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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华门街道办事处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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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墙外那些事儿试读：

我的父亲张秉贵

一名平凡普通的售货员靠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和爱戴，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如今仍被人们称颂和学习……

这不是神话，这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原糖果柜台售货员张秉贵的真实人生。

如今，张秉贵的二儿子张朝和子承父业20多年，搜集并整理了有关父亲的文字、照片，点点滴滴、方方块块地贴在一本手制合订册里，这是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也是父亲留给他的财富。尽管这本册子已经有些泛黄，但张朝和依然将它保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时常小心翼翼地翻看。更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也正在用父亲传递下的精神和行动，丰富着这本回忆录的内容。36岁　“中举”成为“紧缺经验型人才”

在“百度”中搜索“张秉贵”，可以得到18万多条相关信息，足见这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声望和人气，而由北京市百货大楼党委工作部部长李魁戌撰写的《张秉贵》（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系列丛书）一书更是详细记载了张秉贵平凡而又精彩的人生经历。

而在儿子张朝和的记忆中，父亲与北京市百货大楼的缘分，源于一次破格的录用。“1955年，父亲是以36岁的‘高龄’被北京市百货大楼‘破格录取’的。”张朝和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即将开业的北京市百货大楼招聘营业员。“当时规定只招2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父亲当时已经是36岁了。”张朝和说道，父亲在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

工时长、受压迫、遭冷眼……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虽然不经回首，却让他积累下了“多年的经商经验”，也正因为如此，“高龄”的张秉贵因商场“紧缺经验型人才”而被破格录取。

父亲的意外“中举”让他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也激励了他鼓足干劲，在服务岗位上迅速掌握服务技巧，受到了顾客及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认可。“也许有人会说，站柜台无非是一买一卖，有什么可学的？又有什么可写的呢？这话可不对。站柜台的学问的确不像‘哥德巴赫猜想’那么高深，也不像发射火箭那样动人心魄，但是，我从实践体会到站柜台也有大学问哩！”

对于站柜台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张秉贵有着自己的理解。一心为服务　自创“三一”绝活儿

在来到北京市百货大楼短短四年后，张秉贵已经成长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被调到更加繁忙的糖果柜台。正是在那里，张秉贵自己刻苦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绝活；还总结出“心有一团火，温暖顾客心”的服务心经，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团火”精神。

在工作中，张秉贵发现糖果柜台的排队现象很严重。为了提高效率，他将售货分解为六个环节：问、拿、称、包、算、收，然后又在每个环节上动脑筋。

张秉贵算了一笔账：每回一次头看价格就要浪费三秒钟，三种糖就是九秒。如果一天接待四百个顾客，一天就要浪费顾客一个多小时时间。

于是他给自己定下要求：不许再回头看价格。

从此，每天一有空，他就背诵各种糖果的价格。凭着顽强的毅力，当时已经年过四十的张秉贵真的把八十多种糖果的价格都背熟了。在练就出这样的基本功前提下，张秉贵又研究起“三个一”的本领。“糖果的销售由于品种多、价格杂，称糖和算账两个环节最耽误工夫。那个年代，人们挣钱都不多，于是买糖总希望多要几个品种，一样儿只来二三两。”于是，父亲的“一抓准”应运而生。而父亲如何练习的过程，则是张朝和事后听父亲的同事说起的。“他把货架上的几十种糖果，每样称二两，数数多少块，然后反复地抓了称，称了抓。每天早来晚走，勤学苦练。”当时的张秉贵住在单位宿舍，上班、下班都是他“熟悉”糖果的时间。放假回了家，他就用当木匠的大儿子废弃的木料抓“感觉”，就连地上的瓦块也被他剁成小煤块用来抓。“手抓破了也不管，终于练就了47秒就服务一名顾客的本事。”

除此之外，张秉贵还有一项绝活——“一口清”。这是当时四十多岁的张秉贵通过上职工夜校学习了“速算法”后，在“口捻账”的基础上摸索习练而成。

自从练会了“一口清”，他便彻底甩掉了售货员须臾离不开的算盘，使每笔交易，在商品称好、包好的同时，价钱也就用心算的方法计算出来了，从来都分文不差。

除了“三一”本领，张秉贵还潜心总结归纳出许多柜台服务经验。例如他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顾客心理，总结出“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货法。这就是，在热情接待第一位顾客时，不但要与第二位顾客打好招呼，还要用微笑及眼神同第三位顾客取得联系，使排队的顾客都能够耐下心来等待。“要不是真的爱这个柜台，他不会想得这么多还做得这么开心。”如今，自己也练就成“一把抓”本领的张朝和，常常在柜台里向顾客表演“功夫”的时候，回头看看柜台里父亲的照片，“他的本领现在大家仍然纪念，我想他看着也高兴。”离家住宿30年　爱子之心难表露“首都春浓任君游，柜台送暖遍神州；燕京八景添一景，秉贵售货领风流。”这是一位张秉贵忠实的顾客在1978年新春佳节时写给张秉贵的赞词。

这首诗道出了无数顾客共同的心声，而张秉贵的优质服务和售货技艺也被以“燕京第九景”在店内外广为流传。

然而，这样动人的景致，作为二儿子的张朝和及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只能从外人那里听来。

这样的赞美，在张秉贵看来是顾客对自己最大的褒奖，但对于家人，却更多意味着愧疚与不安。“我对父亲的工作开始了解还是在我即将接班之后。”张朝和记得，自己几乎一个星期才能在家中看到父亲一眼。

原来，自从考入北京市百货大楼并被分配到商场食品部的糕点组后，张秉贵就主动申请住集体宿舍以便节省时间恶补服务知识，虽然自己的家离单位如果骑车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距离。

从此，张秉贵每周只回家一次，而且还是在家人都上班的星期一。“是不是周末也都没关系了，反正我们也很少出去玩，因为父亲都很累，回家就想着好好休息。”张朝和记得，那时，母亲常常在父亲回来的当天晚上做上些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菜，还一个劲儿地嘱咐“蹲守”在饭桌前的几个孩子：“不许偷吃，这些给你爸留着，咱几个卷个饼将就下吧。”张秉贵和子女在一起

张朝和知道，对于这样的“分居”生活，母亲虽然不情愿，但心中仍然挂念和不舍。那还是在1965年，从未请过假的父亲因为突然患上了迁延性肝炎，才“有空”在家多待了几天。

