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秦川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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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试读：

前言

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与国民党北方党的领袖。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五四运动，由于在李大钊及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从前期的“民主”与“科学”的运动，向着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换，亦即朝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转变，从而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新纪元。

纵观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轨迹，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颇具代表性。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性与复杂性，决非一蹴而就。李大钊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个注重实行的实际革命的行动家。他的一生对真理的追求和为理想社会的奋斗，一刻也未停止过。李大钊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了中国振兴、民族复兴，探求中国人民革命解放的道路，经历了由立宪到共和，由改良到革命，由缓进到激进，由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艰难历程，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经验。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在理论上也有独特的贡献；他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活动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早期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李大钊与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对比研究中，颇能看出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对运动的独特贡献。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在当时追求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对社会的影响，如日中天。而这又是李大钊所不及的。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主将之一的李大钊，其影响主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他的思想有过人之处，且于实际的工作中使运动渐生质变。五四以前，李大钊不仅从事于思想文化的运动，而且还直接地参与政治运动。从《爱国心与厌世心》《厌世心与自觉心》两文来比较，李大钊乐观，陈独秀悲观，李大钊更具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在李大钊早期的进化论思想中，已孕育了辩证法的因素，如他的《青春》等文章所体现的辩证法思想；李大钊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先于陈独秀；陈独秀倡导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命，这是李大钊所不及的，但他不似陈独秀那样把思想文化革命同政治革命割裂开来；正是由于李大钊重视参加政治斗争，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才能先于陈独秀等同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识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最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传播马克思主义，赞颂十月革命，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般来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并不排斥，从运动的实际进行和工作来看，李大钊也堪称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领导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有力抨击反动思潮，明确提出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揭露日本“大亚细亚”理论的侵略实质。（三）由以上两方面，从而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人民革命道路上引导，实现了他对运动的思想指导或领导。当然，这一转换并非李大钊一个人，而是一批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也包括陈独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思想有一质的突变。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主编和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两个刊物，成为了运动的思想指导和舆论导向。（四）在具体组织和领导工作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他是五四时期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著名学生社团的导师和指导者，而这些社团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极为巨大，其中不少成员是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分子。李大钊还以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为依托，对运动进行指导和推动。他还动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志，赴全国几个大城市宣传、发动。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北京大学的“挽蔡”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李大钊的作用都不容忽视。李大钊不似陈独秀那样爱出风头，他是一个更重实际的力行者和注重潜移默化、以身作则的示范者、导师。五四时期的那般叱咤风云的学生运动领袖们，没有不受李大钊的影响、接受过他的指导和教诲的。所以，我们说李大钊也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领导者。

李大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他明确地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理，以毕生精力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勇敢的探索。他的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达到革命目标等一系列的理论阐述，和实际工作的经验积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道路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贡献。同时，他还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进行描绘。他指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而且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中国将来的社会也会有自己的特性。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民主”一词可直译为人民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只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

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对历史观和历史哲学最精研有得的思想家。他把唯物史观置入历史哲学的发展史去研究，把它看作是人类历史观发展过程的关键环节，但并不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封闭的终极体系。他合理地吸收了从鲍丹、普雷、孟德斯鸠、维柯、孔道西、圣西门到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的历史观的可用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史观，如李凯尔的关于历史一次性的理论以及柏格森关于生命的独一无二、不可重复性的理论。在看到历史发展一般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又看到那些体现历史一般规律的特殊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特殊个别形态的存在。在以经济基础的变动说明历史的变迁的时候，又看到影响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诸如意志、情感、地理条件、人种因素、民族心理等等。这就是说，大凡一个历史事件，总是物质生产方式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其中经济的因素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提出过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并号召青年树立乐观努进的人生观，为创造青春中华努力奋进。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从唯物史观出发，认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从德谟克拉西（民主、个性解放）到伊尔革图克拉西（工人政治、人民统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

李大钊认为，民主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社会理想、人生哲学。经过“工人政治”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日臻圆满和完善。这就是说，民主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要向更高级形态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源流”, “伊尔革图克拉西亦是德谟克拉西的一种”，前者由后者精神蜕变而来。他说“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他反对以多数压制少数。他说：“压服的事，由于强力；悦服的事，由于意志；被动的事，操之自人；自由的事，主之自我。”

李大钊对未来理想社会中的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作过如下论述：“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众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正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其中个人主义一词，实际是指个性解放之意。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李大钊认为：“国家与人民之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他还指出：国家“除在革命时期内，有用他以压服反对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时施用强力，适足为政治颓废的标识”。他为我们描绘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黄金世界”。

李大钊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是最早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开端，是五四时期中国哲学解释社会道德问题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批判了旧文化、旧道德，为新文化、新道德开辟了道路，有力地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李大钊写过大量的史学著作，如《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和《研究历史的任务》《历史与哲学》等多篇论文。李大钊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是以史学为阵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最早在大学讲台上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教授。他的《史学要论》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史学概论式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继李大钊之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著作。

