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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伟国,瞿介明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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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学插上翅膀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为瑞金医院多位医护人员所写的从医感悟和救治理念，即“医乃仁术，大医精诚”，全书分七章：第一章为医生职业道德与价值观；第二章为医学与创新；第三章为医学与人文；第四章为医院与文化；第五章为医学与发展；第六章为医患真情故事；第七章为我的医学梦想。全书文字透露着医护人员对从医之路的精诚之心，对瑞金医院的真挚之情，对行医救人的广慈之爱。

序言

医学是什么？美国学者佩里·格利诺说：“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也是最科学的人文。”

现代医学的勃兴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比如，疫苗的出现基本解决了大范围传染性疾病的问题，抗生素的出现成为治疗感染的利器，医疗卫生系统的建立和健康知识的传播使得人类平均寿命显著延长、全球儿童死亡率显著下降等，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的福祉。

时至今日，医者们秉持一贯的科学精神，穿梭于病床旁和实验室，用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与疾病斗争。医生们总是希望对疾病的认识再多一点，与疾病“鏖战”时，“武器”更精准一些。医学的发展历程证明临床经验只有经过科学研究的洗礼才有可能催生新的理念和方法，才能促进医学进步——科学研究就像医生的翅膀，让他们在医学天空飞得更高。

医学研究疾病，但更关注人，医学是回应他人痛苦的一种努力。

医生应该也正是为了人的健康和幸福而辛勤耕耘在自己的岗位上的，为了一次治愈而由衷快乐，为了一个生命的诞生而共同喜悦，当然与此同时也会为了一次救治不成功而遗憾，为一个生命的离去而感伤。正如电影《心灵点滴》中的主人公说，“如果我们要挑战疾病，应该挑战其中最严重的——冷漠。感情转移是难免的，每个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为何我们在医生关怀病人的关系里不要它？这就是为何治疗一个疾病有赢有输，但治疗一个人，我保证，你一定赢，无论结果如何。”这说明医生只有有着人的情感，能够与患者感同身受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医者。人文是医生的另一个翅膀。

科学和人文是医学的两翼，缺一不可。如何看待生命、死亡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医学向何处去。医学科技的发展不断扩展人类的认知边界，在此基础上，由人文精神带领，做出最符合患者福祉的判断并据此行动，应该是更加值得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医学里科学与人文最好的结合。瞿介明　杨伟国2017年7月

医生职业道德与价值观

医生职业精神的弘扬牵涉医患之间的关系，医患关系不能理顺和改善，便不能说医改是成功的。

职业精神是什么？是对职业的认识和实施，以及对完成本职业的态度。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精神，但是它们共有的两个字就是“诚信”，即诚实与信用。很多行业中就缺乏这种诚信，医学当中也缺乏这种诚信。医生的职业精神与其他行业不一样，因为医生的对象是病人，是人的生命。我们过去医学经典《千金方》就是对人的观点进行阐述。

回到1 300年前，孙思邈讲过，“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看到病人的痛苦就好像自己痛苦一样。以后又有很多医生的“医乃仁术，大医精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多次提出医务人员要为人民服务，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技术精益求精。

我国在1998年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其中清楚地提出：“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2002年，西方提出了《新千年医师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签署并执行，中国医师协会于2005年正式宣布加入推行此宣言的活动。同时，我们2011年也提出了中国的《医师宣言》。

医师职业精神有三项基本原则，首先就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作为一个医生就应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公众性。《健康报》也提到医师职业精神的10项职业责任，其中有3项牵涉我们的技术，提高业务能力的责任，要提高医疗质量的责任，还有对治疗负有责任。

现在我们在医师执业当中存在着什么问题呢？邱泽奇教授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现在就医总体满意度达到60.3%，医疗服务满意度达到57.3%。当然，对于个别医生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4%。我们知道，如今医疗纠纷和事故频发，最近报道提到一位患者治疗时心脏支架用了7个。我问了一下，医生说支架是可以做7个的，但是不是一次性做，报道中没有关于此详细的阐述。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事情，很多人觉得医师要赚钱就放支架了。那你为什么用外国货呢？那你吃奶粉为什么吃外国的不吃中国的？这里存在着很多理论和思想上的问题。舆论对于医学界负面报道很多，老百姓的意见也非常多。据统计80%以上医疗纠纷是医疗态度违背医学职业精神引起的。

那么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内在原因，也就是医生本身。有一部分医生的思想准备不够，没有认识到医生是一个劳动（包括脑力、体力）强度高、风险高、要有个人牺牲精神的职业。他只是认为一个医生，可以有收入，所以无法挡住市场经济和外界物质的诱惑。很多医生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选择学医，没有按照毕业誓言去做，还有一部分医生的业务水平不够，出了很多的医疗差错。

交大医学院医学生毕业宣誓中清楚地写到了“恪守医德”，说明医德是非常重要的。再分析一下外部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医疗纠纷如此之多？医学界在人民群众当中有这么多不好的反映？我行医已60多年，我认为社会对医护人员的职业了解不够，他们不知道作为一个医生的劳动强度和精神负担。因此有的病人要求过高，认为修个汽车花3千块钱，但花了3万块钱还没有把病看好，他拿看病和修理机器相比。所以，有的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诉讼，只能进行防御性医疗，写的东西都要天衣无缝，这种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有的地方待遇也不够。社会对医学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所以有些媒体报道带有片面性和夸大成分。7个支架的案例中，医生如果问病人家属要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病人肯定说进口的。我们不少国产的东西不够好，这个也不能怪病人家属。但是并不表示医生要用进口的就是要赚钱，不能一概而论。社会上还存在不够尊重医护人员的情况，经常可以看到医护人员被骂、被打，法律保护不够，最后对闹事的人也没有严肃处理，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不公正，好像只要吵，只要闹就可以有所得。这在社会舆论中有没有被揭露出来并加以批判呢？没有。

