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涛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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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络战略试读：
第一章 导论——为何当前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网络具有优越性？
——企业网络形成的理论背景、实践意义及本研究的理论创新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知识进步需要观念更新。市场利益则催生了产权私有。
作为经济价值提升的首要载体，知识创造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不断地激励企业投入知识的更新和多元化。但是创建这种多元化、不断创新的知识体系需要不同的组织间不断相互沟通才有可能成功。令人遗憾的是，不同领域学术之间的沟通常常不足，尤其当知识和技术跨领域融合具有很大市场潜力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十分不利。事实上，只有通过知识产权的交易，这种沟通不利的弊病才能真正得以消除。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企业发展需要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则必须以相当程度的知识开放为其先决条件，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人类知识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先天的社会属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不总结并利用各种先人观点的情况下获取知识层面的融合与进步。本书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各种各样的观念相互补充相互辩证，盘根错节，不断地重构和转化人类文明的基因。这就是本书认为，知识之所以为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正如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社会中的创造性破坏，人类知识的遗传、演进和繁荣只有通过永不间断的深层次的合作和竞争、大大小小的实验和纠错才有可能实现。闭门造车，会使任何知识体系变成偏见和教条。
新兴的知识经济正在给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带来新的挑战。应对这种挑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保持知识传递的畅通，扩散技术创新的成果，利用充分的激励机制来确保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动因。如今是21世纪初，企业必须重新平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作效率和新兴的知识经济所要求的柔性和创新竞争力。但是，目前有效的知识创新以及从新知识中提取价值，尽管卓有成效，但是就其过程本身来讲，常常十分缺乏效率。
怎样提高知识创造过程的效率呢？要解决这一问题，本书认为必须提升企业间合作的水平。
由于企业自身的利润导向，即便在企业间关系具有良好设定的情况下，知识也不一定会向所有研究团体全部开放；虽则如此，这种企业间的合作机制却可以提供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企业竞争力，以及更为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方案。这种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为平衡知识的社会属性和企业的利润需求给出了答案。如果重审本书对于企业/市场的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析，读者不难发现，要在知识经济时代解决知识开放和知识产权之间的矛盾，企业必须迈出关键的一步。
本书的理论意义是，对于经济学及其在企业战略通常运用的企业[1]和市场界定的传统理论基础，在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动态演进推动作用上提出质疑，并尝试建立一个理论分析体系，借之可以真正理解并运用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网络战略。之所以引进“网络战略”这一说法，是因为这样可以强调在本文所处的新兴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网络作为一种现象正在大量涌现，成为企业战略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过去的研究文献表明，跨组织形式及其战略课题还是十分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梳理，尤其是至今没有一种可以专门针对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钱德勒的著作《战略与组织》说明了在19世纪时期铁路及其相关产业的崛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的影响。在工业革命时代，铁路建设这种固定资产是通过对货物的长途输送和分配来实现价值的。由于地理分布、时间和财务等方面的限制，要求产生组织结构十分成熟，并不断演进的现代企业形式。早期的企业形式和商务运作无法在当时新兴的工业革命环境下开展。正是这样，现代的跨国企业便应运而生了。后来这种不断动态演进的企业形式激励了职能更加复杂的科层体系，从而实现在多部门的企业间不同资源的协同配置（钱德勒，1966与1990）。
在21世纪作者看到是历史的重演。同当年工业革命形成对比的是，新兴经济主要通过知识创造和应用来实现价值。从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所创造的推动力正如19世纪时期的铁路，在企业结构、企业关系和竞争等各层面影响其决策方式和内容。但是很多企业的经营者以及学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本身，同时却忽略了下面潜伏的推动力。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技术本身是无法构成产业革命的。这种看法会造成舍本逐末的反效果。因为技术充其量不过是工具。企业怎样运用这些工具来创造价值才是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源头。
知识的社会属性和知识产权的利润导向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当前组织形式转化的动力。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获取经营效率和竞争优势，建立和维护企业网络越来越重要。企业网络转变了竞争方式，或者说，转变了企业战略。
本书的实践意义在于发展一种洞悉企业网络产生战略影响的分析架构，并应用到实际案例中去。另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是借此分析架构的建立，考察知识经济转型的影响力以及这种转型同新兴企业组织形式转化衍生之间的关系。由于作者水平有限，这第二种研究目标只能点到为止，但是就当前世界经济的本质而言，这种跨组织边界的企业联合已经蔚然成风，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于这种动态演进在根本上的证明。本研究要建立的分析架构将通过对于促使企业网络形成并动态演进的分量因素的阐释，从而支持上述研究目标。
本书的逻辑线索可以通过流程图1-1来加以说明。图1-1 本书的结构流程图[1]按照目前较成熟的定义企业网络是指“由多个独立的个人、部门和企业为了共同的任务而组成的联合体，它的运行不靠传统的层级控制，而是在定义成员角色和各自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密集的多边联系、互利和交互式的合作来完成共同追求的目标”（Achrol，1999）。
第二节 企业战略当前困境的源头：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
构建并实施战略需要预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由此产生企业战略的困境：企业怎样才能将资源投入到无法预测的未来呢？随着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呈加速度发展趋势，企业前景的不确定性成了重大问题。于是这里就有对于波特的战略理论的一个严重挑战：如果市场定位不断变更，企业如何才能有效定位其战略并投入其资源呢？同理，现实世界中战略的实施需要企业坚信一个可以源源不断产生利润的赢利模式，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战略学者Pankaj Ghemawat提出的观点认为，企业战略所需要的资源投入在战略决策失误过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无法收回的（Ghemawat，1991）。总之竞争优势和资源之间的组合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形成，所以说重新建立战略定位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
这样就出现了如今企业必须面对的困境：企业怎样才能既集中投入到其资源和竞争优势组合的，又同时保持其战略上的柔性？企业需要能够胜过其竞争者的资源和竞争力，而且资源和竞争力投资又确实需要长时期的投入。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企业而言，其现金流的决定性作用会使情况更为复杂。小规模新兴企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财务决策不当，现金流问题会危及其生存。老企业依靠的则是现有的产品系列和服务，适应市场变化，投入新战略会威胁甚至“吞没”现有的现金流。
新经济时代被认为是催生企业网络最重要的背景之一。提出和研究新经济的代表人物是Best（1990）和Nohria（1992）。在他们看来，由于最新科技的驱动，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也随着分工合作范围的扩大而突破了传统界限；这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了市场结构。1970年代以来，小型企业、区域经济（如硅谷）、新兴产业（如计算机和生物工程），以及一些亚洲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等）的迅速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微观组织结构，出现了“新经济时代”的挑战（Best，1990）。新经济的竞争模式与旧经济竞争模式的重要区别在于组织特征上。旧模式中主要是大的层级制企业，而新经济时代环境下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企业网络（Nohria，1992）。不可忽视的是，大跨国企业在这一网络化过程中发挥了网络中心（轴心）的作用。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巨型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网络调动、使用和分配资源迅速实现了扩张。事实上，这并不需要100%的自身资源，它们越来越多地利用蕴涵在企业外部有形或无形网络之中的资源来进行竞争。这无疑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局面。在企业网络中，网络内部通过合作、资源共享的方式创造竞争优势，而网络成员与外部企业则是一种动态的竞争关系。可以说，今天的商业环境已经创造出一种的新的竞争，一种合作中的竞争。简单地说，是在成群的结盟企业之间而不是单个企业之间展开竞争。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并非仅仅新兴产业在步入“新经济时代”体系。事实上许多传统产业如汽车、钢铁、纺织都在进行产业重组，在结构与战略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竞争模式。Nohria（1992）指出，企业现正在开始重新定义其销售商、用户甚至竞争者的定位，并寻求建立广泛合作的网络关系。对于组织间的联盟与网络，也可以从分工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有两个方面的价值：（1）这种分工在过去都是依靠市场完成，这也是市场机制应该具有的形式，市场的竞争过程促进组织分工的不断深入和细化过程；（2）分工也可以通过管理手段（包括科层权威组织）来实现，这一点是以前没有的。但组织间的分工合作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才有所体现，具有准科层组织特征的战略联盟就是通过管理来协同企业间分工合作的组织安排。在分工的观点上，网络推动组织间分工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企业是逐渐从内部分工协作转变到跨组织分工管理的，企业的跨组织治理在分工效率方面实现了从“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的转化，这一方面消除和减弱了通过市场来协同组织之间分工的风险（损害发生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组织之间专业化分工的潜在收益。在组织内部分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组织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这是现代企业组织走向联盟和网络化的核心意义之所在。
一、企业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管理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和管理学很早就认识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问题。库尔曼（Koopmans，1957）认为，不确定性是企业战略和经营的首要问题。不确定性分为两种形式：初级不确定性和次级不确定性。初级不确定性是一种随机而定的情况，次级不确定性则产生于缺乏有效信息的沟通，即决策者无法知道其他决策者的现时计划与决定。他认为，次级不确定性“至少从量上说与产生于自然的随机行为和消费者偏好不可预期的初级不确定性同等重要”。
经济模型是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用来描述同经济现象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依赖关系的理论结构。经济模型中内部结构决策变量称为内生变量，由外部因素（政治、自然）决定的变量叫做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有关的不确定性可以称作“市场不确定性”，与外生变量有关的不确定性叫做“环境不确定性”。上述不确定性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时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不确定性组合。
