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兴(主编)、卜伟、段建宇(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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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产业升级研究试读：
前言
F O R E W O R D笔者自大学本科毕业以来，长期从事与金融相关的管理工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也以此为主。随着对金融行业的了解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关注我国银行产业的发展，对其进行持续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常惊讶于同等投入情况下投资银行业务数十倍于传统银行业务的巨大利润，而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投资银行市场却鲜见本土投资银行的身影。在深入了解中国银行市场情况的基础上，对比研究国际与中国银行产业的差异后，认为有必要在深入了解中国银行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找出中国银行产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现有研究仅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或金融理论，不足以得出全面的分析结果。在研究过程中，借助学科交叉分析的优势，先后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经济学及金融创新理论系统分析银行产业，并根据其市场绩效、经营稳健性、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指标及其在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创新性地将商业银行所处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发展阶段，得出我国银行产业正处于银行产业中级发展阶段的结论。此外，在银行产业升级和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分析中国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并进行绩效评价，根据我国银行体系的演进格局和银行产业的发展阶段，从银行产业升级的动因、银行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和银行产业升级的路径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推动我国银行产业升级，这也是本研究成果的意义所在。
在研究过程中，卜伟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给予了很大帮助。感谢博士研究生曲彤、易倩、谢臻，硕士研究生陈美池、董肖丹、廉子萱、张鑫鑫、赵远，他们在资料搜集和数据整理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感谢硕士研究生张美晨，她除了参与以上工作外，还负责本书文字编辑和校对等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读者见面。
道可道，非常道，知行合一。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总结思考，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以期对银行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向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段建宇2016年6月于北京▶▶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图1-1 全球十大银行核心资本实力排名资料来源：《银行家》2014年第7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相继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各项业务加速发展，其总资产规模在世界银行同业排名中大幅提升，在2014年全球十大银行核心资本实力排名中，我国有4家商业银行排名前10位，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排在第1位和第2位，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排在第7位和第9位（见图1-1）。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网站信息，2013年1000家银行税前利润大增23%至9200亿美元，超过2007年排名的危机前最高值7860亿美元，其中我国银行业利润为2920亿美元，约占全球总利润的1/3（见图1-2）。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银行业快速崛起，从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4%到2013年的32%，中国银行业仅用了6年时间。图1-2 按照区域划分的商业银行税前利润资料来源：《银行家》2014年第7期。
然而，由于缺乏金融核心技术，缺少金融综合经营空间，主要利润来源仍是世界范围内较高的存款与贷款的利息收入差。同时，我国银行业提供的产品品种单一，仅限于存款、贷款、汇兑以及少量中间业务等附加值较低的银行传统业务，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见表1-1），而欧美跨国银行利用金融核心技术向我国金融市场的高端客户提供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绝对的竞争优势，且在投资银行的营业收入构成中，非利息收入占比在40%以上（见表1-2），表明我国银行产业与发达国家银行产业整体上存在差距，处于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表1-1 中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占比表1-2 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占比表1-2 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占比-续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同时，通过“存量改革”和“增量导入”两条途径，打破了“大一统”的银行组织体系，实现了中国银行业由垄断走向竞争、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功能狭窄走向健全完善的转变，建立起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生长点、中资和外资商业银行并存发展的银行组织体系。金融制度变革也由粗放混业经营转变为现在的“严格”分业经营。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产业正面临国际化业务趋势明显、综合化经营加速以及“跨界+竞争合作”的新机遇，如何抓住契机实现我国银行产业转型升级是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分析我国银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并进行定位。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政策经历了粗放式混业—严格分业—混业监管三个阶段的变化，其银行产业也随之经历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的演进。对发达国家银行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进行分析，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2）分析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从国际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对综合金融服务的客观需求不断增长，而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的主体业务是存款、贷款和清算等传统业务，外资银行则能够通过其综合经营的母公司，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从国内看，利率市场化改革缩小了存贷利差，同时也缩小了银行产业的盈利空间。以上事实对我国银行产业分业经营体制提出了挑战，要求我国银行产业加快升级进程，打破分业经营的界限。（3）分析如何选择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我国银行产业的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是国家行政意志的体现，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这表明我国银行产业升级路径高度依赖金融管制等正式规则的变迁，以及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放宽银行产业金融综合经营、改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等来实现银行产业升级。
