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君,廖星臣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试读：

人类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存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是一个渐进发达的现代文明的社会，乡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和本体，也会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始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使传统的乡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1]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一个“更像农村” 的新农村，即一个介于、甚至超越传统与现代的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一个“新村与旧村[2]并存，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共融，绿色与产业结合” 的新社区；一个农村与城市融合、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重构、传统与现代对接、礼俗与法理重叠、精神的富有与物质的丰裕契合以及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农村与城市的融合——新型的村庄形态

乡村，是人类生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本源和根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别于乡村的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从乡村社会中衍生和发展出的一种新型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3]类阶段性的文明象征，是人类文明和智慧最集中的体现”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巨大差异的空间范畴，它们之间既[4]具有“重叠性”，又存在“异质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

[5]态” 。正是这种城乡间得“异质性”，即生产条件和生活品质的巨大差异，使当下建设中的乡村社会形态——“新农村”，在新一轮的乡村社会改造中发生了严重的偏离：乡村逐渐走向衰亡，城市越来越虚胖。这种偏离状态下形成的“新农村”并非农民意向中的新农村，而是非理性化政策构架下的官僚产物。为此，孙君提出了“把新农村[6]建设得更像农村” 的理念，其核心就是要改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城市与乡村出现的极端化的割裂现象，建设一个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的“更像农村”的新农村，一个田园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田园浑然一体的新的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

城市是放大了的乡村。城市社区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从乡村社会中脱胎出来的一种新型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乡村的延续”。城市人“虽然喝上了咖啡，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奔驰，穿上了西服，可本质上还是活脱脱的农民”，他们身上依然“留[7]存着农民身上厚道和文明的一面” 。城市作为脱胎于乡村的一个新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正如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城市与乡村社会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乡村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城市是一个繁华、快捷、高能耗、多元的社会，乡村是一个静谧、渐进、环保、单一的生活共同体。但城市社区又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象征，尤其是现代城市，更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工业文明作为一个基于人类原始文明、农耕文明之上的高级文明阶段，无论是在生产力水平，还是文化、思想、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品质方面都是高于农耕文明的，它给人们带来的生产力的高效、体制和制度的优越以及生活品质的丰裕都是传统的乡村社会所无法比拟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别既是社会产业分工的结果，也是人们意愿偏好的产物。同时，现代的乡村亦有别于传统的乡村。农业虽然依旧是乡村的基础性产业，但产业融合的大趋势已使农业在乡村产业中不再具有唯一性。工业、商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也逐步渗透到乡村，成为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乡村与城市的边界再也没有高墙城池的阻隔，城市与乡村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加上现代化交通、通信工具的运用，极大地缩短了城市与乡村间的距离。因此，[8]“城市是放大了的乡村”，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是“更像农村”的农村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乡村在城市化中获得新生。传统的乡村社会虽然拥有一个宜居的生态环境，但生产力相对低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缺乏经济支撑的社区或生活共同体，无论其具有再多的有别于其他社会的优越性，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后盾，终将会是一个不持续的、随时面临解体的社会，尤其在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更是如此。“一百年来，由于技术的革命及日益增加的工业化的压力，家庭制度已经受到根本上的破坏。现在，不管我们要不要传统式的家庭，我们都无法保住它了。基于技术化、机械化的需要，一种‘普遍取向性’必然地要取代‘特殊取向性’。[9]一种‘身份取向性’必然要转向‘契约取向性’”。 因此，要想让中国的乡村社会在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生存下来，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径寻求乡村社会的自身变革是唯一的路径。

但这种变革，并非是要去废除经过几千年乡村社会嬗变与融合，进而沉淀和育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秩序，更不是要从源头上根除乡村社会形态。正如孙君所言：“我们不能再把农村建设得村不村，城不城，保护旧村，保护历史，保住民间文化，保住农民的朴实[10]无华与勤劳就是未来新农村的最大希望。” 事实上，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怕是美国、英国、德国这样城市社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只有城市社区没有乡村社会的情况，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则更不用说。但不废除，不根除，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不改变、不发展，而是要在理性的、有选择的保护中去改造、去发展。亦如霍华德所言：“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标准，是科学、艺术、文化宗教的标志。乡村是上帝爱世人的标志。我们及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乡村。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11]新的生活、新的文明。” 这种结合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12]中，通过“做有准备的新农村建设”，引入城市的发展理念，优秀的文化、思想、制度，使传统的乡村社会求得新生，获得发展。

