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奎
出版社：蓝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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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大剿匪试读：
四川大剿匪
一、部署歼敌方略
四川当时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被蒋介石作为顽抗到底的一块地盘。“8.19命令”体现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力求全歼敌人于国境之内的战略思想，刘伯承、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一系列决策过程，全歼西南之敌的方略完全形成了。1.中央发出全国进军的部署
1949年春，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得到了解放。但四川当时却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产非常丰富。四面环山，山高路险，中间是盆地，具有天然的屏障。蒋介石企图以此为据点，作为顽抗到底的一块地盘。
那时，国民党部署重兵盘踞四川，四面八方驻守着数十万军队，对抗我人民解放军对四川的解放。
当时，在四川的东部驻守着国民党的两个集团：
一个是孙震集团；另一个是宋希濂集团。在四川的南部有国民党的第二十二兵团。
另外，在四川的西部有国民党的第九十五军、二十四军等。在四川的北部有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集团。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的战局发展形势和盘踞在西南的敌军情况，对解放四川作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
1949年5月23日，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这是一则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的电报。
电报写到：（一）粟裕、张震二十二日十三时电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六）你们意见如何？盼告。毛泽东五月二十三日《部署》中明确要求了我第二野战军在上海、宁波、福州、青岛解放、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减少后，随即全军向西南进军，并要求贺龙率部分兵团配合二野军团向西南进军的计划。
为了集中力量，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作战、剿匪、政权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根据中央指示和贵州实情，以刘邓为首的二野前委于1949年7月17日命令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于10月前隐蔽地集结于湖南邵阳地区待命，而后直出贵州，任务是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切断白胡两部的联系；南经毕节入川，协同三兵团和十八兵团，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同时负责经营贵州。
二野五兵团下辖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第十八军和兵团后勤部，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政华。杨勇可是二野一员有名的虎将，身经百战，打仗勇猛。五兵团于5月在江西上饶地区休整备战，集中精力为进军贵州作好准备。
9月4日，五兵团从上饶地区出发，开始了历史性的向大西南的伟大进军。经南昌、长沙，于10月中旬到达湘潭。为了迷惑敌人，三兵团十军从安徽出发，先乘车北上，经徐州、郑州再回头南下，于9月下旬在湘西桃源县郑家驿集结待命。
10月23日，二野命令五兵团于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25日前攻占毕节，12月10日前攻占宜宾至纳溪一带。
第五兵团决心首先突破国民党的黔东防线，打开大迂回通道，再向纵深挺进。
2.刘伯承和邓小平拟定“8.19命令”
1949年5月24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波市，解放了宁波。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6月2日，解放军进入青岛市区，并宣告解放。
随后，毛泽东及时抓着有利时机，调整部署。7月16日，毛泽东针对敌人力避决战的新特点，提出了对中南、西南诸敌实行远距离迂回围歼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他指示二野：
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刘伯承、邓小平深感毛泽东韬略高明，谋虑深远，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19日拟定了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甲、敌情如野战军司令部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乙、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浠廉、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丙、各部队之行动部署：（一）五兵团并附特纵之炮四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十月十日以前到达武冈、邵阳、湘潭之线，争取以十天时间补齐棉衣，于十一月二十日前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十二月十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谿地带之敌，协同三兵团作战。（二）三兵团并附特纵之炮九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十月十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之线，争取以十夭到半个月时间补齐棉衣，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外，兵团主力则应于十二月十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五兵团作战。（三）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线，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四）以沅陵、思南、遵义、泸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三兵团。（五）三、五兵团应准上述方针，根据实际状况。作更具体的部署，并报告本部备查。（六）特纵除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八月二十三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丁、本部拟于十月底移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