本书研究的总体目标是确定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主要通过以下具体目标来实现。（1）确定我国银行产业发展阶段以及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2）确定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与动因。（3）确定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4）确定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5）提出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12月11日以后，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的地区和业务限制。随着大量外资银行的进驻，中国市场上银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将受到严峻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流程设计、产品服务、经营模式等方面与外资银行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近10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体制改革、稳健经营和审慎监管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正步入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以及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冲击，商业银行传统的主要依靠存贷差的盈利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迫使商业银行迅速转型，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设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这表明未来银行产业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壁垒逐渐被打破，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开始朝综合化经营迈进，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张玉柯、史俊仙，2012）。如何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中调整管理模式、优化业务流程、升级产品和服务，是商业银行共同面对的课题。本书通过对中外银行产业发展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路径，以期为我国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第二节 概念框架
产业升级理论主要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研究认识和研究思路。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在研究视角上，该理论主要针对一国（地区）整体而言，其测度较为直观，且利于政府干预管理。在经济增长初期，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初步工业化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要求实现“工业比重”“机电产品比重”“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等指标，符合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而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理论则侧重通过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程度的升级，即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价值链升级模式中的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选择存在差异。为此，本书在研究商业银行产业升级时，将选用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现有关于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理论大多用来分析制造业。Humphrey和Schmitz（2002）将价值链升级模式分为四种，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其中，工艺升级是指通过对工艺、生产流程的改造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升级是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功能升级是指重新组合价值链中的环节如增加设计或营销环节来获取竞争优势；跨产业升级是指将企业从一个特定产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到新的产业领域或转向一个新全球价值链。该理论还认为，升级一般是遵循从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跨产业升级这样一个渐进过程，但是当技术出现突破性创新时，升级轨迹可能突破常规方式。
价值链理论也可以用来分析商业银行产业。商业银行产业存在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价值链，内部价值链主要是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活动载体，包括资金筹措、资金运作、风险管理、金融影响和金融服务等基本价值活动以及协助基本价值活动完成价值增值过程的辅助价值活动；外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由央行、清算中心、资本市场、电子市场和其他商业银行组成的复杂的多价值系统以及与银行价值链产生关联的所有外部企业。我国商业银行产业现阶段处于价值链低端，即制造金融阶段，主要生产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产品，在交易金融和市场金融等高端价值链环节有所不足。在分析商业银行产业价值链升级时，一方面可以通过混业经营的模式实现工艺流程升级，降低不同业务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金融创新，依托市场需求，不断革新现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体制，实现金融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最终实现商业银行产业升级。第三节 研究方法一 比较研究法
综合考虑银行绩效评价的营利性、安全性和发展潜力，对国内与国际银行绩效进行比较。选取世界前30家银行与我国前30家银行为样本，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国际国内的可比性，选取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成本收入比三项指标来衡量营利性，选取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来衡量安全性，选取存贷款比率来衡量发展潜力。首先，运用描述统计学方法对比分析全球及国内前30大银行某项指标2006年末和2013年末的均值，并给出2013年末全球前30大银行该项指标的大小，从直观上了解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在该项指标上的差异；其次，对国内银行和国际银行的该项指标进行Kruskal-Wallis H检验，进一步分析国内国际银行该项指标的差异是否显著。二 因子分析法
通过因子分析法对银行绩效进行测定与分析。采用我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8～2013年的相关数据，选取营利性指标、安全性指标、流动性指标、规模指标和发展能力指标来构建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两个层次进行绩效评价。首先，确认标准化后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用SPSS 20.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736（＞0.5），且Bartlett’s Test的相伴概率值为0，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5个公共因子F、F、F、F、F，5个公共因12345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973%，表明提取了13个原始变量大部分的信息；其次，为了得到经济含义更清晰的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根据公共因子在不同指标上载荷的大小对其进行命名，将F命名为规模因子，F命名为成长因子，F123命名为安全因子，F命名为盈利因子，F命名为流动因子；再次，计45算商业银行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F，即综合得分，在SPSS 20.0运行过程中可以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提取的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对各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即可得到综合得分；最后，对样本银行依据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进行排名，从银行个体角度对其绩效进行静态分析。三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
