分之一的奴隶和物品。6个女儿各继承六名奴隶及200英镑现金（必须到结婚或年满21岁时才有权使用）。剩下的土地和奴隶归我和弟弟所有。遗嘱还规定，在母亲去世后，我还可以继承母亲的种植场，但要负起教育幼小弟妹的责任，对姊妹的嫁妆也要负责。还有，在我年满21岁以前，我在生活用度上必须听从父亲的遗嘱执行人的指示。父亲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我应该受到充分的古典教育。对我而言，父亲的这个遗言，比遗产对我更重要！如果让我在财产与自由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要自由教育。

在父亲去世不久，我进入了阿尔贝马尔县的一所由詹姆斯·莫里掌管的学校读书，开始了我在青少年时代度过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莫里先生人品极好，被认为是弗吉尼亚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我对莫里老师非常尊敬，钦佩地称他是个“当之无愧的权威学者”。好的老师犹如人生道路上的指针，使人受益终生。莫里教授我希腊文和拉丁文。入学两年后，我便开始读古希腊、罗马原著，而且一直没有荒废。我甚至可以用希腊文来欣赏荷马史诗，毕竟读原文比读英译本更让人兴趣盎然。更为重要的是，莫里还向我传授了阅读方法：要靠理解、深思熟虑、评论和消化所读的作品，进入到作者的精神和作品构思之中去，这让我体会到了阅读的乐趣，受益终身。

但是，由于我身在沙德威尔就少不了各种应酬，朋友来访影响我的学习。为了能够遵从父亲遗愿，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最终我离开家乡来到了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就读，这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在这里，我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获得更广泛的知识。

由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因此当要孤身一人离家到外地去上学时，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焦虑和不安。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置身于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朋友，危险无处不在，我告诉自己：“我必须靠自己求得平安……”

■4.我的威廉斯堡岁月

作为弗吉尼亚州的首府，威廉斯堡是“新大陆”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威廉斯堡静静地坐落在弗吉尼亚的东南角，宽阔的詹姆斯河从它的南面流过，四周是一片片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外面喧闹的世界，犹如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其实，威廉斯堡最古老、最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还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詹姆斯河上的詹姆斯岛。1607午5月，一批英国人带着货物来到这里，他们砍倒树木，建起了自己的城堡。这是殖民者在北美的第一个安居点，比另一批英国殖民者在马萨诸塞州朴茨茅斯港登陆还早13年。后来，这里扩展为詹姆斯城，并成为弗吉尼亚的首府，直到这个首府于1699年迁到威廉斯堡为止。

威廉斯堡是一个贸易城市，由一位市长和几个市政官治理。镇上本来人口稀少，加上不少人都住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只有议会开会或是其他重大事情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平常非常清静。

我所就读的威廉-玛丽学院建于1693年，因英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而得名，是北美大陆北部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如果按照后来的标准，这所学院根本算不上是大学，甚至算不上一所真正的学院。像殖民地的大多数学校一样，它的成立目的在于使弗吉尼亚的教会有一个培养传播福音的牧师的神学院，使年轻人顺从地接受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礼貌的教育。因此学院里的学术界人士不多，也没名气。当时整个学院连校长在内只有7名教授，都是英国圣公会牧师。院内分法语部、印第安语部、哲学部和神学部，学生不到100人。虽然很多富裕的弗吉尼亚人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但迫于战争冲突，又不得不选择让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

威廉斯堡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是很好，放荡享乐成风，年轻的富家子弟整天沉溺于斗鸡、赌博、酗酒、赛马及风花雪月的风流场合之中。我的许多同龄同学、朋友大多随波逐流。由于所处的环境，我时常不得不与各色人物为伍。但我时刻提醒自己牢记父亲的教诲，严于律己，即使时常和那些不良分子交往，也不能和他们一样误入歧途。也许，正是因为不断地和诱惑作战，我迅速地成熟起来，在没有亲戚朋友、没有人能给我指点生活道路的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学会了决断和自制。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总是感慨万千。在身受诱惑或困境时，我会扪心自问：“如果我被环境侵染了，父亲会怎么想？”我只有勤奋刻苦学习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我一天要学习15个小时，通常凌晨2点才熄灭蜡烛。当天边露出第一缕晨光时，我就翻身起床，重新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出来活动活动。同学们都在课程间隙轻松地休憩时，我还是习以为常地把希腊文法书拿在手中拼命地读。即使在假日，我也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在学院的第二年，我比以前更努力学习了，很少再参加社交活动，甚至不再拉小提琴。尽管酷爱音乐，我还是暂时割舍了这份闲情逸致。

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练意志，我还养成每天清晨用冷水洗脚的习惯，即使在冬天也不间断。因此，虽然我身体看起来稍显单薄，但身体一直不错。在我印象里，我一生中从未患过感冒，只发过两三次高烧，也许就和我坚持用冷水洗脚有关。

而且，我的学习兴趣异常广泛，一切事物都能引起我的兴趣和好奇之心。我既爱好希腊文法，又爱好牛顿的物理学，不仅学西班牙语，还学习微积分。我读希腊文的柏拉图著作，读拉丁文的西塞罗作品，读法文的孟德斯鸠著作。当然我还喜欢读英国小说家斯特恩、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的作品，同样也十分喜欢莎士比亚、弥尔顿及波鲁的诗歌。课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历史和哲学书上。

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紧迫感，使学习更加有效，我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生活计划。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8点之前阅读有关自然科学、伦理学、宗教和法律的书籍；

8点至12点，学习法律；12点至下午1点，学习政治；

下午学习历史；从傍晚到睡觉前，学习修辞、演说技巧。

我建立了全部的生活计划，无论是生活的紧迫，抑或娱乐的诱惑，都没有使我背离这个计划。这种有条不紊的勤奋，让我生活得充实。我想我之所以一直能够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晰，思路敏捷，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学生时代形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威廉斯堡的岁月里，书籍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邀游书海，当同学、朋友们纷纷躲开或绕行那些深奥晦涩的著作时，我却执著无比。这期间我大量阅读了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著作，对洛克的宪政民主基本思想颇为敬仰。

洛克断定：人的基本天赋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按照自然法则，人本来就生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不过，人们为了享受同他人一起生活的好处，而去组成社会，限制某些自由并接受管理。人们和统治者之间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这个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代议制政府。人们同意服从当局；政府则允诺代表组成社会的个人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公正地实施统治。任何政府违反社会契约并剥夺任何人的天赋权利，都会丧失其本身的合法性。

洛克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权力，国家必须实行法治。他把财产权看作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以财产权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认为倘若政府侵害了人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时，人们有权利运用革命手段建立新的政府，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的。

多么伟大而富有智慧的思想啊！洛克的这些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深深地烙在我的人生信条里，指引我一生为之不懈奋斗。

■5.良师益友们

在威廉斯堡我并不孤单。我很幸运，在威廉斯堡就学期间我认识了一些博学多才，且非常有教养的老师。他们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他们是威廉·斯莫尔博士、乔治·威思先生、福基尔总督等。我将一一介绍他们。

刚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我选择在哲学部学习。在我入学的前两年，也就是1758年，才华横溢的威廉·斯莫尔博士从家乡苏格兰来到威廉-玛丽学院任教。斯莫尔博士担任数学教授，不仅如此，他更是一位在很多实用的分支学科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人，也是学院里唯一一位非教士教授。

斯莫尔博士总是仪表端庄、温文尔雅、心胸宽阔、思想开明，很乐于与人交流，又善于传授知识，因而受到学生的爱戴。在我来到学院不久，哲学教授的席位空了出来，他被任命为临时教授。他是学院第一位正规讲授伦理学、修辞学和纯文学的人。

我的大部分学科都接受过斯莫尔的指导。而对我而言最幸运不过的是，斯莫尔博士很快喜欢上了我，把我当作朝夕相处的伙伴。在与斯莫尔博士的交谈之中，我初次接触到浩瀚的科学和所处的这个万物运行的体系。斯莫尔博士像父亲一样对待我，对我来说是最早的启迪者和引路人。

乔治·威思先生对我影响巨大。他是威廉-玛丽学院的法律教授，也是弗吉尼亚州第一流的律师，他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威思先生举止文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品行端正，这些品性深深地吸引着我。他虽然是法律教授，却对希腊文颇有造诣，谙熟希腊古典哲学，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方面是殖民地最有研究的学者。可以说，他是我年轻时最爱戴的教师，一生中最尊敬的朋友，是我最早、最好的朋友。他对我的教诲对我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最有益的影响。

另外一位不得不提的挚友是福基尔总督。福基尔是个双面人物，他原是英国哈特福德的乡村绅士，慷慨大度、思想开明，在英国时就交游甚广，频繁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往圈。他的父亲福基尔博士曾在牛顿领导下的造币厂工作过，后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总督本人也担任过南海公司的董事，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曾经写过一本有关税收知识的小册子，这本书再版了三次。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其中的原理很好地应用于自己的理财，终日沉湎于赌博，曾一晚上就把家当输得精光，无奈，在朋友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到新大陆当总督的差事。

不过在教养、风度、学识和口才方面，福基尔算得上是杰出的人。他对科学很感兴趣。他刚到弗吉尼亚上任不久，发现总督官邸北面的窗户被狂风、冰雹毁于一夜，第二天地面上结满了冰块。心血来潮的福基尔翻箱倒柜，找出尺子、笔和纸，开始跪在地上测量起来，并做了详细记录，还把记录寄给了在英国的兄长。结果，这无心插的“柳”，竟被英国皇家协会出版。

斯莫尔博士、福基尔总督、威思律师和我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四人集团”。我们还经常举行各种聚会，来参加聚会的人总是无拘无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从文学到政治，从政治到自然科学，从自然科学到音乐美术，从音乐美术到日常生活，等等。

在这些聚会中我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鲜知识。可以说，在这里，我听到的有益的知识，有理性、有哲学意味的谈论，比我整个一生所听到的还要多，这是真正文雅的聚会。

遗憾的是“四人集团”未能保持很久，因为斯莫尔博士于1762年便返回苏格兰，后来成为达尔文的好朋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与福基尔和威思的交往则仍然继续了许多年，直到这两位长者逝世为止。

这些就是我生平所接触过的第一批真正有教养的人，他们是我真正的老师。从这些人身上，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学生在威廉-玛丽学院学到的还要多。我对他们所追求的远大而崇高的目标心仪已久，因此，我丝毫也不怀疑，我所走的路就是他们想要走的路。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老师们时常给我学习和生活的指点，这让我变得理性，也让我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6.刻骨铭心的初恋

丽贝卡是我的初恋，每次回忆起她我总能品味淡淡的苦涩和忧伤。那是1762年，我来到威廉斯堡的第三年，在一次聚会中，我邂逅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丽贝卡。她那俏美的面容瞬间扎进我的心扉，走路时抖动的发线一刻不停地拨动着我的心弦。丽贝卡的出现一下子打开了我感情的闸门，我无助地坠入了爱河。

那时丽贝卡刚好16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和她兄弟是孤儿，住在叔叔家。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和丽贝卡渐渐熟悉起来，她便送给我一张自己的剪影。我把丽贝卡送给我的那张用黑纸剪成的侧面像放在表壳里随身携带，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去看那张可爱迷人的脸。

认识丽贝卡的第二年，正在攻读法律的我眼睛感染发炎，既不能看书，更不能写字，因此回到了沙德威尔老家去休养。这段时间让我体味到了相思之苦。我开始思念起威廉斯堡的生活，我觉得离开丽贝卡，生活便毫无兴趣，离开她一秒世界仿佛慢了一天。一切事物在我看来似乎是艰难地兜着圈子：早晨起床，顺次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然后再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起床，再如法炮制。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比我的昨天和今天更加一模一样的东西，寂寞阵阵涌上心头。

