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立文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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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评传试读：
序一
於可训我有个不成形的看法，认为作品评论是文学评论的基本功，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但要练这样的基本功，也不容易。除了态度和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对象的选择问题。你的评论和研究对象选择得不恰当，不论你态度多么端正，方法多么得当，都很难练出真正的硬功夫。这倒不是唯名是论，一定要选名家名作做你的评论和研究对象，而是说你选择的评论和研究对象，如果与你的潜质不相适应，你的能力就很难真正发挥出来，也就很难写出真正好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马克思有一句话——“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可以拿来做证。现代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者往往喜欢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自居‘法官’地位”，对作家作品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中国古代似乎更重视与作家作品的相交相知，即通过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交友和寻找知音。这样，就更需要寻找合适的对象。孟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讲“知人论世”，大家都很熟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把它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思想萌芽。但孟子讲这句话的前提和目的，却常常被人忽略了。这个前提和目的，就是交友，也就是寻找知音，所以这段话后面还有很关键的一句:“是尚友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辟一章《知音》，也是讲这个问题。“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可见与作家交朋友，成为作品的知音，对一个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何等重要。
叶立文教授的新著《史铁生评传》，就是这样的一部尚其友者、求其知音的作品。史铁生是一位当代作家，虽然已经去世，但毕竟生活在当代，要讲“知其人”“论其世”，自然比朱熹说的“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容易只是说对作家的生平、创作及生活环境的了解，要进一步深入作家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深入的作家研究，恰恰不能满足于胪列其生平事迹和创作过程，泛泛地进行阐释和评论，而是要通过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研究，像前人所说的那样，进一步“得其人之道”“得其人之心”。我认为这是作家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作家评传写作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立文的这部专著，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深悟传主之道、深得传主之心的作品。
在我的印象中，史铁生是当代作家的一个特例。这个特例，不是因为他有身体残疾，而是因为他把这种身体残疾的局限，变成了一种创造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阅历的增广，生活范围的扩大，而是精神生活空间的无限开放。在这个无限开放的精神空间中，史铁生用他的作品究天人之际，通死生之变，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展开个体的生命体验，他的作品因而既通达大道，又确证存在。也因此，他对天地万物、芸芸众生，皆存悲悯怜爱之心。在我看来，这就是史铁生其人其作的“道”和“心”。古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要得这样的“人心”和“道心”，何其难哉。
立文的研究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推己及人，以道明道，将心比心，用体悟的方法而不是用逻辑的方法，从三条平行的线索对传主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展开深入的探寻。这三条线索不是断断续续的草蛇灰线，而是完完整整的历史链条:一条是传主的生活史，一条是传主的创作史，一条是传主的疾病史。生活史是主线，疾病史附着其上，创作史则由生活史和疾病史生发出来，三条线索齐头并进，又相互缠绕，共同书写传主丰富而痛苦的生命历程。作为一部作家评传，对这三条线索做历史的梳理，处处可见作者实证的功夫，对传主的生活、创作和疾病所做的解读，又处处可见体贴的用心。读这部评传，如听幽人论道，朋友谈心，在在涉理，语语关情。传主与作者虽天人两隔，但既深悟其道，又深得其心，仍可与论知音。立文的这部评传，也因此而臻于善美之境。
是为序。於可训2017年10月14日写于珞珈山临街楼
序二
晓苏叶立文老师是我的老师。这话说起来有点绕，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其实我也不想这么绕，可我不这么绕却绕不过去，因此只好这么绕了。叶老师的确是我的老师，虽然他小我十几岁。不过，这没啥好奇怪的，弟子不必小于师，师不必长于弟子。叶老师大器早成，三十多岁就当了教授，很快又升为博士生导师。我却醒事晚，年过半百才想到读个博士。我到武汉大学师从樊星先生读博的时候，叶老师给我上过课，讲的是先锋小说的叙事话语。所以我说，叶立文老师是我的老师。
我绕了半天的舌，其实想说的是，作为学生，我丝毫没想到叶老师会让我为他的新著写序。有一天晚上，我有幸与叶老师一起，被吴道毅教授邀到一个名叫九龙的地方小聚。席间，叶老师仿佛不经意地问我，你喜欢史铁生的小说吗?我说，喜欢，尤其喜欢《我的丁一之旅》。叶老师马上双眼一亮说，太好了，我的《史铁生评传》即将出版，你帮我写个序吧。一开始，我还以为叶老师跟我开玩笑，并没在意，依然津津有味地挥筷吃菜。哪想到，他原来是认真的!看着叶老师一脸的正经，我一下子傻了眼，筷子也挥不动了，菜更是吃不下去了。当时，我曾想到过婉拒，但我没好意思开口。我想，老师既然布置了任务，学生怎么能抗命呢?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那晚回到家中，我心里老想着为老师写序的事，既感到受宠若惊，又感到压力山大，更感到匪夷所思。总之，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忐忑不安，七上八下，哭笑不得，直到半夜三更都没能入睡。后来我想，叶老师思想现代，观念先锋，性格另类，说话办事一向特立独行，从来都不按常规出牌的。这么一想，我才勉强释然。