在医改当中存在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我们的医生要提升和弘扬医师职业精神。这种精神的提升和弘扬要通过哪一种途径和措施呢？社会、国家、领导要重视和善于进行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这方面医师协会已经做了。媒体要了解和介绍医师职业的性质、难度、强度，要多为医生想一想，而且医生应该得到相应的待遇。医生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老百姓认为医生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医生是人，也有人的要求。

媒体要正确报道医疗纠纷，多做一些有利于缓和医患之间矛盾的事或报道。我不责怪媒体，他们也有职业的要求。稍微有一点事情就认为是医疗事故，这是不对的，医疗态度的问题就按照态度办理，是事故就按照卫生局的规定处理，把医疗事故分成几个等级，应该怎么处理，严重的话就不能再做医生。希望媒体能够正确报道、正确引导，让全社会了解医务人员工作的辛苦。我做了60多年医生，人家放假了我不能放假，人家休息了我不能休息，我一休息，救护车来了还得去会诊，这些社会上了解得可能不是太多。

对医护人员自身的要求以后要更加严格一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一点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我活了80多岁，我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达到？是不是实现了我原来的愿望？如果说我在30～4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非常强烈的愿望的话，可能会对病人做出更多的贡献。

什么是从医的目标和目的？什么是医学职业精神的核心内容？每个医护人员都应该问一下自己。我们现在有很多榜样。特蕾莎修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张平宜虽不是一位医生，但他深入四川凉山为病人服务，用爱遮盖“上帝的弃儿”。还有钟南山，他的出名就是因为SARS期间不怕被传染，深入病人内部调查了解原因，他提出“医患同心、平等尊重、互信关爱、仁心仁术、沟通理解”五项原则，呼吁社会共建医患和谐，他被评为“白求恩式大夫”。白求恩在1936～1938年期间作为世界上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也是加拿大收入最高的39个医生之一，但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救援工作，又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后由于手术感染而殉职。这位医生的逝世是为了中国人，为了和平事业，为了人类的尊严。特蕾莎修女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曾说：“我选择了贫穷的人，我代表那些挨饿的、身不披衣、无家可归、体有残废、双目失明、患有麻风病的人，因为他们感到被人们遗忘，成为社会的负担，被社会所唾弃。”她有一个信仰，以爱心来对待这些贫苦的人们。吴阶平也是一样，他对人生的价值、理想和信念做过一些哲学性的思考，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和成败得失与祖国的最高利益拴在一起，他逝世以后，把财富捐献给了吴阶平基金会，鼓励那些为医学做出贡献的年轻科学家。清朝吴敬梓讲过“医家有割股之心”，把自己的肉挖下来给病人吃。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防治疾病，不是把挣钱、致富放在第一位。医生要钱算不算错？不能算错，因为没有钱，怎么改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钱多一点，但是靠技术、靠服务得到的钱才是比较安心的，要做一名有良心的医生。

我认为，医师职业精神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以病人为中心，孔子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为病人多想一想，要懂得病人的心理。有很多医疗纠纷就是因为医生讲的一句话，医生没有从病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二，要摆正“道义”与“利益”的关系，要不断学习，精益求精，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不要讲损害他人的话，与其他医生意见不合的时候不轻易暴露在病人及其家属面前。我做学生时，老师就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诊断方面的意见不同，医生和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但不要在病人面前评论。在背后讲人家的坏话是不妥当的，而医生当中这些现象常常可以见到。

职业精神应该怎样树立呢？这需要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自我约束、磨炼的过程，而且要从医学教育的第一课就开始。我在念书的时候，3年级就组织我们到平民医院去照看生病的穷苦人，让我们为他们服务。我的孙女在美国，她自己要求到南美洲为穷人去治病，爱心不是长大了再培育，而是从小就开始。我们曾经下乡为农民服务，那时候叫培养阶级感情。现在看起来我仍然觉得这种措施是对的，我们医生就应该到贫穷的地方去看一看、听一听。

一个人应该从“原我”到“自我”，争取达到“超我”。“原我”是指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天性，比如我喜欢吃得好一点，喜欢吃肥肉。“原我”是喜欢吃肉的，为什么变成了“自我”呢？因为多吃会肥胖，不健康。我作为医生挣钱是好的，但是不能用不得当的手段得到。像特蕾莎修女就是“超我”，她愿意离开自己富裕的家庭去为穷人服务，这些高尚的思想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我们也要争取这种“超我”。

医生做了牺牲，有什么回报呢？有了正确的医师职业精神才会不断钻研，解除病人的痛苦，有了高超的医疗水平才会有效地提升职业精神。我记得在“大跃进”期间曾经讲过一句傻话“三年攻克白血病”，光有雄心壮志是没有用的，没有本事怎么治疗病人呢？还有一点是其他职业可能无法体会到的，医生的职业精神会给你带来人间“爱”的报酬。我在2012年春节接到了一封信，这个病人治愈已经20多年了，现在是一个地方的银行副经理，他说：“因为用了你的治疗方法和指导，我全家都活下来了，并且生了孩子。”还有一位30年前的病人，一定要来感谢我，这次“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他和整个家庭都过来给我授奖，这些体会只有你用爱去给他服务，你才会有爱心的回报，这才是最高的价值。

只有有了正确的医师职业精神及其所激发的钻研热忱，才会有机会在医师生涯中获得所期望的成就。有人可能会说：“王老师，你机会好，你得到荣誉了。”其实我没有荣誉，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因为我做到了作为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得到了很多其他职业得不到的爱，很多的病人也是以爱来对待我的。卫生系统核心价值观与医学伦理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胡庆澧

