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 大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东方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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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 大本试读：

开篇语

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人的发展史。从距今大约七八百万年的腊玛古猿到大约170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这个漫长的时代，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形成的时期。从距今200万~1万年前是我国的古人类从直立人，经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的完整进化过程。大约从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的生存开始从依赖单纯的采集、狩猎型经济逐步转变为以经营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特征的生产经济，于是发生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在距今7000~5500年左右的仰韶前期文化时代，在我国一些文化较发达的中心地带，已经率先迈开了走向文明的历史步伐。大约在公元前3500~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我们祖先能够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我国的历史发展由此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直至公元前2000年夏朝建立，其间经历了约1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夏朝的建立，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古代文明时代。

大事年表

距今约800万年 被认为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的腊玛古猿，云南开元、禄丰一带。

距今约500—100万年 处于能人阶段的南方古猿，湖北始建、巴东，广西南宁。

距今约240---200万年 安徽繁县人字洞：古人类制品和骨制品。人类进入旧石器时期

距今约200万年 巫山人

距今约180万年 西侯度文化

距今约170万年 云南元谋人

距今约100万年 东谷坨文化，我国华北地区早期直立人的活动痕迹。

距今约80----75万年 陕西蓝田人。

距今约70----40万年 长江以南最大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贵州省黔西的观音洞文化。

距今约70-----20万年 北京人。

长江以南最大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贵州省黔西的观音洞文化。

距今约28万年 金牛山人、大荔人。

距今10万年以上 许家窑人

距今约10万年 马坝人、丁村人

距今约5万----3万年 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宁夏水洞沟遗址和蒙古乌旗萨拉乌苏河沿岸遗址。

距今约3万年 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

距今约1.8万年---1万年 山顶洞人。

距今约1.7万年---1万年 台湾南部左镇人，迄今为止在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公元前10000年 广西桂林庙岩、湖南道县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均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颗粒，这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标本。

公元前12000年---前10000年 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庙岩、河北阳原于家沟发生陶器，应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陶器。

公元前7400年----前6800年 湖南黔阳高庙遗址

公元前7300年----前6100年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直接源头。

公元前7000年----前5800年 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公元前6210年----前5420年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国内现存年代最久、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遗址

公元前6000以上 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古城址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城

公元前6000年 裴李岗文化

公元前6000年---前5000年 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

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 内蒙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遗址

公元前5000年以上 河姆渡文化

公元前5000年---前4300年 半坡文化

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 尚处于母系氏族的马家浜文化

公元前4500年----前4000年 上宅文化

公元前3300年----前2600年 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崛起一批史前古城

公元前3400年----前2000年 以发达的彩陶文化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

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 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犁铧，标志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 铜石并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

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 半山-----马厂文化

公元前2000年 齐家文化距今200~公元前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开篇语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人类在体质演化上经历了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由猿人逐渐向现代人进化。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过着集体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中期出现了骨器，晚期已经能制造简单的组合工具，而且开始形成了母系氏族。在这一时期原始宗教萌芽。直立人

开篇语

直立人即猿人，中国境内发现的不同时期的直立人，包括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和县人等，它仍带有猿类特征，如头盖骨低平，眉骨粗壮，吻部前伸。但比猿人阶段要进步许多，脑量也增大很多，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毫升，蓝田人的脑量为780毫升。分别生存于早更新世早期至中更新世末期这一漫长的时段内，他们的活动创造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巫山人

巫山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掘出一段带有2颗臼齿的残破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化石以及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1986年又发掘出3枚门齿和一段带有2个牙齿的下牙床化石。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包括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剑齿虎、双角犀、小种大熊猫等116种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巫山人”的婚姻还处于杂交阶段，不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他们时刻受到疾病和野兽的威胁，寿命很短。他们死后也没有安葬和悲伤的意识，尸体有可能就被野兽或者同类吃掉了。

巫山人生活场景

专家从出土的化石推断出巫山人的生活场景：

200万年前，“巫山人”思维意识还处于混沌初开时期，龙骨坡的山洞里居住着一群人，他们主要靠采摘野果和狩猎为生。白天，一群强壮的人外出围猎，用石头和木棒将老年或幼龄的动物打死，带回山洞。遇到大型动物无法搬动时，便将肉最多的前、后腿砍下背回。

老人和小孩则留在山洞里，或在附近采摘野果。山洞也不是归他们独占，有时是他们居住，有时则是其他动物居住，有时人将动物吃了，有时人则被动物吃了。那时，他们还不懂得用火，他们聚集在洞口，依靠洞口的亮光共同进食，用打制的粗糙石器将肉从骨头上割下来食用，然后用石器将骨头砸碎，吸食骨髓。

西侯度文化

西侯度遗址发现于山西芮城西侯度村高出黄河河面约170米的阶地上。共发现石制品32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原料绝大部分为石英岩，少数几件为脉石英和火山岩。根据对石核和石片的观察，打片采用了锤击、砸击和碰砧3种方法。小型的漏斗状石核和有棱脊台面的石片，反映出石器工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石器主要用石片加工，有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石片加工技术的标志。刮削器有凹刃、直刃、圆刃之分。砍斫器有单面加工和两面加工两种，以前者为主。这里发现的人类用火的痕迹把人类的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30万年。

与文化遗物共生的动物化石除鲤、鳖和鸵鸟外，还有22种哺乳动物。它们包括巨河狸、鬣狗、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以及双叉麋鹿、步氏真梳鹿、粗面轴鹿等一批鹿类，属早更新世的动物群。

西侯度的遗物虽然埋藏在河流沉积的砂层中，但来源不会太远，可以说明当时人们是沿河岸地带活动的。遗址出土有鱼类和巨河狸，证明当时这里有较广的水域。哺乳类中绝大部分是草原动物，也有适于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动物，表明当时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属暖温带以北的种类，则说明当时的气候可能比今天凉爽干燥。

元谋人

1965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元谋人是我国发现的早期类型的直立人的代表，证明了中国人的历史起源和存在。

从含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发现了几件刮削器；一些有明显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说明当时已会制造骨器和简单的工具了。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人兽杂居

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17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爪蹄兽、最后枝角鹿等第3纪残存动物在这里出没。再晚一些，则有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存，元谋人使用的石器捕猎它们。

蓝田人

蓝田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直立人。分别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公王岭的蓝田人化石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属于一个成年女性。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眉脊骨粗壮，骨壁厚，脑量小，估计为780 毫升，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在蓝田人化石的层位中发现有大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石器。加工方法为简单的锤击法，石片一般未经第二步加工即付诸使用。陈家窝的蓝田人化石有下颌骨，属于一个老年女性。公王岭蓝田人距今大约98~67万年，陈家窝蓝田人距今约65~53万年。共生的动物群有四十一种。公王岭动物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如其中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貘、毛冠鹿和秦岭苏门羚等，都是华南及南亚更新世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公王岭动物群中存在着这么多的南方森林性动物，表明当时蓝田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林木茂盛。

北京人

北京人化石首次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被命名为第一地点的洞穴中。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此发现原始人类牙齿、骨骼和一块完整的头盖骨。并找到了北京人生活、狩猎及使用火的遗迹。后经历次发掘，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胫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1万~23万年，属直立人。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早期石器较粗大，中期石器形制变小，晚期石器更趋小型化，表明北京人在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已懂得选取岩石，制作石器，用它作为武器或原始的生产工具，与大自然进行斗争。根据出土物可以证明，北京猿人过着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

告别茹毛饮血时代

懂得用火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另一标志。从周口店的遗址中，从上到下发现13层含有文化的堆积，其中4层面积较大。在堆着厚厚的灰烬中发现许多烧过的兽骨，并且兽骨已被敲碎，吸出其中的骨髓。这说明北京人猎食了这此野兽。这不但表明北京人确实已经摆脱了茹毛饮血的野兽阶段，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其也表明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会保存火种。

小长梁遗址

小长梁遗址在河北省阳原县官亭村西北500米的地方，地处泥河湾盆地内，是1978年发现、发掘的。其时代与东谷坨石器地点相当，约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为100万年左右。发现的生产工具除石器外，还有人工痕边的骨片，可能是骨器，未发现木器。

小长梁遗址在桑干河盆地中的桑干河右岸，自然环境与东谷城大体相似。从动物群分析，食草兽如古菱齿象、腔齿犀、三门马、三趾马、鹿、羚羊等占的比例很大，其中除象、犀、大型鹿为森林动物外，其余都是草原动物。食肉兽只有鬣狗一种，比例很小。它是草原——灌丛地带的动物。据此可以推断，该处遗址是草原——稀疏林环境，气候寒凉，是以狩猎为主的地区。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在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村西北侧的许家坡，位于泥河湾盆地内的桑干河右岸，是1981年发现、发掘的。这地点的文化遗物属早更新世末期，在100万年前，约与小长梁旧石器遗址同时，晚于西侯度、元谋遗址，早于蓝田人遗址。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包括石器和骨器，以石器为主。

在石器地点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经初步签定有8个种。原谷坨先民不仅猎取小动物，还猎取大型动物，如犀、象之类。既猎取食草兽，如三门马、野牛、古菱齿象等，又捕捉大型食肉动物，如熊、狼。狩措是主要的经济手段，他们食其肉，还敲骨吸髓，所以动物化石多是破碎的。在地层中发现的石器以与狩猎相关的刮削器为主，在石器中占的比例很高，形式多样，而且有些器物相当精致。尖状器小，也和狩猎有关系。

采集是经济活动的又一个方面。东谷坨蛇先民一方面从事狩猎取得肉类食物；另一方面从事采集，取得植物性食物。和采集有关的尖状器居石器的第二位。泥河湾盆地有草地有疏林，有可供采集的资源，但不如密林地区丰富。

郧县猿人遗址

郧县猿人遗址——龙骨洞，在湖北省郧阳地区郧县梅铺乡杜家沟村东面的寨粱子山坡上，是1973年发现，1975年发掘的。共发现有2枚猿人牙齿化石(后又调查发现1枚)，人工打击痕迹清晰的石核和20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时代上早于蓝田人(或与蓝田人相当)，约在80万年前(或更早)。在龙骨洞中仅发现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清晰的石核，未发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与人齿化石伴存的20种哺乳类动物化石，还发现水族的化石，这是渔猎生活的反映。陆生动物小至猕猴，大至象、犀，甚至凶狠的熊和野狗，都是郧县猿人猎捕的对象。此外，还捕捉鱼鳖之类的水族动物。渔猎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活动。据推测，他们还从事采集，采集的东西没有保存下来。

匼河遗址

匼河遗址在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西北的匼河附近沿黄河东岸和北岸的北自独头，南至洞口南沟的地区，是1959年发现，1960年调查和发掘的。在13.5公里的地区内，共发现属于更新世中期较早阶段的含化石和石器的地点11处，发现了石器、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这个遗址群的时间比北京人早，相当于周口店第13地点，距今约60万年左右。

生产工具只发现石器。匼河人制取石片采用直接打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从石核上剥下石片，多数不经加工，即行使用。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二次加工者以单向加工为主，也采用交互打击、对击和纵横打击等法。石器类型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石球等，以刮削器为主，个体较大，制作粗糙，多保留岩面。原料除少数使用脉石英外，绝大多数使用硬度大、韧性强的石英岩。匼河和蓝田、丁村属于大石器系统。

含石器的地层中伴存着如下所述的动物群，说明匼河人是捕食哺乳类动物和水族的，狩猎是其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之一。石球的出现，不但反映狩猎经济，而且反映狩猪水平的提高。这里很少见凶猛的食肉兽，这是狩猎的有利条件。三棱大尖状器的发现，说明采集是匼河人经济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采集植物的果实、籽粒、茎叶和块根，还拣拾蚌类。遗址发现用火遗迹，匼河人可能是熟食者。

观音洞遗址

观音洞遗址在贵州省黔西县沙窝区沙井乡，是1964年发现，以后进行过4次发掘的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猿人化石，但出土的石器是相当丰富的。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这个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对了解江南地区古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旧石器各文化之间横的和纵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其时代可能比郧县猿人为晚，较北京人为早或相当。

这里未发现骨器，但石器相当丰富，共发现3000多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少数用石核和石块制成。石器的修制以单向加工为主(以向背面加工为主)，也有少数采用错向、交互和对向加工的，多刃器的修制则几种方法配合使用。石器都经过仔细加工，有刮削器(包括端刮器和凹缺刮器)、砍砸器、尖状器、石锥(新器种)、雕刻器等，以刮削器为主，形状多欠规则。石器有自身的待点，但和元谋人、石龙头(大冶)石器有相似之处，也和北京人、蓝田人、丁村人有相似之处，显示了旧石器文化的传承关系和相互影响。

观音洞人类的社会经济以狩猎为主，兼采集。从生产工具分析，用于狩猎生活的刮削器占60％以上，主要用于采集的尖状器只占4.7％，可见狩猎的比重很大。从伴存的22种哺乳类动物化石来看，狩猪同样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蜗牛、陆龟可能是采集的对象。

和县猿人遗址

和县猿人遗址，在安徽省和县陶店乡汪家山北坡的龙潭洞，是1980年元月发现的。最初发现了几件石器、骨器和一批动物化石，10月发现了1个有2/5的人牙齿冠；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发现了两个完好的牙齿和一段下牙床；11月上旬，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这是长江下游首次发现猿人化石及其遗存。时代为更新世中期，稍晚于北京人，约在30万年前。和县猿人的体质特征，同北京人很接近，但也有些差异，较北京人进步。其头盖骨中等大小，脑壳厚，额骨低平，有矢状脊：眉骨粗隆，相连在一起；眉骨与额鳞中间平缓，不像北京人宽而深凹；眶上圆枕突出，向后向下延收，向顶渐渐收缩，接近爪哇人，与北京人有显著减小者不同；颅骨较宽，最大部分在乳突上方，比北京人的位置高；脑后有突出的横枕脊。有些地方不像北京人，而接近蓝田人和爪哇人，如颅骨较宽、眶上圆枕和额部之间有浅沟，不保北京人有宽而深凹的沟；眉骨后方缩窄。他们可能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雏型。

遗址仅发现几件石器和骨器。在出土的大批碎骨片中，有些被认为是骨器，打击和加工痕迹清楚，类型稳定，有使用痕迹，如有一端粗，一端呈铲形的；有呈圆盘状的。

和县猿人遗址种类繁多的动物化石的出土，说明狩猎(包括捕鱼)是和县猿人经济的重要方面；在遗址中发现成层的破碎的多种动物化石，当是猿人捕获野兽，食其内、敲骨吸髓的结果。那里的动物既有北方、南方类型的，也有西部中高山地类型的，多达51种。几个类型动物群混合，加以河湖水域多，有众多的水族类，当是狩猎的好地方。他们对肉类是熟食的，烧骨就是例证。和县猿人还从事采集。根据植物孢子花粉分析，那里有种类众多的树木和草类，有可供采集的东西。可能松、柏籽、酸枣和禾本科的籽粒，是猿人采集的对象，此外还挖穴捕捉鼠类。

沂源县猿人遗址

沂源县猿人遗址，在山东省沂源县骑子鞍山东麓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是1981年发现的。在裂隙的红色土中和表面上，发现人骨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这是中国东部地区首次发现的猿人化石和文化遗存。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沂源猿人额骨低平，有明显的矢状脊;眶上圆枕发育，外侧向后下延伸，额鳞间有眶上沟；头骨壁厚七、八毫米；眉骨粗壮；牙齿具有原始性质；和北京人较接近。

生产工具只发现石英岩制品1体。与人化石伴存的动物化右有10多种，这是从事狩猎的反映，但是也不能排除采集。从动物群分析，三门马、肿骨鹿等是草原动物，梅氏犀、李氏野猪等是森林动物，可知遗址附近既有草原，也有森林，是草原——森年景观。上述动物群也是北京人住地的动物群的主要成员，推测其气候接近周口店，是温暖湿润的北温带气候。早期智人

