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学武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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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文学武著．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3.5
ISBN 978-7-5473-0580-5
I．①多... Ⅱ．①文... Ⅲ．①京派-文学研究 Ⅳ．①I20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1527号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字 数： 230千字印 张：16.5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580-5定 价：38.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
学武君是我早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之一。记得1994年我就只招了他一人，那时的博士招生人数很少，因此指导的时间较多，对他的了解应该说也是较深的。
学武君曾告诉我，他父亲受到历史的牵连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全家因此获祸被赶到农村。后来虽然他父亲得以平反重返工作岗位，但因为家庭负担太重，无力资助他继续求学，就让他初中毕业进入一所免费的师范学校就读。但学武君在学业上很有追求，毕业几年后在他同乡、也是我的第一个博士黄昌勇君的鼓励下认真备考，考取了东北一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他的两位硕士导师彭定安、陆文采对他也是关爱有加。当时我就想，这样一个能吃苦的学生一旦走上学术的道路应该会学有所成的。后来他选择京派小说做博士论文，对此我很支持。整个三年准备博士论文期间，他都按照我指导的思路，一方面去啃他所欠缺的理论书籍，以提升思维的超越性；另一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待在图书馆的旧期刊资料室搜集原始的材料，以保证资料的实证性，进而把两者较好地融为一体。他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在答辩时以优等的成绩通过，当年担任答辩主席的贾植芳先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间十几年过去了。值得高兴的是，学武君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工作，每逢有机会来复旦他总会到我这里聊一阵，告诉我一些学术界的动态和他的近况。我因为年老多病，和外界处在近乎隔绝的状态，对他所讲的事情也很有兴趣。他是一个朴实、正直的青年，每每谈及学界的腐败现象总是激愤溢于言表，这些我虽有同感，却也总是劝他心平气和一些。让我尤为感动的一点是，虽然他踏入工作多年，却仍然对学术研究充满敬重和挚爱之情。据我所知，学武君当年的同学有不少已经官至国家司局级干部，更有很多成为校长、院长之类的学术行政领导。他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最终感到与自己兴趣不合放弃了，颇有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味道，然后躲到上海一所著名高校默默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至少就我的目力所及而言，像他这样痴迷于学术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学武君在学术上的起点是比较高的。在读博士期间就发表了多篇论文，很早的时候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尤其是最近几年，他在学术上的表现更让人多少有些吃惊：接二连三地在国内数家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学术专著更是一部接着一部出版。去年他把自己的专著《风雨中的野百合》和《京派小说研究》送给我，读后顿有耳目一新之感，我由衷地感到一代学人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前些日子他告诉我，国内一家知名的出版社就要出版他的另一部新著，嘱我写序。作为他的导师，我于情于理都有义不容辞之责。
这部《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是学武君申请教育部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他多年在这个领域研究的学术结晶。我粗略看过书稿，觉得作者对京派文学各个领域进行了综合、系统、比较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坐标上充分揭示了京派文学的历史贡献，其在理论框架上也显示出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全书二十个章节看似在论述京派文学的不同侧面，彼此独立性很强，但同时它们却又互相关联，构成内在的逻辑体系，进而编织出一张京派文学的大网。很显然，要驾驭这样难度较大的研究对象，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长期的研究积累，让人欣慰的是，学武君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这部专著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开拓、新的发现。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学武君对于前人普遍忽略的现代文论着力甚多，这些突出体现在他对京派文学批评家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沈从文的论述中。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界一直存在着重小说、诗歌等文体研究而轻文论的传统，这些年更是对文化研究趋之若鹜。我当然也赞成这种研究，但总觉得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无形中被忽略了，只有为数很少的学者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我想，这大约是因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本身很枯燥，而对批评者自身要求又很高的缘故罢了。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学武君所供职的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先生毕其全部的精力投身于中国现代文论的个案研究之中，立志要嫁接起由复旦大学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创的中国文论研究传统，创立起特色鲜明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术流派。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学术工程，也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深层开掘，而学武君在京派文论的研究无疑呼应了夏中义先生的创想，其蕴涵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充满了浮躁的情绪，很多人热衷于各种项目、名誉的争夺，少有人把学术作为体现生命个体价值的象征去守护。在这样的环境中来审视学武君的研究，其更多地有着一种生不逢时的尴尬。所幸学武君一向以陶渊明、陈寅恪等人的人格作为理想，愿意过着寂寞而又清贫的生活，在这些文章中，高明的读者也一定能体会到一颗高傲而又孤独灵魂的悸动。
