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细说商业史(套装共5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吴晓波细说商业史(套装共5册)试读：

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

我提过一个观点：西方诸国与中国相比，在治国经济策略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完全依靠税赋为政府的主要收入，而后者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在本文中，我们要说说这一中国式制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字叫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齐国，那是春秋年代的初期。齐国的疆界并不大，却在管仲的治理下成为最强的国家，齐桓公因此被视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的强大，与管仲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关。他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产业管制政策便是盐铁专营，它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自西周以来，就有一些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然而从来没有人将之视为国策，绝大多数的治国者仍然以征税——特别是农业税为国家最主要的收入。管仲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在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并将之制度化。

管仲以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

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些白开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齐国滨海，是产盐大国，食盐是最有竞争力和价格话语权的战略商品。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为了维持国家对盐的垄断权，防止盐价因生产过度而大跌，管仲下令对煮盐的时节进行控制，只准在头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这四个月的农闲季节煮盐，到了仲春二月，农事开始，就不许聚众煮盐。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国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禁止擅自闯入。

在垄断了资源之后，管仲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

盐铁专营的做法并非始自管仲，却是在他那里形成了制度化并取得显著成效，它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它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从而增强了国家管制经济的能力。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为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始终存活。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企业史上的女富豪有哪些？

10月，胡润发布了一张全球百富榜，其中，中国女富豪的数量之多为全球之冠，在20位拥有10亿美元、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11位来自中国。读到这条新闻突然想到：在中国的企业史上到底有哪些女富豪？

一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到处是面孔模糊的商人，而若以性别来论，女性则更寥若晨星。

在史书记载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区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寥寥76个字记录了她的事迹。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因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及数代而不坠。寡妇清不但操持家业，还组织了私人武装以保卫家财。

女性经商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不足为奇，因为连第一个女皇帝也是在那时出现的。在当时第二大商业城市洛阳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个寡妇，从事的也是冶炼业。因为钱赚得实在太多了，还被人告发惹上了官司。

在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历贞元年间，从事造船业。当时所造的大船最多能载八九千石，所谓“水不载万”，然而俞大娘造出来的航船却可达万石。据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船员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进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间，每来往一次，就能获得巨利，这种船直接以“俞大娘”来命名。

除了从事大规模制造业的高五娘和俞大娘，史书中还出现过不少女商人的身影。据《太平广记》等书的记载，她们所从事的商业买卖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紧密相关，有以卖菜为生的“卖菜家妪”，“鬻蔬以给朝夕”，也有卖花、化妆品和经营餐饮业的。《唐代墓志汇编》中还提及过一位杨氏是种植业的高手，“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女子经商之风自汉唐之后一直缕缕不绝，据《中国经济史》作者侯家驹的考据，“在北宋，妇女还从事茶肆、食店、药铺之经营，并作小贩、卖卦及牙人。”但是到了12世纪的南宋时，风气终于大变。当时出现了一股礼教运动，对女性的约束大大增加，从此女性被关在宅门之内，再也无法在商场上有所作为。

宋元之后的明清两朝，像寡妇清、高五娘和俞大娘这样的女中豪杰已成绝响。不过到了19世纪初的清朝后期，在南方却冒出来一个郑一嫂，她从事的是十分凶险的海盗业——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

郑一嫂原名石香姑，她皮肤黝黑但天生丽质，少女时是海船上的妓女，后来嫁给了南中国海著名的海盗郑一。郑一在广东沿海一带组成了一个海盗联盟——红旗帮。全盛时期，红旗帮下分黑、白、黄、蓝、青五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之众。据英国学者康士坦的《海盗史》记载，其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第一，竟大过著名的北欧海盗。红旗帮专劫官船、粮船及洋船，活跃于粤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红旗帮“向商渔盐米各船收保险（护）费”，名目为“号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由于条文清晰，数万海盗过的是有规有矩的非法生涯，红旗帮俨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

