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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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国试读：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三国，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面目呢？

所谓“三国”，通常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九十年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称为“三国”，在名目上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因为曹丕称帝，是在公元220年；刘备称帝，是在公元221年；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这个时候，魏、蜀、吴三国，才算是正儿八经地建立起来了。按理说，三国史，应该从这时开始，到三家归晋止，那才是名正言顺的“三国”。但是，纵览古今，几乎没有这么讲的。这么讲，曹操、关羽、周瑜，还有鲁肃等等，就都不能出场了。青梅煮酒、三顾茅庐、赤壁之战、败走麦城这些故事，也都讲不成了。能行吗？

实际上，无论是正史（比如《三国志》），还是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差不多都会从董卓之乱甚至更早一些说起。这才真正是历史的态度。因为曹、刘、孙这三大势力或三大集团，是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们建国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看历史，必须历史地看。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只看“名”，不看“实”，咬文嚼字，死抠字眼，那不叫“严谨”，只能叫“钻牛角尖”。

那么，这九十年间是个什么世道呢？

也就两个字：乱世。展开来说，就是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战事频仍，民不聊生。或者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然而，乱世出英雄。越是沧海横流，越能显出英雄本色。因此，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充满阳刚之气、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浪漫情怀的时代。不知多少风流人物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列举这些熟悉的姓名，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英武潇洒的周瑜，坚忍不拔的刘备，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想把分裂变成统一，把乱世变成治世，求得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当然，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个历史使命应该由他们自己，或者说由他们那个集团来承担，决不肯拱手让给他人。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摩擦，有战争，甚至你死我活杀气腾腾，结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叹不已，悲喜交加！

这在当时，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历史，也只能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一方面，是战争只能用战争来结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结束战争，人民必须先饱受战争的苦难。因此，当我们赞美和欣赏那些乱世英雄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时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逐鹿中原的结果是一家独大，龙争虎斗的结果是天下一统。这就是西晋。西晋的情况其实更加不堪，这里先不说它，且说三国。三国的一个特点是时间短。魏、蜀、吴三国的存在，不过半个多世纪；加上“前三国”时期，也不过九十年。这样短暂的时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真不过“弹指一挥间”。人们甚至来不及认真反思和细细品味，眼睛一眨，就已老母鸡变鸭。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民间修史则难免见仁见智，或者偏听偏信。因此，魏、蜀、吴三国刚一灭亡，史书的记载就众说纷纭，学者的见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顾茅庐”和“登门自荐”两种说法；而赤壁那场大火，也有黄盖诈降纵火和曹操烧船自退两种记载。三国，是一段精彩纷呈又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三国历史的戏剧性使它成为文学艺术家垂青的对象。在民间，它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知道刘备的，肯定比知道刘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要超过知道王莽的。这不能不归功于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史学著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是需要想象和虚构的。充满想象和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史为据，为线索、为题材，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更为这段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暧昧。

就说周瑜。

提起这位江东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气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说，不是历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曾气过周瑜。就算气过，怕也气不死。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气量是很大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开朗，气度宽宏。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刘备说他“器量广大”，蒋干说他“雅量高致”。顺便说一句，蒋干这个人，也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过周营，但那是赤壁之战一年以后，当然没有上当受骗盗什么书。蒋干的脸上也没有白鼻子，反倒是个帅哥。《江表传》的说法是，“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看来是个才貌双全的漂亮人物。

周瑜也一样，也是一个漂亮至极的英雄。他的“帅”，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还说“吴中皆呼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为郎，带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帅哥”。同时被呼为“孙郎”的孙策，则是“孙帅哥”。当然，一个人的“帅”，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气质。周瑜恰恰是一个气质高贵、气度恢弘的人。他人品好，修养高，会打仗，懂艺术，尤其精通音乐。即便酒过三巡，醺醺然之中，也能听出乐队的演奏是否准确。如果不准，他就会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说法是“曲有误，周郎顾”。因此，我甚至怀疑他指挥军队也像指挥乐队，能把战争变成艺术，把仗打得十分漂亮，就像艺术品一样。

