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冷战后的美国与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明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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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冷战后的美国与中国试读：

导言 从纳什的北京之行谈起

2002年8月的一个下午，离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报告会开场还有两个小时，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外已经人头攒动。就在这里，纳什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进行了题为“通过代理来研究博弈中合作”的演讲。“我听懂了纳什！”从受到过大学理工科教育的人士到普通听众，他们都如是说。

其实，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往往是朴素的；大师听来似乎简单的道理常常体现了天才的思想所在，不同的人从中或许得到了不同的感悟和启发。

博弈论就是这样的理论。

从“囚徒的困境”延伸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由出生于匈牙利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所创立的。这一理论研究的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者的博弈中，其中每一方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研究其他方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从而形成以冲突和合作为基本形式的互动。

研究博弈可以从最简单的两伤棋类比赛开始，来理解各类博弈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理。这是一种参与人数确定、游戏规则明确、纯粹以策略取胜(包括以对方策略失误取胜)的简单博弈。但是，最近三四十年来，博弈论已经远远超越了棋局研究，而成为人们从处理生活小事到解读国际风云的一把“智慧之钥”。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以博弈论中著名的案例“囚徒的困境”为例。

警察抓到两个纵火案犯罪嫌疑人，然后将它们隔离关押起来，并要求他们坦白交代。假定：如果两人都承认纵火，每人将被判刑3年；如果都不承认，每人将被判刑1年；如果一个不承认而另一个坦白并作证，那么抵赖者将被判刑5年，坦白者将被释放。

这两个囚徒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显然，在以上假定中，最好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刑1年。但是，由于两个囚徒在理论上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决策的所谓“理性行为者”，在无法获取对方的完全信息并给予对方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大概都会选择似乎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即选择坦白。“囚徒的困境”最早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增克于1950年提出的。这个假定的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个极为深刻的道理，现在人们常常用它来分析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各种现象。

比如，冷战时期美苏长达40年的军备竞赛就是这样一个“囚徒的困境”。作为博弈的双方，由于美苏互相敌对，信息沟通不畅，甚至人为制造各种强化互不信任的信息，因而两国陷入了一个不断谋求自身安全、然后不断感觉还不安全而且安全形势也确实相应地不断恶化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其实，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还提出了另一个博弈论的著名案例，即“田忌赛马”。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按照游戏规则，齐王和田忌应分别将自己的马分为一、二、三等并进行比赛。由于田忌每一等级的马都不如齐王同等级的马，故如果按游戏规则竞赛的话，田忌必败无疑。故事的结果是田忌“略施小计”，以自己的三等马对付齐王的一等马，然后以自己的二等马对付齐王的三等马，以自己的一等马对付齐王的二等马。尽管田忌每一等级的马都不如齐王同等级的马，但他却以2∶1的战绩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用来观察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军事博弈的话，“田忌赛马”算得上“非对称战略”的先导。但是，田忌的“非对称战迷”必须有一个实施的前提，即假定一方占有对另一方的策略信息，在此条件下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齐王占有田忌的决策信息，也选择违反游戏规则，研究排兵布阵，则这个故事中的赛马过程和结局将出现多种形态。通过这一延伸，也反证了在信息沟通和互信度不高的情况下，“囚徒的困境”是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的。

不过，尽管“田忌赛马”与“囚徒的困境”方法论意义有所不同，但它们同样表明：在一定的博弈条件下，博弈策略的选择对于博弈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人们对博弈论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我并没有“古已有之”的偏好，非要论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创立了博弈论。事实上，从一个具体的案例上升到一个抽象的概念和原理，在形式上是一小步，在实质上却是一大步。从知道“4比2多2、6比4多2、8比6多2……”到一言以蔽之曰“这个数列依次多2”，这是思维上的一次飞跃。人类的思维从幼年走向成熟，大概也是如此。“田忌赛马”与“囚徒的困境”都只是设定状态下的简单博弈。在大多数情况下，博弈者都可以有多得多的若干种选择。而对于一方的每一种选择，另一方也有若干可供选择的相应对策。对于对手的每一步回应，另一方又有自己进一步的选择。双方就这样轮流进行自己的选择，循环往复，不断地演进。由于博弈者选择的多样性，博弈过程完全可能呈现多条路径、多种结局的态势。这种纷繁芜杂的分支情况类似一棵不断生长着的参天大树。博弈论称之为博弈树。

在博弈过程中，博弈者存在一个输出与反馈的问题。一方做出一种选择，另一方做出相应的对策。而这种回应不仅仅是简单的回答，它还决定或限制了对方的下一步选择，或者至少是为对方的下一步选择规定了条件和范围。也就是说，每一方并不能有完全的自主权利进行下一步选择。这类似于棋类的对弈，棋手只有一半选择的权利，另一半选择的权利掌握在对手的手里。一方棋手总是将棋子落在可能导致自己胜利的位置，而对手却总是把棋子布在可能导致自己胜利、同时限制和引导另一方布局路径的位置。

同样以棋类比赛来类比博弈的演进结果。谁的努力占了上风谁就将取得博弈的胜利。当然，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双方的努力不相上下，这时双方如果能够有较好的信息沟通和形势判断的话，也可能走出所谓的“囚徒的困境”，握手言和，或者开始新的博弈。双方如果没有较好的信息沟通或者形势判断失误的话，也可能走不出那种“囚徒的困境”，以致于双方循环兜圈子，陷入长期的恶性竞争。这是一盘没有结束之日的棋局。

所以，在最简单的“零和游戏”中，博弈结果是单一的。这好比我们童年时代常玩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其结果只可能是你输我赢或者相反。但在博弈的实际演进中，其分支(各种不同的相互对应的选择)是繁复的，其结果也是多样的，至少包括赢、输、和局以及僵局。进一步说，在实际的经济、政治、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我们很少有机会对某一博弈给出绝对的赢和输的判断，和局和僵局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从理论上说，博弈论假定：博弈各方都是理性的，总是按对其最有利的方式行动；另一方在确定自己的对策时，同样也在试图寻找自己的最佳行动方式。在博弈论中，当一个博弈者的战略无论其他博弈者采用何种战略它总是最好的时候，这种战略就叫占优战略。而当全部博弈者都采用占优战略时，其结果就是占优均衡。在这种状态下，各方的利益都达到了最大化。纳什先生在北京向两千多名听众阐述的纳什均衡实际上就是，当设定其他博弈者的战略选择后，每一方都实现了最佳的获利状况；或者说，在博弈战略的选择中，每一种战略都已经是针对其他对手战略的最佳反应。这一理论正是纳什20世纪中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博弈研究的小结。

但事实上，“纳什均衡”也郴过是设定条件下的理论状态。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断地由某一个“可接受的均衡”通过一系列的对弈选择达到另一个“可接受的均衡”。在朝鲜核危机中，朝美双方以及其他各方经过了多轮的博弈，使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不断地由某种均衡演变至另一种均衡，堪称此类博弈的典型案例。

由此，博弈之树在不断地延伸。

游戏规则：“囚徒”能否合作？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尚没有触及博弈双方的合作。每一方进行选择时都没有共同商议，他们按照对自身可能最为有利的方式进行选择并互动，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博弈者在相互出招、接招的对弈中演进，并达成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

但事实上，如果博弈参与者选择合作，他们的获利反而都可能实现最大化。例如在“囚徒的困境”中，假定两个犯罪嫌由人选择“合作”即一致抵赖的话，他们都可以只判入狱一年。又如在美苏核军备竞赛中，如果美苏选择合作的话，他们可能都将获得更高质量的国际安全，而付出低得多的安全成本如军费开支。这一过去时间不算太长的案例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或许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那么，为什么他们未能进行合作呢？

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我们当然不能假定博弈各方不进行合作，但问题是他们是否有合作的前提。

比如，在“囚徒的困境”中，两个犯罪嫌疑人不能合作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达成合作共识之前即已被警方拘留、隔离。假定在纵火之前两人就已经商定一致抵赖的话(即博弈双方有条件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那么他们选择“合作”即一致抵赖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本书的“结论”中，我们还会重点探讨中美之间在后冷战时代相互沟通的重要性。

但是，博弈双方有条件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并不是博弈双方实现最后合作的充分条件，它只是其中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博弈参与者之间的信任。比如，尽管两个犯罪嫌疑人在纵火之前就已经商定一致抵赖，但如果双方互不信任的话，其结果可能是双方仍然选择自己的占优战略而不是双方合作的最优战略。

假定甲对乙不信任。他会想：乙有充分的理由会违背当初的商议，因为若乙违背当初的商议而甲不违背的话乙可以被释放，即使甲也违背当初的商议乙也可以不致被关5年。所以对甲来说，选择坦白(违背当初的商议)是他的占优战略，尽管不是最优战略。反之亦然。其结果是，尽管在合作均衡的状态下，博弈各方的得益可能是最大化的；但合作均衡因条件不具备而不能实现，博弈各方会在非合作的状态下博弈，并常常都决定选择其占优战略，从而达到一种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

在纳什的北京演讲中，“纳什均衡”被总结为“由策略变量控制的行为函数”。纳什以三人进行的“竞选游戏”为例，通过统计影响这些“游戏者”选择的“策略变量”与“竞选结果”的关系，纳什得出结论：在“游戏者”各自对抗的条件下，可以预测到“竞选结果”对每个人都是最坏的。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相应地各国之间合作的动力不断增大。事实上，利益冲突和利益间的相互依赖同样都是促成合作的一体两面。在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世界里，比如原始部落状态下的各个种群，他们在自在自为的状态下生存、发展，甚至不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存在或谈不上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冲突才有合作。反之，如果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利益重叠，甚至重叠的利益小于冲突的利益，博弈双方仍然不可能选择合作。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在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冲突的情况下，博弈各方往往还是走向冲突，这就值得我们去深刻地反思了。而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博弈各方信息沟通和互信的缺失缘于国际行为的无规则及其相应的不可预测。

按社会发展的理论，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最初是没有规则的。规则是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最初的状态就是“自然状态”，各个国家在其中自由地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形成一定的国家间关系，这种关系稳定化、长期化即成为国家间的某种行为规则。从近代开始，国家间关系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拓展。稳定化、长期化的国家间关系所形成的行为规则也逐渐向世界性的国际行为规则演化。

国家间的行为规则可分为潜规则和显规则。潜规则是指国家间在相互关系中所形成的默契、共识及传统。例如在欧洲大陆列强之间长期存在的“均势战略”传统，就是这样的潜规则。在这种共识下，欧洲所有的大国都不允许其他任何一个其他大国在欧洲大陆取得支配地位。从这一传统出发，欧洲大陆数百年来发生的各种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博弈都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各大国的博弈对策也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预测。潜规则我们看不到，但它真实存在。

近代以来，国际条约的签订和国际组织的建立不断确立并强化着国际行为规则。这一类有着显性载体并因为一定程度强制力的存在而能够普遍实施的游戏规则即是显规则。国际行为显规则是国际行为模式的沉淀，它使得国家间的博弈行为相对来说有更加充分的信息披露，更加可以预期和预测，会有更大的连贯性，更加能够形成稳定的秩序。比如说，国际条约一旦签订，在正常的情况下签署国是不会轻易去推翻的；即使是脆弱的国际协定也比没有协定更能使国际行为稳定和可预测。这样，国际间的博弈相对来说就会有更高的互信度和更强的安全感。

潜规则和显规则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它们在国家间博弈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有时候，显规则可以制约潜规则，使得国际行为不至于逾越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及其所设定的框架。其根本原因在于显规则享有法律上和名义上的正当性。有时候，潜规则同样可以制约显规则，即在公开的国际制度安排下，国家间的博弈常常又有着自身演化的逻辑。

在博弈论看来，选择遵守国际显规则能够增进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共福利，但特定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却常常从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出发，将潜规则作为自己的优先选择。在国际社会无法制的现实中，一些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国不愿意使大国的意志和权威在显规则中淹没，他们对于显规则很难说已经从内心里完全认同，相反常常把显规则当作操之在我的工具。由强势大国主导形成的潜规则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往往比显规则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它们在制订对外政策时仍然从符合一己私利的潜规则出发。当显规则符合自身对外战略时，他们把显规则当作推行自己政策的工具。当显规则不符合自身对外战略时，他们把显规则当做花瓶和摆设。

因此，在一定的大国关系格局下，作为理性的政策制订者，应该在潜规则和显规则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双方的博弈才能够达到某种稳定和均衡，从而使双方利益实现最大化；反之，就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对抗与冲突，直至双方利益受损、游戏规则解体。以此来分析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第4章中美国对台政策中“双轨制”的理解。

实际上，潜规则和显规则也是可以转化的。潜规则一经成文化、实体化(比如形成条约或国际组织)就变成了显规则。显规则内化为国际行为角色的自觉要求也可以变成潜规则，如此也才是规则的真正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显规则一定得被遵守，否则国际关系将会失去稳定和秩序，无法预期和操控，其危险性有甚于没有规则。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中美之间“八·一七”公报的边缘化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社会的稳定、健全有赖于大家普遍遵行的系统化的游戏规则。从理论上说，游戏规则越细化，博弈者的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越少，其行为更加可以预期，互信更易建立，合作更易达成。反之亦然。达成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形成新的、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所以，一个更加规范的国际环境更易于参与博弈的国家达成合作。当今流行的国际制度理论对此提供了注脚。

一般认为，国际制度是“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国际角色在认识上趋于一致的原则(principle)、规范(norm)、规则(rule)和决策程序(decision making procedures)”。它既包括政府间的明确规则(显规则)，也包括国际惯例(潜规则)。国际惯例“尽管没有明确的制度形式，但能够塑造行为体的预期，使行为体能够彼此理解，并自愿协调它们的行为”。虽然一些学者批评这一术语过于松散和模糊，但在国际关系本身就很不规范的情况下，这一概念能加深我们对国际行为规则的理解，也就算是“物有所值”了。从本书的研究对象来看，它包含着如何规范某一领域的国际行为，以利于有关的博弈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在某一问题上形成进行合作的协调机制。

那么，在设定为自由博弈的国际关系“自然状态”中，博弈各方最后为何能实现合作呢？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国际制度理论新自由主义派中的契约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关各方在国际关系某一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而且他们彼此合作的好处超过不合作的好处。基欧汉利用“囚徒的困境”一案对国家间合作的动力进行了解读。

但如前所述，这一动力并不能必然地导致达成合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信息沟通和建立互信。在“囚徒的困境”中，博弈各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合作而对方不合作，其结果是自己被判入狱5年而对方被释放。在本书第3章讨论朝鲜核危机时我们会注意到，朝鲜方面一再坚持有关各方特别是朝美双方必须“同时采取行动”，原因就在这里。朝鲜核危机之所以长期处于僵局，无法达成新的合作均衡，原因也在这里。

国际制度的建立恰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世界各国希望建立国际制度的最大动力正是为了减少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这就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从理论上说，国际制度包含有对制度内各方的监督机制，可以降低各方收集信息的平均成本；国际制度规定了一系列国际行为准则，包括违反这些行为准则可能导致的报复和制裁措施。博弈各方权衡违反国际制度可能在其他目标的实现、国家的声誉、未来的国际合作等方面受到的损害和影响(背信弃义行为的成本)后，更难做出违反国际制度的决策。在“囚徒的困境”一案中，如果两名囚徒存在着一定的组织规则的制约(如黑社会的严厉惩罚措施)，则二人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可以大大增加。所以，以路易斯·亨金等为代表的认知学派也认为，国际行为准则对国家的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遵守国际协议和准则是一国成为国际社会一员和同其他国家发生并保持关系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就说明，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结果，同时又是国际合作得以达成的关键。进一步说，制度一旦产生，又能有利地促进合作。没有国际制度的合作相对来说是高风险的、临时的、易变的；建立国际制度条件下的合作相对来说是风险较低的、交易成本更低的、更长期的和更加稳定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现实背景下，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又如何建立呢？

谁注定领导世界？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国际行为角色同意或默契的结果。但是，国际社会没有法制。托玛斯·弗兰克认为，国家对国际准则的遵守程度取决于这些国际准则的合法性如何。那么，谁是国际准则“合法性”的“裁判员”呢？

同时，国际制度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关国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及其对自身所面临形势的判断的改变、整个国际社会价值观的演进等，都可能引发现存国际制度的危机和变革。那么，谁又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守护神”以及新型游戏规则的“构建者”呢？

从理论上说，当今国际社会大多数条约、国际组织都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组建的，其有效性来源于主权国家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在理论上，主权国家随时有权力收回自己让渡的权利。比如，本书后文还将分析，朝鲜先后两次宣布退出被邓肯·斯耐德归为强制能力和可信度更高的“合作制度”——《核不扩散条约》，从而两次打破朝鲜半岛上的均衡，震惊世界，使朝鲜半岛由前一阶段建立的“可接受的均衡”走进新的博弈。如此，谁又可以或者有资格充当维护某一国际制度的“执法官”呢？

国际制度的稳定性和可信度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导出了另一个理论假定：国际社会需要国际领导。

邓肯·施耐德将国际制度分为合作制度和协调制度两类。他认为合作制度相对来说更为正式、更具强制性，通常建有常设的机构进行监督和核查等。所谓协调制度则相对来说不那么正式，基本上不具有强制性，主要以各种条约的形式出现，一般不建有常设的机构。其实，协调也是合作；邓肯·斯耐德对于合作与协调的区分不过反映了国际制度的强制能力和可信度在程度上的变化。一般来说，制度越正式，建立的难度越大。

米歇尔·朱恩等人则将国际制度分为信任制度、协调制度、合作制度和劝告制度。其实如前所言，信任制度、协调制度和劝告制度都是一种合作制度，它们的区分和排序同样只不过是反映了强制性、可信性以及建立的难度由低向高的分级变化。但重要的是，米歇尔·朱恩进一步认为，在影响国际制度建立的因素中，除了形式外，还包括所涉及国家的数目、政策趋向的比较、所涉及国家间相互关系状态、沟通情况、力量对比等等。如此，对于建立起国际制度的可能性的分析，相应地也是在国家博弈中建立国际合作的分析又进入了一个更广的领域。

奥兰·杨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国际制度建立和维持的因素，包括重大国际危机和重要事件的冲击、制订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建立相关的运行机制等等。但是，尽管该派学者认为国际制度的建立是国际行为角色根据自身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但他们还是强调领导国家的领导作用在国际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应该说是奥兰·杨等学者的重要理论贡献。

奥兰·杨等学者对领导国家的领导作用的强调，也使得国际制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同新自由主义学派出现了天然的联结点，因为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实力才是国际制度建立和延续的关键。

以现实主义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霸权稳定论”为例。“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制度与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与那些实力急剧膨胀、不断向外扩张的霸权国家相联系；国际制度在其建立之前，它是霸权国家对外扩张的工具，因为国际制度实际上就是霸权国家试图确立的游戏规则，只不过这一游戏规则从理论上被赋予了普世的价值；国际制度在建立之后，它是霸权国家确立的世界秩序的外在体现，只不过它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性质；霸权扩张所确立的国际制度使国际行为的规则在一定的时期里稳定下来，使国际行为更加可以预期，因而有助于国家之间的合作。