田园中的城市、城市中的田园是新农村发展的定位。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是新农村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人们常说的田园中的城市，城市中的田园，是一个“为[13]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 的新的农村社会形态——城市人的生活品质，乡村人的社会环境。

具体来讲，这种新型的“更像农村”的乡村社会共同体（新农村），是一个兼有城市元素——现代化的资源要素配置，环保化的产业集群空间，人性化的政府服务理念，完备化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以及城市化的生活水准的新型的综合体，又有乡村特质——田园牧耕、苍翠的青山、自然流淌的河流，简约而不饰雕琢、淡泊而略显朴质的理想的人居、生产与生活的场所，是一个人与自然、自然与产业、产业与人居环境和谐共生的理想空间。在这种新型的乡村社会中，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与集群处于一种良性的互补状态，“蝴蝶、蜻蜓随处可见，清晨能听见各种鸟叫，夏天的晚上有蛙鸣，有萤[14]火虫在人身边飞舞” 。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自然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社会与人共存共融。所以，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是“更像农村”的农村的一个典型特征。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重构——新型的生产方式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以来，历经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原始文明，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农耕文明，及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是当下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象征。

但自20世纪中叶以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出现与进步、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人们生活质量飞跃式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社会伦理的挑战，使人类社会再次面临生存的危机。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当下这种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它给未来人类的发展带来的究竟是福，还是祸？尤其是在中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中，工业文明是否可以完全取代农业文明而成为乡村建设与发展唯一的文明路径？事实上，实践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农村是一个由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乡村社会形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乡村形态相比，它既有相似性，又有特殊性。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形态，任何单一的文明，无论是工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都难以解答当下中国乡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为此，孙君提出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中，重构一个基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新”的乡村是“更像农村”的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新”农村的重构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三个方面。后两个方面在下文将会讲到，这里重点阐述在生产方式上的表现形式，即实现工业文明基础下的生产方式与农耕文明基础下的生产方式的融合，也就是石化农业与传统农业对接。

传统农业是农业文明（农耕文明）下的一种农业生产形态。“农[15]耕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对于传统农业的概念，目前学术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解释：“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16]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 换言之，传统农业就是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它是一种简单的农业形态，是一种遵循农作物自然繁衍生长的非人力助长的自然生存状态下的生产方式。中国的传统农业，尤为强调四季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重视农业生长的自然状态，反对人为的催生效应。成语“揠苗助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比虽然效率相对要低一点，但也是一种有效的农业形态，正如舒尔茨所言：在传统的农业中，“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基本原因”，“传[17]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农业，通过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和有效运用，使传统的中国农业[18]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农业” 。其中，“土”（土壤）包括两个方面，即作为农作物载体的土壤和土壤的改良（这里主要讲前一个方面，下同）。土壤在传统的农业形态中是农作物生产的唯一载体，离开了土壤，农作物就无法生存。同时土壤又为农作物的生产提供了必需的有机肥料（腐殖质），维系了农作物生长自循环中所需的营养。所以，土壤对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正如孙君所言：“土壤[19]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破坏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毁了。” 而“肥”也包括肥的种类和肥料的改良两个方面。自然界由三个层面的物种构成，即“上面是绿色植物，中间是人与动物，下面是土壤与[20]微生物，这就是三维构成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态平衡”。 在传统的农业形态中，肥料主要来自包括农作物废弃物在内的所有植物经腐烂发酵而形成的有机肥，以及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和低等昆虫形成的微生物等三个方面。关于这种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使用，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金在他的《四千年农夫》一书里做过详细的介绍。他写道：“选择水稻作为他们的主要作物，并实行复种。尽管夏季降水丰富，他们仍保持灌溉和排水相结合的农耕方式。他们广泛持续地利用植物养料，为了维系土壤中的腐殖质，保持土壤的肥力，还实行轮作……他们往田里施用能利用的一切排泄物，以弥补因作物的收获而流失的植物养料。”并高度认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有效性。“以上种种做法无一不证明，这些国家掌握了农业发展的[21]基本原则和要领，而这些正是西方国家要认真思索和反省的。” 可见，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符合农业发展原则和要领的生产方式。当然，相对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其低效率也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

石化农业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以石化为原料的基础之上，依托现代科学技术而形成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农业形态。这种生产方式对人类来说，既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一种生存灾难。它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力强度，减少了农业对手工劳动的依赖性，而且，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食物保障，更加多样化的食物品种的选择，以及给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但在这种农业形态中，它更多强调的是生产效率和产能的高增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四季变化的自然调节和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机理对农产品品质的重要性，打破了人类—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再人类（消费农产品）—再农产品（人类消费的残余——人体排泄物和厨余垃圾进入农业生产环节，生产出新的农产品）的循环状态，从而生产出一种“变性”的农产品。