开篇语

大约在距今二三十万年的中更新世末期，人类的体质形态开始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年代较早、体质特征较为原始的有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一般被学术界视为由直立人向智人的过渡形态。年代较晚的典型智人主要有马坝人、长阳人和丁村人等。早期智人的眉嵴仍比较粗壮，并且头盖骨向后倾斜，颔骨向前突出。但是，他们制造的工具比直立人制造的更为先进，除石器外还有骨器。从生活遗迹来看，他们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会人工取火。

金牛山人

金牛山人于1984年发现于临近渤海的营口永安乡金牛山的一个洞穴中，其头骨、脊椎骨、肋骨、髋骨和四肢骨保存相对完整，为一位年龄在25~30岁之间的男性个体，其生存年代距今约28万年。对比北京人化石该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骨化石较北京人化石更加完整。从头骨壁的厚度小于北京猿人而大于现代人这一点判断，金牛山人是猿人与智人的过渡类型。同时与金牛山人化石共同发现的遗物有骨器、打制石器、烧骨和灰烬。此外，该遗迹还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如剑齿虎、肿骨鹿、梅氏犀、大河狸、三门马等，多达70种。其中如犀、鹿、熊等，曾是金牛山人的猎物。出土的化石显示了金牛山人群居洞穴、肢解动物、围火烧烤、敲骨吸髓的生活场面。

大荔人

大荔人于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县解放村甜水沟，为一青年男性的基本完整的头骨化石。其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头顶低矮，前额扁平，上方有一横沟（这些表现出直立人的原始特征），但吻部不甚突出，颧弓细弱，颞骨鳞部不呈三角形而呈圆鳞状，面部扁平，脑容量为1120毫升，这些是智人的进步特征。大荔人生存年代，与金牛山人大体同期。

许家窑人

许家窑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西阳高许家窑村和与其紧临的河北阳原侯家窑发现，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丰富、规模又大的遗址。这一带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主要有顶骨11块、枕骨2块、附有4颗牙齿的左上颌骨1块、右侧下颌枝1块、牙齿2枚。这些化石材料分属1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许家窑人的头骨骨壁较厚，顶骨内面较复杂，颅顶较高，头骨最宽大的部分比较靠上，吻部不太突出，下颌枝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结构比较复杂，其纹饰和北京猿人的牙齿相近。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既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比较接近干现代人，属于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形态。

许家窑遗址

许家窑所发现的文化遗物中，石制品、骨器和哺乳类动物化石的数量都很多。许家窑人的石制品至今所发现的有3万多件，其类型虽然和北京猿人的石器属同一传统，但在技术上却大有进步。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孔器、砍斫器和石球等多种。这一带遗址中发现的石球有1500多件，最大的重1284克，最小的只有112克。这些石球的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专家推测，这是一种用作投石索的狩猎工具。

与人化石一起，出土了上万件石制品、骨角制品和大量野马、野驴、大角鹿、梅花鹿、羚羊、披毛犀、原始牛等草原动物化石。这些动物骨骼多半被砸碎，加上石器中有上千件可能是充当打猎武器的石球，还有钻具、锯齿刃器等肢解猎物的工具，说明许家窑人是草原上出色的猎人。从动物群来看，许家窑人生活的时代可能是更新世晚期的前部，大约距今10万年。

马坝人

马坝人，1958年6月发现于广东韶关马坝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为一个中年男子的头盖骨化石。头骨呈卵圆形，颞线不明显，无顶骨孔。头骨的最宽处约在乳突上脊稍上，颅顶正中有类似矢状脊的结构，但不如北京猿人明显。额骨鳞部有一宽广的额隆起，垂直而下，与眉脊眉间部之间有一明显的沟相隔。眉间最向前突出，眉脊粗厚，向前和向两侧突出。额骨在眉脊后方明显收缩，类似猿人。头骨厚度不及猿人，眼眶上缘是圆弧形，鼻骨相当宽阔，与猿人相似，与现代人不同。

马坝人头骨形态虽然比北京猿人的进步，但也有许多性状与北京猿人相似，说明与北京猿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与欧洲的一般尼安德特人性状也有些相似，但存在着更大的差别。马坝人是华南地区一项重要的早期智人类型化石。

在与马坝人同期的洞穴沉积层中，还发现有大量第四纪动物化石，包括虎、大熊猫、熊、狗、獾、中国犀、貘、东方剑齿象、鬣狗、野猪、鹿、羊、猴等几十种。其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0万年。

长阳人

长阳人，1956年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西南下钟家湾村一个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化石为一个上颌骨和一枚臼齿。它们既有一些原始特征，如鼻腔底壁不如现代人那样凹，犬齿比较发达；也有许多地方与现代人接近，颌的倾斜度没有北京人的显著，鼻棘角窄而靠前。总体而言，较北京人要进步一些。

长阳人生活的大山区，洞穴极多。这种环境为长阳人提供了生存条件。在与长阳人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以嫩竹为食的竹鼠、大熊猫，说明当时这里有大片竹林；而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和鹿类的存在，则说明附近还有开阔的林边灌丛和草原。以上动物都是喜暖的，所以当时这里的气候是温和而湿润的。

丁村人

丁村人，1954年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遗址分布于汾河两岸，在这里发现了3 枚小孩牙齿和一块小孩顶骨残片。右上内侧门齿齿冠舌侧中部低陷，两侧增厚并向内卷，使舌侧呈铲状，特称铲形门齿。舌侧接近齿根的部分有明显的舌侧隆突，由此延向切缘有两条指状突。右上外侧门齿也呈铲形，并有不明显分离的舌侧隆突。铲形门齿是黄种人和中国其他人类化石都具有的特征，与白种人显然不同。舌状隆突和指状突的发达程度则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齿根缺乏纵行浅沟，且较细小是与现代人相近的性质。右下第二臼齿，可能与两个门齿属于同一个体。齿尖分布为十字型。其相对高度比北京猿人大，咬合面的纹理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根尚未充分形成，但估计也较细弱。总之三枚牙齿的形态都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顶骨属于大约两岁的幼儿，后上角有缺刻，可能意味著这个小孩具有印加骨，这是与北京猿人相近的特征。

丁村人遗址

丁村人的石器分布在汾河两岸，主要用黑色角页岩制成，打制技术较为进步。石器的类型丰富多样，有单边砍斫器、多边砍斫器、多边形器、石球、三棱大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在遗址内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不少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纳玛象、披毛犀、野马、野驴、斑鹿、羚羊、野猪、水牛、原始牛、熊、獾、狼、狐、貉、河狸、短耳兔、鲤鱼、青鱼、鲩鱼、厚壳蚌等。

鸽子洞遗址

鸽子洞遗址，在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是1973-1975年发掘的。遗址在靠近大凌河岸的高出地面35米的悬崖上，崖上有一所面向东南的高敞的岩棚，岩棚内有若干小洞，其中有一个洞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该洞因鸽子栖后，故名“鸽子洞”。

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加工以单向为主，类型较稳定，刃缘规整，修理较细致。石器的大小与制作方法，和北京人及周口店15地点相似，但比北京人进步，如成器率高和精致石器所占比例大。石料主要是石英岩。从生产工具分析，鸽子洞人用于狩猎的刮削器数量多，加工最精致，可知狩猎所占的比重大。石器的大小与周口店第1、第15地点的相似，尖状器是小型的，说明社会经济以狩猎为主。当然在从事狩猎的同时，仍从事采集活动，不可能只搞单一的经济。鸽子洞遗址发现30多种动物化石，这是狩猎的证据。在这些动物群中，主要狩猎对象是羊、马、鹿，尤以岩羊为最多。

鸽子洞人是使用火的。对肉类是熟食的。遗址中发现了被烧烤过的岩羊牙齿化石，有50厘米厚的灰烬层。

周口店第15地点

周口店第15地点，位于龙骨山的东南坡，离北京人化石地点约70米，是1934、1935-1937年陆续发现的。只发现石器、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未发现人骨化石。在时间上稍晚于北京人。发现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平圆状器和两面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多为大型，类型上和北京人的类似，两面器、平圆状器不见于北京人化石地点。石器较精致，打制技术比北京人进步，如砍砸器是用大石片打制的，对刃缘的相对一端加工成手握部分，这无疑是打制技术的进步。两面器有大小两型，都是石片加工而成的一端椭圆，一端较尖的工具。石料多为石英、砂岩和燧石。在文化堆积的上下层之间，有一层较厚的灰烬，在上下两层的堆积中，也发现了灰烬或烧骨，这是古人用火和熟食的例证。

在文化堆积中发现78种动物化石(哺乳类38种，鸟类45种)，反映15地点人类是从事狩猎的。鸟类在狩猎中占很大比例，反映狩猎能力有显著提高。他们还从事采集，成为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方面之一。发现的动物中，有习惯于沙漠地区的安氏鸵鸟，有适合于森林中生活的虎、象，有适合于草原环境的马、赤鹿、肿骨鹿等。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北京人的差不多，有森林、有草原、有干燥的沙漠地带，是个有利于采集和狩猎的地区。

第15地点原来是个洞穴，后来因遭到侵蚀而坍塌了。遗址南北长16米，东西宽13米，西面和南面还存在石灰岩壁。洞内堆积全部为角砾岩，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黄色土。内含石灰岩碎块和白色灰质结核；下层为红黄色土，内含石灰岩块。上下层之间有一层较厚的灰烬，上下层中都有石器、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灰烬和烧骨)，但化石、石器以上层为多。从洞内堆积看是一个居住了较长时间的洞穴。

新洞人遗址

新洞人遗址，在周口店龙骨山南坡的新洞。其中第4地点早在1927年就发掘过，发掘结果在外国人手中，下落不明；1937年又进一步发掘。1967年发现新洞，1972年发倔出10几种动物化石和灰烬。1973年对新洞和第4地点进行正式发掘，结果计发现人牙l枚、动物化石40多种和一些石器。第4地点和新洞堆积层位一致，故概称“新洞”。在时间上属于晚更新世初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在17.5-13.5万年之间。

在洞内和第4地点发现脊椎动物化石达40多种，并且鸟兽骨骼多是破碎的，多在灰烬周围，与烧骨、烧石并存。就动物的个体来看，啮齿类最多，占第一位，主要是鼠类，小动物的个体有几千个，其次为偶蹄类的鹿类。这说明新洞人不但猎取小动物，而且猎取大型动物，并经过烧烤后熟食的。新洞人还进行采集植物性食物和虫鼠。上面提到鼠类是占第一位的食物，还发现被烧过的朴树籽化石，这说明采集和植物性食物的熟食是存在的。采用烧石，便于烧烤肉类和籽粒类食物。

用火能力的提高

新洞人掌握和使用火的能力提高了。灰烬层厚，由第一水平层延续到六七水平层，以40°的倾斜向西北延伸。烧骨多，小动物的每个种类都有被烧过的个体，还有青蛙和鸟类的肢骨，也有鹿、象等等大动物的骨骼。发现一粒被烧过的朴树籽化石。灰烬中有动物化石、石器和少量石头(烧石)。根据资料分析，新洞人熟食范围确乎比猿人扩大了。牙齿变得比猿人纤细，也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新洞(包括第4地点)为一石灰岩裂隙和一个石灰岩溶洞，位于龙骨山的南坡。洞口向南，高出周口店河床46米。第4地点为一岩石裂隙，无洞顶，再往里为新洞。裂隙部分狭窄，洞内较宽大。洞很长，呈弧形，由南向东北延伸。洞顶和堆积向东南倾斜，底部基岩为奥陶系灰岩，是一个阶地型洞。裂隙和新洞就是新洞人的“家”。根据灰烬层的分布，裂隙厚而在洞内渐薄，可能新洞人在裂隙保存火种和烧烤食物，而在洞内住宿。

新洞人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很久，灰烬层从第一水平层延续到六、七水平层，以40°的倾斜，向西北延伸，一般宽1.1米，厚90厘米，最厚处宽2米、厚1米多。

桐梓人

桐梓人地点位于贵州省桐梓县西北15公里的一山洞内，地属九坝公社云峰大队生产区内，当地叫岩灰洞。1971年发现并进行了发掘，次年再次进行了发掘，在被搬运过的更新世晚期的堆积中发现了一些人牙化石、两块烧骨和12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器。此外，在其相邻洞穴内的黄色堆积中，也曾发现一件刮削器。

人类牙齿一枚是右上内侧门齿，一枚是右上第一前臼齿。门齿粗壮，有发达的底结节，齿冠侧缘向舌面增厚，呈铲形。牙齿的齿根趋向根尖逐渐变细。齿根两侧无沟的痕迹。在颈部齿冠和齿根直接相连，无收缩。齿冠和齿根的交界在唇面和舌面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前臼齿不完整，齿冠颊面和颊侧齿根缺失。齿冠的颊舌径和近中远中径都较大，显得相当粗壮。颊侧近中远中径大于舌侧，舌面呈球面隆起,但横向曲度比矢向曲度大,致使舌面显得陡峻，无凹陷或脊。

在岩灰洞中共找到石器材料12件，大部分是以燧石为原料，加工粗糙，用锤击法打片，用自由打法修理石器，以单项加工为主，错向加工的仅一件标本。

在该洞发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大部是零星的牙齿，有金丝猴、长臂猿、硕豪猪、古爪哇豺、大熊猫、最后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等20余种。以哺乳动物群来看，桐梓人生活的时代是更新世中晚期。晚期智人

开篇语

大约在距今5万年的晚更新世晚期，人类的体质由早期智人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相对于早期智人又称古人，晚期智人也称新人。新人的体质特征是：额部较垂直，眉嵴微弱；颜面广阔，下颏明显；身体较高，脑容量大。这些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会制造磨光的石器和骨器，已学会钻木取火。此外，他们还会用大兽皮等修建简单的房屋，用骨针缝制衣物，还创造出了原始的艺术。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常常能够发现绘画、雕刻和装饰品，绘画的内容多与狩猎活动有关。此间，世界上三大人种已基本形成。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均具原始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因此，中国的晚期智人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从晚期智人开始，中国的文化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

河套人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发现河套人化石，包括1922年发现一枚小孩上外侧门齿，1956年发现的左侧股骨的下半段和一块右侧顶骨破片，1978年和1979年发现的3件额骨，一件下颌骨残片，一件右侧股骨和一件左侧胫骨。其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河套人的体质已接近现代人，牙齿的大小也与现代人相似，但头骨和股骨骨壁则较厚，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河套人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5万至3.7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晚期智人。河套人使用的石器只经过简单的捶击法加工，体积极小，主要为刮削器、钻具、尖状器和雕刻器。同时期生存的动物有野马、普氏羚羊、原始牛等45种，现时多数已绝种。

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1933~1934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位于山顶的洞穴之中，在山顶洞中发现的人类化石，包括3具完整的头骨、3件头骨残片、4件下颚骨及残片，以及一些脊椎骨、枕骨、肩胛骨、膑骨等，还有数十颗牙齿。这些人类化石共代表8至10位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其中5位是成年人，1位是少年，1位是5岁的儿童，1位是婴儿。经碳-14测定，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为1.8万年左右。对这些人类化石的鉴定分析表明，山顶洞人的体质形态较北京猿人更为进步，已和现代人基本一致。其头骨最宽处在顶骨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内曲明显，下颌突出。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已达1300~1500毫升。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约为1.59米。山顶洞人的总体特征属于蒙古人种的特征，并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十分接近，有可能是这三个现代种族的直系祖先。

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有54种，其中哺乳动物有48种，除洞熊、鸵鸟、斑鬣狗外，其余动物今天仍出没于现华北和东北地区，由此证明山顶洞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今天的周口店一带很相似，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和草原。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鲩鱼等鱼类化石，说明山顶洞人已会捕捉水生动物，标志着人类生产劳动的范围更加扩大。山顶洞人以采集和渔猎劳动为生，在洞穴中过着群居生活。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