在张朝和的印象里，从未下过厨的父亲第一次挽起了袖子、走近了面板，“要给大伙烙个饼”的念头起初还让几个兄弟姐妹耻笑了一番。“没想到，父亲还能举着饼甩它几圈。”张朝和说着，模仿起父亲当时的动作，那时的父亲，他很少见过。“其实，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因为姐姐的病父亲还急哭过。”张朝和知道，父亲的心里也有着这个家，只不过，他的爱没有时间轻易流露。

1972年，张朝和因为在姥姥家跳草垛而不小心扭伤了脚。一开始，一家人都没想“惊动”张秉贵，直到那条扭伤的腿已经肿到不能屈膝，张秉贵才被“通知”匆匆请假赶了回来。“我还怕父亲骂我呢。”张朝和记得，当时父亲没说啥，赶紧弄来辆车，拉着他走遍了东城多家医院，直到遇到了一位接骨的老中医，张朝和的腿才算“保”了下来。

看着父亲紧张的神情，“还得有爸爸”的呢喃一直在张朝和的心里却始终未说出口。“其实，我们都还是有些怕父亲。”张朝和说，那种怕，不是畏，更是敬。名声在外不张扬“废糖”也能变成宝“父亲在家时很少跟我们说工作，也不让我们去单位看他，怕耽误事儿。”张朝和记得，自己上高中时，班上的老师把自己的父亲作为模范鼓励同学，自己才知道原来父亲有那么“出名”。“我记得，当时父亲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了。”张朝和说，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像父亲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变成优秀的人。

父亲有那么“厉害”？为此，张朝和特意拉上了小伙伴趁着周末，一起偷偷地去王府井百货大楼看父亲。当时，父亲的柜台前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自己个子小，根本看不到他，最后只得站到楼梯的台阶上才看到他。“原来，父亲真的是‘名人’。”张朝和相信了，他为父亲感到骄傲，而更骄傲的还有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了，我家能吃到糖呀，都是父亲带回来的！”张朝和记得，每年临近春节，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期盼父亲能赶紧回来，因为他已经向小伙伴“打包票”，自己要请他们吃最好吃的糖。

这“最好吃”的糖并不特殊，正是张秉贵从北京市百货大楼里以员工价“回收”的“废糖”。“大概一角钱一包，都是掉在地上的‘光屁股’糖，或者被踩了脚印的不能卖给顾客的糖。”张朝和说，尽管这样，全家人尤其是自己也“得意”不已，因为那个时候，一般家庭根本不舍得花钱买那么多的糖果来让小朋友解馋。因此，每每父亲带着“糖包包”回来，张朝和就从中挑选出最“干净”的送给小伙伴，自己则选那些脏糖用含着的方法“滤”出脏东西。这个时候，嘴巴里的丝丝甜意让他觉得父亲的职业神圣无比。严守职业操守　不为亲人开后门

张朝和听父亲讲，在上世纪短缺经济时代，买东西“走后门”早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柜台上，张秉贵常会碰到一些熟人来买糖，有时也会提出一些不符合原则的要求。

一天，父亲正在柜台上卖货，我们胡同有个老邻居来找他，想不排队多买些糖。当时父亲心想，这个“后门”不能开，开了就难关，生人熟人要一样对待。于是他对这位老邻居说：“照顾你一个人，影响一大片，往后我怎么给别人做工作啊？”在他的规劝下，这位邻居按顺序排队，买到了规定数量的糖。

还有一次，父亲的一个老叔突然找到他，伸手递过购货证低声说：“我想多买几斤，现在没有顾客，你看着办吧。”边说边往外掏钱。我父亲连忙拦住他：“老叔，这事我不能办，请您老担待点。”他老叔发火了：“这点事都不能办，你也太死心眼了！”“老叔，这是国家的规定，谁也不能破呀。这么着，我的定量还没买，您就先把我本上的二两买了吧。”“好！你六亲不认，我不买了。”说完，他老叔气呼呼走了。然而，即便是把老人家得罪了，我父亲也决不开半点后门。

张朝和说，父亲张秉贵认为，走后门是外因，开后门是内因，你走我不开，后门就走不成。有人认为，“走后门的风难顶。”张秉贵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如果每个商店、每个售货员都能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不徇私情，把工作赋予的权力用在顾客身上，那不正之风就刮不开后门。相反，如果售货员觉悟不高，原则性不强，就是别人不来走后门，自己也会给自己开后门。三十多年来，在小小三尺柜台内，张秉贵总是自觉坚持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做到身居柜台，一尘不染。继承的是活法　活出的是精气神儿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百货大楼进行股份制改制，驶入发展的快车道。1992年，张朝和走进北京市百货大楼玩具娱乐品商场的三尺柜台。1999年8月，北京市百货大楼完成了大规模装修改造，以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和全新的服务理念重张开业，并决定将糖果柜台命名为“张秉贵柜台”，张朝和按照组织安排，以39岁的年龄“子承父业”，站到了父亲生前工作过的糖果柜台上。

在2011年9月，王府井百货精心筹建了“张秉贵纪念馆”，这座设置在百货大楼一层、占地约100平方米的纪念馆，收集了张秉贵生前工作和服务的图片以及珍贵文物资料上千件。其中很多文物和照片，都是张朝和他们姐弟几人捐献的。

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柜台上，张朝和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并很快成长为一名北京市劳动模范。

原东城区的很多老住户在改革开放后移民到了外国，再回北京时，他们常常会拖家带口的再回王府井百货大楼转转，看看这里的张秉贵柜台和正在接父亲班儿的张朝和。“其实，现在买什么没有，大家追的都是人情、追忆的是那时的时光。”张朝和说，多少次，那些曾经享受过父亲服务的顾客又带着自己的儿孙逛到这里的柜台。“再来个‘一把抓’吧。”这不是刁难，更似让时光倒流、重现当年一幕。“父亲并不是‘偶像’，很多人在当时把父亲当做了朋友，现在，仍然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如今，再不会有父亲那般如潮的掌声和鲜花，张朝和没事儿就到楼下的“张秉贵纪念展厅”转转，看看照片里的父亲、柜台前的父亲蜡像，然后乐呵呵地在柜台前继续他“甜蜜的事业”。“我觉得，父亲教给我的更是一种活法，一种生活状态。”张朝和说，褪下“劳模”的光环，父亲象征的就是一种活着的“精气神儿”，一种让人一看就明明白白、踏踏实实、亮亮堂堂的干劲儿，一种无论在哪儿都应该干得明白、活得精彩的气节，也许，这和现代的“草根”精神如出一辙。“就在父亲‘最火’的时候，他也从没说过让我接他的班。”39岁才子承父业的张朝和记得，并未过多关心儿子前途的父亲常对自己说的话就是，“干啥都能干好，干啥都得有个样儿，人活着就是活个精神劲儿”。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张朝和也养成了从外注意仪表、在内修养心态的习惯。