同时，因农业生产中过分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石化产品，改变了土壤的结构。对农膜的非有效性处理，使土壤变得板结；而农药残留和水体污染，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而且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经过大量化肥农业和农膜残留量浸染过的农地，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150亿吨二氧化碳，成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大元凶。目前，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总量的30%，有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一公顷农地的化肥施用量大约为4 千克，现在超过400 千克，总量翻了百倍，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225千克/公顷的上限，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仅为30%和4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剩余的农药就变成了污染。其结果就是土壤有机质的锐减和土壤的板结以及沙漠化趋势的加速，致使青山绿水变成了光山污水。江河的断流，甚至洪水的发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联。美国作家卡逊在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通过对美国农业、商业界为追逐利润和产量而滥用农药的事实的披露，充分揭示出滥用农药给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自身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与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雀鸟、鸽子等鸟儿的合唱以及其它鸟鸣的声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地。”这种危机破坏的结果，预示了地球生物的渐渐消失，最终只剩下人类自己。一旦这一时刻到来，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正如马克思所言：“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留[22]给自己的则是荒漠。” 因此，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高级阶段，既给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善带来了无限的憧憬，又给未来的生存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农耕农业形态和现代的石化农业形态各有利弊，所以，在中国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中，任何一种单一的农业生产形态（或者农业生产方式）都不能在新建的“新农村”中加以推广和运用，只有建立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重构，即传统的农耕农业形态与现代的石化农业形态对接的基础上的新的农业生产形态（或者农业生产方式），才是适应于现代中国农民需要的“新农村”中的新型农业生产形态。因此，基于农耕文明下的传统农业与基于工业文明下的石化农业重构，是“更像农村”的农村的又一典型特征。

在基于“更像农村”的农业生产形态中，实现所谓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重构，其实质就是要改变传统农业中的现有技术状况，通过注入现代农业（石化农业）科技，促使农业结构发生变化，以此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发生变化。通过这种变化，促使传统农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生产要素和技术在现代农业（石化农业）的科技技术和生产力手段的嬗变与涵化下，形成一种新的更具活力的生产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土”的问题。“土”包括土壤和土壤的改良。土壤的作用在上面已做过说明，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土壤的普查、深耕和改良。在传统的农业形态中，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土壤的利用没有太多的选择性，随土（地）而作（种植）成为世代中国农民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而石化农业则使这种随遇而安、随土（地）而作的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的支撑，如土壤的普查、肥料的配比、农业机械的使用、现代生物技术的推广使土壤结构改变为人们或者物种所需的良性结构，从而突破了土壤环境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只是在新农村推广这种土壤改良方式时，一定要保持土壤的自我修复机制，即保持植物腐殖质、动物排泄物和微生物对土壤结构的影响。

第二，关于“肥”的问题。“肥”包括肥料的成分和使用方式两个方面。肥料在传统的农业形态中，一般仅指有机质肥料，如植物的腐殖质、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地下昆虫活动及形成的微生物。而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农业肥料的种类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建立在石化农业基础上的大量的无机肥、复合肥开始在农业上广泛使用，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缓控释肥、二氧化碳气肥、生物激素、昆虫媒介等新型肥料和技术，这些肥料包括农药、农膜等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和技术手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传统农业时代进入了现代农业的时代。客观上讲，农业生产肥料的多样性，对提高农业产量、缩短农作物生长周期，以及人类食物品种多元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类欲望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化肥肥料的滥用。于是出现了土壤板结、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隐患的频发等问题。而且，由于土壤肥力吸收与释放能力下降，致使化学肥料单位投放量逐年增多，生产成本不断加大，农产品品质变异，最终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伤害。因此，在新型的农村社会形态（新农村）中，实行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重构主要体现于，在肥料的使用上就要实现有机肥和无机肥（化肥）的平衡施用。因为，传统的中国农业被誉为“无废弃物的农业”。其是利用人畜粪便、塘泥和一切废弃物来肥田，有利于人类持续发展。英国人霍华德在他的《农业圣典》里曾提及过中国农民重视把一切废弃物变成肥料回到地里，长期维持大量的人口而地力不衰退，并高度赞同这种堆肥农业技术。然而石化农业对农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的重要性以及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也是传统农业无法比拟的，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一种象征。但它对环境的影响、对人类自身安全的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一方面要反对过度强调传统的农业肥料使用方式，避免人为地制约农业的增产潜力。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单一的传统的农业肥料与施肥技术，客观上已成为阻碍农业增产的一个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一味地神话石化农业中的化学肥料的作用，避免诱发环境与食品安全的隐患。因为单一的大量使用石化肥料，不仅破坏了土壤结构，导致了土壤有机质的减少，而且还可能诱发农产品品质变异，对人类自身造成伤害，最终给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可确定的因素。