李大钊博大的胸襟，坚贞的气节，皎洁的人格，朴素的生活，均为同辈友人和世人所称颂。诚如革命老人何香凝所说：“无论是他的亲属，他的师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敌人，或是爱他（大多数），或是恨他（极少数），但对他没有不佩服的。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攻击他的人格。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攻击他的言论、文章，但从不敢攻击他的私道，甚至还不得不虚与委蛇，和他保持一定的个人联系。”

陈独秀谈《新青年》旧友，也说：“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

鲁迅在为李大钊遗著所写的《守常全集·题记》中说：“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 ‘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1989年10月28日，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讲话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者伟大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把他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对共产主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为实现这个崇高理想，他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 “殚精瘁力以成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他一生俭朴，“菇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他的伟大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李大钊最关心青年，并寄厚望于中国的青年。他写过许多有关青年的文章。他鼓励青年说：“青年之字典，无 ‘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 ‘障碍’之语”, “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同时，他又号召中国人民，要做“雄健的国民”，以“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为中国的复兴、民族的振兴，奋勇突进！

一、深研政理，吸纳新潮

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写道：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李大钊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民族的命运，正恰似浩荡的长江大河流到了很逼狭的境界。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中国，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府。但是，“国基未固，百制抢攘”; “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激荡，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不久，辛亥革命果实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南北几兴兵戎，生民险遭涂炭”, “环顾神州，危机万状”。

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投考了北洋法政学校，从此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后，探索救国真理的第三代人。他既不同于康、梁，也不同于孙中山，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发起、带头举旗的人。

他毕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奋斗。他的思想历程曲折而复杂。他曾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中国立宪派改良主义有很深的联系，在学理上他作过极其严肃而认真的追求和探讨。他又曾拥护过袁世凯，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并企图通过国会，步入西方式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之路。他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党政治的腐败深感失望，被他视为危害社会最严重的三害（党私、省私、匪氛）之首。在不短的时间里，他视国民党的“党私”与其他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误把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二次革命”，看成是对统一局面的破坏，因而持反对的态度。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系列最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过那么多的、经久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反之，“在中国也还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像李大钊那样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率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有李大钊才真正与时俱进，与时屡进”，使我们从他的身上，能确切充分地看到革命民主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思想更迭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更迭的历程。

显而见之，北洋法政学校的教育与李大钊的理想目的之间有矛盾。北洋法政学校为清朝末年北洋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清政府有关学生不准妄干国政的校规，与李大钊关心国运、“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有矛盾；禁锢学生思想的封建专制条文，与李大钊“急思深研政理”的要求水火不容；清政府“忠君”的教育宗旨，与李大钊“振奋国群”的主张也格格不入。应该指出，北洋法政学校学习的六年中，给予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精神上感受着痛苦。1913年7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放弃了成为官吏的谋求个人荣华富贵的道路，于1914年初承朋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是年9月，李大钊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学习，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广泛吸纳世界新思潮。诚如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所言：“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

日本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法政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如该校著名法学博士、教授有贺长雄，曾担任清末预备立宪顾问，中华民国法制局袁世凯的顾问，《外交时报》主笔。有贺长雄曾说：“现时居中华民国之要津而号称有为之士者，昔尝籍于日本，学宪法及国法于早稻田学园者，居大多。”国民会议中的各省议员，“亦多往时修业于我早稻田大学者”。所以，李大钊的选择亦非偶然。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一生“立世之始”，是他一生经历中的重要时期。他到达日本的具体时间是1914年1月。到达日本东京后，住在牛込区下户塚町五二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内，即现在的西早稻田2-5-2，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信爱校舍处。离早稻田大学往南约五百米，在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坡道上，一幢欧洲风格的教堂式三层建筑，即为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的居住处。

李大钊的留学生活大致分三个时期。从他至日本起，到入早稻田大学止，这是第一期，亦是留学准备期，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内学习英语和日语。美籍英语教师鲁宾逊还保存了李大钊的英语课练习《我的自传》，与同学张润之合译今井嘉幸编著的《中华国际法论》一书。今井嘉幸（1878-1951），爱媛县人，法学博士，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普选运动的闯将。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由吉野作造介绍为北洋法政学校教员。吉野与今井二人对李大钊早期思想均有影响。今井嘉幸在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交往，“二次革命”失败后回国，这时在大阪从事律师职业和著述。他的这部著作，如李大钊在《〈中华国际法论〉译叙》中所说，是专论各国在中国之外国裁判权及外国行政地域的，原打算出版第一卷外，赓续出版二、三卷。“是书详于外力侵入中国之迹，且足为吾国将来撤去外国裁判权、收回外国行政地域之考镜”。这样的书本应由国人自己编著，现在却是由日本友好人士来完成。对此，李大钊痛感：“国之不竞，法于何有？”国内有识者“瘁心殚虑于内忧外患之间，皇皇焉奔呼救亡之不暇，更有何人专志学术”！其后，他与章士钊结识，