二、企业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中包含各种不确定因素。消费者需求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需求是市场中最富于变化、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因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消费者需求更加趋向个性化、理性化、多样化：需求个性化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偏好上的差异，即由于消费者在年龄、性别、收入、宗教、地域等不同，他们对同一类产品的需求特征存在差异；需求的多样化是指市场中人们追求的消费层次不同；需求的理性化是指由于消费者可以获得关于产品的可靠信息以及消费经验的积累，因而对产品的消费趋于理性，即“老练的顾客”。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理性化、多样化意味着消费者需求更加难以把握，满足消费者需求更加困难。企业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调整产品和营销方式。
技术的不确定性。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使技术的发展呈现加速的态势，形成了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企业内部运作的基础。同时，技术开发应用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计算机领域存在“摩尔定律”：计算机芯片的运算竞争力每18个月提高1倍。在技术发展不断加速的条件下，企业面临着技术风险，即在技术开发的一个阶段落后，就可能步步落后。技术快速发展直接引起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在传统工业社会，产品的寿命和更新换代速度很缓慢。有代表性的是福特企业生产“T”型轿车，黑色的外观、统一的款式，缺乏个性，适合大批量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只需在成本和产品质量上领先竞争者就可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如今，那种产品多年款式一成不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松下企业电子消费产品的生命周期平均3个月，新的产品刚刚问世不久，就有可能很快更新换代。因此，企业除自身加大技术开发投入以外，还必须与伙伴一起共同合作，优势互补，提升技术开发与推向市场的速度，应对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企业竞争的范围、内容、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竞争范围上看，资本、人力、技术、信息、管理等资源跨国和区域流动的限制放松，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同时跨国企业的发展大大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促进竞争的全球化；从竞争的内容看，不仅表现在争夺市场，还包括争夺资金、技术、人才及战略伙伴在内的全面竞争；从竞争的方式看，从传统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向合作竞争即“双赢”的方式演变；从竞争的主体看，由过去传统的企业之间单独的竞争，逐渐转向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也称为“新经济时代”（Best，1990）。“新经济时代”是1970年代以来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组织结构而发展起来的产业、企业、地区经济等挑战，由区域企业网络体之间的竞争。如台湾的小企业网络、“第三意大利”，以及硅谷的高新技术企业网络等。在企业网络内部以合作、相互学习、资源共享的方式创造竞争优势，在群体网络之外则是动态的竞争关系。同时，竞争的激烈程度空前增强了。这些都加剧了企业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
企业内部的不确定性。企业内部的不确定性是由企业内部不一致性导致的对内部因素不可控性。企业内部不一致性包括：一是内部同一层次的不一致性。企业高层决策者之间的权利争斗、不同部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的不一致性；二是不同层次的不一致性。如组织内部存在冲突，即决策制定者、执行者、利益相关者在目标上并不一致，各人都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出发影响决策行为。三是决策者行为的不一致性。决策者面临的大量的限制因素，如不完全信息，企业决策者行为的有限理性等。例如，企业既可以采取激进的发展战略，也可以采取稳妥的方式；既可采取国际化的战略，也可采取立足本地的战略。对企业伙伴的选择，面临着从现有供应商购货还是寻找新的供应商的两难选择。有时决策者并没有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
另外，交易对象行为也存在不确定性。在传统的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博弈，总是希望给对方造成不确定性，而力求使自身处于确定性状态。企业在市场交易中，除了依靠价格手段外，很难控制或影响交易对象的行为。由于交易对象行为的不可预期性，常常使企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对象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一是交易对象的不道德行为，如造假、隐瞒信息等，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发现和监督交易对象的不道德行为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仍然难以有效避免；二是突然中断供应或者大幅提高价格使企业面临的风险。从供应商方面看，供应商可能根据市场情况提高价格使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供应商也可能转向更加有利的客户而使企业不得不付出更换供应商的成本，特别是因不确定性而使原材料供应中断使客户遭受重大的损失。企业可以通过供货合同约束供应商行为，但这种约束在一定的情况下并没有很大的约束力。
还有，就是偶然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无法预期的偶然事件，对企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偶然事件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有内部的偶然事件，也有外部的偶然事件，其中新闻媒体对企业的报道、社会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等对企业的影响巨大。如一家食品企业被新闻媒体报道发现其产品中含有不洁物质，很快导致产品由热销转变为无人问津。虽然后来证明此次事件的发生责任不在企业，但该企业的产品的销售状况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畅销状态。
面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企业会怎样受其影响呢？其最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最核心的资产，所以技术不确定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获得知识的途径有内部培训，与各协作伙伴、顾客建立关系等。企业与顾客建立关系，可以从顾客那里获得消费者对产品设计、款式、性能方面的需求信息；企业与竞争者建立合作关系，可以从竞争者方面学习对方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或从事新的领域时，首要的目的也许不是尽快盈利，而是通过与当地企业建立关系以获得有关的知识。通过建立关系获得知识对某些企业来说是可能是最重要的目的。同其他企业建立联系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
创新可以分为组织的自我创新（autonomous innovations）和系统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s）两种方式。从根本上看，与他组织互动的创新是根本途径。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各类组织及个人。技术创新的成功在于各个系统在技术上的相互联结（interrelatedness）的结果。一项新技术的成功依赖于与其他技术、相关资产以及消费者等的密切联系。创新与企业外部网络化密切相关，虚拟企业、企业网络、中空企业（hollow corporation）等外部网络化强的组织在创新方面优于独立性强的一体化企业。例如，生产商与分销商的合作可以在产品推向市场的渠道与方式上创新；生产商与消费者在产品设计、开发方面的合作关系，可以使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因此，企业创新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与内外部环境各方面互动的结果。
在技术更新加快的条件下，企业应加强与供应链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企业应与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消费者等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实现互补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与互补技术（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的结合，产品使用者与产品供应者的联结。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实现利益共享，加快技术创新速度。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本研究创新点
从理论研究方面看，企业网络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国外研究的状况而言，直至现在很多研究得出关于企业网络的一般结论，然而却没有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网络存在的条件（Gulati, Nohria and Zaheer，2000）。Ring和Van de Ven（1992）；Parkhe（1993）认为：合作伙伴投资于“不可恢复资产”可以提高联盟绩效；Lorenzoni和Lipparini（1999）则主张：领导公司的关系竞争力可以塑造企业网络的形态。Dyer和Singh（1998）提出联盟管理体制的两种形式：第三方（契约）和自我管理体制。自我管理体制有两种类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其中交易费用经济学强调的应是正式的自我管理体制（威廉姆森，1983）。后来的同类研究则强调非正式自我管理的体制（Gulati，1995），如信任，嵌入性和信誉；Ring和Van（1992）、Zajac和Olsen（1993）、Dyer（1997）则指出有效的治理可以这样在联盟伙伴之间创造价值：（1）较低的交易费用；（2）激励创造价值。Teece（1987）提倡竞争力资源依赖是公司获得回报的关键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90）、Gulati等（1994）认为联盟形成、发展和管理是独特的公司竞争力。Gulati（1995）提出信任可以作为联盟的一种非正式的自我管理机制。Lorenzoni和Baden-Fuller（1995）提出“战略中心”的观点；Lorenzoni和Sobrero（1997）则审视了小企业网络和创新流程中的协调和信任的作用；Gulati和Singh（1998）提出联盟中的协调成本的观点。Kogut（1989）；Gulati, Khanna和Nohria（1994）均提出企业网络中的风险和机会的说法。通过“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一个重要的网络风险问题，尤其具有理论价值的是，他们发现这与治理以及运用交易费用方法来理解公司战略决策相关。Gulati（1999）提出网络资源的概念，以与公司外资源相区分。网络资源的另一个概念基础是社会学中的“嵌入”的概念（Granovetter，[1]1985）。而同本书相对较接近的研究有Achrol等人的网络型组织的基本分类和琴科塔（Czinkota，1992）的联盟形成的动因研究，其中琴科塔把企业形成联盟型组织的动因归结为，首先是填补市场的技术空白；其二是处理多余的生产能力；其三是降低风险和市场进入成本；其四是加速产品开发；其五是实现规模经济；其六是克服法律的贸易壁垒；其七是扩大现有业务范围；其八是降低退出成本。
本书第二章文献回顾中将对以上研究作进一步阐述。
就国内而言，学者们对于何种条件下网络会替代科层组织与市场作过大量的研究，杨瑞龙、冯健在《企业间的效率边界：经济逻辑的重新审视》中，提出企业能力的局限性是企业间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2001）。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可以作为区别市场和其他组织的标志，却不能作为区别企业和网络的标志。企业网络具有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尤其是针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在资产专用性很强，交易频率很高，企业不太具备相应能力的情况下，企业网络是很好的组织形式。关于企业网络的成因，孙国强（2001）认为主要是五个，它们是市场竞争、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研发成本分担和经营风险分散、加快新产品开发和人才竞争，还有企业管理发展的需要。而陈昆玉（2001）则认为企业网络的产生是由于企业间的互补活动，由资源依赖决定，属于内生现象；同时也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决定的，属于外生现象。芮鸿程（2001）则总结了五种成因，分别是网络中共享资源和业务绩效、共享知识和技能、分担风险、在网络中实现组织成员件的相互学习以及知识与技术的创新。
本书研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契约理论为依据，并在同资源依赖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动态竞争力理论等经济管理学观点作纵横比较的基础上，推出一种理论分析方法上的创新。总体上讲，可以用如下五点加以概括。
创新点之一：本书根据经济学企业资产专用性，引入了一个概念：网络资产专用性。网络资产专用性是一种在网络组织形式中呈现的资产专用性，其特点基本类似威廉姆森的企业资产专用性，其区别在于范围有所不同。详细论述见第三、第四章内容。此创新点应属于非原创性研究成果。
创新点之二：本书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动因分析法，回答了“形成企业网络时，推动参与企业最根本的动因可能是什么？”这一问题。由于本研究推出的这一分析框架在关键理论角度和分析维度上与类似研究有明显的区别，作者认为该创新点应属于原创性研究成果。
创新点之三：动因分析法中的“网络经济”这一维度，整合了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范围经济等观点，以及Varian的信息规则和Dyer等的交易价值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泛指一切可以使负外部性降低的网络经济现象。这是当前新经济形势背景下越来越显著的经济现象；本书将之归属为同一维度，是由于至今所有国内外同类研究中大多将此维度作离散式的切分，但是其实在网络形成的结果上其方向是趋同的。所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将它复杂化，这样做有利于分析效率。
