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格雷德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美联储(贸易对抗环境下，一本书把操纵世界经济的美联储彻底说清楚。奥巴马、周小川《经济学原理》作者曼昆、许小年推荐；高盛公司内部必读书、华尔街从业人员人手一册)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联储/（美）格雷德著：耿丹译.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2（2020.1重印）
ISBN 978-7-5057-3175-2
Ⅰ. ①美… Ⅱ. ①格… ②耿… Ⅲ. ①中央银行-研究-美国 Ⅳ. ①F83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759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9010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1987 BY WILLIAM GREIDE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S.
书名 美联储
著者 〔美〕威廉·格雷德
译者 耿 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毫米 16开
46.5印张 700千字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月第8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75-2
定价 1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78009
谨以此书献给琳达·弗里·格雷德感谢她给予本书的智慧和社会观察力第一部分资本代言人：揭开世界央行的神秘面纱
美国体系更多依靠的是交易，而非选举。于是其提供另外一个不受普通选举约束的政府机构，即一个可以应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的机构，一个可以缓解“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本质对立的机构。它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却又小心翼翼地置于选举程序之外，同时又与纯粹的政治权力完全绝缘。实际上，它经得住带有散漫激情的民众意愿的冲击，甚至可以在全局上规范美国社会。这个与美国选举制度并存的另一个美国管理机构既能分享国会和总统的权力，也能保持与他们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还可以对之构成反对和阻碍。第1章华尔街打了总统一个巴掌
美国体系让美国公民懂得了政权的更替要伴随选举的发生，选举是他们有秩序地作出即将由谁来管理国家的选择的正式仪式。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政权的更替也可能会以一种更加微妙的非选举形式来实现。即使是美国总统似乎也无法控制这种可能性的发生，直到最后为时已晚：他或许依然可以坐镇总统办公室，依然被总统权威的气氛包围着，却从此再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政府。
美国体系更多依靠的是交易，而非选举。于是其提供另外一个不受普通选举约束的政府机构，即一个可以应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的机构，一个可以缓解“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本质对立的机构。它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却又小心翼翼地置于选举程序之外，同时又与纯粹的政治权力完全绝缘。实际上，它经得住带有散漫激情的民众意愿的冲击，甚至可以在全局上规范美国社会。这个与美国选举制度并存的另一个美国管理机构既能分享国会和总统的权力，也能保持与他们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还可以对之构成反对和阻碍。
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机构的行为是机械呆板的，是非政治性的，是不受那些“你死我活”的经济团体的利己主义压力所影响的，其在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多半会被那些一直存在的政治讨论所忽视。它的各种决议、内部争执及其所产生的大规模影响都会隐匿在可见的国家政治事务之下，总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雾里看花。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它的所有活动细节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是过于深奥和难以理解的。(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代议制民主核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畸形人”，是与自治民权神话并存的尴尬矛盾体。可美国体系却接受这个矛盾，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共同体也默认它的权力，私有经济会顺从它的指导，民间资本会依赖它的保护。美联储的历任主席们可以决定有关政治经济事务中最最关键的问题，包括谁会繁荣、谁将衰落，可他们的角色却依然隐晦和神秘。美联储是安全的，不仅因其自身的官方机密性，还因其可以微妙地消失在美国公众的眼前。
1979年仲夏，时任美国总统正在美国体系中深陷“你死我活”的境地，现实正小心翼翼地强迫他屈服。进入第三年任期的吉米·卡特被民众的不满和正在下滑的影响力所吞没。起初卡特只是用柔和的佐治亚口音表达要建立一个诚信、努力、正直、开放的美国政府就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而此时这些民心全都被淹没在了民众对政府幻想破灭的情绪之中。尽管曾硕果累累，但卡特的总统职权已经陷入要着力解决民众迷惑和矛盾心理的境地。一系列事件的失败处理已经有损(2)他的形象，从无效立法到伊朗内部革命军暴力事件。在1980年的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中，当民众被问及希望由谁代表民主党成为总统提名候选人时，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竟然以66∶30超过了时任总统卡特。
7月初，吉米·卡特开始着手恢复自己的民众支持率。这场政治危机已经持续数月，但如今却因总统自己的行为而变得富有戏剧性。他先按照计划向民众宣布将处理能源问题，接着又突然宣布取消，并神秘地将能源计划在白宫日常事务中消除。他召集心腹顾问前往总统度假胜地马里兰的戴维营，并在那里度过整整10天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位总统开展了一系列最开诚布公的讨论，商讨总统职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确切地说，是美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颇具影响力的拜访者先后被叫到总统的暂时府邸，目的就是向总统提供建议。这些人是可以代表各阶层民意的领袖人物，他们来自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及其他阶层，其申诉内容也涉及整个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卡特总统有条不紊地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写满了笔记本。每天新闻媒体都在极力揣摩和推测这位总统到底打算要做些什么。