第三，关于“水”和“种”的问题。“水”包括水的效应和水利两个方面，“种”包括种子和种子的改良两个方面。在现代农业（石化农业）时代，“水”和“种”的运用和技术手段都优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因此，在新农村的农业形态中，要大量运用现代农业（石化农业）技术手段来提升“水”和“种”在农业生产上的效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种子的改良过程中，要结合传统农业中的一些好的技术和经验，要避免过分追求产量的增长而无视因技术滥用引发的农产品变异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第四，关于“密”“保”“管”和“工”的问题。前三者指的是管理，后者指的是生产工具。关于“工”，在中国当下的农业生产形态中，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大大提高，肩挑手扛、“锄、搂、割、打”的手工劳作几近成为历史。但如何使现代化的农业装备水平与中国当下的家庭式经营模式相适应，是新农村建设中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重构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即现代化的农业装备在当下生产经营体制中的效能与适应性问题。这里重点讲“保”，所谓“保”就是植保。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作物品种基本属于原种，加上使用的多为有机质肥料，所以虫害、病害相对较少，即使有虫害也依靠相克原理，通过如麻雀、蛇、青蛙、啄木鸟等虫害天敌的自然繁殖，解决植物虫害的侵扰。但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由于物种的变异，大量以石化为原料、技术手段的农业生产要素和技术的运用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许多农作物害虫的天敌因此而锐减甚至消亡，使用化学农药成为唯一制衡农作物病虫害的方式。于是，形成了病虫害危害越来越多，农药使用量越来越大；农药使用量越来越大，病虫害变异与侵害越来越严重的怪圈。同时，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国外有害生物悄然入侵，这一切最终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及畜禽疫病频繁发生，农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安全所引发的危害越来越明显。因为，农药的使用，虽然对于病虫害的防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大量的剧毒性的农药也同时越来越多地留存在农产品中，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的严重超标对人类食品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在农业植保过程中，应依托传统农业中生物相克的原理保护和繁殖农作物病虫害的天敌。同时，科学使用现代农业中的农药技术，做到传统农业与石化农业的有机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新型的文化认同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不同阶段的标识。现代与传统也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历史的时光概念。通常意义上讲，现代一般指工业文明以后的时代，而传统则是指工业文明之前的农耕文明时代。但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对于现代的概念，学术上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按金耀基的解释，现代是一个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普遍参与等“质素”的“社会文化的现象”，是一种“形变之链”的发生过程。工业化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区别之一；都市化是相对“以村落为生活的主要单元”的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世俗化是指人们基于实证科学的认知，对自然、人事都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人们的行为思想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同样，普遍参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内涵之一”，包括媒介参与和政治参与。在奥门看来现代社会实则为一个[23]“参与的政治文化”的社会。 正如雷格斯所言：“现代化并不是指一种特殊的变迁，如工业化、西化或希腊化，而是指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现象，指一个社会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发生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而这种形变乃在减少它自己与其他的它认为更进步、更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在文化、宗教、军事或技术上的差[24]距。” 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普遍参与是现代的普遍特质。

同样，对于传统概念亦如对现代的概念一样，学术上也无统一的定义。通常意义上讲，传统是一种基于“以村落为主要生活单元”的、农业的、礼俗的、思想与行为传承等因子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传统社会，农业是主调，人们的行为受宗教启示，传统教条，习俗成规以及先知、真人的“则典”等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很深，“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一种神秘主义的支配，他们把宇宙万物与个体看作是一种神秘的结合”。从而使人们对要想获得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平安，必须对天地鬼神有一种敬畏心理的信仰的毋庸置疑。同时，传统的社会也是一种高度集权化的社会，“部落的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或“臣属的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是[25]传统社会的典型政治文化特征。 亦如美国经济学家埃弗雷特·哈根在他《社会变迁理论》中写道：“假如一个社会的行为方式代代相因，很少改变，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行为受习俗而非法律支配，社会结构是有层阶性的，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通常是传袭的，而非获得的。并且就世界史而言，在这传统的状态下，经济的生产力是低的。故简之，一个传统的社会是：‘习俗支配’、层[26]阶性、身份取向及非生产性。” 因此，“以村落为主要生活单元”、农业、“习俗支配”（礼俗）、“层阶性”（权威）以及同质性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质。

