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鹿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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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子夜灯犹明：故居·故人·故事(合同名称 故居故人故梦)试读：
封面照片：林语堂与夫人廖翠凤 在法国戛纳（摄于 1950 年）
李鹿，本名李响，原《国家人文历史》主笔，现为高中历史教师。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为新闻学和历史学。多年关注中国近现代史，采访知名专家和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撰写历史普及文章。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时过子夜灯犹明：故居·故人·故事／李鹿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8ISBN 978-7-108-06158-4Ⅰ．①时… Ⅱ．①李… Ⅲ．①名人－故居－介绍－中国 Ⅳ．① K878.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7025号责任编辑 李 佳装帧设计 康 健责任校对 常高峰责任印制 徐 方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网 址 www.sdxjpc.com经 销 新华书店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版 次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字 数 146千字 图45幅印 数 0,001-8,000册（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深处凡人家——丹柿小院老舍故居
无论在北平还是北京，灯市口西街都是黄金地段核心街区，东边紧邻王府井，西边是紫禁城护城河。丰富胡同夹在灯市口西街正中，就像《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人们若不留心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就是大隐隐于市吧。
拐进胡同第一户，是老舍的家。一切喧嚣，穿过小院砖砌门楼便自觉收敛，连三月天的沙尘雾霾，遇到满园郁郁葱葱也稍显退散。参观者络绎不绝，脚步都放得很轻，仿佛怕打扰作家的思考、惊落枝头的露珠。
逢年过节，这里变得很热闹，老舍纪念馆工作人员按照北京传统装饰小院，组织民俗活动，游客们不像朝拜文豪故居，更像到一位平凡老者家中作客。这应当是老舍自己也会喜欢的纪念方式。当年，他在院中亲手培育了三百盆菊花，上至文人官员，下至送报送奶的工友，都曾被他邀来品茶赏菊。曹禺写道：“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一个隐士，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
1949年10月，刚刚接到文艺界友人发来的邀请信，老舍就匆匆自美国启程回国。刚做完坐骨神经手术，他是被人用担架抬上轮船的。漂泊半生，老舍为途经的许多城市写下文字，但加起来也比不上故乡皇城根儿。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月牙儿》，他“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北平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血里。费正清劝他再观望一阵，可是回北京，他等不了。
与许多归国名人一样，老舍被新政府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夫人和四个孩子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尚未返京。房间现代化国际范儿，但写作只能在梳妆台上对着镜子。
对老北京人来说，独门独院才有家的味道。“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1936年在青岛，他这样满怀憧憬地写道：“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少小离家老大回，揣着在美国积攒的稿费，老舍想买个自己的房。
新中国成立伊始，有产业的人纷纷抛售房屋，价格极低，但全北京没人买。解放区干部、归国文艺人士都听从政府分配，住进宿舍楼或合住大院，“买房置地”似乎不合时势。老舍问周恩来，能否自己出钱买房？周恩来说，你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没问题，你买吧。于是，老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特批”可以买房的作家。老舍与夫人胡絜青1952年在家中与菊花合影老舍最喜欢的“运动”：收拾盆花
他赶紧托好友卢松庵和张良辰看房。两人挑中了东城廼兹府丰盛胡同的小四合院。廼兹府大街即今天的灯市口西街，老舍对位置满意，信任朋友眼光，连看都没有看就定下了。房主开价一百匹布，老舍用五百美金稿费买来布匹换了房。
1950年3月，夫人胡絜青携儿子舒乙，女儿舒济、舒雨、舒立回京，简单修葺装修后，4月，一家人搬进新居。北京人爱在四合院种果树，图个吉利好看，老舍请人到西山移植来两棵柿子树。柿子圆润火红，是国画家青睐的题材。胡絜青年轻时就喜欢画画，回北京正式拜师齐白石。三间正房中的东房是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胡絜青为这间房取名双柿斋，整个新家叫作“丹柿小院”。前半生，老舍住过的地方不下几十处，从1950年到1966年，丹柿小院是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小院连房带院占地三百平方米，在四合院中算是规模很小的。郑振铎、高君箴夫妇去祝贺乔迁之喜，看到“狭长的房子有点像列车车厢”；客厅新粉的墙壁因为受潮花糊糊一片，老舍指着墙说，“这是多妙的一幅天然山水画呀”。《四世同堂》里写祁老人十分喜爱自家的小房：“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老舍常得意地说：“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当时，北京有两条丰盛胡同。另一条在西四南大街，因明初大将丰城侯李彬府邸在那里，得名丰城胡同，清代讹传为丰盛。而廼兹府原名奶子府，是明代皇子选乳母的地方，后来为了雅致改叫廼兹府，这里的丰盛胡同得名于天启皇帝的乳母奉圣夫人。西城丰盛胡同宽敞整齐，名气更大，寄给老舍的信件常常错投到那里。老舍去世后，东城的丰盛改了名字，叫作丰富胡同。今日老舍故居：五彩木影壁是老舍专门请人漆的，正中贴的福字为胡絜青手书。胡絜青在世时每年写一张福字，她去世前写的最后一张“福”，一直挂在这里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
在老舍眼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简朴的小院也在他的手里变得精致温馨，处处体现平凡人家的生活情趣。
正院一进门是一座木影壁，一般漆红底黑边，老舍请人漆成了草绿、深绿、黄、红、黑五彩影壁。时下初春，两棵柿树刚发新芽不见果实。以往每到秋冬季节，街坊四邻、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老舍夫妇亲自登门送上的“有机柿子”，这是老北京的传统：“送树熟儿”。臧克家记得，那些柿子有方的有尖的，活枝鲜叶，收到他舍不得吃，摆在宜兴泥茶盘上，当作艺术品鉴赏。