是为序。陈鸣树2012年8月于复旦大学第一章 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京派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流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空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状态。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其成员活动的公共空间以及所依赖的文化机制如报纸、杂志、书局、学校、社团、沙龙等都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久的青藤上的一朵花。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括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至最终使所有人都能参加对话。不止一座历史名城在一次决定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极(1)顶。”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都市空间编织着文学的理想，进而形成流派特征鲜明的文学社团。这些特征，如果把它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则是可以清楚地看出的。一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文化环境的宽松、宽容，尤其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所形成的自由、民主的空气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平充满了活跃的文化和学术氛围，成为无数知识分子梦想的精神高地和家园。知识分子议论时政、张扬理想、创办同仁刊物、组织文化沙龙等，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2)由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这样的伊甸园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如胡适、朱光潜、梁宗岱、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林徽因、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林庚、何其芳、俞平伯、冯友兰等。这些知识分子以学校、同乡、同学、师生等诸多关系形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交往空间，他们彼此交往，在文化上也互相认同，进而形成文化群体和社团组织，构成了一幕幕活生生的文化图景。这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以周作人为中心形成的语丝社群体、以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金岳霖的“星期六茶会”、朱光潜家慈慧殿3号的读诗会以及来今雨轩的聚会等文化空间形成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周作人由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知识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说他是京派前期的盟主并不为过，因为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如废名、俞平伯、孙伏园、沈启无等，并以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深深影响了他们。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不久，就开始倡导文艺的宽容，进而提倡闲适文学，自己也开始一步步经历从“十字街头”到“象牙之塔”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周作人交往圈子是比较小的，但他对俞平伯、废名等却始终关注，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友谊，在30年代会见日本记者采访时周作人说过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就是俞平伯和废名之类的话，这其实从他们大体相同的文学理想和频繁的交往中可以见出。如他在回忆废名的文章中说：“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那一年，他从故乡(3)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屋居住。”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交情非同寻常。废名本来在五四时期对社会、人生都抱着关切的态度，但在周作人影响下也走上了隐居的道路，其创作充满的闲适、隐逸思想不止一次地得到周作人的赞赏。俞平伯的《燕知草》、《杂拌儿》等问世的时候，周作人也逐一写序进行评论。而废名对周作人的提携也心怀感激之情：“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4)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俞平伯在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关押的时候与其他的一些学者向国民政府法院呈文，为周作人说情，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彼此的紧密关系。
对京派文人而言，尤其是在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的北平，他们更多的文化记忆是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慈慧殿3号”、来今雨轩公园等场所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一批中国现代的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其孕育的文化精神多年后还留存在人们的心里。林徽因不仅出身名门，而且本人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学术背景，充满着女性的魅力；同时她也是北平文化圈的活跃分子，热心组织各种文化沙龙活动，以她家的客厅为中心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富有文学及学术活力的知识群体，甚至包括部分的外国人如费正清、费慰梅。在京派文学形成的历程中，林徽因个人独特的魅力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美国人费慰梅曾是林徽因家的常客，她的回忆见证了这一点：“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地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民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天马行空(5)般的灵感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这个文化沙龙里的来客，大多身份特殊，多半都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在高等院校任教，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置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推崇自由主义精神，推崇艺术的美和真的准则，在无形中影响到不少作家的成长，其中有的成为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如沈从文、萧乾、梁宗岱、卞之琳等。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具有了跨文化的特征。
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具有类似文化功能的是朱光潜家组织的读诗会，地点在他家居住的慈慧殿3号。1933年，朱光潜从欧洲留学回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经常邀请一些诗歌的爱好者到他家参加朗诵诗会。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颇具欧洲文化沙龙不同的是，朱光潜的住地充溢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且人员大多是文艺界人士。虽然慈慧殿幽静偏远，但在朗诵会上的气氛却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朗诵会的形式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这从梁宗岱、朱湘、闻一多、卞之琳、废名、曹葆华、冯至、林庚等的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五四初期白话诗人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等人的超越。