1992年张朝和开始站上柜台，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售货员；1999年他又站在了父亲曾经工作的岗位上，他也和父亲一样，身穿一件合体的西装，黑色的皮鞋擦得铮亮、一尘不染，走起路来挺起腰板，步履稳健，精神饱满极有风度，他将父亲的“精气神儿”延续。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只是父亲的代言，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代言。

“泥巴狂人”的艺术人生

他叫赵庆杰，东华门街道南池子社区居民。他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民间艺人，人送外号“泥巴狂人”。

在别人眼里，他有“狂”的资本：他是北京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铁成的关门弟子，他是普渡寺的多尔衮像和清十二帝的头像的作者。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打造了52位奥运冠军相……

但从儿时玩泥巴度日的孩童到如今捏土成精的泥塑行家，这一路走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明白，他从不因自己的手艺而狂妄，却只为心中所好而疯狂……出身世家　钟情泥塑

对于赵庆杰来说，自己与泥塑的情缘自小就已经开始了。

1961年，赵庆杰出生在老北京四九城。如果说这个家庭与普通人家有何不同，那就是民俗艺术氛围特别浓厚，家里的祖辈父辈都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民间技艺人物。

祖父曾是摔跤界的佼佼者，当时京城的摔跤界鼎鼎有名的“保三赵四”中的“赵四”说的就是他。而叔叔赵振铎也是相声界大师级的人物，据说相声艺术表演大师李金斗就曾师从他叔叔学艺。

在家里这些民俗大师的熏陶下，赵庆杰从小就开始对民间艺术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之感。赵庆杰正在制作泥人

从孩童时代，他就喜欢过年的时候去逛庙会，在那里守着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展示一看就是半天，而其中最令他着迷的就是泥塑作品。在儿时的赵庆杰眼中，那些泥塑艺人简直就像魔术师一样神奇，一块泥巴在手上翻腾几下，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小猫小狗、神话人物……

泥塑的奇妙、作品的可爱，让赵庆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喜欢，他还自己动手模仿起来，毕竟在那个年代，泥巴是孩子们不可或缺的玩具之一。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依葫芦画瓢捏出来的小猫小狗，得到了伙伴们的一致好评。今天这个求他捏个小猫，明天那个求他捏个小人，有了浓厚的兴趣，有了伙伴们的肯定，一个关于民间艺术的梦想在赵庆杰心里渐渐生根。难舍艺术　意外“淘金”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只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才能算得上正业。于是，赵庆杰在高中毕业后，不得不将儿时的梦想藏在心里，成为了前门饭店的一名服务员，每天按时上下班，月末领取工资。

平淡无奇的生活让他更加对民俗艺术念念不忘，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逛古玩店上，而琉璃厂的古玩街就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会了很多的古董知识，了解了不同朝代的艺术风格，还遇到了一个实现追梦之旅的契机……

有一次，赵庆杰在逛古玩店时发现相熟的一个老板正在刻图章。了解后得知，当时外地游客来北京流行刻图章，一次量还不小，所以老板特别需要擅长篆刻的人才。当时刻图章一个字能挣1.5元。这对于一个月仅拿二十一元八分钱工资的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在老板面前拿起了刻刀……

试刻过一个图章后，他被录取了。

利用业余时间刻图章，他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朋友一起入股开了一家名叫藏宝斋的古玩店。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又进了一步。有了自己的古玩店，经济来源有了保障，他又开始将重心放到了做泥塑上。后来，古玩店因为生意不好而关门，但他仍然坚持制作泥塑。机缘际会　大师垂青

直到1996年，赵庆杰接到了单位解约的通知正式下岗了。这个别人眼中的厄运对于他却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泥塑艺术之中，不用再一心二用了。

之后，但凡是有什么泥塑的展览、泥塑的比赛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就为了能提高自己的水平。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

在一次泥塑比赛上，赵庆杰的作品虽然没有获奖，但却引起了担任评委的北京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铁成老师的兴趣。比赛结束后，张铁成专门为他留了张名片，并且鼓励他继续努力。

受到了张铁成老师的肯定和鼓励，赵庆杰兴奋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联系到张铁成老师，并提出了登门拜访的请求。张铁成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赵庆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敲响了张老师的家门。张老师看完他的作品后，指出他的基本功欠火候，让他现场捏一个泥塑，并亲自示范，给他指出手法和技巧上的问题。

随后，张老师还带着他参观了自己的泥塑作品，这些作品让赵庆杰大开眼界。最让他心服口服的是一个两厘米大小的男式系带皮鞋，做得像真的一样，就连鞋带的纹理都惟妙惟肖。

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杰作，让他心潮澎湃。于是，赵庆杰暗暗下定决心——要拜张铁成老师为师，学泥塑手艺。但他深知自己目前能力还有所欠缺，不敢贸然提出拜师的请求。

回家后，有了目标的赵庆杰更有了动力，按照张老师的指点，一点点改正自己的手法和技巧上的问题。一个泥塑反复捏，直到捏到自己满意了为止。

一天夜里两点半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某个步骤捏得不好，便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客厅重新捏，媳妇还以为他入魔障了。持之以恒　师从名门

为了快速进步，他几乎每周都要带着自己的新作品去张铁成老师家请教，回家再刻苦练习。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他的基本功几乎可以媲美张老师的其他弟子。但即便如此，赵庆杰也不敢轻易提出拜师的请求。然而张铁成注意到了他对泥塑的热爱和强烈的学习渴望，于是不动声色地给他布置了拜师作业……

一次，他带着作品去找张老师请教，张老师却不再对其进行点评，而是和他聊起了自己的烦心事。张老师告诉他，有个朋友要排木偶戏，需要制作一个诸葛亮的卡通形象。可是要得比较急，而自己最近刚好很忙没时间帮他做，正在发愁呢。

