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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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试读：
前言
如果我们可以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些不同的哲学形态统称为“哲学”，那么西方哲学作为其中的一种哲学形态，其源远流长的形而上学传统肯定是它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的形成、繁荣和衰落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兴衰史的一条主线，虽然批判和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是现代西方哲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仍然为一些哲学家所讨论（例如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即使在英美哲学中，哲学家们亦在语言哲学的背景下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因此，尽管以形而上学为基本特征的古典哲学一再被宣布已经“终结”从而变成了历史，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形而上学问题仍然是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对我们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哲学意义。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将形而上学看作起源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一门学问。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对于终极关怀问题的思考，而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以来则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方式，这构成了西方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思想当然也有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根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而译metaphysics为“形而上学”即是一例。由此可见，在中西哲学中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问题，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西哲学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哲学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那样的学科而已。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逐渐形成了通过理性认识把握宇宙万物之统一、普遍、一般的存在基础或根据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之为“科学思维方式”，乃有蔚为大观的形而上学，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对于形而上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则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从而在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方面开拓了不同以往的思路。
由于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使之几乎关涉到西方哲学的所有部门乃至所有问题，一部详尽的形而上学史无异于一部详尽的西方哲学史，对之进行全面、系统、详尽的讨论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乃是目前我们的研究力量难以胜任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于西方哲学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及一些哲学家或哲学思潮的分析研究，大致梳理出形而上学演变的历史过程，以期为形而上学的深入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其内涵之复杂、范围之广阔、思辨之抽象、玄想之辽远，是西方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令人困惑当然也是最有魅力的难题，而形而上学的形成、演变历经2500多年，涉及许多深刻而晦涩的哲学思想，对它的描述和分析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所以本研究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把形而上学作为研究的课题，以“历史”与“现实”之“视界交融”的方式，尽可能地展现它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期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本书分为十章。第一章作为准备工作，概述了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张志伟），以下各章分别讨论了柏拉图的形式论（余纪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聂敏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张旭）、近代早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韩东晖）、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贡献（张志伟）、黑格尔与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张志伟）、20世纪语言哲学视野下的形而上学（韩东晖）、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张旭），以及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吴琼）。需要事先说明的是，鉴于形而上学的复杂性，西方哲学本身关于形而上学的性质、对象、方法、概念和体系框架等问题并没有形成严格一致的规定，而在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方面，甚至关于西方哲学概念的译名方面，国内学术界也是见仁见智，并不统一。我们尊重本书各章节的作者（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意见，并没有强求一致。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看作一个复杂丰富的“问题域”，本研究力求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关于形而上学的理论学说的分析研究，深入到这个“问题域”之中，展示形而上学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第一章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张志伟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主要围绕形而上学而展开，然而关于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或定义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学科，他称之为“第一哲学”或“智慧”，即关于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有时他称之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即什么是“存在”的科学），有时他又将之等同于神学，因为它讨论一类特殊的存在，即超越可感本体的神（理性神）。因此，亚里士多德似乎将形而上学划分为三个相关的学科：一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二是涉及“最高种类的存在”的神学，三是研究“第一原理”的科学，它对于每一个存在物而[1]言都是真的，并且构成一切论证和推理的基础。中世纪哲学家把形而上学的这些不同方面分别称作“一般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2]学”。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了形而上学的三条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近代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即灵魂、宇宙和上帝。