创新点之四：动因分析法中的“市场结构”这一维度，整合了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有关交易频度和不确定因素的特征，以及德姆塞茨关于市场和企业为“契约集”的观点，并将之推广为一切由于产业结构、政府规制以及市场定位引起的不确定因素。
创新点之五：动因分析法中的“竞争力”是德姆塞茨产权理论“队生产”中的企业能力的解释的推广和延伸。以上这三种创新都属于非原创性类型。其详细论述请阅读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本书中其他有关诸章节。[1]请参见甘碧群等在《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网络型组织：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创新”一文。根据组织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的区别，网络型组织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它们分别是内部网络型、垂直网络型、市场网络型、机会网络型（Achrol，1999）。
第二章 相关经济管理学理论的回顾
第一节 从企业理论审视企业网络及其战略意义
一、企业网络与企业战略视野的探索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般认为是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企业交易费用理论发展的早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纵向一体化的产生常常由于对供应商或者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无法控制，即不确定性；或者由于机会主义动机，这也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企业管理中的机会主义可能会妨碍到企业以合理成本来满足市场需求的竞争力，从而使其市场竞争力下降（威廉姆森，1975和1985）。科斯将交易费用作为企业产生以及边界确定的基本原理，该理论其实产生于科斯对20世纪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观察的结果。福特企业当时通常采用的纵向一体化是缺少足够的质量达标的原料供应导致的结果（Frey，2001）。这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孕育了企业战略实践中的真正的纵向一体化。所以，从经济学企业理论的角度本文可以找到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发生重大改革的内在动因。
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理论假设条件的重新思考与修正的基础上。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科斯以前，古典经济学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企业之间的交换活动，而对企业内部是如何运作的，则不加以探讨，将其看作是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取出产品。也就是说，传统古典经济学只是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企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由于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和“理性经济人”两个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因而认为市场价格机制是不需要付出交易成本的或“零交易费用”，也是具有充分效率的。
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长期在经济学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的概念，才标志“黑箱”说的终结。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划时代的《企业的性质》，引起经济学重新思考什么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科斯首先对企业为什么存在提出疑问：既然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具备完全效率的，企业内部的交易活动能否被市场价格机制所代替？为什么企业还存在？科斯认为，应用市场机制也是付出成本的。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包括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需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契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并且指出这些费用都是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等人在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基础上，对其观点进行了发展，把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分成“交易因素”，如交易的技术结构——指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等，以及“人的因素”——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他指出，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不确定性、小数目谈判及资产专用性的存在都会使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威廉姆森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和“经济人”的假设是与企业现实不相符合的，他提出了“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假设条件作为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在科斯的分析中，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或交易机制。市场是一种自然协同机制，它赋予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事后承诺。市场是价格机制作用下的自由交易，企业则完全通过行政命令在内部实现交易。不同的是，企业靠的是行政机制，而市场靠的是价格机制。企业是企业，市场是市场，企业和市场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两个极端下的两分法。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则为解释企业选择市场或科层组织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企业采取市场价格或科层组织的根本依据在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当企业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时，企业的行政机制就会代替市场的价格机制；反之，市场价格机制将代替科层组织的权力分配机制。
综上所述，显然对于当前企业战略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同时开发其内部和外部的柔性，从而降低不确定性的威胁，降低交易成本。
事实上，这一挑战学术界和工商实践人士都没有真正思考过应对的策略。“动态竞争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iy）将动态的视角引进资源基础理论以及企业竞争力理论，总算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方法；然而，绝大部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在个体的企业内部建立一种动态的竞争力（Teece, Pisano and Sheun，1977）。而本文现在需要的是集中讨论在企业网络中，影响战略有效性所必需的外部因素，即本文所说的动因。
相对于成熟产业，技术变化迅速的市场表现出高程度的联盟，并趋向于形成合并或甚至解体（Hagedoom，1993）。在本文后面讨论生物科技产业和医药产业的时候，新兴产业高频率的联盟形成就显得特别突出，在1993—2000年，这些产业中运作的联盟扩张了九倍之多（高盛投资咨询报告，2000）。更成熟的遭遇重组和变化的产业同样可以看到联盟的增加，比如当1980年代全球化工产业遇到严重生产过剩的时候（Bower and Rhenman，1985）。联盟和兼并可以使该产业的产出过程合理化，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是竞争中的厂商所无法单独完成的。这种联盟利用其内部相类似的资源来代替市场上必须较高交易费用的资源。
在过去的十年中，信息和沟通技术开始改变市场参与者管理和执行交易的成本。
假定交易费用作为解释企业存在及其边界的基本原理，那么市场上交易费用显著的动态变化最终将在企业之间的结构和关系的变化上表现出来。过去十年中，从战略合资企业到深度的外包安排以及虚拟组织，企业之间新兴的组织形式的扩张与繁殖总是与信息和沟通技术的扩张以及不断复杂化相一致。这种相关性看来并非出于偶然，似乎说明了一个规律。很多现存企业组织在十年之前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无法实践。假如网络提供机会，大大地降低交易费用，那么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企业理论必须在概念上涉及企业规模、边界和结构。
市场交易费用包括搜寻、选择、谈判、执行、强化和机会成本。在企业边界内部，成本一般包括代理成本和控制成本。任何类型的企业间资源管理的混合形式，无论是通过正式的契约或者是非正式的关系，都会以协同成本的形式表现出交易费用，也即自治厂商的协同而产生的成本。信息和沟通技术的演进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企业之间的管理要求纵向一体化以降低原本用来在公开市场购买投入品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根据Frey，福特有两个动因来促使其进行纵向一体化：（1）控制全部的产品和分销流程；（2）控制投入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易费用肯定产生，因此他们不是唯一要考虑的条件。Frey声称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厂商可以供应在数量和质量上符合福特要求的原始产品。这一点科斯认为在福特任职以来的70多年里已经得到了证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汽车工业开始演进到一种称为“伪纵向一体化”的产业，这个产业中每一个主要的汽车生产商首要就是扩张独立厂商网络。当这个产业发展到了某个程度，直接拥有或控制了产品或分销流程的各个方面，当时的状况表现出一种复杂的组织安排，包括主要汽车厂商，一线、二线以及三线的供应商和分销网络。其间可以看到各个阶段的一体化和剥离，并且持续到今天，汽车制造商和一线供应商不断在剥离非核心的事业部。
并且，Frey认为科斯的观察及其所创立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实证基础，发生在福特历史上某一个特定的时点。在20世纪30年代福特定义的工业产出模式是以前战略理论的基础，尤其是组织经济学的基础（Coase，1937；Williamson，1975 and 1985），在受网络经济因素影响的产业中，网络经济学也已经被整合进入战略分析。但是据这位学者所知，制度分析还没有直接运用到企业战略的讨论中。
在提出与混合组织形式相关的文献之前（本章中以下各小节中将对此作更深入的文献回顾），这里先从主要理论视角讨论和评判企业网络战略的各个相关方面。以下六张表按照时间顺序总结了企业战略视角相关文献，包括重要基础性著作，比如企业演进理论（ETOF）。在每张表时间线下面是相关领域的著作。
从以上文献列举，可以看出，现有的大部分对于企业战略的分析方法集中在产业或者企业层面。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方法集中在企业所竞争的产业的结构特征，用来解释相关的企业绩效，同时突出可选择的战略方法。而在一个经济体系里，不同的产业条件影响相关企业的绩效，Barney（1986）得出数据表明产业内的企业绩效差异比产业间的绩效差异更明显。Barney等研究者因此探索可能用来解释产业内企业绩效差异的企业个体的一些行为和特征。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绩效主要受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的差异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Barney，1991；Dierick and Cool，1989；Penrose，1959；Rumelt，1984；Dyer and Singh，1998）。
资源基础论用企业特有的生产性资产或资源来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因此建议企业经理们建造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讲可以提供战略优势的资源禀赋。资源基础论充分依赖于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和企业专有性的假设（Barney，1991），由此，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所获得的价值往往比被某个企业占有要来的低。有些情况下，企业中用来创造价值的资产到企业外面甚至变成负的价值。
比如，知识产权天生具有可移动性和交易的困难性。有些显性形式存在的知识容易并且正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比如，市场信息，经纪人的研究报告）；而其他类型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的或者高度复杂的信息和知识产权，则很困难甚至难以被市场机制所治理。当然，公司之间知识产权的开发是不太可能通过市场来管理的（von Hippel，1988）。信息和知识的创造天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分享和信任关系，而这是不能通过市场治理取得的。知识产权作为创造和维持战略竞争优势的机制，代表一种特殊的机会和挑战（Nonaka and Takeuchi，1996）。
快速成长的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变化非常迅速，新的竞争力和新的竞争者不断进入这个产业，对市场参与者来说面临不断变化的挑战。在快速变化的产业中，强调资产不可移动性的资源基础理论容易造成“刚性”和“惯性”等严重的问题（Hannan and Freeman，1989）。比如一台高度专用性的服务于某特定公司的机器设备，当对公司没有价值的时候，便会面临一个处置成本。摩托罗拉的铱卫星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铱卫星项目失败之后，摩托罗拉和其合作伙伴卖掉了卫星系统，也只得到了数十亿美元初始投资的一个零头。