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纶巾，就是青丝做的头巾。羽扇纶巾在当时是儒雅的象征。本来，贵族和官员是应该戴冠的。高高的冠，宽宽的衣，峨冠博带，即所谓“汉官威仪”。但是到了东汉末年，不戴冠而戴巾，却成为名士的时髦。如果身为将帅而羽扇纶巾，那就是儒将风采了。于是我们就不难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曹操的军队列阵于长江，战舰相连，军旗猎猎，江东之人，魂飞魄散，胆战心惊。然而周瑜却安之若素，从容不迫。他戴纶巾，摇羽扇，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终于克敌制胜，以少胜多。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个时候的周瑜，真可谓少年英雄，意气风发，光彩照人！

当然，战争不是艺术，不可能那么潇洒，那么儒雅，那么风流倜傥，更不可能谈笑风生之间，不可一世的“强虏”就“灰飞烟灭”了。这个时候的周瑜，迎娶小乔已经十年，也并非“小乔初嫁了”。苏东坡那么说，无非是要着力刻画周瑜的英雄形象罢了。文学作品是不能当作历史来看的，但要说历史上的周瑜英武儒雅，却大体不差。周瑜二十四岁就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也[1]就在这一年，孙策和周瑜分别迎娶桥公之女大桥和小桥为妻，这就是苏东坡所谓“小乔初嫁了”。可见周瑜这个人，是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羡慕的吗？这样一个春风得意的人，怎么还会嫉妒别人，又怎么会因为嫉妒别人而被气死呢？我们嫉妒他还差不多。

没错，周瑜和刘备集团是有过明争暗斗，也曾经建议孙权软禁刘备、分化关张，这事我们以后还会说到。但那是其集团政治利益所使然，与心胸和气量无关。而且，周瑜忌惮的是刘、关、张，不是诸葛亮。老实说，那时周瑜还真没把诸葛亮当作头号劲敌，怎么会去暗算他？反倒是原本高风亮节的诸葛亮，却因为编造出来的“三气周瑜”，被写成了“奸刁险诈的小人”（胡适先生语），想想这真是何苦！

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距离我们，有时候竟是那样的遥远。

实际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面目，三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上记载的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史学家主张的样子。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历史有没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难。至少，弄清楚三国的历史真相，很难。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原始档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亲口问一问。就算能问，他们也未必肯说实话。这就只能依靠历史上的记载，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时候。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就多次提到《三国志》、《后汉书》等等记载未必可靠。何况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竟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是污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因此，我们只能把“历史形象”定位为史书上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主张的形象。而且还得说清楚，即便这个形象，也并非只有一种，也是有争议的。

第二种是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文学形象”。这是文学家艺术家主张的样子，比如《三国演义》和各种“三国戏”。

还有一种是老百姓主张的样子，是一般民众心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比如各种民间传说和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因此，一部历史剧拍出来，总会有观众议论“像不像”的问题。其实，这些历史人物，谁都没有见过，却可以议论“像不像”，可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大体上是越到后代，就越不靠谱，主观臆想和个人好恶的成分就越多。当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后，又另当别论。但我们前面说过，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史学著作的。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其力量同样不可小看。民间人士不是历史学家，不需要“治学严谨”，也不必对谁负责，自然“想唱就唱”。这原本也没什么。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样，一种形象，如果说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从“假象”变成“真相”。

就说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至少从晋代开始，就是许多人追捧的对象，可谓魅力四射，粉丝如云。当时有一位郭冲先生，大约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感觉大家对诸葛亮的崇拜还不够，于是“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计。这五件事，都被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驳回。驳空城计的证据是：诸葛亮屯兵阳平的时候，司马懿官居荆州都督，驻节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阳平战场，哪来的什么空城计？

不过这个故事实在太好听了，于是《三国演义》便大讲特讲，三国戏也大演特演，所谓“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历来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戏。但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所以，空城计是靠不住的。其他如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无中生有。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听说有诸葛亮什么事。火烧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将黄盖的主意和功劳，也没诸葛亮什么事。借东风就更可笑。诸葛亮“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登坛祭风，简直就是装神弄鬼，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里说的“妖”，不是妖精或妖怪，是“妖人”，即巫师或神汉一类。

