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学术讨论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傅璇琮,施孝峰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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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学术讨论集试读：

前言

宋代鸿儒王应麟博古通今、著作宏富、名震朝野，在南宋罕有伦比，后世也多不能望其项背。其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正如专家所言，王应麟之于宁波，犹如孔子之于曲阜，鲁迅之于绍兴……先贤王应麟是鄞州的骄傲，是鄞州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是宁波众多人文资源中的一个闪光点，也是鄞州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文化名片。整理王应麟的著作，研究其中丰富的学术内涵，让先贤的精神鼓舞后学，让经典的智慧引领后人，让历史的精髓永留后世，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责任。近年来，我区设立“王应麟读书节”，打造“书香之恋、快乐之约”的全民节庆活动品牌，重修《三字经》并在京成功首发，编纂《三字经古本集成》，努力扩大《三字经》及王应麟名贤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为了吸引更多英才共同投入到这项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中，经我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华书局总编辑、曾主持《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傅璇琮先生协助，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鄞州合作，建立“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这为我区深入打造王应麟学术品牌，挖掘继承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

清华大学是我国一流综合性大学，她拥有着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独立的学术精神、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学术环境，在海内外影响卓著。我区王应麟名贤文化建设工程能得到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必能取得良好的成效。目前，对王应麟岿然存世的14种、284卷文献的点校、编纂、出版整理工作正有序进行，王应麟学术研讨会将作为“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的品牌项目有效发挥其文化平台和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可以说，研究基地的深入运作将会大力弘扬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区域文化辐射力，推进鄞州文化强区建设。

今年3月，来自清华、北大、复旦、南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台湾慈济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等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参加由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联合主办的“王应麟学术研讨会”，通报王应麟学术著作整理出版工作进展情况，交流专题研究成果。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又有沟通古今的细致考究，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知、真学、真行的力量，令本次研讨会既有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气势，又有百家争鸣兼收并蓄的气度； 古典文献的历史传承与复兴国学的现实之路在此接壤，专家们严谨治学的理性精神与鄞州大力开掘名贤文化的工作热情在此交汇，悠久绵长、底蕴深厚的鄞州历史文化的背景与新时代鄞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景在此交叠。将海内外专家思想深刻、严谨朴实的论文汇编成书，付梓出版，是此次王应麟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展示，也是我们为做大做强王应麟文化品牌而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此要感谢傅璇琮先生这位以人格魅力和学术建树受到普遍尊敬的长者，作为一名甬籍学问大家，他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文化事业，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奔走忙碌； 感谢来自德国和我们海峡两岸学者对鄞州乃至中华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所做努力； 感谢清华大学及所有参与王应麟学术著作修订的专家学者，对王应麟著作校勘这一巨大工程的倾力支持及对继承和延续中华文化优秀成果所做的贡献。

是为序。2009年6月(作者系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南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他鄙薄当时事举子业者得到科名后便一切委弃，而以通制度典故为“通儒”，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遂于宝祐四年(1256)中是科。历通判台州，擢秘书郎，迁著作佐郎。累迁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转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平生著述宏富，有《深宁集》一百卷，久佚，现有辑本流传。各类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宋史》卷四三八有传。

北宋熙宁间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这种改革的负面影响，是专习经义造成了文士写作水平普遍下降，文化历史知识严重匮乏，而冲击最大的，是朝廷、官府常用的四六应用文体的写作乏人，于是绍圣二年(1095)哲宗不得不下诏设置“宏词科”，专门选拔四六应用人才，实际上是对科举罢诗赋之流弊的补救。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为“词学兼茂科”； 绍兴三年(1133)七月，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前后通称“词科”。对两次改名的原因，王应麟解释说： “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1]博，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再说得明白些，就是“博学宏词科”更注重“博学”，也就是更看重考[2]生的“记诵”功夫。《词学指南》是王应麟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所记考试题目止于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则是书当完成于入元之后。这时科举已废，其写作目的盖有总结宋代词科以保存“国粹”，为将来恢复传统之用的深意。原本单行，后附刻于《玉海》之末，即《玉海》二百卷，附《词科指南》为二百一卷至二百四卷。是书主要探讨词科备考和考试中各体文的写作法，并保存了许多难得的词科史料。因后代科举不设“词科”，而近代以来科举名声又很[3]“臭”，故向不为学界所重，极少有学者专门“光顾”。但此书在文献学、文章学及宋代词科史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不应该受到如此冷遇。本文试为论之。

一、“编题”“编文”，总结了宋代类书的编纂方法

词科在大观间由“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绍兴初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实际上就是由考试重“文”(词章)向重“学”跨出了两大步。所谓重“学”，说白了就是重“记诵”(即背诵)。宋代其他科目考试也是如此，如制科考试，几乎要求举子背诵所有重要的经、史、子文献，甚至包括经典注疏，当时就有人批评这是“穷以所未知，[4]强以所不能”。而词科自改为“博学宏词科”后，重背诵的强度丝毫不减制科。考试政策决定了举子备考方法的取向。欲应改制后的词科考试，必须面对现实，用长时间、下大力气诵书、编题、编文。[5]《词学指南》卷一，就是专论应词科试的知识储备和资料准备，即如何编题、诵书、编文等，主要指示学者如何类辑资料。这里专谈编题、编文，并由此通观宋代众多科举用类书的编纂。《指南》卷一首论“编题”，引东莱先生(吕祖谦)曰：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渠、公车、敖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须预先半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

吕祖谦是说，类编资料应分两步走，即先从他所框定的那些经、子、史书中进行“初编”，然后再分门编。所谓“编题”，据所举“宣室”、“石渠”等例，即指所设小类名目，也就是常说的类书子目。然后再取小类中“体面者”分门编入，——这里的“体面”，当是“脸面”的意思，也就是最符合门目原义、最能概括该目内容的标题文字，它像人的眼目脸面一样，是一种标识。初编的原则是“广”取，再编方是过细。之所以要分两次编而不是一次便分门，他说这样因为资料浩博，分两步便“文字不多”，有利于彼此“照顾”。吕祖谦曾于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博学宏词两科，对科举时文有很深的研究，影响很大，上述编题法自当是其经验之谈。王应麟补充说： “凡作工夫须立定课程(原注： 日日有常，不可间断)。日须诵文字一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原注： 须分两册，一册编题，一册编语，卷帙太多，编六七板亦得)。”他还说： “编题用工数年，虽不能全无缺遗，然大概备矣。”总之用功须勤，不能间断，方可成功。

王应麟再引西山先生(真德秀)道：始须将累举程文熟读，要见如何命题用事，如何作文。既识梗概，然后理会编题。经史诸子悉用遍观，其间可以出题引用并随手抄写，未须分门，且从头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册。如《尚书》则《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类皆录。一书毕，复理会一书，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

他是说，先要熟读科场时文，摸清其写作特点和路数，这样的“编题”方能有的放矢。真德秀也认为资料类辑应分两步，先是编题并遍观群书，“随手抄写”，这时“未须分门”； 待“详且精”、“少有遗缺”之后才分门。辑录文字既要“遍观”，又要一本一本地精读。真氏不仅是宋末著名理学家，而且也曾在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所论无疑也是自己备考的心得。

王应麟接着指出，读书、编题要掌握重点，“经书《周礼》题目最多，官名皆可作箴，制度名物皆可为铭为记。其次则《礼记》外三经皆有之，功夫多在三《礼》。有题目处须参注疏。次及《国语》、《战国策》、《史记》、两《汉书》……本朝题目须是盛德大业、礼乐文物、崇儒右文等事方可出(不必泛记)……(以下言子部书、集部书的重点，此略)”。总之，考试时凡可引用处“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缺略。俟诸书悉已抄过，然后分为门目”； “先理会一门竟，然后以次编纂。如谓历法，则凡经、史、百家所载历事悉萃为一处，而以年代先后为次第，如黄帝历为先，颛帝历次之，夏、商、周、鲁历又次之，本朝历又次之。它可类推。”

在“编文”中，王应麟又引吕祖谦语，列举了“皆须分门节”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左传》、《汉书》)、文章总集(如《文选》)、著名作家文集(如韩柳欧苏等)。“编文”即分门节录文字，这是具体操作，某些内容该入何门类，有时很棘手。王应麟提出了一些具体处理的意见： “如《左氏》‘三辰旂旗’之类皆可入车旗； 如《二京》、《三都赋》所言居处皆可入宫室； 如西汉乐章之类皆可入郊庙、礼乐等处； 如韩文《上尊号表》、《潮州谢表》皆可节入歌功颂德； ……馀以类推。”至于“备四六之用”的资料类辑，可“长句作一处节(如‘乃心罔不在王室’、‘学有缉熙于光明’之类)，四字作一处(如‘迄用有成’、‘熙帝之载’之类)，两字作一处(如‘畴古’、‘若时’、‘燕及’之类)”。

以上是王应麟所述资料类编方法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他所论包括了师门前贤及自己的见解，带有总结性质，尤其重实际操作。那么其理论指导实践的成效如何呢？盖所编《玉海》是最好的证明。大型类书《玉海》，其实就是王氏当年为应博学宏词科考试而类辑的资料。该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在二百卷中凡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等等二十一门。又分二百四十余类，如“天文”分“天文图”、“天文书”、“仪象”、“圭景”四类。每类再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图”共有三十一小类，包括“中宫”，“二十八舍”，“周易分野星图”，汉天文图籍，以及晋、梁、唐各代图籍，最后是北、南两宋图籍，以《黄裳天文图》殿尾。确定类、小类名目，就是所谓“编题”； 每小类要摘录大量文献资料为其内容，这就是“编文”。如果说这是“地毯”似的搜索和类辑资料，那毫不言过，由此也可看出词科考试重“记诵”的强度，举子几乎是无书不读，无条目不记。

王应麟编《玉海》是为了自用，并非有意要编书传后，到元代后至元六年(1340)方才刊行。《玉海》虽是应试用的“类编”书，目的或不甚“崇高”，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提要》曰： “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宋史》所未详。其贯穿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他还编有《小学绀珠》十卷，《四库提要》称该书“分门隶事，与诸类书同”。如此看来，《玉海》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纂辑成书的，可谓代表了宋代类书编纂的最高水平； 而王应麟所总结的类书编纂理论，自然也代表了宋代类书编纂理论的最高水平。

宋代是个“盛产”类书的时代。究其原因，岳珂说得很明白：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类书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汗牛充栋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翼速售； 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围，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6]故常。

当日市场上的类书可以“汗牛充栋”，流传至今的也有数十部之多，著名且质量较高的，如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7]六十六卷等，也为数不少。不过宋代像王应麟这样亲自动手、下功夫自编自用的却并不多，更多的是书坊请人类辑成书以射利。这些书动辄数十百卷，而质量却很差。举子在这种类书中讨生活以应付考试，国家则用考试取才，实在误人误国，所以当时有识之士对“编类”多持批评甚至反对的态度。说得“难听”点，书坊编刻大量类书以供举子检阅剽窃，实际上是学风浮躁、败坏的产物。但是，既然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了下来，就不能简单地一“骂”了之，在超越了科举功利之后，它们中许多仍然是很有使用或研究价值的文献； 如《玉海》等的价值，就更不可小觑。