针对资源基础论的缺陷，竞争力或者动态竞争力论将组织竞争力视为战略优势的一个来源（Langlois，1992；Langlois and Robertson，1995；Kogut and Zander，1992；Foss，1993；Dosi and Marengo，1994；最著名者为Teece、Pisano和Shuen，1997）。Teece等解释说：
所谓的“竞争力”，必然强调战略管理的关键作用，即合理地适应、整合和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组织能力、资源和职能，使之同变化的环境相匹配（1997）。
竞争力和动态竞争力视角建立在熊彼特（1934），彭罗斯（1959）以及尼尔森和温特（1982）的理论基础上，强调为了应对外部的竞争环境，企业需要一个弹性的、随时间演进的战略方法来建立企业竞争力。紧跟着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演进论，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力理论分别认为资源和竞争力随时间产生和衰退，需要持续不断的管理和更新。另外，因为资源和竞争力的建立需要时间的累计，前述的战略方法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性。竞争力通常需要很多年来建立，竞争者要来模仿也会比较困难，但是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同样也很难改变。
Ghemawat（1991）在他的承诺理论中提出了与资源和竞争力理论同时出现的问题，当一个企业投入资源来建立竞争力或者获得企业特定的生产性资产时，这个企业就对某个路径做出了一个长期的承诺。这个承诺可能很难改变。投资给出的是一个企业要进入市场的信号，潜在的影响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行动。在Ghemawat的概念中，这种承诺从某种程度上基本定义了企业的战略。Teece等的动态竞争力方法认识到通过强调适应性竞争力来保持柔性和建立企业特定竞争力的困难（Teece et al.，1997）。动态竞争力以一种柔性反应竞争力的形式提供战略优势，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减少进入市场的时间和创新的竞争力。诸如此类，动态竞争力理论结合企业演进论的动态性和路径依赖性观点，对有更大的约束条件的承诺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力理论提供了一个答案，虽然还不是很全面。
在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力范式中，绩效的差别化反映个体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拥有的资产和竞争力的战略有效性，如此，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竞争力理论将企业作为分析的最初的焦点。在企业内部，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力视角在不同的事业部中也有差异。资源基础理论集中在某个特定的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或资产的特定性，而竞争力视角集中在组织流程和对资源或竞争力的更加宽泛的定义，资源基础论和竞争力理论在其本质和含义上是非常接近的。Lengnick-Hall和Wolff甚至走得更远，将相同的“核心逻辑”同时运用到这两个视角中。竞争力观点的逻辑在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认为如果企业有更好的用来开发、利用和保护基础性竞争力和资源的运作平台，那么这个企业将会胜过另外一个企业（Lengnick-Hall and Wolff，1999）。上述观点和理论看来都强调，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来说，一项资源或竞争力往往是赢得超额利润的基础。
显然，如果我们从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其衍生的管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企业战略，那么是采用企业形式还是市场治理来获得资产或生产性竞争力，则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的效率最大化这一基本原则。在对企业竞争力和企业治理两方面比较分析中，威廉姆森声称，“我认为企业竞争力和企业治理理论两者之间既存在排斥也存在补充，也许补充更多于排斥”（Williamson，1999）。但是Hodgson则认为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治理理论会解决的问题，企业竞争力理论也同样可以有效地解决。
交易费用理论的缺陷在于其研究集中于交易本身，并且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集中在有形资产而不注重组织流程、学习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战略的交易费用方法忽视了大多数形式的无形资产，因为将交易费用运用于这些资产的创造和维持时都比较困难，而这些无形资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却越来越重要。虽然威廉姆森构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来使交易费用和竞争力相互补，但是交易费用在很多企业边界的决策中缺乏稳定的应用性。
和很多其他的理论一样，交易费用理论集中分析某些重要因素和问题，同时不得不忽略其他问题。交易费用理论最初提出企业市场边界问题的时候前提假设是一个静态的比较分析（Zajac and Olsen，1993）。很多年来，交易费用在分析企业/市场时候的两分法的局限性使之忽略了新兴的企业间关系作为一种竞争力机会来源的重要性。类似的有，资源基础论和竞争力理论大量集中于个体企业层面，而忽视了企业间的资源和竞争力。表2.7给出这四种与现代企业研究相关的四种传统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用来理解企业网络的战略意义的主要缺陷。
传统战略学派在企业间关系上的战略局限总结如下：
二、企业/市场两分法：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分类范式
以上这四个理论分析框架或者注重于特定产业结构中的企业定位，或者注重于企业的竞争力禀赋。由于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分析方向，这些观点更加容易用两分法来进行讨论——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有些资源存在于企业内部，而另外一些资源却存在于企业外部？
而且，如果一项资源存在于企业外部，这些资源由市场机制所控制，而存在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则由企业内部通过科层方法控制。这种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的两分法，提供了一种理论上崭新的研究方法来理解企业形成和存续；然而，这种构建方式限制了对企业和资源之间固有的复杂并有机联结的经济关系的讨论。
因为，这种观点片面地将企业理解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忽略了大多现代企业之间的互相依赖性，科斯（1937）在交易费用理论首先就曾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企业会存在，或者什么时候交易可以被企业控制，什么时候应该通过市场完成。由于学术质询的路径依赖型，在一个独立市场行为的企业所主导的世界中，产生了一种固定的企业理论范式，但是正因为这种方式的引导，才损害了对企业网络战略本质的质询。对企业内/企业外的两分法是企业理论研究者降低甚至忽视了扩展网络关系的重要性。
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企业理论和战略视角在介释企业间关系的时候缺乏理论指导作用。相反，本书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同时又能相互补充的观点来理解企业间关系。因为，专门研究威廉姆森的著作《市场和科层》理论体系而出名的交易费用理论家Paul L.Joskow曾经说过：
从《市场和科层》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收益是对在经济体之间有很多制度安排来管理交易的一种广泛的认知。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的总体费用，针对很多交易的考虑会产生很多特定的制度安排。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提供了对两种基本的制度机制的非常粗略的区分，但是这个不是结束，而仅仅是质询的开始。企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织结构，市场交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从最简单的及时市场交换到复杂的长期合同（Joskow，1993）。
尽管交易费用经济学本质上解决“制度机制”问题，大部分的交易费用的研究集中在企业/市场边界问题。威廉姆森的开创性著作《市场和科层》，其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企业/市场两分法的偏见可能反映了对组织可能性维度的两种最基本的两级的理解的需要（Conner and Prahalad，1996）。另外也可能相对于简单的市场/组织两分法来说，研究网络式组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都更具有挑战性。Gulati认为仅仅通过定义和搜集数据来研究企业联盟，比获得同样数量的个体企业的数据都还要困难（Gulati，2000）。个体企业角度的数据来源远远要比联盟企业的数据来源要广，此外，企业网络的定义也没有个体企业的定义来得充分和成熟。诸如此类的信息，常常不太容易获得。
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力观点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片面性的诠释；然而，资源基础理论所认为的企业专用资产作为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来源，对克服上面所述的两分法来说存在其特有的困难。因为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专用资产，因此资源基础理论更不太容易建议在企业之间分享资产和竞争力。
Dyer和Singh讨论了资源基础理论和关系理论的分歧，提出在企业之间确实存在开发竞争力的机会；这种机会在单独的企业中是无法产生的，而且企业自身片面追求这种机会也是不明智的。不幸的是，他们对这两个角度所得出矛盾的结论并没有提供解决的方法。作者认为，应该通过对企业所拥有的特定资源的定义进行扩展来将资源基础理论从企业/市场近视中解脱出来。显然，企业网络所开发和拥有的资源让企业网络中每个企业共同拥有这些资源，但是又不是独立拥有。相对于独立拥有资源来说，共同占有这些资源产生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然而作为一个成员，网络中的每个企业都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和竞争力，要不然他们自然会脱离这个联合体。这就扩展了企业特定资源的定义，包括企业自己开发的资源和以合作方式与其他企业一起开发与占有的资源，扩大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竞争力和有用性。对概念的简单改变，并且与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理论意图相一致，证明资源基础理论和关系视角是互补的。只有当我们用企业/市场两分法约束资源基础理论的时候，Harbir和Singh所提出的反驳才能应用。
在197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上，理查德森认为企业/市场范式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局限，然而，很少有研究者跟随他的倡议进行深入的研究（理查德森，1972）。直到1983年，Mariti和Smiley遗憾地指出“以前的学术几乎没有研究混合组织形式的意图”（Mariti and Smiley，1983）。但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已经开始指出这一不足之处。在过去十年里，企业网络与合作在很多案例中对企业的成功变得越来越重要（Nohria and Eccle，1992；Gulati，1995）。Dyer和Singh指出，关键的企业资源常常超出企业边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典型的美国厂商将产品几乎相当55%的价值外包，而在日本，这个数字达到了69%（Dyer and Singh，1998）。甚至很多巨大的、相当成熟的企业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的形式来设计企业结构。建立和维持成功的联盟的竞争力对很多企业来说已经变成关键竞争力。美国在线通过与其拥有小量股权或根本不拥有股权的企业合作来获得丰富的利润，并提供数不胜数的服务和产品。事实上，美国在线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其所在的网络的范围和弹性。
很多其他企业将联盟的竞争力培育成一项重要的企业竞争力。路透社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作为一家传统企业，路透社建立了一个独立实体来专门在新兴市场中开发投资和联盟。路透社的一家子企业“温室”，投资与路透社核心媒体业务相关的一些商业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却在核心竞争力和核心计划之外，比如像雅虎、美国网络、信息检索企业、Verisign和TIBCO软件。温室公司为路透企业提供最新技术的选择权。事实上，到2000年后期，温室公司的CEO约翰泰森留出基金将组合公司的技术引入路透的主流业务和渠道中。大部分温室公司的运作都不大可能并且不大适合整合进路透社，而且随着机会和挑战的出现，温室公司可以让路透社不断的重新投资到其核心业务中去（Moss Kanter，2000）。
哈默和普拉哈拉德关于核心竞争力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1994）提出如何在公司内部建立竞争力，也提供了足够的可竞争空间。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和在公司内部保持所有资源和竞争力的想法，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了。如今，“虚拟企业”正在代替纵向一体化。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次性交易导向的，恰恰相反，它们的关系是长期交换导向的（哈默和普拉哈拉德，1994）。
哈默和普拉哈拉德认为伙伴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交易导向的”。正是由于这些关系既不是市场交易导向，也没有整合进某个单独的企业，他们处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典型的企业边界之外。
第二节 相关企业战略理论综述
