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岩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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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成时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研究试读：
前言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日本经济成为我国外国经济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对象。二战后日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是我国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内容，加之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原来具有的魅力逐渐消失，日本经济研究作为我国外国经济研究主要对象的地位出现了下滑，日本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使其丧失了从其身上寻找成功发展经验的吸引力。
诚然，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被冠以“失去的十年”，常常用“大萧条”等词来表述。但是实际上，日本经济研究在我国外国经济研究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乃至长期停滞而有所下降；而且因为日本经济出现了非常复杂的现象和较特殊的经济运行机制，其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极典型的研究样板，这使得日本经济研究无论是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应用角度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平成时期日本宏观经济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解读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并揭示其成因，分析泡沫经济、金融危机、通货紧缩等经济现象的产生机制和经济影响，以及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果，既可以改进很多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欠缺，为完善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努力，又可以得出很多对现实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控具有重要应用价值或政策含义的结论。
正是着眼于上述目的，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日本宏观经济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分析。按照最初的构想，笔者试图用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来总括日本平成时期最初十几年宏观经济发展的情况，从泡沫经济时期的“平成景气”到泡沫破灭引发的“平成萧条”这一经济周期波动开始，分析之后十几年间日本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特点，并扩展到此期间的主要经济问题的产生、经济影响和主要宏观政策调控的内容及效果。日本经济存在着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大的方面就可以分为结构问题和需求及周期运行问题。本书将重点放在后一个方面。下面按照篇章安排和主要结构构成，简要介绍各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和重要观点。
第一部分为本书的概论性研究，包括绪论“平成时期日本经济分析纲要”和第一章“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成因之争”。在概论性分析的第一部分，笔者曾发表了名为《平成日本经济论析——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变异的影响因素》的论文，即从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这两大宏观经济研究主题出发，来对本书的研究对象加以总括。从“泡沫景气”到“泡沫萧条”，从实体经济的高涨到急速衰退再到停滞的长期化，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可以用长期停滞或超低速增长和微弱化的波动加以概括。而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包括泡沫经济、金融危机与不良债权、通货紧缩等。关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日本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和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不但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甚至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在概论性研究的第二部分，笔者参考了大量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需求因素影响派”和“结构因素影响派”这两大派别关于经济停滞成因的争论进行梳理和评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长期经济停滞存在着结构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原因。深层次的结构因素对增长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运行层面上仍然是需求因素主导的。促使日本经济摆脱萧条、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还是应该首先从需求调节上努力。
第二部分为主要经济问题的研究，包括四章：第二章“日本泡沫经济分析”，第三章“平成时期日本经济的周期波动”，第四章“金融危机与不良债权”，第五章“通货紧缩的发生及其经济影响”。
平成时期始于1989年，但是平成经济分析必须上推到前平成时期，即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及泡沫景气时期。日本泡沫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是理解平成时期以来日本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词之一，对其发生背景和形成的基本原因的研究已经非常多。本书在系统分析泡沫经济形成背景和评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再思考，提出了更深入的分析视角和观点：必须重视日本崛起为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结构及秩序的影响，以及发生转变的日本经济受到的外部制约增强等因素。这是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分析视角。从国际政策协调开始到日元升值、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的持续实施，以及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日本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结构的变化等导致的金融机构行为的变化，这些导致资产泡沫形成的直接因素或间接因素，都是以上述新视角描述的变化为基础产生的。
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很早就形成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统计分析系统。在这一相关内容的研究中，笔者首先介绍日本经济周期的测定方法，并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泡沫经济影响下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别是研究了日本泡沫经济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这部分就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泡沫经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即资产泡沫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做了总结性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种影响在现实中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仅仅局限于此的分析还不能充分说明资产泡沫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深刻影响。
深刻的金融问题贯穿于日本平成时期的最初十余年，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人甚至将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直至21世纪初期的长期经济停滞称为“平成金融危机”。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金融问题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不良债权的产生，到不良债权处理的拖延和经济停滞的长期化，到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和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促成日本经济停滞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在金融问题处理上有着很深刻的教训，政府直到金融危机深化并导致经济严重衰退之时，才采取了强有力的对策。这一点为后来的以美国为源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带来了很多启示。