这个命令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歼敌方针加以具体化，对大迂回的战略意图、进军方向、兵力部署、具体要求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刘、邓首长要求两兵团协同作战，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线。这是战役谋划的大手笔，是一个双层大迂回包围歼敌的计划。第一层大迂回包围由三兵团实施，第二层更大范围的迂回包围由五兵团完成。一旦这个双层大迂回包围的计划实现，川东和重庆之敌南逃云南之路将被彻底截断，我军瓮中捉鳖，四川境内之敌被全歼的命运也就完全注定了。“8.19命令”很好地体现和补充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力求全歼敌人于国境之内的战略思想。因此中央军委于8月20日迅速回电，对刘伯承邓小平拟定的“8.19命令”表示完全同意。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二野和四野领导人再次指示说：“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至此，大迂回大包围歼敌方针完全形成。3.全歼西南之敌的方略完全形成
9月中旬，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第十军从浙赣线出发经赣西和湖南的湘潭、邵阳地区，隐蔽秘密地向湘西黔东集结。同时，四野第十二兵团正在经湘潭、湘乡向南进军，第十三兵团经湘西向南进军，起到了掩护二野主力西进的作用。
10月13日至19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之第四十二军、四十七军、五十军进行鄂西战役，歼敌第十四兵团全部，俘兵团司令钟彬。
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机关由南京出发，南京人民热烈欢送。此时，第三兵团、第五兵团已到湘西集结。
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郑州公开向群众作报告，有意放风，宣布解放军要向四川进军。
在一系列假象活动下，敌人产生了错觉，把防御重点放在川陕、川鄂边，对川湘边则疏于防范。这样，我大军便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川湘边与湘黔边，并进军贵州。
在蒋介石惊叹贵阳危急、重庆难保之际，11月13日，陈立夫和70余名立法委员发电报至台北，催促蒋介石赶赴渝坐阵，挽救危局。11月14日，蒋介石决心再作最后的挣扎，再次飞抵重庆，调胡宗南部增援重庆，做挽救重庆危局的最后努力。
毛泽东从歼灭胡宗南集团迅速扩占全川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吸引胡宗南部据守重庆加以歼灭的想法，并于11月27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七日
接到来自最高统帅部的电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等紧急商议，慎重考虑，根据战场情况，于当日即回电：
1.蒋调第3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上，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
2.我12军及十一军主力，明28日可能占领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3军22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力置于此绝地。
3.我西路三个军至迟12月10日可达沪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沪州、松山之线，即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永、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
4.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5.重庆地势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
6.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
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妥当。是否有当清核示。
以上这封电报深刻反映了刘伯承、邓小平善于独立思考，敢于为革命负责的精神以及考虑周详的非凡才能。他们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但又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战场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28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第二野战军提早夺取重庆的计划：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肖：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毛泽东十一月廿八日廿时
经过上述一系列决策过程，全歼西南之敌的方略完全形成了。
二、川东势如破竹
看到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十六军军长对入川的第一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宋希濂：“我们在军事上是彻底被共军打垮了，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
数万群众汇集到杨家街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到来。1.顺利打响川东第一战
11月1日，川黔作战开始。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约1000里的地段上向敌多路突击，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
蒋介石急命胡宗南从秦岭撤退，命十五、二十兵团于川南阻挡我军前进。
11月15日，我二野十六军解放贵阳，随即便接到入川作战的命令。
即将入川的消息被战士们知道后，个个都显得非常高兴，恨不得一步跨到四川去，痛痛快快地打几个漂亮仗。这也难怪，因为，我二野十六军的战士在解放贵阳的战斗中，一直就没能真正地打一场漂亮攻坚战，这时一得到入川作战的消息，自然高兴的不得了。看到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十六军军长对这入川的第一仗充满必胜的信心。
随后，十六军部队离开贵阳，向四川进发。不到10天，就经黔西、毕节，进到川黔边界的赤水河地域。