京派文人的这种文化沙龙活动对于文学来说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6)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当时由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到南京和上海一带，作为古都的北平政治功能大大弱化，但其文化功能却完好地保留下来。因而京派文人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局面，大致相同的政治信仰、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和艺术追求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京派文学生存的文化土壤。二
除了上面提到的京派文人以沙龙、私人关系所组成的那些公共空间因素，考察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期刊的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更清晰地梳理这个文学团体所依赖的公共舆论空间。大众媒介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产物，它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形态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说它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现代文学领域，这其中就带来了报纸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文艺书籍等的繁荣和发达。它们和传统的作坊式的出版印刷有质的差别，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形成了具有象征性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曾经分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机制：其功能(7)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是信息的传递载体。”对知识分子来说，报纸等媒介不仅可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参与到社会进程中来，也提供了聚集同道的机遇，进而形成志同道合的文人集团。李欧梵认为在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这种论述方式，事实上已经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的空间，而从这种新的空间基础上建立‘新民’和新国家的思想。”到了五四时代，现代媒介的作用更加被知识分子所看重，以此参与社会理想的构建：“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反而不能自安于社会边缘，像早期‘游戏文章’的作者们一样，一方面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作时政风尚的批评，一方面也借游戏和幻想的(8)文体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缔造。”京派作家所依赖的文化媒介载体主要集中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上，他们也有少量作品发表在《文学季刊》、《文艺月刊》上，而这些刊物诞生在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表达知识分子的声音，具有了媒介的独立立场，从而在客观上繁荣了文学流派。有学者在研究北平当时知识界的文学公共领域时也提到这些刊物的作用：“对于1930年代的北平来说，除了上述的政治公共领域之外，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类似哈贝马斯分析启蒙时代欧洲社会时归纳出的文学公共领域。与欧洲历史相似的是，这个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依赖‘虚构性’的文学得以建立，围绕着《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等报纸杂志，一个以北平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空间逐渐产(9)生，并形成了一个社会来源广泛的‘阅读观众’。”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与“创造社”、《新月》与“新月社”、《现代》与“现代派”、《七月》与“七月派”、《战国策》与“战国策派”等都有着紧密的关系。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重点分析《大公报》文艺副刊及《骆驼草》的文学思想、作家队伍构成、历史发展轨迹等，而这些是构成文学流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报纸文艺副刊之一，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新青年》南迁、《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停刊的环境中，《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当时北方举足轻重的一个文学舆论空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初期，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担任这个副刊的主编。虽然吴宓标榜“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兼容并包的办报方针，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古典人文主义立场及对新文学的偏见，这个副刊并没有凝聚起知识群体，尤其没有得到现代作家的积极响应。这种情况直到1933年沈从文和杨振声共同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沈从文痛感一些作家由于受到商业精神的影响而对文学的游戏媚俗的态度，在就任不久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也鲜明地亮出了自己其实也是京派文人的大旗：“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其后萧乾接手主编副刊时，把消遣性专栏“小公园”也成功地改造成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纯文学刊物。
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而言，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是几个特别值得提及的人物，他们以自己坚定的文学信念、精辟独到的文学鉴赏力以及知识分子谦和宽容的文化气度吸引了一大批的作者群，推动了他们的成长。在他们几位负责“文艺”专栏的时期，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如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陈梦家、林庚、林徽因、曹葆华、孙毓棠等人的诗作、沈从文的《箱子岩》、林徽因的《横影零篇》、萧乾的《蚕》、芦焚的《阴影》等散文、小说以及李长之、萧乾、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等的评论，这些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重的一笔。
另一份京派文学著名刊物是《骆驼草》。这份刊物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早期京派作家创办的，同仁刊物的倾向非常明显，在上面发表作品的始终是围绕周作人身边的废名、徐祖正、冯至、俞平伯、梁遇春、程鹤西等少数人。《骆驼草》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对早期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贡献都很大。它的办刊宗旨是和周作人倡导的性灵闲适文学的主张相吻合的。如《骆驼草》发刊词明确地说：“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骆驼草》出版后由于它倡导的远离现实的文学主张遭到了一些人的抨击，而《骆驼草》的同仁们几乎步调一致地站在同一立场进行反击，俞平伯、废名等发表一系列文章为《骆驼草》实质上也是为周作人辩护。从其发表的作品看，像岂明（周作人）、俞平伯、梁遇春等的散文，冯至的诗歌，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桥》等作品也都和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大体一致，风格冲淡平和，周作人是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影响到了这个刊物。《骆驼草》的创办为这个知识群体提供了合适的舆论空间，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影响得以产生。三
