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工作坊(2013)(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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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工作坊(2013)试读：

写在前面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主编过一本叫《社会学工作坊》的书刊，以“工作坊”名之，意在区别于一般的论文集或刊物，探索一种学术研究的工艺，力求把一个产品（最终结果，在学术活动中就是研究论文）的生产程序、机制、环节、技术等，而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进行呈现。就像带一个人到工厂的制作现场参观一个产品的制作工艺和流程（从材料选择、构思，到模型选择、加工等），而不是只到产品陈列室看产品，更不是直接到商店购买商品。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参观制作过程不仅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而且还向你解释它是怎么制作和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它不仅给你猎物，甚至不仅给你枪，而且告诉你怎么用枪打到这只猎物。

保罗·杜盖伊和斯图尔特·霍尔写过一本书《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该书通过对索尼随身听的个案研究，不仅向读者说明了文化实践和文化习俗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呈现了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和分析方法（所以才起了这样的书名）。显然，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研究生而言，给他看一篇精彩的论文，不如给他看这个论文的制作过程和制作技巧，正如对于一个有志于狩猎的年轻人而言，给他猎物不如给他枪，而只给他枪则不如教他如何使用枪。

这种对学术研究方法和程序的重视在西方是有传统的，现在英美国家的大学还非常流行“工作坊”的学术研究模式（特别是在合作研究中）：若干个（一般10个以内）对某个共同话题有兴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就该话题分别写出初稿，大家交换阅读，接着在一起相互切磋商讨，提出修改意见，再接着由作者修改，然后再切磋，直到最后写成论文发表。

受他们的启发，我先是尝试在我主编的《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0年开始，每年一本）中设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栏目，每期发表一项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有价值的原创性调研报告和民族志访谈），同时还请作者尽量细致地“交代”自己的研究过程（选题缘起、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写作进展、修改加工等）中涉及的各个环节。从2014年开始，我还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进行类似尝试，每年编一本《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工作坊》，推出研究生（以硕士生为主）完成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一般是其学位论文），同时要求作者尽量细致地呈现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涉及的各个环节（选题缘起、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写作进展、修改加工等，以及特别是和指导教师的互动）。

我们的尝试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现代的学术研究不仅是一个人的神秘精神活动，而且是一项技术活（当然绝不仅仅是技术活，否则就成为技术主义或技术拜物教）；既然是技术活，就与别的技术活（比如，制作一张桌子）有类似的地方。要生产一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光有好的创意或念头（good idea）是不够的，还要熟悉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些操作程序。即使是好的创意也离不开平时的学术训练（训练总是包含有技术成分），而绝不是什么神秘的顿悟。陶东风2014年5月30日

当代中国青年偶像的变迁

在复刊后的十八年中，《中国青年》宣传、介绍了一大批具有革[2]命文化特点的典型人物，他们中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铁人”王进喜，也有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献出生命的向秀丽、丁佑君，还有返乡务农的知识青年典型，等等。虽然这些传记主人公的事迹所占篇幅长短不一，传记主人公的职业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这些主人公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对这些主人公的宣传报道，往往是配合党的政策需要进行的。比如，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里，传记主人公多为革命领袖或者战斗英雄，到了1964年前后，主人公中开始出现返乡务农的知识青年，并且数量逐渐增多。其次，他们大多来自工、农、军三大领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者、革命事业的建设者为主，他们与革命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抉择时，他们都选择了前者。

此外，知识分子的形象几乎被排除在传记文本之外，即使有极为少数的几位入选者，他们的形象也同新政权的建立密切相关，是革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以聂耳为例，他的入选并非取决于他艺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与新政权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极为特殊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他的事迹与形象已经成为新中国这一共同体文化标志的一部分，因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单纯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身份。（一）文化认同建设与青年身份规训

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建立或者统一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都是极为关键的战略问题，因为这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正如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来强调民族的文化建构

[3]属性一样，民族成员虽无法完全相互认识，却可以通过诸如历史故事、典型事物、游行庆典等表征相互联结。因此，《中国青年》在这一时期树立的革命榜样就如同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等符号一样，共同表征着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虽然各地的青年因为地域遥远、交通不便等因素无法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亲自参与到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见证那些伟大而辉煌的时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阅读革命榜样的传记来建立起一种“在场感”，建构关于新中国的共同记忆。

这些经过精心筛选的传记，便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再生产作用的文本，它们不但能够将那些符合新文化道德标准的人物形象传递给读者，而且将榜样成长的经历阐释为普通人在共产主义道德不断感召下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典范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典的成长模式被认为是可被效仿的，它们能够生产出更多践行新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优秀青年。革命榜样以及他们的事迹作为新中国价值体系的一种文化表征，赢得了青年们的追随与崇拜，在青年中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力量。这些形象作为革命时期新的道德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承载者，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向青年传递着新的价值观念，向青年群体灌输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

党历来重视青年群体在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青年运动更被党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再到“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青年运动不仅被表述为历史悠久、意义重大的革命性运动，而且这种记叙力图表明，青年运动之所以能够保持先锋性和正确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它与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曾指出过青年运动的重要性，“在中国，青年问题现在是有头等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的青年）、青年工人、[4]青年农民——一切这些力量，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进展”。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中国青年自五四以来在中国革命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概括为：“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的革[5]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开始发起的”。