7月14日，星期六，闭关结束，吉米·卡特返回白宫。第二天晚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聚集在自家电视机前等待这位总统闭关之后的全国演讲。这是美国民众时隔两年半之后再次重温卡特总统那熟悉、独特的演讲风格，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听上去就像是一名新教牧师在布道，灿烂的笑容偶尔会极不协调地打断严肃刻板的陈述。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演讲，语调上更为阴沉忧郁，内容上更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这位总统首先举行令人震撼的表白和忏悔仪式，透露自己在戴维营一系列会议上所遭受的针对其个人的批判细节，“总统先生，”一位南方州长曾经这样对他说，“您不是在领导这个国家，您只是在管理这个政府。”其他言论也同样带有极大不满：“您已经不再充分关注美国人民”，“不要对我们说有关这个政府的政治纲领和机制，我们只想知道有关公众利益的事”，“内阁中的有些成员看上去并不忠诚。您的纪律已经不足以规范他们”，“总统先生，我们正处于不幸之中。请您看看美国人民流下的鲜血、汗水和眼泪”。
一位宗教领袖曾经告诉他：“世俗世界里没有任何缺陷可以影响某些重要事情的存在，例如上帝对全人类的爱。”卡特说他尤其喜欢来自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镇长的评价，这位黑人妇女曾说：“所谓大亨并不只是那些重要的人物。记住，首先要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挖出一个华尔街，您才能在华尔街上卖东西。”这位总统坦承了自己作为政治领袖存在的缺陷：“我曾经努力工作，并致力于让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变成法律。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努力利弊并存。”
然而，当下这场危机全然不是立法问题，卡特认为，美国人面临的是一场灵魂危机，一场考验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按照常规来看，这种威胁几近无形，”这位总统警告民众，“这是一场信任危机。它拷问着美国民众的意愿、灵魂和精神核心。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正让我们越来越质疑自身生活的意义，我们正在丧失自己对祖国的同一感和目标感。”
精神上的痛苦是抽象的，但美国政治不满的源泉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人们在加油站里排队等待购买每加仑1.25美元汽油的愤怒，是超市货架上各种商品价格的持续飞涨，是每周物价的浮动和居高不下。1979年春，伊朗革命军暴动，导致伊朗原油生产停滞，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趁机利用原油量减少这一契机抬高世界范围内汽油价格，致使当时油价较1973年至1974年贸易禁运期间上涨近4倍，比上年至同年初上涨1倍。而这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二次“石油冲击”的大事件则自动抬高了美国几乎所有超市每件商品的价格。
此外，糟糕的时机也给这场新近发生的油价危机雪上加霜，当时美国通胀率已经开始非正常走高。1979年第一季度，CPI（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已上涨11%。一年内，1美元仅能买到原本价值89美分的商品；一辆6000美元的汽车价格很快飙升至6600美元。工薪阶层需要将原有薪水提高10%才得以应付飞涨的物价。1979年第二季度，即4月至6月，随着欧佩克操控油价的上涨，美国通胀率更加恶化，涨幅达到14%。初夏，美国某些地区再次出现司机在加油站排队购油的现象，吉米·卡特的政治威信也下滑至危险的最低点。7月，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选民认可其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
卡特和他的政府顾问希望能够凭借这次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加上之后一系列迅速果敢的挽救行动让局势出现转机。他的演讲用词可谓大胆；如果换做别的政治领导人，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或许会将这场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人，轻易地将矛盾转嫁给那些公认的“恶棍”，例如欧佩克当中的某些成员国，或是那些跨国石油公司，从而成功地转移美国民众的怨愤。但这种“分化政治”和“我们VS他们”的政治技巧并不是卡特的风格。相反，他请求美国民众检讨的是自己，就像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一样。这次演讲内容中包含六项雄心勃勃的能源计划，旨在克服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但令大多数美国民众记忆犹新的仍是其对美国物质主义评价的核心理念：
在一个崇尚努力工作、家庭稳固、亲密社区和上帝信仰的国家，我们当中太多人如今越来越崇拜自我放纵和过度消费。人们对身份的认知已经不再依靠行为，而是对财产的拥有。但我们却发现，拥有和消费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向往，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并不能填满我们因缺乏信心和生活目标而产生的空虚感。
这位总统号召全美国人民培养牺牲奉献的精神，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重建。他让听众配合他进行自我否定，摒弃民众对物质享乐的过度追求。卡特的演讲甚至没有提及美联储及其对美国货币的管理，表示只有华盛顿对利率和信贷扩张的控制才能最终影响物价和私人经济行为的步调。这种严厉信息的表达出自一位占绝对议席且前程似锦的执政党——民主党总统之口听起来尤其令人觉得奇怪，媒体迅速不无讥讽地将其称作是一次“委靡演讲”，虽然卡特本人从未用到过这个词。
然而卡特阴沉忧郁的布道却首先得到了民众温和的认可。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这是卡特在总统任期内最为成功的一次演讲。当时的美国人的确致力于追求个人生活的富裕，但他们仍能静心聆听有关精神世界的布道。从建国伊始，美国人就深受清教布道者冗长悲叹的影响，他们不断警告美国人道德缺失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号召美国人重拾旧的价值观。于是此时此刻吉米·卡特对全美国人民的“诊断”迅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次演讲之后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表示赞同这位总统发出的有关精神危机的警告。卡特的个人威信得到戏剧性提升。调查发现这位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一夜之间提高了10%，而这种惊天逆转仅仅凭借一次演讲就得以实现。至少40%的电视观众表示是卡特的演讲给了他们对其领导能力的更大信心。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尽管白宫的政府顾问们明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华盛顿的一位民主党顾问乐观地评价这次总统演讲是激动人心的，其呼吁美国民众重拾道德的言论“让他大大扭转了落后局1面”。