类书因多出于书坊，故很少有编者或他人的序跋，即便有，往往也对该书是如何编纂“出笼”的秘而不宣。如刘达可编《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九十卷，有淳祐乙巳(五年，1245)友人建安陈子和序，只是称赞其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每一门必附之以十数条类，每一类又附之以三四节目，宁贵乎尽而无遗，宁取乎备而无略”而已。于是，通过王应麟在《指南》中所揭示的编类过程和方法，我们很自然地可以联想并循此而考察宋代为数众多、卷帙纷繁的类书的编纂，以及它们的用途。比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著录洪迈《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左传法语》六卷直至《南史精语》十卷等共八种共一百零五卷，陈振孙谓这些书“皆所以备遗忘”，只是洪氏“多取句法”。洪迈曾中博学宏词科，那么这些书显然是他精读经、史、子书后分类编题、编文而成，目的也是为了词科备考。《玉海》等虽是备词科考试所专用，内容上“与他类书体例迥殊”，但供如进士科等使用的类书的编纂，在原则和方法上应无二致。所不同的，王应麟是[8]以“博览天下之书以著于一书”的功夫编纂出来的，故质量上乘，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而书肆那些“以翼速售”的可以汗牛充栋的东西，多为拼凑抄撮、粗制滥造的劣品，故大多数已被历史所淘汰。

二、词科十二体“体式”，丰富了宋代文章学

本文开头说过，绍兴三年(1133)七月，宋高宗诏改“词学兼茂科”为“博学宏词科”。按绍兴法规定，考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9]三场，每场一古一今”。就是说，每次考试并非十二种文体都要全考，而是只考三场、每场二题，共考六题，即六种文体。每次到底考哪六种，则由出题官随机决定。所谓“每场一今一古”，“古”指历代故事，“今”指本朝故事。如《夏禹九鼎铭》，这是“古”，即“历代故事”； 而如《代宰臣以下谢赐御制冬祀庆成诗表》，这是“今”，即“本朝故事”。

词科考试十二种文体的写作法，由于词科久废，后代学者很少有人关心。其实这是误解，十二体写作法研究的是文章学，而文章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是没有科举甚至古今之别的； 况现存宋代文献中，当年科场十二种文体的作品还有不少流传至今，作为文化和文学遗产，也有研究的必要。《指南》卷二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 “词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夐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这是说，词科的十二种考试文体既非古体，也不可完全称作时文，它有自己特殊的“规式”。故王应麟又引真氏曰： “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须多读古文，则笔端自然可观。”则“规式”也就是“体式”，本文统一用常见的“体式”一词。他再引陈晦语曰： “读古文未多，终是文字体轻语弱，更多将古文涵泳方得。”总之，宋人强调“时文以古文为法”，而词科之文尤然。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唯词科文体可说是“学以致用”，翻开宋人文集，多有“十二体”之文，若作过代言之官的就更多了。

绍兴博学宏词科的十二种文体，又可分为三类： 一是四六文，包括制、表、露布、檄四种(其中表、檄等，汉、晋以前用散文，晋以后改用骈文)； 二是四六或散体皆可，包括诏、诰二种； 三是只能用散文的二种： 序、记； 四是韵语： 箴、铭、赞、颂。十二种文体中，王应麟引真德秀语，认为“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而“所急”的八种中，王应麟又引平斋洪公(咨夔)曰： “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并举例道： “隆兴元年(1163)陈自[10]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这就是说，在词科考试中，制、表乃重中之重。这道理很简单： 词科考试既以搜罗“词臣”为目标，而制、表是词臣用得最多的文体，故也最“重”。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全面考察王应麟所论的十二种“体式”，唯从文章学的角度，分别选取四六、散文两体各二种，前者举所谓“重中之重”的制、表，后者举记、序，略引各家论述，以见王应麟对词科文体“体式”的研究。1.“制”及其体式“制”是皇帝的命令，秦以前称“命”，秦代改为“制”。它是所谓“王言”的一种，宋代用于官员除授和罢免。臣下作制是代皇帝立言，这对于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所以对其写作也特别留意。此种文体，宋代例用四六，因为“制用四六，以便于[11]宣读”。“制”成为考试文体之一，始于唐代翰林学士的入院试。宋代词科所试制，《指南》卷二载其格式为：门下： ……云云(“云云”为内容之省，为醒目，今在前加删节号。下同)。具官某，……云云。于戏！……云云。可授某官，主者施行。

制词的写作，真德秀以为三处最为重要，即破题、叙新除处、戒词。他说：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制词三处最要用功。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粗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推原所为之官，除授之意，用古事为一联尤好。……)。三曰戒词，“于戏”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须要古事或古语为联，切于本题，有丁宁告戒之意。……)。三处乃一篇眼目灯窗。……若夫褒辞，则亦须切当，文武宗室各用得体，平时先要准备。

关于破题，王应麟引吕祖谦曰：制破题四句，或兼说新旧官，或只说新官。如自资政殿学士提举宫观、建节，上两句说提举宫观，下两句说建节，此兼说新旧官也。若四句只大概说藩屏方面之意，此只说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如“眷时旧德，肃侍燕朝”之类。

破题又叫“制头”，王氏进一步指出： “制头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馀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轻者如军职、三司是也)。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又曰： “制头四句说除授之职，其下散语一段略说除授之意。……然只是大概说意，不可说得太深。”可见他们的目光都首先集中在破题，要点是必须“包尽题意”。如《指南》举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为例，其破题曰： “门下： 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 帅阃畴用，增重本兵之寄。”王氏批注曰： “此制包尽前后任，又下语稳。”意思是“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两句说镇洮军节度使，而“帅阃畴用，增重本兵之寄”两句则说新除的大(太)尉一职，故四句“包尽”了题意。宋人特重破题，这固然与时文程式有关，但作文以开头最重要，也最难，它是全文的纲领，关系到文章的成败，今天写作也是如此，只是不必一定要“包尽题意”那么死板。

除破题外，制也特别讲究语言，必须典重、温润，用词下字不可轻率，因为它代表的是皇帝、国家，一定要严肃而有分寸。何谓“典重”(或“典雅”)？王应麟曰： “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又引叶适(水心)曰： “荆公(王安石)取经史语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自是后进相率效之。”则所谓典重、典雅，即多用经籍、古书语，既具权威性，又有来历，雅致可诵。四六的特点是用事多，用事之法，王应麟引刘克庄(后村)曰： “四六家以书为料，料少而独恃才思，未免轻疏； 料多而不善融化，流为重浊。二者胥失之。”则“料”少固不可，“料”多也未必就好，而是要“融化”如同己出，不能生搬硬套。王应麟还特别指出，欲写好制词，熟读前辈四六大家如王安石、苏轼、汪藻、周必大等人的作品，“则下笔自中程度”； 但也要注意： “场屋拟制与敡庭之文又不同，须全依定格。”这是说，考场的拟制与朝廷实际所行之制还有所区别，考场有考场的“定格”，举子必须严格遵守。

制又可分文臣除授制、除帅制、宰相制、中书舍人召试制等数类，大体格式相同，内容略有变化而已。2.“表”及其体式“表”是臣下向皇帝上书陈事所用的文体。《指南》卷三列“贺”、“谢”、“进书”、“进贡”、“陈请”数类。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曰： “古者献言于君，皆称上书。汉定礼仪，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陈请而已。后世因之，其用浸广，于是有论谏，有陈劝(劝进)，有陈乞(待罪同)，有进(进书)献(献物)，有推荐，有庆贺，有慰安，有辞(辞官)解(解官)，有陈谢(谢官、谢上、谢赐)，有讼理，有弹劾。所施既殊，故其词亦异。至论其体，则汉、晋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体又自不同： 唐人声律时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浑之风； 宋人声律极其精切，而有得乎明畅之旨，盖各有所长也。”《指南》载贺表格式为：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 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云“伏睹太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伏睹都进奏院报……云云者)。……云云。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窃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具官臣姓某上表。

同时还列有谢表及进书表、进贤表、陈请表的格式，此略。要之，表的类别甚多，已如上引徐氏所述。因内容、格式有差异，作法亦略有不同，故王应麟引真德秀曰： “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虽因表的用途不同，写法略异，但总的要点是一样的，也是特重破题。王应麟说： “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题二十字，须要见尽题目，又忌体贴太露。……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且如进书表，实录要见实录，不可移于日历； 国史要见国史，不可移于玉牒，乃为工也。” 所谓“体贴”，也就是切题，从王应麟所举汤思退《代守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中可以直观地说明。该表破题曰： “宸章帝藻，粲如琬琰之传； 神画圣谟，较若天人之备。”王氏批注曰： “此表头‘神画圣谟’及‘天人之备’，便见《易》与《书》之意，如此方切题，不可泛泛说御书经书也。”

至于表的语言，王应麟说： “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 此表之大纲也。”又说： “四六有作流丽语者，须典而不浮。”在《指南》卷三中，王应麟分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六个表文的重要部位，分别摘录了前辈名家(绝大多数为宋代作家，前代仅举唐李吉甫等)的大量偶句以为范例，教人模仿学习。

从制、表的体式和作法可以看出，作为“王言”的制，以及上皇帝的表，文章都是千篇一律，程式十分严格。故倪思(正父)曰： “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12]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特别是制，文字必须典雅温润，具有“朝廷气象”，又要高度准确和凝炼，因此对作者写作水平的要求很高，一般人难以胜任。3.“记”及其体式

在词科考试中，记、序是“十二体”中只能用古文写作的两种文体。记者，记事之文也，其起源较晚，《指南》卷四引真德秀语，谓其“至唐始盛”； 又曰： “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事多，贵乎善剪截，不然则繁冗矣； 事少，贵乎铺张，不然则枯瘠矣。”记因为用古文，故不象制、表那样有个“套子”，也就是没有太严格的程式，但基本的格式仍是有的，《指南》载记的“今题式”：曾子开(肇)《重修御史台记》首云：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台，有诏臣某为之记，……云云。”末云： “辄因承诏诵其所闻，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称列圣褒大崇显之意焉。”东莱(吕祖谦)《隆儒殿记》首云： “仁宗皇帝皇祐纪元之三载，……云云。”末云： “臣既述其事，谨待制旨而勒之石。”

以下尚有周必大《选德殿记》例，此略。王氏引吕祖谦曰： “记、序有混作一段说者，有分两节说者。如未央宫，先略说高帝、萧何定天下作宫一段，乃说‘为之记曰’。”王应麟说得更详： “作记，有叙其事于首者，如宫殿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之类，先说在头一段，然后人为之记曰云云。周子充(必大)《汉未央宫记》首云‘汉高帝……云云。八年，萧何始治未央宫，……云云’是也。有叙其事于尾者，如詹叔羲《汉城长安记》云： ‘城肇功于元年正月，已事于五年九月，云云。’为门者十有二，南北则象斗形，云云。’洪景伯(适)《唐勤政务本楼记》末云‘楼成于开元二年之九月云云’是也。”