诸葛亮当然不是“妖人”。不但不是“妖人”，还是“帅哥”。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汉代的八尺，相当于现在的五尺五寸，也就是一米八四。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年龄则是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年龄，一米八四的个子，而且“容貌甚伟”，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形象。至少，不可能是一身道袍，一脸长须的。羽扇纶巾大概是事实，因为那是当时的时尚，也就不是诸葛亮的专利。所谓“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说的是周瑜，不是诸葛亮。就算有“借东风”这事，也该是周瑜去“借”（民间传说便有说周瑜借东风的），要不然杜牧怎么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其实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期间的主要功绩，是促成了孙刘的联盟；他对刘备集团的主要贡献，则是确立了联吴抗曹、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并身体力行。实际上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成就是有争议的，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历史学家缪钺先生就曾在《三国志选》的“前言”中指出：“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诸葛亮也不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说的那样迭出险招。爱出险招的是郭嘉。而诸葛亮的特点，无论是史家的评论，还是他的自我评论，都是“谨慎”。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就是说，诸葛亮是萧何，不是张良和韩信。

但是，到了《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就集萧何、张良和韩信于一身，不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神机妙算未卜先知。任何人，只要按照他的“锦囊妙计”行事，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刘备集团的大将如关羽、张飞、赵云辈，有如他手中的提线木偶，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我们以后再说。

其实，“锦囊妙计”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发生在曹操身上。这事记载在《三国志·张辽传》里，时间则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我们以后再说。“空城计”的故事大约也是有的，曹操、文聘、赵云可能都使过。不过这事有争议，我们也只好以后再说。但是，即便没有争议，大家也不会讲，因为民间不喜欢曹操。

民间对于三国，也是很关注的，其热情决不亚于史学家。我们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也就是说，老百姓喜欢的还是《三国》和《水浒》。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红楼》，而是《三国》和《水浒》。比如屠宰业奉张飞为祖师爷，编织业奉刘备为祖师爷，强盗奉宋江为祖师爷，小偷奉时迁为祖师爷，没听说过哪个行业奉《红楼梦》人物比如贾宝玉、王熙凤为祖师爷的。所以，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也很值得研究。

就说关羽。

关羽确实有令人崇敬之处，那就是特重情义。他被曹操俘虏后，曹操对他“礼之甚厚”，关羽自己也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但他仍然不肯背叛刘备，最后的选择是“立效以报曹公乃去”。结果曹操对他更为敬重（曹公义之），竟然任其重返敌营（奔先主于袁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关羽固然是义薄云天，曹操也堪称侠肝义胆，至少是尊重侠肝义胆的。可惜人们都只记住了关羽的“情”，忘记了曹操的“义”，这不公平。

民间崇拜关羽虽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习俗也很奇怪。比方说剃头匠奉关羽为祖师爷，就匪夷所思。关羽并没有当过剃头匠呀！再说东汉时也不剃头。想来想去，也就是他们手上都有一把刀。不过关老爷手上的刀是杀头的，不是剃头的。清代有一剃头铺门前挂一对联云：“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像关羽的口气。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把关羽当作财神。关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当战神还有道理，怎么会是财神呢？这当然也有道理，我们也以后再说。不过，我看总有一天，关羽会变成爱神，供奉到婚姻介绍所去，因为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很执着的。据《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和《华阳国志》，关羽曾经爱上了一个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为妻。这话说多了以后，曹操便“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国色天香，结果“因自留之”，害得关羽很是郁闷（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属实，曹操就太不地道了。