叶老师对史铁生的研究为时已久，并且硕果累累，这是我早已知道的。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会花这么大的气力，下这么大的功夫，费这么大的心思，来为已经故去的史铁生写一部长达三十万言的评传。这让我不得不再次联想到叶老师的与众不同，包括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性格。在中国当代文坛，史铁生的文学成就虽然有口皆碑，但他毕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从功利出发，叶老师完全可以选择一位有权有势的文学大腕，通过为其树碑立传而换取个人利益。事实上，有不少聪明的学者就是这么干的。倘若不愿意趋炎附势，叶老师还可以从人情出发，选择一位与自己私交密切的当红作家作为传主，就像叶开先生写《莫言评传》、洪治纲先生写《余华评传》、孔见先生写《韩少功评传》。然而，叶老师却超凡脱俗，既不看重名利，也不看重人情，只看重自己的艺术良心和学术良知，从而情有独钟地选择了他心目中最优秀的当代作家史铁生。
在通读《史铁生评传》这部书稿之前，我一直没太弄明白，叶老师为何如此喜欢史铁生。学界同行大都知道，叶老师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他以思潮史研究的架构切入先锋小说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对先锋小说的启蒙叙事和文体转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来看，史铁生的创作显然也应该归于先锋小说之列。但是，在余华、苏童、格非、洪峰、马原和孙甘露这些如雷贯耳的先锋小说家当中，史铁生的名字显然不如他们响亮。既然如此，叶老师为什么不从上述作家中选取一位写评作传呢?直到把《史铁生评传》整部书稿读完，我才终于找到问题的答案。原来，叶老师对先锋的理解有自己的标准。在叶老师看来，文学的先锋性主要不在于形式的先锋，而是在于精神的先锋。在形式的探索上，史铁生虽说比不上余华他们，但在精神的发掘上却遥遥领先。因此在叶老师眼里，史铁生才是中国当代最具先锋性的作家。
当然，叶老师选择史铁生作为自己的传主，肯定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我想，这可能与他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密切相连。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由其“三观”构成的。而我发现，叶老师在“三观”上和史铁生存在着许多相似性。我感觉到，在精神世界里，叶老师和史铁生是彼此相通的。他们拥有相同的人生追求、相同的价值取向、相同的审美趣味，属于精神知己。比如对待名利，他们都很淡泊，都很超脱ꎻ对待生活，他们都很率真，都很诚恳ꎻ对待事业，他们都很虔诚，都很执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里都蕴藏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先锋性。在《史铁生评传》中，叶老师写有这样一段话:“史铁生在面对人生百态和宇宙万物时习惯于穷极一切，由此形成的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自然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其中提到的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无疑正是先锋精神的两个主要特征。我觉得，叶老师这段话虽然是在写史铁生，实际上也是在写他自己。如果说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一直渗透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的话，那么则可以说，叶老师的学术研究也始终体现着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正是由于叶老师在精神上和史铁生有着相同的先锋性，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部热烈、妖娆、丰满、沉郁、可靠的《史铁生评传》。
关于《史铁生评传》这部著作，我在上面已经连用五个词语表达了我的阅读惊喜。五个形容词排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在溢美，其实并非如此。说老实话，这都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真实感受，属于肺腑之言。遗憾的是，我觉得上面用到的这几个词，还过于简单、表面、粗略，尚不能足以传达出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保守一点说，我读过的中外作家评传不下二十部，但是，像《史铁生评传》这样独特的文本，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在我以前读过的作家评传中，往往会碰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以评为主，以传为辅，评起来长篇大论，探幽发微，传起来却三言两语，甚至语焉不详，最后弄成了一本作品欣赏ꎻ另一种情形是，以传为主，以评为辅，传起来一波三折、柳暗花明，评起来却浅尝辄止，或者虚晃一枪，结果弄成了一本作家生平。很显然，这两种写法都是失衡的，都难以写出理想的作家评传。能够将评和传有机结合起来的文本，此前虽然也有，但少而又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史铁生评传》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在这部评传中，作者不仅把评和传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而且结合得水乳交融、如胶似漆、严丝合缝，堪称完美。一方面，作者对史铁生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翔实而生动的描述，包括家庭婚姻、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同时将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挂起钩来，进而去审视、梳理、发现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之间的复杂关系ꎻ另一方面，作者又对史铁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论，涉及故事情节、环境背景、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同时密切联系他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进而去反观、寻找、打捞人生经历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这样一来，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便构成了作家的一体两面。与此同时，关于人生经历的描述和关于文学创作的评论也随之构成一种互动，二者相互呼应，相互照耀，相互印证，从而使作家评传中的评和传不再是两张皮，而成了一个评中有传、传中有评、评传互涉的整体。
上面说到的评和传的完美结合，也可以看成是《史铁生评传》对作家评传这一文体的重要贡献。说到文体，我陡然来劲，不禁想多说几句。从文体的角度来讲，作家评传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既属于学术论著，又属于文学传记，具有明显的双栖性特点。换句话说，这种双栖性文体要求很高，既要求有学术性，又要求有文学性，十分难于驾驭，弄得不好便不伦不类，甚至非驴非马。然而，《史铁生评传》却做得非常成功，由于作者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文学修养，使得这部评传的学术性和文学性都得到了充分彰显。不仅如此，《史铁生评传》还对作家评传这一文体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我发现，这部评传采用的是三维结构，一是历史之维，二是文学之维，三是哲学之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作者运用可靠而丰富的史料，具体而客观地再现了史铁生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包括他的生命史、疾病史、爱情史、创作史、友谊史乃至旅行史。从文学的维度来看，作者通过复述故事、分析人物、欣赏意象、发掘主题，几乎把史铁生所有的代表性作品都展示出来了，比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从哲学的维度来看，因为作者和传主都有着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所以无论是描述史铁生的经历还是评论史铁生的作品，作者最终都会上升到哲理的层面，既有对人类前世来生的冥想，又有对宇宙万物奥秘的沉思。由于有了这样的三个维度，《史铁生评传》便同时具有了历史的真诚与厚重、文学的诗情与画意、哲学的深邃与高远。它们三维一体，形成一种重奏、一种合唱、一种交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意蕴含量，拓宽了文本的价值空间，进而有效地增强了文本的弹性和张力。