全球文化与社会的变动，即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与庄严”、“最迷茫与挑战”的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这种关于“传统”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迷茫与挑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当下中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中。因为“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无论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都会发生，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人们对传统还有深挚与强烈的依恋，但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27]完全抗拒‘现代化’的诱惑”，中国当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挣拗中一直前行。

关于“传统”与“现代”转型的迷茫与挑战的争论，在当下中国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表现为急于想改变乡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城乡差别日趋明显的现状的人们，人为地割裂现代与传统的关联，造成现代与传统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的撕裂与断层。凡是旧的、传统的，无论它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特质，是否符合中国农业的特点，是否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性，都把它视为陈旧的、过时的、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子和阻力而排除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之外，甚至加以无情地剔除和消灭。于是，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城镇化的热浪中，构建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态走向消亡。在城市或类似城市的新的乡村社区里，人们面对陌生的环境，不熟悉的面孔和淡薄的人际关系，深刻地感受到情感上的孤独、生存上的无助和生活上的不便。同样，在一轮超越一轮的工业化的激情下，构建在人与自然相互统一基础上的、生态化的、精细化的农耕生产技术走向没落。对石化农业技术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化肥农药在乡村生产中大剂量、大面积、全方位的使用与推广，致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生存阴影。更严重的是，在一次强过一次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构建在中国道德规范和人伦、礼俗秩序基础上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在所谓的封建的、不人道的、限制人性思想解放的口号中走向迷茫甚至衰落。道德沦丧、社会失范、人情淡薄，人们陷入一种人人自危、毫无互信的冰冷世界之中。丑美颠倒、是非不分、见死不救，屡见不鲜的事件成为良知社会中人们心中的痛。

面对这种人为割裂传统与现代的机械化的乡村建设运动，孙君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把农村建设得村不村、城不城，保护旧村、保护历史、保住民间文化、保住农民的朴实无华与勤劳就是未来新农村[28]的最大希望。” 所以提出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理念。“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要在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建成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具有二元文化价值观的新农村。这种新农村建立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基础上，并引入现代化要素，包括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优秀的思想文化，即金耀基在他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所提及的“形变之链”的三个层次：“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和“思想行为层次”（behavior level）。而且在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尤其要强调传统与现代中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29]“最内层的质素”的对接 。亦如孙君所言：“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自然应该延续着这条古道，同时又必须添加一些当代的文明元素，关键[30]是这些元素不能喧宾夺主。” 因为这些“最内层的质素”是人类[31]“整个生活方式的基料”，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和基础。

因此，在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推进过程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现代的器物、制度、文化与传统的技能、秩序和伦理的统一，是“更像农村”的农村的又一典型特质。物质丰裕与精神富有的契合——新型的生活形态

物质和精神是支撑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互为一体。物质是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精神是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保证。二者犹如手掌的正面和背面一样不可分割。因此，一个健全的、文明的、持续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也是一个精神富有的社会。诚如一个人一样，不仅要穿着体面，而且还要有良好的修养。一个仅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而缺乏相应的精神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残缺、不健全的社会。

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实现物质丰裕和精神富有的契合创造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发展，首先追求的是物质（社会财富）的丰裕，“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其实，追求精神的富有“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创造出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创造出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32]要和新的语言” 。因此，在追求社会财富不断满足的同时，不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是人类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

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却偏离了这种轨道，人们更多的是追求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而淡化了自身人格的努力完善。为了实现物质的不断丰裕，可以不择手段——社会的道德、规范甚至是法律被践踏，人类的良知、友情甚至是亲情被扼杀。而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现象的很多方面，正在向当代中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渗透，为新的乡村社会的发展埋下了许多隐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当下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中，无论是一般农民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着一个所谓的“尽快脱贫”的共同目标，总是把物质的生产放在突出的优先地位，甚至作为唯一的目标，过分强调物质的富有与最大程度的满足，而淡化人性的良知和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使一些原本留存于城市的公民意识匮乏、法制淡薄、诚信缺乏、行为失范、人情冷漠的现象或者说“城市病”，在农村这也开始显露出来。正如孙君所言：“钱作为今天城市人的全部梦想，也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种可怕的文明在重建中又渗透到乡村，我们感觉到很悲哀。”这导致一些农村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空虚。“钻在钱眼里必然会让农民从感恩走到埋怨，因为钱是有限的，钱也不是万能的，钱从来就是魔鬼的象征”。[33] 农民越来越富裕但农民感受到的幸福却越来越少，农村发展也开始走向畸形。