现在我们知道，三国这段历史，其实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

首先还是要弄清楚“历史形象”，这就要读正史，比如《三国志》。《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是四川南充人，他在西晋统一后五年（公元285年）就完成了《三国志》，时间隔得不久，治学态度又严谨，比较靠得住。不过，正因为陈寿治学态度严谨，许多当时的材料都弃而不用，《三国志》就比较简略。于是又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是山西闻喜县人，生活在南朝刘宋时代。他作注的时候，距离陈寿完成《三国志》大约一百三十年。裴注的特点，是补充了大量材料，包括陈寿舍弃的和陈寿没见到的，并加以辨析。无法考证和辨析的就存而不论。可见裴松之的治学态度也是很严谨的，所以裴注也比较靠得住。所谓“正说”，依据就是这两个：陈寿的“志”，裴松之的“注”。其他的史书，当然也可以参考，但如果发生冲突，那就还是“先入为主”，以“寿志裴注”为据的好。

不过，“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也并非就没有意义或没有道理。事实上，很多人是把三国尤其是《三国演义》当教科书来看的。正如孙犁先生所说：“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清代统治者还把《三国演义》作为“内部文件”发给亲贵。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谈到好几起后人学“空城计”的事实，甚至认为“空城计”是“不欺售欺”的典型范例。钱先生说：“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毛宗岗父子的批语（简称毛批）也很有道理：“唯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胆事。……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不过魏禧的说法更有意思：“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可见即便是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甚至即便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因为一种形象能够形成，能够流传，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

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

这当然并不容易。

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毕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再辉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评说。张昇的词说：“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其实“尽入渔樵闲话”的，又岂止是“六朝兴废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历史的。正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接下来，我们将笑谈三分，品读三国。那么，从何说起呢？我想，还是从那个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争论最大的人说起，就让他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原本就很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吧！

[1]经核查，“大乔小乔”是宋代人苏东坡说的，而晋人陈寿《三国志·周瑜传》中桥工的两个女儿，的确写作“大桥小桥”。古人写作没有今人规范，所以陈寿没有错，苏东坡也算不得错。第一部魏武挥鞭第一章真假曹操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将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段，称为东汉三国史上的“分裂时期”。讲“三国”，其实就是讲这段历史；而首要人物，则是魏的实际开创者曹操。曹操是一个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对他的说法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世所罕见，其民间形象则更是不堪。那么，作为一个人，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怎样的呢？

讲三国，先得讲曹操。

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气的说法是“奸雄”，不客气的就是“奸臣”，甚至“奸贼”。但鲁迅先生说他是英雄。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这就有了三种评价，也有了三个形象：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种评价最准确？

这就要弄清楚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并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当然还是史书。但先生又说：“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曹魏，恰恰就是年代很短的，所以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坏话说多了，就成了成见。成见一代一代传下去，就积重难返。具体到曹操，事情更麻烦。因为影响极大的两部书——《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对曹某人都不那么友好。《三国演义》就不说了，那是把曹操看作“国贼”的。《资治通鉴》在编撰过程中，也删掉了不少对曹操有利的史料。这其实也是一种“时代意见”。宋人大约多半是不喜欢曹操的。苏东坡《志林》说，当时市井说书，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是北宋。南宋就几乎公认曹操是“贼”。此后元明清，曹操背的基本上是骂名。说好话的也有，不多。到十八世纪中，乾隆一锤定音，曹操被定为“篡逆”，再也翻不过身来。

其实早在晋代，对曹操的评价就开始出现分歧。王沈《魏书》和司马彪《续汉书》是比较肯定曹操的，甚至曲笔回护；孙盛《异同杂语》和吴人《曹瞒传》就不太客气，对曹操的酷虐奸诈多有披露。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更是首创“篡逆”之说。由此而至南北朝和隋唐，史家都是褒贬不一，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一书有很详尽的描述。可见对于曹操，不但“时代意见”不同，“历史意见”就很分歧。再加上每个人的“个人意见”，曹操的“真面目”就更难弄清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挨骂。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曹操遭人骂，自然有他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也很多。但说得最多的，是“奸”。比方说，篡汉，在古人看来就是奸。狡诈，在古人看来也是奸。不过，最让一般民众痛恨的，还是曹操说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案子，看看是不是事实。