京派文人不仅以文化沙龙、期纸杂志等形式组成公共网络关系，而且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通过有意识的文学组织活动，比如评奖、编选作品集、组织书评和文学批评等文化领域的空间彰显他们的影响和权利，这同样能在一个侧面证明他们大致趋同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
对于京派作家的同仁来说，1936年以《大公报》文艺奖金事件为标志的文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们作为一个相对成熟文学流派的集中亮相，向世人宣告他们在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和地位，他们甚至能够利用现代媒介的强大力量对文坛进行干预和引导。这虽然和1949年后通过国家组织等行政手段干预文学的方式、强度不一样，但其结果仍然是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影响文学的自身存在方式。1936年9月1日为纪念复刊后的《大公报》成立十周年，《大公报》决定举行纪念活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组织《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关于这次评选的初衷和经过，作为当事人的萧乾在他的回忆中有详尽的记载：“这种奖金原拟每年评选一次，由报馆每年拿出三千元来，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奖给一至三人），以两千元充科学奖金（奖给一至四人）……‘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有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和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1937年5月公布的结果是：小说：《谷》（芦(10)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这上面名单透露的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京派作家主导了这一次的评奖活动，虽说是面向全国的文艺征集评奖活动，实际上带有倾向性，说其是京派文学奖似乎并不为过。从评委名单看，杨振声、朱自清、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凌叔华都是京派文人沙龙场所的活跃分子，是典型的京派文人。而靳以、巴金当时从上海来北京编辑《文学季刊》，和京派文人联系密切。再看获奖名单，何其芳和芦焚是京派作家当无问题，曹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京派作家，但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参加京派文人的聚会。因此，1937年公布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名单已经清楚证明了京派文学的不俗实力。
不仅如此，《大公报》文艺副刊还邀请林徽因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为此，《大公报》还连续为这套书的出版大做广告。《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共收入小说30篇，其中大部分作家与京派文人集团有关联，比如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李健吾、老舍、芦焚、凌叔华、萧乾、杨绛等。当然这些人的作品能够入选，还在于他们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与京派文学的追求是一致的。林徽因这次编选的是第一辑，本准备继续下去，后来因为战争爆发而作罢，但这可看做京派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培育青年作家、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
这种文学流派的倾向最后还表现在京派批评家对其同仁的文学批评上。这是文学圈内的交流、切磋、推介和批评的活动，在这样的文学批评视野中，一批优秀的京派作家作品脱颖而出，其价值最终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京派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宏阔的知识视野、精深的学术功力及独到的学术眼光保证了其批评的水准，这一批人的存在对于京派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周作人作为文学批评家，他关注最多的是其身边的废名和俞平伯这两位京派作家。为了这两位弟子的成长，周作人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为他们写的评论包括《〈竹林的故事〉序》、《〈桃园〉跋》、《〈枣〉和〈桥〉的序》、《〈莫须有先生传〉序》、《〈陶庵梦忆〉序》、《〈杂拌儿〉跋》、《〈杂拌儿〉之二序》、《〈燕知草〉跋》等。他对废名的评价甚高，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11)说界有他独到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当时废名创作的《莫须有先生传》很少能被人看懂，而周作人撰文为之辩护：“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文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12)行。”周作人以拳拳之心处处维护着自己学生的文学地位，这在中国现代文坛是比较少见的。
沈从文以小说和散文著称，但他20世纪30、40年代也是一位活跃的批评家，1934年，沈从文出版了他的评论集《沫沫集》，同时还写有其他一些评论，所论及的作家有数十人之多。这中间我们看见不少熟悉的京派文人集团的名字：冯文炳、周作人、萧乾、朱湘、凌叔华、杨振声等。他称冯文炳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13)“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沈从文对京派作家的评论大体都比较高，相反，他对张资平等海派作家的评价则非常低，这显然是价值取向造成的差异。
李健吾对京派作家的成长作出的贡献更加显著。他的评论集《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可谓字字珠玑，其涉及的京派作家有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林徽因（《〈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萧乾（《〈篱下集〉——萧乾先生作》）、卞之琳（《〈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何其芳（《〈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李广田（《〈画廊集〉——李广田先生作》）、芦焚（《〈里门拾计〉——芦焚先生作》）等。此外还有和京派作家关系密切的曹禺（《〈雷雨〉——曹禺先生作》）。从上面的名单中人们不难发现京派批评的同仁性质。李健吾对京派作家的评价之高完全和他把文学视为独立自足世界的观点对应的。他称沈从文的《边城》“这(14)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称萧乾：“看过《篱下集》，虽说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见面的创作，我们会以十足的喜悦，发见他带着一颗艺(15)术自觉心，处处用他的聪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发表后几乎无人能看懂，但李健吾却肯定了她的艺术创造。虽然李健吾的评论文字并不多，但他的这些评论的价值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其对京派作家的关爱和提携也是溢于言表。