一听张老师诉苦，赵庆杰立马拍胸脯说，自己愿意代劳。张老师便将任务交给了他，并再三嘱咐他一周后一定要交作品。

带着老师的作业回家后，赵庆杰一刻也不敢放松。首先去图书馆查询了不少描写诸葛亮的历史书，又回家翻出了儿时的小人书查看诸葛亮的造型，通过自己对诸葛亮人物性格的理解和借鉴各种版本的诸葛亮造型。最终，他设计了一个拿着大大蒲扇的表情夸张的诸葛亮。这份“作业”一稿便通过了。

没多久，老师又给他布置了新作业：一个美国的朋友要做一个国外名人头像的灯饰。这次的时间倒挺宽裕，但要求要美观实用。

于是，赵庆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挑战。用泥塑做灯饰，一定要镂空，可是镂空的点怎么选尤其重要。必须得让光线柔和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让人觉得刺眼不舒适。

为了测试这个镂空点，他用泥塑一点点地试，前后试了半个月，最终才试好。赵庆杰作品青花瓷的向日葵赵庆杰作品东来顺赵庆杰作品北京的记忆

可是在烧制成品时，他发现了新问题。泥塑烧制后会有一点收缩比例。如果是实心的，整体收缩倒不影响泥塑的形象。可是镂空后，一收缩变形就十分明显。反复试验几次后，均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张铁成老师。最后，张老师教给了他一门新技艺——“盘条法”。经过老师的一点拨，他终于制作出了满意的成品，并且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就这样，经过了老师七八次难题的考验，他终于在老师六十岁大寿的酒席上正式拜师，成为了张铁成的关门弟子。创业艰辛　另辟蹊径

虽然拜在名门之下，赵庆杰的技艺有了质的飞跃。可是由于自己起步晚，又没什么卓越的成绩。所以，在泥塑界赵庆杰的名字并不为大家所知晓，更别提单纯的依靠泥塑手艺来养家糊口。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泥塑事业的热爱。为了让自己能够继续泥塑事业，他只能依靠其他途径挣钱养家。于是，他又有了第二个身份——发明家。

虽然赵庆杰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可是他打小就爱琢磨，而且鬼点子不少。于是，被他误打误撞还真就搞出了几项专利。他的第一件专利商品就是“保健止鼾器”。说来也巧，那段时间赵庆杰因为每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泥塑的基本功，所以晚上一睡觉就睡得特别沉，而且呼噜不断。这可让他的爱人痛苦不已，天天跟他抱怨。看着一直支持自己的爱人因为自己连觉都睡不好，赵庆杰决定坚决要解决掉自己打呼噜的毛病。

次日，他二话不说就直奔图书馆去了。这不去不知道，一去还吓一跳。本来只是为了帮妻子解决噪音干扰的问题，结果一查书才发现，打呼噜自己才是最受伤害的。因为如果一口气没有喘过来，自己很有可能因为打呼噜窒息而死。知道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更不敢马虎。于是，一点点看书，查找打呼噜的原因，然后再研究对策。最终他设计了一个由硅胶制作的保健型止鼾器，并且还申请了国家专利证书。之后，他又先后设计了卡通帽、盆景臭氧机等商品。正是由于这些发明创造给他带来了收入，才使得他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泥塑事业，从而才有了后来的“泥巴狂人”。普渡成名　“狂人”出世

说起泥巴狂人以泥塑闻名的标志性事件，不得不提普渡寺的多尔衮像和清十二帝的头像。

当时，国家对普渡寺进行文物修缮，让身为南池子人的赵庆杰兴奋不已。作为一个民间艺人，他对我国文化和历史的喜爱，超过了常人。可是，看着修缮后的普渡寺，仅有过去的建筑而显得格外单调。于是他便琢磨着，为普渡寺添点彩儿。

添彩，添什么？怎么添？为这个赵庆杰可没少花心思。普渡寺曾是多尔衮的府邸，而多尔衮对于清朝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于是，赵庆杰首先想到了用自己的手艺为普渡寺做一个多尔衮。说干就干，他立即联系了社区，主动提出要自费在普渡寺做一个多尔衮的泥塑。社区将他的想法与普渡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沟通，也得到了对方的大力支持。

就这样，赵庆杰自费花了4000多元，买来石头和水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个三米高的多尔衮的塑像。多尔衮泥塑揭幕的时候，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的后人，也亲自到场祝贺。还别说，这多尔衮塑像一做出来，让普渡寺一下子火起来了，就连台湾著名演员马景涛也特地赶到普渡寺去参观。

看着多尔衮的泥塑获得了大家好评，赵庆杰又琢磨起了新创作——清十二帝。他觉得清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加深大家对清史的了解，他便想到了制作每一代的帝王泥塑来展示那个时代的历史故事。

于是，2006年他便开始着手酝酿清十二帝的制作。其间他通过翻阅大量史书，揣摩人物性格对其进行艺术还原。最终2007年，他在普渡寺推出了自己的清十二帝的展览献礼北京奥运会。霸气的皇太极、狭隘的顺治、高瞻远瞩的康熙、憨直的雍正……一个个清代的帝王被他惟妙惟肖地再现在世人面前。而泥巴狂人赵庆杰的名字也被人们所熟知。古今中外　融会贯通

清十二帝的亮相帮赵庆杰在泥塑界站稳了脚步，于是他一鼓作气，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他再推力作打造了52位奥运冠军相。这一作品的推出，引来了京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让泥巴狂人赵庆杰名声大噪。

名气给他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他的作品成为了抢手货，他再也不用依靠其他的收入来支持自己的泥塑事业，而可以专心致志地投身泥塑创作。这之后的日子，他不断地推陈出新，创作新作品新形象。神州5号上天，他创作出第一个悬浮泥塑形象；奥巴马当选总统，他推出了泥人奥巴马；电影《十二生肖》热映，他又立即推出了十二生肖的套装泥塑……

除了研发设计新作品外，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用在思考如何将泥塑这门传统的技艺在现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上。他认为虽然泥塑是一门传统的手艺，但身为一个泥塑艺人不能只是传承技艺，更应该运用这门技艺传承中国的文化。

手艺人传承文化，必须要用作品来说话，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以自己的作品去打动别人，从而吸引别人感受其中的思想。于是，他用青花瓷的艺术形式再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又受女儿玩具娃娃的启发开发了有声泥塑。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仿照真人比例制作的会说相声的“马三立”泥塑。虽然有声泥塑因为语音识别系统还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被他搁置了。但他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对其开发。