在伦敦、青岛住小洋楼的时候，老舍最怀念的就是北平“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在丹柿小院，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每一个到过老舍家的人，描述他家的样子，必从满园鲜花说起。1961年，法国汉学家贝热隆到老舍家做客。谈文学时他们通过翻译人员，有一种公事公办的色彩，谈到花时，老舍兴奋地直接用英语聊起来。十几年后，贝热隆半调侃地回忆道：“单凭这种对鲜花的爱好，在某个时期就可以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就像普通的北京老爷子一样，老舍颇为他的花得意，总想秀给别人看。昙花一现定叫朋友秉烛夜游；金秋时节，菊花开了，更是丹柿小院的盛事，必邀大批朋友轮番饮酒赏菊。老舍夫妇在院中养了多达三百盆菊花，品种近一百，恐怕植物园也不过如此。培植方法是老舍跟他哥哥舒子祥学来的。舒子祥拉过洋车、当过巡警，骆驼祥子的原型就是他。
老舍自言，他对花像好朋友似的关切。“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夏天暴雨，邻家的墙倒了，砸死一百多棵菊，“全家几天都没有笑容”。
正房中间是客厅，面积不大，但几把沙发、一张小圆茶几，也够三两知己舒适畅谈。当年贝热隆环视客厅，瓷器、扇子、挂画叉竿，老舍收集的各式手杖、镀金的球型时钟，无不让他感叹，“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这位作家把他的生活环境整理得有条不紊，以他写作的那种细腻来布置一切”。
老北京人，尤其是旗人，无论贫富，讲究个体面干净。家具陈设，老舍每天至少亲自擦拭一遍。红木的旧式多宝格和条案上，摆着他淘来的古玩和工艺品。老舍纪念馆副馆长王红英告诉我，老舍先生在“文革”刚开始就去世了，大规模抄家还未开始，这些藏品也就因此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可惜的是老舍精心收藏的一百多把名伶手绘扇面，都被抄走，后来被低价出售了。
老舍搞收藏，标准只有一个：他喜欢。至于是真是假，完整还是残破，值多少钱，他都不管。郑振铎是海内闻名的大收藏家，与老舍相熟多年不见外，进客厅四处看看瓶瓶罐罐，轻轻说了声：“全该扔。”老舍一笑：“我看着舒服。”
大圆桌上每日必摆插着鲜花的花瓶，和盛满时令水果的果盘。每天，老舍把水果一个个拿出来擦好，把果盘也擦干净，再把水果摆回去。二十出头时老舍单身在英国，几年没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和神经性肠炎，不能吃生冷食物，水果摆出来只为好看，闻着清香。
墙上的“天然山水画”早已被名家画作取代。老舍第一张藏画是1933年托许地山向齐白石求来的《雏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客厅西墙是老舍“私家美术展”，十天半月换一轮。
现在来到故居，可以看到墙上挂的是李可染的《耕牛图》，这是抗战期间，老舍在李可染的重庆画展上购得的。画作右首题字为老舍所拟，齐白石书写：“当时政治教人民置农器，未教人民读农器谱。可染以耕牛为农人之首，真善教人也。”一画荟萃三名家，是老舍纪念馆镇馆之宝。副馆长王红英告诉笔者，这是老舍去世前最后一幅亲手挂上的画。丹青寂寞，迎来许多观赏过客，却再没等到主人归来，将它摘下收起。他是很场面的人物
1950年6月，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更因为他人缘好。抗战期间，大后方文人就推举他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如林斤澜所说：“傅雷是个书呆子，老舍先生可不是。他是很场面的人物，有老北京那种外场的本事。什么曲艺、戏曲、书、画界都能交往，在文艺界也如此。”
所谓“外场的本事”，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对待朋友，老舍没有贵贱之分。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道，1954年秋天一个晚上，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刘世森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大夫，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老舍叫住他：“别走哇！这是咱们的市长，见见他好嘛！”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冬天，刘世森帮老舍把一盆二百多斤重的腊梅搬进屋里，老舍震惊于他的力气，坚持要给他下二斤面，刘世森说吃不了，老舍对保姆说：“不行！给他下二斤！”还嘱咐一定多放炖肉，浇肉汤。
作家黄秋耘有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渐渐发现，小院总有些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小孩，一见老舍就像《茶馆》里一样，照旗人的规矩打千儿作揖，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赶紧扶起，请进屋里倒茶递烟，临走再塞点钱给对方，说是给孩子买点心吃。老舍告诉黄秋耘，这些人有的给行商当过保镖，有的在天桥卖过艺，有的当过“臭脚巡”，都是他作品中的“模特儿”。“现在他们穷困潦倒，我还有俩钱儿，‘朋友有通财之义’嘛！别见笑，我这人是有点封建旧思想。”说罢哈哈大笑。《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每一篇传世之作，都是老舍交了真朋友才得来的。
老舍家的菜、酒、茶、花，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龙须沟》首演成功，老舍大宴演职人员。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自家院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做了一百多道菜。
擅写美食的汪曾祺念念不忘：“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那是胡絜青在老舍指导下千锤百炼的招牌菜。白菜只取心儿，用开水浇，不能下锅焯，焯了就会太烂影响口感；腌的时候码一层白菜，撒一层芥末料；用讲究的容器密封存放几天。不知试验了多少次，才达到老舍要求的标准。老舍很愿意让朋友们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汪曾祺吃到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别处没有，以后再没吃过。酒是“敞开供应”的，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多少喝多少。曹禺坦白，某次受邀来丹柿小院赏菊，他“几杯黄酒到了肚里，竟颓然醉倒在桌下，四座笑声朗朗，朋友们是那样欢悦”。
也有很多时候，老舍领客人到家附近下馆子。当初老舍看上丹柿小院这处房，一个重要原因是离王府井老字号和隆福寺小吃近。东来顺、萃华楼、仿膳饭庄，是老舍最常去的店，有次老舍宴请吴组缃，吴组缃颇感惊讶，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和老舍见面亲如家人。在萃华楼不用点菜，服务员看人数就能按老舍喜好安排合适的菜单，干炸丸子、糟熘鱼片、芙蓉鸡片、乌鱼蛋汤必点。仿膳饭庄至今在北海公园原址，大门口挂的仍是老舍题写的匾额。趴在床上写作