可美国公众并不能真正实现总统的期望，纽约锡达赫斯特的一位珠宝制造商对此颇有心得。这位名叫尤金·萨斯曼（Eugene Sussman）的珠宝商通过观察发现，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重新培养一种新的消费模式不太可能，但大多数人仍表示总统充满温情的警告的确会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为了应对价格不断飞涨的黄金、钻石和工资成本，萨斯曼一直在提高珠宝奢侈品的价格。每次提价，他都会担心商品是否会卖不出去；可每次销售额都是在增长。他将这些胸针、戒指的价格定得越高，购买的人就越多。“我说的是那些普通的工薪阶层女孩，”萨斯曼的语气有些惊讶，“我在街上看到她们佩戴着我的珠宝，可她们每周只赚250美元到300美元，却把全部的钱都用来买这些首饰。她们必须拥有这些，就像食物。”“和去年相比，我要多花120%的成本去购买钻石原料，劳动力成本也从35%提高到了40%。我的产品一次又一次提价，四年前售价170美元的戒指今年会卖到350美元到400美元。而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成品通常都会销售一空。”
这些购买萨斯曼昂贵珠宝的“工薪阶层女孩”正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在这个持续通胀的年代里，“先买东西、后付钱”的思想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智慧——在日益贬值的美元面前，人们会在涨价前预先购买，甚至不惜现在借钱、日后还债。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停留太久去仔细品味卡特总统发出的有关精神空虚的警告，因为他们太忙：忙着购物、忙着尽早购物。
在位于洛杉矶郊区的太阳谷，一位名叫罗兰·墨菲（Roland Murphy）的美国机械师和妻子借贷1万美元重新改装厨房，另外他们还要偿还一年前用于购买小型道奇白羊轿车的贷款；当草价开始飙升后，墨菲又卖掉了他们的马。在芝加哥，一位名叫戴罗莎·罗杰斯（Derotha Rogers）的英语教师和她担任水管维修工的丈夫贝弗购买了一辆价值1.9万美元的凯迪拉克——尽管当时贝弗已经暂时失业。在小镇的另一端，一位名叫史蒂芬·C·米切尔（Stephen C. Mitchell）的工程师主管和他的妻子由于通货膨胀，暂时推迟了装修别墅的计划，但因为购买了一幅价值2000美元的油画，他们不得不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装修了家里的走廊。在休斯敦，一位名叫杰克·韦斯特（Jack West）的年轻计算机程序分析师和他的妻子罗丝安用信用卡支付了他们和女儿在迪斯尼乐园度假的1500美元。
韦斯特太太解释道：“父母那一代是将全部都给了孩子，从没为自己留下什么。但我认为我们这些在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孩子并不想像他们那样生活。我们也想得到一些能够带来乐趣的东西。”罗兰·墨菲认为自己2.5万美元的年薪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购物欲望：“我的信贷要比现金多。我能买到的东西永远都大大超出我所拥有的现金购买(3)能力范围。当我想到西尔斯说我可以用贷款购物时，我就觉得可怕，我们可以用车拉走那里价值7000美元的商品。”
美国消费者已经与持续的通货膨胀共同“生活”了10年以上，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崭新的真理——这个如今被富人、穷人和中产阶级普遍认同的真理。物价的持续上涨被看做是美国生活中恒久不变的“固定装置”，是每一笔交易中必须被考虑的因素。多年来，坐镇华盛顿的许多政治领导人都曾许诺抑制通货膨胀，而美国民众却变得越来越不相信这种许诺。每届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打击都会以失败告终，每次物价都会重新不紧不慢地增长，每次通胀率最终都会达到一个更加“灿烂”的高峰。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公民已经懂得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实战中吸取教训。他们不仅认为尽早购物是明智的，并且坚信应该为现在购物提前借钱。即使银行利率较高，他们认为用明天发生通货膨胀的钱来偿还今天用于购买汽车、电视和房屋的贷款是正确的做法。只要工资能够持续随物价上涨而上升，那么工资就永远比借贷有优势。在美国人看来，如果通胀持续存在，债务人就会受益，而储户就会受损。盖洛普经济调查公司研究主管杰伊·施米德斯坎普（Jay Schmiedeskamp）认为，这种新的行为模式可以在对消费者态度的一系列调查之中有所反映。“刹车已经失灵，”他说道，“通货膨胀并没有减缓人们过度消费的步伐，这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性转变。通胀曾经是一个刹车装置，只要它一发挥作用，人们就会停止消费。可如今这不会再发生。”
一脉相承的“谨慎消费”理念，即祖辈们“今日存钱、明日无债”的旧式警告，已经被完全颠覆，聪明的年轻消费者如今恰恰与其背道而驰。这种理念的影响力并不是失去理性或违反公益，祖辈们其实并不理解，正是“贷款”和“购物”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通货膨胀在动摇市场上某些经济假设的同时，也造成了政治舞台的不稳定。作为消费者，美国人要被迫更多地关注当下和短期决定，而非为长远未来做打算。尽管卡特执政期间美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但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为物价上涨感到焦虑，超市购物变成了每天例行的生活琐事，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在跑步机上越跑越快的紧迫感。
作为选民，美国人表达的是同样的不安感。他们每天的生活或许富裕丰足，但却发现自己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也越来越不相信对那些遥远的政治许诺。尽管美国人一直在不停地借钱、购物，可他们却感觉这样的美好时光一定会马上结束。盖洛普调查发现，62%的美国人认为1979年的某一时刻很可能会发生经济衰退，从而为自己在当下的盛世里继续疯狂消费找到更多的理由。和经济影响一样，通货膨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迫使美国民众在自己的视角中鼠目寸光，而一位敦促全国人民应为长远目标奉献自己的总统正着手挽回这些迷失方向的听众，让他们放弃“明天不可依赖、一切都只图眼前痛快”的错误2观念。
星期一，就在卡特演讲大受美国民众追捧的时候，纽约的美国金融市场也用自己的方式对卡特的演讲作出了反应。不过这次是负面的。各银行的短期信贷利率迅速从10.25%上升至10.75%——用市场术语来说，这是仅发生在一天之内的50个基本点的锋利摆动，直到后来美联储采取行动向银行体系注入更多货币才使得利率得以下降；另外美国政府发行的3个月期国债利率和短期信贷利率也出现大幅度上扬。这些贷款利率的微小变化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投资人来说却足以引起地震，0.1%的市场利率变化将会演变成其他交易行为中数百亿美元的倍增。
华尔街的反应是美国政治陷入麻烦的信号，其表达了华尔街对美国未来的焦虑和敏感，表达了对卡特政府是否有能力重新遏制通货膨胀的怀疑。华尔街的每日起伏通常可以被解读为暗潮汹涌的政治变化，以场外交易为特点的各种经济数据就是对美国政府事务的注解和点评。就在卡特发表演讲的第二天，市场的经济专家们宣称：利率的突然上涨恰恰反映了“投资人对卡特总统能源计划的信心不足”。
