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尧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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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怪杰徐树铮试读：
第一章 醴泉村的奇人
冬。一九〇一年。
西风凛冽，枯树摇曳。
著名的古战场徐州地方，昨晚落了第一场小雪，今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一片银色世界。
城南五十里，坐落在南北古驿道上的曹村集镇，鸦雀无声，冷冷清清，独有一位潇洒的青年人，漫步在村头的雪地上，等候北上过路的马车。
他叫徐树铮，萧县醴泉村人，刚刚二十岁。是个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补廪生，十七岁南京考举却名落孙山的学子。自从南京败北，他便冷于功名了，要走向茫茫大海般的社会，去施展他的抱负。
徐树铮缓慢地踱着步子，心里波涛般地翻腾：“社会—是个什么东西？是它最后吞食了我，还是我最后驾驭了它？”
昨天深夜，他立在门边望着飘飘飞扬的雪花，思绪万千：“我要迎着飞雪冲出去了！飞雪将淹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浊，我徐树铮将还世界一个洁白纯净！”
母亲把他唤回屋里，一边轻轻地拍着他身上的雪粒，一边说：“灵，落雪了，天气更冷了，怕是没有过路的车了，你明天就别走啦。”树铮望望体弱的母亲，说：“娘，不怕。择好的日期还是不改了。你该知道，我决定了事情，是从不悔改的。”娘叹声气，再不出声。
四十六岁的岳氏，是一个颇知书理的人。丈夫徐忠清，虽然头上有一顶拔贡的功名，却冷于仕途，只在乡里守着一个塾馆，为人教理子弟。夫妻身边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树铮最小，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个。“天下父母疼小儿”，这也是人之常情。
要说岳氏钟爱小儿树铮，却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据说岳氏怀着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竟然出了这样一件奇事。
那夜，岳氏在睡梦中忽然听得门外有木鱼声，且越敲越响。岳氏忙去开门，却见是皇藏峪瑞云寺的住持性空法师上门化缘。徐家乐施好善，远近闻名。当年瑞云寺遭了大火，变成一片废墟，徐忠清就拿出三年的积蓄，帮助重修寺院，再造金身。如今性空上门来了，自然有求必应。只是，岳氏明明记得，在瑞云寺大火之前，性空法师早被一只恶狼吃了。吃他的那只狼，是深夜趁着法师出来小解闯进禅堂的。狼饱餐之后，发现门已闩死，便无法出去。又值那年寺院萧条，僧侣多云游他乡，再无人开门。日久天长，狼竟被饿死了。因而，当地流传着“吃了和尚饿死狼”的故事。岳氏一见性空，惊恐万状，忙说：“法师不是圆寂了吗，今日怎么……”
性空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答非所问地说：“夫人有大喜临门，贫僧特来致贺。”
岳氏说：“如今年景失收，战乱连连，生活艰难，家事也不顺心，有什么喜事敢劳动法师大驾？”
性空说：“徐门将有贵人出世，老僧这里有灵芝一枝，权作贺礼。愿贵人长命百岁，事事如意！”
岳氏接过灵芝，忙致谢说：“法师一生好善，乡里有口皆碑。不想竟然为恶狼所害，众乡亲都为法师悲伤。今天，法师还来寒门祝贺，徐氏一家永不忘法师盛情。”“这就不必了。”法师说，“万般世事，都是该来的而来，该去的而去。归根到底，还脱不了一个空字。老僧从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功名利禄更与老僧无缘。若不是觉得徐家好善积德，老僧是不会来送灵芝的。承蒙夫人惦记老僧的生死，我也不得不再多说几句了。世事万端，无不空空，生即死，死即生；有即无，无即有；世人切不可贪婪功名利禄。夫人再得贵子，只怕难懂这些。老僧也就不愿再说别的了。”
岳氏还想再说什么，性空已飘然而去。岳氏再追，只觉腰疼梦醒，遂生下一子。因为这个儿子是随“灵芝”而来，忠清便为他取了个乳名叫“灵”。
说来又奇，这孩子一落地，便不哭不闹，只圆睁着两只小眼睛，审视面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什么都明明白白：有人站在面前对他微笑，他也微笑；人点头，他眨眼；人说话，他动嘴；人发怒，他便瞪眼睛。岳氏对儿子的机灵十分欣慰，但也觉得他太机灵了，只怕成人之后不安分，惹是非……
现在，儿子要外出，岳氏的心自然放不下来。她能够为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已是深夜，她还是冒着雪去找新婚不久的儿媳夏红筠。“红筠，你该劝劝树铮，让他别外出了。听说到处都不平静，兵荒马乱的，上哪里去呢？”
比儿子大两岁的媳妇夏红筠，颇有点羞惭地说：“娘，我怎么好劝他呢？由他去吧。”她低着头，又放低声音说：“他还劝我呢，说‘男儿志在四方，总不能困在家中一辈子！’还说‘你也是大家闺秀，读过不少书，该是知书达理，可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咱这片小院子里。’娘，你说……”
岳氏听明白了，知道儿媳是劝过儿子，只是没有劝转，便又叹着气说：“也是个理。男孩子大了，总不能老圈在家里。由他闯去吧，能不惹祸，就是祖宗的阴德了。”
岳氏最怕小儿子外出—早两年，树铮曾只身跑到了清江浦，求着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个事情做。岳氏硬是放不下心，闹着丈夫忠清把他找回来，并匆匆忙忙为儿子完了婚，希望能定定他的心，谁知还是定不了。
红筠见婆婆还是不放心，又说：“娘，你别担心了，这次他不是去别的地方，是去济南。到济南去找我哥。我哥会照顾他的。”
岳氏知道红筠的哥哥夏仲陶在济南做事。“有熟人照顾，又是这么近的亲戚，一定会帮忙的。”她也只好这样想。
一辆马车满满地装着柴火飞奔而来。驾车人只在村头打了两三声响鞭，车便向北方飞驶而去。
徐树铮呆呆地抽了一口气。“人家不载人，有什么办法。”
一只飞鹰从西北碧蓝的天空冲了过来，在村庄上空急急打了个转，又向西北去了。徐树铮的目光随着远去的飞鹰，一下子触到了那脉绵绵延延的山岭。由此想起了这座山的传说。
那座山的古老名称叫黄桑峪，因山峪多产桑而得名。桑可养蚕，蚕会结茧，茧可缫丝，丝可织锦卖钱。大山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了生路。老百姓是最不忘情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便是山峪称“黄桑”的由来。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彭城得胜，刘邦狼狈逃窜，逃到黄桑峪，眼看就要被追兵赶上。他不得不藏进一个石洞，这才保住了性命。项羽毕竟是有勇无谋之辈，只知东杀西拼。结果，乌江一败，便淹没于历史，刘邦成了汉家开国的皇帝。刘邦在黄桑峪躲过难，黄桑峪自然和皇家攀上了亲，献媚之辈便把“黄桑峪”更名为“皇藏峪”。自那以后，造庙赐爵，好不热闹。黄桑峪本来只有一间庵棚，受封之后，便造寺修院，广招僧尼。起先，有人以刘邦平步青云为意，取寺名做“登云寺”。后来，大夫们嫌俗，说：“当年我主身藏山谷，天空便出现朵朵瑞云，且经久不散，何不叫它为‘瑞云寺’！”就这样，一峪一寺，使这穷山风光起来。自汉至唐，从明到清，代代香烟袅袅，晨钟暮鼓，善男信女不远千里而来。只是近年战乱天灾，峪、寺都又冷清了。望着远山，徐树铮挺起胸脯，笑了。“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时，不过是小小的泗水亭长。他能有天下，还不是闯出来的！若是贪恋小沛而终老，怕终生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混不到。我徐树铮经纶满腹，早有‘神童’之称，难道不如一个小亭长吗？”他觉得离家出走，是他的一条光明大道，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此时，他再看看养育他的那片小小村庄，竟觉得像一只鸟笼，“我终于飞出去了，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长空翱翔！”
他的妻子夏红筠踏着积雪赶来了，怀里还抱着一个花布包裹。“红筠，你怎么来了？”树铮迎上去。“娘放心不下，让我再给你送几件衣物。说‘北边准比这里冷’，怕你冻着了。”说着，便羞怯地低下头。
树铮知道红筠说的是假话，其实是她心里不安，有意想挽留他。昨晚，红筠在婆婆面前虽然说了一些“男儿志在四方”、“济南有哥哥关照”的话，但心里还是有另外的想法：“新婚燕尔，外边又兵荒马乱，怎么舍得让他出去乱闯呢！”树铮去抚摸她抱着包裹的手，疼惜地说：“瞧你手冻的，冰块似的。不让你送，你非送不可。我外出没有事，你在家冻病了，我怎么能安心？”“不怕。冻不病。”红筠说，“我只怕你。落了头场雪，还会有二场、三场。偏偏挑选这个时候出门，能不叫人挂心！树铮，改个日子再走不行吗？”“别改了。”树铮说，“已经定了的事情，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红筠望望丈夫，说：“我什么事情不体谅你了？”“没有不体谅我的地方。我只是比方。”树铮说，“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家，更舍不得离开你。可是……”“别说了，我懂。我是你的媳妇，我能不懂！”说着，又低下头，眼圈更红了。
树铮拿出手绢为她轻轻地擦眼角。说：“红筠，不是说好了嘛，你怎么又伤心了？我一旦有事情做了，一定回来接你。到那时候，咱们朝夕相处，再不分开。”
红筠笑了。她接过丈夫的手绢，在丈夫身边轻轻偎依着，低声说：“刚刚还‘男儿志在四方’，怎么又卿卿我我的了！”“你个坏红筠！”树铮轻轻扭了一下妻子的香腮。
南方一阵铜铃声，一辆马车冲过来。
红筠把包裹交给丈夫，说：“树铮，你记住，对我哥哥，不必抱多大希望。他是个心胸不宽的人，没有气量；再说，他也不是个有地位的人。万一谋事不成，你就早早回来。”“知道了。”树铮接过包裹，说：“好好保重自己。家中事全靠你了，娘身体不好，四姐半瘫，你都得操心。”“你只管放心走吧，该怎么做，我都会做好的。”徐树铮上了马车，挥手告别了妻子，上道北行。马铃叮咚，车身颠荡，徐树铮坐下好久，才稳下神来。
那时候，交通艰难，只有去府城的大道上早晚才有马车来往。那马车，车厢车轮皆为木制，长长的车身，中间有个方斗，斗上冬天围布帐，夏天蔽天棚，两只大马驾着，坐五六个乘客，一日能走七八十里路，车资一块银元。有点家资的人才敢坐这样的车，而贫困之家，有人外出多靠步行。
徐树铮刚刚坐定，车上一位老年乘客便笑着搭讪起来：“徐秀才，你要进府城？”
徐树铮笑着，点点头。“老人家也进府城？”老人也笑着点头。“你还认识老朽吗？”
徐树铮举目一看，此人高高的身条，一件长袍，戴一顶毡帽，身边放一个马扎，手中拿一根长竹竿的烟袋，脚上穿一双轻便的牛毛窝鞋，颇有些儿经济行当的司爷气派。徐树铮虽觉面善，一时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了，只好说：“学生眼拙，一时记不起了。”
老人轻轻摇着头，口里缓缓地说出几句话：“中炮七路马过河，车高左炮对屏风……”
徐树铮想起来了，原来是早年在徐州云龙山下摆棋擂的孙老头。忙说：“抱歉，抱歉！学生当时只是一股初生犊儿之性，论棋技，当然还得甘拜下风，只怕拜老先生为师还欠资格呢！”“不！”老者说，“我佩服你，你是个高手；不是瞎闯，是技高一筹。”
原来这位老先生在云龙山下摆过多年棋阵，自称“徐属八县无对手”。那一年，徐树铮转学到徐州，与几位同学去游云龙山，有人提及这个孙姓棋手，徐树铮以为“他是个江湖客”，便不屑去结识他。可是，心里却不平，一是也觉自己棋艺不一般，想出出风头；另外，那天也巧，他们无意中竟走到老者面前。徐树铮搭眼一看，那老者布的棋盘，不仅将自己的老“帅”用钉子钉死了，两侧还写了一副咄咄逼人的联语：
棋坛英豪，四海无敌！
徐树铮一看，便很不高兴。“有多大能耐，竟敢出此狂言？”他停步细观，明白了：原来这老者摆的是一个“中炮七路马过河”的江湖阵。心想：“你这阵只能哄哄村间小儿，略知棋理的人也不屑一顾。”他转身想走。但转念又想，不能走。“听说这老家伙海口夸得极大，‘徐属八县无对手’，我得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领！”
徐树铮一来觉得自己棋艺不凡，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布阵，一定能够胜他；二来也是少年气盛，常在大庭广众中来显示自己，莫说一个江湖佬，一些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儒士，也常常对他赞不绝口。
树铮走上前去，先向老者要来锤子，也将自己面前的老“将”钉死，然后开局。
那老者原以为这学生只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但见他也钉上老“将”了，便知有三分来头。忙说：“罢哩罢哩。我这把年纪，怎么好和你相争，胜了也不服众家。”
树铮说：“你若是败了呢？”
老者“哈哈”笑了：“我在云龙山下二十年了，尚未见对手。你还是免了吧。”
徐树铮硬是不同意，非决战不可。并说：“老先生，你请！”
老者见徐树铮非战不可，便施小小一计，以卒吃了对方的车。本想诱徐树铮吃他的炮，树铮却不吃，笑道：“老先生想等我的车吃了你的炮，你转身再来个马踩车，长驱直下。我偏偏来个车四进二，你……”
老者知道棋阵被识破了，忙将“帅”拔起，甘拜下风，并声声称树铮为“少年棋圣”。
此事一晃便七八年过去了。大约是老者败得太奇，所以对对手记得准。此次邂逅，又是一路同行，话自然便多了起来。老者对徐树铮的棋艺又大加赞扬，并说：“凭你的机灵，我可以说你是个日后办大事的人！”徐树铮虽然嘴上谦让着，心里还是乐滋滋地想：“我此番外出，就是想有一番作为。”
路长车慢，正是聊天的好时机。那老者一边赞扬徐树铮的才华，一边说：“学生呀，如今这世道，竟是乱呀，世界也不好闯。慈禧皇太后尽是用坏人，弄得朝纲不正，洋人入侵。这不，刚刚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割了大片的中国土地不说，还得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竟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你说说，中国人能睁眼吗？”“是呀！”徐树铮说，“中国人得争气，得夺回失去的权力！”“谁夺？”老者说，“朝上朝下，个个昏庸无比，谁去夺回失地？”“中国如此地大物博，人杰地灵，总有能人的。”
也许是老者看准了徐树铮气质不凡，也许是当年一败心有余悸，有意奉承他，忙说：“学生，像你这样有才华又敢闯荡的人，不多呀！不是我说句奉承的话，我看你是个办大事的人，中国会在你手里富强！”
这虽是一句奉承话，徐树铮听了，心里却十分高兴。
徐树铮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表明自己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他要效法民族英雄林则徐。因而，把自己的别号叫做“徐则林”，并且写出长幅，悬在自己的书房。文为：
居恒窃念，儒者读书，要以致用为宗。频年朝政日非，丧师割地，为国大辱。
现在，听了老者的话，更加坚定了信心。“我要把中国变个模样！”
树铮说：“学生不敢说办什么大事，但学生决不甘于当亡国奴！”“学生，不是我老汉发狂，有个古老的传说，我看可以应到你身上了。”“不知先生指的什么传说？”“你这贵乡萧县，可是一块宝地……”
徐树铮说道：“是的，萧县古称萧国，自周建郡，已近三千年。”“不，不是说这些。”“那你指什么？”“萧县风水好，是能出七十二个人王天子的地方。”“这是夸张。”“不是夸张。”老者说，“萧县县城曾叫龙城，有龙山、凤山，注定有七十二个人王天子这里出世……”“怎么一个也没有出呀？”“后来被一个南蛮子把风水破了，本该出的七十二个天子，结果只出了七十二个园匠。没听说吗：岱山的萝卜茂山的葱，黄里的白菜出山东！萧县世世代代成了蔬菜之乡。”
那老者虽然说的俚语戏言，徐树铮却听得认真，觉得事出有因，不可不信，便说：“那蛮子也十分可恶，怎能干出这等坏事！”
那老者见徐树铮半信半疑，又说了话：“说来，那蛮子的本领也算不得高超，破人家风水不到家。你是读书人，懂历史，刘邦也得算咱地方人，不是成了大皇帝；徐州府四周就出了十七八个诸侯王。还得算帝王之乡。”
老者说得真真假假，徐树铮并不计较。可是说萧县是帝王乡，徐树铮十分心动。他觉得当今皇帝是不行了。“要是有道，为什么能败到这步田地。一个《辛丑条约》，主权失去大半，国人都得跟着欠债，这不是亡国之象！再说那满朝文武，更没有一人是国主之才。说不定萧县真的要出朝廷，从我徐树铮开始，坐它七十二代……”徐树铮这么想着，便把一个笑脸给老者，然后说：“风水其实是不可靠的。就说那凤阳县吧，十年倒有九年荒，竟出了一个朱元璋；沛县丰邑就是龙凤地么？水旱蝗荒，十年九灾，不是出了个刘邦吗！叫我看，生在什么地方不要紧，得会闯荡。俗语说得好：‘成者为王败者寇！’难道刘邦、朱元璋一出家门就想着会当皇帝吗？不是。但是得有一条，要顺乎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老者听得徐树铮言语，觉得他有诸葛孔明之才，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自然免不了又奉承他几句。直到天色将晚，马车到了徐州城边，他们才下车分手，互道一声“后会有期”，各奔东西。
徐树铮在徐州一条小街上觅了一家客栈住下，他无心再游串，因为曾在徐州读过几年书，不想再游了。一宿睡得也很舒适，只是反复几次思考老者路上说的“出朝廷”之事，竟做了一个“出朝廷”的美梦。醒来，不免淡淡一笑。
次日起来，洗漱完了，吃点点心，便匆匆赶去车站，购了北去济南的火车票。
谁能想到，这个普通学子居然成了军阀大混战期间能够左右风云的人物。他依靠自己的才华，依靠皖系军阀这股强大的势力，或在台上摇旗呐喊，发号施令，搅得大半个中国浑浑浊浊，腥风四起；或在各派之间纵横捭阖，推波助澜，让成千上万无辜者人头落地，家破人亡。那段混乱而漫长的时期，皖系军阀的重大措施，无不出自他手。他想让中国平静，中国便会相安无事；他要中国乱，中国便会干戈四起。史家称他是军阀大混战中的“小扇子军师”，是“合肥(段祺瑞)魂”、“北洋怪杰”。在北洋政府里，徐树铮先后出任过陆部军学司长、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边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等职，被授予“远威将军”。
此是后话，我们慢慢道来。
第二章 段祺瑞慧眼识秀
徐树铮初到济南，是1901年初冬。
泉城济南，虽然天气渐寒，依然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大明湖的荷花和垂柳萧疏了，那派“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丽景色还是那么诱人。徐树铮沿着潺潺的流水，穿街走巷，终于找到了他的内兄夏仲陶。
这位夏仲陶，眼下是山东省武备学堂的学员。是一位性格内向、呆气颇足的人，虽然只有二十三四岁，却一派横秋老气。他把徐树铮安置好，吃了饭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又铮，济南谋事，实属不易。这武备学堂，也不可随便就读。去做什么呢？我实在爱莫能助。”
树铮一听此话，心里便不甚愉快：“我到济南来，岂止是为一区区学堂学员，一个廪生还不至于去当兵吧。”他淡淡地一笑，说：“仲陶兄不必为难，谋事在人，何必勉为。我只想出来见见世面，开阔开阔眼界；若论就事，老家徐州也并非不可为。”“这样，我倒可以陪你在济南观光一番。济南还是个秀美的城市呢！趵突泉就是一个奇观，还有千佛山、大明湖……”“观光的日子会有的。”徐树铮打断内兄的话，说：“你不必为陪我游山玩水而缺课了，我这两天想独自去访访朋友，还要办点别的事。你只管安心学业吧。”
夏仲陶正怕误了功课，更怕徐树铮缠着不放。现在树铮要自己走动了，倒也如他的意。但他还是说：“你的朋友，一定是名流、学士。若有朋友要来，我这里可以款待。我也想结识一下。”树铮说：“等我见了他们再说吧。”
徐树铮哪里是会朋友，济南根本没有什么朋友。他只想看看世界，了知时局。现在，他手中还有些银钞，天天在街市上行走，到处打听一些事情。
这一年，也算是“国难当头”吧。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中国的中枢神经失灵，北半个中国早已名存实亡；南半个中国也因群雄争霸，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山东处在中间状态，两年前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也被巡抚兼武卫右军总指挥的袁世凯给镇压下去了。而今，袁世凯以巡抚的特权正在野心勃勃地对武卫右军用“固其心，精其技”的西洋办法来加以训练。他要将其训练成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操典素质，又有效忠朝廷的忠君思想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后来果然成为北洋军阀的基础军。袁世凯雄踞缓冲要津，手有重兵在握，成了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连逃亡中的西太后的供应饷银、缎匹，也得赖袁。朝廷重臣李鸿章也略带奉承地说：“幽燕云拢，而齐鲁风澄。”所以，李鸿章刚刚断了气，朝廷便宣诏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是袁世凯感到“直隶不如齐鲁牢固，北洋大臣有名无实”而不去就任，还是坐在济南府，经营他的武卫右军。
徐树铮济南闲游数日，便产生了对袁世凯的特别好感。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有心胸，将来能成就大事”。一天深夜，徐树铮与内兄对饮，乘着酒劲，便大谈起贤能治国之事。“清朝是无可救药了，必有能人出来，才能挽狂澜，建新序，使国家由弱变强，重建国威。”“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能人，会有如此本领。”内兄摇头叹息。“有！”徐树铮说，“当今山东巡抚袁世凯，就能担此重任。”“袁项城？”夏仲陶心里一惊！“此人能力势力均可担此重任，他对朝廷还是极忠心的。不过，听说，早年维新派要变法，本来是把他当成可靠的同盟军的。哪知道，事未举，他就向慈禧和荣禄出卖了维新派，结果变法失败。这样的人能推翻朝廷？”“出卖变法？有待考证。”徐树铮说，“即便有此一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看袁世凯行。我得设法拜见此人。”“你要见袁世凯？”夏仲陶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便劝阻道：“树铮，灭了此念吧。莫说面见袁世凯，只怕连书信也达不到他手。巡抚衙门，紫禁城般地戒备。不易进呀！”
徐树铮没有听从内兄的劝阻。“中国人想见一个中国人，还能难到什么程度？我看易见。”徐树铮之所以横下一条心，因为别无高策，更加上年轻气盛，初生的犊儿不怕虎。“只有这样，才会寻到自己的出路；只有靠上袁世凯，才会有腾达之日。”决心已定，徐树铮不再外出了，他闷在内兄为他安置的又小又闷的陋室中，苦思投袁的门路—要有一个打动袁心的“见面礼”！