我想探讨一下如何用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支持卫生系统的人文建设和核心价值观。

医学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部分。生命伦理学的总原则是有益（Beneficence），我们医学从业者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对患者有益的，我们要尊重患者，让他们有自主权（Respect and Autonomy），还有公正（Justice）和不伤害（Non-malfeasance）。到底什么是医学伦理学，这在国家“十一五”教材中已经做了很明确的规定，它是研究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当中采取合乎道德的行为和决策，也是确保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医学目的以及如何来维护患者的权益。“医本仁术”、“大医精神”等，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是我们医学的道德标准，而生命伦理学的真正起源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希特勒虐待犹太人和战俘，用人来做实验，而且有很多的医学家和科学家参与了这种把人作为实验体的惨无人道研究，所以在二战之后他们被作为战犯来审判，发展出了伦理规范。联合国机构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这两个机构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有关的技术标准和伦理准则。而这些技术标准和伦理准则也就是指导今后如何处理医患关系和规范医疗研究工作中的行为。实际上这种伦理规范现在非常广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当中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它不光是在具体每一个医患关系的问题方面，甚至关系到环境方面的伦理、空间的伦理和纳米的伦理。为什么我们要关心纳米伦理？举一些很小的例子，由于纳米技术的兴起，可能某一个厂对某种中药进行了纳米处理，所以中药的制剂是经过纳米处理的；我们现在去买衣服，这是衣料纳米处理的纤维；我穿的是纳米处理的袜子……哪怕买一个食品也说这个是进行纳米处理的，实际上这是完全的误导。如果你的中药是经过纳米处理的，那这个药品所有原来的检测是不是能够用都成了问题。因为如果到了那么细小的分子，你吃下去的东西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中药？也许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它的毒性、药理作用完全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科技来忽悠人，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纳米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健康。

在国际社会，除了刚才两个主要的联合国专业机构以外，还有专注予于艾滋病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等，有很多规范来要求我们医生如何正确对待科技的发展，以及对待这些医患关系中涉及的特殊问题。自20世纪以来，生物医学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有关的原则来确保全民获得技术方面新的利益，而且让人民既用得起这些技术，也能够被我们的民族所接受。比如基因技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上海南方基因研究中心作为负责人时，有部分基因测试工作，这个全球合作的项目必须要求建立一个伦理委员会，来评判你这个检测的技术是不是很好地能够保证为人民服务。基因技术里面牵涉了很多人文关系问题，我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看到所谓的“天使基因工程”，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马上就给他测定一个基因，像算命先生一样算一算，今后是像姚明一样成为篮球运动员，还是一个舞蹈家，是不是能够考上大学……一项新技术，怎样使用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这其中需要解决很多的误区。

根据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医学伦理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可以归纳出我们卫生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爱、责任、尊重和公正”。《千金方》书中提到了一个医生应该怎样去做事，提出了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如何全心全意地用怜悯之心来化解患者的痛苦，而且不分他是亲朋还是陌生人，是愚昧还是贤达，是一般群众还是达官贵人，都应该像对待亲人一样，把患者的烦恼当作自己的烦恼，而且不要瞻前顾后，考虑自己的得失。当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谈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国外很多人都说中国确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规范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如何对待患者。这些都能够体现孙思邈的仁爱精神，所以说医本仁术，《内经》中讲作为一个医生，必须是一个仁爱之士，否则不可以作为医生并将生命托付于他。伦理学讲到的行善和友谊原则都体现了仁爱精神。我们在做伦理审查当中所关注的就是患者和受试者。过去瑞金医院叫广慈医院，其含义是“广博慈爱”；仁济医院是“仁德仁术，济世济众”，这都体现了救死扶伤的仁爱精神。

首先要尊重生命要尊重患者，尊重受试者，要尊重他们的自主权、知情权，要取得他们的同意，这些都体现了尊重别人、尊重生命。这种尊重生命不仅仅是对人类，而且要尊重实验当中的生物、动物，必须强调尊重卫生工作者，尊重我们的医务人员。我们以前常常提到，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医患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商品买卖的关系，甚至病人觉得我出钱，你就得给我服务，今天我挂了一个专家号花了200多块，你如果没有开我想要的药，我就觉得你没有给我服务好，像这种情况就是对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不尊重。

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在这个宣言中特别强调了尊重和人权的问题，提到不仅要尊重一般的人，而且要特别关注那些特殊脆弱性的个人与群体。患者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我们必须要尊重和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信息，做到不歧视不诋毁。

我最近还看到在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因地中海性贫血患者较多，某些地方在招聘公务员的时候就增加了一项检测，测试这些应试者是否有地中海性贫血的携带因子，有则不予录取。有些全国人大代表也准备提出一个如何来保护这些受试者的议案，而我作为卫生部的课题组组长，负责调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提出一个议案，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如何杜绝基因歧视的问题。我们国家最近碰到了一连串的问题，首先是对艾滋病的歧视，然后又是对乙型肝炎的歧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人不尊重？而且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携带者，不是病人。

其次就是责任，这种责任不单是个人的，还有社会责任。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讨论了社会责任与健康的问题，因为健康作为一个课题，不单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这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很多人都提到医疗保险，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矛盾？归根到底就是“我出的钱，我需要怎样的回报”。如果政府不支付这张账单的大头，样样都需要老百姓掏钱，这种医患之间的矛盾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最主要的就是看政府对于医疗保险的投入到底有多少。

还有就是公正性，这种公正性处理这些群体时一个很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公正性，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卫生规划的目标应该如何体现这种公正和公平。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明确规定了“健康是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在整个21世纪的发展中，医疗诊断、手术治疗方法都有进步，而这种发展到底是不是能够很均衡地分配到让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这是大家所关注的。在2009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也谈到了建议成员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这一不平衡现象。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我们当时已经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兵，是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榜样，在召开初级卫生保健大会时候中国是作为样板的。但是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当中把我们国家卫生经费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列入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4位，甚至被排到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后面。