过了赤水河就进入了四川的边界。但是，前面等待我军的却是险峻的云盘山，这是整个行程中最艰难的一段。
尽管如此，十六军的战士们团结一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这天中午，顺利地到达了云盘山的雪山关关口。
爬上关口，战士们正准备休息，尖兵连前来报告：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前方可能驻有不少敌军。
早就想打仗的战士们，不顾疲劳，个个争先恐后地跑来向团党委请战。
团党委立即研究决定：迅速追捕，不能让敌人从眼皮下跑掉。
接到命令的战士们立刻就来了精神，整装过后，飞速下山。
不多时，担任前卫的四连，在后山铺发现了一个连的敌人，并迅速地将其制服。
经我军战士审问后得知，原来这股敌人是国民党第六编练司令部的后卫，主力2000多人驻在距后山铺20多里的母猪洞地区。
我十六军战士们原准备部队到了后山铺就宿营，现在遇到了新的情况，随即决定：放弃宿营，继续前进，抓住战机，全歼这股逃敌。
1个多小时后，十六军战士们赶到了母猪洞。
此时，母猪洞内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街道上丢弃着毁坏了的家具、炊具，到处是一堆一堆的马粪和稻草屑，在一个临时挖成的地灶旁，猪毛、猪杂碎扔了一地，灶里的灰烬还在冒着青烟。
看来敌人是刚刚才逃走的。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我十六军军长派出几个战士向当地的群众了解情况。群众告诉我军战士说，敌人刚走不久，大概是向叙永县城方向逃去了。
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成都至贵阳，重庆至昆明两大轴线交汇点，是与贵州、云南交界的南来第一城。
团党委毅然决定，再次放弃宿营，乘敌立足未稳，实行夜间奔袭。
于是，我十六军战士们踏上了通往叙永县的大道。
当夜幕降临时，我军战士们来到了狮子山，在大石桥又遇到了一个准备炸桥的敌工兵排。
这下子给十分气愤的战士们火上加了油，随即向敌人一阵扫射，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是连滚带爬地逃跑。
一阵激战下来，我军从敌工兵排手里夺下了他们打算安放在桥墩上的“TNT”炸药包。
据敌俘虏供认：这股敌人既有第六编练司令部的，也有七十二军的一部分，由一个叫做肖以党的中将司令带着，准备经这里入云南逃跑。昨天晚上，他们知道我军到了赤水河，所以今天就逃往叙永城。他们以为我军还在170里以外，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赶到叙永，因而戒备疏忽，除了派这个工兵排炸桥外，其余全部在城里宿营。
我十六军首长不禁叹了一口气，若是我军晚来一步，这狮子山可是过不去了。
叙永城略呈正方形，永宁河从中穿过，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傍山，西部较开阔，周围有一道不高的城墙环绕。
据敌工兵排的俘虏供称，敌军除在城东部布置了一个营以外，大部都在城西北和北门外，在南门附近只有七十二军的一个连，敌编练司令部设在城中心的一个银行里。
针对这种情况，我十六军领导人决定：
一营提前出发，向城东迂回，隐蔽待命，等正面一打响，冲入城内，攻敌侧背。
二营实施正面强攻，夺取南门后，迅速袭击敌司令部和县政府，首先打乱敌军指挥机构。
三营继二营之后入城，以最快的速度穿城而过，插到城北，断敌退路。第二天凌晨两点发起总攻击。
一营走后，我十六军指导员带领二营很快到城南门外的大路两侧隐蔽待机。
被黑夜裹得严严实实的城南关，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我军战士们忍住极度的疲乏，焦急地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
12月1日凌晨2时，总攻的时间终于到了。我十六军指导员喊了声“出击！”战士们立刻一跃而起，如离弦之箭，扑向南门，攻进城里。
四连首先攻击敌编练司令部。战士们冲进去后还没来得及开枪，就俘虏了一群敌军官。
那个中将司令肖以党，当时正在睡觉，听见响动后吓得钻到了床底下，战士们揪住他的两只脚往外拉，他吓得屁滚尿流，连声喊：“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投降！我投降！”。
我五、六两个连接到命令赶去消灭城南七十二军那个连。机智勇敢的战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掉哨兵，一下冲进了敌人睡觉的房子，大喊一声“不准动！”房里的100多敌军全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最可笑的是敌军连长，当战士们冲进他的房子，命令他缴枪时，他还好象在梦中似地说：“这是谁在胡闹呀？打扰我的美梦了！”等到我军战士雪亮的刺刀逼到他的胸口时，他才睁大了眼睛……
与此同时，我军一、三营的战士们，也都进了城。
一营从东门压过来，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三营不顾街道上的流弹横飞，直插北门，很快就占据了有利地形，筑起了阻击敌人的工事。
这一下，城里的敌人乱了阵，东奔西突，四处逃窜。但跑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一具具尸体。
不到两小时，2300多名敌军有的投降了，有的被消灭了，就这样整个叙永城全部解放了。
当天快亮的时候，我军战士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2.追击川东首领宋希濂
就在我军向川东重庆方向挺进的时候，驻守在川东的国民军首领宋希濂率领他的残部沿乌江向武隆、涪陵方向逃跑。他将自己的部下分为三个纵队，由顾葆裕和丁树中以及他本人各率一部。
11月26日上午，宋希濂亲自带领由司令部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学生组成的共约4000人的一个纵队，准备经綦江等地到高店场与其他两路敌军汇合。
宋希濂率残部到达高店场附近后，本想过江从宜宾再向西去，但当时驻守在宜宾的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宋希镰，说奉成都顾总长电话命令，允许宋希濂带少数人进入宜宾，却不许宋希濂的残部一同进城。
这样，宋希濂当然不愿去宜宾。只好带着他的部下绕开这座城市继续往南走。几天后，从宜宾传来了郭汝瑰投诚的消息。
经过宜宾进入川南，就是到了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地区。宋希濂的部队沿途遭遇了许多奇怪的事情，譬如在离宜宾不远的牛喜场里，遇到了近2000人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群集在路上不让宋希濂残部通过。经过激战，双方伤亡人数都接近数百人。
有一天，宋希濂残部来到一座古庙里歇息时，宋希濂声泪俱下地对他的100多名将校说：
我们在军事上是彻底被共军打垮了，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是越过越艰苦的，走的是崎岖路，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
在过去，宋希濂也经常召集部属训话，他都是神采飞扬，很是威风。特别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打过几次硬仗，讲起战局、战略、战术等，颇有运筹帷握决胜千里的气势，哪像今天这样叨叨唠唠地诉苦呢？
当宋希濂说完后，便立即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慎重考虑一下。结果，司令部及军政干部学校共有30多人领了遣散费就走了。