通货紧缩是日本长期经济停滞期间又一难以克服的痼疾。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还是从日本经济的实际分析，都表明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同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的货币政策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也不能将责任全部归咎于日本银行，金融体系的长期不稳定所形成的货币供应紧缩可能是重要原因。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步入通货紧缩螺旋式下降通道的经济，会发生物价与总需求相互作用循环缩减的恶性循环。所以制止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
第三部分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包括两章：第六章“财政政策调控及其政策效果”，第七章“货币政策调控及其政策效果”。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泡沫经济破灭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日本政府实施了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使用规模不断扩大的紧急财政对策来应对不断加深的经济衰退现象。学术界对于财政政策调控的效果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很多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本书比较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十年的财政政策的效果，结果表明：前一时期的财政政策并非完全失效，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对于日本财政而言，重要的不是财政政策是否有效果，而是日益严重的潜在财政危机制约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货币政策是本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又一重点内容。第七章首先分析日本金融及货币体系和政策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历史演变，然后进入研究的重点部分，即对货币政策从传统的短期利率调控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转型的研究。时间序列计量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日本以短期利率调控为手段的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甚至受到零利率的制约无法继续实施。面对严峻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深化和通货紧缩局面，日本银行不得不实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加大货币供给和放宽金融环境，使经济走出困境。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表明，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更多地表现在对经济景气复苏的促进作用上，而对扩大货币供给和抑制通货紧缩的作用则比较弱。实际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几年间，微观经济层面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经历了深度结构调整，这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走向自律性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宏观分析不应忽视的。绪论平成时期日本经济分析纲要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昭和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随即改年号为“平成”。日本延续了63年之久的昭和时代宣告结束，进入了平成时代。在平稳发展的现代日本社会，天皇及其年号的更迭，并不像过去那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只是年代表记发生了变化而已。现在几乎没有人使用像昭和时代那样的词语来分析日本社会经历的重大时代变迁。但是，对于平成元年（1989年）以来的日本经济而言，平成时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平成时期的前几年和平成时期开始后的十几年内，日本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生了转折，并发生了长期的经济停滞，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
尽管日本经济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里已经挣脱了长期停滞的局面，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关于“失去的十年”的研究不再具有日本经济现实动态分析的意义；但是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经济从持续的高速增长突然变为长期超低增长，其间发生了战后经济发展中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特异现象，如泡沫经济、金融动荡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机制如何，它们是如何影响日本宏观经济的，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节 关于研究课题的预备性说明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国经济问题研究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大力推进，研究世界经济及国别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经验，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是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将经济发展提升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和重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在外国经济研究中，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由于在历史文化背景和相对后发经济方面与中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及地理条件的接近，使得其成功经验可能更易于在中国应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经济研究一直是中外经济问题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的低迷状态，日本经济的相对实力也有所下降，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得人们对日本经济研究的意义产生了质疑，研究的热度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本书是以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为主题进行的专项研究。对此，一般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以下的疑问：这一研究主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研究意义何在？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实现了成功赶超和重新崛起，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创造了高速增长的辉煌奇迹，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发展与所谓的“日本奇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节以“关于研究课题的预备性说明”为题目，对上述可能产生的疑问做出简要的论述。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20世纪5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再次实现了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经过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快速的重化学工业化的发展，日本成为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大国，从而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如此，在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变化之后，日本经济仍然连续克服多重困难，实现了优于其他西方国家的良好成绩，从而使得国际学术界更加关注日本经济体制的独特构成，从制度层面来研究日本经济具有发展活力的内在原因。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在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出现了长期的超低经济增长或长期停滞的局面；迄今为止可以说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增长低迷的态势，从“失去的十年”演变为“失去的二十年”。