康德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深入反思和批判，论证了“内在形而上学”即以知性范畴体系作为世界（现象界）的逻辑结构的可能性，同时亦论证了“超验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视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史为“存在的遗忘史”，试图通过对此在（人的存在）的存在论生存论分析建立一种“基础存在论”，以期为存在论提供基础。英美分析哲学在经过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时期之后，逐渐恢复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不过这样的形而上学研究不再是对实在本身的研究，而是关于语义学意义上的实在的研究。例如斯特劳森区别了“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认为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是可能的，而关心产生一种更好的结[3]构的“修正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可能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规定，结合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将研究存在或是的范畴体系的学科称为本体论，而将研究第一原理的学科和研究最高存在的学科统称为实体论，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规定，并不能全面反映出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复杂性。
我们在这一章中，准备大致梳理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它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后各章则是对形而上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或里程碑意义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注释
[1] 参见布鲁斯·昂：《形而上学》，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参见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江怡译，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一、形而上学的概念
形而上学曾经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看作是哲学其他学科乃至人类所有知识的基础和根据，只是到了20世纪之后才衰落了。然而，尽管形而上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是它的概念却是不够清晰的，始终未能达到一般的确定性。换言之，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究竟研究什么问题、它的对象是什么等等这样一些构成了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普遍的共识，这就使形而上学在哲学中乃至人类知识的领域中形成了一道十分奇特的景观。为此我们首先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亦即对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概念做一番简要的梳理，这些概念包括形而上学、本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存在、实体、本体等等。
1.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本身的产生就富有传奇色彩。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有一部代表作叫做《形而上学》，通常我们也称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的创始人。然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生前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学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作“第一哲学”、“智慧”或“神学”。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暴毙，他建立的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一分为三，希腊也掀起了反马其顿的浪潮，曾经做过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亚里士多德首当其冲，于是他逃离了雅典，次年在流亡中去世，他的手稿亦不知所终。直到200年后，公元前一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最后被运到了罗马，当时任职于罗马图书馆的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于是开始着手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安德罗尼柯在整理完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学（phusike）的手稿之后，整理他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名之为ta meta ta phusika，即“自然学之后诸卷”，后来被人们简化为metaphusike。安德罗尼柯之所以名之为“自然学之后”，可能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只有研究了有关自然的所有学问之后才能研究第一哲学。十分凑巧的是，在希腊语中meta-这个前缀不仅有“在……之后”的意思，亦有“元（基础）……”、“超越……”的意思，而这些含义恰好与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意思是相近的。于是，metaphusike便成了第一哲学的代名词。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代表作的拉丁文本名为《第一哲学沉思集》，法文本叫做《形而上学的沉思》，就是这个原因。
在汉语中，形而上学有两种含义，一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一是与辩证法相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汉译属于外来语，像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一样源于日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由于在日语中采用了很多汉字，尤其是学术语言，因而很方便地转用于汉语之中。以“形而上学”翻译metaphysics第一次出现在1884年的日文《哲学词典》，日本学者借用了理学的概念，其根据是朱熹所说的：“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也可以追溯到《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研究形而下的对象的是物理学，研究形而上的对象的就是形而上学。1911年出版的汉语《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称“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1906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成日语时，形而上学又有了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对的含义。1912年恩格斯的文章翻译成汉语，在1933年沈志远的《新哲学词典》和艾思奇1939年的《研究提纲》[1]中，形而上学基本上是这样使用的。恩格斯这样使用形而上学概念与黑格尔有关。黑格尔将近代形而上学称为知性思维，以区别于他的辩证思维，而恩格斯则泛化了这个概念，遂使形而上学变成了与辩证法相对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学术界一般情况下只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与我们的研究主题相关，我们主要在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或学科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