二十一岁，徐树铮早已自认“成熟了”。他从书本上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有许多人早成大器。“大器晚成有什么可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人到暮年，哪里还经得起起伏回旋？“壮志凌云在少年！”过去，老爹言传身教给他的，是伦理，是道德，是仁义礼智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徐树铮十二岁起，对于这些论调就感到陈腐：“我学的文武艺，为什么非要货与帝王家不可呢？帝王家又怎样报谢于我？南京考举，我算得奇才，为什么名落孙山？帝王不器重我，我为什么要投靠他呢？”他不想为朝廷闯天下，他想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干一番自己愿意干的事业。在济南，他的思想开阔了许多。他觉得，所以有帝国主义国家欺负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拳头太小、身体太弱了，没有足够的护国武装。而没有足够护国武装的根源，在于政治落后，在于掌权者昏庸。他要将自己的思绪写出来，将自己的谋略写出来。“我的意见一定会得到巡抚大人的赞同和青睐的！”徐树铮用三昼夜的时间，写出一份洋洋洒洒的《国事条陈》。他信心百倍地揣在怀中，朝着山东省巡抚署的大门走去。
一介“白衣”，要进堂堂的巡抚衙门，谈何容易！徐树铮在那座有两个巨大的石狮子把守的大门外，说破了嘴皮子，结果连门洞也不许他靠近。他不乞求了，他发怒了。他对守门的兵卒大声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巡抚大人？我有重大国情要向巡抚大人陈述。我有治国良策要向巡抚大人陈述。你们必须让我进去！”
一个背着洋刀、气势汹汹的武卫军走出来。他一把抓住徐树铮的衣领，怒目喝道：“你想死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滚开！再不滚开，我就以‘大闹官府’之罪把你送进班房！”说罢，一挺手脖子，就把徐树铮推出几步之外。
徐树铮打了几个趔趄，几乎倒在地上。
常言说得好：“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何况徐树铮碰到的还不是一般的兵，而是堂堂巡抚衙门的“看门狗”。他稳稳神，暗自愤恨地想：“有朝一日我徐树铮得了势，非杀你们这些看家狗不可！我要让所有的衙门都不留看家狗！”恨归恨，巡抚衙门他是进不去了。最后不得不悻悻转回。
往回走的徐树铮，头垂下了，力气也不足了。刚刚还觉得怀中揣着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强国大计。转眼间，它就变成了废纸。徐树铮把手插进衣衫内，摸摸他花了几天时间才撰写出来的《国事条陈》，又想想刚刚受到的平生以来最大的侮辱，他真想拿出来把它撕个粉碎。“什么国家大事，鸟！关我个屁。朝廷被人灭了，大臣通通死光，难道我徐树铮就没有饭吃？回家，老老实实做我的庶民去。”
徐树铮回到住处，躺倒在床上，想安安静静地养神。可是，他怎么也静不下来，又总是忘不了他的“条陈”。“我不能轻易改变主意。我的《国事条陈》肯定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妙法。倘若袁大人看到了，他一定会接受，一定会召见我。我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就此罢休。”信心不灭，思路也宽了。他想起了历史，想起了古人圮桥授书的故事，想起了韩信能忍胯下之辱。“门卫的几句恶语算什么，我难道就怕了吗？”想到这里，徐树铮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想再去闯巡抚衙门。
徐树铮毕竟还有一顶“廪生”的帽子。虽然这顶帽子并不值几文，那也是经过几年寒窗，喝了不少墨汁才换来的。有这顶帽子，人就有了超过一般平民的优越感；同时，也就失去了一般平民的坦诚和勇敢。徐树铮不愿再听到那下人的恶言恶语，不愿再看到那副凶恶而丑陋的脸膛。“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不愿受那个辱！
醴泉村的徐家，毕竟是书香门第，破院落中出了拔贡，出了秀才、廪生，徐树铮是略知些官场内幕的。仔细想想之后，也觉得那些看门狗并不十分过分。“看门狗不看门还干什么呢？狗仗人势也不是袁家开创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巡抚衙门不小呢，谁想进这个衙门就进去了，那衙门还成其为衙门吗？衙门没有人护卫，国家没有人护卫，岂不不分内外、一切都乱了，外辱也无人敌了！”想到这些，他谅解了门卫对他的阻拦，谅解了门卫对他的恶举。“不能进去就暂时不进吧。等到可以进的那一天兴许我还不进去呢！”他坐下来，想思谋一个可以将“条陈”呈递到袁世凯面前的门路。
……一切办法都不可行，徐树铮决定冒险了！他在市面上买了一件官场上通用的封套，署上袁世凯亲戚、候补道徐彦儒的名字，托武备学堂的公差将他的“条陈”送到巡抚袁世凯面前。不想这一举竟起了作用。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条陈”，不免有些惊讶：“此公所言，正是我久已所思。所见不可忽视！”他把“条陈”从头又细看起来。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一个军阀官僚家庭的子弟，读书不成，便以“军功”谋出路。先后得到清朝重臣吴长庆、李鸿章的赏识，不几年，便由一名幕僚跻升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专员。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奉调回国，留京在督办军务处候差。甲午战后，他利用朝野上下要求改革军制的呼声，参照外国兵法，提出一套仿效西法练兵的主张。袁世凯的活动得到亲贵重臣奕劻、荣禄和李鸿章的支持，不久即被派到小站接管“定武军”，在那里认真编练，然后又到淮、徐、鲁、豫和锦州、新民等地扩充。最后，把“定武军”扩编为有七千余人的“新建陆军”。袁世凯以这个用洋枪洋炮组成的队伍为基地，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的衣钵，拉一批政客、武夫结为死党。这些人中，武的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文的有徐世昌、梁士诒、唐绍仪等人，队伍发展到九千余人。镇压了义和团之后，又发展到两万余人。而今，他正春风得意，雄踞济南，连北洋大臣的显赫权位都不去接受，而是一心扩大势力，建立自己的北洋军。正在这时候，徐树铮的《国事条陈》出现在他面前，他怎能不欣喜！
袁世凯拆封时还在疑虑不定：“我这位彦儒翁很少致函的，今天为何……”他拆封看时，原来是一篇《国事条陈》。他笑了：“国事，难道我这个封疆大臣都不知道‘国事’，而要领教别人的‘高见’？”他不屑一顾，便扔在一旁。捧着茶碗就地踱着步子。转念又想：“既敢送到我面前，或有卓见，不可等闲视之，说不定会有良策，会是一个奇人大才？”袁世凯正想笼络人，“求”才若渴，他得去“求”！
袁世凯重又拿起“条陈”，仔细阅读。这一阅读，他有点儿惊讶了：“此人不凡！”徐树铮那些对国事的见解、治国的意见，都颇与袁世凯一致。特别是当他看到“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等句，拍案叫绝，“良策。良策！”当他在“条陈”篇外的附笔看到徐树铮简短的自我介绍时，更是欣喜难抑：“原来是一位二十二岁的廪生！好苗子，好苗子。我要见见他。”
袁世凯没有直接找徐树铮，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了，他要回原籍奔丧。袁世凯离开济南的时候，找到幕僚中一位叫朱钟琪的道员，对他说：“朱老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重要的事情，请你代我去见一位学子，同他当面谈谈治国安邦的事。这里有他一篇‘条陈’，你可以先看看，一定要以礼相待。”
这位朱道员业已老朽得不堪一提了，又自恃文才，孤芳自赏，很有点目空一切。在袁世凯幕府中虽然也有些年月了，却坐着冷板凳，一直未被器重，身份也总是“道员”。他很想改变这种处境，虽然有时主动在袁巡抚面前献些计谋，终因所谋平平，而不曾受到青睐。而今，见巡抚如此高抬一个年轻人，要向他寻求“治国安邦”的事，还要“以礼相待”，心里便有些不快：“何等学子，竟享如此厚爱？”但是，袁世凯托办的事，这毕竟也算一份“宠爱”，使他“若惊”起来。他连忙满口答应：“一定照大人意思去办，不辜负大人一片爱才之心。”徐树铮的“条陈”他只随便翻了翻便丢在一边。
徐树铮被召进了巡抚衙门。那位道员坐在太师椅上只欠欠身，便算完成了“以礼相待”。随后便有人献上茶来。
徐树铮落落大方地坐下，对着这位老朽一打量，心里也有些不悦：“堂堂巡抚衙门，竟乏朝气之辈。”他捧起茶杯，目不他顾等待问话。
朱道员本来就心怀蔑视，又见徐树铮年轻气盛，更有些反感。但是，又不便太轻慢，因为这位年轻人毕竟是巡抚大人所请。所以，他不得不恭维几句，然后才连讽带嘲地说：“秀才是从徐州来我齐鲁谋事的吧？徐州，不是个好地方，本朝乾隆爷就说那里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不知秀才对此话有何感观？”
徐树铮一听，便知道这位老朽是在挑衅，是在侮辱徐州人。便冷笑着说：“普天之下，尽属王土！徐州百姓亦朝廷子民。徐州人从未听到乾隆爷说过此话，只怕是老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这……，这……”朱道员立时感到尴尬，但还是壮着胆子说：“‘穷山恶水’，恐为讹传。这‘泼妇刁民’恐怕……”
徐树铮说：“华夏之土，无不富饶。徐州人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正因为是一片沃土，徐州历史上也是帝王之乡。老先生恐怕不会不知道。汉高祖刘邦是何处人啊？”“齐鲁出圣人。帝王之师在山东！”“仅师而已。徐州确确实实出过人王地主！”“治国之道，《论语》早已道尽。秀才所陈，不知是循《论语》而述之，还是另有高见？”“《论语》可以治秦汉，可以治唐宋，虽仍可治大清，但毕竟时至今日，历史数千年，当今世界又远非秦汉，更非唐宋！八国外夷吞我京华，便是一例。仅只《论语》，恐……”“秀才除‘条陈’之外，若再无他见，便请先回吧。待巡抚大人回来，我一定以实禀报。”“不必了。学生不日即将离开济南。”说罢，拂袖而出。
投袁的念头破灭之后，徐树铮在济南一时无事可做，便终日游山玩水。不久，便结识了许多文友。他们一起论文谈诗，弹琴作画，倒也开心。光阴似箭，不觉间，这一年也就快要结束了。徐树铮“坐吃山空”，从家中带出的盘缠，渐渐也就花光了。他不愿对内兄说明。内兄一是不知，二也无力资助。西风落叶，水滴结冰，天气渐渐寒冷起来，徐树铮衣食都遇到了困难，他想尽快回家去。前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寄来路费，以便返里”。昨天在大明湖荷花厅文友聚会时，徐树铮便因囊中羞涩而情绪不振。朋友们想助他一臂，又怕他不受。于是，便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则林兄，听说你最近将要返里。年终岁尾，家人盼归，这是人之常情。弟等十分同情。只是此日一别，相会无期，令人不安。我们想了个主意，今日之聚会，以‘秋海棠’为题，请兄作诗以为留念。若作得好，我们便请兄天天赴宴；若作得不好，兄定要请我们吃酒。”
树铮对诗文功力独厚。因为与文友们相处日短，还不曾大露锋芒。今日朋友们以诗相求，他自然乐于接受，并想大显身手。于是立即展纸挥毫，一蹴而得《济南秋海棠咏》七绝二十首，也是徐树铮心情忧郁，有感怀才不遇，正可借景抒情。诗写得句句情深、行行意真，每首都展示着他不一般的襟怀和抱负，令文友们赞不绝口。于是，大家集资，说是宴请，实则给予资助。对于朋友们的盛情，徐树铮还是诚心地领受了。然而，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家中又一时未将路费汇到，徐树铮不得不去巷头街口，摆摊写卖起春联来。徐树铮文好、字好，又是仪表俊秀，所摆摊处很快便吸引了许多过往行人。他们围过来观看，看中了，纷纷掏钱购买。一时间，巷堵街塞，车马难行。
也该着徐树铮时来运转。此时，一队人马由远及近来到他面前。前导兵卒老远便喊着“让开”！人多让不开，兵卒便挥起马鞭一边乱打，一边大喊：“总办大人到，总办大人到！”
人们一听“总办大人到”便连忙往后退去。一条巷洞这才闪了出来。兵卒前拥后推，中间是一匹枣红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位身材魁伟、气宇轩昂的人物。由于兵卒口喊“总办大人到”，人们自然猜到这位大人便是山东武备学堂的总办段祺瑞。段祺瑞来到人群中间，朝众人注目的地方一打量，见是一个白净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挥毫写字。他想：“这般寻常事，怎么会吸引这许多人注目？必有奇处。”他跳下马来，缓步来到年轻人面前，认真打量起来。
有人凑到徐树铮耳边，低声告诉他：“年轻人，武备学堂的总办段大人来了。你不见过段大人？”
徐树铮只管笔走龙蛇，墨点梅花，并没有把段祺瑞放在眼里。有人为他悬起心：“段祺瑞可算得山东当今一霸，谁敢怠慢了他。只怕年轻人要遭祸殃了。”
段祺瑞一见年轻人没有恭维他，陡生不快：偏偏脑袋，歪歪鼻子，露出了不耐烦。可是，他见那年轻人一笔龙飞凤舞的好书法，却喜出望外了。徐树铮一纸写完，段祺瑞拍手称赞：“好字，好字啊！”
徐树铮放下笔，这才朝段祺瑞拱手、微笑。但并未答话，却又展纸，提笔写起字来。
段祺瑞一见年轻人如此潇洒，不卑不亢，竟然敬慕起来，便说：“年轻人，我也想求一幅墨宝。不知可否？”
徐树铮这才微笑着说：“大人有此雅兴，学生以字换钱，岂有不可之理。”“润资自然照付的。”段祺瑞说，“若是称心，还当厚赠。”
徐树铮一边重新展纸、磨墨，一边便动了思索：段祺瑞的声名，徐树铮是略知一二的，他不仅是袁世凯的红人，也是军政界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若能在此人面前表现一番，获得他的好感，定会有助前途。”此时，他又想起那位既朽且骄的朱道员，正愁着怒气无处发作，才华未被人识，他恨不得一股脑儿都在笔底向这位总办流露出来。然而，自己是在写对联，只那么星点儿天地，哪里有许多时间和可以说清道白的可能，大不了一首七绝也就墨满联卷了。正在他心情焦急之际，忽然想起日前大明湖文友作诗一事：“现成的《济南秋棠咏》二十首，皆为表述心迹而成，何不录出一首，以表达怀才不遇之情。”这么想了之后，他便将笔酿润停当，略思章法、布局，便倾其功力，在那方寸天地之上，龙飞凤舞起来：依稀昔梦小娉婷，消受词人供养瓶。顽艳一痕难再惹，余花谁与问飘零？
写完，放下笔，又朝段祺瑞拱拱手，道声：“献丑！见笑！”
段祺瑞虽然一心好武，但在文墨上也是个颇有功力的人。一见这年轻人的墨、诗俱不凡，便备加喜爱，又见那诗乃是诉其“胸有大志、无人赏识”的，便认定是一位“落魄的才子”，是在借诗寻路，油然产生同情和爱怜之心，遂有心同他攀谈几句。“年轻人，你这字已属难得；这诗，更是情真意切。堪称诗书双绝。请问这诗是借古，还是出自心志？”“闲来无事，偶尔戏作，其间自然含有自我。”徐树铮知道自己的诗起了敲门的作用，便自谦而又落落大方地说：“雕虫小技而已，献丑了。”“啊！好诗，好诗！”段祺瑞说，“听口音，年轻人不是山东人吧？因何流落济南街头？”
徐树铮简单报了家门，而后说：“济南访友不遇，待家中汇来路费即返。”
段祺瑞放下诗联，这才对年轻人仔细打量起来，但见他四方脸膛，宽宽额角，大大眼睛，高高鼻梁，两腮润红，双眉浓浓，头戴破旧八角毡帽，身穿灰布夹长衫。虽穿着已不适时令，其气质不凡。便说：“年轻人，想请你到我学堂小叙片刻，如何？”徐树铮写诗明志，正是想着能够得到段祺瑞青睐，以便与之长谈，或可借重。听了段祺瑞的问话，忙点头答应。匆匆收拾纸笔，便跟着段祺瑞去了。
段祺瑞，安徽省合肥大桃岗人氏，自幼受过较严格的家教，祖上期望通过他“诗书传家”。谁知他心不在书，后来便跟随祖父在军营中长大成人。哪里知道，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便对军队—政权—能人和势力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段祺瑞兄弟三人，他居长。他瞧不起种田的老二段碧清，认为他“胸无大志，一生最大的抱负，只不过求个温饱”。他也瞧不起开矿挖煤的老三段子猷，认为“他大不了弄一笔家产，铜臭熏天”。段祺瑞有雄心，他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要成为名垂史册的英雄豪杰。
也该段祺瑞发迹有路，闯荡兵营不久，便投靠上了袁世凯。那时候，正是袁世凯野心勃勃笼络天下能人，以丰自己羽毛之际。看到段祺瑞有气量、能办事，将来会助自己一臂之力，便把他拉到身边，不仅放手重用，还把义女张佩蘅嫁给段为继室。段祺瑞成了袁世凯的义女婿。所以，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而段祺瑞便做了山东武备学堂的总办。据说，段祺瑞幼年时，曾有能人为他算过命。说他“是一副将相相”。所以，段祺瑞虽然做了武备学堂的总办，成了袁世凯麾下的红人，可是他心里却不满足。“袁项城上头不是还有皇上吗，他充其量只能算相。我在他身边，那充其量又能算什么呢？”段祺瑞不甘心，他不想做“相”以下的官，不愿听别人的指挥。他要自己培养势力，有一天，自己起来，实现“相梦”。
徐树铮跟着段祺瑞进了武备学堂，来到客厅，段祺瑞脱去马褂和毡帽，然后和徐树铮对面坐下。侍从献茶，段祺瑞端起黄铜锃亮的水烟袋，但他没有去吸，招手把一个侍从唤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这才转身与徐树铮攀谈。徐树铮一进院子，就感到在庄严之中透着一股阴森气。坐在客厅里，略觉轻松些。他一面应酬着与段祺瑞对话，一边窥视这个陌生的厅堂。这是一座颇为古朴典雅的客厅，墙壁粉白，正面悬着巨幅中堂，是沈铨的工笔《孔雀图》，两旁的楹联为：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
乃翁同和所书。左侧壁悬着板桥的《墨竹》，配着板桥自书的楹联，联文是：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佛地悬。
右侧壁悬着唐寅的《秋山图》，楹联联文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乃郑孝胥书。字画均称上乘，装裱亦工精、典雅。左壁画下放两盆金菊，右壁画下铺一张古琴。正面紫檀木的条几上，一端放着文房四宝，一端放着大瓷画瓶，瓶中插着几卷字画。条几前放着镶贝的檀香木八仙桌，两旁摆着同色太师椅。八仙桌下边点燃着松香，轻烟袅袅，香气淡淡。身临其间，目睹其景，徐树铮感到段祺瑞果然厚爱他。
徐树铮久怀凌云之志，今日能有机会同段祺瑞对面畅谈，又是受到邀请，自然谈锋尤利。段祺瑞边听边点头，有时击掌而起，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觉话多。
谈话间，有人送上礼品：棉衣一套，另有白银二十两。段祺瑞立起身来，十分坦诚地说：“秀才身处不测，段某甚表同情。初次见面，略备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秀才收下。”
徐树铮一见衣、银，甚为高兴—他抛头街心，书联卖字，就是为的这些。有了这些，一切急难才可以顷刻解除。不过，徐树铮没有去接受，他觉得应该显示一下做人的骨气。“这段祺瑞见面就赠厚礼，必是把我当成‘打抽丰’的寒士了。这礼我万万不能收。若收礼，人品便低了，仕途也被堵死。段祺瑞会认定我是鼠目寸光的小人。”徐树铮立起身来，淡淡一笑，双手拱起，对段祺瑞说：“大人厚爱，学生深表谢意。学生眼下虽然处境困难，但是无功受禄，万万不敢当的。”“绝无他意。”段祺瑞说，“聊表敬佩而已！”“大人若专为此事请学生到府上来，学生便告辞了。”说罢，起身要走。
段祺瑞见徐树铮如此清高，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便急忙拉住，说：“徐秀才，段某此为，自然并非单单出于怜悯之心，实在是还有要事相商。秀才这样坚辞，我也只好敛口了。”
徐树铮虽然态度傲慢，举止非凡，却是为进而退。一见段祺瑞来真格的要逐客了，忙顺水推舟说：“承蒙大人厚爱，恭敬不如从命。大人厚礼，学生就收下了。至于说与学生‘相商’要事，实在不敢当。大人若有见教，学生愿洗耳恭听。”
段祺瑞笑了：“这才叫开诚布公！坐下，坐下咱们好好谈。”二人同坐，侍人添茶，他们重又畅谈起来。段祺瑞被徐树铮的谈吐所动，徐树铮为能在“总办”面前畅抒胸怀而喜。
徐树铮昨天还为自己的“闯世界”而灰心，今天，他高兴了，觉得有了今天的机遇，他会在“外面世界”闯出名堂，道路也是宽广的。此刻，他又想到了离家时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本来，父亲不主张他跻身官场。父亲认为：官场有官场的优越；官场也有官场的风险污浊。能把知识传给子弟和学生，也就足矣。所以，父亲不让他到济南。对他说：“当今中国，北方大乱，京华无主；南方英雄争霸，火光不泯，齐鲁居中，虽暂时太平，终要为战火所涉。你还是安心在家读书为好。”父亲要他“好好想想，不可轻举妄动，以免‘一失足而千古恨’”。徐树铮志坚难改，第二天就恭恭敬敬地给父亲呈上一首表明态度的七言绝句。父亲拆开一看，诗为：平章宅里一阑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父亲皱眉思索，虽觉诗意大有伤离情怀，但也充满着凌云壮志。知道劝是无益了，索性让他走出去。
……现在，徐树铮的美梦有实现的希望了，他坚信自己“走出来，是一着绝对正确的棋”！
徐树铮对国事的见解，竟与段祺瑞不谋而合。这在一般的军政界人士并不段祺瑞稀奇，而今，是出于一位不出乡里的青年学子，这就不一般了。段祺瑞最欣赏的历史人物是诸葛亮，欣赏他“不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徐树铮何止“知三分天下”，而是对国家事了如指掌，见地也超越常人。这个几乎目空一切的武备学堂总办对比他小十五岁的乡村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得不以求教的口吻问徐树铮：“据秀才所见，吾人应如何治理国家，才能使国家兴旺久安？”徐树铮激动了，他知道自己的抱负有“用武之地”了。段祺瑞所问，正是徐树铮《国事条陈》所阐明的问题。朱道员不欣赏它，那是他朱道员孤陋寡闻，胸无大志，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段总办欣赏徐树铮，能心平气和地和他面对面坐下畅谈，说明段总办有眼力，是个办大事的人物。徐树铮感到良机就在眼前，于是，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把自己的《国事条陈》重述一遍。
徐树铮口若悬河，抑扬适度，脸呈兴奋，眉现深邃。说到要害处，还故意重复其意。他着意展示自己的才华……
徐树铮早就梦寐着有一天能展翅高飞。在他十一岁时，他就以《盆松》为题，写了这样一首言志的五绝：众鸟安所托，欣欣此生意。移植岩谷间，大材宁可器？
现在，“大材宁可器”了，他能不兴奋？
一个高谈阔论，一个眉飞色舞。小客厅顿时充满了欢乐与和谐。徐树铮成功了，他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于是，说：“段大人，不是学生狂言，照学生看来，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便再无急务！”
段祺瑞最迷信武力，又正办着武备学堂。徐树铮所言，句句触动着他的神经。他失态了，忘乎所以了：解开胸前的纽扣，松散脑袋上的发辫，卷卷袖子，端起壶来，亲自为徐树铮添了茶。又迫不及待地说：“听了秀才一席话，真是‘胜读孔孟十年书’。秀才所见，段某极表赞成，”他把身子朝徐树铮探过去，又问：“敢问阁下，愿就事否？”徐树铮激动万分，简直要扑身跪谢。可是，他却不动声色地说：“事值得就则就。”“好！我就喜欢这样不卑不亢的态度。请秀才在我这里暂住，日后觉得事情可就，便就；不可就，则请自便。如何？”徐树铮这才点头应允。
不想徐树铮这一出山，徐、段这一结合，竟在沧海横流、风云四起的中国，推波助澜，祸上加灾，干戈大作，厮杀不止，弄得国无宁日，人心惶惶……
第三章 因祸得福走扶桑