基于这种畸形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孙君提出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新农村建设理念。强调在农民的生活中，物质丰富固然重要，但精神生活也不能缺失。所以，他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还有一种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精神”，乡村建设“不仅仅依靠钱，[34]更重要的是精神。” 认为在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中，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了，可丢掉了很多精神的东西。现在的农村发展要反思城市的教训，不能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道德和文明要先行”[35]，这是新农村建设应坚持的发展路径。

总之，在“更像农村”的农村，实现物质丰裕与精神富有的有机契合，既是一个文明的、可持续中的乡村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言：“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实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36]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因此，在新农村中强调物质丰裕与精神富有的契合，不是什么新的理念，只是还原乡村社会原有的本质内涵——物质与精神的共有。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时强调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30年来，我们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孙君强调的在乡村建设“不仅仅依靠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观点同总书记的讲话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同时也道出了新农村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即“更像农村的农村”是一个物质丰裕与精神富有相契合的新农村。礼俗与法理的重叠——新型的行为规范

按社会学原理，人类社会一般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所谓“礼俗社会”，又称为“有机的团体”，这种社会“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乡村就是一种“礼俗社会”；所谓“法理社会”又称为“机械团体”，这种社会是为了完[37]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城市就是一种“法理社会” 。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一种象征，是一种较礼俗社会更为文明的社会，为现代大多数人或者社会所膺服与向往。

所谓礼俗，是指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依靠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或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所谓的礼制。在传统的社会中，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就是儒家一贯主张[38]推行的礼治。“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 。礼俗虽然是一种行为规范，但礼和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礼，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典章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社会安全的基石。按费孝通的解释：“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39]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礼是为“建立人间秩序与和谐而设的。礼是儒学中的核心价值，‘礼’成为孔子伦理中极重要的一个字……”薄德（Pott）指出：“‘骂一个中国人无礼，实不啻于说他极度的邪恶，并指认他缺少人的条件’。所以中国人常不自觉地怀有一种‘礼的意识’……再者，因为礼是属于君子的，不下庶人的，它所重视者为‘人际关系’，并且只问‘对谁’，而不问‘对什么’的”。因此，礼“具有‘特殊取向性’与‘阶层取向性’，而成为中国以家庭为基元的伦理道德的核心，这是古[40]典中国安定的基石。” 俗，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是一种文化现象。对礼和俗进行整合，并以此进行社会管理，即为礼治。所谓礼治“博言之，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41]，建立在礼俗基础上的社会，即通常所指的礼俗社会（传统社会或乡村社会）。

在礼俗社会（乡村社会）中，人们依附于天地，依循四季变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之中。人们在这种年复一年的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循环中养成了一种松散而固定的生活方式，一种不离乡土、安身立命、非亲即故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乡村的治理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轻重厚薄分别的差序管理方式，如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等，即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辈分（等级）的序列来管理，这也就是人们所说通常的“礼俗秩序”。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就是在这种礼俗社会中一代一代地生息和繁衍，并将这种建立在礼俗基础上的行为规范世代沿袭，无论是战乱、和平和朝代兴替，这种礼俗秩序从未有过消亡，即使遭到一时的破坏，也很快复原如故。这也就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最强劲的民族文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种乡村的社会管理秩序——礼治和社会组织结构，使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所谓法理，是相对礼俗而言的。建立在法理基础之上的社会，通常被称为法理社会或者是法制（法治）社会。强调法的精神和制度是法理社会的核心价值。在法理社会看来，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必须具备有法治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所谓法治精神，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感，以及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途径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习惯和意识。因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理社会与礼俗社会的本质区别。

在法理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遵循严格的司法程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而不是依照个人喜好以及亲疏关系。“礼俗”和“法理”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行为规范，只是维持这种行为规范的力量不同，因而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礼俗社会，维系这种行为规范来自于“传统”。所谓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任务，社会任务是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上一代所试验出来的有效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积[42]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而法理却是靠国家权力和制度来维系。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在他的《礼治秩序》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解释。“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来说，（礼俗）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以前，部落也有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43]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膺服；人服礼是主[44]动的”。