除上述外，《指南》卷四还节引了宋代多位名家的论述，如引真德秀曰：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举韩柳记体文例，此略)。……作文贵乎严整，不可稍类时文(原注： 须忌之乎者也虚字、重字太多)。记、序以简重整严为主，而忌堆叠窒塞； 以清新华润为工，而忌浮靡纤丽。

总之，记体文是散文，是古文，严谨而又灵活，文学性较强，与时文有区别。4.“序”及其体式《指南》卷四王应麟曰： “序者，序典籍所以作也。”序的渊源甚远，学者多追溯《诗》序。真德秀论“序”曰： “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序所以作之意。此科所试，其体颇与记相类，姑当以程文为式，而措词立意，则以古文为法可也。”其“今题式”为：周必大《皇朝文鉴序》，首云“臣闻……云云，赐名《皇朝文鉴》，而命臣为之序……云云”。末云“臣虽不肖，尚当执笔，以颂作成之效云”。韩驹《国朝会要序》，首云“臣闻……云云”。末云“若其条贯舛谬，辞语浅薄，臣之罪也，无所逃戾。冒昧圣览，惟陛下幸赦之”。

序因其体与记相似，故作法也多见于上文论“记”。王氏又引东莱先生吕祖谦曰：作记、序，若要起头省力，且就题说起。谓如《太宗金鉴书序》，则便说“太宗皇帝云云”，说鉴治乱、贤不肖之意； 若《花萼相映楼记》，则便说“唐玄宗皇帝云云”，说兄弟友悌之意，不可泛说功德，须便入题意。吕氏的意思是说，记、序的起头最好是从题目说起，不可泛说，这样一下笔便直接入题，显得“省力”。再引真德秀曰： “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序所以作之意。此科所试，其体颇与记相类。姑当以程文为式，而措辞立意则以古文为法可也。”序的功能是说明典籍写作缘起，故与记相近。词科中“序”是用散文，与“记”一样，也应当“以古文为法”。

综上所述，王应麟探源溯流，对宋代词科考试中的四种文体的文体特征及作法，引各家之说并参以自己的写作心得，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制、表二体，现虽早已废而不用，但对我们阅读古书仍很有帮助，而记、序二体，现时仍在使用，特别以序为常见。在十二体中，即便现在有的文体不用或很少使用，但并不等于已完全丧失了现实的价值。比如制、表二体，前者与当今某些政府文告(命令、通知等)有相似之处，后者则相当于报告、贺词之类，名目不同，功能大致仍在，其写作方法依然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制诰文的“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对政府公文来说，这仍是适用的； 而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报告、贺词之类当以为法。当然，各体体式中那些繁缛的程式、歌德颂圣的内容，是应当摒弃的。对词科十二体的体式研究，王应麟不是最早的，如《指南》所引诸家皆在其先，但像他这样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在宋代恐无第二人； 虽然他讨论的是科场文字，但所提示的文法则是共通的，这无疑丰富了宋代的文章学，其贡献和价值不可忽视。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王应麟在十二体体式研究中，征引了大量宋代学者的言论，尤以吕祖谦(东莱先生)、真德秀(西山先生)为重要； 但据检索，现存吕、真二人著作中皆无其文。其他论者也大抵类似。因此，这些言论不仅对研究词科、也对研究这些学者的文学和文章学思想极为珍贵。又，《指南》在论说中摘录了十二体文的大量断句，又在部分文体论说之后附有署名范文数篇。大多数断句、例文出处仅见此书，为宋文辑佚提供了宝贵资料。则《指南》即便是论文章学的部分，其文献学价值也不容低估。

三、历科题目及题名，记载了宋代的词科史

制题起于政和辛卯(元年，1111)，题为《雄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除侍中(制)》(词科考“制”乃大观四年新增，此前不考，故无其题)，止于咸淳甲戌(十年，1274)，题为《资政殿大学士宣奉大夫……授宁武军节度使……(制)》，共载题六十一道，各题皆有具体的考试年[14]份。其中除五道是“词学科”题目外，词科共有五十六道。也就是说，词科共考制题五十六次。

记题起于绍圣丁丑(四年，1097)，题为《籍田记》，也止于咸淳甲戌，题为《周采地记》，共录题六十九道，各题亦皆有考试年份。其中四道为词学科，则词科考记共六十五次。

其他十体，都有类似于上的记载。由于每科考试只考三场共六题，又要求以“一古一今”搭配，故就每种文体论，考试的次数并不相同。如果将所有的记载集中起来，以年代为纲、以文体为目制成表格，那么就可得到宋代词科历次考试题目总览表。《指南》还在卷四设有“词学题名”(此“词学”即词科，非词学科)一栏，记录了自绍圣二年(乙亥，1095)宏词科首榜至大观己丑(三年，1109)共十一榜，中第三十一人。又收录自政和辛卯至建炎元年(戊申，1128)词学兼茂科共十五榜，中第三十六人。又收录绍兴五年(乙卯，1135)至开庆元年(己未，1259)博学宏词科共二十五榜，中第四十人。由于多数年份虽有考试但无人中第，故上述有题名的榜数与前面有考题的年份数并不相等。此题名记载了两宋词科中第人的全部名单。当如今学者还在极其费力地钩稽宋代进士登科录的时候，词科竟有如此完整而权威的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这样，如果将上述各科、各年份考题以及各榜中第人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宋代词科编年史的精确框架。较之宋代科举其他科目因史料散亡难以完整复原来，这是独一无二的。

尤其珍贵的是，王应麟在《指南》之末还附录了宝祐四年(1256)词科三场考试、每场二题凡六篇文章，这是场屋试卷文字。在宋代科举各科中，像这样完整保存一科三场全部试场文字的，也很少见。作者又在其下以“博学宏词所业”为目，收录十二体、每体二题凡二十四篇，“所业”即平日习作。这些文章，原书虽未署名，实皆王应麟自己所作，他是此年唯一的登第者。在王氏百卷本文集失传的情况下，这三十篇文章，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辑佚资源，后人已将其悉数辑入《四明文献集》及《摭余编》中。这些文章，无论对研究王应麟还是研究宋代词科史，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宋史》本传，王应麟除《词学指南》外，还有《词学题苑》四十卷，明《文渊阁书目》尚著录一部十册，后失传。该书内容今不可考，疑即全录宋代词科所有年份各体文的考题及登第人试卷，当然也可能是揣摩拟题，无论是何种，都说明王氏确为保存、研究宋代词科史文献的有心人。

综上所论，王应麟《词学指南》一书虽篇幅不大(止四卷)，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在文献学、文章学和宋代词科史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决不能因为它研究的对象(词科)过时而被忽视或轻视。2009年3月10日写成，4月20日改定(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1]王应麟： 《词学指南序》，《词学指南》卷首。[2]有关宋代词科的设置、考试等诸问题，请详参拙文《宋代词科制度考论》，载拙编论文集《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3]侧闻中山大学有一篇研究《词学指南》的硕士论文，未见。[4]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载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二十六日李巘奏。[5]本文为征引方便，以下简称《指南》(用王水照编《历代文话》本)，并改称编次为卷一至卷四。[6]《愧郯录》卷九《场屋类编之书》。[7]参见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四章《宋代的科举用书》，中华书局，2008。[8](元)薛元德《玉海后序》语。[9]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容斋三笔》卷一〇。[10]《词学指南》，卷一。[11]《词学指南》，卷二。[12]《词学指南》，卷二。[13]对此，请参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一章第四节《词科的设置》，30页，北京： 中华书局，2008。[14]宋末由于词科衰落，故另设“词学科”降格以求人才，但存在时间很短。请详参《宋代科举与文学》第39页。

《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市)人，是南宋末叶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见于《宋史》本传著录的有： 《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咏》四卷。此外，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所附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中还著录有《古易考》一卷、《周易郑康成注》、《尚书草木鸟兽谱》、《诗辨》、《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六卷、《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论语考异》二卷、《孟子考异》一卷等。其中以《玉海》和《困学纪闻》最为著名。前者博大，后者精深。博大精深，构成了王应麟学术体系的鲜明特色。《玉海》是王应麟所辑的一部类书，凡二百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门。在本文这样一篇小文中，不可能论及如此博大的内容，我们只能截取“艺文”一类，举要提纲，尝试着从目录学的角度对王应麟的学术成就略作阐发。

一、目录学特色

1.经部文献目录包括： “易”、“书”、“诗”、“三礼”、“春秋”(包括“三传”)、“续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经解”、“总六经”、“雠校五经”、“石经”、“小学”等。

2.史部文献目录包括： “古史”、“正史”、“杂史”、“编年”、“实录”、“记注”、“政要宝训”、“论史”、“谱牒”、“玉牒图谱”、“典故”、“书目”等。

3.子部文献目录包括： “诸子。”

4.集部文献目录包括： “总集文章”、“著书”(杂著)、“别集”、“图”、“图绘名臣”、“记志”、“传”、“录”、“诗”、“赋”、“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艺术”等。

从上述分类看，经、史、集三部为其所重，资料丰富且细致。经部文献目录，《论语》提到《孝经》之前，《孟子》紧随其后，反映[4]了《孟子》在两宋地位的提高。史部文献目录，按照时间顺序，将“古史”提前，而没有像《隋书·经籍志》“正史”居首。此外，将《隋书·经籍志》“杂史”与“霸史”两类合并成“杂史”； “起居注”改为“实录”，“职官”、“仪注”、“刑法”合并为“政要宝训”等； “杂传”、“地记”类则归入集部“传”、“录”中。可能在王应麟看来，这类说部游记文献更近于集部，所以调离史部。由此可见其似乎更强调史部著作的真实性。子部文献目录，在《汉书·艺文志》中蔚为大宗，包括“九流”之学。《隋书·经籍志》亦包罗宏富，按照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收录八百五十三部著作。而《玉海·艺文》仅仅概括性地描述了汉诸子、汉校定诸子百家、唐十七类子录以及《晏子》以下七十余部，异常简略。后世很多子部著作如董仲舒《春秋繁露》、陆贾《新语》、扬雄《法言》、王通《王氏六经》等统统归入集部杂著类。这种分类的变化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唐代以前，士人多以自抒胸臆的子书自重，而两宋时代，带有抒情色彩或学术个性的文集则更为文人推崇。集部除传统书目中的总集、别集、诗、赋之外，又按照文体，细分“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等，这是以前目录学所少见的分类。结合王应麟《辞学指南》考察，宋哲宗绍圣(1094—1096)初年，开宏辞科，礼部立试格十条，用四六体应试。绍兴三年(1133)，诏以博学宏辞为名，凡十二体，即： 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为此，王应麟编纂《辞学指南》，辑录前人时贤对这些文体的论述，再选取范文，以供试举。《玉海》一书，也是为此一目的而作。故四库馆臣称： “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所以《玉海·艺文》集部目录内容颇能反映这种特定时代的学术氛围。