了解老舍的人都知道，老舍好客，上午拜访却是不受欢迎的。他一生保持老北京人的习惯，早睡早起。大多数作家喜欢挑灯夜战，而老舍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是清晨和上午。起床先浇花，得腿病之前，还要打太极拳，在院子空地练练刀枪棍棒，然后就钻进耳房一直写到吃中午饭，其间唯一的休息是不时出来伺候花。午饭后点上一支烟，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家人知道他在构思，轻易不和他说话。朋友一律下午登门，若是上午来了，最好自己默默看花。
西耳房是书房，与卧室相连。书房极小，只能放开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椅子后面墙厚，老舍别出心裁，请人打了洞，大书橱深嵌其中。背靠书墙，面朝满园芬芳，远胜在饭店对着镜子写作。就在这个斗室之间，他写了《龙须沟》《茶馆》等三十多个剧本，无数散文、杂文和半部《正红旗下》。
非解放区的作家在1949年之后几乎都遇到了转型困境，唯老舍一炮打响，1951年写了受上下一致称赞的《龙须沟》，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自己并不是完全满意《龙须沟》，他对助手濮思温叹着气说：“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后，可就不行啦，不下去，没有生活啦，戏不够秧歌凑！”
三十几岁时，老舍理想中的卧室应当“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在这个床上，横睡直睡都可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像陷在棉花堆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在西屋老舍卧室，看到的是一张坚硬的红木床，床帮上镶着有天然水墨纹路的大理石，床屉是棕绳的。因为腰腿病，老舍只能睡硬板，无福享受年轻时期待的软床。老舍去世后，红木床被抄走，所幸遇到明眼人鉴定有文物价值，没有毁坏，“文革”结束后又归还舒家。
这张床也算老舍的第二书桌，腰病发作的时候他只能趴在床上写。许多作品的写作过程，于精神和身体上都是艰难痛苦的。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写《春华秋实》，经各级领导审阅指示，修改十二稿，时间长达一年多。1955年，因为西安抓住一个冒充战斗英雄的骗子，罗瑞卿请老舍写个戏，这件事本身并不好创作成剧本。从小管老舍叫“二爹”的满族作家赵大年说：“罗可能认为文学就是宣传，这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老舍也是好面子。”老舍到西安采访，因为坐车时间太长，犯了腰病，回家趴在床上写了《西望长安》。
1958年，老舍因腰疼卧床，人艺导演夏淳来看他，他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两个星期之后老舍就拿出了《红大院》初稿，打电话把夏淳叫来，半躺在床上念完了剧本，写的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故事，其中还有大炼钢铁的情节。就像蓝天野说的，这些戏“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
在1956年秋至1957年上半年，环境稍宽松，老舍写了《茶馆》。这个剧本是公认的老舍1949年之后最杰出的作品，出彩的部分仍然是第一幕的“旧社会”场景。老舍在那段时间表达过：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太多，希望有充裕的工作时间。他发牢骚说气话：“上午要写作和搬花，就是毛主席叫我开会我也不去。”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
在各项运动中，老舍的朋友们陆续被批判。老舍像以前一样，请他们吃饭。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是谁都有勇气做的事。
石挥导演并主演过《我这一辈子》，老舍很看重他。石挥被划为“右派”后，情绪低落，来北京办事，躲在小旅馆里不出来。老舍让秘书再三去请，告诉他是在家里见面，石挥这才赴约。丹柿小院一番畅聊后，两人同去萃华楼。老舍拄着拐杖，石挥在大街上模仿起他走路的样子，引得路人围观。这是石挥难得的一次情绪放松。回上海不久，一代“话剧皇帝”投了黄浦江。
1958年，吴祖光下放北大荒劳改。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是老舍做的媒。老舍叫新凤霞到丹柿小院吃元宵，临走时送她一大摞信纸，一对永生牌钢笔，嘱咐她“给祖光多写信，一天写一封，信里别发牢骚”。吴祖光成了北大荒家信最多的人。
1960年底，吴祖光回北京，发现新凤霞因生活困难将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都卖了，他虽深为惋惜，但如此境遇也顾不上许多。临近1961年春节，夫妇俩在王府井大街散步，迎面遇见手持拐杖的老舍，老舍一把抓牢了吴祖光说：“我知道你回来了，正要找你，我有一样东西要拿给你看，现在就到我家来吧！”老舍走进里屋拿出一幅画卷，展开竟是齐白石的玉兰花。他在画店发现画轴签条上写着吴祖光的名字，便替他买了回来。吴祖光问花了多少钱，老舍不告诉他，只应他的要求，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作纪念：“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
当年二十出头的王蒙被划为“右派”，他和老舍并不熟，只在几次大会听过老舍发言。王蒙在报纸上看到老舍和外国友人饮酒赏花的报道，“这虽然是文人的一种情调，但在当时的确是政治上的特权”。王蒙又强调，“特权”这个词一点没有批评的意思。“一个文人大模大样饮酒赏菊待客都成了特权，是社会的不正常。”对于老舍本人而言，这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任务，向外国客人“证明中国作家生活得很潇洒、很有个性”。
吴组缃与老舍知交数十年，20世纪60年代，他来老舍家喝酒，听老舍在酒后发过很多牢骚，具体说了些什么，吴组缃不肯多透露。晚年，林斤澜曾几次劝吴组缃写出来，吴说，实话不能写，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
1966年8月21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进行了一番谈话。舒雨说起离家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老字号店匾都被砸了，接着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她指的是客厅多宝阁里摆的那些古董。老舍斩钉截铁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那是他和子女的最后一次长谈。
两天后，1966年8月23日，在孔庙大成门前，在北京文联大院，老舍遭到毒打。半夜，胡絜青接老舍回家，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用棉花擦洗他脸上、身上的伤口。老舍躺下休息，一言不发。胡絜青问不出什么，只好回东屋睡觉，睡前把剪刀、皮带全都收起来，以防不测。
1966年8月24日，他走出鲜花盛开的丹柿小院，拉着小孙女的手，拖着长音说：“跟爷爷说，再—见—”然后直奔太平湖。冰心说过，她早有预感，老舍要自杀，一定选择投水。就像《四世同堂》里祁天佑投河前的独白：“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扒肝的活着要好得多……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