党对青年力量的重视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工作中。新中国成立伊始，举国上下面临着建设新中国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动员人民力量参与伟大的革命建设事业的时候，党中央特别指出，必须将青年作为一支主力军进行着力动员，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作用。虽然青年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能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青年人由于年轻冲动、缺乏社会经验等特点又被认为是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容易动摇的，还需要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不断地学习与改造。此外，尽管身处解放区的青年们已经在革命旭日中沐浴成长，不断剔除了封建残余思想，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正在以全新的风貌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但是那些生活在国统区、被反动教育体制浸染着的青年们还没有形成正确的国家政权意识，无法树立正确的观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们仍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帮助与改造。所以，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后备军”的青年们进行意识形态规训被认为是极为必要与迫切的。这种规训直接体现在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复刊所题的著名题词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6]性，革命无不胜”。短短二十个字涵盖了对青年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两个方面的要求，而革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前提保障是要不断加强对青年的纪律性建设，而所谓的纪律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党领导的绝对认同与绝对服从。

但是，原有的曾被广泛认同的五四青年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诸种元素，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崇尚西化、对于支配制度与文化的反抗等，在这一时期则是不符合革命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对党的绝对服从等价值观念的，甚至是与之相冲突的。对于五四青年文化内涵的修改与剔除，也为此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想象提供了必然性。如何将传统意义融入当下，建构出新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具有权威性的符号性框架，用之标示青年的义务与职责，指导青年效仿与学习，就迫切地呼唤着对新民主主义青年进行身份建设。“新民主主义青年”这一称谓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7]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该决议表明，为进一步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整合以往的社会青年群体，期待他们在新社会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力量，所以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更好地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广大青年学习，中央决定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中国青年》定期刊物。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宣布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随即成为对符合政治标准的青年人的共同命名。

为了与以往的“五四青年”“新青年”等从社会文化角度对青年身份进行标志的称谓相区别，“新民主主义青年”这一身份的建构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它是指在党的帮助和培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强烈的无产阶级道德意识的青年。这一身份的获得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用新民主主义道德标准锻造自己，通过党的考查，获得党的允许后才能够实现的。对于这一身份的内在精神维度，《中国青年》也有详细的阐释，这种青年人应当具有的新品质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素，如“要培养青年团员们具有革命的人生观、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懂得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也就是说：要联系到我们的理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要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8]人民、为了群众，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那么，青年人何以获得这些优秀的品质？该刊物马上给出了答案，要言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新环境的熏陶和接受新教育——“我们必将以新品质的范例，号召大家学习。同时又将以批评[9]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去掉坏的品质”。由此而知，实例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同被作为新中国教育培养青年人养成新品质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媒状况的局限性下，纸质媒介是实例教育宣传推广过程中最为重要、最易普及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实例教育是通过传记教育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这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解释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青年》上刊载的人物传记会迅速增多的原因。[10]

根据1949年7月《团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青年〉的决定》要求，《中国青年》改为周刊，它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向各级团组织及广大青年及时地宣传、介绍典型。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方团组织的工作，该决定要求《中国青年》要切实做到更进一步地结合实际，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团员进行实例介绍就是更为与实际结合的一种主要方法。在该决定中，关于“团的省级以上的委员会每月至少供给《中国青年》周刊稿件一篇，各地团组织机关刊物通讯组，应同时为《中国青年》周刊的通讯组”的要求，为《中国青年》及时发现典型、宣传典型提供了制度保障。1955年《中国青年》发表理论文章《大[11]力发现与培养青年先进人物是青年团组织十分重要的工作》，再次强调典型建构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这些规定不仅保障了《中国青年》宣传典型人物的迅速与及时，并且使典型宣传行为逐渐实现制度化。至此，典型宣传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输，而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积极支持”。（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制约下的传记文本