宋希濂决定把队伍分作几路走，以免太长，会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100两的，也有50两的。
接着，宋希濂带着留下的人员打算赶快走出川南，进入西康、云南地带。
12月14日下午，宋希濂的部队逃抵离四川犍为县城约十来公里的清溪镇。
这是一座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大市镇，有镇公所、商会，还驻有保安团一个营。连日在山间小路上奔走，宋希濂想在这里休息一晚，以便对紧缺的军需用品做些补充。但他们刚做好晚饭，便得到了解放军进攻的消息。
宋希濂只好丢下饭碗向南逃走，他们一口气跑出镇子几十里，最后在一个山坡上停了下来。但那些跟随在宋希濂部队后面没有逃脱的残部，为我军透露了宋希濂的行动路线。
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宋希濂部队逃到了距犍为县城东南35公里的铁炉场。他们刚想在这里找些吃的，却再次遭到了我军的围攻。
我军战士对宋希濂残部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追击，敌人的人员是越来越少，等他们好不容易逃到了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渡口时，他们的部队仅仅还剩下1000多人了。
这条长达909公里的沙坪渡口长河，可说是无处不险。面对江声如涛、两面被峭壁环峙的沙坪渡，宋希濂心头真是有难言的恐惧，这险恶的地势真是兵家的绝境，大有陷进去就难以出去之感。
宋希濂计划若能渡过大渡河就可进入峨眉，便可沿乐山、西昌公路西逃。他的亲信、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补给司令罗文山，已带了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美式大卡车从成都逃出来了，已抵达北边峨眉县的龙池，并在18日通过电台和宋希濂联系上了，准备把他们接过北岸，再乘上汽车西逃。
这些天，一路步行，宋希濂残部的双脚都在冰雪泥水里走烂了。他们希望能平安地过到对岸，再走十几里地就可乘上汽车，便会绝处逢生！。
可宋希濂哪里知道，当他们下到沙坪渡口的河谷里时，也就落入了天罗地网中。
就在宋希濂残部到达沙坪渡口的当天，我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在第四十八师协同下已连夜渡过水流急湍的青衣江，在12月7日攻占了峨眉，第四十八师、四十六师都已进抵夹江，并很快前去迎救宋希濂残部包围的罗文山部队。
12月19日上午，宋希濂率残部渡河，河边只有两只渡船，一只船每次只可渡过70多人，就在他们好不容易将这一部分人送到河对岸时，河岸边的山上突然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火力对着宋部待渡的队伍扫射。而那些已经过了河的残兵，已开始向西逃走，还没有走出多远，就被解放军在前面给堵住了。
刚渡河的宋希濂带着警卫排准备向东逃走，但刚走了不到半公里路，也被解放军堵住了。
走投无路的宋希濂不愿意就此当俘虏，于是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自己。正当他在举抢自尽时，却被自己的警卫及时拦下了。还没等他进行第二次寻死，他们这一伙残兵就被我军第一三九团五连的战士给抓住了。
此时的宋希濂穿着和士兵一样的服饰，希望蒙混过关。当解放军干部询问他的姓名身份时，宋希濂回答说自己是司令部的一个军需，名叫“周伯瑞”。
就在宋希濂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时候，却还是被认识他的人识破了身份，他终于承认说：我就是宋希濂。3.里应外合成功解放万县
就在我军解放重庆后不久，位于川东的万县在“万县地下工作团”配合下，给我军解放万县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效作用。
1949年11月，宜昌民生公司报务员吴太鸿和当地诗人罗汀尼以及刘以章、朱克雄等人在万县组成了“万县地下工作团”。
这个工作团为万县解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常常集中在一起秘密地收听新华社广播，并把有的内容抄下来书写成传单，暗中在城内张贴。
接着，他们又草拟了《告国民党官兵书》、《告万县同胞书》、《告学校师生书》、告银行、米店、电厂书等传单散发，并多次向专员李鸿焘、县长马足骥、县参议长陈希柏投寄匿名信，敦促他们弃暗投明并和平起义。
这类传单和信件，起初是由工作团的人亲自手工书写，但后来因所写的份数太多，怕时间长了被国民党发现，他们便去借了一部油印机，晚上由专人刻板，白天再由大家共同油印、装信封、贴邮票等，再分散带到不同的邮筒去邮寄。
12月初，工作团通过已经解放的宜昌民生公司的电台与解放军西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反映了万县的情况，并得到了为和平解放努力工作的指示。
随后，县参议长陈希柏接受了工作团的劝告，决定和平起义，他把向解放军联系起义的电报稿拟定后，交给工作团，通过电台转给解放军西进指挥部。
陈希柏的电文是：
孙震兵团已撤，由朱鼎卿部接防，万县已成真空，秩序由自卫队维持，参议会已决定欢迎来部，即派军进驻。
接到电文的西进指挥部，在当天就给陈希柏做了以下回复：
万县参议会：来电收阅，你们之意可嘉，希即妥为保护一切公私财产、文化机关及各种档案等，严防特务、散兵流氓之骚扰破坏。希望参照本军约法八章之精神，向本军办理和平移交，本军定本‘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的原则，奖励维持治安及和平移交中之有功者。联络问题，可派人去云阳或江南本军部队接洽。
由于条件有限，这封回电依然是由工作团收到后转交给陈希柏的。
与此同时，“同心”军舰起义后，该舰由忠县驶抵万县，派人找到“万县地下工作团”的同志，要求帮助他们通过电讯与解放军取联系。该舰起义负责人在工作团的协助下，通过舰上电台调好频率，呼叫宜昌民生公司电台。
呼通后，起义负责人与宜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得到宜昌解放军四野四十二军的急电，立即安排“同心”舰停泊云阳，之后，便装载了该部队一部分来到了万县。
12月6日一大早，工作团人员罗汀尼作为万县人民的使者之一，与杨春泽等一道化装成检查自卫队防务的官员，前往位于长江以南的长滩、龙驹与解放军先头部队联系。
因为罗汀尼长期患病在身，工作团人员建议另换一个人去，罗汀尼却说：“我爬也要爬起去！”终于，他为万县人民带回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并于第二天一大早就张贴在了万县世光医院的墙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成为了当地人民最先见到的红色文告。
就在红色文告贴出的第二天清晨，数万群众汇集到杨家街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到来。
9点50分，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一师官兵乘“岷江”号登陆艇抵达万县。“万县地下工作团”人员立即登上陆艇去欢迎解放军。
将近中午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4师一部亦乘“同心”、“民政”、“民彝”等轮由云阳抵达，入城与独一师会面后，完成了万县的和平解放。
三、川南步步为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十六军、十八军五十二师，由黔北分三路进军川南泸州。