本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将研究主题定为“日本平成时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的，并从需求层面重点研究导致日本经济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经济停滞和特殊化的周期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在我国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经济研究的现实意义已经减弱，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值得借鉴的价值已经大幅度下降。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经济的研究，重点是对现实课题的研究，其中对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成为一种倾向，以图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很显然，过度地偏重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又将重点放在对所谓成功经验的总结，当研究对象经济出现问题时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即使在学者中间也会感到在日本经济增长低迷、存在很多问题时，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少并且研究价值下降。实际上，在我国的[1]政界、学术界存在的这一认识是不正确的，存在着较大的偏误。经济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存在着理论和现实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即使是现实问题的研究，其重点也是在揭示一般发展规律上面，而不是主观地或者片面地研究所谓的成功经验。
对于一个或若干经济体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的研究，往往会将该经验总结为“某某模式”，深入研究这一模式产生的前提条件、内在发展机制。关于日本经济问题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也是对所谓的“日本模式”的研究，具体到日本式经济体制、日本式经营以及日本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其研究的重点是二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经济体制构成及经济发展模式。尤为重要的是战后形成的日本式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又被移植到东亚国家及地区，形成了广受关注的所谓的“东亚模式”。这种现实研究显然不同于上述单纯的对成功经验的总结，片面的或单纯的经验总结是难以揭示一般性的发展规律的；而上述的关于发展模式的研究，在理论建树和学术研究的进步方面所做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任何理论及学说的形成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为背景的，特别是以揭示或解决特定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指向的，不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是如此。社会经济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往往是促成学术研究重大进步的重要催化剂。这一点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反映得非常清楚，是毋庸赘述的。对平成时期日本宏观经济的研究具有的深刻意义，不仅仅是在其出现很多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上面，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构成了日本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以来重要的转折期。对转折期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这正是本书以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为主线，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发生的与此相关的主要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原因所在。其可能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日本发生的问题对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及其阶段变化具有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就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对于日本而言这一转折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开始从原来的以模仿创新为主的赶超型发展阶段，进入成熟化的自主创新发展阶段；二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日本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制于国际环境。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出现的诸多新现象，都是上述转折期的表现。如80年代发生的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等。这一点对于崛起的后发经济体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后发经济体的发展，对国际环境的依赖程度更大，其迅速成长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因此在增长过程中必须注意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并力争降低对国际环境的依赖程度，从而减弱来自国际环境的风险。
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都非常相似，包括货币升值问题、过高的外需依赖度以及货币供给及物价问题等，都是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并且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的条件下出现的。及早地从经济大国崛起受到的国际环境的制约这一角度，研究后发国家经济实力增强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特别是从赶超发展阶段进入到成熟化发展阶段之后，其经济体制及结构更多地具有发达经济的一般性，所以其存在的问题如泡沫经济的产生、金融危机等，在发达经济体中是共性的问题。因此，对日本经济现象的研究也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泡沫经济就是其中之一。表现为资产价格膨胀的泡沫经济不同于一般商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这一现象虽然在近代经济史上已经存在很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过度发展的产物；但是泡沫经济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全面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都相继出现了泡沫经济现象，但是只有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产生的泡沫经济最为严重，影响也最为深刻，同时也存在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由于长期以来泡沫经济不再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对象，所以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被政策当局重视，以致产生严重的后果。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并在20世纪末期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长期的通货紧缩。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很长时期没有发生的经济现象。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试图推进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的健全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与陷入长期停滞、超低增长的日本经济不同，美国经济在所谓的新经济现象的作用下出现了持续景气高涨，不仅同日本经济形成明显的差别，而且甚至被看作开启了历史上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被作为个案，是日本经济社会具有的特殊性造成的。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日本确实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面临着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调整；但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经济步入成熟化发展阶段，在相当程度上日本经济更多地具备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性。所以日本发生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是个案，而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美国发生的IT泡沫破灭、次贷危机，以及以后者为源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证明。