介于纪实报道与文学书写之间的传记文本，为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绝佳的运作空间：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对典型事迹真实性的强调，隐藏了传记文本是经过对多种文学叙述方式选择重塑后的载体这一事实，有利于将主人公塑造成可供学习效仿的对象，突出其作为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另一方面，渲染、抒情、传奇等文学修辞方式对原始事迹的修饰，使得传记文本在亦真亦幻的讲述中显得更富于煽动性和感染力。虽然传记通常采用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讲述方式，将个体成长中的经历与感受呈现给读者，但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其内容与意图受到政治权力的左右。传记文本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在为受众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个体故事，而且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向受众传递“什么是英雄”的价值评判以及“怎样才是成为英雄”的规范过程。1.“重生”模式的使用：青年与共产党想象性关系的建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传记文本倾向于将主人公生命遭遇的变化置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之中，并力图将二者阐释为一种必然的联系。在此影响下，对主人公“重生”情节的强调与放大成为典型叙事模式。“重生”模式在文本中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时空的转换，即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由万恶黑暗的旧社会到美好光明的新社会，为主人公带来肉体的“重生”。此时的传记文本，大多数热衷于展现主人公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从童年的悲惨境遇中迈向新生的。1959年，共青团发起了向“党的好女儿”向秀丽学习的号召，在回顾向秀丽的成长过程时，传记中有这样触目惊心的描写：“三个小弟妹又因患病没钱医而白白死去，接着又一个弟弟被日本鬼子的炸弹夺取了生命。全家大小虽然都起早摸黑地干着编席等零活，但还是吃不到一餐干饭……卖给地主当养女，七岁当牛做马，无论严冬酷暑，常遭毒打……”这样不堪回首的日子直到党的到来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十六岁的向秀丽头一次感觉到愉快和欢乐。……解放后的广州，革命秩序迅速建立了，物价日渐平稳，工厂恢复[12]了生产，人民生活安定了……到处都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文本对“血债仇”“阶级恨”等苦难过去的生动再现，很容易在有着相似体验的青年群体中引发情感共鸣，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一句抽象的口号转化成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真实可信的生活情境。意识形态所要建构的党与青年之间的关系在文本的形象演绎下变得具体化、现实化了。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种“重生”模式的运用还体现在主人公精神的巨大飞跃上，这种精神“重生”具有更高等级的标准，即青年对党彻底认同的表现。党领导的革命使向秀丽翻身成了主人，因此向秀丽将对党的感激之情化为了内心的坚定信念：“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需要你到哪里，就奔向哪里”，“我在旧社会吃了这样多的苦，今天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多做一些工作，不为共产主义，还想什[13]么呢？”也正是对党的感激与追随，在关键的时刻向秀丽才能有舍身就义的勇气。“重生”模式通过对个人生命历程中特定阶段的特写式再现，将过去与现在串联在一起，共同呈现在此时此刻读者的阅读活动中。“黑暗”与“光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很容易在情感上引发对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不证自明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本所体现的不仅是贫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渴望，而且是党对革命前景的美好承诺。“痛说革命家史”式的忆苦思旧，对今日幸福的来之不易进行了强化，这一切的美好都有赖于党的恩赐——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没有这美好的新生活，甚至没有享受美好事物的个体生命。这种逻辑关系的反复强化，就使得青年对党的绝对服从乃至“为党献身”成为一种再合理合法不过的要求。因为青年的新生是党赐予的，理应为了维护党的事业而随时准备奉献生命。2.亲情话语对人民伦理的遮蔽：青年与共产党想象性关系的强化

出于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传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经过政治道德原则的整饬与规范，原本充满偶然性的个体生命的经历和体验被整合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目标和进程之中，在宏伟蓝图的实现过程中，个体生命必须皈依于“大写的人民”。因此，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传记采用的并不是“个体叙事”，而应是属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

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下，个体的生命想象与生命意义变得无关紧要，所有价值评判标准都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天平。但是在传记文本中，人民伦理对于个体生命的征用并没有以一种强制性的、直白的话语显现，而是通过诸如“党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好女儿”“毛主席的好孩子”等温情话语进行了转换。在文学语言的渲染下，原本是革命对青年提出的献身要求变成了母亲对孩子的挚爱式和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式的最纯粹的表达。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雷锋形象的建构与宣传。1963年《中国青年》以第5、6期合刊的形式出版了“学习雷锋专辑”，刊发了雷锋传记、雷锋日记摘录、领导人的题词，以及大量的纪念文章。在雷锋日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党啊，母亲”式亲情话语，这种亲情话语不仅体现在雷锋与党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雷锋与党的领导人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上，这样的例子在文本中大量存在：“可巧，我在昨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像慈父般的抚摸着我的头，[14]微笑着对我说：好好学习，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亲爱的党，我慈祥的母亲，我要永远做您忠实的儿子，……为建设社会主[15]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在真挚深情的话语下，雷锋表达了对人民伦理的绝对认同——党赐予了我新生命成了我的母亲，作为党的忠实儿子就要为党无条件地献身。

母子伦理的反复出现，将意识形态的叙事伦理隐藏在温情话语之下，不断强化了党与青年之间的想象性关系，读者对“祖国母亲”“党啊，妈妈”之类的亲情话语的接受过程，也就成了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党与青年之间“救赎—感恩”关系的认可过程，青年对党的绝对服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于是，人民伦理便被温情脉脉的亲情话语所遮蔽。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原本应属于现代价值取向的公民对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在此被替换成了一种前现代的家族式的血缘归属，二者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关系是出于理性的政治选择，而后者则属于一种无法更改的宿命。3.“新”的修辞方式：青年与共产党想象性关系的升华

在新政权的巩固过程中，主流话语都会有意识地借助媒介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统治的修辞方式。在诸多修辞手段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传记中对于“新”与“旧”的强调，如：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中出生，尝过一段旧社会的煎熬，而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京剧演员，也是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整个青年[16]一代的一员。

过去咱住的是茅草棚，现在一片新瓦房，不是靠集体咱凭啥能盖[17]起新房子？[18]（续范亭）伟大的爱国者，由旧营垒走向新世界的典型。

其实，自近代以来，“新”“旧”这两个范畴就一直被运用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改革的各种讨论之中。“新”“旧”意识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但是在最初的使用中并不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视为对立的，真正地将“新”与“旧”视作一对势不两立、互不融合的[19]范畴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进化论的视角与思维模式赋予了“新”相对于“旧”的天然优越性，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五四时期人们对“新”常常呈现一种乐观甚至赞许的态度。