然而，春去夏来，我仍未能鼓起足够的勇气吐露自己的心事。痛苦和幸福一样，是藏不住的。丽贝卡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忍不住地想她，而一想起她，脑海的宁静再也找不到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一种外来的力量主宰了，天天心事重重，茶饭不思。要不要当面告诉丽贝卡呢？她知道我的心思吗？我很想回到威廉斯堡，向她求婚，听候对自己的判决，不能再悬而不决了。我忍不住给好朋友佩奇写信吐露隐衷，请求佩奇给出出主意，是就这样傻待在沙德威尔呢，还是应当去威廉斯堡找丽贝卡，向她“表示点什么”？我自己认为应当去找丽贝卡，不能再这样牵肠挂肚地持续下去了，我得接受她的审判。如果我得到的将是失望，那么，我越早知道，我的生命中就将有越长的时间来克服这种折磨……如果丽贝卡不接受我的爱，我永远不再将它献给别人。我可以最诚恳地向她祈求。但是理性又告诉自己，如果去了，希望落空了，将比以前感到十倍地沮丧。因此，初尝爱果的我犹豫不定，进退维谷，并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

1763年7月我预见到有可能遭到丽贝卡拒绝时，又给佩奇写了一封长信，我告诉佩奇：“我认为，上帝心目中的完美幸福，绝非是指他所创造的世界上的某一生物的命运而言。但是他赋予我们很大的力量，使我们去接近这种幸福，则是我一直坚信不移的。”“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一些人，在生命的旅程中，往往会遇到可能折磨我们的沉重的灾祸和不幸。如何增强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经受住这种灾祸和不幸的打击，应当是我们生命中加以研究和努力做到的事情之一。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认为那是必然发生的。要考虑，由于我们忧心忡忡，我们不但无法在打击降临之前加以防止，反而有可能在打击降临之后增加它的力量。这样的考虑，以及类似的其他考虑，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在这样的生命重担下，以能够忍受的最大限度的耐心，坚持下来而不致气馁。继续抱虔诚而毫不动摇的服从态度，直到我们走到我们旅程的尽头。到那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职责交给当初托付给我们的人的手中，并获得在他看来与我们的功劳相当的报酬。亲爱的佩奇，这就是凡考虑自己人生境况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也是每个希望使人生境况在其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变得安适的人应该使用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完全妨碍他；任何事情都不会严重地妨碍他。”“再这样下去，我就快死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我已厌倦生活。当我在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已差不多失去知觉，尽管我还活着。”

然而佩奇的回信使我下定决心去找丽贝卡。佩奇对犹豫不定的我说，还有不少人追求丽贝卡。他建议我赶快去威廉斯堡，“立即想方设法去追求”。

朋友的忠告使我有些难于接受，却又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1763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威廉斯堡。

一天晚上在威廉斯堡雷利酒店的阿波罗厅举行了一次舞会，经过精心策划，我打定主意要鼓起勇气利用这次机会向丽贝卡求爱。我穿上最华贵的衣服，思想上对将会遇到的情况做好了种种准备。但一见到丽贝卡，预先构思好的台词却一句也记不得了，我张口结舌，颠三倒四，不知所云。

第二天，我情绪极为低落，我找到佩奇，对他说：“昨晚我同丽贝卡在阿波罗厅跳舞，本以为会玩得很痛快，没想到第二天我会变得这么可怜！当时想竭尽全力，而所能做到的一切，便是说出几句支离破碎的话，说得语无伦次，断断续续，连不出成句的话语，而且半天也接不上气，我这次少见的窘境真是太明显了。”而丽贝卡在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使我能够摆脱尴尬局面的话，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她理解我的目的。我开始怀疑丽贝卡对我持有什么样的感情。

佩奇极力劝我再去找丽贝卡一次，但我认为再去已不可能有什么用了。直到又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得到另一次表白自己的机会。这次我完美地表达了求婚的意图，我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甚至是太具明确的目的性而且太注意逻辑性了，因此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剩下的只能是由她来做出决定。

真是一个少见的求爱者，我自己批判自己。我虽然像年轻人应有的那样狂热地爱着对方，但又过于尊重所钟情的人的意志，以致不去设法以十分频繁的约会和十分热情的请求来打动她的心。这次丽贝卡聚精会神地听着，但丝毫没有表示我的话说服了她并赢得了她的心。数周后，我这位局促不安的求婚者间接地听到了她的答复：她已决定同安布勒先生结婚……更加可笑的是，我那幸福的情敌仿佛是对我的单恋一无所知，竟然邀请我在婚礼上充当男傧相。对初恋的嘲讽莫过于此！

丽贝卡恐怕并不知道我对她那如此刻骨铭心的思念，她只是把我当作一位朋友来看待，一位普通的追求者而已，并没想到过升格我们之间的关系。

几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已经成为安布勒夫人的丽贝卡。当光彩照人的丽贝卡出现在面前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如同坠入深渊之中。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丽贝卡的冷漠和不以为然使我感到屈辱，从此我把爱深深地包裹起来。

■7.走进法律的大门

1764年，我21岁了。按照父亲的遗嘱，我可以拥有2000公顷土地和22名奴隶。这一年，我开始独立打理自己的家业了，我一边想办法把一些互不相邻的零散土地卖出去，同时，又买进了一些新的土地。在用心经营下，我在阿尔贝马尔的财产不断增加和充实。这时，我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继承的财产在家乡无忧无虑地生活一辈子。

但是，我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农场主，过着乡绅般悠闲的生活，我对种植园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当时有抱负的青年都有成为牧师或律师的愿意，我思前想后，最终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我早在4年前就通过一位朋友接触到了法律。1760年初，在去往威廉-玛丽学院求学途中，我在一个朋友家遇到了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的亨利。亨利也是出生在名门望族，父亲是苏格兰人，移居于弗吉尼亚的西部边疆。不过后来家道中落，亨利他自己也不擅长经商，所以生活贫困。他是突然决定进入法律界的，只借阅了一本《科克论利特尔顿》和一本《弗吉尼亚法案汇编》，准备了6个星期便通过了法律考试，获得了律师执照，同年秋季开始行业。1763年，亨利在“教区牧师薪金案”中做了言辞激烈的辩论，从而声名鹊起。我对于亨利的口才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觉得他具有天生的雄辩才能。我被他那犹如荷马史诗般洋洋洒洒的讲话深深震撼。于是，在进入大学不久，我便在学习文学之余关注起法律来。大学毕业后，我便开始随威思先生学习法律。

当时学习法律并没有一定的途径可循，威廉斯堡也没有正规的法律学校，要取得律师执照的人必须在一位开业老律师指导下自修。当时审定律师资格的考试制度很宽松，没有正规的机构对他们进行考试，只要经一个特设的考试委员会面试后就能得到律师执照并挂牌行业。法庭开庭时他们出席，为他们的老师准备辩护状，这看起来似乎很实用。而我认为这种学习法律的方法并不能参透法律的真谛，也许是性格使然的缘故，我更倾向于从书本上得以系统地学习。

像当时攻读法律的其他学生一样，我一开始阅读著名法学家科克《英国法律学入门》一书的第一部分，即“科克论述利特尔顿”。刚开始接触这些书本时，我感觉很枯燥无味，我为此厌倦阅读。然而，法律这东西似乎也像甘蔗一样，越往后嚼就越甜。当我硬着头皮啃下去时，我逐渐佩服上科克那“古怪而精深的学问”了。

读完《英国法律学入门》一书后，开始学习威廉·萨凯尔德、罗伯特·雷蒙德、乔治·安德鲁斯等人编辑的英国高等法院审理的各种案例报告。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将现有法律编纂成法典的意识，过往的判例往往被当成法律最高标准，要想成为胜任的律师，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熟悉大量的案件和判例。我通过笔记记下了各种判决、辩论、定义，以及一个地方律师必须了解的重要事物，如遗嘱、遗赠、商务契约、非法侵占财产的案例、侵犯他人土地、债务、损害赔偿、破产、租赁、诽谤等。我以那种追求彻底、明确的精神来钻研这些问题，对法律体制的历史发展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弗吉尼亚的殖民地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我仔细地研究了凯姆斯勋爵的《法的历史研究论文集》，从中学习了刑法的历史、承诺和契约、财产、土地的担保、法庭、辩护状等方面的知识。

我认为，法律不是孤立的学问，它同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有联系，必须下大力气研究各种各样的著作。所以除了阅读有关法律书籍，我还广泛涉猎了有关历史、地理、政治、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比如卡麦斯勋爵的《历史上的法律论文》、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的《大不列颠封地所有权的历史》，以及伯纳德·黑尔的《习惯法历史》；还读过洛克、西塞罗、孟德斯鸠、莎士比亚、弥尔顿·拉辛、伏尔泰、马基雅维利、塞万提斯的作品以及一些百科全书，等等。这些年的研读对让我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和广博的知识，为我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实习生，我非常注意观察州议会的会议进行程序，学习别的律师们如何进行诉讼、辩论和演说。那时候美洲革命正在酝酿阶段，威廉斯堡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的气氛，人们常常辩论英王和美洲13个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于是，我常去州议会大厦旁听辩论。这期间对政治事务上的接触让我眼界大开。

在学习法律的岁月里，我扩大了自己的人脉圈。除了和导师威思先生接触外，还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交往。在学业上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莫过于达布尼·卡尔了。我们两个志趣相投，在学习之暇经常一起谈文学，谈哲学，谈法律，谈人生道理等等。后来，达布尼·卡尔与我的妹妹结婚，于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之后也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8.出色的农场主和律师

18世纪，在弗吉尼亚这个地方，人们热衷于农业。如何选择耕作方法，改良种子，引进新的作物，成为先进的种植园主十分关心的事。在潜心学习法律期间，我便开始对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精细的观察和记录。在当律师的前一年我就开始编写《园艺手册》，在《园艺手册》中详细记录了几十种蔬菜和水果栽种、发芽、开花、结果的时间。连蔬菜栽种的行列数目以及每一行列的棵数，我也做了记录，为了对比方便，我还专门绘制了图表。

在我的用心经营下，我的庄园出产作物的品种异常繁多，与那些先进的农场相比也毫不逊色。我的庄园中不但有美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时令水果，还有很多进口的品种，譬如婆罗门参、独荇菜、小胡萝卜、芦笋、各种莴苣、水芹、芹菜、草莓、爆裂豆、紫豆、白豆、甜豆、黄瓜、西瓜、樱桃、橄榄核、木莓、萝卜，还有大蒜、菊苣、野莴苣菜、春草莓等好几十种作物。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我还种植小麦、玉米、烟草。因为这些能够用来出售换取现金或交换到各种书籍、家具、高级服装、乐器和名酒。在庄园里，我还饲养了六七匹优良品种的纯种牝马。此时，我已经拟订了计划，要自己再新建一处庄园，那就是后来的蒙蒂塞洛庄园。

我的《园艺手册》一直记到1824年，整整坚持了58年，只有我外出时，才偶有中断。另外，我还撰写了一本《农艺手册》，从1774年开始，坚持记了52年，其中的内容包括种植、管理以及一些新的农机发明革新和100多个奴隶的分配使用情况。在这本记录中，详细地记录了在何年何月把多少鱼和牛肉、多少床和毯子分发给每个奴隶。此外，我还天天记录气象观察的结果，每天分三次准时观察。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多年，甚至在我最忙碌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我还有一本记录了32年的“袖珍账簿”，上面记载每天的费用开支明细。

作为农场主而言，我自认为自己是非常成功的。我从我的土地上每年平均可收入2000美元。这足以应付家庭开销。当然，我当律师的收入会更高一些。

1767年，我在威廉斯堡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我的导师乔治·威思将我推荐给威廉斯堡的州议会。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接受委托人代理案件。不久，我受理的案件范围从阿尔贝马尔扩大到了斯汤顿、温切斯特及其他邻县，后来又到了里士满，最后威廉斯堡的州议会也请我去代理案子。