这不这阵子，他又忙活上了“胡同保护”，推出了一组“北京记忆”的作品，将老北京的胡同风貌变成了一幅幅泥塑油彩画。北京记忆作品还因为独特的寓意在创意旅游产品比赛中，与象牙雕刻、翡翠白菜等作品相角逐荣获了三等奖。

还别说，这些作品得到了不少老北京的好评。在他大栅栏的工作室里，经常有客人驻足欣赏，还拿出手机拍照。有老北京居民称赞说：“这个作品好。不仅做得漂亮，而且还有意义。我们记忆中的胡同就是这个样。”

他就是这样，不断地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的民俗技艺中，吸收外国文化元素为中国传统技艺服务，引领泥塑产业的发展，让泥塑文化成为了一项创意产业，有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和发展前景，不再是完全依赖国家扶持的文化遗产，从而被更多人所熟知，被更多人喜爱，让古老的民间手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我的故宫之路

故宫，明清两代的皇宫，无与伦比的古代木质结构建筑群，历经六百年风雨，依然完好地屹立于北京。六百年的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无论怎样优秀的说书人，都不可能在燃几片沉香、喝数杯清茶的工夫里把它说清。六百年，对历史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过在生长于故宫墙外的“老北京”眼里，它饱含着太多的神秘。但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所在，从南池子50号走出来的书法家董正贺却与它朝夕相伴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董正贺走遍了故宫的九千多个房间，六百年历史的神秘早已像云烟一样随风散尽，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却书写了一段自己的人生传奇。

红墙绿瓦的木结构房子面向东方，木窗、木门上的红漆早已不同程度地剥落。这是董正贺的办公室，不足二十平方米，却被几张桌子、几个文件柜占去大部分空间，放满了各种文件、书籍和书法作品。

董正贺，1951年生于北京，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今年董正贺62岁，花白的短发未及双耳，眼角也渐渐爬上了鱼尾纹，但是有神的双眼、优雅的谈吐、爽朗的笑声以及素雅的着装，无不透露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气质，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气质。

每天上午，当故宫墙外已是车水马龙时，红墙内却仍旧一片静谧。阳光透过窗子洒进屋里，董正贺就坐在书桌前，为故宫挥毫泼墨，一张张力透纸背的宣纸不时被拿到旁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生活，董正贺整整过了四十年。

董正贺说，她能来故宫工作，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生命中遇到了贵人”。知青回京养病　周折结缘故宫

1974年初，知青董正贺回到了老家北京，因为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的五年时间里，本来体弱的她由于恶劣的环境而得了肺结核。那一年，她23岁。

董正贺回北京没几天，东华门街道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主任王振明就前来“慰问”了。“说是慰问，其实是看我是不是真的生病了。”董正贺说。因为当时很多知青受不了乡下的艰苦条件，借口生病回的北京。

1966年开始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也是知识断层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很多青年受动乱环境的影响，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丢弃了学习的主动性，但董正贺却是个例外。

那天，王振明推开她的房门时，董正贺正端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写着毛笔字。因为刚输完液，左手手背上还贴着酒精棉球。董正贺看他环视了房间一周，目光扫过窗台上的一排空了的生理盐水瓶和几个链霉素药盒，最后落在书桌旁的废报纸上，上面有她刚刚练过的笔迹。“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表情的变化。”董正贺说。之后，几句嘘寒问暖，王振明就走了。但是就在几天后，王振明再次造访。这一次，王振明问她：“想不想去知青办？你字写得不错，去那边可以做登记工作。”就这样，董正贺来到了知青办。

董正贺后来才知道，王振明有个妹妹，也是知青，大概是因为对知青的境遇感同身受，或者因为第一次见面时她写字的情景给王振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才会让自己去知青办工作，而就是这份工作，帮助董正贺敲开了通往故宫的大门。

知青办是给返城知青安排工作的地方，当时的安置单位有北京手表厂、东方红炼油厂、公共汽车公司等等。董正贺是知青，也要安排工作，但是她清楚，上述工作并不适合自己，知青办的登记工作虽然可以一直做，但又总觉得缺少些什么，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定有合适的工作在等着我。”董正贺想。所以，忙时做登记，闲下来就写写字，董正贺的日子倒也清闲，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半年。

这一年的11月，北京工业大学要招一名实验室老师，董正贺有些心动，决定去看一看。11月的北京早已朔风凛凛。那天上午，董正贺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就去了，但是骑了四十多分钟还没到，她就有些灰心了：“要是以后真去那儿工作了，可怎么办呀？”让她更加灰心的是，所谓实验室的老师，不过是个管理员，管理实验室的器具，负责收拾学生做完实验后的残台。于是，看过一次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不过，这次“失利”后不到一个月，董正贺终于迎来了与故宫“结缘”的机会。12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厂要招两名工人，工作内容是为文物糊囊匣。虽然也是工人，但是怀揣着对故宫这个神秘所在的好奇，董正贺辞别了知青办，走进故宫，正式开启了她的“故宫之路”。整理文件得赏识　修复工转入美工组

12月22日，董正贺来故宫博物院业务部报到，但是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一米七左右的个头，穿着一身中山装，走路背着手，迈着外八字四方步，俨然一副古代文人学者的模样。这个人就是业务部秘书吴空，也正是因为他，董正贺的“故宫之路”在一开始就有些特殊。

吴空见来了一个小姑娘，就随便问了一句：“你喜欢什么？”董正贺脱口而出：“书法。”吴空诧异地看了看她，又问：“喜欢什么书法？”董正贺说：“毛笔书法。”简单的对话之后，吴空让董正贺拿她平时练习的书法作品给自己看。第二天，吴空看到董正贺的书法作品时，目光由第一天的诧异变为赞赏，还不时地点点头。但是，之后一连三天，吴空都没有提让她去修复厂的事。董正贺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怎么还不来接我？是不是不要我了？”就在她不知所措时，吴空给她派活儿了。

第四天早晨，吴空带董正贺来到南群房的一个大柜子前，让她把里面的东西整理整理。那是一个深棕色且有些发黄的柜子，约有两米高、一米半宽。董正贺纳闷为什么自己不是去修复厂糊囊匣而是来这里整理文件，但是领导说了，自己也只能照做。