徐树铮投到段祺瑞门下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清政府的都城北京被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占领了。执政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急急忙忙逃往西安。京城蹲不住皇上，中国失败了。外国人明白，他们打败中国可以，派人当中国的皇帝不行。何况，他们根本就不是来争当中国皇帝的。皇帝值几个钱？他们打败中国的目的，是获取金银财宝，获取为掠夺金银财宝的保护权。失去京城的清政府，不得不同侵略者包括八个主要国家和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三个协同侵略国签订《辛丑条约》，割地、让权、门户大开之外，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另加四厘年息，总共为九亿八千万两。九亿八千万两白银，每一个中国老百姓要承担二两呀！
丧权辱国，全中国的黎民百姓，无不感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帝国侵略者的目的达到了，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统领的侵华军和俄国单独调集的侵占东三省的步骑兵，大多撤回自己的国家去了。留下的少数侵略军，只驻扎在京津、津榆铁路沿线。清政府的各级官僚，还是各就各位。
也就是这一年，代表清政府与外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死了。有人说，李鸿章该死了：这个人三十年前接受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兵权很大，可是，他不打仗，尽和外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条约》，都是他签的。最后，他七十八岁时又签订了《辛丑条约》。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签署这么多丧权辱国条约的人，还找不到第二个呢！
李鸿章临死前向朝廷提个要求，就是让袁世凯来接替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答应了他。李鸿章刚死，诏书便到了济南。
袁世凯正在山东招兵买马，训练他的武卫右军。接到诏书，他犹豫起来：“放弃山东，到直隶去？”直隶，京都要地，别人走门子往里挤还挤不进。袁世凯却不想去。他闷在巡抚衙门里思索许久，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同心腹商量。
袁世凯的心腹有三个人，一个是王士珍，一个是冯国璋，再一个便是段祺瑞。这三个被后人称作“北洋三杰”。如今，王士珍、冯国璋都不在他身边，在济南的，只有段祺瑞。他命人“快快去把段总办请来”。
段祺瑞不费多大力气便得了徐树铮，徐树铮一出手便表现了身手不凡，段自然十分高兴。办了几件事后，不是段去陪他，便是段把他邀到客厅相陪。段祺瑞每天早晚要念佛，午后要睡一个时辰。除这两件事外，他几乎和徐树铮形影不离。段祺瑞虽然性情暴烈，极易发怒，徐树铮在他身边两个月，却未见他鼻子歪—段祺瑞怒时，最大的特征是“歪鼻子”。近些天来，他的鼻子没有歪过，眉宇间还总呈现着微笑，身边的人生活得也很轻松。
昨天夜里，济南地方忽然落了一场大雪。段祺瑞早晨起来，推窗外眺，只见漫天盖地，一派银光，雪花依然鹅绒般地飘飘洒洒。平时嘈杂的院子，一下子平静而整洁起来。段祺瑞心里高兴，一见大雪，精神大振：“好大的一场春雪！”
段祺瑞突然见窗外梅旁立着一个人，通身上下，已素无杂色。段祺瑞再看看，心里十分高兴：“是他！徐树铮！”“树铮，树铮。”他高声喊着，“你这么早便起来了。”
徐树铮立在雪中，指着雪中怒放的腊梅说：“这样好的雪，这样好的梅，不来欣赏一番，岂不辜负了上苍的美意！”“快快进来，我正有事要找你。”
徐树铮披着满身雪花，走进段祺瑞的卧室。
段祺瑞佛经也不念了。他一边洗漱一边说：“如此瑞雪，真该对饮唱和一番。还有，早想邀约几位丹青高手，和他们快活一阵子。今日有雪有梅，更为别致。”
徐树铮笑了。“老总有此雅兴，树铮也愿凑个热闹。只怕……”“不能了。”段祺瑞说，“昨晚巡抚大人要我急去见他，他又临时出去了。今早是要去衙门的。”“何事这么急？”“我也说不大清楚。”段祺瑞说，“只知道前天有诏书到，是要大人督直隶兼北洋大臣的。只怕要说的，便是这件事。”“既然诏书已到，那就奉诏进京罢了。何需再议？”“你还不了解袁大人的心性。”段祺瑞洗漱已毕，在徐树铮对面坐下，说：“袁大人有袁大人的考虑。你说‘舍经武无急务’，很对。那是从国强民富、安居乐业说起。对于袁大人这样一个人，同样是‘舍经武无急务’。但是……你该明白这话的意思吧。”
徐树铮眉头微微皱了皱，心里打起了转转：“袁世凯‘舍经武无急务’？嗯，我明白了：他感到自己手里武力不强，翅上羽毛不丰，在朝廷的天平上还不压重。他是想抓一抓武力再说。”
徐树铮只管沉默，不愿对段祺瑞的话作出明白的反应。此时段祺瑞也不想让他说长道短。只对他说：“你在这里陪我吃早餐吧。吃完后咱们一道去见袁大人。”“这……”徐树铮不知是因为受宠惊讶，还是感到事关重大，他迟疑着说：“二位大人面谈大事，树铮在旁多有不便。我看还是老总自己去为好。”徐树铮知道自己尚无身份，怕再吃袁衙门的闭门羹。“你想多啦。我领你去，袁大人一定欢迎。你不是曾经向他呈递过《国事条陈》吗？早几天，我还在大人面前提到过你和那个‘条陈’的事。他说对你印象很好，是要见你的。也不清楚怎么就把这件事丢下了。你不是正好可以当面再旧事重提吗！”
徐树铮想了想，觉得是一个好机会，便答应道：“树铮倒是可以随老总同去的。只是，对国家大事，言谈中有不当处，还请老总及时拨正。”“那是自然的。你也别害怕，袁大人和咱们一样，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我了解他，心宽着呢。言差语错不碍事。过点火也没关系。”“那我就先告辞。老总走时，着人招呼一声就行了。”“不在此早餐？”“谢老总厚意。树铮最喜饮食时清静。”“那你就自便。”
徐树铮回到屋里，心情有些激动：到济南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投袁世凯门下。结果碰到了钉子，花费巨大心血铸成的“条陈”，被一个老朽一言而毁之，见袁的心思轻而易举地破灭了。他曾经蔑视过袁世凯，“袁世凯算什么？连什么叫‘礼贤下士’都不懂，他能办成什么大事？”到段祺瑞门下，他只敬重段祺瑞。“萍水相逢，见才而爱，这才称得起豪杰心胸！”徐树铮在段祺瑞面前，不谈袁世凯；段向他谈袁时，他从不妄加评断。现在，他要跟随老总去见巡抚了，无论昔日留下什么印象，现在都不必计较。将要相识，将要叙谈，将要对国事、对时局品评一二。这是事实。应该如何对待？徐树铮觉得，“不能只是随机应变，有问才答。必须胸有成竹，必须有自己的见解。要让袁世凯知道我徐某人不是个庸才！让他知道昔日拒我于门外是错误的，应惩治那个待人不恭的老朽。”想到这里，他又轻轻地摇头：“你徐树铮是太没有心胸了！人家瞧不瞧得起你，得凭你的真才实学，得凭你的建树。有能耐，真豪杰，便在人家面前表现二三，不怕他不另眼相待！”想到这里，他重新把《国事条陈》找出，又认真地斟酌一遍，对当前形势的见解和意见，周密地思索了一番，列了几条目，这才匆匆吃饭。
落了一夜的大雪，似乎把袁世凯纷乱的思绪给净化了。早晨起来，他就让侍从传话，“署中、家中一应事务，务必在近日内清理完毕，以便应诏赴新任。”
段祺瑞领着徐树铮走进客厅时，袁世凯正在朝一个精致的景泰蓝花瓶中插腊梅。干枯的枝头上，几朵透明的黄花。花瓶放在锃亮的檀香木方盒上，虽觉单调，但还不失高雅；映着院中皑皑的白雪，那花也显得分外精神。袁世凯对花的兴致并不浓，也缺乏理花的技艺。往天，都是佣人给他添换些四时应景的花草，也多是为了点缀一下客厅或书房，袁世凯极少欣赏它们的天姿。像今天这样自己剪梅、自己插瓶的事，并不多见。因此，段祺瑞便先打趣起来：“大人怎么今日忽然对花厚爱起来了，好雅兴呀！”“知道你们要来了，用这个办法欢迎，似乎更好些。”袁世凯笑了。
徐树铮是初见袁世凯，自然不便妄动。相见之后，应酬礼仪完了，他腼腆地坐在段祺瑞身边，窥视着这位红得发紫但又捉摸不透的人物。
段祺瑞和袁世凯寒暄几句，便指着徐树铮说：“大人，你看他还是个白面书生，但却是一位神奇的才子……”
袁世凯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这些天若不是琐事缠身，我早该让你把他领过来。”他转脸对徐树铮说：“怎么又腼腆起来了？你还是很有胆量的嘛！连我的亲戚都敢冒充，对不对呀！”
徐树铮知道袁世凯说的是假借徐彦儒之名递交“条陈”一事，便忙解释说：“学生见大人心急，又无良策。不过，我只想把对国事的管见早日呈达大人面前，绝无他图。”
袁世凯仰起脸，“哈哈哈”地笑了。“冒认官亲，该当何罪？不过，就凭你那个敢‘冒’，我就喜欢得不得了。要不然，就是一个统领，我也得杀他的头。”说着，他让段祺瑞坐在自己对面，然后把徐树铮拉到身边，让他坐在段祺瑞原先坐的位子上。又说：“怎么样，今天不但不杀头，还成了我巡抚府的座上客！”“承蒙大人厚爱，学生感激万分！”徐树铮重又施了礼。
袁世凯说：“听说你一夜便能写出二十余首《济南秋海棠咏》。很了不得！我特为你备了一瓶梅。今日，咱们就对着梅雪尽兴一番，我还真想再见到你的《济南咏梅》诗呢！”“大人国事在肩，日理万机，树铮不敢过于打扰。待学生明日写出，再呈指教。”
袁世凯对诗文本来也平庸得很，有时只是附庸风雅；至于流传出来的一两首所谓诗、词大多是经过文案润色再三的。倘若真是当面要他论章评句，那真是勉为其难。所以，他并不想让徐树铮当场作出诗来。见他如此推辞，便说：“也好。诗词这东西，大半要先有了饱满之情，然后还得字酌句斟。好，明天写就明天写。只是你别把此事忘了就行。”“一定遵命！”徐树铮谦恭地说，“只怕文不成文，有辱大人耳目。”“随你写。作文写诗哪有‘遵命’的。遵命是写奏折，作文写诗，不必拘谨。”说罢，这才转脸同段祺瑞谈话。
徐树铮暂时被冷落了。他索性打量起袁世凯的客厅来。一边看一边又和段祺瑞的客厅加以对比。这里，更加阔绰、高雅了。桌椅条凳，一色乌黑明净的福建漆器，镶嵌着闪光的彩贝；那雕花尤其精细，剔透玲珑、形象逼真；唯独八仙桌上那套茶具，竟是雪一样白的景德镇瓷，茶在杯壶中，殷红可辨。奇怪的是，袁世凯客厅的条几上没有文房四宝和书画，却放着两尊古代武将的砖雕像，两像之间放一把龙泉古剑，红丝剑缨垂在几下。客厅正中悬一幅《出征图》，由于画面古老，款章已经识辨不清楚了；两旁的对联为宋人黄庭坚墨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徐树铮暗暗地笑了：“一派穷兵黩武之气！怪不得他对我‘条陈’中‘舍经武无急务’之语如此器重！这个袁世凯……”徐树铮知道对联上这两句话是当年刘邦称赞张良的话，被记在《史记·高祖本纪》里。“雄心还算不大，不敢妄想当皇上，只想作人臣。”客厅里，有一件东西使徐树铮感到惊讶，那便是他在街上写给段祺瑞的《济南秋海棠咏》之一“依稀昔梦小娉婷……”诗，竟悬挂在客厅右壁。虽然位置不太显眼，却是这侧壁上唯一的点缀。“这是为什么？形式、内含与客厅的气氛都那么不协调，为什么袁世凯把它挂在这里？”
袁世凯同段祺瑞的谈话大约是完了，他站起身来，这才转脸对徐树铮说：“听说你还有个名字叫‘则林’，是吗？很有意思。‘林则徐’—‘徐则林’。好名字。”“那是学生一时狂想！”徐树铮说，“林大人堪称国家栋梁、民族英雄，学生怎敢类比。”“比，有什么了不得！”袁世凯说，“连比都不敢，还能成什么大器？”他望望徐树铮，又说：“你那个‘条陈’就很不一般。我很欣赏。已经交给人好好研究去了……”“是不是交给那位朱道员了！”徐树铮耿耿于怀。“朽木不可雕也！”袁世凯又笑了。“今天不谈这些了。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姑且作为个人私事，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学生初出茅庐，有何能耐参与大人的要事。”“过谦也不好。”“那么……学生只好从命了。”
原来，袁世凯正在为奉诏事犹豫不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然要比一个山东巡抚显赫得多。朝廷有诏，奉诏上任，天经地义。然而，如今的中枢，空洞而杂乱。慈禧和朝廷虽然从西安回京城来了，但一个《辛丑条约》，几乎把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了外国人。朝政虚弱，各派自拉势力，直隶乃京畿护卫，为各派争夺之冲。袁世凯自感羽毛不丰，不想离开山东根据地。他进山东虽然只有两年，他的队伍—“新建陆军”当时只有七千三百多人，到改为“武卫右军”时，人马发展到两万人。他想再用两年时间，把兵马再扩大两倍。到那时，他便可以左右京师了。袁世凯把他的想法隐隐约约地对徐树铮说了一遍，然后说：“以你之见，该怎么办为好呢？”
徐树铮心里一惊，却没有直接回答，转脸望望段祺瑞，求援似地说：“段大人，你看此事该怎么办？”“我的意思都向巡抚大人说了。大人是要你说个意见。”段祺瑞说，“该怎么办，你来说。”“学生阅历太浅，胸中无数，还是请大人自酌吧。”“我说过了嘛，今天不是官场论政，是私下谈心。芝泉(段祺瑞字芝泉，因是合肥人，官场也多称他“段合肥”)是我的义女婿，自家人；你又是芝泉的贴心人，有什么好顾虑的呢？说错了，也是咱们自家里的事，与朝廷什么关系也没有。你只管放心地说。怎么想就怎么说。”袁世凯倒是很坦率。
段祺瑞在一旁也说：“袁大人诚心待你，你就当诚心待袁大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必有顾虑。”
徐树铮心里热腾腾的，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也想表现一番。于是，他壮着胆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山东，没有经历战争，洋人尚未插足，袁大人在这里的兵力多，威望高，发展下去，山东自然能够成为一片立足之地。不过，据学生所见，山东毕竟是中国的一隅。以一隅而牵动全局，并非易事。朝廷有诏要大人督直隶兼北洋大臣，虽局面很难，却可左右中枢。掌山东而天下远，握中枢而天下归！大人若只安于做齐鲁之首领，据山东也是个办法。但能否久安长治令人费思。大人应据直隶督署，统北洋军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齐鲁岂不仍是大人根基！”
徐树铮说得头头是道，袁世凯听得津津有味，段祺瑞惊得惴惴不安！巡抚客厅里，顿时“剑拔弩张”。
徐树铮分析过袁世凯，从袁世凯对待维新派那个事件来看，他认定袁世凯怀有野心。虽然未必到篡朝夺权，但也可知他不甘人下。八国联军入京，袁世凯是有力量“勤王”的，他却不动声色而热衷在山东剿灭义和团，借洋人入侵之机而壮大自己。此时的袁世凯，最大的野心是控制京师，独揽军权。他之所以还犹豫，是怕目的不达而齐鲁又失。徐树铮想：只有激他迈进一步，实现梦想，才能获得袁世凯欢心。
袁世凯对徐树铮的高谈阔论，听起来虽然都是自己考虑再三的问题，今天从一位学子口中说出，他还是感到如贯耳之沉雷，边听边暗暗点头：“好一个‘会当凌绝顶’！学子所见不短！”他站起身，对着徐树铮说：“这么说，我是要弃山东而就直隶了。”“请大人自作定夺。学生只不过管见而已。”“有分量的‘管见’。芝泉，你看呢？”段祺瑞对于徐树铮的谈论，早已由惊讶到惧怕继而妒忌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又不曾与巡抚有过交往，怎么就如此了解他，所提意见又那么气魄不凡，正中他下怀！久而久之，我段某在袁大人眼中的地位不是要被他取而代之！”段祺瑞感到徐树铮“不是凡夫俗子”。袁世凯要他表明看法，段祺瑞便转着弯说：“树铮所见，故有道理，只是立刻北上，恐有失此而不顾彼之险。可否缓一步，静观四方。”
袁世凯“发家”心急，不愿久等，怕夜长梦多。所以，段祺瑞的话不乐意听。缓缓气，踱一圈，又说：“事情就这样定了吧。开春以后，咱们北上直隶。把山东交给别人好了。”他又对徐树铮说：“当初，我看了你的《国事条陈》，就觉得你是个人才。若不是家丧，你是到不了芝泉身边的。”“大人若喜欢树铮，他自然可以随时过来。”“不可，不可！”袁世凯忙摇摇头，“你我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会从你身边要人呢！若是那样，你和他一起过来不是更好吗。不过，我得说个明白：你可千万不能亏待他。我有难事时，你得让他过来，帮我出出主意。”
段祺瑞说：“那是自然的。就怕主意出不好。”
又寒暄多时，一起吃了午饭，段、徐才离开巡抚衙门。
段祺瑞从袁世凯那里回来，胸中像堵了一块东西，感到闷得慌。挺挺胸想吐出去，又吐不出。他脱去长衫、马褂，又扔了毡帽，还觉得闷。渐渐地不由自主地鼻子便歪了起来。“我不该把徐树铮带到袁项城那里去！”他猛地这样想。他觉得，在袁世凯与徐树铮谈话之前，他已经把利害说清楚了，他是主张让袁去就任直隶总督的。袁总是犹豫不决。树铮一番高谈阔论，他竟即刻决定北上。这是为什么？段祺瑞约略体察到“袁世凯要与我争人才了”。徐树铮跟段才两月有余，凭他那个机灵聪明，袁世凯是会喜欢他的，何况他的《国事条陈》早为袁世凯所欣赏。段虽靠袁，也不忘培植自己的势力。他觉得徐树铮是个人才，有大用，不能放走他。“只要徐树铮在我手下，奇计出千条，得有我段芝泉之功。若是徐扎到袁怀里，说不定我要听他左右呢！”段祺瑞狠了狠心，决定不惜一切也得留住徐树铮。
有一天，段祺瑞备了丰盛的家宴，独请徐树铮一人，要实施他“捆住徐树铮”的第一步计划。段祺瑞简装便服，脑袋上的发辫盘在后脑勺，那宽宽的额头由于兴奋，总是呈现出亮光。桌上放有两双盅筷，是按照长幼排放的。原来，段祺瑞要在这个家宴上收徐树铮为弟子。“只要他递个‘门生’的帖子，谁也别想把他从我这里拉走！”
徐树铮似乎也觉察到“这顿饭不易吃”！他走进小客厅，还没有入座便说：“老总，你是不了解树铮性情，我从不在外人家里吃饭，更拙于应酬。大人有事只管吩咐，这饭……”“照你这么说，饭更得吃。”段祺瑞觉得有“理由”留住他，接着说：“头一件，这里不是‘外人家’；第二件，桌上只有你我二人，根本就无需应酬。你来了也有许多日子了，还不曾好好谈谈心。再说，我还有家事相托。你就不必再推辞了。”
徐树铮受恩于段祺瑞，怀有“知恩当报”之心，听了段祺瑞的一番话，也觉得不应该再说走的话了。正是他想入座的时候，定神看看餐桌、盅筷的摆设，他锁起眉来：“老总摆了这样一个家宴，一长一幼。这么说，段祺瑞是必坐在长者位上，而我徐树铮要坐在幼者位上了。这是什么意思？”徐树铮站着不动，面色冷了起来：“我不能入这个席。”他微笑着说：“树铮今天心情欠舒，有什么事老总只管说。饭就免了吧。”徐树铮话音深沉，面色也不好看。
段祺瑞一见徐树铮变了脸，便明白了三四分：“年轻人不愿意做幼辈！”他虽然心中不快，却也不便勉强，只好故作惊讶地说：“树铮，你不要误会。这是家人摆的，我没有在意，我来挪动挪动。”说着，便把原来放在长幼位子上的盅筷改放在宾主位子上。但他还是说了一串解释的话：“我这个人，从来不大讲究礼仪什么的。人对我、我对人都如此。跟袁大人也这样。其实，论年岁，巡抚大人只比我大六岁，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也都是这个坐法，坐也就坐了。我可不计较。”
徐树铮心里想：“你段祺瑞是巡抚大人的女婿，大人的子女均称你为‘姐夫’，你的张夫人也把巡抚府第当成‘娘家’。袁大人自然以翁婿礼待你。咱们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关系？”不过，他还是笑着说：“树铮也不是个拘于礼俗的人。自幼家教极严，想更新立异，总也无可奈何。树铮今日并未介意，老总不必放在心上。为此，我也首破素志，便在老总这里做客。”
段祺瑞知道徐树铮不会给他递上“门生”的帖子，也就作罢，只在家宴上恭请徐树铮为家庭教师，专教其长子宏业。从那之后，段、徐之间似乎多少留下了隔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袁世凯北上直隶，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不久，段祺瑞也北上保定，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徐树铮也跟着升任镇部一等书记官。
天下最难测的，是人心。天下最难满足的，也是人心。人心这东西怪着呢！未入官场之前，徐树铮的雄心，只是入进去；入了官场之后，他就不满足于入了。“段祺瑞怎么样呢？气势汹汹，腹中空空，不就是凭着手中权，发号施令吗！一介武夫而已。袁世凯，堂堂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连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知，自己进退都失着，这种人也高谈‘治国’，也‘一呼’要别人‘百应’！把他头上的顶子摘去，他便是草包一个！”徐树铮觉得自己的才智都超过这些人。“我头上有了顶显赫的帽子，我比他们谁也不会差。”可是，他也感到想得太空了，“谁给你那顶帽子？谁给你地位和权力？”
徐树铮身在“段营”心在“权”，他要实现他年少时所作的《对月》诗中的抱负：冠冕一朝悲毁裂，龙蛇无数起飞鸣。
袁世凯到直隶总督任后，着魔一般地发展自己的武力。他兼任着北洋大臣，名正言顺地请求“大练新军”。朝廷也想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便答应了袁世凯所奏。当年(道光二十八年)九月，编练新军的上谕终于发布了，命令各省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袁世凯手下有强大的武卫右军，他便把直隶作为大本营，以武卫右军作为核心，大抓“北洋常备军”的训练。朝廷又恩准他创设“军政司”，具体管理编练事务。军政司下设参谋、教练、兵备各处，袁世凯“总制全军”，段祺瑞等分任“总办”，编练新军的锣鼓便紧密地敲打起来。袁世凯又编造理由，请朝廷批准从直隶善后赈捐项下拨款一百万元作为募练新军的费用，派心腹王士珍、王英楷到直隶所属正定、大名、广平和赵州等地招募壮士六千人到保定训练。徐树铮胸有谋算，他要在编练新军中捞一把。他虽然任有官职，仍然律己甚严，与新兵共起居，“时与兵士同操作，同跑步，艰苦卓绝，志趣异人”。这样做，更受到段祺瑞的嘉许。
徐树铮一心发展自己，段祺瑞虽然器重他，但他并不满足。他心里明白，一个小小的廪生，在袁世凯、段祺瑞这样人的眼中，算个屁！何况自己又无显赫靠山。徐树铮要把自己的根基扎在深处，他要去日本，要到东京的士官学校去镀镀金。
不过，除了官派之外，那个地方没有钱是去不了的。徐树铮不可能被官方所派，他自己一时也筹不到去东京的川资和学费，于是假借段祺瑞的名义致书另一位镇统制官吴凤岭，说“家中来信，欲置田产，尚缺数百元”，向吴借钱。吴凤岭和段祺瑞是有极厚交情的，吴与徐树铮又是同乡，曾相叙过，也知他是段的贴心人，便当即照办，借给徐树铮银元五百。次年，吴、段在直隶藩台宴席上相会，无意间提及借银置田事，段莫名其妙，面有愠色，只好说：“购地一事，我实不知；借银，更未曾用。待我回去问树铮再说。”
纸是包不住火的。段祺瑞对徐树铮假名借款事弄清楚之后，甚为不满。“今天可以以我的名义借款，明天岂不可以以我名义借兵，后天……”这可是大事。他坐在客厅里鼻子都气歪了。怒思半天，决定把徐树铮叫来，当面教训他一番。段祺瑞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冲着门外大喊：“来人！”
一个内侍匆匆走进：“大人，您……”“去，到书记官的办公处，把徐书记官请来。”段祺瑞怒气冲冲。“就说我有急事，请他马上来。”“是，大人。”内侍后退着走出会客厅，匆匆朝徐树铮那里走去。
徐树铮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藩台大人既然宴请段祺瑞，必请吴凤岭。段、吴见面，必提借银一事。徐树铮明白，段平时虽然轻薄钱财，那多是为了收拢人心，沽名钓誉。而今，这件事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损声名，恐他不会那样大方了。“也好，果然段祺瑞因五百元动了怒，我便即刻偿还清楚，而后远走高飞。总不至于找不到栖息之处！”他想到了袁世凯，也想到了吴凤岭。“他们还是略知我徐某一二的。”
正是徐树铮嘀咕不安的时候，有人来请。他心里一惊，但还是和往常一样，匆匆朝段祺瑞客厅走去。
徐树铮进来的时候，段祺瑞颇为平静；正在吸烟，神态悠闲自在。一见徐树铮出现在客厅时，连忙起来，放下烟袋，缓步来迎。“树铮，我有急事，一定要同你商量，快坐！”
徐树铮有点莫名其妙，他疑为段祺瑞又在歪鼻子呢。段祺瑞鼻子不仅不歪，还满面带笑。“难道吴凤岭没有参加藩台大人的宴席？难道他们在藩台的宴席上未曾提到借钱一事？果然不提，也就罢了，我速速筹集，奉还吴大人。”徐树铮坐下，还是不安地说：“老总，你有事？”“你坐下。”段祺瑞坦然地说，“这一阵子不见你，心里空落落的。要说有啥事呢？也没有。只想见见你闲聊聊。”