从党领导革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修辞仍然被用来强调维系政权、维护统治，但是与五四时期相比较，“新”这个范畴所包含的激进的、反传统、反封建等要素仍被保留，五四之“新”中的自由要素在此时却被划归到了“新”的对立面。共产党对于“新”“旧”的划分标准是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具体到青年身上，这种“新”体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前文已有论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着意培养青年人“新”的品质，即培养青年人的革命精神。那么，如何对青年是否具有革命性进行辨别呢？依据毛泽东的思想，辨别青年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20]的了”。

无论是五四启蒙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对“新”的强调都暗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以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为基础，将“新”与“旧”视作同一条线性轨迹上两个对立、互不融合的范畴，并且将“新”视为一种优于“旧”的存在。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过程中，“新”相对于“旧”而言总是更加接近理想未来的存在。与对“新”的肯定相对立，“旧”的文化、思想、道德、政权都被认为是贫乏的、枯竭的、僵死的乃至非正义的。在这种逻辑演绎之下，“新”的事物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干预、宰制“旧”事物的合法性，并有权力将“旧”事物清除出历史舞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传记文本对于“新”的修辞方式有着如此执着的偏爱。（三）多样性的剔除与主体性的缺失

作为新中国文化认同体系的一部分，革命榜样的塑造与宣传经过了精心的筛选与过滤，偶像的成长过程被建构为普通人不断被共产主义道德纯化的过程，任何不利于革命和生产建设的因素都被从榜样传记中小心翼翼地剔除。革命榜样的言行不仅是个体的表征，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尽管生命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正当的，但是在革命榜样神圣化的过程中，传记主人公的自然情感需求与心灵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则被视作革命道德的杂质而遭到摒弃，在所有的价值取向中只有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

所以在传记文本中，革命榜样在处理个人关系、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都严格遵循政治—道德的标准做出取舍，即使是最亲密的情感也无法动摇其坚定的革命意志，有时对私人情感的舍弃更加体现对党的绝对忠诚。在革命意识形态的视域中，个体的爱情总是被尽可能地排除在传记文本之外，纵使偶尔显现，也是被政治话语压抑的，甚至被认为是隐藏着资产阶级倾向的危险信号。在新中国第一任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传记中，有这样的文字，它向青年们昭示处理爱情问题的“正确”方式：“梁军很坚决的表示：‘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保尔呢？[21]处理我和爱人的问题，第一是党，其次才是爱人和别的人们。’”在《新式农民董加耕》一文中，主人公也有类似的表达：“共产党员[22]决不能为了爱情而放弃革命理想！”这样的话语表述，其作用不仅在于强调党与青年关系较其他关系的优先性，而且在于为面临相似人生抉择的青年做出了具有先进性的行为示范。

诚然，规范的建构有助于对青年容易遇到的问题给出相应的指导，但是当所有人的生命都被规约为一种相同的范式之后，其结果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个体价值的自由实现，而恰恰是走向了人的异化，人在通往革命的道路上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宣传了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为保卫公社财产而牺牲的事迹后，《中国青年》刊登了少年母亲写给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她的泪水浸透手帕，然而这些眼泪并不是因为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是出于对党的感激：

这一切都使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一张手帕浸得透湿，也没有办法揩干感激的泪水。我不会因为失去儿子而感到悲伤、孤独。我[23]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也感谢广大群众对我的爱护。

在信中，我们看不到一位母亲因失去孩子而流露的丝毫悲痛，所有的创伤都在毛主席的关怀、群众的爱护下显得充满温情与荣耀，牺牲似乎只是一次对党的忠诚度的考验。传记文本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封闭的世界，革命意识形态是这个世界中的唯一标尺。在意识形态对个体感受进行征召之后，我们似乎发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最原初的情感消失在革命事业的洪流之中了。人不断被革命道德净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人的主体性不断丧失的过程。在对青年行为不断进行规训与改造的过程中，革命榜样的宣传事迹就如同一架架革命青年的巨型招募机器，对于革命榜样的崇拜与效仿，对权威领导人的崇拜与追随，为青年们铺设了一条通往英雄伟业的光辉道路，“主席的接见”“人民大会堂的表彰”就成了这个仪式性过程的最高奖赏。

当意识形态将人塑造成那个根据某种目标所预先设定好的主体的时候，人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也就消解在意识形态的天地之中了。革命榜样用生命所献祭的，不仅是国家的财产与人民的新生活，而且是维持新政权稳定所必不可缺的新的道德体系。二作为文化启蒙者的偶像（1978～1995年）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结束了近30年的革命时期，[24]转向了世俗化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政治挂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等价值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所替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逐渐松动，政治—道德优先性作为价值评判唯一标准的时代已经结束，人合理的物质追求与对科学知识的尊重获得了主流话语的重新肯定与强调，“政治主宰一切”悄然地转向了“科学文化主导”。在这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并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领域有着非常深远影响的两次重大事件，它们共同标志着当代中国“启蒙时代”的到来。

