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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罗曼·罗兰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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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试读：

译本序

罗曼·罗兰（1866—1944年）是法国20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91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

贝多芬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体，更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陈筱卿贝多芬传

序言

我在写这本小小的《

贝多芬传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身影以及他的老朋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雾蒙蒙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

我对我在此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事深表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今日前来想要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写作。我在几本书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以及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进行了改头换面，但所有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全都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它可是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候，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于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有如做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了。我的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于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小卒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作什么改动，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罗曼·罗兰1927年3月贝多芬传“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贝多芬（1792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年岁老时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蛰居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厚实浓密，好像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不是黑色的，而是蓝灰色的。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映出它们夹带着的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十分可怕，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儿，使脸看上去很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时的表情很阴郁，似“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里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做的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吓一大跳，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邻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既无才华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是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自一开始，人生就向他显示出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利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贝多芬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他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子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发愁。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得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同样的病，他常常觉得不舒服；除此以外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重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胡花乱用。这桩桩件件的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十分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可以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得到印证。当一个人已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存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庄严的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的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垂柳和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基地，也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显现出来。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了。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往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弥足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别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性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大一会儿，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他最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着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确实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着其他一些行当，倒也无妨，但在我的这种行当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我就听不见演员们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无法听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二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中。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

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认为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之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不带强烈感情的贝多芬。这些激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相干。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以及激情之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任何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来就要受到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源泉，直到他到了其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的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残疾之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境况之艰难。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他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当时写给他的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乎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啊，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比以往更加地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能够隐约看到但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可我很不幸，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花时间睡觉。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好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9年他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自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谱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那阴郁的思想悉数涤荡，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在这些作品的好几部中，人们为其进行曲的战斗的节奏之强烈和紧凑所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尤其明显，但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更加地突出。这种音乐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同情都倾注于革命思想。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把这种选举搞起来，从而奠定起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吕塔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而他一连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中显得极其强烈和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毫不减弱。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显现着，带着这些史诗般的战争的色彩。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着它们的影子，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麦说：“如果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中，连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仍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贝多芬就是在维也纳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是法国军官前往观赏的。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他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于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仇恨起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但他那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仍没少感受到；凡是不能像他一样地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将只能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摒弃了习惯手法，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显现。1806年5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早就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还是个小姑娘的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萦瓦伯爵的朋友）在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起，便爱上了他。

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相爱了。他的那些幸福时日的回忆保存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晚餐过后，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抚了一遍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的这一习惯。他总是这么弄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缓缓地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勿为别人所知。’“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无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驻足，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如同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不看路上盛开着的鲜花……’那是1806年5月，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这一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日月的芬芳。人们从中正确无误地发现，贝多芬那时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一般人在前辈们所传下来的形式中所认识和喜爱的东西协调一致。源自爱情的这种同样的调和精神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能容忍，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竟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梅勒当时为他画的一张肖像，也是这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希望诗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欢心。狮子在恋爱：它藏起自己的爪子。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

这种深邃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1810年。无疑，多亏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把它视作他的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1807年，并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的爱情之炽热：“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装满了要对你说的许许多多的话语……啊！不论我在哪里，你都同我在一起……当我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如同你爱我一样，但更加强烈……啊！上帝！——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这么的近，又如此的遥远……我的思绪涌向你，我永远的挚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然后就忧郁了，在询问命运，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占有我的心。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在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少安勿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别误解你亲爱的人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阻挠了这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对人家强迫他长期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的屈辱起而反抗。

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对此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直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像初次见到她时跳得那样的激烈。”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生动感人，深邃真切。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献云：“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习惯的那样大声说着：“你那么的美丽，那么的伟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退了出来，稍后复又返回，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脸上毫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很深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你的幸福的。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会找到朋友。”

他在笔记中写道：“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的了。啊，上帝，赋予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

他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浑身是劲了。他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地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对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除了善良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的一种体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全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他俩于1812年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话不投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信加赞赏；但是，他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了。“君主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对此也耿耿于怀。

在这一时期，1812年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其中也许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惊惧的巨人似的爆发，并使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和天才。

他自己也说：“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我特别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放的言谈举止，也是其自身血统使然。在任何一个作品中，都没有比《第七交响曲》中蕴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这是纯粹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更加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之荣光。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君王们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做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乐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愤怒和痛苦深印的狮子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真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拿手！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

继这光辉的时刻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未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而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瓦格纳那么深恶痛绝的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从不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也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之伟大，避免使祖国蒙受失去他的奇耻大辱。1809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唯一的条件是他得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艺术之荣光的那些伟大作品，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摆脱可能阻遏其才情的物质上的障碍。”

不幸的是，效果没有回应承诺。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自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薄艺术而厚政治，音乐兴味被意大利风破坏了，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他的人们，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美莫夫斯基，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了。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笔头交流以外别无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大家都知道辛德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贝多芬要求指挥总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显然他已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演奏；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歌手们则自顾自地在超前。于是乎，一下子全乱了套了。平常的那位乐队指挥乌洛夫提议稍事休息，但并未说明缘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必须再次停下来。很显然，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演出了；但又怎么同他讲呢？没有谁忍心对他说：‘退下吧，可怜的家伙，你无法指挥了。’贝多芬焦急，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原因来：但大家全都默然无声。突然，他厉声唤我。当我走近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进得门来，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吃饭。饭桌上，没法让他说一句话：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不愿一个人待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那位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11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灵受到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生活在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之下。”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在指挥《合唱交响乐》（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动着帽子，拍着手——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1825年看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响声，在这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伤感。