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现代意识催化下的现代批评，并且自成体系。正因为如此，批评家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对文学的介入也越来越深，他不仅阐释文学的意义，而且还可把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进而实现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乃至干预。从京派批评家对其同仁的评论来看，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京派文人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是凭借现代都市的文化空间谱写了历史的辉煌。正如程光炜先生所言：“实际上，现代文学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除却精神状态的‘现代’之外，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可以想象，没有都市文化（包括出版、报馆、校园文化、现代建筑、公园、咖啡馆等），没有大学体制对现代知识的传播和对学生的培养，现代文学能否出现将是一个很大的问(16)题。”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都市文化的形态，没有以公共空间为基础构建的复杂网络关系，京派文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学成就也是无法想象的。(1) ［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页。(2)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3) 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4) 冯文炳：《〈竹林的故事〉序》，《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5) ［美］费慰梅：《回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6) ［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7)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8)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10期。(9)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10) 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1935至1939年〈大公报•文艺〉》，《萧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428页。(11) 周作人：《〈枣〉和〈桥〉的序》，《苦雨斋序跋文》，第107页。(1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13) 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14) 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15) 李健吾：《〈篱下集〉——萧乾先生作》，《咀华集》，第47页。(16) 程光炜：《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程光炜主编《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第二章 朱光潜与京派文学
论及京派文学，很多人往往谈到周作人、沈从文的领袖地位。比如姚雪垠曾说：“当时住在北平的有两位作家威望很高，人们称做‘京派作家’。老一代的作家以周作人为代表，好像是居于‘盟主’地位，人们尊称他‘知堂老人’……在北平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1)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丁玲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年京派作家的领衔者沈从文，最近也发表了他(2)的自传，很有趣味，文字优美不减当年。”后来的一些学者虽然注意到了朱光潜对京派文学的影响，但大多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事实上，在京派作家中，朱光潜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作为当事人的朱光潜在回忆当年的文学活动时就说：“他（指沈从文——引者）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3)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朱光潜当时的角色和作用。朱光潜不仅亲自参与组织京派文学的沙龙活动、创办同仁刊物，倡导京派的文学主张和理想。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学贯中西的文艺理论家，其提出的美学主张和实际的文学批评都对京派同仁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京派文学的走向和审美趣味上深刻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一
朱光潜早年在欧洲留学，193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史和文艺心理学课程。这时的京派文学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作为早期对京派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周作人、胡适等已经基本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沈从文、朱光潜此时的加盟极大地改变了京派文学的格局，使得京派文学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京派文人创办刊物、宣传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定期举行文学沙龙活动等，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活力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一。而在这中间，朱光潜扮演的角色十分突出。
朱光潜在欧洲留学多年，对西方知识界的生活方式自然十分了解，他非常羡慕他们搞的诗歌朗诵会：“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也搞起了诗朗诵会。”(4)因此朱光潜在潜意识中是想把这样的读诗会搞成国外的那种文化沙龙形式。虽然慈慧殿幽静偏远，但在朗诵会上的气氛却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像梁宗岱这位留学法国回来的诗人，经常为了文艺上的问题和别人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挥拳相向。萧乾曾经目睹过林徽因、梁宗岱争吵的场景：“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5)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对于朱光潜所组织的“读诗会”产生的积极作用，沈从文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所(6)有北方系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很难得的。”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读诗会实际上把北方一群最优秀的诗人和理论家都吸引过来，如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林庚、曹葆华、孙大雨等，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歌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除了组织读诗会，朱光潜还积极参与创办京派同仁刊物。对知识分子来说，报纸杂志等媒介不仅可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参与到社会进程中来，也提供了聚集同道的机遇，进而形成志同道合的文人集团。