亚里士多德作为形而上学的创始人，几乎探索了与形而上学有关的所有问题，形而上学后来的多种含义基本上都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关于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和探索不动的动者的“神学”。顾名思义，自然哲学以自然万物为其研究对象，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万物的基础、根据或最高的原因，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而上学被看作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根据和前提，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哲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家们对于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批判，不过形而上学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例如海德格尔要求重提存在问题，英美语言哲学在经过了反形而上学的激进阶段之后，亦重新恢复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
2.本体论（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y）这个概念实际上直到17世纪初才开始为人们所使用。人们公认本体论（ontologia）一词是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leneus, 1547—1628）在《哲学辞典》[2]（Lexicon philosophicum, 1613）第16页中最早使用的，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然而郭克兰纽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在一位不太知名的作者Jacob Lorhard（1561—1609）[3]1606年出版的Ogdoas Scholastica一书中，已经使用了ontologia。由此可见，ontology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的本义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而这恰恰体现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内涵。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存在的科学”，因为to on这个希腊语词本来就具有“存在”和“诸存在物”两方面的含义，所以中文既译作“本体论”，也译作“万有论”。然而由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十分复杂，至少本体论不是恰当的译名。
显然，如果从狭义上看，或者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因而译作“存在论”更为恰当，因而将ontologia译作“本体论”通常为严谨的哲学史研究者们所不取，他们主张严格准确地译之为“存在论”（亦有学者如王路主张根据to be的系词用法译之为“是论”）。但是无论人们有意还是无意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本体论，实际上本体论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或充分地体现存在论的意义。质言之，将ontology译作本体论并非仅仅是汉语的翻译问题，在西方哲学中亦有其根源。诚如海德格尔所说，一部形而上学史乃是存在的遗忘史，自近代ontologia这个概念出现以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并没有研究存在，更多地在研究“实体”。所以学者们在翻译海德格尔著作的时候，通常会把海德格尔之前的ontology译作“本体论”，而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ontology译[4]作“存在论”。像许多西方哲学概念一样，ontology的汉语翻译的确容易引起误解，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实际上在西方哲学中我们通常以“本体”翻译noumena，而“本体”（noumena）与“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ontology的对象，但是并不能涵[5]盖其对象的全部意义。
尽管人们以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两者实际上亦有差别。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本体论作为研究存在的理论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因而形而上学应该比本体论更加宽泛。不过在弄清楚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后，我们采取了约定俗成的方式，有时在同义语上使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两个概念。
3.存在
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存在”概念的是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认巴门尼德为形而上学的奠基者。如前所述，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主要是研究存在的学科，然而存在却又是西方哲学中最富于歧义的概念。“存在”是Being的译名，这个概念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其语言学上的原因。“存在”乃是由系动词演变而来的名词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作为西方语言的产物，起源于印欧语系所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亦即命题或语句最普遍、最基本的系词结构。
在人类语言的形成史中，最初出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些孤立的音节，然后是一些简单的语句。由于这些原始的语汇还没有明确区分为动词与名词，它们主要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因而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极其抽象的名词概念例如逻各斯（logos）、努斯（nous）、理念（idea）、形式（eidos）等等都[6]有其源远流长的感性起源。随着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活动的逐渐扩大和复杂化，语言也得到了进化和发展，人们需要将对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传达更多的信息，表达更复杂丰富的东西，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对于事物与其属性等等之间各种关系的表述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就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7]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曾经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抽象的普遍意义的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 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的普遍抽象的意义。
我们经常说：天是蓝的，水是绿的，我是快乐的，苏格拉底是人，这是一棵树，如此等等。在这些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即使它有时态上的变化，如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但是这恰恰说明“是”总是“是”，它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存在”“是什么”，它类似我们所说的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于是通过巴门尼德以及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arche）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即“存在”的形而上学，并且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史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由于近年来关于“存在”的译名引起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也是因为“存在”的译名的确有问题，所以我们在此简单讨论一下“存在”概念的翻译问题。
如前所述，“存在”源自希腊语的to on，即英语的Being，它源于连接主词和宾词的系动词，表示主词与宾词之间的某种关系，如XX是XX, XX有XX, XX在XX。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汉语语词来翻译这个系动词，只好根据主词与宾词之间不同的关系，分别翻译为“是”、“有”和“在”，其名词形式的约定俗成的译名就是“存在”。不过，这个译名不仅难以表现原文的多重含义，而且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通常我们把to on（Being）翻译为“存在”，而在汉语中，“存在”，包括“存”和“在”，都具有非常浓厚的空间色彩：存留、残存、存款、现存、存疑、保存；留在、在意、位置、在于……然而，“存在”的本义恰恰是非空间性的，或者说，空间性的存在是存在者，非空间性的存在才是存在。由此有些学者如王路教授主张直译之为“是”，但就汉语的表达方式而论，以“是”为哲学概念不是很顺畅。其实不只是汉语翻译容易引起误解，存在着空间化的危险，西方语言本身也是如此，这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了，而是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有了上述的说明，我们主张以约定俗成为原则，仍然译之为“存在”。