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唯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慰藉。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他似乎依靠大自然活着——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无人会像我一样喜爱田野的……我对一棵树比对一个人还要喜爱……”——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主啊！——在树林里，我好快乐——在树林里，我好快乐——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多么的灿烂！——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片寂静——为你效劳的寂静。”

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慰藉。他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作品第一百零六号是在紧迫的情况之下写成的。为求取面包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开了口子。他欠出版商的债不少，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可一个音乐家也没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耗去了他两个月的劳动，但每一曲子只勉强给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泪写就，但亲王却一分钱也没付给他。在日常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1815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油干灯灭了。

他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这又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似乎有一种境遇的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其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他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看透了我的心灵深处，你知道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与我争夺我的查理宝贝的人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接受你的造物中最不幸的造物的强烈祈祷吧！“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见我被全人类抛弃了，因为我不愿与不义讲和！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将来，让我能和我的查理一起生活！……啊，残酷的命运，不可调和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表现得并不配其伯父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如同米开朗琪罗写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更加天真、更加感人：“我难道还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后将会恨你的……如果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约束让你不堪忍受的话，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主；我已做了我所能做的；我可以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像你这样被惯坏了的孩子，想法好好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不会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的心受到太大的痛苦了，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离你千里之外，远离这可悲的小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然后他签了名：“不幸啊，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他立刻又心软了：“我亲爱的儿子！——什么也别说了，——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关于如何安排你的将来，我们将友好地谈一谈。——我以荣誉担保，绝无责备的言辞！责备将毫无用处。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只是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来吧，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您不来，您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又哀告说：“别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像人家让我相信的那样，以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的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的但却肯定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了心血的人，以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底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唯一的大道。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贝多芬本想把这个并不缺少天资的侄子引上大学之路，但在替他的未来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之后，不得不答应他去做商人。但查理常去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由于一种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常见的可悲的现象，伯父的伟大情操非但无益于侄子，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活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语：“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查理治愈了：他到伯父死之前都一直没有让其安生过，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贝多芬临死前，他都没有在其身边。——几年前，贝多芬给他侄子写信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的。”——但送终的却不是他称作“他的儿子”的那个人。******

从这个忧伤的深渊深处，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自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在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终曲。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他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直犹豫不决。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也远没有拿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第九交响曲》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就有了另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还在想以器乐曲作为它的终曲，后来，他把这器乐曲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号的那个四重奏里去了。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过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从贝多芬的稿本上就可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做了不少的尝试，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这里加入很合适。”但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他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演奏。

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其中的原委更加深刻。这个总是受到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那是怀着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这使得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进入歌唱之中。本该如此：这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它悄悄渗入康复的心灵之中时，开始的一接触是十分的温柔，致使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带着一种严肃而有点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他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的是宗教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巨人的作品战胜了公众的平庸。维也纳的轻浮因此而受到了一时的震撼；该城一直完全属于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将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别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深入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照耀着它。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使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怅然。大家都痛苦地在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想把艺术作品弄到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着……我们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并不顾当今时尚而重创一种真与美的时代，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遂了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为了我们、为了世界而更加鲜花盛开！”这些言辞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道德上，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非科学词，也不是艺术词，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贝多芬被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留下来了。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五次；在这礼仪之邦，即使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鼓三次掌。演出之狂热竟然惊动了警察。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有许多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但胜利只是短暂一瞬，贝多芬分文未得：音乐会没有给他带回一个子儿。物质生活的窘迫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上帝凌驾于一切之上！”******

他终于抓住了他终生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他会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久留吗？——当然，他还将跌落到往日忧愁之中多日。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似乎《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的强劲的宁静：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施皮勒大夫见到过他，他说贝多芬的面容变得容光焕发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贝多芬在鼓励这位颓丧诗人振作的。后者说：“啊！如果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的话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政治在压迫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巴泽叹息道：“审查制度杀害了我。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好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他必须履行的职责，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而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政府、对警察、对贵族，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方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们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也就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

因此，没有什么能使这个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现在，这力量似乎在耍弄痛苦了。在这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艰难，但他所写的音乐常常有着一种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的全新特点。他死前四个月，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非常之轻快。严格地说来，这种轻快不是常人的那一种。时而是莫舍勒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反正他是战胜者，他不相信死神。但死神终于来了。1826年11月末，他着凉了，患了胸膜炎；为侄子的前程而冒着隆冬严寒四处奔波归来之后，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了起来。医生来得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浮皮潦草。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他立他亲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他还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身体太虚弱了。我什么都不行了，只能在心里吻你和你的洛申。”如果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解囊，贫穷可能会笼罩他的最终时刻。他变得很温顺，很有耐心。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的。”

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是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大雷雨——一场暴风雪——中，在雷声滚滚中咽了气。一个陌生人替他合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亲爱的贝多芬！有不少人赞颂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是当代艺术的最勇敢的力量。他是在受苦在奋斗的人们的最伟大的最优秀的朋友。当我们因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会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仿佛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身边，默然无语，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安慰着那位哭泣的女人。当我们同善与恶的庸俗进行了毫无用处的无休止的争斗而精疲力竭时，重新回到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那真是有说不出来的美。从他的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传染给了我们。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时每刻的沟通交融之中，他终于从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格里尔巴泽赞赏贝多芬时带有某种胆怯，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充满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间的那种交战，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他整个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一开始，是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仅有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已有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卷过，雷声悲吼，静寂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一阵阵狂风怒号，《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然而，白昼的清纯尚未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始终保留有一线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的平衡打破了。光线变得怪异。一些最清晰的思想，人们看着如同一些水汽在升腾；它们散而复聚，以它们那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乐思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是到曲终之时才在一阵狂飙之中重新出现。甚至连快乐也具有了一种苦涩而狂野的特点。所有的情感中都掺杂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在聚集着。随即，沉重的云蓄满闪电，黑压压的，挟带着暴风雨，《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黑夜撕开一道口子，夜被从天空中驱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昼的明媚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里茨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以欢乐的人，竟创造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以自己的苦难在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者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1815年10月10日致埃尔多迪伯爵夫人的信