如今企业网络的意义已经被充分探究，过去数年重要的企业战略文献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为什么联盟，以及联盟如何影响竞争及其如何随时间变化的理解。在这里，联盟是企业网络的一种形式。在“联盟革命”一书中，Gomes-Casseres引进“集团竞争”的概念，即公司所在的一个联盟群体和其他的单独的公司或者其他群体进行竞争（Gomes-Casseres，1996）。虽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著作，但是书中介绍的仅仅是有网络经济特点的产业中的集团竞争，在这些产业中集团竞争确实发挥主要的作用，但是网络战略在很多其他条件下也能起作用，而这些条件是存在于网络经济体之外的。
很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组织之间关系的治理形式是重要的，但是很少有学者致力于发展对这个现象的理论或者实证的研究（早期的比如Anderson，1952；Arrow，1969；Zajac and Olsen，1993），威廉姆森在1972年已经将“中间治理”的概念引进入企业理论之中，指出市场和组织层级之间存在一种混合的治理形式。这个观点理论性地开创了通过交易费用观点来考量上述这些企业关系；其原因就是这些关系不能完完全全地归类为企业/市场范式。扩展了自治和购买决策，现代研究已经将企业网络作为企业收购、多元化经营和内部发展之外的一种备选方式（Gulati and Lawrence，1999；Piskorski and Nohria，1999）。当交易费用没有庞大到需要层级控制，却也没有低到可以用市场交易方式来完成时，这时可以考虑采用中间治理形式（Gulati, Nohria and Zaheer，2000）。
以上分析的理论观点基本上从各个方面涵盖了企业网络的定义和特征。接下来本书将对企业网络研究的时间发展过程进行分类，其历史进程上的主要阶段包括如下几个属于管理经济学范畴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核心，它们分别为：
联盟
治理
竞争力和资源禀赋
联盟竞争力
关系租金的获得及保持
网络中的合作和信任
网络中的机会和风险
网络资源
网络的时间变化
先介绍一下企业关系视角的发展历史，如下表2.8所示。
本书并不介绍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文献回顾之后，本书在下列图表中指出关键的差别因素，而正是这些关键性的观念的进步，促使研究者和实践者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来考虑问题。
透过交易费用理论来看，企业网络也表现为“制造或购买”决策的一个翻版（Williamson，1991；Hennart，1991）。企业网络不仅仅为网络中的企业提供需要的资源和信息的交换，并且也可以在不需要进行企业间纵向一体化整合的基础上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竞争力。从资源基础论和竞争力观点出发，企业联盟在个体企业所能提供或缺乏的物质资源和竞争力上集中力量做文章，使这些资源和竞争力成为他们加入联盟的动力和补偿（Mariti and Smiley，1983；Hagedoorn，1993）。Gulati认为这种资源基础论的问法忽视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鼓励或打击了企业之间的契约，低估了企业行为的社会性，并且倡导一种更加动态的模型来理解联盟产生的原因，Gulati的批判反映了动态演进论的观点（Gulati，1999）。他提出了企业网络发展模型，解决了社会背景下企业的嵌入问题，其理论基础是经济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Burt，1982；Granovetter，1985；Baker，1990）。资源和竞争力基础的方法研究联盟行为集中注意力于个体企业提供什么资源或竞争力来发展和维持联盟。而Gulati则集中于社会背景，强调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形成联盟。Gulati走得更远，他定义了企业之间存在的资源为网络资源，并且给这些资源一个专门的类别。Gulati定义的网络资源代表存在于企业网络之中的资源，同被单独某个参与企业控制并独占的资源区别开来。
在很多案例中，建立和维持企业网络的竞争力的承诺本身也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企业竞争力（Lorenzoni and Lipparini，1999）。如果这可以称为一项战略竞争力，那么必须可以利用它来帮助开发企业持续发展的超额利润。Dyer和Singh对关系租金概念的描述开始表明企业可能通过联盟的方式获得出色的绩效。他们提出通过合作带来的潜在的竞争优势表现在：（1）投资于关系专用资产。（2）知识的充分交换，包括最后形成共同知识的知识交换。（3）互补但是稀缺的资源或竞争力的组合（通常通过多职能的接触），形成独特的新产品、服务或者技术。（4）通过更有效的管制机制，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联盟更低的交易成本。
关系视角开始将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力/动态竞争力视角综合进来，因为这两者与企业间关系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综合创造了一个基础，从而使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理解各种不同的网络类型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成为可能。
另外一个新的属于战略范畴的概念对关系视角作了很好的补充。企业绩效的知识基础观，作为企业动态演进论的产物，是动态竞争力的姊妹概念，它将企业作为知识创造和应用的载体，通过企业将知识变为价值（Grant，1996；Conner和普拉哈拉德，1996）。它强调了企业整合多个参与者的行为来提供价值和建立知识与企业竞争力。Lorenzoni和Lipparini（1999）提供了一个纵向整合的案例分析，分析意大利包装机械产业三个相似的企业网络纵向的网络演进。他们指出，基于竞争力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对企业绩效的解释，整合企业边界内部和外部知识的竞争力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企业竞争力。
Lorenzoni和Lipparini研究的企业面临交易费用理论和竞争力/动态竞争力理论所描述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这些意大利企业在七年时间里发生了转变，组织更加网络化，而纵向一体化则降低，研究的两个时点在1988年和1995年。从交易费用角度来解释，企业通过打破他们纵向一体化变成具有长期供应关系和知识分享的企业网络，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在这里，企业间的协调成本比组织控制成本更有吸引力。当然原因还不止这些，竞争力理论认为，将正式的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变成长期的供应关系和外包联系，可以让每个新成立的企业集中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动态竞争力理论强调企业建立动态的企业间协调和知识创新流程的重要性。Eisenhardt和Martin定义动态竞争力如下：
企业管理者改变他们资源基础的组织和战略程序——获得和分配资源，整合和重新组合——来获得新的价值创造的战略（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
这个定义强调了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竞争力理论之间的关系。动态竞争力让企业快速、柔性地运用他们的资源禀赋。企业间的竞争力让企业网络更好地运用他们企业专用资产以及网络专用资产。Lorenzoni和Lipparini所研究的企业除非他们之间有有效的企业间组织管理机制，否则不可能成功，这些管理机制包括正式的长期协约和非正式的强化机制，以及一定的条件如信任和地理上的接近等。最后，这些网络化的企业绩效的提高反映了有效的企业之间关系的安排可以增加交易价值。
上述例证可以阐明企业如何成功获得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集中于核心竞争力可以让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在有限的几个竞争力的基础上变得相当有效。两个和多个企业之间通过资源的互补进行的竞争力的整合可以在不稀释每个企业所集中的资源的情况下提供获得更专业性竞争力的机会。目标和激励的结盟可以为网络的参与者提供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结盟者分享从市场上得来的信息，创造符合双方利益的知识，在企业之间建立有效的组织治理机制。集中、整合和结盟是理解和运用在下面几章中将要提出的模型的关键因素。这同第三章提出的动因分析法相关，并将在这一章中作详细论述。在战略的开发和执行层次，集中、整合和结盟对理解分类法是很重要的。
通过多个不同的战略理论视角，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企业间网络的战略意义。比如，动态竞争力集中于当前的程序，以及上一道程序。企业演进论将流程作为分析的单元，为学习流程提供了一个意义深刻的架构。相反地，承诺理论和资源基础论为理解企业间投资的有效性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架构。
企业治理理论将制造或购买的决策扩展到中介关系，为理解战略提供了视角。相反地，交易基础的方法则没有能够涉及企业间的学习和知识的转移。虽然可以将企业之间知识的创造看成交易或者契约的混合：知识以一种重复的流程发展，这里企业间跟知识传播相关交易过于不连续、过于静态（Nonaka and Takeuchi，1996）。交易费用解释购买获得或者自我确定的竞争力，其局限就在于其过于集中地将交易作为分析的最基本的单元。在很多案例中，价值不能在分散的事件中被创造出来。交易费用将交易原子化，因此不太可能在这些情况中成为一个最妥善的分析方法。尤其是讨论在企业内部创造知识基础还是与另外一个知识互补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在这样一个两难问题上从交易成本来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总体上来讲，企业网络是随时间变化的。网络鼓励企业之间的信任，降低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也因此而降低（Gulati，1995b）。并且随着企业在企业间关系治理方面越来越熟练，降低的协调成本更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以利于混合的治理模式。
扎耶克和奥尔森提出用交易价值来理解较复杂的混合组织形式（Zajac and Olsen，1993）。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方法限制了分析个体企业成本计算，忽略了企业间价值的计算。他们指出，当交易费用高于企业或市场两种组织形式的时候，企业可能采取混合治理模式。Zajac和Olsen建议企业作出联盟决策的时候要追求交易价值创造的更有效果，而不是追求交易的更有效率。他们还指出交易费用过于强调企业之间交换的结构特征而忽略了流程的需求。最有价值的企业之间的协议常常是这些流程所创造的。Mariti和Smiley在研究了70个企业间长期的协议，经过与高级经理人员深入访谈，发现在所有的案例中，经理人员称在决定采用一项合作协议的时候，避免交易费用从来就不需要加以考虑（Mariti and Smiley，1983）。
不幸的是，很多情况下不同的战略视角给经理人员提供的行为指导是相互矛盾的。资源基础论可能建议企业保护企业资源和竞争力，反对与合作者分享，以防止知识外流以及竞争优势的侵蚀。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很多情况下，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分享创新而不是保护知识产权，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Dyer在1997年研究了GM和Toyota的执行制度，发现Toyota的知识分享和整合，相对于GM的更具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方法来说，反而表现出交易费用上的优势。GM的方法反映了资源基础理论，而Toyota则反映了一种关系视角的观点（Dayer and Singh，1998）。
直至现在的很多研究得出关于企业网络的一般结论，都没有足够地考虑各种不同网络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条件（Gulati, Nohria and Zaheer，2000）。所作出的研究结论也大多关于企业间网络的性质、行为和绩效，是有关企业联盟或者网络的一般结论。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类型网络的战略问题显著不同。比如，很多学者发现权益的安排比简单的协议关系对企业之间知识的分享更有推动作用（Kogut，1988；Mowery et al.，1996）。针对这种现状本书的贡献将是提出区别企业网络类型以及不同类型之间应该有哪些问题和区别。
第三节 企业关系治理理论综述
如前所述，在当今新的经济形势下，联盟对企业长期成功来说可谓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机制，然而，联盟包括很多类型，特征在于这样一些因素，如整合方式、合作—拥有关系、信任和联盟生命等。从建立长期的承诺到参与者放弃其他一些合作的机会以建立和维持成员关系，不同形式的联盟对参与者来说也有不同的约束。比如，身处某特定战略位置的成员放弃加入有竞争关系的另外一个网络（Nohria and Garcia-pont，1991）。为了更好地检验联盟的有效性，我们需要洞察并确定区分组织形式具有差异性特质的一个治理维度。
联盟与合作包含一个非常广泛的潜在关系，构造治理维度的目的是将单纯的层级形式（企业）和纯粹的市场关系（纯粹契约关系）联系起来。本书的兴趣在于探讨混合组织形式的战略影响。因为很多战略理论都是基于企业理论，本人开发的治理维度也是基于企业理论文献。这同德姆塞茨治理和契约（Demsetz，1993）的企业理论十分相关。因为联盟代表了契约形式应对企业或市场治理决策的重点的变化，其中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契约形式。
契约传统作为交易费用的一个衍生，由Jensen和Merckling（1976），德姆塞茨（1985和1993），Stinchcombe（1990）提出。总体上，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集合，其中包括显性和隐性契约在内。这种视角将企业的本质视为企业与雇员、管理者和所有者、企业和市场中其他企业之间多种形式的契约组合。组织社会学家Stinchcombe扩展这个概念，认为企业间的联盟是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契约来管理一种所谓“半层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理论最显著的是摆脱了个体企业的约束而扩展了层级的概念（Stinchcombe，1990）。他探讨了一种兼顾层级和契约维度，用来满足很多企业形式研究的需要，如治理企业边界外信息传递的可行性等。本书提出这个维度则反映了企业间的合作与控制——即企业关系治理的不同程度。
德姆塞茨的契约论观点开发出了一个从完全的科层组织到完全市场治理之间的组织维度，而这对本书来说，确实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将企业定义为“一个关于技术、人事和方法的承诺集，这些承诺被限制在一个企业专用的，与外界隔绝的信息层中。这个承诺集不能轻易被改变或者模仿”（德姆塞茨，1993）。