徐树铮有点儿愕然，“难道他真的没有事？只为闲聊聊？”便笑着说：“树铮倒有点事，早想向老总禀报一下，只是没有找到机会。索性今天谈谈。”徐树铮想争取主动。“有这个必要吗？”段祺瑞已经看出徐树铮的心事，便想回避。
段祺瑞肚量很小，谁要是因为小事惹烦了他，他便要大动干戈地报复。地位和权力欲，使他的性格在扭曲中扭曲。发迹的道路上，使他渐渐认识到升腾的道路有许多条，忍小而求大，便是许多条中重要的一条。当年，老爹告诉他“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他只淡淡地一笑。“忍，那是懦夫的行为！”他在初入军营时便不能忍。后来，他渐渐认识到了忍的价值。由于能忍，目光也就放得更远。他能于街头一眼发现了徐树铮，而且厚待他，就证明他段祺瑞有眼力。而今，事过一年，徐树铮把件件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有时竟超过了他的预期。劝说袁世凯北上就任直隶，徐树铮的见解就比他段祺瑞的高明；段祺瑞不得不认定“徐树铮有奇才”！刚刚段祺瑞派人去找徐树铮之后，他端起铜制的水烟袋，一边喷吐着云雾一边自言自语：“树铮不就是挪借了五百大洋吗！五百大洋又算得了什么呢？皇上买平安，一个《辛丑条约》本息就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还得落个‘丧权辱国’的骂名。我段祺瑞因五百大洋失去身边一个人才，那太不值得！”段祺瑞冷静了，他告诫自己：“徐树铮是人才，比五百大洋价值大！”因此，他改变了初衷。
徐树铮却不想改变已经决定的事。他还是如实地说：“前些时，内人夏红筠意欲东渡就读，我手中一时拮据，便以老总名义在吴统制吴凤岭大人那里暂借五百元，以作应急。内人因家中琐事一直未能成行，我正想拜托老总将此款还给吴大人。此事是以老总名义，实属不妥。”
段祺瑞笑了：“噢，五百大洋，不就是借五百元吗！那吴凤岭怕是早忘了。要说奉还，也无需你还，我不过出张银票就完了。你既有急用，就留在身边吧，不介意的话，就算我资助红筠求学如何？吴大人那里，以后就不必再提此事了。”
徐树铮听段祺瑞如此说，虽然感到意外，但还是深表谢意地说：“承蒙老总厚爱，我代表内人向老总深深致谢！”说着，起身鞠了一躬。
段祺瑞一见徐树铮施了大礼，便说：“树铮，你这不是见外了吗？万万不可。”人情既送了，段祺瑞便想“不如把人情送到底”！于是，又笑笑说：“树铮，这许多天，我在想一件事，今天还未决定，想同你商量一下。”“老总只管吩咐。”“不是吩咐。”段祺瑞说，“是想要你照办。”“那就请说吧。”“我想让你去东京留学。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还是当今的名牌呢！不知你乐意去吗？如果你乐意，我自然为你去办官费。”
徐树铮有点儿惊慌起来—本来想着这回有一场“火拼”，借款一事平息了，徐树铮对段已感激不尽，不想，又给他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去日本学习，他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迟疑着，惊慌着，竟没有表示态度。
段祺瑞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转过背去，语气有些忧伤地说：“树铮，平心而论，我是一刻不愿让你离开我的。有你在，我心里实实在在，睡得也甜，遇到什么大事都不慌神。你要是真走了，我会咋样？”他声音有点哽咽。“不能让你走呀！”他转脸对徐树铮说：“人是应该有远虑的。将来中国之事，项城必挑大任，你我都必须尽心尽力。可现在，又不可避免地要论资排辈。更可恶的是，崇洋媚外成风，又不能不崇。树铮，我送你去日本士官学校，你得理解我的心呀！你几年后回来，资深根固，就可以大展鹏翅，作为一番。你说对不对？就这样定了，你我都别犹豫了。”
徐树铮虽然觉得段祺瑞高妙地收买了他，但他却觉得这种自我“出卖”十分值得。“只有这样，我才能首先翅膀硬起来。”他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给段祺瑞鞠了躬，然后说：“树铮得到老总如此厚爱，终生不忘。今后有生之日，便是报效老总之时！”
段祺瑞忙去阻拦：“何必如此，岂不见外了。”
不久，徐树铮便离开段祺瑞，告别家人，东渡日本。
此去五载，为徐树铮在北洋群魔中争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他成了天下共知的“北洋怪杰”！
第四章 奇才初展：“请立共和”
徐树铮离开中国去日本留学之后，中国的北方、南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北方，清朝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经过两年的编练新军，再加上各省督府的常备、续备、巡警等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兵力。到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保定建立的北洋常备军已相当强大。在保定选募的六千精兵，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后来改为第一镇；山东、河南、安徽招募的新军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后来改为第二镇；从河南、山东、安徽招募新军，编为北洋常备军第三镇；把山东带来的武卫右军及各标营合并，编成北洋常备军第四镇；在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的基础上，再调其他镇的兵及炮营，又补充山东新招募之兵，编为北洋常备军第五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把他的兵力再度组编、扩大，改名为北洋陆军，共编六个镇。这六个镇是：由铁良任统制的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由王英楷任统制的第二镇，驻永平及山海关附近；由段祺瑞任统制的第三镇，驻保定；由吴凤岭任统制的第四镇，驻马厂；由吴长纯任统制的第五镇，驻山东济南、潍县；由王士珍任统制的第六镇，驻南苑。至此，已有九万人，成为清王朝新军的主要武装。
袁世凯羽翼丰满了，朝廷也不得不另眼看待他：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朝廷又给了他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和会办练兵大臣等八个大臣的头衔。朝中其他大臣均感到了不安，连御史王乃征也在奏折中骂他是“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群情骇异，谓疑于帝制自为，倚信至斯，可谓古无今有”。
袁世凯虽然兵多势强了，然而毕竟入不了清廷的“家庭”，充其量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一个卒子，生杀予夺的大权仍在清廷手中，朝廷可以随意调动袁世凯的职务。果然，没过多久，朝廷便借口他有“足疾”而“罢黜”他回原籍休假。袁世凯一度倒了下去。
现在再说中国的南方。南方的广东省香山县出了个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一度行医。1894年赴京上书李鸿章，主张革新政治，被李鸿章拒之门外。一怒之下，他跑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1900年曾联合广东的会党举行起义。失败之后东渡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联合起来组织了中国同盟会，他被推为总理。同盟会确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把清王朝当成主攻目标，决心推翻它，实现“建立共和民国”的大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不断壮大，革命党的革命军也不断壮大，由南向北不断发动武装斗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
革命党组织武装起义之时，正是袁世凯在河南老家过寓公生活的时候。袁世凯不甘心被黜，但又不能不装腔作势。他一到彰德，就让儿子袁克定把洹上村房屋修缮一新，取名养寿园，买了渔竿、蓑笠和乃兄一起过起轻舟垂钓的生活，并且拍了照片，借此表示自己“永远隐居，再不涉世”。
其实，这只是袁世凯做的一点小手脚，是专门做给朝廷看的。想向朝廷表明：“你放心吧，我袁某人不会不安分的。”袁世凯心里明白，他离京的时候，朝廷命步兵统领派了个叫袁德亮的武官“护送”他回籍。朝廷是以他“脚上有病”为由把他“开缺回籍”的，其实是为了收回他的兵权，又怕他造反才派人“护送”的。
袁世凯走了，革命军北上了，“王土”一片危机，朝廷束手无策了：要维护统制权，就得使用武装力量，军队虽不少，但大多控制在袁世凯手下人的手里，袁世凯又被罢黜送回原籍了，谁也无法指挥这些军队。朝廷为了难，文官武将也无解难之法。商量再三，万不得已，只好发了一道“圣旨”，在袁“决心”当钓翁时复了他的职，并且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是个讲“交情”的人，当了总理之后，不忘部下，不久便任命段祺瑞为第一军军统官。这些事都发生在徐树铮出国留学期间。徐树铮在日本过了五年，回来时段祺瑞正任着江北提督，段便任命徐树铮为兵备处提调。在段升任第一军军统官时，徐树铮便升任了第一军总参谋。
当上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兴奋过度，忘乎所以了，他哪里知道朝廷加封他的时候，除了革命党的逼迫，另外还有一个阴谋：是让他做“替死鬼”，做“挡箭牌”的。袁世凯上任不久，他明白了—原来清廷想要消灭革命党，根本不可能；让出政权，又不愿意。便耍了个“缓兵计”，要和革命军议和。议和得有做主的人，袁世凯是国务总理大臣，他当然成了清政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想：“清王室给总理大臣的桂冠，原来是让我当替罪羊：革命党若是打垮了朝廷，我袁世凯是罪人；朝廷有幸苟延残喘，王权仍在朝廷，到那时又会把我踢开！”是进是退，是继续忠心报效朝廷，还是倾向革命？袁世凯犹豫了。他这个总理大臣实际上也可怜得很，孤独得很，朝中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没有几个人。这时，他想到了段祺瑞：“只有芝泉了。困难之际，他会帮我，他能帮我。他身边还有个徐则林。”
他决定找段祺瑞商量。在他命人去找段祺瑞时，特别嘱咐：“务必把徐树铮请来。有要事商量。”这是1912年3月的事。北京城已是冰融雪消、杨柳吐绿的时候。袁世凯的总理府里，洁白的玉兰花在枝头迎风摇曳，刚披上嫩绿新装的树丛中传出婉转的鸟语，一片盎然春意。
段祺瑞进总理府是不需禀报的。他带着徐树铮匆匆往里走去。走进院落，猛然感到不对劲：往日热闹非凡的院落里，今天冷清清的，连小客厅的门也半开半掩。平时他进总理府时，总是有一两位内侍远远地迎上来，响亮地问声好，而后前面带路。而今，连这样的应酬仆人也不见了。
段祺瑞看到袁世凯时，不觉一惊，袁不似往日那样大咧咧的了。平时他或笑或怒，都朗朗有声，不吞不吐。而今天，他低垂着头，紧锁着双眉，缓缓地踱步子、打圈圈，还不住地轻轻叹息。段祺瑞站定之后，轻声说道：“大人！”袁世凯转脸点点头。段祺瑞依照习惯给袁世凯行了个“翁婿”礼，然后不声不响站在一旁。
徐树铮给袁世凯行了常礼，也立在一旁。
袁世凯定定神，说：“都是自家人，你们都坐下，坐下。”
段祺瑞和徐树铮先后入座，有人献上茶。袁世凯向端茶人摆摆手，仆人轻步退了出去。袁世凯这才开门见山地说：“这两天，不知怎么的，我的心绪很不好，有些六神无主。所以才请你们二位来，让你们帮我想个对策。”他停了停，又说：“芝泉，眼下的情况，很是叫人烦恼。我得慎重思索思索。我觉着到了万分紧迫时刻了，事情极为复杂……”
袁世凯在段祺瑞面前，总是以老子自居，满口“指令”，从不呼名叫号，更不加“请”字。今天一反常态，态度尤其和蔼，把段祺瑞也弄到“五里云雾中”去了。他连连说：“大人，无论是国事还是家事，芝泉跟大人都是一体的，荣俱荣，辱共辱。大人所虑之事，芝泉自应肝脑涂地。有什么事，你只管明示，我不会不尽心的。”“我知道。”袁世凯很坚定地说，“我怎么能不知道你呢！我所以这样做，是觉得事情太不寻常了。洋人现在没有事了。南方的事你是知道的：武昌一举，朝廷上下地动山摇。没有办法了，现在提出和革命党‘议和’。你说这议和该怎么议？怎么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这个堂堂的总理大臣去和革命党议和，算什么？和了，还要皇帝不要？和了，我总理大臣还算数吗？现在，事情又急在燃眉，不议和，说不定革命党就打过来了。早年，洋人逼着老佛爷和皇上跑到西安去了。那是洋人。中国人打不过外国人，在自己家里挪挪地方，还是情有可原的。革命党来了，皇上再跑，朝哪里跑？跑了以后怎么办？总不能学《辛丑条约》那样割地、赔款吧。中国人割地给中国人，算啥？另立一国……”袁世凯好像是要和革命党誓不两立，要为皇上效忠到底。但是，他又内虚得很，感到革命党是不易消灭的。段祺瑞理解袁世凯的这种心情。因为袁世凯的事，不论是好是坏，都关联着他段祺瑞。袁世凯是一棵大树，树倒了，段祺瑞这群猢猴自然是要散了。所以，段祺瑞听了袁世凯的述说，自己连思索都不去思索，便站起身来，挺着胸膛说：“什么‘议和’不‘议和’？些许小事。大人何必这般苦思。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八国洋人联合尚吃不了我大清朝，武昌几个无名的士卒，又能兴起多大风浪！我看，发几路人马，灭了算完。”
段祺瑞的话，没有引起袁世凯多大兴趣，他激动不起来，眉宇依然紧锁—发兵消灭革命党，袁世凯本来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手里有经过训练的、装备优良的六镇九万人马，发兵消灭革命党也名正言顺。可是，兵是发了，革命党就是消不灭。革命党武昌一起兵，清王朝的大片大片“王土”被吃掉，转眼间连金銮殿都摇摇欲坠。袁世凯明白了：革命党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若是发几路兵马就可以消灭得了，朝廷上下也不至如此烦恼。”他觉得段祺瑞有些轻率。若是往日，他会毫不客气地把脸绷起来，责备他几句。今天并未责备他，因为徐树铮还在一旁。“在他的部下面前去责备他，岂不连他的脸面也不顾了吗。不能那样做。”袁世凯只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袁世凯转脸看看徐树铮，见他正手扣着茶杯，轻轻地摇晃，手指在杯壁上有节奏地敲击着，双目微闭，似笑非笑，仿佛正在欣赏一曲优美的音乐。袁世凯心里一动：“都说徐树铮奇才过人，难道他对此事另有高见？”
袁世凯微笑着对徐树铮说：“则林，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才好？”
徐树铮微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不必有顾虑。”袁世凯说。
徐树铮看看段祺瑞，仍然没有开口。
徐树铮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早已胸有成竹。徐树铮在日本五年，除了学习军事之外，他还认真研究过日本的政治，也研究了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政治。他知道“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共和”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一时无法实行。从日本归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孙中山掌握了世界潮流，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人物。”但他又认为孙中山不一定能够成功，他本人更不希望孙中山成功。“孙中山的革命党成功了，他是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我们这群帝制的老少岂不均在‘革’除之内。”徐树铮毕竟从东西方的大潮中学到了点使头脑清醒的东西，结合孙中山的实力，他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袁世凯是先征求段祺瑞意见的，段祺瑞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段祺瑞的意见徐树铮虽然认为“不妥”，可又不能不尊重段，“他兵大气粗，刚愎自用”。所以笑而不言。
段祺瑞见徐树铮不说话，心里想：“徐树铮毕竟书生气重，带兵闯天下的事，经历太少，说不出什么高见、低见。”于是，他颇有些轻蔑地对徐树铮说：“树铮，大人刚才还说，咱们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就不必拘什么礼仪，不必有顾虑。你对这件事看法不成熟也不要紧，说出来咱们再商量！”
徐树铮这才把茶杯放下，挺了挺胸，说：“既然两位大人如此厚爱树铮，我也就坦率地说说自己的意见。”“这就好！”袁世凯说，“有什么想法就直说，这才是同舟共济。”“我看，”徐树铮望着段祺瑞说，“段大人的意见，也不失为一策……”
话未说完，袁世凯又插话：“芝泉的意思我明白。现在我是在听你的意见。你和芝泉毕竟是两个人、两个脑袋。两个脑袋怎么会想得如此一模一样呢！”
徐树铮觉得袁世凯比段祺瑞高明，头脑还算清醒，对当前形势也看得比较实际。他知道自己说话的好时机到了。这时候说话，袁世凯是会认真听的。徐树铮这才站起来轻移脚步，来到袁世凯面前，“依我之见，兴师讨伐，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伐’不了。不仅不可兴师问罪，而且还可以更进一步……”“怎么进？”袁世凯急问。“向朝廷进谏，请立共和！”“怎么说？”袁世凯陡然站起。“立共和？”段祺瑞也陡然站起。
客厅里，本来还算平静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了，继之出现的，是紧张，是惊讶，天地也昏黑起来。袁世凯惊慌了，段祺瑞惊慌了，仿佛革命党已经打进了北京，占领了紫禁城。
惊慌一阵，袁世凯似乎感到失态了。他缓缓地坐下，去端茶杯，手还有些颤抖，水溅了出来，把衣襟洒湿了。
段祺瑞没有坐，他像饿急的豹子一样，就地打转转。半天，才焦急地说：“立共和？立什么共和，怎么立？立共和有咱们什么好处？嗯？……”“还是让则林把话说完，咱们听听。”袁世凯故作镇静。“无须忧虑，”徐树铮胸有成竹地说，“树铮自有树铮的见解。”“请讲！”段祺瑞冷静下来了。“‘议和’自然非咱们所愿，也不是咱们所求，更不是长久之计。”徐树铮不急不缓、一字一句地说。“再说，革命党也未必接受。革命党不是大喊共和吗，共和诚为当务之急，潮流所向。缓冲之计，最好的办法是顺应。”
袁世凯紧锁着的眉展了一下，但很快又锁了起来。他有些为难：说实话，袁世凯对“共和”是思索过，也颇产生些兴趣。他赞同徐树铮的“缓冲”说。但是，“清室的总理大臣，顺应革命党的潮流，向朝廷进谏共和，这能行吗？朝廷会接受吗？国人会怎么说？……”他叹息一声，沉默下来。
徐树铮看透了袁世凯的心思。他自己也知道，此时此刻让袁世凯以“总理大臣”的身份进谏朝廷实行共和，他是绝对不会干、不愿干的。朝廷也并不十分喜欢他。“恩准开缺，送往原籍”，那是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是削他的兵权，怕他不驯服，才又派人“护送”。只是因为形势紧迫了，朝廷才又不得不重新启用他。若是他出头进谏，岂不表明他袁世凯“与朝廷为敌到底了”吗！所以，徐树铮不得不慎重地考虑第二步“怎么谏”。“大人，此事你不必忧虑重重，树铮自有妥善办法，你尽可以高枕酣睡！”徐树铮说。
袁世凯又一惊，瞪了一下吃惊的双眼，没有说话。
段祺瑞沉不住气：“树铮，你说具体点。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至于如何请立，”徐树铮微笑着说：“自然要避开内阁和总理大人，我想此事既然是革命军所造成，何不以前线军官之名进谏朝廷。成，战火熄灭，国人平安，则二位大人当居首功；败，则因军人所谏，无非以‘军不从君’之罪，惩办几个军人。到那个时候，总理大臣岂不进退都有余地。难道朝廷还会不听总理大臣的？”
袁世凯一向都依据“既能飞黄腾达，又没有风险”的原则办事。“议和”本来是他和朝廷直接接触的事。圣谕他不能违，潮流他无力挡，“议和”进退，他袁项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这些天，他愁便愁在这个问题上。徐树铮的这个“以前线军官之名，进谏朝廷”的意见，无疑是一剂最好的灵丹妙药。他不仅可逃罪脱险，而且有利可图。“徐树铮果然当今奇才！”他心里这么想着，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甩了甩马蹄袖朝服，扶了扶闪光的顶子帽，拉出一幅“迎接圣驾”的仪式似乎要行大礼。
段祺瑞一旁轻轻地“咳”了一声，袁世凯如梦初醒，微笑着说：“妙，妙极！则林奇才，此意甚高！好，请你们立即行动。”
段祺瑞也说：“树铮这个意见，我看是可以的。战则不甚有利；不战又不行。‘议和’能成功，仗是可以缓下来了。有了时日，就有了退步。好，是个好办法。”
袁世凯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他总怕别人对他也翻云覆雨。徐树铮为他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他又怕出了个主意之后这两个人甩袖子不管了。“则林，”袁世凯急不可待，“你就在我这里起草电文，咱们也好酌斟酌斟。”徐树铮还没有表明什么态度，袁世凯又对段祺瑞说：“芝泉，既然则林的主意是好的，就这样去做吧。你也在这里不要走了，商量定稿，然后再看看由哪些军人联名，马上发电报给他们。”
段祺瑞是唯袁世凯命是听的。他马上点头答应。便守在徐树铮身边，和他一起推敲文稿、商量署名人选。
袁世凯是总理大臣，又是军队的首脑人物，清廷的军队几乎全由他指挥，他要怎么办还不是一办就成。不用多少时日，前线军官已大多回电，表示“愿意听从总理安排”。于是，公元1912年1月26日，一个由第一军军统官段祺瑞领衔，携同前敌各路将领姜桂题、张勋、曹锟等四十多名将领署名的“请立共和政体”的电报便送到了朝廷那里。
这份“请立共和”的电报，已经火药味很浓了。袁世凯还怕不够劲，最后还亲自加上“不允所奏，一意孤行，将率全军将士入京”等语。
武昌起义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已经死了，执政的是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年号宣统。溥仪三岁登极，段祺瑞等一批军人“请立共和政体”时，他才六岁。六岁的孩子做得什么主，再加上袁世凯入宫又哄又骗又诈，皇帝、太后都无主张了。宫中翻腾了许多天，到了1912年2月12日，皇帝不得不宣布退位。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到宣统宣布退位这一天，算是寿终正寝了！继之而来的，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也不是孙中山想象的共和政体，而是进入了以袁世凯为创始人的北洋军阀时期。于是，中国又转入了一个大混战阶段。本书的主人公徐树铮，在这一时期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容我们后篇详述。