叶立文老师是我的老师。然而，作为学生，我也不能一味地对老师说好话、唱赞歌。我的意思是说，《史铁生评传》虽然写得很好，但也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我因为业余写点小说，所以每当读作家评传的时候，总是希望能从中看到作家的一些写作经验，尤其是构思技巧和叙述策略。可惜的是，我在《史铁生评传》中获得的写作经验却不是太多。事实上，史铁生在文学创作中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对于后来的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我想，也许是叶老师对那些技术性问题不感兴趣吧，因而就忽略了。当然，这也只是我出于私心而说出我的一点遗憾，说白了就是吹毛求疵，或者叫鸡蛋里面挑骨头。不恭之处，还望叶老师多多原谅。
好了，由于水平有限，这个所谓的序就写到这里吧。2017年8月10日于武汉南湖之滨
第一章
一、初到史铁生
(一)在《务虚笔记》中，史铁生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降生：“我生于1951年1月4日。 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 是我从奶奶那儿，从父亲和母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其实，史铁生的这般感受，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共有的生活经验。 当我们出生之后，就会不断地被人告知，这个世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死后也必将“存在很久”——这似乎是一件无须证明的事实，但就像史铁生所说，这类常识只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因为对史铁生而言，凡“我”所未体验到的生命过程，皆属一种道听途说的生命消息，其真实性尚待后来的“我”凭借记忆与印象去加以检验。 有鉴于此，可以说史铁生写下的那些关于自己生日的文字，都属于他对自己存在原初性问题的一种追问与审视。
从人的本性来说，意欲了解自己出生时的诸般情状，实际上是人追求自我认识这一生命本能的自然呈现。 如果将史铁生对出生的疑虑推而广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被要求接受的猜想又何止这些。 从宇宙洪荒伊始，到天地万物的兴衰更替、斗转星移、桑田沧海、世易时移，哪一样不在“我”这一认知主体的经验之外？ 设若不先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那岂不就是等于说“我”所观察、经历、体验以及思想到的这个世界，不论其多么浩瀚无垠和纷繁芜杂，都并非全然可靠？ 而只凭被动地接受猜想，那岂不是等于放弃了“我”降临人世之后的生命意义？ 因为正如史铁生在《命若琴弦》里所寓言的那样，人即便不明白生命的目的与意义何在，但首先要去“活”出意义。 而“我活”的起点，除却那些琐碎的日常用度和平凡的人生理想，第一要务不就是首先得明白“我是谁”吗？ 看来只有追问和审视这一问题，史铁生才能去验证那些他被动接受了的猜想，以及在日后的精神生活中还要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猜想。 由是观之，史铁生对自己出生这件事的疑惑，其实关涉的是他如何面对自我，乃至如何面对世界的一个基本态度。 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怀疑精神，才会导致史铁生在面对人生百态和宇宙万物时习惯于穷极一切，由此形成的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自然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在讲述自己的出生时，凭借着亲人的回忆，史铁生猜想了自己降临人世的诸般情状。 可以说是奶奶、父母这些亲人带来的生命的消息，唤醒了史铁生最初的生命记忆。 从这个角度说，亲人对史铁生的影响，并不止于给他带来了鲜活的生命，而且还为他认识自我预设了一个观察视角——“我”首先是从亲人的讲述中去理解自己，进而理解整个世界的。 史铁生后来与奶奶、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不得不说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自己初入人世的引路人。 尤其是他们的讲述，令史铁生无法感受到的出生事件，成为他生命困惑的一个原初性体验。 如果没有这些讲述，那么史铁生就会以1955年这个自己开始记事的年份为生日，从而也就不会对1951年这个普遍意义上的生日有所怀疑。 就此而言，亲人的讲述，反倒激发了日后史铁生寻找自己生命开端的热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家人对于史铁生出生经过的叙述，实际上成为史铁生自我认识的起点。 这意味着当史铁生在精神的殿堂内汲汲营营，追问人生与世界的无数奥秘时，那些奇崛瑰丽的思想图景，即便是达到了精骛八极与心游万仞的辽阔境地，也依然难以摆脱“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生命疑虑。 如果把史铁生全部的思辨与猜想、诘问和反思，都比作一只遨游天际的风筝的话，那么不论它飘荡到何处，其生命之绳，都会牢牢维系在史铁生对自我由来的冥想之中。
多年以后，当史铁生回想起自己的初到人间时，我们才知道，他屡屡将“我”和史铁生分离的思想方式，竟与他童年时对生命消息的这种将信将疑有关——因为“我”感觉自己并未经验到自己的出生，所以即使是接受了那些猜想，这个叫史铁生的婴儿还是没有成为“我”，或者说“我”还没有来到史铁生。 因此当母亲说史铁生刚刚出生的时候是“一层黑皮包着骨头”时，他便忍不住要问：“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二)
1951年1月4日4点20分，史铁生出生在离家不远的北京市道济医院。 这是一家有着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会医院，后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命运真是奇妙，史铁生后来亲近基督，不知是否与生于教会医院有关。 医院拱门高耸，青砖墙上枝藤蔓延，默默地见证着时间的流逝。院子里则有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槐树，三层的小楼里天光昏暗，木制的楼梯踩上去总会发出沉闷的响声。 史铁生出生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 可是，按照史铁生的理解，这真的是“我”来了吗？ 那个皮包骨头的黑瘦婴儿当然是史铁生，但“我”到底有没有来？ 倘若“我”来了，那“我”为何要靠亲人的叙述，凭借猜想才能确定自己降临了人世？ 倘若“我”没来，那么这个咿咿呀呀瘦骨嶙峋的小小史铁生又是谁呢？ 从史铁生的思想方式来看，“我”与史铁生之间，自然是有着行魂和肉身之别的。 就像他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中所描述的那样，“我”这个永恒的行魂，辗转千回，徜徉于数不尽的人形之器中，在经历了无数纷繁杂沓的生命之旅后，终于要栖居于史铁生之处了。 但“我”无法料到的是，这一回的史铁生之旅，竟会是如此的尘嚣危惧与歧路频频！