山顶洞人的活动

发现的山顶洞人制造的石器数量不多，只有25件，主要是砍斫器和刮削器。其制作方法与北京猿人相似。山顶洞人制造的骨角器最具代表性，尤以骨针最为典型，骨针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一些细小而又锐利的尖状器挖成的。

山顶洞人还制作了大量的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和石坠、鲩鱼眼上骨以及刻沟的骨管等。已发现的125枚兽牙，有1枚虎牙齿，其余为獾、狐、鹿、狸等的犬齿，孔均钻在牙根部位，为两面对挖而成。出土时有5件兽牙呈半圆形排列，可能作为成串的项链。用白色石灰岩制作得十分精巧的小石珠，表面还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这些发现表明，山顶洞人已经发明和掌握了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装饰品及染色技术的问世，反映出山顶洞人已具有了审美观念。骨针的制作，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缝制技术，进一步提高了人类抵御风寒侵害的能力。山顶洞人将死者葬于下室，并在其身上及周围撒放赤铁矿粉，说明他们已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

P11~20

柳江人

柳江人，1958年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洞穴中。化石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骨），两段股骨，以及髋骨、骶骨和椎骨。股骨可能是一女性个体的，其余都属于同一个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头骨有一些比现代人原始的性状，同时具有蒙古人种的许多特征，属于蒙古人种，代表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柳江人是中国以至整个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与人类化石伴出的有大熊猫、箭猪、中国犀、剑齿象、巨猿、牛、鹿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的化石，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资阳人

资阳人，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资阳人化石为一较完整的头骨。面骨保存有上颌骨的一部分。头骨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结节和顶结节都明显突起，额部较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属一老年女性个体。其基本特征和现代人相似，但也保留了若干较原始的性质。与资阳人化石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鬣狗、虎、马、中国犀、猎、麂、水鹿、大额牛和东方剑齿象等。研究者认为，这些动物化石分属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两个时代。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5～8.8米的砾石层中，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制作方法和类型与铜梁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相似。还在资阳县鲤鱼桥一带与资阳人时代相同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植物化石，有树干、树叶、种子、果壳等。研究表明，当时的地貌和今日相似，气候则较温和温润。

安图人遗址

安图人遗址，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东南5华里的石门山村洞穴中，是1963—1964年发现和发掘的。发现有人牙化石、哺乳类动物化石，并从花粉测出植物群。时代约为晚更新世，在3.6~2.6万年，是我国最东的一处遗址。

发现人牙化石1枚，系右下第一前臼齿，上宽下窄，近似倒梯形，其特征与现代人同位臼齿相近。

从共生的动物群分析，狩猎是安图人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他们猎取草食兽和肉食兽，可能以草食兽为主，草食兽中又以鹿为主。他们还从事采集，这是经济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以采集植物的果实、根茎为食，松树籽可能是主要对象；地穴中的花鼠、鼠兔也是捉捕的对象。他们夏季可能以采集为主，兼事狩猎；冬季以狩猎为主，兼事采集。居住地是石灰岩洞穴，处在山林、草原交接地带。

刘家岔遗址

刘家岔遗址在甘肃省环县半个城的龚家塬，东距县城35公里，是1977年发现的，1978年进行发掘，获得一批脊椎动物化石和石器，是甘肃境内发掘的旧石器时代资料最丰富的遗址之一。时代为晚更新世中期，约与峙峪遗址的时代相当。

生产工具有石器和角器，石器是主要的。

刘家岔遗址发现哺乳动物13种、鸟类1种，这是狩猎的明证。这些动物化石，多为牙齿和碎骨，其中绝大多数为草食动物，又以披毛犀为最多，河套大角鹿次之。猎捕象、犀、鹿这样的大型动物，没有先进的工具和方法是不可想像的。从生产工具分析，石球是很远距离打死、打伤禽兽的复合工具，可能与绳索结合，制成“飞石索”或“绊兽索”，提高了狩猎水平。用于狩猎的刮削器数量最多，形式复杂，是兴盛的反映。尖状器中的小型尖状器也多用于狩猎。

采集也是存在的，可能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用于采集的尖状器，形式多样，数量较多，鼢鼠可能是采集的对象。

峙峪人遗址

峙峪人遗址在山西省北部的朔县峙峪村，是1963年发现的材料集中而又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文化遗址。除峙峪外还有6个地点，构成一个遗址群。据碳-14测定为距今30000年。约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间阶段。遗物主要发现于峙峪遗址，其余发现很少。

发现人的枕骨化石l块，初步鉴定为现代人类型。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骨器，石器是主要的。

遗址中发现的各种动物的牙齿(5000枚)和碎骨片化石，代表10多个种属的动物。其中仅野马、野驴的牙齿化石就有4000多枚。至少有野马120匹，野驴88头，实际数目比这更多，这是峙峪人狩猎的例证。因为峙峪人善于猎捕力大善跑的大型动物——野马，所以被称为“黑驼山下猎马人”。羚羊也是狩猎的对象。

从生产工具分析，峙峪人刮削器形式多，加工精细；石镞的发明又是划时代的成就，标志着狩猎兴盛期的到来。弓矢威力远胜于石球，利用机械力量发射石镞，提高了对禽兽的杀伤能力，猎获更多的猎物。石镞的作用是刺杀，是由尖状器的穿刺功能分化而来的。峙峪人的石族镞是发现最早的，但从其加工精细程度来看，是经过较长发展过程的。复合工具的使用，使狩猎在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加大，一些地区出现了侧重狩猎的情况。

峙峪人也从事采集。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远古不可能从事单一的狩猎活动，采集是次要的经济活动。

峙峪人是熟食的，遗址中发现了多块烧骨和烧石。他们还用火取暖、防御野兽侵袭、协助狩猎和制作工具。峙峪人用的火种是人工生的。峙峪遗址灰烬层都很薄，上层厚1.5厘米，下层厚2.5厘米，两层共厚4厘米。

峙峪人的艺术品

在遗址发现1枚一面经过磨制并钻一孔的石墨卵石，当是装饰品。在遗址中发现的2万余件碎骨片中，数百件上面有刻划痕迹。骨片上的刻划纹多是直笔，数目多少不一，可能是最早的记数符号。在遗址灰烬层的下层中，发现1件长8、宽3.1厘米，前端呈钝尖，后端和一例有打击痕迹的骨片，上面刻划着两组清晰的图像。“左边的一组是一只普氏羚羊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身子略弓着，前腿蹦直；后面是两侧追来的手执带柄工具的猎人。……右边的一组是一只已经落入罗网的鸵鸟，遭到猎人的三面包围”。图像反映了狩猎活动的两个场面。这说明峙峪人除猎野马外，还猎捕羚羊和鸵鸟。狩猎的方法是偷袭和包围。文字、图画艺术品产生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又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是密切联系的。磨制并钻孔的石墨卵石也是原始艺术品。

小南海遗址

小南海遗址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南约30公里的北楼顶山东麓的洹河山峡谷中，1960年发掘，发现石器、动物化石和装饰品等，其中石器比较丰富。时代为更新世晚期，碳14测定为13000年，和山顶洞人接近。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发现的18种动物化石都是破碎的，还有丰富的烧骨，这是狩猎的证据。人们不但狩猎，并且熟食，遗址中有灰烬层，内有烧骨、烧土块和炭粒。他们主要猎取野驴和披毛犀等大型动物。旧石器晚期由于小石器的发展，狩猎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但采集仍是生活来源的一个方面。他们捉捕力大性猛的大动物，或者采用的是围猎的方法，或采用的是追逐坠崖的方法。披毛犀、野驴的个体多是老年和幼年的，可能在追逐的过程中壮年个体力大善跑而逃掉了，只捉住了老、幼个体。石器中有关狩猎的刮削器、小型尖状器数量可观、形式多样，都反映了狩猎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小南海人居住在石灰岩洞穴中。洞穴形状不明，海拔197米，高出小南海水面60米。洞内堆积厚达4米，可见居住较久。遗址中发现有将扁平椭圆呈珠状的石灰岩结核钻上孔，作为装饰品佩带。由于长期佩带，表面磨得很光滑。装饰品的出现，可能和原始衣服互相配合穿带。

小南海遗址的动物

遗址在洹河峡谷中，南北群山环峙，岗岭连绵，东面是广阔的黄土平原。在上古这里既有生长森林的山峦，也有生长野草的平原，还有比较大的水域，构成以草原为主的草原-森林景观。动物群有18种，有奇蹄目的野驴、披毛犀，偶蹄目的野猪、鹿、斑鹿、水牛、苏门羚、普氏羚羊，食肉目的洞熊、豹、鬣狗、狗獾，啮齿目的方氏鼢鼠、黑鼠，食虫目的刺猬，灵长目的猩猩，还有安氏鸵鸟。其中食草类动物比例较大，草原动物比例较大，是符合草原-森林景观的。披毛犀的存在，说明气候是偏冷的温带气候，冬夏温差大。水牛是喜暧动物，可能是季节性的热则北来，冷则南下。猩猩也是比较喜暖的动物，它的存在说明气候较峙峪遗址为暖。鸵鸟的存在，说明在不远的地方有干燥的沙漠。

富林文化

富林文化因其遗址位于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而得名。1960年发现，1972年发掘。该文化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发现有大量细小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并伴生有少量的哺乳动物和植物的化石。它是我国南方有代表性的区域性文化之一，主要分布于四川西部大渡河两岸，远在湖北的房县和贵州的桐梓也找到与其类似的石器，或许表示其分布区是相当大的。

富林文化石制品的特点是细小，石核、石片和石器都很小，只有极个别的标本长度超过 3厘米。另外，石器的修制方式以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的为主，用小石块做的石器比用石片做的石器略多，这些也是该文化的特点。迄今为止，在中国南方还没有发现与富林文化面貌相近的重要遗址，仅在川西和黔西北的一些地点，发现过大量与粗大石制品共存的细小石制品。虽然其间有一定差异，但也存在相同点，表明它们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关系。但富林文化与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某些遗存，如山西的峙峪文化，内蒙古的萨拉乌苏遗址、河南的小南海文化和甘肃环县楼房子等地的石器却有更多的相似处，都以细小石器为显著特征，同属于小石器技术传统。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21世纪的新石器时代

开篇语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新石器时代的分期

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

中期约当公元前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陶器则比较发达。

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

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约当前3500～前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即将来临。

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是我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6000~前5600年。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方式，在遗址中发现的房基，都是半地穴式建筑。发现的窖穴，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最深者可达7米之多。窖穴中发现大量炭化的粟灰。发现的组合物坑中，器物组合为:石斧、石刀、石镰、石铲和加工粮食的石磨盘、石磨棒，陶器有盂、支架等。发现的鸡、猪、狗的骨骼，证明已经驯养。此外，发现较多的渔猎工具。以上发现，说明当时是以农业为主，渔猎兼营的社会经济结构。

磁山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火候较低，质地粗糙，器表多素面。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形不规整。陶器表面纹饰有绳纹、编织纹、篦纹、乳钉纹等。器形有椭圆形陶壶、靴形支架、盂、钵等。

磁山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地方特色明确，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先发现于中国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命名。其碳-14年代稍早于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带，以裴李岗出土文化为代表，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以后的文化面貌。

裴李岗遗址中有房基、窑穴、墓地等村落遗迹，似有一定布局，居住建筑集中在遗址中部。窑穴主要在南部，墓地在西部和西北部。房基为方形或圆形半地穴，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有储藏东西的圆形窖穴。墓葬集中于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有序，多单人葬，多有陶器与石器作随葬品。

磨制石器多于打制石器，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是带足磨盘、带齿石镰和双弧刃石铲。农业占有主要地位，作物是粟。饲养业也已出现，有家猪、家狗、家鸡甚至家牛。狩猎仍是重要生产活动，以木制弓和骨制箭为狩猎工具。

初具规模的制陶业

陶器有红褐色砂质和泥质两种，多碗、钵、鼎、壶等日用器具，陶壁厚薄不匀。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等作物，以磨制带锯齿石镰、石锄、鞋底形石磨盘与石磨棒等作为农具。制陶业比较原始，采用手制；三足钵、月牙形双耳壶、三足壶和鼎等陶器在造型上别具风格。裴李岗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红陶在中国出现最早，烧成温度在900℃左右。裴李岗陶器的陶质松，表皮易脱落，由于是手工制成，器壁薄厚不均。器物造型较简单，有碗、罐、壶、钵、鼎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足鼎，双耳壶等，另外还有陶塑动物等艺术品。从装饰上看，泥质陶器多为素面，夹砂陶器表面有简单粗糙的绳纹，划纹、指甲纹、篦点纹等，纹饰较为简单。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于1964年发现于山东省滕州市北辛庄遗址，1978~197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正式提出了北辛文化的命名。北辛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颗粒。从翻地的石铲、鹿角锄、播种用的尖状角器，到收割用的蚌镰，脱粒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对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工艺较为原始，陶质有夹沙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附加堆纹、划纹、指甲印纹等等。此外，家畜饲养、狩猎、捕鱼等采集经济也比较发达。手工业生产有了萌芽，出土的骨针、纺轮、陶器上的席纹等，说明以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为原料的纺织、缝纫、编织已经出现。同时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工艺较为原始，陶质有夹沙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附加堆纹、划纹、指甲印纹等等。

北辛文化墓葬发现很少，成人葬式为仰身直肢，流行用红陶钵覆盖死者脸部的葬俗，多数墓有一二件随葬品。婴儿使用瓮棺葬，分别以深腹圆底罐、残陶鼎为葬具。不同地点的北辛文化墓葬的方向，都是头东脚西。

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老官台文化的石器大多是打磨兼制的，将石料打成粗坯后，在表面及刃部略加磨光。老官台文化的陶器都是手制的，基本为夹砂陶，暗红色。陶器内外壁颜色亦不相同，多半是外红里黑，这是由于烧制时将器物倒扣于窑内，其年、外壁氧化程度不一而造成的。这种陶器，是采用模制的方法，逐层敷贴泥片成型的，而且，它是泥片贴筑法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陶器表面分素面和施纹的两种。陶器以各种形式的三足器最典型，一般是在蛋形深腹罐、筒形深腹罐等器物的底部加三个矮足，圆底钵下的三足较高。深腹的圈足碗也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器物。

老官台文化的居民死后埋在长方形土坑内。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头均向西。墓中一般都有三、五件日用陶器及少量工具随葬，已经出现了用明器随葬的现象，大地湾的一座墓中随葬了四件陶器。北首岭墓地还发现了合葬墓，是包括五位成年男女的一、二次葬的合葬墓，墓壁育料礓石涂抹的痕迹，局部并有板灰痕，随葬品均单独摆放在每具骨架的足部。

老官台文化居民的生活

老官台文化的房子，都是圆形半地穴式四壁的柱洞向屋内倾斜。根据柱洞的位置及倾斜角度推测，房子是圆形攒尖顶。屋内都有一段伸向门口的斜坡门道。室内地面没有灶，仅见一定范围的烧土面。这当是用于炊事、取暖的处所。老官台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术，遗址中发现过属于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人工饲养的猪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

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文化1988年发现于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方形地面式和不规则圆形半地穴式房屋残迹，以及以二次葬为主的墓葬。发现的房屋遗迹是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聚落周围有壕沟和围墙，其主要功能在于排水和防护。彭头山文化的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类型包括盘状器、锛、凿等。陶器制作工艺粗糙，较大的陶器多以泥片贴塑法成形，小的陶器即直接用手捏塑。陶器大多歪斜，表面凸凹不平。同时伴出的还有150余种植物籽实，数十种动物与家畜骨骼，并出土了大量竹器、木器和骨器。其中的木耒、木铲、骨铲等属于农业生产用具。