总之，“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印欧语系特有的语言结构在哲学上的体现。就西方语言来说，只要哲学家们开始追问普遍一般的东西，只要哲学家们开始对变化之中的不变的东西感兴趣，只要哲学家们希望发现永恒绝对的真理，那么存在就注定要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
4.实体
实体（substance）源于拉丁语对希腊哲学概念ousia的翻译。希腊文ousia这个词是从系动词eimi的阴性主格单数分词形式ousa变过[8]来的，是这个分词的名词化。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亦把ousia看作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他用了两个短语来表达ousia的含义：ti esti（是什么）和to ti en einai（是其所是）。通常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ousia翻译为“实体”是成问题的，因为ousia既不“实”，也没有“体”，它主要指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亚里士多德以范畴来规定存在的存在意义，存在有十种意义，与此相对应，范畴表有十个范畴，ousia就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核心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说，ousia乃是亚里士多德规定存在的意义的核心范畴，而范畴体系就构成了世界的逻辑结构。另外，在《形而上学》第12卷中，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永恒的、不运动的、可分离的存在的第一实体，这部分内容通常被人们称为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由此，我们便涉及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其二是带有超越意义的最高的实体，这两个方面对于后来的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希腊的哲学概念被翻译为拉丁语并相继进入西欧各国的语言时，其含义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ousia之所以被翻译成为拉丁语substantia，与亚里士多德关于ousia的基本规定有关。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将ousia规定为只能充当主词（主语）而不能充当宾词（宾语）的东西，即判断中的绝对主语。主语或主体在希腊语中是hupokeimenon，其词义是躺在下面的东西，即基层或基质。西语中的substance其字面含义则是“站在下面的支撑者”。经过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洗礼”，“实体”概念在近代哲学中从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形而上学最高甚至唯一的对象。例如笛卡尔把实体规定为能够自己存在而其存在不需要其他东西的东西，并且以上帝作为无限的实体，以心灵和物体作为有限的实体。斯宾诺莎则以唯一的实体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
形而上学涉及许多哲学概念，每个概念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我们在此不可能一一详细说明，仅就形而上学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简要的讨论，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基础性的准备。注释
[1] 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247~2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参见R.艾斯勒：《哲学概念辞典》，第2卷，344页，柏林，1929。详见Eisler, Rudolf.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Berlin 1929.zweiter Band, S344。
[3] 参见http://www.formalontology.it/history.htm。
[4]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实体（substance）与偶性（accident）是一对概念，本体与现象是一对概念。前者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了，后者则晚得多，大约从康德开始才被大量使用于哲学之中。
[6] logos源于leigen（说），据海德格尔考证，更古老的词根是leg（采集）。nous源自noe（看），idea和eidos也源自eido（看）。
[7] 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参见本书第三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二、形而上学的问题
顾名思义，形而上学研究的是超验的或超自然的对象，其对象同时也是经验或自然的基础、前提和根据。正如本体论的本义，形而上学应该是研究“存在”的学科。在哲学家看来，所有存在着的东西皆以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相对于所有研究存在着的东西的学科，形而上学研究作为存在物的基础的存在。自亚里士多德以后，关于终极原因或第一原理的研究与研究“最高的存在”或“不动的动者”的“神学”往往合而为一，因而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一是研究超验的实体的理论。由此，我们可以一般地把形而上学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问题涉及作为诸存在物之本质系统的逻辑结构，一类问题涉及作为整体的宇宙之统一的存在根据。简言之，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或核心的部门或学科，形而上学通常意指哲学中关于宇宙万物之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由于哲学家们对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规定，因而形而上学的对象既可以是“存在”，也可以是“实体”或“本体”，从性质上讲它的对象有时被理解为“理性”（nous），有时被理解为“精神”，亦被理解为“绝对”。不仅如此，关于“存在”、“实体”、“本体”或“绝对”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和共通的规定。由此可见，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或一系列问题，或者说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问题域”，哲学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因而形而上学问题的演变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本节着重讨论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问题，而下一节则意在梳理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这两节在内容上之所以有些重复，是因为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将涉及形而上学问题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哲学史上，巴门尼德是广义的形而上学的奠基者，他第一个将“存在”看作哲学的研究对象，后来智者高尔吉亚对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诘难：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它们也无法为人所把握；第三，即使它可以为人所把握，也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这可以说是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最早的比较集中的表述，它涉及究竟有没有真实的存在，我们能否认识它以及我们的语言能否表述它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始终是令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问题既是形而上学要解答的问题，同时也是形而上学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追问自然万物的“本原”（arche）问题，试图把握变中不变以及多中之一，巴门尼德视面向多种多样的事物的感觉经验为“意见之路”，主张存在是一，是不动不变的，从而凸显了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将巴门尼德通过思想把握存在的思路具体化为追问“是什么”亦即本质概念或共相的问题，存在之“一”与万物之“多”的关系问题则转换为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此问题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他[1]在《形而上学》第三卷中列举了十几个形而上学应该解答的难题。自亚里士多德详细讨论了形而上学问题之后，在西方哲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也在演变之中。不过一般地说，形而上学涉及一系列的哲学问题。