德姆塞茨的方法为层级/市场维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他的兴趣在于探讨企业是什么，而不是和传统的交易费用问题所问的那样，关注于为什么企业会存在以及哪些因素构成了企业边界条件。他将企业视为一组契约，包括所有显性的和隐性的契约。为了将企业和市场契约区分开来，他确定了三个因素作为类似企业的协调的特点：专门化、组织的持续性和方向依赖性。德姆塞茨针对哪些是类似企业契约的问题强调了这样三个特点。我们将“联系的持续性”和“方向依赖性”结合起来做“整合”的概念以定义我们的组织关系的维度。专业化在定义一个维度方面的作用不是很大，从个体企业角度来说，相对于他们合作的企业，个体企业可以专业化，而从网络的角度来讲，只有相对于一个特定的产业或者整个经济体才可以称作专业化。然而，专业化在其他情境下可能变得重要，比如在一个有效整合的价值创造的网络中，有效的联盟可以提供个体企业专业化或者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机会。专业化可以作为联盟维度的一个替代维度，这些联盟的存在是为了高度专业化的目标，而其它则兼并或收购以保持其共生关系。
有两个因素推动采用整合程度作为组织的一个维度：其一，如果联盟和企业可以描述成契约集，那么关系整合的水平可以作为企业形式和企业间的治理形式之间的显著的区别因素；其二，整合的水平影响网络中成员的可选战略。显然在一个层级组织中被控制的部门在单独作出决策的时候是不如一个独立的企业那样独立和具有柔性的。第一点反映了德姆塞茨的所谓的组织持续性，而第二点则反映了方向的依赖性。
企业网络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图2-1反映了“整合”作为一个维度对从纯粹层级到纯粹市场之间的分类（Child and Faulkner，1998）。Gulati定义的战略联盟是指“企业间任何自愿形成的合作协议，包括交换、分享或联合开发，可以包括合作者来自资产、技术或者企业特定资产的贡献”（Gulati，1999）。本书的讨论集中在更加整合的网络形式：战略联盟和受控的网络。图2-1
那么相对于企业或者市场，企业网络何时培养竞争优势？何时一项资产或资源作为联盟专用资产比作为个体企业或者开放市场中的一部分更有价值？网络如何帮助创造、占有和支撑价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下一个章节中将采用一种已经成功整合进战略分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随后通过介绍其理论模型，来图解这一分析方法。这个模型可以看作是本书的一个贡献。
第三章 企业网络形成的动因分析法的提出
第一节 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到企业网络的资产专用性
一、企业网络专用性：企业网络战略提高绩效的根本依据
经济学中，资产专用性指的是一种资产，由于其专门用途或与其产业环境相关性，在一定的企业组织范围内，价值高于外部市场。如果不考虑其专门用途或与产业环境的联系，这项资产的价值则可能未必高于外部市场，甚至可能为负。在有关战略的文献中，许多研究者将专用性的定义延伸到包括企业组织间资产专用性内的概念。
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指一项资产或资本在一个特定的企业中具有更高的价值。基于企业资源的企业理论（RBV, Resource-Based View），更是把专用性作为重要前提。根据Ghemawat的理论，相对于企业具有的一般资产而言，有关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决策关系到竞争问题。企业的一般资产指那些可以在企业外部公开市场上以平价购买和交易的资产，因此它们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市场上具有相近的价值（Ghemawat，1998）。有关企业的一般资产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商品货物。
这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企业专用性资产（或资源）具有三种特点（威廉姆森，1985）：（1）地点专用性，比如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各生产阶段都是按部就班，相对固定，不可随意更动。（2）实物资产专用性，指面向特定交易伙伴交易专用性资产投资。（3）人力资本专用性，指交易各方通过长期合作关系积累起来的交易专用性知识技能。
虽然威廉姆森认为专用性是相对于其他市场成员的，但是他用以研究专用性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资源与企业层面。
由于企业网络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当特定的资产或竞争力是作为一个企业网络的一部分时，这些资产和竞争力会比它们作为个别企业所有时具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本书将有关资产和企业专用性的定义延伸到企业网络的理论。“网络专用性”可以准确而有效地描述这种情况。
这个定义包含两层相互补充的含义。首先，为了达到网络专用性（network-specific；NWS），一项资产或资源必须在一个特定的企业网络中更有价值，这是相对于它被一个企业独占或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这两种情况而言的。其次，将Ghemawat有关企业专用性资产的讨论进一步延伸，网络专用性意味着网络专用性资产投资比企业网络的一般资产投资具有更强的战略意义。企业网络的一般资产可以在企业网络中进行购买和应用，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在市场上转售，这些资产在网络间的转移并不能形成更高的价值。在第二节中对网络专用性及其与企业战略的关系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另外，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作为分析的结论，将在企业通用性资源投资及其相近的概念和网络通用性资源投资的概念之间寻找具有对比价值的特性。
二、网络专用性和企业战略
为了将专用性理论引入企业网络层面，本节将给出一些新的定义：
网络：一个具有互连节点的系统，它代表了显在或潜在成员之间任何的沟通方式。本书中，“网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即指一组企业或组织的联盟。
网络专用性：如果说一项资源或竞争力具有网络专用性（NWS），那么这项资源或竞争力在网络中体现的价值就高于其在网络外部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说，资源或竞争力由于成为网络的一部分而获得了更大的价值。
当一个实体代表了企业网络，而脱离了这个实体，企业网络就难以正常运转，这就是网络专用性的典型表现；VISA国际信用卡网络就是一个例子。VISA的成员企业能够顺利开展受人欢迎的支付业务和信用服务，然而一旦VISA网络不复存在，那么这一切对于大多数成员企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通过成百上千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VISA网络中进行竞争性服务和营销努力，VISA的网络不断扩大，成为世界性的标准，并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没有这么多银行的参与，没有这么多金融投资者的合作，VISA不可能普及到现在的程度。最近美国司法部对VISA如何获得竞争优势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也支持这个判断。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AMEX）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尽管VISA在加盟机构和交易量方面胜于美国运通，但运通在小范围内很是成功。与VISA和其他的合作银行间的利益共享的协定相比，美国运通更大程度上地控制交易，并且通过提供服务而调用更大交易资金。然而，运通的排他性策略需要进行长期而持续的基础设施和品牌建设投资，这是许多VISA成员机构难以承担的。即便像花旗银行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全力调动资源，从而使运通以单个企业的模式开发了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却几乎没有其他的金融服务机构愿意尝试这种模式。尽管如此，美国运通也需要广大的投资方网络和使用运通卡的消费者，而如今许多投资商和消费者由于过高的费用而拒绝使用运通标准。
VISA和美国运通的比较反映出，不论是整合的单一企业还是广泛分散的企业网络都不是唯一解决现有市场问题的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这两种形式也仍然可以同时存在。在运通、VISA和其他金融服务品牌的竞争中，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做得最为成功，而独家高度控制的模式（美国运通和迪纳俱乐部）则瞄准了更高档的服务和更高端的市场，例如经常出差的商务人士。VISA追求单次支付的成功和运通追求长期稳定的业务正说明了企业必须在网络间的组织协同成本和单一企业的控制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微软和苹果正是另外一个例子，微软允许硬件生产商免费地使用其操作系统标准，而苹果则选择单独占有其操作系统。当苹果在革新阶段朝各个方向努力时，它找到了新的机会，瞄准那些有特定偏好、有格调的用户。与此同时，苹果也因其操作系统的可靠性而得以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对于微软来说，这两个模式间的平衡是指广泛的兼容性和普遍性，但对于虽然只占有较小的市场份额的苹果来说，这种平衡却是质量和产品的领导性。
SABRE是另一个例子，这是美国一家提供旅游服务和票务预订的企业。实际上，这个企业是其现有网络成员迫使美国航空建立起来的。美国航空公司后来相信，SABRE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比作为其下属子企业更具价值。不同于VISA努力于建立一个网络模式而美国运通则保持拥有集中的控制力，SABRE的每一个竞争者，例如Apollo等，都采用了相似的网络模式。最近，主要由于因特网的兴起，新的模式已经出现，并很有可能威胁SABRE的垄断地位。SABRE很早就进入了因特网的领域，比如Travelocity就是它当时做过的一项投资，但一些主要的航空企业也开始协同它们的力量来挑战SABRE的主导地位。SABRE现在在利用直接的航空资源之余也通过向旅行社获取信息来提供更多的机票选择，但是SABRE的新技术和新的组织选择也可能最终会替代其现在的核心优势。Oribitz等基于因特网的竞争者的出现则说明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规则变化能够威胁基于网络专用性的竞争性模式，因为后者的专用性优势受到了威胁。
然而，企业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对网络专用性本身的思考，因为成员的增加能够扩大网络范围，并为市场带来价值；否则，企业会由于考虑到已置备的基础设施而作出错误选择。如今因为希望共享资源反而产生更多投资需求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例如，可口可乐和雀巢企业在90年代初期合作推出热饮自动售货机。它们各自都在合作中输出了不同的竞争力和优势（比如市场支配力），这使得它们的努力比由一家企业主动发起更为有效。加入这一合作的决定是很有战略意义的。并且相较于一些小型企业在有限范围内的联盟，这样的大企业的主动联合有更高的潜在价值。这样的创业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在公开市场上的资产的卖出，除非这是单个企业作出的决策并且其市场主要集中于热饮自动售货机。就算是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可口可乐和雀巢也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被要求提供它们的专业技术、品牌和市场支配力。在2001年2月，可口可乐和宝洁企业宣布一项合作，宝洁可以使用可口可乐渠道而可口可乐可以借用宝洁的市场调研和开发的竞争力。很明显地，这两家企业被认为是理智的，它们仍旧是相互独立的，而只是需要分别为合作提供不同的资源和努力而已。这些例子都是说明企业间关系治理范围内的“战略联盟”——紧密的整合，包括资产参与共享并投入现金。这两个例子也都表现了企业试图以合作来增加网络的价值，从而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所不太容易实现的。
表3.1反映了网络专用性和资产/企业专用性之间的对比和比较，并运用一些主要的维度来区别这些概念——资产水平、企业化水平和网络化水平。
网络专用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层面和领域。除了在市场中，还包括以下三方面：（1）网络（2）企业（作为网络的一部分）（3）共享的资源和竞争力
要确保对适用领域的清晰辨别。例如，一个特定企业是否会因联盟决策而进行网络建设和一个特定的企业网络是否具有源于网络专用性的价值，本书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一个聚集了企业的网络可能会有很强的专用性，而其中的各个企业则会思考其他成员的加入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因此，网络的专用性比企业专用性更加复杂。在任何企业组成的网络中，一些企业总会乐于享受网络带来的更大的竞争力。由企业集合而成的网络能够得以扩大取决于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例如：契约、市场容量、市场竞争力、知识产权。而在企业独有的体制中，这种分析显示了企业个体的资产和竞争力。而在众多企业参与的企业网络中，这种分配要复杂得多。
将网络专用性分析转化为联盟群内的企业进行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企业专用性分析——包括价值创造分析、适应性分析、可持续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分析网络专用性也就是要对一个特定网络中的所有企业进行企业专用性分析，分析网络背景下企业的资源和竞争力。这一分析视角需要站在企业集团的高度进行战略分析和战略决策，同时它也弥补了大多数有关企业和战略的理论文献中企业/市场二分法带来的一些局限性，不过同时也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
三、网络专用性和企业专用性的比较
尽管网络专有性的概念已经在相关例子中得以证实，但有些情况也会因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发生变化。企业通用性投资使得企业能够倾向于提供低战略性和低承诺性的付出。根据定义来说，如果企业对投资所需进行的改变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价值上的损失（例如，企业做出低承诺的投资），那么这样的通用性投资通常是被售出的。另一方面，价值能够很容易地被其它企业转移和聚集，所以战略性价值应该降低从而保证竞争性优势。如果竞争企业能以相同的竞争力（技术、服务等等）非常容易得到相似的回报，那么这样的投资并不具有战略价值，应该放弃。企业通用性的资源是这个活动领域的最好的保障，除非企业将这些投资和其他的可以创造唯一的竞争性优势的竞争力和资源相结合。