当然，用政治来解读金融市场运行结果极具主观性。没有人能准确预测经济因素和政治焦虑会产生怎样的联合影响力去导致债权人和债务人在某一天哄抬利率。任何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有权发表自己对市场行为意义的见解，这些专家彼此通常会产生意见分歧。不过尽管如此，时间能够证明从华尔街搜集而来的各种舆论看法仍然可以真实反映出华盛顿政府的概况，并且不容忽视。金融市场上的悲观预期（包括对国内和国外）可能会自我实现；由华尔街而起的政治反应最终会或对或错地影响到实际经济中的物价、房屋抵押贷款和工业扩张速度，简而言之，这会影响到每位总统所力求实现的经济繁荣。
按理说市场会想从总统那里得到安慰和一个许诺，许诺会采取果断行动抑制通胀压力。就在卡特发表演讲的前两周，各种金融数据导致人心惶惶，就像是对白宫发出的强力警告。在外汇兑换市场上以庞大数量进行买卖的美元一直在发生贬值——几乎每天都在贬值。这意味着以银行、跨国公司、富足投资人，甚至可能是其他国家政府为代表的货币交易员希望美元在未来几周和几月内继续贬值，这样一来他们手中持有的其他货币就会更加安全，例如德国马克、日元、法郎、英镑。这大致就是在说，美元价值的稳步下滑相当于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一种只要卡特不立即采取有力行动、美国物价上涨就会更加严重的预测。“委靡演讲”之后，美元随即发生进一步贬值。
星期二，吉米·卡特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决心。他迅速解散全部内阁，辞退白宫原有工作人员，对每位高层任命者进行仔细筛选和审核，这位总统要“迅速”做出决定到底谁去谁留。这样的行动意味着卡特总统任期内将呈现一个崭新的开始，他要用大地震来证明自己才是白宫的“掌门人”。
而金融市场却作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越发慌乱，无论是国内金融市场还是海外金融市场。星期三，美元价值再次下滑，金价在欧洲市场达到历史高峰，已上升至每盎司300美元，而10年前牢牢掌控在美国政府手中的官方美元兑金价则是每盎司35美元。这种兑换价的急剧飙升是美国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黄金是古老的财富象征，与寓言中远古时代的国王息息相关；而现代美国社会中除了金饰已经很少有人想要将其据为己有，但这种珍贵金属每天都会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交易，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在某些富足投资人看来是可以规避美国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安全港湾”，纸质美元或许会持续贬值，但黄金却能永久保值。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人选择安全的黄金，自然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卖家哄抬金价，因而也就越发印证黄金会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越来越有价值的预测。
白宫国内政策人员主管、卡特总统的私人经济政策顾问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认为，金融市场对总统的改组行动产生了误会。“总统毫无预警地解散内阁令金融市场变得过于神经过敏，”埃森斯塔特说道，“利率已经很高，金融市场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正在考虑的是政府债券已经没落的欧洲模式。”
尽管如此，白宫对华尔街的反应仍然忧心忡忡。一直对金融市场信心满满的美国财政部长W.迈克尔·布鲁门塔尔（W. Michael Blumenthal）也不得不承认，正是政府内部的紧张空气“成就”了美元的贬值。这位部长是卡特内阁中强烈支持华尔街的官员之一，但如今就连他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能继续留在白宫。
星期四，卡特总统宣布内阁大换血。除了布鲁门塔尔，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no）也必须离开白宫。第二天，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交通部长布罗克·亚当（Brock Adams）也相继被开除。每次人员变动都有其特殊理由，有些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原因。这些人事任免激起了美国国会的怨声载道，许多民主党领导人和委员会主席纷纷为各位遭到解雇的内阁官员辩护，同时表达了对卡特行为的新一轮质疑。这场迅速且惊天动地的大换血令新闻界的许多政治评论员更加确信，总统的行为只能更加恶化他所面临的3困境。
然而无论是评论员还是白宫工作人员，谁都没有将焦点放在其中最具意义的一次人事变动上，即华尔街最关心的变动。卡特辞退了时任美联储主席G.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当时距离这位主席在1978年初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继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之后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间仅仅17个月。如今，白宫宣布米勒即将离开美联储，接替布鲁门塔尔出任美国财政部长。那么谁来接管美联储呢？白宫也没有给出答案。
米勒曾是一名企业主管，并不是银行家，也不是经济学家，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曾在美国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工作，其表现备受华(4)尔街内行的诟病。他曾是德事隆集团的CEO，委婉保守的民主党人，1976年支持吉米·卡特成为美国总统，深受卡特及其经济幕僚的青睐。在他们看来，米勒是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是一个可以与总统的经济目标密切合作的美联储主席，尽管严格说来，美联储独立于美国行政部门，不受总统办公室下达的任何法律文件的约束。华尔街的分析学家们曾抱怨米勒对政府过于配合，自身又胆小如鼠，从而导致高利率的出现，且没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的发生。
米勒的忠诚正是白宫为何会选择由他来取代布鲁门塔尔的原因之一，后者已经遭到白宫内部人士普遍的不信任。但选择由米勒继任财政部长还是偶然性多于计划性，也没有更多的暗示意义，只是总统无暇过多考虑之下的产物。埃森斯塔特解释了导致这个结果发生的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
总统先是“接受”了布鲁门塔尔的辞职。要想解决通货膨胀，布鲁门塔尔是众所周知的“障碍物”，因此其存在只会增添骚乱和不安。那么现在我们没有了财政部长，于是总统开始打电话：通用电气(5)（General Electric）的雷吉·琼斯（Reg Jones）、杜邦（Du Pont）的厄维·夏皮罗（Irv Shapiro）、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的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可所有人都婉言谢绝了总统的好意。
事情陷入了僵局。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让比尔·米勒担任财政部长。比尔欣然接受。接下来就是美联储主席一职出现空缺，这更加让美国的金融市场陷入“神经”紧张。