再来谈一谈科技的发展和伦理学中面临的新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各个领域都有很多突出的进展，从死亡的标准来看，过去还将心跳停止判定为死亡，但是用现代的技术可以让心跳保持而其实已经脑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资源实际上是被浪费了，是一种无效的治疗。还有很多有关人工授精、生殖卫生、基因治疗、建立样本库和转化医疗的问题，都存在着如何进一步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来正确对待这些科技的发展。所以在医疗、在研究、在政策、文化层面都要用医学伦理的观点来正确指导。伦理学家讲的是该做什么，而法律是准不准做什么。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管理者，在促进国家卫生事业方面应该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最近大家都在提转化医学，交大医学院也要建立一个转化医学中心，转化医学就是从实验室到临床，建设一个最佳的模式，在建立这个模式的过程中就牵涉怎样把基础医学的研究转化到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

医学科研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用伦理学的观点来支持，日常研究和临床试点也体现了卫生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借此加强医护人员和研究者在伦理上的观念，并对临床工作伦理审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伦理，特别需要提出的就是什么是临床研究，什么是临床实践。研究的目的是测试一种假设的行为，而实践是如何使患者保持健康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二者是不同的。另外我们更容易混淆的是创新性治疗，这是还没有进行过验证的治疗，还是一种研究，若混淆就会造成很多医患之间的矛盾。国内曾经把一个肿瘤的手术进行放疗对比研究，是一篇很高质量的文章，在国外发表了，但是文章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编者按语，意思是说我们杂志一般是不会刊登这种没有伦理准则方面的文章的。虽然也说明论文本身质量较高但其实也评价其有违于医学伦理。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肖氏反射弧也是这样，医生也许是好心去救治一些膀胱瘫痪的问题，但这是研究工作，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推广。

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实际上和国外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2010年，卫生部注意到在干细胞的临床应用当中，某些医疗机构没有规范行为，就委托我作为负责人来牵头提出一个关于干细胞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的伦理规范，这个规范在两年前提交给了卫生部，很多部门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干细胞的研究工作者、伦理专家委员会都通过了，但是没办法具体实行。因为谁来执行这个问题？如何来管理这件事？卫生部曾发表了一篇通告，就是关于干细胞临床研究自查自纠的通知。干细胞研究是我们一个强项，但如果在这些规范方面没有做好的话，也许反而落后了。日本走得更快，已经做到可以在动物身上把一个成体的干细胞用来制造血小板，而且这种血小板是有功能的。如果把这个放到人身上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输血的问题，今后可以用自己的细胞来补充这些来源。所以这是很有前景的，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如果不很规范地去做，反而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管理者三方面很好地、有机地、互动地相互支持，能够让我们的国家走到前沿。

以前看到的干细胞的治疗是商业催生的早产儿。一般来说对于患者也好，受试者也好，我们对他们的权利和福利需要有独立的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医患关系今天已经讲得很多了，我们分析了很多原因，发现医患关系的矛盾很多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服务态度和知情权、隐私权的问题引起的。我们主要的对象不是疾病，而是患者。我们希望医生是个称职的、技术精湛的，没有精湛的技术也不可能得到患者的信任。

医疗系统有很多的宣言，包括《日内瓦宣言》，都是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下来的。2005年制定的医学伦理手册提到了三点，要有同情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爱心；要有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必须精湛，医生没有能力根本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要尊重别人，也要尊重自己。生命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包括诚信、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宽容，要有一个合作的团队。我们要允许别人在科研当中出错，这是作为一个生命科学家所应该具有的态度。

卫生事业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大医精诚、救死扶伤”，我们要用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来体现这一价值观，就是用仁爱、尊重、责任、公正来体现。我们要以卫生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精神来实践这一核心价值，那就是诚信、奉献、创新、宽容、关怀合作。医学与创新科研为临床插上翅膀中国工程院院士　宁　光

我们经常自问，什么是科研？其实科研就是在遇到疑问或不解时，试图找到答案或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行医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医生，就是在为我们的患者寻求最好的诊治方案，这不仅是一个看护患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医学研究的过程。因此，科研就在我们每天的医疗过程中，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说做一个有心人，在医疗看护过程中同时用心发现甚或发明新的诊治方法，或者用心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与其他分享，这就是最好的科研。如若此，科研就如同为临床插上了翅膀，可以助医生们飞得更高。

人们心目中对好医生有很多期许，每天诊治许多病人，或者做很多手术，临床经验极其丰富，这一定是好医生；理论功底扎实，授课访学，带领大家共同成长，也是好医生。但他们与一名真正的好医生之间还存在差距。

这种差距往往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不勤于思考，满足于机械性的看病开刀，甚或懒于跟踪医学进展和学科发展的方向，不习惯于学习新的方法、新的术式，而是满足于陈旧的知识和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第二，不善于学习和总结，他们以为做医生只是单纯地看病、做手术，却不会从自己和他人的实践中总结并吸取经验，从而进行改进和完善。第三，不理解社会，社会对我们医务人员有许多要求，但他们我行我素，不懂得沟通，乃至与社会脱节。

或许有人认为医学前辈们不做科研，而是单纯凭经验，甚至以医学是经验科学为借口，提出为什么现在要求我们做科研？内科医生们都很膜拜张孝骞，以为他的临床技能特别好，但并不做实验。我在协和医院的院史馆就看到这样一张照片，是20世纪30年代张孝骞做实验的场景，是他在亲自做酮体测定的实验以便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当时他用的设备非常简陋，但他亲自操作，而且他又总结了实验结果，论文发表在著名的JCI上！可见张孝骞不但临床技术高超，更是一位有科研思路的研究型医生。