二、史料学价值

当然，《玉海》一书的价值主要不在分类，而是分门别类所辑录的相关文献，其辑录范围远比公修书目广泛得多，也实用得多，能够充分显示其类书的特点。譬如《易》类，先是辑录《隋书·经籍志》“易”类后序，然后就易学的相关问题，逐条论列，详加征引，包括隋唐书目、历史传记、政训类书等，其下限至宋代。凡有歧异，则加按语。据此可以考察《周易》各家学说的传承及其渊源流变。因此，《玉海·艺文》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限于书目的罗列，还附以史传、序跋等内容。这种类书性质的书目编排，常常会涉及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譬如“汉《史记》”条所引《汉官仪》曰： “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之史记。”(858页)这条材料，《太平御览》引作《汉旧仪》，孙星衍辑本仅仅根据《御览》辑佚，未录异说，未免遗憾。又卷五十四辑录沈约的《谥例序》(1034页)，严可均《全梁文》、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林家骊《沈约研究》附录《沈约佚文辑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均未涉及，佚文可辑，为我们研究沈约提供了新的资料。又譬如刘向《新序》、《说苑》的奏书年代，《玉海·艺文》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玉海·艺文》转引《中兴书目》的记载： “《新序》阳朔元年二月癸卯上。《说苑》鸿嘉四年三月己亥上。”(1040页)现存的刘向《说苑序奏》未见上奏年月，而《中兴书目》业已久佚，正是王应麟的辑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文献记载。这条材料又见于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可以互证。

关于萧纲组织编写的《法宝联璧》，《玉海·艺文》亦在不经意间为我们保留很多信息。我们知道，该书为萧纲组织编写，萧绎作序。该书久佚。但是萧绎在中大通六年所作的序言，已收录在《广弘明集》，文后附录有三十八位编者的姓名、官位，所以这篇序很引人瞩目，世所共知。《玉海·艺文》在辑录上述内容之后，下面还有王应麟小注： “三年，太子召许懋与诸儒录《长春义记》一百卷。”(1045页)《长春义记》一百卷，见《梁书·简文帝纪》著录，书已久佚。十多年前我与曹道衡先生编《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时，竟没有注意到这条材料，自然也不可能系年，仅仅将《长春义记》置于大宝二年萧纲被杀条目下。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死，萧纲刚刚继立为太子，即组织编写了这部百卷本的《长春义记》，然意犹未尽，随即又组织编写了更大部头的《法宝联璧》六百卷。当时，我们还曾注意到卷五十七记载任昉《述异记》的材料： “《书目》： 昉二卷，梁天监二年撰。昉家书三万卷，又采于书，撰此记。”(1092页)正是通过辑录《中兴馆阁书目》，王应麟保留了任昉撰写此书的编年资料。类似这样的资料，尤以宋代的记载为多。譬如卷四十五记载《淳化历代帝王名臣法帖》、《淳熙续法帖》(847页)就根据《实录》等资料，记录了北宋初年到南宋淳熙年间对于历代书法名家珍迹的收集复制概况，可与其他[5]书史资料相互比勘。通常认为《淳化法帖》成于淳化三年，此文则提出两说，一是《实录》所载之元年，二是作者记录之四年，而《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也记载“淳化四年四月，诏以所购募先贤墨迹为[6]《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十卷赐近臣”。据此而知，王应麟所据当为比较原始的资料。

最值得称道的是，该书不仅仅客观地辑录资料，还根据目验，记录古籍的板式、卷数，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宋版信息。譬如陆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载凡二十三篇，可细分为四类： 其一是兵书类，其二是《楚汉春秋》，其三是《新语》，其四是辞赋。其中《新语》，《史记》记载十二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二卷。说明该书在宋代初年尚有流传。但是，《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志》皆不著录，因启后世之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发其端，其证据之一： “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证据之二： “《榖梁传》至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榖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证据之三： “惟《玉海》称： ‘陆贾《新语》，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才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为不可解； 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也说： “今存《道基》、[7]《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七篇。”《玉海》所载陆贾《新语》这七篇，见卷五十五《艺文》类(1037页)，说明王应麟所见确为残本，可见陆贾之书在当时确已不甚流传。当然，这还不足否定陆贾的著作权，因为《群书治要》载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应麟所见。但是这里至少提供了很多古籍流传的重要信息。

贾谊《新书》也有类似问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著录《五曹官制》五篇，“诗赋略”著录贾谊赋七篇。如果把《汉志》著录加起来，就不止五十八，而是七十篇。《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贾子》十卷，或许包括贾谊的全部作品。就《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的五十八篇而言，现存的贾谊《新书》恰恰也是五十八篇。根据这些来推断，两者似乎可以划等号。问题是，《汉书》、《隋书》都没有称为《新书》者。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新书》为后人伪托之作。然而王应麟《玉海·艺文》征引《中兴书目》著录十卷，称： “贾谊撰，杂论治道国体及经学胎教。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今皆存。”(1038页)为此，作者详载所见《新书》五十八篇目录： “一、《过秦》上下(见《史记·秦纪》)，《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坏》(事势)。二、《权重》，《五美》，《制不定》，《审微》，《阶级》(事势)。三、《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铜布》(见《食货志》)，《壹通》，《属远》，《亲疏危乱》，《忧民》，《解县》，《威不信》(事势)。四、《匈奴》，《势卑》，《淮难》，《无蓄》，《铸钱》(事势)。五、《傅职》，《保傅》(见《大戴礼》、《昭纪》)，《连语》，《辅佐》(连语)，《问孝》(阙)。六、《礼》，《容经》(见《大戴礼》)，《春秋》(连语)。七、《先醒》，《耳痹》，《谕诚》，《退逊》，《君道》(连语)。八、《官人》，《劝学》，《道术》，《六术》，《道德说》(杂事)。九、《大政》上下，《修政语》上下(杂事)。十、《礼容语》上下(上篇阙)，《胎教》(见《大戴礼》)，《立后议》，《传》(杂事。“传”即“本传”之语)，五十八篇十卷。” 这说明，王应麟所见贾谊《新书》确为五十八篇，而今存《新书》五十八篇目录，又与王应麟所见完全相同，则今本《新书》乃保存唐宋旧貌。再附以其他证据，譬如就现存资料看，唐人马总《意林》最早征引此书材料，题作《贾谊新书》。高似孙《子略》载庾仲容《子钞》目录也作《贾谊新书》。庾仲容是南北朝时期梁代的学者，说明齐梁时期已有此称。《新唐书·艺文志》始以《贾谊新书》著录，称为十卷。由此可以确定，《新书》确为贾谊所著，隋唐以来流传的本子就是五十八篇。

三、学术史启示

从《玉海》的史料价值来看，宋人的记载，对于研究唐前的文化历史，确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不难理解，由于雕版印刷的兴盛、活字印刷的发明，两宋三百年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时期。此前的文化典籍，主要是通过宋人的整理印刷而趋于定型，并流传后世。尽管现存宋版已成稀世珍宝，世不易见，但我们知道，明代以来刻印流传的唐代及其以前的典籍，很多是以宋元整理的文献总集、类编、别集为基础，编刻而成。因此，推终原始，多是要归功于宋人的。前些年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争论，我虽然不能确知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根据王应麟《小学绀珠》的推断，直至宋代末叶，《二十四诗品》的名目似乎尚未见记载，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即便流行于世，范围也非常有限。理由就是，《小学绀珠》分门类事，以数字为纲，将所统之目系于相关条目下，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类书。在“艺文”类中，有“诗评三品”论钟嵘三品论诗，又有“诗二十四名”论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载诗谣赋颂赞铭词曲等二十四名。如果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之作，以王应麟读书之广，不能不有所涉及。类似这样的有助于先唐文献考订的资料，在宋人笔记中比比皆是。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 “陶渊明诗《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8]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按陶渊明《游斜川序》载，“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云云，诗： “开岁倐五十，吾生行归休。”辛丑，或作“辛酉”。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引宋刻《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和宋本《陶渊明集》，皆作“辛丑”。如果是这样话，袁先生提出的享年七十六岁也不无道理。又如范成大《吴船录》记载庐山[9]脚下东林寺及欧阳询所撰《西林道场碑》，虽见于《唐诗纪事》记载，惜未辑录欧阳询的碑文。民国吴宗慈编、胡迎建辑补《庐山诗文[10]金石广存》虽已辑录，但是未曾参考范成大的记载，故还有较多的校补空间。

王应麟所生活的时代，先秦乃至唐宋以来的重要典籍，包括经书、史书、诸子、总集、别集等，大多经过认真的整理、校勘、印刷，在世间广泛流传。他可以充分享受到前代时贤所创造的灿烂的文化成果，纵横披览，集其大成。作者立志高远，不遗余力地占有他所能看到的全部资料，并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资料勾连起来，编纂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专题文献汇编。《玉海·艺文》即以书目为线索，纵览古今，弥缝折衷。“艺文”类如此，《玉海》其他二十类也是如此，甚至，王应麟的全部著述，都贯穿了这种勤勉科学的整理资料的方法。譬如前面提到的类书如《小学绀珠》就以数字为纲目，披文摘句，比类成编。《汉书艺文志考证》则第一次对于这部古代目录学著作进行系统的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再譬如《诗考》，按照古代学术流派排比资料，可资稽考； 《诗地理考》、《通鉴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则是从地理学的角度通观阐释； 而《六经天文编》又仰观天象，真可谓笼括宇宙。

综上所述，应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平实、其实很值得回味的结论： 《玉海·艺文》的撰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进入学问领域的若干途径与方法。我们都知道，做好任何一门学问，首先要学会辛勤地搜集资料，更要学会科学地整理资料，在排比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异同，探求造成这种歧异的缘由，进而升堂入室，深入到学术领域的深层。这几乎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当然，搜集资料也好，整理资料也好，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学术层次的高低问题。王应麟的著作，绝大多数属于资料类编和学术通释的性质，视野开阔，文献丰富，作者可称为通儒。诚如四库馆臣所说，“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其实不仅仅是宋代，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王应麟也堪称第一流学者，这应当没有异议。《玉海》的价值，我们仅仅通过一篇《艺文》管窥蠡测，而这，不过是其中的二十一分之一。至于《困学纪闻》，援据赅博，考订精深，更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的探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原注： “先是，三月骙等言： 庆历元年《崇文总目》成，参政王举正上。今书目成，书宜于参政过局日观阅投进，从之。”[2]其中淳熙六年、十三年这两条材料又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影印第三册，2245页，中华书局，1957。[3]《南宋馆阁录·续录》附录，中华书局，1998。[4]《汉书·艺文志》将《孟子》置于“诸子略”，视为子书。五代时刻十一经，《孟子》列入。宋哲宗即位之初即诏颜子、孟子配享孔子庙庭，被列为亚圣。《孟子》亦成为士子考试必读书目。朱熹《四书集注》将《孟子》与《论语》并列，从此地位确立下来。[5]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淳化阁帖》“出版说明”即持此说。[6]《宋会要辑稿·崇儒四》，2238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7]见《玉海》第七册所附，45页。[8]《老学庵笔记》，卷七，93页。中华书局1979。[9]《范成大笔记六种》，230、231页，中华书局，2002。[10]《庐山诗文金石广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玉海·艺文》的价值