在应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时，人们才想起日本曾经发生并且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研究稍早时期的日本经济，不仅是要吸取教训，而且还要学习日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一些经验。在世界大危机来临之时，诸如国家投入公共资金救助大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努力维持金融秩序和实现金融的健全化、推出历史罕见的量化宽松型货币政策等，都是当年日本做法的翻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日本金融、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日本金融表现出相对的稳健性，所发生危机的严重程度不仅低于美国、欧洲，而且还低于90年代末期日本自身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较早时期日本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不仅是对个案的分析，而且这种研究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从今天来看其现实性研究价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重要了。二 日本实现战后经济赶超、成为经济大国与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
经济发展在某些时段可能会表现为跳跃式的，但是从长期的角度看，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任何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前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来自历史因素的重要影响。如果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更深入的社会历史背景，那么就能够更深入地洞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
日本从19世纪末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到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发展阶段以及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式发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成为发达国家及世界经济大国，走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扩张打断了日本经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正常进程，二战后日本又延续了这一进程，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绩效。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史著作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如大野健一的《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就是从发[2]展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日本经济长期发展历史的；渡边健一的《日本[3]经济及其长期波动》，则是从长周期的经济周期角度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周期波动，并以此为基础解释了进入平成时期后日本经济的低迷现象。本书不是经济史研究，而是关于特定时期宏观经济的专题性研究，尽管如此，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历史给予总结并从这一角度来为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定位，可以从更深的社会经济层面来理解这一时期经济变化的机制。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从战后经济重建开始的。从战后经济重建、高速经济增长到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和向后工业化、经济成熟化转型，这一时期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期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此之前日本经济在一定的层面上表现出了后发国家经济赶超的特质，经济本身的特征和发展模式都具有双重特性。在此之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开始从赶超发展到自主发展转变、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或信息化转变的过程。平成时期的经济发展在与这一时期国内外复杂因素作用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对外侵略战争的失败，使得日本难以实现世界综合实力大国之梦，所以二战后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实现经济赶超和经济大国的目标上面。战后日本并没有完全抛弃战争时期的总动员体制，而是适当加以改变，继续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深入干预，形成了以产业政策为核心包括微观规制等在内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面对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日本政府运用这一体制实施了通过引进模仿大力实现经济赶超的赶超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所谓的“赶超经济”以及“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由来。战后日本经济的这种特征，越在其经济发展早期表现得越明显，同时也被归结为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但是赶超式发展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其一，是经济相对落后，可以借助后发优势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引进先进技术、培育制度实现快速发展；其二，是政府具有经济控制权。可以看出，这两个条件都是具有时效性的，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同时由于民间经济力量的成长使得民间企业与政府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结构发生变化，于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开始下降，赶超型发展模式逐渐走向终结。如果稍加深入地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变化趋势。
但是，赶超发展的转型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至上的理念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和制度变化的缓慢性之间存在矛盾。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因此丧失了以模仿创新为主的赶超型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必须向自主发展模式转变。但是经济发展的惯性和制度变化的路径依赖，使得日本未能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很好地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这种基础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后与传统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经济结构及制度体制中出现问题并逐渐积累，有学者称之为“赶超后现象”，并试图以此解释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如徐平等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步入先行国那样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良性循环过程，相反却积淀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它表明：“赶超后”所面临的问题同经济赶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样，仍然困扰着已步入“赶超后”的国家，或还将困扰即将步入“赶超后”行列的国家。“赶超后”现象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市场体制、政府体制等经济体制[4]僵化，难以调整；等等。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在相当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同时也在笔者发表的其他成果中进行过相关论题的系统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发生的问题不完全是其自身的原因，当然也不能将日本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僵化和调整滞后绝对化。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府经济干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适应国际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日本也进行了深刻的金融改革。