一些学者举例说：在美苏冷战时期，两极霸权体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和各自自成体系的合作制度；冷战结束以后，两极霸权体制崩溃，原先为两极霸权体制所掩盖和控制的各种矛盾释放出来，世界重新进入了一个自由博弈直至达成新的均衡的时代，领土冲突、宗教冲突、民族种族冲突以及超越国界的恐怖主义活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霸权体制有利于稳定与合作呢？——一些学者如罗伯特·基欧汉认为，“霸权”本身就意味着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和秩序安排；罗伯特·吉尔平则举例说，英国和美国因为创造并加强了自由经济秩序和规则，而成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成功的霸权(英国，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从1945年至今)；而迈克尔·莫菲特则反证道，一旦没有了这样的霸权，冲突便成了家常便饭。

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霸权体制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博弈者进行合作所需要的游戏规则的稳定性、行为的可预期性，但是霸权体制的控制性特征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了原博弈者作为国际行为角色的主体性特征。

也就是说，在霸权体制下，已经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冲突与合作，而是霸权控制下的冲突与合作。自由博弈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是霸权控制下军事合作的典型案例，经互会是霸权控制下经济合作的典型案例。在霸权体制下的稳定中，控制和合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国际制度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

当“霸权稳定论”强调国际制度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性质时，它通常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霸权国家，认为只有它才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军事资源和领导意愿来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尽管霸权国家在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时从中获得的好处超过其他国家(霸权国家甚至利用其提供“公共产品”的优势地位从事寻租行为)，他们也认为这是国际社会不得不付出并可以承受的代价。为此，施耐德还根据霸权国家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时承担其成本的份额和牟取私利的多少，将霸权制度分为“仁慈的霸权”和“强制性霸权”，这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理论工作，因为天底下压根就没有白吃的午餐。克拉斯纳认为，国家力量的分布状况决定着国际制度的形态，实力强的一方更可能决定或影响游戏参加者、游戏规则，甚至直接决定或影响游戏结果。所以，虽然国际制度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但它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公共产品。

如此，霸权体制最多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可接受的均衡”，其代价是国际角色之间的不对等和不平等；真正公正和完备的制度安排过去没有出现过，在可预期的将来可能也很难看到。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导致霸权控制减弱甚至崩溃，则“可接受的均衡”中的控制状态下的冲突与合作就会向新的更具自由竞争特征的博弈状态转化，直至达成新的均衡。

在风云变幻的大国兴衰史中，多少霸权及其创立的霸权体制在盛极一时后衰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大国的“过分扩张”导致其实力下降并使得它为新崛起的强国所取代，这是一个历史规律。1500年左右威尼斯帝国开始衰落，1600年左右荷兰开始衰落，1873年左右大英帝国开始衰落。还有一个他预测得不太准的事情——他说1967年左右美国开始衰落。衰落的原因据认为都是“由于设备老化(从最不严格的意义上说)、生产诸因素费用的相对增加和军事及政治统治的高额经济开支带来的税收增长，使大国对实力最接近的对手在生产率方面的总体优势开始消失。”

当然，现在看来，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简单地断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据的”(有意思的是，无人预言衰落的苏联却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间彻底崩溃了)；我们也并不是说，霸权的崩溃与国际制度的瓦解必然同步发生。国际制度在其建立之后将获得相对的独立性。按标志性事件对比，霸权国家衰落后，在霸权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将可能有一个消亡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从前的国际制度的若干形式和框架在新的霸权结构下仍然可能延续，只不过这一形式和框架所体现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体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其战后成立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它们在成立后都先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自身发展的轨迹。尽管如此，在相似的形式和框架下，博弈状态却已经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特征。

历史和逻辑常常在转了一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有谁可以说，自己注定要领导这个世界吗？

博弈论的视野

博弈论讨论的问题都是在设定的条件下构建的理论模型，它给予我们的是在进行对策分析时开启智慧之门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简单的公式。

例如，在博弈论中，博弈者均被设定为寻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者”，在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被设定如此。因此，当我们运用博弈论来讨论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时，我们首先要试图理解中美两国在不同的博弈对局中的核心利益所在。这是解读国家行为或预测将要发生的国家行为的基础。

但迄今为止，我们并不能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完全能够解读那些为所有国家孜孜以求的所谓“国家利益”。我们能肯定地说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吗？在某种程度上能；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

国家利益是动态的、演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表征和不同的侧重点。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盛行的“孤立主义”更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呢？抑或是传教士的狂热和当今美国领导世界的追求更体现美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呢？

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及其所导致的行为特征也常常让人眼花缭乱。在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而在第5章中我们早就讨论到，“实实在在”的那些“国家利益”同样是冲突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是美国的制造业者、是美国的零售商团体、是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还是美国的劳工保护组织更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坦率地说，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冲突的国家。无数个利益在美国国内同样进行着纷繁芜杂的“博弈”。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所达致的一种均衡状态。在美国人看来，“政策框架模糊不清，公众态度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白宫和国会之间不时发生对抗，这些现象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却是比基于明确的概念和内部意见一致的关系更为正常的一种状况”。

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完全的“理性行为者”，我们对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样在进行着不断深入的探讨。在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及其所决定的国家战略问题上，我们有过成功的经典之作，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演变，果断地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实现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在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里，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美国最右翼的反共斗士之间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主席甚至宣布他“喜欢右翼人士”。但是，我们也有过“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年代。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国际“大战略”指导下，中国承担了大量的国际义务，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只能感慨地说，一个人乃至于一个国家，既有其“理性行为者”的一面，也有其狂热的一面。至于在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单是一个“入世”就经历了长达16年的曲折历程，这里既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博弈，从另一个侧面看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在自身国家利益上的反复权衡。中国在做出“入世”决断之前，反复听取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界人士的广泛意见，堪称中国决策研究领域的经典案例。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慎重，就在于此一问题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表达，理论上的“国家利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状态。

由此，作为多元化社会典型的美国与处于飞速变革过程中的中国，其利益的复杂性使其相互关系模式必然会出现多样化的特征。至于在特定的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可能追求的根本就不是“绝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相对于对方的“相对利益”的最大化。“相对利益”的极端形式是使对方的相对损失大于自己。例如美国如果不是被动的、而是有目的地将原苏联(或者冷战后的中国，见第7章)拖入军备竞赛的话，那么在安全领域里博弈的双方进行比较的就不是谁的获益更大，而是谁的损失更大。在这里，敌对方的更不安全就是自己的进一步安全。如此，则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将更为复杂。

国际制度理论中的认知学派就认为，新自由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他们认为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以及由此构成的国际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一认识将我们对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引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即决策研究。

影响决策的因素首先包括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的变化，决策者指导思想、他们对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及其他所涉及问题的认识现状。例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长期着眼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从而形成了当时准备应对大规模战争、甚至核大战的国际安全战略；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做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努力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谋求全球战略平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国仍然判定，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争取国际和平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中国完全应该也可能获得大约20年的战略机遇期，以尽快发展壮大自己。有关中美关系的决策只有放在这样的国际战略大背景下才可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决策集团的构成及其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决策集团中的不同部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从美国《宪法》的角度看，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的制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力增长迅速。在冷战时期，更不用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状态下，国家安全压倒一切，要求决策迅速、高效，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制订更多属于“行政主导”。即使如此，国会的作用仍然十分明显。冷战结束以后，国会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克林顿总统出尔反尔、最终于1995年同意李登辉访美并因此引发台海危机，美国政府未能在1999年朱基总理访美期间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等，都是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上受制于国会的典型案例。美国国会继上世纪70年代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后，在90年代再次试图弹劾克林顿总统。尽管弹劾未能成功，但毕竟再次展示了国会的巨大力量。由于国会是两党激烈争夺的政治场所，所以国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趋向常常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这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常常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即使在行政部门内部，决策主导地位的争夺也十分明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国务卿罗杰斯之间的关系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之间、国务卿与国防部之间等等的关系同样十分微妙和复杂。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国务卿鲍威尔在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领域里的关系不就十分耐人寻味吗？

决策者的外交实践和经历、甚至其个人性格等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例如，在分析老布什总统对华政策时，不少人都倾向于强调他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代的经历，认为这种经历使他更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关系问题；他在中国的工作经历以及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情谊等因素也被认为影响着其对华政策的制订。而克林顿总统是位“年轻干部”，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在对华政策的协调上也较为弱势，因而在其第一任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卤莽的决策。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当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人士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至今仍然活跃地穿梭于中美之间。

此外，决策程序的设置及其所带来的相关因素，专家学者和特殊利益团体在政策的选择、政策的制订、政策的推广与执行等方面也发挥着特定作用。例如，冷战结束后，由于压倒一切的战略考虑的消失，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增强。大众传播机构以及人权组织、工会、环保组织等在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外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可以委托美国个人或公关公司作为其代理人，以推动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国民党集团败退台湾后，美国长期存在一个亲台的院外集团。据报道，为促成1995年李登辉访美，台湾当局曾花费500万美元委托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为其游说，并最终在美国国会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迫使克林顿自食其言，批准了李登辉的访美活动。

对于美国的决策分析，我们尤其要注意学者、专家和特殊利益团体对决策集团认识的影响。随着国家间交往的不断增加，国际关系领域涉及的问题日益增多，决策者已经很难做到在各个领域里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在判断自己所面临的形势、确定所涉及的国家利益以及选择何种政策保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等方面越来越面临着困难。因此，来自多方的信息以及专家的意见、建议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大批影响极大的思想库的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是美国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从客观环境来说，美国的决策程序上也存在着较正式的决策咨询机制；美国对外政策部门和政策研究机构之间甚至存在着频繁的或“学而优则仕”或“仕而优则学”式的“干部交流”。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一些活跃于“官”、“学”两界的人士甚至直接开展了有关各方的沟通工作，形成了区别于官方渠道的“第二管道”，并常常取得超乎意料之外的效果。当然，专家学者本身对某一问题的意见、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从另一角度看，美国的“智囊机构”一般来说也都代表和反映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呼声，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更是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决策”就是决策集团综合国内博弈各方的意见和要求并形成共识。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研究中，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大众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通民众的价值判断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强；团体(包括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群体和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等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作为美国“第四权力中心”的媒体，反馈甚至引导着美国公众舆论、制约着美国权力机构、体现着利益集团的需求，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随着中美双方社会的更趋开放与多元，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国在某一国际领域是采取冲突性的政策抑或是采取合作或协调性政策的因素正不断增多。

在这样纷繁芜杂的背景下，决策参与者的信息占有状况直接影响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在“囚徒的困境”一案中，两个囚徒不能进行信息沟通，成为了他们不能达成合作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田忌赛马”一案中，如果田忌并不掌握齐王排兵布阵的信息，他就无法实现其“非对称战略”构想。

那么，国家，例如处于博弈状态中的中国和美国，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掌握了充分到什么程度的信息呢？什么样的信息沟通促使两国实现了“双赢”的合作？什么样的信息沟通失误导致了中美两国间历史性的悲剧？

今天，中美间的直接交流已经超过220年，信息沟通技术也已进入所谓的“互联网时代”，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每年超过一百多万人次。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美学习和工作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超过18万。每年也有数千名美国学生赴中国学习。中美双方已建立起14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即使如此，正如美国人看中国总是充满着神秘一样，中国人看美国同样也仍然是雾里看花。陈燕妮的畅销书定名为《告诉你一个真美国》，这不也正暗示着我们，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读懂美国——这个虽然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吗？

当然，国家间博弈中的任何决策，其最终立足的还是国家的实力。但是，在国家实力的认识上，我们同样可能存在诸多的误区。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又一个的专家曾经孜孜不倦地对比着主要大国之间的核运载工具数、作战飞机架数、军舰总吨位数、武装部队人数等等。他们还很认真地做出表格，甚至仔细地画出导弹、飞机等各类武器的模样。甚至连保罗·肯尼迪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免俗。当然这也并没有什么错误。但要是按照这样简单的对比来分析问题的话，共产党中国早就被赶到山沟沟里去了。

于是，人们对于国家实力的研究上升到了所谓“综合国力”的更宽广的领域。比如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实力。“历史记录表明，一个大国的经济兴衰和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或世界帝国的兴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关系。”由此，专家们又开始对比大国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并画出了大量的表格，包括钢铁多少吨、粮食多少吨、棉花多少吨。这同样没错。在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和巨大的市场前景对于美国博弈对策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反之，对于中国的决策来说，美国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同样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也常常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在其他领域比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领域里的战略选择。当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地理、军事、组织、民族士气、结盟情况等等，它们都可以影响各国的相对实力”。从当代国际政治的实践来看，在这个领域里尤其要强调对核心资源和核心技术的控制如何有力地影响着国家的“实力”或“权力”——例如石油生产国的特殊影响力等。

后来，基辛格认为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软力量”的概念由此逐步引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些美国学者更加重视软力量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即是约瑟夫·奈。约瑟夫·奈提出了“间接权力增值论”，认为“经济权力论”往往看不到“权力的第二个面孔”即“间接权力”。在约瑟夫·奈的理论中，以思想力量为主体的感召式权力也即“间接权力”比威慑式权力更为重要，因为它成本最小。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霸权，就是因为“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在本世纪末仍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在国际相互依赖的新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

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除“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外，“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这样的能力也是“软力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至此，在中美之间冲突与合作的讨论中，我们又将引入对中美博弈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制度的研究。

国际制度理论认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各国都越来越认识到采取理性的国际行为、维护相互交流的手段和框架即“制度”的重要性；否则，无序的竞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在此背景下，谁主导游戏规则的制订，谁当然就会拥有先天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方面似乎更具“合法性”、更有可能性，因而也更加注重利用国际多边组织制定对其有利的国际行为规则以维持其霸权。与之相应，中美之间在国家间游戏规则制订领域的博弈也日趋激烈。

比如，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里共同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作为世界上惟一的全球性国际政治与安全组织，联合国对于中美博弈的双方及其涉及的各方的国际行为设定了规则，进行了制约。它既为中美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也为中美之间的冲突设置了界限。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任何一方会冒打破联合国体制的风险。又如，中美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交锋，同样体现了WTO这一全球性经济贸易组织对于中美双方国际经济行为的制约。2002年发生的世贸组织第一案——中国、欧盟等与美国的钢铁争端即是有关各方“体制内博弈”的经典案例。

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相互关系的演变中，一个突出的新特点是，“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当然，从根本上说，制度是否有效，其基础仍然在于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特征。特别是只有当核心利益没有冲突时，合作才可能达成，制度才可能建立。

要强调指出的是，真正的中美博弈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双向对弈，其背景和基础是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和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即使冷战时期典型的两极格局也只是理论上的概括。当时的世界各国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但是后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不结盟运动”，走上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就如同博弈论中的多人赛局，参赛者可能出现结盟、半结盟还是不结盟等多种选择以及如何结盟等新的问题。

相应地，博弈结果也就超越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对局”，而出现了“双赢”乃至于“多赢”的可能性。这也正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反复强调“不搞对抗”的重要原因。其博弈进程也表现出大国控制、均势、两极对抗、集团冲突、国际协调、“中心-边缘”等各种形态。亨廷顿甚至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已经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共存的单极加多极体系。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既需要超级大国采取行动，也需要与某些大国联合采取行动。然而，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否决其他国家联手就某些重大问题将采取的行动”。实际上，一部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大国关系史)，实际上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博弈形态中不断演进。

此外，中美关系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一个问题的博弈往往牵扯到其他各个方面。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早期曾经扣人心弦的所谓“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是一个经贸问题，又是人权政治问题；既是中美两国国内政治问题，也决定着中美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既是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又涉及到美国与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或地区间相互关系(例如香港在中美贸易战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就成为当时美国决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香港甚至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形成了强大的游说集团)等等。因此，在实际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博弈无处不在，但千差万别、各具形态。博弈本身就意含着冲突，而冲突也内在地蕴涵着合作，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冲突与合作；即使是冲突与合作本身，其强度、形式、外部环境等等也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

最后要再次指出的是，博弈论给我们提供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它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去图解国际关系现象的公式。在我们将要运用博弈论的视角展开的后冷战时代中美冲突与合作的讨论中(20世纪80年代末、90世纪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1990年7月，北约第11届首脑会议在伦敦宣布冷战结束)，我们将看到一幅宏大的全球性场景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也正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的魅力所在。

第一章 关键年代——历史上的中美关系模式及其演变

这是两个奇异的国度。他们同为北半球两个世界性大国，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太平洋的万里波涛。但是，220多年前，他们历史地相遇了。

当我们今天讨论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时，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过是从前若干世代的历史延续。不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我们将无法理解中美关系的现在和未来。

而在历史上的中美关系中，存在着若干关键年代。在这些关键年代中所达致的博弈均衡，决定着一个时期里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基本形态。

历史的轮回

1776年7月4日，北美第二届大陆会议发表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7月4日因而成为了美国的国庆日。独立战争到1781年才宣告结束，两年后即1783年的9月3日，英美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1787年美国通过《宪法》，成立了联邦共和国。而这一时期，已经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正处于世界权力的顶峰。

17到18世纪，对于整个东西方世界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年代。

在中国，康熙大帝统治了约60年的时间(1662-1722)，经过12年的雍正王朝(1723-1735)后，乾隆再次稳坐了60年的江山(1736-1796)。18世纪中期即盛清乾隆时代，中国人口数量突然猛增到1亿以上。在当时，人口不仅不像今天一样成为了一个负担，反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象征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基本标志和重要的战略资源。上述的这前后130多年时间，中国史学称之为“康乾盛世”，并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就连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也对东方这个文明古国充满了赞叹——1687年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在巴黎译成拉丁文出版；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辨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18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在艺术、建筑等领域的“中国热”。然而，“日中则移”，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走到了它的转折关头，即将进入一个长期的停滞和衰落时期。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开始了决定其历史命运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从1640年开始，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掀起了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盟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1721年，英国出现政党内阁。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革命，工厂制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紧随其后，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政治、经济和科技上的革命性突破。使得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强国。

此时的美国还处于孕育、出生(1776-1783，此时为“康乾盛世”的晚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爆发独立战争)的过程之中。呱呱坠地的早期美国，其生命也还处于各种威胁之中。1812-1814年，英国又进行了反扑式的战争并终告失败，是为第二次英美战争。直到此时，美国才算站稳了脚跟。

但是，不久前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的美国，却因为“一切都处于新生的状态”的所谓“后发优势”，在独立后取得了比英法更快的发展。19世纪初，美国的工厂制度开始建立。185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南北战争以后，伴随着一系列技术发明和工艺进步，美国的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据1995年12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200年史”的分析报告指出，直到1820年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而美国仅居第九位。仅仅20年后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经济已退居第八位，而美国则升为第五位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工业总产值即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大国。到1900年，中美两国之间停滞与活力的反差更加鲜明：美国仅这一年中就批准了400多万项专利，铁路、轮船、电报电话、电灯等开始广泛运用，而中国人还不知“专利”为何物；美国的农业人口已经从100年前的90％下降到40％，而中国依然维持着100年前的比例——90％以上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其结果是，在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间，中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份额，从32.8％降为6.2％；与此同时，整个欧洲、英国和美国分别从占世界工业产量比重的23.2％、1.9％和0.1％上升到62％、18.5％和23.6％。