相比于日后人生旅途的波谲云诡，史铁生的幼年生活十分普通。 但他的家族故事却极为繁杂曲折，其中的很多人和事，都在史铁生后来的创作中留下了似有若无的生命印痕。 他的父亲名叫史耀琛，曾就读于辅仁大学附中和天津水产学校，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林业部工作，继而被下放到了小兴安岭林区，1958年转到良乡公社。“文革”时随林学院到云南，从云南回来后被迫改行，分配到了北京的鼓楼眼镜厂工作。 史耀琛平日里本就寡言少语，尤其是在妻子病故之后，更是因家庭的重担而变得愈发沉默。 但他的坚忍不拔，却在性格上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儿子——史铁生后来在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达观，庶几可被视为家族性格的一种遗传。 至于史铁生的母亲，则因为姥爷的成分问题而没上成大学。 生史铁生的时候，父亲大学尚未毕业，母亲为了生计，就去学了会计。 不过母亲的天赋却在写作方面，念书时作文时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史铁生的写作天赋，或许正与母亲的遗传有关。 毫无疑问，母亲显然是对史铁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人，因为母亲不只赋予了他生命，并且还在他后来陷入人生的苦难时，用自己深沉温婉的母爱，再次给予了他生命。
相比于父母的平凡，史铁生祖辈的人生故事就丰富得多了。 譬如史铁生的姥爷做过国民党涿县党部书记长，20世纪50年代“镇反”时被枪毙。 虽然成分不好，但他却以热心公益而出名。 抗战胜利后，姥爷回乡自筹资金，办了幼儿园和夜校。 为普及教育，他还挨家挨户地去请人来上课。 很多年过去了，依然还有人记得他的贡献，譬如老家的县志里，就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记载了他的抗日功劳和教育成就。 至于姥姥，史铁生的记忆就不多了，只知道她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平时一直住在涿州老家，偶尔会来北京。 令史铁生印象深刻的是，姥姥一来便盘腿坐在床上，成天忙着纳鞋底、上鞋帮，此外还要缝棉衣和棉被。 手里一边忙着，嘴上也不得闲，总是絮絮叨叨地给史铁生讲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 史铁生后来相信生命轮回，以及某些超自然的事物，虽未必是受到了姥姥这番天方夜谭的影响，但常听鬼神之说，势必会在他年幼的心灵里埋下种子。 待到史铁生后来历经人生苦难之时，鬼神世界所蕴藉的精神价值，竟也在无意间成了一个安置他苦难心魂的精神家园。
不过对于年幼的史铁生来说，家里最令他感到亲近的人恐怕就是奶奶了。 和很多孩子一样，史铁生也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 奶奶的娘家原本只是个做小买卖的，开一个卖棉花、弹棉花的小店，但史铁生的爷爷却是个大地主，鼎盛时是全县的首富，县里几乎一半的土地都姓史。奶奶生了六个孩子，一女五男，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儿子。 爷爷很年轻就因病去世了，奶奶年轻守寡，处境甚是艰难。 但没读过书的她，却咬牙让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 到了史铁生一辈，总共有三女四男，史铁生排行第四，男孩里排第三。 奶奶除了因躲避阶级斗争，回到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外，很多时候基本上都和史铁生住在一起。
奶奶带着史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共三家十一口人，合住在北京北小街草厂胡同39号的一座老四合院里。 房东李大叔是史铁生父亲最要好的同学，住房宽敞，就邀史家同住，而且不收房租。 史家住的是一排四间房，堂屋是一大家人做饭吃饭的地方，也是客厅，右边第二间住着史铁生一家三口。 那时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尚未出生。 至于“铁生”这个名字的由来，史铁生曾在《病隙碎笔》中解释道：“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 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康，唯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 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经意，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对于史铁生来说，奶奶无疑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 但这种启蒙，并非简单的识字读书，而是对他生命意识的开启。 在《奶奶的星星》中，史铁生如是记录了和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情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哭得好伤心。 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一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 我倒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我愣愣地听，不哭了。 我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 是秋风？ 是落叶划过屋檐？ 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 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楚。‘噢噢，睡觉吧，猴子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 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盆里的水反射出来的。 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成和平的梦境。 我在奶奶的怀里安稳地睡熟。”