在传统的礼俗社会中，人们的交易主要通过彼此间的信用来链接完成。但在法治社会中，则主要依靠契约来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和相互间的权责，它与礼俗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处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社会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我们都是熟人，打过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话已成为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已成为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都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明白，害[45]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法律就产生了。” 同时，礼俗社会的这种信用关系靠的是个人道德的自律，而法治社会中的契约关系靠的是法律和制度的约束。道德是一种私人（个人）品质，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因而易出现失信，尤其是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所以礼俗的适用范围有明显的局限，但人性化是它最大的特点。法律是一种具有监督约束机制的公权力，特别是在陌生人的社会，没有法律机制的监督，信用将无法得到保证，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和强制性是法律的最大特征。

礼俗和法理虽然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但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其适用性并不是绝对的，或单一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同时并存于某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而中国现代的乡村社会就是这样特殊的社会形态。一方面，无论是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现代的乡村社会，都是一个熟人社会（至少目前中国大多数的乡村是这样），依然保留有数千年儒家传统濡染的礼俗特质。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又融入了部分现代社会的法的精神和制度，契约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也开始在乡村中普遍流行。只是这种“礼俗”的保留和“法理”的融合，因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西方社会完成转型一般要经历上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社会的这种转型才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历史，不到西方社会的一半，是在一种仓促的、缺乏理性的碰撞中进行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似传统而非传统，似现代又不像现代的“异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意识形态与物理环境的广泛混合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异质性’。分而言之，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杂然并存；在政治上，‘作之君，作之师’的观念与‘平民主权’的观念杂然并存；在文化上，西化派与保守派杂然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会社组织杂然并存。这些现象使转型期社会在现代化工作上无法做‘面’的趋进，而只能做[46]‘点’的突进；而‘点’的突进，常融消在‘面’的阻碍中”。 正是这种所谓的“异质性”，使当下的中国，包括中国的乡村，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性巨变——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并存与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与重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思想观念转变过程中的反复与阵痛。也是这种“异质性”，使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的部分发展理念，有悖于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有悖于农民的真实需求与愿望，使乡村的改造与建设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的盲从与武断下的政绩工程。正是基于忧虑这种非理想的乡村建设路径对乡村造成危害，于是孙君提出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反映在礼俗与法理的关系上，就是要求在新的“更像农村”的农村中实现礼俗与法理的重叠、共生。

在新的“更像农村”的农村中，之所以强调礼俗与法理的重叠，首先，是基于礼俗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法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性这两个方面。这种结合，一方面，要强调礼俗的作用，强调以家为核心的伦理和道德在维系人们行为规范上的重要性，强调规范与制度中的人性化。将情感这一人类唯有的自然特质内化在人们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从而实现物质富有和精神愉悦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法的精神和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制衡与约束作用（有效性），强调契约的强制力与有效性，将人性的劣根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控制在最小范围，确保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公平、有序。其次，法理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阶段，礼俗社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与转型。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从礼俗向法理转型也是必然选择，但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承认一个就一定要否认另一个。作为一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最重要的是它的适用性和生命力，是它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而礼俗与法理在当下的中国新农村建设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自于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价值观，源自于中国乡村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最重要而特殊的是家族制度。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enculturation）与‘社化’（socialization）作用传递给个人……在传统的中国，家不只是一个生殖的单元，并且还是一个社会的、经济[47]的、教育的、政治的，乃至宗教、娱乐的单元。” 所以，在新的“更像农村”的农村中，“礼俗”和“法理”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吸纳与融合，是互通与共生。这既符合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形态，也有利于乡村向现代化转型。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需要这两种既有本质上的区别、又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行为规范，来维系和推动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因此，“礼俗”和“法理”重叠是新的“更像农村”的农村的又一重要特质。人与自然的和谐——新型的价值观念