在此期间，美国的版图也在迅速扩张。1783年英国与新独立的殖民地的和约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到密西西比河的领土给予了美国(佛罗里达除外)。19世纪初，美国从法国统治者手里购得了路易斯安那(这一地区南至墨西哥湾、北至加拿大，东起密西西比河、西到落基山脉)，代价仅为大约1500万美元。1811年美国军队进入佛罗里达，随后强迫西班牙以仅仅500万美元的代价卖给了美国。1846年，美国成功地划定了现在的美国与加拿大的西部边界，获得了大片从落基山脉到太平洋海岸的领土。19世纪30、40年代，通过策动叛乱和入侵，特别是通过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美国夺取了墨西哥大约一半的领土，从而大大拓展了其西南部边疆。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国购得了阿拉斯加。此后，阿拉斯加发现大量金、银、铜矿等资源，而今天的阿拉斯加更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基地，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美国精明的“商人眼光”。经过1776年后一个世纪的扩张，美国领土增加到建国时的10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美国扩张的目光开始转向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在美国大陆的“西进运动”完结后持续西进，越过辽阔的太平洋而到达了东亚。1867年8月28日，美国占领中途岛。1893年，被当地统治者允许生活在夏威夷群岛的美国人发动“革命”并建立自己的政府，美国政府立即出兵“保护”，美国国会并在1898年7月7日通过决议，正式合并了这个太平洋中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群岛。1898年4月，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仅持续了三个月。随后，美西于1898年12月10日签订和约，自16世纪以来就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以及关岛就转移到了美国手中(其中古巴被给予名义上的独立，美国则给自己赋予了监督和干涉的权利)。1899年1月17日，美国占领威克岛。1899年12月2日，美国与英、德签订条约，合并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由于夺得了夏威夷群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等重要战略要点，美国拥有了在西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前进基地。

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继英、法等欧洲大国之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上幅员辽阔而且最富有、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然而，对于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变革，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一无所知。当西方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推展海外贸易时，清政府还在执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其他沿海口岸一律关闭，同时根据《防夷规条》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在1782年完成的《四库全书》中，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所介绍的世界五大洲还被视为无稽之谈。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特使乔治·马嘎尔尼来华，交涉有关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问题，开始了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而清王朝居然将马嘎尔尼的外交活动看成是英国来华朝贡。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同代人乾隆皇帝在其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诏书中称：“天朝国威远被，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在乾隆皇帝看来，清政府之所以特许一定地区通商，纯粹是因为“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等为西洋各国必须之物，因此“加恩体恤”而已。相应地，马嘎尔尼提出的派人住居“天朝”照管买卖、增开通商口岸、减免关税等要求，因“与天朝体制不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乾隆的断然拒绝。“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向使外商的极大期望落空”，其源头大概即在于此。

正是在这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东西方文明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曲线历史性地交汇了，而且始一交汇就伴随着血与火的撞击。

1784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说不得一路春风得意。我无从考证他是否知道，就在这一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木制帆船2月22日从纽约起航，历时半年，行程万里，于8月28日第一次悄然驶抵中国广州黄埔港，揭开了中美直接交往的序幕。这一年离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仅仅一年。

此时的乾隆皇帝完全有充足的理由忽略这一不起眼的“小事”——一个刚刚诞生于“蛮荒之地”的小国的商船的到来。而且，此后的大约20年时间里，中美关系也基本属于平等和正常。

但从1805年开始，中美贸易开始出现了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人也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而且数量不断增加。杜勒斯在其《早期对华贸易》一书中说：“鸦片贸易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事实上比合法贸易更容易做。除了付给不法官吏的钱以外，根本不需要纳税；而且鸦片出售的货款是预付的，所以它稳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军事上侵害中国主权的事情也逐步出现并呈上升趋势。如1832年11月，美国军舰“孔雀”号驶入黄埔港。在接到清政府地方官员要求其立即离开的命令后，该舰仍然我行我素，在黄埔港逗留了6个星期之久。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站在英国的一方，美国舰队甚至驶进中国海面。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于1842年与英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4年，美国政府趁火打劫，紧随其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美国不仅参加其间的“调节”，而且取得了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为通商口岸的权利。再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美国自然也“当仁不让”……

这样，在到达中国仅仅60年后，这个建国大约70年的“初生牛犊”就让2000多年前就修筑了万里长城、仅孔子的后裔就达数十代的“天朝大国”大惊失色。此后的两百年间，这个国家对于中国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今天，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感情色彩、做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也无论我们讨论着什么样的话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国家——美国。

从“跟进战略”到“门户开放”

1857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任。18年后，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到任。中美建立了正式的日常联系管道。

不过，从《望厦条约》签订到19世纪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前，美国在华的基本战略还是承认其他列强在华的领先地位，同时紧跟列强特别是英国进行扩张，我们称之为“跟进战略”。当时，在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英国。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忙于恢复国内经济，而且美国对华贸易的份额也相对较小，至于在军事领域它就更无法与英国相比。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经济大国后，一些美国政治家日益明显地表露出在国际政治、军事等领域谋求相应的大国地位的心态。其中，他们又特别把美国的大国地位同亚洲联系在一起，主张宣告应用于中国的“新门罗宣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步超越了“跟进战略”，转而主动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

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取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美国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强国。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美西战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美国越过辽阔的太平洋，第一次在东亚地区真正地站稳了脚跟，同样第一次如此之近地面对着中国。“美国开始感觉到，在亚洲拥有势力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绝对必需的。……它必须在远东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美国同时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菲律宾只不过是个跳板，东亚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中国大陆。

然而此时的列强在中国掀起了领土瓜分的狂潮，其主要方式是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在这场瓜分中国的竞赛中，美国明显地落后了。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的行动，美国甚至没有机会扮演一个像样的角色，更不用说“维护我们(美国)在那个地区(指中国)的巨大利益”。因此，在瓜分中国的形势刚刚出现时，美国麦金莱政府就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

当时，作为后起的大国，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维持“跟进战略”，即紧随列强之后参与瓜分，获取租借地与势力范围，从而确立自己在东亚的大国地位；一是超越“跟进战略”，不是以参与瓜分，而是以后来被命名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全新扩张方式获取自己在华的权益和优势。

对于两种选择，美国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并获得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比如对第一种选择，麦金莱总统本人也曾倾向在中国夺取一个海军基地，国务卿海约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康格等人也都对于获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康格继任驻华公使后，甚至明确建议把直隶省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海军对于在中国建立基地与势力范围更是充满热情。早在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就制定了一项计划，主张海军势力应从美国东海岸通过运河，经夏威夷、关岛，向西扩张至菲律宾与中国。为此，他们提出，美国在中国至少必须拥有一个港口。1900年，美国海军部长向国务院明确要求在舟山群岛获得一个基地。

对于第二种选择，国务卿海约翰和他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顾问柔克义也在积极的研拟之中。恰在此时，意识到自己实力、地位以及东亚大国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英国也向美国发出了建议，希望“在反对别国可能会倾向于以强加优惠条件或以实际上割让中国沿海领土来限制所有国家在华的商业自由”时实行英美合作。美国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作为局势的调介人与秩序、规则的维护者，同样可以在中国获得与已经获得势力范围的列强同样的大国地位。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门户开放”宣言。1899年9月6日，海约翰向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特殊权益”，主张“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照会要求“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只应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且只能按中国的条约税则征收”，“一个占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公民不应取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上的优惠待遇”。

此后不久，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事件。中国进一步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特别是俄国进占“满洲”，图谋吞并中国东北，使中国是分崩离析还是继续保持完整的问题日益突出。此时的美国政府仍然面临着继续“跟进政策”抑或是进一步维护“门户开放”两种选择。

1900年夏天，麦金莱总统仍然试图仿效欧洲列强，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也态度暧昧，至少没有公开否定在中国得到租借地或势力范围的选择。当然，“门户开放”政策的制订者也在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强调中国完整这一概念。比如柔克义认为：“门户开放”离不开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领土被瓜分及中国的崩溃，将导致“门户开放”名存实亡，甚至在中国将找不到一个“国际义务”的履行者。海约翰也认识到，美国试图得到基地将进一步刺激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甚至可能导致列强在中国的最后摊牌——世界性的冲突和战争。

在这种考虑下，海约翰将“门户开放”原则扩展到了反对任何国家扩充势力范围的地步。他于1900年7月3日再次向列强发出照会，明确提出要与列强一起行动，维护在华利益；同时进一步提出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体”，后来又改成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以维护、协调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这一做法在西方殖民史上确属一大“创造”、“发明”，它使美国在中国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后起的大国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扩张方式。

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列强在实力基础上进行博弈最后达致的一种均衡结果。列强在中国竞争激烈，但是他们都试图避免战争，因为没有一方能确保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一方能下最后的决心去打破列强在华的均势。美国作为后起的大国，自我感觉在华更是缺乏同列强竞争摊牌的实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主张并得到了列强的认可。但是，这一政策已足以维护美国当时在华的利益。“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当时，中美贸易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也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6%，对华贸易在美国外贸总额中的份额也不过4%左右)，但是石油、棉花等行业在中国市场仍然有着重要的利益。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要求政府保护自己在华的商业利益，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中国被瓜分而被列强从其各自的势力范围里赶出去。但是，商业最关心的并不是领土，而是市场。“门户开放”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利益集团在1898年6月成立了“美国亚洲协会”，敦促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护门户开放”。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商业集团进一步敦促“政府尽其职责把东亚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中恢复过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中国领土的完整，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市场。“门户开放”政策也符合美国传教士的利益。费正清承认，传教士与商人、海军武官一起构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开始向国外派遣传教士，并将其作为“教化”其他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维护美国在当地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外交至今仍然具有的在全球推进美国文明和美国式生活的强烈的“使命感”，即可溯源于此。最初，美国传教士主要的传教地域是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到19世纪末，中国逐渐成为美国传教的主要场所。据统计，190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已约1500人。他们的要求同样影响着这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因为正如美国官员所云：“这些传教士是有权象商人一样得到我们的保护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美国政府综合对美国对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各方利益而做出的选择。所以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如果德国、英国与俄国所租借的领土胶州、威海卫、旅顺、大连港确为他们所宣布的将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任何歧视美国公民及贸易的协定，那末，我国政府也就心满意足了。”

更进一步说，“门户开放”照会不仅达到了保护美国商业利益、传教利益的目的，而且由于列强也都“最终的与正式的”接受了美国的照会，包括后来1902年的英日同盟实际上也承认了这样的原则，所以美国实际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让列强认可了美国在中国的发言权，确立了美国在中国的大国地位。

对比一下1823年的“门罗主义”可以发现，“门户开放”是不同背景下、针对不同地域而提出的特点迥异的对外政策。门罗总统在其著名的国情咨文中称：美洲大陆不得被任何欧洲列强作为以后殖民的目标；欧洲君主国家任何试图将其制度推展到美洲的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不会干涉新世界中仍然被欧洲国家占领的殖民地；欧洲政府压制和控制宣布独立的殖民地的企图则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立场……。当时，拉丁美洲正在发生一场脱离西班牙统治的巨大变革。一些欧洲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试图干涉新生的拉美共和国。“门罗主义”实际上是宣布美洲是“我们的”，这是典型的传统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经过美国“持之以恒的努力”，包括不惜与欧洲大国发生冲突，美国最终实现了自己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美洲实际上成为了美国的“后院”。

到美国在远东扩展势力的年代，出于前述各种原因的考虑，美国没有采取争夺租借地与势力范围的传统争霸方式，反而认可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此为交换，列强认可美国以“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取代“特殊权益”的主张，共同维护中国市场以平等的条件向各国开放。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大国协调取代了结盟和对抗，暂时避免了殖民竞争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可能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因此，将“门户开放”戏称为历史上后起大国“和平崛起”的最初实践似乎也不为过。柔克义把这种与欧洲殖民扩张不同的新的扩张方式称为“海约翰主义”，并认为这是一项“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换一个角度看，它并不表明美国在远东向欧洲列强“示弱”；作为这一地区的后来者，美国实际上在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当然，美国这一新型的扩张方式从一开始起也遭到了列强的各种反对。比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列强采取大国协调的政策发动了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但是俄国一直在尝试打破大国协调，以采取单独行动，进一步占领乃至吞并中国东北。同时，八国联军其他各国在北京也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麦金莱政府一度对形势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打算从“门户开放”政策倒退回“跟进战略”去，哪怕分得的只是“较小的一份”。

海约翰和柔克义则继续坚持大国协调、“门户开放”的主张，与英、德、日保持一致，与清政府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从而制止俄国独占东北的图谋，并进而防止别的大国分割中国的野心。最终，海约翰的意见在美国政府内部和列强之间得到了认可，俄国回到了大国协调的轨道，“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同情和支持日本，企图以此平衡俄国在满洲和朝鲜的扩张，维持东亚的均势。根据1908年11月30日的鲁特-高平协定，美日两国同意协助维持太平洋现状，共同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及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在俄国的扩张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后，早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行将结束时,美国就开始出现了抵消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想法。1913年的日美纠纷甚至一度走到冲突的边缘。1915年日本试图将“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政府，使中国事实上成为日本的卫星国。对于这一企图，美国明确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违反中国政治与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的中、日协定”。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抗议，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被迫暂时放弃了它控制中国的计划。但是此后，日本仍然继续谋求在中国取得超越其他西方大国的特殊利益。美国则坚持日本应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并协助维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独立。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以含混的外交辞令进行了妥协，于1917年11月2日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从而暂时稳定了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涉及的大都是美国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博弈，而本应该是博弈主角的中国却似乎不见了。这是当时中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自身实力所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不存在着互动。比如，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和运行轨迹的国家，任何试图瓜分中国并试图直接统治中国的做法都将付出西方国家难以承受的代价。这种认识是美国决策者最终选择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行政当局以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原因。此外，清政府也曾经尝试“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总的来说，加速走向崩溃的清政府在中美关系的互动中还是处于被动的、微不足道的地位。严格地说，“门户开放”政策是说给列强而不是清政府的，因为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门户”早就“开放”了。“门户开放”政策解决的不是中国“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向谁开放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总统宣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美国是在大战爆发两年半后才于1917年4月参战的。在战争的前半期，美国置身事外，向交战双方高价出售军火，获取了大笔利润。战争期间及战后时期，美国工业、贸易等飞速发展。美国参战的时候还欠欧洲国家45亿美元债务，而战争结束时，仅欧洲欠美国的战争贷款就达约100亿美元。美国不仅更富有，而且极大地增强了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1919年7月威尔逊宣称：“我们的孤立在20年前就结束了。毫无问题，我们已是一个世界强国。”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政策实践中，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继续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在远东，美国则继续执行其传统的大国协调、“门户开放”政策，试图维持美国在远东利益的现状。美国反对日本控制山东的企图，以致日本退出了巴黎和会。在英、美的共同压力下，日本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被迫让步，重申美国的“门户开放”和不干涉政策。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签署有关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给中国以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之政府”、“各国在中国商务机会均等”、“不得因中国目前之状况，趁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这一条约实际上将“门户开放”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了。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人试图将“门户开放”政策与其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声称他们希望中国享有民族自决权利、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这样的说法即使不能绝对否认(例如早期美国人中间的理想主义、一些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等)，也实在让人将信将疑、感觉虚伪，因为其主要目的还是防止自己被列强排除在中国之外、防止瓜分中国可能导致的列强冲突和利益损失。

战略同盟的形成

就是美国自己，在瓜分落后、实力不够时鼓吹“门户开放”，一有机会却照样在中国单独行动，夺取自己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后，美国更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渗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美国从《辛丑条约》确定的赔款中分得3290多万两白银，同时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兵权。1903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迫使中国内地完全向美国开放。1920年，美国倡议组建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试图掌握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大权。1922年，英日同盟结束，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开始超过英国。此后，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持续努力使美国成为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大国。

在此期间，中华民国的建立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突然面对着一个甚至多个新的对手。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认为1912年以前的中国“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其实，清政府崩溃后的中华民国事实上也很难说真正统一过。在一个内部军阀割据、外部列强环伺的困境中，中华民国的外交注定难有太大的作为。

不过，与晚清政府相比，民国政府毕竟在名义上维护了中国的传统疆界和版图。即使在根本无法行使实际管辖权的时期，中国外交也仍然奉行着“名份主义”这一执着的信条，直到形势出现有利于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西姆拉协定，支持回到内地的班禅，对新达赖进行传统的册封，拒绝与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建立的“外交部”发生关系……在新疆问题上，在30年代末苏联红军实际上控制新疆之时，民国政府继续坚持对新疆的主权……在所谓的“满洲”问题上，中国军队先后与苏联和日本军队发生了战争，同时通过灵活的外交活动主张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伪“满洲国”仅获得日本、萨尔瓦多的“外交承认”……只有蒙古是个例外。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事实上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到1945年，几乎被肢解的清政府时代的版图均已恢复。1949年，取代国民党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地继承了中国的全部主权。

影响民国对外关系的另一项政策是它对旧条约制度的清理。从1925年开始，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里发生了反英宣传和抵制英货运动。到1926年底，英国已经被迫同意“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等等。作为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政府于1927年初在英国人未做任何实质性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通过1928-1931年间的修改条约运动等努力，到30年代初，中国政府已经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2/3的租界。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仅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租界数目也从最多时的33个减到13个，直至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实际上，从那时起，对中国主权最主要的威胁就已经由“治外法权”变为日本的直接侵略了。当然，对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根本性清除还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

这样，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政府第一次多少以博弈一方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对于美国来说，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租界标志着英国等欧洲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衰落。这在客观上使美国进一步获得了进入中国的机会。而美国也很快将迅速崛起的国民党政权选中为推行自己东亚扩张战略的工具，直至最后以美国的优势地位终结了欧洲列强控制中国的局面。

但在此期间，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美国出于自身实力和战略利益的考虑，一开始并没有与日本采取对抗策略。此外，在1929-1932年间，美国还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9·18”事变以后，美国总统胡佛并没有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行动。美国也派代表参加了国联针对日本侵略“满洲”的调查团，但这一调查行动最后不了了之。虽然美国对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坚持1915年拜兰国务卿以及1931年史汀生国务卿提出的“不承认主义”，但却仍然将各类物资继续出售给日本。1937年“7·7事变”以后，美国姑息、纵容甚至事实上帮助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政策并未改变。甚至1939年9月德意与英法的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在声称日本“在远东建立真正的安全与稳定”。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经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保持着中立，做着向双方出售军火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如意买卖，等待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时再收取渔翁之利。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人的炸弹落到自己的头上时，美国才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对华政策并于1942年1月1日与苏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对德意日宣战。所以，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门户开放”政策的最后失败，中美关系进入第一次战略合作时期。

从中国方面来说，实力的薄弱迫使它更为重视博弈策略的运用。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晚清政府在无奈之中就曾经尝试“以夷制夷”的博弈策略，但以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侵华为标志遭到了失败。此后，民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寻求支持者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列强出现了分裂局面，以大国协调和大国一致的方式来控制中国已经不再可能，这在客观上使民国政府的回旋余地有所增强。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开始尝试以博弈的一方参与其中；虽然十分勉强，地位低微得可怜，结果也让人大失所望，但毕竟不再面对一个完整的列强整体，而是可以单独地与某个西方国家打交道。