贝多芬的遗嘱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贝多芬

噢，你们这些人啊，竟把我看作或让我被人看作是个记仇的、疯癫的，或愤世的人，你们对我是多么不公平啊！你们并不知道这种外表有何隐秘的原因！自童年时起，我的心灵和精神便都趋向温柔仁慈的情感。甚至一些伟大的事业，我也始终准备着去完成。可是，请想一想，六年来，我的健康状况是多么糟糕，而且还被一些无能的医生给耽误了，年复一年地被欺骗，总希望能够好转，最终却不得不面对一种顽症——即使康复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许得等上个好几年。我虽然生来具有一种热烈而积极的性格，甚至能适应社会上的各种消遣，但却很早就被迫与人们分离，过着孤孤单单的生活。如果有时我想克服这一切，啊！我总是无可奈何地被残疾这个不断翻新的悲惨经验所阻遏！然而我又无法跟别人说：“大声点，大声喊，因为我耳朵聋！”啊！叫我怎么开口去告诉人们我的某个感官有毛病，这感官对我来说应该比对别人更加重要、更加完美的，可它从前可是最完美的，在我这一行中肯定很少有人有我的那个感官那样的完美的！——噢！这话我可是说不出口啊！——因此，如果当我本想与你们做伴而你们又看到我躲在一边的话，请你们予以谅解。我的不幸让我加倍地感到痛苦，我因为它而被人们误解。在交往中，在微妙的谈话时，在大家彼此倾诉时，我却无法得到一丝慰藉。孤单，完全的孤单。我越是迫切需要在交际场合露面，我就越是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只得像一个被放逐者似的生活。如果我走近一个交际场合，我立即有一种揪心的忧虑，生怕被人发现我身有残疾。

因而我最近刚在乡间小住了半年。那高明的医生让我一定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听觉；这也正是我的心愿。然而，不知有多少回我非常渴望与人接触，心里总是痒痒的。但是，在我旁边的一位听见远处有笛声而我却一点也听不见的时候，或者他听见牧童在歌唱，而我却什么也没听见的时候，那是多大的耻辱啊！这样的一些经历使我完全陷入绝望的边缘：我几乎快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了。——是艺术，只有它把我挽留住了。啊！我感到得在完成我觉得赋予我的全部使命之前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就这样，我苟且偷生了，——那真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具躯体是那么的虚弱，哪怕微小的一点变化就能把我从最佳状态投入最糟糕的境地！——“要忍耐！”——别人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应该选择作为指南的就是忍耐。我有了耐心。——但愿我抗御的决心能够长久，直到无情的死神想来掐断我的生命线为止。也许这样反倒好，也许并不好：我已有所准备了。——二十岁，我就已经被迫成为哲学家，这不是容易的事；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比对其他的人这更加艰难。

神明啊，你从苍穹能渗入我的内心深处，你了解它，你知道人类的爱和行善的愿望居于我心中！啊，人啊，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这句话，想一想你们曾经对我是不公平的；但愿不幸之人看到一个像我这样落难之人时能聊以自慰，尽管大自然的种种障碍，这个人可是竭尽了自己之所能，以跻身于艺术家和精英们的行列。

你们俩，我的兄弟卡尔和（约翰），我死之后，如果施密特教授尚健在的话，你们就以我的名义去请求他把我的病情描述一番，在我的病历中夹上这封信，以便撒手人寰之后，至少社会能尽量地与我言归于好。——同时，我承认你们俩是我那微薄的财产（如果可以这么称谓的话）的继承人。你们平均分一分，要相亲相爱，同舟共济。至于你们对我的伤害，你们是知道的，我早就原谅了。你，我的卡尔，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我的关怀照顾。我祝愿你们能有一个更加幸福的生活，没有忧愁，不像我那样。要教你们的孩子讲道德：只有道德才能使人幸福。我这是经验之谈。是道德在我穷困潦倒时支撑了我；多亏了它也多亏了艺术，我才没有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永别了，你们相亲相爱吧！我感谢我所有的朋友，特别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和施密特教授。我希望里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乐器能保存在你们两人中的一个人手里。但你们俩千万别因此而发生争执。如果它们能对你们有什么益处的话，立刻把它们卖掉。如果我躺在墓穴之中还能帮你们一把，我将会多么地高兴啊！

如能这样，我将欣然地迎接死亡。——如果死神在我有机会挖掘我所有的艺术天赋之前来临，那么，尽管我命运多舛，我还是希望让它迟来的。——但即使如此，我也高兴了，它难道不是把我从一种无尽的痛苦状态中解救出来了吗？——愿意何时来就何时来吧，我会勇敢地向你迎去的：——永别了，别完全把我遗忘在坟墓之中；我是值得你们缅怀的，因为我在世时常思念你们，想让你们幸福。愿你们幸福！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802年10月6日于海林根施塔特