一、前言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宋代是高峰时期，宋代目录学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众家公认。在宋代的目录学家中，王应麟又是众所公认的大家，由于《玉海·艺文》，使他成为和郑樵、马端临相媲美的三大著名目录学家之一。在三大家中，王应麟的目录学颇具个性和特色，应该更值得重视和研究。但事实上，王应麟生前是以词科文章著称的，死后又是以渊博的大学问家、通儒、考据学家的形象为学者所称赏和欣羡，作为目录学家的王应麟似乎并没有被认识和看重。在一些目录学著作中，当谈及目录学发展史时，对王应麟或者简单提及，或者根本就不置一词。而关于王应麟的目录学研究文章更是少得可怜。就我本人涉猎所及，仅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已故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1]的《王应麟的〈玉海·艺文〉》，一篇是李万健的《开类书收辑书目[2]之例的王应麟和他的〈玉海·艺文〉》。这两篇文章，对王应麟的目录学都有重要论述，尤其王先生的文章，切实指出了王应麟目录学的一些重要特点，如编题、形式分类、文献价值等。但我认为，仍有必要对王应麟目录学作进一步阐发和研究。本文即旨在就王应麟目录学的实用特色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王应麟的目录学，我个人认为，实用是其突出特征和总特色。就《玉海·艺文》来说，这种特色尤其鲜明。该书的编纂目的、分类、著录及其内容，无不饱含着实用特色，而形式分类、编题、文献价值等则是这种特色的表现形式。这也是与郑樵目录学理论特色和马端临目录学辑录体特色相媲美之处。《玉海·艺文》是为指导学习而编。王应麟把它设置在类书中，正是为着在类书实用目的的基础上，以充分发挥目录的实用作用。这是我国目录实用作用发展的必然，也是与王应麟一贯地自觉利用目录紧密联系的。《玉海·艺文》的目录分类不是传统的四部分类。这不仅在于其形式上没有四部名称，更重要的是，它运用了形式分类法，从而突破了四部分类的束缚，形成了带有形式主义特点的、十分实用的目录分类。《玉海·艺文》采用的是编题著录法，它更加有利于指导阅读。编题所收资料丰富、全面，在封建时代便于学子掌握广博的知识，在今天，则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这些文献资料还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目录文献辑佚、校补、考证等的大宝库。

王应麟目录学的实用特色，是基于他对目录的一贯利用和对目录学史的透彻了解和研究，是有着深厚的应用实践和认识基础的。这从他在《玉海·艺文》内所设置的类目“书目藏书”即可看出。在“书目藏书”中，王应麟对我国元代以前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勾勒出了清晰的线条，对目录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表示了他的观点和看法。

王应麟是一位大家，尤其是博学的目录学大家，对他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王应麟目录学的研究，我仍能不揣浅陋，那是因为，王应麟的博学令我惊羡，他的实用特色目录学对我们青年的读书治学很有启发和益处，也许其中藏有博学的奥秘，钻之弥坚，因而使我愈加感到王应麟是一座“宝藏”。

二、家世、背景和生平学术简介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又字厚斋，自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其为深宁先生。其先世居住在浚仪(今河南开封)。其曾祖王安道(曾任武经大夫、保信军承宣使等)于建炎之初南迁，乾道年间始在鄞(今浙江鄞县)定居下来。其祖父王晞亮，官至武经郎。其父王，字谦[3]父，“幼学于里师楼昉，为文醇深，善发议论”。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崇政殿说书，又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曾预修四朝国史，撰《舆服志》六卷； 撰成之后，受到理宗赏赐亲笔御书“竹林汲古传忠”六字。王[4]

因而名其堂为“汲古堂”，称其文集为《汲古文集》。由此可以看出，王应麟出身于几代居官，深沐“皇恩”的官僚世家。

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当南宋统治风雨飘摇时，王应麟呱呱坠地。此时，南宋经过近一百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又即将面临新的困境。蒙古族在北方崛起，成为宋的未来隐患。当时，有识之士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对此就十分担忧，他指出，“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他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内固边防，外[5]精间谍”，以防患于未然。但是，南宋统治者昏庸腐化，不思自强，政治更加腐败，国势更加微弱，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在思想领域，理学一方面逐渐取得官学地位，一方面也遭到批判。新兴起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与理学大谈心性针锋相对，提倡实事实功，公然以功利作为其理论基础，对因理学流行所造成的专尚空谈、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在教育上，科举考试中博学宏词科要求考生学识广博，使得青年不只是专注于经学中，能够读更多的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应麟开始了他不算平凡的一生。[6]

王应麟自幼聪敏好学，“以先君为师，伯仲自为友”，遨游于书海中，九岁即通六经。其父王对王应麟的管教也极为严格，甚至到了近乎苛刻和严酷的地步。据说，“吏部公(王)每授题，设巍[7]座，命坐堂下，刻烛以待； 少缓辄呵谴之”。在严格的家教和王应麟本人的努力下，十九岁他就考中进士，授迪功郎衢州西安县主簿，后差监户部平江府百万东仓，升为从事郎。三十岁时，又差浙西提举常平茶盐盐司主管帐司。

中进士后，王应麟对进士及第的殊荣并不以为然，他的目标是“通儒”。他说： “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8]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他更加勤奋读书，“闭门[9]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又经过十五年手抄口诵的勤勉学习，三十四岁那年，王应麟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升迁为浙西安抚干办公事。后又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累迁著作郎、守军器少监、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礼部尚书兼给事中。

中博学宏词科后，王应麟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利用自己担任文职官员的优越条件，更加广泛地阅览了宋朝国家藏书，为《玉海》的编纂和晚年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宋亡后，他“杜门不出，朝夕[10]坐堂上，取经史诸书讲论辨”，在著述和讲学中大约又度过了二十年的遗民生活，于1296年去世。

王应麟为人博洽多识，其治学气象博大，通晓天文地理，熟悉掌[11]故制度，精于史地考证，其“博洽多闻，在宋代罕与伦比”。王应麟一生都在追求博通，他的博洽多识正是他在由博通约的治学道路上，重视并利用目录读书治学，发挥目录学实用功能的结果。

王应麟的博学，突出地体现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七百多卷、三十一种宏富著述。流传至今的，有《困学纪闻》二十卷，《玉海》二百零四卷(包括《词学指南》四卷)，《诗考》一卷，《诗地理考》六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践阼篇集解》一卷，《急就篇》四卷，《周书王会补注》一卷，《汉制考》四卷，《小学绀珠》十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六经天文编》二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通鉴答问》五卷。仅见于文献记载，今已不传于世的，有《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蒙训》七十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小学讽咏》四卷。另外，王应麟还有文集《深宁集》一百卷，已经亡佚殆尽，今只存有后人所辑的《四明文献集》五卷，《补遗》一卷； 《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三卷，《王尚书遗稿》一卷。

上述这些宏富著述，是与王应麟一贯地运用目录学作指导分不开的。其中专门的目录学著作有三种，即： 《汉艺文志考证》十卷，《玉海·艺文》二十九卷(《玉海》卷三十五——六十三)，《小学绀珠·艺文》一卷(《小学绀珠》卷四)。

三、实用的目录学

王应麟宏富著述中的三部目录著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12]实用。《小学绀珠·艺文》是“用训童幼”的，它专门从孩子的特点[13]出发，采用“以数为纲，以所统之目系于下”，即应麟本人所说的[14][15]“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的形式，使“博不杂，约不陋”，十分适于孩子长于机械记忆的学习特点。如“五经(又叫五学)”条下列四种情况： “易、书、礼、诗、春秋(扬子《法言》： ‘惟五经为辩’)； 诗、书、礼、乐、春秋(《汉艺文志》： ‘五者，五常之道，易为之原。五学，世有变改’)； 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唐五经博士)； 书、诗、礼、易、春秋(公羊)(汉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又如“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八览”即《吕氏春秋·八览》： 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等等，都是只列出简单的数字所对应的有关书籍、篇目、目录分类等，使孩子在一、二、三……的形象观念中记住了一些书目、篇名。《汉艺文志考证》则是针对颜师古对《汉书·艺文志》的注释过于简略，《四库全书总目》也有类似观点，它指出： “师古注班固全书，艺文特其八志之一，故仅略疏姓名、时代，所考证者如《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非子产所杀，庄总奇严助[16]之驳文逢门即逢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而由唐至宋，《汉志》所著录的书籍已有了很大变化，有的亡佚，有的残缺，有的几经整理，有的辗转流传，扑朔迷离。因此，王应麟采择诸书，“捃摭旧文，各[17]为补注”，对《汉志》重新解释考证，还补充了《汉志》未著录的二十六部书籍，以更便于对《汉志》的阅读和利用。如上面《四库全书总目》所举颜师古注《邓析》(二篇)，仅仅指出“邓析非子产所杀”，而《汉艺文志考证》则引刘向《序》等记载进行注释考证： “刘向《序》： ‘臣所校雠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 以相校除复重为二篇。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隋志》一卷，无厚《转辞》二篇。韩非子曰： ‘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晁氏曰： ‘析之学，盖兼名、法家。今其书大旨讦而刻，真其言也。其间时勦取他书，颇驳杂不伦，岂后人附益之与？’《荀子·非十二子》与惠施并言。《左传》： ‘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淮南鸿烈》曰： ‘邓析巧辩而乱法。’”两相比较，《汉艺文志考证》对《汉志》的解释、考证确实要详明得多。《玉海·艺文》是为指导青年学习而编的，是这三部目录著作中，卷帙最大的一部，也最能体现王应麟目录学的实用特色。因此，为了便于说明，下面主要就《玉海·艺文》来谈一谈王应麟的实用目录学。1.《玉海·艺文》的实用目的《玉海》是一部类书，全书共分二十二门，或说二十一门(即不包括“词学指南”一门)，“艺文”为其第五门。我国古代的类书多为传授知识、临文备查而编，《玉海》亦如此。《玉海》虽然是王应麟“习[18]博学宏词科编类之书”，但并不只是为应试博学宏词科而编，王应麟孙王厚孙就说： “此书事类该广，援据渊洁，非但施于科目而[19]已。”《玉海》是第一部设有“艺文”的类书。在王应麟之前，我国“唐宋以来的类书从来没有纪艺文的(有纪图书典故的艺文，没有纪图[20]书目录的艺文)”。如唐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其艺文部有谈讲、读书、诵书、刊校谬误、载书负书等事目，显然不是纪图书，而是纪图书典故。王应麟为什么要在《玉海》中设置“艺文”呢？他为什么能在类书中设置“艺文”呢？我认为，他是为着发挥目录的实用作用而设“艺文”，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实用功能的发展，一是王应麟本人长期利用目录指导读书治学，使他对目录实用功能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下面具体谈谈。

第一，王应麟设“艺文”是我国目录学实用功能发展的结果。

我国古代目录事业极为发达，但人们对目录实用功能的认识却并不十分清楚。这是因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文化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文化学术活动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目录著作的编纂，也是如此，是为统治阶级宣扬文治武功，粉饰太平，是钳制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第一次对国家图书进行整理，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群书目录——《七略》。这部目录著作把六经(《七略》称为六艺)放在首位，又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儒家放在百家学派之首，客观反映了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事实。《七略》早已散佚，但其内容仍基本保留在《汉书艺文志》内，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目录著作编纂的目的，《隋书·经籍志》总序曾有概括：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总之，目录著作的编纂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这种浓厚的政治色彩一直笼罩着古代目录著作的编纂，成为目录编纂的普遍目的和指导原则。但是，目录的实用功能，尤其是其读书门径作用，毕竟是目录的基本功用之一。虽然古代目录的编纂是从政治目的出发而编，但在实际上，除了其政治功能，它也仍发挥着指导读书的实用功能。《汉书艺文志》一直是我国学者所看重的指导读书的目录著作，“不通《汉艺文志》，[21]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清代学者金榜的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汉志》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读书指导作用。因此，随着目录事业的发展和目录使用的扩展，目录的实用功能渐被认识。尤其是在宋代，目录实用功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具体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宋代的书院和家塾中，指导学子阅读的书目单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遍应用。