此后，中国政府曾主动试图进入“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国联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如1931年的所谓“满洲”危机。但是，这个“国际社会”是如此的不公和无能，中国被迫转而探讨以其他的方式争取自己利益，比如结盟。特别是随着日本加紧入侵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已经成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曾与德国建立了全方位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1927-1938年间，德国给予了国民党政权军工设备和军事培训(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亲赴德国学习装甲兵)，派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蒋介石与其第一任、也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Max Bauer之间还建立了近乎师生的关系)。在国民党政权对付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前线，对阵双方的军事顾问居然都是德国人——当然，这只是有意思的巧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德国的交往是近代中国以至当时的最接近于“平等”的合作。这一合作使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军工能力和战略回旋余地。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是共同对付日本的需要，民国政府在1938-1940年间还与苏联也重新建立了一定形式的联盟。早在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就曾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1922年，几经失败的孙中山先生开始同共产国际合作，并开始了其对国民党的改造。1924-1926年，苏联顾问曾在广东训练准备北伐的国民党武装。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这一合作中断。1929年中苏断交。在德、意、日日益形成世界性威胁的形势下，中、苏再次开始接近并于1933年复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援。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则与美国最终建立了实质性的战略联盟。9日，中国正式宣布对德、意、日作战。中国战场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2年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政府从财政、物资、技术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提供了援助。活跃在滇、缅边境地区的陈纳德上校“飞虎队”标志着两国人民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其人脉关系还绵延至今并影响着中美关系。这样的结盟对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在对日战争中确保中国的生存，直至最后中国进入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在中国的势力也因此而上升到顶峰。根据1943年的两项中美协定，美军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而且拥有“治外法权”。到1945年，在华美军已经高达约6万人。“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利用后起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利益冲突，在不同时期先后与世界三大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建立起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联系，对于抵御日本的侵略毕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不少中国人都把美国视作“友邦”，并表示中国战后的重建离不开与美国进行友好合作。所以费正清认为，“这是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的一块里程碑”。当然，有感于中美后来的长期对抗与冲突，他继续说，“如果没有真正成为一块墓碑的话”。

由此延伸，中国在战后大国地位的获得，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亚洲战场的主力，将日本陆军部队的大部分兵力牵制在东亚大陆，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国得以避免顾此失彼。从这一战略态势出发，美国认识到：一个亲美的、“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反观近代历史，中国的衰弱招致的是日本势力在东亚大陆的崛起，其结果是对美国形成挑战并导致东亚地区的动荡与战争；因此，中美的战略同盟关系可望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使美国在东亚大陆获取如同在欧洲那样的有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这种认识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不断加深对中国的渗透，大力扶植中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取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不仅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甚至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早在1942年1月1日的26国《联合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中，中国就首次以世界四大国的身份出现。到1943年12月，中国以四巨头的身份参加了开罗会议。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坚决主张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应享有大国地位。这一设想也是中国在战后得以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甚至支持中国向战后日本派驻中国占领军。

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是自清朝晚期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生死博弈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此之前，中国尚处于生存堪忧的困境之中。1900年，从人数来说无疑是一支小小军队的“八国联军”居然占领了北京。而在1937-1945年间，中国的抗日战争坚持了八年之久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已由被列强联合控制的对象演变成为一个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从法律的角度强化了这一大国地位。新中国建立22年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然此时的中国并不是美国从前设想的那个“亲美的、民主的大国”，这着实让美国人吃了个“哑巴亏”。按邹谠先生的说法，它标志着美国“在战时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战后无奈中的美国转而开始扶植日本；如今，美日同盟实际上成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当今在东亚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美国当初预留给中国的。历史真是给世界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谁丢失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4)，美国经济以年均约120%的速度增长；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可争议的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份额占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2/3。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或被击败、或被削弱，美国则开始“独步江湖”、“顾盼自雄”。战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声称：“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使美国人民承担起了领导世界的责任。”

但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时的同盟结构也走向终结。在美苏两个大国逐渐分野并形成两极对峙格局的过程中，作为所谓“中间地带”的中国的抉择是十分困难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国民党最终失去了政权，这一结局实在出人意料。仿佛在一夜之间，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势力在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如美国人在争吵“谁丢失了中国”一样，回顾中美关系史中这“沉重的一页”，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在战后这场美国与国共双方参与的三方博弈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方最后的摊牌和如此的结局？

套用“国际政治大气候”和“国内政治小气候”的说法，这一结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最根本的是：在国内，国共两党的利益冲突是本质性的、无法调和的；而当两党最终摊牌之时，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共的历史渊源等各种角度来看，中共都应当是选择苏联而不是美国。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政策的研究，既要强调中国党的本土特色，又绝对不能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其强有力的影响。“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对外政策上，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物在1944-1946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这些话或许有极端之处，但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共产党——这并不是可笑的废话，因为共产国际就曾经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存在疑虑。中共主张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与美国并不相容，这当然也是中共与美合作的根本障碍。对于中共，美国也一直视之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因而予以排斥。国民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将国共两党之争上升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对立”，从而以反对共产主义来寻求美国的支持。

但是，中共外交政策选择的必然性的一面并不影响我们对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失误的另一面的探讨。也就是说，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中共和美国就必然地不能合作。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中美战略合作呢？难道那时候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突然就不冲突了吗？或者说一夜之间中共又不是“共产党”了吗？至于从全球的角度去观察，美国的合作对象更是多种多样。一大批“专制独裁”政权乃至封建君主政权“紧密团结”在美国这个“民主灯塔”周围，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奇观。所以，意识形态的“决定论”是不能完全解释战后中国关键数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深入到战后美国与国共双方所构成的三方博弈进程中去探询真正的历史答案。

早至1943年，美国就开始感觉到国共之间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美国起先试图通过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并推动国民政府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仍然希望调动中国各方力量以赢得对日战争。1944年6月，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明确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华莱士还迫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这就说明，美国最初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方式，首选的还是“国共协调”，至少是“扶蒋纳共”。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认为，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必然是要“扶蒋反共”。就是毛泽东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还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您的努力与成功，使得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当然，我们也不会天真到认为罗斯福准备抛弃蒋介石政权，但是“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这种设想应该是有合理的基础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继续着其构建一个“亲美的、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的战略构想，希望中国出现一个“代表人民意愿并能有效的履行其国内国际义务的政府”。然而，国民政府“因为由一党也就是国民党严格控制，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机构缺乏效率，中国目前的陆军和空军腐败无能，个人和财产得不到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美国希望“督促目前的国民政府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建立立宪政府，实现自由统一和团结，这对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从其他各国情况看，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前后均参与了本国的联合政府，同时也并未取得支配地位。美国试图通过让中共像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参与一个“立宪政府”，以阻止内战的爆发。再加上当时美苏尚未摊牌，美国还希望苏联能“约束”中共，因而在“扶蒋反共”问题上也较为谨慎和灵活。为此，罗斯福在世时极力调解国共，以避免中国爆发内战。美国政府在1944年间任命了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试图在军事方面促进中国的统一。但是，史迪威和蒋介石最后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结果是史迪威于当年10月被老奸巨滑的蒋介石赶回了美国。当年8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不久即接任高斯成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第一个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美国官员。由于赫尔利受命于罗斯福总统，协助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因此赫尔利使华也标志着美国开始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图景。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赫尔利在国共两党之间开展了类似于基辛格后来开创的“穿梭外交”。1944年11月他还亲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判，签订了一份《五点建议》。毛泽东承认：“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赫尔利对《五点建议》也十分满意。“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

但是，蒋介石的目标是要消灭中共，以建立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体。对于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五点建议》，蒋自然不愿接受；所以国民党提出了三条《反建议案》，重点强调要“保证有效的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战争中和战后重建中国中充分支持国民政府，将其全部军队交于国民政府和国防军事委员会控制”。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收编中共的军队，取消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几十年的生死对决使蒋介石早已决定：解决共产党问题只能依靠武力；而蒋介石也早已清楚美国的底牌，也即只有国民党政权才能保证美国在华利益，即使“和谈”不那么让美方满意，美国人也难以放弃国民党。因此，蒋介石在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坚决。赫尔利在这种僵局面前则调停乏术，最终屈从了蒋介石的意志。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反共，从而正式由调停人演变为冲突的一方。此后，赫尔利帮助蒋介石“奠定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基础”，国民党很快与苏联签订了《中苏条约》，斯大林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了支持。此外，赫尔利还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极力捧场，甚至为蒋介石个人摇旗呐喊。“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直率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在赫尔利逐步由调停人转为冲突方的过程中，美国务院内一些在中国时间较长、对中国了解较深、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对华政策”的资深外交官对其提出了批评，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激烈争论。著名的“三约翰”即范宣德、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共寄予了较大的同情和支持。但最终还是赫尔利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赫尔利不仅成功地影响了对华政策，甚至为仅随其后美国国内的反共强硬政策——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很显然，就算美国“真的”不希望中国打内战的话，那么他们在此期间的政策和行动也的确向国民党政权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倾向，使“蒋介石比以前更加桀骜不驯和反复无常”。不仅如此，“扶蒋反共”政策使蒋介石自信“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因而更加毫无顾忌地加强专制独裁。这与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的理想主义目标实在是相去甚远。反之，这些信息同样强烈刺激了中共，“到了1945年春天，共产党人已对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一情势直接推动着中共“一边到”政策的最后形成。其结果是，美国政府“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美国也迅速由二战中中国人心目中的“友邦”和“盟友”变为蒋介石的“帮凶”。

当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是偶然的。最直接的，在于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和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舆论界关于中国的报道惊人地片面和无知。《时代》杂志授予“蒋委员长及夫人”1937年度“当年伟人夫妇”称号。1942年11月至1943年7月，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不仅从美国为蒋介石拉回大把大把的援助，而且以出色的“夫人外交”为蒋介石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继荷兰女王之后作为第二位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联席会议的女性，在美国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讲。这次演说不仅在全美各报全文刊登，而且“招来”了3000多篇社论、评论。一时之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成为了中国“最开朗最爱国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

由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惟一合法的领袖、蒋介石领导着中国的抗日战争，诸如此类论断简明地但清晰地、深刻地留在美国人的脑海中。与此相反，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在美国民众的头脑中几乎一片空白——如果不是什么坏印象的话。史沫莱特、斯诺等少数真正深入到延安的记者虽然发回了一些真实的报道，但在美国的“媒体轰炸”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自然，当国共冲突出现的时候，“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把蒋介石的失败和毛泽东的胜利看作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赫尔利对于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认识，或者说即使他有过什么清醒的认识又能怎样，我们都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事实上，蒋介石是美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民族英雄”，而一旦制造完成以后，美国人自己也难以抛弃这个“作品”，而只能维护这个“作品”，直到和他一起最终走向毁灭。比如蒋介石居然把“美国主子”派来的史迪威将军挤迫回国，这在我们关于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的理论里是讲不通的，它充分说明了美蒋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性。赫尔利从史迪威将军的下场看到“扶共”在美国政府那里是走不通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赫尔利都必须做出其他的选择。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共谈判中美方总是偏袒蒋介石，不断地压迫中共做单方面的让步，因为在早先的所作所为中，美国人已经愚蠢地把自己和蒋介石捆绑在了一起而无法自拔。相应地，三方最终谈判破裂、摊牌动武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当时“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势力扶蒋反共政策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在此一时期的政策转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戴维斯说，是“赫尔利使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入的卷入蒋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斗争”。所以不少人将美国率先采取“一边到”政策与直接决策者赫尔利个人的缺失联系起来。比如说他“爱出风头、爱虚荣、无知而又傲慢”，“爱好浮夸，头脑简单，是一个较早出世的里根式人物”，认为他“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也不是有军事素养的人”，他“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可以说基本上全无了解”。还有论者认为，赫尔利在执行罗斯福政策时，总要加上他个人的色彩，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最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他误导、蒙蔽了罗斯福总统，僭越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在那一极为微妙对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中，撇开国务院而完全独立行事”。一些历史学家也指出，罗斯福后期重点关注欧洲，精力也日渐衰竭，赫尔利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实际上就成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去世仅几周之前，赫尔利发表了其4月2日的讲话。

当然，赫尔利之后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停”的“努力”。正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冲突一样，军事和政治斗争总是交替进行。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1945年底再次来到中国，试图调停国共冲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成立了国共双方以及美国代表组成的三方机构即军事调处执行部，暂时结束了持续近4个月的武装冲突。6月，“和谈”再次陷入僵局，全面内战随即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事实上，就在“调处”期间，美国政府却忙着把国民党50多万人的军队运送到沿海地区和东北，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训练了大批军队、特务人员。由此，中共认为美国的调解是为蒋介石打内战赢得时间的确是合理的推断。内战爆发后，除了直接赤膊上阵，美国人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按毛泽东的说法，美国海陆空军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内战的结局在1949年间的美国掀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而费正清的一段评论或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的帮助不能改造它(蒋介石政权——作者注)的内在性质，反而使它可以更加不必顾虑国内的舆论，并且最后更趋向于依赖它手中掌握的新式美制武器了。在抗击日本时，无论从良心上或从现实情况上讲，我们只能采取支持蒋介石政府这一办法。但是，……从我们的战时同盟关系开始，美国军官就发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方是个无能的政府，它被国内问题弄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为了竭力帮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没落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在20世纪中期，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一度达到了顶峰；但国民党政权“不可思议”的迅速崩溃使美国人转眼间失去了一切。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几乎断绝了与所有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西方人在华的机构、公司等业务也大都中断。反过来，大批苏联人涌入中国，大批中国人前往苏联学习。在军事上，中苏建立了以国际条约形式明白无误确认的同盟关系。经济上，双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一体化的联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全方位地与中苏同盟紧密地联系起来。如前所述，这是共同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天然联系和感情基础的产物，但也是东西方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的必然选择。其收益是，新中国迅速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经济技术上获得了大规模的援助，据称是世界史上最大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帮助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了国家工业核心。其代价是，新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在数十年间长期隔绝。

在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中美关系的确存在至少不同选择的可能。但是我们很难假设不“这样”的话中国又能“怎样”；因为这就是历史，而历史不能重演。

从对抗到“蜜月”

1949年2月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发表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应等到中国内战“尘埃落定”的讲话。有证据表明，中美双方当时均在探讨两国下一步的关系问题。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时，连苏联的使馆也跟过去了，美国使馆却仍然留在南京，等待着与入城的解放军联系。司徒雷登甚至试图推行“生日外交”(假借回燕京大学过生日与中共秘密接触)，但遭到美国务院的否决。尽管中共在1949年初宣布了“一边倒”政策，但是直至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问莫斯科并最后签定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美国才认为“尘埃”已经“落定”，并最终撤回大使，在台湾建立了使馆。

另一个将中美关系推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的因素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烽烟又起。美国认为，其全球利益受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6月27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军出兵朝鲜的声明。紧接着，美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次日，中国发表声明指出，美第七舰队向台湾沿海出动是对我国领土的侵略。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组成“联合国军”的非法决议。8月27日，中国就美国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扫射中国人民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并迅速“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出现了进而侵略中国的可能。

这样，美国的出兵，特别是麦克阿瑟的卤莽行动(实际上他至少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但后来麦克阿瑟却成了一个实践“将在外而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替罪羊)又使新生的中国同样认定自己的战略利益也受到了威胁。在信息沟通不畅，对对方战略意图处于相互间猜测、推断的背景下，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做出了决断，于1950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入朝参战，与刚刚上升至世界权力顶峰的美国开始了生死对决。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有关各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迄今为止停战协定仍然生效，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伤亡高达14.2万人，使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最大的战争。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美之间也陷入了长期的对抗。

除朝鲜战争外，新中国在南部边境关注着越南问题。19世纪80年代后，法国的殖民扩张将其并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投降日本。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法国重新把越南作为殖民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美国则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1954年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取得8年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1954年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决定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相应组成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组织以“遏制”中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亚的“扩张”。这包括1951年8月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9月的《澳新美安全条约》、《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10月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

从1960年起，美国开始对南越政权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开始向越南派出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实行“特种战争”。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此后，美国从1965年2月开始对北越进行了连续4年的轰炸。同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这是美国首次派地面部队进入越南，美国也由此开始了与中国南部边疆外的越南长达8年的战争。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入侵的斗争。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后勤保障及各类工程等支援部队共达32万余人。另一方面，“美国飞机轰炸着中国兵站和供应线，中国的高射炮向这些飞机开炮还击”。到1968年时，在南越的美军已达到54万人。这场给美国留下了惨痛回忆的战争直至1973年美军撤出最后一批人员后才宣告结束。

美国学者承认，“从历史观点看，6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事件：我们想依仗优势的兵力来左右一个亚洲民族的国内政治形态”。更进一步说，越南战争并不只是针对越南。费正清进一步分析：“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抗美援越”斗争。

在中美对抗时期，美国还在台湾驻有军队，中美两国并在台海地区发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1954年解放军炮击金门。1955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说，如果中共进攻台、金、马，“我们要使用原子武器”。1958年8月23日起，解放军再次炮轰金门。美国则在次日宣布采取“正常防御措施”，调动6艘航空母舰、130艘其他舰只以及500架飞机、3800名海军陆战队和5000名地面部队集中到台湾海峡地区。自此，美国军舰、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海、领空。截止1971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正式提出的严重警告就达496次。

与此同时，美国长期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当然，在此期间中美也在持续接触，试图寻找实现地区稳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是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这一马拉松式的会谈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实质性成果。中美两国实际上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处于战略对抗状态。

在中美对抗的年代，两国之间相互隔绝、充满敌意。美国国内舆论大肆制造、渲染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1950年，威斯康星的麦卡锡参议员发动了一场从政府部门清除“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新中国早就被美国“妖魔化”了。一些被认为是“亲华”或者“亲共”的中国问题专家、新闻记者遭到了调查甚至起诉，被迫调任他职或离职。有代表性的是谢伟思连续六次经美国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查明无罪，但仍然在忠诚复查委员会的要求下被革职。美国民众在美国的宣传和舆论控制下，大多“认为中国是一支侵略性的、不理智的力量，它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因而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出于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他们在相当长时间里容忍了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麦卡锡主义“给美国社会，尤其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严重创伤”。在中国，“打倒美帝国主义”成了用得最多的口号之一，“历史上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深深地印入中国人的脑中。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美国继在朝鲜战争中失利以后，又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国内反战运动高涨，美国政府急于脱身。另一方面，中苏关系却日渐紧张。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上谴责了这位在中国受到尊重的共产国际领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裂痕逐步发展。摩擦的结果是苏联人于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随后，中苏之间在东北以及中亚边境地区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特别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几乎进入战争状态。

在美国看来，“1961年的中苏分裂和1972年的美中修好，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他们认为，战后的中苏结盟堪称“战略性灾难"。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对抗使美国在欧洲和东亚面临顾此失彼的困境。反之，中苏从战略盟友转变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使美国发现，中苏之间不仅不像自己从前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而中国也并不像自己长期想象的那样咄咄逼人。美国开始意识到，美国实际上长期执行着一项愚蠢而错误的政策。现在，在双方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的背景下，是改变这样的政策的时候了。

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的驱动下，中美两国开始接近。1968年后，美国逐步从越南撤军；与此同时开始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当年8月，尼克松表示“将访问中国”，同中国谈判。从1969年初开始，美国开始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放松对华禁运和接触。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总统终于来到了中国，完成了他那“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事后评点说：“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973年，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大使级联络处。

中美缓和使中国迅速摆脱了同时面对美苏两方压力的不利局面；同时将自己的“战略噩梦”变成了苏联的“战略现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为两线作战的可能而寝食不安的苏联再次面对同时来自东西方两线的军事压力。而苏联对于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认识进一步将其拖入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实际上为苏联最后的崩溃也埋下了伏笔。