这事《三国志》没有记载，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魏书》、《世语》和孙盛《杂记》。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董卓入京后，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拒绝董卓的任命，逃出洛阳，抄小路回家乡。路过朋友吕伯奢家时，把他们一家都杀了。为什么要杀呢？三书的说法不一。《魏书》的说法是：“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的说法是：“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的说法是：“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看来，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杀人动机。按照《魏书》的说法，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按照《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说法，则是因疑心太重而误杀。《魏书》是比较维护曹操的，我们姑且不论，就看后两种说法。

后两种说法中，孙盛《杂记》的说法又更具体。一是曹操听见了一些声音（闻其食器声），二是曹操杀人以后说了一句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所谓“食器声”，应该不是洗锅碗的声音，是磨刀子的声音。曹操这才疑心，才杀人。杀了以后，才发现人家是准备杀猪宰羊款待自己，误杀了好人，这才会“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就是凄惨、悲伤。也就是说，曹操发现自己误杀无辜以后，心里也是很凄惨，很悲伤的，只好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一个辩护。当然，这种辩护并不能洗刷他的罪过。但能够“凄怆”，总算还没有“丧尽天良”。

然而《三国演义》的改动就大了。“凄怆”的心情没有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前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宁肯我对不起别人，不能别人对不起我。这里说的“人”（别人），是特指的，就是吕伯奢一家，是“个别人”。后一句话说的，则是普天之下的人，是“所有人”。这个范围就大不一样。虽然都是恶，但恶的程度不同，分量不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曹操当时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个话，只是就事论事。意思是虽然我错杀了人家，对不起人家，但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了。应该说，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在里面。但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变成一贯如此，变成理直气壮了。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奸贼。所以，仅凭此案就说曹操奸险歹毒，是有疑问的。

不过即便如此，毛批仍说：“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换了别人，一定反过来，说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都是像曹操那样做的（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然而“谁复能开此口”呢？大家都装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话。至少，曹操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所以毛批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伪君子实在太多。毛宗岗父子是不喜欢曹操的。他们都说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那就应该是过人之处了。

实际上，狡诈中有真诚，或者有时狡诈有时真诚，正是曹操的特点之一。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决战于官渡，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刚一坐下，许攸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

曹操如此奸诈，有没有真实的一面？有。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他也算活够了岁数。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载《全三国文》卷三《魏武帝》），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料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吾在军中执法是也）。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下的薰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

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他在《吊魏武帝文》里文绉绉地说：“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履”，算什么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死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却实在不敢苟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不错，和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个俗人，你们又能怎么着？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又能怎么样？因此我以为，曹操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

当然苏东坡说得也对：“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只不过我们和苏先生对那“真性”的理解不同，评价也不同。在我看来，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杀人机器或政治符号，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说，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把内心世界遮蔽起来（即所谓“平生奸伪”），那么，临死之前，就没什么顾忌了（即所谓“死见真性”）。“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曹操临终前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

曹操确实是儿女情长的人。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享受天伦的时间不多，因此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据《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曹操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不觉得对不起谁，唯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我该怎么回答。子修就是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便由没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抚育，丁夫人也视为己出。后来曹昂阵亡，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又常常哭着骂着数落曹操：把我儿子杀了，你也不管。曹操一烦，便把她打发回了娘家，因此去世前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曹操还是做过努力的。他亲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丁夫人却坐在织布机前织她的布，动都不动，理都不理。曹操便抚着她的背，很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好不好呀？丁夫人不理他。曹操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问：跟我回去，行不行呀？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没有办法，只好和她分手。以曹操脾气之暴躁，为人之凶狠，做到这一步已很不简单。何况曹操还让丁夫人改嫁，不让她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当然不敢的。就是敢嫁，也没人敢娶。

但曹操也会翻脸不认人。比如许攸就有点自己找死。他既恃旧，又恃功，一直对曹操不那么恭敬客气，常常当着众人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呀，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着说：是呀是呀，你说得对呀，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又指着邺城城门对曹操身边的人说：这家伙要不是有了我，就进不了这个门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当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对许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这会儿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曹操便毫不犹豫地要了他的性命。