董正贺打开柜子，文件像流水溢出器皿一样掉落下来，灰尘如同浪花在空气中散开。她用手挥散眼前的灰尘，定了定神，瞬间就蒙了，因为柜子里满满的都是文件。她蹲下来，看到掉落在地上的有行政文件、文物文件、照片等等。她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该怎么弄呢？”不过，一定要做好，她想。于是，从那天开始，她每天就在南群房里对着满柜子的文件，一一挑拣，分门别类，书写标签。其间，吴空偶尔会来视察董正贺的工作情况，依然是背着手，迈着标准的外八字四方步，抬抬手臂指向院子那边的一所房子，对她说一句“喝水啊，热水房在那边”。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杂乱无章的文件柜终于变得井井有条。交货验收时，吴空看着文件柜里分门别类的标签，更是肯定地点了点头。“该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了。”弄完文件后，董正贺终于等来了吴空的这句话，一直悬挂在心中的石头也终于落了下来。董正贺跟在吴空身后，见他出了门洞就向左拐，心想：“不对呀，向左走是美工组，向右走才是修复厂。”吴空见她有些犹疑，便说：“你就跟着我走吧。”果然，吴空带董正贺去的是美工组，而从那时开始，董正贺就在美工组扎了根。整理照片用五年　踩破专家大腕门

美工组组长杨志敏是一位老学究，为人耿直。但是，见到董正贺第一面时，他却有些不愉快。“他可能是以为我有后台。”董正贺后来揣测道。因为美工组是业务部最好的部门，而业务部又是整个故宫博物院最高级的地方，如果没有后台，这个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地方，凭她一个学历不高的小姑娘怎么可能进得来呢？事实是，董正贺确实没有后台，后来她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和能力。

来到美工组后，董正贺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整理照相室的资料。董正贺后来才知道，之前曾有两个人接手这个工作，但是没几天就不干了。她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考验自己，还是因为这项工作确实没有人做，但还是应了下来。不过，这次整理可是前一次整理绝对没法儿比的。用时间来说，刚来故宫时的那次整理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而这次却整整用了五年时间。

照相室是一座二十平方米见方的小南屋，里面放着几个檀木色的柜子，每个柜子都有几个大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满满地塞着照片、底片，董正贺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分类，给每一张照片、底片做一张卡片，并标上名字。

这个工作听起来似乎不难，但实际做的时候，董正贺才知道其中的不易。“都是些文物、古迹的照片，我没有学过考古，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知道叫什么？”一开始，董正贺还真是有些犯怵。但凡事总会有解决的方法，董正贺的方法就是她的耐心和韧性。

没有学过文物分类，董正贺就去查书，一页一页翻，一点一点记。不知道文物的名字，她就拿着照片、底片去问专家，看实物，一干就是五年。在那五年的时间里，董正贺频繁地出入于各个专家的办公室，可谓踢破了所有房间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她也结识了古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等鉴定界的大腕儿，还有康雍、欧阳中石、刘炳森等书法名家。“所有文物的名字都是一件一件问出来的，有瓷器、铜器、书法、绘画、天文等等很多类。”如今想起来，董正贺还是回味无穷，并且得意地说：“北大考古系的都比不上我，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实物，是第一手资料。”修复厂登门要人　美工组惜才不放

那时，董正贺每天早晨8点到办公室，下午5点回家，除了必要的询问，就是一个人在照相室整理资料，中间也不与其他人多说话。所以在杨志敏和其他美工组成员看来，董正贺有点怪。但是，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得做好本职工作，这是董正贺的全部想法。并且，因为家住南池子50号，从故宫骑自行车回家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董正贺还能利用中午的一个小时练练毛笔字。

怪归怪，董正贺的踏实、勤奋，大家都看在眼里，这让她在故宫里声名鹊起，口碑很好，甚至当时的业务部主任杨伯达还特批：“要给董正贺留出练字的时间。”当时，杨志敏也彻底改变了对董正贺的看法，而且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董正贺来到故宫后的第二年，美工组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找到杨志敏，开口便说：“小董是借给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还给我们？”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修复厂厂长赵雄图。杨志敏自然是当仁不让，回道：“小董是我们的人，干嘛要给你们！”就这样，在杨志敏的维护下，赵雄图硬是没有把董正贺要走。

虽然是以修复厂工人的名义来到故宫，但是董正贺没有做过一天糊囊匣的工作。后来她想，当初被带到美工组时，兴许吴空跟人事处和修复厂说的就是“借调董正贺到美工组”呢。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美工组显然是更适合她的地方，不仅为她提供了结识康雍、欧阳中石、刘炳森等书法名家的机会，也为她提供了更多习字的时间。

幼年时，董正贺随父亲董石良习字，后来拜入顿立夫、徐之谦门下。虽然作为知青到内蒙古插队五年，但她一直坚持练字。来到故宫后，经名家指授，她的书法造诣更上一层楼。整理完照片资料后，董正贺就做起了专职为故宫写字的工作。1977年，田家英革命展览在故宫开办，董正贺为其书写前言，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在故宫露脸。上世纪90年代，国家图书馆邀请故宫代为寻找书法家撰写牌匾，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朱家溍指名让董正贺书写，这是她最出风头的一件事。

如今，已经退休的董正贺被返聘到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工作。每天，她在一片晨光和鸟语声中来到红墙内的这片清静地，为故宫写字，继续四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我的“父亲档案”

本文要讲到的这个“父亲档案”，有些特殊，她的制作者不是档案机构的员工，而是一位平凡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后的岁月了，她用真诚和执着，在搜寻和建立“父亲档案”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有趣和感人的事情，也慢慢品读和知晓了父亲受人尊敬的一生。

这位特殊“档案记载员”便是东华门街道银闸社区居民徐玲。两件旧资料　引出神奇空军往事

在许玲搜集的关于父亲的物件中，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身着旧式飞行服，眉宇间透着英武清秀。许玲说，这张照片背后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

许玲的父亲许景煌生于191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航校学习飞行，1939年加入八路军，1945年来到东北老航校当飞行学员。

1946年6月7日，许景煌当天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飞行科长吉翔用“英格曼”初教机带飞许景煌。飞行中，飞机出现了事故，发动机突然停转，螺旋桨也不动了。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许景煌和吉翔原本可以把飞机速降在空阔的田野上，但为了保全飞机，他们选择了调转机头飞向机场迫降。在转弯的一瞬间，飞机又失速了，径直撞向了洋灰铁筋铸成的飞机堡上。

被送往牡丹江医院的许景煌被医生认为生存希望渺茫，但他还是凭借坚强的毅力苏醒过来。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的许景煌因为这次事故被定为三级残废，从此告别了蓝天。