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影响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是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混合，是指对一组个体（如公司等）连续观察多次得到的资料。与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相比较，面板数据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优势。①可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即由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所造成，当个体差异“不随时间而改变”时，面板数据可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②提供更多个体动态行为的信息。由于面板数据同时有截面与时间两个维度，有时可以解决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无法解决的问题。③样本容量较大，可以提高估计的精确度。
首先，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具体形式。通过F检验来判断是否存在组间效应，若不存在，则选用混合回归模型；若存在，则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其次，对收集到的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不断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导出相关结果。最后，进行稳健型检验。剔除掉分布在5%以下和95%以上的极端数据，然后用剩余的数据再进行逐步回归，得到的结果与之前的基本一致。第四节 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现有研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我国银行产业进行研究，选取存款、贷款市场占有率指标，运用SCP范式分析银行业市场集中率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但是，新产业组织理论表明，市场集中率并不是决定市场结构的唯一条件。为此，本书选取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产品差异化和市场进出壁垒等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通过对各个因素进行分析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准确把握我国商业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类型，为分析商业银行业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奠定基础。（2）在构建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以往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构建财务指标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商业银行财务指标；第二种是构建非财务指标评价体系，侧重于商业银行价值等定性指标；第三种是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以上方法在评价商业银行绩效时各有侧重点，但是财务指标评价本身没有考虑银行资金所承担的风险等方面，容易导致经营管理者过度扩张或参与高风险业务等短期行为，为了较为全面地评价商业银行绩效，本书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的营利性、安全性、流动性、规模及发展能力五个方面，构建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使得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同一评价框架内，确保评价结果严谨客观，为实现商业银行产业升级提供研究依据。（3）已有对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很少研究银行产业升级。首先，基于产业升级和银行产业的相关研究，提出银行产业升级的内涵，即银行产业升级是指商业银行通过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增加服务、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从而提高其管理水平、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和运营能力的过程，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其次，结合银行业发展特点，将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因素，包括经济环境、产业环境和法律环境；另一类是微观因素，包括银行股权结构、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第五节 本书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七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章，文献综述。主要围绕银行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从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因素、银行业的国际比较、混业经营、产业升级的内涵及形式、产业升级的动因、产业升级的路径、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及银行产业升级八个方面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
第三章，中国银行体系与阶段划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演进进行整理，针对银行体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商业银行的格局和特点进行总结，为更好地理解我国目前银行业发展现状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四章，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首先，基于新产业组织理论，结合银行产业发展特点，得出决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产品差异化和市场进出壁垒。同时，以我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个因素的分析来研究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其次，综合考虑银行绩效评价的营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国内与国际银行绩效进行比较。最后，根据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及国内与国际银行在市场绩效方面的差异，提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五章，中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动因。主要论述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外在动因是商业银行业所处的环境以及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外资银行进入、全能银行趋势、金融危机影响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内在动因从银行业自身发展状况出发，主要包括资本约束的压力、风险叠加的压力、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增强竞争力的要求。
第六章，中国银行产业升级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首先，明确中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定义及测度方法；其次，根据以往研究，并结合银行产业的特点，将影响银行产业升级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前者包括经济环境、产业环境和法律环境，后者包括银行股权结构、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选取主要的14家商业银行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对我国商业银行产业升级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第七章，银行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路径。首先，根据不同国家银行产业不同时期的特点，对美、德、日等发达国家银行业发展历程与升级路径进行对比分析，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银行产业升级路径提供经验借鉴；其次，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特点，以及目前银行业所处的内外环境，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转变发展模式，加快业务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加大监管力度，通过金融创新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本书的内容框架见图1-3。图1-3 本书的内容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导读：众多学者对银行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有益的研究，本章从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因素、银行业的国际比较、混业经营、产业升级的内涵及形式、产业升级的动因、产业升级的路径、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及银行产业升级八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了解银行产业升级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第一节 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因素