我一直保存着我在弗吉尼亚法院出席过的所有案件的完整备忘录。在记载每个案件的背面，记着我服务的收入。这些费用与现今胃口最小的律师的要价来比似乎也要少得多，而且我还免费受理了一些案件。即便如此，平均每年总共也有3000美元的收入，这是相当可观的。在入行的头两年我共受理115起案件，两年之后就达到198件，到1771年，已经达到430多起。这个数字不比当地最出名的律师少。

虽然挣到了不少钱，但实际上，我更乐意做一个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建筑学家或者植物学家。因为我不擅长演讲术、长句子、想象力这些东西，不会用动人和富于感情的言词去说服陪审团。但当我在威廉斯堡开始操律师业时，命运给我安排的最理想的前途，似乎就是成为一个像威思先生那样的正直而诚实的律师，或者一位像彭德尔顿先生那样优秀而博学的法律权威。

■第二章　政治生涯中的那些事

■1.初尝政治的滋味

在别人的眼中，我似乎配得上“年轻有为”这样的赞誉：26岁时我已成为本县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之一、弗吉尼亚最有成就的律师之一，被英国皇家政府任命为“阿尔贝马尔县的保安官、陛下骑兵和步兵总司令”，被威廉-玛丽学院指定为阿尔贝马尔县的土地测量员。我26岁取得的成绩貌似非常完美，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我本来以为我的人生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此时北美殖民地反英斗争进一步激烈。1768年，弗吉尼亚议会开会讨论殖民地的形势，坚持反对《汤森税法》。新上任的总督波特托于是下令解散议会，宣布举行新的选举。

当时每个县的选举要求是：由不动产拥有者——即拥有25英亩地及房舍，或100英亩空闲地，或有一所房屋及在镇上有一块地皮的成年白人当着县的行政司法长官。按规定，每一县在州下议院都有两个席位。由于我一直热心公共事务，而且家庭财产也符合要求，尤其是曾经为改进里瓦纳河的航行出过力，因此我被本县居民推选为议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

1769年5月初要召开新的议会。我决定提前一个月动身，前往威廉斯堡。多年来我经常往返沙德威尔和威廉斯堡，沿途风景及威廉斯堡的风情我再也熟悉不过了，但此番前来，心情却迥然不同，以前来这里是求学，如今却是作为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来担负政治的责任和使命。一路上我都在想，也许从今以后怡然自得的农场主生活会离我渐行渐远，我的生命从此与国家、民族将紧密相连了。

新的议会如期开幕了。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宣誓就职更像是一种责任的授予仪式，有生以来第一次落座于州下议院的议员席上，我心中忐忑不安。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着总督，不一会儿，总督波特托乘坐着八匹白色高头大马牵拉的轿式马车来到会场。议会带有浓重的英国特色，有一个隆重的仪式。先由总督致开幕词，然后由议员代表致答词。波特托总督发表了“英王所授权”的讲话后，我竟然被推举上台做议员代表致答词。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说了一些称赞英王和总督的话。这些话让我想起来就备感羞辱！

新议会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数月前英国议会曾建议恢复一项旧的法令，这个法令要求把在王国以外的犯有叛国罪的人，召回英国国内受审。在会议进行到第9天的时候，议会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法令，此外，议会还郑重宣称，英国议会没有权利向殖民地征税，拥有这项权利的是殖民地的议会。波特托总督十分恼火，再一次宣布解散了议会。

当天晚上一些热血青年议员决定发起一个抵制英货的运动。这其中有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李和刚当上议员的我。我们立即向“被解散了的议会”提出《禁止输入决议》。该决议规定：从1769年9月1日起，殖民地人民决不购买英国议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征过税的一切商品；从指定的时间起，也决不进口酒类和奴隶。这项提议获得通过。

一年之后，新总督邓莫尔上台。邓莫尔是个死硬派，他试图以高压手段来镇压、对付北美殖民地人民，结果进一步激起了北美人民的抗议。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2.殖民地的重大反抗

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为了加大对殖民地的掠夺，英国又先后玩儿出了新花样，制定了《印花税法》和《唐森德条例》等法案。印花税规定，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报纸、杂志、广告、单据、遗嘱等，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流通。这激起了美殖民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人们认为既然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缴税，印花税更是无稽之谈。于是，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事件不断发生。

波士顿商人约翰·汉考克等领导当地人们抵制英国政府所经营的来自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茶叶，同时走私自己弄来的茶叶以逃避关税，致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一落千丈。

为了保住英国本土商人的利益，1773年，英国国会颁布《茶叶法案》，它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倾销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交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北美市场销售，这样可以把价格降到比走私的茶叶还低。

这个法案引发了北美殖民的极大愤怒，要知道，当时北美殖民的人们饮用的走私茶占消费量的十分之九。北美人民为什么要拒绝比自己进口还要便宜一半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因为大家都知道东印度公司倾销的茶叶虽然比较便宜，但那是为了打压本土的价格倾销。当时的美国人提倡自由的意愿特别强烈，他们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因为一时价格的便宜打压了本土的茶叶销售，而导致很多的走私和本地种植的茶叶商人无法生存，最终导致茶叶渠道完全落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中，那时茶叶价格将被操纵，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北美人民的利益。另外北美人民认为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扶植的，假如他们饮用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就等于他们还继续受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剥削。

1773年12月16日，从英国来4艘满载茶叶的商船抵达波士顿港口，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一个由3组每组50个当地人组成的组织“自由之子”，打扮成印地安人偷偷摸到3艘船上，将船上货物捣毁，把船上价值约1.5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

英国政府认为“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对殖民当局正常统治的恶意挑衅，为压制殖民地民众的反抗，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惩罚性的法令，即《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这4项法令统称为“强制法令”，规定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搜查，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

英国决定封锁波士顿港的消息传到弗吉尼亚时，我和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和弗朗西斯·李以及另外三四个议员认识到，是时候把人们从昏睡中唤醒，我们必须大胆采取行动，旗帜鲜明地与马萨诸塞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在图书馆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经过讨论认为唤起公众关注局势严重性的最好办法，就是确定一天进行全体的绝食和祈祷。这在弗吉尼亚尚无前例。为了为这次抗议找到一个像样的策划，我们翻阅旧书，查找出清教徒的一些革命的先例和方式，对原有的词句稍加修改炮制了一个决议，约定把6月1日封闭波士顿港的法令开始实施那天作为受辱日，号召民众进行绝食和祈祷，祈求上帝使人民免遭内战之灾，鼓舞人民争取生存的权利，要求得到公正的待遇，以此力图改变国王和英国议会的决定。

为了强调我们的立场，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去恳请尼古拉斯先生推行我们的决议，因为他笃信宗教的特性和我们的决议的基调高度一致。尼古拉斯先生当天就通过了有关6月1日的决议。我们回到阿波罗厅，一致同意联合起来，督促通讯委员会的成员向其他殖民地的委员会发出举行一年一次全体大会的提议。同时希望各殖民地政府能够特别派遣代表召开一个全体的会议。大家经过商讨之后，最后开会的时间定于于当年的9月5日，地点在费城。同时我们声明：“为了确保我们所心爱的权利及自由免于遭到权力的巨掌所破坏，就必须采取行动。”“对任何一个殖民地的进攻，均应认为是对全部殖民地的进攻。”

大会如期召开了，我为本县代表，起草了一份决议。在这些决议中第一次宣告：英属美洲各殖民地的居民，只服从他们自己在定居伊始时所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立法均无权在这个地区实施。另外，我在决议中坚决而明确地指出，殖民地完全独立于英国的体制。

大陆会议极其精彩、尽人皆知，这里不再赘述。会议于10月26日结束一程，并决定于第二年5月10日再度聚首。1775年3月弗吉尼亚举行议会，表示支持第一届大陆会议的议程。由于议会的主席和发言人佩顿·伦道夫因病无法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我代替伦道夫参加。6月21日，我们在费城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起草声明，为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与英国军队的武装冲突事件说明缘由。

1775年4月18日晚，两名“自由之子”组织的战士在波士顿打探到总督兼英国驻军总司令盖奇即将派军队到康科德搜查反英秘密组织的军火仓库，并要逮捕爱国者领导人。于是他们连夜骑马向各地的民兵报警。他们很快来到近郊的莱克星顿村，把英国军队就要来搜查的消息告诉当地的民兵们，然后又飞身上马直奔康科德。莱克星顿的民兵们得到消息后，很快集合起来，埋伏在树林里、公路旁，等候英军的到来。

1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双方正式交火。

由于敌众我寡，英军很快冲进村庄，并向康科德镇猛扑过去。可是他们赶到时，民兵们早已把弹药库转移了，爱国者领导人也隐蔽起来。

英军翻遍了粮仓，什么也没有找到。史密斯命令士兵赶紧撤退，可是这已经来不及了，四面八方响起一阵阵枪声，一排排子弹从房顶、树林、草丛中射来，英国士兵成了活靶子，一批接一批倒下。史密斯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地逃回波士顿。这一仗，北美民兵共打死打伤英国士兵247人，取得辉煌的战绩。

英国政府被我们大胆的反抗活动所激怒。英王乔治三世写信给英国首相诺思勋爵说：“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英国议会迅即通过一系列被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惩罚造反的北美人民，逼迫殖民地投降。

莱克星顿的枪声像信号一样，很快传遍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从此，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熊熊战火燃遍了北美大地。

战争的进程出乎英国王室的意料，英国方面派诺思勋爵提出了和解建议。建议提出，任何殖民地议会只要同意分担英王国的共同防务费用，支持该殖民地的市政府，英国政府就不向该殖民地征收其他有关的税。

我作为弗吉尼亚的众议员，主动承担了对诺思和解建议的答复稿拟定工作。面对英国人的傲慢，在答复稿中，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诺思的建议，表示北美人民拥有自己的权利，不会向英国政府低头，我们要坚定地团结在一起，维护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其他所有殖民地的利益。威廉斯堡议会一致通过了我起草的答复稿。

■3.《独立宣言》的诞生

北美洲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前提和核心，我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去寻找先例和启示，并诉诸历史事实，以确定英格兰王国土地所有权的起源。通过认真研习历史和法律的权威著作，我发现当第一批移民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时，他们并不是殖民者，而是自由的人们。仅就移居海外这一事实来说，他们就已经割断了与母国的一切联系：他们已经重新充分享有他们的一切天赋权利，已经自由去赞同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非来自国王。换句话说，北美洲的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英国政府对于我们的奴役没有任何依据，是强迫的、不道德的。最终我提出，封建制度侵犯了美洲移民们的天赋权利，反对英王任意支配北美的土地。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将这个问题向英王提出，宣布他无权自行授给土地。根据公民组织的性质和目的，在境界以内的所有土地，均由该社会所有，均应由他们加以分配；他们也可能是通过集体聚会亲手这么做，也可能是通过他们的立法机构（他们可以在这个机构中拥有由代表行使的最高权力）这么做：而如果这些土地不是以上述方式加以分配，则该社会的每个人均可自行占有他发现尚无人占有的土地，他将由于占有而取得所有权。

于是在1776年5月15日，弗吉尼亚议会让我们这些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向会议提议，声明殖民地要脱离大英帝国，并组织一个委员会准备关于权利的声明和政府的运作计划。

在大陆会议中，代表们各持己见，主张殖民地应当脱离英国独立和反对独立两种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

43岁的约翰·迪金森成为反对独立的先锋人物。在迪金森的领导下，宾夕法尼亚州威胁说，如果宣布独立，它就立刻退出。除了宾夕法尼亚之外，还有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五个殖民地反对独立。