前面讲的这两个故事，都不见于《三国志》，而见于裴松之的注。前一个故事被裴松之注在《后妃传》，后一个故事则注在《崔琰传》。但其所引，却同出一书，那就是魏国人鱼豢所撰《魏略》。可见，即便在同一本书里，曹操也有两种形象。

其实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

许攸是他的恩人，却被他杀了，而一些“恶毒攻击”他的人却又被他放了。官渡之战时，陈琳在袁绍手下当差，为袁绍起草檄文，对曹操破口大骂，骂得狗血喷头。这篇檄文已被裴松之注在《袁绍传》，大家不妨去看看，的确很是不堪。后来袁绍战败，陈琳被俘，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这事记载在《三国志·陈琳传》正文，不是野史，应该可信。

还有背叛他的人，也放了。魏种，原本是曹操最信任的人。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叛我的。谁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气得曹操咬牙切齿：好你个魏种！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饶不得你！但当魏种果然被俘时，曹操却叹了一口气说：魏种是个人才啊！又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这两件事，都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正文，也应该可信。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陈宫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帮着把他女儿嫁了，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三国志》里面，没有陈宫的传，这事是记载在《吕布传》里的。裴松之注引《典略》，则说得更详细。

看来，曹操是宽宏大量的。

但是，这个宽宏大量的人却又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而且有仇必报，不择手段。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诵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谁知此时的曹操还不是宰相，肚子里也还撑不了船，悍然把他杀了，而且还杀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到交州，家人却落入虎口。后来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当然不能。结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斩首。

曹操干的这件事，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事后也一直被人们议论。前面提到的陈宫，也是因为边让之死而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有了这次教训，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学得“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报复起来，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报复还是要报复，嫉妒还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比如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常常自叹不如（子伯之计，孤不及也），却还是杀了他。他和许攸的死，还有孔融的死，都记载在《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的注里面，读者可以去查看。

这就是曹操了。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

实际上，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这实在是一种“大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从这个角度看，曹操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是很奸诈的，因此也可以叫做“奸雄”，即“奸诈的英雄”。事实上，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英雄、奸雄、奸贼），总离不开“奸”和“雄”两个字。有强调奸的，有强调雄的，也有认为他既奸又雄的。所以我认为曹操是“奸雄”，不过前面要加上“可爱的”三个字。

那么，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吗？第二章奸雄之谜作为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这种本色使他成为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同时被看作大奸雄。我们在上一章提出的说法则是“可爱的奸雄”。那么，曹操是“奸雄”吗？作为“奸雄”，他“可爱”吗？

前面，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现在就来分析这个结论。

先说“奸雄”，再说“可爱”。

所谓“奸雄”，就是“奸而雄者”。像严嵩那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奸而不雄，就只能叫“奸贼”；像董卓那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雄而不奸，就只能叫“枭雄”。“枭雄”这个词，也有多种解释。枭，本义是猫头鹰，引申为首领、魁首、雄长，比如盐枭、毒枭；也引申为骁勇、豪雄、桀骜不驯，比如枭骑、枭将。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对“枭雄”的解释，就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智勇杰出的人物；魁首”。鲁肃说“刘备天下枭雄”（《三国志·鲁肃传》），黄权说“刘备有枭名”（《后汉书·刘焉传》），便都是看出刘备乃“智勇杰出的人物”，骁勇、豪雄、桀骜不驯；而我们把董卓看作枭雄，则指他“强横而有野心”。枭雄是“强横而有野心”，则奸贼就是“奸猾而有贼心”，奸雄就是“奸猾而有雄心”。奸雄者，奸诈而又豪雄也。那么，曹操是这样的人物吗？

是。

曹操从小就奸猾。他这个人，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姓曹是因为他的父亲曹嵩为曹腾所收养。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操自己，也讳莫如深。他作《家传》，自称“曹叔振铎之后”，把家世追溯到周文王那里，更是胡扯。然而东汉末年，社会上和官场里十分看重出身门第，曹操虽然憎恶这种风气，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杆——自己抬自己。