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因素包括非利息收入和混业经营两方面的因素。一 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
关于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绩效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盛虎和王冰（2008）采用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3～2007年披露的年报数据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绩效。而魏世杰等（2010）利用2003～2007年我国40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收益率数据研究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非利息收入占银行营业收益份额的增加与银行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细分后发现，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份额的增加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但是投资收入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银行绩效。Stiroh和Rumble（2006）利用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非利息收入波动性较大并且营利性比信贷收入差，而非利息业务成本的增加能够抵消分散带来的好处，从而认为非利息份额的增加不能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Lepetit等（2008）通过研究发现银行规模以及非利息收入类型都会影响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王菁和周好文（2008）以我国12家商业银行1999～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与股权收益率、资本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且稳定的负相关关系。二 混业经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
关于混业经营与商业银行绩效关系的研究，依据所采用的数据和方法的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结果。Aggeler和Feldman（1998）认为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可以改善单一收入结构，丰富银行收入来源，提高银行经营绩效。Allen和Jagtiani（2000）通过模拟一家全能型银行来检验其进入证券和保险行业的风险，结果表明银行控股公司在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后总体风险有所下降。Lang和Welzel（1996）以德国的全能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全能银行业绩的提高主要源于新业务部门收入的增长。周开国和李琳（2011）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对银行风险进行分解，以分析商业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风险的降低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波动风险的减小。薛超和李政（2014）对我国81家城市商业银行2002～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不能改善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加传统存贷款业务能够提高经营绩效，而非传统业务则会降低经营绩效。引入规模因素后发现，规模越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和非传统业务对其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越小。李梦雨（2014）对国外全能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两种综合经营模式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总结，利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综合经营与商业银行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多元化战略有利于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的改善，但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呈显著负相关。第二节 银行业的国际比较
每个国家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迁可能会因各国经济背景、政策等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陈柳钦（2005）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的发展历程中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综合银行模式——两业（银行业和证券业）始终融合在一起；另一种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混业经营—分业经营—混业经营模式。当然，在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历程。舒志军（1999）比较分析了英国金融集团与德国金融集团的形成过程与发展状况，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银行产业升级的可行路径。德国和英国金融业在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组织形式和监管模式等诸多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不同（杜莉、高振勇，2007）。杜莉、高振勇（2007）指出混业经营是中国金融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现实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金融监管也必须逐步从分业监管模式过渡到统一监管模式。
刘红波（2004）认为绝大部分国家金融业最初的自然发展状态是一种混业状态，从此走上一条“混业经营—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发展道路。同时，强调中国金融业应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来实现我国向混业经营的平稳过渡。陆晓明（2005）以美国花旗集团出售其旅行者人寿保险业务的举动为切入点，分析评估了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作用和效果，认为其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加集中于核心业务、更加具有竞争性、更加能够满足客户需求和确保股东价格最大化的金融集团，给出了整个银行业发展方向分析的经典注解。第三节 混业经营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在华外资银行享受国民待遇，中资银行原有市场准入方面的优势不再存在，这意味着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加速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发展。现关于混业经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 中国混业经营模式的选择问题