对经济赶超结果的另一种观察是：经济大国的崛起对既有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了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对后起大国发展形成制约。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后赶超”发展观。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停止与黄金挂钩，国际汇率体系从固定汇率制走向了浮动汇率制。国际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本质是国际经济结构即各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结果。一方面是战败国日本、联邦德国的重新崛起；另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使得美国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维持战后以美国绝对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制。这种变化引起的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日本等国意味着极大的外部冲击。从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开始，到两次石油危机，再到80年代后发生的不断加剧的美日贸易摩擦、日元升级，等等，都是日本经济崛起过程中对既有国际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并反过来受制于主导国家对国际体制的调整的表现，而后发国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多种新的经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表现的延伸。比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的严重的泡沫经济，就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下日元升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实现赶超发展的后发国家而言，不仅要注意自身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调整，还要注意崛起过程中其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以及外部调整对自身发展的制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三 研究的重点与方法：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专题研究
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告别了以往骄人的增长绩效，陷入了长期低迷甚至可以说是长期停滞的状态。这不仅在近现代日本经济发展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在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中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探讨日本经济长期超低增长之谜成为日本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也是本书将研究主题定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分析的重要原因。但是，如前所述，从战后日本经济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看，平成之前即20世纪70—8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在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积累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和这些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本书作为一项日本宏观经济问题的专题研究，是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为限度，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总需求分析上，没有涉及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为什么将研究局限于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现象上，而不去研究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刻影响的其他问题？这是存在理论和现实基础的。
第一，宏观经济学为研究主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分支，它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如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等，由于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形成了各自的分工。但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错将应本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视为宏观经济问题。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界定及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樊纲在其《经济学与开[5]放的中国》一文中，做了非常清晰和深入的阐释。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性质，樊纲很明确地指出：宏观经济学不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而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特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它只是对复杂的、多面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解析。在对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问题进行简单总结的基础上，他对这一学科给出了如下定义：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比较短期内由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能够减小经济波动、实现紧急稳定增长的调节政策，以改进经济的“跨期效率”。应该说宏观经济研究的对象是在相对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问题，决定时间的长短是以是否存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和供给能力作为判断标准的。在相对短期内供给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需求决定了现实的经济增长，需求的波动也是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与宏观经济学不同，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学科分支，它是以研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最优增长率等问题为主的。长期增长率是以决定经济产出的生产要素的长期变化趋势为基础的，如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的长期发展是如何决定长期经济增长变化趋势的。与长期增长率相对应的是“潜在增长率”。与此不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增长是在既定供给结构条件下的短期经济增长，是现实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前者主要研究“真实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如收入、消费、储蓄、投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而宏观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名义变量，如货币、金融资本、信用、通货膨胀、汇率等，以及它们与真实变量之间的关系。樊纲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像货币这样的名义变量，就没有宏观经济学。
既然宏观经济学具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在对象方法上也应该以此为基准，而不是无所不包的。诸如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经济制度改革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等问题，应该属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对它们的分析也应该属于其他课题的研究任务。
第二，日本经济总需求波动的新现象为总需求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