当许景煌沉浸在不能翱翔天空的失望中时，他又被安排到了空军后勤油料处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在许玲的众多资料中，还有一张已经严重泛黄的老报纸，标题是《十九架破飞机》。这个报道是许景煌1960年9月2日发表在《空军报》上的一篇回忆性文章，讲述的是十九架破飞机成就的功勋。

1948年秋，许景煌转到东北老航校的第二年。当时的老航校的飞机已经很破旧了，许景煌和战友们都在热切地期盼着能从敌军那儿缴获一些好的器材。

一天，许景煌的领导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刚解放的朝阳镇有两架敌军留下的新式飞机，还有一些旧飞机。就这样，许景煌被安排去往现场把飞机都带回来。

当晚，许景煌就带着三名机械员和一名通讯员赶到了朝阳镇。到现场一看，许景煌才发现所谓的新飞机都是一堆废品。许景煌和工友便来到旁边的破烂堆，在那里，他们欣喜地发现了航校里所缺的机件。他们数了数，足有二十架残缺不全的破飞机，还有十多台完整的飞机发动机。

许景煌决定把飞机一架一架组装好之后再运回去。次日，他们来到机场，用了9天时间把所有的飞机都装好。一共是19架日制“九九”教练机和“凖”式战斗机，又将10多台完整的发动机运回装箱。

从机场到火车站足有五公里，他们动员了十余位民工和十辆大车搬运。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所有物品被搬运上火车。

翌日，火车到了磐石，因为当时国民党还占据着吉林，必须绕道桦甸，再从松花江到绞河。从磐石到桦甸不通火车，只能用汽车运。到了桦甸又得卸车装船去绞河，到绞河后又装火车。

两天两夜没合眼，再加上敌人飞机的低空扫射，许景煌和大家硬是挺过艰难，把飞机送到了航校。

而就是这些破飞机，成为当时东北老航校的宝贵财富，保证了航校在创建早期最艰难的时期能正常开展飞行训练。一次展览　促成千里探寻之旅

厦门是许景煌青少年时期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有他积累学识、学习音乐和体育运动的成长经历，这里还有他思想、世界观形成的成长经历。

2012年12月18日11点57分，北京西站，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许玲踏上了开往厦门的K307次列车，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列车到达了终点站厦门。这是许玲继2005年8月之后，第二次踏上父亲老家的故土，探寻青年时的父亲生活和求学之地。

回老家，一直是许玲的心愿。但让她决定近期就回老家的，却是因为一次展览。

2012年7月12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厦门陈嘉庚纪念馆共同主办了“走进嘉庚建筑”摄影展，许玲作为社区居民参加了开幕式。

通过参观，许玲有幸认识了陈嘉庚纪念馆的副馆长，正是这位副馆长为许玲走进陈嘉庚纪念馆给予了方便。

12月19日上午晚8点，列车到达厦门。许玲的堂弟许春生已经在举着许玲的名字在站台等候了。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之后，第二天上午，许玲就同许春生一道来到了陈嘉庚纪念馆。

到达之后，许玲就把父亲留下的几张照片给副馆长看。在北京参观“走进嘉庚建筑”的展出时，许玲曾经拿着这几张照片去展室对照过。“从照片的背景看很像是尚勇楼的建筑。三面骑楼，外廊装饰为西洋古典柱式。早期为集美师范等校校舍。从照片文字看，上面写着云梯中学。云梯中学不知与集美学校是否有关系。”许玲说。

副馆长拿起照片，仔细分辨起来。给了许玲一个回答：“这几张照片的背景不是集美学校楼群内的，到厦大去看看，云梯中学已经不存在了，可以去双十中学找找，看校园里是否还有照片上的背景楼”。

带着副馆长的建议，12月25日上午，许玲和许春生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厦门大学，在那里，她得到了厦门大学1933年至1935年学校周刊的学生目录里查到了许景煌的名字。

许玲告诉记者，她的父亲许景煌一直没有告诉过她参加革命的原因。而就在参观了厦门大学校史展览馆之后，许玲说，她明白了父亲投笔从戎的原因。

因为根据史料记载，厦门大学在1931年的时候成立了“救国会”，而且那段时间，学校的起床号也被改为了吹军号，并且还组织了军队的人为学生们进行实战军训。

也就在去厦门大学的当天下午，许玲又意外收到了杨为民送来的当年许景煌写给姑父杨思兰的信件。

寻访完厦门大学后，许玲又辗转来到了双十中学，从学校校友会得到许景煌在校运动会400米、5000米成绩记录复印件，以及参加全国运动会预选赛1500米第一名的复印件。一篇博文　铺就千里寻亲之途

许玲注册了一个新浪博客，叫做红鹰展翅。在她写过的博文中，有一篇名为《从学习飞行到专做后勤油料工作——空军第一次飞机失事》的文章。就是这篇简单的记录父亲工作的博文，却意外引出了一位白发独臂老人的千里寻亲之路。

这位老人名叫吉延俭，东北老航校飞行科长吉翔烈士的独子。1946年，吉翔把吉延俭和他的母亲接到山东省昌南县因马村居住，后因为战事紧张，吉延俭和母亲被迫转移，从此便失去了和父亲的联系。

自从10岁与父亲失去联系后，打听父亲的下落、寻找父亲的踪迹就成了吉延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凡遇到当过兵的人，吉延俭就会上前询问父亲的下落。

吉延俭的老母亲更是如此，只要听到天上有飞机轰鸣，就会跑到院子里，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弥留之际嘴里也不忘念叨着儿子。

母亲去世后，吉延俭更加坚定了寻找父亲的决心。他先后到过县里、省里、南京、常州等地，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始终没有得到一星半点父亲的音讯。

2010年，吉延俭家购置了电脑。上网时候的他，无意间发现，百度搜索父亲名字的时候，在一个叫做红鹰展翅的人的博客里出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经过核实，许玲博客中提到的吉翔正是吉延俭的父亲。吉延俭像疯了一样跑到母亲坟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就开始了千里寻亲之路。经过多方联系，吉延俭和许玲联系上了，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1946—1986》一书中查到父亲可能安葬在牡丹江。后来，经过牡丹江市民政局和档案局的帮助，吉延俭在牡丹江烈士陵园找到了父亲的坟墓。一句遗嘱　讲述不懈圆梦之路