西方银行业混业经营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单一金融机构控股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纯粹的金融控股模式（张鸿飞，2011）。关于我国金融业选择何种经营模式，众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李世银（2009）认为三种混业经营模式中全能银行的经济效应最明显，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言，该模式可以将金融业务完全整合，具有开放性和自由性；就系统风险而言，全能银行的业务多样化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分散内部风险，从而使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得以降低。基于对金融业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模式的分析，李世银（2009）认为我国的混业经营应以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单一金融机构控股公司模式为主。张鸿飞（2011）则认为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是现阶段适合我国各类型银行的最优化选择。二 混业经营与金融监管
现阶段我国金融系统已经形成了如光大、中信、平安等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实践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对于如何实现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张强（2003）认为，为解决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所带来的内部交易问题，降低隔离风险，金融监管应该通过建立“防火墙”制度，来约束集团成员间的内部交易，控制风险在各金融分支行业之间相互传递。赵善华（2009）以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条件下的金融监管机制为研究对象，阐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从金融监管理念、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监管方式等方面探讨了金融监管机制的策略选择。高秦伟（2007）依据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以及国外的经验，认为实现规制合理化是监管部门研究的重点，在监管体制改革方面，应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张伟和刘志荣（2008）对美国1999年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前后的金融监管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一个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的监管模式。索红（2012）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以及混业经营和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变迁的经验，认为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三 混业经营与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关于混业经营与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关系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一种观点是混业经营会加剧金融业系统风险。Arthur和Wilmarth（2005）对美国发展金融集团所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认为发展金融集团会使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进一步集中，而现行监管不足以控制非理性行为，会加剧系统性风险。De Young和Roland（2001）发现混业金融机构的尾部贝塔值较高，这表明这些机构会产生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刘毅和于薇（2010）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表明混业经营的快速推进提高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染性和脆弱性。彭建刚等（2014）使用HHI指数代表混业经营程度，用MES方法测算系统性风险，对混业经营与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另一种观点是混业经营可以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从而降低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Saunders和Walter（1994）发现银行业务扩张，如经营保险和证券业务，可以降低风险。Kwan和Laderman（1999）通过实证验证了商业银行涉及证券业务以及金融集团公司持有证券、保险等公司的股份可以显著降低银行风险。陈雨露和马勇（2008）选取6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相关数据，对混业经营与金融体系稳定性进行研究，发现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的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也就越小。四 混业经营的理论基础
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多元化经营理论、金融资产同质性理论和金融才能理论。①多元化经营理论是最早为金融混业提供理论支撑的基础理论。Hill等（1992）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绩效不是源自企业制定的多元化策略，而是决定于企业战略与内部组织安排的匹配程度。将多元化理论应用于金融企业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结论。Berger和Humphrey（1994）的实证分析表明，银行业的范围效率很低，生产多样化的产品最多可以使成本降低5%，对收益的影响不明显。Saunders和Walter（1994）运用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1984～1988年的股本收益数据，构建了全能银行的综合风险公式，结果表明证券经纪和承销是风险最大的业务，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务的混业显示出较高的风险水平。Berghe和Verweire（1998）构建了金融混业集团控制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该框架，利用欧洲国家金融混业集团、银行和保险公司1991～199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多元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资本收益率，不利于业绩的进一步提升。不同类型的多元化产生的协同效应随行业、企业治理结构、经理人员对战略的控制力以及协同效应类型的不同而对混业业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②金融资产同质性理论。王常柏和纪敏（2002）从金融资产同质性的角度出发对金融全能化、混业经营趋势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认为金融资产的同质性和资产专用性相对应。资产的同质性越强，变更经营领域的成本就越低，金融行业中的资产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因此经营更多的金融业务就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这也是金融集团的主要效率来源。同时，他们还认为，金融资产的同质性不仅推动了全能化趋势，而且导致流动性风险和利益冲突等不利于社会的后果。金融资产同质性程度越高，流动性越强，就越会导致“大而易倒”的结果。③金融才能理论。秦力（2002）基于能力理论提出了“金融才能观”这一新框架来解释金融的混业和全能化趋势。该理论以金融才能为基础概念，将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归结为能力的不断积累和拓展。所谓金融才能，就是金融中介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的集合，其核心能力是风险和收益的匹配能力，第二能力是金融中介向外传递所具有的风险收益匹配能力，金融全能化和集团化实际上是在金融需求的推动下，金融中介能力不断成长和积累的外部表现。第四节 产业升级的内涵及形式一 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升级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但对于产业升级内涵的理解，仍然存在大量分歧。国内最早研究产业升级的学者吴崇伯（1988）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的中心是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徐东华（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整体质的变化。高燕（2006）认为产业升级通常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产业结构效益的提高。张耀辉（2002）认为产业升级就是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强调了创新和要素升级的重要性。以上学者的研究将产业升级等同于产业结构升级，即国民经济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动态优化的过程。