其实我们瑞金医院的老前辈邝安堃、许曼音、陈家伦也很早就开始做科研。1955年美国的Conn确诊全球第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后，1957年瑞金医院就诊断并治疗了中国第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这一事件被当作是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开端。因为没有条件检测醛固酮，当年碰到那位原醛症病人时，我们的老前辈们一开始是无法诊断该病的。为了明确诊断，他们把病人的血进行处理，然后注射入实验鼠体内，导致实验鼠出现了低血钾症，这就是“代谢笼”的雏形。他们需要做复杂的腹膜部造影来观察肾上腺，虽然这种造影技术很难，但他们努力做到了。他们和麻醉科医生共同协商如何及时处理和解决手术中的低血钾……他们经历了无数难关，最终才成功地救治了病人。从诊断到治疗成功，这一过程用了足足7个月！经过多年来科研到临床的转化和发展，如今瑞金医院内分泌科诊治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只需要7天，这巨大的进步显示的就是科研的作用和科技的力量。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需要积累。瑞金医院之所以能在1957年诊断中国第一例原醛，那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关注肾上腺皮质。1952年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里有一篇论文，讲述如何用嗜酸细胞显示出糖皮质激素的高低，作者是吴冠英、王振义、陈家伦、许曼音，还有一篇1951年发表的英文文献也是这个主题。1951年，王振义院士大学刚毕业，陈家伦、许曼音老师尚未毕业，这样一群学生就在邝安堃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中国最早的肾上腺皮质功能的研究。他们与很多教授合作、探讨、实验，最后发现可以用嗜酸细胞的数量来判定肾上腺皮质的功能。这项研究正是6年后他们成功诊断治疗中国第一例原醛症的基础。科学家们做出研究成果的故事似乎都是传奇，但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背后的艰辛和努力。

1958年瑞金医院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邱财康后举世震惊，创立了著名的烧伤补液“瑞金公式”。参与抢救的史济湘教授是外科系统的医生，他有这样一段感悟，“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认真汲取前人的经验，在临床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史济湘严谨地思考如何抢救烧伤病人，时刻做好准备，敏锐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烧伤科。

如今，90多岁的王振义老师依然坚持每天查阅文献，并在每周四的病例查房中给我们讲述最新最前沿的知识，他的成就正是科研与临床相互转化的典型。正因为有了王振义、陈家伦、许曼音等这些让我们顶礼膜拜的一代人，才有我们瑞金医院的今天。他们创建了众多的学科，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故事，但我们不能只关注他们的传奇，当我们去深究的时候，才发现传奇的背后是科研精神在熠熠闪光。

身为一名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在工作中去发现、去发明、去创造，然后把成果介绍给别人，例如写成一篇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让别人学习，这就是我们临床基本的科研活动。当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以后，就会有一种愉悦感，激励着我们把科研当作一种快乐，就如同热爱歌唱的人不断琢磨每一字每一词如何唱得更准确会很开心一样，我们琢磨一篇文章如何写得更好也可以得到快乐和内心巨大的满足。

科研离不开学科带头人的思考和引领，因此这对于学科带头人的要求就很高。第一，学科带头人应该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心怀远大目标的人，带领一个学科前进，需要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情怀和胸怀！第二，要有爱心，无私大度，热爱我们的病人，热爱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并诚心诚意地为每一位成员的快乐而快乐。第三，要善于授权。要想做到善于授权，带头人在专业上肯定是处于领先的，而且要持续不断地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时刻保持低调谦和，这才是瑞金的科主任，瑞金的学科带头人。第四，要始终居安思危，合作共生。学科带头人应该时常有意识地做同行对比，找准学科所处位置，并与兄弟学科对比，只有对比才能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要思考自己目前的工作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只有不可替代才是创新的、独立的、自主的。还要时时刻刻想到新的增长点，以前的工作只能代表过去，今后还能够保持不断进步吗？有没有一些预期可能出现突破的成果？有没有创新的思维和方法？还有新的增长点吗？还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室吗？不断地提问自己，鞭策自己前进。

做临床研究、写论文、做专利，这些都是科研的方法，但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病人解决问题。这需要我们把论文专利等转化成为医疗上的创新，比如治疗方法的创新和诊断方法的创新，这样我们的临床就可以促进科研，科研就可以推动临床！众所周知，瑞金医院里在全国排名靠前的科室科研力量都很强，因为他们能把临床和科研有机结合在一起。例如在内分泌科和内分泌研究所，我们创新设立“临床基础研究伙伴机制”，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组成伙伴团队，有人做临床，有人做科研，临床和基础之间一一对应，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同心协力解决一个难题。比如针对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开始是我们临床医生看到一位病人，然后就从临床进行分析，其科研伙伴去做免疫组化诊断，并进行基因排序，分析病因。接着临床医生再接手，继续扩大病例收集和证实，发现原来这是一类极其复杂的疾病，再把这些疾病找出来，进一步分析它们的分子机制，提出“二次打击”是此病病因。在这一过程中“临床基础研究伙伴”们经过了六个层次的转化。

在临床上摸爬滚打得到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但如果不能把它们通过科学研究进行分析、验证，并产生新的理念和方法，那么就无法推广，无法真正促进医学的进步。希望我们每一位医生都认真思考，从自己身边每一个临床问题出发，为自己打造一对科研的翅膀，在医学的天空飞得更高。革新传统观念的胃癌转化治疗势在必行普外科　朱正纲

我是一名临床外科医生，当年师从敬爱的傅培彬、董方中、林言箴、李宏为与尹浩然等教授，并在他们亲切教诲与直接指导下，从事外科的医、教、研工作，至今已近四十年了。数十年来在胃癌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中，我越来越体会到需要不断地革新传统观念，引入新的治疗理念与技术来提高疗效，当今尤其应该通过转化治疗来挽救更多胃癌患者。