虽然对于复刊之后的《中国青年》而言，其作为团机关刊物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是刊物的内容与价值导向同革命年代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彻底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更多的力量参与到了该刊内容与形式的建构之中。与整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关注目光相一致，对青年人进行启蒙成为刊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诉求。（一）传记主人公的身份转型与多元化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作为政治宣传与青年指引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但与第一阶段刊物的话语特征相比较，它逐渐淡化了革命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在复刊初期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刊物的控制并没有完全解除），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启蒙-精英话语对青年人进行引导。刊物的自身定位由革命时期的如何将青年改造为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转向了如何将曾经被革命“架空”的青年们还原到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来，帮助青年在世俗世界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实现自身的价值。从发行量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叶，《中国青年》仍然是青年杂志中的领军者，这不仅是由于其作为机关刊物，它的发行量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保障，而且是因为开放的时代赋予了刊物以开放的精神，对于青年热点问题的关注以及鲜明的启蒙意识使得《中国青年》在依靠基层团组织的公费订阅之外也赢得了大量自主订购的读者青睐。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青年》中的传记主人公，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下的革命榜样，逐渐转变为启蒙-精英话语影响下的文化偶像。曾经的革命榜样是按照政治道德优先性筛选出来的，为革命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服务，而到了1980年代，传记主人公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对青年进行启蒙。启蒙话语的引入并不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彻底失效，特别是在复刊初期，传记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比较浓重的，革命、阶级等词语依然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文章之中。与此同时，除了主导话语的转变外，这一时期，传记主人公无论从其所从事的职业来看，还是从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来看，都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传记内容的开放性与多元性都是革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以下的图表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这种变化情况，下表所反映的是在“启蒙时代”《中国青年》传记主人公所属领域的分布情况，下图所反映的是“革命时期”与“启蒙时期”各领域主人公所占比例的对比情况。《中国青年》（1978～1989年）传记主人公所属领域的分布情况表“革命时期”与“启蒙时期”传记主人公所占比例对比图

通过上图中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时期（1949～1966年）的传记主人公几乎全部集中在与国家的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密切相关的工、农、兵领域，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直至1980年代，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原本受到主流话语特别关注的来自工、农、兵领域的传记主人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比例上都急剧减少，反而是革命时代对于意识形态无足轻重，甚至被视为异端分子、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与艺体工作者成了启蒙时代的宠儿。图表中数字的变化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文化精英与艺体工作者的激增反映了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东西。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已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了启蒙所代表的理性与科学。正是在启蒙力量的感召之下，无论是主流话语的有意建构，还是青年读者的自主选择，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于“上升运动”的渴望之中。对于1980年代的青年读者来说，科技精英、商业精英、艺术精英的成功秘诀远比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传统故事显得更加富有魅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个时期的传记主人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相同的领域，但是文本叙述角度与价值立场的偏移是不容忽视的。在革命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传记也都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的，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与专业成就只是作为对于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一种旁证。而到了启蒙阶段，文艺工作者不仅肩负着向人们传递美、传递善的责任，他们的传记也被建构成能够为青年进步提供技术指导与学习辅助的文化资源。总之，直至1980年代，青年偶像终于能够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而不再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政治-道德符号而存在。（二）启蒙话语影响下的传记偶像

在新时期的传记主人公中不仅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而且包括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体育领域的运动员，以及艺术工作者等，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是革命年代所无法比拟的，传记主人公的多元化也代表了不同生命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但是，1980年代文化偶像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偶像建构陷入了一种纷乱的状态，启蒙话语在这一时期的传记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启蒙，还包括知识启蒙与主体意识启蒙。1.政治启蒙与“文革”反思

启蒙话语对于这一时期人物传记的影响，最早体现在“文革”反思与对青年的政治启蒙方面，这些传记在《中国青年》复刊之初是以“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谱”的专栏形式与青年读者见面的。在经历了十数年极“左”路线对于青年思想的侵蚀与肉体的摧残之后，理性、反思、民主、自由等话语对于青年思想的启蒙显得格外重要。随着政治领域中“拨乱反正”的推进，纠正“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昭雪“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复“文革”创伤，成了公共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随后的几期《中国青年》中，这种政治启蒙意识集中体现在对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事迹报道中，如《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片段》[25]《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遇罗克纪

[26]事》。这些传记以白描的手法将主人公在狱中遭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公之于众，揭开了“文革”中血腥、残虐的一面，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混沌蒙昧、是非颠倒的专制世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阅读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烈士们捍卫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积极争取公民权利、同极“左”思想进行斗争的行为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在《纪念张志新》一文中作者写道：“作为人，她有思想的权利。作为公民，她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做为共产党员，她有被党章明确规定的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建议、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决议提出不同意见以及保留意见、越级报告和申诉的权利。”“我们纪念张志新，是为了使残杀她的刽子手永远不再能得到重复其罪行的机会。因此，今后必须坚决取消所谓‘思想犯’，坚决反对‘以言治罪’。思想不能犯罪，因而法律不能惩罚思想。”“我们纪念张志新，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法治，保卫人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27]利。”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启蒙话语在揭露、批判“文革”的同时，并没有深入对中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之脊髓的反思，只是有意识地停留在表象之上，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等“别有用心”的反革命集团。虽然对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捍卫自由、同封建血统论斗争的行为加以赞扬，但是在此之后并没有深入对个人迷信的反思，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何以能够滋生“出身论”的思想根源，仅仅是借主人公之口将之模糊地归结为“因为真理被颠倒了，民主被践踏了，林彪、江青他们要上台，就要把坚持真理的人打倒”，“坚持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既然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就决不后悔，决不回头，无论前面等[28]待的是什么样的危险，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于是，对坚持真理行为的高度赞扬替代了对践踏真理的批判与反思。刊物中政治启蒙话语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偏移，必然会影响文本的反思力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这场“文革”反思的局限性。

