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戈迪斯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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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好望角书系)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以）丹尼尔·戈迪斯著；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ISBN 978-7-213-08798-1
Ⅰ．①以… Ⅱ．①丹…②王… Ⅲ．①以色列－历史 Ⅳ．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9212号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by Daniel GordisCopyright © 2016 by Daniel Gordis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 Well Management, LLC.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地图审图号：GS（2018）4239号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8-66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 著王 戎 译 宋立宏 校译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丛书策划：王利波责任编辑：汪 芳责任校对：姚建国 张谷年 朱志萍封面设计：张泮俭 张庆锋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印 张：16.5字 数：378千字插 页：15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书 号：ISBN 978-7-213-08798-1定 价：88.00元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引言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工必有赏赐……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利米书》31:16—17
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隆达》文前彩插图1 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摄于1924年他从柏林移居以色列地的前夜。图2 西奥多·赫茨尔最有名的一张照片。1901年由犹太艺术家Ephraim Moses Lilien在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期间拍摄，照片上赫茨尔站在巴塞尔的三国王（Drei Könige）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思考着犹太国的建国大业。图3 《新故土》初版（莱比锡，1902年）扉页，上有著名的题词：“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图4 阿哈德·哈姆于1922年1月移居特拉维夫。
建设家园，发展农业：建设伊休夫和在土地上耕作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精神。图5 1932年人们在农田里劳动。图6 人们在安装观察哨和防御栅栏。图7 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和世俗犹太人会面。
复兴希伯来语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重要工程。希伯来语作家广受尊重，成为代表民族的声音。图8 “学习希伯来语！”图9 埋首书堆的埃利泽·本－耶胡达。
新犹太人的形象：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强调要创造“新犹太人”。不同于欧洲犹太人，“新犹太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海报展现了肌肉发达的“新犹太人”，塑造了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和保卫家园的形象。图10 “参军入伍！”图11 “拯救民族和人类。”图12 20世纪30年代犹太国民基金的海报，一位拓荒者撸起袖子在以色列地从事建设。图13 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右二）和他的作家朋友，左一是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图14 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和亚瑟·贝尔福勋爵。图15 哈加纳第一届指挥官培训班1921年在特拉维夫和Kfar Gil'adi举行。中间穿夹克的是教官Elimelek Zelikovitz，典型的新犹太人。图16 “泽夫·雅博廷斯基回到祖国”海报，1964年。1964年7月7日，根据雅博廷斯基1935年的遗嘱，并得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批准（见本书第198页脚注），雅博廷斯基夫妇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这张海报具体列出了下葬队伍停留的地点和时间，供送葬的民众瞻仰。图17 1933年6月18日《达瓦尔》报首页的头条新闻《哈伊姆·阿罗佐罗夫遇刺》。图18 1932年春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的海报。这是犹太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吸引了21个国家的犹太运动员和数千游客，不少人后来作为非法移民留了下来。图19 以色列最重要的民间舞蹈霍拉（Hora）舞，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恩哈罗德（Ein Harod）基布兹。图20 1944年犹太工人总工会的海报，画面上刀形的“以色列地”地图将1939年的“白皮书”劈成两半。
非法移民：犹太人不顾英国的限制政策移民巴勒斯坦。早期非法移民非常关键，不但拯救了很多从欧洲逃亡的犹太人，还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人口基础。图21 英国士兵严密监视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图22 一艘移民船被拖上岸。图23 难民乘船抵达。图24 1947年11月29日夜晚，特拉维夫街头的人群欢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
以色列独立被认为是犹太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时刻之一。图25 1948年5月，即将宣布以色列建国的大卫·本－古里安。图26 1948年5月14日，在特拉维夫博物馆，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画像下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图27 1950年贝京领导的赫鲁特党出版的海报，上面的文字是“记住阿尔塔莱纳号及其武器和战士”。图28 1949年3月，最早抵达Umm Rashrash（今埃拉特[Eilat]，以色列最南端通往红海的出海口）的帕尔马赫战士发现这里没有国旗，便即兴用蓝墨水在一块布上画出国旗并升起。图29 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以法莲·基翁导演，是以色列第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电影。图30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抵达以色列。图31 1967年6月7日，戈伦拉比在西墙前吹羊角号。图32 1968年的《哈加达》插图。《哈加达》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宗教礼仪用书，纪念的是圣经中希伯来奴隶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整本书的主题是救赎。这页插图来自1968年耶路撒冷《哈加达》，它赋予六日战争的胜利和东、西耶路撒冷的统一以宗教含义：传统插图上这里一般是骑着驴子的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前，象征最终救赎的到来；但此处一位以色列空降兵背着枪支，手持象征胜利的棕榈枝，来到耶路撒冷老城的雅法城门前，城门上插着以色列国旗，上面的文字是“以色列的自由，耶路撒冷的救赎”。图33 “达扬和沙龙又笑了”，摄于1973年战争期间。图34 梅厄夫人。图35 2011年，耶路撒冷穆斯拉拉（Musrara）区（即黑豹运动发源地）一条小巷以“他们不是好人”命名。图36 “1989年因提法达”，巴勒斯坦无名艺术家创作的海报。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手举弹弓，背后是燃烧的车胎。烧车胎是用来在游行和骚乱时干扰以色列士兵的视线。图37 “以色列”。以色列艺术家Iris Dishon于1988年为以色列建国40年而作的海报。构图取自赫茨尔在巴塞尔的一幅著名照片（见图2），海报所用的赭、黑、绿三色取自巴勒斯坦的旗帜。图38 “妈妈”。以色列艺术家David Tartakover作于1988年的海报。一位在占领土地上巡逻的以色列士兵路过一位阿拉伯妇女，两人对视的一瞬间，他可能想到自己的妈妈，而她可能在想自己的儿子。