这是“我”初到史铁生时的景象。 相比起史铁生对出生事件的疑惑，他和奶奶之间的亲情，却是能够被这个孩子真切感知的。 虽然史铁生这个小小的人形之器，还只能懵懵懂懂地张望着世界，但那舒缓悠扬的美妙声音、摇曳不定的氤氲光影，却全系于奶奶的轻声哼唱。 催眠曲的轻柔静谧，暗暗幻化了时空的印象，史铁生也在奶奶的呵护下，于半梦半醒中初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存在。 可以说正是由于奶奶无微不至的殷切关爱，才催生了史铁生最初的童年记忆。 而这也是那颗永恒行魂在史铁生之所慢慢苏醒的时刻。 从心理学上说，由于史铁生从小就在奶奶身边成长，因此奶奶的声音、气息和形象，自会成为勾连史铁生和这个世界的重要纽带。 他的第一次记忆，以及后来史铁生所说的真正的生日的降临，莫不与奶奶的陪伴息息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奶奶实在是史铁生初入人间的引路人，她不仅让年幼的史铁生初次感知到了这个世界，而且更以女性的温柔情怀，唤醒了他那颗不远万里跋涉而来的永恒行魂。自此以后，“我”才可谓真正来到了史铁生。(三)“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 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这是史铁生记事的开端，一切都好像是印象的拼凑，“无缘无故——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站在家里的炕上，小小的史铁生透过窗台，从玻璃的这一侧打量着那一侧的景象。这就是他最初感知到的世界的形象。 有那么一点简单，但对史铁生来说印象却甚为深刻。 透过窗玻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处一排绿油油的榆树，远处则是两棵大大的枣树。 直到蹒跚学步的史铁生摇摇晃晃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 这是一幅多么温暖的画面啊，太阳下被晒得热烘烘的花草，散发着清香的气味。 砖石尘土，一切都随着阳光在风中飘舞。“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土地里种植的西番莲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嗡嗡地忙着采蜜，还有枣树下婆娑的树影、细碎的枣花……无数夺人耳目的驳杂景象，都在史铁生步入院子里的那一刻扑面而来。 世界就在这里，无须猜想，无须证明。 那些云卷云舒、万籁俱寂的斑斓画面，如同放电影一般，“好没影儿”地就将史铁生带入了这个奇妙的世界。 仔细听听，还有一些缥缈的声音在回荡，“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年幼的史铁生自然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也许是琴声，也许是晚祷的钟声。 实际上，在离史铁生家不远的南馆就有一座东正教的教堂，教堂的钟声也因此常常回荡在年幼的史铁生的耳边。 通过这些声音，史铁生直觉般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召唤。当他后来缠绵于病榻之上，无力行走之时，恰恰是对这召唤的本能回应，才支撑着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了下去。
从家里到四合院，再到后来随着奶奶走出院子四处玩耍，史铁生的世界正在一点一滴地打开。 对他来说，记事的标记是斯大林之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 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 我心想，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 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那是1953年，史铁生刚刚两岁。
和那个年代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史铁生的童年生活，虽然简单却是兴味盎然。 他很早就显示出了绘画的天赋，在几个堂兄弟中，每每写生作画，史铁生都是画得最像的那个人。 天下雨时，他最喜欢叠纸小船，放在水沟里看着它慢慢漂远，小小的心灵也就充满了对远方的想象。 此外，听评书《三国演义》，和堂兄弟一起玩战争游戏，也是幼年史铁生喜欢的事情。 当奶奶腰痛了，他会和堂兄一起轮流给她踩背……回想起来，这些普通琐碎但又充满温情的童年经验，看上去就好像是命运对于史铁生的一种提前馈赠似的。 因为自打上幼儿园开始，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开始慢慢消失，直至疾病这样沉重的苦难扑面而来。 从这个角度看，史铁生在五岁之前的生活，真有那么一点透支好运的意味。
以上种种，都来自史铁生成年之后的记叙。 而他以写作的方式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其实远不止怀人纪事这般简单。 毫无疑问，在史铁生的自叙中，首先萦绕着的就是他对于家人的无尽怀念：不论是《奶奶的星星》里的奶奶，还是《我与地坛》中的母亲，史铁生都凭借着他的记忆与印象，在尘嚣稍息的写作之夜里，试图隔着阴阳两界，去追寻那些世上最疼爱他的人可能带来的消息。 史铁生以写作之名所展开的心魂的夜行，自然也遥遥指向了亲人们所在的灵魂居所。 在他的生死观中，奶奶和母亲虽然肉身已腐，但她们永恒的行魂，难道不是一直在守望着自己举步维艰的人生旅程的吗？ 史铁生的文字之所以能如此地动人心魂，恰因其熔铸了爱愿与祈盼的诉说，就这样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们灵魂的最深处。
与此同时，史铁生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追叙，也暗含着他寻找生命开端的意图。 在史铁生看来，生命的开始必得有灵魂的存在，只有“我”这颗敏感的灵魂来到了史铁生处，那个叫史铁生的人形之器，才终于不再情思沉荒、爱欲凋敝，而真正的生命也从此起程。 这也是为什么史铁生对1951年1月4日这个普遍意义上的生日有所保留的缘故，因为这一天只是人形之器的诞生，真正的生命，实际上发端于1955年：“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 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 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对时间的感知，无疑是“我”这颗行魂来到了史铁生处的真正标志。“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时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 那个凌晨，奶奶说，天下着大雪。 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 然后，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作地球。 而此前的比如1957年呢，很可能是1964年才走进了我的印象，那时我才听说1957年曾有过一场反右派斗争，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 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听着历史课从而设想人类远古的情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去未来，因而远古之中又混含着对2000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由此可见，时间对于人的存在状况，委实是有着一种强大的魅惑功能的。 在这样的一种时间体验下，人存在的当下性这一生命感觉，深深地掌控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时间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制约人存在状况的权力属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史铁生是以对时间的感知为生命的起始的话，那么他穷其一生所进行的心魂漫游，就无不与时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事物息息相关——他对生命意义的叩询，其实就是对人之有限性的勘察与确认，而对死亡的审视与超越，则是出于对无限之在的渴慕和追寻——两者都暗含了人对时间权力的反抗意识：前者可以在时间的线性流向中，体味生命层次的丰饶多变；后者更是试图超越时间的残酷束缚，让生命本身走向自在无碍的永恒境地。 年幼的史铁生，当然还无法理解时间所蕴含的这种权力属性，但那些源自生命开端的时间记忆，却为他后来的哲思冥想提供了一个以反抗时间的权力为标志的思想起点。
二、成长的烦恼