解放军自摩尼进入古蔺县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古蔺宣告解放。
我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十六军、十八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光荣地完成了解放宜宾的历史任务。1.兵分三路进军川南泸州
1949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委任西南长官公署少将高参罗国熙出任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军统泸县组组长。
11月，四川省政府将第七区划为川南战区第三分战区，以罗国熙兼司令，同时组建第三六四师派驻合江。
罗国熙控制第七区军政警特大权后，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川，他加紧备战，积极进行反共宣传，在专、县各种机构建立特务组织谍报组，同时出动军警特在古蔺、合江、泸州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7月25日，罗国熙召开专署行政会议，命令各县充实地方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企图顽抗到底。他梦想失败后“上山打游击”，便亲自选定泸、合交界的大理村、鼓楼山为全区中心游击根据地，并成立“泸县、合江、叙永、古蔺、赤水5县联防办事处”。
11月21日，因解放军挺进贵州和川东南，罗国熙与郭汝瑰在泸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鼓楼山和大理村为第一根据地，古蔺、古宋山区为第二根据地，叙永、纳溪一线由新三十四师防守，泸城各要地分别由七十二军直属队及保警总队、警察中队、模范二中队分区防守。
为了迎接解放，牵制和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策应和配合解放军，泸州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古蔺的彰德、复陶和叙永三门桥及合江等地成立了川南武工队，拥有3300多人，2500多支枪。川黔边区游击队亦已发展到千余人和枪，控制了部分乡保政权和自卫队武装。同时，组织地下宣传员，利用散发传单、走亲访友等方式开展秘密宣传，团结争取各界人士，策反国民党军警武装，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护厂、护城的斗争，保全了泸州城、23兵工厂、洞窝电厂和七十九军后方仓库等地。
11月底，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十六军、十八军五十二师，由黔北分三路进军川南泸州：
西路：解放军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二营于11月29日先后占领古蔺县赤水河镇、摩尼镇，歼敌一个营及部分民团自卫队，30日在叙永后山堡围俘国民党两个新兵连。
12月1日凌晨两点，一四〇团向驻叙永城的国民党第6编练司令部发起进攻，战至拂晓全歼该部2500余人，俘中将副司令肖以宽，叙永宣告解放。
2日，十六军四十八师副师长张培荣率一四二团、一四四团解放打鼓场，3日6点全歼国民党内二警一个连，12点胜利进入纳溪县城。罗国熙部被解放军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击溃，罗于20日回到泸县向军管会投诚。
东路：解放军十军于11月底进抵赤水、习水，合江县县长乐钟镇带领民众自卫队避走福宝。30日，国民党三六四师和六九九团分别从合江县城和九支逃走。十军三十师由习水向合城进发。二十八师经赤水向合江、泸县进发。
12月2日傍晚，我军三是师八十九团抵达合城东南的马街，看见由江津逃来的国民党四十四军渡河入城，因判断失误而未予攻击，到晚上才开炮向合城警告，敌四十四军只好连夜逃走。3日上午，我军三十师师长马金忠、政委鲁大东率部入城，合江宣告解放。
3日，我军三十师从合江出发，相继在泸县五通场、桐子林、太和场等地追歼敌四十四军军部及所属三十六师，后继续西进。我军十军二十八师八十四团在泸县丰乐镇永安桥歼灭国民党新军一个团，继向蓝田坝进发。该师主力经泸县分水场至泰安场，渡江进驻罗汉场和23兵工厂。
下午4点，该师抵达小市，沱江浮桥被撤，不能过江。晚上8点左右，起义的警察中队驾船渡江，地下党泸县临时工委书记王新民等组织各界人士在管驿嘴迎接解放军入城，泸城宣告解放。
中路：11月底，解放军十六军四十六师抵达赤水河东岸，与西路该军主力形成夹击古蔺之势。地下党组织带领群众赶搭浮桥、筹集粮草，帮助四十六师渡赤水河北上。
12月5日下午，由解放军十八军派任的县委副书记、县长等一行9人由杨云程中队一个排护送，自摩尼进入古蔺县城，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古蔺宣告解放。
解放军进军泸州期间，12月2日，国民党七十二军新编三十四师在西撤宜宾途中，于古宋县与新军一部会合，被解放军四十七师追击。4日，新编三十四师师长柏恒率师部及一〇〇团、一〇二团4000余人，进入纳溪县文昌岩山区据守。5日，解放军十六军一四三团和十八军某连，相互配合发起三路攻击，激战到6日下午全歼该部。
至此，泸州地区全部解放。2.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
就在泸州解放的几天后，我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十六军、十八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光荣地完成了解放宜宾的历史任务。
宜宾市位于四川南部，处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金沙江、岷江、长江汇流地带，是一座典型的山水园林城市，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
1949年11月，我军第二野战军主力的十八兵团以及一野、四野军团各一部的配合下，从湘西开始向西南进击。十军、十六军经贵州直插川南，相继解放了泸州、江安、南溪等地后继续北上，兵分多路向宜宾挺进。
12月3日，解放军来到泸州江门一带，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下令所有驻守在那里的部队马上向宜宾撤退。10日，我军兵临宜宾城下，占据了赵场、南岸、南广、李庄一线江边，控制了柏溪至安边段的渡口和船只，随后占领宜宾翠屏山的制高点。11日，退守宜宾的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万余人通电宣布起义。
郭汝瑰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后因为种种原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国民党内，郭汝瑰有“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土木系”（国民党军十一师和十八军）半个成员、陈诚的“十三太保之一”等诸多的护身符，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