1978年6月，在迟来的追悼会上，如同许多没能保留骨灰的人一样，老舍的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的钢笔、眼镜等常用遗物，以及血衣残片。特别的是，家人在其中放了几朵茉莉花。老舍喜欢茉莉的味道，茉莉花茶是他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
20世纪90年代中期，胡絜青搬出丹柿小院，将故居和老舍的遗物、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成立老舍纪念馆。1999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书房桌上的台历定格在1966年8月24日，一切按照老舍生前的样子布置，跨进小院，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只是这时空中，没有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笔下的场景：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他穿
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像个老园丁。他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
的活儿，拍打了两下手掌，说：“脏，就甭握手了。”然后他迎
你走进挂满水墨画的客厅，抱起沙发上的老猫，说：“来客人了，
让开座吧。”老舍与孙女在丹柿小院中故人寻踪老舍故居：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从1949年至1966年，阳翰笙与茅盾在东四头条文化部大院做了十七年邻居，阳翰笙经常看见，每天子夜过后，茅盾书房里仍然透着灯光。茅盾后半生远离纷争，深居简出，于风浪边缘保存着火种，终于熬过黑暗，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时过子夜灯犹明——茅盾故居
1949年2月25日，茅盾、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三十五名民主人士几经辗转抵达北平。罗荣桓、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安顿他们到北京饭店住下。进京之前，茅盾刚在香港完成了长篇小说《锻炼》和短篇《春天》，他不会预料到，这就是他此生小说之“绝笔”。夫人孔德沚盘算着，她和茅盾奔波一生，现在环境稳定了，最好去西湖边买所房子，让茅盾安心写作，茅盾也正有此意。
新中国成立后，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的再三邀请，茅盾出任文化部长。江南隐居成为幻梦，在组织的安排下，茅盾夫妇住进了东四头条五号的文化部宿舍。躲进小楼成一统
东四头条五号院原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所属，该校在民国时惯称“华文学校”，始创于1910年左右，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汉学家费正清都曾在这所学校学习汉语。抗战时校舍为日军占领，大部分图书档案皆在史迪威支持下被运往美国。1949年，华北文委会（文化部前身）以每星期八袋面粉的价格租下校舍，作为办公处和宿舍。院内原有三座独院别墅，分给沈雁冰、阳翰笙、周扬三位领导居住。
小楼名为别墅，其实年代已久，冬冷夏热，茅盾在日记中自嘲“敝庐既低仄而窗子又小”。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周艾文拜访茅盾时，看到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灰色楼房”，“不仅大门有些破旧，楼内的地板也有些七高八低了。而茅公蛰居的房间，可能四周布满书橱的缘故，显得并不宽敞，光线也并不太好。房间除书橱以外，也没有什么陈设”。
整个20世纪50年代，茅盾忙于会议、宴会、出访、接待。1956年，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茅盾忍无可忍，情绪激动地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批给“创作假”。得到批准后，他闭门三个月，打算写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小说。民族资产阶级是茅盾擅长的题材，但假期太短，他只写出小说的提纲和部分初稿。1958年，全国“大跃进”，作协人人制订写作计划，茅盾说不敢订长期计划怕开空头支票，列出计划前要求先解除他文化部长和政协常委职务，并要求当年不派出国任务，他提到医生让他静养，意思就是：“你这人可以报废了，而且也只能报废了！”晚年茅盾
1964年，根据茅盾名作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被定为“毒草”，同年12月茅盾被免去部长职务，开始了十二年的小楼赋闲岁月。茅盾终于如愿挂印，但为了不“表态”，不卷入纷争，十二年中，他彻底封笔，谢绝一切约稿，停止一切创作，只写记录日常生活的简单日记。腿脚不便，干脆足不出户，只在家躺着看书，打扫卫生，看管蜂窝煤炉，辅导孙子孙女读书。
1966年8月30日清早，红卫兵冲进茅盾的小楼，茅盾索性坐在沙发上，平心静气地看着小将闹革命。夫人孔德沚瑟缩在一边，惊恐而自责，因为在此前一天她与家中服务员老白发生了口角，老白一时气恼，说服务员照料首长生活是为老爷服务，他要叫红卫兵来造反。孔德沚认为抄家都是自己引起的，她性情倔强，以致在重重打击下忧郁成疾。
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茅盾儿子沈霜去父亲家中探视，走到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前，茅盾指着隔壁阳翰笙家的小楼说：“你们看，窗户打得千疮百孔，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昨天串联的人走光了，我们家的阿姨进去看过，里面坏得不成样子，连洗澡缸和抽水马桶都被他们翻过来扣在地上。”
1967年7月到1969年7月，茅盾在家中接待了一百三十多批“外调人员”，写了近百份证明材料。所谓外调人员，即外调的各种“专案组”成员，调查对象多为茅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结交的老熟人。茅盾在日记中详细记下这些外调人员的姓名、介绍单位、调查问题和谈话时间。为确保对老朋友们负责，茅盾从不让外调人员记录他的口述内容，而是坚持自己写书面材料。有一天，外调人员登门，要茅盾证明沈霞是被鲁子俊故意害死的，茅盾断然否认，坚持证明那只是普通的医疗事故。
爱女沈霞之死是茅盾夫妇多年不能解开的心结，沈霞某种程度上确实是鲁子俊“害死”的，当时她在延安做流产手术，鲁子俊为主治医生，消毒不慎，导致沈霞感染细菌身亡，直到1956年，孔德沚在北京一家医院看病时还突然神智模糊地要上楼“找杀死女儿的医生算账”。不管对鲁子俊的失误多么痛恨，茅盾有自己的原则，事故就是事故，绝不能说是故意害人。
1969年，茅盾不再接到出席国庆典礼等活动的通知，家中警卫员被撤走，专车取消，象征政治身份的“大参考”也不再送来，他“靠边站”了。
1970年1月，孔德沚肾炎被误诊，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逝世。茅盾与孔德沚的婚姻是在乌镇老家由家长包办的，他们一生相互扶持，感情美满。茅盾为人情绪不外露，在家里也很少发牢骚，对外则以彻底的沉默表示不合作，似乎看开一切。夫人的去世使他骤然变得沉郁焦躁。1970年四五月间，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茅盾将1956年写作的小说提纲和初稿毁掉了，他本来还有着创作梦，夫人的去世终致其灰心，“焚稿断痴情”。儿孙来看望他，发现他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出神。东四头条的小楼中寂寂无声，只有一个老保姆照顾他起居。沈霜夫妇于是带着三个孩子搬过来陪伴，祖孙三代在此居住到1974年搬离。