(一)在史铁生的童年生活中，上幼儿园算得上是一件人生大事。 但相较于他生活世界的逐渐拓展，幼儿园带给史铁生的一个深刻记忆，却是令他初次领略到了人世的复杂。 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史铁生幼小的心灵中，幼儿园不仅不是一个让他无忧无虑玩耍的尘世天堂，反而以呈现差别的方式，向他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抹平的心灵的隔膜。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史铁生的精神成长才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此前的史铁生，还处在一种懵懂含混的生存状态的话，那么幼儿园生活，就让他原本浑然朴拙的精神世界开始出现了某些细微的裂痕。 对于孩子来说，虽然成长的标志之一即是混沌内心的逐渐澄明，但这种混沌却是人存在的一种本真状态。 因为此时那颗敏感的心灵才刚刚来到史铁生，除了好奇地打量和张望这个世界外，哪还有欲望和念想去做些尚未明白的事情。 更遑论困扰了他一辈子的灵与肉的冲突。 史铁生内心这片尚未绽开的原始风景，尽管荒野朴拙、情思未明，但又何尝不是人存在的原初景象？ 先别说史铁生后来念兹在兹的残疾与爱情远未到来，即便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天差地别，他都还没机会有所领教呢。 从这个角度看，“我”初到史铁生之时，虽然有些愚顽胡闹，但只是一个没开窍的小小孩童，灵魂与肉身看起来也是相安无事。 不过成长就必得付出代价，而这一代价便是史铁生逐步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随之而来的孤独和自卑感，终于引领他步入了自己真正的人生。
在进幼儿园之前，史铁生曾一直被教堂的钟声所吸引。 那些冥冥中缥缈而来的声音，既是生命的神秘召唤，也是唤醒史铁生理性意识的重要媒介。 循着钟声，年幼的史铁生在奶奶的陪伴下走进了教堂。 教堂里办有幼儿园，史铁生的堂哥就在这里上学，奶奶的本意大概也是想给史铁生报名吧。 教堂周围有寂静的树林、蜿蜒的碎石小路、满地的落叶，当然还有蹦蹦跳跳在觅食的麻雀和灰喜鹊。 史铁生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染红了它的尖顶”。 进入教堂内，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唱歌。 在悠扬的琴声和歌声中，史铁生仿佛中了魔一般，“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 直到钟声再次响起，史铁生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一直吸引着他的神秘声音，就是教堂晚祷的钟声。 也许教堂内外的斑斓景象和美妙声音，实在与史铁生所居住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因此给他带来的生命体验也就分外新奇。 在这样的一种体验下，那颗尽管已来到史铁生，但还处在一种懵懂状态的灵魂便开始渐渐苏醒。
虽然史铁生很喜欢教堂的这所幼儿园，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未报上名，大概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环境，已不允许这样的场所过多存在了吧。 不久之后，教堂便连同幼儿园一道被拆除了。 年幼的史铁生当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他只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教堂钟声，要等到四十年以后，才会在遥远的斯德哥尔摩得以再度聆听。 当他和妻子沉浸在悠扬的钟声里的时候，史铁生才幡然醒悟，“原来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从这个角度看，钟声对于史铁生而言，实在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它就像是一曲蕴藏了生命密码的天籁之音，不仅贯穿了史铁生的童年与中年，而且还跨越了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的千山万水，并因此成为一个超越了时间权力的无限之在。 透过钟声，史铁生连接起了自己的童年与中年、异域和故乡。而那份聆听钟声时不变的情怀，也仿佛在凝滞时间的同时，让史铁生超越了有限之在的无情束缚，进而在精神层面获得了永生。 这当然是“我”这颗行魂对于史铁生这座人形之器的提醒——人何必畏死忧生？因为永在就在悠扬钟声的信念象征里，就在精神之维的心魂夜行中。 史铁生后来“昼信基督夜信佛”的玄思冥想，显然和他这样的一种童年经验有着莫大关联。(二)
虽然没在教堂那里报上名，但史铁生终于还是在五岁的时候进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幼儿园。 院子里有四间北屋，其中一间是房东的住所，南屋已经弃置不用了，只有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二三十个孩子坐在教室里，上课就是听老师讲故事，下课则是玩骑马打仗的游戏。 可别小瞧孩子们玩的游戏，虽然参与者都是些小毛孩，打仗大多时候也只是虚张声势，但游戏的规则，包括对败军之将的惩罚等，却显然是来自成人世界里的丛林法则。 比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赢的一方得意扬扬自不用说，还要想出各种名目去放大这种快乐，于是就有了新的游戏形式——惩罚叛徒。“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更可怕的是，人性中总有那么一些阴暗的东西，即便纯真如儿童，也越来越享受在惩罚叛徒时所感受到的权力意志了，其兴味甚至超越了打仗本身。“可谁是惩罚者呢？ 此时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差别也就此显现了出来。 因为每一个孩子为了免遭惩罚，都要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头领，“阿谀，谄媚，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 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了三六九等的阶层划分。 其中既有高高在上的头领，也有被打倒在地的叛徒，然而更多的人，却都在这种游戏中释放出了人性的恶。“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史铁生当然也避免不了沦落为叛徒的命运。 那是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啊。 孤独、自卑、无望，以及深深的被遗弃感，都让年幼的史铁生害怕不已。 他开始装病，想尽办法不去幼儿园。 即便是到了成年之后，史铁生看到那些哭喊着不愿去幼儿园的孩子时，心里仍在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 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忧心，显然和史铁生初见人性有关。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一大群孩子中，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别人”。