为《甲寅》投稿

第二期从1914年9月8日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起，至1916年2月2日，学校当局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止。这是他的学习期。留学三年，只有第一学年完成了学业的全过程。该学年于1915年5月27日停课，5月28日至6月4日复习，6月5日至15日考试，7月5日放假。考试共11门课程，成绩如下表：

总分766分，各课平均66.90分，名次第40，成绩评定为丙等。

参加考试的学生106名，6名不及格，37名未考完全课程科目需要补考。由此观之，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差强人意，还是较好的。要知道，自1915年2月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先后两次发起反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斗争，李大钊是积极参与者，并在先后成立的两个留日学生总会中担任文事工作，还编辑有《国耻纪念录》一书。若再加上他发表论文《国民之薪胆》、

主编《民彝》

1915年9月开始的第二学年，依据课程表，李大钊必修课程有：有贺长雄的国法学，副岛义一的行政泛论，大山郁夫的政治学史，永井柳太郎的社会政策，浮田和民的英文练习（社会学文献讲读）等。因“二次革命”爆发，李大钊于1915年12月短期回国，第二学年实际学习时间四个月。

除了课程学习外，李大钊在留日期间还留心社会思潮，进行某些研究活动，读过大量的日文著作、英文著作、译著和杂志，及一些中国典籍。虽然由于缺少文字资料的记录，无法描述他的学习的全貌与具体的情形，但从他所发表的论著及其交与北大图书馆收藏的众多日文杂志目录亦可看出，他的知识的广博，学习精神的旺盛。

第三期，1916年2月2日至5月上旬回国前的两个多月时间。李大钊此时已离开早稻田大学，全力参加讨伐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同时，筹备编辑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与李墨卿等组织爱国团体神州学会，定期讲演，讨论中国政治与世界大势；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同学为骨干，“以研究东西学者所述原理，调查国内现行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组织了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这期间，他还写作了著名的《青春》一文，以及系统阐述他特有的民彝思想的《民彝与政治》这篇理论宏论文章。

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三年，是李大钊深研政理，吸纳新潮的重要思想发展的起步阶段。还未到日本留学之前，李大钊对于如何学习世界的先进思想文化的方法、路子和态度问题，就有过思考。他以为中国人要想真正把世界的先进思想文化学到手，主要是要到这些先进思想文化的故乡去，学习他们的原著，精研其精神，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涌向日本，“竞于简易，以相稗贩”，做一个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二传手”（二道贩子）。他说：“东人典籍，泰半自欧美传译而来，政治、法律之课责不别，亦袭其旧说而混称之曰 ‘弹劾’。吾国士夫，群借径于扶桑，竞于简易，以相稗贩，互为承用以为常，于斯语又何怪也。”这虽是辨析“弹劾”一词在政治与法律应用范围的区别，但却表明了李大钊于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路径、方法和态度。然而个人的主观愿望都要受制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李大钊也不例外。近代中国派留学生最早的目标是美国，但人数极有限；20世纪初起，赴日留学即成潮涌之势，其原因已如李大钊所说，加之“一衣带水”，往返方便，用费俭省，又能“速成”，于是政府和个人都把目标转向了日本。以李大钊的经济状况，上北洋法政学校，“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赴日留学还靠友人资助，若去欧美留学，那在他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李大钊能赴日留学，实为“三生有幸”了。

不过，李大钊所进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也是一所名牌大学，对接纳留学生的要求也较严、较高。李大钊是以法政学校优秀毕业生的业绩，并经过了半年多的外语学习预备，才直接进入本科学习的。早稻田大学规定一些主要课程让学生直接阅读研究西方原著或译著，这对李大钊不能赴欧美留学也算是一种补偿。只可惜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太快，他未能全部学完课程便过早地回国参加实际运动了。这也许是一个对他和对国家都永不可弥补的遗憾。

早稻田大学给予李大钊的影响，总的来说有积极、消极两面。积极一方面，是早稻田大学不同于东京日本帝国大学的学风。东京帝大的学风是把政治学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早稻田大学恰相反，而是使政治学与国家权力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注重实证研究的学风，是以英国式立宪政治为理想的学风。日本学者森正夫指出，在法学方面，有日本“天皇机关说”的创始者，自由民权法的代表小野梓，他的影响，在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讲义中仍然保留着。处在大正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当然，这些思想都是限定在肯定天皇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框框中。森正夫还举了一个例来说明这种影响。他说，在李大钊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在北洋法政学校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以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

吉野作造（1878-1933），日本政治学者、思想家。宫城县人。东京大学毕业。1906年（明治39年）应袁世凯之聘，任教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后留学欧美，任东京大学教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论宪政本义及其贯彻之途径》，为大正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吉野主张民本主义，提倡建立在言论自由和普选基础上的政党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如反对“二十一条”对中国的侵略，为此，主张改革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机构。