实际上曹操出生成长于一个宦官家庭。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而曹腾则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宦官，封费亭侯，任大长秋。大长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省部级”。曹腾的为人，在宦官当中算是相当不错，和士人的关系也比较好。他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也做过许多好事、大事，所以《后汉书》中有传。但不管怎么说，曹操总归是宦官养子之子。这在当时，就要算作出身不好。但家境应该是好的，至少不缺钱花。曹操的父亲曹嵩后来官居太尉（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出钱一亿万买来的。曹家既然这么有钱，曹操小时候就完全有可能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

曹操受的家教可能也不怎么样。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这样的事情，在曹操家里都没有发生过。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

父母不管教，家境又不错，曹操便成为一个“问题少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做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曹操也就更加胡作非为。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大约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

显然，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鬼点子和坏主意层出不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的人，也是一个奸诈狡猾、诡计多端的人。所以《三国志》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此许多人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甚至鄙视他（薄其为人）。比如南阳名士宗世林，就自称有“松柏之志”，坚决不和他交往。（见《世说新语·方正》）

然而有一个人却十分看好曹操，他就是当时的太尉桥玄。桥玄认为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操莫属，因此竟以妻、子相托。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话是记载在《三国志》正文的，应该靠得住，也有道理，因为曹操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孙盛的《异同杂语》说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有一次行刺宦官张让时，竟能舞着手戟全身而退。这说明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的人。既雄心勃勃，又奸诈狡猾，十分符合“奸雄”的定义。

那么，曹操自己怎么看？

曹操自己好像也很认同“奸雄”这个评价。这个评价是许劭给出的，而结交许劭则是桥玄的建议。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从此进入上层社会。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还是天机不可泄漏，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你这个人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个材料《三国志》里面没有，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其实此事《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也都有记载，但版本不同。《后汉书》的说法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世说新语》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而且说是桥玄说的。这两种说法意思相近，和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则相反，那么哪一个可靠？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认为《后汉书》所说是实，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则是“窜改”。张先生当然有张先生的道理，但问题是：《异同杂语》的作者孙盛是晋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却不知先成书的《异同杂语》如何“窜改”后成书的《后汉书》？另外，裴松之和范晔是同时代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完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范晔的《后汉书》开始于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也差不多同时。裴松之不采用范晔听到的说法，却采用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这笔墨官司真不知该怎么打？

实际上，孙盛《异同杂语》也好，《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也好，很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不要以为史书上的话都可靠，有时就连见于正史的记载也都靠不住。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在引用包括《三国志》在内的诸多史书时，往往会在后面跟一句：“这话怕靠不住”，“怕也未必确实的”，或者“这话亦系事后附会之辞”。比如《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曹操攻打陶谦是为了报父仇，吕先生就说“这句话是不确的”。诸如此类的地方很多。吕先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三国志》和《后汉书》异口同声的事情尚且都要怀疑，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又岂能不甄别？只不过我们已经弄不清了。

当然，裴松之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先看裴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怎么说。孙盛是从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所作所为说起的，这就是“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后面还提到曹操抄集兵法、注释兵书。说完这些，才说到许劭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且，孙盛还记载了曹操当时的反应：“太祖大笑。”我们知道，孙盛的《异同杂语》并非歌功颂德之作，反倒对曹操的一些不堪之处时有披露。因此，这本书肯定曹操的部分，应该说相对可靠。

但是，这段话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没有了前面的那些铺垫。“太祖大笑”也变成了“操闻之大喜”。这个改动就太肤浅了。有人说，《后汉书》的说法也差不多，是“操大悦而去”。喜和悦并无多大区别，难道作为“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也肤浅？我的回答是：《三国演义》肤浅，《后汉书》不肤浅。为什么呢？因为两书所载许劭的说法不同，说话时的语境也不同，岂能同日而语？