金融市场每天出炉的各种经济数据越来越糟糕。本周伊始，总统先生以一个熠熠发光的公众强烈认可的形象出场，并向美国民众展示了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力量回归。到了星期五，卡特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问题，那就是为美联储寻找新主席，一个能够平息美国金融市场骚动的人物。
其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不知名银行家弗雷德里克·H·舒尔茨（Frederick H.Schultz）发现自己犹如坠入云里雾里。7月18日星期三，美国参议院刚刚结束一场恼人的“战斗”，最终结果确定任命舒尔茨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从此他将成为美国货币管理的美联储七位委员中的一位。第二天，随着威廉·米勒的辞职，舒尔茨顺理成章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位并不为美国金融市场所熟悉的新人更是平添了华尔街的紧张气氛。
弗雷德里克·舒尔茨，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投资银行家，身材修长，脸上堆满皱纹，拥有典型的南方人性格，谦逊和蔼，个性率直，说起话来不太像是一位银行家，反倒像是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事实上，舒尔茨出身富贵，骨子里带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后来单身匹马放弃家族产业，创立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作为一名敢于冒险的资本家，他硕果累累，其中包括将最初投资25万美元的佛罗里达电线电缆（Florida Wire & Cable）最终以2000万美元售出。作为一名银行家，他则掌舵美国巴涅特银行（Barnett Banks）驻佛罗里达最大的一家支行的所有投资项目。
当卡特总统任命由他来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时，白宫的工作人员曾对舒尔茨说他是吉米·卡特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中最富有的一个。为规避所有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舒尔茨不得不出售自己持有的银行股份、政府国债及其他金融资产，因为这些都将深受美联储各项决策的(6)直接影响；而其余资产则需要接受保密委托。尽管舒尔茨阅历丰富，但仍有某些国会评论家认为他不太可能胜任这份新的工作。
真正困扰这些评论家的并不是舒尔茨的个人财富，甚至也不是他的银行家身份，而是他同时也是一名政客的经历。舒尔茨曾在佛罗里达立法机构供职8年，最后2年还曾担任众议院议长，并曾参与竞选美国参议员但以失败告终。之后，舒尔茨就任佛罗里达民主党主席，1976年在吉米·卡特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实现成功集资。而作为管理美国财富机构的美联储则被看做是置于政治之上的，应绝缘于狭隘的党派利益之争，因此这次对舒尔茨的任命引来一片质疑之声。从表面上看，卡特启用的这位老朋友是从南方政客摇身一变成为美联储的二把手，这对于卡特参与1980年的连任竞选极其不利。“有些人一直在说‘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政客’。”舒尔茨友善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但他并未就自己的政治经历感到愧悔，相反他认为这种经历对于美联储来说是一笔财富。
尽管在佛罗里达银行界大名鼎鼎，但舒尔茨并不为华尔街所熟悉。制造紧张空气的谣言一时间在纽约和伦敦的金融区甚嚣尘上，传说舒尔茨此时将晋升为美联储主席。 对于华尔街上某些人来说，发生在华盛顿内阁的大换血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目的是给予卡特总统在政治上控制独立的美国中央银行的权利，以此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连任竞选中迅速积累资金。
弗雷德里克·舒尔茨向美国金融新闻界保证，这些谣言都是不实传闻。“这就像要求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第一天就下水就担任救生员一样，”舒尔茨说道，“当欧洲市场在星期一开市时，美元价值会直线下滑。”
卡特总统不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事情开始时都会带有些许的冒险性，”舒尔茨说道，“他们需要找到让骚动平息的办法。我不认为白宫对这种恶劣局势仍然认识不清。”
周末，白宫收到大量来自政治顾问和友好商界精英发来的信息回馈，这些人掌握着美国金融市场每日的最新动向。如果再无法尽快确定美联储新任主席的人选，卡特总统将面临绝境，而这个人必须是华尔街信任的人。“事情越来越明显，” 埃森斯塔特说道，“我们必须有效遏制住金融市场的紧张和焦虑。”
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彼此独立，各自在美国社会代表两种不同的权力来源。说起资本，金融财富的积聚是由私人企业推动并实现的；说起受到普遍欢迎的民主制，其本身则是所有选民的集体诉求，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企业主还是工人。当然，作为“资本”和“民主制”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二者是存在交集的，在许多问题上二者可以和谐存在。但作为两大权力的核心，则通常会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在二者都能行使专权的领域内，例如美国经济的管理。一位强势总统或许会忽视华尔街的需求，会一味遵循自己的议事日程，甚至还可能会占领优势地位。而一位弱势总统却不敢这样做。“华盛顿不懂什么是利率，华尔街也不理解华盛顿，” 埃森斯塔特认为，“二者之间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鸿沟，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活动，甚至连使用的语言也不一样。”
整个周末，卡特总统的白宫工作人员纷纷转移注意力，将焦点从华盛顿愤怒的政治家转移到着手解决金融之都——华尔街的抱怨和牢骚。
站在百老汇路，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向前蜿蜒穿过华尔街心脏的道路两旁飘扬着各大银行的旗帜，它们在这些优雅的古老建筑正面迎风飞扬，就像伦敦古老的市政厅旗帜一样。这个位于曼哈顿最南端的金融区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移民区之一，在华盛顿政府建立之前数十年就已呈现出商业繁荣的景象，这里至今仍然给人一种欧洲古城的感觉，街道狭窄，道路分布不均，到处挤满了古旧建筑。历史仍然可见，位于纳苏街和华尔街十字路口的联邦大厅（Federal Hall）是一座具有古希腊风格的大理石建筑，曾是纽约殖民市政府，1789年乔治·华盛顿在这里宣誓就职，他的全身青铜雕像就位于台阶下正中央，微微抬起的手臂正召唤着来到华尔街的游客们。街区西部的高层建筑比比皆是，这里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和一片墓地，勾起了人们对历史影像追寻的向往。不过华尔街也是当时美国人力量和雄心的表达，摩天大厦的玻璃窗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反射在古老的历史建筑上折射出刺眼的光，使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一面面充满威慑力的镜子，反映出美国人追求现代主义的抱负和决心。新旧建筑如此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会激起美国人的行动欲，这种兼收并蓄的建筑风格所带来的兴奋感被街道上忙忙碌碌的职员和经纪人所放大，到过华尔街的人都会感受到这里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普遍对华盛顿颇有微词。在他们心中，政治首府华盛顿“自大任性、自我放纵、脱离现实”。而这些整日浸泡在金融市场上的人们则认为自己与其恰恰相反。“华盛顿拥有政治权利，并且内心存在对控制欲的幻想，”奥布里·G·兰斯顿公司（Aubrey G. Lanston & Company）的证券经纪人兼经济学家大卫·琼斯（David Jones）这样抱怨道，“在华尔街，无论你个人多么伟大，在市场面前永远都是卑微的。如果你在市场上下错了注，就必须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无论你是谁，这是真理，永远都是真理。而在华盛顿，他们却认为自己可能拥有控制某些结果的权力。”