现实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以及为稳定经济增长实施的经济政策作为短期经济现象，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很多人也将经济学中的短期理解为在普通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如2—3年的时间。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陷入低迷状态，持续时间超过了十年。于是人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现象是不是短期现象？用短期的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分析能否解释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显然，从一般意义的时间概念来看，十几年甚至20年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2—3年的短期，而是演变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了，对其解释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短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围，而必须扩大到关于长期经济增长及影响总供给因素的研究。
实际上，日本学术界及政府研究机构，对于经济停滞的原因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由于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的立论以及它是否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后面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总结“需求因素影响派”与“结构因素影响派”各自的研究内容、主要主张，并从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期限内日本经济的现实出发，对两者的观点进行评述，提出笔者的主张。在此，先简要地阐明笔者的观点。首先，笔者赞同以下观点：经济学中的“短期”概念并非是一般的时间概念，不能用通常的时间长度来加以衡量。前面已经说过，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的判断标准是看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数量是否发生变化，如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是否发生改变。从现实上看，虽不能完全否定这一时期日本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变化，但是产业结构表现了相当的稳定状态，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经济是符合经济学中短期的判断标准的。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经济的波动乃至停滞，都和一系列的与总需求相关的新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其中很多是受到重要的名义变量影响而产生的，包括泡沫经济、金融危机、通货紧缩等，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现象大多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过，或者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程度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以总需求为中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基础。
当然，笔者不否定日本经济存在着重要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存在重要影响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目前，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逐步下降，这是日本经济从后发经济形态逐渐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结果，是符合一般发展规律的。但是在经济步入成熟化发展阶段之后，如何处理传统体制与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快制度改革等，是后发国家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从长期角度看，日本经济还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造成的消费需求减少、需要更多的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同时对我国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最后，就本书的研究方法做简要的说明。其一，本书作为专项的课题研究，研究对象的主体是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虽然稍稍偏离了当前日本经济的现实发展，但是如前所述，这一研究还是存在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当前日本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着如何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低迷的重要课题。尽管本书研究对象在时间上稍前，但是它不是经济史的专著，仍然是现实问题的专题研究。这一点从研究内容、结构设计上反映得十分清楚。它不是依照时间顺序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而是从经济变化的内在结构角度，对重要经济现象所做的研究，各章分析的内容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其二，作为一项现代经济学的专项研究课题，尽管本研究是以现实经济作为分析对象，但是紧密联系经济学理论、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展开研究，特别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对理论命题和新的假说进行分析和检验，力图使研究具有更一般的经济学意义和得出较高学术价值的结论，这是本书研究努力追求的。第二节 日本平成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
1989年日本的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但是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产生了二战后没有过的、严重程度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发生过的泡沫经济。作为“平成元年”的1989年恰好是泡沫经济的高峰。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了长期萧条的局面。所以分析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必然要以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作为开端，在论及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时甚至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通常是用总产出增长率及其变动来表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经济增长的情况看，日本经济经历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7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末期，一直表现为较为稳定的低增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6%之间，平均增长率同高速增长时期的10%的水平相比大幅度降低了；但是从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停滞状态，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被称为长期停滞期或超低增长时期。
从长期经济增长率变动的情况看，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低速增长阶段和长期停滞的超低速增长阶段，从高速增长阶段到超低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长率呈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成熟化程度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导致现实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增长率向发达国家的低增长水平收敛，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但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其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大幅度低于前期。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低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前两个阶段，日本经济的增长绩效明显地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是由于日本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实现赶超发展的话，那么在70年代日本完成了在经济上赶超欧美国家的任务、成为经济大国后，在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相似的内外部环境的条件下，日本则取得了明显好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从这两方面比较看，90年代日本经济的超低增长不是单纯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下降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增长状态。8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用增长率的趋势下降和对发达国家增长率的收敛来解释，但是90年代的长期停滞就无法以此来说明了。