武昌起义成功了，次年(即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本来是成功了，应该按照共和政体去建造这个国家。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正如后来的史家所说的，革命党还只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出面“议和”时，革命党采取了消极主义。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做了不到两个月，便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昏昏然，纷纷然，天天大宴，日日庆贺，从早到晚，灯红酒绿，醺醺大醉。段祺瑞也昏昏沉沉地跟着热闹。
徐树铮可没有“昏沉”，他不去参加宴会，也不去道贺。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那一天，他把门闭起来，心事重重，觉得似将“大祸临头”。袁世凯当总统，段祺瑞居头功。“没有众将领的‘请立共和’进谏，袁世凯怎么会有今天？”可是，段祺瑞这一功要不是徐树铮出主意，他一个武夫能想得出？当时袁世凯把此事一提，他就主张发兵消灭。要是真的动了兵，还不知道是革命党吃了清兵，还是清兵吃了革命党。说到底，袁世凯的今天，是他徐树铮的功劳！
徐树铮有预感，觉得他不会得到奖赏：“历史上有多少人，一旦‘称帝’了，总是首先戮杀功臣！袁世凯会不会也这样做？”这种预感渐渐地变成现实：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只顾庆贺收礼，对段祺瑞的官职提都不提，这不是迹象吗！到了第五天，徐树铮再也忍不住了，一大早便匆匆赶到段祺瑞的小客厅。段祺瑞正在穿礼服准备出席宴会。一见徐树铮，便说：“树铮，这两天你怎么总是不照面？”“没有事情做。”徐树铮说，“看你们都在兴奋中，我怕扫了你们的兴。”“嗯？这是什么意思？”段祺瑞陡然挺了挺脖子。“没有什么意思。”徐树铮平静地坐下来，又说：“这两天，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猎人，他对自己的猎犬本来爱惜如命，后来，他忽然把它杀了，加上调料，煮熟吃了。一边吃，一边说香！你想想，这个猎人，为什么要杀爱犬呢？”“那是因为逮住了兔子！”段祺瑞脱口而出。“猎犬逮住了兔子，应该得到奖赏。为什么遭烹？”“这……”段祺瑞冷飕飕地打了个寒颤。“难道你我会被……”他坐在太师椅上，失神了。穿在身上的将军服，连纽扣也不曾扣齐，军帽和武装带都放在一边。
徐树铮紧追着问：“老总，你还记得吧，早些时咱们动员军人联名进谏时，袁大总统是什么态度来着？”不等段祺瑞开口，徐树铮又说：“那时候，他说‘只要能稳住总理大臣这个位子，你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一件事，我就论功行赏，加官晋爵。’当时，他并没有说成功之后先为他自己庆贺。现在，不只是稳住总理大臣的位子，而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我想问你一句话，他可曾对你说过什么时候‘加官晋爵’？”“不要说了！”段祺瑞清醒了，感到被戏弄了，“我现在就去找他，问问他大总统凭什么当上的？”“何必如此迫不及待，那不表明咱们太没有心胸了吗。”徐树铮平静了。他知道段祺瑞被他说服了—几年来，徐树铮对段祺瑞十分了解，知道他粗鲁又刚愎自用，但也颇为耿直、勇敢。他认定了的事，会一干到底。徐树铮平静地说：“现在去找他，那不是等于向他讨赏去吗？”“那你说怎么办？”“不去讨。”徐树铮很有把握地说，“要他来找咱，把当初许的愿送上门来。”“他会送？”“不送也得送！”“什么办法？”“把军服脱下来。”徐树铮说，“就在这个房间里，摆上棋盘，我和你对弈下去。不用三天，他大总统必定上门！”
段祺瑞眯着眼睛，沉思起来：“嗯，我段某人不出面，他大总统的庆贺、宴席都得失色！我三天不出门，他大总统就坐不住！”段祺瑞起身把军装脱下，朝旁边一扔，大声说：“拿棋来，我要和树铮战上三日！”
袁世凯仍在兴奋的欢宴之中。今天，他接受各国使节的祝贺，摆大宴于怀仁堂。几天前他就命人把那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宴会前一个半小时他便赶到那里，一处处亲自过目，直到他处处都满意了，才去休息室小坐。
前几天，差不多都是段祺瑞最先到场。今天，他坐下许久还不见段祺瑞的面，心急了：“芝泉怎么还不来？”他觉得段祺瑞不会以任何借口不到场。使节先后到场了，袁世凯出来迎客，段祺瑞还没有到。他着急了：“他怎么还不到？”
袁世凯是大总统，大总统得有大总统的架子，要人保驾；大总统得有风度，该表现的时候得会表现。这两件事都离不开段祺瑞的帮衬。几天来，段祺瑞为他鞍前马后抵挡了许多阵，他袁世凯过得很轻松。今天，段祺瑞不见了，袁世凯心里慌了；徐树铮也不见了。“那个徐则林哪里去了，好像几天也没见着他了。”冯国璋来了，王士珍也来了。他们是袁世凯的三大支柱之二。冯国璋思索不敏，比较起来，王士珍比冯强，比段祺瑞也强。于是，袁世凯把王士珍叫到面前，焦急地说：“你见芝泉了吗？芝泉怎么没有来？”
王士珍想了想，说：“是啊！芝泉怎么还没到？难道有急事？”“什么事也没有这里当紧！”袁世凯说，“有事也得推迟办，不能误了这里。”
王士珍说：“等一刻，会来的。不来我再派人去请。”
王士珍现在和段祺瑞的地位相当，段是由第三镇统制擢升军长，王是由第六镇统制擢升军长。虽然在袁世凯的“天平”上不如段重，但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士珍见段没到，便顶替了段的角色。这场接待外国使节的宴会总算顺利过去了。
宴席散了，袁世凯还是不见段祺瑞的影子。他有些发怒了：“这个段芝泉，居心何在？”
王士珍表面上很平静，心里也很急，但还是说：“问问清楚再说，芝泉怕是有十分火急的事。不然他不会不来的。”可是，心里又想：“纵有十分火急的事，也得来啊。芝泉此举，不合一般情理呀！”
袁世凯“登极”之后，没有把封官晋爵的事及时安排，王士珍心里也是“嘀咕”的，只是嘴上不说，他有耐心等待。段祺瑞不出席宴会，王士珍已猜着三四分，他也想趁机“暗示”一下。所以，在袁世凯发怒时，王士珍不轻不重地说了话：“如今，大事已成定局，虽还署‘临时’之衔，只不过暂时过渡，民国大总统非阁下莫属了。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革命党还是不能忽视的，国民政府正式组成还待努力。总统对于‘组府’的安排，还是宜早不宜迟，大家好有个名正言顺的名分，以后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袁世凯恍然大悟。“这么说，芝泉是嫌我没有加官于他而有情绪？”“芝泉不致如此。”王士珍说，“他和你的关系，谁人不知。在别人，也许如此，芝泉是绝不会的。”“我也觉得他不会。”袁世凯说，“至于说组府之事，是该早定下来。这样吧，明天咱们开个紧急大会，我来宣布组府安排。”
第二天，段祺瑞便被任命为陆军部总长，徐树铮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
至此，徐树铮在中国土地上成了显赫的人物。
第五章 “大元帅”与萧墙之祸
徐树铮做了陆军部次长那年，才三十二岁，一副标致的模样，春风得意，行坐那姿态也不一般起来。早年心理上对段祺瑞的疙瘩从东渡扶桑那天起，便冰消雪融了，如今做了次长，对段更加感恩起来：“没有段合肥的济南知遇，没有段合肥的相荐东渡，纵有才华五车，还不是‘老了英雄’。”徐树铮自恃才华比段祺瑞高，但他不得不承认“没有段合肥的厚爱，是腾达不起来的”。因而，他决心为段合肥效力到底，死心塌地。不久，朝野上下便风言风语四起，说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是“合肥魂”。
把世界上的事情看成一成不变的人，总是跟不上潮流的。徐树铮对段祺瑞“忠心”了一阵，心里又不那么实在了。他对段祺瑞有过比较认真的解剖，觉得段祺瑞将才倒是有点，帅才则不足，治国安邦的能耐更不足评说了。“这样的人靠一阵还可以，永远靠下去，就会成为束缚自己的绳索。”于是，徐树铮便一方面追随段祺瑞之后，一方面开始筑起自己的“巢穴”。首先，他从掌握的军费中拿出美金九十三万元，在美国购得一套制造枪械的设备，在河南巩县开办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工厂，打算两三年内武装起一支自己的部队。徐树铮早有这方面的准备。他在东京士官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对日本最先进的武器作过研究，并且细心收集了许多图纸。他还通过日本朋友弄到一批欧洲武器的图纸。这一切，他都没有外传过，连段祺瑞也不曾告知。他本来想“作为一批奇货囤积起来，待价而沽”。现在，他不必等待了，兵权在握，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我所用。徐树铮在巩县办兵工厂，一切都亲自安排，办妥之后，便匆匆赶回北京办他的另一件大事—徐树铮因购买美国机器得到价值九万多银元的“佣金”，他把它用来作为基金，在北京办了一所“正志中学”和一家平报馆，为自己作人才准备和舆论宣传。他同样是事无巨细，亲自抓好。他的用心在他后来《赠正志诸生》的两首五言律诗中说得清清楚楚。敛才宜就范，道德发文章。莫恃聪秀华，空嬉岁月长。古今都倏习，贤智亦荒唐。惟有千秋业，名山不可忘。匹夫兴亡责，不后不我先。群儿竞逐逐，君子独乾乾。大道直如发，千钧任一肩。鸡鸣天欲晓，珍重祖生鞭。
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忘乎所以地“庆贺”了一阵子之后，终于冷静下来了。他在书房里静思慎虑，猛然间又想起了段祺瑞“讨封逼宫”之事，一下子又气怒起来：“段芝泉也太不识抬举了，我何时亏待过你？你凭什么青云直上？没有我袁慰亭的提携，清廷会瞧见你了，将军之中你称得起雄……”他想立即把段祺瑞找来当面训斥一番，然后让他“拜倒在地”，服服帖帖。他欠了欠身子，又懒懒地坐下。“不行，段芝泉毕竟是兵权在握，‘财大气粗’，万一他不听我的，硬顶虽不至于，若今后‘军不从君’，我这个大总统岂不成了摆设！”
袁世凯嫉贤妒能，素来怀有“防人之心”，即便对段祺瑞也是如此。轻则不用或用而不放手，重则“黜废”。他的部下常常不知何故便被开了缺。此外，他平生还笃信曹操的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休让天下人负我！”现在，他的这种信念自然是更坚定了：“我要收回段祺瑞的兵权！”
其实，这也容易，以大总统身份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免”了段的陆军部总长职务。不过，袁世凯并没有那样做。目前的形势逼着他不敢那样做：革命军还在日益壮大，北洋系的内部分裂也逐步明显。虽然他袁世凯手中有一批文臣武将，但是段祺瑞的影响毕竟非同一般，他手下的兵将能够左右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再说，这个人也不是好治服的。
袁世凯为难了：茶不饮，烟不吸，头不抬，紧锁着的双眉展也展不开。他本想好好欣赏一下各地、各国为他荣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送来的珍宝和贺章，现在也无兴趣了。他想找王士珍来商量一下，一想到早几天王士珍也附和段祺瑞“讨封”，便摇头：“不成大器！”最后他决定找冯国璋。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武备学堂出身，是当初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曾经在湖北一带镇压革命军。袁世凯能当大总统，冯国璋也算得有汗马功劳：镇压革命势力，冯国璋有功；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根据袁的密示，冯国璋又一通一通发出通电，促使解散国会，攻击责任内阁，主张实行总统制，这才使袁世凯“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现在冯国璋是江苏督军，领着“宣武上将军”的头衔，左右着长江南北，说话、做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冯国璋人虽内向沉默，肚里的“锦囊妙计”却不少。早几天他偕少夫人周道如刚到京，还不曾去拜见大总统。听说袁世凯急着要见他，便匆匆赶到总统府。“华甫，”袁世凯把焦急压入心底，一见面便若无其事地说：“我本来想着大事完了便南下，你在京中，我就不急着成行了。有许多事情想同你单独商量。”
冯国璋说：“本该早回江苏任上。我也感到有些事要向你禀报。”“好，好。”袁世凯怕他把话题扯远了，忙摆手阻止他—他总是那么傲慢，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得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才可说自己的话。“以后安排时间，咱们好好谈南方的事。现在，我这里有件急事，等着落实一下。我想得不踏实，请你来出出主意。”于是，他把自己的顾虑、担心和为难都说了出来。然后说：“我不是对谁不放心，我是怕权力分散，将来各方掣肘。重任是咱们大家挑的，我为首，假若误国误民，咱们就无地自容了。”
冯国璋听明白了，有点吃惊：“什么‘误国误民’，还不是怕大权旁落！你袁世凯总是对人不信任！”不过，他不好流露出来，便说：“当初，各方不是都赞成总统制吗？既赞成，便必有个‘总而统之’的意思，怎么会再有变呢？今日之计，似乎应当行使总统职权。从这一点想，你尽可以说个意见，也就行了。”
冯国璋不敢说明进退，他既怕大总统“借刀杀人”，又怕群僚共同反对，所以他只说了个似是而非的意思。袁世凯不高兴了：“我是让你说个意思，你却让我‘总而统之’。总而统之谁不知，何须你提醒？”不过，袁世凯并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口。“冯华甫似是而非，也有他的难处，祸从萧墙起，都是亲骨肉，究竟怎么办才好，一时谁也说不周全。”袁世凯微微一笑，说：“话是这么说，总统跟皇上，总不是一回事。咱们不是提倡民主、讲共和嘛。这就不能一言堂。你说呢？”冯国璋点点头，说：“是的。头脑都得有新潮。不过，新潮也得有中流，有砥柱，有首领。群龙无首也不行。”“我倒是想过一个办法，只是还不成熟。”袁世凯说，“不妨先说出来，你考虑一下。可行呢，则行；不可行呢，再另谋他策。”“好，好。华甫愿听。”“早几天，同外国使节交谈，觉得人家有些办法是比较先进的。尤其是军队，不分军种、建制，统一由大元帅指挥。”袁世凯停顿一下，看看冯国璋，想从他脸上窥视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见冯国璋微笑，虽未点头，却也看出是赞成的。于是，他便态度坚定地说：“咱们既然实行了共和制，是民主国家，我看也可以由大元帅统领军队。”
冯国璋暗暗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袁世凯想统军权。“未免太独裁了吧！大总统当了没有三天，又想当大元帅。操之过急，别人能接受得了吗？”不过，冯国璋是知道袁世凯性情的，他想出的事，谁也别想扭转。若不顺从，他便翻脸怨恨你。所以，冯国璋不得不顺从地说：“实行大元帅制，自然是顺乎潮流。何况，亦不是我中华首创，不过……”
冯国璋一个“不过”，袁世凯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冯国璋不同意实行大元帅制，为什么？”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地说：“说说。直截了当，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是这样想，”冯国璋说，“中国帝制历史悠久，军队全是按照帝制编练，立即转变性质，恐怕军界各方一时接受不了。能否采取一个缓冲的办法，让大家不会感到太突然。”“说说看，怎么缓冲？”“你设想的大元帅制，是怎么个‘制’法呢？”“自然是设元帅府，强化建制了。”“可否缓设府，先设一个过渡机关，反正军权是统一起来了。”“也好。名称可以缓定，过渡一下也好。说说你的意见。”“尚未考虑成熟。”
袁世凯眯起眼睛，细想了一阵子，“冯华甫又耍滑头了。”他说：“这样如何，就叫‘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怎么样？”“那么，陆军、海军及参谋总长们……”冯国璋心有余悸了。“既称统率办事处，他们自然都是‘办事员’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世凯的“元帅梦”终于成了现实，这一下军界风波大起。段祺瑞自然成了“风头”。
一天，段祺瑞戎装不整、冠戴歪斜、鼻子歪到腮边，连人通报也不要，便气势汹汹地来到徐树铮的小客厅。一见面，便喘着粗气坐在正面太师椅上。坐下之后，却只挺着胸，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徐树铮正伏在案边涂抹丹青—近来他对中国传统的泼墨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好几家的遗墨，尤其喜欢石涛。闲暇时，总是临摹几笔。见段祺瑞这模样进来，一下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谁又得罪他了？”段祺瑞满面青紫，鼻子又歪到一边，这不是一般的生气。徐树铮泡了一杯龙井，朝段祺瑞面前一放，一言不发，转身又去琢磨“石涛”。
徐树铮早已摸透了段祺瑞的脾气，在他鼻子歪倒正在盛怒时，尽可能对他冷淡，甚至躲开他。假若你去解劝安慰他，或者在他左右做些企图使他高兴的事，那你肯定要倒霉。因为不论他是因为什么事引起大怒，也不论他是对谁有意见，此刻都会把满腹怒气一股脑儿都泼到你身上，骂得你狗血喷头还不许你分辩；严重时，他会扬起巴掌，翘起脚板，大动干戈。所以，徐树铮只得把他“凉”到一旁，全神贯注于他的画案，似乎这里根本就没有旁人，尤其没有段祺瑞。
段祺瑞坐了好大一阵，徐树铮还在纸上下工夫，也不与段说话，像是把段早忘了。段祺瑞心里老大不是滋味。他把帽子朝八仙桌上一扔，大声叫起来：“树铮，树铮！你断魂了？我这里肚子气炸了，你没事人一般，画什么画？你哪来的闲情？”
徐树铮知道段祺瑞开始冷静下来了，便转过身来笑着说：“哎呀，总长你还得原谅我徐某无能。是何事气得总长肝炸？我却一点儿不知，猜也猜它不出。若是早已明白了，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这……”段祺瑞哑口，半天才说：“可也是。你徐树铮再机灵，总不是我段祺瑞肚中的蛔虫。我因为啥事气肚子，你是不会知道的，我错怪你了。”说完，端起茶杯，一口气喝了个精光，然后接着说：“他袁项城实在不是个东西，当了大总统还不满足，还得……”他又端起茶杯，杯空了。徐树铮忙着为他倒上茶，他喝了几口，又接着说：“既然把陆军部交给了我，又不许我指挥军队，他自己成立个什么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队由他统起来，那我这个陆军总长算啥？我岂不成了他办事处的办事员了？什么办事处？娘的，明明是夺回军权来架空我。我不答应！”
对于袁世凯要当军队大元帅的事，徐树铮早已知道。前天，他还埋怨自己不该向大总统讨封。讨封是没有用的。从古至今，有几个登上极位不杀功臣的？封的官再大，还得属他管。果然不错，袁世凯要做大元帅了。徐树铮感到惊讶。他更惊讶的是，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愤怒到骂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是他从来未曾听到过的。惊讶片刻，也就平静了：为了争权，父子、兄弟都拼得你死我活，何况袁、段这样拐着弯子的翁婿关系。所以，他对段祺瑞的话只淡然一笑。
段祺瑞见徐树铮这个态度，气冲冲地说：“你笑什么？难道这件事还小，是鸡毛蒜皮？大呀！大得不得了！”
徐树铮摇摇头。“有这么严重吗？”“兵权失了，跟掉脑袋差不多！”“他不就是想要兵权吗，乐意就给他；不乐意就顶回。”徐树铮说，“有什么可怕。当初众将军兵谏皇帝之事你不会忘记吧。他袁项城的大总统就是‘兵谏’来的，你又是兵谏将领之首，我不相信他大总统会左右着你。”“你说应该怎么办？”“办法倒有，”徐树铮慢条斯理地说，“只是看你这位总长愿不愿意听？”“你说清楚点。”“既然可以兵谏皇帝，为什么不可以兵谏总统呢……”“好！我再兵谏他大总统！”段祺瑞拍着桌子，猛地站起。“不！”徐树铮又冷静下来。“这只是办法之一，而且只能算是一个不怎么高明的办法。”“硬办法有何不可！不行就除掉他。”“下策！”“那你说说上策。”“袁世凯不是宣统，兵谏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徐树铮踱着步子，慢吞吞地说：“照我想，还是先来个软办法：袁项城不是要兵权吗，那就给他。”“给他？”段祺瑞又急了，“我不干了？我去当寓公？”“那也不必。”徐树铮说，“让他去掌兵权。你既不退掉陆军部总长，也不就事，来它个‘闭门谢客’。他袁项城想左右军队也左右不了。到头来，还得请你出山，还得把军权还给你。”
段祺瑞冷静了。他缓缓地坐下来，眯起眼睛陷入沉思……“对，对对，咱就这么办！”段祺瑞站起身，去摸帽子。“要走吗？”徐树铮拦住他。“回家闭门养神。”“谬也！”“又怎么了？”“仅仅如此，不过求得三五日安宁。”徐树铮说，“总长你可知道大总统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何在？”
段祺瑞脸色一沉没有说话。不过，他还是放下帽子，又坐了下来。
段祺瑞对袁世凯虽然不能说十分了解，但也得说了解八九分。这些年来，他们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患难与共，谁能不知道谁。段祺瑞为袁世凯卖力，袁世凯便会让他水涨船高地往上升。段祺瑞自认不如袁，只想为袁第二。有时闹点小情绪，也只是丢个“孩子脸”，激激“大人”而已。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的当天晚上，段祺瑞便跑到袁大总统家，一面“谢恩”，一面解释几日不出来的缘由：“身体突然染疾，连床也起不来了。想禀报一声，又不忍心。你正在操劳大事，若知道我有病，必然不安，定会过来看看。这岂不把大事误了。再说，那几天树铮也在我身边，我觉得他多少有点情绪。心想：‘大事刚定，百废待兴，大总统已经够操劳了，我们可不能再给大总统增添麻烦。’这样，我便同他好好谈了几天。树铮是个人才，人才难得呀！我得为大总统着想。总算一切都风平浪静了，从今以后携手并肩，干正事！”
袁世凯心里明白：“你段芝泉的话只能哄皇上，哄不住我。我早发觉你跟我离心了，没有总长的乌纱帽罩在你头上，你也不会风风火火地深夜赶来。你说安定了徐则林的心？你安定自己的心了吗？”袁世凯心里这么想，但嘴上还是说：“芝泉呀，别说这些话。我能不了解你？就像你了解我一样，我头疼脑热几度，你都不需问，不需摸。咱们这些年为了什么？大总统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还有‘临时’二字。民主、共和，中国还得走走看看。说句真心话，日后大任怕还得是你段芝泉来担。”袁世凯说到这里，有点忧伤，叹息摇头，猛然显得衰老了，他“艰难”地扶着八仙桌的边角，“吃力”地站起来，又说：“我早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大局稳定之后，还得你……”
段祺瑞不知是喜还是惊，忙说：“大人，噢，总统，你还不到六十岁呀，正是该承担大任之际。芝泉肝脑涂地，追随大人左右。至于说‘大任’，当今中国，除大人之外，恐再无人可以担得了！”
袁世凯虽然摇着头，但心里却乐滋滋地想：“你段祺瑞还算看得透！果真这样认识，我也就放心了。”
段祺瑞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仅希望袁世凯当大总统，甚至还希望袁世凯能当皇帝。因为他段祺瑞也有皇帝梦，并且梦得条条是道：“让他袁世凯当皇帝吧，兵权在我手，我想何时夺他的权就何时夺，复辟帝制之罪是他袁项城。此路若是难行，就等他死。袁世凯一死，这个帝位我看谁敢争？”
现在，徐树铮提到袁世凯的“大事”，段祺瑞反而冷静了，甚至连兵权失落也丢到脑后去了。“大总统果然有心恢复帝制、想当皇帝，就让他恢复去，金銮殿就让他坐去。到那个时候，难道就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徐树铮笑笑，转过脸问段祺瑞：“难道取而代之？”“即使不行，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段祺瑞说，“他袁项城心力交瘁，还不到六十岁便老态龙钟了，能有几天人间寿数！”“啊——”徐树铮吃了一惊。“原来段总长想等着继承大业！”他狠狠地摇摇头，说：“总长大人，你又糊涂了。”“怎见得？”“自古以来，只要是帝制，中国无不不是‘家天下’。袁项城果真当了皇帝，就是死了，皇位也只会传给他儿子、孙子，皇帝还得姓袁。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忘记！”