与美国政府的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同，美联储是唯一介于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角色，因此它不得不同时倾听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两个不同力量核心的声音，即华尔街的私人资本需求和华盛顿的民主野心表达。美联储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会改变两个领域内的利益，改变资本回收以及以美国政治前途为条件的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生命力。在这一点关系上，金融之都要比政府之都理解得更为透彻，因为美国政府内许多人并不能真正掌控美国体系下的华尔街运行机制，他们甚至也不能理解美联储。而在银行家和经纪人中间，美联储则被看做是另一个把握华尔街生命线的不确定因素，是足以令最大经济玩家遭遇市场尴尬的强势力量。
华尔街交易员的谦恭态度总是被完美隐藏。对外，他们说起话来自负傲慢，对自己手中的重大责任处理得轻率散漫。当金融市场发生逆转，这些人会在毫无明显逻辑的情况下错误地改变投资方向，他们彼此经常会开傲慢无礼的玩笑，说话速度很快，经常夹杂着行话隐语的缩略词，还有那些跳来跳去的陈词滥调。债券价格还没有出现上升或下降，他们就自己“跳水”或“高飞”；股票市场还没有急转直下，他们就“已经从床上跌了下来”。在资本损耗的季节，一个金融机构、一家公司或是一个投资人都可能会被“拖下水”。交易员的这种夸张行为还可以被反映在金融新闻界，大篇幅的金融报道已经将艰涩模糊的市场数据以及每日价格和利润走向变成了模仿体育新闻中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散文性表达；市场分析员的论调也被过度隐喻成让人轻松愉快、易于理解的字句。克雷恩公司（Crain & Company）的一位经济学家说道：“金融市场行情的下跌已经变得雾里看花。”德莱弗斯公司（Dreyfus Corporation）一位研究总监评论道：“这个市场正在遭4受恐惧之光的蹂躏。”
华尔街的油腔滑调是一张面具，这会隐藏华尔街每日的不安，即大卫·琼斯口中的“卑微”。交易员生动描述的各大公司和金融专家间的“竞争”远不如他们与市场本身之间的“竞争”来得激烈。最知名且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和经纪公司其实都是赌徒，他们整日衡量和判断市场的未来走向，然后将巨大的赌注压在自己所做的预测上。日复一日，在市场规律的指引下有些人投错了注，但尽管如此，他们的焦虑感还是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外行人会在这里看到庄严肃穆的摩天大厦并听到著名的金融术语，他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美国政治历史上传奇的“华尔街”和那些通过无情操控美国产品经济积聚肮脏财富的傲慢金融家的“华尔街”。20世纪末，这些强盗般的巨头大亨们所创造的传奇其实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力量，但政治家们仍会偶尔将“华尔街”当做是不负责任、极尽贪婪的符号。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等美国文化产业也持续配合，营造美国人民对银行家们的偏见以及对国家及古老的金融力量(7)的不信任感。美国平民主义者的怨恨也在美国的农业史中找到共鸣，尤其是19世纪的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是可以自力更生的农民，他们独立且个人式的思维遭遇挑战，在抵抗当时不断扩张的复杂的集团资本主义过程中最终走向失败。
例如，不朽的平民智慧认为，发明一种新型产品的企业家要比银行家品德高尚，因此他们会欣然受雇于企业家并成为其工厂里的工人和管理人，在那里生产出人们可以购买并使用到的真实产品。可银行家又生产了什么——除了被当做是钞票的纸张和偶尔出现的人间痛苦？对金融业的痛恨仍旧可以满足大多数美国人，当然前提是其无关于美国体系下的日常现实。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和生产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借贷，没有消费者，商业无用武之地，除非在最小的经营范围内或许可以实现，例如独自一人留守在自己店铺内的工匠，否则就没有银行家和借贷人，经纪公司也不会存在。“华尔街”传奇的延续体现在纽约至今仍然是美国金融权力的中心。尽管其他地区日渐成为新的银行业中心，但除了加利福尼亚，纽约仍具备绝对优势。在全美国金融中心区的地图上，华尔街仍然是全国最大规模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核心机构聚居地；美国50个州共有超过1.4万家银行，但大多数实力仍弱，其中只有大约150家银行储备金量超过了10亿美元。1979年，只有16家银行的储备金量在100亿美元以上，而这16家超大银行的储备金总量占据全美储备金量的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这样观察这张金融实力地形分布图：16家超大银行中有8家在纽约，5家在加利福尼亚，2家在芝加哥，1家在匹斯堡。如果将地图范围再粗略放大，或许还要算上位于波士顿的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即知名的波士顿银行（Bank of Boston，储备金量在87亿美元左右），另外还有得克萨斯境内的4家银行，其储备金量分别可达到40亿至60亿美元。1979年美国最大的银行是位于旧金山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储备金量860亿美元），但纽约的银行储备金在总量上之所以可以超过加利福尼亚还要得益于坐落于纽约的四大超级银行的贡献：花旗（Citibank，705亿美元）、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490亿美元）、美国汉基信托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380亿美元）和摩根保证信托5（Morgan Guaranty，300亿美元）。
另外，华尔街上的各大银行周围遍布着许多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那里是向客户销售股票、债券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那里为各大企业和政府积聚大笔的新资本。这些机构中很多都是业内真正拥有实力的企业，不公平地说，它们都隶属于纽约的超大型银行。例如在美国拥有庞大客户群体的全方位投资经纪公司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其掌握着价值700亿美元的金融市场，消费客户超百万。不过即使是规模最大的经纪公司也要依赖于各商业银行，因为后者为其提供信贷来源，并为其股票、债券及其他项目投资贷款组合提供资金。