对李大钊的影响，除上述外，还有安部矶雄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1899年以来，他便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同时对有关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研究，他的社会主义和教过李大钊的天野为之的自由主义、盐泽昌贞的社会政策主义一道，成为早稻田的经济、社会思想的代表。安部矶雄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一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他曾经说过：“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1901年，安部矶雄与幸德秋水、片山潜等创立了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党领导人之一。这是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过，它当时不仅没有以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与工人结合起来，而且也没有和开始对社会主义有理解的多数知识分子结合，仅仅是少数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他们是从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是通过选修科目接受安部的思想影响的，从这里他发现了寻找人民生活困境原因的线索。李大钊在国内办《言治》月刊时，即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影响，这时又与安部的思想相呼应，成为他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据日本教会牧师、北京半工半读学校崇贞学园的经营者清水安三说：李大钊曾对他说过，“在东京我从安部矶雄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并没有受到那种程度的影响”。清水安三于1918年来中国，他深切同情中国的民众运动，经常出入李大钊的寓所，他们有很深的交情。

森正夫认为，自周太玄、高一涵回忆说李大钊在日本受河上肇思想影响，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来，中国研究李大钊思想的学者屡屡重复此说，是缺少事实依据的，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同时，河上肇本人译介《资本论》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李大钊离开日本以后的事。森正夫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不过，从大正开始，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发行了《新社会》（1915年9月），高畠素之、山川均等也参与其中，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处在这种情形下，李大钊的思想也有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可能性。无论从哪方面说，李大钊在日本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无可怀疑的。

李大钊对任何世界新思潮的吸纳，首先是注意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有无实现的可能性。他对于新思想的吸受，不是囫囵吞枣式的，而是把别人的思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消化才接受的。所以，他在东京虽然已接触到了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是深藏于心中的，只有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他才会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接触、接受到理解、消化而后确认、确立，有一个思想演化、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对每个个人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容易，有的相当曲折。

在消极的一面，早稻田大学校长大限重信及其得力助手有贺长雄、浮田和民，他们都是在肯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前提下，以更圆滑的主张和手腕去推进所谓的“中日亲善”政策的。1914年4月，大限组阁后，便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早稻田大学推行的这种“中日亲善”政策，对于李大钊这样的爱国者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把早稻田学派的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观点，作为他批判的对象，让国人认清他们的帝国主义本质。他在论文《国情》中，批判了有贺的观点；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中，批判了浮田的观点。这种批判，完全是同他在早稻田大学的亲身感受相关的。为《甲寅》投稿

章士钊在《李大钊先生传·序》中说：

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温文醇懿，神似欧公”，这是章士钊在未见李大钊前的第一印象。同时，这也是对李大钊文章第一评论。孰知章士钊评论文章、衡以高下的文字，还没有超过对李大钊的评论这么高的。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1903年加入章太炎、蔡元培创立的爱国学社。因其“英年能文”，为上海《苏报》撰写的《释仇满》等文章，文法谨严，论理充足，受到馆主陈范赏识，任为主笔，时年仅22岁。自1903年5月27日至7月7日上海《苏报》案发生，该报被查封的四十余天中，连续发表爱国学社师生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吴稚晖等，昌言革命和盛赞邹容《革命军序》《驳康有为的政见书》等文章，而名噪一时。1913年国内革命形势逆转，“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同许多重要革命党人一样，流亡日本。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后，章士钊与一批未参加该党的老同盟会员组织了欧事研究会，担任书记。与会的有黄兴、李烈钧、熊克武、程潜、钮永连、陈炯明、邹鲁、徐傅霖、陈独秀、李书诚、张孝准、沈钧儒、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和彭允彝、殷汝骊、冷遹、林虎、欧阳骏声、但懋辛等。他们和孙中山只是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在反袁世凯和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上仍是一致的。

章士钊自1905年后，把志趣转入学术，一再拒绝参加同盟会的发起创建，拒绝参加国民党，但他却一直以同盟会、国民党诤友身份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他一面继续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一面又与“孙（中山）派”中“某些激烈者流不同器”。他拒绝了黄兴等人拟任他为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主编之职，而约陈独秀等人另外创办《甲寅》杂志。该刊因创办于甲寅年，故名。

章士钊在民国初年不失为一位民主革命家和民主、共和思想理论的宣传家。因此，李大钊尚在天津法政学校学习时，对在上海主编《独立周报》的章士钊早已怀有“兼乎师友”的“敬慕之情”。《独立周报》除上海外，设有“各埠代派处”。在天津的代派处，就是天津法政学校的李钊。李钊是李大钊办《言治》月刊时用过的笔名。以个人之力在天津这样重要的大城市，代为派发《独立周报》，应该被看作对当时处于“困境”中的章士钊的一种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从那时起，李大钊同章士钊已有了精神上的联系。李大钊的文章《弹劾用语之解纷》及同时期《言治》月刊上的许多文章，正是与章士钊的言论和《独立周报》相呼应的。有的文章还直接引述章士钊的理论观点。由此也可看出章士钊对李大钊及其同学的影响。