段祺瑞眯着眼，脑子里翻滚起来，大约是“悟”明白了，情绪有点儿紧张，脊梁骨冷飕飕的。他拍着自己的脑袋，“混蛋，混蛋！我怎么想乱了？树铮，你说句干脆的话吧，怎么办？”“军队不能放，谁也轻信不得。”徐树铮说，“以后嘛，见机行事。”
段祺瑞和徐树铮一场关起门的推心置腹，一切都定下局来：段祺瑞从此闭门不出，再不理事；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条件和关系，大肆宣传“中国绝不允许再实行帝制，任何人想做皇帝都得把他拉下马”！
段祺瑞不理事，徐树铮代行陆军总长之职，事无巨细，一手遮天。一时间，各省督军、各师师长，只知陆军部有徐树铮。电报、信件全发给徐树铮，连段祺瑞也丢到一边去了。
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继而想当皇帝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英、法、俄为核心的一方和德、奥为核心的另一方，在欧、亚、非三洲进行了帝国主义大搏杀。后来，为了争夺中国青岛的权益，日本对德国展开了狗咬狗的战争。
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徐树铮想捞取点什么。1914年夏，他密令驻守潍县的部队运一车军火支持当时占领青岛的德军。山东驻军首领靳云鹏感到惊讶：“徐树铮是亲日派，德国占领着青岛，他为什么‘远交近攻’，支持了自己的敌人？”靳云鹏毫不含糊地给徐树铮连连发电，大意说：此次大战，我们是守中立的，怎么好用军火接济其中一方呢？你一向对日本友好，怎么此次帮助别人打日本呢？你瞒着(段)总长、(袁)总统干这件事，万一泄漏了怎么办？
徐树铮自有徐树铮的打算。他虽亲日，却崇德，认为德国科学进步，可资效法。所以，他给靳云鹏回信说，日本是中国邻近的强国，中国又是一个极弱的国家，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人若是得不到日人的谅解，什么事也办不成。也正因如此而后患无穷。若有人打败了日本，中国将会受益。
靳云鹏又在信上问他：“此举为什么不经总长、总统同意？”徐树铮复信说：“此事若成功，于国家有利；事若败露，国家只需问罪我徐某一人，而不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靳云鹏被说服了，军火如期运给德国占领军。
段祺瑞多日不就事，袁世凯知道这是向他发难，心中十分恼火。“段芝泉呀段芝泉，我袁某待你不薄，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为难？”他转念又想：“此事必定是徐树铮出的主意，人早传‘徐树铮是合肥魂’，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自从徐树铮在袁世凯面前展露了才华之后，袁世凯便对他时“热”时“冷”起来，想得到徐树铮为自己所用，一时又不能到手；但又时时刻刻怕徐树铮捣他的蛋。近来，原对他比较驯服的段祺瑞也渐渐掣肘了。他认定这不是段的本意，而是徐树铮在一旁出的坏主意。所以，他对徐树铮“冷”起来了，冷得发狠。昨天，他得知“徐树铮运军火支援德国”一事，更加恼怒了：“这还了得！这岂不表明中国参战了。中国有什么能耐参加世界大战？”“来人！”袁世凯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总统……”内侍走到他面前。“把段总长请来。”“是……这……”内侍犹豫着，吞吞吐吐地说：“段总长不在……”
袁世凯一愣。“是。芝泉不是不问事了吗，他在哪里？”袁世凯锁起眉，沉思了一阵子，心里略略定了之后，便决定亲自登门去见他。
袁世凯突然出现在段祺瑞的客厅，使段祺瑞避之不及，心里有点慌张：他虽然怨恨袁世凯，但袁世凯毕竟对他有恩。许多年来，段祺瑞一直唯袁世凯是从，心理上产生了惯性。袁大总统的到来，使他感到“不祥之兆”！他忙行礼、献茶。“大人有事可以命人来传，何必……”“没有事。”袁世凯神情坦然地坐下，又说：“我听说你身子骨不舒服，特来看看你。”“也不是多大的病，”段祺瑞接着袁世凯的话题，说：“偶染小疾，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敢惊动大人，所以未曾禀报。”
一番虚假的应酬，二人都感到有些尴尬：段祺瑞对袁世凯发难，是软里有硬，让他知疼而说不出；袁世凯亲临问罪，是硬里有软，让他心明而不敢说。应酬之后，一时间二人都感到不自在。袁世凯端起茶杯，似喝非喝；段祺瑞拿起烟袋，似吸不吸—他心里嘀咕：“袁项城来者不善！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芝泉，若是身体没有多大不舒服，你还是多问问军队的事。”“树铮能处理得了。”段祺瑞针锋相对地说，“何况干得很不错。”“树铮？”袁世凯就是为了“发落”这徐树铮而来的，只是尚未找到话题。他马上单刀直入地说：“我正想跟你商量树铮的事。新政冗杂，多需关注，深感有用之人不足。我想把树铮派往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不知你的意思如何？”
袁世凯要“升迁”徐树铮的话一出口，段祺瑞便怒上心头，鼻子渐渐错位了。他想：“大总统要动杀机了！什么‘升迁’，是要给我来个釜底抽薪！我不能让你的‘美梦’得逞。”段祺瑞的脸色变了，他冷冷地一笑，说：“总统如此厚爱树铮，甚好。只是芝泉也有个请求：请总统先免了我总长的职，尔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岂不更利索！”
袁世凯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虽更加恼怒，却也发作不出来。只得说：“此事不急，以后慢慢商量吧。”
袁世凯的地位高了，性情也更加急躁了，更加独断专行。段祺瑞不买他的账，“这还了得：今天听不进我的话，明天岂不要反我了？你段芝泉能这样顶撞我，别人会怎么样？我这个大总统还有权威吗？我还当不当大总统？我还……”段祺瑞与他离心了，他不能饶了段祺瑞。
袁世凯满腹冲天怒气，把内阁总理熊希龄和管理财政、交通的梁士诒找来，想借他们二人之力来钳制段祺瑞。殊不知这一举，使袁世凯更加败兴，他不得不真的动了“杀机”！
第六章 三次长风波
袁世凯把熊希龄、梁士诒叫到家中，在小客厅里摆上香茶，“君”、“臣”对饮。袁世凯先诉起苦来，说段祺瑞如何误解他，说徐树铮尽出坏主意。“这两个人，其实是一时鬼迷心窍，把我们的好心看错了，以我要当皇帝为理由，向我发难：一个静坐家中不理事，一个军权独揽，为所欲为。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才好？”袁世凯如泣如诉，一副可怜相：“八国联军，我中华吃尽了苦头，最后割地赔款，国力衰竭；尔后世界大战又爆发，我们只有采取中立才能生存。国内匪盗虽灭，隐藏的后患依然不小。我们又该怎么办才好？”
熊希龄没有说话，他扣着茶杯，仿佛是在思索着大总统言语的含义，思索着该怎样回答他。
梁士诒也没有说话，他和熊内阁一样沉思着。
然而，这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袁世凯确实对大总统不满足，想当皇帝。他是在为“登极”做清道工作。所以，他们在沉默着，因为袁世凯只说段祺瑞、徐树铮，尚未说到自己，尚未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
袁世凯心急如焚，不想磨蹭下去。他站起身来，叹息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其实，我何尝想当皇帝。二位可以看看，中国帝制年深久远，积累了一套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治国经验。舍此精华，推行共和，我怕的是你我都心中无数。何况，现在外夷、内寇都十分猖獗，假若国家在我辈手中丧失，怎么对得起全国百姓！只是，芝泉他们看不到这一层，意气用事，误解了我。我想，二位是会明白我的心思的。”
袁世凯明明是自己想当皇帝，却狡辩说是国情、人情让他去当皇帝。
掌管财政、交通的总长梁士诒，是个性情直爽的人。袁世凯的话刚落音，他就放下手中的茶杯，清了清嗓门，说了话：“总统想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几千年走着帝制的道路，祖宗有训，前朝有例，驾轻就熟，或可安然无事。不过，世界潮流谁也不可忽视。正所谓‘识时务’。当今天下，人心所向，民主共和。中国有识之士，无不积极顺应。民心是不可违的呀！”梁士诒说话时，嗓门高，节奏快，好像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袁世凯心里一惊，眉头立刻锁起，脖子上的青筋也陡然暴起，睁着鹫一般的眼睛盯着梁士诒：“怎么，你也敢教训我？”袁世凯真想臭骂他一顿，把心里的积怨都倾到他头上。
袁世凯没有怒起来，他把脖子伸伸，到唇边的恶言狠词又咽到了肚里，然后把脸转向熊希龄。那目光饱含着乞求。似乎表明：“你是内阁总理，你该支持我吧。”他谦虚地说：“秉三，你的意见如何？”
熊希龄对袁世凯笑笑，又看看梁士诒，然后说：“如此大事，容我再考虑一下。”
袁世凯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可是，由于内阁总理没有直接地顶撞他，他心里还是稍觉欣慰。小客厅里，一时寂静下来。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因为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后得推荐充当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之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任财政总长和热河督统。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熊希龄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本来也算是袁世凯的一位贴心人，后来袁的行为渐渐为朝野上下所责，熊希龄感到“形势不妙”，怕将来事败把自己卷进去，落个遗臭万年的骂名。他想停步不前，趁机隐下来。此人本心对恢复帝制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又怕得罪袁世凯。所以，一直迟疑不决。
袁世凯怕熊希龄不明不白地拖延，便再一次点名要他说话：“有什么好想的，直说嘛！”熊希龄觉得不能再沉默了，何况梁士诒已明白有言，他这才敢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看法：“梁总长之见，秉三亦有同感。据秉三所知，军界、政界众多人士，也以共和为论。共和乃当今潮流。还请总统三思。”
熊秉三的言语像他的性格一样，软绵绵、柔和和，但是袁世凯听起来，却像一声声震耳沉雷，使他头晕目眩，心乱意慌，心里怒骂道：“好你个熊秉三！你们都串通一气和我作对了。你们是嫌权小，要从我手里夺过去。我……我……我不会饶了你们的！”他闭上双眼，急促地思索着，暗暗发着狠。但最后还是说：“二位高见，慰亭一定慎思，待几天，我再登门求教。”袁世凯送客了。
熊希龄、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的小客厅。
袁世凯望着越走越模糊的两个背影，怒气冲冲地坐下，一甩马蹄袖，桌上的杯盘朝地面飞去。“哗—”一声响，碎片和茶水一起四溅开来。袁世凯喷着毛毛雨般的唾沫张口大骂：“屁！我就是要恢复帝制，我就是要做皇帝！”
袁世凯回到内室，余怒未消，满面寒气。他想关起门来，想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处理段祺瑞，还有梁士诒和熊希龄。此时有人来报：“阮先生阮忠枢求见！”
袁世凯一愣。沉思片刻，忙说：“请，请他到书房。”
阮忠枢，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头，身材瘦长，两腮凸起，脸膛黝黑，穿着长衫，一副典型的温驯相。他跟着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来到书房，只在桌边立着，并不敢坐。一见袁世凯进来，忙把长衫掀起，行了个“跪叩”大礼！
袁世凯笑了。“阮先生怎么行起如此大礼来了？快起来，快起来。”说着，去扶他。
阮忠枢不敢起，只顾连连叩头。直到袁世凯躬身去拉他，他才心神不安地爬起来。由于心情紧张，又是鞠躬又是作揖，一时手忙脚乱。袁世凯给他一把椅子，他也不敢坐。
阮忠枢，字斗瞻，天津人，得算是袁世凯的心腹。他多年追随袁世凯，形影不离。从袁世凯做直隶总督起，他便是袁的“文案”。袁世凯的所有公文、奏折，无不出自此公之手。对于“之乎者也”类的行文，阮忠枢称得上运用自如，炉火纯青。袁世凯常在人面前夸赞他，并亲口对他说：“阮先生，只要我袁某人不跌倒，你便永远是我的‘师爷’。”谁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被清理的第一个人，便是这位“师爷”。阮忠枢被送到天津老家做寓公去了。现在，袁世凯突然召见他，他立即诚惶诚恐起来。心想：“往天，我帮他胡编滥造了那么多文字，上欺皇上，下害黎民，甚至连他袁世凯的妻儿都骗过。如今，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也算人王地主了，听说还要登极坐殿，是不是怕我揭他的老底，想杀人灭口？”阮忠枢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三魂七魄都移了位置。“袁项城啊袁项城，当年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可都是你授意我干的。不管怎么说，我阮忠枢是尽心尽职、忠心不二的。今天，你发迹了，我姓阮的不想沾你的光，凭天地良心，你也不能杀我！”其实，袁世凯根本不想杀阮忠枢。想杀他，随便差一个什么人，到天津去一趟，举手之力，什么事都办完了，何必把他弄到北京。果真在总统府里杀一个老部下，无论什么缘由，都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别说大总统袁世凯，略有头脑的小人物都不会干。
当初袁世凯对阮“师爷”既然如此厚爱，为什么又首先“清”了他呢？知情人透露，原因有二：其一，这位阮老夫子只会“之乎者也，启承转折”。八股文虽做得还可以，但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行文不能再“八股”了，得用时令新词，这位夫子显然不能胜任。其二，袁世凯从革命党人手里得了权之后，不承认是夺权，而是要表明自己也是决心“共和”的。清除“文案”也是显示他决心进步，他要让天下知道，他决不再“奉天承运”。现在，他所以又想起了阮忠枢，是因为袁世凯做皇帝梦梦得心急，觉得一旦登上金銮殿，马上就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办此事，非阮忠枢莫属了，故而重又请这位“师爷”出山。“斗公，天要变了。变晴了。你要出来，依然做我的‘师爷’。你不会推辞吧？”
阮忠枢一听此话，犹如沉雷击顶，怕不是真话，又听着是真话。“不治罪，又要我当‘师爷’，这可是天大的喜事！”阮忠枢今日是悬着心来的，忽然间却又得了福，真有点梦幻一般。他急忙双膝跪倒，头触着地，再也不起来。
袁世凯拉着他对他说：“何必如此，今后拜托先生之事还多着呢。起来起来。”
阮忠枢这才站起。
袁世凯对他说：“我已为你准备了一处小客房，你先住下。还为你准备了‘小餐’。有些时间不动烟枪了吧？先去过过瘾，休息几天，然后我再找你。”“谢大人，谢总统，谢……”阮忠枢又作揖，又鞠躬，然后才跟着内侍走出去。走出好远，又小跑着回来，问：“请问大人，要不要先撰写几件文稿，免得措手不及。”“现在还不要。”袁世凯说，“到时候，我会着人去请你。”
阮忠枢走后，袁世凯喝了一杯浓茶，坐下来静静神，才又想起关于段祺瑞等人的事。“我咽不下这口气，非惩处他们不可！”怒上心头，却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又呆坐下来。
人报：“江苏都督冯国璋到。”袁世凯精神一振，立即走出书房，迎他到内院。二人面对面坐下，冯国璋先开了口：“华甫想近日南返，特来向总统告辞。”“为什么这样着急？”袁世凯说，“我还有事想同你商量呢。”“我也有事。”冯国璋说，“想跟你叙说明白，然后再走。”
袁世凯原想只自己有事要同冯国璋谈，没想到冯国璋也有事找他。他“过敏”了，“难道冯华甫也为反帝制而来？果然如此，他也疏远我了，我岂不更孤立了！”这样想着，袁世凯便有意借话岔开，想缓缓气氛，忙说：“你和道如来京好几天了，我们还未曾好好谈谈。道如这一走，就是年余，我还真有些想她呢。你们就晚走几天吧。”
冯国璋的新夫人周道如，原来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袁一直以家人相待。后来，近乎“赏赐”性地介绍给了冯国璋，其用意，自然不单是介绍而已。今天，他就以至亲口气挽留这位江苏督军。
冯国璋说：“事情商谈不完，那是要多住几日的。若无事可做，还是早回去好。”冯国璋不待袁世凯搭话，便又说：“有件事，我得如实禀报总统：江南诸位，对时势颇为关注，传言渐起，纷纷扬扬。华甫心神不定。来京后见总统日理万机，所以拖至今日。”说着，把迟疑的目光投给袁世凯。袁世凯本来想获得冯国璋的支持来对付段祺瑞、熊希龄和梁士诒，一听冯国璋这番话心里凉了。“什么‘传言渐起’，什么‘纷纷扬扬’，还不是叽叽喳喳地乱谈政务。”袁世凯也有点迷惑不解：“准备恢复帝制，也只是极少人知道，怎么就传到南方去了呢？莫不是有人做了冯华甫的工作，特地把他从南京招来对付我的？”他沉着脸，先是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自哀自怨地说：“随他去吧，‘大风刮倒梧桐树—长短自有人去量’。我心中是坦然的。不怕。”说罢，端起茶杯，但马上又放下，顺手拿起黄铜水烟袋，自装自点，呼呼噜噜地吸起来。脸色一阵比一阵难看。
冯国璋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袁项城既然襟怀坦然，又何必这样一副面容呢？我要探到底，看看他究竟下步棋怎么走？”
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三大支柱之一，和段祺瑞、王士珍齐名，并称“北洋三杰”，跟袁世凯有生死之交。当初，袁世凯发迹时，冯国璋是为他立了汗马功劳的。
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三十七岁才投军，最早是奔淮军聂士成的。甲午战争之后，聂士成推荐他担任中国驻日本使臣裕庚的军事随员。在日本，冯国璋与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宣纯结识，相处甚洽。他留心考察日本的军事状况，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回国后，他把自己编写的兵书作为酬谢礼物送给聂士成。谁知这位行伍出身的带兵人并不欣赏，看都不看，便“完璧归赵”了。一怒之下，冯国璋把兵书呈给了袁世凯。那时候，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求才求知，如饥似渴。看了冯国璋的兵书，视为“鸿宝”，拍着冯国璋的肩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遂留冯国璋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他督操营务处总办。从此以后，袁世凯练兵治军的兵法操典，多出自冯国璋之手，冯的地位也不断高升。不久，袁世凯就把塾师周道如“赏”给冯做夫人。袁世凯得到冯国璋帮助最大者，要算武昌起义之后了。武昌革命大潮冲击清廷时，袁世凯早被朝廷开缺“回籍养疴”去了。清廷派去镇压革命军的，是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的第一军，同时派冯国璋组织第二军以备增援。冯是袁世凯的心腹，想借此机会拉袁一下，所以一面迟缓行动，一面到处造舆论，说“只有袁项城才能指挥得了大军，否则，谁也对革命军无办法”。清廷无可奈何，不得不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接受湖广军政大权，冯国璋继而接替荫昌指挥第一军，很快攻陷汉阳，而后隔江炮击武昌，迫使新成立的革命政府接受了“南北议和”，并最终让袁世凯夺了大总统宝座。
冯国璋见袁世凯态度真诚，也以坦诚之心问他：“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袁世凯冷飕飕地抽了一口气。心想：“冯华甫在南京怎么知道我想当皇帝？难道此事已经满城风雨了？”想到这里，段祺瑞、熊希龄、梁士诒等人的神态，马上又浮现在他面前，他怕再失去一个冯国璋，有些儿发怒地说：“这话从哪里说起？我何尝有这些想法？”
冯国璋还是缓缓地说：“南方对于改革国体，并非不赞成，只是时间问题。”“不，不！”袁世凯坚决地说，“无论什么时间，我都不会去做皇帝的！”
袁世凯“无意”当皇帝，冯国璋也感到免去了许多思索和麻烦，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个假人情：“将来天与人归，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故意把脸沉下来，对冯国璋说：“华甫，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假若有人用这等事逼我，我只有远走国外了。”
冯国璋信以为真，笑了。“其实，南方主此见者，也并非所有人士。既然大总统如此审时度势，各方不会过于勉强的。”
袁世凯轻轻地点点头，不再说话。冯国璋走了。冯国璋带着他的小夫人周道如返回南京去了。袁世凯总算去掉了一块心病。“只要冯华甫不生疑心，下一步棋我还是好走的。”他想静心养养神，来想他的“下步棋”—这步棋自然是处理徐树铮，压制段祺瑞。“这些人真该处理，越重越好。否则，我怎么去做我的事情呢！”袁世凯告诉内侍和守门人：“这两天，谁也不见。就说‘大总统身体不适’。”
人是可以不见，“禀报”还是不断的。袁世凯清静了不到半日，忽有人报：“赵秉钧病重！”袁世凯心里一惊：“啊，智庵病了？”袁世凯不知是喜是惊，一时有些发呆。
赵秉钧以道员身份办警察，清政府创设巡警部时，任命他为侍郎；辛亥革命时，他是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得力助手，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内务总长，后又继唐绍仪任国务总理。是“袁氏官谱”中的重要人物。近年来，此人却又成了袁大总统心上的一块病，久欲除掉他。
革命党被袁世凯软硬兼施镇压之后，袁世凯心还是不安。赵秉钧奉袁之命暗杀了宋教仁。本来这件事也算完了，谁知近期又舆论哗然。杀宋的凶手是应夔丞，应夔丞是奉了赵秉钧之命，赵秉钧又是奉了袁世凯“旨意”，袁世凯是向他们许诺了“毁宋酬勋”的。不想宋案发生之后，江苏总督程德全组织了特别法庭，强审凶手，把应夔丞抓捕起来。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便下密令：“即杀。”又谁知应在上海有一帮流氓兄弟，不久便把他抢了出来。应夔丞出狱便找袁世凯要为自己“昭雪”。
袁世凯最怕宋教仁案公之于世。他断然拒绝接见应夔丞，更不承认有“酬勋”这个账，并且派人在北京、天津之间的杨村车站杀了应夔丞。袁世凯想：“应夔丞一死，宋案便烟消云散了。”哪知事过不久，赵秉钧又上门来追问此事。