宋代书院、家塾的阅读书目，在元代初年程端学所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中，仍保有其概貌。这种书目由各科阅读书目构成。如学习四书所开列的参考书目有：

黄勉斋、其西山《集义》、《通释》、《讲义》

饶双峰《纂述》、《辑讲》、《语录》

金仁山《大学疏义》、《语孟考证》

何北山、王鲁斋、张达善《句读》、《批抹》、《画截》、《表注》、《音考》

胡云峰《四书通》、《通证》

赵氏《纂流》、《集成》、《发明》

在书院和家塾中，学生通过老师的讲解，再按照所开列出的参考书目仔细阅读，玩索经义，就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这种书目单直接针对书院和家塾所开设的课程，又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不断摸索而总结制定的，因而其实用性较强。当时，除了官僚地主子弟所上的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之外，书院和家塾就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学习场所，从而目录的读书指导作用得以普遍推广，在大范围内被学子所利用。

其次，宋代的科举考试，各科已有各科具体的学习参考书目。

上面书院和家塾中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教育，而针对科举应试，具体应试科目则又有针对该科的具体参考书目。比如吕祖谦、真德秀等人都编有应试博学宏词科应当阅读的具体书籍篇目。其中，吕祖谦的阅读书目是按文体编的，分别为制、诏、表、箴、铭、记、赞、颂、序，列出了各文体所当精读的佳篇，如序有以下六篇： 欧阳瓌《唐开元礼》、谢黻《御书孝经》、王壁《统元历》、周麟之《唐通典》、莫冲《汉石经议奏》、王端朝莫济《汉灵[22]台十二门诗》。而真德秀则是按书和著名作家列出了具体篇目，如《国语》，应当阅读的篇目有以下十三篇： 《宣王不籍千亩》、《定王殽烝》、《单襄公过陈》、《景王将铸无射》、《宣公夏滥泗渊》、《桓公问成民之事如何》、《晋文公元年属百官》、《悼公朝于武宫》、《使宣子佐下军》、《晋卿不若楚》、《灵王为章华之台》、《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吴王昏乃戒令》； 柳宗元文应当阅读的篇目有： 《平淮夷雅》、《铙歌鼓吹曲》、《正符》、《晋问》、《兴州江运记》、《岭南飨军堂记》、《永州万石亭记》、《终南山祠堂碑》、《饶娥碑》、《武冈[23]铭》、《剑门铭》等共十一篇。从上面所列可以看出，这种应试书目更加精细，甚至精细到具体篇章、具体作者，其应试的实用色彩十分明显。

再次，利用目录搜检书籍，已是公认的治学本领。

宋人已利用目录指导阅读，指导应试，说明对目录的实用作用已得到普遍共识和认可，并产生了目录学这一专名。在宋代苏象先的《苏魏公谭训》中记载： “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 仲至侍侧，[24]原叔使检书史，指之曰： 此儿有目录之学。”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出现目录学专名的文献记载。更为重要的，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知道，熟知目录学已成为宋人公认的读书治学本领，并说明了目录的门径作用是“检书史”，这就对目录实用作用给予了形象的表达。唐代目录学家毋昛虽然也说过； “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故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司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25]不愈其已。”他的这一通话也是在强调目录门径作用，然而到底怎么用，终究还有些含糊，远没有苏象先所记载的，“目录就是检书史”的表达来得明白易懂和较准确。这反映了宋人对目录的实用作用的认识已有了巨大提高。可以说，目录学这一专名的出现，是宋人把目录的实用功能由实践转化为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第二，王应麟设“艺文”，也是与王应麟一贯利用目录指导读书，与他对目录的实用功能的深刻认识紧密关联的。

王应麟生活在目录事业极为发达，尤其目录实用作用有了突破性发展和较广应用的宋代，从小就受到目录学的熏陶。1241年，他进士及第，但是凭借他的目录学知识，他深知自己所读甚少，离通儒的目标相差很远。于是，他更加发愤读书。一方面，他利用博学宏词应试的参考书目，加紧训练为文； 另一方面，他又阅读大量书籍，经常出入秘阁，广览博求，借阅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珍藏秘闻，利用目录指导读书，做笔记，收集资料。他考中博学宏词科之后，仍然继续阅读大量书籍，按照目录学方法收集资料，编制资料； 并以考博学宏词科的读书笔记为蓝本，采用目录跟文献相结合的编题方法编纂《玉海》。

由上述可知，在目录学渐被推广利用的宋代，王应麟一贯地利用目录读书治学，从而使他对目录的实用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在编纂《玉海》这部学习工具书时，他第一次在类书中设置、编纂了“艺文”，以发挥目录的实用作用。这反映了他对目录的实用功能的认识已上升到推广利用的高度。因此，王应麟设置“艺文”，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尤其是目录实用功能发展的结果。王应麟的贡献，就在于他开了类书收辑“艺文”的先例，在以实用为务的类书中使目录的实用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王应麟为什么在类书中“增辑纪图书目录的艺文”，王重民先生认为，“王应麟是博学的学者，又是图书目录学专家，若说由于他认识了图书目录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在《玉海》内设立艺文一类，这当然是有些关系的。依据我的体会，王应麟在《玉海》内编制艺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在收集资料、编制资料的过程中，是一贯地运用着目录学的方法，而在全部《玉海》的编纂方法上，都是把历史文献与[26]图书目录互相结合在一起来编题的”。显然，王先生也注意到，王应麟一贯利用目录指导读书治学，对目录学的实用作用有了认识以后，才在《玉海》中设置了“艺文”。2.实用的目录分类

从实用的目的出发，《玉海·艺文》的编纂处处是为读者的方便利用着想的。这体现在他的目录分类上是十分明显的。

目录分类是目录著作的精髓，反映着编者的意图。我国古代的目录著作，由于强调政治功用，因而其分类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很少考虑目录的实用功能。王应麟出身于深沐“皇恩”的官僚世家，他的《玉海·艺文》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服务的一面，如他仍是把统治阶级视作经典的易、书、诗、三礼、春秋等排在最前面； 又列有所谓政要宝训类，用来收集历代统治者训戒、治理国家的书籍。但是，由于《玉海·艺文》还是为实用而编，因而其目录分类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为了便于说明，先把王应麟在《玉海·艺文》中所作的目录分类列在下面。

艺文门下设四十四类目：1.易拟易附　　　　　　　　2.书3.诗　　　　　　　　　　　4.三礼又见礼制5.春秋　　　　　　　　　　6.续春秋又见编年7.论语　　　　　　　　　　8.孝经9.孟子　　　　　　　　　　10.经解总六经11.雠正五经石经　　　　　12.小学13.古史　　　　　　　　　14.正史15.杂史　　　　　　　　　16.编年17.实录　　　　　　　　　18.记注19.政要宝训圣政附　　　　20.论史21.谱牒　　　　　　　　　22.玉牒图谱23.典故会要　　　　　　　24.书目藏书25.诸子又见著书等类　　　26.总集文章27.承诏撰述类书　　　　　28.著书杂著别集29.赐书详见御书　　　　　30.图31.图绘名臣　　　　　　　32.记志33.传　　　　　　　　　　34.录35.诗歌　　　　　　　　　36.赋37.箴　　　　　　　　　　38.铭碑又见纪功39.颂　　　　　　　　　　40.奏疏策41.论　　　　　　　　　　42.序赞43.经　　　　　　　　　　44.艺术

从上面所列艺文类目可以粗略地看出： 第一，它没有标出四部名称，也不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六分、九分、十二分法，而分出了四十四个类目。第二，在四十四个类目中，和当时习惯的四部分类法相比，其中有不少是四部中的子目，也有一些则是四部中不曾有的全新类目，如6续春秋、22玉牒图谱等。而四部中有些常见子目，如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却未在四十四类目中出现。第三，有些类目后标有“附”、“又见”、“详见”等字样。如1易拟易附，4三礼又见礼制，6续春秋又见编年，19政要宝训圣政附，25诸子又见著书等类，29赐书详见御书，38铭碑又见纪功等。

经过以上的粗略分析，我们对《玉海·艺文》的类目设置情况有了大体了解，虽然四十四类目中有不少是四部分类中的子目，但它还有四部子目以外的新类目，加之又未标出四部，所以不能将其归为四部分类。下面结合《玉海·艺文》各类目的具体内容和《玉海》其他门类，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玉海·艺文》的目录分类具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形式分类法的运用。

在《玉海·艺文》中，几乎有一半类目是按著录的编题名称形式分类的，也就是说，类目和编题名称有形式上的一致性。这种形式分类主要又可分为按书名和按文体两种形式。

按书名分类，在《玉海·艺文》中主要有下列类目： 6续春秋、25诸子、32记志、33传、34录和43经等。如续春秋，包括《春秋》以外凡以春秋为名的书籍，主要是历史编年书籍，如《夏殷春秋》、《吴越春秋》、《汉晋春秋》等。这正如其小序所说： “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后世有所著述，多托春秋之名，其属辞比事不与春秋相似，非史策之正也。”明白地道出，此类所设是纪《春秋》以外，“托春秋之名”的书籍，也就是按“春秋”这一书名形式分类立目的。但其中也有例外，如其收有“文中子元经”，和类目“续春秋”在形式上并不一致。又如诸子，前面是总说诸子的几个编题，有“汉诸子略”、“汉校定诸子百家”、“汉诸子博士”、“唐十七类子录”、“唐子书要略·意林”等，其下则基本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小说等顺序收集各诸子书籍，如《宴子》、《子思子》、《漆雕子》、《老子》、《文子》等等。但并不包括所有诸子之书，而只是诸子中以子为名的书籍，而不以子为名的很大一部分诸子书则被排斥在这一类目之外，而是收在著书杂著别集等类。如儒家的《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法家的《晁氏新书》等，都不在诸子类，而在著书杂著别集类。因此，“诸子”类名后所加的“又见著书等类”之语，说明此处的诸子类只包括以子为名的书籍，确切地说，是按以子为名的编题形式进行归类收书的。其中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墨辨”。又如经类，其所收图书有属于道家的，如《黄帝四经》、《汉神异经》，有属于儒家的，如《清化经》，还有属于阴阳家、五行、杂占、方技、孝经类的，而类名只标一个“经”字，则此类所收的书是除儒家六经之外，而以“经”为名的书籍。其他的记志、传、录等类，记志专收带有“记、志”之名的图书，如《周记》、《孔子三朝记》、《西京杂记》、《晋文章志》、《华阳国志》、《唐通志》等； 传专收带有“传”名的图书，如《穆天子传》、《夏小正传》、《列女传》等； 而录则是专收带有“录”名的图书，如《兵录》、《唐西南备边录》、《唐元和录》等。由上述可以看出，王应麟的形式分类基本上是整齐的，很可能是他本人的有意识运用。《玉海·艺文》中按文体形式的分类，其形式特点也十分突出。如上面所列四十四类目中，35～42的八个类目，不仅以文体分类，书名、篇名还含有其文体或类名，诗歌所收基本上是以“诗、歌”为名的书籍，赋专收以“赋”为名的书籍，箴专收以“箴”为名的书籍，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等也都是如此。