城背溪文化

城背溪文化于八十年代初期首先发现于枝城市红花套吴家岗村城背溪。城背溪文化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两种，以打制为主。除了石器以外，城背溪文化还发现了以夹砂红陶为主的陶器，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掺炭或掺骨末的红陶以及磨光黑陶等，也占有一定比例。陶器上的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此外有线纹，戳印纹，锥刺纹，刻划纹等，也还有少量彩陶。器物形制比较简单。在宜都城背溪遗址，曾经采集到夹有稻壳和稻秆末的陶片，在陶片的胎里和器表偶然遗留有清晰的稻壳印痕，其中较完整的稻壳粒长6.1毫米、宽3毫米，经农学专家鉴定属于粳稻。此外，在枝城背遗址也采集到夹有稻壳末的陶片和包含稻谷壳印痕的红烧土块。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时期文化，第一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得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遗址中还出土有许多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类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兴隆洼文化

兴隆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兴隆洼聚落遗址位于内蒙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兴隆洼文化是目前辽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东起医巫闾山，西逾大兴安岭，北过乌尔吉木伦河，南迄渤海北岸的广大范围内，以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为中心。其年代测定约为公元前6210～前5420年。兴隆洼文化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石制工具多是打制的，石器种类包括有肩锄、斧、锛、磨盘、磨棒等。陶器较厚重，烧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陶器全部呈褐色，大部分的表面有装饰的字纹，器类简单，主要是斜壁敞口筒罐和曲腹钵。住房为半地穴式的方形或长方形建筑，排列有序。在兴隆洼发现聚落遗迹，有十多排房屋，每排10座左右，屋内有圆形灶坑，环绕聚落有一条防御用的沟壕。从该文化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一座墓葬中死者两耳处各有一件精美的玉玦。还有的墓用两头整猪随葬。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以1921年首次发现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因此一直被学术界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黄河中游一带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目前发现的遗址已达五六千处。学术界把仰韶文化系统限定在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又称半坡四期）范围之内。这三个类型代表了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其中，半坡类型以渭河流域为中心，东起太行山西侧及郑州附近，西至渭河之源，南至武当山北侧，北达河套地带。

仰韶文化居民营建聚落多选在河谷阶地上。以从事锄耕农业为主，种植粟、黍、白菜、芥菜等。还饲养狗、猪、羊、鸡等家畜家禽，兼事采集与渔猎活动。采集物有榛子、栗子和松子等果实，猎获物有斑鹿、竹鼠、野兔、羚羊和狸等动物，捕捞的对象主要是鱼类。

仰韶文化发达的制陶业

仰韶文化居民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仰韶文化的聚落建筑

仰韶文化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每个建筑群都有一座大房子与20座中小型房子，共同组成一个向心的完整原始聚落建筑群。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这些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1958年发现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年代距今约6000年~5000多年。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陶器羼和料及房屋遗迹的红烧土中常发现稻壳遗存。三峡沿江的一些遗址中，鱼骨、蚌螺壳和兽骨较多，渔猎所占比重可能高于平原地区。陶器中篦点戳印纹白陶和薄胎彩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较高的制陶工艺水平。房屋有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和圆形、方形、长方形地面建筑。墙壁一般是在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树枝，里外抹泥；居住面下铺有较厚的红烧土垫层以利于防潮。为适应多雨气候，有的房子还出檐或专设檐廊。大溪遗址的墓地集中反映了该文化的葬俗。绝大多数是单人葬，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存在十分特殊的仰身跪屈葬和仰身蹲屈葬。有的墓用鱼和龟随葬，规则地把整条鱼放在死者身上、置于口边或垫在臂下，这种罕见的现象当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原始信仰有关。

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彩陶纹 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数量。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 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至今没有发现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有人认为，这类遗存虽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可能是受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以大溪类型为例，可归纳为3期。早期：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彩陶极少，以折肩圈足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中期：戳印纹发达，彩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晚期：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陶剧增，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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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得名，目前发现的同类遗存已达近百处。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南至钱塘江，西抵茅山；北边可达长江北岸一带。年代约为距今5000～4000年。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农用工具有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在吴县草鞋山出土了葛麻纤维织造的纬线起花罗纹编织物，远比普通平纹麻布进步。发现多处房屋残迹。当时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泥为墙；用芦苇、竹席和草束铺盖屋顶；居住面经过夯实，内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多红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长方形横条陶烧火架是该文化独特的炊具。死者埋入公共墓地，各墓随葬品不甚丰富也不很悬殊。在常州圩墩和吴县草鞋山发现用陶器覆盖人头骨或把人头骨置于陶器中的特殊葬俗；还发现几座死者年龄相近的同性合葬墓，属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其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下限止于公元前3000年，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的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1928年首次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东起海滨，南到江苏、湖北，西至陕西甚至甘肃，北抵辽东半岛一带。生产工具有很发达的磨制石器，制作精美，型制规整，主要有斧、锛、凿、铲、刀、矛和箭头，并有可装木柄的石镰、蚌镰。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红陶和白陶极少。此外还普遍发现用牛、猪、羊、鹿等的肩胛骨做的卜骨，表明当时已有占卜风俗。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家畜的大量出现，当反映了由母系氏族社曾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过程。共同葬地中单人葬的普遍化，说明以母系氏族为中心的合葬已逐渐被淘汰了，墓制大小悬殊，随葬品也多寡不等，是私有制和阶级萌芽的有力证明。从龙山文化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充分说明了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大约是以这个时期为转折点的，嗣后逐渐向高度发展，终于加速了原始公社的解体。

西藏卡若遗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县城东南约12公里的加卡若村。1979年西藏文管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云南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卡若遗址考古队进行正式发掘。该遗址面积大，保存好，遗存丰富。发现有房址、道路、石墙、石台、石围圈、灰坑等遗迹。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装饰物等，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米和动物骨骼等。发掘结果表明，在澜沧江源头这片肥沃神奇的土地上，藏族先民们早在4、5千年前，不仅学会了制造各种精致的石制工具，有了粗糙的纺织品和缝制的物品，并且还制作了彩陶和装饰品，建造房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卡若遗址的文化遗存是西藏地区正式发掘的第一处遗址，也是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它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文化类型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为研究我国西北西南原始民族的迁徙和交流提供了新的线索。卡若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就曾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

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是上承马家窑文化，接受了较早于它的陕西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支原始文化，以最初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故名齐家文化。它的分布地区，东起泾渭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廓的东部，南至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北抵宁夏自治区和内蒙的阿拉善左旗附近，分别分布在甘、宁、青等省、自治区境内，而以甘肃为最多，青海只限于东部，宁夏主要在中部和南部(南部为多)，从地层关系看是迭压在马家窑文化层之上的，好多陶器类型类似马家窑文化，所以说是马家窑文化的继续和发展。齐家文化又接受了陕西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所以，有人认为它“实质上当属于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陕西龙山文化，约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1600年，距今4100-3600年，下限晚至商代。齐家文化一般地说，东部较早，西部较晚。齐家文化由于地区或早晚的差别，可分为如下的类型：甘肃东部地区，以天水七里墩为代表；甘肃中部以永靖秦魏家为代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以武威皇娘娘台为代表，这个文化的特征是：1.铜器种类数量都比龙山文化多；2．陶器以红陶为主，与陕西东部、河南、山东龙山文化不同；3．石器虽硬度高、磨制精细，但种类少；4.畜牧经济比龙山文化比重大；5．侧身屈肢葬比例多，有土洞墓，有长方形木棺、独木棺，随葬粟普遍，基地有石圆圈。

皂市下层文化

皂市下层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它的分布地区主要在湖南境内的澧水中下游。这个文化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上中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早于大溪文化(距今6500-5300年)；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7900-7200年。它的分布地区与大溪文化部分重合，器物显示出一定的联系。这样，就构成长江上中游文化发展的序列：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就石器而论，这个文化有砾石石器，也有细石器，不同于华南早期文化只有砾石石器。这些特点构成这个文化的特色，既不同于北方早期文化，也不同于南方的华南早期文化，是一支独立发展的文化。洞庭湖西部地区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心之一，既发现新石器，也发现旧石器，构成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这个文化的特征是：1.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既有砾石石器，也有石片石器；2．磨制石器多于打制石器；3.陶器有夹砂、泥质两种，泥质陶占相当比例，夹砂陶中有夹炭陶；4．陶器罐类形式多，并出现彩陶。

西樵山文化

西樵山文化是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它华南地区文化，即砾石石器系统有着显著的差别，属于石片石器系统。它有着独特的文化面貌，故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来对待。

西樵山石器地点群是个石料采集地和石器制作场，不是居住址。如云路村北的霏细岩谷坡东侧最大的滴水岩洞，纵深37米，洞穴内部和谷坡上覆盖大面积的石片碎屑，石片碎屑与泥土粘结有厚达1米的。山麓老洪积冲积扇的石制品和陶片不是原生的，可能是流水搬运下去而沉积的。霏细岩密致坚硬，是理想的石器原料。它的特性是受热骤冷，容易破裂。西樵山文化居民了解了霏细岩的这种特性，用火烧烤加热后，猛用冷水泼，岩石就崩裂，出现缝隙，再用工具撬取石块。洞穴是人工掘开的，不是天然生成的。洞内大量的岩石碎片、炭屑、灰烬和洞壁火烧、剥离石料的痕迹，说明这里是采石场，同时洞穴及其周围又是制造石器的地方。

这些石器地点的二、一、四、五、六、七、十、十一、十四的九个地点是属于新石器早期的，三、八、九、十二、十三的五个地点时期较晚，是属于中、晚期的。这个文化的特征是：1．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并存，磨制石器有肩有段，或通体磨光；2．陶器有夹砂陶，也有泥质陶，但器型单调。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先进的一支文化，以最初发现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镇(实际包括良渚、安溪和瓶窑三镇之间的许多遗址)而得名。它的分布地区基本上与马家浜文化分布地区相同，即苏南浙北地区。它的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至3700年，延续达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无论生产工具，还是陶器对比，都存在承袭的脉络，在地层上也发现明确的叠压关系，如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上层为良渚文化，中层为崧泽类型，下层为马家浜类型，构成马家浜期——崧泽期——良渚文化的清楚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文化序列。这个序列还可上溯到浙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下层，以至河姆渡遗址下层。它的发展去向是长江下游以早期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性质上与商文化关系接近。这个文化是独具特征的原始文化，其特征是：1．社会经济主要是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2．陶器最突出的特征是泥质黑皮陶；3．房屋有干栏式和地面房屋两种，4．出现原始犁耕；5．墓葬多在高台地上，多数无扩穴，随葬品悬殊，6．除穿麻纺织品衣服外，还可能穿丝织品衣服；7．玉器发达，以璧、琮最突出；8．竹木器发达，9．社会组织为父系氏族。

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石峡下层文化)是粤北地区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最初发现于广东韶关地区的曲江马坝石峡而得名。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2000年。它的发展去向是印纹硬陶文化(青铜文化)。其主要特征是：1.有印纹陶；2.石器中有有肩石锛、亚腰斧、钺；3．鼎以平底盘式为主，盘类器以三足与圈足并用；4．出现大墓，与小墓形成明显对比，二次葬比例高，火烧墓穴比例高；5．玉器(主要装饰品)发达。

山背文化

山背文化(下层文化)是江西境内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最初发现于江西修水山背遗址而得名。它的分布地区是鄱阳湖滨和赣江中、下游地区。年代为距今5000-4500年。山背文化由什么文化发现而来，目前尚无考古发现的根据。它的发展去向是印纹便陶文化，即商代的吴城文化。山背文化是独立发展的文化。它的文化特征是：1．石器浑厚粗壮、体大身长而磨制精细(但也有体形细小的石器)，以体形长大的有段石锛最具有代表性；2．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以圈足器、三足器为主，早期以手制为主，晚期以轮制为主；3．带套间式房屋是建筑上的特色；4．开始出现印纹陶。

卑南遗址

台湾省台东县卑南山东南端山麓直至卑南大口溪右岸河阶上，地表裸露出许多板岩立石。1920年由于被这一神秘的巨石遗迹所吸引，日本学者鹿野忠雄在此进行了零星的发掘。1945年，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在当时最大的一根立石附近做了小范围的发掘，发现了大量史前陶质、石质器物及一处居住遗址，在他们的发掘报告中将这一遗址称为“卑南遗址”。遗址的大面积发掘是在1980年以后，由于台湾省铁路部门在施工过程中将遗址大面积揭露，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注意，1980年1988年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在此进行了13次发掘，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左右。

遗址中发现房屋等建筑遗迹50处以上，发现墓葬150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陶质、石质器物及精美玉器，另有少量兽骨、鱼骨等。卑南人的房屋以天然的砾石、板岩石板和少部分的砂岩为材质，发现有铺石地面、堆砌石墙、直立石板岩结构、小家屋等建筑。铺石地面主要以扳岩石板、扁平大砾石等为铺设材料，铺石面分布广泛，遍及所发掘的整个遗址。堆砌石墙是利用椭圆形的天然砾石堆砌成墙，石墙分宽窄两种，窄的由单层砾石堆砌而成，宽的砌石墙至少宽5米左右，有可能是村落分界或防卫设施。直立板岩结构是利用薄而平的长方形板岩片，依一定的方向横行竖立排成整齐的一线，有时在板岩片和砾石中夹杂有其他质地的石板。成线状排列的直立板岩上缘高度多与铺石面的上缘齐高，下缘深度比单层铺石略深，且多是二列并排。目前尚无法证实这些直立板岩结构与住屋墙基之间的关系，但一条板岩列的宽度及有些地方在板岩列之上缘仍保存有如铺盖般板岩片的现象，与高山族的住家门墙外低矮的台阶式板凳颇为类似。

发现的住屋建筑是一间具有相当完整的三道墙的房屋建筑。三道墙均以天然砾石堆砌而成，砌墙的上部已毁坏，下部以北墙保存最好。经初步鉴定，卑南人的居住址包括内室、外室、前庭以及后屋的储藏建筑。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978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发掘。遗址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堆积为主，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遗存。

陶寺类型包括房屋、道路、水井、陶窑和灰坑等遗迹。房址以中小型为主，分为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为圆形，室内地面涂草拌泥，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抹墙裙。窑洞式房址为穹窿顶，平面结构与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为圆形，深l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结构。陶窑为横穴式，有多股平行火道或叶脉状火道。发现有盛储白灰的早期窖穴和晚期烧制白灰的窑址，锅底形的白灰窑室中心有一火道。

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发现墓葬1000余座。墓葬都是长方型土坑竖穴墓，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大型墓长达3米，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发现大墓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墓主均为男性。中型墓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死者多为男性，女性仅分布在大型墓的两侧。小型墓的墓坑较小，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葬占墓葬总数的90％。

遗址中出土有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和制陶用具等。石铲和木耒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起土工具，流行一种曲尺形的薄片石器，墓葬中出土的“V”形的大型厨刀十分罕见。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褐陶和黑陶。多饰绳纹、篮纹，还有少量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等。典型器物有釜灶、缸、直领肥足鬲、圈足罐等，彩绘陶以黑陶为地衣，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衣，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纹、条带纹、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彩绘陶器是陶寺类型文化的一大特色，彩绘龙纹盘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彩绘木器中的木鼓与一件火型石磬同出，木鼓用树干挖制而成，纹饰繁缛，鼓腔内散落有鳄鱼骨板，可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这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鼍鼓”。其他木器还有案、俎、盘、斗等。

陶寺人的社会生活以农业经济为主，有发达的畜牧业，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墓葬中的贫富现象说明氏族成员间已经存在等级差别，或者说阶级已经出现，少数大墓的主人应为氏族中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首领。陶寺出土的一些独特的礼乐器具，如石磬、鼍鼓、刀俎、龙盘等，向我们传导出一个重要信息：以礼制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文明社会当时应当已经在中原出现了。

陶寺遗址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这一遗址的发现使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得以确立，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陶寺文化所在的晋西南地区，自古有“夏墟”之称，从陶寺遗址的年代、地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看，它是探寻夏文化重要的遗址之一。