一提到形而上学，首先使人们想到的是关于现象与实在（本质）的关系问题。自从巴门尼德区分了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以后，尤其是柏拉图区别了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之后，现象与实在（本质）的区别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哲学家们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自然万物都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如果世界是永恒存在的，那么在生灭变化的事物背后应该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是生灭变化的事物（现象）的存在根据（实在）。相对于从自然事物中寻找永恒不变而且在时间上最古老的“本原”的宇宙生成论，形而上学追问的是从逻辑上、本质上构成世界存在之基础和根据的“存在”或“实体”。因而，与现象相区别的实在具有“本质”的特征，由此哲学家们区别了现象的世界与本质的世界。任何生灭变化的事物都有其本质作为存在的根据，而诸本质就构成了一个本质的世界。于是，哲学家们便须面对本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质所构成的世界如何是一个统一的系统、统一的本质世界的最高根据是什么，这个最高的根据与诸本质之间的关系，以及本质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仅如此，哲学家们还需要面对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形而上学如何为人的存在提供根据？由此可见，形而上学的问题并非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与认识论和伦理学等哲学的分支相互缠绕，密切相关。
以下我们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形而上学研究的问题，然后简略说明当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研究。
1.本体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从亚里士多德深入探讨存在的意义即范畴开始，从范畴体系的方面规定世界的逻辑结构构成了哲学家们的重要工作。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在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家们通常将最高的存在称作“实体”，因而我们可以把研究存在的逻辑结构即范畴体系的学科称作本体论，将研究最高的存在或实体的学科称作实体论。形而上学之所以研究范畴，其主旨是为了描述或说明世界的逻辑结构，这项工作不可能由任何一门具体科学来完成。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当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成系统的整体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范畴来规定这个系统的本质要素，可以由多少范畴构成世界的逻辑结构，范畴与范畴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它们如何构成一个范畴体系，以及作为事物的存在根据的范畴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此等等。
虽然柏拉图已经开始探讨理念与理念之间的关系即“通种论”，不过对于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且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任务，并且主要是循着分析存在的意义即范畴而展开研究的。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概括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十个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态、动作、所有、承受。在他看来，“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2]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宇宙万物千差万别多种多样，都可以通过这十个范畴得到说明。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乃是“存在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具体科学研究的是存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种性质，哲学研究的则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它以范畴体系的方式描述世界，亦为所有科学提供基础性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通过中世纪早期的一些解释工作对经院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展开其范畴理论的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贡献。
康德对于范畴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范畴不是世界自身的逻辑结构，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认识形式，他称之为“内在的”形而上学；其二是对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进行了改造，形成了量、质、关系和样式四组十二个范畴。黑格尔则力图恢复范畴的客观性，并且描述范畴体系的逻辑演进，以辩证法作为构成原则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范畴体系。他将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以历史与逻辑同一的原则，从人类精神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过程中“提炼”出了他的范畴体系。一方面，黑格尔完善了从费希特和谢林就已经开始的范畴推演工作，另一方面，他通过辩证法使整个范畴体系体现为自我推演、自己完成自己的过程。仅就古典形而上学的任务而言，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由于现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经过激进的反形而上学阶段之后，英美语言哲学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哲学家们不再关心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本体论的研究，只不过他们所研究的不是世界自身的逻辑结构，而是我们的语言世界的逻辑结构。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指责以往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部“在的遗忘史”，而“存在”在他那里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通过人的存在（此在）的生存活动而得以显现，因而他主张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构建“基础存在论”，后期的海德格尔则尝试了不同的方式以通达“存在”的源始境域。我们注意到，英美语言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在研究的方式和思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本体论问题仍然是它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们都在研究“存在”或“是”的问题，不过对问题的理解不同于传统哲学。
2.实体论的问题
实体（ousia）这个概念原本是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后来经过中世纪拉丁文的翻译，逐渐从范畴体系中独立了出来，成为近代形而上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研究终极原因和第一原理的科学，与研究最高存在的神学，在近代哲学中集中体现在关于实体的研究之中。