对于美国来说，中美事实上的战略同盟的逐步形成，不仅实现了其“尽早并尽可能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西方在欧洲的压力大大减轻，而且不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面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挑战，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西方战后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全球地缘战略平衡。在中苏对抗期间，苏联被迫将其近1/3的陆军、海军和战术空军部署在远东。尽管中国没有与美国以及任何其他西方大国正式结盟，但是中国所起的作用却是当时美国任何一个盟国也无法做到的。“因此，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一握手，就根本改变了全球地理政治的轮廓”。

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年的中美关系停滞后，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0多年来的不正常状态成为历史。同年1月28日至2月5日，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美国，进行了“破冰之旅”，在美国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潮。在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曾出现多次反复，甚至在80年代初期曾因“三T”(纺织品、技术转让和台湾问题，英文首字母皆为“T”)、“两H”(网球明星胡娜叛逃美国、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英文首字母皆为“H”)问题而陷入困境。但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最终得以稳步发展。1984年，中美两国实现了最高领导人的互访。中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蜜月”时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之间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既使美国工商界人士对一个广阔的大市场充满憧憬，也让那些长期以来对于让中国人接受美国价值观充满“传教士热情”的美国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尽管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但在当时却的确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和亲近感，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确实曾说服他们自己，以为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放弃马克思主义、接受资本主义、甚至可能实行民主改革的共产党国家”。

当然，中美战略合作的“蜜月”只是掩盖或搁置了中美之间某些固有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事实上，由于中美之间既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又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因而自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呈现出前进与停滞交替、合作与对抗并存的曲折发展形态。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美双方与苏联的关系逐步缓和，中美战略合作已经开始出现松弛的迹象。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中断两国之间的高层往来，中国则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中美关系遭遇强烈冲击并大幅倒退。中美关系中的“蜜月”时期由此结束。此后不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关系继续在剧烈的震荡中调整，中美间或旧或新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凸现出来。

暗潮汹涌的年代

美国《国家利益》季刊主编欧文·哈理斯曾经说过：“多少年来，美国人一直很难理性地看待中国。他们总是在要么浪漫化中国，要么妖魔化中国之间剧烈摇摆。对中国的观察思考总是拘泥于某种刻板的模式：中国是一个聚宝盆，拥有广大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中国是一个楷模，无论从古代的孔夫子到现代的小红书，都是超凡智慧的源泉；中国是一个病夫，需要基督教或西方民主对之谅解帮助和理疗；中国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对我们的善意帮助缺乏回应甚至毫不领情；当然还有中国是一个威胁——原来是黄祸，后来是红色恐怖，现则在一些非常夸夸其谈并不乏影响的美国人眼中是对手，一个怀有恶意的超级大国。"

中国还有可能是什么？中国究竟是什么？

在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两次中美战略合作中，双方对于对方的认识和定位都是十分明确的，由此其合作的基础也很明确——安全和地缘政治，这一合作所针对的对象也十分明确。但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合作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基础似乎渐趋模糊并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里，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协调、对话的一面，也有争议、竞争甚至对抗和冲突的一面，涉及面十分广泛。中美关系相应地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其中，对中国的不同认识，决定着对华政策的不同取向。而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这恰恰是引起争议的问题。

如果中国“已经是”或者“正在演变”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对手，则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更倾向于类似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遏制”，其政策态度也更难做到理性、冷静。其中一些激进的“遏制”理论鼓吹者甚至进一步推论，既然中国迟早会崛起而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并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那么不如从现在起就将其当作敌人或对手，阻止或者至少是推迟其最后的崛起。

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种充满敌意的激烈言论于事无补。其中一些理想主义者更多地看到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支持、其庞大的市场对美国商业的机会以及中国向更加“自由”、“民主”的社会的转变，因而在政策上主张更多地“接触”或者“交往”。

所以，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以降，关于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执行何种对华政策问题，美国国内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在一些政治化的年代，比如大选之年，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其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出现相互指责的局面。

实际上，上述两种看问题的方法都过于简单化。“交往”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或者说如政治对手所指责的那样为“绥靖”，现实的交往政策恰恰必须承认，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国情迥然不同的大国来说，冲突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交往”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冲突。反过来说，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遏制”，在博弈理论中，冲突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合作。

问题在于，我们要解决的并不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不管“应当”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在美国，从公众到政策规划人员，已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关于“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认识，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认识自冷战结束以后不断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逐步进入了高潮时期。

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尽管一些人认为这个概念太过偏激，但是其冲击力确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技术上说，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媒体轰炸”。以至于到今天，我仍然想象不出什么更好的概念能让人能一下子联想起当时美国媒体所反映出的情绪。

今天，尽管中国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中国“个人自由的程度”“大大增加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中国的国际行为也不再是那样难寻规范”，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一些人继续把中国的体制视为“专制独裁”，并通过大众传媒强有力地影响着公众舆论。哈里·哈丁认为，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人90年代初用来观看中国的眼镜与80年代末期观看中国的眼镜”已经“大不相同”了，“这种视觉镜头的变化意味着，对于同样的现象，如今的看法与昔日大不相同了。80年代中期曾被描述为实际上已经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如今却被描绘成‘严格实行中央控制’的典型……。国会议员们曾经说过，毛去世以后的中国人权状况‘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但如今他们却把中国描述成‘世界上压制最重的国家’。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曾被看作是私营和集体企业迅速发展的证明，如今却被归因于严厉而又有效的劳改工厂网络的成果。……”总之，从前美国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样板”，并由此增加了对中国的亲近感，而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却被认为“落后”了。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由中国“专制独裁”的本质出发，中国也就必然要对美国采取充满敌意的行动——于是，在美国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妖魔化”中国敌视美国的故事，美国官方则不断制造这样那样的事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似乎再次回到了“冷战时代”。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突然成了美国当代“间谍故事”的主角。

早在1994年5月19日傍晚的黄金时间里，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华裔女主播宗毓华就称：每天都有满满好几架飞机的中国人合法进入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中一些也许会成为未来的间谍……他们潜伏在美国就像沉在海底的鱼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浮出水面……。“沉底鱼”之说由此在美国“走俏”。在当时的直播室里，《中国谍报工作》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迪米亚德斯更耸人听闻地说：据估计，在这些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每8个人就有一个是潜伏着的间谍人员。200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甚至对国会说：“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成为给美国制造最大间谍威胁的国家。”“中国间谍事件”著名的案例先有李文和事件，后有陈文英事件，甚至连最近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PC业务都遭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质疑，理由是“中国人可能借此进行工业间谍活动、窃取技术转做军事用途”——而“那是计算机本科生都能掌握的技术”。

当然，关于“中国间谍”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文本还是当属1999年5月美国发表的《考克斯报告》。这份报告公开指控中国窃取美国国防机密，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份报告很难说得上严谨。其实，关于中国的“间谍活动”，美国的不同部门，包括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等机构的官员，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都出现过不同的说法，有的耸人听闻，有的泛泛而论，还有一些自相矛盾。更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谍报活动真的发生了，在这个充满着信息战、情报战的世界里，这实在也只能算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遭到了如此高强度的“曝光”并演变成如此情绪化的政治事件呢？我们可能只能从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以及美国处在变动中的对中国走向和性质的总体认识的角度去理解。

这一时期，另外一些“偶然事件”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美国于1999年5月8日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在袭击中死亡。尽管如同后来发生的“撞机事件”一样，中国无法证明美国是“故意”；但美国人也根本不可能让中国人理解和相信，在贝尔格莱德那么多可能遭到“误炸”的目标中，恰恰是中国大使馆这座最为敏感的建筑发生了“意外”。所以，当中国人迟迟得不到美国真诚的道歉的时候，他们的愤怒在不断升级。与此相反，美国媒体却仍然在不负责任地放大中国政府对民众抗议的所谓“纵容”，言过其实地讲述着中国人“袭击”美国驻华使馆的故事。其结果是，作为施害者的美国似乎不仅没有感到尴尬和内疚，反而很快形成了一种对中国人不那么“通情达理”的愤怒和不耐烦——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从情绪的角度说，在恰好经历大约100年之后，美国人似乎在制造义和团围攻北京的西方教堂的场景，而中国人则恍惚间觉得回到了“八国联军”的时代。

这一情绪上的和实质上的对抗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当年4月1日，在西方的愚人节里发生了一场真实的危机：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一架军用飞机在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时，与突然转向的美方飞机相撞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事件发生后，中方要求美方道歉、赔偿并暂时扣留了降落在海南的美军飞机和机组人员。美方则拒不认错，中美关系再度陷入危机。

坦率地说，如果美国还没有决心与中国回到战略对抗的年代的话，这一时期的政策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技术层次讲，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是中美博弈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早在1986年7月，中国政府就向原“关贸总协定”组织提出了正式的“复关”申请。从1987年到1994年12月，中国共与4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19轮谈判。1995年，原“关贸总协定”组织改建为世贸组织。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会员国，中国从一开始就努力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但遭到美国的刁难。在中国先后与世界各主要国家达成谅解或签署协议后，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审查实际上成了美国年复一年对中国的“折磨”。资中筠戏称：“仰之弥高，攻之弥坚，简直像是个移动目标。”

美国拒绝中国“入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许多领域里还需要进一步讨价还价。冷战后中美贸易摩擦也日趋频繁，甚至屡次发展到贸易战的边缘。不过，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认定中美在世贸组织问题上的博弈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畴，而演变成为了一场全方位的大国争夺战。例如，美国在中国能否“入世”的问题上附加了“人权”等政治议题。联想到美国曾经于1993年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美国政府表示“选择奥运会主办国原则上应考虑人权因素”，美国国会通过有关“从人权领域考虑，不应同意中国的申请”的决议——美国将体育也政治化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图景便更加清晰。李光耀曾经就“申奥”事件评论说：“美国和英国……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

当然，如同中国最终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一样，中国最后也于2002年1月1日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美国人为自己的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9年4月朱基总理访问华盛顿时，曾经为尽快结束旷日持久的谈判而提出了相当可观的让步；在指望中国做出更大让步的预期以及当时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反华情绪的背景下，克林顿总统却拒绝了中国的提议。其结果是，美国人随后经历了更加艰难持久的谈判，并在中方条件后退的情况下最后达成了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入世”并没有让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平静。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时哈里·哈丁还在说“两国关系的主要基石”已经“从战略关系转变为经济”，但到90年代末时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过，如果与台湾问题相比的话，前述所有问题在爆炸性方面都显得相形见绌。自1992年9月2日美国首次突破中美关系中关于售台武器性能和数量的限制，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以后，台海地区局势开始出现倾斜。1995年5月23日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亲自决定允许李登辉到美进行“私人访问”并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讲——而就在美国正式宣布这一决定一周左右之前，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还亲口向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表示美国不可能给李登辉发放签证。感到“被出卖”和“被凌辱”的中国则在此后直至1996年3月台湾“总统选举”期间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向台海地区试射导弹以为回应。这次危机形成了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倒退。1999年7月，李登辉公然提出“两国论”，否定了台海地区有关各方数十年来得以维持平衡的基础——虽然各有说法但都共同信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再次在台海地区引发重大危机。

在这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航母战斗群都出现在台海地区。小布什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更宣称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台湾”。很显然，台湾当局——特别是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在2000年大选中首次执政以后——受到了错误的鼓励，正在一步步走向危险的边缘。继“两国论”之后，陈水扁抛出了“一边一国”论。2004年，陈水扁举行了一场失败的——但却是台湾地区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全民公投”。同时，在充满枪击案迷雾和引发广泛争议的选举中他再次赢得了大选，使得他明确提出的2006年“公投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的时间表现实地出现在台海问题有关各方的面前。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当然是，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将作何选择？难道中美之间真的将由此进入一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吗？可怕的是，形势一度似乎正在朝向摊牌的方向发展。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存在“接触”还是“遏制”这两种选择，而且存在“对抗”这一第三种选择。“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正在中美两国之间成为从普通民众到知识精英广泛讨论的话题。

当然，形势并不完全这样悲观。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中美似乎即将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同时，另一些美国人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20多年里，美国对华政策主轴一直是遏制和孤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毛泽东曾经对西方的这一政策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其结果是，美国封锁了中国20多年。虽然中国并没有做到“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毕竟照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他们指出，美国的遏制政策不仅没能瓦解中国，反而激发、强化了中国国内的民族凝聚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军事、战略和政治对手，极大地牵制和削弱了美国的实力。这些人认为，至于中美冲突则更是不可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将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赶回了朝鲜半岛南部。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的越南战争几乎拖垮了美国，在美国国内引发了重大政治、社会危机，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

这些人争辩说，反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里，美国对华政策转而以实施接触政策为主轴，其结果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国内政治状况逐步好转，更具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逐步形成。“简而言之，如果回顾过去的150年，刚刚过去的20年无疑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最好年代”。虽然他们也明白，“我们不可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与中国命运的改变之间规定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后者的实现还是其它更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他们还是坚持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是一个主要作用因素，并且这种作用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生效”；如果采取遏止政策，将鼓励中国退回到采取狭隘民族主义政策的年代。

他们还说，中国的“转变”使其对外政策由此也更加“温和”、“克制”；在不少问题上，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美国的“战略协作者”，或者是解决若干涉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时不能缺少的“伙伴”，比如防扩散问题、反恐问题、朝核问题等。其中，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本书第2章)以及在朝核危机解决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本书第3章)，被不少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在讨论中美合作的地缘战略基础时被引为重要的例证。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美已在经济贸易领域形成了一个难分你我的相互依赖的整体。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重要的消费品市场，美国对华投资也不断增加。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中美关系倒退到相互隔绝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和影响，更何况美国怎么能放弃似乎唾手可得的中国现实的和潜在的广阔市场……

再者，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遏制中国在事实上也已不可能。由遏制政策带来的中美对抗将导致亚太地区出现紧张局势，还将遭到亚太其它国家的反对。“一个由美国领导、试图遏制中国的政策既是一个方向性错误，也不会成功。它肯定得不到美国亚欧盟邦和伙伴的支持，而没有这种支持，遏制政策必将胎死腹中”。

其结论是，美国应当坚持对中国的交往政策。正如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言，在影响亚太21世纪的发展进程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作用会超过中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必将造成违背美国利益的结果。“全面接触政策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可见，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内在冲突的和善变的国家。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老布什总统被中国领导人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在1989年却毫不留情地成为对华制裁的始作俑者。同样也可以理解，即使在1989年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各自面临国内压力的情况下，也仍然设法防止中美关系完全破裂。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当年7月就曾秘密回到北京，12月又再次访问中国，表达了“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

克林顿总统上任伊始“年轻气盛”，强硬地要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所谓的国内政治状况挂钩，使中美关系几乎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也是他自己取消了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的条件，并宣布美国将实行“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进而，1997年10月26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宣布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1998年6月25日-7月3日回访中国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播了中美两国元首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中国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克林顿则公开宣布他对台湾将采取新的“三不主义”政策……。美国方面以此作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获得成功的证据，“接触论”在美国舆论中一时之间“走红”；中国也认为这是对美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中美关系在1998年确实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新高峰。

不过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美国就在对南联盟的战争中“误炸”中国大使馆。紧接而来的小布什总统则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甫一上台就对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并直接导致了中美“撞机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中美危机。但“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反恐事业，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9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时甚至说，“目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轮回几乎成了带规律性的现象：从大选期对政治对手“绥靖政策”的指责，到新总统上台后锋芒毕露的强硬政策，再到中后期对华政策的修正，然后又回到大选期对政治对手“绥靖政策”的指责并开始新的政治轮回，让人眼花缭乱。

历史告诉我们，中美之间确实曾经存在过特殊的“战略关系”。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都曾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力量。美国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也确实因此而得到了解决或者缓解。反之，在清末以降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难之际、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生死关头、在面对苏联“社会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时刻，中国也不断地更加善于运用“以夷制夷”的战略和策略，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了美国的力量。

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中美两国也存在着重大的战略冲突，并在不同的时期导致了两国的直接对抗乃至于战争。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就是以中美为主角展开的，美国人至今对此讳莫如深。此后不久，中美又在越南展开了一场较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再次进入全球权力的顶峰时期，而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却似乎日渐模糊，美国也重新出现了忽视和敌视中国的言行。

因此，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关系之船驶向何方，将是对中美两国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总的来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既接触、又遏制，同时还准备对抗。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反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决定和影响中美博弈形态的主动性、控制力的角度看，今日之中国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样的发展趋势至今仍在继续。

第二章 正常的大国关系——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曾几度大幅波动，包括历经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以及1995-1996年和1999-2000年的台海危机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间长期支撑中美战略合作的地缘政治基础遭到了质疑，中美关系出现了重新定位的问题。

但是，没有特殊的战略关系并不意味着必然是一种“不好的关系”；经历过浪漫与冲突的交替反复之后，中美之间正逐步建立起一种日趋成熟的“正常的大国关系”。

战略困境

在历史上，中美之间曾经两度结成战略同盟或事实上的战略同盟。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其共同的特征是，将对付共同的敌人作为长期的、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基础；这样的地缘政治基础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必须服从、服务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但是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80年代联合抗苏的地缘政治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资中筠回忆，她和美国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曾多次不约而同地对中美关系以反苏为主要基础表示过不同意见。她本人对这一问题公开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是1988年3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美关系的多面化》，其中专门提到：“中国仍然担心美国把对华关系从属于对苏关系，也就是，一旦美苏关系缓和到一定程度，美国有可能降低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在纪念中美建交1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她也提到：“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比如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的集体课题《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中“一般性建议”第七条就称“我们同中国关系不应仅以我们共同反对苏联为基础”。

现在回头看，20年前的这些观点确实准确地预见了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至于当时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同这些观点，或者在当时的国际战略大背景下即使看到了这个问题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规避，我们只能做出一些尽量合理的推断。事实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美苏进入战略僵持状态，中国与任何一方的结盟或战略关系都可能改变全球战略平衡，因此，中国也逐步调整了70年代以来对付苏联霸权扩张的“一条线”的战略设想(1973年毛泽东提出)，转而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苏关系还于1989年实现了正常化。但必须承认，在冷战结束以前(甚至冷战刚刚结束之际)，中美双方联合抗苏的实用主义考虑仍是两国的主流意见，这样的做法也是国际政治实践中常见的现实。

相应地，这就决定了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对美国不再那么重要的说法在美国逐渐升温，并对中美关系产生日益强烈的冲击。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不仅“不再被视为决定全球地理政治均势的战略三角中的一角”，即使在亚洲，中国也“只是美国必须对之采取合理地区性政策的若干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之中的一个”。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爱德华·马基的话说：“冷战已经结束……如今，……当我们翻开中国这张牌，却是一张小牌。”

问题在于，多少年来，中美之间或结成战略同盟、或进行战略对抗，双方早已习惯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确定或者重新寻找这样的“战略基础”就成了十分迫切的课题。那么，这样的课题是否能够得以顺利地解决呢？