从资源的角度来讲，对企业专用性投资（通常是战略性的）和企业通用性投资（通常是非战略性的）的区别的解释在网络投资中是不同的。在任何的情况下，相似于企业的专有性投资，网络的专有性投资必须被视为是一种承诺，因为在战略转移的时候这些资源是很难也不太可能因此被转移的。而另一方面，不同于企业的通用性资源或者竞争力，很多的例子说明网络通用性投资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实质战略影响的。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默克制药公司投资五千万美元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进行一项合作，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SNP（单一核苷的多态性）的公开的数据库。从表面上看，这项投资是为了进行更深层的科学研究，而实质上，它是一项战略举措，目的是为了防止Celera Genomics、Human Genome Science和其他新兴的生物制药公司获得独立使用这项具有高度营利竞争力的知识产权。默克企业持续在这项公认的网络通用性资源上投资，而事实可见，默克在这项投资上有着战略性的目标。
怎么才能解释在企业层面和在网络层面的通用性投资的差异呢？最普遍的解释反映的是网络经济性的影响。在以上的例子中，放弃投资似乎是最具战略性的解决方式。从默克和华盛顿大学合作的案例中，本书开始发现其各自的网络战略是不同的，而且甚至是违反单纯从企业角度所考虑的一般策略。默克公司其实可以为了和Celera直接竞争而用五千万建立一个SNP的专用的数据库，那么自然，默克也就可以最先启用这项资源。但是默克却选择了公共享有的数据库，这是为何？将动因放在经济利益之外的范围（比如：利他主义，公共产品，求知欲）来考虑，答案也就在于默克是怎么赚钱的。当药物研究成为大型制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时，这些企业大部分的利润来源于新型治疗产品的销售。并且，多数大型制药公司的大部分新的药物来源于其他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包括生物工艺企业，大学研究中心乃至其他的制药公司。从默克的角度来看，一个通用的SNP数据库（网络通用专用性资源）相较于仅为单一企业所使用的数据库能够为研究者们提供更高水平的、更多样性的新药品研究信息。并且，当所有重要的SNP被分类整理后，新药的增加速度会变得很慢（理论上讲，仅当基因突变或者出现新的传译时，SNP才会出现新的形式）。默克在生物工艺领域广泛的享用权说明了，企业共同对SNP研究会比单独研究受益更多。当然，另一个由Celera Genomics所控制的SNP的数据库对像默克这样的企业产生了利益竞争上的威胁。当然，默克完全可以建立它自己专有的数据库来抵制这样的威胁。但从基础科学研究的一般情况看，那些没有被默克资助或雇用的学者应该不会向默克提供他们的研究发明，除非他们是主动为公众奉献。但最终最大的价值只能经由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来获得。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观察研究SNP的子集也将避免交叉或者重复研究的现象。不完全的享用权会阻碍一个研究者，甚至可能会导致他偏差或错误的结论。而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其他实体对SNP信息的完全的享用权能够为药物研究发展提供更多可行的策略。在近几十年来，知识产权法由于一些实质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改变，这也增加了默克企业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不管怎样，默克制药公司在SNP数据库的投资体现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和竞争意味的网络专用性投资。
太阳企业和微软在JAVA上的竞争则是个替代性的策略。在这个案例中，太阳企业建立了一个网络通用性资产，而微软却尽力将其要转换成网络专用性资产（也可能是个相对较弱的专用资产）。典型形式是微软多年来试图将JAVA从一项公开的、可开发并且可替换的技术改变成一项对微软的专有软件的补充技术。太阳和微软在JAVA大战中表现出了前者的网络通用性资产的策略，而后者则专注于将这项通用性资产转换成网络专用性资产。实质上，微软已经开始尝试将JAVA技术专有化。在2001年，微软宣布了将JAVA从新的XP系统中剥离出来的计划，这件事在业界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如果微软没有选择支持JAVA标准，JAVA作为普遍的设计环境的价值会如何变化？而太阳企业又会因此而做出什么策略呢？这样的专有化转变挑战了JAVA的基本价值——平台的独立互动性。此外，为了将JAVA的竞争力转化为专用的解决技术，微软还尽可能的破坏太阳企业在JAVA开发商中的核心地位。太阳和微软的竞争包括后来的官司都成为软件产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太阳企业的CEO——Sctott McNeally在很多场合中表示JAVA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向微软的应用程序，甚至是操作系统的和市场的主导地位进行公开的挑战。
太阳和微软的例子也说明了企业专有性和网络专有性的资源、定义和战略上的关系。由于微软在操作系统和许多基础应用程序（比如：文字处理软件和电子数据处理软件）的近乎垄断的地位，任何在这些领域的事件都体现了微软在市场中运用企业专有性和网络专有性资源的灰色边界很大地影响着网络经济。当微软通过由它广大的开发商团队的对微软的操作系统（OS）的大量生产上获益时，而它的兴盛也得益于此，微软对它的OS标准进行严密控制并使得这项资产具有企业专有和网络专有的双重的特点，这严重的偏离了企业专有性资产的定义。最极端的例子是，微软强调任何网络专有性资产必须为参与的企业提供某种层面上企业专有形式的利益，从而为这些企业提供一定的竞争优势。完全公开的资源定义上是网络通用资产，它对企业不能够创造附加的企业的价值。但是上述的也是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因而能够认识到介于网络专有以及企业专有之间的补充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根本上，独立的企业需要经过长期的经营来最大化它们的利润。网络战略使得这些企业通过合作而收益更多。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网络专用性应该支持企业专用性。通过对以下两个观点能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网络，什么是独立的企业。任何参与网络的企业应该将这一网络视为提高收益的首要的战略性机会，而企业是否在其中仅仅是作为尝试则不是重点。这种战略的动因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企业要提高它自己的竞争力。如果参与的企业意识到这样的合作并不能给他带来足够多的价值，那么就算有被处罚的可能，它也有退出的自由。当企业能够在合作中表现得更为有效的话，网络策略会更多地被应用。因此，一个独立企业对网络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可以认为是对从企业角度而言的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这样说的原因也在于由于不知道这项资产是否能够带来预期的价值，因而并不容易在开放市场上售出。企业的专有性资源和网络的专有性资源之间的灰色地带直接反映了企业边界和市场的之间的模糊地带，而这也是近来许多研究者在努力探索的方向。
夏皮罗和瓦里安在他们的书中列出了经济学上的一些相关的看法——信息规则（Shapiro and Varian，1999）。作者指出，市场中“开放”和“封闭”策略的相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经济所影响的。开放策略是指企业对一项新技术，产品或者服务的公开，这种策略通常是为了让自己的标准被接受，从而让自己能够占据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封闭策略则是指企业独享一项技术，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这项技术相较于在公开策略下能够获得的更多的价值。众所周知的苹果和微软的例子就是分别是这两种策略的典型的代表企业。在Shapiro和Varian的论述中指出，只有当联盟的动因是为了推出一项标准时，网络的专用性和通用性才可以粗略的反映出策略的开放和封闭性。这样的情况，正如在网络动因分析的原理中指出的那样，通常是具有网络经济性的特征的。
第二节 企业网络的集中、整合及协同：美国马歇尔工贸公司案例分析
在推出本书的理论核心——企业网络战略动因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前，本书将研究一个美国企业的成功案例，并充分探讨该企业如何通过创造网络专用性资产，实现网络战略的成功运用，从而实现更优的市场绩效。这个案例将说明业务集中、整合和联盟在制定可行有效的网络战略中的重要性，它还将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介绍动因分析理论提供有力的切入点。【案例分析】：马歇尔工贸公司（Marshall Industries）如何运用网络战略来提高企业绩效
马歇尔工贸公司意识到企业网络富有弹性的网络关系对企业业绩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从中找到并发展了其独特的网络专用性资产。
马歇尔公司通过实施特殊的销售补偿项目以及大范围的Internet布点，以一种深层次的、具有附加值的形式来满足其客户的需求。在1990年代初期，马歇尔公司只是一个典型的、中等规模的电子部件分销商，从数以百计的制造商手里买来成千上万的商品并向下游销售。早在引进网络前，管理界就预测，中等规模企业最终不是被兼并就是亏本。当Internet来临的时候，挑战变得更为激烈，但是，工商管理界也意识到Internet可以作为加深与客户关系的一个平台。通过多年扎实的努力，马歇尔公司把他们的价值主张从原来的作为电子部件分销渠道中的一员提升为其客户的合作伙伴，致力于产品的开发、生产并参与其维护过程。除了可以让客户通过网络页面来安排和计划他们对新产品开发的部件要求外，马歇尔公司的销售队伍还扮演着让客户值得信赖的顾问角色——没有任何以销售量提取佣金的激励因素！马歇尔公司与他们的部分客户共同致力产品开发，这样就增加了客户在整个开发过程，甚至是长期发展中，购买他们产品部件和服务的可能性。客户总是可以选择其他的交易对象，但是，这样他们就失去了与马歇尔公司合作时管理上所需要的高附加值的合作、便利以及效率。马歇尔公司使得竞争的定义不再是价格和选择，而是如何帮助客户作出更好的决定。
马歇尔公司的CEO, Robert Rodin把这段经历写入了一本名为《自由，完美，现在》的书。企业利润的增长对于企业的业绩作出了评价：从1991年的约5亿美元到1999年的20多亿美元（Rodin and Hartman，1999）。关注同客户建立长期的、更深层的关系，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改变组织上或技术上的战略，这样，弹性操作的运用就会转化为高度的网络专用性。Rodin回忆道：“本文摸索出了一套新的销售流程，打消销售人员在价格上竞争的念头，并且教会他们向客户销售‘马歇尔公司的竞争力’来解决问题从而给客户提供附加价值，把一次性的客户转变成了终身的合作伙伴。”（Rodin and Harman，1999）
这些关系，当然还有支撑这些关系的技术，使得马歇尔公司得以运用他们与客户之间的网络优势，来获得新的合作，从而为其创造价值；并最终得到增加利润的机会。很显然，如果没有在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协同努力，马歇尔公司同他们的客户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但是光凭现存的建立于互联网的商品目录以及分类整理竞争力，明显不足以提供长期强有力的市场优势。任何竞争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并安装这样一套系统，最多也就是买一张进入新分销渠道的门票。建立真正的合作的网络形式，是要融入到许多客户的运作流程中，这才是能够提供创造网络专用资源的基础。
马歇尔公司的客户关系并不一定得是很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尽管他们中的一些确实属于正式的契约型的合作关系。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关系模型作成一个纵向整合的企业模式，他们是不可能创造价值的，正如马歇尔公司的CEO所说的：“纵向整合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如果你想要每个人都在你的沙盒子里根据你的规则来玩，你根本不可能搭建起一个企业间联盟的网络——而这对构建一个成功的供应链又是必须的。”（Rodin and Hartmann，1999）
这说明，运用网络专用性（NWS）战略并非只有正式的企业网络才行。马歇尔公司的价值主张并不只局限于简单的生产和销售产品。他们认识到“他们带给顾客的价值可以增长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们能否帮助他们的客户实现客户自己的目标”，同时还包括一个知识创造的重要因素。
只有当企业间找到共同的目标——基于他们彼此相似的动因和共同的信任，才可能实现知识创造。如果没有马歇尔公司这样一种合作第一的姿态，那么要建立起整个马歇尔企业网络并积聚起价值不仅不可能，而且根本很难效仿。
竞争者其实可以拷贝马歇尔企业网络模型的每一个方面——事实上，很多都可以在书上和网络上看到——但是，这样一来，马歇尔公司的客户就得推倒苦心经营多年搭建起来的、有效的关系和信任，与其他的供应商重新再来一遍。这就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转换成本，尤其是当客户在已有的关系中可以找到非同一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马歇尔公司的服务还包括一个庞大数据库的管理——为了客户的利益。对那些客户而言，转向一个新的分销商意味着要搬迁关系，转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放弃重要的信息，还有改变工作流程，因为马歇尔公司的服务通常都会整合到产品发展、产品生产以及对客户的服务过程中去。
所以，强大的网络专用性（NWS）可以形成很高的进入壁垒并且大大降低模仿性。马歇尔公司的这个例子证明了：在有效的网络里构建价值的战略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通过诚心的合作努力，价值都可以提升，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企业在其所处的企业网络中实现绩效的提高就不可能发生。然而，在马歇尔公司的案例中，网络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记录票据和收支的系统，不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马歇尔公司自己所发展出来的网络中心的地位对他们本身很有用。尽管如此，但如果客户们渐渐发现马歇尔公司因为所处的地位而掌控了绝大部分的收益；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马歇尔公司不能提供给他们充分的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以保持其竞争力，那么这些客户完全有转向其他服务供应商的自由。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客户总是与多个分销商保持关系。在任何一群联盟企业中，价值创造的实体间都不会像纵向整合的企业那样紧紧相依。原因很显然，选择网络组织形式而不是内部的科层组织的形式可以控制合作的成本。
马歇尔公司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转向网络专用性战略的运用。那么马歇尔公司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变的呢？首先，马歇尔公司为自己在市场上预期创造的价值确定合作对象的前景。然后，通过管理来引导整个网络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可以总结为集中、整合以及协同。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来自对传统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洞察（见表3.2所示）。