按文体形式分类，早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著作《七略》中就已出现。在该书中，其诗赋略中就著录有按文体所分的赋、歌诗等类。后来随着文学的发展，文体逐渐增多。至南朝时，梁萧统编《文选》，把文体分成了三十七类，并依此进行分类选集文章。宋朝时，受统治者“右文轻武”政策的影响，习文风气极为浓厚，反映在目录学上，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之下按文体分子目，有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等等。在郑樵的文体分类中，收有一些从书名上看不出文体而实为此种文体的图书，如碑碣类有《金石录》、《宝刻丛章》、《窦氏集》、《翠琰集》等。《玉海·艺文》中按文体形式的分类，可能是受到郑樵文体分类的影响，但和郑樵《通志·艺文略》中按文体所分类目相对照，可以看出，王应麟的文体分类产生了名不副实的情况，走向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如《玉海·艺文》诗类所收《诗品》、《诗评》并不是诗，而是关于诗的理论和评论，铭类所收蔡邕的《铭论》，论类所收王充的《论衡》等，也是如此。这可见，王应麟按文体的形式分类，仍然包括和规范到编题名称的形式分类，是比较整齐、纯粹的形式主义分类。而在《通志·艺文略》中，郑樵按文体的分类，某一类文体只包括此种文体的书籍，而不包括书名、篇中有此种文体名而非此种文体的书籍。因此，王应麟的文体分类和郑樵的文体分类，虽然都有形式特点，但郑、王二人对形式分类的认识并不相同。可以说，郑樵的文体分类是针对文学类书籍日益增多的现状，以便更好地给以区分，他很可能只是借文体类别进行的目录分类，而对形式分类只注意到文体这一形式； 而王应麟的文体分类已经发展到了抛弃文体形式的内含，彻底地改变内容性质分类的标准，只以文体名称为分类标准，这若不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是很难如此运用形式分类的。

另外，图类既是以其性质分类，又是按书名形式分类，赐书纪的是图书掌故，两类的编题和类目名称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形式分类的类目。

按书的内容进行分类是比较科学的分类指导原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图书数量猛增。《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图书已比《汉书·艺文志》增加了近乎十倍(119972卷比13269卷)，其卷数也不得不从《汉书·艺文志》的一卷增到八卷。这可见宋朝时图书之多。另外，书的内容也日趋复杂多样。单纯按内容进行的目录分类对读者来说，查找书籍就十分不便。因此，从对目录的方便利用出发，势必需要采用一些新的分类方法来解决传统目录基本上按内容分类所带来的不便。这样，形式分类的运用就在所必然。《玉海·艺文》的形式分类特点，正是王应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为方便利用而做的对传统四部分类的改造。这对于读书不多的青年人来说，是人人都可利用的、较好使用的目录参考书。但是，这种形式分类在目录分类上的应用，是有利也有弊的。其优点是，它比较直观、机械，不受复杂、严密的学科内容限制，因而简单易懂，易操作，利用这种目录检寻书籍比较快捷、便利。尤其是在不明书籍内容、性质，不知该书在传统目录的归类时，直接按书名、编题名称形式去搜索就方便多了。而就其弊端而言，单纯的形式分类，各类收书往往难以均衡，有的类多，有的类又太少； 还可能名不副实，难以判断书籍的内容、性质，以及书籍在同类学术著作中的相关位置、价值等，如《玉海·艺文》录类所收《兵录》，单据类名，就很难知道它是一部目录著作。并且，书名相同的书毕竟太少，不可能把所有的书籍按这种方法分类。因此，这种分类方法很难独立使用，必须跟其他分类方法相结合(如按内容、性质等的分类)，依附性很强。其使用就有很大局限性。所以，对形式分类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

王应麟因为对形式分类有明确认识，对形式分类的弊端也有一定认识，所以在《玉海·艺文》中利用这种分类时，能把形式分类跟其他分类相结合，从而基本上避免了形式分类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和局限。具体说来，一是把形式分类跟传统的按内容进行的分类相结合，在辑录目录资料时，同时辑有该书在传统目录著作中所属类目，而对那些人们所熟悉的或其归类基本无争议的书籍，就不标明其在传统目录著作中的属类。比如录类的《春官要录》标明《新唐书·艺文志》[27][28]为儒家类，《唐封禅录》为仪注类，传类的《汉武帝传》则在[29]《新唐志》的神仙类。而对别集类的《韩愈集》、《柳宗元集》，则并不辑录其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哪一类，就是因为两书与其所分别集类相符，并且为学者所非常熟悉，其类属无可争议。又如在前面的1～12类目，一般多不标明其在传统目录著作中的类属，但其中续春秋一类则例外，因它是按形式分类的，需要和内容分类相结合，才能够了解该类所收书籍的情况。二是把形式分类和类书分类相结合，就是注明该书在《玉海》其他门类中的属类。如汉《河间古辟雍记》[30][31]注明“见三雍类”，汉《陈留耆旧传》注明“见地理”，晋《文[32]章志》注明“见总集文章类”。三是在类目上直接把形式分类跟类书其他门类、跟“艺文”其他类目的结合标注出来。如“诸子又见著书等类”，就是表示诸子这个形式分类类目当和著书等内容分类类目相结合使用，又如“赐书详见御书”则是表示赐书这类当与《玉海》圣文门中的御书类结合使用。

经过以上对《玉海·艺文》形式特点的分析可以知道，《玉海·艺文》的分类出于实用的目的而采用了形式分类法，从而突破了传统四部基本按内容分类的做法。这就是，第一，在类目设置上，《玉海·艺文》虽然继承了传统四部中经、史两部的很多子目，如1～24的类目，但又有近乎一半的类目是形式分类的新类目。这种形式分类类目，因为基本上只从形式出发，即只按书名、文体等名称形式，从而使得所收书籍性质复杂，如记志中收有《郑志》、《郑记》等经部书籍，也收有《西京杂记》、《华阳国志》等史部书籍，还有《博物志》、《青宫要记》等子部和《文章志》等集部书籍。这种形式分类类目彻底打破了四部界限。第二，四部中常见的子目如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并未在“艺文”中出现，而是作了《玉海》中的门类，这体现了《玉海·艺文》作为类书艺文的特点，即《玉海·艺文》的类目是《玉海》门类中的一部分，“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既然作了《玉海》[33]的大类，有关的图书也就分在那些大类之内了”。

这样，《玉海·艺文》突破四部的形式分类，“使读者不论从图书内容的分类上，或者从书名的形式分类上，都能比较容易的找到自己所要参考的图书，这当然是进步的方法与方式，是王应麟的新创造，而不是犯了什么形式主义。如传类有《离骚传》，总集文章类内还有《离骚传》(卷54)； 录内有《兵录》，兵法类内还有《兵录》(卷140)。了解了这一点，在使用《玉海·艺文》的时候就可以左右逢[34]源，的确比单纯的分类目录更为方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突破四部并不是王应麟的发明。在王应麟之前，随着我国古代目录事业的发展及众多图书的涌现，目录学家对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不很满意，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想打破四部，建立新的目录分类系统。突破四部的做法，一时成为宋代目录分类的一股潮流，“当时宋代个人书目，郑、陈、晁都在集部这个问题[35]上想突破四部”，尤其是郑樵，他著有《校雠略》，论述了关于目录分类等目录学理论问题，提出了“学术既分，类例自明”的分类原则，认为传统的分类法过于简略，四部分类“无乃荒唐”。他并且把自己的分类理论应用于目录学实践，编成《艺文略》。其中文学类图书不再称集部，而定名为文类，其下基本上按文体形式分为二十二小类，对四部的突破尤其显著。因此，王应麟突破四部的做法，是受当时潮流的影响，但他部分采用形式分类方法，既实用，又在打破四部分类上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对目录分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意义。3.实用的编题著录法《玉海·艺文》采用的是编题著录法。所谓编题，是我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作笔记的方法。宋代著名学者吕祖谦、真德秀等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宋代，它已经成为有志于博学宏词科的青年士子阅读群书所使用的方法。对这种方法，吕祖谦曾说： “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 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 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36]渠、公车、敖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真德秀也说，“经、史、诸子悉用遍观，其间可以出题引用并随手抄写，未须分门。且从头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册，如《尚书》，则‘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类皆录。一书毕，复理会一书，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悉诸书已抄过，然后分为门目”，“先理会一门，竞，然后以次编纂。谓如历法，则凡经史百家所载历事，悉萃为一处，而以年代先后为次第，如黄帝历为先，颛帝历次之，夏、殷、周、鲁历又次之，汉历至唐历又次之，本朝历又次之。它可类推。初编不厌其详，俟成编，旋加删削，凡题目有数出处者，须合为一。如高祖五星聚东井(《纪》、《五行志》、《张耳传》、《叙传》，后魏崔浩、高允《传》)，才缺一处便不可。而抄类之中，复要认得出处端的。如东井，则《本纪》为正，它皆旁出”，“凡编题目，须[37]上可着朝代”。二人都强调收集资料宁滥勿遗，然后再筛选分门，使其便于检阅使用。

王应麟在准备博学宏词科应试，读四部书时，也采用了编题的方法，把他认为重要的材料一条一条抄下来，并编上题目。随着材料的逐渐增多，他又编成了一题一题更加完整的编题。后来编《玉海》时，王应麟又采用了这种编题方法进行编纂，在“艺文”中则成为目录著录方法，这是“艺文”的突出特征。所谓编题著录法，就是以编题为著录单位，其下则统率着一大批目录及有关文献资料。这和以前以一书为著录单位，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的做法不相同。进行编题著录时，每一个编题在最后著录前，都经过编者的广泛阅读，大量抄录有关资料，几经整理补充而编成，因而这样的编题，查寻书籍方便，其知识容量大，有系统，学术源流清晰，有很好的阅读指导作用。下面就《玉海》卷58“汉列女传”这一编题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各书对《列女传》及相关书籍的著录进行对比说明。各书著录如下。《玉海·艺文》传类：