与此保守力量相对的是要求独立的激进派，而实际上当时独立成为一种趋势。参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战成名的塞缪尔·亚当斯公开要求与英国一刀两断；最激进的理查德·亨利·李，1776年6月7日，他向大会提交了三份决议案，其中第一份实际上是一个脱离英国成立独立国家的政治声明，呼吁殖民地人民拿起武器，为独立、为自由而战。

考虑为了求得全体意见的一致，会议达成一个妥协性的决定，把对独立问题的审议推迟到7月1日再做决定。但是时间拖延得越少越好，至此，会议决定成立一个5人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经遴选委员为：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宾夕法尼亚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纽约州的罗伯特·李文斯顿、康乃迪克州的罗杰·谢尔曼和我本人。

富兰克林70岁，是当时北美名声最大、威望最高的老前辈，甚至为欧洲政界所推崇。他博学多才、德高望重，颇受北美各殖民地人民的尊重。

亚当斯41岁，是马萨诸塞州屈指可数的著名爱国人士。他作为政治家及演说家的声誉，很久以来就引起了伦敦政府及议会人士的注意。

萨尔曼55岁，是康涅狄格州最杰出的爱国革命人士，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只有30岁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是后起之秀，但他不久在政界就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后来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时，就是由他主持宣誓的。

由谁来执笔起草这个宣言呢？我觉得亚当斯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爱国人士，而且才华横溢，我怎能如此贪功呢。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竟会相互推让，当我告诉亚当斯我的想法时，他说道：“第一，你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人就应在这种事上中锋；第二，你比我更受人欢迎；第三，你写的东西比我的好十倍。”面对亚当斯的如此好意，我只能回答：“那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将尽力而为。”

我深知这个宣言对于独立自由、对于未来的意义，我明白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在那个炎热的6月，我忍受着蚊蝇的叮咬，每天上午都查阅各种文献，然后仔细推敲，加以条理化，下午则伏案疾书。我努力用最清晰简约的语言传达出议员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毫不含糊的独立要求，以及对殖民者的强烈义愤。宣言由我独立起草后对富兰克林与亚当斯展示，富兰克林一人至少修订了其中48处。随后我据此誊录了一份修订版，并由我们5人小组于1776年6月28日上呈大陆议会。在我心中，《独立宣言》是“吁请世界的裁判”，让全世界来公正英国政府的粗暴，为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做证明。

1776年7月4日，经过各种修改、辩论，最激动人心的投票表决开始了。除纽约代表弃权外，所有代表团都投了赞成票。7月15日，纽约代表团收到新的指示，赞成独立，宣言最终是全票通过了。这时人们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松，大腹便便的哈里森对又瘦又小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开玩笑说：“我将比你强，格里先生，当我们都将因现在所做之事上绞架时，从我身材的高大和重量来说，我一上绞架片刻便命归黄泉，而你将在空中悬上一两个小时才死得了。”

在大陆会议的同意下，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是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约翰·汉考克大笔一挥签完名字后，抬起头来说：“好啦，现在英国国王不用戴眼镜就可以看清我的名字了。”原来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大大的。随后，每一个与会成员都署名签订，只有迪金森除外。

大陆会议决定在7月8日公开发表《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宣布，成为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这天，在宾夕法尼亚地方议会的院子里，大会派人向等待已久的3000名群众宣读了《独立宣言》。宣读甫毕，听众就报以震天的欢呼声，同时军队在“公共广场”上列队前进，礼炮连鸣。

■4.为宗教自由而战

到了众议院我立即投入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权力改革。我结合弗吉尼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限制贵族权力的法案。譬如《废止限定继承权法案》，允许财产自由分配，并且否定了土地的永久占有权初期。此外我还提交了关于教育改革的法案，努力改变当时不平等、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在为弗吉尼亚所做的工作中，我最珍视也是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通过立法确立了宗教自由制度。

从宗教因素来说，大量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离开欧洲大陆移民北美的原因是不堪忍受当时欧洲的宗教迫害，与其说“移民”，更像是“逃亡”。但是北美并非就是宗教自由的天堂，其宗教专制主义曾一度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北美宗教自由，指的是如果你在北美某个殖民地受到宗教迫害，你可以到另一殖民地去谋生或新创建一个殖民地；并非说信奉某一宗教的人在北美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都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惧任何宗教压迫。早在英王统治时代，人们就已经对被迫供养一批宣讲他们并不赞同的教义的牧师的做法厌恶至极，可惜他们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在弗吉尼亚，圣公会派教会是官方教会，可以称之为“国教”，它到1776年为止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在英国和殖民地政府及法律的保护之下，圣公会的信条及礼拜仪式居于统治地位。官方教会的牧师们靠民众的纳税而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牧师沉溺于赛马、赌博、跳舞、看戏、酗酒的狂欢之中。圣公会派教会的宗教迫害也是骇人听闻的，圣公会教派的牧师对来到这里的贵格派教徒最不能容忍，他们动用严酷的刑罚把他们驱除出殖民地。

与圣公会教派牧师的无所事事相反，其他教派的传教士热忱而勤奋。久而久之，脱离国教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圣公会随之丧失了活力和影响力。

在群众中，信奉其他新教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圣公会教徒人数。但是，压迫非国教派的法律依然存在，这些法律就像是紧箍咒一样束缚了人民的信仰自由。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废除压迫他们的法律，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情绪越来越激烈。

1776年弗吉尼亚召开了第一次州议会。当时会议收到了大量要求废除这种精神上的暴政的请愿书，我受命参加了一个关于处理宗教事务的19人委员会，负责接受这些请愿书，这也使我加入了当时这场最为激烈的斗争。

通过对宗教制度的研习，我坚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信念，我的想法是从根本上否定官方教会存在的合理性，把信仰的自由还于人民。因为国家根本就不应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特殊形式的教会，政教必须分离。历史证明，教会和国家的结合，一定会导致暴政和压迫。当宗教成为国家的工具时，就成为对自由的威胁，因为只有谬论才需要政府撑腰，真理是能够独自屹立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推行宗教自由，当时在议会中主张宗教改革和反对宗教改革的人斗争非常尖锐，从1776年到1779年，每一届议会都对这一法案进行反复的辩论。我深深明白，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与思想自由、知识自由交织在一起的宗教自由要为众人所认同，还得在泥泞中跋涉，走过漫长而曲折的路程。

尽管我在议会中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甚至是仇视，但我也同样拥有许多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和我坚定地站在一起。来自奥林奇县的詹姆斯·麦迪逊就是其中一位。年仅25岁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州立宪会议上对宗教自由的呼声最高，他丰富的法律知识和雄辩才能立即引起了人们包括我的注意，我也为他的勇气和智慧打动。我们二人的友谊从此开始，成为毕生的伙伴和战友。此后的1784年，国会派遣我出使法国，于是就由我这位年轻的朋友詹姆斯·麦迪逊接手领导州众议院里的改革派。

1776年11月，议会推选我以及其他5人起草一项法案，免除不信奉国教者纳税供养英国教会的律令，并得到议会的通过。但是，普遍停止征税供养各类宗教的牧师和教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直争执不下。至于让英国国教脱离政府，实行宗教完全自由，那就更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了。我深知此情况下我更不能松懈，丝毫的放松都会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我更加拼命抓紧进行工作。1779年6月，我向议会提出了《宗教自由法案》。

我在《法案》中这样描述：“全能的上帝既然给予人类以思想自由，所以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做法，无论是凭靠人世间的刑法或压迫，或用法律规定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始者的旨意……有些在世间的和教会中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他们本身不过是常有过失和没有得到圣感的人，但是竟然肆无忌惮，以为他们有权支配人的信仰。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说成唯一的永无错误的真理，并强迫世人予以接受，这些人自古以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所建立的和所维护的，只是虚假的宗教而已；强迫一个人捐钱，用以宣传他所不相信的见解，这是罪恶和专横的；甚至强迫人出钱支持他自己所相信的教派中这个或那个传教士，也是在剥夺个人意愿的自由……我们的公民权利并不有赖于我们在宗教上的见解，正如它不依赖我们在物理学或者几何学上的见解一样，因此，如若我们规定，一个公民，除非他声明皈依或者放弃这个或那个宗教见解，否则就不许接受责任重大和有报酬的职位，因而不值得大众的信赖，这实在是有害地剥夺了他的特权和利益。而他对于这些特权和利益，正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是享有天赋权利的。”

我指明：“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员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许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播它，那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由发展，它自然会得到胜利，真理是谬论的真正有能力的对手。在它们的斗争中，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扰，解除它天赋的武器，取消自由的引证和自由的辩论；一切谬误，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危险了。”“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

在这个法案的结尾，我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权利，都是人类的天赋权利，今后如通过任何法令废除本法案或缩小其效力，该法令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麦迪逊称这个法案“永远消灭了为了限制人的思想而制定法律的妄想”。

1785年，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西部的民主力量上升势头迅猛，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已是民意所向，势在必行。在这种形势下，麦迪逊趁此机会再次推出我之前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并最终顺利地被众议院通过。麦迪逊将这一喜讯告诉了远在巴黎的我。

十年奋斗不寻常，我闻讯深感欣慰和自豪，立即安排出版事宜，并把这个法案的抄本分送给在巴黎的各国使节，希望他们广为传播。

不到一年，这个法案在欧洲受到的重视和普遍欢迎，我迫不及待地给麦迪逊的去信抒发我的满怀豪情：“它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并且被送到欧洲大多数宫廷……它被加进新百科全书中去。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的心灵被国王、教士及贵族禁锢了许多世纪之后看到理性的旗帜终于被树立起来，真令人感到欣慰；我们有幸制定第一部法律，并勇于宣告人类在形成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以理性为依据，这是无尚的光荣。”

■5.为自由贸易探路

1784年5月7日，我受国会任命担任全权公使，去欧洲参加谈判友好条约和贸易条约的工作。这是我第三次获得去法国的机会，前两次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这一次终于有时间去欧洲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着实令我兴奋不已。

刚安顿下来，我立即去拜会住在西郊的富兰克林博士，向他传达了国会下达的任务，然后写信给当时正在海牙的亚当斯先生，要他到巴黎会合。亚当斯先生一周后来到巴黎。我们是老朋友了，两人相会，分外高兴。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经济景况暗淡，百废待兴，货币短缺，贸易停滞。英国决定把政治上已获独立的北美13个殖民地变成其商业的附庸。1783年，英国枢密院恢复了“航海条例”，并颁布命令，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属西印度。同时，法国和西班牙也限制美国与它们在美洲的殖民地的贸易。针对这个现实，美国国会才决定委派外交使团同欧洲国家谈判缔结商业条约的问题，力图为美国经济打开一条出路。

但各国对美国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是反叛者，刚刚成功地挣脱了母国的束缚；各国对美国的商业毫不了解，对可能获得的商业利益也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能够看清与美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较为有利之前，宁愿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所以谈判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国会还要求我们与除埃及之外的北非诸国就海盗问题达成协议。两个多世纪以来，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等北非国家，以海盗事业立国。它们派出的海盗在海上拦截来往商船，烧杀抢夺，为所欲为，十分猖獗。1784年10月，美国商船“贝特西”号成为摩洛哥海盗魔爪下的牺牲品。为了解救商船上的船员，我四处活动，积极做工作。摩洛哥皇帝在法驻摩洛哥公使的游说之下，释放了“贝特西”号船的船员。为了不失时机，我遂安排了美国驻巴黎总领事托马斯·巴克利前往摩洛哥交涉纳贡事宜。他带去了各种各样的贡品。巴克利终于与摩洛哥在1786年谈妥并订立了一项令人满意的条约，对方没有要求年贡，答应给予美国船员和公民以最惠国的保护，而且订立这个条约只费了3万美元。