相比美元价值更具威望和实力的金融贵族是指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投资银行，它们一般都隶属于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摩根-斯坦利信托、美林证券资本市场（Merrill Lynch Capital Markets）、第一波士顿银行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它们当中某些机构的办公室装修得十分豪华，尽显其财富信心和实力，暗黑色墙面嵌板、贵重的旧式古董、昂贵的艺术装饰品、银制茶具，这些都是招待客户的标准室内格局，在这里举行的也尽是重量级的商务合作谈判，访客通常来自地方和州政府，目的都是为自己的宏伟项目寻找资金。
不断累积的储户存款将转变成新生产设备的诞生，这种资金流动被称为资本形成，也是华尔街不容置疑的最重要职能。从根本上来说，资本形成决定了遥远的未来，决定了企业扩张的步伐和更多产品、就业机会和收入持续增长的创造。从这些投资银行的富有客户名单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投资人会将他们从下水道、高速路或医院那里借来的几十亿美元支付给新工厂或旧生产线的再加工。如果投资项目过于庞大，即使是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也要被迫与竞争对手合作，他们要将资本合拢，彼此共享风险和利润。1979年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是特别不顺的一年，所罗门兄弟将要以出售旗下债券和价值10亿美元新股票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免税债券的方式集资170亿美元寻求与他人的合作。与商业银行一样，投资银行也需要高度的资本凝聚力，1979年，美国前5大经纪公司为寻求合作成功操控65%的资本市场、金融债券和新股票，而前10名投资机构加起来则占据总市场的87%。6
不过金融是国际事务，所有超级银行和大型投资机构都是由跨国金融家操纵的。诸如石油、粮食和财富，这些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本，其可以跨越国界流动而不贬值，因此能从中寻找机会实现高回报、低风险。不过美国银行和投资公司受控于美国财政，它们本身不过是国际舞台上众多游戏玩家中的一部分，它们会发现自己原来并没有那么叱咤风云。在全球12大超级大型银行中，美国只占3个。1979年时，德国有6家、日本有5家、法国有4家、英国有2家分别跻身世界超级银行行列。在美国版图上名列第16的匹斯堡梅隆银行（Mellon Bank）仅在世界银行中排名第114，这样的实力根本“吓唬”不了那些来自7国际的竞争对手。
美国银行之所以融资力量较弱，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传统以及联邦法律禁止花旗或大通这样的巨头像外来银行那样操控全美资本。不过从总体上来讲，美国财政在实力上还是要胜于其他国家的。世界银行500强中接近五分之一来自美国，它们直接受控于美国本土的一系列金融机构，例如9大知名货币中心银行，而国际金融机构操纵着全球范围内资本，但要想实现全球资本融资，其必然要与美国财8政产生关联。
就其对所有美国人产生的影响相比，华尔街的金融专家队伍在数量上的确是少得可怜。《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出版人道·琼斯（Dow Jones）曾委托专门机构就美国“金融专家”数量进行普查，对象包括所有为公司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的经纪人、有价证券分析师、债券保险人、公司财务主管、自由货币管理人等，结果是只有40.583万人。不过这些精英数目发展很快，仅仅5年时间里就增长了25%。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全都在曼哈顿最南端的华尔街工作；但实际上，这些人全都是属于同一“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电话和传真会发往同一个市场，大家共同分享同样的日常金融交易。而正如那份调查结果显示的：这些人中93%都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9
无论身负何职，这些人每天都会狼吞虎咽地消化各种信息，任何一个消息或是线索都可能会让他们在每天的“赌博”和市场定位中占得先机。但与常规赌博不同的是，华尔街上的大多数输家并不是真正输掉了赌注，他们实际上只是输掉了机会——一种最大化回报某人投资财富或是最小化某人借贷成本的机会。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他们是否能先于他人进入或撤出市场，是进行股票、债券还是短期贷款交易。如果一家投资公司频频出现失误，那么它将可能失去大量客户或造成市场交易员的跳槽，但机会总是会有的。华尔街上永远都有竞争，游戏玩家们一直都在不断调整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地高瞻远瞩以确保先于他人看清未来走向。
尽管交易员饱受失误和焦虑的折磨，但金融市场在那些远离华尔街的学术经济学家眼中仍是体现高效和合理的典范。他们将华尔街描述为市场资源高效分配的鲜活实验室，它自动受一种所谓“价格拍卖”理论的支配，更通俗地说即是受“供求定理”的指导。如果丰收(8)的农民产出100蒲式耳小麦，而面包商却需要150蒲式耳的小麦做面包，那么此时就是供小于求，农民显然处于为自己稀缺产品漫天要价的优势；而面包商也要力求在业内联合哄抬面包价格，以收拢更多的资金购买小麦，避免“无米之炊”。如果农民产出的小麦数量多于面包商的真正需求，那么此时就是供大于求，杠杆就会发生翻转，农民此时要被迫降低价格以确保售出全部小麦。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价格降在最低点时正好售出全部小麦，那么市场就可以维持在平衡状态，买家和卖家都找到了与自己一一对应的对象，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结算”。
这种供求定律适用于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日常交易，只有商品本身才是永恒不变的财富。从本质上说，财产过剩的个人或机构乐于让他人暂时使用自己的财富，这种使用要以某种价格的拍卖来实现，并且通常还要有时间限制，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25年、30年。交易员的职责就是在这种供需之间“叫牌”喊价，以达到双方的平衡点，最后以“结算价”为最终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促成最后交易。每个市场参与人都不可能做到神通广大、完美无瑕，有时会因信息错误而造成失误，有些则是本身就判断错误。他们可能会在利率降低之前就已经借入——如果能再等等，这笔交易还会更便宜；或者会在不知道明天价格会上涨的情况下在今天就抛售了手中的股票。尽管如此，经济理论认为这种集体性的经济后果仍然算是理智的，是市场竞争理论最高效的萃取和蒸馏。对于交易员来说，或许他们会承认自己的工作本身具有条理性和理智性，但有些人仍然很反感经济学家们冰冷的评价。当没有人理解市场为何会走高或跳盘、当心理冲动和不可捉摸的政治恐惧影响描述供需关系的简单计算、当所有这些因素将交易中的“叫牌”喊价带向错误的方向时，留给交易员的就只有悲惨痛10苦的日子。