此时，赵秉钧已入任直隶总督，杨村在直隶辖区，他便下命：各地“严缉凶手”，并向袁世凯发难：“究竟是何人杀了应夔丞？”袁世凯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赵秉钧心中大白，便愤愤地说：“这样，今后谁还肯为总统出力！”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话耿耿于怀，心想：“有朝一日宋案再起，必出自赵秉钧。”于是，他有了杀赵之念。
袁世凯思之再三，决定亲去北京城中的赵府“探病”。
那一天，袁世凯便装简从，突然出现在赵秉钧病室，伏在病榻上心情沉痛地喊了声“智庵”，便紧紧拉过他的手，再也说不出话。
赵秉钧其实只是偶染小疾，只是应夔丞死后他心中很是郁闷。今见袁世凯亲临探视，神情如此悲怆，心里便略感欣慰。欠了欠身，说：“大总统万机萦怀，何必亲来探视。智庵甚感不安。”“别说这样的话了。”袁世凯说，“你我无论公私，都如手足一般，怎好不来呢。只盼你早日康复，为我分担重任。”
赵秉钧淡淡一笑，又想起了上海宋案。但是，袁世凯今天既然来了，他还是真诚地对袁世凯说：“过去，我们总还是风雨共济的。创业维艰，需要精诚一致。我想，只要能把往事处理得当，今后有任何艰辛，并肩的还是咱们。”
袁世凯明白“往事”的含义，心里既惊又恨，但还是说：“我知道对不住应夔丞，我会厚待之。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我的本意是想让他警觉一下，收敛一番。哪知下面的人领会错了，竟造成不可挽回之痛事。”
赵秉钧见袁世凯坦诚地承认杀应之过，便说：“既然总统已如此真诚，自己何必对往事耿耿于怀呢。”赵秉钧说：“新政初立，这几年也够你为难的。智庵愿为你分忧。”
袁世凯说：“暂不必谈这些了，回头我派个医生来给你看看。”
袁世凯走了。医生来了。医生是带着大总统的特殊“关怀”和珍贵药材来的。赵秉钧服了袁大总统专医带来的药，竟然七窍流血死了……赵秉钧死了，袁世凯因顿失“股肱”而“悲痛”万分，立即派长子袁克定作代表去吊唁，随后又派陆军上将荫昌和国民政府秘书长梁士诒为政府代表去公祭，并送丧费一万元，亲书“怆怀良佐”致悼。
又自撰挽联：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
袁大总统又办完了一件事！赵秉钧出殡那一天，袁世凯面对蓝天，深深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变成一股黑烟，直冲云霄。他累了，该好好休息了。都是段祺瑞、赵秉钧这些人闹的，大总统连公务都没有好好办。现在，他的心情稍好些，赵秉钧一死，“暗杀革命党人宋教仁”的大帽子就没有人能往他头上戴了，他很心安。所以，当他把胸中的闷气吐出之后，竟一下子躺倒睡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袁世凯醒来时，忽然想起了王治馨。“此人是赵秉钧的心腹，精明干练，又任着京师警察总监兼顺天府尹，赵的事瞒不住他，若是他……”大总统心里又是一颤。
袁世凯慌忙坐起，急忙把袁克定叫到面前，心里话给儿子一说，最后下了命令：“可以分作两步，先以‘贪赃纳贿’罪抓起来，然后斩首告白天下。”
袁克定答应着，走了。“慢。”袁世凯又喊回他。
袁克定转过屁股，望着老爹。“还有一个叫潘毓桂的，给王治馨出过些坏主意。此人不可留！”袁克定答应一声“是”！这才退出去。
不日，京城告示：为严明纪律，杀了警察总监王治馨及其同案犯潘毓桂……
1915年的初秋，北京城气候反常，夏季少雨，入秋干旱，长城外吹过的风，干燥而裹着迷迷蒙蒙的尘沙，大街小巷浑浑浊浊。人也没了精神。
袁世凯有些迫不及待了，他要实现“登极”大计！
赵秉钧的事办完了，上海的那场暗杀总算可以丢开了—至少是没有人能把他袁大总统拉出来了。现在，他最感棘手的便是段祺瑞。“一个段芝泉就够心烦的了，熊希龄、梁士诒也跟着向我‘发难’，难道说我当了皇帝就会没有你们的乌纱帽？”袁世凯恨段祺瑞，恨熊希龄，恨梁士诒。“假若没有这三个人，一切不是很顺利吗？”他想排除这些障碍，搬掉影响他“登极”的绊脚石。“绊脚石怎么搬呢？”袁世凯感到为难了。“无缘无故把几个总长撤掉，像当年清廷以‘足疾’为由开缺自己一样，那可不行。皇帝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那是上天赐给他的权力，谁赐给我这个权力呢？何况这些人又都是曾经和我并肩闯荡的！”
一想起当年“足疾”被开缺的事，袁世凯就有一股闷气。气塞胸，胸激着脑，脑牵动着四肢。他的脚疾好像真的又严重了，又疼又痒，弄得他周身不适。袁世凯真有足疾，四十多年前就有：十个脚趾之间常常溃烂不堪，像坏桃子的斑疤，紫一点、红一点，流着清淡淡有时含有血色的液体，疼痛揪心。脚趾间溃烂，脚掌也起了连锁反应，很快会出现铜钱似的紫斑和淡红的水泡，又疼又痒。每到这时，他便闭门谢客。从昨天起，十个脚趾间又开始流水，按照他老家河南项城一个治足疾的民间验方，他派人在京郊找来了几枝土条树枝。他记得少年在家时他的老娘就是用这个办法为他治脚病的。哪晓得项城的土条树只是本地一种野生植物，而北京地方偏不生长。他虽然把形状讲得很真切，下人们为他采来的枝条也很像，但毕竟是不同品种，还含有强烈的毒性。用这种枝条烧水洗了脚之后，凡水浸处，无不红肿、热烫。新疾旧病，袁世凯被折腾得日夜皱眉，呻吟不止。好容易经“御医”解毒消肿，等到一切平息时，竟过去了十天。袁世凯睁开眼睛，挺挺胸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才摇晃着身子，走进他的书房兼理事密室。
十多天来，袁克定一直在他身边。在袁世凯足疾初发懒得走动时，他认真地向老爹汇报军政大事，听从吩咐、指示，然后去发号施令。袁克定很乐意干这样的事，他把它看成是一种预演。“将来，我要承担一切！”后来，老爹足疾中毒感染昏昏沉沉时，袁克定心情极端矛盾：“老爷子此刻不能死呀！还没有即大位，你死了我怎么办？皇帝可以世袭，可大总统是选的，国人不一定选我。”他尽心尽力，生怕老爹死了。“再活半年也可以，等你宣布登位再驾崩吧！”但他又想让老爹早死。“果真很快死了，天下乱上加乱，我或可趁机而得权！”
袁克定不是没有野心的，跟着老爹这些年，他用心观察着每一个重要人物的作为，品评每一个重要人物的长短。他认为“当今天下，没有一个能独成大业的”，包括他老子袁世凯。“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天下，我会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干得好！”袁世凯觉察到了儿子的野心，很不放心，狠狠地骂他“狂”！并且告诫他：“当务之急，不是你抓权，是你帮助老子闯出一片天地来！老子稳坐金銮殿，将来还不是你的！”父子二人均在做着皇帝梦！
袁世凯在书房坐定，端起茶杯，问：“这几天，你大姐夫来了吗？”
袁克定知道问的是段祺瑞。一边摇头一边说：“谁也见不着他。连他的家人都说‘不知去向’。”“能离开京城？”袁世凯有些不安，他怕段祺瑞到处去拉拢人马。“也说不定。”袁克定说，“有人传说，他可能在西山闭门……”“他不会‘思过’。”袁世凯坚决地说，“他是向我‘发难’，要挟我。我不会让他满意的。我要狠狠地教训他们！”袁克定没有再说话。袁世凯也没有再说话。
小书房静悄悄的，静得有点令人窒息。
许久，袁世凯才拍着桌子挺起胸。“……就这样做：先把鸡杀了，不行再杀猴！”他把“意见”全盘告诉儿子，儿子点头赞同。不几天，京城便出现了人事大变动：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被免职；财政部次长张孤被免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被免职。
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为的“三次长事件”。
袁世凯是想着“杀鸡给猴看”，但不知陆军部总长段祺瑞、财政部总长熊希龄、交通部总长梁士诒这些“猴”会不会怕？
第七章 丝竹声中起阴风
1915年秋，上海。黄浦江畔一个幽静的院落里，金桂喷吐出醉人的异香，黄叶飘零在花荫下，新阳给雕栏铺满了灿烂，怒放的菊花与金桂争芳斗妍；几只小鸟在树叶丛中叽叽喳喳地跳来蹦去，小书房里传出阵阵悠扬的丝竹之声，行云流水，悠婉交错。这是徐树铮在上海的别墅。
被免职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身着长衫，头戴礼帽，金丝眼镜扣在手中，茶杯摆在面前，半闭着双眼躺在安乐椅上，随着椅身的前后摆动，全神贯注地听他新纳的小妾沈定兰在唱曲。曲调是徐树铮新填的《蝶恋花》。沈定兰自弹琵琶自唱：草脚苏青寒尚在，润窃芳池，池面冰初解。仿佛东风悭作态，慢吹暖讯归香霭。不是群花娇不耐，可惜春皇，力薄浑无赖。暮雨飘帘凉似海，小梅愁倚红阑外。
一曲终了，她先是抿嘴微笑，而后闪着双眸，坐到徐树铮安乐椅的扶手上。
徐树铮仰面对她微笑着说：“好，你唱得好极了！音韵、节拍，把我的感情全唱了出来。”略顿了一下，又说：“只是那‘归香霭’的‘霭’字低了一点，应该高昂一点才好。低沉了，便有伤曲衷。”
沈定兰摇摇头，又撇撇嘴，然后说，“为什么还要高昂呢？我觉得低一点好。应该低。”“为什么啊？”徐树铮急促地问。往天，他填好的新曲交给她时，她总是按照曲牌规规矩矩地练唱，从不敢标新立异。所以，这一次徐树铮感到意外。“瞧你，整天风风雨雨，戎马倥偬，还不够高昂的？如今，不做官了，不领军了，你该守着我住在这深宅小院，过几天悠闲的日子。咳，我真想能够这样‘低沉’地白头到老，平平安安，那才称心呢！”
几句话，说得徐树铮心头酸楚楚的。他觉得心灰意冷，于是频频点头，心里想：“是啊，定兰说得对。你争我斗，出生入死，浮浮沉沉伴随着哀哀乐乐，究竟算是什么生活呀？我真该‘低沉’几日，过一过平静的日子了……”徐树铮叹息着，眯上眼睛，用手轻轻地搂过沈定兰，紧紧地偎依着。
十九岁的沈定兰，祖籍湖广，随父到北京，算是官宦家小姐，名门闺秀。家塾教育让她知书达理，而京华的物华天宝，又使她心胸大敞。她久怀王昭君、花木兰的报国志，要做蔡文姬、班昭那样有才华的人；慕卓文君的忠情，效谢道韫的吟咏，要成为最完美的女子。两年前，她慕徐树铮的才名，投入他怀中，成为他的爱妾、诗友、咏伴。沈定兰有一副好歌喉，徐树铮是当代曲词大笔，夫咏妇唱，一时京华名噪，二人也情意更浓。徐树铮丢了陆军部次长，独带沈定兰来上海闲住。不想今日因唱新曲，引他情绪低落，沈定兰陡然不安起来。她从徐树铮怀里挣脱出来，说：“树铮，我本来只是无意中一语，你却如此败兴。以后，我不轻易说话了。”
徐树铮抬眼看看沈定兰，笑了。“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你说出了实情真理，我猛然间受到了莫大启发，既有同感，便会相依。我何尝怪你了？不仅不怪，还受益匪浅呢！不信？因为你的启发，我已有了一首好诗呢！”“真的？”沈定兰转忧为喜。“取纸笔来，即录奉教！”
沈定兰立即擦抹几案，捧出文房四宝，磨墨，展纸。
徐树铮诗才敏捷，常常触景生情，出口成章。今日本无诗兴，只想哄哄爱妾，哪知她竟信以为真。现在，不写也不行了。徐树铮从不愿在任何人而前流露“才疏”之窘，何况现实生活冷热失调，早已激发了其另一种思绪。他略一沉思，便在纸上写下一首七律：昨夜霜风扑玉阑，千丛芳艳付凋残。只余傲骨难销尽，忍与繁华一例看。莫采东篱几片烟，秋风秋雨自年年。但教留得余芳住，不是春花更可怜。
徐树铮微笑着把笔放下。
沈定兰先是拍手叫好，但再细看，却觉得诗中不免流露出一种悲世而又孤芳自赏的情绪。她本来还想再评说几句，但又怕引得他更加扫兴，只平平淡淡地说：“呀！我明白了，你这是抒发的‘万生园’之情！”“怎见得？”徐树铮问。“昨天万生园赏菊，我就听你不时低吟什么‘凋残’、‘傲骨’的。今天，这满纸的情怀，不完全应了吗！”“好，就算让你说中了。”“怎么就算呢？我就是……难道我还不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风云变幻，世态炎凉，谁能受得了这种折腾？”“好了，好了。你又多愁善感起来了。”徐树铮重又拿起笔，在诗前提了个《万生园看菊》的题目，然后说：“兰，你也写一首吧。我很欣赏你的‘章草’，写出来，我明天着人送朵云轩，让他们好好装裱一下。”
沈定兰也不推辞。她把徐树铮刚写好的字放在一边，自己又拿出一张宣纸，提笔蘸墨便写出：镜里分别更少年……
徐树铮忙说：“让你自己写，你怎么又录起我的《览镜》来了？”“急急忙忙的，哪能有诗？”沈定兰说，“你当别人都是你，七步成章！果然那样了，你还算什么才子？”“又是你对了！”徐树铮笑了。“好好，你就写吧。”沈定兰便继续写下去。
徐树铮并非来上海消闲的。他闲不下去。离开陆军部时，他曾经平心静气地对自己总结一番。当他重温了那段充满战斗和杀机的生活时，他竟惶惶不安起来：他从辉煌的楼阁里倒下来了，袁世凯免了他的陆军次长职，据说大总统还要查办他，徐树铮极为愤怒：“你袁世凯是怎样当上大总统的？是国民选的吗？‘议和’一倡，你七魂六魄都出窍了，坐卧不安。不是我出了个‘请立共和’的主张，你早就成了罪人！哼，如今你扬眉了。要知道，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对于目前的败势，徐树铮是不服气的，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这种处境。他在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他本来想以上海为基地，联络南方“各霸”采取行动。今天，爱妾如此“启示”，他似乎“猛醒”了：“不斗争了吧，有娇妻美妾，有诗酒丝竹，何尝不是一生！”“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正是徐树铮闭门思过、养尊处优的时候，段祺瑞忽然从北京来到上海，不用人通报，便径直走进徐树铮的别墅。
徐树铮惊讶地问：“你何时到上海，怎么连个消息也不告知？”“不知道才好呢？”段祺瑞大大咧咧地走进小客厅，一边坐一边说：“免得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捕风捉影，造谣生事。”“不怕意外？”徐树铮令人泡茶，自己递过烟袋，说：“上海也不是世外桃源。”“怕什么？”段祺瑞说，“只要袁项城不杀我，别人还不敢！”停了片刻，又说：“他项城暂时还下不得手！”
徐树铮不置可否，淡淡一笑，这才仔细打量起段祺瑞。见他学着东洋人的派头留起了八字胡，穿着长衫，又披上黑色披风，头戴礼帽，脚穿合肥老家做的布底便鞋，手里握着一根油漆得紫铜色的光亮手杖。那面色，似乎比他离京时丰润了些。徐树铮轻声问道：“近来身体还好？”
段祺瑞所答非所问地说：“树铮啊，你一拍屁股跑到黄浦江边过起寓公生活来了，把我害得好苦呀！”
徐树铮说：“‘无官一身轻’嘛！袁大总统—袁皇帝不喜欢我们，我们何不离他远远的呢！他不喜欢别人论政，别人就闭嘴，也算识时务吧。老总在西山不是也怡然自得吗！”“屁！”段祺瑞拍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冲地说：“袁项城逼着我去安乐一番，我还不高兴呢！我清闲安乐了，岂不太便宜他了。”“这个……”徐树铮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本来，徐树铮被免去次长之前，段祺瑞便“隐居”北京西山了，他要给袁世凯一个“脸色”看看；徐树铮被免了陆军部次长职务时，段祺瑞明白“那是冲着我来的”！送徐树铮离京时，段祺瑞紧紧握住他的手，想安慰他一番，尚未开口，徐树铮便愤恨地说：“袁项城太狠毒了！有我徐某在，决不令此辈猖獗祸国！”段祺瑞便不再开口。
对于袁世凯，段祺瑞的称赞是比贬骂多得多的。就在他把陆军部的大小事务全交给徐树铮，而徐树铮又把件件事都处理得十分妥帖的时候，段祺瑞依然是这个态度。一天，他和徐树铮在花园散步，谈论起英雄来，段祺瑞说：“当今能称上英雄豪杰的人，怕除了黎宋卿便是袁慰亭了。”徐树铮却不屑一顾地说：“黄陂(黎元洪，黄陂人，故称“黄陂”)以骂人起家，项城以骗人起家。然则，真豪杰是既不骂人也不骗人的。今黄陂、项城一骂一骗，充其量只能算作‘半豪杰’。”当时，段祺瑞对这个评价还不能认同。现在，他觉得徐树铮有远见，看得准。
段祺瑞见徐树铮沉默不语，便从内衣袋里拿出一个破旧的信封，一边交给徐树铮一边说：“树铮，这里有封信，你看看。”“谁的？”“一看便知。”
徐树铮展开信，先看上下落款。见是江苏督军冯国璋写给大总统袁世凯的，只微微一笑，便重新折叠起来还给段祺瑞，说：“冯华甫不是正派人，别让他的污秽语言脏了我的眼睛。不看！”“不看？”段祺瑞把信又扔给徐树铮，以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看？‘奇文共欣赏’嘛，何况这封信和你我都有莫大的关系。”“嗯？”……徐树铮心里一惊，重新拿过信，认真看起来。
这里，要叙述一个小插曲。
袁世凯虽然把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三人当成股肱，可这三个人却各怀鬼胎。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一心想拉自己的皖系，表面上为袁效忠到底，内心里想左右袁世凯。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一心想培植一支强大的直系势力，继而也来控制袁，最后取而代之。不过，在“代之”之前，谁都得打袁的旗号，以袁为靠山。最初，冯国璋是很受袁器重的，但自从段祺瑞身边多了个徐树铮，冯国璋渐渐“失宠”了。冯对此很有意见。日前冯国璋来京见袁世凯密谈时，便有这样一段对话：
冯说：“合肥本来是靠总统极近的人，近来为什么总是掣肘呢？我想他是听了别人的谗言才这样做的。”
袁说：“你说是徐树铮？”“我看那人很诡。”“不至于吧？徐树铮还是为我出了一些好主意的。”“他毕竟是合肥的人。人称他是‘合肥魂’，是段的‘小扇子军师’。”“容我再想想。”“我了解此人。”冯国璋朝袁世凯靠近了些，说：“春天，我曾有一封信‘密奏’给你的，不知你看着了没有？是否还记得？”
袁世凯微闭双目，沉思片刻，说：“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是思之再三才那样做的。也是为了大总统的千秋大业。”“我明白，明白！”
现在，落到段祺瑞、徐树铮手上的，正是冯国璋的这封密信。徐树铮一边看一边心中嘀嘀咕咕：“这封信怎么又落到段合肥手中的呢？难道袁项城出卖了冯华甫？果真这样，冯华甫不是个东西，袁项城出卖部下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冯国璋的信，无非是说“段、徐合作，意在控权，意在脱离大总统；为达此目的，段已不似昔日忠于大总统”等语。徐树铮看完，淡淡一笑，问道：“这封信怎么到你手里的呢？”“不谈这个。冯华甫本来是条狗。现在看来，连狗也不如了。”“老总就是为此事到上海来的？”“当然不是为这件事。”段祺瑞说，“为狗而动怒，岂不连狗也不如了。我才不放在心上呢。有大事！”“什么大事？”“你知道吗？云南起事了。”“不知道。”“袁项城当皇帝的心是不可动摇了，可老百姓却不答应。云南首先宣布独立了，蔡锷组织了护国军，挥师讨袁。袁项城的日子不好过呀！”
徐树铮还是淡淡地笑道：“这与你我关系不大。”“怎么关系不大？”段祺瑞把手一挥，说：“关系大得很呀！”
徐树铮有点迷惑：袁项城想当皇帝，国人无不反对。就为此事，段祺瑞也是表白再三的。袁不收敛，段隐西山。如今蔡锷云南首起，应该是大好事。为什么对我们“关系大得很”呢？难道段祺瑞动摇了？
段祺瑞见徐树铮不开口，心里有些着急。他喜欢开门见山，肚里藏不得“事情”。于是，便明白地说：“云南起事，全国响应，袁项城不安了，派曾毓隽天天上门找我。”“让你出山，让你‘勤王’？”徐树铮急着问。“可不是。”段祺瑞说，“我对曾毓隽说：‘我有病，动不了。’曾毓隽哭求着说：‘现在局势乱到如此地步，项城已经盼你望眼欲穿了。他让我告诉你，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坐视他满头白发还遭人摧残欺负。’就为这件事，袁项城才把冯华甫的信交给我，以表示信任咱们。”说到这里，段祺瑞不再往下说了，他眨一眨有些疲惫的眼睛，想从徐树铮脸上窥视出什么—是同情还是反对？徐树铮沉默着，一语不发。
段祺瑞急了：“树铮，难题摆在面前，何去何从你还得拿出主意啊！”
徐树铮依然沉默着。
袁世凯要当皇帝，国人是不会答应的，这是徐树铮预料中事。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徐树铮心中也明白；他还预测到袁世凯不得人心，下场准不会好。现在，袁世凯感到形势严峻了，不得不向段祺瑞“暗送秋波”，这一点，徐树铮倒是没想到。
云南起事的消息其实早已传到徐树铮耳中，他也有过认真的思索，他认为“云南边陲，地僻物薄，蔡锷纵有壮志雄心，鞭长莫及，只恐‘空悲切’一场”。但徐树铮也看到了这股潮流“势不可挡！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一切复辟之举”。徐树铮想回北京：“与其别人扛起大旗推翻袁世凯，自己先下手岂不更好。”他想去动员段祺瑞，这个大旗由段祺瑞来扛。将来，他和段祺瑞都会成为“反帝制的英雄”。
徐树铮毕竟是顺着段祺瑞、袁世凯这条“竿”爬上来的，反袁等于反对他的“祖宗”，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做的。就在徐树铮犹豫不决的时候，段祺瑞上门来了，带来的是袁世凯要段祺瑞出山的“请求”，并且不惜出卖自己的亲信。徐树铮忽然觉得袁世凯那么可怜。徐树铮感到为难了：是可怜袁世凯，感激他往日的提携和今日的“真诚”，再助他一次，还是顺着潮流起来反对他，打倒他？助袁？希望太渺小了，袁世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皇帝梦”，而这个梦是必定要破灭的。反袁？护国运动到最后究竟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如果成功了，沉浮又由谁来主？这仍是一个谜。何去何从，这个被人称为“怪杰”的人物，一时也六神无主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混战中是最能显现英雄本色的。而所有的“乱世英雄”，几乎都有一本内容共同的“真经”，那就是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凭拳头去独霸天下！
徐树铮自命是中国“英雄中的英雄”，他要像秦始皇一样并吞六国，一统天下。从在巩县办兵工厂起，就盘算扩大自己的势力，强化自己的拳头。他像一个精明的钓翁，时刻注视着水面上的波纹，他在等待时机挑起钓竿。上海，不是他久居之地。“上海只有灯红酒绿，上海只有巨贾大亨。上海不是帝王之都！”徐树铮身在上海心却在北京。按说，段祺瑞的到来、袁世凯的“真诚”，都给徐树铮带来重新出山的大好时机，只要他决心一下，无论是助袁还是反袁，段祺瑞都会“唯命是从”的。段祺瑞常把徐树铮看成是“天赐的人才”，苍天怜他“忧国忧民”心切，为他差派能人。可是这一次，徐树铮却反常得很，他既不想助袁，也不想反袁。徐树铮说：“目前，我们还是抱定自己的原则，反帝宗旨不变。现在不能出山。何时出去，怎样出去，稳下去再说吧。”
段祺瑞沉默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不出去吗？这是不是有些‘见死不救’。如果护国运动成功了……”
徐树铮摇头，笑了。“只管稳坐钓鱼台，袁项城死不了，蔡松坡(蔡锷，字松坡)也不会马上成功。”
段祺瑞说：“你说的也有道理。只是……”“三次长事件”之后，段祺瑞对袁世凯牢骚满腹。隐居西山，只是权宜之计，有朝一日，他还是要领着皖系重整旗鼓，叱咤风云，收拾这残破河山的。袁世凯危难当头，几度派人去请，并出示了冯国璋的告密信。段祺瑞动摇了：他毕竟是受过袁世凯恩惠的，有过一段荣辱与共、兴衰同当的旧情。他本想与袁相扶到底。徐树铮一番话，又勾起他“保存实力”之念：“是的，鹿死谁手，尚无定局，还是坐待时机为好。”“不出山倒是可以。”段祺瑞说，“怎么去见项城，对他说什么呢？”“你不是有病嘛，”徐树铮说：“闭门养病，见他干什么。”“不见固佳，但不能养病到底呀！再说，这底……”
徐树铮也觉得这“底”难测，拖着拒不相见，也无道理。何况段祺瑞还顶着陆军部总长的头衔，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对策。徐树铮思索良久，说：“你也不必为难，袁项城要你立即出山，虽属形势所迫，我思虑着，身边必有人‘进言’。我们不妨做做小动作，让那些进言的人‘退言’，岂不两全了。”“什么动作？”段祺瑞不相信有什么动作可以应付这件事。“让人‘退言’，可不那么容易。”“容易！”徐树铮说，“我们派人在梁士诒、杨度等人面前去造舆论，就说‘只要段合肥愿见袁项城，项城便可答应合肥的一切要求。到时候，项城的一切人事、财务、决策都归合肥了’。这些人都是项城的心腹，又和我们不睦，他们必然从中作梗，阻挠项城与你见面。我们不是可以坐观其变了吗！”“好！”段祺瑞又拍起了桌子。“好极了！我们就看他‘鹬蚌相争’吧！”“不！”徐树铮却坚定地说：“不仅不见他，还得对他主动进攻！”“进攻？”段祺瑞莫名其妙了。“是的。进攻！”