以色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靠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移民建立起来的犹太国家。图39 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将也门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魔毯行动”。图40 1991年5月，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所罗门行动”。图4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端正统派在耶路撒冷发起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主要抗议违反安息日教规、在极端正统派居住区附近设立世俗机构、考古挖掘和要求他们服兵役的议案。图42 伊扎克·拉宾及其实现和平的伙伴约旦国王侯赛因。图43 阿里埃勒·沙龙长期以来是人们心中的战士和政治家，但在他自己心中，他只是一个农民。图44 贝京欢迎越南难民，1980年。佳评推荐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丹尼尔·戈迪斯写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充满勇气、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感兴趣，都会在这部持论公允、叙事平衡和众所急需的书中发现深刻的见解。——阿里·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
以色列是谁？它从何而来？为什么犹太国将继续存在，且必须继续存在？戈迪斯精准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有人曾问我：“关于以色列，如果只读一本书，应该读哪本？”现在我已有了答案。——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丹迪斯·罗斯《失去的和平：争取中东和平的内幕》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写下了一部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在其中，他不仅通过政治家和战士，还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戈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灵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在地球上最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国家之一。——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像梦想家一样：统一耶路撒冷但分裂国家的以色列空降兵》作者
以色列史可以说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陈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丹尼尔·戈迪斯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用丰富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充满激情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本书会让对犹太国感兴趣的人爱不释手，还会成为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献。——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六日战争：1967年6月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塑造》作者
关于以色列国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终于有了一部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作品。——洛杉矶西奈圣殿拉比戴维·沃尔普《大卫：分裂的心》《令失败有意义》作者
这本书用精彩、易读、细腻和睿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任何想弄清楚世界上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埃默里大学教授底波拉·莉丝黛《否认：大屠杀历史的审判》作者
在丹尼尔·戈迪斯编织的这张关于以色列史的美丽挂毯中，我们能看到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很好地提醒我们：凭借新的语言、世俗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以色列当之无愧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塔利娅·卡尔纳《莫斯科酒店》《耶路撒冷少女》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小说家的写作才华于一身。他探究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为何及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让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犹太文学》《犹太伦理学准则》《拉比》作者
戈迪斯在事件的叙述中融入了他对历史的判断，巧妙使用了文学文献，介绍了以色列形成期的关键人物，对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特别是其灵魂，进行了深人思考。《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的作品。——伊兰·特洛恩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
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须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一本关于以色列的书？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说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观点，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翼转向了政治右翼——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195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39岁时举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最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最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
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51岁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最广的诗篇：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在仁慈的黄昏时分，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人说，青春世上有——我的青春何在？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人说，爱，世上有——什么是爱？星星将我骗害，梦境业已不再；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什么都无。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
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宋立宏2018年1月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序言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在以色列，要做现实主义者的话，你必须相信奇迹。[1]——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
1898年，马克·吐温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写道：“俄国制定了驱赶犹太人的法律，西班牙在400年前决定驱逐犹太人，几个世纪后奥地利做出同样的决定。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几乎在每个时代……都限制犹太人的活动。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个又一个行业，到最后几乎无事可做。犹太人不能务农，不能当律师，不能为非犹太人行医治病，不能从事手工业。甚至连高等学府和科学专[2]科学校都不得不对这个可怕的对手紧闭大门。”