尉迟寺遗址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谭镇毕集村。1989年～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进行了9次发掘，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左右。遗址堆积主要分属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

这是一处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聚落遗址。聚落遗址平面为圆形，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中心居住址面积为2.5万平方米，发掘出房屋居址40多座、墓葬200多座。居址周围有总长达470米、宽30米、深4米余的壕沟环绕。东西南北都有两间一组或多间短排房址构成的居址群，中部偏北为多组长排房构成的中心建筑群，在长排房建筑中都有面积25～30平方米的较大的房址。部分房址前面有活动广场，最大的约有300平方米。排房发现有10组之多，长排房最长的达100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揭露建筑基址共12排，每—处均由两间以上的房址组成。沟中部偏北发现由2处11间房址组成的一字排开的长达60余米的房基址，其南20米是另一排长近百米的建筑基址，这两排基址为聚落的中心建筑。东、西、南三面分布着由两间或两间以上为一组的建筑基址，平面基本呈“门”字形。门向朝西南。房址为浅穴式方形，沿穴上四周立柱起墙，房与房之间用木骨泥墙分隔。

成人墓以仰身直肢为主，也发现屈肢或侧身直肢现象。随葬品数量多寡悬殊，有的还用猪下颌骨作随葬品，或以猪的不同部位骨骼拼凑在一起作随葬品。儿童流行瓮棺葬。

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角器和陶器等。石器和骨器大部分加工精细，器表经过磨光，钻孔技术成熟，器形规整。具有典型特征的生产工具有石钺、楔形石锛、石刀、骨凿、蚌刀和蚌镰，陶纺轮数量较多，多在一面刻划有图案。陶器主要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另有少量的白陶。采用泥条盘筑法，普遍采用分段制作然后组装的工艺技术。陶器纹饰以篮纹最多，另有附加堆纹、绳纹、刻划纹、镂孔等。在大口尊上发现有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图案用红彩涂抹。器形以三足器为主，带盖器类普遍使用，主要器形有鼎、罐、鬻、长颈壶、短颈壶、高柄杯、缸、尊、钵、碗、盆和豆等。

龙山文化层仅见少量墓葬、灰坑和乱葬坑。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不见随葬品。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少量的蛋壳陶和白陶。陶器以轮制为主，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镂孔和花边纹，主要器形有鼎、罐、盆、器盖等。石器以石镞等武器类工具发现较多，装饰品簪、锥次之，都是通体磨制，尖锋锐利。骨器丰富，有锥、凿、矛、镞、针、笄等。

尉迟寺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揭露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对研究该文化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和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排房建筑遗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半坡和姜寨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发掘，首次在中国大规模地揭露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

这是一处南北较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的圆形聚落。在居住区外围有一条深5～6米、宽6～8米的围沟。围沟底部发现有残存的桩术，推测沟上可能曾架有桥梁。沟外北边是氏族的公共墓地，东边是集中的制陶窑址。围沟内的居住区又分为两片，以一条深1.5米、宽2米的小沟为界，这或许是同一氏族内的两个集团或经济共同体。其中已发掘的北区遗址共揭露40多座房子，靠南部为一座大房子，大房子的周围是一些中小型房屋，形成一近似半月形的分布带。这些房子都背向围沟，面朝大房子，推测处于中心位置的大房子是氏族成员的公共活动场所。

半坡类型的房子共发现46座，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3种类型，以圆形的房址占多数。这种圆形房子的墙壁是用密集插排小木柱编篱再涂泥做成的，有的还用火烤得十分坚固。房子面积较小的有12～20平方米，中型的30～40平方米，最大的复原面积为160多平方米。房屋门道与居室之间有方形门坎，房子中心有一个灶坑，有的灶坑后部嵌有保存火种的小陶罐。室内一般有l～6根柱子以支撑屋顶，居住面和墙壁都用草拌泥涂抹。

出土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耜、石碾、石磨盘、石磨棒。石斧数量多，制作也十分讲究，除少数为直接手握使用外，多数须安有木柄。陶器以粗质和细泥的红色、红褐色陶为主，最常见的是粗砂陶罐、小口尖底瓶和钵所组成的生活日用器皿。器表多饰有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弦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纹饰有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图案朴实，以红地黑彩为主。在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刻划符号，多是在陶器烧成后刻上去的，有人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之。遗址多处发现粟的遗存，在一个小陶罐里发现已炭化的菜籽，经鉴定，这是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

已发掘的墓葬有l74座，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二次葬、屈肢葬和俯身葬。另有两个男子、4个女子的同性合葬墓各一座。成人墓中出现了割体葬的现象，儿童用瓮棺埋葬。

半坡遗址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命名为半坡类型，碳十四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

1972～1979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村发掘出一座更加壮观的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遗址早期聚落分为居住区、墓地和窑场3部分。居住区四周以河和人工壕沟环绕，呈椭圆形。村东壕沟以外为墓葬区，窑场在村西，居住区内的面积为1．8万平方米。中间是中心广场，周围分布着以5座大房子为中心的5片建筑群。每座大房子周围有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门向均朝向中心广场。房屋附近分布有储物的窖穴群、两座家畜圈和许多儿童瓮棺葬。

半坡和姜寨遗址的发掘，将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为复原史前农耕部落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

庙底沟遗址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村西一块平坦的黄土原上，北临涧河，东西为两道深沟，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遗址于1953年发现，1956～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工作队进行发掘。庙底沟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堆积分属于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这里的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左右，早期龙山文化为公元前2780年上下。

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房址两座，窖穴168座。房屋结构基本相同，均为南北向的方形半地穴建筑。在南面的正中有一条窄长斜坡式门道，屋内近门与门道相对处有一圆形的火塘。房基中部有四个带石柱础的柱洞，墙面和地面用草拌泥掺红烧土末涂抹，复原后屋顶为四角攒尖形。窖穴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并以圆形占绝大多数。有的窖穴中埋有人骨架或猪狗的骨架，凡出有人骨架的均未见家畜骨架。出土工具以打制的盘状砍斫器、圆饼状刮削器、两侧带缺口石刀、磨制的长方形单孔石刀、心形和舌状石铲等最有代表性。陶器多为红陶，另有少量的灰陶、黑陶。器形以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最具特征。纹饰主要有绳纹、线纹和彩绘，彩陶纹饰除象生的蛙纹外，有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而富于变化的图案。彩绘的颜料主要用黑色，很少用红色，两者兼用的只限于白衣彩陶。

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发现有房址1座，窑址1座，窖穴26个，墓葬l45座。房址是一个平面呈圆形的袋状竖穴，底部有石灰质的居住面，地面光滑平整。墙壁亦十分光滑，部分经火烧过，呈灰白色的硬烧面。东面有阶梯式的门道。窑址由窑室、火口、火膛、火道及窑箅构成。窑室作椭圆形，叶脉状火道，箅上有火眼。这是一种竖穴式陶窑，较早先的横穴窑有了一定的进步。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单人葬，头向南，绝大多数仰卧直肢。出土生产工具以长方形和半月形单孔石刀、石镰以及双齿小耒最具代表性。陶器以灰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红陶和黑陶，器形有碗、盆、杯、罐、瓶、灶、豆、鼎等。陶器纹饰以篮纹为多，附加堆纹、绳纹等较少。

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不仅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同时也为了解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找到了确切证据。

后冈遗址

后冈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南岸高楼庄村北的高岗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发现后冈遗址，30年代曾进行过4次发掘。在由梁思永主持的第二次发掘中，发现和判明了商、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堆积上下依次叠压的三叠层。5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

遗址中仰韶文化遗存陶器以红陶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的夹砂灰陶。最具特色的器物是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等。以素面占绝大多数，少数饰弦纹、划纹、锥刺纹。彩陶很少，彩纹绘于钵的口部，红彩，绘平行斜线或以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的三角形，也见饰有宽红带的。发现的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的为多人二次葬。

这里的仰韶遗存因与半坡文化表现出有相似因素而被称为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后来又有人认为是与仰韶不同谱系的另一种文化，所以命名为后冈一期文化或后冈文化，年代为距今6400～5400年。

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780～公元前2100年。发现房址39座，多为圆形或不规则圆形，皆为地面建筑，房基分层夯打，坚实平整。墙可分为垛泥墙、木骨垛泥墙及土坯墙三种，居住面分为白灰面和烧土面两种。灶址位于房址的中部，圆形，个别为方形圆角，灶面隆起略呈弧形，表面为黑色。墙外四周堆积黄泥，内高外低呈斜坡状，这是用以保护墙面和加固墙基的散水。在建房过程中往往以儿童作奠基牺牲，埋于房址之下。在30年代的发掘中，曾发现一段长70余米的夯土围墙，当是聚落遗址外围用作防御用的建筑。陶器以灰陶最多，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白陶和蛋壳陶。素面和磨光数量最多，纹饰主要为绳纹，还有篮纹、方格纹、弦纹、划纹和少量附加堆纹。制法以轮制为主，其他还有模制和手制。大型器物较多，器形棱角明显，多侈口折沿。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型石器多为磨制，穿孔一般为两面对钻。生产工具手要有斧、铲、锛、凿、刀、镰、垫、抹子、杵、纺轮、磨石、磨盘、镞、矛、弹丸和镖等。商代遗存发现有一座圆形祭祀坑和一处有数十座墓葬的墓地。

后冈遗址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明确了中原地区两支新石器文化，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是中国考古学界找到的第一个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坐标。

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城西南的屈家岭村，5O年代初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发现。1955～1957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两次发掘，1989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文化的石器磨制比较粗糙，有斧、锛、凿和穿孔石铲等。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主要器形有鸭嘴形足小鼎、小口罐、折沿罐、盆、豆、三矮足陶碟、敞口圈足碗、曲腹杯等，圈足和三足器比例较大。陶器表面多数磨光，有的在墨黑的器表上使用鲜艳的朱色绘彩，纹样有绞索纹、菱形格纹、平行弦纹等。彩陶是在泥质红陶上施红衣或白衣，画黑色平行条纹、网纹、圆点纹、弧线三角纹等。

晚期磨制石器大量增加，出现了小型的锛、斧及少量的穿孔石斧、穿孔石铲和石镰。陶器以灰陶居多，器形有扁足双腹盆形鼎、罐形鼎、豆、盆、钵、三矮足碟、罐、圈足壶、盂形器、双腹圈足碗、高圈足杯等。有少量彩陶，一般在细泥黄陶上施橙红、灰色或黑色的陶衣，彩纹多用黑色，少数为橙黄色和红色。纹饰主要有同心圆纹、漩涡纹、平行的短直线或短弧线纹、卵点纹等。陶器上的陶衣多数是两三色兼施，还有的是两层陶衣重叠，彩纹和色衣都具有晕染的作风，这种晕染的薄胎彩陶为其他文化所少见。彩陶纺轮也是典型器物，多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和周边绘红褐色彩纹。

屈家岭居民的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在500多平方米烧土内拌入了密结成层的稻谷壳，经鉴定属于粳稻，与现代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较为接近。

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使这种以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为特征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得以确认。在1959～1961年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屈家岭文化在仰韶层上而在龙山层下的年代证据，由此明确了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从而初步建立起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

雕龙碑遗址

雕龙碑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0～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5次发掘。遗址文化堆积分早、中、晚三期，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当。

早期文化发现有房屋建筑基址一座，是由东、西两个椭圆形浅坑并排相连构成的半地穴式套间房屋，两居室之间设有通道，居住地面、墙壁及通往室外的门道均经火烧烤。发现的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墓，排列有序，由东北向西南呈“一”字形排列，死者为仰身直肢葬。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刮削器、骨镞、骨锥和陶纺轮等。陶器以红陶为主，少数饰有戳印剔刺纹、窝纹、绳纹、刻划纹等，彩陶较少。代表性器类有罐形鼎、半环形钮器盖、喇叭口形束腰器座等。

中期文化的房屋皆为地面建筑，有方形单间、长方形单间和双间几种样式，结构为木骨泥墙。居住面和墙面经火烧烤，十分坚硬。灶坑位于居室的中部或偏一侧，平面为方形，筑有围壁。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土坑墓皆为长方形竖穴，为单人一次葬，仰身直肢，个别墓随葬有猪的下颌骨。石质工具新发现有铲、犁、耜、刀，骨质工具有针、刀、匕，陶质工具有网坠、弹丸等。陶器仍以红陶为主，彩陶增多，出现了较多的施白衣地彩陶，色彩多为黑、赭、红、黄4种，有相当数量的彩陶饰有两三种色彩。

晚期文化的房屋为长方形地面建筑，由东北向西南顺序排列，有单间、双间和多间等样式，面积较前两期有所增加，出现有建筑面积多达l00多平方米的大型多间式建筑。木骨泥墙的木骨构架两面用草拌泥包裹封闭，经火烧烤成红烧土壁，室内居住地面和房顶外部铺盖一层石灰质羼和料的白灰面。门道安装有推拉式结构的屋门，这在新石器考古中是第一次发现。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摹，多数墓中随葬有猪下颌骨。石质生产工具新出现了镰、锄、犁、镢、耜等农业生产工具，骨、陶质工具数量有明显增多。陶器以黑陶为主，纹饰以篮纹最为常见，典型器物有深腹篮纹罐、矮鸭嘴形足罐、盆形鼎、碗形高圈足镂孔豆、磨光圈足碗、盆形带流擂钵。彩陶中白衣地彩陶比例增大，纹饰新出现了菱形网格纹、太阳纹、三角纹和睫毛纹等。晚期文化面貌不同于早、中两期，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年代为公元前3500～公元前2700年。在发掘出土的大批遗迹、遗物中有许多属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由于特别的地理位置，雕龙碑各期文化同时受到黄河与长江文化的影响，显得多姿多彩，这为研究长江与黄河两河流域交汇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大量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附近，曾称为堡头遗址。1959年在宁阳县兴修铁路复线时，在堡头村西发现文化遗物，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和济南市文物工作队于1959年、1974年、1978年进行了多次发掘。遗址面积为82万平方米，包括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

属于北辛文化的遗存主要包括29座灰坑、12座墓葬和13座房基。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以鼎、钵、壶、支座和三足碗为代表。石器数量较少，以打制石器为多。骨、角器发现较多，以锥、矛、镞、两端器等多见。这一阶段的绝对年代在距今6470～6100年之间，相当于北辛文化的晚期阶段。

大汶口文化遗存主要有179座墓葬、少量房址和灰坑。墓葬材料分别代表了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晚3期。其中早期墓葬46座，大致分为4组，以一次葬为主，也有迁出或迁入的二次葬。随葬品多寡不均，少的一两件，多者百余件，以陶器为主，包括鼎、豆、盆、罐、壶、杯、釜、器座、觚形杯、三足钵等，还有大量石、骨、牙质器物。

中晚期墓葬有133座。其中14座发现了木质葬具。大多数死者头向东方，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双人或3人的合葬墓。部分墓主人存在枕骨人工变形和拔除上侧门齿的现象。墓葬可分为大中小3型，随葬品分配极为不均，大型墓多达百余件，小型墓则仅能容身，空无一物，足见当时氏族社会内部已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随葬陶器可见红、灰、黑、白各色及彩陶，器类包括鼎、豆、壶、背壶、罐、杯、鬻、尊、瓶等。随葬的石器磨制规整，有穿孔石铲、矛以及斧、锛、凿等。另外还出土了精美的透雕象牙梳、筒、琮和嵌绿松石的骨雕筒及作为礼器的玉铲、玉石饰件。在大多数死者指骨附近发现有獐牙或獐牙钩形器，一些死者的腰部放有涂朱或穿孔龟甲。有些还随葬有猪头、猪下颌骨，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显示了墓主人对财富的占有。