有学者在研究北平当时知识界的文学公共领域时也提到这些刊物的作用：“对于1930年代的北平来说，除了上述的政治公共领域之外，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类似哈贝马斯分析启蒙时代欧洲社会时归纳出的文学公共领域。与欧洲历史相似的是，这个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依赖‘虚构性’的文学得以建立，围绕着《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等报纸杂志，一个以北平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7)空间逐渐产生，并形成了一个社会来源广泛的‘阅读观众’。”京派早期的主要同仁刊物是《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但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京派作家群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也逐渐脱离了京派的轨道。在这种情形下，维持京派在文艺界的地位、表达京派文学观念就成了当务之急，而朱光潜创办的《文学杂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以说它是一份流派意识最为自觉、明显的文学刊物之一。朱光潜后来回忆说：“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8)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光潜非常胜任这项工作，他在很短的时间就把《文学杂志》办成了一份广有影响的刊物，每期的发行量达到几万份。作为《文学杂志》的主编，朱光潜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明白地表达出了京派文人的艺术追求，概括地说，就是把文艺的自由主义观念作为圭臬。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光潜对文学沦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非常反感，一直追求文学独立自足的审美功能。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愈来愈严酷，动辄查封刊物，逮捕、杀害进步作家，扼杀言论自由。这在朱光潜看来，无疑会造成文化的“凝固期”，对文化的繁荣极为不利。因此他在发刊词中说：“我们刚从旧传统的桎梏解放出来，现在又似在作茧自缚，制造新传统的桎梏套在身上，这未免太愚笨。新传统将来自然会成立的，我们不必催生堕胎。在任何方面，我们的思想成就都还很幼稚。如果把这幼稚的成就加以凝固化，它就到了止关。我们现在所需的不是统一而是繁富，是深入，是尽量地吸收融化，是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我们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中国的新文艺还处在幼稚的生发期，也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9)的自由发展”。尽管这份刊物生不逢时，刚刚出版4期就因为抗战爆发而停刊，但朱光潜始终坚守自由主义文艺理想。抗战刚刚胜利不久，朱光潜就组织了《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在动荡的时局下又坚守了三年，出版了18期，直到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朱光潜在1947年为《文学杂志》复刊所写的复刊词中仍然主张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10)别”。其蕴涵的文学思想和十年前并无改变。更重要的是，正是朱光潜竖起《文学杂志》这面大旗，使得它凝聚起了一批富有活力的作家，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如沈从文的《长河》部分章节、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及汪曾祺的小说、袁可嘉的评论等大多发表在这份复刊的杂志上，这在当时相对沉寂的文坛来说尤为难得，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切实的贡献。二
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最富有理论创见和体系建构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之一，朱光潜对京派文学的影响更体现在他的文艺思想和审美理论上。他以宏阔而又深入的中西文艺理论背景，对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概括，为京派文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其提出的“静穆”的美学境界以及距离说、移情说等主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指导着京派作家的创作，构成了京派文学独特的审美理论空间。
朱光潜长期在西方从事美学研究，同时也深受西方古典美学的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推崇西方静穆美的思想，将其作为一种最高层次的美学境界。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曾描述过这种景观的美，把人生的最高理想视作对真理的“凝神观照”。后来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中也把这种“静穆”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比如，黑格尔之所以高度肯定希腊古典艺术的成就就在于：古希腊人对外在的一切抱着超然的态度从而显出自由和静穆。不仅如此，黑格尔也把希腊古典艺术作为自己的艺术理想，他说：“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把那种和悦的静穆和福气，那种对自己的自足自乐情况的自欣赏，作为理想的基本特征而摆在最高峰。理想的艺术形象就像一个有福气的神一样(11)站在我们的面前。”而要想达到静穆的境界，一定要超越现实的羁绊，进入到纯粹的审美世界。其实朱光潜很早就表露出类似的思想，比如早在他20世纪20年代写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他就对所谓激烈的“十字街头”表示恐惧，劝导青年回到象牙之塔：“可是十字街头的叫嚣，十字街头的尘粪，十字街头的挤眉弄眼，都处处引诱你汩没自我……所以站在十字街头的人们——尤其是你我们青年(12)——要时时戒备十字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相反，他对那种宁静的生活状态则极力推崇：“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灵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或者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你的心灵愈(13)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嘈。”他在不少文章中多次提及那些能引发静穆情趣的作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等诗句以及西方的绘画作品，认为它们真正闪烁着艺术的灵光。朱光潜对名画《蒙娜丽莎》之所以推崇备至，也是从静穆的角度欣赏的：“一切希冀和畏避的念头在霎时间都焕然冰释，只游心于和谐静穆的境界。这种境界我在贝多芬乐曲里，在《密罗斯爱神》雕像里，在《浮士德》诗句里，也常隐约领略过，(14)可是都不如《蒙娜丽莎》所表现的深刻明显。”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文学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对此朱光潜深感忧虑，他认为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破坏了文学审美自足的世界。为此，1935年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地要求把“静穆”作为文学的最高理想。朱光潜在这篇文章中说：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
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
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
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