给我的弟弟长尔和（约翰），在我死后拆阅并执行

海林根施塔特，1802年10月10日，——我这就向你们告别了，——当然是很悲痛的。——是的，我的希望，——至少是我所怀有过的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治愈的希望，——它大概把我完全抛弃了。宛如秋叶飘落枯萎一样，——它对于我来说也干枯了。几乎同我来时一样，——我走了。——即使往常在我美好的夏日支撑我的那最大的勇气——也消失不见了。——啊，主啊，——给我显现一次纯洁的快乐日子吧！——我已很久没有听到真正欢乐的深邃的声音了！——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神明！我还能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圣殿里感觉到欢乐呀？——永远也不会？——不！——啊！这太残忍了！

书信集

我亲爱的、善良的阿曼达，我真心的朋友，我怀着既痛苦又欢乐的心情看了你的来信。你对我的忠实、关怀真的无可比拟！啊！你始终是我的朋友，这真是太好了。是的，我考验过你的忠实，我是能把你同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你不是一位维也纳朋友，你是我故国土地上能够产生的那些人中的一位！我是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在我的身边啊！因为你的贝多芬非常不幸。要知道，我身上最宝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早在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已感觉到征兆了，只是我在瞒着；后来，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是否能治，目前尚不得而知；我的肚子不舒服大概与此有关。肚子的不适几乎已全好了，但听觉是不是可以治好？当然，我希望能治好，但这很困难，因为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得凄凄惨惨地生活了，避开我所珍视的一切，而这又是在这个如此可悲、如此自私的世界中间！……所有的人中间，我可以说对我而言最可靠的当数里希诺夫斯基了。去年以来，他都给了我有六百弗罗林了：这些钱，外加我出售作品之所得，使我得以不为面包发愁了。我现在所写的，我可以立刻卖给五个出版商，而且售价不菲。——最近一段，我写了不少的东西；我得知你在订购一些钢琴，我可以把我的各种作品和一架钢琴放在一起寄给你，可使你少花点钱。

现在，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来了一个朋友，同他在一起，我可以享受一点谈话的乐趣和无私的友情：他是我少年时期的朋友中的一个。我经常跟他提到你，我对他说，自从离开故国，你是我最贴心的朋友之一。——他也不喜欢那位……他太软弱，不配有友情。我把他和那位××看作是我高兴时玩的纯粹的乐器；他们永远不能了解我崇高的活动，如同他们无法真正地参与我的生活一样；我只是根据他们为我尽的力来回报他们。啊！要是我听力好的话，我是多么幸福啊！那我就会向你奔去。但是必须避开一切；我最美好的时光流逝了，没有完成我的才气和我的力量可能要我做的一切。——可悲的隐忍，可我不得不在其中偷生！无疑，我曾想战胜我所有的灾祸，但这又怎么可能呢？是的，阿曼达，如果过半年我的病仍未治好，我要求你放下一切来到我的身边；那我就去旅行（我的演奏和作曲还未太受我的残疾的影响，只是在同人交往时它才特别叫人头疼），你将是我的旅伴：我深信不会缺少幸福的，现在有什么我不能与之较量一番的！自从你走了之后，我几乎什么都写，甚至歌剧和宗教音乐。是的，你不会拒绝的；你将帮助你的朋友渡过难关，与他排忧遣愁。我的钢琴演奏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我希望这趟旅行也会让你快乐。然后，你就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你的信我均如数收悉；尽管我很少回信，但我心里始终挂念着你，我的心脏带着同样的温情为你跳动着。——我所告诉你的有关我的听觉方面的事，我请你严守秘密，不论对谁都不要说起。——盼常来信。你的信，即使再短，都使我得到慰藉和获益匪浅。我盼着很快又能收到你的来信，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把你的四重奏寄还给你，因为自我开始能够正式创作四重奏之后，我把它们彻底地改动了：你将来收到时，将会看到这一点的。——现在，别了，亲爱的好友！如果你觉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使你愉快的事的话，你一定要如实地告诉真诚地爱你的、你忠实的路·冯·贝多芬。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博士的信1801年6月29日于维也纳

我最亲爱的韦格勒，谢谢你的关注！我受之有愧，也不奢望你的关注；然而，你的心真好，即使我的不可饶恕的大大咧咧你也不放在心上；你始终是我忠实、善良、正直的朋友。——千万别以为我会忘了你，忘了你们，忘了对我弥足珍贵的你们大家，不会的！有时候我十分想念你们，想在你们身边待上一会儿。——我的故国，我出生之地，仍旧如同我离开时一样地真真切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我将再见到我的父亲河——莱卤河，并向它致敬时，那将是我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什么时候能遂我心愿，我还无法确切地告诉你。——但起码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将会发现我又长大了：我不是说艺术方面，而是在做人方面，你们将觉得我更善良更完美了；如果说我们的祖国生活上尚无提高，那我的艺术将为改善穷人们的命运做出贡献……

你想了解我的一些近况：唉，还不算太差。自从去年起，里希诺夫斯基（尽管我跟你说了你可能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一直是我最热情的朋友，（我们之间是有过点儿小小的误会，但这反而更加强了我们的友谊），他给了我每年六百弗罗林的津贴，直到我将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差事为止。我作曲收益颇丰，而且我可以说，我的订单应接不暇。每件作品都有六七个出版商争抢，如果我不怕烦的话，还会更多。他们不再跟我讨价还价了；我定价，他们就照付。你瞧这多美呀。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而我一时又钱不凑手，我只要往桌前一坐，动手干活儿，转瞬间，我便使他摆脱了困境。——但我也比以前更节俭了……