1972年冬，胡愈之自干校回京登门拜访，社会空气松动，茅盾逐渐恢复与朋友的通信，臧克家、叶圣陶等少数老友也来串门，丧偶之后的寂寞得到缓解。1973年，茅盾重新接到参加集会的通知，“大参考”也送来了，他结束了“靠边站”的状态，决定续写没有完成的《霜叶红似二月花》。1974年上半年，他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部小说上了，虽然因搬家和患病没写完，但他心情十分舒畅，仿佛在写作中又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
今天，茅盾曾居住二十五年的小楼已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东四头条五号扩建为朝阳门内大街二〇三号大院，三座别墅原址建成十二层宿舍楼；大院东边紧邻孚王府，王府前身是“侠王十三爷”胤祥的怡亲王府；大院西边是老外交部大楼，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经群星璀璨的东四头条目前只有一处名人故居保留开放，那就是十九号的侯宝林故居，1987年至1993年，侯宝林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六年。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
1974年，茅盾七十八岁，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加重，后半夜醒来自己加服安眠药，以致白天上楼时经常头晕腿软，有几次差点摔倒，幸亏被人及时扶住。儿子和儿媳劝他搬家住平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了茅盾几处房址供挑选。1974年夏天，全家一起实地考察，茅盾看中了后圆恩寺胡同十三号的四合院。这条胡同当时的名称叫作“大跃进路七条胡同”，“文革”初期改的，1979年才恢复原名。这处宅邸在茅盾逝世后得以保存原貌，开放参观。后圆恩寺胡同茅盾故居
后圆恩寺胡同十三号院是清末建筑，新中国成立后为民主人士杨明轩的寓所，1967年杨明轩逝世，此宅成了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杂物仓库。茅盾一家来看房时，院中已十分破败，入住前大修了半年，他们正好利用这半年时间准备搬家。
杂物衣饰容易收拾，茅盾不藏古董，也不买工艺摆设，仅有几个出访时收到的小礼物需要包扎。书籍的打包则成了大难题。要去百货大楼买旧纸箱得凭单位证明信，茅盾从政协开来证明，请公务员去交涉，大费周折，终于花二十元买回三十个大纸箱，一箱可装约四百本书，装三十箱仍不够，又买了二十条麻袋才装完。茅盾感慨，1949年和夫人来北京时，只有两只箱子一个铺盖卷，想不到现在积累这么多家当。
1974年12月12日，茅盾迁入新居。二进小院占地八百余平方米，在给茅盾备选的几处房中面积较小，格局也不规整，没有游廊和影壁。前院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倒座房六间；后院有北房六间和西厢房两间。茅盾认为此院布局紧凑，“妙在小房间很多”，可供服务人员居住，还可以放书，夜间如有突发情况，他叫人也方便。
房间多，院落占地未免狭小，尤其是茅盾居住的后院正房前，横竖迈不开十几步，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个一进半的四合院，算不上两进。但茅盾素来不喜户外运动，院子大小也就无所谓了。他常年伏案，可谓相当的“宅”，自言“对于学习太极拳，我全无兴趣，一分钟也不想试。说不出理由，只是不喜欢，连散步也不喜欢……行将就木，所求者是安静的、有秩序的、不紧张的生活”。他自有一套保健“歪理”：伏案太多，以致消化不良、神经衰弱、视力模糊，但生性达观，淡泊名利，从无饮酒纵欲等伤身之事，“故活到八十，真出意外”。医生和家人都劝他应该增加运动有利身体，他不听劝，每次必举冯玉祥遗孀、卫生部长李德全为例。李德全每天上班不坐车，坚持步行，一见茅盾就说应该向她学习多运动，“结果她先去了”。“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当你把路走完了，阎王就招你去了。所以我不用走路来锻炼”，说罢开怀大笑。
业余时间，茅盾唯一的消遣是晚上在起居室看一会儿电视。家里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已服役二十多年，搬家一折腾终于不能显影了。儿子起大早去百货大楼排队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茅盾左眼已失明，右眼视力仅0.3，小电视根本看不清。当时家里新雇了一个保姆，曾在马叙伦家工作，见过世面，人情练达，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熟识，她打听到管理局从西德采购了一批大彩电，副总理级别以上的首长都看彩电了。茅盾向管理局申请，果然批下一台二十四英寸彩电。也是在这位保姆的“指点”下，茅盾家第一次知道了“特供本”这种事物，并第一次知道东华门有特供门市部，首长可凭“本”买市面上买不到的各种副食品、五粮液、中华烟。茅盾当了二十余年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从不打听这些事，直到人生最后几年，才享受到与级别相应的“待遇”。房间如手稿 整洁到极致
前院西厢是茅盾的书房，但实际上他晚年读书写作大部分在后院卧室进行，既方便又清净。后院正房自西向东分别是孙女沈迈衡房间，茅盾会见亲近客人的起居室，卧室和洗漱间。今天在茅盾卧室，可以看到他的物品仍保持着生前的秩序。
单人床尾端铺着塑料布，工作累了就和衣躺下，一手举书，一手举放大镜，鞋也不用脱，直接搁到塑料布上。窗下紧挨着单人床的是一张写字台，摆着台灯、书籍、放大镜，右手边并排放笔，从里到外，先是最常用的钢笔，然后依次是备用钢笔、改稿用的铅笔、红铅笔等，笔旁一盒曲别针、一盒大头针、一叠做书签用的小便条。据茅盾晚年的保姆回忆，这些文具的次序从不颠倒，茅盾写作时，每用一支笔都放回原位，而不是一天工作完成时才整理。
茅盾写小说按照提纲一气呵成，《子夜》手稿以蝇头小楷写就，常连续十几页无改动之处，旁人看了都以为是誊写过的定稿。如同写作一样，他在生活中的整洁度和条理性已到极致程度，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到茅盾家探望，为他卧室的井井有条而震惊：“什么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地方和位置，即使在黑暗中，茅公一伸手便可以拿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保姆和服务人员只帮他做一些必要的体力工作，个人物品的收纳管理则一律是他亲自来，别人插手反而会帮倒忙。
写字台右边靠墙两个矮书柜，柜中十余瓶西药笔直如队列；药瓶右边铺着一块白毛巾，上置六把大小不一的茶匙，有的喝药水，有的取茶叶，上面另罩一块白布防尘；再右边是药杯、茶杯、茶壶和热水瓶，下面都有杯垫。茅盾对待这些物品非常讲究顺序，像实验室一样严格。一天服药三次，他每次从柜里一一取出，再一一放回，保姆见他行动吃力，建议把药摆在柜面上更方便，他不肯。有一次保姆主动帮他取药，放回去时药瓶没有按照原来的位置，茅盾默默起身重新摆好。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手稿
写字台左手边是单人床，床左边是一张长方条几，专门放报刊和文件，每种材料都装在牛皮纸袋里，袋上标明类别。每到月终，茅盾用细纸绳把当月的报刊资料方方正正地捆扎好，送到前院书房收藏。床脚的栏杆挂着一排腰带及绳子，腰带按款式及色彩排列。绳子都是平时从各种包装上拆下悉心保存的，以备捆扎材料之用。