按照我们的规定，本体论研究的是存在的范畴体系或逻辑结构，不过它不可避免地关涉到形而上学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关于终极原因、第一原理和最高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与形而上学的根本旨趣有关。由于在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中这方面的问题归结为实体的问题，所以我们称之为实体论的问题。
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把实体规定为能够自己存在而其存在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东西。真正符合他的实体规定的只有上帝，不过就思维与广延各自相互独立存在而论，也可以把思维和广延看作有限的实体。于是，我思、上帝和物体构成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三条基本原理。斯宾诺莎试图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他以实体、属性和样式为核心构造了一个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对斯宾诺莎来说，神即实体，而神是世界的内因，因而哲学不需要一个超越于世界之外的上帝，一样可以有效地说明世界。显然，就哲学家的追求而论，形而上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因而有必要将本体论与实体论统一起来，亦即将关于世界的逻辑结构的描述与关于世界的终极原因、第一原理和最高的存在融合为一个体系，而这项工作最终是通过黑格尔哲学完成的。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为原则，为斯宾诺莎的实体融入了能动性的因素，构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的哲学体系。
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形而上学问题中，有许多是成问题的，它们关涉到问题的真假、问题的提法、问题的可解答性等等。例如“宇宙万物中包含有永恒的存在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宇宙是可以为我们认识的统一的、有秩序的、合理的整体”等等，这些问题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受到了哲学家们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希腊人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上述这些问题构成了他们尚未自觉的潜在前提。如果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宇宙万物是否是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有统一根据或本质的、可以为人所知的整体，或许哲学思考就不可能开始。然而，当人们意识到，宇宙万物实际上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以往的哲学所构造的一个个精致的形而上学体系便动摇了根基，它们的崩溃则导致了哲学的转向。尽管形而上学仍然是现代哲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在性质上区别于古典形而上学。
3.当代形而上学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古典形而上学体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而现代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路，其一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思路，试图克服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不是以理性认识的方式，而是以在他看来更为基础和本源的非科学的方式面向存在的问题；其二是以英美语言哲学为代表的思路，仍然延续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不过把形而上学的研究限制在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即关于语言世界的研究。
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克服形而上学来拯救形而上学问题——存在问题。存在与存在者或存在物有着存在论上的差别，然而当传统形而上学试图以科学思维方式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研究存在物的科学思维方式拿来去解决存在问题，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的差别，这就造成了“存在的遗忘”。前期的海德格尔试图克服主客二元式的认识论模式，通过描述此在即人的存在的生存活动揭示存在的显现。后期的海德格尔则宣称作为科学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提出了思的任务，试图深入到“本源境域”，寻找直接面向存在的各种可能的方式。就此而论，海德格尔的目的是通过克服形而上学而拯救存在问题。
英美语言哲学与海德格尔一样面对存在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把存在问题转化成了语言问题。经过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阶段（逻辑实证主义），英美语言哲学逐渐恢复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例如蒯因将本体论的问题归结为“何物存在”的问题，以“本体论的承诺”有条件地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研究，而斯特劳森则明确区别了“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在语言哲学的视野中恢复了“描述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于是我们发现，当今英美哲学的形而上学研究的问题似乎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是一样的，例如存在、共相与殊相、表象与实在、真理、人格同一性、自由与决定论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语言问题展开的。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世界的逻辑结构，那么当代英美哲学研究的则是语言世界的逻辑结构。
哲学史是问题史。围绕形而上学问题的产生、形成和演变，形而上学呈现出了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注释
[1]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三卷，650页以下诸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五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121~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三、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的角度看，形而上学问题不只是存在问题，但是它的确是从存在问题而发端的。在西方哲学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而上学问题逐渐显露出越来越深邃、复杂、丰富的内涵。形而上学的形成以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为其开端，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初步形成，但是经过中世纪哲学的改造，到了近代哲学那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这些演变在希腊哲学中已见端倪。
如果我们承认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流，那么应该说西方哲学的逻辑开端不是泰勒斯而是巴门尼德，虽然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都是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讲起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作为开端。当然，我们并不想否定泰勒斯作为西方哲学的始祖地位，以他为开端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确为西方哲学这一独特的哲学形态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巴门尼德之后，希腊哲学的确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而使西方哲学走上了形而上学的道路。
1.巴门尼德的存在论