1786年3月1日，应亚当斯的要求我赶赴伦敦参加与的黎波里和葡萄牙会谈。我开始还抱着一线希望，想同亚当斯一起，在我们两年任期届满之前，同大英帝国谈判一项贸易条约。然而，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同的黎波里的谈判无果而终；同葡萄牙大使倒是签订了一个条约，却被葡政府否决了；英国则避而不谈。

为了广泛地接触欧洲的实际，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1787年2月我从法国出发开始一趟为期3个月的欧洲之旅。我实地调查各地的市场现状，以便为美国农产品寻找出路。我还经常去普通民众间走访，常常求教于园林工、葡萄园工、制桶工、农民等。最后我来到了米兰，遍游各处名胜，并取道热那亚回法国，因没能去罗马而遗憾。

当我返回到巴黎之后，我发现巴黎和我走的时候一样，动荡不安。至于具体的情况太过复杂，在此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在法国待了两年之后，我恳请能有一个回家的机会，以便让我的两个女儿进入社交界，让她们的朋友照顾她们，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返回巴黎继续工作。但是，我们的政府正处于从胚胎到成熟的转型期，各环节不够通畅。直到1789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才收到批复。

在离开这个伟大而美好的国家时，我还没有表达我对这个国家的感受。我从未见过如此善良的人们，他们是那么热情、友好地对待陌生人。他们对待科学的精神、他们礼貌文雅的一言一行、他们轻松快乐的对话方式让这个社会充满着独特的魅力。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在地球上的哪个国家居住，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首先是有着甜蜜回忆的我的故乡，其次就是这里——法国。

■6.出任国务卿

1789年11月23日，我乘坐的“克勒蒙特”号在诺福克停泊，我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重新踏上了美国国土。

在我回家的途中，我在切斯特菲尔德的阿平顿稍作停留，住在我的朋友家里。那时，我收到了一封华盛顿总统的特快信件，得知我被任命为国务卿。这封信让我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我原本计划此次回国度两个月的假，然后重返巴黎去看看大革命的结局。我当时想，革命一定会在一年内圆满结束。之后，我打算回家，退出政治政坛，过我一直想过的安静生活，并致力于自己更喜欢的研究。

12月15日，我给总统回信，将自己的计划如实告知。但我也向他说，我考虑到它的职权范围，既包括国内那一大堆主要事务，再加上外交事务，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如果他认为我能对政府做出更有益的事情，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意愿。一周之后，我收到了总统的第二封信，他依然希望我能接受任命，如果我不接受，他表示可以保留我原来的职务。他还在信中给我保证说，国内事务绝对不会是我难以负担的。假如真的成了负担，他确定国会一定会把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分开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当收到这封由总统特使专程递来的信，我实在无法推辞了。

1789年圣诞节前夕，我带着女儿女婿回到蒙蒂塞洛，闻讯的奴隶们倾巢而动，拥挤在道路的两旁夹道欢迎我们的归来。这些热情而质朴的奴隶们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且他们激动得不顾我的反对，把马车停下，解下马匹，用肩膀拉着马缰，将马车拉进庄园。当马车的门被打开后，家仆、奴隶们争先恐后地扑上来亲吻我，他们又哭又笑，又是祈祷又是赞颂，简直热闹非凡；我像一个中世纪的王子远征后凯旋一样，受到了家人最热烈的欢迎，这让我很快就将巴黎抛到了脑后，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解放奴隶的信念。

我到纽约的第一天，正好是一个周日。3月的纽约还残留着一丝寒意，但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到处洋溢着生机勃勃的味道。我来不及做休整，一到纽约就立即向华盛顿总统报到，开始工作。我上任的时候，发现这个所谓“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也不过是二名主要办事员、二名协调员和一名翻译，办公室设在百老汇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不包括驻外机构费用在内的全部预算，竟然不足8000美元。所以我的工作比较忙碌，许多事情都要事必躬亲。

让我有些头疼的是，领导国务院就免不了要与原本就政见相左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打交道。在外交方面，起初我与汉密尔顿的矛盾并不大，我们都赞同美国在外交方面实行中立化原则，只是在实施的具体方式上有不同的主张。之后，因为我与汉密尔顿在政治原则和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截然不同，所以就分道扬镳了。

政治场上的摩擦和争斗让我疲惫不堪，害得我的头痛病发作了好几次。我渴望摆脱国务世事纷争，回到乡下呼吸新鲜的空气，修身养性，自由自在地安享田园生活的乐趣。所以，我决定在任期满之后离开费城，回到乡下。

■7.逼出来的副总统

1794年1月，我回到蒙蒂塞洛。在蒙蒂赛洛，我避开一切公务，全身心地经营农场，进行科学研究，并从书本和家庭生活中寻找乐趣。在之后的两年中，我俨然生活在世外桃源，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仍不时牵动我的心。

我对华盛顿政府日趋保守的倾向深深担忧。1794年，汉密尔顿的《国产税法》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民拒绝缴纳威士忌酒税，甚至举行了武装起义，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我就此事表示过反对意见。在同一年中，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之下，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这把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几乎全部断送，招致了美国民众的普遍反对。我则表示，这个条约是“耻辱条约”，是“英国和我国亲英派之间反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民众的同盟条约”。我对麦迪逊表示：“密尔顿偏袒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贵族政治论者。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够去对付他了，你应该在报纸上与他争辩。”后来，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汉密尔顿被迫辞职。

很快，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任任期就要到了，新一轮的大选再一次摆在了台面上。

麦迪逊特意跑到蒙蒂塞洛来，用试探的口吻问询我，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非我莫属，只有我出马，共和党才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我表示早已对权力丧失了野心，因此坚定告诉麦迪逊担任公职的事情在我看来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麦迪逊不甘心放弃，写信再次透露说我肯定将会被民主共和党人提名来作为华盛顿的继承人时，我写了一封长而严肃的回信，再次表示，麦迪逊本人便是很好的候选人，我已经完全无意于进入政坛了。

1796年2月底，尽管华盛顿总统还没有公开宣布，所有党派的领袖都心领神会地知道华盛顿不会再担任第三届总统了。所以，无论是联邦党还是民主共和党领袖都已经各自在私下忙碌起来。

麦迪逊不甘心让政治权利双手奉送给联邦党的候选人亚当斯，所以与门罗商量，必须想办法逼我出山。

于是麦迪逊耍了一个花招，他与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准备来个“先斩后奏”，为的是不让我有机会提出异议。因此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已经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12月底选举已经接近尾声，结果显示，亚当斯当选为总统，我被选为副总统。我再一次被迫食言，再一次走到权力的中心。

从1796年到1800年担任副总统这4年，我的心态可以说是比较平和的，一直保持着缄默。我尽可能以公正严明的态度主持参议院会议，即使大部分议员都在暗中攻击我，即使不被大家喜欢，我也坚持不变。

■8.第一个在白宫前宣誓的总统

转眼间，日历已经渐渐翻到了1800年的总统大选。亚当斯所采取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措施，已经被公众弃如敝屣，威信大大下降。这次参加选举的总统候选人是由国会内的党团会议选定的。党团会议是两党在国会两院中分别召集全体党员议员举行的秘密会议，由其推选两院党的领袖，并讨论本党对重要议案的政策和策略。如今，我已不再像4年前那样被动地当一个候选人了，我为了实现自由政治的理想准备竭尽全力。

此次总统竞选的气氛异常紧张。从4月开始，一个又一个州的选举结果逐步揭晓。我计算着自己的得分，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结局。在这几个月中，我凡事小心翼翼，唯恐会有什么疏漏被捅到报纸上，成为联邦党人用来攻击我的把柄。

11月底，仍有宾夕法尼亚、罗德岛和南卡罗来纳3个州的情况不明。这3个州，两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在用何种方法挑选总统投票人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几天后，联邦党在罗德岛获胜。这就意味着亚当斯得58票，比我多得一票。如果宾州不投票，南卡罗来纳的8张票将最终决定结果。而南卡罗来纳向来是最卖力支持联邦党的，所以许多联邦党人都对大选最后结果感到乐观。

12月2日，南卡罗来纳州选出了该州的总统投票人。这时宾州议会两院终于达成了妥协，选票分两拨，8票投给我，7票投给亚当斯。我和亚当斯平分秋色，分别获得65票。因此，南卡罗来纳的结果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最终，南卡罗来纳则有八人都投了我和伯尔的票。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共和党已经获胜，但是我与伯尔二人之间，却出现了票数相等的尴尬局面，给总统的产生带来了大麻烦。

1801年2月11日，众议院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投票过程。从当天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夜，一共投了19次票，但是每次投票的结果都一样：8个州投我的票，6个州投伯尔的票，有二个州内部意见分歧。12日又投了9次票，结果依然如故。13日、14日及16日，众议院又分别投了6次票，结果照旧。选举陷入了僵局。

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局势出现了转机，拥护我的中部诸州宣称，假如众议院投票选伯尔为总统，中部诸州要宣布脱离联邦。虽然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都反对我的民主主义纲领，但是却很尊重我的人格。他们认为我担任总统，可以确保能制定出顺应时势的体制，于是他们呼吁党内人投票给我。

1801年2月17日，第36次投票终于有了结果：我以两票的优势成功当选了。这时距离亚当斯任期届满，只有两周的时间了。

1801年3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主持下进行了简朴的总统就职仪式。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届开始，政府准备把办公地点搬到不久之前完工的白宫。于是，我成了第一个在白宫宣誓就职的总统。我诚恳地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以及新政府的行政惯例原则。

就任之后，我就立即着手，组织了自己的工作团队。我任命詹姆斯·麦迪逊为国务卿，共和党内的著名财务专家加勒廷为财政部长。此外，我还吸收了两位新英格兰人来平衡班子里的地区代表性，其中包括担任陆军部长的亨利·迪尔伯恩、担任司法部长的利瓦伊·林肯。

我一向认为政府应当节俭而简朴。在和平时期我决定精简改编军队，经过“精简改编”，陆军由原来的3500百人减至2500人；海军裁减至十三艘快速战舰，将其余的出售改充商船，停止建造新舰，辞退所有的造船技师，还把保留下来的快速战舰大部分拖曳上岸，以节省薪饷和给养。

我认为勤政是政府的义务所在。我要求各部门每天都要将各自收到的重要信件和他们的答复稿送交自己审阅。我密切地关注着行政部门的工作进程，了解人们对政府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和反应。由此，我对各部门的事务了如指掌，并且能在部门负责人向我请示问题时，提出有见地的意见。

我每天的办公时间很长，但井井有条，我每天的行政工作就是个固定的课程表：5点起床，办理公文到9点；9点之后开始接见内阁成员或有事要与我商量的其他人；中午召开内阁会议；下午1点骑马，锻炼身体；3点半用午餐，之后继续工作。

如果让我对这4年做出一个评价的话。我认为这是民主共和党最平静的一届执政期，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过于激烈的改革或民众的骚乱，而是政府在和平的方式下，渐渐取得了面积相当于又一个合众国的领土。我希望在政治上证明美国人已经成熟起来，而且能够建立“一个不是基于人的恐惧和愚昧，而是基于人的理性，基于人的社会情感优于其非社会情感的政府”。

■9.收购路易斯安那

在整个18世纪后半叶，路易斯安那州是欧洲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自1699年开始，法国控制着路易斯安那州这片广袤的土地，直到1762年，之后交予盟友西班牙。1762年以后，西班牙对它拥有主权，但也承认新法国殖民者拥有该地的部分主权。