此外，这种政治启蒙也是建立在民族意识的重建基础之上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成了主流话语重构民族意识的一个绝佳契机。对于民族英雄的歌颂，对于祖国苦难的申诉，对于边疆意识的强化，无不唤起读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流话语在激发青年投身现代化强国道路的强烈意愿的同时，也在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实施奠定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启蒙与前一时期的革命宣传仍有很深的内在一致性。2.知识启蒙

198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科学技术开始飞速进步的时期，对于“发展”“速度”的崇拜几乎浸润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时代语境赋予了知识启蒙的双重重要性：一方面，经过“文革”十年的荒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经济几近崩溃，在新时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走上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的强国之路，各个领域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然而人才的短缺却使得经济强国之梦的实现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文革”时期各类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几乎完全阻断了正常的教育教学过程，大量缺乏文化知识的青年在蹉跎岁月之后陷入了生活的困窘之中，甚至走上“歪路”，威胁到社会正常秩序，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来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在这一时期，传记所着力表现的主人公形象就是通过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改变命运走向成功的青年。这类传记有很多，如《从青工[29]到副教授——李慰萱发奋自学二十年》《把命运牢牢攥在自己手[30]中——初中生熊存瑞自学成为研究生》《闯出了一条阳关道——[31]记从待业青年成长的女经理张占英》，等等。虽然这些主人公在各自的生活中遭受过各不相同的坎坷，但是他们并没有向逆境低头，而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最终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并且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自信昂扬的基调中，这些故事为当时的迷茫青年提供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典范，对于成功人生的揭秘与对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共同激发与强化青年们的求知欲望和求学信念。在反复强调提高青年文化素养的重要性的同时，《中国青年》也在呼吁社会对于失足青年的宽容与帮助。例如，文章《社会有什么责任——记一个青年的失足与新生》不仅宣扬了“文革”时期的惯窃犯杨新才改过自新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的先进事迹，而且表达出《中国青年》对杨新才所在街道党团组织与生产小组同志的感谢，因为是他们以开阔的胸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挽救失足青年的好范例。[32]知识启蒙就是要积极调动一切力量，鼓励青年完善自身的文化与修养。

知识启蒙意识对于文本的渗透，使得这一时期传记的字里行间经常流露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和担心“落后”的恐慌情绪，“现在，这里，[33]就是学习的最好条件”，“在向四化的进军中，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解放军队伍里，也有着许多有志青年，在辛勤学习，在奋力追[34]赶”，“往回退，无异死亡；原地徘徊，等于慢性自杀；只有不避艰险，在前方的荒棘中踏出一条新路来，才能抵达辉煌的目的地”，[35]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达俯拾即是。可见，整个社会对于文化知识的缺乏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如何解决这种焦虑呢？《中国青年》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对进步的追求、对时间的珍视、对超越的渴求，成了浩劫之后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铸造着中国社会中奋起拼搏的一代青年人。

依据旅美学者林毓生的观点，在中国社会中，历来有借思想文化[36]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近代的五四启蒙运动如此，当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如此。跳出政治藩篱以寻求反思批判之路，文化启蒙就被当作了更彻底、更纯粹的方式。因此，1980年代主流话语对于知识与科技的强调不仅有培养人才与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包含着为社会的全面改革寻求话语支持的内在意味。3.主体意识启蒙

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与重建，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之一。“人”，在19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那里，“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它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超越于国家、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37]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经历了“文革”时期对心灵和情感的极度压抑与控制之后，个人的自然情感、世俗欲望、自由思想等逐渐被认定为合理。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积极肯定，也正是启蒙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主体性的重建过程中，人获得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个体价值的实现方式变得多样化。面对那些转型时代难免暂时有些困惑的青年们，传记向他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能汇入现代化的历史伟业，能够正视自己的存在价值，相信自己的能力，勇敢地去拼搏，“闯过去，就是阳关道，一片开阔天[38]地”。虽然人们的行业各有不同，但是在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只要用心经营，即使是最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生命的辉煌。返城知青张占英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她放弃了进入国企的机会，一心扑在街道服务社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一个待业青年成长为服务社的经理。“她无意去挽住历史的脚步，而是要有意架（驾）住历史的车辕，载着自己的事业，朝着未来走去。她终于发现，自己不断地追求、探索，找到了最有意义的岗位，职业的选择对于自身的完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显示了力量。理想、人生、青春和爱情伴随着她工作的成效、[39]事业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寄托。”文本意在向读者充分展示一个普通的个体是能够依靠个人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的。