郑一嫂与张保仔的势力实在太大，引来朝廷的多次围剿。1808年，清军以八万两白银为代价，邀集英国及葡萄牙海军对红旗帮发动总攻击，张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从二品千总，任澎湖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至是，粤东一带海盗活动平息。1822年，张死于任上，郑一嫂则定居澳门，开设赌场，得享天年，如果从渊源上来看的话，她还是澳门赌业的开山鼻祖之一。“单干专家”的命运

四个“单干专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却能在最艰困的时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

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时期，有四位来自民间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们因此被蔑称为“单干专家”，生命饱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气最大、行动最早。27岁的李云河时任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1958年2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职劳改的下场。

196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爆发，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开始显现。就当安徽和广西等地尝试“包产到户”时，在浙江则先后出现了三位民间理论家。

1962年4月，温州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的兽医冯志来完成长篇论文《半社会主义论》。他写道：“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文章完成后，冯志来孤身北上，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两个月后，他又撰写更为尖锐的《怎么办？》，再次投书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为“右派”，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送回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改造。

几乎就在冯志来写《半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宁波嵊县农技站的蚕桑技术员杨木水写出了《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万言书，文内列数了包产到户的13个优越性。杨木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颠三倒四，却句句直击弊病根源。

杨木水将文章寄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泽东主席，同时，还辗转寄了一份给嵊县老乡、经济学家马寅初。由马寅初转呈，高层终于看到了这份万言书。1963年春，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缓，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绍兴新昌县新溪公社的干部陈新宇的际遇同样悲惨。1961年6月，陈新宇根据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陈新宇将两篇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被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冯志来、陈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杨木水。

不过，李云河和“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都活着看到了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这一制度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轰隆隆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24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写专著《中国农村户学》，提出“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这几乎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之说；1975年，服刑12年的杨木水出狱，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他有一个专治支气管炎的草药秘方据称十分有效；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劳改的十多年中，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获平反，从此隐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被遣返回义乌的冯志来在1983年获平反，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晚年结集出版文集《兴市边鼓集》。

四个“单干专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无高深修养，却能在最艰困的时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最后的孙冶方

写出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对历史的梳理常常要具体到一个个历史人物，孙冶方便是一个令人尊敬又心酸的人物。

1979年年底，孙冶方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装满四寸盘子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至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按孙冶方的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孙冶方这样的谢幕方式，即使在今天，已然足以让人落泪。触破窗户纸的人

此刻的吴敬琏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他是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本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这些工作环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与“计划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他们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接办的一本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躬亲，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发表“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

4月30日，吴敬琏写成一份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的建言书，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上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第二章　严酷的经济制度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中国历史上的资产税

中唐之后帝国辉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国者改变了盛唐时期所推行的轻赋简政政策，以致扼杀了民间的活力。

这些年以来，关于要不要征收房产税，社会舆论已经争论得面红耳赤了，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还没有尘埃落定。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最懂得运用税收工具的人，所以我们喜欢对着他们高呼“万岁（税）”。于是，有读者问，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人征过类似的税收？我说，有的，两回，结果好像都不太妙。

房产税是资产税的一种，第一个提出征收的是伟大的汉武帝。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70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两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武帝为此还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后，卜式就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武帝只好使出了强硬的招数——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计数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一饱。“算缗令”和“告缗令”在后世臭名昭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再敢尝试。不过过了将近一千年，又有一位英武皇帝重新把它们捡起来。

公元779年，那是中唐时期，37岁的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当时帝国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彻底割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要削藩就要有钱，于是，德宗决定学习汉武帝。公元783年，朝廷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税间架”和“除陌钱”。

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它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这一制度无疑是从“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中唐之后帝国辉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国者改变了盛唐时期所推行的轻赋简政政策，税收越来越重，以致扼杀了民间的活力。

古代的故事讲完了，它们与当今该不该征房产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讲的意思其实就一个：作为老百姓，最希望的事情当然是少征税，或让财政的支出更加透明化和公平化。最后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到2010年为止，中央及各级政府征收的税收、土地收入以及国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个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时

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成为逐利集团，真正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他看来，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观察。在这种分歧里，也许埋着另一个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20世纪后期已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不清晰的改革让国有企业的经营持续恶化。