不幸的是，一个忌妒的魔鬼——我那病歪歪的身体——前来作梗。三年来，我的听觉越来越弱。这大概是由于我肚子不适引起的，你是知道的，我以前就老肚子疼，可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我老是腹泻，然后就特别的虚弱。弗兰克想让我服补药，并用扁桃油替我治耳疾。但毫无效果，听觉还是越来越糟，而肚子疼仍一如既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去年秋天，我那时常常沮丧绝望。一个蠢驴医生建议我用冷水洗澡；另一个较聪明点的医生劝我在多瑙河的温乎乎的水中沐浴：这效果不错，我的肚子疼见好，但耳疾仍依然如故，或者更加糟了。去年冬天，我的身体状况真的糟糕透了：我常剧烈腹痛，完全是病发状态。直到上个月之前，一直就是这个德性，我去看了韦林医生；因为我想我的病更应该请外科医生治，再者，我一直信赖他。他成功地几近完全止住了我严重的腹泻；他还要我到多瑙河里去洗温水浴，他在水里放了点强身药酒；他不给我开任何药，直到四天前他才给我开了点胃药片和一种治耳疾的药。我觉得好多了，也有力气了；只是耳朵有点嗡嗡直响，白天夜晚皆然：我可以说是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将近两年以来，我避免一切交际，因为我无法跟别人说：“我是聋子。”如果我干的是别的行当，这也许还有可能；但干我这一行的，这就是一种可怕的境况了。我的仇敌们会怎么说呀？他们可是为数不少啊！

为了让你对这种古怪的重听有点印象，我想告诉你，在剧场里，我不得不坐在紧贴着乐队的地方，这样才能听明白演员们在说些什么。要是稍微坐得远一点，我就连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都听不见了。在交谈时，令人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还从未觉察我有耳疾。由于我很不专心，所以别人总以为是我没专心听的缘故。当别人轻轻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是的，我能听见声音，但听不清词儿；可是，当别人喊叫时，我也受不了。将来会怎样，只有天知道。韦林说，即使不能完全康复，情况肯定也会有所好转的。——我经常诅咒我的生命和造物主。普鲁塔克引导我走向隐忍。但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向我的命运挑战；然而，在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候，我却是上帝最可悲的造物。——我求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我的病况，对洛申也别说；我是把它当作绝密告诉你的。你若能就这个问题写信给韦林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如果我的情况得持续下去的话，我将在明年春天到你身边去；你可为我在某个美丽的地方租一间乡间房舍，我想重做半年的乡下人。也许这会对我有所裨益。隐忍！多么可悲的逃避啊！但这是我所剩的唯一的出路了！——请你原谅我在你够烦的情况之下，又给你带来这友谊之烦恼。

斯特凡·布罗伊宁现在这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待在一起。回想往昔的情感，我非常开心！他真的成了一个善良的优秀的青年了，他懂得一些事情，而且（多少像我们大家一样）心地纯正……

我也想写信给洛中。即使我不给你们写信，我也从未忘记你们中的任何一位，亲爱的好人们；但是写信嘛，你是知道的，我从来就不擅长；我最要好的朋友们也都是好几年见不到我的信的。我只生活在音符里；一部作品刚完，另一部就已经开始了。按我现在的工作方式，我往往是三四件事同时做的。——你要常给我来信呀，我将尽量找时间给你回信。代我向大家问好……

别了，忠实而善良的韦格勒！相信你的贝多芬的爱和友谊。致韦格勒的信维也纳 1801年1l月16日

我善良的韦格勒！谢谢你又对我表示的关切，特别是因为我很不配。——你想知道我现在好吗？需要什么？尽管谈这问题我挺不舒服的，但我还是乐意告诉你。

韦林数月来总把发疱药敷在我的两只胳膊上……这种治疗让我特别难受；痛苦自不必说，而且手臂常常一两天动弹不了……我也知道，耳朵里的嗡鸣是比以前轻了些，特别是左耳，重听就是从左耳先开始的；然而，我的听觉至今仍未见有所改善；我不敢肯定它是否变得更加严重了。——我的肚子好多了；尤其当我洗了几次温水澡后，我有八九十来天感觉不错。我隔这么一段时间就吃点健胃药；我遵照你的劝告，也开始在用草药敷在肚腹上。——韦林不愿意听我谈论雨中淋浴。不过，我也不太满意他。他对这样的一种病太不用心太不在意了；如果我不去他那里——对我而言，去他那里很困难，——我就从来见不到他。——你对施密特怎么看？我并不主动想换医生，但我觉得韦林太重实践，不太愿意从书本中更新观念。——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施密特则完全不同，也许他不会像韦林那样漫不经心的。——据说直流电疗法效果挺好，你觉得怎样？有一个医生跟我说，他曾见过一个聋哑儿恢复了听觉，还有一个聋了七年的男子也给治好了。——我正好听说施密特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