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
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
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经常如作甜蜜梦，不露出
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
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
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得这种“静穆”的风味。“静
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
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
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15)
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朱光潜看来，“静穆”的境界是一种置身于尘世之外的永恒之美，在纷扰的现实面前保持安宁。找到了这种境界，不但文学作品有了诗美，还会启发人们获得一种哲学的意蕴。当然，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峻急动荡的社会背景中极力推崇这种静穆悠远的美学境界确实有些不合时代的节拍，因而他的观点遭到了鲁迅的激烈批评。鲁迅指责他严重地脱离现实：“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16)样。”“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但在今天来看，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追求，朱光潜的主张也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它有助于作家摆脱现实力量的制约，潜心于艺术的创造。在朱光潜静穆美学思想影响下，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人始终注目于乡村社会的宁静与和谐，吹奏起一支支悠扬的牧歌，虽然其现实性的因素较为稀薄，但其对文学审美性的贡献却是非常突出的。
由于朱光潜在国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他长期对西方心理学的学习，他尝试用西方的心理学来解释文学现象，这样系统的观点就表现在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其实这部书稿早在成书之前就作为讲义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使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不少观点也影响了京派文学，奠定了朱光潜作为京派重要理论家的地位。在这本书中，朱光潜引入了西方美学家布洛（Bullough）的“心理的距离”（Psychical distance）学说和德国美学家利普斯（Lipps）的“移情说”。按照“距离说”的美学观念，朱光潜为文艺与人生的关系进行了诠释，那就是文艺与人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近就会“行为物役”、“凝滞于物”、心灵为现实所羁绊，无法产生美感；距离过远，观赏者对于作品不能了解，同样无法产生共鸣。朱光潜说：“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17)个最好的理想。”按照这样的理论，朱光潜对文艺中的写实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说：“艺术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要拿人的力量来弥补自然的缺陷，要替人生造出一个避风息凉的处所。它和实际人生之中应该有一种距离……所以严格地说，凡是艺术都必带几分理想性，都必(18)是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的。”朱光潜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京派作家的认同，比如沈从文多次批评那种所谓功利主义文学，他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19)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在京派作家笔下人们很难看到那种激越、苦难的现实场景，这其实未尝不是他们有意识地在拉开和现实的距离，以求得文学的恒定之美。
同样，西方美学界的移情说也被朱光潜所重视。在朱光潜看来，移情作为一种美感经验在文学欣赏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在凝神观赏的审美境界中常常会由物我两忘而进入到物我同一的心理状态：“物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20)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最明显的例是欣赏自然。大地山河以及风云星斗原来都是死板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它(21)们有情感，有生命，有动作，这都是移情作用的结果。”朱光潜所阐发的移情理论往往被京派作家用来在作品中致力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废名早期的小说《竹林的故事》那个乡村的三姑娘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天真、单纯、善良的性格和苍翠的竹林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一起。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人与自然也是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不可分离，就如同“意”和“象”的水乳交融。他笔下的不少人物生活在单纯、宁静的自然世界中，其本身的存在就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边城》中，翠翠恬静的性格和周围的环境是那样的协调，周围清澈的溪水、苍翠的竹林孕育了翠翠的纯真、自然的天性。在这样的艺术世界中，这样的物景实际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揉进了作者的主观情愫，即不再是无我之物，而是时时闪动着作者的情感，这些无疑是对朱光潜移情理论的化用。三
在大多数人看来，朱光潜是一位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的代表，往往醉心于理论的建构。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朱光潜还是有别于那些书斋式的学者，他对当时文学界的状况非常了解，并对京派作家的创作及时给予评价，对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及时扶植和培养。特别应当提及的是，由于朱光潜所具有的宏阔的知识视野、精深的学术功力及独到的学术眼光保证了其批评的水准。这对于京派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京派文学批评的实绩和理论高度。
朱光潜文学批评的最大特点是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能力，这在他对周作人、废名、凌叔华等京派作家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周作人作为在中国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之一，其创作的实绩和贡献理应不被忽视。虽然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渐趋向于消沉，但仍然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把其视为京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周作人当时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相当一部分和社会现实呈现疏离的形态，因此如何看待周作人的小品文创作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与那些粗暴否定周作人小品文的评价比较起来，朱光潜则积极肯定了周作人的成就。他说：“小林一茶的那种闲情逸趣，周先生虽还不能比拟，而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与那些泛泛而论的评价不同，作为有很高理论功底的美学家，朱光潜往往能从大处落笔，发现作家独特之处。