另外，随着主体意识的解放，对于美的赞扬与对于美的创造者的大量宣传，成为“启蒙时代”传记内容的一大特色。美的阶级性被淡化，它被作为一种人类灵魂的普遍的纯洁力量得到歌颂。此时的传记文本中不乏这样的叙事——音乐之美、文学之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帮助主人公抗击命运的磨难，美作为一种情感的升华，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爱。在歌唱演员苏小明的传记中，作者热情洋溢地写道，“你的歌声带来清新，使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她们把自己全部情感灌注[40]在歌声里，抗御命运的折磨，激起美好追求的热情”。对于艺术的追求与欣赏不再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嗜好”而遭到压制与批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并在艺术之美中陶冶情操，提高素养。（三）启蒙的中断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尝试性重构

在经过了1980年代末期特殊的社会震荡之后，“启蒙时代”所具有的激进的反传统与批判意识发生了断裂，社会思想文化中保守主义倾向日渐显露，其中包括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回归。与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势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加速与深化。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在“十四大”上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明确定向。这就使得《中国青年》杂志中的青年偶像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一方面，缘于这样的时代情境，主流话语的关注点再次转向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建构，《中国青年》中传记的主题再次回归到了对于集体主义价值[41]观念的号召，并以“学雷锋学赖宁”专栏的形式呈现在刊物中；另一方面，1990年代的读者已经绝非五六十年代的无条件地接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革命战士，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再度强调因此带上了一定的暧昧色彩，甚至表现为主流话语的一种姿态。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启蒙的焦虑早已被对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热情所替代。在1993年《中国青年》刊载的人物传记中，已有近二分之一的主人公来自与社会财富生产直接相关联的领域，文本中更不乏对于财富拥有者歆羡与崇拜的直接流露。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好地证明，在199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巨大倾斜。在后启蒙的语境里，知识仍然没有贬值，但由于物质财富在价值天平中的刚性升值，知识的获取更多地被与物质生活方面的实用价值相联系。

更富挑战意味的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中国青年》原有的得以傲视同侪的“红色资本”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逐渐[42]式微，体制本身提供给该刊物的保障也逐渐减弱。加之青年杂志种类激增造成商业刊物对市场份额瓜分的加剧，到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的发行量一跌再跌，昔日“一枝独秀”的辉煌局面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与此同时，杂志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也降至冰点，曾经炙手可热的良师益友在如今商业化的书报亭中已鲜有读者问津。如何调整刊物内容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读者品味，成为商品社会中机关刊物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中国青年》的境遇也折射出了在“新意识形态”步步紧逼、消费话语甚嚣尘上的时代，主流话语的尴尬处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应该如何改造与包装自身才能融入新一轮的竞争之中，突破销售困境赢得读者的认可，这已成为了一个亟须应对的问题。

1995年底，《中国青年》编辑部做出决定，将从1996年第一期开始，对刊物进行全方位改革，以实现将《中国青年》从依靠发行量维持生存的传统刊物发展为“向广告要效益”的现代期刊，并逐渐实现杂志从黑白向全彩的过渡，将《中国青年》打造成一本“赏心悦目”[43]的杂志，并要逐步实现《中国青年》的集团化运作。这一决定标志着在市场经济浪潮的作用下传统的红色刊物为求生存将向市场化、商业化的路线行进。三后单一偶像时期的“诸神纷争”（1996～2010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纸媒昔日的强大影响力可谓日薄西山。较之前两个阶段，在“新媒体”时代，主流话语很难再凭借某一刊物的单一力量制造出具有时代轰动效果的青年偶像，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也逐渐由前两个时期对青年偶像的塑造向对青年偶像的展示转变。从“塑造”到“展示”的转变，标志着以《中国青年》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建构偶像能力以及推广偶像效果的减弱，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乃至1980年代，主流话语是塑造偶像最为强势力量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之后，这种力量逐渐散落到大众媒介、消费领域之中，主流话语不再完全掌握青年偶像的生产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他力量塑造出的偶像的展示。

如果将之前能够通过某种单一力量制造出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偶像年代称为“单一偶像时期”，那么现在则进入了“后单一偶像时期”或“偶像纷争时期”，既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独自担当起生产全民偶像的“伟业”，也没有哪一类偶像能够赢得所有人的认可。偶像的数量增长与更迭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程度。在各种力量竞争与博弈之下，暧昧含混成了当下偶像文化的一大特征。（一）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消费偶像的盛行

如果说革命时期的偶像观念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所决定，启蒙年代的偶像观念是以启蒙文化为主导的话，那么在“后单一偶像时期”，消费文化这一新成员的加入再一次改变了中国偶像文化的拼图。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加之本土商业力量的快速崛起，商业逻辑与商业话语迅速占领了原本就非常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明星代言的巨幅海报、滚动播出的电视广告无一不向人们发出热情的邀请：加入这一场无与伦比的消费盛宴。它们也在共同昭示消费社会的全方位降临。