有学者计算过，如果在90年代日本经济按照原来的增长趋势保持3%的增长率的话，那么在2001年日本实际GDP就不是现实的530万亿日元，而是640万亿日元。在这11年中日本失掉的GDP累计值高[6]达550万亿日元。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从总体上看，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低速增长和超低速增长三个阶段，这只是从平均增长率来考察的。由于经济存在着周期波动，在每个增长阶段内周期波动都呈现不同的模式和特征。比如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经济的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型波动”，即使在周期的低谷时期，经济增长仍保持在6%以上。尽管平成时期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长期停滞，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波动现象。结合日本政府公布的景气变动基准日期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可以总结出20世纪60—90年代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见图0-1）。图0-1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动（1965—2003年）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国民经济计算数据绘制。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景气波动报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历了战后以来的第11个、第12个、第13个、第14个经济周期（景气循环）。第11个周期始于1986年11月，于1991年2月达到顶峰，在1993年10月下降到谷底，结束了该循环。这一周期的扩张阶段就是所谓的“平成景气”时期，也是泡沫经济时期。而随后到来的经济收缩阶段就相应被称为“平成萧条”，也是泡沫经济崩溃时期。第12个周期和第13个周期的起始时间分别为1993年10月和1999年4月、1999年4月和2002年1月。作为多种经济指标合成的景气动向指数（DI），只能准确地确定经济扩张和衰退的转折点，进而确定经济周期的划分，但是它不能分析经济波动的幅度。而由多种经济指标合成的合成景气指数（CI），其相对值的变化能够反映出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从第11个周期开始即第一个谷底的1986年11月到1991年初的顶峰，合成指数CI的变动幅度达到了25%左右，随后的衰退期也经历了同样幅度的大波动。而后来的第12个周期和第13个周期，波动幅度则大幅度缩小，周期波动趋于平缓化。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上也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来。在第11个周期，在泡沫经济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在80年代末期增长率达到了6%，这一时期是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增长的一个高峰期。正是由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动荡。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得后来的周期波动呈现出平缓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进入平成时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征：一是在90年代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二是尽管存在周期性波动，但是在长期的经济停滞期内由于没有出现过像样的经济复苏，周期波动平缓，波动大幅度缩小；相反，在平成景气和平成萧条时期，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波动。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这些特征在战后以来其他时期是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是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出现的异动。第三节 增长与波动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以长期经济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平成时期日本经济而言，探讨导致长期停滞的原因因而采取正确的对策一直是相关人士努力的目标。但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学派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观点。显然这一问题并非因为日本经济已经摆脱停滞就意味着得到了答案，不同派别的学者进行的理论和实证性研究极具启示意义。笔者认为，研究导致平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超长期停滞的原因，应该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出现的若干特殊现象着手，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它们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而全面揭示经济特异变动的内在原因。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日本经济，泡沫经济的生成和破灭、作为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不良债权的出现和由此引发的金融不稳，以及长期持续难于消解的通货紧缩，是困扰日本经济的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生成机制及其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等，存在着许多难解之谜。一 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
如前所述，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处于战后的第11个经济周期。在此期间内，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与此相应的是经济的大幅度波动。
关于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到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影响。金融自由化使大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不再依靠银行融资；作为主要金融主体的银行不得不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度提高；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原有的政府规制被大幅度地放松了，但是新的政府监管体制没有形成。这三个方面合起来，使得金融领域出现了广泛的道德风险问题，构成了形成泡沫经济的基础。二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为应对日元升值，持续实施了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宽松的金融环境为资产价格大幅度提高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罕见的泡沫经济，还可以从金融制度的变化和政策失误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关于泡沫经济形成的基本原因，人们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同样，过度高涨的资产价格即经济泡沫必然会破灭，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问题在于，资产价格急剧高涨和下落的泡沫经济，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泡沫经济的产生和崩溃是怎样影响实体经济的？在泡沫经济破灭的初期，日本各界开始检查以往对泡沫经济的忽视，对其经济影响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泡沫作为资产价格变动产生的资产效应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所谓的资产效应，是指资产价格的变动或资产余额的变化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被称作“财富效应”；二是通过企业资产选择行为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的财富和收入共同决定消费行为。而在家庭财富总量中，股票等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因此，这些资产余额的变化或者因价格变化导致的数量变化，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所谓的资产选择行为，是指在既定的资产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下，资产所有者为谋求风险和预期收益率的最佳组合所决定的资产配置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局限于存量的配置，而且还会对作为流量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由于某种原因某种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提高，那么资产所有者就会通过市场增购该资产，结果导致该资产的价格上升。这时如果投资品的购入成本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投资的效率就会提高，从而会相应地促进企业的投资（如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下降，因此会促进企业增加设备投资。股票价格变动对设备投资的这一影响被称作托宾q效应。