李大钊在《致 〈甲寅〉杂志记者》（《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中说：

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去岁南中再乱，《周报》忽焉不赓，政俗靡敝，讹言繁兴，不得谠论以匡正之者数月；而戎马江南，音书隔绝，即私人问学之通讯，不得诸先生教导之者亦复数月；中情郁悒，莫可申诉。残冬风雪，逎从二三朋辈，东来瀛岛，问难无地，索居寡欢，偶于书廛，得《雅言》读之，知为率群先生所作，则喜。继得《甲寅》出版之告，知为足下所作，则更喜，喜今后有质疑匡谬之所也。读《雅言》第五期，于率群先生论《吾国今日物价问题与货币之关系》文中，有所疑难，莫能自解。爰假大报通信之余栏，冀足下暨率群先生有以辟其蔀也。

这段文字，李大钊把自己对章士钊的“敬慕之情”和对他“望风崇仰”的心情都和盘托出了，同时也道出了李大钊刚来日本时“问难无地，索居寡欢”的困境。因此，当他得知章士钊就在同一城市东京，又在办《甲寅》杂志，有了“质疑匡谬”“就正辱教”的机会，李大钊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他给“记者足下”写了这封投石问路的信，同时就率群先生的论文辨析，算作是对《甲寅》杂志的第一次投稿。其后又寄去《风俗》文章一篇。这两篇文章被章士钊从来稿中捡出，一同刊发在1914年8月10日的《甲寅》杂志1卷3号上。

李大钊为人的谦虚朴质，为文的“温文醇懿”，令章士钊刮目相看，特在发表李文时加上按语一篇，云：“尊论极是，析理如此，可以愧宿学，甚休甚休。”章士钊很愿意见李大钊一面，便回函约其来东京小石川林町的寓所会面。

这次会面，双方都相见恨晚，十分愉快，尤其给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友谊，“从无间断”。李大钊纯朴、敦厚、谦逊的品德，深得吴弱男的赞赏。她既称道他的文章卓识，又敬重他的道德人品。她从其后的密切交往中，更觉得李大钊道德人品比他们的另一好友陈独秀高尚。陈独秀为人处世见棱见角，领袖欲望强烈，有严重的风头主义，个人的私生活尤其不检点，在东京时即与妻妹高君曼同居，绯闻迭出。友人间私议陈独秀：“文字虽好，道德有限。”这对于主张“贤妻良母主义”的吴弱男，其印象更加不好。今之读者，恐怕很少有知晓吴弱男的人了。吴弱男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室，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在清末有海内“四公子”之美称，其叔父吴长庆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时，曾一手提携“永绝仕途”的袁世凯重登仕途。清末明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以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没有一人不同吴氏家族有所瓜葛。吴弱男亦女中奇才，精于文墨，虽然与反清名士章士钊联姻，但是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上倡导“贤妻良母主义”。在章士钊的政治和办报生涯中，也是难得的一位贤内助。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为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绞杀，次日清晨在得到北大教授、李大钊旧友梁漱溟从停尸的长椿寺打来电话后，吴弱男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赶往该寺，与其后陆续到来的各方友好人士和李大钊的亲友一起洽商，重整棺廓，重行装殓。此前，章士钊、杨度，为挽救李大钊的性命，争取由军法处置改为法律审判，数度奔走于北洋政府阁僚之间，周旋于安国军总司令部内外，倾注了全力，说动了国务院和政治会议。岂料张作霖在蒋介石、张宗昌等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一意孤行，绞杀了李大钊等20名国共两党烈士。虽然这时他们之间政见不同，但是并未妨碍他们间多年结交的私情厚谊。

李大钊受章士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影响，同时在治学态度、学风和文风上，李大钊也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在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特别明显，是“兼乎师友”的，主要方面又是革命的、积极的。过去，李大钊的交游圈子仅限于北洋法政学校师生范围之内，天地比较狭窄；与章士钊交游后，逐渐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朋友有了交往，由对革命党人缺乏了解，到有所了解。特别是通过章士钊本人的政治活动，及其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影响，使他对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的起伏搏动有了更直接更具体的感受。尤其通过在《甲寅》上发表文章，而后又参与办刊，与章士钊共同活动，逐渐使原来默默无闻的李大钊，成为在国内思想理论界有影响的人物。同期在《甲寅》杂志上撰稿的，除鲁迅而外，《新青年》的撰稿人陈独秀、胡适、高一涵，都在其中。李大钊同陈独秀的交往，同样也是从《甲寅》杂志开始的。《甲寅》杂志是当时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除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民国》杂志外，就数《甲寅》坚决反袁。章士钊在当时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深刻阐述者。李大钊深受他的影响，从政治上由原来的“拥袁”转而坚决“反袁”，坚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坚持民主共和理想。在政治上的影响，是短时期的，正如章士钊所云：“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这就是说，李大钊由此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大步向前迈去，而章士钊却一度加入段（祺瑞）内阁，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被鲁迅称为“老虎总长”。他们二人最后分道扬镳。