1991年12月，苏联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分崩离析了。但是一般认为，其继任者俄罗斯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军工生产能力。在1992年俄罗斯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报告中，“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仍然成为俄罗斯试图在前苏联地区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理念。俄罗斯也一再表明自己在前苏联地区的“独特作用”。1996年初俄罗斯杜马甚至宣布苏联的解散无效。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段几乎可以算是“失败国家”典型的时期后，普京就任俄联邦总统，俄罗斯重新显示出尊重前苏联历史的政策取向。2000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国歌、国徽、国旗和军旗的法案，结束了围绕国家标志近十年的争论。这些标志与俄罗斯“光荣的过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头鹰国徽是约500年前伊凡雷帝时代的象征，白蓝红三色国旗联系着300年前的彼得大帝时代，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继承着苏联时代的遗产。再加上俄罗斯曾经有过的超级大国的经历和背景，人们有理由怀疑“北极熊”未来的走向，也有理由认为中美有必要继续对其进行防范。在冷战结束一段时间后，美国传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报告就认为：俄罗斯与西方浪漫的伙伴期已经结束；莫斯科正试图在属于前苏联的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

不过，中美继续联合抗苏(俄)的路子并没有走通。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若干年里，美俄合作伙伴关系频频遭遇“麻烦”，俄罗斯开始由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转向实施“全方位”外交政策，但是俄美关系毕竟仍然在向前发展，俄美之间毕竟也在构建“战略性伙伴关系”。俄罗斯还于1998年正式成为了8国集团的一员。

与此相反，倒是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几度恶化，而俄罗斯却在军工技术和能源方面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援。一些人甚至开始谈论是否重新开始中俄合作、抗衡美国的可能。1995年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率领六名上将、二名中将、一名少将一行20人访华，成为俄军有史以来阵容级别最高的军方使团，这甚至让一些美国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后，中俄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所以，冷战后的实践证明，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利益交错使得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次建立冷战时期那样或结盟或对抗的特殊战略关系。

那么，换一个对象如何？比如日本。

日本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技术大国，在全球经济实力排名中仅次于美国。早在1985年，美国参议院就一致通过了对日本表示不满的决议，这也是美国国会战后第一次点名批评盟国。同年，日本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净资产国。此后，美国的“日本威胁论”逐步出现。

1989年，就在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日本财界首脑人物、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与执政的自民党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合作出版了《敢说“不”的日本》一书。这本仅仅6万余字的小册子问世不到一年，竟然再版10次，在日本国内外均引起震动。该书认为，日本掌握有美国和苏联最先进武器的核心技术，日本的经济政策影响到了华尔街和伦敦的银行，日本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必须立即改变对现状的认识”，不要屈服于美国的恫吓。该书的结论是：“足以敢说‘不’的条件，日本确实已经具备了。”该书全文被美国译成英文并列入国会正式纪录。此后，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就是敢说“不”》、《敢坚决说“不”的日本》相继问世，被认为是“日本将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信号，构成了日本强烈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进而分庭抗礼的‘三部曲’”。在后冷战时代，日本不仅在全球市场上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数次几乎引发日美贸易大战，而且正不断增强政治、军事方面的独立性，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界要人甚至开始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家同样热衷于在各种场合“敲打”日本以赢取国内舆论的支持，特别是选票。对于日本庞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态度。甚至有“国会议员脱掉上装，挥舞大榔头，砸坏了东芝公司生产的收录机”。美国学者自然也“不甘示弱”，频频著述立说。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因1991年在美国出版《下一次美日战争》而名噪一时。两位作者明明知道“一本预言美日战争的书必然会遭到我们中间按常理看事物的人的嘲笑”，而且“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两人……都不赞成战争。我们两人都希望自己错了”，但他们仍然坚持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冥思苦想了很久，在我们看来除了我们已有的推断外很难想象有别的结果。”此外，《买下美国》、《日元：日本的新兴金元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等书则认为或预测日本通过经济特别是金融手段控制美国和全世界……。在美国大众中，批评日本的空气也空前高涨。

在我国，也有人开始预测，在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日美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将上升……

但是“好景”不长，日本经济从1992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更是进入了一个长时间停滞不前的时期。相应地，美国的“恐日心理”也逐步退潮。与此相反，曾被认为是日美关系中一枚定时炸弹的贸易摩擦，居然迅速被中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贸易纠纷不断增多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家当年对日本的抨击态度、“敲打”作为以及公众情绪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中国身上并愈演愈烈。“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

同时，随着台海形势的几度紧张，美国预设台海战争的压力不断加大，传统的美日同盟反而不断强化。自二战结束以来，“重新武装日本会威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的共识；但是，冷战后的美国开始认为，“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是日本的软弱，因为它造成了美国不能填补而中国能填补的空白。一个真正与美国结成伙伴的强大的日本对亚洲新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所以，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就试图通过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两条线索，来达到分别控制冷战后的欧亚大陆两端、重塑世界战略格局的目标。尽管正是美国自己在战后给日本“制造”了一部宪法、限制了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但是在后冷战时代“第一战”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却批评日本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援。此后，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从日本方面来说，随着战后经济的“起飞”，“战败”的阴影逐渐淡化，其政治自信逐步恢复，甚至谋求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初露端倪。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中国的发展壮大制约了日本的“外向型”战略；从长远来看，中国更是日本的“威胁”。

这样，美日两国在对华关系中各取所需，巧妙利用对方作为改善自己战略地位的筹码。在《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石原慎太郎还在说：“从现实来说，虽然还不能说马上就废除日美安全体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未必需要那种安全体制，从现在的状况来说，已经有能力由自己来干，而且会干得很好，这也是事实。”但后冷战时代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一度曾显松动的日美同盟关系很快又重新热乎起来。

后冷战时代的欧洲与美国同样摩擦不断。

前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使西欧面临的即时威胁得以消除，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欧洲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欧州统一进程的推进，统一的欧洲争取更强的政治独立性和自主防务能力的倾向日益明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欧即在前南危机(特别是在波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美欧之间的冲突更发展到顶峰。法、德、俄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三国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联合外交行动，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形成了联手抗美的态势。欧洲各国民众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场面壮观，让人动容。特别是刚刚在“9·11”事件后与美国修复关系的俄罗斯也加入了法、德的反战大合唱，更是凸现了美国与欧洲的分野。法、德、俄的态度甚至迫使美国最后从联合国安理会撤出了有关对伊动武的决议草案，转而采取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

法、德、俄三国在伊拉克战争上所持的立场原因很多，比如他们在伊拉克都有各自的石油利益，与伊拉克都有传统的关系和“友谊”，在国内都受到各自民众的强烈压力，都主张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以联合国为基本运行机制和框架的世界而不是美国一极控制的、任意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世界。在战后重建问题上，甚至连英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主张更多地依靠联合国来开展工作。所以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甚至说，“现在已到了不要再假装欧洲人与美国人有共同的世界观，甚至处在同一个世界的时候了”。

但是，美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妨碍他们在历次争吵后迅速地修复关系，也并不妨碍他们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中欧关系大有可为，美欧矛盾和冲突也的确可以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中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活动空间；但相信没人会天真到要与美国打造共同抗击德国或者法国的战略合作，因为从本质上说，那毕竟是“帝国主义内部的斗争”。

反过来倒应当看到，美、欧之间在防范中国成为一个“扩张性”的世界大国方面、在推动中国的“内部变革”和推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在维持东亚诸力量的均势方面等等，都存在着远高于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

……

据说罗斯福曾经说过，“要在政治上成功，有一个敌人很重要”。尼克松则评价说：“对个人是这样，对国家也是这样”。不过，要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继续确定“共同的敌人”却被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办法，因为这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冷战时期那样的特殊背景。于是，构建某种特殊的“战略关系”的另一个选择便是寻找“共同的使命”。

比如，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对维护全球或者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安宁。不仅原有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而且在冷战时期被两极对抗体制所掩盖和束缚的矛盾和冲突又释放出来，形成新的热点，并带有新的时代特征。

因此，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美国实力在相对下降，美国将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等国际机制来处理相关问题，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他们还举例说，中美在海湾危机和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合作。因此，“苏联瓦解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却上升了”。这种意见特别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着眼点正逐步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可由冷战时期的联合抗苏转为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就称：“在美国防止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的有关努力中，对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居于中心地位。”

后冷战时代的实践证明，上述判断的确是事实；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出现了另一条相反的发展轨迹。比如不少人早就认为“美国似乎已经呈现出夕阳残照的征兆”，但至少后冷战时代迄今为止的发展表明，美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在相对上升。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出来，连日本也未能幸免；“美国却隔岸观火，泰然处之。关于美国正在衰落的论调顿时黯然失色，舆论重新将美国经济誉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

与此相应，在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事务时，美国不仅没有更多地借助国际机制的作用，反而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里正采取日益咄咄逼人的政策，联合国机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作用常常被弃置一边；包括中美合作在内的有限几次大国协调倒更像是其他大国无奈之中的“配合”而不是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一系列解决地区问题的实践中，由于在基本理念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中国也确实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一般认为，1991年10月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是后冷战时代中美等大国合作解决地区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柬埔寨问题实际上是冷战时代的遗留问题。真正称得上后冷战时代第一次大国协调以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引发的海湾危机。当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拒不执行从科威特撤军等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正是以此为根据，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沙漠风暴”和“沙漠军刀”行动，开始了构建后冷战时代国际新秩序的首次战争。而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第678号决议时，中国投了惟一的弃权票。

此后，1992年8月，安理会通过第770号决议，吁请各国单独或通过区域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解决波黑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中国、印度和津巴布韦投了弃权票。1992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合国保护部队“武装护送”对波黑各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津巴布韦和印度再次投了弃权票。1992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禁止在波黑共和国领空进行军事性飞行。中国投了弃权票。1994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第940号决议，授权会员国、实际上是授权美国组成多国部队，“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海地军方领导人离开该国，以恢复3年前被推翻的海地政府。中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安理会于1995年6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波黑派遣快速反应部队，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1999年3月24日至6月9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蔑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科索沃战争，使美国在处理冷战后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倾向达到了高峰。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由八国集团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决议。中国投了弃权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继续大行其道，中美之间一度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更是很难谈得上“战略合作”。

另一个涉及“共同的使命”的领域是“防扩散”。在后冷战时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国际政治议程中的重大课题。1996年，由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24名战略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根据该报告，在经得起检验的美国5项切身利益中，第一项就是防止他国以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对美国进行摧毁性攻击。但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同样既存在着合作的一面，又不断出现摩擦。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不断怀疑和指责中国在不稳定地区特别是在中东进行所谓的“武器销售”和“军事技术转让”。在被美国反复提及但最终被证明为子虚乌有的案例中，涉及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等，项目则包括所谓的坦克、火箭发射器、战斗机、中短程导弹(有时还说是远程导弹)、化学武器技术和原料甚至核技术等。中美之间在这个领域的摩擦到“银河”号事件时发展到高潮。1993年7月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最终在美方人员亲眼看到“银河”号确实没有运往中东的所谓“化学武器”后尴尬收场。但同年8月，克林顿政府又宣布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实行为期两年的二类制裁，禁止向中巴出口电子设备、太空技术及军用飞机。美方的理由是他们“又”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中国违反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向巴基斯坦出售了M-11导弹技术。直到1994年10月，中美双方签定有关导弹控制制度的联合声明，美方才取消这些技术制裁，放宽了民用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具备核出口能力的国家，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自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992年，中国即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1997年，中国宣布，禁止向国外未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同年，中国颁布《核出口管制条例》，表明我国“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不帮助他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1998年，中国签署关于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并随后成为第一个正式完成该议定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的核武器国家。中国还颁布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此一条例与1997年的《核出口管制条例》均制定了全面详细的管制清单。2003年，中国建立国家出口管制专家支持体系；发布《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白皮书。2004年1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至于近年来中国在朝核危机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是连美国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要求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防扩散、核禁试也就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维护自身核垄断、损害中国利益的国际图谋。中国最终于1964年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跻身于五核大国之列。而今，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变成了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这样的政策转变同样符合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客观上，这样的政策也与美国防扩散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中美之间在防扩散问题上也确实可以进行若干有效的合作。但冷战后的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进展，美国在战术层次上对中国的打压从来就没有停止，在战略层次上对中国的怀疑从来也没有消除。

进一步坦率地说，美国式的“防扩散”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黑色幽默的国际政治议题之一。美国，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更是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宣布不允许在其他国家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只能说明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原始丛林状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就是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现实。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于1998年先后试爆了核装置，美国同样无可奈何，两国因而也事实上成为了核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至于“美国批评别的国家搞武器交易的做法”，则连美国政治领袖都承认那更是“贼喊捉贼”。

从根本目标来说，中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单方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国推动的“防扩散”是要全面销毁和禁止核武器等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求核大国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全面停止一切形式的军备竞赛，是追求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公正与和平；而美国式的“防扩散”则是要“对全世界实施秦始皇的政策”，即“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鼎”，“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最终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可见，同一个“防扩散”，其内涵却大相径庭。

所以，中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步骤与“合作”，迄今为止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疑惧，有利于中国在民用核技术领域进行国际合作，有利于改善中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有利于中国作为体制内成员分享情报乃至参与决策，“意味着中国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努力进一步得到世界的接受，也反映了美国进一步把中国视为体制内的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以“防扩散”来构建支撑中美长期的、稳定的、具有压倒性地位的某种特殊战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后冷战时代迄今为止的实践中找不到证据，从长远来看也是缺乏根据的。

“再次正常化”

没有冷战时期那样的“共同的敌人”，很难说有压倒性的“共同的使命”——在上世纪90年代，中美双方的战略家们在战略合作的地缘政治基础问题上似乎一度陷入了困境。到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定位甚至出现了迅速地、大幅度地向“战略竞争对手”转变的趋势。

此时，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温和而近乎无云的晨光……”

两年多后美国“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如此平淡无奇地描述这一天。然而就在这一天，纽约世贸中心两座建成于1977年的110层摩天大楼，遭到两架被劫持的波音客机的撞击，相继全部坍塌，转眼之间夷为平地。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另一架被劫持客机猛烈撞击，局部倒塌并起火燃烧。另一架被劫持客机则在匹兹堡附近坠毁，机上全体人员罹难。据统计，约3000人在“9·11”恐怖袭击中死亡。这样骇人听闻的毁灭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规模惨剧。

其实，“9·11”事件的发生并不偶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早就成了国际恐怖行动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是，“9·11”事件以其巨大的毁灭性使它仍然成为在新世纪改变美国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标志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即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地将此次恐怖袭击称作“战争”。当天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86%的美国人认同“战争”的说法。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潮”。此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迅速转移到推进全球性反恐行动，布什政府也很快就做出了战争的决定。

●整合巴基斯坦“9·11”事件发生不久，美国就利用“反恐”的契机，迫使巴基斯坦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选择。2001年9月20日，布什总统对那些“帮助及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说：“你们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据报道这一警告最早就是美国逼迫穆沙拉夫表态时对他说的。在激烈争论七个小时之后，巴基斯坦高层才最后痛下决心，决定站在“两个灾难中灾难相对较轻”的那一边。

20多年前，美国曾将巴基斯坦作为向阿富汗输送抗苏游击队及武器、活动经费的大后方。苏军撤退和苏联解体以后，一批原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回到阿富汗，组成了塔利班，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也是惟一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而今，国际政治的现实迫使穆沙拉夫身受可能被塔利班以及许多巴基斯坦人乃至更大范围的伊斯兰世界民众认为是“背叛行径”的名声，公开站到了“美国反恐”阵营的一边。

●出兵阿富汗

美国时间10月7日中午，美国各电视台的荧光屏上开始出现阿富汗夜景，以及时隐时现的火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阿富汗、消灭塔利班政权并捉拿其认定的“9·11”事件幕后人物——本·拉登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自19世纪以来，西方大国相继“看上”阿富汗。英国于1838年、1878年和1914年，三次发动入侵，但都无功而返。1979年12月27日苏联出兵阿富汗，但征战十年也未能征服这个中亚小国。相比之下，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可谓出奇地顺利。2002年7月初，美国宣布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但由于拉登始终“人间蒸发”，美军当然正好“有必要”长期“留驻”阿富汗，继续寻找“恐怖分子”，包括搜捕本·拉登。

●进驻乌兹别克斯坦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特种部队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并且由此发动了对阿富汗的进攻。此后一直有数目不详的美军驻扎在该国防卫森严的基地内。自1860年以来，美军首次进入了俄国的这一“后院”；在实现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进军中亚的目标方面，美国如愿以偿地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历来是大国势力激烈争夺的地区，也是冷战后美国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在苏联解体、中亚分立为5国之后，美国一直注意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并在资金上对这些国家予以大力帮助，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也在中亚积极推进“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强化它们“不受莫斯科控制的独立地位”，不在中亚地区给予俄罗斯“特殊的势力范围”。1994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国相继加入了北约的外围组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土库曼斯坦后因奉行中立政策退出)。1997年9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举行“97-维和营”演习，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军队因此得以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中亚。但是，直至现在这场“反恐战争”，才最后给美国带来了战略介入中亚地区的“天赐良机”。

●占领伊拉克

迄今为止，美国“反恐战争”最大的行动和“最大的胜利”还是伊拉克战争。

早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美国就利用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在中东历史上第一次应阿拉伯人的“邀请”，于1991年1月17日发动了海湾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保留”了萨达姆政权，并借机在中东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2003年3月20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并没有发现萨达姆与“9·11”事件有直接联系，也没有找到萨达姆发展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越过联合国的授权，一举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美英联军就于4月10日攻进了巴格达解放广场。5月1日，布什宣布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大约半年之后，美国军队于当年12月在搜捕行动中生擒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2004年6月底，美国宣布向伊拉克过渡政府移交主权，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仍然事实上继续对伊拉克实施着占领。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战后以来长期为大国反复争夺并数度引发大规模战争的中东地区进一步站稳了脚跟。

● 伊朗恩怨

早在200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称，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结束有两个条件：一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会给自己带来致命的后果；另一是那些拥有或者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被制止这样做。因此，在美国迅速取得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胜利后，其下一步的动向和锋芒所指为世人所关注。

其实，被不少舆论认为是下一个美国攻击目标的伊朗，在“9·11”事件之后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但美国依然把伊朗与伊拉克等国相提并论，列为“邪恶轴心”。原因似乎多种多样，例如美国“怀疑”伊朗与“9·11”事件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怀疑”伊朗试图破坏阿富汗临时政府的稳定、“怀疑”它收容了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成员、“怀疑”它正在向巴勒斯坦运送武器并支持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美国认为，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毗邻海湾油田和里海油田，对于美国控制全球能源的战略企图而言无疑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和威胁。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就同美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底发生的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以及1980年4月卡特政府失败的营救行动，使不少美国政治家的“伊斯兰恐惧症”延续至今。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支持伊拉克扭转了战局，更使美伊关系新仇加上旧怨。特别是在两伊战争后期，美国在海湾开展“护航”行动并多次与伊朗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更让美国寝食不安的是，这个“仇人”还在加紧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已经站到了核门槛的边缘。所以，国际间早有传闻说美国早已拟定了一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2003年底，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最终决定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据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对伊朗的布谢尔核设施进行检查。但是，这远没有为伊朗核问题划上句号，伊朗议会也一直未审议批准该议定书。果然，2004年以来，美伊双方在伊朗提炼核原料以及国际核查等问题上展开了多轮较量。

●朝核危机

自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后，朝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与伊朗一样，美国认定朝鲜也在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引发了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朝核危机。美国并多次强硬地表示自己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

与伊朗不同的是，朝鲜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涉及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包含有更复杂的大国因素，比如曾经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延伸开来的周边大国俄罗斯和日本。再者，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着眼点主要是“打扫战场”型(彻底摧毁硕果仅存的若干冷战对手)和“战略布点”型的行动(防止出现新的权力中心，在东亚如中国)，“控制核心资源”的成分相对较少。从目前看来，朝鲜受到全面攻击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美国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可能。