在大革命时期，郭汝瑰在其行伍出身的堂兄郭汝栋的帮助下，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训练部学习，后转入政治部，学得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在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军校有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熊雄等人授课。在他们的革命思想熏陶和影响下，年轻的郭汝瑰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独秀文存》，还有共产党人办的《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的著名四川籍共产党员吴玉章，根据中央抓军队的指示精神，召集郭汝瑰等四川籍学员谈话。按照吴玉章的安排，郭汝瑰等人提前毕业，回到四川涪陵做郭汝栋的工作。此后，郭汝瑰就留在了郭汝栋部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走街串巷，出入学校团社，写文章，作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一时间成了涪陵城内无人不知的激进人物。后来，郭汝瑰通过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知所管辖的区域同时起义。
第二天，郭汝瑰率所部1300余人在宜宾起义，将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大军迎入宜宾城，使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郭汝瑰的此举，使成都失去了最后的一个屏障，截断了胡宗南集团由四川逃往云南、缅甸的通路，从战略上粉碎了蒋介石“扼守长江，确保叙泸、巩固川南，川西决战”的迷梦，加之随后邓锡侯、刘文辉相继起义，为整个西南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中央军委后来对郭汝瑰作了很高地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16日，解放军十八军五十四师全面接管宜宾旧政权。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宜宾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四、川西策动起义
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将军，于四川省彭县地区发动起义，打响了解放川西的第一枪。
以彭斌为首的国民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共6000多人在灌县宣布起义。
李振与鲁崇义，一起高举义旗，率2.4万余人在成都起义，使成都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蒋介石布下的在川、滇、鄂、黔的“天罗地网”开始迅猛冲击，以风卷残云、洪水涤荡之势很快突破了“川、鄂、湘”的千里防线，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川东门户。
四川全部解放指日可待，但残敌仍在，力量还较强大。这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通过中共驻雅安电台王少春同志电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
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文辉，四川大邑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他逐步壮大势力，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早在抗日战争中刘文辉就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也曾经搅尽脑汁地想要吞并他。
共产党针对敌营中复杂的成份和矛盾斗争及时派出专员做刘文辉的工作。经过多年的感召、争取，刘文辉终于把自己的利益逐渐同人民的利益放到一起，把自己的前途也逐渐托付在人民的阵营中，因此在解放四川的大炮轰响时，他及时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开始起义的准备工作。
刘文辉首先把西康的工作安排好后，再带着相关人员到成都来联络反蒋的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商讨起义事宜。
当时蒋介石在重庆遥控着成都，他在成都的心腹有张群、王陵基、王缵绪、盛文等，再加上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及遍布的中统特工，刘文辉等人的秘密策划工作相当危险。但“刘、邓、潘”三将军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了二十多年，因此也就自备了一套对付的多种办法。
刘、邓、潘三人首先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慎重推进，形成以“刘、邓、潘”为起义的核心小组，经常约集熊克武、邓汉祥、杨家桢等秘密策划商讨起义事宜，随时掌握敌我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及时将民主力量和地方实力派抓到手。
为蒙蔽特务们的追查，刘、邓、潘三人巧布迷阵。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一如既往，照常迎来送往，使他们不至于怀疑。
然而，蒋介石还是察觉了他们的秘密行动。12月7日，蒋派人通知刘、邓、潘三人在当天下午4点赶往成都北校场开会，以便将他们秘密残害。
刘文辉和邓锡侯当即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他们经过商量后决定，立即北上彭县发动起义。
彭县是邓锡侯部下九十五军的防区，而且战略位置好，退可到龙门山区，进可直下成都。
刘文辉和邓锡侯二将军通知早两日先离成都去灌县的潘文华，然后分头出北门在城皇庙后会合，并迅速向彭县方向赶去。不过，两人都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于是，刘文辉即刻电告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行动，令驻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军所部准备战斗。
邓锡侯和所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命令一二六团驻广汉部队开至彭县，驻新都的六三七团移至彭县蒙阳镇担任警戒，命令驻灌县的二二五师进入战斗准备，驻崇义桥的邓部驻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进行警戒，保证刘文辉和邓锡侯的晚宿安全。
第二天中午，刘文辉和邓锡侯来到新都龙桥镇。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被蒋介石派来做说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刘文辉和邓锡侯二将军很快拒绝了王的“好意”。
随后，为躲避蒋介石的近距离轰炸，也为尽快实现起义，刘文辉和邓锡侯两人连夜前往彭县，前去完成即将进行的伟大史命。
那么，为什么“刘、邓、潘”三将军会选择彭县作为起义的据点呢？这里也是有许多原因的。