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本原（arche）”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规定，所谓“本原”亦即万物从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那里去，一切皆变唯它不变的“始基”，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当时的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他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用水、火、土、气这四大元素中的一种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以求得真理性的知识。于是，有人说本原是水，有人说本原是气，也有人说本原是火……总之，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果离他们追求知识的理想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自然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知识的方式把握宇宙自然的本原，巴门尼德对他们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在留给我们的著作残篇中，巴门尼德一开始就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的局限乃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所以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由此，巴门尼德便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此哲学不再过多地追问自然的本原或构成元素，而是探索宇宙之统一的、最普遍的本质，亦即决定一事物是这一事物的最根本的东西，这就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与追问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开端的自然哲学道路不同，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是它们总有一天都将不再存在，唯有使一切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存在之于存在物，不是“生成性”的本原，而是“本质性”的根据。不仅如此，他亦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哲学之思辨思维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唯有在思想或理性认识中才能获得真理。以后我们将看到，尽管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并非就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在他的存在学说中已经蕴涵着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素。
2.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
以希腊哲学为开端的西方哲学一向以重视知识为其基本特征，自然哲学家们追问“本原”的目的是为了知识，巴门尼德扭转哲学的方向也是为了知识。继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这条追求知识的哲学道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之上。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德性是什么？如此等等。由于苏格拉底追问的是一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因而人们通常把他的哲学思想称之为“概念论”，柏拉图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形式论）。在柏拉图看来，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即本质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它们的类本质或共相，亦即“理念”，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则由善的理念所统治。于是，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亦即我们所说的“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唯有“本质世界”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晚年的柏拉图虽然苦于无法解决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认为就知识而言绝不能放弃理念论的立场，因而他更关注的是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尝试进一步说明理念世界的统一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本思路，以至于怀特海声称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为柏拉图作注释而已。虽然怀特海的论断有些夸张，但是柏拉图的确引发了诸如一与多、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经验与实在、感觉与思想以及共相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问题。
3.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显然不同意柏拉图关于理念与事物相“分离”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现实存在的是个别的具体事物，而在个别的具有事物中形式和质料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认识所认识的乃是事物“是什么”的形式或本质，所以在认识上我们可以将事物中的形式与质料分开，以形式作为认识的对象。由此可见，就追求知识而论，亚里士多德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形而上学》中他认为，一般的科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至于这些属性或方面赖以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从不过问的，因而一定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正如存在的各种属性和各个方面皆以存在为其基础和前提一样，第一哲学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与巴门尼德不同，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不是种”，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存在不可能通过形式逻辑的“种加属差”的方式来下定义，因而我们无法直接规定存在是什么，更何况“存在有多种意义”。于是，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称作“范畴”（ketagoria），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1]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并以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意义。在这十个范畴中，ousia亦即事物之“是什么”（ti esti）或“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居于中心地位，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实体”。当亚里士多德以诸范畴的体系来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所建构的乃是“存在”的“存在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显然，从巴门尼德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基本的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思想来把握存在，把握宇宙自然的本质，但是在如何把握存在的问题上这种思维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而形成了以存在的意义即范畴体系或世界的逻辑结构为其对象的本体论。与柏拉图等级式的世界图景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以“实体”为中心的“网状”的范畴体系。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存在的范畴体系，也包括对于不动的动者即“神”的研究，这方面被后人称为“神学”。