2009年8月，行将80岁的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顾1993年的那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他评价说，外汇改革最成功，财税改革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再次，社会保障改革最无成效。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在早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放权让利的思路。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吴敬琏就连续撰写《改革传统经济体系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境与出路》两篇论文，对现行的企业改革放权让利思路提出了异议。对于放权让利，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一直就存在一种把旧体制的弊病归为权力过分集中，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把改革简单等同于放权让利的思路，根据这种思路，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就是所谓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引进某些市场因素以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体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所进行的企业改革“收效甚微”。

吴敬琏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是赞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国又常常称为“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1993年他与钱颖一合作完成《关于公司化》一文，在文章中，他们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将现有的非公司类型的企业改组成为公司法人组织”，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明确公司的法人性质，界定产权关系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名词非常醒目地出现了，《决定》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标志着着承包制即将在中国企业改革中走向终结。

可惜的是，在20世纪后期已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可否在《决定》中写进这样一个并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外国名词就成了问题。几经折中，写进文件中作为代替的是四句浅显明白的话：“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公司制度的核心概念，直到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才被采纳。

由于当时决策层中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对股份制或产权变革不以为然，他们的思想及声音渗透在很多文件、报告和讲话中，因此常常出现讲现代企业制度，讲着讲着就成了“放权让利”。

在企业一线则出现了操作中的难题。不少企业便把很多相干、不相干的东西都往“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箩筐里乱装。而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却付诸阙如。这样，新建立的“公司”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更谈不上绩效的改善。

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在总结了前几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未能取得成功的教训以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改制公司普遍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才算“动真格”的了。第三章　历史的经济反思强国还是富民？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

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经济治理逻辑：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进行严厉的宏观管制、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微观上的放松，同时，政府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达成政治和经济集权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对此的坚持，也是中国两千年没有分裂的重要经济原因。

这种治理模式的困境在于，宏观管制和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诱生国家主义前提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阶层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导致社会失衡。所以中国经济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之间达成和谐。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但这些理想如何实现，他没有具体的办法。老庄的道家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与儒、道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惟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经典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理财家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主张用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短贫富分配不均的差距。

到了公元前360年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民众富足起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中产阶层，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商人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当“强国”成为唯一目标之后，如何看待商人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一个很敏感和关键的命题。

商鞅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在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在经济理论上其实是羸弱而混乱的。

一块玉石为什么比一块鹅卵石更值钱？在《第一财经周刊》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很弱智？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伟大的孔子和他的学生就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在《荀子·法行篇》中就记录了孔子与子贡讨论玉石为什么比较贵的一段对话。

问题是孔子提出来考子贡的。子贡同学这样回答：“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珉是一种低档次的玉石）比较多。”听了这个回答，孔老师很不以为然，他神情严肃地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接着他洋洋洒洒地说了玉的“七德”。孔子所谓的“玉之七德”，现在常常出现在各大珠宝企业的广告上。可是你更认同子贡的观点，还是孔子的呢？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相比，子贡的观点就太铜臭了点。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经济史学家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从这段对话可见，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多么的羸弱和混乱。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的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羸弱是分不开的。

近年以来，新儒学的兴起已蔚为可观，不但民间喜读《论语》，学界更是新论百出，颇有老树新枝的景象。

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学者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余英时在多篇论文中证明，儒家与生俱来的入世价值观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不需要证明中国也有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只需承认中国史的特殊性。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玉石为何比鹅卵石要贵的问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问题。为何超越不了一只铜鼎？