在家里，茅盾始终穿中式便服和布鞋，他觉得中式衣裳待客更让人感到亲切，这些衣服不怕皱，都收在北墙的五斗橱和小衣柜里。东墙是大衣柜，侧面挂了两根手杖，用于不同场合。大衣、皮衣、西装、中山装等正式服装挂在柜内。茅盾居家穿着俭朴，出门则特别讲究，即使去看病也穿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脚上是擦得锃亮的老式尖头皮鞋，手持拐杖，派头十足。他年轻时就重视仪表，老友宋云彬说他“身材短小而极喜修饰，尤其是对于头发，每天必洒生发水，香喷喷的”。孔德沚性情具男子气概，孙伏园开玩笑称她为孔先生，称茅盾为孔太太。
小衣柜正对床脚，柜上放着孔德沚的黑漆骨灰盒。1975年1月29日，在夫人五周年忌日这天，茅盾让儿子去八宝山取回骨灰盒放在家中，以便朝夕相伴。家人常看到他呆呆地站在骨灰盒前，默不作声。晚年，他愈发思念至亲，常常念叨着：“霞，霞，沈霞，虽然绚丽灿烂，但出现在日出日落的时候，短暂而容易消散，不像‘霜’，能冻结成冰，是我把她的名字起坏了……”闭门抬笔忆平生
四合院的采光大大优于原来居住的小楼，减轻了茅盾阅读的不便。儿子拿着茅盾的证件去内部书店给他买回新引进的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读的过程中，茅盾也有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但他不急于动笔。他认为“四人帮”已见颓势，政治环境即将好转，要等图书馆完全开放能够查资料那一天再写。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茅盾突然把儿子儿媳叫到身边，说他觉得有生之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决定现在就写回忆录，即使写不完，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将来公之于世。
1976年3月24日，茅盾开始了第一次录音。他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儿媳和孙女在旁边记录。茅盾第一次用录音机，一拿话筒就紧张，生怕录不上，总是急急忙忙往下说，错过许多细节，录了几次才熟练。整个四月，他坚持每天下午录音两小时，只在清明节前后给儿子儿媳“放假”三天，让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
1976年7月，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使回忆录工作暂时中断。7月28日凌晨，茅盾被强烈的震动摇醒。在儿孙坚持下，茅盾在前院搭的帐篷里住了四天。他已满八十岁，勘破生死，又有老年人的固执，四天后说什么也不住帐篷，坚决回自己卧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检查房屋状况，将茅盾的小院鉴定为危房，尤其是他居住的后院正房需要拆掉重建。无奈他只好答应和家人一起搬到钓鱼台附近的南沙沟，暂住在为高干修建的楼房里，与周建人、廖承志为邻。1976年11月，房屋重修完毕，茅盾一家迁回后圆恩寺胡同。当时“四人帮”已被捕，茅盾重返家园，心境大为快慰。
1978年春节前夕，茅盾到北京医院看病，巧遇胡乔木。胡乔木拉住他大谈中央最近的一项“抢救”计划——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胡乔木不知道，茅盾早已经悄悄开始口述回忆，除了家里人，对谁也没透露。茅盾儿媳陈小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社长韦君宜指派她回家专职协助茅盾搜集资料。茅盾看了录音整理材料，感到口述的内容只有事件经过，却无作家文采，决定重新开始，亲自动笔。
1978年至1980年，茅盾进行了1949之后第一次集中写作。他习惯躺在床上，从茶几上取资料看，构思好就起身到写字台，写一段再躺下边休息边看资料。早上7点起床，9点开始写作，写到11点，午休至3点，再写两小时。到了1979年夏季，他上午写作，下午只能看资料。肺气肿引发严重气喘，视力每况愈下，每天写八九百字，已是他身体承受的极限了。
1981年2月，茅盾多日低烧不退，20日清晨离家住院，18日那天他仍在写作。3月14日，在北京医院病床上，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遗嘱由儿子记录，捐出全部稿费共二十五万元，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3月20日，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茅盾数着“四，五，六，七，八，九，十”，过会儿又说，“如果四月份出院，到十月份正好半年，我就可以把回忆录写完了”。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去世。他为回忆录命名为《我走过的道路》，未写完的部分由儿子沈霜（又名韦韬）根据录音和文献补全。茅盾亲笔写作二十四章四十二万字，写到1934年停笔，那正是他人生最波澜壮阔的时候：国民党对左翼文艺大举围剿，茅盾与左联友人于夹缝中经营《文学》杂志；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子夜》列入禁书，越禁越出名。1934年他写了一篇短文，总结这一年“就好比练拳的人‘打沙包’。把一个一个扑上身来的‘沙包’打开去，正是拳术的进展，同样地，‘文坛’在荆棘满布、枭狐窥伺的路上挣扎，才是真正的往深处进展！”。“春蚕到死丝未尽，时过子夜灯犹明。”阳翰笙以这样两句话悼念茅盾，确是对他晚年中肯的评价。从1949年至1966年，阳翰笙与茅盾在东四头条文化部大院做了十七年邻居，阳翰笙经常看见，每天子夜过后，茅盾书房里仍然透着灯光。茅盾后半生远离纷争，深居简出，于风浪边缘保存着火种，终于熬过黑暗，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故人寻踪茅盾故居：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胡同十三号到现在我不懂：每当更深夜静的时候，往往到了深夜一两点，田老的书房灯光依然，他是在写检查，还是老骥伏枥，在构思新的剧作或诗作，还是预感到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在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一生？荒芜的田园——细管胡同九号田汉故居
如果不是墙上镶嵌着“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田汉故居”的石牌，恐怕没有人会留意细管胡同九号。它就像周边无数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一样，大门红漆斑驳，屋顶衰草丛生。金柱大门上开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虚掩着，轻推可入。这座二进四合院已看不出本来的格局，搭建的简易房将它切割得不成章法。每个紧闭的房间里都堆满杂物，窗棂残破，风声呜咽。没有居民阻拦不速之客，处处萧索，寒意阵阵。
关于田汉居所的描述散见于各种回忆录中：庭院里花木茂盛、翠竹挺拔，还有田汉与母亲搭建的瓜棚豆架，从书房窗口望出去，像是镜框里装着一幅郑板桥的水墨画，一派田园归隐气息。田汉为人慷慨豪爽，在戏剧界被称为“田老大”，据说“除了尼姑，三教九流都有朋友”，家中宾客不断……眼前所见无法和那些风雅快意的情景联系在一起。时光仿佛从1966年、田汉被突然逮捕的那个深夜就已定格，这里仍像主人猝然离去时那样凄清荒芜，五十余年人世变幻，都没有为这座庭院重新注入色彩与温度。安家