其实，差别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人一旦降临尘世就会产生各种差别，不论是性别、外貌或思想等，也只有这些参差不齐才能反映出生命的丰富与玄奥。 但可怕之处在于，差别有时却来自人为的制造，比如帮派，比如阶级，等等。 如此一来，差别就意味着人用区别这一行为去制造差异。 这意思是说，只要有了“区别”的行为，那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也会无中生有，凭空变得与众不同了起来。 至于这种不同会受到何种待遇，想必史铁生已从孩子们惩罚叛徒的游戏中见微知著了。 而区别人群、划分等级的方式，其实质显然反映了某些人对权力的渴求。 毫无疑问，此乃人性中最为隐秘和最为疯狂的欲望使然。 欲望导致人对权力的追求，进而以区别差异的行为去争得话语权，自此便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天下乱象亦于焉而起。 由是观之，欲望本能推动权力追求，权力追求制造各种差别，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不公与伦理歧视，终会滋生出在那个年代里令人闻风丧胆的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 就此而言，史铁生对差别的感受和思考，不仅引发了他后来审视生命个体的存在之思，而且也能折射出他关注现实的一种家国情怀。(三)
1958年，史铁生七岁，开始上小学。 他就读的学校是王大人胡同小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也是在这一年，史铁生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搬家。 搬家的原因是几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而公社机关又看中了史铁生家以及相邻的几个院子，于是史铁生家便和同院的李大叔家一起搬到了观音寺胡同。 这是一座小四合院，房子比原来差了很多。史铁生家住的四间变成了两间，房子也不再属于以前的房东李家，而属于房管局了。 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就出生在这里。
新家所在地有一棵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其中两条粗壮的枝丫形似躺椅，史铁生常常爬上去玩得不亦乐乎。 他一会儿看小人书，一会儿又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有时“奶奶会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史铁生“就两腿攀紧树枝，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 困倦时也在树上睡，四周花香蜂鸣，春风徐来，真如世外桃源一般优游自在。 到了春天的时候，老海棠树常常会落下雪白的花瓣雨，奶奶则坐在树下一边糊纸袋一边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 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懒惰的小子装作没听见，在树上胡乱地唱着歌。 夏天时，奶奶坐在老海棠树下的浓荫里，一针一线地在床单或被罩上补花，史铁生也会帮忙，比如草草地洗一通菜，奶奶就生气：“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好在干活虽然偷懒，不过史铁生在学校里可是特别优秀，不仅语文与美术成绩最为突出，而且还当上了大队长。
附近的观音寺早已年久失修，不光庙门没有了，就连正殿里仅存的几尊泥像也是油彩斑驳，两旁的护法天神赤手空拳，丢弃在地的兵器就成了史铁生和小伙伴们打仗时用的玩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庙都是史铁生玩耍的乐园，他和同伴们要么看书看画，要么就互相抄写作业，捉蚂蚱、逮蜻蜓、弹球儿、扇三角，童年的光阴便这样慢慢流逝。直到有一天，庙被改造成了有色金属加工厂，史铁生在这里的快乐时光也就戛然而止了。
王大人胡同小学位于柏林寺内，里面有很多老柏树。 风乍起时，树叶婆娑的声响就会传遍校园。 小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也总是随着老柏树的声音时而飞扬、时而沉落。 每当上课或下课时，校园里都会响起清脆悦耳的铃声。 让史铁生记忆深刻的，正是那位摇铃的老头儿。 他以前是庙里的和尚，庙改成学校后，老头儿也还俗做了学校的看门人。 摇铃自然是他的日常工作。 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却在多年以后，依然以那些飘忽悠扬的铃声为印记，深深留驻在了史铁生的梦中。对于史铁生而言，老头儿的摇铃声之所以让人怀念，应该远不止是因为它代表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更为重要的是，这沉入梦里的铃声，其实和他出生时所听到的教堂钟声一样，都像是生命对于自己的神秘召唤。 如果没有这些声响，就好比人在漫漫的生命长河中，旅程失去了航标，迷路的心魂还怎能回望自己的前世今生，还怎能寻觅远方的灯塔？ 其实，以某些生活具象为坐标去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记忆方式。 因为过去对我们而言，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唯有那些埋藏于时光之下的生活具象，才会勾连起我们时常要被湮灭的生命记忆。 那么何为具象呢？ 具象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 它不以先验的理念和准则规划我们的存在，而是通过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反复出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吸引着我们去抚今追昔，这当然是生命在庸碌琐碎的日常表象下，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命运的召唤。 它通过这些具象，以某些特殊的时刻为契机，指引着我们停下脚步，在检视生命记忆的过程中变得若有所思。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生命给予我们的这些启示的，可这事对于史铁生来说却实在过于简单，因为他后来的生活，本身不就是以思想的方式去展开的吗？ 因此史铁生对于教堂钟声和学校铃声这些生活具象的倾心，实则反映了他一种以具象触发哲思的运思方式。 这一点对于理解史铁生的精神世界至关重要，因为这一方式，最终能够证明史铁生那些玄奥堂皇的彼岸之思，始终都来自喧嚣扰攘的此岸世界。 有人会说，后来信奉宗教的史铁生，要灭“我执”，去掉人之欲念，但了解他思想方式的人必定清楚，史铁生怎么可能会离开充满了烟火气的现实世界呢？ 因为不论他的思想如何高深邈远，这种以具象触发哲思的运思方式，都注定了会让他永远地脚踏实地。
1959年，史铁生读小学二年级，学校里来了位B老师。 和大部分老师相比，这位总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的男老师格外引人注目。 他不仅教史铁生他们美术、书法和历史，而且后来还当了总辅导员。 在他的带动下，大队日开始过得正规起来：“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 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 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儿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作为宣传委员的史铁生，也在学校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美术天赋，在制作黑板报方面可谓是兢兢业业，比如摘抄《雷锋日记》，记录好人好事，再趁着礼拜日休息时，将这些内容都抄写在两块黑板上。 闲暇时，B老师也会带领同学们在校园里种花，日子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更有意思的是，新年时B老师还扮成了圣诞老人，他穿一件借来的老皮袄，用棉花贴成胡子，穿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 在给孩子们送圣诞礼物时，这位打扮滑稽的圣诞老公公大声说：“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从这句台词中，分明可见B老师的单纯幼稚。“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 又岂可从天而降？”据说到“文革”时，这台词就成了B老师的一条罪状！ 不过在史铁生的心目中，B老师始终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论他后来经历如何坎坷，但作为少年时代的一个偶像，B老师始终留在了史铁生的生命记忆中。