章士钊及他所创办的《甲寅》杂志，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书中评论说：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文体注重理论，注重文法，在政论别开生面，且影响于当时以至于现在作者不少。章因系留学生，其同派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也是留学生。

这一评论是确切的。所谓“政论别开生面”，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因章士钊于1907年至1911年曾留学英国，专攻法律政治和逻辑学，并有很深造诣。辛亥革命最大的不彻底问题就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文化和思想的革命。中国虽然共和了，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丝毫没有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进程有所改观。当时世界的民主政治有三种类型：英国式、法国式和美国式，其中英国式的民主宪政尤其受到章士钊、李大钊等的推崇。国内政治法律等方面问题成堆，如关于政党问题，关于法律问题，关于政治体制问题，关于自由与调和问题，关于国家观念与政本问题，关于国民自觉问题，关于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表现问题，等等，都亟须从理论上、操作上讲述清楚。翻开《李大钊文集》，可以看到李大钊与章士钊，几乎是亦步亦趋，就上述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对章士钊的政论紧密地配合。这些文章对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进程的推动，及其在思想文化革命方面的实际影响，不可低估，更不能因为章士钊是一个“有争议的”并缺少研究的政治思想复杂的人物，而加以一笔抹煞。

在学风和文风上，章派的文章更是“别开生面”，影响比较深远。首先，他们的文章（包括政论）很“注重理论”、注重文法和逻辑性，把政治文章当学术文章来做，使政治文章有很强的学术性，不空泛，不喊口号，不公式化，极少有套话。章士钊的文章不用去说了，单以李大钊的文章来看，从在《甲寅》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风俗》，和同时期所写的大块反袁文章《民彝与政治》，以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晨钟之使命》《青春》《省制与宪法》《调和之美》等长篇短制，都写得富有学术性，尤其是《民彝与政治》一文，更具雄厚的学术基础，很能表现李大钊的学术功力。《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调和之美》等文，都是直接以章士钊的观点，作为文章立论的依据。

章士钊提倡调和、宽容，反对绝对化。而辛亥革命以来直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滞后，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养成的一元论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在思想理论界的表现尤为突出。保守派与封建顽固派，死守老八股、老教条，生硬僵死，陈腐不堪；激进派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装腔作势，粗暴武断，片面化、绝对化。这两种恶劣文风和学风，无一不令人生厌，叫人作呕。章士钊从海外归来，把讲究科学、注意说理、尊重客观、留有余地、调和宽容的文风，引进了理论思想界，给理论思想界吹进一股清风，使人感到清新、平顺、自然、宽容，易于使人接受。在世风浅薄的时代，章士钊倡导这样的学风、文风，实在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章士钊热情奖掖素不相识的来稿青年李大钊，提携他，鼓励他，也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学风和文风的提倡。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堪称深得乃师章士钊为文的真传，达到了“温文醇懿，神似欧公”的文章境界。

李大钊的这种学风和文风，一直保持到以后。如与胡适辨析“问题与主义”的著名批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在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等．都是他的代表之作。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大批判”的学术理论思想界，至今还感受到这种平顺、自然、宽容的说理文章文风的清新、可贵处。

从“拥袁”到反袁

从“拥袁”到反袁，这在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较为曲折与复杂的问题。以往论述中国近现代的革命领袖人物，无论是政治的或思想文化战线的人物，总是喜欢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 “一言以蔽之”，以此来代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不同的具体的思想发展历程，对李大钊也不例外地认为，是由所谓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公式应该抛弃。不能从主观主义的公式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对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发展作一个系统的勾勒与描述。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诚如彭明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一文中所说：“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强调要“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这是进行历史研究和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最基本条件；否则，立论就不可能正确。以往的数十年中，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

在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方面，近些年来在史学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订正了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分析了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社会条件，具体地分析了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不苛求，不溢美，只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允许有任何“附加”。所谓“附加”，李新对此有特别注明：“包括增减在内，因为或增或减都会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好人，不溢美；对恶人，不加罪。依上述的原则和成果表现来衡量，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和北大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所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等论著，比较具有代表性。

比如李大钊从“拥袁”到反袁的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他们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订正了一些基本的史实错误，而且还作了较系统的勾勒和具体的分析。本节和其他一些章节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除首肯外，还多处加以引用。