连接外院与内院的走廊边有两个房间，东房上挂着招牌：中国田汉基金会，这也许是整座院中唯一人气聚集的地方，田汉的长孙田钢在这里担任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田钢说，这间屋子起初住着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文革”前夕他的叔叔，即田汉次子田大畏住在这里。现在，室内摆满田汉研究相关书籍和田汉的照片。
基金会对面的西房原是田汉母亲的卧室，田汉被捕后，老母亲去世，田汉的儿女下放在各地劳改，院子被文化部留守处的造反派占据，后来成为剧协职工宿舍。20世纪90年代初，夏衍、阳翰笙、巴金、冰心、袁雪芬等十五人集体上书中央，倡议拨款成立田汉基金会，以纪念他们敬重的老战友。1995年，基金会成立，在这座早已成为大杂院的故居中争得一间屋子作为办公地点。
田钢说，细管胡同九号（当时门牌为六号）当年并不是田汉的私人空间。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历任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在同级别的干部中，他的住宅待遇相对较低。田汉研究会秘书长沈毅大学毕业分配到剧协工作时，曾寄宿在后院小客房。他写道：“田汉的住处，远非独门独户。这个院子的前院有一排是传达室和几间小房间，住着剧协的几位工作人员，旁边有公用厕所。”“厨房几乎是院子里的人轮流使用，有时候小水池堆满剧协工作人员的脏衣服，偶尔看见小水池里有一条活蹦乱跳的草鱼，那便是湖南保姆准备给田老一家改善生活了。”20世纪40年代，田汉与安娥在桂林
田汉一生颠沛流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租房子住，搬家不下五次：1935年他在上海被捕，解送至南京，母亲和家人也迁至南京，迎接他出狱；抗战爆发后，他与家人分分合合，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贵阳等地辗转；1948年与夫人安娥赴解放区；1949年随军进入北平，暂居北京饭店、戏剧改进局宿舍、文化部宿舍等地。直到搬到细管胡同，田汉才终于“安家”，和妻儿、母亲团聚在一起。
到细管胡同定居后，田汉八十多岁的母亲易克勤不改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在院子里选了一块空地，让田汉把土挖松，母子俩一起施肥播种，栽培了茄子、黄瓜、扁豆、辣椒、南瓜等各种蔬菜。田汉对瓜果更感兴趣，亲手种了枣树、葡萄、梨树等。田钢小时候住在外公欧阳予倩家，每个周末都跟父母来细管胡同看望爷爷和曾祖母。在田钢童年的记忆中，爷爷培育果实的技术比较业余，他种的梨子很不好吃，葡萄倒是很得大家喜欢。
说起欧阳予倩，这位中国戏剧艺术先驱的故居虽不开放，但也小有名气，因为那座房子临近北京地铁五号线张自忠路站口，是去往“文艺青年胜地”南锣鼓巷的必经之路。那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精致平房，大门为拱形砖砌西洋式，街门两侧的南房是中式起脊合瓦屋面，前廊和门窗富于欧洲风情。门边嵌着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石牌。向东步行八十米，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向北五百米，即抵田汉故居。欧阳予倩故居现不开放，为戏剧研究机构使用。
张自忠路五号原为“时子和医院”，所以门朝街面开，装修设计也异于同时期的民居。新中国成立后筹建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被聘为院长。中戏校址位于南锣鼓巷，向东一公里处即为张自忠路五号院，中戏以数匹白布置下这间院子，其中后院几间平房给欧阳予倩一家居住。学院其他领导如曹禺、光未然、沙可夫、金山、孙维世都曾在此院暂居。
欧阳予倩比田汉年长十岁，都是湖南人，都曾留学日本，1922年，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终身挚友，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田汉长子田申和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敬如1950年结为连理，育有女儿田元，儿子田钢、欧阳维。“田老大”和“戏剧妈妈”
田汉九岁丧父，母亲易克勤靠缝洗衣服、采茶、典当衣物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田汉身为长子，聪明懂事，从小最得母亲疼爱和器重，他对母亲的孝顺在文艺界更是出了名的。1922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刚在上海落脚，二十四岁的田汉就给母亲寄钱，把她从湖南老家接来上海同住。此后易克勤大部分时间都跟着儿子四海为家。
从哈同路民厚北里，到霞飞路宝康里亭子间，再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的石库门弄堂，田汉家始终是左翼文艺青年的大本营。许多到上海孤身闯荡的年轻人，都在田汉家长期蹭饭，睡沙发，打地铺。周扬、廖沫沙、陈白尘、金焰、江青等，都在田汉家做过“食客”。有一次，洪深去田汉家，看到田老太太煮一大锅饭，感到奇怪。老太太说，每天有十几口子人吃饭，做少了不够吃。为了支持田汉的戏剧事业，易克勤还把自己唯一的氅裘交给儿子去典当。
田汉乐于助人，交友广泛，在电影戏剧圈赢得了“田老大”的称呼，而易克勤则被大家尊为“戏剧妈妈”。老人家爱热闹，几乎每年“戏剧妈妈”过生日，田汉都要邀一大群朋友来家里给她祝寿，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平日里，只要空闲，田汉也喜欢临时动议，在家中组织沙龙。1961年7月，田汉请了话剧界、戏曲界的许多朋友来家里，听盖叫天谈艺术经验，从上午9时直谈到下午3时。曹聚仁曾调侃“田老大”请客是很“可怕”的，他出手一招呼就是一大群人，也不管坐得下坐不下，准备的饭菜够不够吃。这次沙龙也是如此，田汉和梅兰芳陪盖叫天坐在上首沙发，来的人太多，著名老生李少春只能坐在写字桌上。小小客厅，可谓“人才挤挤”。
如今，站在这个客厅门前，只见门户紧闭，有扇窗子残缺半块玻璃，一只野猫突然蹿了出来。
1961年这次“戏曲沙龙”之后几天，梅兰芳突发心脏病逝世，仿佛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也许是田汉家最后的一段热闹时光。那一年，田汉的剧本《关汉卿》出版，同年他创作的京剧《谢瑶环》上演。反右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这两出以“为民请命”为主题的历史剧，显得意味深长。1964年，剧协召开了一场“田汉批判会”，田汉在检讨《谢瑶环》时谈道：“有同志提出关于在戏里提倡合法斗争，我主观上没有这个意思……我只能说是那些‘为民请命’的思想在作祟，以致不自觉地，很难压抑地表现出来。”
从那时起，田汉的一举一动基本都处在被监控中，文艺界人士去他家聊天，难免隔墙有耳，招惹是非，大家便很少串门。当时住在田汉家中的沈毅回忆：“到现在我不懂：每当更深夜静的时候，往往到了深夜一两点，田老的书房灯光依然，他是在写检查，还是老骥伏枥，在构思新的剧作或诗作，还是预感到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在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一生？”在家中被捕
1966年，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打倒，细管胡同贴满批判田汉的大字报。7月，田汉被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接受教育和批判。8月经过多次游街、批斗、殴打后，他被暂时允许回家。田汉长子田申写道：“九十多岁的老祖母，好不容易盼到了儿子的归来，抚摸着他的脸颊和双手，深陷的老眼里露出欣慰的光芒。安娥妈妈虽然偏瘫，也在接受审查和批判，但总之在满城杀气冲天之中，能在这残存的小窝里得到片时的团聚，也感到极大的幸福。”