西班牙实际控制路易斯安那州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包括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地处密西西比河端口，是农产品中转枢纽。当时新奥尔良的农产品覆盖已经达到了我国领土的八分之三，市场培育的力量惊人，不久它的产量将提高到全国的一半以上。按照1795年的美西《平克尼条约》，西班牙开放港口，并提供商品存储于美国。美国的经销商按条约使用该港口运输面粉、烟草、肉类、羽毛、果汁、黄油、奶酪等。条约承认美国于整个密西西比河有自由航行权，贸易额不断增长。1798年，西班牙单方面撤销条约，贸易受到阻挠。

1800年，法国与西班牙秘密签署《圣伊尔德丰索条约》，依条约，拿破仑法国获得路易斯安那州主权。此时，我深知美国随时都可能失去使用新奥尔良的权力，如果这样，对国家的农业贸易是个巨大的打击。因此，我建议问询法国是否可能将新奥尔良及周边地区出售给给我们。1802年，我委托詹姆斯·门罗和利文斯通于前往巴黎洽谈购买新奥尔良事宜，我们的报价是1000万美元，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1803年初，法英之战争持续，前景不明，此时我获得了拿破仑的最新情报——法国决心入侵英国，战争将要升级。西班牙拒绝割让佛罗里达州给美国。当时，战略要地海地的丢失对拿破仑法国打击巨大——如果没有足够的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美洲内陆的路易斯安那州价值锐减。

这时西班牙仍未履约转让路州于法国，也就是说法国只是理论上拥有路州主权，让法国雪上加霜的是，法英战争的升级也迫在眉睫。出于对西班牙的愤怒，我推测拿破仑最可能的，也是合乎逻辑的想法是：（1）海地短期内不可失而复得，路易斯安那即失去战略价值；（2）美洲的新帝国计划泡汤，不可能再有类似计划；（3）西班牙不履约，路州没有实际控制权；（4）若此将法理的路州领土出售，反正卖出的东西在西班牙手里，对法国暂时没用；（5）眼下急需现金，准备法英战争升级；（6）美国主动上门求购，成交价格可期；若此不如作大，甩卖全部路易斯安娜州这虚地，可拿到实钱，以确保战争准备。

果不其然，拿破仑不顾外交大臣塔列朗的反对，决定开价1500万美元，出售法国在北美拥有的最大家当，即整个路易斯安那州，而不是我们提议的仅仅新奥尔良和弗罗里达州。

当时美国国内也有反对路易斯安那购地的阵营。联邦党极力反对购地案，并认为与英国维持密切关系比和拿破仑友好重要。联邦党辩称购地案是违宪，而且美国付出巨额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和西班牙一场战争。联邦党并担心西部新公民会威胁东海岸各州政治势力——引发西部农民与新英格兰商贾之间冲突。但我认为对于取得如此广大的国土，这些风险都是值得的，因此抵制了反对的声音。

1803年4月30日，双方签订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条约》，法国美国分两次付款：首笔6000万法郎（1125万美元）于1803年4月30日付款；第二笔为2000万法郎（375万美元）。

这下我始料未及，真是天大的惊喜：一夜之间得了这么大一块儿领土，简直是上帝赐予美国了一块大馅饼，这样美国以每亩3美分的成本将领土扩大了一倍。7月4日，我向美国人民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3个月后，政府决定在新领土建立临时军政府，用军队来维持这里的秩序。我认为这片肥沃、广阔的土地能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提供充足的粮食，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之国的实现提供宽广的场地。

■第三章　不能忘却的人和事

■1.爱妻玛莎和女儿玛莎

我的妻子玛莎是一位典型的弗吉尼亚女郎，她有一双淡褐色的眸子和金棕色的头发，肌肤白皙，身体中等偏高，体态匀称，具有优雅、女王般的仪态。她受过良好教育，当时社会上推崇的各种才能无不具备。

玛莎人生经历颇为坎坷。玛莎的父亲约翰·威利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虽谈不上地位显赫，亦颇有名望。约翰·威利斯先后共娶了3个妻子。第一个玛莎·爱泼斯·威利斯，也就是玛莎的妈妈，在玛莎出生后3周就去世了；第二个妻子科克小姐生了4个女儿，之后也去世了；威利斯又娶了第3个妻子伊丽莎白·洛马斯，她是鲁本·斯凯尔顿的寡妇，11个月之后，她又去世了。她去世时，玛莎只有13岁。

1766年玛莎18岁时，玛莎和她继母伊丽莎白的第一个丈夫鲁本·斯凯尔顿的弟弟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儿子，但是婚后第三年也就是1768年他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的这次婚姻只有短暂的22个月。说来也巧，她的丈夫巴瑟斯特是我在威廉——玛丽学院读书时的旧识。

在弗吉尼亚州下议院当议员的时候，我因为工作需要，常去约翰·威利斯家里，也和玛莎多有接触。玛莎丈夫去世后，我和她的交往更加频繁。多才多艺的她会演奏拨弦古钢琴，歌声更是甜美清亮，痴迷音乐的我因此更被深深吸引。

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又在老威利斯家聚会了，其中不乏玛莎的追求者。交谈中，“情敌们”言辞激烈起来。闻到火药味的我巧妙地离开了书房，坐到客厅中的钢琴边高歌起来。我的歌声引来了玛莎的“以声相和”。我们两个人随着琴声放声高歌。一曲终了又和一曲。在弹唱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彼此之间传递着令人着迷的情思。

我再次坠入爱河，这一次可是清醒的，而不像7年前那次是懵懵懂懂的。毕竟我已经27岁了。我按当地的礼仪风俗求婚，玛莎没有立即答应，又没有明显拒绝。这让有过遭断然拒绝伤害经历的我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光。最终我的执著追求赢得了玛莎的芳心。

1772年元旦，我们在她家里——离威廉斯堡西面几英里的查尔斯城举行了婚礼。此时玛莎23岁，我28岁。我没有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任何朋友，而是独自沉浸在新婚燕尔的良辰美景之中，享受着人生的一大欢乐。“不需要高尚的目的/迷人的微笑/也不需要年轻人的嬉戏欢闹/美满的夫妻/幸福的结合/像他们那样独享良宵……”弥尔顿的诗句非常适合我的心情。

结婚两周后，我们回到400英里之外的蒙蒂塞洛。还记得，我们在回蒙蒂塞洛时却遇到了大风雪天气，无法乘车，只得骑马踏上归途。虽然当时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山路崎岖难行，加上夜幕即将降临，但我却心情异常兴奋，一路欣喜。我们到家时已是深夜，壁炉的火早已熄灭，仆人都回到自己的屋子睡觉去了。第二天我们醒来时，窗外苍茫大地上白雪茫茫，积雪已厚达三英尺。

在我精心设计建造的蒙蒂塞洛庄园中，我给玛莎买了一架钢琴。我还邀请到威廉斯堡表演的意大利音乐家弗朗西斯·艾伯蒂指导我提高小提琴技艺，并指导玛莎弹钢琴。难能可贵的是，玛莎虽是名门闺秀，却懂得如何经营农场，懂得如何管理奴隶，还会记账，懂得如何招待客人，总之，她能把家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

岳父约翰·威利斯是一个通情达理、开朗、充满幽默感和受人尊重的人。他还专门指定我为他遗嘱的执行人。1773年他死后，我们夫妇继承了老人三分之一的遗产，使得我的财产大增。我不仅得到了135个奴隶，而且还有一万一千英亩的土地。我本来就有五千英亩土地和大约50个奴隶。这使我成为弗吉尼亚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

婚后，玛莎陆续为我生了5个孩子，可是不幸的是3个先后夭折。玛莎也因此变得意气消沉，无限悲伤。她在这种忧郁的心情下又熬了一年半之后，小露西出生了。这是玛莎给我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没想到玛莎在生小露西时难产。本来身体就很孱弱的她，更加弱不禁风，从此卧床不起。

就在小露西出世的这一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被阿尔贝马尔县推选进了弗吉尼亚下议院。我给下议院议长约翰泰勒写信，拒绝承担议员的工作。议长表示非常遗憾，并说，议员们认为不能接受我的辞呈，并表示愿意把自己议长的职位让给我，因为他认为我更胜任此职。那时有一条规定，如果一个代表没有请假而缺席会议的话，他将可以被逮捕。虽然我已在信中拒绝当选，但还是受到这种可能被逮捕的威胁。不过州下议院鉴于我妻子的病情，最终批准了我的辞职请求。

而就在这时，我的妻子已病入膏肓。我向我的热心朋友和学生门罗倾吐了内心的痛楚，我很后悔在过去的13年当中因为忙于公事，完全忽略了对家庭的照看，以致使家庭陷于混乱和毁灭。我发誓从此要好好照看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告诉妻子，此后我绝不会再离开她去接受任何官职，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但1782年9月6日玛莎还是离开了。她去世之后，我将她安葬在蒙蒂塞洛坡地的大橡树下。在玛莎的大理石墓碑下面我用希腊文摘抄了荷马史诗中《伊里亚特》中的诗文：“如果人们在冥间会忘却他们已故的亲人，而我却不会；即使在那里，我也要怀念，我的亲爱的伴侣。”

玛莎去世后给我留下3个孩子：10岁的玛莎·帕奇，4岁的玛丽·波利以及刚刚诞生的小露西，但露西夭折没有长大成人。我把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到玛莎和玛丽两姐妹身上。

爱妻的亡故，改变了我生活的整个节奏和方向，彻底粉碎了我想长期隐居的美梦。蒙蒂塞洛是与过去十年的幸福密切联系着的，我无法在这个充满妻子身影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朋友们建议我应当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来消弭妻子给我带来的剧痛。于是，玛莎死后两个月，我决定回到公共生活中去。1783年6月6日，议会选举我为国会议员，兼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任期自11月开始。

由于玛丽太小还需要保姆照顾，所以只能带着玛莎去费城。由于国会决定在普林斯顿开会，我独自前往普林斯顿。刚到那里，会议又决定休会，3周后改在安纳波利斯召开。当我于11月底离开费城去安纳波利斯时，我将玛莎托付给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的寡母托马斯·霍普金森太太。弗朗西斯也是《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他的孩子可以同帕奇做伴，玛莎后来还结识了戴维·里顿豪斯的孩子。里顿豪斯天文知识渊博，深为我所敬佩。玛莎总是生气勃勃、勤奋好学，相貌、举止都与我很相似。我给女儿开列了阅读书目，希望女儿们在学习和事业上都能为人楷模，我要把女儿教育成美国最有学问的女人。为此，我专门为玛莎找了最好的法语、舞蹈、音乐和绘画老师。

当我独自一人待在安纳波利斯时，我常常想到的是女儿的未来，闲时就给玛莎写信，信中诉说着我们父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我对女儿寄予的厚望。

我在安纳波利斯给玛莎订了一个作息时间表：

上午8～10点，练习音乐

上午10点～下午l点，轮换着一天绘画，一天跳舞

下午1～2点，在跳舞的那天画画，而隔天写一封信

下午3～4点，学法语

下午4～5点，在音乐伴奏下做操、运动

下午5点到睡觉前，阅读英文，练习写作

我写信告诉她：“我为你请了很多老师，我希望你在他们的教导下学到各种知识，这将表明你没有辜负我对你的疼爱。你要好好学习，我会更疼爱你，切不可让我失望。”信的结尾我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你好，学到不少知识；我最大的烦恼就是你令我失望。如果你爱我，就要努力在一切情况下、在每一个人面前做个好孩子，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成事全在你自己，这将保证你会得到你亲爱的父亲最热情的爱。”

我要求女儿一周给我写一封信，要她学拼写，“决不做坏事或说坏话”。有一次，两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坐卧不安，心急如焚。我和女儿在信中无所不谈，乃至教育到吃饭穿衣的琐碎细节。信中我要女儿注意穿着，要干净、合身，要面带微笑，并说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穿戴整齐。我还告诫玛莎：“保存好我的信，时常拿出来读一读，这样可以对信中写的事常记不忘，会使我更加爱你。”