而随着对产业升级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区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刘志彪（2000）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趋势，它包括两种形态的资源配置趋势：一是在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导向下，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移动；二是在竞争导向下，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的移动。前者是产业结构升级，后者则是产业内升级。姜泽华和白艳（2006）认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有着不同的内涵，产业升级的内涵是单个产业形成、发展和衰退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是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李江涛和孟元博（2008）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比产业结构升级更高层次的概念，即产业升级包括两个不同升级方向的、并列的产业发展内容——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深化发展，前者反映了国民经济中不同性质产业的时空布局，后者反映了同一性质产业在不同时空下的存在状态。这一表述说明了两者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只是产业升级的一部分。李晓阳等（2010）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宏观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改善，实现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优化；微观上表现为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即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产业升级可分为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两种，前者即为产业结构升级，后者则是指某个产业内部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高等。二 价值链升级
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分工，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产业升级研究丰富了产业升级研究和探讨的内容，直到20世纪90年代，产业升级才被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中。波特（2002）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Poon（2004）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制造商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角色转移过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总的来说，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此外，不少学者对产业升级的形式进行了研究。Gereffi（1999）将产业升级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在产品层次上的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在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升级，包括不断提升的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三是在部门内层次上的升级，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在部门间层次上的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Ernst（2000）将产业升级方式细分为五种：①产业间升级，即在产业层级中从低附加值产业（如轻工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如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移动；②要素间升级，即在生产要素层级中从“禀赋资产”或“自然资本”向“创造资产”，也就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移动；③需求升级，即在消费层级中从必需品向便利品，继而是奢侈品移动；④功能升级，即在价值链层级中，从销售、分配向最终的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⑤链接上的升级，即在前后链接的层级中，从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第一种方式为产业间升级，后四种方式属于产业内升级。在这些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即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入高级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二是产品升级，即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三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而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四是部门间升级，即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也称链升级。其中，前三种方式属于产业内升级，最后一种方式属于产业间升级。
西方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为微观，其实质是直接将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的本源。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来看，产业升级就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张向阳、朱有为，2005）。国内学者也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潘悦（2002）认为在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不再仅仅是简单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转换，还包含由同一产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张辉（2004）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遵循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规律。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也是参与价值链中实体经济活动的环节变得越来越稀少的一个过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产业转移实际上是高低不同附加值的价值环节在空间上的一次优化调整和再配置。隆国强（2007）认为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后起国家产业升级变为三个方向：一是继续像以往那样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间升级；二是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三是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
一些学者还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升级。张其仔（2008）通过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分析发现，产业升级不一定是线性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分岔。直至目前，中国的产业升级仍没有由分岔式升级收敛到线性升级阶段。中国现阶段仍要实施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战略，其重点仍在于产业间升级，通过产业间升级带动产业内升级。朱卫平和陈林（2011）认为产业升级的内涵是：要素禀赋资源比较优势从土地、劳动力等低端要素发展到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的动态转化促使新兴主导产业不断涌现，迫使旧主导产业进行技术、组织形式、产品升级，这个周而复始、由低至高的产业素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对产业升级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技术创新、要素升级、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对产业升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五节 产业升级的动因