我们就来看《后汉书》怎么说。《后汉书·许劭传》说：“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这就再清楚不过。首先，曹操是很希望许劭能够点评自己一下，以便炒作一把的，因此又请客，又送礼，又说好话，低三下四（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可惜许劭看不起他，不买账（鄙其人而不肯对）。曹操没有办法，只好采取非正当手段（伺隙胁劭），这才逼出了许劭的话。

想当时许劭一定很为难。不说是不行的，因为已经受到了威胁。说得不好听也是不行的，曹操不会放过他。说得太离谱更不行，批评家的学术声望不能不顾。这才有“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说法。有“奸贼”二字，讨厌曹操的人可以满意。有“英雄”二字，曹操本人可以满意。何况那时“清平”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做“乱世之英雄”倒大有可能，也很对曹操的心思，当然是“大悦而去”。所以，《后汉书》并不肤浅；而我们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不能忘记许劭受到威胁或胁迫这样一个场景和情境。

然而，《三国演义》把这个语境删掉了。说法呢，采用的又是孙盛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却又把“大笑”改成了“大喜”。“大喜”只有一个意思，就是高兴，兴高采烈去当奸雄，好像曹操立志要当奸雄似的。这就不真实，也肤浅。因为世界上没有从小就立志要当奸雄的人，奸雄都是逼出来的。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当然，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

这样一分析，曹操“大笑”的含义就复杂多了。一、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二、当一个“治世之能臣”固所愿也，如果不能，当“乱世之奸雄”也不错。三、我想当能臣就能当能臣，想当奸雄就能当奸雄，那可太好了！反正，曹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物的，至于是“能臣”还是“奸雄”，无所谓！事实上，这种“无所谓”正是一种“大气”，一种将生死成败、进退荣辱置之度外的豁达大度，一种我行我素、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曹操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除如刘勰所说，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外，与曹操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不无关系。曹操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比谁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要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也许，正是这种对宇宙人生的透彻了悟，使曹操自始至终都能够以笑容面对艰难困苦和曲折坎坷。如果去读《三国志·武帝纪》，我们就会发现，“笑”、“笑曰”、“太祖大笑”这些字眼，竟会频频出现。当然，曹操的笑是各种各样的，有放声大笑、开怀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嘲笑，还有讥笑、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然而曹操始终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也会嚎啕大哭。但如果是做错了事情，打了败仗，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豁达开朗大气磅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和本色英雄。

这种本色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可爱。

生活中的曹操是很可爱的。他常常穿薄绸做的衣裳，腰里挂一个皮制的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东西，有时还戴着丝绸制的便帽去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也没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高兴处，笑弯了腰，一头埋进桌上杯盘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汤汤水水。这些细节，是一部对曹操不太友好的书《曹瞒传》告诉我们的，其本意是要给曹操扣上“佻易无威重”（轻浮）的帽子。然而我从中读出的，却是曹操的率真风趣、洒脱随和。

曹操确实风趣。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据《三国志·毛玠传》，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曹，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东曹掾毛玠。曹操的回答却很幽默。他说，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人们总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结果，被裁并的是西曹。这就既改革了机构，又保护了毛玠。

战场上的曹操也很可爱。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时，和韩遂在战场上约见。韩遂的士兵听说曹操亲自出场，都争先恐后伸长了脖子要看他。曹操便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只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

作为朋友的曹操更可爱。曹操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会开玩笑的朋友。太尉桥玄是最早赏识曹操的人，和曹操算是“忘年交”。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在祭祀桥玄的文章里就讲了一句笑话，说当年桥老曾和他“从容约誓”：我死以后，路过我的坟墓，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一祭，车过三步，你肚子疼起来可别怪我。这就比那些官样文章的悼词可爱得多，情感也真实得多。

曹操最可爱同时也最遭人嫉恨之处是他说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原本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称得上“政治纲领”四个字的，却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话，一点官腔都没有。

曹操一开始就说，我这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不是什么“岩穴知名之士”，很怕人家看不起。因此，“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来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就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只想当个征西将军，死了以后能够在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就心满意足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多带兵。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啊！所以我胜利一回，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志向是有限的（此其本志有限也）。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现在我的野心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大汉朝的丞相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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