据我国最权威的医学统计机构新近发表的中国十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见，胃癌始终居于前三位，极大地危害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在我国，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逐年增高趋势。因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年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资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肿瘤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以胃癌为例，按照年龄结构，其发病率最高年龄阶段是在80岁左右，以前我国国民的平均寿命大概在70多岁，现在平均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80岁了，也意味着各种肿瘤，包括胃癌发病绝对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据统计，2012年全球新增胃癌人数是95万多，其中我国占了40多万人，占比42%。经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胃癌发病人数将会达到77万多，新增胃癌约达45%左右，所以对医学界来说这将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东西方国家在胃癌治疗理念与临床治疗方案上还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在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等国，往往是以“手术＋同步放化疗”为主，在欧洲诸国多惯用“化疗＋手术＋化疗”模式，而在东亚地区包括我国，日本、韩国等胃癌高发国家，往往首先强调施行根治性手术，术后再行辅助化疗这一传统的治疗模式。

胃癌手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力求将胃原发癌灶与包括淋巴结在内的转移灶作根治性切除，视癌灶范围可行全胃切除抑或次全胃切除。第二是消化道的重建，对胃切除后的消化道重建方式不下百余种，但对何种重建为最佳方式仍缺乏普遍共识。迄今，针对不同临床病理分期，如何施行合理的胃癌根治手术范围与理想的消化道重建方式仍然是困扰外科医生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前者关系到患者术后肿瘤的复发，而后者则关系到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二者都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就胃癌外科手术而言，近二十年来也有不断的发展，最重要是对早期肿瘤越来越提倡进行微创手术治疗，也就是说，通过创伤比较小的手术而达到根治肿瘤的目的。比如对于非常早期的胃癌，我们可以经内窥镜手术做病灶局部切除，只要严格掌握该手术指征，可以达到根治肿瘤并保证术后良好的生活质量。再者，逐渐发展成熟的经腹腔镜进行胃癌根治术已在我国逐渐普及，可以达到与传统开腹手术类似的疗效，由于该手术创伤小、切口疼痛轻、术后恢复快，故具有更多的优越性。最近七八年来，我国相继引进了先进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开展机器人胃肠道肿瘤手术的单位也越来越多。这种手术方式是计算机信息化技术与外科技术完美的结合，主刀医生不直接接触病人，而是在辅助操作台进行手术，通过计算机控制操纵杆在病人腹腔内进行精准手术，同时能够保证病人术后生活质量。这些微创手术技术为我们治疗消化道肿瘤提供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也创造了令人满意的疗效。

我们国家是一个胃癌大国，每年新增几十万胃癌病人，但整体早期胃癌收治的比例不足10%。据国内一些主要的胃癌治疗中心，包括北京肿瘤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天津肿瘤医院等报告，每年收治的胃癌病例均在上千例，早期胃癌也仅占20%左右，绝大多数病例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相比韩国、日本早期胃癌的诊断率达到50%～70%存在很大差距，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胃癌治疗的整体疗效。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胃癌治疗的整体水平，首先是要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早期胃癌的诊断率，并给予规范的手术治疗。其次，面对目前大量的进展期胃癌或者晚期胃癌，如何给予积极的合理治疗，使之能有效增加根治性手术切除率、减少术后肿瘤复发，延长患者生存期并改善生活质量同样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最近，由多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临床研究报告（REGATTA研究），对于已发生肝转移、腹膜转移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的晚期胃癌病人，进行两种治疗方法的比较，即按传统理念先行手术再作化疗，或不予手术而进行单纯全身性化疗，结果发现，对于晚期胃癌，先行手术并辅以术后化疗患者的疗效并未优于接受单纯化疗的患者。该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对于晚期胃癌患者，尽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手术，患者也遭受了很多痛苦，但并未使患者的预后获得改善。这就促使外科医生反思，并由此提出了对进展期胃癌新的治疗理念——转化治疗。转化治疗的内涵是对于因手术技术或肿瘤学因素等已无法达到根治性切除或勉强可予切除的晚期胃癌，通过术前化疗、放疗等措施，争取使原发肿瘤与转移灶范围缩小、肿瘤细胞大量失活，达到临床病理降期目的，并进而能争取实施根治性手术，使相当一部分晚期病人获得治愈的机会，改善疗效，延长生命，这就是转化治疗的内涵。

我院胃癌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术前新辅助腹腔内和全身联合化疗（neoajuvant intraperitoneal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NIPS）技术，对确诊后的晚期胃癌，特别是出现腹膜转移的患者，施行腹腔内与全身性联合化疗，尽可能缩小原发癌灶，控制腹膜等转移灶，待重新评估已将晚期癌灶降期（将Ⅳ期胃癌降至Ⅲ期甚至Ⅱ期胃癌）后，再进行根治性手术。如今，在已进行的Ⅱ期临床研究50余例患者中，转换手术成功率为64.3%，R0切除（无肉眼可见肿瘤残留）率更高达77.8%。于是，被“判了死刑”的晚期胃癌患者得到了重生机会。一位39岁的女性胃癌患者，因腹膜广泛转移，合并大量腹水，因多家医院婉拒治疗后转入我院，经过积极转化治疗后，原本占1/3以上的胃部浸润性癌灶及腹腔内大量转移癌灶与腹水被有效控制，并最终获得根治性切除，治疗前预计约3个月左右的生存期如今已延长到一年半余，病情仍相当稳定。随着转化治疗的理念不断深入、技术不断完善，获得类似疗效的病例愈来愈多，为晚期胃癌的治疗提供了延长生命的希望。

通过对晚期胃癌进行转化治疗的实践，我们认识到引入一项新的治疗理念，首先需要转变医务人员的传统观念，外科医生的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我们更要有治疗理念的创新，对肿瘤治疗要有全局观。给予肿瘤患者首次治疗方案的科学或正确性非常重要，对晚期胃癌不应轻易安排手术、草率切除，而应采取积极的转化治疗，延长患者生存期才是我们治疗的最终目的。