刘志彪（2000）阐述了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的观点：仅仅用需求的收入弹性和生产率差异去解释产业升级的动因，不仅浮于表面，而且忽视了为获取贸易利益而在劳动分工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即忽视了交易费用随劳动分工的扩大所呈现的指数化增长趋势。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他从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产业升级的动因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被大量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马健（2005）则认为关于产业升级动因的需求收入弹性说、生产率上升说、制度经济学说等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传统工业化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然而对信息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动因却无能为力。他认为模仿行为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可以解释信息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动因，即信息技术会同时在某一产业内的企业间模仿扩散和在产业间模仿扩散而实现融合，从而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节约生产环节成本和提高信息传递与利用效率来推动产业升级。第六节 产业升级的路径
部分研究从企业或单个产业层面提出产业升级的路径，也有部分研究从区域或国家层面提出。总的来说，企业或产业层面的升级路径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创新战略路径，而区域或国家层面的升级路径研究更加关注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发展路径。已有研究中的技术创新战略路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1）提出的基于技术引进视角的技术创新战略路径。这种路径是指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通过消化吸收和自主开发形成核心竞争能力，最终向实现水平分工迈进。第二种是基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视角的技术创新战略。实现该类产业创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一个企业完成产品创新并由此带动相关的技术创新及管理创新，由此获得的高额利润对其他产业产生诱导作用，吸引其他产业效仿，使技术扩散到其他企业，最终形成新的产业；二是由多个企业同步创新，分别完成产业创新所要求的技术创新工作，同时进入新的产业（张耀辉，2002）。以上两种路径强调内生性自主技术能力的培养。考虑到目前中国自主创新面临沉没成本高昂、自主创新能力依旧不足等困境，徐康宁和冯伟（2010）在对比研究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创新战略的第三种路径：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内生化产业升级，即以本土市场规模作为与国外企业合作技术的筹码，通过共同参与研发设计、共享市场规模收益的方式，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地汲取知识技术的外溢，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从而使企业的创新机能得以内生化，最终实现技术创新。
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发展路径避开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首先在区域范围内构建国内的价值链，打造国内一流品牌，等区域价值链体系不断成熟后再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配，实现产业升级（王海杰，2013）。张少军和刘志彪（2010）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的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着力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是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中摆脱低端锁定和缩小地区差距较为可行的途径。但由于中国各地区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很难一蹴而就，因而可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地区之间，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构建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内价值链，然后基于其“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与其他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对接和互动，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内价值链的构建。高煜和杨晓（2012）也认为，构建联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密切沟通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国内价值链，有助于培育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并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第七节 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已有研究多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提出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包括企业自身努力、产业集体行动和政府政策支持等。一 微观层次即企业层次的主要观点
黄先海（1998）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由几个或某几个大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是有选择地对可能带动产业升级的极少数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刘志彪和张晔（2005）具体分析了作为“国际代工者”的本土企业从OEM到ODM各阶段的升级模式，提出了本土企业转向自有国际品牌的国际战略。张明志（2008）提出应通过承接国际外包来促进产业升级，具体来说，我国企业应努力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提高交易制度的效率，扩大承接国际外包的规模；二是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加快配套产业发展；三是注意人力资本投资，努力提升产业链。二 中观层次即产业层次的主要观点
顾江（2009）在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内容、人才要素和资金要素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文化产业升级路径：一方面，要发挥文化产业关联效应极强的作用，扩大其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支撑效应和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与国际文化产业结构耦合，通过自主创新和品牌经营，利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学习机会建立起快速的扩张市场的能力，以其“超前错位”来影响和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杨仁发和刘纯彬（2011）则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角度出发进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较弱，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低端等方面，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只能依靠制造业产业升级并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方式与渠道就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三 宏观层次即国家和区域层次的主要观点