下面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朱著对李大钊“拥袁”的实证，及其对以往误解李大钊诗《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史事的订正。由于以往的近现代史研究不能正视史实，因而也不能正视或提出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拥袁”这一复杂的思想现象的问题。因此，在对李大钊的诗文作解释时，必然产生对诗文内容曲解、对史实发生谬误的问题。这一问题迄今仍保留在198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之中。李大钊的诗是：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筑声剑影楼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矄。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注云：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袁世凯政府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5月，袁世凯唆使由一批官僚政客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等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以便在国会中对付国民党；6月，袁世凯下令撤免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同时，派军南下，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乘机兼并异己势力。这时，国民党被迫应战，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 ‘二次革命’。由于袁世凯的反动势力还比较强大，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和由于一年多来的无原则妥协已使国民党力量涣散，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完全失败。孙中山、黄兴被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中华民族又经受着深重的灾难，人民群众仍饱尝着无边的痛苦。是年冬天，作者到日本留学，这是他在出国前夕，借忆念在军中的友人天问（郭厚庵）之际，写下的一首感时伤世的七律诗。（参见《李大钊诗浅释》中有关这首诗的注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编者。

这段编者注，把历史背景和“二次革命”的由来交待得一清二楚。其错误在将“军中的友人天问”弄错了。长期以来都说“天问”是郭须静，即郭厚庵。根据是什么？没有说。而经朱成甲的考证，不是郭厚庵，而是白坚武。白坚武又叫白天问，这是他自己在《余之新宪法案衡平观》一文中说的。白坚武在李大钊去国留学前，于1913年6月在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即到冯国璋军中充任秘书，并随军南下讨伐参加“二次革命”的国民党军，直至攻取南京。若将“天问”参加的军队由袁军解释为“讨袁军”，对李大钊的这首诗就不可解了。从诗的词意看，“诗句的感情色彩和涵义都是非常明确的”。李大钊在其他文章中，一直认为“二次革命”是一次“暴乱”。诗中称“南天动乱”，也不是赞美之词，诗的感情色彩也不支持赞美“讨袁军”之说。如从孙中山的“讨袁”立场说话，诗人自不会有屈子（屈原）之恨，也不会自称是“靖氛”的“岳家军”。“岳家军”和反对现政权的“义军”从来意义相违。李大钊鼓励自己的同学、好友“天问”（白坚武）像班超那样去为国建功立业。李大钊的这首诗，自20世纪50年代末由萧三主编收入《革命烈士诗钞》后，80年代初又由李克寒选编入《革命烈士诗词精选》，出版在百万册以上，以讹传讹的影响难以估料。现在，应该有加以纠正的必须。

白坚武（1886-1937），原名见五，字馨亚，亦作惺亚，自称“天问”。河北交河人。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北洋法政学会评议部部员。在请开国会运动中，与李大钊同被推为学生代表。其后在北洋法政学会创办的《言治》月刊中，为主要撰稿人之一。“长文学，精研法理”。毕业后曾任教员，江苏督署李纯参议，直系军阀吴佩孚巡阅使署政务处长等职。与李大钊为早年密友，李大钊曾通过他联络吴佩孚，开展北方工人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吴佩孚血腥屠杀工人后，李大钊与之绝交。1937年底，白坚武被冯玉祥以通敌叛国罪处决。

在北洋法政学校，李大钊与白坚武、郁嶷、郭须静都是有较深友谊的同学，其中与白坚武的关系更深。在办《言治》时期，李大钊与白坚武在“拥袁”上的思想与态度大体一样。他们都在《言治》月刊上发表过不少时评。不过白坚武作文与为人同样，在攻击国民党方面，“尖酸刻毒”实为“罕见”。

李大钊的诗，同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和时评，在观点上是相去不远的，也同北洋法政学会的拥袁集团有关系。1913年春，临时政府届满，即将召开正式国会。国民党人在南方的地方选举中获胜，在未来的议会组成中占有优势。这于将来的总统选举、内阁成立、制定宪法等，都对袁世凯不利。袁世凯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除了一面武力破坏外，另一面是采取合法手段，仓促成立北洋法政学会，创办《言治》月刊，通过舆论的力量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李大钊等均是首批会员之一，与郁嶷同为编辑部主任，编辑部成员35人，其中有白坚武、郭须静等友人。其政治使命和政治色彩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的大总统，并借以加固他的统治地位。因此，“拥袁”是《言治》的主导倾向。这也包括了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的文章，如在统一的旗号下，主张总统高度集权；反对《临时约法》防止袁世凯滥用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的有关规定；对国民党进行攻击，称之为“坏党”“乱党”；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

如郭须静的《愤世篇》说：“统一而后，二三凶顽，拥兵自己，河东肘腋，遽敢倡乱，赣粤要区，梗命中央，名曰统一，实则割据。”李大钊的《大哀篇》也说：“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而且专制都督的淫威甚过一专制之君主。他们还直接攻击国民党在一些问题上争意见，争党见，不争政见。李大钊的《隐忧篇》说，民国以来，悬测逆睹，厥要有三：一党私，二省私，三匪氛。除第三项外，一、二两项皆与同盟会、国民党（自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政党）有关。他说：“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 “且多假军事己自固”，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纯客观地说，李大钊的见解是深刻的，也切中时弊，然而结合当时的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实际斗争的历史背景看，则于袁世凯较为有利。何况，李大钊也并非是纯客观地就事论事。这充分表现在他的《裁都督横议》一文的主客观效果上。