汉列女传《志》： 刘向所序《列女传颂图》。《刘向传》： 向睹俗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隋志》： 《列女传》十五卷(《唐志》同)，刘向撰，曹大家注。又七卷，赵母注(《唐志》云： 赵母《传》七卷)； 又八卷，高氏撰。《颂》一卷，刘歆； 又一卷，曹植。《赞》一卷，缪袭(以《颂》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志》有《颂图》，非歆也)。曾巩《目录序》： 《隋书》、《崇文总目》皆称十五篇，曹大家注； 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益陈婴母及东汉以来梁鸿妻十六事，非向书未然也。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以《颂义》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向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异，《式微》一篇又谓二人之作。《马融传》： 注《列女传》。《班昭传》： 《女诫》七篇(《唐志》一卷，引女宪)。《晋王接传》： 撰《烈女后传》七十二人。长于愆期缘父本意，又集《后传》。《南史》： 庾仲容《列女传》三卷。《隋志》： 项原《列女后传》十卷(《唐志》： 项宗)，皇甫谧《传》六卷，綦母邃《传》七卷，杜预《要录》三卷，《女记》十卷(《唐志》云： 《列女记》)。《唐志》： 女训十七家，二十四部，三百八十三卷，始于刘向，终于《风楼新诫》二十卷，失姓名一家。有刘熙《传》八卷，孙夫人《序赞》一卷，虞通之《后妃记》四卷，长孙皇后《女则要录》十卷，魏征《列女传略》七卷，武后《列女传》一百卷(唐《旧志》： 杂传，列女十六家)； 王方庆《女记》至杨氏《女诫》，不著录，五家八十三卷(尚官宋氏《女论语》十篇，韦氏《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荀爽《女诫》、程晓《女典》见《艺文类聚》。曹植《列女颂》，《文选注》引之。《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列女传》，七卷。赵母注《列女传》，八卷。高氏撰《列女传颂》，一卷。刘歆撰《列女传赞》，一卷。缪袭撰《列女后传》，十卷。项原撰《列女传》，六卷。皇甫谧撰《列女传》，七卷。綦邃撰《列女传要录》，三卷《女记》，十卷。杜预撰《美妇人传》，六卷《妒记》，二卷。虞通之撰《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刘向《列女传》，十五卷。曹大家注皇甫谧《列女传》，六卷綦毋邃《列女传》，七卷刘熙《列女传》，八卷赵母《列女传》，七卷项宗《列女后传》，十卷曹植《列女传颂》，一卷孙夫人《列女传序赞》，一卷杜预《列女传》，十卷虞通之《后妃记》，四卷又《妒记》，二卷诸葛亮《贞洁记》，一卷曹大家《女诫》，一卷辛德源、王劭等《内训》，二十卷……《郡斋读书志》传记类：《古列女传》，八卷； 《续列女传》一卷。右汉刘向撰。向睹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以为王教由内及外，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女及嬖孽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前有王回《序》，其略曰： 此书“有母仪、仁智、贞慎、书义、辩通、嬖孽等篇，而各颂其意，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然世所行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其十二传无颂，三传同时入，五传其后入，通题曰向撰，题其颂曰向子歆撰，与汉史不合。故《崇文总目》以陈婴母等十六传，为后人所附。予以颂考之，每篇皆十五传耳，则几无颂者宜皆非向所奏书，不特自陈婴母为断也。颂云画之屏风，而史有颂图在八篇中，莫得而考。以向所序书多散亡，独此幸存而完，复为他手窜疑于其真，故并录其目而以颂证之，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余二十传，其文亦奥雅可喜，故又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公武按： 《隋经籍志》有刘向《列女传》十五卷……今回删此书为八篇，以合汉史，得之矣。至于疑《颂》非歆作，盖因颜籀之言尔，则未必然也。二十传岂项原所作邪？

由上面四书的著录可以看出，《玉海·艺文》的编题著录和其他三部目录著作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做法相比，前者十分便于使用和指导阅读。具体说，有以下四个优点：

第一，查找书籍十分便利。“汉列女传”编题上冠汉朝代名，很容易根据朝代先后去搜查到《列女传》一书。而其他三书，因为没有时间指示线索，翻找《列女传》时，往往要对该类所收书籍查阅一遍，翻寻至后面时方能找到(《列女传》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列在杂传类的后面)。

第二，阅读指导作用更强。在“汉列女传”编题中，汉《列女传》，即刘向所编《列女传》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记载女子事迹的书，后来由该书影响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女训书系列。因此，刘向《列女传》在女训书籍中的地位当首屈一指。“汉列女传”以此书为编题题目，就反映了该书在女训书籍中的重要位置，说明了解女训书，《列女传》为第一必读书，这就对阅读起着很强的指导作用。而其他三部目录，刘向《列女传》都与其他女训书籍并列著录，很难看出，刘向《列女传》的重要地位，因而，根据著录，就难以起到很好的阅读指导作用。

第三，指导对其他目录著作的利用。在“汉列女传”下，辑录《隋志》资料： 《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又七卷，赵母注； 又八卷，高氏撰。《颂》一卷，刘歆； 又一卷，曹植。《赞》一卷，缪袭。后来又辑录《隋志》： 项原《列女后传》十卷，皇甫谧《传》六卷，綦母邃《传》七卷，杜预《要录》三卷，《女记》十卷。这是因为，缪袭以前的著作，或是为《列女传》作注，或是为其作颂，作赞，其后来所辑书籍则是受刘向《列女传》影响而另撰写的女训书。《玉海·艺文》把《隋志》对女训书籍的著录分作前后两个部分，可见是进行了一番梳理的，这可以指导利用《隋志》中《列女传》与其他女训书。这是其他三部目录都难以做到的。

第四，知识容量大，有系统，便于学习。“汉列女传”中，关于《列女传》，关于女训书籍的文献材料，从《汉书》的记载，《隋志》、《唐志》的著录，到宋人曾巩的《列女传目录序》，以及正史如《汉书》、《晋书》、《南史》，另外还有类书《艺文类聚》等等，一切有关资料都一一网罗，甚至小至《文选注》曾引用曹植《列女传》也列为一条。但这么繁多的材料，都以《列女传》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关女训书籍的系统介绍，因而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利用起来也并没有芜杂和枯燥之感。而其他三部目录对《列女传》和其他女训书的著录，各书彼此处于同等位置，不仅不便于指导读书，并且枯燥乏味； 内容只有书名、卷数、作者，也嫌过于简略。《郡斋读书志》虽然内容较多，但只是对《列女传》一书有指导作用，而并未涉及其他大批的女训书籍。

总之，《玉海·艺文》的编题著录法和以前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做法相比，具有明显的实用作用。一是其编题题目冠以朝代名，并按朝代先后排列，因而各类中的典籍也基本按朝代先后排列，这就非常方便检索。如“唐集贤注记”、“魏皇览”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宋人编著的书籍，一般是冠以帝王年号、庙号，如“嘉祐仁宗实录”、“熙宁英宗实录”、“乾道资治通鉴纲目”等是冠以宋代帝王年号，“孝宗日历”、“仁宗君臣政要”等则是冠以宋代帝王庙号，根据宋代帝王在位的先后，所用年号的先后，仍然可以按时间去寻检书籍。这是因为宋代时间近，书多，故以年号区别。另外，也有少量编题并没有冠以朝代名，如杂史类有“帝王要”、“左史”，书目藏书类有“李淑图书十志”，等等。

二是编作题目的书籍，往往是相类或同类书籍中比较有重要价值的代表性书籍，甚至可以说是必读书。除“汉列女传”这一编题用的是刘向《列女传》，“汉史记”编题用的是司马迁《史记》。在“汉史记”中，还有诸家《续史记》及裴骃《史记集解》以后所有关于《史记》的注解、音义等书和一切相关文献来源，但司马迁《史记》是这编题的绝对中心，是了解《史记》系列书所当读的第一本必读书。又如“晋博物志”编题用的是张华《博物志》，但除著录《博物志》与以后收辑的与其相关文献的来源，还有和《博物志》相类的干宝《搜神记》、魏文帝《列异传》等书籍，可看出，《博物志》在此编题中是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书籍。这种以内容为中心的编题，因为同时又汇集了上下左右的相类或同类书籍，因而容纳了丰富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小的知识系统体系，阅读和利用起来，比一书为著录单位的著录方法要生动和有趣得多。

当然，这种编题也有它的不足。如编题有大有小，大到几千言，[38]如“汉七略·六略·别录”，小到只转录其他目录著作的著录，如[39]“唐海潮赋”仅为： “《志》： 卢肇，一卷。”和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著录并无不同。所以，《玉海·艺文》编题的实用性，是相对于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著录法而言，其对阅读的指导作用，还受类书辑录资料特点的限制，而显得有些不太整齐。

四、《玉海·艺文》的文献价值

在《玉海·艺文》中，各编题下都尽可能多地收辑了丰富的目录文献资料。这是王应麟追求“通儒”的结果。王重民先生认为，《玉[40]海·艺文》是受郑樵“会通”思想指导的结果，“广泛地利用了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凡是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及前四史中的诸家注解以及《文选》、《世说》、《水经》等注，重要类书，宋代的实录、会要，总之，王应麟以前的所有重要古籍，凡有和图书目录资料相辅助、[41]相补充、相发明的地方，他都编录在《玉海·艺文》之内”。可以说，王应麟编《玉海·艺文》时，没有辑录范围的限制。这是类书辑录资料的方式，也是目录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即目录资料极为丰富)时，目录著录的必然趋势。但王应麟的辑录范围过于广阔，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非要有广博的学问不可，从而使《玉海·艺文》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具体说来，《玉海·艺文》的文献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辑佚价值《玉海·艺文》内保存了我国元代以前极其丰富的目录文献资料，尤其是当时珍藏在宋代秘阁中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书中的目录资料，还有宋代重要的国家书目，以及关于宋代图书收藏管理等的资料。这些珍闻秘籍历经天灾人祸，早已散失殆尽，保存在《玉海·艺文》中的这些资料，就显得弥加珍贵，可以从中辑出一些重要的亡佚著作，为部分恢复它们的原貌提供了线索和可能。《玉海·艺文》可以为亡佚典籍恢复原貌提供线索，它的这一价值，我国学者早已发现并利用。早在清代，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就利用了《玉海·艺文》。《宋会要》是关于宋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宋朝曾先后十多次编修《会要》，但原稿早已散佚几尽。《玉海·艺文》内不仅保存有十多次《会要》的编修情况，而且在“庆[42]历国朝会要”条中还记载： “总二十一类，别为八百五十二门。”特别重要的是，它还列出了这二十一类的名称是： “帝系、后妃、礼(分为五)、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43]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这就为《宋会要》辑佚提供了恢复原貌的大纲。徐松“已按‘《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44]也就是二十一大类，将辑本内容作了初步划分与编排”。后来嘉业堂整理《宋会要辑稿》时，“还是按照《玉海》所载《庆历国朝会[45]要》的顺序”，即二十一大类的次序。另外，《玉海·艺文》内还保存了许多《宋会要》的具体内容，它又可以作为《宋会要辑稿》的参校本。

除了对《宋会要》有辑佚之用，《玉海·艺文》更是被看作目录辑佚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北宋最重要的国家目录《崇文总目》，在长期流传中亡佚殆尽，尤其是书中的解题和序言，早已不见流传。清嘉庆四年(1799)，钱侗等人就以《玉海》作为重要的辑佚来源，从《玉海·艺文》及其他书中辑出《崇文总目》的佚文，重新编成了五卷本的《崇文总目》，还有一卷《补遗》。又如《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收书最多(44486卷)和最重要的目录，但此书早已亡佚。民国二十一年(1932)，赵士炜对此书进行辑佚，也以《玉海·艺文》作为最重要的辑佚来源，编成了五卷本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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