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写的《1991年度经济财政报告》，对资产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财富效应方面，以实际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实际金融资产净值增长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实际金融资产净值增长率、实际土地资产净值增长率为两组解释变量以及把上述两组合并为一组解释变量，对三个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模型的分析最具说服力。两个说明变量的系数分别是0.8942和0.0594，也就是说，以股票为主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10%，消费支出增加0.6%。财富效应是存在的。在影响消费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中，收入增长仍然占主要地位。在1987年以后的景气扩张阶段，消费物价的稳定和股票价格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实际金[7]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增大了。
资产价格的上涨对企业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的资金筹措和投资行为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进展，企业可以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特别是80年代后期，股票价格的上涨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融资成本，企业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附加认股权债券等，筹措大量的资金。土地价格的上涨，增加了拥有土地企业的净资产量，一方面为谋取最佳的资产负债结构，企业增加银行的贷款；另一方面土地价格的提高相当于增加了土地作为贷款担保资产的数量，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因此，拥有土地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自由度较高的银行融资。其次，在资金运用方面，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其收益率的下降，最终会低于实物资产的收益率。因此，企业就会增发股票并增加设备投资。土地投资也属于企业投资的范畴，土地价格的上涨应该对设备投资起到抑制作用。但是，这一时期伴随着获得土地的设备投资，大多是以研究开发为中心的投资，所以其负效应较小。而且土地价格大幅度上涨对此前存有土地的企业，形成了极大的设备投资激励。
1986—1989年间，日本法人企业的资金筹措量达81.2万亿日元，比1980—1985年增加了2.13倍。其中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增加1.77倍，而增资和发行债券筹资分别增加了2.95倍和4倍。显然，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增加的幅度加大。在前一时期，设备投资达33.3万亿日元，比后一时期增加了1.59倍。但是这一时期金融投资与设备投资的比例高达52.3%，对金融资产和土地的投资在设备投资中[8]所占的比例达到了79.9%。可见，无论从企业资金的筹措还是资金使用上，都不能否定资产价格的提高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资产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设备投资的扩大。但是，上述数据表明，企业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和土地的投资比例已经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份额，这是导致投资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泡沫崩溃后，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以“逆资产效应”的方式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了相反方向的作用。限于篇幅，具体情况在此不能详细展开。上述分析表明，泡沫经济的出现和破灭是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可能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可否认，资产效应对实体经济的波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单纯从资产效应看，它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现象。二 不良债权与金融体制的动荡
如果资产泡沫只是个人或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使用自己的资金参与投机形成的，那么，泡沫的崩溃只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的财富再分配而已。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现的资产泡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资金的进入造成的。由于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使得银行失去了大量优良客户。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下，银行以土地作为担保向中小企业融资，特别是银行资金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流向了房地产业、建筑业和流通业。泡沫崩溃后，大量参与资产市场投资的企业，由于股价和地价的大幅度下跌，不能通过套利得到利润，而且原来以土地上升为前提制订的开发计划无法实施，使得经营收益大幅度减少，甚至面临严峻的经营困境，因此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利息和本金，使大量的银行债权成为不良债权。在泡沫崩溃之初，由于金融信息的非公开性，加上对不良债权的认识不足、界定不明确等原因，只有部分不良债权被披露，政府和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不力，错过了最佳时机，使得不良债权问题被拖延开来。尽管后来加大了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力度，但是由于在经济萧条的条件下不断有新增的不良债权出现，使得不良债权问题成为困扰银行及整个金融系统的主要问题。众多的金融机构因此面临经营危机而破产，甚至演变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动荡和危机。如图0-2所示，在90年代前半期，不良债权余额仅为十几万亿日元。之后尽管每年都进行不良债权处理，其余额却大幅度增加。图0-2 不良债权余额的变化
注：1992—1996年度为破产企业债权额和拖延偿还债权额的合计。
1997年以后为风险管理债权（除前两项外还包括拖延3个月以上偿还的债权和放宽条件债权）。
资料来源：『経済セミナー』2001年第9期。
1994年东京协和信用组合、安全信用组合的破产，拉开了由于不良债权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的序幕。到1997年末，破产的金融机构已经超过了20家。从三洋证券公司的破产开始到1997年11月，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是日本金融体制动荡的第一阶段。后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陆续出现经营危机，被实施公共管理，政府不得已对大银行投入公共资金。这是日本金融体制动荡的第二阶段。
不良债权问题及其引发的金融体制的机能下降甚至体制动荡，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据着中枢地位，其金融中介机能对于合理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运行都是不可替代的。在产生大量不良债权和金融体制不安的情况下，日本金融体制的机能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的“惜贷”；二是银行对经营困难企业进行的“追加贷款”。银行不仅不能收回大量的贷款，还要动用资本金或其他盈利来处理不良债权，一方面是自身经营实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担心新贷款再度不良化，因此银行面向企业的贷款谨慎化，此即为所谓的银行“惜贷”现象。银行的“惜贷”使得对银行资金高度依赖的大量中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经营难以为继。在原有客户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时，银行为了使其贷款不成为真正的“呆账”或“坏账”，对企业进行追加贷款，试图使企业度过困难时期恢复正常经营。这种行为对于个别银行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如果大部分银行都实施这种行为，那么从宏观上看，它使得“过剩投资经济”得以延续，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不仅无法改变甚至加重了经济的低效率。两种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下述关系：（1）惜贷论：不良债权的存在→惜贷→投资低迷；（2）追贷论：对非效率企业追加贷款（=新不良债权的发生源）→资源配置的扭曲、宏观生产率低下→地价持续下降→需求持续低迷。关于不良债权和惜贷、追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本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90年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