在临床治疗外，我院外科胃癌团队已启动了全国首个NIPS治疗胃癌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的Ⅲ期研究。如今NIPS治疗成功率并未达到百分百，为什么都是一样的技术流程，一样的用药，但并非对每位患者都有效？为此，我院胃癌诊疗团队已着手转化医学的研究，将胃癌原发灶、转移灶及癌旁的正常组织进行基因测序研究，以期探讨肿瘤转移的内在原因、分子机理与特性，进而开展敏感药物筛选研究，力争为不同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治疗。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胃癌，包括其他消化道肿瘤，按照单一学科或者单一专科医生来说，已经很难给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应该汇总各有关专科医生的智慧与技术，也就是MDT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包括肿瘤外科、肿瘤内科、影像学科、放疗科、介入科、中医科等，给患者提供综合科学的治疗，这已成为改善肿瘤患者疗效行之有效的途径，值得进一步推广普及。感悟科技创新神经内科　陈生弟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明确指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这场科技界的历史性聚首，预示着创新中国正在翻开新的篇章。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我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结合38年医教研的工作经历及走过的路程，谈谈自己对科技创新的感悟。学习，是基石

朱熹的一首诗形象地描绘了创新与学习的关系：“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由此诗义，让人联想到创新之辛苦。学习犹如春水，一朝春水来临，艨艟巨舰便如一片羽毛，悠然飘荡于中流之上！移理而言，学习的基础如果不坚实，单纯地为创新而创新，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枉费气力。因此，学习是创新的基础，没有学习作为基础的创新，恰如春水不至的艨艟巨舰，移动艰难。因此，要想推进科学研究的创新，务必将学习放在首位，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国际、国内的相关文献，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是创新的重要基础。

1978年，我毕业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系，有幸在瑞金医院神经科工作了38年。期间分别于1983～1986年和1988～1991年攻读本校神经病学硕士和博士，师从于著名神经病学家徐德隆教授和周孝达教授，又分别于1995～1996年和2001年4月～6月以访问学者、博士后和客座教授身份在美国贝勒医学院神经病学系从事课题研究及临床进修，从此便与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脑重大疾病帕金森病及阿尔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结下了“良缘”。我在导师们的指导下，以及自己作为导师指导研究生们开始了一段探索帕金森病及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诊治转化研究的漫长历程。帕金森病及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断和治疗一直是神经病学领域的重大难题。无论是在研究生学习或出国学习期间，还是在平时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学习、查阅文献、加强交流，紧跟医学科技快速发展的步伐。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在前10年的科研生涯中，在国内首先成功建立了更符合人类特征的甲基－苯基－四氢吡啶（MPTP）－帕金森病候模型，改写了我国以往仅用6-OHDA-PD鼠模型研究帕金森病的历史，促进了我国帕金森病研究的进程。正是因为硕博研究生阶段及出国进修的学习和积累，我才得以夯实临床与科研基础，为我后20年来作为导师指导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并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方法，是翅膀

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在激烈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13亿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健康素质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病分别是第一、二大神经变性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照料者的负担。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让广大患者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上述目标就要依靠科技创新，而好的方法对于创新取得成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创新，首先是从无到有的。原来没有的东西，我们把它发明了出来，比如青蒿素，屠呦呦把原来没有的东西提取出来并用于治疗疟疾，以及我们医院的王振义、陈竺和陈赛娟院士发现维甲酸治疗早幼粒性白血病都是创新。习主席在科技创新大会中指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长期以来我们团队一直专注和重视帕金森病的基础与临床的转化研究，通过建立帕金森病模型，探寻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试图寻找到一种可以用于早期诊断帕金森病的生物学标记物，发现一些传统的中药用于帕金森病的保护性治疗，研究成果发表在Annals of Neurology、Molecular Psychiatry、Progressin Neurobiology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与此同时，我们团队创办了体现转化医学的国际英文杂志Translational Neurodegeneration，目前已经进入了ESCI。

创新的第二种方法是新的排列组合，即已有两个或多个事物通过一定的手段重新组合在一起，产生新的使用价值。比如在帕金森病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患者随着疾病的进展出现明显的步态障碍，不但给日常生活造成困难，还非常容易跌倒，且步态障碍对于抗帕金森病药物的治疗反应差，很多患者不得不使用拐杖，甚至助行器。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在患者前方地面上投射一条垂直于行进方向的激光线，给患者一个视觉上的刺激，可以改善患者步态障碍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我们将激光发射器分别与腰带或拐杖结合在一起，组成一种可穿戴的发射激光的设备，应用于患者的日常生活。在初期的试验中，对于步态障碍的帕金森病患者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一些患者使用这种可穿戴设备后，可以自己走路，实现生活的部分自理，减轻了照料者的负担及家庭的经济压力。目前在此基础上正在研发情景触发式可穿戴发射激光设备，希望早日实现自动识别步态障碍，自动触发激光发射，减少手动激光发射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使其产生新的使用价值，这也是一种创新。

在长达30年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是获取哪一种形式的创新，都需要认真的工作态度，需要探索求真的精神，需要专业的工作素质，以及需要务实的工作作风。合作，是力量

在这次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这提示了我们合作的重要性。当多个人的思想进行交流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想法叠加，而是智慧和创新力的迸发。我坚信：“任何人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身后团队所给予的支撑，在一个好的团队里，每个人各得其所，各有所长，在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最终实现团队的既定目标。医学事业比起其他工作更需要寂寞和坚持，但每一位耕耘在这片土壤上的坚守者都相信，这不只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人类的事业。”