但马克·吐温提到，有位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策略，能让犹太人告别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你们听说过西奥多·赫茨尔的计划吗？他想让全世界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政府。当然，我认为他们会保留苏丹对巴勒斯坦的宗主权。在去年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地的犹太代表团齐聚一堂，这个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马克·吐温的语气表明，他赞赏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同情他们目前在欧洲的困境，甚至多少能理解他们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愿望。但他也表达了顾虑：“我不是苏丹，我也不是要反对；但如果把全世界最狡猾的大脑集中到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我认为最好还是阻止他们。让这个种族发现自己的力量可不是件好事。别让赛马知道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再也没法骑了。”
马克·吐温大概想不到自己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这篇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50年后，以色列建国。这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人类故事之一。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能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达到如此高度。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有时听起来像神话，但都是真实的。
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的民族最终实现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创造奇迹、开创未来的故事。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驱逐出犹地亚，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先祖的土地。在每日的礼拜仪式上，他们总要时时提及耶路撒冷，请求上帝准许他们回到锡安。不管在哪里祷告，他们都会面朝耶路撒冷。逾越节晚餐仪式的末尾，他们会一起说“明年耶路撒冷见”。离开锡安是迫不得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重回故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拨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欧洲即将掀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浪潮；有的人移民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认为犹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但悲哀的是，让这一理想变成现实的，不是犹太人的祷告，而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幕幕恐怖场景。
尽管英国1917年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观念，但进展缓慢，随后英国人对犹太人的立场由模糊转为敌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燃起的建国希望。紧接着，从1939年到1945年，纳粹分子屠杀了波兰90%的犹太人，而战前的波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总人口达到330万。全部算下来，纳粹屠杀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场种族灭绝前所未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们认识到犹太人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建设各种建国前的机构，并最终赶走了英国人。1948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
建国初期，以色列非常困难，这个刚成立的国家财政储备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而且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吸收比当时人口还多的大量移民。犹太国建立后，许多国家开始驱逐本国的犹太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北非、伊朗、伊拉克等地来到以色列。遭遇过惨痛经历后，15万纳粹大屠杀的难民也来到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当时除了少量无法耕种的沼泽地，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沙漠。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和资金短缺，国家没有太多办法解决这么多人吃住，开始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刚刚建国几年，这个国家就濒于财政崩溃。
但以色列人没有自暴自弃，部分原因是他们无处可去。美国犹太人长期对犹太国这个观念持暧昧态度，但他们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以色列提供了急需的财政资源。加上德国人支付的大屠杀赔款，以色列逐渐从贫困和羸弱中走出来。以色列建设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了制造业，修建了国家输水系统和大量住房。通过不断展现自己的实力，以色列不但发展成地区强国，还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英国、法国一道谋划复杂的国际合作。建国20年后，由于以色列的成功及其对犹太人形象的重塑，苏联犹太人开始要求移民以色列。又过了几十年，以色列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甚至是西方羡慕的对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比整个欧洲大陆的公司还多。
以色列的快速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还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度，到2000年时已生产出几十种在国际上获奖的葡萄酒。这个国家在几十年前只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现在则拥有数不清的频道，以色列电影还入围奥斯卡奖。这个国家接收了许多被一些人当作被动和无助的典型的大屠杀幸存者，如今已成为军事大国。这个自古以来视学习为神圣使命的民族将该传统带到新生的国家，孕育出非凡成果，赢得多项诺贝尔奖，为诸多研究领域设立了国际标准。
以色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一场革命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现状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让犹太人获得重生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很多方面，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古老犹太教的反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欧洲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受攻击，长期被边缘化，欧洲当然要谴责，但犹太人自己也有责任。犹太人不应该随时甘愿充当受害者。不管生活在哪里，他们总以为那里是自己的家，直到东道国驱逐或谋杀他们。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然后就是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暴力活动。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一直被动、软弱、充满恐惧，他们不曾尝试保护自己，不曾争取历史的主动权，而是挤在一块继续研读古老而神圣的经文。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正是急需改变的，他们的革命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多方面试图切断犹太人和历史的联系。为了迫切追求全新的犹太身份，他们不惜更改姓氏。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就是如此。大卫·本－古里安出生时叫大卫·格鲁恩，摩西·夏里特出生时叫摩西·谢尔托克，列维·艾希科尔的本名是列维·什科尔尼克，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以前叫果尔达·梅耶森。更换姓氏是和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新的犹太世界观、新的犹太体格、新的犹太家园以及新的犹太名字。他们要创造“新犹太人”，让犹太民族实现重生。