追求人与自然（天地）和谐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之一。正如金耀基在他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所提及的：“和谐之境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哲学目标，此和谐存于自然与人之间、天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中国人从不想[48]征服自然而只想与自然融合为一。” 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和书画艺术作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钟情。在传统的中国建筑中，飞檐硫瓦、竹篱茅舍，常常是中国建筑师追求的一种最高意境；广袤悠远的青山绿水，飘荡着一两朵细小的、舒卷的白云，以及超脱的逸士和辛劳的樵夫、渔翁，相互映衬，淋漓尽致地凸显出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情怀。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自然界中的土地、大气和水等是与乡村紧密联系的物质要素，所谓追求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实质上就是中国农民常说的天地人合，它是农民数千年来一直秉承的一种最朴素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价值观。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对这种关系的重视，一方面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依赖自然界生存的农耕社会，自然界中的土地、水、大气等元素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主宰着人类与地球生物的生存与未来。在人们看来，天给生灵以阳光雨露，让人类得以生存；地承载万物，给人以依托和归宿。另一方面，人们对自然和谐的追求，也反映在宗教信仰（宗教精神）中。在包括乡村社会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天地（自然）的崇拜成为一种亘古不变的生活信条和家教，这一点从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人家神龛上书写的“天地人合”的牌匾就可知。这种匾额，传统中国家庭一般都有。有钱人家不仅有，而且还会用上好的木材做得非常精致和考究。它既体现了主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沐浴天（地）恩的渴求，也反映了主人家的权势和地位。即便是一般的穷苦农家，为了家人的平安和一年好的收成，也会用纸糊上一个牌匾，再请人写上“天地人合”，以表达急切改变命运的一种期盼。

然而，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人们在以追求物质上的最大自我满足为基调的西方生态文化的影响下，不仅人类的生态环境开始变得恶劣，人与自然间的生态链出现断裂层，更重要的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迷失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的舶来品。这种自我的迷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敬畏心态和宗教精神，在中国现代的文化生态中开始动摇，开始走向衰落。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中国的城市中泛滥，而且也开始渗透到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这种渗透的结果表现为：在乡村形态上，陌生社区替代了熟人社会；在生产方式上，石化技术替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在生活方式上，“快餐文化”替代了田园牧歌；在文化价值观上，个人至上替代了人伦道德。乡村开始走向畸形，孕育和繁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的中国文化思想顷刻间变得缺乏自信，甚至走向衰亡……

正是基于对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在乡村建设中迷失的忧虑，孙君在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提出“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在他看来，“更像农村”的新农村不是一个脱离了属于中国乡村应有属性——天人合一的传统宗教精神的现代舶来品，而是构建在这种传统的对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怀有敬畏心态与宗教精神，并融入现代先进文化元素和价值观的一种新型的乡村共同体，一个“更像农村”的新农村。小结“更像农村”的新型乡村共同体——新农村，不是让人们放弃现代文明中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开复古于传统乡村模式的历史倒车；更不是对现代化全盘的否定，让人们回到“小民寡国”的刀耕火种的时代。而是要“使已丧失的传统价值回归到实际来，所以它不是单纯的[49]‘复古’，而是在对传统的‘重估’”，是取其精髓，摒弃缺失，是继承中的否定，是一种超越现代文明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新尝试，是一种新型的乡村共同体。

这种新型的乡村共同体，在社会形态上是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在生产方式上是农耕文明（有机农业）与工业文明（石化农业）的重构，在文化价值观上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在生活方式上是物质丰裕（市民身份）与精神富有（农民身份）的契合，在社会秩序上是“礼俗”与“法理”的嫁接，在人的精神信仰上是乡村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正如孙君所言：“所谓新农村，从精神层面来说就是农民新的希望；从形式上来说，就是农民支持、农民参与、农民收益”；是“新农村与旧农村并存，新文化与旧民俗并存，时尚与传统并存；着力于生态文明的传播，消除农民心灵的污染，推广知识平民化，科技[50]生活化” 的新农村。因此，传承传统，融入、并超越现代是“更像农村”的农村的最基本特质。

注　释

[1].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17页

[2].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108页

[3].孙君：《感受城乡二极文明，重塑城乡价值体系——与大学生的一次对话》

[4].F.W.Riggs：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ughton mifflin co， 1964年，第12页

[5].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45页

[6].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17页

[7].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55、56页

[8].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55页

[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66、67页

[10].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79页

[11].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 2010年，第9页

[12].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42页

[13].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 2010年，第18页

[14]. 孙君：《NGO的出路与公民的成长》

[15].［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 2011年，第5页

[16].［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1987年，第4页

[17].［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1987年，第5、29页

[18].［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程有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 2011年，第170页

[19].孙君：《NGO的出路与公民的成长》

[20].孙君：《村庄的故事》

[21].［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程有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 2011年，第17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56页

[23].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98—103页

[2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5页

[25].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98页

[26].埃佛雷特·哈根：《社会变迁的理论》，伊利诺伊州多尔西出版社， 1962年，第56页

[27].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91页

[28].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79页

[2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31—135页

[30].孙君：《农道》，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3页

[3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35页

[32].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494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