属龙山文化的遗存仅发现了9座灰坑，出土了各类黑陶、灰陶和夹砂红陶器，器类包括鼎、鬻、罐、瓮、杯和盆等。

大汶口遗址的发掘使山东地区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得到确认，明确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先后关系，揭开了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新的一页。

仙人洞遗址

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城东北15公里小河山的一处石灰岩溶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仙人洞。仙人洞在l万年前就有人居住过，是江南一处重要的早期新石器遗址。1962年、1964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发掘。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发现烧火遗迹、灰坑，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碎块、人骨及石器、骨器、陶器、牙角器、蚌器等。

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烧火堆遗迹，火堆平面大体为圆形，一般中部较厚，边缘较薄，多用较大的石块围起来，底部也垫有石块，火堆遗迹中有灰烬、炭屑、烧土、石块，并包含较多破碎兽骨、蚌片以及少量陶片等。从这些遗迹观察，这是仙人洞的居民狩猎之后烧烤食物和取暖的地方。

当时的石器制造业还不十分发达，发现的石器有打制石器和少量的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石器一般仅打出刃部，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有的还保留砾石面。磨制石器比较粗糙，有的仅利用砾石自然形状稍作加工，器形有石凿、锥形器、梭状器、穿孔石器，遗址上层新出现了磨光石锛。骨器均经过不同程度的磨制，有针、锥、鱼镖、凿和刀等。上下层都出土许多较大的蚌壳，蚌壳上穿孔，边缘均有磨擦痕迹或小疤痕，可作网坠或其他工具使用。

陶器以夹粗砂红陶为主。遗址下层的陶器火候低，颜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绝大多数陶器外表装饰着绳纹，内壁也普遍地印有绳纹，有的在绳纹上再刻划大小方格纹。器形单纯，基本为直口和微侈口的圆底罐。上层陶器仍以夹粗砂为主，新出现了泥质红陶，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细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器形有罐、壶、豆等，烧造工艺较下层有了明显的进步。

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1981年文物普查中发现，1983年以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遗址中发现祭祀址和墓葬群，不见居住址。遗址点分布密集，皆位于山丘最高处，积石冢环绕四周，庙冢相互联系。遗址的年代测定约为公元前3630～公元前3050年。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平台南侧的甲缓坡地上。庙址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多室建筑址南北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包括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及前后室。单室建筑横长6米，最宽2.65米。墙壁的筑法是先紧贴生土圹壁立原木为骨架，结扎禾草秸秆，再敷3厘米～4厘米的底泥，然后抹细泥二至三层，表面压光后或施彩绘，具有承重合理、稳定性强的特点。室底面平而坚实，室底和壁面皆经不同程度的火烧。

出土有建筑构件、泥塑造像、陶制祭器3类。建筑构件均为残块。泥塑造像中以人物像为主，其他为动物像。人物塑像有头、肩、臂、乳房、手等残块。现已发现的人像残块约分属五六个个体，有老少之别，姿态各异，组成了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动物塑像中目前可辨明被神化了的动物形象有猪龙和禽，形体硕大。陶制祭器有豆形器盖、圆底钵形器、彩陶镂孔等器残片。已正式发掘的积石冢共4个地点，其共同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其中第二地点为多冢组合，东西一线铺开4冢1坛。共发掘墓葬61座。其中大型墓6座，有宽阔而深的土坑墓穴，凿入风化基岩，石棺宽火，内壁砌筑整齐，有的土坑以上有大型方台式石椁，有的墓壁一侧作成台阶式。随葬器均为玉器，有玉箍、勾云形玉佩、动物形玉雕、兽面玉牌饰等。中型墓葬无明确土坑，有石棺，随葬品除玉器外还有陶器、石器。小型墓无随葬品，但仍具备砌筑整齐的石棺。还有一种葬于冢外或冢顶部的小型土坑墓或堆石墓，一般无随葬品。出土的玉器质地精良，采用了管钻法钻孔技术和圆雕技术。

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和积石冢，是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迹和墓葬的第一次明确发现与正式发掘。冢内排列的石棺墓，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棺墓例，为探讨东北地区石棺墓形制的起源提供了线索。牛河梁是一处有严谨布局的建筑群，以山梁顶端的女神庙为中心，周围环绕着积石冢。研究者推测这里应当是一处以祭祀女性先祖为主的多神礼拜场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宗教中心。有的研究者认为，遗址上所见的墓祭遗迹，主祭的是近祖，即真实的祖先；而坛庙主祭的则应是远祖，也即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始祖神。

大地湾遗址

位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黄土坡上的大地湾遗址，自一发现就引起考古学家的普遍关注。这一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1978～1982年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达1.2万多平方米。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大地湾早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5850～公元前5400年。除大地湾文化外，遗址中还有时代较晚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堆积。

遗址中发现房址226座、灰坑328个、墓葬76座、窑址33个、壕沟6条，出土遗物7700佘件。属于大地湾文化的房址有3座，为圆形半地穴式，居住而积仅6～7平方米。在窖穴里发现有黍和油菜籽，是大地湾居民从事农耕的证据。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墓，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一些随葬品。出土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红陶为主，器形有圜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深腹罐和小口壶。陶器纹饰以交叉绳纹最为常见，钵形器上还常见有紫红色宽带彩纹，罐和碗的口沿多旱锯齿状。

仰韶文化早期的房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居住面和墙壁上抹有草拌泥。门道呈斜坡状，有的还有台阶。室内有灶坑，下面形状多为瓢形，有的一旁放置火种罐。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墓，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不见合葬，小孩使用瓮棺葬。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采用泥条盘筑法，开始使用轮制方法。典型器有直口钵、侈口罐、葫芦瓶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少量的弦纹和剔刺纹。彩陶多绘黑彩，个别为红彩，常见的花纹是宽带纹、鱼纹、三角纹、平行线纹和折线纹。

仰韶文化中期房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有所扩大。有的房屋采用了木骨泥墙，居住面抹有草泥土，有的在草泥土居住面上又用料礓石末进行铺设，还有的在居住面和四壁上涂抹了—层红色颜料。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增多，还有少量橙黄陶。大型器物增多，典型器物有敛口钵、卷沿盆、双唇口和葫芦口的尖底瓶等，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彩陶发达，绘有鱼纹、鸟纹、钩叶纹等，其中—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非常精致。

仰韶文化晚期房址以平地起建为主，居住面一般多是白灰面或料礓石面。还发现了殿堂—类的大型祭祀性建筑，其中901号房址是—座由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构成的多间式原始殿堂建筑，原有全部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前堂地面铺草泥烧土块，以小石子、砂粒和灰浆制成厚近20厘米的混凝土层，效果与现代混凝土相似，具备防潮、保温、抗压多种功能，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依然平光如新。殿内地面上出土有一些器形特殊的非日用陶器。殿外还有约130平方米的地坪，发现排列整齐的12个柱洞。这座房子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建筑规模宏大，布局有序，结构复杂合理，建造方法讲究，工艺精良。陶器中红陶的比例大为减少，新出现了夹砂灰陶。器形种类较多，敛口罐、尊形器等具有地方特点。绳纹仍为主要装饰纹样，彩陶比例减少，新出现了白色和朱红色的彩绘陶。

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东，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已揭露2300多平方米。遗址最早发现于1961年，1983年起至1987年，河南文物研究所共进行了6次发掘，清理出房址45座、陶窑9座、灰坑370座、墓葬349座、瓮棺葬32座，还发现有埋狗坑、壕沟等。

房屋平面以椭圆形为主，另有圆形、不规则形、方形和马鞍形等。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浅地穴式，另有少量属干栏式或平地起建。门道以台阶式为多，斜坡式次之，门向不一致。房子结构以单间式为主，多间房系多次扩建而成。房内居住面和墙壁均经过处理。灶一般分布在房中间或门道的一侧，个别房内设有壁龛。

早期贾湖人的墓葬与居址混杂一处，到了中晚期墓葬区与居住区分离。由于贾湖人在此居住时间已久，不同时期的墓葬与居址仍有混杂的现象，墓葬分布十分密集。早期墓葬均分布于遗址西部，中晚期墓葬分布于遗址西、中、东部，有层层叠压和打破现象。墓葬绝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垂直或口稍大于底，个别墓葬为圆角长方形和长椭圆形，规馍悬殊不大。墓向以两向为主，其次为西南向。所有墓葬均未见葬具痕迹。随葬品普遍见到，大多为实用器具，有的陶、石、骨器上还有使用痕迹，个别墓随葬的陶器为冥器。

一般来说，随葬有石铲、石斧、骨镞、鱼镖的墓主为男性，随葬有骨针、纺轮、石磨盘的为女性。在墓葬中还有随葬鹿角、猪下颌骨和其他零碎兽骨的现象，有的墓中还随葬有修治过的龟甲，大多数龟甲的边缘经长期使用把握而圆钝光滑，龟甲内多装有数量不等的小石子。以单人一次葬为主，还有多人二次葬、单人二次葬、多人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以及个别多人一次合葬等。儿童葬于公共墓地之中，婴儿则以瓮棺为葬具，大多散乩地分布于居址之中。

贾湖的陶窑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横穴式陶窑由窑室、火门、烟孔组成，有的还保存有窑壁和火道。另外还有一种坑穴式陶窑，均为一圆形或椭圆形坑穴，圆底或平底，底部有一层红烧土，坑内填有大量大小不等的红烧土碎块并夹杂有大最草木灰，应是竖穴式陶窑的原始形态。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块，这表明贾湖人有露天烧造陶器的可能。

贾湖人使用的陶器主要有泥质陶、夹砂陶、夹炭陶等。陶色不纯，以红陶为主，普遍有施陶衣的现象。纹饰主要为绳纹，另有少量的方格纹、席纹、网纹、刻划纹等。器形有双耳罐、罐形鼎、折肩壶、圆腹壶、方口盆、钵、纺轮、陶锉、弹丸等。石器有石锤、石铲、石镰、石刀、石斧、石锛、磨盘、磨棒、研磨器、石球、石纺轮等。骨制品磨制精致，以鹿角、肢骨为原料，除用作镞、鱼镖、矛、凿、耜和刀等工具外，还发现有牙饰、骨环、叉形器、契刻骨板等。其中叉形器大多出于墓葬中，置于成堆的龟甲上，也有个别握在死者手中或置于身旁。遗址出土的25件7孔骨笛十分引人注目，多为墓中随葬之物，墓主多为男性。骨笛系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已具备音阶结构，这是中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乐器。

贾湖遗址的年代测定为距今7800～9000年，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其经济形态为农业与渔猎业并举。在红烧土上发现过稻壳印痕，经鉴定为栽培稻，这与黄河流域的以粟、黍为主要作物有很大的不同，为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例证。其文化特色兼具黄河、淮河、长江等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特点，为这些地区新石器早、中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联结点。遗址的发掘同时对原始宗教和文字的起源、原始音乐的研究均有重大的意义。史前传说与神话

开篇语

现存的古典文献中，保留有许多人类起源和采集渔猎时代的远古人类生活情况的传说史料。通过这些神话和传说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中华远古祖先关于人类自身来源的认识历程，另一方面可以与考古资料相印证，从而捕捉到采集渔猎时代的史迹。

盘古开天辟地

传说在非常非常久远的时候，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就好像一个大鸡蛋一样，黑暗混沌成一团。就在这个大鸡蛋中，盘古在悄悄地孕育着。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醒来。但他什么也看不见，四周一片黑暗，于是他抓起一把大斧子狠狠地向前劈去，随着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那个曾紧紧地包着他、孕育了他的混沌的大鸡蛋被他劈裂了。那些轻而清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那些重而浊的东西沉下来变成了地，于是，天和地就分开了。

天和地被分开以后，盘古怕它们会再合拢起来，就用头顶着天，脚踩着地，伸直了腰杆站在天地之间，随着天地的变化而变化着。每天，天升高一丈，地加厚一丈，而盘古的身子也随之增长。就这样，一万八千年又过去了。天升得高极了，地也变得极厚了，盘古的身体也长得极为高大。后来，天和地终于被固定住了，但盘古也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他轰的一声，倒在地上死去了。在他死的时候，呼吸化成了风云，声音化成了雷霆，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头颅和四肢化成了五岳，血液化为江河，肌肉化为田地，皮毛化为草木。从此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树木，万物欣欣向荣起来，才有了现在这个鸟语花香的美丽世界。

此种传说，虽是荒唐之说，但也反映古人探求宇宙起源、追究天人之际的用心。从这里，可以朦胧地看出：宇宙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人是创造世界的唯一力量。

女娲造人

女娲是一个人身龙尾的女神。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她就在天地间到处游历。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尽管大地上已经有了山川草木，有了鸟兽虫鱼，便仍然显得死气沉沉的，于是，当女祸沿着黄河滑行，低头看见了自己美丽的影子时，她便决定用河床上的泥按照自己的形貌来捏泥人。女娲捏成了一个个小泥娃娃，又对着他们吹了口气，这些人就活了。女娲捏累了就用绳子沾满了泥，她拉出绳子用力一甩，泥点落到地上，便变成了一群群的小人儿。女娲高兴了，她不停地甩着绳子，不久，大地上便布满了人类的踪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互相配合，生儿育女，使人类能繁衍连续至今。

神农氏尝百草

神农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相传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制作了这些生产工具，教给人民进行农业生产，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生产阶段的情况。神农还被传说为“医药之祖”，史记中记载：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传说神农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几乎是全透明的，五脏六腑全都能看得见，还能看得见吃进去的东西。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为此决心尝遍百草，好吃的放在身体左边的袋子里，介绍给别人吃；不好吃的就放在身体的右边袋子里，作药用。不能吃的就提醒人们注意。又传说神农因尝百足虫，不能解其毒而致死。传说他还曾教人治病。另有传说神农即炎帝。

燧人氏

在远古的时候，人们惯吃生食，茹毛饮血。后来，人们发现火烤熟的食品味美且易消化。但因雷击等产生的自然火很少而且在短时间内即熄灭，人们很难得到并保留火种。当时，有一位圣人从鸟啄燧木出现火花而受到启示，就折下燧木枝，钻木取火。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人们，人类从此学会了人工取火，用火烤制食物、照明、取暖、冶炼等，人类的生活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称这位圣人为燧人氏，燧人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由于火在人类文明中的中心地位，所以燧人氏由于发明人工取火而被人类置于上古帝王（远古先民心目中的神）的地位。

有巢氏

上古时人类少而禽兽多，人类居住在地面上，经常遭受禽兽的攻击，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伤亡危险。这时候有巢氏出现了。他受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最先发明了“巢居”。他指导人们用树枝和藤条在高大的树干上建造房屋，房屋的四壁和屋顶都用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即挡风避雨，又可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不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人们非常感激这位发明巢居的人，便推选他为当地的部落酋长，尊称他为有巢氏。有巢氏这一名字最早见于战国诸子著述之中。

伏羲氏画八卦

伏羲氏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又作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有人称太昊伏羲。古书上称伏羲人头蛇身。传说他与女娲是兄妹，人类是由他和他的妹妹女娲兄妹相婚而产生的。中国古文化中的发明创造，多数与他有关。传说他制定了祭祀上天神明的礼节，以求人民安泰；他制作琴瑟，创作《驾辩》之曲；用蜘蛛结网的道理作了网罟，使百姓得以渔猎；又教百姓畜牧六畜。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原始时代开始渔猎畜牧的情况。传说八卦也出于他的制作。上古之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降服龙马，观察龙马身上的图纹，画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悬卦符号，叫做八卦，以示天地万物之种种变化。伏羲的神话在中国民间流传十分广泛，影响深远。