一般的说法是，彭县自古就是蜀王立国的地方，处在川西坝的西北部龙门山脉的前沿，进可攻入成都，退可于龙门山拒守，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牵头进入彭县的能海法师曾是国民党的将领，他脱离了国民军后出家做了新繁龙藏寺的和尚，与刘文辉和邓锡侯在政治上深有同感。当时川西有名的彭县龙兴寺庙宽房广，既适宜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自然就成为了起义的最佳地点。“刘、邓、潘”三将军及其部属汇聚到龙兴寺后，陆续从各方前来商量起义事项的人员，主要有我军第二野战军派谴人员周超、地下党员胡春浦、民盟的潘达逵等，“刘、邓、潘”的主要部属有赵星州、牛范九、杨晒轩、黄隐、严啸虎等。
龙兴寺一时成了川西起义的大本营。为了统一做好起义的工作，三将军经过与二野代表、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商量后成立了一个综合小组。小组由解放军代表、共产党和民主党代表，进步人士及起义将领、军官组成，大家公推民盟的潘大逵负责。下设：组织组、参谋组、宣传组、情报组、保卫组、策反组等部。所有军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各组组长共同办理。
行动小组成立后，领头的刘文辉带病工作，于12月9日完成了发往北京的起义通电文稿。
文稿内容如下：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起义通电发出后，刘文辉身患疾病，为了从真正意义上获得新生，他以顽强的毅力戒掉了鸦片烟瘾。潘文华也在病中，场面上的事全托给邓锡侯，只有重大问题大家再碰头。
邓锡侯是刘文辉的亲侄子，他的军政生涯虽与刘文辉不同，但在受到蒋介石的排挤打击都是一个样，因而反蒋投共的决心大致是一样的。
彭县起义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起义，震惊了蒋介石集团，国民党连最后一场美梦也破灭了，因为成都是他在大陆的最后立足点了。
彭县起义，是我军在围歼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以及四川境内其它残敌的紧要关头的率先义举，提前打乱了蒋介石预谋与我军作最后“川西决战“的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根基，帮助了我军阻截并关闭了胡宗南残部逃窜康、滇的大门，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和城市的破坏，促使几十万蒋军临阵起义，投到了人民阵营，这对整个西南战役的速胜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岂容背负他的人，他临走时命令胡宗南派兵先解决刘、邓，潘三将军及其部署，然后决战成都或退往康、滇。
胡宗南唯蒋令是从，立即抄了刘文辉的家，用武力解决了刘文辉所部驻武侯祠的部队，在西昌攻打刘文辉所部驻军。同时派罗广文、陈克非等攻打彭县起义据点。
彭县一时处在胡宗南、孙元良、杨森约20万人的包围之中。在这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邓锡侯的九十五军分布在彭县南面、西面，以柏条河为屏障加强防阻，东面北至浦江，南至蒙阳镇布防，并把撤退的后路也考虑好了，积极在彭县关口海窝子一带构筑坚固工事。
在政治上，邓锡侯派中共党员、民主党人士前往集结在温江、郫县、崇宁、新都、广汉、什邡等地的国民党军中，大做起义策反的工作。如中共党员、统战小组的吕振修冒着危险到郫县陈克非部策反获得成功，加上什邡董长安的起义，才解了崇、彭、灌之危。紧接着又争取了驻温江的罗广文兵团倒戈在郫县起义。
12月24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对其起义行动表示佩慰和嘉勉。新华社于29日向全国广播了他们的起义通电。2.彭斌率第二警察总队在灌县起义
紧跟彭县起义后，位于四川西部的灌县石羊场也传来了以彭斌为首的国民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共6000多人的灌县起义。
彭斌，四川荣昌人，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曾任第二十一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1931年任长江上游剿匪总部参议，1932年任第二十一军警卫大队副大队长，1936年任第二十一军一六二师四八六旅九七一团团长，1938年任新编第十八师一旅少将旅长，1943年冬任新编独立第一旅旅长，1945年10月任重庆警备司令部新编二十五师副师长，1947年任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
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又称“内二警”，是在蒋介石发动内战节节失败的形势下，为保住西南半壁河山，营造重庆反革命营地，以原刘湘的新二十五师和新十八师为基础，于1947年组建的一支特务警察部队。
这支警察部队刚组建时只有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编4个大队，总队部驻扎重庆。其任务是守护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市的兵工厂、武器仓库和飞机场等重要军事设施。1949年3月，蒋介石命令内二警再扩编3个支队，为此，内二警的兵力增加到了2万人之多。
1949年8月28日，蒋介石随其政府部分机关到达重庆后，加紧部署所谓西南防务，妄图割据西南，进行负隅顽抗。此时，内二警担负蒋介石的外线警卫，其部队分驻在重庆南温泉至土桥、南温泉至黄桶垭、黄山至大兴场等地方；宪兵第二十四团担任蒋介石的内线警卫。11月26日，蒋介石获悉人民解放军正向重庆开进，又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至重庆为其保驾。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做法在内二警官兵中引起了强烈地不满。他们认为蒋介石如此使用内二警，是想借助解放军之手铲除杂牌的内二警部队。
28日，内二警在重庆南岸设防的一线部队遭到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一触即溃，在向市区撤逃途中，又遭到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罗君彤第三六一师机关枪的射击。此时，部队思想极其混乱。
彭斌在重庆时，中共荣昌中心县委一直与其保持联系，做争取工作，并利用其亲戚、同乡等关系，派地下党员到其部队任职，进行策反工作。这对彭斌的思想转变有了一定的影响，为其决定脱离国民党集团、反对蒋介石起了推动作用。
在内二警遭到攻击、特别是受到罗君彤机枪射击后，彭斌、张佐斌等人在形势十分严峻的处境下，感到再不能跟着蒋介石干了，只有择机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时，彭斌作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决定扣留蒋介石，举行兵变。他首先将自己的部队撤到了市区牛角坨、曾家岩、上清寺等要点后，再向山洞林园开进，准备借机活捉蒋介石，率部起义。
不过事情并不顺利，当他带领部下于30日中午进入林园山洞时，才发现蒋介石已经在当天的凌晨飞逃到成都去了。重庆解放后，彭斌带着内二警奉命撤退到崇庆、大邑一带，受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指挥。
12月中旬，西南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川康刘、邓、潘的彭县起义，王缵绪的成都起义，使川西地区的许多地方都获得了解放。此时，负责指挥内二警的王陵基也跑到了大邑，并要内二警继续与我解放军对抗到底。