我又觉得活得稍微快活了点儿，我同别人来往也多了点。你几乎无法想象两年来我过的是多么孤单忧愁的日子。我的残疾宛如幽灵似的到处在阻挡我，我躲避着人们。我大概像是个愤世嫉俗者，可我并不是呀！——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迷人的姑娘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又经历的幸福时光，我这也是第一次觉得婚姻可能会给人以幸福。不幸的是，她与我境况不同；——而现在，——说实在的，我还不可能结婚：我必须再挣扎一番。要不是耳疾，我可能早就走遍半个世界了；而这是我得去做的。——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搞艺术并展现它让我更快乐的事了。——别以为我在你们家里就会快乐。谁还能让我快乐呢？甚至你们的关切对于我来说都可能是一种重负；我会在你们的脸上看到同情的表情，那我就会更加忧伤凄然。——我故国的那些美丽的地方，有什么在把我向那儿吸引呢？只是盼着环境更好的那个希望而已，如果没有这个病痛，我本会遂我心愿的！啊！如果我能摆脱这个病魔，我真想拥抱全世界！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不是一直有病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体力同我的智力都在飞快地增长。我每天都更加接近我所窥见但却无法确定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一些思想中，你的贝多芬才能活下去。没有片刻的休息！——除了睡眠而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但我却很不幸地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在睡眠上。如果我只要从我的病痛中解脱一半，那么，我就像一个更加自主、更加成熟的人那样奔向你们，拉紧我们长久友谊的纽带。

你们应该看到我能在这个世界得到幸福，而不是个不幸之人。——不，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活上个千百次那是多么美啊！——不，我感觉得出来，我不是生来去过一种恬静的生活的。

代我多多问候洛申……——你真的有点爱我，是不是呀？请相信我的友爱和情谊。你的贝多芬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冯·布罗伊宁写给贝多芬的信科布伦茨 1825年12月28日我亲爱的老友路易：

在我送里斯的十个公子中的一个去维也纳时，不由得想起了你。自我离开维也纳的二十八年来，如果你没有每两个月就收到一封长信的话，那你应该谴责的是我在给你寄了头两封信后你却不回信来。这样不好，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不由自主地都在追抚往事，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寻找青年时代的影子。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多亏了你那善良的母亲（愿上帝祝福她）我才认识了你，并同你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我一生的光明点，我常很高兴地回顾它……我举目遥望着你，宛如仰视一位英雄，而且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对他的发展并非没有影响；他总在向我倾吐他的愿望和梦想；而后来，当他经常不断地遭受误解时，我却很清楚他想干什么。”感谢上帝使我能同我妻子谈论你，而且现在又同孩子们谈起你！我岳母的家更胜于你自己的家，特别是在你高贵的母亲仙逝以后。请你再跟我们说一遍：“是的，在欢乐中，在悲伤中，我都想到你们。”一个人，即使升得如你那么高，平生也就只有一次幸福：那就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你的思绪多次眷恋的是波恩、克勒茨贝格、戈德斯贝格、佩比尼埃尔等地方。

我现在想同你讲讲我和我们，以便你复信时在方式上有个参照。

1796年我从维也纳回来之后，情况不太好；有好几年工夫，我不得不以行医为生；在这种破地方，我就这么混了好几年，才勉强温饱。后来，我当了教师，有一份薪水，并于1802年结了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至今仍健在，并且受到了完整的教育。除了秉性正直外，她还具有其父之清明气质，她把贝多芬的奏鸣曲弹得出神入化。她这不是后天的努力，而是先天的聪颖，所以没什么可夸耀的。1807年，我喜得一子，现在柏林学医。再过四年，我将把他送到维也纳去：你愿照看他不？……8月份，我庆贺了我六十大寿，有六十来位朋友和相知前来祝贺，其中包括该城的几位名流。从1807年起，我就住到这里了，现在我有了一座漂亮房子和一个很好的职位。我的上司们对我很满意，而国王还给我颁发奖章和勋章。洛尔和我，身体都还可以。——好了，我的情况全告诉你了。该轮到你了！……

你永远也不想把你的眼睛从圣艾蒂安教堂顶上移开来吗？

旅行对你没有吸引力吗？你就永远不再想看看莱茵河吗？——洛尔和我，我们向你表示我们恳切的情感。你的老友 韦格勒科布伦茨1825年12月29日

亲爱的贝多芬，亲爱的老友！韦格勒重又给您写信是我的愿望。——现在这愿望已经满足了，我认为得再加两句，——不仅是为了让您更多地回忆我，也是为了重新向您提出请求，不知您是否不再有丝毫意愿再见莱茵河和您的出生地，——是否愿意给韦格勒和我最大的快乐。我们的朗申感谢您给了她那么多幸福时刻；听到我们谈起您时她高兴极了，——她知道我们在波恩的快乐的青年时代的所有的争吵与和好的小故事……看见您她会多么高兴啊！——不幸的是这个丫头一点音乐天才都没有；但她没少下功夫，很刻苦，有恒心，所以能弹奏您的奏鸣曲、变奏曲等了；而且，由于音乐对于韦来说始终是最大的消遣，所以她为他提供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尤利乌斯有音乐才能，但到目前为止一直不上心；——半年来，他欣喜、愉快地守着大提琴；由于他在柏林有一位好老师，我相信他还将取得进步。两个孩子都很高，很像父亲，——另外，韦尚未完全丧失（感谢上帝）的好脾气，他们也有……他非常喜欢弹奏您的变奏曲的主题曲；老人们都有偏爱，但他常弹新曲，耐心大极了。您的歌是他最喜欢的；韦从来没有过进了房间而不坐到钢琴前的。因此，亲爱的贝多芬，您可以看到我们对您的思念是多么持久而生动啊。请您对我们说一句，这对您有点珍贵，我们并未完全被您忘到脑后了。如果我们最亲切的愿望往往那么难以实现的话，我们本会去维也纳我兄弟家里了，这样就可以有幸看望您了；但是，这么一趟旅行是不敢想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儿子在柏林。韦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告诉您了：我们再抱怨就没有道理了。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最艰难的时光都比对多数其他人要好。最大的幸福是我们身体挺好，还有一双好儿女。——是的，他们还未曾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他们总是快快活活的，是好孩子。朗申只有过一次大的悲伤：那就是当我们可怜的布尔沙伊德死了的时候；——那是我们大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损失。别了，亲爱的贝多芬，请用善良之心想着我们。埃莱奥诺雷·韦格勒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维也纳 1828年12月7日