袁世凯“登极”的决心是下定了，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准备。离大典还有七天，云南兴起的护国运动怒潮般地波及全国，袁世凯六神无主了。侍卫官遵从他的旨意赶制的朝服送到他面前请他“试穿”，他看也不想看；“御膳堂”送来的午膳，比当年老佛爷的还多三昧，他却不耐烦地摇摇头表示“撤下”。他从早到晚都闷坐在寝室里，垂头苦思，百思不解：“大总统我都当得了，为啥不能做皇帝？中国就是我的，是我的！护国，护国，难道我做了皇帝，中国就不是中国了？我就成了洋鬼子了？”袁世凯越想越恼怒。“曾毓隽怎么也不来了？”他想起了这位被派去请段祺瑞的特使。袁世凯此时特别怀念旧情。他觉得段祺瑞是他的人，他对段有旧情，段也不会忘恩。再则，袁世凯感到段是有能力帮他的。“芝泉据有雄厚兵力，只要他主动，我便无事了。”他想念段祺瑞。“芝泉冷我，那是小扇子徐树铮捣的鬼。”他恨徐树铮。可是曾毓隽十天没有给他送来“好消息”，他对段也动摇了。“难道段芝泉真的离我而去？”
正是袁世凯心急如焚的时候，人报“曾毓隽求见”！袁世凯一连说了几个“请！”
曾毓隽站在袁世凯面前，铁青着脸膛，慢吞吞地拿出一封信，双手捧到袁世凯面前，闷声闷气地说：“请大人过目。”
袁世凯还以为是段祺瑞的“效忠”信呢，匆匆展开。一眼便认出是徐树铮的墨迹。他脸上的欣喜立即消失了。“他，这个东西不是到上海去了吗，怎么又……”袁世凯心里凉了：“请段的事若被徐树铮知道，他一定从中作梗。”他想把信扔下不看，但又不得不看。
袁世凯重新看信，见启首是“大元帅”三个字，便火冒三丈：“混账！我只是大元帅？我……我……”他想说“我是大总统，我是皇帝，应该称‘陛下’，称‘总统’”！他没有说出来，硬着头皮去看信。“……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无论外交之未洽而民信未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我袁慰亭是三岁的孩子，几句大话就吓昏了？”他气得声音都颤抖了，大骂道：“我一国之主，变更不变更国体是我的事，你徐树铮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但还是不得不继续看下去：“速下罪己之明治，去奸溲之徒辈，收已去之民心，复共和之旧制，则滇(指蔡锷)可驰一介之使，以解其兵，内外之人，亦皆无所借，而国务定矣！”“反了，反了！”袁世凯把信狠狠地扔到地上，只觉得头昏沉沉的，于是躺到坐椅上，闭着眼睛，只管喘粗气。
曾毓隽拣起信，小心翼翼地看下去。他吃惊地说：“大人，下边，下边还有话呢！”“什么话？”
曾毓隽指着信说：“他说，如果他的意见不被采纳……”“他敢怎么样？”“请大人自己……”“念！”
曾毓隽照原信念道：“授人以柄，自召下天之兵，国家危矣！”“一派胡言！”袁世凯挥着手，大声说：“掷还他！永远不许他徐树铮扰乱我！”
第八章 大典与隆葬
袁世凯在他居仁堂办公室楼下的会客室里，和从东北来的张作霖密谈许久，有些兴奋。但是，张作霖一离去，他又烦恼起来。烦恼得有些儿发怒，“我怎么在会客室里见他呢？”
自从清皇室让出中南海，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身份从旧居铁狮子胡同搬入以后，居仁堂楼上便做了他的居室，楼下是他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可是，这个会客室却不是会一般的客，而是贵客、密友。居仁堂前院里还有一个会客室，叫“大圆镜中”，那是会一般客人的。张作霖当时只是个师长，在“大圆镜中”见他已属“恩遇”了，袁世凯偏偏破例把他请到居仁堂的会客室，可见对张作霖的“优待”了。张作霖却并不满足这个“优待”，谈话间两眼总是盯住多宝格里的古玩器物。玩物中有一个绒线盒子，盒子里放着四只打簧金表，每个表上边环绕着一个圆珠子，背面还有珐琅烧的人物。张作霖像是入了迷，眼睛死盯着不放。袁世凯见此情形，心中老大不快。“张雨亭真没见过世面！”但转念又一想：“我就要登大位了，得收拢人心，一件玩物算什么，送给他！”于是就把那个绒线盒子拿出来，送给了张作霖。当张作霖带着那件玩物离开居仁堂时，袁世凯忽然心疼起来：“张雨亭这样见财眼开的人，得势时他不同我争天下？”
正是袁世凯为张作霖烦恼时，有人来报：“后院太太们又大闹起来，请快去看看！”袁世凯的眉头又增添了几层皱纹—原来，袁世凯“登极”之前要给家里每个人加封的，到时候一纸诏书，即成大礼。谁知这加封却不顺利。首先，这“太子”就难封。袁克定是长子，按说“太子”位非他莫属。可是，袁克定小时候顽皮，在彰德曾因骑马摔坏了一条腿；左手心也因为没有厚皮而常戴一只手套。袁世凯说他“六根不全”，不能“君临天下”。打算在老二或老五中确定一个“太子”。这件事未了，又出现一个封妃、封嫔的问题。袁世凯除了妻子于氏之外，还有九个姨太太，此时四姨太、七姨太虽然已死了，毕竟还有七位。于氏是“正宫娘娘”无人敢争；那七位，袁世凯想把大、二、三、五封为“妃”，六、八、九封为“嫔”。谁知因这事，姨太太们便大闹起来。先是六姨太发难，她公开声称：“如果不封为妃，我就抱着孩子去彰德，永不进宫！”八、九姨太一见有人带头，马上也说话：“谁都不比谁高，为什么她们可以封妃，我们偏偏当嫔呢？不要这个嫔了，索性和六姐一起去当尼姑！”
袁世凯赶到内宅的时候，姨太太们正在大闹不止。那位素称管家有才又备受袁世凯喜欢的五姨太杨氏，想以自己的声望来当“和事佬”，拨开众姐妹，开了口：“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什么。行不行？”
六姨太平时就不服杨氏的气，嘴一撇，开了腔：“五姐，你别说风凉话。谁不明白，有朝一日老大一躺下，正位还不是你的。我们算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不回彰德又到哪里去？”
袁世凯气怒了，他站在妃嫔之中大声说：“你们都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这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了。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无论中华大地上刮起什么风，无论中南海内怎样争斗，也不管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如何反对，做皇帝的决心是下定了，决定1915年12月13日举行登极大典。
北京城又沸腾了，大街小巷渐渐热闹起来。最明显的，要算当铺和寄卖店，无论是坐落在繁华闹市还是深僻胡同的，几乎家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不少人对朝服、冠带发生了浓厚兴趣，一股抢购风悄然兴起。小皇帝被赶下台之后，民国成立，共和昌盛，谁也不留恋蟒袍、玉带和乌纱帽了。哪里想到袁大总统要当袁皇帝了，那些破烂竟又有了用处！清室遗老还有办法，旧装犹在，只需从箱中翻出，掸掸灰尘、晒晒太阳便可应付了；那些北洋旧人，革命党投过来的新贵和一些预感有资格“入阁”的众生，便愁苦万分，总不能西装革履去“朝圣”。做，是来不及了，只好跑当铺，觅估衣。有些“借赁无门、走投无路”之辈，甚至到戏班里去求援。
袁世凯太累了。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年来，为权为地位为自己的一切可谓挖空心思，能不累吗！就任大总统不到一个月，他就忙着下令解散国民党，开除议员中的革命党人。他虽然是北洋军的创始人，北洋军的首领也都是他的左右心腹，但他却不信任这些人，又成立了以他自己为统帅的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一桩桩、一件件，哪一项不得他操心！尤其近期更忙：要做皇帝了。皇帝该怎么做并不难，老祖宗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取哪一朝哪一代的办法来用都可以。难的是到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人对皇帝不感兴趣了，小皇帝宣统下台的时候，据说光是北京城就放了三天三夜鞭炮。袁世凯在一天夜里曾在祖宗牌位前哭诉说：“既然给了我个‘皇帝’身子，为什么不早生我二百年？一百年、五十年也好。偏偏把我生在万民反对皇帝的今天。生不逢时，今后祖宗跟着受累，不能说我无能啊！”话是这么说，皇帝梦还是不灭。现在，马上就要实现了，袁世凯虽累，心里别说多乐了。
入夜了。北京的冬夜是寒冷的，大街小巷很少有人行走。没有闲人，连叫卖声也听不见了。全城静悄悄、沉寂寂的。
袁世凯在室内缓缓地踱着步子，脑子里很乱。先是家事，妃嫔授封未定，姨太太们闹嚷嚷。他虽压下去了，但立太子的事又出了问题。长子袁克定听说老爹不想立他而要在二弟或五弟中选一个，当即就表示：“如果大爷(袁克定不叫袁世凯“爹”，而叫“大爷”，据说改变称呼可以长命百岁)要立二弟，我就杀了二弟；要立五弟，我就杀五弟！”以致弄得于氏跑来对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袁世凯不相信，他嘴上骂夫人“胡说”！但心里却凉了半截：“闹‘血滴子’是可能的。清朝就不乏其人、其事，雍正夺位就是事实。”
室内太闷了，袁世凯走出来，在庭院中，抬头看看天。天空蒙上一层浓云，他不觉心里一沉。天空连一颗星星也不见，不祥之兆！他站立许久。“我不能听天由命，我得自己做主。”他挺胸舒了一口气，急忙转回屋里，坐犹未稳，便呼唤“来人”！
一个侍卫官疾步走进，脚未立定，先喊了声“主座”又急忙改口呼“万岁”！
袁世凯不耐烦地瞅了他一眼，暗暗骂道：“糊涂东西！‘主座’是我由大总统向皇帝过渡时的称谓。现在我要登极坐大位了，怎么还改不过来呢？”他转过身，闷声闷气地说：“传内使监阮忠枢阮大人。”“内使监？”侍卫官迷惑了，他不知道总统府里何时增设了个“内使监”。
原来这“内使监”是由总统的秘书厅改名的。改名和委任都是袁世凯自定的，尚未公布，所以侍卫官不知道。袁世凯见他发呆，心里明白了，便说：“就是那位从天津来的阮先生。”侍卫官应了一声“是”！便退了出去。
阮忠枢来了，他颇有点慌张，站在袁世凯面前，一下子连大礼都不知该怎么行了，也不知如何称呼了。大半天，才先行跪叩，然后喊了声：“陛下……”他想接下去呼“万岁”，袁世凯早开口了：“你我交深，就不必用此大礼了。斗公，明天的事，你知道了吧？大典一罢，自然要公告全国。我想找你来商量一下诏书文稿的事。”“陛下，”阮忠枢胸有成竹地说，“我已经将稿子写好了，只待陛下龙目审阅。”
袁世凯笑了：“到底是老文案！”便说：“我知道，你是胜任的。你就念给我听听吧。”
阮忠枢清了清嗓门，戴上花镜，大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不必这样起首了吧。”袁世凯急忙摆摆手。“这……这……”阮忠枢慌了：“皇上发诏，不用‘奉天承运’用什么？历朝如此，这是纲常规定的。”他不敢越“规”，也无能“越”规。“不必在形式上讲究。”袁世凯说，“应该讲点实际的。中国毕竟是经历了一场革命。我们……”他本来想说“我们今天的帝国应不同于前朝的帝国”。可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的帝国应与前朝的帝国有什么不同。
阮忠枢领会了，便继续读下去：“君主立宪，乃国民一致所求，中华帝国皇帝业经选定，不免会有奸宄违反民意，作祟胡为。现诏示全国，若有人敢反对洪宪皇帝，必加严惩不贷！”
袁世凯眯着眼睛，听着，思索着，觉得还算“贴切”。不过，在阮忠枢念完之后，他还是说：“就这样好了。只是……是不是把‘诏示全国’改为‘通令全国’？也算适应点儿潮流。”“是，陛下。”
北京城袁世凯紧锣密鼓准备登极的时候，徐树铮在上海过得有些心烦。天天诗酒，朝朝歌舞，也有些腻了。他想出去走走，往哪里走呢？他又犹豫了，怕袁世凯“算计”他。昨天，他兴致来了，想写字。文房四宝全齐了，他又不知要写什么了，踱步多时，才匆匆将当年的《济南秋海棠咏》录下一首：岂是晨妆懒黛眉，儿家新恨索侬知。西风不与群芳伍，憔悴无言独倚时。
写毕，他便留在案上了，没落款，也没有用印。反常的是，他是临着爱妾沈定兰的章草体，这便惹起了一点小小的“误会”。
定兰午睡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从卧室走到案前，忽然看见墨迹未干的那幅字，迷迷糊糊地想：“啊，我刚刚写字了？是在写字，是在和朋友们相聚时写的字吗？”她急忙喊：“树铮，树铮！你过来。”
徐树铮正在房外走廊上，听得呼唤，先应了一句“什么事”，然后转身走进室内。“来，看看我的这张字如何？”“你的？”徐树铮暗暗惊讶。“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午睡时我写的。”“我午睡时你也在梦中，是梦中走笔？”
定兰定神想想，可不是，离开了餐桌她就进了卧室。一场美梦刚醒，何曾写字了。定兰锁着眉，端详着半天，明白了。她扑向树铮怀中，娇嗔地拍打着他，“你坏，你真坏！你为什么临我的字？连我自己也认不出了。你坏……”
徐树铮轻拍着她的肩背，说：“这不是坏，这叫做‘知妻莫若夫’！你那字的气质、神韵、章法，我都了如指掌，能够以假乱真。你看见了吧，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你不想‘通’？不想通你就回北京去……”
沈定兰不再说话，她用象牙梳子轻轻地理着散乱的黑发，目光有些迟疑—显然她陷入了沉思。
这是一位有风姿、有才华的女子。她投到徐树铮怀中，就打定主意帮他干一番事业。可是，两年过去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使她心灰意冷，好想拉着丈夫一起退下来，过一段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她和徐树铮一样，都是胸怀大志的人，“平静”了几日，就平静不下去了。今天看到徐树铮的字，一边佩服丈夫变化多端的书法，一边也勾起她对诗意的沉思：“树铮又不甘心寂寞了。他想趁着‘晨妆’画眉，想顶着‘西风’与‘群芳’为伍，想不再因为‘独倚’而‘憔悴’。”
定兰轻轻地叹息一声，说：“树铮，我觉得近日你心神不定。对吗？”“是吗？”徐树铮淡淡地一笑，说：“本人对一切都麻木了。还是麻木一点好。”“果真麻木了，也是一件好事。只怕你不是真麻木。”停了停，又说：“别委屈自己了。敞开胸怀，自在一点吧。”
徐树铮坦率地说：“其实，也不算什么委屈，把一切都看淡了，也就可以舒适地在小天地中过下去。比如这幢小楼，再加上有你这样一位美人在身边，算得上神仙生活了。只是，有一股气总是咽不下去：袁项城之辈、冯华甫之辈，还有黎宋卿之辈，皆无能蠢材，但却高高在上，愚弄万民。而百姓又无可奈何地要逆来顺受。这是世道不公，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不除此辈，心总不安。”“我就知道你不甘心。”沈定兰说，“何必难为自己，走出上海……”“你也这么想？”徐树铮惊讶地站起来，两手紧紧按住定兰的双肩，“十分感谢小妹的盛情。”“又乱说了。”沈定兰挣脱徐树铮，背过身去：“你这样‘见外’地待我，我成什么人了？”“好好，不谢了，你是我的好内助！”
徐树铮这下不平静了。“我不能让袁项城辈如此猖狂下去。”他决定去见段祺瑞。段祺瑞尚在上海没走……这一会见，使一个寂寞沉静的小乡村又翻腾起来了。
徐树铮的原籍—萧县皇藏峪地方的醴泉村，白帆高挑，素灯满挂，徐姓男女老幼，个个披麻戴孝，哀乐阵阵，响彻云霄，—徐树铮在为他二十多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举行隆重的安葬典礼。
醴泉村当年因冰雹和蝗虫造成的灾难，早已过去了。如今是新房成排，绿树葱葱，村庄也比昔日扩大了一两倍。徐家是大户，又做了高官，这些年便自自然然地形成了一座“徐家大院”：五进五出的庭院，高高的四角楼，涂着黑漆的翘角门楣，庭院中长成了高大的梧桐树；院墙四周筑起圩，壕沟里长年有水，壕沟外绿树成荫。这徐家大院便占了村子的一半，是个极其神秘的地方。徐家大院四周，便是排列参差、高矮不齐、草瓦间杂的小院子，有人说“这是群星捧月的布局”。
皇藏峪的和尚也都赶来为之超度。为首的，便是当年被狼吃了的法师的高徒妙空。大概这位妙空法师也想借徐家的威风超度一番恩师，所以，一切仪程都做得十分认真。木鱼清嘹，经声悲壮，陡增了一番哀伤之气。
徐家灵堂是设在五进院的最后一进的堂屋正厅里，黑纱张挂，长长的条桌上摆放着徐树铮祖母和父亲的木制灵牌，灵牌后各写着一个巨大的“奠”字；两侧黑纱上悬着由段祺瑞落款的巨幅挽幛，挽联是：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呜咽。
灵堂左右侧壁上，便是上至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总督、督军，下至军营总办、总管、府、县衙的头头们的挽幛。灵堂正门挂竹帘，门外搭起灵棚，院中纵横拉起绳索，上边吊着成串成串白色纸球和灯笼。
五进院的前一二两院，改成待客的厅堂，窗明几净，茶香烟缭。那二进院的待客厅，是专门接待官方人士的，正堂穿道的右侧厢房，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临时卧室兼会客室。门外日夜由两个穿着孝服的贴身警卫巡守。一进院的所有房屋里均为哀宴厅，从早至晚，长宴不撤！当时的地方小报惊讶地说徐氏这次安葬“破徐属八县历来丧事之隆”！
徐树铮选择此时出大殡，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上海同段祺瑞商定，“以出殡为名，联络长江流域各派军政首领以反袁”。结果，到醴泉村“吊丧”的有直隶、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浙江、江西、上海、福建、湖北、湖南和两广等地的督军、总督或代表共二十余人，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和西北陕甘等省也发来了唁电。段祺瑞、徐树铮喜出望外，他们得到了支持，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因而，徐树铮丢下祖宗灵牌，便日夜和各地要员们接谈，或茶或烟，或赌或酒。最后，他们和一些省的军、政头目达成协议：共同反对袁世凯称帝，响应云南，伺机开展护国运动。
之后，徐树铮回到上海，段祺瑞也去了北京，依然过他们的“隐士”生活去了。北京中南海里的袁世凯，称帝之心日坚一日，眼看着大典将举，徐树铮也感到事情严重了。他对袁世凯毕竟是“随侍有年，受恩际厚”，他不愿“避斧钺之诛，缄忠谏之口，违忠勇之义”，还是以军队僚属身份再次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忠谏”信。可是，袁世凯登极大事在即，又记恨前信，信封都没拆，只用墨圈去信封上的名字，便派人还给他。至此，徐树铮才算真的下了反袁决心。
袁世凯的登极大典，是在中南海居仁堂大厅里举行的。
中南海里的居仁堂，历来并不是一个庄严的地方，有人说它不伦不类。昔日，曾做过妃嫔们的宴舞厅，也做过客厅。最光彩的，当然该算今天，袁皇帝要在这里举行登极盛典。居仁堂大厅中，上首摆放着龙案龙座，龙座设在龙案前，两旁却无仪仗，只有袁皇帝平日贴身的几个卫兵立在座后。那些想在袁皇帝御前争宠的文武官员们来得很早，很齐。这些人，有的朝服纱帽，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戎装整齐，有的西装革履，还有的便服简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简直像拥进大雄宝殿中的一群善男信女！谁能相信，就是这些人，正在这里举行一个“旷世盛典”！此时，大厅角落里，几个小人物在叽叽喳喳：“这就算改朝换代了吗？”“怎么不算呢？算。有龙案龙座呢。”“为什么不见黄陂？也不见合肥？”“冯华甫也不见。”“难道这些人不赞成项城当皇帝？”“天知道。”“这么说，有‘好戏’看了……”
九时过去了，袁世凯才来到大厅。
袁皇帝一出现，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惊讶了。
袁世凯没有按照历代皇帝登极时穿戴龙袍、皇冠的惯例，而是穿着大元帅服，而且光着脑袋。人们犯了猜疑。袁世凯的元帅帽子，顶部饰有叠羽，很威风，可是他从来不戴。有人对比一下，觉得这顶元帅帽，无论如何要比大清皇帝当年赐给他的花翎顶子要高贵得多。他为什么不戴呢？据他的近卫透露，这顶元帅帽子颜色不正，绿色颇重，所以他不戴。
袁世凯在大厅站稳，目光呆滞，没有表情，木雕般地立在那里。
担任大典司礼官的是段芝贵。他朝大厅中间走去。笔直站立，目光扫视一下散乱的人群，便大声宣道：“皇上有令，大礼从简。只需三鞠躬，一切从免！”
不知是人心慌乱，还是这位司礼官的“宣诏”含糊不清，大厅里顷刻大乱起来：有的人行三跪九叩礼，有的人撅起屁股深深鞠躬，还有的人在胸前合十。穿西装的撞着穿朝服人的头，穿马褂的踩着穿便服人的脚，穿朝服的尚未扯起袍衿，穿西装的已经碰落了他的纱帽，穿朝服的顾不得尊严，竟“哎哟—”地叫骂起来。尽管场面有些混乱，但袁世凯还是醉了。他站在龙案前，笑得半闭着眼睛，左手扶着龙座的扶手，右手扬起，掌心向上，不断地对行礼人点头，还不时向年长者故作搀扶姿态。
大概是袁世凯虽然有了做皇帝的决心和准备，但缺乏做皇帝的实践，一旦登上这个宝座，反而不自然起来—他，一副五短的身材，虽然上下身不怎么协调，由于行伍生活年久，昔日或立或坐，总是挺直着腰，目光平视。而今，他在龙案前，在龙座上，显得十分拘谨。有人说：“颇像早年溥仪被抱上龙座，神情都紧张了。”谁都知道，袁世凯有一件离不开身的东西，那就是握在手中的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手杖他并非用它来支撑身体，而是用它来防身的。无论是昼还是夜，别人只要听到“梆梆梆……”敲地的声音，就知道是他。他靠它敲地行走，他坐下时便把它竖在身旁。现在，手杖也不见了—不知做了皇帝不许带手杖，还是手杖会影响皇帝的尊严？
拘谨了半天，袁世凯突然感到不对劲儿。他用目光扫视一下面前浮动着的各式面孔，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什么呢？他迟疑一下，有些儿恼怒了：“为什么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呼‘万岁’？”
当初，他从革命党手里夺得大总统的时候，有个“庄严”的宣誓。他向议长宣誓时，也是在中南海。袁世凯记得清清楚楚：他，着将军装，笔挺站立，朗朗有声地念着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
誓词念了，文武官员们对他高呼“万岁”！他想：“那时候，你们都呼‘万岁’，今天为啥又不喊了？改帝制，‘赞成君主立宪’，也是国民选出的1993位代表全体通过的，今天为什么反而不认账了？”袁世凯想发怒，想大骂这些文武大臣。不过，他没有骂出口，他不能骂。那1993位国民代表是怎样赞成他由大总统到大皇帝的，他心里最清楚—因为从他的库房里每人“惠赠”了五百大洋。他怕有人当场说出真相。
他暗自恼怒半天，又有些自责：“人家高呼‘万岁’要待你宣誓—不，宣诏之后呀！你还不曾说出个子丑寅卯，仅仅由司礼官宣布个仪式，人家怎么欢呼呢？”袁世凯急忙从元帅服的衣袋里摸出阮忠枢为他写好的由“诏示全国”改为“通令全国”的诏书，挺挺胸，清清嗓门，然后高声宣读起来：君主立宪，乃国民一致所求……
会场寂静倒是十分寂静，但是，很少有人聆听。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点首，或冷笑，或惊讶，或沉默。人们都明白，云南首起的“护国运动”，已经波及全国，袁世凯是在举国声讨之中往宝座上爬的。即使爬上去了，又能待多久？人们要为皇帝想，更要为自己想。
袁世凯没有去观察人们的脸膛和情绪，他想赶快把“诏书”念完。纵有千百种大事，也要待以后再说。
袁世凯念“诏书”的声调一直不怎么洪亮。站在角落里的“诏书”起草人阮忠枢也觉得“少气无力”，连字句也连贯不起，吐字也不清晰。“诏书”念完了，他把双手垂下，胸又挺起，用比较浓重的河南话宣布：承受帝位，改元洪宪！
他站立着，等着大厅里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呼声。但最后，他还是失望地瘫坐在龙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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