以色列国的确出现了新犹太人，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很多种新犹太人。以色列有一点很有趣：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止讨论犹太教与犹太人的现状和未来。这类讨论有时礼貌而克制，有时却会演变成以色列多条政治阵线上的激战。尽管争吵激烈，犹太复国主义总能在这条阵线上获胜，令人敬佩地获胜。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当年生活在欧洲的胆小怕事之辈，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了全新的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犹太人没有家园的事实。面对20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种族灭绝的仇恨，许多犹太人无处可逃。美国和加拿大关闭了国门，英国人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许多载有犹太难民的船只无法靠岸。这些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大屠杀的船只有时不得不返回欧洲，或被敌方舰艇故意击沉，仅仅因为无人想要“多余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决心改变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事实，以色列的建国实现了这一梦想。
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流亡之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复兴先祖时代的繁荣文化，让犹太人说自己的语言，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太人像他们的祈祷书中所说的那样分散在“大地的四个角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他们能重新聚集在一起。上千年的流亡让希伯来语这种曾经的日常用语成为神圣的宗教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要让这种几乎死去的语言重获新生。犹太人要像其他民族一样创造自己的音乐、艺术、文学和诗歌。他们既要创造高雅文化，也要创造大众文化。犹太人要生活在先祖们熟悉的城市中，行走在圣经中的祖先安居乐业的土地上。犹太领导人将制定战争、和平、经济、医疗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不但实现了这些理想，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以色列如何反映了犹太民族的重生，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中就有这方面内容。
当然，并非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都能实现。西奥多·赫茨尔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等人认为，犹太人能给中东地区带来进步，因而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相信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不和任何其他民族发生冲突。可惜，这个想法过于天真。早在建国前几十年，犹太人就一直处在一场激烈而痛苦的冲突中，很遗憾，这场冲突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总设计师，西奥多·赫茨尔还认为，一旦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就将成为历史。这个想法也过于天真。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让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变得更为复杂，也让欧洲犹太人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起起伏伏也是以色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会作详细探讨。
以色列是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既有诸多宗教圣地，又有热闹的酒吧和精彩的音乐表演（有人会说这是亵渎神灵）。这里在某些方面非常传统，但在其他方面又非常现代。这里居住着逃避现代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同时又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这里既居住着拥有不同肤色和种族背景、说不同语言的世俗犹太人和犹太教徒，又聚集了不少非犹太人。以色列吸收的移民（这里是全世界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大多来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以色列是非常成功的民主国家。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以色列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虽然以色列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单卷本著作像本书这样，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和平衡的观点，面向大众介绍以色列的故事。当然，目前不乏介绍以色列历史的优秀的单卷本著作，但其篇幅通常是本书的两三倍，很难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更长的篇幅能够深入探讨本书匆匆提到甚至没有提到的问题，但并不利于把以色列的整体“故事”讲好。
很多书只讲述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解释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厘清不同的故事情节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所以本书讲述了犹太国这种“观念”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明白这个观念源于何处、如何传承以及如何从梦想变为现实的。
本书在介绍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将着重解释发生的原因。犹太人从哪里得到去巴勒斯坦建国的观念？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偏偏要选择巴勒斯坦？国际社会何时开始支持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支持？多半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人怎样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一路下来运行得令人赞赏？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吵个不停？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以色列的未来将会如何？
本书也会叙述许多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美国人讲起美国故事，一定会讲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夜间骑马报信、乔治·华盛顿强渡冰封的特拉华河和英勇感人的阿拉莫（Alamo）守卫战；同样，以色列人也有自己的历史故事。这些记忆是理解以色列人心态的关键，从中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的方式，也能够明白世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本书将为大家讲述以色列民族记忆中最重要的故事。
本书还将介绍在历史背后的这个顽强、热情和独特的民族。为了控制篇幅，书中对许多以色列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简略。比如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时，将只讨论以色列为什么会打这场战争、战争过程的主要环节及其对以色列的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别的书记录了以色列在每场战争中的军功，但本书志不在此。
有些主题，本书几乎没有涉及。比如，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史引人入胜，但是除了拯救以色列经济的德国赔款和以色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科技产业，本书没有把重点放在以色列经济上。同样，这部简史也没有提到其他许多事件和人物。
以色列情况复杂，任何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篇幅较短之作，都只能是对它的一种解读。即便是一些看似“客观的”事实也存在激烈的分歧，关键人物的动机和意图就更难分析了。