亲爱的老友！

收到你和你的洛中的信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简直无法形容。当然，我本该立即复信的，但我有点疏懒，特别是懒得写信，因为我在想，最好的朋友我就是不写信他们也了解我。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在回你们的信；但当我想落笔时，我往往就把笔扔得老远，因为我写不出我的感受。我记得你一贯对我表示的那全部的爱，譬如，你叫人替我粉刷房问，令我意外而欢喜。我也忘不了布罗伊宁一家。人总有一别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各人有各人所定下的目标，都在尽力地要达到它；唯有永远无法动摇的那些为善的原则始终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幸的是，今天我无法尽情地给你写信，因为我卧床不起……

我心里一直装着你的洛中的倩影；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要让你看出我年轻时的所有一切美好的和心爱的东西，永远对我是弥足珍贵的。

我的格言一直就是：无日不动笔；即使我让艺术之神小睡，那也是为了让它醒来之后更有精神。我希望再留几部大作于世；然后，我就像个老顽童似的，在正直的人们中间结束尘世生涯……在我所获得的荣耀中，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高兴），我接受过法国已故国王的一枚勋章，上面镌刻着：国王赠予贝多芬先生；还附有一封皇家侍从长夏特尔公爵的十分客气的亲笔信。

我亲爱的好友，今天就写到这儿吧。对往事的回忆让我心酸，寄出此信我不会流泪的。这只不过是个开篇，不久你将收到我第二封信，而你越是给我写信，我就会越是高兴。当大家像我俩这样的朋友时，这是不言自明的。别了。请你替我亲吻你亲爱的洛申和你的孩子们。忘了我。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永远爱你的，你的忠实的、真正的朋友。贝多芬致韦格勒的信维也纳 1827年2月17日

我真诚可敬的老友！

我有幸从布罗伊宁那儿得到了你的第二封信。我身体还太虚，无法给你回信；但你可以想见，你跟我说的所有一切都是我所欢迎所想听的。至于我的康复（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还非常之缓慢；尽管医生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我估计非得进行第四次手术不可。我有耐心了，我在想：任何灾祸都能随之带来点益处的……今天，我肚子里还有多少话要跟你说啊！但我太虚弱了：我什么都做不成，只能在心里拥抱你，拥抱你和你的洛申。真诚地问候你和你的全家。你的忠实的老友贝多芬致莫舍勒斯的信维也纳1827年3月14日

我亲爱的莫舍勒斯！

2月27我动了第四次手术；现在又出现一些确切的征兆，不久又得做第五次手术。如果老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将会是个什么结果？——是的，我的命真不济啊。但我听任命运的安排，我只求上帝发发慈悲，让我活着时，在受死神的折磨的时候，不再为生活的艰难而操心。这样，我就可以有勇气去承受上帝的意志，忍受我的命运，不管它是多么悲苦，多么可怕。您的朋友路·冯·贝多芬

思想集

关于音乐

为了更美，没有一条规则是不可以打破的。

音乐应该让人们的精神火花迸发出来。

音乐是一种比任何智慧、任何哲学都高得多的启示……凡能参透我音乐的内涵者，必须摆脱其他人挣扎其中的苦难。（致贝蒂娜的信1810年）

接近神明，并把它的光芒遍洒人间，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为什么写作？——我心中的东西必须流露出来，我正是为此而写作的。

当神明跟我说话，我写下它告诉我的一切时，我心里想的是一把神圣的提琴，这您相信不？（致舒潘齐希的信）

按照我作曲的习惯，甚至是写器乐曲的时候，我眼前总浮现着全部轮廓。（致特赖奇克的信）

不用钢琴而写曲是必要的……渐渐地就会产生一种能力，把我们所向往的、所感受的东西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对于高贵的灵魂是极其重要的需要。（致鲁道大大公的信）

描绘属于绘画。在这一点上，诗歌与音乐相比，也可说是幸运的，它的领域不像我的那么局限；但另一方面，我的领域在其他区域延伸得更远，而且，别人并非轻易地就能到达我的王国。（致威廉·热拉尔的信）

自由和进步在艺术中如同在整个人生中一样，是目标。如果说我们现代人不如我们祖先那么坚定，那么，文明的精炼至少拓展了许多的事情。（致鲁道夫大公的信）

我的曲子（一旦写完），我不习惯再加润色。我从未这么做过，因为我相信这一真理：部分的变更会影响曲子的特点。（致汤姆逊的信）

纯粹的宗教音乐只能用声乐来表现，出了荣耀归于主或其他这类作品外，所以我偏爱帕莱斯特里纳的作品；但是，如不具备他的精神以及宗教观而去仿效他，那是荒谬的。（致管风琴手弗罗伊登贝格的信）

当您的学生在弹钢琴，指法恰当，节拍准确，音符也弹得挺准确的时候，别在一些小的错误上打断他，等一曲终了时再向他指出来。——这种方法可以造就音乐家，而不管怎么说，这是音乐艺术的最初目的之一……有关表现技巧的段落，可让他轮流地运用全部手指……无疑，如果手指用得少些，能获得人们所说的“贵如珍珠”之美誉，但我们有时更喜欢其他珠宝。（致车尔尼的信）