关于朝鲜核危机问题，本书将另文专述。

●叙利亚问题

叙利亚“有幸”未被列入“邪恶轴心”，但是美国时常对其进行“敲打”。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12月就曾签署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措施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此后，美国多次威胁要对叙利亚进行制裁。由于美国认定叙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继续占领黎巴嫩、继续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损害美国和其他方面为稳定和重建伊拉克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布什总统对叙利亚提出了与美国一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合理要求”，而叙利亚方面“居然”对此没有作出回应，因此，2004年5月11日，布什总统签署法令，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向叙利亚出口除食品和药品之外的商品，冻结叙利亚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叙利亚民航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以及限制美国与叙利亚的银行业务往来。叙利亚和美国的经贸额每年只有大约3亿美元，因此，美国对叙利亚经济制裁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但制裁的政治取向却十分明显。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中取得的“主要军事行动”的胜利，并没能阻止全球性恐怖主义活动的继续发展。2002年10月的巴厘岛事件、2004年3月的马德里火车爆炸惨案、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等彰显了当今世界“越反越恐”的现实。更不用说在伊拉克等“战区”频频出现的导致几乎平均每天一两名美军士兵丧生的暴力袭击活动。因此，美国式的“反恐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它对于全球政治、军事格局的影响也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在本小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9·11”事件不仅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也的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9·11”事件迅速地、得当地做出了反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9·11”事件当日即致电美国总统布什，9月12日应约同布什通电话，9月18日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于9月11日发表了谈话。中国表达了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的立场。中国认为，“9·11”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也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强烈谴责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在安理会投票赞成有关反恐决议，并与美国在情报共享、切断恐怖势力财源、保障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安全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同意美国使馆增设联邦调查局常驻人员、与美国签订预防恐怖分子偷运武器的集装箱安全检查协议等。特别是在2001年9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第1368号决议，授权美国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采取军事行动时，中国一改后冷战时代对美国主导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弃权”态度转而投票赞成。此后，2001年9月28日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也得以一致通过。而就在不到一年之前，中国对于2000年12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制裁阿富汗的第1333号决议还投了弃权票……在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远比法、德、俄更为温和、“中性”，中国民众相比之下也更为“安静”——这与科索沃战争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9·11”事件发生时中美关系的形势，特别是当年4月1日刚刚发生中美“撞机事件”，美国或许并没有指望中国对于其反恐行动给予全部的支持。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说，中国也有充分的理由在反恐问题上保持谨慎。例如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中国如若全面支持美国的行动可能会激化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从而使中国面临国内安全问题。又如，美国一旦对阿富汗发起攻击，战火很可能蔓延到阿富汗之外。即便是战争造成重大难民问题，也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大都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但在“9·11”事件的性质、反恐行动的条件和范围等问题上也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比如，针对美国将“9·11”事件定性为战争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2001年9月1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共同认识到，国际恐怖活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一种跨国刑事犯罪。”就在同一天，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与布什总统的会见中表示，他拒绝使用“战争”这个“刺眼”的说法。希拉克还说，在用语上，他不想比“一种全新的冲突”走得更远。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上述观点，基本上代表了除英国以外的欧洲的主流意见。又如，中国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该有确凿证据和具体目标，要避免伤及无辜百姓，应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需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等。这就为反恐行动设定了条件和范围，表明了中国力图避免反恐行动扩大化的立场。

此外，中国民间当时对于“9·11”事件的反应也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网络舆论中还确曾出现了少量的各种各样杂音，包括赞赏“9·11”事件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幸灾乐祸的等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也借此大做了一番文章，连带着对中国政府的表现也品头论足了一番。其实，在任何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里，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少数偏激的意见都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声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见，也并未能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势头。而恰恰相反，这些情况和背景倒是充分说明，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势下，中国迅速对美国的反恐行动表示支持是多么的难得和多么的值得珍惜。

总的来说，“9·11”事件使美国政府和人民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敌人并不是中国，美国的首要威胁不是近年美国政府不断塑造、强化的所谓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而是踪影无定但对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深怀敌意的恐怖主义。上述认识相应地导致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即使得小布什至少暂时不再突出中国这个所谓的“战略竞争者”，而将其安全战略的重点从遏制所谓的“可能挑战其世界霸权”的中国，转向正在颠覆国际秩序、对美国造成沉重打击的恐怖主义；而要铲除恐怖主义，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因为美国需要稳定亚太的战略局面，以集中精力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防止恐怖分子在中亚与中东一带产生组织和地缘上的联系；美国还需要中国合作，以防制朝鲜核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此外，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推进，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发展，甚至与其欧洲盟国都发生了重大分歧，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道义优势和号召力也在不断衰减……。这些动向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中国政府则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明确表示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而且在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中国也没有特别在意美国在反恐协调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以大局为重，对国际反恐行动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这样，在“9·11”事件后，中美之间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的紧张关系得以极大地缓解，中美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得以明显降低。美国也承认，中国现在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并称中国在促成朝鲜核危机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证明。

到2003年中，中美关系已经明显好转，一些学者甚至称之为两国关系经历了“再次正常化”的过程。当年6月八国集团在法国埃维昂举行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布什只在那里逗留了24个小时。在出席南北国家非正式对话会议的20多个国家里，布什只分别与中法两国元首举行了双边会谈，而与胡锦涛主席的会谈时间最长。特别是中美两军之间逐步开始恢复接触。到2003年10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中美军事高层访问已经正常化，这也成为两个国家关系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在包括“公投危机”在内的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也做出了若干“挂钟回摆”的姿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比如，它能“好”过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两次战略结盟或准结盟时期吗？)，但毕竟表达了中美之间对这一时期双边关系的满意程度。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9·11”事件后中国的政策表态中，中方表示愿意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中国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言外之意十分丰富。中国进一步指出：既要反对恐怖主义，也要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美国要求中国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给予支持和协助，中国同样要求和希望中国在打击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能够得到美方的理解和支持，比如“藏独”、“疆独”等应被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之中。而且由于这些组织在美国有据点、有总部，并获得公开活动的权利，故中国有理由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做法。连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都曾经表示，他们决不会允许新疆分裂分子利用阿富汗领土进行反华分裂活动，而与中国有着正常外交关系甚至表示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国却支持、纵容“藏独”、“疆独”在美国的反华活动，这是中国所不能理解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其中，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的理论源于19世纪末产生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早在7世纪中叶，中国西北地区就接受了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泛伊斯兰主义”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人”，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成为冷战后“宗教民族主义”的代表，在中亚地区拥有较强的势力。“泛突厥主义”则发源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突厥语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并主张“所有突厥民族建立统一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因而成为后冷战时代“种族民族主义”的代表。 “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与“泛突厥主义”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也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企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双泛”思想鼓吹所有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通过“东突厥斯坦革命”和“圣战”创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实现“新疆独立”，因而构成了“东突独”的思想基础。1933年11月极少数分离主义分子宣布成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中昙花一现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新疆残存的敌对分裂势力在1950一1958年间发起的10多次旨在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反革命暴乱，以及改革开放年代一小撮分裂势力煽动的多起政治骚动甚或武装暴乱等，都是这一思潮的延续。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与中国西北边陲毗邻的中亚及其邻近地区，恐怖势力形成了数以千计的武装。他们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训练营地，策划暴力事件，企图以持续的宗教政治渗透和武装恐怖行动，最终实现建立伊斯兰宗教政权的目标。2001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反恐问题、特别是打击“东突”恐怖势力问题表示：“我们有确凿证据证明，在新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罪犯，的确有人在阿富汗接受过恐怖训练。”“这些人和本·拉登恐怖集团是有联系的，他们受到‘圣战’思想的熏染，而且接受了训练。究竟有多少‘东突’分子在阿富汗接受恐怖暴力训练，恐怕也难以确切统计，据知情人告，至少有数百人。这些人确实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资助和训练，所以我们应该把打击这些恐怖分子看作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据发言人介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组织接受了国际恐怖势力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接受恐怖训练。有报道说，这些组织不仅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军火和培训，甚至组织“东突”分子进入车臣、阿富汗、科索沃等战场接受实战锻炼。

所以，不严厉打击中亚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中国西部就没有安全和稳定可言，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势必受到影响。中国更进一步认为，“东突”分子在中国境内外从事恐怖暴力活动，不仅对中国境内造成危害，也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特别是他们参与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这表明他们已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中国方面强调，“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公害；国际社会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方面应共同努力，应当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一个斗争。因而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中国认为，打击“东突”是中国对国际反恐斗争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主张，不论恐怖活动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由谁组织、以何种方式出现，国际社会都应采取一致立场，同仇敌忾，坚决打击，绝不能采用双重标准。中国表示，“东突”等恐怖主义活动是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中国表示愿意与世界各国在反恐情报资讯交流、截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引渡和遣送恐怖犯罪嫌疑人等方面加强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9·11”事件以后，有些“东突”恐怖组织改变了策略。它们歪曲新疆的人权状况，强调自己的活动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企图欺骗国际舆论，博取国际上的同情。但是，中国方面反复强调，这些恐怖组织的章程里仍然有采取暴力行动的说法，他们都曾先后大搞恐怖活动，现在也仍在从事恐怖活动，均应予以严厉打击。2003年12月15日，中国政府正式认定并对外公布了4个“东突”恐怖组织和11个“东突”恐怖分子的名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反华势力在“东突独”问题上曾经暗地予以纵容、支持，以此在中亚地区牵制中国。“9·11”事件以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在中国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开始表示认同，中国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在中国打击“东突”等恐怖势力问题上的谅解和支持。对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中美关系改善乃至于“再次正常化”的一个直接的、具体的成果。

美国在“9·11”事件后出兵打击塔利班，打击中亚以及其他极端势力，客观上存在有利于中国打击分裂新疆的势力的一面。作为恐怖主义的共同受害者，客观形势更要求中美两国抛开诸多的矛盾和分歧，在反恐行动中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或互相协调的行动。2004年4月，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称，中国境内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这些人与“基地”组织有共同的理念，渴望利用恐怖活动达到目的，包括杀害美国、中国、澳洲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他表示：“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互相交换情报、尽快交换资料、迅速为威胁作好准备，特别是恐怖主义的威胁。”米勒认为中国虽然并非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主要目标，但亦不能疏于防范。他说：“中国并未受到恐袭，这不代表中国或亚洲国家在未来会幸免于难。”

对于美国来说，由于中国西部直接联结着美国重点攻击的恐怖分子活动集中的中亚地区，因此更加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正是由于看到了中国在反恐行动中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谋求中国对美在其“反恐战争”和防扩散方面的合作，美国最终在反恐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例如，美国在2002年首次将企图分裂新疆的“东突组织”列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其中包括“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一个月后，FBI北京办事处经中美两国协商正式宣布设立。与此相应，中国公安部则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设立了办事处。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了加强出入境管制，美国国务院于2004年确定另外10个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列入被禁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又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名列其中。根据这份名单，美国政府禁止名单所列组织的成员及向这些组织提供实质性支持的人员入境，以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或恐怖主义组织流窜。同时，这些组织已由美国按照其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筹资活动问题的第13224号行政令，被确定为制裁对象，包括冻结其资产。过去，中国打击“疆独”、“藏独”时，美国常指责中国“违反人权”；这种状况如今多少有所缓解，美国开始对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表示“理解”。

综上，“9·11”事件以后的确出现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势头。中美之间一定程度上再次找回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地缘政治基础，一度彰显的中美矛盾一定程度上“退居二线”，一度失去共同目标的两个大国一定程度上又多少找到了“共同语言”，一度充满猜忌和疑虑的双方在反恐合作中也逐步恢复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在“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美国舆论中“遏制中国”的论调也相应地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祸兮福兮

但是，中美关系“再次正常化”、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一定程度的谅解和合作只是问题的一面。与我们得到的许多东西相比，美国看似“杂乱无章”的一个个点的行动背后，似乎有着让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充满疑虑的宏大的战略眼光。

从“反恐战争”迄今为止的演变来看，它在使中美关系“回暖”之后，并不仅仅是单方面地持续扩大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利益重叠——即使还不能说是明显的利益冲突的话。对中国来说，这样的“乍暖还寒”明显地出现在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与中国在中亚的地区战略问题上。

尽管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似乎占据了采取军事行动的“道德高地”，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可避免地会将美国的战争与石油联系起来。由于在中东、中亚站稳了脚跟，蕴藏有巨大石油资源的中东波斯湾和中亚里海地区便进一步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

伊拉克本身就是世界上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储藏国，如今美国军队堂而皇之地驻扎在这块土地上，掌控着该国政治、经济大权，当然也包括对其石油资源的实质性控制。至于整个海湾地区则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5%左右，原油产量约相当于全球产量的1/3，而且其产油能力还有较大潜力可挖。与海湾地区石油经济继续保持产业优势的情况相反，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资源则出现了萎缩的趋势。所以，该地区未来仍将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中心。

近10年来，连接中亚、西亚和高加索的里海地区在世界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起来。里海南北长1200公里，东西宽320公里。从1994年起，包括美孚、埃克森、阿莫科、加利福尼亚等超级石油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大石油巨头纷纷涌向这一地区，与里海各产油国签署了上百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开发合同。按美国能源部的估算，里海的石油储量在900亿桶到2000亿桶之间，约占世界石油总藏量的8％。里海的天然气储量也大得惊人。按欧洲人较为保守的估测，里海的天然气储藏量约1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4.3％。此外，临近这一地区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均拥有可观的油气资源。所以不少国家已将这一地区视为石油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确保石油供应安全的重点考虑目标。

对中国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通过石油统治世界，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放手的政治权益，那是自不待言的。”所以，控制中东、中亚各国，至少扶持一个在石油政策上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亲美政府，就能进一步控制这一地区的油价、油源，甚至进而主宰全球政治、经济步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总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工业已经明显滞后并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中石油供应短缺问题更是日益突出。从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石油纯进口国。至1996年，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到2004年，中国石油需求的约40%依赖进口。据美国能源部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增至每日1050万桶，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石油的供求矛盾因此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深。实现能源战略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都建立了大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而中国只是近年来才开始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因而形势更加严峻。

早在1997年，中国就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有关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2004年，一项让输油管道通过新疆阿拉善小城直通中国东部地区的协议又得以达成。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新欧亚大陆桥早已开通，如果连接中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铺成，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报道，仅哈萨克斯坦对外宣称已经探明石油储量就达22亿吨，预测储量130亿吨，现在生产量已经将近5000万吨，预计到2010年哈萨克斯坦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因此，中哈之间、中国和所有中亚国家之间在能源领域里的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能源企业已经开始在中亚地区筹建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从能源安全角度看，中国在国内将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开发新疆石油，同时从哈萨克斯坦及里海地区进口石油。

而美国占领阿富汗、驻军乌兹别克斯坦，进军中亚，恰恰形成了两国在地缘战略利益上的重合——即使目前还不能说是冲突的话。这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进而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前述中东海湾地区和中亚的里海地区两大“能源中心”中，里海的法律地位问题存在争议，运送里海石油所须铺设的输油管道走向的选择也可能引发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在里海石油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大国利益的激烈角逐。中国虽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了建设从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新疆石油管道的协议，但对于当前石油供应的意义并不大。

至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问题则更加扑朔迷离。“安大线”、“安纳线”之争不仅是中日两国的短兵相接，实际上也体现了俄罗斯在石油供应主导权方面的争夺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走向。2004年底，俄罗斯又决定修建“泰纳线”，即从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到纳霍德卡港附近的别列沃兹纳亚湾。总的来看，中国利用俄罗斯油气资源的计划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这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海湾石油仍将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在目前的中国石油进口中，中东约占50%，非洲25%(例如苏丹等国)，亚太地区15%(例如亚洲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拉美的委内瑞拉以及巴西、阿根廷等国)，中亚俄罗斯10%。

中国同海湾国家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合作基础较深。海湾石油成本低、油质好，海湾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于中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人在中东地区涉足的领域也日益广泛。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充足的硬通货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巨大石油消费市场，对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海湾国家经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对海湾石油的需求减少，而中国经济稳步发展，能源需求也继续保持上升势头，给正在扩大石油出口市场的海湾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以来，海湾国家调整能源战略，重视与国外在勘探、开采、加工、运输和炼油等一系列生产流程上的合作，试图将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工业国也抓住这一开拓海湾石油市场的良机，积极参与这方面的竞争。尽管中国石油工业在获取和经营海外石油方面刚刚起步，但毕竟开始试图打破多年来欧美和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完全控制海湾石油生产、运输和加工的固有格局。

但是，美国长期插手中东事务，使得中东问题十分复杂。特别是经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对于海湾石油的控制权更加稳固，它至今驻兵伊拉克，并对沙特、科威特拥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影响力。美国基本能源需求40％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来自波斯湾地区。所以，美国一方面绝对不希望一个新的能源竞争大国出现在中东，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控制中东石油进而控制对该地区石油存在依赖的国家。美国罕布什尔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克雷尔在其所著《资源战》一书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在控制伊拉克的过程中，石油作为力量之源的分量超过了它作为燃料的分量……控制了海湾，就等于控制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了水龙头。”王缉思也认为：“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伊拉克设立军事基地，与从欧洲东移过来的美军以及它在这里最紧密的盟国以色列形成呼应之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都处于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掌控之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正在迅速增加，这样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能源安全问题和其他挑战。”

此外，由美国一手导演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陷入困顿和夭折，因而中东地区随时有出现爆炸性形势的可能，中国的石油安全基础将可能出现重大“塌荒”。历史上的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均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恐慌和衰退，美国经济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滞胀”时期。1990年爆发的海湾危机以及以后的历次中东紧张局势，虽然没有造成全球性经济动荡，但同样对油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近年来，石油价格走势不稳，但“波浪前行的价格图表势头一直是上扬”的。对于特定的石油进口高依赖度国家，产生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

目前，西欧各国在继续利用、巩固同中东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本则正积极追随、参加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外交活动，甚至不惜突破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让日本“自卫队”出现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冷战后实力有所下降的俄罗斯也在试图重返中东……

可以说，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围绕中东石油展开的新一轮争夺战才刚刚揭幕，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甫一登台即面临着老牌欧美国家、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激烈的竞争压力。对于中国能源全球化的战略，西方国家出于一己私利，制造中国的石油需求拉高国际油价的舆论，甚至无端指责中国在一些石油领域的投资“具有战略目的”。所以，对于海外石油，特别是争夺激烈、极不稳定的海湾地区的石油的依赖不断加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软肋。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美国藉由“反恐战争”进入中亚，给中国原本稳步推进的中亚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难解的课题。

传统上，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古丝绸之路即是这一关系的象征。中国在汉、唐等极盛时期，曾经对中亚地区进行过有效的控制。清朝以后，俄国势力东进，几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国土，中国才被迫退出中亚，丧失了在中亚地区的发言权。

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新近独立国家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与中国有着漫长共同边界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均把对华关系作为保障自己独立建国成果的重要保障之一。经济上，中亚地处内陆，与海洋的最近距离也在1700多公里以上，中亚国家迫切需要能源出口的安全通道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稳固渠道。从地理上说，中亚国家最近的出海通道是途经阿富汗、巴基斯坦，然后进入印度洋。但由于这一地区政治动荡、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军事冲突不断，致使这条通道的价值大打折扣。而经由中国内地东出太平洋的线路相比之下就优势十分明显了。随着前苏联解体阵痛期的结束，独联体国家经济逐渐恢复，中亚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需求也逐步强劲。