玛莎长大后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姑娘，什么事情都能够坦然相对，婚姻和家庭也很幸福。玛丽相对来说身体较为孱弱，内心敏感，她总是觉得不能够获得我更多的爱而深感自卑，她在生完孩子之后不久离开了人世。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自责中，我时常回想，如果我让玛丽感觉到在心中其实是无比地爱她的，会不会变得乐观和幸福一些。逝者已逝，愿她们的灵魂能够安息。

■2.惺惺相惜的对手汉密尔顿

大部分的美国政治人士不得不承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有着无可匹敌的才华，他的财政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他在政治方面的判断力，其圆熟老辣也让同时代的多数人难望其项背。他的经历更是丰富的：账房伙计、大学生、青年诗人、评论家、炮兵上尉、华盛顿的战时副官、战场英雄、议员、废奴主义者、纽约银行创造人、宪法委员会成员、演说家、律师、教育家、对外政策理论家和军队高级将领，等等。一切都是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以至于有人在评价他时说道：“没有哪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有如此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制定了如此恰如其分的体制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

汉密尔顿生于l755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尼维斯岛。当他还在英王学院求学时，就曾为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进行过出色的辩护。他27岁那年，曾指出过邦联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还撰写了一篇论述公共财政问题的卓越论文；在约克敦指挥过一支突击队；他在缔结和约时取得了在纽约当律师的资格，并很快在法律界崭露头角。汉密尔顿热衷于充当政治教师的角色，他总是能在别人保持着谨慎观点和暖昧原则的地方，提出大胆的计划和明确的政策。当国会正在考虑人民将会说什么时，汉密尔顿就已告诫国会议员和人民，他们应当做什么。他有着永不疲倦的超人精力，以及对繁重工作的热爱，并乐于承担责任。

34岁时，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当时的美国政府，财政部是国会而不是宪法所创设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最重要的和最有权力的联邦部门。财政部长有责任对公共信用做出估计；收进、保管和付出合众国货币；征收关税和国产税；管理灯塔业务；建立辅助航运的各种设施；着手进行合众国土地测量等等。在国会1792年设立邮政部以前，财政部还兼管邮政事务。

一个促使我与汉密尔顿结成冤家的原因，是在有关政府性质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都完全相左。汉密尔顿非常向往贵族政治，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接受皇帝和世袭贵族，而且从头到尾都不喜欢民主政治。法国国王与王后被送上断头台后，汉密尔顿一派还为他们哭泣，为他们戴孝。他认为在政府里掌权的人越少越好，这些人应该都是有钱的人。

而我却是一个终生都致力于争取民主，使民主的范围更广阔、更强固、更真实的人。我希望选民能够增加而非减少，认为总统和副总统应只做一任或最多两任，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因此，他与我之间的争执，简直是从我来到纽约担任国务卿的那一秒开始就注定了的。

我曾经形容自己和汉密尔顿简直“就像两只公鸡，整天在内阁里斗来斗去”。可以说，在我当国务卿期间，在我政治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我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不共戴天”的争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对立情绪与日俱增，也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假如我说什么是黑的，那么汉密尔顿就肯定会眼睛都不眨地说那是白的。随着越来越浓烈的火药味，两边在报纸上的对战已经快要把报纸点着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完全否认汉密尔顿的政策。1790年4月18日，汉密尔顿走出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华盛顿总统官邸，恰好撞上我。我们两人寒暄几句，心直口快的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国务卿先生，请求您帮帮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国债法案，国会4次辩论都未能通过。如果您能够改变主意，凭借您的巨大影响力，下次辩论就有望过关啊。”“财长先生，您知道，我连宪法都反对，何况是您的国债法案呢，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承接独立战争时期的联邦债务和各州债务啊。不过，您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晚餐，聊聊这事儿，我也打算请麦迪逊先生一起来。”“太好啦，国务卿先生，我一定准时赴约。”

第二天晚餐时，我、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经过一番探讨之后，我和麦迪逊两人承诺支持国会通过他的国债法案。汉密尔顿喜出望外。几天后，美国国会顺利通过汉密尔顿起草的《公共信用报告》，华盛顿总统立刻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债市场因此迅速崛起。

就在我与汉密尔顿较量的这段时间，华盛顿总统的任期将满。华盛顿对我说，他感到自己日渐衰老，身体情况也已经大不如从前；记忆力本来就不好，现在就更差了，工作起来疲惫不堪。他渴望摆脱总统的这副担子，遏制不住地想回到乡下去呼吸新鲜空气，修身养性，自由自在地安享田园生活的乐趣。看到我与汉密尔顿之间的不和，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希望双方都能做出一些让步，这样能给内阁带来一些和谐的气氛。

但我认为我和汉密尔顿的矛盾是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造成的，我本身并不喜欢这种口诛笔伐的政治斗争。当华盛顿总统告诉我他想隐退的想法，我也毫不犹豫地向华盛顿总统请辞国务卿职务。尽管华盛顿总统反复劝慰和挽留，我还是决意在任期满之后离开。

我走后，汉密尔顿也于1795年离开了财政部，去纽约操持他的律师业务，好为家人多赚点钱。虽然他在财政上的那些措施使别人赚了大钱，但他自己始终两袖清风。他为美国的信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替联邦政府取得了所有富人的支持。

在我心目中，这个始终与我针锋相对、意见相左的人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虽然我们宗旨相左，但是一旦危机来临，我们彼此则转而相互尊敬，相互信任。我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美国的政党制度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汉密尔顿死后，我在蒙蒂塞洛过着退休生活的时候，在前厅里靠墙陈列了两尊面对面的胸像，一个是汉密尔顿，一个是我自己。当被问起这种摆设方式的缘由时，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是的，你应该这样理解，我们是一对生死冤家啊！”

■3.我眼中的华盛顿总统

说起来，我与华盛顿总统是旧相识了，我和他认识30多年了。从1769年到独立战争，我和他一同参加弗吉尼亚议会、大陆会议。后来他离开我们，去战场指挥军队了。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我们偶尔通信。但在我出任国务卿的4年里，我们每天都见面，推心置腹、诚挚热心。我自认为对他非常了解，如果要我来描写他的性格，我会这样写：“他伟大、有力量，但并不是最强大的；他的洞察力过人，但没有牛顿、培根或洛克那么敏锐；他反应不快，几乎没有什么创造力或想象力，但没有谁的认识和结论比他的更正确。”

他常常在军事会议上听取大家的看法，然后从中挑选最明智的，没有哪位将军制订的战役计划能比他的更明智、更审慎。但如果计划被实际情况或被突如其来的形势扰乱，他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整过来。所以，他在战场上吃了不少败仗。

他最大的特点可能是谨慎和坚韧，对任何情况、任何事情都不会贸然行事，即使有一点点不放心，就按兵不动，可是一旦作出决定，就会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有最纯真的刚正，最坚定的正义感，任何利益的动机或个人恩怨都不能左右他作出决断。

他的确是一个睿智、善良和伟大的人。

他性格暴躁，可经过反思，可以克制。但如果他真的发脾气，怒气相当惊人。他花钱原则性很强，只要事情于人民有利，他都大力支持，但对任何不合理的支出都会断然否决，一分都不会出。

他用人向来不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准确地衡量每个人的价值，然后相应地施以尊重。

他是个标准的绅士：体态挺拔，风度翩翩，举止从容大方，谈吐文雅；在同龄人中，他是最棒的骑手。

他是个善于纳于言敏于行的人，在公共场合，如果突然要他发表高见，他经常紧张不已，张口结舌，窘态百出。然而，他可以奋笔疾书，而且文笔优美顺畅。

他业余爱好不多，他时间主要用在实际工作上，读书不多，而且局限于农业和英国史方面。写信、写农业活动的日记，这两件事占据了他在户内的大部分空闲时间。

总而言之，他性格完美而又异常幸运，说实话，造物主和命运之神从未这样完美地让一个人变得伟大，并把他安放在由于卓绝功勋而被永远铭记的杰出人物的星座里。

他的成绩是无与伦比的，他领导军队成功地赢得了一次次艰难的战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他并非君主主义者，他合理的判断使他正确认识人权，他强烈的正义感使他致力于这些权利。他领导的议事机构建立了全新的、稳定的政府。

让我满意的是，大部分共和党人对他的看法与我的一样。确实，我们曾不满他批准了对英条约，可这不过是暂时的。我们理解他的诚实和他被各种诡计包围，而随着年龄增长，他渐渐看清了事实的真相。我相信，共和党人对他的拥戴和感激，远胜过君主主义者对他敷衍般的效忠。

在他逝世时，我和同胞都深深地感到惋惜：“一个真正的伟人离开了。”

■4.幽默的富兰克林博士

众所周知，独立革命始于大陆会议的请愿书、抗议书和进谏等。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提出一个禁止进口的条约。在研究这个条约的时候，富兰克林博士就坐在我身边。有的人认为对于有些东西应该不受条约限制，比如枪支和弹药，我告诉富兰克林博士书籍也应该除外，因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我们不应拒科学于门外，即使来自于敌人那里。他非常赞同我的提议，后来，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

富兰克林博士的幽默是社会公认的。他的幽默中虽然没有冷嘲热讽的机智，也没有眼花缭乱的华丽，而是带有浓郁的美国调侃风格。

在大陆会议探讨各州组成邦联的问题时，小州因为担心他们会被大州吞并，所以大力反对。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情绪非常激动，有些代表甚至说话不客气了。最后，富兰克林博士用一个小的寓言故事结束了辩论。他说：“当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时候，阿盖尔公爵激烈地反对。他预言，如同当年鲸鱼吞并约拿，苏格兰也会被英格兰吞并。”不过，博士说，“当巴特勋爵主政时，他立刻把他的同胞们带进了政府，最后反而是约拿把鲸鱼吞掉了。”这个小故事让人们哄堂大笑，于是那个有争议的条款就通过了。

富兰克林博士身负革命使命前往法国的时候，由于他卓越的哲学思想、德高望重的风采及特殊的使命，他非常受人欢迎。法国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都对美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所有的宫廷宴会都邀请他参加。在宴会上，他常常遇到波旁老公爵的夫人，他们两个人的棋艺水平相当，所以两人常常一块儿下棋。

一次，富兰克林博士拿掉公爵夫人的王。“啊，”公爵夫人喊道，“你不能这样拿掉王的。”“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拿的。”博士说。当时在巴黎访问的约瑟夫三世皇帝化名福尔肯斯坦伯爵，静静地在旁边看棋，这时大家正在热烈谈论美国问题。公爵夫人说：“伯爵，我们都对美国的事情很有兴趣，您为何沉默不语？”“我的工作是当国王。”约瑟夫三世模仿富兰克林博士的口吻说。

再说一件事，大陆会议讨论《独立宣言》的时候，里面有两三个不恰当的词语和句子让一些代表很不高兴。虽然我们马上调整了用词，删去了这些让人不快的句子，但南方的几个代表还是依旧不依不饶，甚至大肆攻击文件的其他部分。

我这时候被这种局面弄得很难堪，流露出了痛苦的情绪，富兰克林博士觉察到我的反应时，就向我表达了同情，并用轻松的口气对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只要选择，就决不做公共机构审查的文件的起草人。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做印刷厂技工时遇到的一件小事吧，我的一个制帽学徒工的朋友，他学徒期满，准备自己去开店。他首先做了一块漂亮的招牌，上面写一行字：‘约翰·汤普逊，制帽匠，制造并销售帽子，现金交易。’旁边还画了一顶帽子。可是，他觉得给朋友们看看比较好，让他们提点建议。第一个朋友觉得‘制帽匠’这个词应该删去，因为后面有‘制造帽子’这几个字，这说明他是做帽子的人。他删掉了‘制帽匠’这个词。第二个朋友说‘制造’这个词最好去掉，因为客人根本不在意谁制作了帽子。只要帽子质量好，符合他们的心意，无论是谁做的都会买。所以，他又删掉了‘制造’这两个字。第三个朋友认为，‘现金交易’这几个字也多余，因为当地买东西都付现金。于是他也把这几个字也删了，招牌上只剩下：‘约翰·汤普逊，出售帽子。’这时又一个朋友喊了起来‘出售’这几个字也是画蛇添足，人们不会认为你白送的。所以他又删掉了‘出售’这两个字，后面的‘帽子’也一起删掉了，因为招牌上画着一顶帽子。这样，最后招牌上就剩下‘约翰·汤普逊’，外加一顶帽子的画。”