市场参与者，即拥有金融工具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或卖方和买方，其金融活动领域通常有三个：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所谓的货币市场。严格来说，股票市场与信贷无关，因为股票持有人购买的股票份额对于企业来说微乎其微。但一般来说，市场投资人通常会同时介入三大市场，他们会衡量每一个市场的潜在回报，然后将资金在三者之间转来转去，以作为指导自己投资方向的机会。从理论上来讲，股票市场(9)依靠的是企业利润的提升前景，只要处于经济周期中的下滑阶段，企业的销售和利润前景就会受到破坏，那么股票天生相对安全的乐观情绪就会受到威胁。
相比之下，债券市场却更加严峻和保守。首先投资人要盼望债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因为其通常会受到令股票市场兴奋不已的狂热信息的惊吓。债券市场的作用是发行企业和政府的长期债券、有息债券和票据，期限从2年至30年不等。这个市场中的投资人是将自己手中的钱借给了遥远的未来，因此他们更加在意未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例如，1965年时一位谨慎的投资人购买了某个企业的高值债券，当时他得到了对方稳定、安全的回报保证，年利息率达到4%到5%。可到了1979年，这样的承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就变得荒诞可笑，他的财富因通胀发生贬值的速度超过了增加的速度，这位失望的投资人只好卖掉这些债券，将资金转移到其他投资领域，但代价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售出债券。
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市场更加接近于信贷范畴，因其是货币的短期借入，投资人的贷款和还款行为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也可以是几周或几月，通常不会超过一年。与股票和债券市场不同，货币市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交易大多数可通过电话或传真完成，贷款工具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从银行之间剩余资金储备的口头交换(10)到企业发行的商业票据，再到银行将收到的10万元定期存单转借给另一方。货币市场利率极易受到供需关系微小变化的影响，却是规避通货膨胀的安全天堂，是一个当长期投资充满风险时的避风港。活跃在货币市场上的游戏玩家通常是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银行、经纪(11)公司、企业和政府，不过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诞生，货币市场的投资人群发生了些许改变。个人可以在美林证券的货币市场基金中放入几千美元，然后分享与市场利率紧密相关的资金回报。美林证券会聚集大量的这种小额存款，然后将其用于投资企业的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以及其他对于个人来说投资额过于庞大的短期投资项目。
普通民众对于金融事务兴趣不大，这或许造就了股票市场成为华尔街的主角，因为股票永远都是新闻媒体最为关注的对象，每天晚上电视新闻都会播出主要产业股票的道琼斯平均指数，鲜明的上下箭头就是可以反映华尔街金融消息的可见晴雨表。事实上，与信贷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只是个侏儒，1979年，美国公司股票年终市场价值总额为大约1.2万亿美元，而信贷市场价值总额却达到了4.2万亿美元，而对后者贡献最大的就是长期债券和企业有息债券抵押，甚至就连货币市场上的短期信贷也几乎可以达到与企业股票价值总额旗鼓相当的11地步。
从本质上讲，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是中间人——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中间人。大到华尔街上的超级商业银行和债券交易所，小到信用合作社和社区储蓄与贷款所，其本质功能都是从拥有过剩储蓄的储户和债权人手里收拢资金，将其借给需要使用这些资金的债务人。尽管银行和经纪公司本身也会把自己的资产用于利润回报，但其业务的核心仍然是管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资产流动、规范条款，然后取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润百分比，这种百分比可以表现为固定委托费或定期利率，他们赚取的就是基金借入成本与借出回报之间的差价。
因此，金融的本质就是一定时间跨度内的交换，即过去与未来的交易。将在过去的努力中积攒过剩的旧钱用于未来新项目的开发，承诺就是未来双方都会获利。因此表面看上去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华尔街其实非常简单，这里不过是一个过去和未来达成交易、交换彼此手中金钱的大会议室。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的金融拍卖并不能简单地决定谁会获益或谁会从新项目中赚取利润，它所能决定的不过是资本本身能否走向繁荣、是停滞不前还是走向衰退。
资金会在横跨三大金融市场的过程里实现持续流动，它们不断地从不同渠道进进出出，在不同的金融工具之间来来回回，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左右摇摆。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通过短期借贷聚集大批资金用于为自己的零售存货付款，然后又通过发行企业商业票据的形式还清这些贷款。加利福尼亚的储蓄贷款所里，工作人员在用出售给房屋购买人获得的房屋抵押款收拢资金并转而借给需要它的“新人”。事实上，在阿肯色州的一家小银行里，每天都会发生从地方储户手里借钱、然后再借给当地某些商家客户的金融业务。其他城市的大型银行因为拥有更多的过剩资金用于借贷，因此那里的贷款业务还会更多，同时银行也会发现更多需要借钱的人。在纽约，高校房产管理局会通过发行收益担保债券的形式收拢资金用于新宿舍的修建，而在等待向建筑公司支付建筑款项期间又会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暂时投资短期商业票据。诸如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这样的大企业也会在债券市场购买几十亿美元的长期债券用于厂房扩建，期间又会将短期过剩资金用于投资货币市场上的银行定期存单或商业票据。这种反复发生的过程在表面上还会不断翻新花样，经过成千上万次交易后，资金就会实现成倍增长。
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信贷关系中，其中一个客户永远都会首当其冲。华尔街金融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就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其手中掌握着近1万亿美元的债券，表现形式是政府有价证券，包括90天国库券、2年票据以及2009年到期的长期有息债券。从一方面看来，国库券是普通民众最安全的可用投资方式，毕竟如果有一天美国政府都已无力偿还贷款，那说明整个国家都已陷入极度动荡，届时任何一笔私人财产都是毫无保障的。但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有价证券对于投资者来说同样具有与其他长期债权相同的风险——因为美元会贬值。因此，美元债券的价格，无论其新旧，都会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保持高度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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