三皇

天皇是盘古后一种第一位卓有成就的领袖，寿命一万八千岁，有十二个儿子，帮助他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天皇就把他们分为若干部落，每个部落推选后制定一位能干的人担任酋长。中华人自此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具备国家的雏形。天皇死后，经过若干万年，地皇在龙耳山（神话中的仙山）诞生，寿命也是一万八千岁，有十一个儿子。他首先把太阳和月亮出现的时间加以固定，使他们做有规律的起落，昼夜才算分明。又规定三十天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使人们知道时间和年龄的计算方法。地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上升，升到遥远的天空。人皇，诞生于刑马山（也是神话中的仙山），寿命一万五千六百岁。有九个弟弟，都神通广大，法术高强。人皇把中国分为九个州，命他的弟弟们各当一州的州长。他自己则住在九州的中央，时常出巡。出巡时坐着像云一样可以在空中奔跑的车辆，驾车的人有六个翅膀，行动闪电般的迅速。

五帝传说

黄帝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是西北方游牧部族的首领。他联合炎帝，打败由蚩尤率领的九黎族的入侵，代神农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称为“黄帝”。相传黄帝时期有许多创造和发明，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医学等。颛顼，黄帝之孙。二十岁时，黄帝将帝位传给了他。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教化九黎族，促进了族与族之间的融合。他在位78年，颛顼子孙很多，屈原就是自称颛顼的后裔。帝喾，黄帝的曾孙。帝喾在位时人才济济，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帝喾在位70多年。尧帝，因封于唐，故称“唐尧”，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帝尧。尧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的禅让。舜帝，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舜命后稷按时播植百谷；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公布五刑，除去四凶族。舜知人善任选用能人。舜为首领时，把各项工作都做的很好，开创了上古时期政通人和的局面，所以舜成为中原最强大的盟主。实际上，当舜之时，国家机器的雏形已经具备了。死后，禅位于禹。

尧攻骥兜丹水之战

骥兜是三苗族中一个以修蛇为图腾的部落的首领。尧之时，其率部族从丹水下游向上游发展，威胁尧部落的安全，传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丹水即丹江，发源于秦岭东南部终南山（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向东南流经河南，在湖北均县流入汉江，是汉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丹水流域是古代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丹水之战极有可能是因为三苗势力向这一地区扩展而引起的，考古发现也说明这一地区是华夏族与苗蛮集团交汇、争夺的地区。如丹江边上的河南淅川江下王岗，发现一处很大的史前遗址，有关研究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这里是属于华夏集团先民居处地，留下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而距今4700-4600年前，属于苗蛮集团先民创造的屈家岭文化曾扩展到汉水上游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也在下王岗留下了居住遗迹。距今4500-4300年间，这里再次成为华夏集团（具体为龙山文化先民）活动地区。可见尧舜禹伐三苗的传说是有根据的。丹水之战以驩兜族的失败而告终。

仓颉造字

文字是怎么来的呢？世界各民族有不同的传说。在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而在有关汉字来源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是最流行的。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有四只眼睛，看东西非常清楚。他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有时圆有时弯，低头看见地上鸟兽的脚印各式各样，从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汉字。这个行动惊动了天地鬼神。上帝感动得投下了大米白面，鬼神惊吓得夜里哭叫。汉字当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丰富起来的，仓颉只不过在这些人当中比较重要、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已。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女娲补天

女娲创造了人类之后，许多年来平静无事，人类一直过着平安幸福的日子。不料有一年，水神共工为了争夺上帝的宝座而犯上作乱，火神祝融受命前去抵御。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从天上一直打到凡间。战争的结果是，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失败了。

失败的水神共工，又羞又恼，觉得再没有脸面活在世间了，就一头向不周山碰去。这一碰不要紧，他自己没有碰死，苏醒过来以后又去和治理洪水的大禹捣乱了。可是因为他这一碰，却闯出了天大的祸事。半边天空坍塌下来，天上露出了丑陋的大窟窿，地面上也破裂成了纵一道横一道的黑黝黝的深坑。在这个大变动中，山林燃起了熊熊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而出，波浪滔天，大地变成了一片汪洋。在环境变得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人类同时又遭受到从着火的山林里窜出来的各种恶禽猛兽的残害，人类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于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女神女娲，开始了一项艰巨的工作。

女娲在大江大河里拣了许多五色的石子，在火上把它们熔炼成胶糊状液体，然后用这些液体把天给补好了。她怕补好的天再塌下来，便又杀了—只大乌龟，斩下它的四只脚，用来代替天柱，竖立在大地的四方，把天撑起来，因此天空便再也不会坍塌了。她又杀了在中原地区为害已久的一条黑龙，进走了各种猛兽、凶鸟，使该地之民再也不惧怕恶兽猛禽的残害了。最后，她又把芦草烧成灰，堆积起来，堵塞住了滔天的洪水，从而拯救了人类。

残破的天地虽然被女娲修补好了，但毕竟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面貌。据说从那以后，西北的天空就开始略有些倾斜，因此太阳、月亮、星星都不自觉地要朝那边跑，落向倾斜的西天；东南的大地，陷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也都不由自主地要朝东南奔流，水源源不断地灌注到那里，就成了海洋。

女娲升天

女娲历尽辛苦，好不容易把天补好了，把地填平了，使灾祸平息，人类又获得了新生。大地欣欣向荣，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依序而过，天气随季节的变换而发生改变。世界上的恶禽猛兽相继死去，剩下的也都改变了性情，非常驯良，成为人类的朋友。人们丰衣足食，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人们把吃不完的粮食放在田间地头，根本无须收到仓库里，因为人人都有，谁也不会去拿别人的。刚生下来的婴儿，人们干脆就把他们放在树上大鸟的巢里，孩子和鸟儿一起玩耍，睡在鸟巢里，树被风儿吹得摇来摆去，就像天然的摇篮一样。老虎、豹子也不伤人，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扯着它们的尾巴玩。就连人们不小心踩在大蟒身上，它也只是打个滚翻到一旁去，根本不会对人的行为动怒。那时，可真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女娲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生活得如此美好，很是欣慰。为了让人类能更快乐些，她还制造了一种叫笙的乐器。笙一吹便可以发出美妙动听的声音，它的形状像凤鸟的尾巴，有15只管子，插在半个葫芦里面。女娲把笙送给孩子们，一吹起它，孩子们便会禁不住跟着音乐的节奏手舞足蹈起来，有了笙，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了。女娲制造的笙，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吹奏着。在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这种笙与青年男女们的纯真爱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年春天，当桃花盛开的时候，在月光明媚、晴朗无云的夜晚，人们便来到平坦的地方，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吹起悠扬的芦笙，围成圈子，唱歌跳舞。他们若是两人对舞，男的吹着芦笙在前面引导，女的摇着响铃在后面跟随，跳到情投意合的时候，便成了最亲密的人。

女娲看到人类安居乐业了，忽然感觉到了劳累，需要休息休息了。于是，她登上雷车，驾起飞龙，让白螭在前面开路，让腾龙在后面跟随，黄雀簇拥着她的车子，天地神灵前呼后拥地围在她的车子周围，护送着她上天去了。

仙山的传说

据说在渤海的东边，不知道有几亿万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壑，这个大壑之深简直无法预测，名叫归墟。百川海洋里的水，通通往那流。归墟里面的水，总保持平常的状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归墟里面，有五座神山，就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每座神山高三万里，方圆也是三万里。山和山的距离是七万里。山上有黄金打造的宫殿，白玉筑成的栏杆上面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是白色，这里是神仙们安乐的家。到处都有生长着珍珠和美玉的树，这些树也开花也结果，结的果子就是美玉和珍珠，味道非常甜美，吃了能够长生不老。仙人们都穿着纯白的衣裳，背上生有小小的翅膀。在大海的上面，在碧蓝的高空中，这些小仙人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着，往还于五座神山之间，探望他们的亲戚朋友。仙人们的生活是自由、快乐而幸福的。

在快乐幸福的生活中，唯有一件事情不妙 这五座神山都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下面没有生根，一遇风浪，便会漂流无定，这对于神仙们彼此往来颇有些不便。有了解决这样的困难，他们就派代表到天帝那里去诉苦。天帝知道了这种情由，也担心这几座神山会漂流到天边去，诸神无家可住。因而便命令海神禺强派15只大乌龟，去把五座神山用背驮起来。一只驮着，其余的两只便在下面守候着，六万年交换一次，轮流背负。这样一来，神山稳定了，住在山上的神仙，又快乐、平安地过了许多年。

不料有一年，龙伯国的一个巨人来到这里，无意中闯下大祸。他闲来无事，有些发闷，带了一根钓竿，到大洋中钓鱼。走了没有几步，这几座神山便给他周游遍了。举起钓竿一钓，六只大乌龟接二连三地被他钓了上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背着这几只乌龟，回家去了。可怜岱舆和员峤两座神山，却因此漂流到北极，沉没在大海里了。住在这两座神山上的神仙们，都慌忙地搬家，带着箱笼帐被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累得大汗淋漓。天帝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便把龙伯国的土地削小，把龙伯国人的身材缩短，以免他们再出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伏羲神农时候，龙伯国人的身虽然已经缩短到无法再短的程度了，但据当时一般人看来，他们依然有好几十丈长。

归墟里的五座神山，沉没了两座，还剩下三座，就是蓬莱、方丈（即方壶）和瀛洲，那些大乌龟还在用它们的背背负着神山，直到若干万年以后，没再听说出过什么乱子。

精卫填海

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一天，女娃驾着小船，到东海去游玩，不幸海上风涛骤起，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女娃被淹死在海里，永远回不来了。炎帝固然痛念他的女儿，但却不能用他的光和热来使她死而复生，只能是无奈地独自悲伤。女娃临死之时非常不甘心，死后她的灵魂化做了一只小鸟，名叫精卫。精卫长着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大小有点像乌鸦，住在北方的发鸠山上。她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因此她常常飞到西山去衔一粒小石子或是一段小树枝，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飞翔着，把石子或树枝投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大海填平。

羲和生十日

太阳女神羲和，生有十个儿子，即十个太阳。他们住在东方海外的汤谷。那里有一株大树，名为扶桑，所以那地名也就叫扶桑。这棵大树有几千丈高，十个太阳就住在这株大树上。他们每天一个，轮流在天空值班。早上，不论哪一个太阳值班，都由他们的妈妈羲和驾车伴送，车子是由六条龙拉的，从起点汤谷到终点蒙谷，共有十六个站驿，正好一天的路程，车到第十四站驿悲泉，太阳就得下车步行，妈妈羲和驾着龙车赶回汤谷，为伴送明天值班的儿子去作准备。当每天早上，值班的太阳离开扶桑，登上龙车之前，一定先要在咸池里冼一个澡。羲和还常常带儿子们在东南海外的甘渊去洗澡，甘渊的水，十分甘美，羲和把儿子们一个个都洗得干干净净，明明亮亮。

后羿射日

过去，天上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兄弟都住在东方的个大湖里。太阳们每天在湖里洗澡、玩儿，湖里的水一年四都非常热。大湖的中央，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十个太阳都在上面休息。天帝每天派一个太阳出未，早晨从东方升起，黄昏在西落下，给大地送去光和热。这样，每个太阳正好十天出来一次。

太阳兄弟们出来时看到大地有高山流水、树木花草，真是美极了，好玩极了。可是十天里只能出去一次，九天都要呆在湖里，实在没劲。太阳兄弟们就偷偷商量着一齐逃出去玩。于是，有一天，他们不听天帝的话，十个太阳一齐出现在大地上空，同时发出热和光。这下可不得了，本来是不冷不热的天气，一下于热得人们受不了，有的甚至昏过去了。河里没水了，庄稼干死了。

人们赶紧请求天帝的帮助。天帝知道了这事，就叫来一位善射的天神，名字叫后羿，交给他一张红色的弓，一袋白色的箭，让他把太阳兄弟从天上赶走。后羿来到地上，一箭就射中了一个太阳，那个太阳像个大火球从天空落向大海。后羿连连发箭，太阳一个个落向大海。天气变凉了，热昏了的人开始醒过来。后羿正射得起劲儿，有人跑来告诉他：“天上只剩一个太阳了，不能开射了!”后羿一看，果然是这样，便收起了弓箭。

大地又像以前一样了，人们都走出来感谢后羿。从此，留下来的那个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照着大地。“后羿射日”的故事便一代代流传下来。

炎帝的故事

太阳神炎帝是女娲升天若干年以后，出现在大地上的又一位大神。他和他的玄孙火神祝融共同治理着南方一万二千里的大地，主宰着南方的生命。炎帝是一位慈爱仁厚的大神。当他在世的时候，大地上的人类由于不断的生息繁衍，自然界生产的食物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了，于是，仁爱的炎帝便教给人类如何播种和收获五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换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要教给人类种五谷时，从天空纷纷降落下许多谷种，他收集起这些谷种来，播种在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浑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禾苗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落在地上，炎帝便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还可以长生不老。人类从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非常安定。

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收获的果实大家平均分配，人们的感情像亲手足一般亲密。为了能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发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更加茁壮地生长，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光明中。从此，人类再也不愁衣食，人们非常感谢炎帝的恩德，便尊称他为 神农。相传炎帝的样子是牛头人身，这大概与他的这一贡献是分不开的。

炎帝看到人类虽然丰衣足食了，但在生活上却还有诸多不便，于是又让人们设立了贸易市场，把彼此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可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交换石斧等。有了这种交换，人们的财产就更加丰富起来了。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活整天守在市场上，凭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照在人们头顶上的时候，就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去，也就散市了。在当时，人们实行起来，感觉既简便又准确。

在炎帝的教育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作出了许多贡献。如他的重孙殳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 鼓和廷又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他们两人又经过努力，创作了许多歌曲，使音乐在人间得到广泛流行。

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是华夏族内部的一场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古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以神农氏为首，但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以农耕著称的神农氏因武力不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以掠夺为荣耀）的需要，其首领已渐渐不能胜任联盟首领的职务，因而被强悍的黄帝部落首领所代替。炎帝不甘心本氏族首领失去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极力发展力量，为重新赢得联盟领袖的职务，对拥护黄帝的各氏族部落实施武力压制，黄、炎二帝的矛盾遂由此激化。黄帝部落对炎帝的反攻予以坚决回击，用战争手段确保已取得的华夏族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发展生产，争取众心，率以熊、罴、貔、貅、豺、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境内）展开决战，“三战，然后得其志”，经几次大的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炎帝族一部被迫北迁，其余于黄河中下游与黄帝族融合。阪泉之战，巩固了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新秩序，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与东夷、苗蛮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当华夏集团由西向东发展，到太行山以东定居下来时，东夷集团的一些部落也正向西发展。炎帝与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首先发生冲突，“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传说“蚩尤善作兵器，且有兄弟81人（当指氏族），武力较强，炎帝战败，居地尽失，被赶至桑干河流域，乃向同一部落联盟中的黄帝族求援，黄帝于是率族众与炎帝族联合与蚩尤在涿鹿再次展开大战，传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传说能造成旱灾的鬼怪），雨止，遂杀蚩尤。从传说中反映出，这场战争极为激烈，黄帝族可能曾在河流上筑坝蓄水以阻挡九黎族的进攻，战争开始后，连日风雨交加，双方无法交战，直至雨过天晴，才把九黎族打败，并于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战后，黄帝“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 ，即以东夷集团中另一部落酋长“清”统领九黎部落。此次战争是两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战争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后华夏族与东夷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扩大，并结成盟好，共同发展。如《鱼龙河图》说：“伏蚩尤后，天下复仇，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伏羲出世

传说在我国遥远的西北，有一个极乐的国家，叫华胥氏国。这个国家是那么遥远，无论是走路、乘船，还是坐车，都很难到达那儿。这个国家没有政府，也没有首领，而且一般的人也没有什么欲望和嗜好，所以这里的人们生活美满而幸福，寿命奇高。他们落在水里淹不死，掉在火里烧不化，在天空如履平地。这里的人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地上的神仙。在这个极乐的国土上，有个名叫华胥化的姑娘，有一次，她到东方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沼泽雷泽去游玩，偶然看到沼泽边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她觉得这个脚印又奇怪又好玩，想用自己的脚比较一下脚印的大小，便去踩这个脚印。这一踩不要紧，她顿时有了某种奇特的感觉，后来她就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伏羲。