此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同样和B老师一样，长久地被安放在了史铁生的童年记忆中。 这个女孩儿与史铁生同岁，虽然算不上漂亮，但是总能吸引小小史铁生的目光。 曾有一回是在“六一”儿童节的庆祝会上，女孩儿朗诵了一首关于穷苦的黑人小孩的诗，声音一起，会场的喧闹声便戛然而止，只剩下她那清纯、稚气，甚至是略带哽咽的声音在空气中飘浮，灯光照射下，史铁生远远就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从那以后，史铁生就总想去接近她，但朦胧的情愫和强烈的自卑又让他望而止步。 同样，还有一个小男孩，史铁生曾去过他的家，房子里的陈设以及主人，都高雅得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礼貌的举止下，却隐含着一种淡淡的优越感。 史铁生当然会感到不自在，那种感觉虽然和面对小女孩时的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两者都让他有些自卑。 由此引发的人性感触和自我认识，后来也都成了《务虚笔记》里的创作素材。(四)
人的记忆总是五味杂陈，有美好就有伤痛。 对于史铁生来说，幼儿园那个曾经的噩梦并未远去。 正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史铁生遇到了那个让他心生恐惧的孩子。 这个孩子长得瘦瘦小小，脸上还有一道皱纹，却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只要他不和谁做朋友，谁就要被孤立。 至于谁是和他第一好、第二好等，也会引起孩子们的快慰或嫉妒之情。 这个可怕的孩子天赋异禀，能够准确地区分众多小伙伴之间的强弱差别，然后再依据这些差别划定等级、区分座次。 他就像是一座桥梁，通过他，世界的危险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了史铁生面前。 而史铁生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和恐惧也被再度唤醒，并从此如影随形、绵延不绝。
曾有一次，这个孩子把黏糊糊的松脂抹在了史铁生的头发上，而史铁生也不知深浅地进行了反抗：“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 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 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 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 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 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被孤立的处境虽非首次，但史铁生依然难以忍受这份孤独。 为了讨好这个孩子，他缠着奶奶买了一个足球，也只有一起踢球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会对史铁生流露出难得的真诚。 不过好景不长，待足球破裂，史铁生的内心又重新布满了阴霾。
其实，史铁生口中的这个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长大成人：他不仅工于心计、精于计算，而且还能用自己天生的号召力，刻意制造出令人忧心的种种差别。 如果说幼儿园孩子们惩罚叛徒的游戏，更多是出于人性当中的一种权力本能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冷静和谋略，就完全是成年人才有的权力手段了。 前者只是人性恶的自然显露，而后者则反映了人在理性成熟后是如何追逐与滥用权力的。 他的深谋远虑与步步为营，以及善于动用一切手段和资源去达成目标的方式，都表明这个孩子已经对成人世界中的权力游戏驾轻就熟了。 人性的蜕变难道就非得如此？ 从无心之失到有心作恶，所谓的成长，莫非就一定是要蒙蔽初心、耽溺于成人世界里的权力游戏而无处遁逃？ 事实上，关于人性问题的这些思考，史铁生直到中学时代在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之后，才有了他自己的答案。(五)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史铁生还经历了家里的巨大变化。 他的奶奶出身不好，为了躲避政治运动的风头，一度被迫从北京回到了河北涿州的老家。 1959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奶奶晚上总是要去史铁生小学所在的那座庙里开会。 起初史铁生很是兴奋，因为趁着奶奶开会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学校里痛痛快快地玩耍一番。 要知道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双杠、爬杆、沙坑等，白天总是被高年级的同学占领，只有晚上，史铁生和他的伙伴们才有机会去玩。 尤其是打闹之余，循着夜虫的叫声一路找去，顽皮地在蛐蛐洞里撒泡尿，再看着小小的蛐蛐们四散逃跑，可真是一件开心无比的事情。
想起奶奶的时候，史铁生便跑到后院，趴在教室的窗台上张望，才发现教室里坐满了人。 奶奶在最后一排，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在听台上的人讲话。 仔细一听，台上的人竟然在说：“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可想而知，史铁生在听到这些话后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万恶的地主就是大灰狼、老妖婆、黄世仁和周扒皮这些做尽坏事的邪恶形象。 更讽刺的是，不是别人，而是奶奶以她爱憎分明的态度，在讲述无数善与恶的斗争故事时，将这些印象深深地印在了史铁生的脑海中。可是，慈祥宽厚的奶奶竟然是地主婆。 当那些故事成为现实时，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
这对于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史铁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双重打击：一方面，他不得不忍受和奶奶初次分离的难言痛楚；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去接受奶奶竟然是地主婆的残酷事实。 理智与情感的剧烈冲突，就这样撕咬着史铁生柔弱的内心。 比起沦为“叛徒”和遭遇孤立这些事，恐怕奶奶的阶级成分问题更让史铁生感到痛苦。 毕竟奶奶是他最亲近的人，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将奶奶和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地主形象联系在一起。 可惜这就是冰冷的事实，就连史铁生自己原来也是地主的后代。
如果说史铁生此前的自卑感是因为曾经被同学孤立，还可以被时间治愈的话，那么作为地主的后代，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能和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平起平坐了。 这种差别给史铁生带来的自卑感，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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