近年来，为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也加强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亚诸国的出现“意味着在欧亚腹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现实和潜在的合作区域”。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进入结构升级的时期，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给中亚各国互惠互利的机会。中国的改革经验以及政府的管理机制等对中亚地区各个前苏联共和国来说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和中亚有关各方采取措施，就加强政策和法律透明度、简化海关手续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进一步改善了投资环境，推动了各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再加上人文优势、经济结构的互补优势等，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中亚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相应地，确保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更为关注的问题。

当然，在西方看来，中国的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开发领域。外国政治分析人士称，北京还“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来大大加强自己在中亚这样一个长期被自己在该地区的历史对手俄罗斯控制的领域的影响”。他们认为，为适应日益增强的经济关系并实现前述政治目标，中国正在努力以“反恐”的共同目标把中亚各国团结在一起，以建立全新的安全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出的地区集体安全承诺的机制，其意义就在这里。

1996年4月26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俄罗斯在上海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正式形成。此后，五国元首相继于1997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会晤；于1998年在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会晤；于1999年在比什凯克举行第四次会晤，发表了《比什凯克声明》，特别强调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行为；2000年在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商讨在共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相互协作的事宜。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接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新成员，同时通过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诞生。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处于世界各种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利益交汇的地区，这些地区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场所，因此各成员国十分关注安全与稳定问题，反对恐怖主义也由此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议题。2001年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做出了明确界定，创建了国际反恐新的合作机制，包括切实可行的有关执法、情报、军事等机构的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在比什凯克拥有“反恐怖中心”，为打击恐怖活动建立了合作平台，从而使反恐怖合作不只是停留在协定和文件上，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机构和人员予以落实。“9·11”事件后，“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成员国间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2002年，中吉两国在中吉边境地区举行了代号为“01”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与他国军队联合举行反恐军事演习，也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我国与其他成员国首次举行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又举行了“联合-2003”五国反恐大演习，进一步增强了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该组织的凝聚力。如果说“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则凸现了中、俄协调，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意图，填补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中亚地区力量和机制方面的双重空白，成为通过国际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典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反恐怖的共同旗帜下成立的地区合作组织，“9·11”事件后这个组织更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

当然，该组织维护各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功能不仅仅表现为携手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上海合作组织”对世界秩序和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各成员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方面也日益加强了协调。相对于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而言，“上海合作组织”功能明显扩大。《宣言》提出该组织的四大宗旨涵盖了组织内外、地区和全球、政治和经济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目标，成为了一个全方位的多功能组织。由于该组织地跨亚欧两大洲，领土面积总和约为亚欧大陆的3/5，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1/4，油气资源丰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再加上中、俄两个大国主导其间，因而“上海合作组织”给予了人们丰富的战略想象空间。与此同时，关注和透露出以某种形式参与该组织的意向的国家也逐渐增多。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原本势头良好，蕴含着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必须看到，中亚是一个有关各方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地区。在这个地区本身，涉及到的就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等多方的利益。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自然也不甘落后。如前所述，自“反恐战争”展开以来，美国更是深深卷入其中。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史蒂芬·布兰克教授说：“每个人都试图确保自己能够获得中亚地区的石油。”他进一步说：“在这个地区，相关各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激烈竞争，其中有军事利益也有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首先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独自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同时不断强化自己对中亚的战略控制。由此，美国在整个后冷战时代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打压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包括利用中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对中国的疑虑(沙俄曾经从清政府割去中国西部大片领土的历史在中亚国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亚国家中散布“中国威胁论”，离间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9·11”事件后，美国更是以阿富汗战争为起点，开始了其进军中亚的新时期。

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一夜之间突然要开始面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巨大战略性存在”。就是在中国大清全盛之际，中国军队也没有到过如今美国到达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阿富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阿富汗的事就是中国家门口的事，阿富汗局势同样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无论美俄，包括从前的苏联插手进来，都会对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在美国推进的“反恐战争”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四国均向美国及北约提供了空中走廊。乌兹别克斯坦更是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向美开放领空并提供边境军用机场，使美军首次得以进入中亚战略要地。随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上建立了汗阿巴德永久性空军基地并长期驻有美军。联系到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推进，美国在中亚长期保持军事存在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出现在中亚地区中国的西大门。

美国利用反恐行动进入中亚对于中亚地缘战略格局的影响的确值得我们细细品味。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举行“联合-2003”反恐演习。但是，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第6个成员国却拒绝参加。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把对美关系宣布为本国外交的一大重点，加入了有亲美倾向的“古阿姆”组织(其余成员国为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还同北约签订了《单独伙伴关系计划》。这样的态势至少客观上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中打入了一个尖利的楔子，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着直接的挑战，并直接影响到“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内部的协调。外电评论说，“美国的军事打击与上海机制之间完全没有‘对接’的一面。这无疑使中国原有的战略构想被彻底打乱了”。中国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西部地区的安全环境。

1993年，布热津斯基预言说：“苏联的崩溃不仅为美国的势力可能进入欧亚大陆真空(特别是通过致力于巩固新的非俄罗斯国家)打开缺口，而且还在欧亚大陆西南边缘地带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后果：中东和波斯湾已转变为美国公开地和独一无二地占有优势的地区。”近年来中亚、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包括美国的“反恐战争”，也包括近年来相继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所谓“和平革命”)似乎进一步使布氏的预言成为现实。如果说在冷战结束的初期，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目标还主要停留在建立大国之间在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的话，那么今天美国的中亚政策显然已经更具进取性，已经开始挤压中、俄在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地区的战略空间，试图构建自己的“大国控制”了。

现实的选择

随着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推进，我们发现：一方面，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确有相互合作和相互谅解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也无法掩盖和消除中美之间在其他领域里的各种矛盾，更不可能因此而再次形成某种压倒一切的特殊战略关系。

如果对美国迄今为止的“反恐战争”进行一个小结的话，那么从区域性的角度看，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整合巴基斯坦、出兵阿富汗、进驻中亚、占领伊拉克……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其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但事实毕竟是，美国迅速抓住“9·11”事件这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战略机遇”，使其战略影响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正如王缉思《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一文所指出，以“9·11”事件为契机，美国开始全面推进对其所谓“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全球战略，那就是：以“反恐”、防扩散和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或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体系。因此，“反恐战争”成了美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其绝对领导地位的全球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

也惟其如是，才有人感叹“反恐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恰逢其时”。国外一些人甚至“不负责任”地揣测，认为“9·11”事件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其目的是要为新世纪美国的“爱国主义外交”提供国内政治基础——就如同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人在珍珠港故意给了日本人一个偷袭的机会一样，或者是如同1898年美国“缅因号”战舰被炸沉导致美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美西战争一样。真实的历史也许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多种证据表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危机中，美国就放弃了多种可资运用的政治、外交手段，执意发动海湾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其军事行动计划也早在“9·11”事件以前就已经制定。“反恐战争”最终成为了美国借“9·11”事件之机进行全球“扩张”的旗帜。

如果进一步回顾、总结整个后冷战时代的战略格局，我们发现，由于牵制美国“行动自由”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消失，美国采取战略进攻的态势日益明显。自海湾战争以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早就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美国业已实施的军事行动大体上具有四重性质(不同的行动所体现的这四重性质的强弱各有不同)：

一是“战场打扫行动”。

即在前苏联的威胁解除、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基本结束后，继续拔除所剩无几的“钉子户”。如前南联盟、朝鲜、古巴等。科索沃战争即是肢解前南联盟这个原共产党人控制的桀骜不驯的国家的典型案例。伊拉克战争的首要目的也是要拔掉萨达姆这个失去了“后台”但居然仍然“不识好歹”的“老钉子户”。

早在克林顿时代，美国政府就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称为“无赖国家”。自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伊拉克和朝鲜等保持强硬态度。其中主要原因是，美国怀疑这两个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这两个国家在支持和纵容恐怖主义。在“反恐战争”打响后的2002年2月4日，布什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更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定性为“邪恶轴心”。

尽管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美国政治家在内的各国各界人士，都已经明确表态，反对“邪恶轴心”论，或者反对将“反恐战争”的行动范围任意扩大到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美国的战车继续隆隆向前。

迄今为止的“反恐战争”使美国拔掉了一些“钉子”，同时还“震慑”了另一些“钉子”，实现了对中东、中亚地区一些美国认定的极端的伊斯兰国家或者组织保持强大压力这一直接的战略目标。比如伊朗、叙利亚以及其他一些中亚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等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伊朗东部的阿富汗和西部的伊拉克均已为美军控制。从战略上看，在未来可能的美伊冲突中，伊朗将处于被东西夹击的境地。这样的态势正是伊朗在2003年底同意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的重要背景之一。几乎同时，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访问欧盟时宣布利比亚将放弃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国际监督。2004年，利比亚最终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落网，一时之间，伊斯兰世界的三位反美先锋均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之下偃旗息鼓了。

在美国眼里，中国不也是个“钉子户”吗？只不过这个钉子太大，一时之间还难以拔除而已。所以美国人现在采取的是先扫除外围，同时不停地敲打敲打中国这颗“钉子”的策略。但不要忘记，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钉子”。即使“9·11”事件后中美之间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也并没有让美国改变其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形势的基本判断和认识，美国也没有因为进行“反恐战争”而放弃对华的防范甚至遏制。

二是核心资源及战略要地的控制行动。

在战略对手消失、行动自由相应空前扩大的形势下，美国抓住“有利时机”，迅速采取果断行动，控制世界核心资源，以继续巩固世界头号或者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即是典型案例。

世界上大概没有人怀疑美国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与石油这一核心资源的联系。2004年2月13日，冯绍雷在新华网发表《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一文指出：“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它对石油的浓厚兴趣，还直接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也即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现国务卿)、商务部长埃文斯。尤其是在共和党本届主政任期之内，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外交前所未有地被‘私有化’了。根据美国学者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于这样把国家战略与私人和企业集团利益如此不加掩饰地直接挂钩。”

当然，“核心资源”并不仅仅指经济资源。比如阿富汗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但作为美国突入中亚腹地的战略据点同样是稀缺的“核心资源”。再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托马斯·法戈2004年4月4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向马六甲海峡派驻海军陆战队和特别行动部队，以清除在那里活动的恐怖分子，“帮助维护”全球海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目前，世界一半的原油、1／4的商贸，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进口的石油和战略物资，都要经过这里完成交流。据2003年的统计，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多达200余艘。作为世界航运要道的马六甲海峡备受美国“关切”，无疑可以解读为美国借“反恐”之机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力图控制重要航道中的战略据点这样的“核心资源”的重要动向。

三是防范新的“权力中心”的“布子行动”。

即在新的大国崛起之前，以“反恐战争”为旗号，迅速控制全球主要战略据点，以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力中心”形成遏制、防范之势。美国通过战争控制阿富汗，以“反恐战争”的名义进驻中亚诸国等行动由此都可以得到解释。伊拉克战争的另一面解读同样如此。

更重要的是，从中东、中亚的立足点出发，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进一步向不同的方向辐射、扩散。美国战略人员认为，控制中亚和里海地区，就可以向北向南，分别监控曾经并且随时可能结盟的印度与俄罗斯。特别是自沙皇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就有在印度洋拥有出海口的梦想，直至前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多少个世纪以来历代俄罗斯政权实际上都在继续进行这个努力。美国占领阿富汗并进驻中亚，就可以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得俄罗斯数百年来的梦想更加渺茫。

冯绍雷前文认为：“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后的不同程度的崛起不光被人们以‘多极化发展’相称许，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态是，欧、俄、中之间出现了更多程度不等的合作与交往的吁求。正在出现的一个并非一定是来自主观愿望，但确是势不可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乃是人们寻求在惟一超级大国欲求主宰世界事务背景之下的相互支撑，在各方都既保持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的同时，谋求抵御霸权与单边主义干扰的多边合作网络。”“这个合作网络即使不是出于‘共同抗衡第三者——美国’的目的，也给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掌控多多少少带来不便。”

他还说：“伊拉克既是向欧洲和向亚洲输出他们其极其需要的能源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从战略上联结欧、俄、中三地的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地带’的关键部位。可谓是打击了伊拉克，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地缘政治学上经常沿用的公式：如欲掌握世界，必先掌握世界岛——欧亚大陆；如欲掌握欧亚大陆，必先掌握中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见美国出击伊拉克远不止石油利益和输出民主的动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出大戏的序幕而已。”

我们应当清楚，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不管你宣称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意味着美国东亚战略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防范被逼出东亚的可能。包括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加强，都加深了美国的疑虑。相应地，美国的战略眼光和反恐步伐也并未在中亚和中东停留，而是在进一步向南亚、东南亚直至东北亚这一所谓“不稳定的弧形地带”延伸。近年来，美国十分“关心”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反恐活动，频繁提出实施联合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各种建议。美国的“反恐战争”在这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中延伸，显然都极具挑战性。

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就不断通过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发展不同层次的军事合作关系，企图“重返”东南亚。“反恐战争”无疑为这样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契机。再加上由此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往北业已存在的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中日领土争端问题、朝核问题等等，中国的“家门口”居然成为了国际热点积聚的地区，中国的安全难题相应地将日益增多。美国在这一系列地区的行动所具有的防范新的权力中心的“布子行动”的性质也可以更加得到印证。

四是后冷战时代国际行为规则与国际体制的构建行动。

在打败主要竞争对手、毁灭了一个“旧世界”后，“领导世界”的前景展现在美国政治家面前。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包括如何重新协调与盟国的关系，如何改造被“征服”的“新世界”等等。几乎所有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都具有这个性质。

迄今为止，美国以自己为中心确立了新的国际行为规则。1990年3月老布什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超越遏制”即表示美国不再执行遏制政策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看来真的要“和平共处”了；后来才明白“天无二日”，“超越遏制战略”就是不仅要“遏制”，而且要进攻，所以到小布什执政时他干脆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美国认为：由于毁灭性武器的增多和一些“流氓政权”的意图难于识别，因此，要使“先发制人”这一“自卫原则适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在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提出“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美国在不断寻求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对恐怖分子先发制人的打击行使自卫的权利”，从而为其在军事行动上的“完全自由”赋予了所谓的“合法性”，使美国“先发制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其实，小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略的思想基础还是在老布什总统那里。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哈斯就主张“预防性干涉”，而“所谓预防性使用武力，就是对感觉上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威胁越来越具体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进行预防性打击的诱惑也就越来越大”。可见，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最后“超越”的结果就是“先发制人”。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父子俩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直到此时，才最终完全揭开了美国全球战略真实意图的面纱。

在此背景下，布什政府不仅直接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铲除了几大“恐怖势力”，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昭示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走向的重大举措，包括宣布废除了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启动了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加紧推动北约东扩……。与此相应，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忽视甚至抛弃了。联系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流行的“主权有限论”、“新干涉主义”理论等等，美国在全球的“行动自由”在进一步强化。

由于“先发制人”主张在“9·11”事件后美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氛围下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所以伊拉克战争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正式授权，但美国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军事行动却同样在国内获得空前的支持。有人感叹说，“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变了”，更“爱国”了；抛开美国政客蛊惑的成分，“9·11”事件的冲击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前苏联作为战略对手的消失不仅没有使美国对外政策有所内向，反而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注重军事实力和军事手段，力图实现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军事实力的进一步膨胀，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系数相对下降，威慑能力相对降低。在地缘战略态势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局面。

与此相应，“超越遏制战略”还意味着，美国不仅要“和平演变”一个国家，现在更可能要“强制改造”一个国家。“9.11”事件之后，美国把“反恐战争”与民主改革结合起来，原因即在于此。美国不仅要征服伊拉克，而且要用西方“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造伊拉克。同时，以伊拉克为实验地，进而在整个中东进行“民主改造”，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新世界”！

更进一步看，以“反恐战争”为契机，例如围绕伊拉克问题上的“战”与“和”的分野和对立以及伊拉克战后的重建问题，各主要大国也进行了力量的新一轮展示和整合，美国从中进一步积累了后冷战时代协调大国关系以及“领导”世界的经验。

美国宣称“你们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实际上是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开始了全球力量的划线和整合。“9·11”事件不仅使美国国内形成了似乎是“万众一心”的“大好局面”，而且在全世界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要发动“反恐战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支持、同情，至少是不反对。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感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因而在反恐问题上的协调在不断加强，这就进一步凸现和巩固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对于中国、俄罗斯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美国也试图以反恐“划线”，将这些力量统统“整合”到美国的领导和协调体系中去。在以反恐“划线”的大格局下，连一些长期与美国对立的伊斯兰国家也对美国的行动保持了出奇的沉默。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收获。所以，“9·11”事件虽然造成美国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却在随后的行动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优越地位。

这的确是一个充满复杂变数的年代。我们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这同样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对打击新疆、西藏分离主义活动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反恐行动似乎正在超越主张国家主权神圣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界限。美国攻打塔利班政权，对于中国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个组织长期支持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组织，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利用“反恐战争”不仅出现在中国的西大门、趁势在中亚扩充地盘，而且进一步在国际社会“独步武林”，肆无忌惮。我们通过反恐合作改善了中美关系，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增加了自己的战略回旋余地；但转眼之间，美国锋芒所向，似乎若有若无地构建着一个冷战时代似曾相识的包围圈……

对于中国来说，利和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决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艰难。在后冷战时代，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地、非此即彼地界定什么是中美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什么是中美关系中的利害冲突。在进行对策分析时，我们同样无法简单地认定某一情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另一种情势对我们就是不利的。往往是中美关系中的同一事项、同一领域、同一处置，既具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一面；既存在有利的一面，又存在不利的一面。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更无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时期那样“纲举目张”地抓住某个压倒一切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战略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曾经指出，“中国同许多与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分不开，这些问题包括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保持西太平洋的均势，保护国际环境，管理全球经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建立维护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新体制”。但是，“分不开”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在美国人看来，“在上述所有方面，中国既能使问题有所改善，也能使问题严重恶化”。同样，在哈里·哈丁提到的所有领域，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能找到大量的证据证明两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但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其中的每一方对于对方来说都是重要的、不能忽视的，这就叫“分不开”。

从理论上讲，交流的增多并不必然地、或者并不仅仅会增进合作；相反，由于“距离美感”的消失，利益和价值等诸多层面的冲突反而可能突出出来。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正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关系更趋密切，领域更趋广泛，不仅涉及双边的问题，同时更进一步涉及到共同关心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因此中美关系的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不是变窄了而是更宽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多面性也在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这样的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那样的明确分野，而形成了一种有利和不利、冲突与合作在同一领域相互交织的局面。按布热津斯基所使用的定位词语，中国将逐渐成为“国际‘游戏’中越来越合作的一员”。我们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是：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之间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选择可能不再是建立某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具有压倒性地位的“战略关系”；而是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博大的胸怀，去构建一种新型的“正常的大国关系”。这一“正常的大国关系”将：

◇ 涉及各个领域；

◇ 兼有冲突与合作；

◇ 存在稳定的行为规范和解决问题的机制；

◇ 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讨价还价；

◇ 从而从一次次冲突走向一次次博弈均衡。

这样的关系也的确在不断地成熟起来，并不断地展现出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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