任何联盟的潜在需求都是保持对网络参与者一定的集中。企业选择联盟而不是纵向整合，使得企业在扩展资本和选择的同时，可以始终集中于核心竞争力。除此以外，如果没有企业相互间的关系，有些资本竞争力根本是不可能的。马歇尔工贸公司把他们自己的中心放在满足客户设计、开发和实施的需求，并且努力丰满自己的形象——不只是作为一个能提供广泛电子部件的分销商。为此，马歇尔公司推出了组织上和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地把他们的服务和产品供应整合到客户自身的运作流程中。与此同时，马歇尔公司彻底重新协调了他们对销售人员的激励机制——因为这些销售人员都是主要的价值生产者，从而鼓励他们为客户增加价值，而不只是一味地增加销售量。
马歇尔公司的客户和竞争者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容易地接受这种新方法。怀疑，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他们觉得这种把重点放在客户价值的创造上，为客户提供价值补偿却又不将销售建立在佣金基础上的方法，充其量只是把司空见惯的商务重新包装了一下，或者只是通过创新撑开场面做得好像很实在很充实。然而，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过程，马歇尔公司成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战略转化为实在的行动——无论是经济上的承诺还是人事上的承诺。马歇尔公司的销售人员根据新的激励项目改变了他们原有的销售行为。马歇尔公司企业本身在支撑互联网的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以全力支持他们客户每天的交易运作。马歇尔公司在不偏离电子分销商/客户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互信和互助。总而言之，集中、整合和协同战略使得马歇尔公司得以创造出网络专用性的优势，也预示了长期的财务绩效。
网络专用性这一术语描述了企业该如何通过企业网络创造战略资源；然而，它本身在背景上并不算是创新，而这些对实际运用都会产生影响。不同的产业有着不同的竞争驱动力，而且不同的背景要求有不同的方法，以此决定该如何创造和维持网络专用性的价值。此外，决策者必须首先明确，一项资源或竞争力是不是应该划分为网络专用性资源，还是仅仅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或者甚至两者皆可。在很多情况下，最佳的战略选择是投资在具有网络柔性的资源上，而不是把这些资源当作企业或者网络的专用性资源。在下一个章节中，本文会进一步探讨是什么样的关键差异促使企业作出这种决定。
第三节 企业为何形成联盟——基于动因分析的企业网络成因分析
网络战略的内涵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企业形成特定网络的目的，同时也取决于这个网络真正运作的目的——而这并不总是一致的。企业网络的开创和管理必须在明确开创联盟的动因下才可以进行。
尽管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于如何理解企业间边界提供了一条引人注目的途径，但是经理们无疑仍旧致力于M＆A、企业的成长和剥离、改组以及其他一些改变边界的动因，而这些动因的目的都与“把交易成本最小化”相去甚远。1980年代早期，一个对于联盟中决策者的广泛调查显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将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他们决策的首要依据（Mariti and Smiley，1983）。虽然市场竞争要求企业把成本最小化，但是这也迫使企业在其他方向上发展，比如：与其他企业合作以形成先占或者应对其他的竞争者，面对破坏性的技术调整自己的战略视野，创新以获得长期的价值，等等。创新的本质要求投资应当放在新知识和新的资本竞争力的创造上。拿知识资本的创造来说，比如R＆D的合作，虽然很多情况下，“交易”成本在企业合作时会比独自控制来得高；但是，由企业间相互合作创造出来的整体价值依旧可以超过因合作而产生出来的成本。Zajac和Olsen的“交易价值”的观点正是试图反映出价值计算在理解企业间组织合作安排中的重要性。
尽管价值创造和成本减少反映了一种互补的观念，从而激励企业通过兼并与收购或企业间的安排来改变它们的边界，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在阐释影响组织决策的动因的复杂性上有多大的帮助。从产业组织定义上看，成本和价值的创造具有广义性。为了运行中的企业战略，成本和价值模型本身很不幸地具有局限性，这尤其使得未来更不确定。
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偏好、可获得的数据和另外一些决策因素来反映市场运作者的行为，并且基于分析和洞察给出些建议，以使经济行为最有效。这种关于企业战略的研究试图弄清为何企业要以它自己的那种方式组织和行动，它们或者究竟该怎样行动——主要在于有效地发展和实践战略（而通常情况下“有效”并没有做到），还有不同情境下的不同产出结果。事实上，很多战略文化寻找经济学的根基正反映着他们互补的特性。隐含在这两个原则下的概念是——动因。经济行为，尽管在市场上可以观察到，但只能在经典主义经济学上建立模型，这是通过对市场运作者动因的预测来对其功能进行最优化（即使合理性上有限制）。经济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利己主义行为。只有通过细查企业运作的动因和目的，战略才可以被理解。所有盈利企业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一种对增加股东利益和最大化利润进行的结合。虽然这种看法太泛泛了，并不能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看待网络战略，但是，认清企业为何要形成联盟来达到更高的利润或者股东利益可以帮助了解在什么样的大前提下，企业才可能从联盟中获利，而不是内部独占这个资源或者从市场中获得它。
细查的“联盟经济动因”从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去了解在何种情况下联盟的实现才具有最大的可能。尽管动因是一种情况的表现形式，但是他们并不包括影响联盟的所有情况。经济性动因不包括的情况比如，企业运作者间的私人交情、机会事件（这很有可能影响联盟的经济性动因），还有特定企业的联盟历史（Gulati，1999）。在一些案例中，私人交情和社会人脉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出来，也就是说一些非经济因素确确实实存在着。对于一个盈利企业来说，企业战略的目标在于最大化经济效率，因而影响联盟的最相关因素就应当是那些最贴近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因素，这些环境同样也是联盟可以产生附加值之所在。本书可以通过对联盟形成动因的理解来细查这些环境。更确切地说，为什么企业要形成联盟，而在这不同的情境下，企业又该如何建立和实施网络战略。
第四章 企业网络的动因分析架构及其理论模型
在形成企业网络时，推动参与者企业最根本的动因可能是什么？答案会有无数种；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国内外研究现状”中曾提到，目前为止，国外对于网络类型和形成动因的研究，以Achrol和[1]Czinkota为主流。以前，按照Williamson交易费用经济学观点，企业之所以形成网络组织，比如战略联盟，其动因归之于追求较低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国内的研究则有芮鸿程等，在[2]Williamson交易费用的基础上所作的补充。
但是从企业的理性角度来看，除了单纯的经济动因外（这是个例外，下面本书会给出理由），形成企业网络的最佳动因可以归纳总结为三类：
1.网络经济：也即一个企业在受网络经济影响的环境中总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参与竞争。网络经济是指“网络经济现象非常明显地影响某一特殊产业或市场，并成为其主要驱动力”的情况（Shapiro and Varian，1999）。一切以实现规模经济为目标的企业形成网络组织的现象都可以归入这一动因维度。可以将此维度的来源追溯到交易费用理论的交易费用最小的原则。
2.竞争力：指一个企业总是努力增加、转化或以某种特定方式进一步利用其内部的竞争优势。竞争力指企业所作的一系列内部决策，这些决策关系到其在内部发展的竞争优势，关系到企业选择哪些竞争优势来寻求伙伴资源，还关系到哪些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在市场中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获得。本书的分析维度可以看作是德姆塞茨产权理论对生产中的企业能力的解释的推广和延伸。
3.市场结构：一个企业总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在某一个或者某些市场参与竞争；同时，该市场或这些市场的结构促使企业形成联盟。这个类别的动因最为显著的可以包括产业结构、市场定位（Porter，1980），以及会对竞争产生影响的制度问题，比如政府规制和政治风险（North，1990）。
市场结构是指在某个特定产业、市场和/或经济中，环境性的、结构性的和竞争性的因素。
这三种类别的任意一种组合都可能在特定的联盟形成中产生效果。应该明确在特定情况下哪些动因才是最合理的，这才可以使人们迅速准确地把握如何才能创造并且实施一个最佳的网络战略（见图4-1所示）。图4-1 企业网络的组合
表4.1罗列出了企业网络动因的总结：
尽管联盟动因众多而不可胜数，但是大多联盟的动因都可以被合[3]理地归入本章开始时列出的三种动因。
动因分析法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这三类——网络经济、竞争力、市场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区分，较深刻地揭示了网络战略创造与进行的内涵。在本书接下来所要讲的所有部分中，本书将把每个维度作为一个“动因空间”。每个动因空间包含着一个影响企业网络形成的因素域。竞争力是指企业所作的内部决定，这些决定关系到其在内部发展的竞争力，关系到企业选择哪些竞争力来寻求伙伴资源，还关系到哪些竞争力会通过在市场中签订契约来获得。市场结构是指在某个特定产业、市场和/或经济中，环境性的、机构性的和竞争性的因素。网络经济是指“网络经济现象可以非常显著地影响某一特殊产业或市场并成为主要驱动力”的情况。网络经济包括所有传统经济中和网络相关的一块，比如需求方的规模经济、网络效果，以及积极和消极的回馈循环（Shapiro and Varian，1999）。网络经济可以被瓦解到市场结构的动因空间中，但是这只有以强有力的解释竞争力为代价。在一个市场上，是否存在有力的网络经济效果将对企业网络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需要企业自己进行分门别类。
第一节 动因分析法的三个分析维度
一、基于网络经济学的动因分析
受网络经济影响的产业具有需求方规模经济的特征，也就是说用户的数量会对投资的成败产生重大的影响。网络经济很大程度上与具有技术特质的产业相关，而这种技术则获益于推广的标准和协同工作的竞争力，或者说这种技术是具备高信息密集度的。Shapiro和Varian在关于网络经济在信息密集产业中的内涵作过总结，并定义为“信息规则”；里面强调并阐述了这一现象：在市场中，受网络经济影响的战略与那些没有这种动力驱动的战略存在很大的区别（Shapiro and Varian，1999）。他们还分析了这种区别是怎样产生的。
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企业采取放任自流的战略可能比严密控制的战略更具长远的前景。有意思的是，从企业战略基于资源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异对“企业专有”资产的定义和应用产生了挑战。Sun Microsystem企业的JAVA项目环境就是这样的原型。Sun投资了成百上亿的钱与开发商一同开发、颁布JAVA，并且也成功地受到了欢迎吸引了大量的安装用户。Sun采用的是公开鼓励JAVA遍地开花的策略，照这样的话，JAVA可以算作企业的专用资产么？尽管Sun对JAVA这一计算机语言仍旧持有知识产权，但该企业发觉要对JAVA的成功收取费用还是很困难的。JAVA在开发商群体内能够广泛传播、做得如此成功很大部分因素在于Sun所追求的是开放策略，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开发环境。Sun采用弹性网络的战略，而这一战略顺利传播了JAVA技术。虽然广泛的使用给了Sun很多机会，但是这也使他遭遇了如何把成功转为金钱的挑战。Sun在JAVA上的成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快受到了微软的挑战。微软试图通过在自己的环境下修改JAVA的应用，从而篡夺这个编程环境。过了很久，2001年年终的时候，微软宣布JAVA在刚推出的XP操作系统上不被支持，这是对JAVA致命的打击，同时也形成了微软的垄断地位。[1]在Williamson的著作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中，Williamson将企业追求交易成本最小的战略目标同其机会主义行为、信誉及家族式传统有关。[2]芮鸿程在《财经科学》上撰文指出，Williamson讨论企业形成联盟的动因时，“一般的结论”是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但是规模经济没有考虑企业的边界问题。为此他做了如下补充，首先他认为企业的网络动因应包括：（1）在网络中共享资源与业务行为；（2）在网络中共享知识和技能；（3）在网络中共同分担风险；（4）在网络中实现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按作者观点，以上四种补充，其实可以归纳到本文中的网络经济维度，可以视为从交易费用理论规模经济发展并补充的一种延伸。[3]以上罗列的动因，基本包括国内外研究所得出的动因类型，其中包括传统的交易费用理论，信息规则理论，动态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理论，以及后来的Czinkota和Achrol的观点；国内学者如芮鸿程等的研究贡献也基本包括其中，恕不一一列举。
二、基于市场结构的动因分析
在很多产业里，市场结构促使企业结成联盟。上面提到的微软的垄断就是这样的例子。市场力量的迅速集中——不论是卖家垄断还是买家垄断，都使得企业希望进入这些选择面小但是可以与已有进入者合作的市场。假如一个企业决定加入钻石产业，他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加入DeBeers的卡特尔式联盟。尽管DeBeers对于这一产业的把持近来有些减弱，但是这个企业长久以来是世界范围内的绝对统治者。钻石产业没有生来具有的网络经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因为企业有效的垄断，DeBeers网络里的成员可能并不需要为了竞争力上的互补来形成联盟。
任何政府操纵的垄断同样属于这个类别，但也可能与其他一些类别重合，比如国有电信产业的垄断（网络经济），或者由国家控制的原材料勘探与输出。在求过于供的情况下，已有进入者可能通过正式地或非正式地与他人联盟来维持现状，比如卡特尔联盟。反过来也可以。在高度分解的市场里，企业可能决定通过联盟来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以及提升与供应商的议价力。
经济学家用矩阵来反映市场集中度，比如荷芬达指数，或者四企业集中比率。产业组织的结构存在于市场集中层次。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推出或测试许多与市场集中度以及联盟形成有关的可能假设，而是要着重指出，市场结构扮演着推动企业网络形成的角色，而这正是网络战略的实质。
市场结构的动因并不会因为垄断或求过于供的环境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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