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机制及诊断和治疗一直是医学领域的重大难题，但我们的团队并没有畏惧困难，而是迎难而上，虽然国内在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起步较晚，与国外研究存在差距，但近十年来，通过与国内同道的共同努力，差距正在一步步地缩小。在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方面均取得了一些原创、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同时，总结和摸索出了一套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预警、诊断、综合治疗的方案及预防干预的方法，得到了医学界和社会的认同，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十多项。我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第19届世界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学术大会，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可以开拓科研思路，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更可以促进成果的产生。帕金森病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医生的经验，即使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神经科医生对帕金森病诊断的准确率也只有80%。震颤（患者口中的抖动）是帕金森病常见的临床症状，但并不只是帕金森病的患者才有震颤（原发性震颤的患者也可以有手和脚抖的症状）。对于只有震颤的早期帕金森病患者，其诊断具有很大的困难。因此，研发一种可以检测震颤并区别不同疾病震颤的技术和方法，很可能为帕金森病的鉴别诊断提供重要的依据，并为帕金森病治疗效果的检测提供客观的评估依据。通过与上海交通大学康复医学工程教授的合作，我们开发了“针对震颤的基于Kinect深度图像数据的运动学检测分析方法”软件。该软件运行于微软的Kinect设备，能够获得震颤的空间三维坐标进而可以计算震颤的运动学参数，有利于不同震颤模式的识别。经过一些前期的临床数据的分析，该软件已经申请专利，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应用于临床，为帕金森病的鉴别诊断提供较客观的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每一名临床科研工作者，若有夯实的知识基础，正确的科研方法及良好的交流合作，势必可以在科研领域有所创新，为全面建立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麻醉医学中的精准与创新麻醉科　于布为“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精准”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新高度，正是各个学科致力建设达到的目标。麻醉医学的创新之道就是建立精准的麻醉医学和围手术期医学，从而使得麻醉学科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医疗服务，实现舒适化医疗，降低围手术期患者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手术质量的提升，保证更加优质的术后转归，更加强有力地支撑临床医学发展。

作为具有40多年临床经验的麻醉医生，本人在中国麻醉学科发展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理想麻醉状态”、“精确麻醉管理”和“舒适化医疗”等创新理念与实践也受到业内外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认可，写进教科书和临床麻醉实践指南，指导并成为国内麻醉学科的发展方向和愿景。回顾我的这些理念和实践形成过程，如果说是一条麻醉学的创新发展之路，那么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我提出并建立了“理想麻醉状态”和“精确麻醉管理”的理念与实践；2009年，本人作为中华麻醉学分会第十届全国主任委员，创建了中国麻醉学科发展的四大愿景和十五项计划，带领中国麻醉学科快速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本人从瑞金嘉定北院和卢湾分院的医院管理者角度出发，开展了以麻醉科为中心的内外科混编的新型医院组织架构和内部流程改造，对麻醉学科的发展建设重新做了功能梳理和内容设定。应该说，在这条创新之路上，形成的这些创新内容和成果，对于中国麻醉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长海医院建立了国内首个现代化的麻醉科，首次实现了临床数字医疗、电子病例、标准处方和现代化的ICU病房……在解决了手术患者安全性问题之后，我开始思考麻醉的原理和本质，提出了麻醉的哲学思辨：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麻醉的本质，建立了哲学层面的麻醉概念和临床层面的麻醉深度概念，将意识消失与伤害性感受进行分类，从而创新了临床麻醉的管理方案。提出将心血管活性药物作为临床麻醉的基本药物，用于抑制伤害性刺激所造成的交感内分泌反应，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理念和方法已经成为现在临床麻醉的基本管理策略，有效地改善了临床麻醉效果，提升了手术安全性，促进了患者的术后转归。

1997年我调入瑞金医院工作后，在“麻醉哲学思辨”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麻醉状态”的理论，并且首次将“精确麻醉管理”理念付诸临床实践，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内首个脑电麻醉镇静深度监测指导的“精确麻醉管理中心”，告别了过去依靠经验医学的“毛估估”麻醉管理，实现并达到了全院所有手术室的精确麻醉管理和监测标准，这对国内麻醉学科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瑞金医院麻醉科承担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脑电麻醉镇静深度监测技术培训中心任务，自2010年开始，每月举办一期麻醉深度监测学习班，6年间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等地区在内的800多位麻醉医生。促进了“理想麻醉状态”和“精确麻醉管理”理念的传播，在业内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提出“理想麻醉状态”和“精确麻醉管理”理论的同时，我提出了“麻醉无禁忌”的理念，这打破了以往高龄患者或所谓严重内科疾病患者不能够进行麻醉手术的传统观念，为高龄危重和重大疾病患者的手术治疗赢得了时机，也促进了手术学科的发展。这个创新理念在刚提出时也遭受到了很多麻醉科主任和医生的抵制，随着“理想麻醉状态”和“精确麻醉管理”理念的传播，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麻醉科医生开始接受“麻醉无禁忌”的概念，在与手术医生的沟通合作基础上，通过“精确麻醉管理”的临床策略保证了高危患者的手术安全。

在麻醉管理技术方面，我创立了“诱导期高容量液体填充”的麻醉策略，使得患者能够更快更平稳地进入“理想麻醉状态”，提高了临床安全性。此外，在麻醉质量控制管理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方式，诸如率先将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作为一项基本监测写入上海的麻醉质控标准，首次将利多卡因、麻黄素、阿托品纳入每例临床麻醉的基本药物，普遍使用术后患者转运过程中生命体征自动连续监测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本院和上海地区的麻醉安全性，也被其他地区广泛采用，促进了国内麻醉质控水平的提升，本人也被推选为首届亚洲麻醉质控协会的主席。

在麻醉科教学方面，我提出了住院医师的麻醉科轮转制度，要求所有的临床住院医师进入麻醉科轮转学习。该制度不仅培养了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也切实提高了医院内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经过麻醉科培训的住院医师也受到其他学科的赞赏和肯定。这些创新措施也被国内许多医院采纳，并且成为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特色和亮点。

在麻醉科研方面，针对“理想麻醉状态”的理论基础，我带领研究生们开展了全身麻醉机制的探索。在2000年创建了麻醉与记忆功能的研究方向，此后在全麻机制研究中获得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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