在古代大师中，只有德国人亨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巴赫有天才。（致鲁道夫大公的信 1819年）

我的心完全在为和声之父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崇高伟大的艺术而跳动。（致霍夫迈斯特的信 1801年）

我一向是莫扎特的崇拜者之一，直到我生命终止前，我将永远如此。（致斯塔德勒神甫的信 1826年）

我赞赏您的作品甚于其他所有的戏剧作品。每当我听说您的一部新作问世，我真的喜不自胜，比对我自己的作品都更感兴趣：总之，我敬重您，我喜爱您……您将永远是我最敬重的同代人中的那个人。如果您能给我写几句回信，那将使我极其快乐，备感慰藉。艺术凝聚人们，尤其是真正的艺术家们；也许您肯把我也归入此列。（致凯鲁比尼的信 1823年）

关于批评

关于我作为艺术家方面，人们从未听说过我对所有论及我的文章有一丝一毫的关注。（致肖特的信 1825年）

我同伏尔泰一样地认为，“被苍蝇叮上几口，骏马仍旧奔驰向前”。（致奥古斯特·冯·克莱恩的信 1826年）

至于那帮蠢货，让他们去说好了。他们的饶舌绝不会让任何人不朽，也绝不会让阿波罗指定的任何人失去其不朽。（致霍夫麦斯特的信 1801年）

米开朗琪罗传

在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有一尊米开朗琪罗称之为“战胜者”的大理石雕像。那是一个裸体的男青年，体形健美，额头很低，鬈发覆盖其上。他昂首挺立，膝头顶着一个胡子拉碴的阶下囚的后背，那囚犯蜷曲着，脑袋前伸，状似一头牛。但是，战胜者并不看他。

正当他举起拳头要向囚犯击打时，他突然停住了，把显现悲伤的嘴和游移的目光移向别处。那条胳膊向肩头折回。他身子后仰；他不再需要胜利，胜利让他感到厌恶。他战胜了，但同时也被打败了。这个疑虑的英雄形象，这尊折翼的胜利之神，是米开朗琪罗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直到他逝世之前都一直留在他的工作室中的作品，而他的那位深知其思想的好友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本想把它移到米开朗琪罗的墓地去的，——那就是米开朗琪罗本人，是他整个一生的象征。******

痛苦是无止境的，痛苦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时而由事物的疯狂残暴所引发，诸如贫穷、疾病、命运之不公、人心之险恶等；时而又是源自人的自身，这时，它同样是可怜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是既不企求像现在这种样子生活，也没有要求成为现在这副德性的。

这后一种苦痛就是米开朗琪罗的苦痛。他有力量，他有幸生来就是为了奋斗的，为了征服的，而且他也征服了。——但他征服了什么呢？他不要胜利，那不是他所企盼的。——真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真是英雄的天才与不是英雄的意志之间，专横的激情与不愿这样的意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

大家可别在那么多的伟大之后，企盼着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个伟大！我们永远也不会去说这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是因为这个世界容不下他了。精神的忧虑不是一种伟大的信号。即使是伟大的人物，要是缺乏人与物之间的、生命与其原则之间的协调就不称其为伟大，而是弱点。——为什么企图隐瞒这一弱点呢？最软弱的人难道就不值得去爱吗？——他倒是更值得去爱，因为他更需要爱。我绝不去树立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我憎恨那种卑怯的理想主义，它把目光从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脆弱移开。必须去对太相信令人失望的豪言壮语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去爱它。******

我在这里介绍的命运的悲剧，就是提供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形象的悲剧，它源自心灵的深处，它不断地啃啮生灵，并且不把生灵毁灭掉就绝不离开它。这是这个伟大的人类的最强大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年来，它就一直在以它的痛苦的呼唤及信仰的呼唤响遍西方，那就是那个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个世纪完了之后，——（如果对我们尘世的记忆还保存着的话）——那一天，那些活着的人会探身于这个消失的种族的深渊之上，如同但丁站在炼狱边缘一样，怀着一种赞叹、恐惧与怜悯的混杂心情。

但是，有谁会比我们这些自幼就置身于这些焦虑之中的人对这种心情体会得更深呢？——我们就曾见过我们最亲爱的人在其中拼命地挣扎，——我们熟知基督教的悲观主义那苦涩而醉人的滋味，我们曾不得不在某些时候做出努力，以免像其他的一些人那样，在犹豫的时刻，坠入神圣的虚幻之中去！

上帝啊！永生啊！那些今生今世无法生存的人们的庇护所啊！信仰，那往往只不过是对人生的信心的一种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的一种缺乏，对勇气与欢乐的信心的一种缺乏！……我们知道您的痛苦的胜利是建筑在多少失败的基础上的啊！……

而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你们的，基督徒们，因为我为你们鸣不平。我为你们鸣不平，也赞赏你们的悲伤。你们让世界悲伤，但你们也让世界变得美丽。当你们的痛苦不再存在于世上时，世界将更加贫乏。在这懦弱者的时代，——他们既在痛苦面前颤抖，又吵闹着要求他们的幸福权，而那往往只是造成别人痛苦的权利，——让我们敢于面对痛苦，并尊敬痛苦！让欢乐受到赞颂，让痛苦也受到颂扬！欢乐与痛苦是两姐妹，它们都是神圣的。它们造就世界，并培育伟大的心灵。它们是力量，它们是生命，它们是神明。谁如果不一起爱它俩，那就是既不爱欢乐又不爱痛苦。凡是体验过它们的人，就知道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的温馨。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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