中世纪经院哲学作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物，致力于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这就使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变成了哲学的最高对象。Ousia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中的确处于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是超越于其他范畴之外的独立存在。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为了与上帝的地位相应，便使实体从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了形而上学的独立对象。与此同时，经过拉丁语的翻译，希腊哲学的概念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而近代哲学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富于近代特色的形而上学。
4.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
如果说古代形而上学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家们意识到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与事物之间的差别，从而开始关注“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古代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尚未从理论上将思维与存在区别开，哲学家们相信事物就像我们所思想的那样。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深化和发展，近代哲学意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与事物自身可能是不一样的，因而哲学家们开始深入地分析知识和我们的认识能力，并且把认识主体确立为认识的逻辑前提。在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那里，不是“存在”而是“我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出发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对象，即上帝、我思和物体等三个实体。由于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的限制，使他们难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康德把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推到了极致，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划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范围，一方面以知性的范畴体系重构了“内在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把“超验的”形而上学转移到了伦理学的领域。而黑格尔则试图重建形而上学的统一体系，他在融合古代哲学客观主义立场与近代哲学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念，以“实体即主体”为核心，以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同一的原则建构了一个包罗万象、庞大恢弘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既标志着古典形而上学的完成，亦象征着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
5.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
现代西方哲学是从反形而上学起家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此显得更加复杂了。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进地反形而上学的浪潮之后，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中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当然他们的研究是在深入反思西方哲学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现代哲学中，海德格尔独树一帜，批评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思维方式“遗忘了存在”，要求重提存在问题。他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试图克服主客二元式的认识论局限，通过对人的存在即“此在”（Dasein）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分析，将“存在”带到敞亮之所，回归哲学的本源之处。而英美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存在问题或认识问题，而是语言问题，亦即语句陈述的意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说，斯特劳森通过“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的区别，在分析哲学中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研究。现在，形而上学仍然是英美哲学界的基础研究之一，只不过所研究的不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逻辑结构，而是我们的语言世界的逻辑结构。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变形和近代主体性原则的崛起形成了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黑格尔则通过恢复古代形而上学传统的方式使形而上学得以完善，而语言的转向亦使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的基点。由此可见，不恰当地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问题的历史演变大致走了一条从存在到认识而到语言的过程。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理解形而上学概念，那么可以说形而上学应该包括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近代本体论，也应该包括现代哲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参考文献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布鲁斯·昂.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彼得·范·因瓦根.形而上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彼得·F·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注释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五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121~122页。第二章柏拉图的形式论余纪元
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形而上学理论之一。后世哲学家所讨论的许多问题，比如现象与实在、观念和实在、知识与信念、普遍与个别、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情欲、理性与审美、变与不变、摹本与原本、人与社会以及其他种种成为西方哲学中心主题的二元区分和对立，大多都始于柏拉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怀特[1]海才断言，整个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一连串柏拉图的注脚而已。
柏拉图形而上学的主要论点是，在我们所见所闻的可感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真正实在的由形式（eidos）或形相（idea）构成的理智世界。只有理智世界才是真正的知识的对象。他还通过太阳之喻、线段之喻、洞穴之喻这三大比喻对两重世界的每一个作了进一步的划分，进行了更细致、更丰富的分析，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实在世界的恢弘画卷。本文将展示柏拉图建立这两重世界以及对它们作进一步划分的主要论证，并批判性地分析考察这些论证所引起的诸多解释上的和哲学上的问题。注释
[1]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53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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