李江涛和孟元博（2008）在分析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分别提出适合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路径指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指向表现为产业深化创新以及迈向以第三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指向则主要表现为迈向以重化工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升级。朱卫平和陈林（2011）通过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发展历程进行经验研究，分别从产业、企业和产品三个角度出发归纳广东产业升级的三种模式：一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二是企业价值链高度化；三是产品加工程度高度化。最后依托理论成果与经验数据提出产品加工程度高度化是今后广东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第八节 银行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虽然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界至今还没有在产业升级内涵和产业升级形式方面达成共识。纵观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对产业升级内涵的定义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二是产业链升级。一 产业结构论
产业是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加总，我们在企业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给出一个产业的生产函数：Y=f（A，K，L）。其中，Y为产业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K为实物资本投入，包括中间投入（原材料）、土地、水电能源等；L为人力资本投入。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产业要最大化收益，就必须依据生产函数中各种要素之间的价格和边际替代率选择不同要素的投入量。
传统的产业升级是三次产业下的派生概念，与传统的要素禀赋动态转化理论大致相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动态的要素禀赋转化将直接导致要素价格的变化，从而导致这个国家的生产比较优势不断转化。在不发达阶段，土地、水等自然要素相对丰盛且价格低廉；随着工厂林立、资源匮乏的发达阶段的到来，低端要素逐步稀缺并且价格升高，高端要素变得丰盛且价格相对价廉。在降低成本和最大化利润的动力下，每个产业都会不断调整投入要素的比例结构，尽量使用这一阶段国内丰盛而价廉的要素资源进行生产。这将导致企业的技术、组织形式、产品结构同步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内部的技术、组织、产品升级。某些产业一旦跟不上要素禀赋变动的步伐，将步入衰退并最终被淘汰，转而进入后发国家去寻找丰盛的低端生产要素。同时，新兴主导产业将挤占衰退产业仅剩的资源和市场空间，最终使产业结构出现转型性调整，各行各业同时也实现了产业升级。
在我国，最初对产业升级的研究普遍以三次产业为研究对象。持有该研究思路的学者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例如，产业升级也可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依次转移、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到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唐晓云，2012），也可认为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趋势（刘志彪，2000）。郭元晞等（2009）指出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包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相互关系变化的规律，以及各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的规律，尤其是技术水平进步等。张耀辉（2002）认为产业升级包含下列内容：第一，产业升级是一个历史性现象，描述了产业依次出现、扩张、消亡的过程；第二，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同步，产业结构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必然引起国民收入增长，进而转化为要素收入增长和购买力增长；第三，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来相应的要素转移现象，当一个产业开始时必然会吸引要素进入，而当一个产业退出时也必然会引起要素的退出，退出的要素流入新兴的产业中，形成要素转移效应。二 产业链升级论
产业链升级论认为，产业升级不同于产业结构升级。代表观点为：从全球竞争和国际产业的视角来看，产业升级应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产业升级是一个比产业结构升级更高层次的概念，即产业升级包括两种不同升级方向的、并列的产业发展内容——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深化发展（李江涛和孟元博，2008）。在国外，Ernst（2002）最早使用“Industrial Upgrading”这个概念，他在分析韩国特殊的产业竞争战略时指出，通过章鱼式多元化扩张进入不同产业甚至不相关产业来实现扩张，而不是通过知识积累实现产业升级。这表明他认为该行业过分偏重产业结构变迁而忽视了产业内能力的提升，可见在他的认识里，“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发展路径和实践（陈羽、邝国良，2009）。Gereffi（1999）在关于东亚服装产业的一系列研究中，开始了正式的非“结构思路”和“价值链思路”下的产业升级研究。在这种思路下，产业升级可分为该国（地区）的企业以及产业整体在价值链下或者不同价值链间的攀越过程，其意义不仅是统计上的产业结构变迁，而且是增加值的获取，以及国家赋税、劳动者收入、企业与国家形象乃至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改善。基于这种思路，近年来国内学者展开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张耀辉（2002）在对产业升级的重新理解中指出，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应该是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三次产业间转移是一个低附加值产业不断被高附加值产业替代的过程，并提出产业升级过程的实质就是产业创新与产业替代的过程，而产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面。冯艳丽（2009）指出产业升级实际上是同一价值链中各个环节和不同价值链之间互动产生的复杂动态结果，是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朝着高附加值环节或链条不断攀升的过程。隆国强（2007）借助经典的价值链“微笑曲线”图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三个方向——产业间升级、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升级以及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升级，这与国外学者概括的“价值链升级”和“功能升级”一致。针对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进行的持续的研究主要有：刘志彪（2005）具体分析了作为“国际代工者”的本土企业从OEM到ODM各阶段的升级模式，提出了转向自有国际品牌的国际战略；于明超等（2006）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在大陆的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研究国内当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下面临的因技术能力弱、生产规模小等而被边缘化进而限制了升级潜力的问题；江静等（2007）在“经济租”思路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价值分配中的决定因素，讨论了价值链管理中的收益不均问题，提出了提高学习能力、进行技术扩散以及实现自主创新等产业升级对策。
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论还是产业链升级论，依旧以制造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雁行模式和主导产业替代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因此其本质仍是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理论，同时，产业结构理论单纯依靠三次产业的划分，尤其是产业升级理论过多地强调第三产业，使得大量资本、生产要素投入进来，而第三产业内部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并没有明确结论，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十分迷惘。对于作为第三产业的银行业而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所形成的利息差，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在银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并不是要舍弃低附加值产品，而是要达到传统业务与非传统业务的适度搭配和适度结合，达到产业结构与银行目标效益相一致。因此，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并结合银行业自身的特点，本书将银行产业升级定义为：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以金融创新为推动力，通过银行间并购优化组合生产要素，提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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