他一眼就看出周作人《雨天的书》三个特点：“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22)第三是简洁。”朱光潜这种独具慧眼的评价在很长的时间都被周作人研究者所认可，如阿英评论周作人小品文说：“‘和平冲淡’，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23)到高度的形式……”李素伯说：“周先生的简朴而又流利的笔致，平淡而又深刻的情思，实近于前者，也就是所以不可及处……在荒芜的中国现代的散文的园地上，周先生是个勇敢的开辟者而且确已获得(24)了很好的成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样的学术史线索考察，朱光潜对周作人的评价可以说有开创之功。同样，在对废名《桥》的评价中，他一眼看见了其最大的特点：“《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25)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如果没有系统、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很难用这种简练的文字作出精当的概括的。
一个成熟的文艺理论家最需要的是锐敏的眼光和发现新人的能力。以这样的角度来衡量，朱光潜的文学批评对京派作家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废名、凌叔华、芦焚等人的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和朱光潜的推崇也是密不可分的。废名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作家，他的一些作品因为其浓厚的哲理意味以及独特的文体结构，造成了其作品被人们公认为是晦涩难懂的代表。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桥》发表后引发了(26)很多争议，沈从文也批评其“显出了不康健的病的纤细的美”。对此朱光潜却能力排众议，他认为《桥》的价值是无法抹杀的，呼吁人们能够宽容地对待作家的创造，进而变换自己的审美思维方式。朱光潜为《桥》极力辩护说：“它虽然不免有缺点，仍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27)名先生的特创。”确实，在对废名作品的认识中，如果以传统的惰性思维去衡量，就很难发现其独有的艺术价值，以致简单地将其视为晦涩的代名词。然而正是朱光潜以宽容的眼光发现了废名作品蕴含的深厚艺术意蕴，进而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朱光潜还擅长从审美特性的角度对京派作家的艺术特质进行细腻的分析和总结，这也导致了京派作家普遍重视对艺术形式的关注，京派小说的艺术价值比起看重社会价值论、忽略审美情趣的左翼小说，以及简单模仿外国文学追求花样翻新的海派小说来要厚重得多。朱光潜从西方接受的美学理论如移情说、审美距离说、“形象直觉说”等，都是偏重于艺术形式和美感经验的探讨，这都成了他评价作家作品的理论基石。京派作家凌叔华自幼受到非常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对绘画有着很高的造诣，非常推崇清幽宁静的艺术境界，这就形成了其作品独特的美学元素。朱光潜在对她的评价中发现了其小说与绘画的内在关联，他在对凌叔华的评价中说：“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所需要的文字的分量”，“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28)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他在对周作人、废名、芦焚等作品的评价中也是始终围绕作品的风格、语言、审美境界等要素展开，这对当时盛行的社会学的评价方法无疑是一次有力的挑战。朱光潜认为周作人古文功底深厚，由此带来了其小品文的清丽、自然的特点：“作者的心情很清淡闲散，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洁……我们有许多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最近我们有《雨天的书》，(29)——虽然这只是一种小品。”他认为废名的《桥》“是一种风景画(30)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这些都准确地抓住了作品的艺术特征，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评价才经得起时空的考验。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现代意识催化下的批评，而批评家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对文学的介入也越来越深。他不仅阐释文学的意义，而且还可把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进而实现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乃至干预。朱光潜对京派作家的批评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朱光潜对京派文学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和沈从文等一起把京派文学推向高峰，堪称京派作家的领军人物。(1) 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2) 丁玲：《五代同堂，振兴中华》，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3) 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4) 转引自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5)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6) 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7)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8) 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9) 朱光潜：《我对本刊的希望》，《文学杂志》1937年5月创刊号。(10) 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1)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2页。(12)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静》，《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14页。(13) 同上。(14)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在卢佛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52页。(15)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学生》第60期，1935年12月。(16)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8页。(17)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21页。(18) 同上书，第225页。(19) 沈从文：《习作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20)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14页。(21) 同上书，第237页。(22) 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第1卷第3期，1926年11月5日。(23) 阿英：《周作人的小品文》，原载《社会月报》，收入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24) 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25) 朱光潜：《桥》，《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37年7月。(26) 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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