1913年6月，袁世凯对南方革命派采取武力统一的措施，撤销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驱逐国民党议员出京。白坚武写了《送国民党议员出都》，攻击国民党“以武力破坏，以民国为孤注，罪大恶极”。称其为“叛乱之国民党”，必败无疑。李大钊的《裁都督横议》说：“都督皆建国之勋，中央非专制之局，苟利国家，何所不可，兵权慨解，天下晏安。在都督自无功狗之悲，在中央何须杯酒之术。所望当轴诸公，开诚布公，雍容揖让，赦吾四亿同胞之蚁命，吾民纵属痴愚，大德高厚，感且不朽矣。衮衮诸公，其念之哉！”这是一篇雄辩有力的文章，由四部分组成：（一）裁都督之必要，（二）裁都督之时机，（三）裁都督之办法，（四）裁都督之善后。其文与白坚武不同，通篇没有直接点国民党的名，也无任何谩骂、尖刻之语，旨在说理，并自认为是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来论说裁都督的问题。与《裁都督横议》同期发表的还有《论民权的旁落》一文，文中将代表民权的同盟会、国民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指为“窃权之人”，成了新贵族、新官僚，因而在革命后民权归于旁落。说：“黎庶之患，不患无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不患无为之争权之人，患在为之争权者，转而为窃权之人。”又说：“政权不入于军人，则入于暴党，其为少数柄政、暴民专制一也。军人与暴党何择焉，以暴易暴而已矣！”把“二次革命”说成“以暴易暴”，完全是李大钊混淆了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斗争的专制与革命的性质所致。

李大钊的“拥袁”，原因很多，但是“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中国民主革命的某些特点、缺点和弱点决定的”。在他去日本留学前的一段时间内，他限于北洋法政学校同学和师友的狭小天地里，受到北洋法政学会“拥袁”集团的影响完全是自然的。他一时难以认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既有思想认识的问题，政治斗争实践经验缺乏的原因，也还有被认识对象——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的暴露有一个过程相关联。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时的袁世凯仍然主张民主共和，还未撕下这面革命的大旗作掩护，因此无论是孙中山或是黄兴及其他国民党人，对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消灭异己力量的野心，屡屡迁就、妥协退让。这其中，估计有斗争策略手段的运用，也有对袁世凯本质缺少认识的原因。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言行，在“二次革命”前也有“拥袁”的一面。二是由于国民党人和革命派的措置不当和失误，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民国成立后，国人的社会心理明显存在着“厌乱”“望治”的心理，依赖某一个英雄人物来实现其愿望。袁世凯正是利用了社会的这种心理和民众把国家治乱、民族安危、个人祸福对个别英雄人物的寄托与崇拜。李大钊虽然“拥袁”，但是他却并不认为袁世凯就是理想的人物。他在《论民权之旁落》中，曾论到民德、民智、民力不足以图共和之治，不能受其权，因之其权必归于旁落，为强有力者所袭取。这“强有力者”不是别人，就是那风云际会，“震伏群魔、收拾残局者”的“枭雄”。

总之，在“拥袁”问题上，既不能把李大钊的“拥袁”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政治家的“拥袁”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李大钊的“拥袁”与革命党人绝对地对立起来，以是否“拥袁”来划分革命、进步的标志。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界线，是这时的袁世凯还主张民主共和，并担任着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如果在袁世凯公开打出复辟旗号之后还无条件地去“拥袁”，那自然要另当别论了。具体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

李大钊由“拥袁”到反袁，一是形势的发展，一是向《甲寅》投稿、受章士钊的影响。他给《甲寅》投去的《风俗》一文，就从伦理的角度批判了袁世凯。虽然这种批判还很有限，未提到反袁的政治高度，同时还反映了他的思想认识的一些局限。但是他在文章中对于袁世凯在整顿吏治、挽救社会人心方面已不抱希望，对他们“属望已绝”, “责备斯严”。

李大钊所说的“风俗”是广义的，其核心是人的道德，包括人的心理，精神状态，社会风气。所谓“人心之所向，风俗之所由成也”。他说：“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司马迁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风俗的重要意义关系到群体的存、亡、兴、衰。这便是他的《风俗》一文立论的基点。他大声疾呼：“令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已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

尽管李大钊在文章的前面部分已指出败坏了风俗人心的是袁世凯的统治，并认为政治对风俗人心更起着决定的作用。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有见地的。可惜在文章的后面部分却不能由此引出相应的结论，亦即必须铲除袁世凯的统治及其反动的政治体制。这时的李大钊还未超越政治改良的态度，依然是政治改革缓进论者。因而，他指出的改良风俗人心的办法是主张“昌学”。他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他以为只要人人都从我做起，坚守高洁，“群枢潜树于野，风俗默成于学”。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近代中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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