在厦门双十中学搜集的资料中，许景煌在校运动会400米、5000米成绩均为学校的最好记录。在许景煌投笔从戎之前，许玲说，父亲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够体育救国，并且在临终前，许景煌未能完成的心愿也跟体育有关。“父亲在学校和空军部队的时候，体育一直是他的强项。获得过各类的体育奖项。”许玲拿起一枚许景煌在沈阳空军后勤油料处时和战友一起获得学校篮球比赛十连冠的纪念章对记者说道。

许玲还对记者讲起了许景煌的奥运情结，以及自己为完成父亲遗愿所做的努力。

许景煌是在1988年3月份去世的，就在当年的8月份，韩国汉城举办了奥运会。许景煌去世前就曾经跟家人说过想去现场看比赛，可惜未能如愿。

许景煌去世的时候，他在此提到了自己的奥运梦想，当时陪在一旁的许玲默默地记住了父亲的这一愿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许玲便想起了父亲的遗愿，一直想法设法要为奥运会做点什么来完成父亲的愿望。

2006年，许玲加入到银闸社区居委会，参与到社区服务奥运的行列中。其间，许玲组织社区居民参加了天安门奥运火炬传递活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拉开大幕。其间，许玲一场不落地观看了所有比赛，特别是父亲爱看的田径比赛和篮球比赛。同时，她也组织社区居民参与观看了自行车比赛、马拉松比赛等。许玲说，父亲的遗愿终于在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完成了。

紫禁城里的志愿者

相比之下，东华门街道灯市口社区居民李延和老伴在上千人里经过笔试、面试、培训、考核层层筛选出来，最后得以戴上故宫志愿者胸牌，无疑是幸运儿。儿时的故宫遥不可及

无论是掩映在夕阳下的琉璃瓦还是那四隅角楼，无论是历代王者的交错更迭还是那变幻莫测的争斗，五百年后，这里，紫禁城，幻真幻影，对世人来说依旧是个谜一样的地方。即使对从小就生活在它附近的李延来说，依旧如此。

李延家住灯市口社区，离故宫很近。她还记得幼时晚上散步乘凉的时候，经常会跑到故宫里面，爬到石狮子的身上感受异样的坐骑，跑在曾经帝王才能走的御道上与玩伴嬉戏。那时，有些宫殿还没有被栏杆围起来，走近皇帝的龙椅时，从幽暗的大殿的各个角落里，渗出来的森严令她从脊背上升起一丝丝凉意。一个寒颤过后，她便一路小跑，头也不回地去寻同伴了。

那时的教育，并没有令她对故宫产生多少温情或者自豪感，只知道它是明清两朝的皇帝老儿住过的地方。因此，这样一个古老、冰冷且让人充满敬畏的地方，李延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它有何关联。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喜欢历史的她渐渐开始关注起了家门口的故宫。“故宫太大了，宝贝太多了！每一件都值得你玩味良久。”工作后，李延去故宫的次数更多了，可是真正零距离了解它还得从一则广告说起。一则小广告引发志愿梦

2004年11月的一天，李延和老伴儿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小小的广告———故宫招募志愿者。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李延和老伴立刻生出一个念头：去报名。

几天后，李延接到故宫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去参加故宫志愿者的选拔考试。考试当天，带着兴奋与忐忑，夫妻俩人早早出门了，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一个星期的报名时间里，故宫收到了1500多份志愿者报名表。

选拔考试从早晨9点开始。笔试环节填空题居多，很多是类似于“雍正是哪个朝代的皇帝”等简单的历史问题，这对喜欢历史的李延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笔试后，只有三百多人进入了口试环节，李延和老伴携手通关。“我一辈子做技术工作，原本就不善言辞，更没经历过这样的考试场面，当时紧张极了。”口试环节，李延抽到的号比较靠前，看着自己前面的应试者越来越少，李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总想着跟后面人换个号，可越往后心里越焦灼。”“李延！”考官的声音让矛盾、纠结的她心头一颤。进入考场后，她环视一圈，见屋子里有一圈沙发，五个考官。坐在面试席上，她深吸一口气，两只手静静地放在腿上，等待主考官发问。“你能给我们讲述一个与故宫有关的故事吗？”考官问道。“那我就讲讲抗日时故宫文物南迁吧。”凭着对故宫的喜爱，李延对这道考题感到信心满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的飞机耀武扬威地盘旋在北平的上空，贪婪地注视着绿树点缀其间的颠连起伏的紫禁城宫阙。紫禁城内静悄悄的。这座看上去只有凄凄荒草的空城，其实各宫室内正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们脸上蒙上了一层尘土，正在细心地挑选着宫中的古书、字画和古物珍宝，装箱准备南运……”在静悄悄的考场里，李延滔滔不绝地讲起这段历史，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二十多分钟。“行了，就讲到这里吧，您回头听通知。”正当李延讲得兴起，主考官打断了她。“我讲得行不行呀？”被考官打断，李延刚刚平静的心“咯噔”一下。“听通知吧。”考官们依旧是这句话。“完了完了，肯定没过关……”不记得自己怎么走出考场，李延心里暗叫不好。然而，和她的表现相反，老伴儿面试出来后笑容满面。听了李延的讲述后，老伴儿安慰她道：“没事儿，咱俩能考上一个当志愿者也行。”

选拔考试结束后大约过了5天，李延再次接到故宫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通知老伴儿去面试。虽然为老伴儿高兴，但李延也为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些遗憾。“看吧，都怪你这嘴，谁让你说考上一个来着。”李延羡慕老伴儿，不禁埋怨起他来。“行啦，行啦，一个也行。”老伴儿一点儿也不恼，继续安慰她道。

让李延意外的是，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她又接到了故宫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告知她也获得了面试的机会。“真的吗？你再说一遍？”拿着话筒，李延怕自己听错了。“你不就是李延吗？你被录取了，明天带两张照片过来吧。”对方确认道。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李延当天下午就和老伴儿去了故宫交照片。之后，故宫内外的专家为他们办了五六次培训，普及故宫知识、介绍讲解技巧，尤其是对珍宝馆与钟表馆作了专门的介绍。李延和老伴儿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从头到尾地背诵两遍。“好久没有那么紧张过了。”忆起那段备考的日子，李延说，“我们领到了一个出入证，那些天我和老伴几乎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去故宫看，去学习，越了解故宫，越觉得陌生，这才真正感觉到了故宫历史的厚重。”

2005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李延和老伴儿正式进入实地模拟讲解环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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