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

我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一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与我对视，它重875公斤，高133公分，是当今世上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站在它面前，我浮想联翩：那个铸造它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的疑问后来得到了一些答案，北大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大方鼎的铸造流程：它的铸造者首先是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是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勾画出精美的铜鼎图案；再次，他还是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才能溶化，所以必然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须在短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到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在一些学者看来，从殷商到20世纪中期的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几乎停滞。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庭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是特别早慧的民族，可是却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徘徊了两千年，这一景象，举世独一。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又是否已彻底的排除？导致一个文明体的发展停滞，有几种重要可能性，一是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二是外患的入侵，三是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四是自身的制度安排。就中国而言，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从未发生，外患的威胁一直存在，不过却从来被汉文化所消融，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整体而言也未发生，大一统从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那么，制度安排，就成了最后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了。中国的统治制度，统而言之，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人类历史上，保持这一体制长达两千年的，只有中国。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要回答这一问题，对治理制度的思考很可能是个重要的功课。为何有名的妓女比商人多

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按历史学家钱穆的说法，“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以史书记载论，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从那以后，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只要稍稍懂点掌故，谁都能随口报出几百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不过，这么轻易的事情现在却每每困扰到我。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料极度缺乏、对商业极度鄙视的国度，试图从商业的角度来描述国家历史的演进，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主角模糊、故事残缺的历史长卷，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自己逼进了死角。最让我烦恼的事情之一，是很难找到商人的名字。

写《史记》的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商人做传的历史学家，在《货殖列传》中他列举了先秦到汉初的十多位大商人的名字和他们从事的产业，尽管每个人只有寥寥几句，可已经让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感动到涕泪俱下了。因为，在他以后的所有历代官史，尽管都有《食货志》，可是却几乎再没有商人名字的出现。

比如说到宋代。它被史家认定是商业最为兴旺的朝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出现在宋代。胡寄窗先生认定，有宋一代是对“富民”提倡最力的时期。你看世博会上中国馆如何证明我国古来文明璀璨、商业盎然呢？就是把一卷《清明上河图》用高科技的方式重新展现。

然后我到宋史中去寻找商人的名字，可笑的是，花了我好多天的时间动手动脚找材料，找得全名字的商人居然没有几个。比如在官方的《宋史》中，似乎只有一个商人，名字叫朱勔，他以贩卖花石纲而出名。在《宋史》中，朱勔是个坏分子，他被写在了《佞幸传》里。

除了朱勔，我还在大理学家朱熹的相关资料中意外发现，他的外祖父祝确是个商人，据朱熹自己说：“新安祝氏世以贷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朱熹自己很讨厌商人，不过对这个号称“祝半州”的外祖父倒是津津乐道。

找不到其他名字，我当然不死心，就再回头看看当今的历史学家是否找到过，一查，果然让我发现，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先生做过同样的傻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寻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

汪先生是宋史大家，他查得比我细致。自先秦之后，盐商就很富有，宋代盐业也很活跃，他就到盐商堆里去找。在《宋会要辑稿·盐》中，果然被他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吴傅。可惜两个人的名字都只出现过一次。文中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等都未言及。

汪先生还在考察宋代宗女出嫁时遇到了两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史家李焘记，宋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曰：一事甚悔，前日乃往问帽子田家，见说是家凡十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国家宁要汝钱。也是何门当户敌”。又北宋后期人朱彧记：“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勿庸置疑，二人真正是京师的大商人。然而不幸的是，关于帽子田家，记载仅此一处，他的经营规模、雇工数量等一无所知。关于大桶张家记载有二三处，但有价值内容也很少。

这就是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一个可笑的对比是，在历代的史书中，有名有姓的妓女肯定比有名有姓的商人多——当然，我这样说绝无歧视性工作者的意思。在宋代，艳名流传至今的名妓就有好多，比如与皇帝纠缠不清的李师师、“莫问奴归处”的严蕊、被苏东坡写进诗里的琴操等等。

从这个细节，你大抵可以知道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西汉富豪榜”的启示

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专门记载了西汉初期的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前日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有21个名字，把这些人所从事的产业一一排列出来，突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财富积累好像与当今并无太大区别。

在司马迁的这张“西汉富豪榜”上，排在前四的竟都是冶铁业者。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被流放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榜上接下来三位分别是来自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孔氏和鲁国的曹邴氏，致富之道与卓氏相似。

排在第五位的是齐国的大盐商刁闲。齐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凶悍狡猾，而刁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车，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了上万头牲畜，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可得。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另外一个则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列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