不久，人民解放军进攻大邑，王陵基慌忙乘车逃跑，彭斌带着内二警的6000多名余部逃往至灌县的石羊场。
此时的彭斌深知自己部队的艰难处境，想到了只有率部起义，投向我人民解放军才是上上之策，于是便与其部下麦征甫、张佐斌等人商议后，派出总队部总务处长杨震华、参谋长卢涤生到彭县与起义指挥部联系。
杨、卢到彭县会见了彭斌的同学黄慕颜，随后又会见了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敌工人员朱德钦。朱德钦要杨、卢速告彭斌做好部队的工作，立即宣布起义。
彭斌获悉后，于12月23日起草起义通电，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全总队官兵于24日在灌县南区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3.杨叔明三劝罗广文郫县起义
就在彭斌的灌县起义第二天，国民军第十五兵团的首领罗广文在川西安德铺举行了郫县起义。
罗广文曾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奉命赴鄂西北作战，继而去河南参加围剿李先念部队的战斗，随后又去山西阻击共产党太岳军区陈赓部，还率部赴山东增援国民党部队，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升任为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蒋亲自授给他“军人魂”的佩剑。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蒋军兵败如山倒。这时罗广文已经升任十五兵团司令，号称拥有17万大军，驻守在川东南一带。
那时蒋管区物价飞涨，国民党官僚和投机商趁火打劫，中饱私囊，而士兵们却吃不饱饭，罗广文非常愤慨。正巧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要召开“物价平抑会”，在刘文辉的策动下，罗广文不顾国民党官员的劝阻，在会上大声疾呼：“如果投机家们不听劝阻，继续操纵物价上涨，17万饿老虎是要出来吃人的！”当天重庆的报纸就刊登出“罗司令将率领饥军拜访豪门”的消息。随后，我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派遣杨叔明前往四川策动罗广文起义。
杨叔明与罗广文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他们曾在一个部队任职，杨叔明曾是罗广文的下级。虽然当时的罗广文已经意识到继续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但他还是因为与蒋的友谊更为深厚一些，所以杨叔明的这次劝说并没有奏效。
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开进到重庆外围，对罗广文第十五兵团部队给予了沉重打击，俘罗部5000余人。第二天，罗广文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蒋命令罗广文率残部从重庆向成都西撤，这令罗广文非常不满。
与此同时，杨叔明在重庆约见了罗广文的父亲罗宇涵，让其父亲亲自劝说自己的儿子能够弃暗投明，但遗憾的是，罗广文再次以“形格势紧”为由，使这第二次劝说仍没有成功。
彭县起义后，邓锡侯派车把杨叔明接到彭县的龙兴寺，将杨保护起来。这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朱德钦、李载之也已到达彭县，与杨叔明同住龙兴寺。
12月21日，胡宗南在成都召见罗广文，命令他指挥十五、二十两个兵团进行反攻，但第二天早上胡就乘飞机跑了。驻彭县的中共统战工作组考虑到策动罗广文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提出由刘光辉、邓锡侯出面，派杨叔明给罗广文写一封亲笔信，约罗广文会谈。
罗广文答应等王陵基离开温江，就与杨叔明会面。果然王陵基一走，罗就挂通了彭县的电话，约定与杨在郫县安德铺见面。
12月23日早上，杨叔明与邓锡侯之子邓亚民一同来到安德铺，与罗广文及其副参谋长张荣宪、贾应华会面。在杨叔明的苦劝下，罗广文登时热泪盈眶，激动地说：“好吧！我回去后就召集各师长开会，听我指挥的第二十兵团也宣布起义，明天早上我们就到龙兴寺来。”
第二天上午，罗广文、贾应华、张荣宪在郫县安德铺会见了邓亚民、杨永浚等人，决定即日宣布起义。当场由杨永浚草拟了起义通电稿。罗广文看了通电稿后表示同意随即签了名，接着第一一〇军军长向敏思在通电上签了名，所属五个师长也签了名。同日下午，罗等赴彭县拜访刘文辉、邓锡侯，受到热烈欢迎。并会见了二野工作人员朱德钦、章浩然等人。
12月25日，贾应华偕同朱德钦到郫县两路口第十五兵团驻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请朱德钦讲了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接着召集兵团所属连以上军官大会，由罗广文宣读了起义通电。从此，第十五兵团所属2.2万余名官兵在罗广文将军率领下，脱离反动阵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走上了光明大道。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将军对罗广文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复电嘉勉。
罗广文率十五兵团在川西安德的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大反动力量的灭亡，推动了成都的解放。4.裴昌会率第七兵团德阳起义
在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郫县起义的同一天，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2.9万人在德阳也宣布起义。
在此期间的裴昌会虽为国民党中将，然而却对蒋介石卖国、反共、打内战很是不满，与胡宗南亦貌合神离。而他本人又是性格温和、记忆力特强、战术修养、实战经验、指挥能力等均佳的人才。
1949年，马鸿逵、马步芳与裴昌会反攻西安失败后，裴率部退往宝鸡，这时的裴昌会极度困惑，并在同老同事李希三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
李希三从1929年就在国民党第四十七军搞军需，在裴昌会任第四十七师师长和第九军军长时，李希三任军需处处长。李由于思想进步曾于1940年在西安以“与八路军有联系”的罪名被特务劫去，经裴昌会几次与胡宗南交涉，才被放回。从此，他们的情谊更加深厚。
裴昌会在宝鸡与李希三进行深谈时，两人都认为蒋介石即将垮台，绝不能再走错路。于是，裴昌会遂托李希三设法同共产党联系，并约定：如有消息请他和兵团总务处处长李梅林、军医主任冯子让转达，以免两人接触频繁惹起特务们的注意。
1949年7月，裴昌会担任了国民军第五兵团中将司令，率部驻守川陕公路，这样，裴昌会借机在此策划起义。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几次起义机会都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这时，与之相对峙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托人传话说：既然对部队没有把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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