对中国而言，消费社会的兴起，与曾经全面控制的社会相比较，的确为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自由与个性解放，标志着人从革命乌托邦向世俗社会的降落，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消费的自由象征着对权威的抵制与反抗。然而，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也译成“波德里亚”）却对消费社会的到来表示了无比的担忧。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存在的作用是对拥有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较高阶层相比较，人们总是处在符号“匮乏”状态之中，即使处于较高阶层的人也随时都有被赶超而失去地位的危险，这就要求人们不断消费以达到占有更多物品的目的。“（商品）匮乏总会迫使人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对于物的占有以获得地位的认可”，从而形成一种[44]“占有的焦虑”，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符号（商品）对人的全面控制。受马尔库塞的影响，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视作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反抗能力的丧失。虽然鲍德里亚的观点过于悲观，但是也为沉浸于消费自由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当我们欢呼摆脱了一种单一模式的控制之后，是否有陷入另外一种陷阱的危险？

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偶像观念再次发生了转变，消费偶像开始大张旗鼓地盛行于各类媒介之中。“消费偶像”这一概念由列奥·洛文塔尔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一文中提出，与来自于工商业、科学界的“生产偶像”相区别，“消费偶像”主要产生于娱乐领域，他们是体坛明星或电影演员、时尚模特，“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与闲暇时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要么不属于服务社会基本需求的行[45]业，要么或多或少地接近于一种对社会生产媒介的讽刺性描画”。一方面，消费偶像代表着消费的观念，在消费偶像的刺激下人们醉心于消费的快感与欲望的追逐，精神价值与现实世界逐渐被消费梦境隔断，舒适与时尚替代拼搏成为生活的主题；另一方面，消费偶像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他们专门等待填充读者的闲暇时光，沟通着社会与个人的消费行为。洛文塔尔指出，大众媒介对于消费偶像的过度关注反映“今天这个时代的重点已不是在寻找‘具有创造力、组织才能和领[46]导能力的天才’，而在娱乐时光和食物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的基本立场一致，洛文塔尔认为，消费偶像同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产品一样，是让大众遗忘现实的“致幻剂”。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消费偶像出现和发展的速度要比20世纪初的美国更加迅速。对于《中国青年》而言，消费偶像在传记中的大规模出场几乎是随着杂志1990年代的改革一同发生的，较之之前的两段时期，此时的《中国青年》已经失去了推出偶像的绝对优势，出于对经济目的的考虑，对传记主人公的选择自然会倾向于读者所关注的消费偶像群体。但是作为主流话语对青年文化加以引导的重要阵地，《中国青年》的主流立场与姿态仍然要求其行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职能，主旋律意义上的道德楷模在传记主人公中依然保留了一定的份额。（二）人物传记中偶像的碎片化、明星化与娱乐化

与消费偶像盛行这一现象相对应的是代表主流价值观念的道德典型影响力的相对弱化，但主流媒体依然试图建构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消费偶像、道德楷模、文化精英、商业巨头、政治明星等代表着不同价值观念的青年偶像共同充斥于当下的传记文本之中。1.传记偶像的碎片化

在本文论述的前两个时期中，传记的主人公可以根据阶级或职业类型进行划分，但是从近期的文本来看，用这种归类方式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21世纪以来传记主人公所涉及的职业领域和阶级归属越来越复杂，尤其是一些新近出现的职业类别很难将其归入某一传统行业的范畴，如度假顾问、户外运动规划师、自由旅行者、网络拍客等，这些职业往往与主人公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相关联，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与消费气息；他们的入选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而又能够吸引读者的生活方式，其阶级归属很模糊。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有一些主人公，传记总是试图突出其身份的多重性质，她（他）可能既是一位通过拼搏与努力走向成功的公司CEO，又是一位才情绝代的美女（男）作家，还是一位能够引领都市潮流的“时尚教母（父）”，在社会需要的时候又能表现较强的勇气与担当。在启蒙、时尚、消费、集体主义之间徘徊，不同传记，甚至是同一篇传记中也会表现立场的游移与矛盾。

诚然，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启蒙话语的拼贴与并置已经成了“后单一偶像时期”偶像文化的一大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碎片纷乱杂陈的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陶东风教授所言，“‘文化偶像’在80年代一直是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比如鲁迅、陈景润等），而新世纪文化界的一个戏剧性现象就是文化偶像的多元[47]化、碎片化、世俗化”。不同力量的较量结果作用于文化表征上，显现了十足的中国式后现代意味，它意味着在现在的阶段，过去由政治意识形态与一体化传媒合作制造的“一神”独统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多元包容、允许质疑之声存在的“诸神”时代已经降临。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而言，突破一体化的控制有着积极且深远的解放意义。

如果对青年偶像碎片化的文化拼图进行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并置意味着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的文化碎片被剥离了当时的生产和接受语境，在新的、混合杂交的文化语境中被随意地拼贴排列在一[48]起。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多元状态”。一方面，启蒙价值观念、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虽然不及以往强势，但依然作用于当代文化表征之中，并且在以新的形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话语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在小心地回避着意识形态禁忌，将自身包装为主流意识形态或其盟友。由于缺乏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基本道德准则与价值体系，人们无法形成一套恒常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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