此外，什么是对以色列合理的“叙事”同样存在争论。没有任何两个人在写作一本书时会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以色列的成就应该给予多大的肯定？如何指出以色列犯下的错误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如何取舍内容？如何分析某些人物的决策和选择？如何通过统一连贯的视角把这些内容串联在一起？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读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在对待各种立场时如履薄冰，尽可能用我相信的可靠史实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展现的以色列历史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提到以色列的成就，也提到它的过失；既谈及它非凡的过往，也谈及它令人忧虑的未来；既有它的善举，也有它的恶行。任何宏伟的故事都包含众多角色，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来来往往，起起伏伏，有时能成就伟业，有时又犯下失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组织、政党、国家等。我尽可能以生动活泼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讲述了这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古老观念变成现实的历史。这个国家奇迹般地渡过重重难关，但仍然面临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一个民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重获新生的故事，一个复杂、富有戏剧性和悲伤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叹和鼓舞人心的故事，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现在是时候开始讲故事了，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事情的经过，以及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原因。第一章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他将成为代表一代犹太人的声音，从这位诗人痛苦的灵魂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这位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国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国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s），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同样的事件。犹太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理由的仇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欧洲的反犹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东欧，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1)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一神学观点。在科学更发达的中欧和西欧，种族理论得以发展。欧洲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的种族。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修复”犹太人。1879年，一个名叫威廉·马尔的德国人不但反对犹太人通过同化融入德国社会，还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一术语，来表[1]达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
暴力远非欧洲人蔑视犹太人的唯一方式。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对进入学校和大学的犹太人数量做出严格限定。当局想方设法找犹太人的麻烦，1891—1892年俄国警察从莫斯科驱逐了两万多名犹[2]太人。在欧洲大陆，不管犹太人走到哪，当地人都对他们充满鄙夷，百般刁难。
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和包容的时代，他们的处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俄国犹太小说家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1842－1885）提醒犹太人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说：“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仁爱的年代的人，不要轻信那些赞美这个时代公平和正直的人，这些都是谎言！”[3]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意识到，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选择离开。1882—1914年，大约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东欧，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4]战爆发前的15年间，有大约13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他们大多来到美国，20世纪建立起繁荣的美国犹太社团。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氛围中，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了。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13岁前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heder）学习，17岁前在日托米尔经学院（Zhitomir Yeshiva）学习。然而，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许多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和领导人的人同样如此），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哈斯卡拉运动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也包含社会和民族议程。哈斯卡拉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犹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狭小的隔都生活中走出来，“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5]的思想僵化”。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Volozhin）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国(2)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不久，为了不让祖父知道他“逃学”去了敖德萨，他回到日托米尔，但发现祖父和哥哥都已奄奄一息，家中绝望的气氛很能反映当时其他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去世后，比亚利克在波兰南部小镇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教希伯来语，这份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但也很有收获，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不久便被公认为世上最有才华的犹太诗人之一。
他的诗并非只用于表达犹太人的苦楚。比亚利克1898年发表的《聚会锡安》（Mikra'ei Zion）一诗，就表达了犹太人的希望，而非绝望。这首诗是为了纪念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写。他在其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虽然救赎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的救世主还活着；这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突如其来的希望从何而来？比亚利克看到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巴塞尔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还有，这个救世主是谁？
英国、美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197名代表来到瑞士巴塞尔，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感到自己在创造历史。
距离罗马毁灭第二圣殿、驱逐犹地亚犹太人已过去将近两千年。1897年8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试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响应赫茨尔的号召，犹太人结束了一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第一次像古犹太民族那样声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要做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而非看客。