在巴黎的时候，博士给我讲了雷纳尔神父的一个故事。一天，博士和赛拉斯·迪恩在帕苏谈论神父的《印第安人史》一书，里面有很多错误，这时神父正好进来。客气之后，迪恩对神父说：“神父，博士和我正讨论你的大作，里面有很多错误。”“不，先生，”神父喊，“这绝不可能。我在书中提到的事都是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我绝对不写。”“哦，那书中讲到的波利·贝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人由于有个私生子，马萨诸塞法庭就根据你引用的法律，判了她刑，你还激昂地为她辩护。但是，我从不知道马萨诸塞有这样的法律，你一定是搞错了。”迪恩说。“这件事是真的。我想不起在哪条消息里引用的了，但它肯定是千真万确的。”神父严肃地说。

看到神父坚称那件事千真万确，富兰克林博士笑得前俯后仰，过了一会儿才说：“神父，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出处吧。我做报纸的排字工和编辑时，经常缺新闻，为了让客人开心，我经常编造一些轶事和故事，以此来填补空白。这个波利·贝克的故事就是我编造的。”

神父听后笑起来，说：“哦，太好了，博士，我宁可讲您编造出来的故事，也不愿讲别人讲的真实故事。”

也许让人惊讶的还不仅仅是他的幽默，还有他无所不能的才华：制订一个会员制图书馆计划和制订所有殖民地联盟计划，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他既能制造出一种新式火炉，也可以组建一个新的联邦；他既能管好邮政事务、赚取利润，也能管理国际同盟。在他稍有闲暇时，他就会去测风观潮，驾驭闪电。印刷商、编辑、发明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慈善家、哲学家，这些称谓都适合他。我周围没有第二个人能游刃有余地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并且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在我从巴黎刚刚回到家乡，等待去国会上任的这段时间，我专门抽空去费城拜访了富兰克林博士。他此时正卧病在床。富兰克林博士在法国有很多朋友，现在的法国正在进行革命，他很担心那些友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他就不断地询问那里的情况。他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情绪才放松了下来。我听说他前一段时间一直忙于撰写他的自传，于是就聊起了这个话题。他说：“我不能说很多，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我写的文稿的样本。”

他让站在床边的小孙子按照他指的方向，从桌子上递给他一分文件。富兰克林博士在拿到文件后放到了我的手里，希望我能在闲暇的时间阅读一下。这是一叠对开的纸，上面写着又大又潦草的字，这是他的风格。我大致地浏览了一下，告诉他我一定会认真地读完，及时归还的。他告诉我不用了，让我留着。我小心谨慎地把它装进口袋，再次表示，一定会归还的。他说不用还。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了。

一个月之后，富兰克林博士去世了。他将所有的文稿都留给了他的另一个孙子威廉·富兰克林。我立即写信告诉这位小富兰克林，他爷爷的一份手稿在我这里。我认为这是他的财产，应该归还。他来纽约找到我，我将那份手稿给了他，他接过去之后随口说她已经有了原件或是复印件了，具体的我记不清了。我突然明白，富兰克林博士当时的本意是希望我能保留这份手稿，我却错解了他的用意。这篇手稿记录了他和英国外交官的谈判内容和过程。而在之后出版的富兰克林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收录这篇文章。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终归何处，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5.退休后美好的日子

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回到蒙蒂塞洛庄园。尽管那里的财富更少，却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安逸、更少的忧患。归心似箭的我等不到天气放晴，就迫不及待地冒着风雪踏上了归途。

我对建造心爱的蒙蒂塞洛庄园乐此不疲，我告诉自己：“你在哪里能再找到大自然可以在我的眼皮底下展开如此丰富美丽的幕布？我们可以往下看到大自然的工作室，看到它的云、雹、雪、雨、雷都是在我们脚下制成的，多么壮观啊！还有那灿烂辉煌的太阳，好像是从水中升起，将金色的光辉洒满了山顶，使万物生机昂然！”

当得知家乡全县同胞对我普遍怀有友好的感情，他们不顾出门的困难，打算组团迎接我，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我诚心诚意地说，职位的浮华、混乱、奔忙和显赫，使人失去宁静的个人生活。我回到他们那里，是我离开他们后从未有过的那般高兴。

对于我的生活，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安排：天一亮就起床，自己动手点燃壁炉，用冷水洗脚；然后进入书房里读信、写回信或者写一些日记和回忆录，接下来吃早饭；吃完早饭骑上马去菜园、工厂或农场到处查看，往往一走就是好几公里；午饭后休息，或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下午精神健旺的时候，就会陪着外孙女、孙子在房子附近的草坪上做游戏。

退休后的多年中，我的身体都很好，精力充沛，我想这与我每天骑马锻炼，与孩子们玩乐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有益身体，一方面可以活跃心情。

有人认为我退休前如此繁忙，退休后猛地清闲下来一定会空虚无聊。其实不然，我并没有得所谓的“退休综合征”，每天的生活都十分充实，除了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回复各种信件外，还可以搞喜爱的各种发明和设计。更重要的是，除了5000英亩的庄园外，我又在70英里外买下了一片“白杨林”，我常常奔波于这两个庄园之间。“白杨林”环境幽雅，它不仅可以让我有地方独处，还可以满足我对阅读的渴望。因为那儿有一座小小的图书馆，有一百多本各种版本的诗歌、散文书，所以我一天也没有虚度。

我对书有种痴迷的热爱，年轻时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到了老年，我仍然喜欢读书。我总共收集过3批藏书，加起来大概有6000多本。我的藏书，不仅包括了在一般科学和文学方面有重大价值的珍贵书籍，还包括了很多政治文献。我把那批足足能装满十辆马车的政治文献书赠给了华盛顿的图书馆。这些书籍无疑是美国最精华的藏书，我希望这些藏书将对我国的文献收藏作出一些贡献。

我一直认为这个新的国家需要教育，因为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的判断力，可以让一个国家繁荣、强大和幸福。我曾经设想过一个全面的规划，将教育制度分为初级、高级以及大学。使每一个公民都能接受与他们的生活条件及职业相称的教育，我设想先在弗吉尼亚州创立一个综合性的教育系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允许。至少应该建立一所州立大学——这一直是我的梦想。于是我就到处奔走，收集欧洲各著名大学的模式，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建立起最符合美国社会实际的大学。

我返回家乡之后，建立学校的愿望再次占据我的整个身心。当我得知弗吉尼亚州对开办大学产生了兴趣时，我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创办大学的担子。在从此以后的出努力年中，我是为弗吉尼亚大学而生活的，我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弗吉尼亚大学的筹建工作中。我把与建校有关的一切重要工作，几乎都揽了下来。从设计校舍建筑蓝图，到物色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监督建筑工程的进行、派人到意大利邀请大理石雕刻师等等。

我信誓旦旦地要把这所学校建成第一流的大学。我要求这所大学的不同建筑要成为纯粹古代的建筑模式，为学建筑学课程的学生提供样板，让他们明白，他们将来要学习的就是这类艺术。教学馆就要成为风格和精致建筑的典范，外表要各异，不能雷同，这样，建筑学讲师就能以此为范例，进行讲解。

由于对建筑的严格要求，费用早已超出了当初的预算，议会1500万美元的拨款俨然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设计理念和初衷。所以，除了建设工程本身，我必须为建校经费四处奔走。每年议会召开时，我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拨款的要求。除此以外，我还为筹集资金而开展了一个募捐基金运动。

看着那些堂皇的红砖建筑，完全按照自己的精心策划一年一年兴建起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我在蒙蒂塞洛还专门装了一架望远镜，每日观看下面山谷中大学的建筑模样。

要建立一所一流的大学，仅仅有漂亮的校舍当然是不够的，“软件”必不可少，也就是过硬的师资力量，这才是决定学校水平的关键因素。为了让这所学校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院校，我又承担起了物色优秀教师的重要任务。聘请教授在当时是一个难题，因为当时的美国大学很少，而优秀杰出的教授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不得不从欧洲高薪聘请知名的教授。我派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吉尔默到牛津大学、剑桥及爱丁堡等大学去说服一流的学者来这里教书。另外，我还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来聘请教授。

费尽周折之后，终于有7名教授答应了邀请，其中除了两名美国人外，其余都是远涉重洋的欧洲人。其中有教授数学的托马斯·基，授古代文学的乔治·朗讲，授现代语言的乔治·布莱特曼讲，讲授解剖学和医学的罗布利·邓格利森医生，教授自然哲学的查尔斯·邦尼卡斯尔。另外，来自纽约的约翰·埃米特博士被委任为博物学教授，弗吉尼亚的乔治·塔克则被委以伦理学教授之职。

一直以来，我把弗吉尼亚大学看作是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知名教授来学校任教，更希望其他州的有志青年能够在这里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可以说弗吉尼亚大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与《宗教自由法案》、《独立宣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打算把它们刻在我自己设计的墓碑上。除此之外，我不希望我的墓志铭再多添一个字。

■附录　《独立宣言》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若真要审慎地来说，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无关紧要的和一时的原因而予以更换的。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也不想为申冤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忍受苦难的经过，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王国的历史，就是屡屡伤害和掠夺这些殖民地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在各州之上建立一个独裁暴政。为了证明上述句句属实，现将事实公诸于世，让公正的世人作出评判。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需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殖民总督批准刻不容缓、极端重要的法律，要不就先行搁置这些法律直至征得他的同意。而这些法律被搁置以后，他又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大地区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这些地区的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权；而代表权对人民是无比珍贵的，只有暴君才畏惧它。

他把各州的立法委员召集到一个异乎寻常、极不舒适而又远离他们的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目的无非是使他们疲惫不堪，被迫就范。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众议院，因为后者坚决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众议院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他人，于是这项不可剥夺的立法权便归由普通人民来行使，致使在这期间各州仍处于外敌入侵和内部骚乱的种种危险之中。

他力图阻止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移民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利的法律，以阻挠司法的执行。

他迫使法官为了保住任期、薪金的数额和支付而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滥设新官署，委派大批官员到这里骚扰我们的人民，吞噬他们的财物。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立法机构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其常备军。

他施加影响，使军队独立于文官政权之外，并凌驾于文官政权之上。

他同他人勾结，把我们置于一种既不符合我们的法规也未经我们法律承认的管辖之下，而且还批准他们炮制的各种伪法案，以便任其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不论这些人对我们各州居民犯下何等严重的谋杀罪，他可用加审判来庇护他们，让他们逍遥法外；他可以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押送海外受审；他在一个邻省废除了英国法律的自由制度，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扩大其疆域，使其立即成为一个样板和合适的工具，以便向这里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专制统治；他取消我们的许多特许状，废除我们最珍贵的法律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他终止我们立法机构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拥有在任何情况下为我们制定法律的权力。

他们放弃设在这里的政府，宣称我们已不属他们保护之列，并向我们发动战争。

他在我们的海域里大肆掠夺，蹂躏我们的沿海地区，烧毁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来从事其制造死亡、荒凉和暴政的勾当。其残忍与卑劣从一开始就连最野蛮的时代也难以相比，他已完全不配当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