1966年12月4日深夜，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闯入细管胡同小院，将睡梦中的田汉抓起来。他没有特别惊慌，先和安娥默然告别，然后来到母亲床前，握着她的手说：“妈妈，您放心吧。事情总会清楚的，我会再回来的。”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入狱。一直以来有个广为流传的浪漫说法：《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在狱中突发灵感写在香烟纸上的。事实上，歌词在入狱前就写好了。几个月后田汉被保释出狱，《义勇军进行曲》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传唱大江南北。那一次有惊无险，使田汉的母亲始终相信，儿子即使被冤枉逮捕，也一定能回家。
这一次田汉没有回家，也再没能和任何亲人见上一面。起初还有人来细管胡同，让家属给田汉捎粮票和衣物。易克勤特意准备了几个红苹果，田汉收到后捎回纸条说：“妈妈请放心，我一切都很好。苹果舍不得吃，看看它就像看到了妈妈……”几个月后，再没有人来家中传递物品，田汉与外界彻底隔绝。易克勤每天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1971年12月，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在绝望中去世，身边只有陪伴她多年的老保姆——湘剧名优陈绍益的夫人。
田汉长子田申当时正在襄樊劳改，得到消息后回京奔丧，带着儿子田钢赶到易克勤床前。“曾祖母就是在这间屋子去世的，”田钢指着田汉基金会对面的一扇紧闭的门说，“我在这儿陪了她一晚上，第二天送到火葬场。曾祖母去世后，这院子里就不再有我们家的人了。”听陈保姆讲，易克勤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寿昌什么时候回来”。寿昌是田汉的本名。易克勤生的第一个儿子不幸夭折，六年后再次得子，家人视若珍宝，给他取名寿昌，希望他长命百岁。成为大杂院的“文保单位”
全家都不知道，田汉已经在1968年12月去世。田汉患有糖尿病，拘押期间身体和精神受到折磨，又得不到药物，病情急剧加重，高血压、心脏病齐发，被送进301医院。1975年5月，“中央专案组”突然召集田汉的家属子女到细管胡同旧居集合，在此宣布了田汉的历史结论：田汉已死于1968年12月10日。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没收一切书籍材料。多年来，家人和朋友始终以为田汉还活着，被关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田汉封存九年的客厅、书房、卧室被打开，近十万册藏书、字画、书信、照片全部被一扫而空，有的当场被烧毁，有的不知去向。田汉住院和火化的时候，登记的名字是“李伍”，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骨灰无人认领，直接撒进泥土。1979年，田汉恢复名誉。开追悼会的时候，全家拿不出一张照片，最后在新华社资料库里找到一张作为遗像。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的一副眼镜、一支钢笔、一枚图章，以及一册《关汉卿》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谱。
1986年细管胡同九号被定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保护和修缮。田汉曾经居住的房间现在都是锁着的，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面堆满杂物，门窗破败陈旧，应该已无人长住，只是仍然占据着作为“储物间”。问及田汉故居是否有开放参观的打算，田钢说：“基本没有可能，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请现在的住户迁出。”“葡萄架和梨树都被砍了。”田钢对着空落落的院子说。只余前院一棵枣树，这是田汉留在此间唯一的生命印迹。院中搭建的锅炉房使本不宽敞的空间更显局促，枣树历经半世纪风雨，深褐色的枝丫攀过屋檐和烟囱，向高远处顽强延伸。故人寻踪田汉故居：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细管胡同九号今日田汉故居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若居住在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是一座官邸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为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难以捉摸的深宅——前海西街十八号郭沫若故居
上大学的时候，每当有外地读书的同学来北京玩儿，我通常会带他们去前海西街十八号的郭沫若故居。因为这些同学大多小时候来过北京，去过故宫、颐和园，新晋的热门景点恭王府又嫌太嘈杂，想去一个有北京特色、还要清静人少的地方，我首先想到郭沫若故居。
即使没有住过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这座大型二进四合院，也是非常值得游览的北方园林。它位于古城的黄金位置，东临什刹海，北望恭王府，南依北海公园。最美是深秋，无边落木萧萧下，银杏叶铺满整个草坪，映衬朱门绿瓦，雕梁画栋，构成一幅色彩浓烈、景深开阔的油画。这里的游客总是很少，和友人走在这“画中”，脚踏落叶的声音，和叹息声一样清晰。翦伯赞说，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
此园前身是和珅私邸的前院，和珅倒台后整座私邸废弃。同治年间，和宅被赐给恭亲王奕訢，前院成了王府马厩和草料场。民国初年，恭亲王后人溥伟将王府主体卖给辅仁大学，即今天开放参观的著名景点恭王府。作为马厩的这块园子，卖给达仁堂副经理乐肇基。乐肇基乃同仁堂乐氏中医世家传人，他的叔父乐达仁自立门户开办了达仁堂。现在院中正房、厢房、后罩房等主体建筑皆为乐肇基购园后修建。
新中国成立后，乐家将宅邸捐给政府，先是供蒙古驻华大使馆使用，后迎来从上海迁居北京的宋庆龄。因周恩来亲自为宋庆龄选定的后海王府花园尚需整修才能入住，她暂住于此，1963年迁入新居。根据有关部门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及其全家，搬进身世辉煌而坎坷的前海西街十八号院。搬家的那天，夫人于立群站在新家大门口，把几个孩子拦在前院行道上说：“这不是我们的家，这是工作需要，随时都可以搬出去。”
不同于老舍、茅盾、田汉等文人故居的朴素小巧，一进郭氏故居，就能体会到庭院深深的豪门气派。郭沫若的传记作者桑逢康这样写道：“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若居住在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是一座官邸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为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
广亮大门朝东开，前院有两座土丘，遍植松柏，丘下广阔的草坪上耸立几棵银杏古树。银杏是郭沫若最喜欢的树，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树下散落着一对石狮，两只明清古钟，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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