那天，着装优雅的代表们从挂有巨大大卫星的入口走进会场，大卫星下用德语写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ENKONGRESS）。代表们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聊天。他们大多为男士，也有女代表。有富人，也有穷人。现场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大家落座后，木槌敲响三声，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对控制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表达了形式上的赞赏。然后，(3)来自罗马尼亚雅西（Jassy）的“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资深成员和复国主义大会高级代表卡尔·利佩博士站起身来，他按照犹太传统遮住头，在许多在场者的哭泣声中，念出传统的“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hu）的祈祷文：“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接着，会议主持者西奥多·赫茨尔开始用德语发表讲话，他说的[6]第一句话是：“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
在赫茨尔生活和工作的西欧，建立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观念要比在东欧更富有争议。不同于比亚利克所生活的东欧，西欧犹太人仍然相信反犹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毕竟，以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而隔都的围墙此时已被推倒，犹太人涌入欧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很快成为欧洲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一个世纪前确实好了很多：在1800年，中欧和西欧的文化史可以完全不提犹太民族或
某个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界、文化界和研究与科学领域找不到
一个响当当的犹太人……但到1900年时，这一情况完全改变，这
时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经济、政治、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占[7]
据着重要地位。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限制和反犹主义后，犹太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确实令人惊异。他们成为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著名科学家，成为重要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
虽然进步巨大，但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果说东欧犹太人经常被当作革命分子的替罪羊，西欧犹太人则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德国，犹太人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位高权重者和精英，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政治圈。
德国人开始对他们充满怨恨，到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基于刻板印象，报纸、书籍和杂志开始严厉批判贪婪腐败的犹太资本家，这后来成了20世纪中期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政权的官方立场。1873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指责犹太人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虽然“贵族跟任何人一样贪婪，但人们大多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神话，贵族仍然是伟大的政治家、英勇的战士和忠诚的公务员。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指向这些权贵以及由他们控制的政府，而[8]是指向犹太人”。
在西欧，恰恰是因为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支持和他们在职业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重新招来了人们的反感。犹太人希望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已经一去不返，但哪知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像一个水位不断升高的巨大水库，随时有溃堤的风险，对此犹太人无能为力。
西奥多·赫茨尔成年之时，西欧正处在这种让犹太人既充满希望又无比绝望的时代。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佩斯（后来佩斯和布达合并为布达佩斯），18岁时随家人迁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接触到欧洲社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和比亚利克一样，他也被这些深深吸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往像那些作家一样出名。他和比亚利克一样笔耕不辍。他热爱艺术，对戏剧情有独钟，但父母和导师担心这个爱好不能让他谋生，因此鼓励他学法律。于是，赫茨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登记。
刚上大学时，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令赫茨尔深感不安的是，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赫茨尔认为：“不可否认，杜林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9]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
讽刺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在回忆自己从何时起对犹太人及其在欧洲的未来这个问题感兴趣时，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10]“这显然始于读杜林的书。”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他一位老师在解释“异教徒”（heathen）这个词的含义时是这[11]样解答的：“偶像崇拜者、穆斯林和犹太人。”在维也纳大学，赫茨尔申请加入致力于知性对话和辩论的学生社团莱斯哈雷（Lesehalle）。1881年3月的一次“讨论”发展为一起恶性反犹主义事件，该团体因此被解散。这一事件并没有让赫茨尔放弃社团活动，后来他又加入了维也纳的德国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艾比亚（Albia）。然而他发现，即使在这里，这所汇聚欧洲知识精英的大学也明显是反犹的。他加入两年后，几位联谊会兄弟参加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哀悼[12]活动，并将哀悼活动变为一次反犹主义集会。为了表达抗议，赫茨尔申请退出这一联谊会，一开始遭到其他成员拒绝，后来他们又找其他理由将赫茨尔赶出联谊会。
赫茨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犹太建国问题很可能是在匈牙利议会，这后来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反犹党创始人吉奥佐·伊斯托奇（Győző Istóczy）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13]方案：犹太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去那里生活。“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成为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讽刺的是，伊斯托奇提出的口号后来竟然成为赫茨尔的口号。
伊斯托奇充满仇恨地要求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这是否真的影响到赫茨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赫茨尔事业的开展过程中总能遇到反犹主义。离开维也纳后，赫茨尔来到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巴黎分社写稿，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在巴黎，他报道过一起关于巴拿马运河资金的丑闻，几个犹太金融家被指控犯有贿赂和腐败罪。比这个案情更让赫茨尔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的家人竟多为法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当作典型的都市犹太人，民众认为他们拿淳朴、忠诚的法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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