雷泽的主神是雷神，在这里留下脚印的就是他，所以人们都说伏羲是雷神的儿子。伏羲长得的确是有些像雷神，人面蛇身。说他是雷神的儿子，还因为他能沿着一道天梯，自由自在地到天上去。

后来伏羲成了东方的上帝，辅佐他的是手里拿着一个矩尺的木神句芒，他和伏羲共同管理春天。

夸父追日

远古时候，在北方大荒中的一座叫做成都载天的大山上，住着夸父族的人。据说，他们是大神后土的子孙，个个都身材高大无比，力量惊人，性格勇敢坚强而又诚实笃厚。有一个夸父族的巨人，看见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又向西方隐没下去，然后黑暗无边的长夜就降临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太阳才再从东方升起来。巨人夸父想去追赶太阳，于是他提起长腿，迈开大步，在原野上如风般奔跑，向着西斜的太阳追去，瞬息间就跑了一两千里路。他这一追，一直把太阳追到禺谷。禺谷，就是虞渊，也就是太阳沉落的地方。

还不等太阳落下去，长腿善跑的巨人夸父就已经追到了。一团红亮的火球就在夸父的面前，使他周身完全处在光明的围绕之中，他情不自禁地举起两条巨大的手臂，想把面前的太阳捉住。就在这时，他喉咙里忽然感到一种极其烦躁的口渴，使他简直无法忍受。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他这样近距离的被酷热的太阳烤炙着，加上奔跑了很长时间，实在有些筋疲力尽了。他只得暂时放弃了想要追捕的太阳，伏下身子去喝黄河、渭水里的水。经他这么咕嘟嘟地一喝，霎时间两条大河的水都被他喝干了，可是即使是这样，仍然没有解决他那烦躁而难受的口渴。

他继续向北方跑去，准备去喝大泽里的水。大泽又名瀚海，在雁门山的北边，是鸟雀们孳生幼儿和更换羽毛的地方，纵横有千里宽广。这虽然是一处好水泉，可以给寻求光明的巨人解除口渴。可惜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在中途因疲累口渴而死了。他高大的身躯像一座大山一样颓然倒了下来，把手里拄着的杖奋力往前一抛，便闭上眼睛长眠了。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又从东方升起，用它的金光来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毙在原野上的夸父，已变成了一座巍峨的高山。山的北边，有一片绿叶茂密、鲜果累累的桃林，那就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他把这些滋味鲜美的果子，送给后来追寻光明的人们解除口渴，使他们一个个体健口润，精神百倍，勇往直前，不达到目的，不休止。原始婚姻

开篇语

人类的婚姻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人类社会初期，无所谓婚姻，人类两性间的性交关系是一种杂乱的关系，无论是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姊妹，都可以任意发生性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应的提高，由此才逐步建立起婚姻制度。

兄妹通婚

直立人阶段的初期，人们结成的集团还是十分松散的。他们刚从原始群脱离出来，也还残存着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那时，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狩猎，为集团的全体成员寻找生活资料，老人们逗留在住地，制作武器和工具。年龄相当的男女在劳动分工上更相近些。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积累了经验，逐步有意无意地从原始杂乱性交状态中形成了初步的婚姻规例：排除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关系，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也就是说，祖先与子孙之间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姻被禁止了，每一辈的男女既是兄弟姊中妹，也互为夫妻。

性杂乱时期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性杂乱的传说记载。如《管子?君臣》角说：“古者未有夫妇匹配之合，兽处群居。”《吕氏寿秋》也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兄弟夫妻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都是性杂乱历史的反映。性杂乱的残迹，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婚俗中还可以找到。生活在云南怒江的傈傈族人，过去在“守谷子”的秋收季节，他们就不分“长辈与小辈”，只要互相喜欢，就可以睡在一起，这种风俗正是性杂乱的遗迹。

族外群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始人的社会生活也在缓慢地向前发展。从晚期直立人过渡到早期智人阶段，人类的婚姻形态又有了一个大进步，即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关系，同一族团内部的同辈男女也禁止相互通婚了。男子只能以其他族团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族团的男子为夫。也就是说，这一族团的一群男子与那一族团的一群女子互为夫妻。这就是族外群婚。

这时，丈夫和妻子各自生活在自己所属的族团之内。丈夫到妻子那儿去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回，并不加入妻方的族团，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通常，男子并不总是固定与一个妻子来往;女子也不是始终接待一个丈夫。因为一个妇女可以有一群丈夫，所生孩子也就有一群父亲。那时，对于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不知道的，一般只能确知生育自己的母亲。因此仍然是只“知母而不知父”。

实行族外群婚以后，在同一个族团内部，上一辈与下一辈成员的关系是母亲与子女或是舅父与外甥、外甥女的关系。同辈是兄弟姊妹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母亲。因此，同一族团内的成员，不分男女，都有血缘亲族，都起源于同一个女祖先，因而互相之间禁止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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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婚

母系氏族社会的早期实行群婚，后来发展成为对偶婚。实际上，在群婚时期就出现了某种或长或短的成对配偶，这已是对偶婚的倾向了。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允许通婚的范围不断缩小。在漫长的年月中，渐渐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又排除了同胞姊妹子女间的婚姻，最后排除了氏族内和氏族分支内同一女始祖女系后裔间的婚姻。这样，就由开始实行的一氏族的一群男子和另一氏族的一群女子之间的结合，发展为只剩下一男一女，即一对还不牢固的对偶的结合。族外群婚终于被对偶婚所代替。

一夫一妻制度

与父系制的确立、私有财产的出现、奴隶制度萌芽同时，出现了新的婚姻制度，从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与对偶婚不同之处在于婚姻关系比较牢固和持久，不能任意解除。这时男子在社会上取得了支配权，女子出嫁到夫方氏族居住。一夫一妻组成的个体家庭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已开始产生阶级对立，最初的阶级压迫与一夫一妻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同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要求妇女严格保持贞操，只从一夫，违反这一规例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而男子却享有多妻的权利。实际上，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的约束。一夫一妻制家庭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妻女受丈夫支配、奴役，有的死后与丈夫同葬，甚至从殉。妻子实际上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成为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抢婚制

在对偶婚向一夫一妻过渡时期，曾发生抢婚的现象。这种抢婚是由男子抢劫女子为妻。发生抢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新旧两种婚姻制度转化的矛盾和斗争。由于男子要求改变旧的夫从妻居的婚配方式，实行新的妻从夫居的婚配方式，势必引起母权制旧势力的反对，结果便发生抢婚的现象。据民族调查材料，世界上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普遍都还存在看抢婚的风俗，这就是早期一夫一妻制历史的遗迹。解放前，我国云南省的景颇族和佤族就曾经长期存在过抢婚的风俗。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

开篇语

在人类社会中，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团体，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的组织形式，没有组织，可以说就不成其为社会。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主要由氏族、胞族、部落构成。

原始群

原始群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社会组织，也是原始社会最初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原始人群处于人类的幼年时期，在人类学上属猿人阶段。在考古学上属旧石器初期，距今约300万年至100万年前。它是一种自然结合的群体，大约是由几十个猿人结成一群。这种群体是一种松散的、不固定的、有分有合的社会集团。

群的形成与人类的劳动生产和生存密切相关。人类的幼年时期，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只会拾取自然石块来加工制作最粗笨的石器，或者使用木棍等最简单的工具来猎取野兽，挖掘野生植物的根块，采拾野生植物的果实来充饥。用这么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就迫使幼年时期的人类必须联合起来，以群的力量来增强生产力，以群的联合来围捕野兽，猎取食物。其次，在猿人生活的时代，自然界也是原始的，到处是茂密的森林，群居的野兽。幼年时期的猿人，面对着森林密布、野草丛生、人少兽多、野兽逼人的现实，人身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处处充满着死亡的危险。人类为了自身的安全，防御野兽的侵害和突如其来的袭击，也必须结群而居，以群的联合力量来加强自身的安全防卫能力。

我国境内的原始群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最早地区之一。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年以前，远古人类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远古的文明。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已发现的原始人群主要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马坝人、长阳人和丁村人等。

血缘家庭

血缘家庭是从原始群中分裂以来的、具有同一血统的亲族集团。它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早期未的阶段。北京人和蓝田人大约就是在这种血缘家庭中生活的。原始群的分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类自身的不断繁衍，群的组织也必然不断地发生分化，于是，最初联合成的原始群团，就逐步地分裂若干个小集团。这种小集团，由一个母亲及其生育的后代子女所组成，因为它血统亲近，故称为“血缘家庭”。

血缘家庭组织因为有血亲关系维系，因此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联合体，它不像原始群那样松散。一个血缘家庭，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又是一个内部通婚的集团。在血缘家庭内，所有成员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兄弟姊妹之间，互相通婚。

氏族

氏族是原始社会以共同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种血族团体，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氏族是人类各族普遍存在过的社会组织，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约相当于旧石器中、晚期，常以某种动、植物作为本氏族共同的图腾标记。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和阶级。公共事务由选举的氏族长管理，重大事情由氏族成员会议决定，成员都处于自由、平等的地位。氏族经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发展阶段。到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贫富分化，出现了阶级，氏族制度开始解体，氏族的血缘联系也为地缘联系所代替，但氏族的残余仍长期保留在一些民族的阶级社会中。

母系氏族

母系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前期的社会形态。其历史时间，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大约从五、六万年前开始到五、六千年前结束。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产资料完全归氏族所有，没有私人占有的现象，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妇女是氏族大家庭的主人，而且在氏族内部据有实际权刀，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世系从母计算，子女是母方氏族的成员。那时，人们已经掌握磨制和钻孔技术，妇女从事采集，男子从事渔猎，实行族外群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旧石器晚期出现的原始农业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磨制石器、原始畜牧业、原始制陶业及原始建房技术，这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中国的母系氏族时期

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之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状况，都明显地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性质。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许多母系氏族部落遗址。在南方以河姆渡文化最典型在北方以仰韶文化为典型。河姆渡文化遗址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约六、七千年。仰韶文化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距今约七千年到五千年。这类文化遗址分布较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生活情景。

父系氏族

父系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后期的社会形态，它是直接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来的。在考古学上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过渡，到新石器晚期确立，距今约五千年前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成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并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最终引起了氏族组织结构的变化，实现了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并最终为父系氏族所取代。父系氏族的特点为：妇女社会地位下降，实行妻从夫居，子女从父居；世系按父系计；婚姻由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财产继承从父计；崇拜祭祀男性祖先。

中国的父系氏族时期

我国传说时代从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大致是从炎帝后期开始的，到黄帝、尧、舜、禹时代，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禹以后，氏族制度崩溃，进入历史的文明时代。也就是说，大约距今五千年时，我国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黄河流域主要有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长江流域主要有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诸文化，其中以龙山文化最为典型。

部落

由于人口的繁殖，氏族的一部分人向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产生了新的氏族。几个新老氏族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称与领土，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共同的宗教与祭祀仪式。部落内各氏族地位平等，部落最高首领称为酋长，由各氏族推选产生，公共事务由各氏族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讨论决定。据文献传说记载，我国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分布有部落集团，其中最为著名的，黄河流域有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集团，长江流域有三苗集团。

蚩尤

蚩尤是九黎族的部落首领。这一集团的聚居和活动范围，大致在山东、河南的交界处。这个部落集团最初大概是由聚居在淮河流域的太皞族发展起来的。蚩尤部落集团的规模相当大，相传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大概是指这个部落集团一共有八十一个氏族。蚩尤在我国历史上也被作为一位勇敢善战的军事首领而称颂。据文献记载，蚩尤部落和黄帝部落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大战，结果蚩尤失败被杀，蚩尤失败之后，他的部落仍然不服，黄帝画蚩尤之形象以威天下。因此后世人对他在作战中的勇敢精神甚为崇敬。

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是由二个以上的部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则联盟。联盟的形成是逐步实现的，最初是彼此为了某一个共同的利益相互进行联合，继之则给成长期的联盟。部落联盟大致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日渐增多，私有制近一步发展起来，因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不断发生，这些矛盾积累起来，往往就发生对抗性的冲突，由此导致双方发生战争。战争发生之后，双方往往因势力的强弱悬殊而决定战争的胜负。弱者为了对抗强者，往往求助于与其利害相关的部落，参与战争，这样就形成了联合。最初的联合，在很大强度上只是为了防御强者的欺凌或外来的侵犯。后来经过实践的经验，逐步认识到联合的优越性，就进一步结成联盟，继之则结成长久性联盟，所以部落联盟是逐步实现的。

中国的部落集团

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的部落集团经过几次战争以后，东方蚩尤和西方炎帝部落集团的势力削弱了，黄帝的势力壮大了。此后，黄河流域侵形成了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比较巩固的部落联盟。大约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黄河流域的氏族社会进入了尧、舜、禹时代。尧、舜、禹是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城前后相继的三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原始经济活动

开篇语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也是低级阶段，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一个族里面的成员共同劳动，消费品是平均分配的。原始社会的居民，在制石、制陶、木作、制骨、角、牙、蚌、纺织和编织这类手工劳动，以及种植农业、饲养业、渔猎和采集这类直接生产食物的劳动部门，展开了广泛活动。

建造房屋

人类建造房屋，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由于发明了农业的种植，经济生产由狩猎和采集逐步转向农业，生活来源比较稳定可靠，人们便逐步走出山洞，到适于农业的地方建造住房，这样，人类长期住山洞的历史结束了，开始了营建住房的新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房屋，考古上已有许多的发现，据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房屋建造情况看来，早期的比较简陋，晚期房屋建筑技术逐步提高，结构比较复杂讲究。房屋建筑的类别有半地穴式和地面起建式，形态有方有圆，有大有小。半坡遗址的大房子是半地穴建筑，面积达120平方米左右。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村落遗址，则以干栏式建筑为其特征。这种建筑背山面水，恰在山水之间。

穴居野宿

人类住山洞的历史，时间较长。大致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南方地区、直到新石器早期，多半还是居住在山洞里。人类所居住的山洞，考古上已被发现，而且屡见不鲜。例如北京猿人的化石避骸，就是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下的一个巨大的石灰岩自然岩洞里。在这个山洞内，不仅发现许多人骨化石，同时还发现许多人工打制的石器，也就是当时猿人使用过的劳动工具，还有猿人食用遗弃的动物遗骨，而且还有猿人生活使用火遗留下来的大量的烧土和灰烬。这些文化遗存就充分证明，这个巨大的自然山洞，当是北京猿人长期居住生活的住室。原始人栖息于山洞是受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所限，同时也与当时的生产条件有关，因为当时人类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经济生产，这种生产活动流动性颇大，经常变迁，受生产条件的影响，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以生产条件相适应的住室。

穴居式建筑

这种穴居式建筑多发现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不同于天然山洞，纯系从黄土中掏挖出来的空间，多半都是横穴窑，洞口较小，从窑洞入口进去，里面便是10平方米左右的窑室，中间没有火塘，如山西石楼便发现过这种横穴窑洞。宁夏也发现过5000年前的窑洞。另外有竖穴窑，口小底大，深1米左右，直径2～3米，上面覆盖草类或树枝，在河南偃师的一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这类竖穴形建筑。

半地穴式建筑

这种形式的建筑在长江以北各地极为普遍，例如在河北武安、甘肃秦安、陕西西安和临潼、河南陕县和洛阳、山东泗水等地发现的史前建筑很多是这样的。一般是在平地上下挖40～60公分的圆形或方形，用坑壁当作墙壁，在坑的上面搭成圆锥形或四角钻天的方锥形框架，其上涂以草泥土，有的是两个方形（或长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形房子联在一起，两个房子之间有通道相接。也有的是在半地穴的坑壁上竖以木柱，这样的房子往往地面上有一段矮墙。半地穴的入口处往往有台阶供出入，半地穴建筑的地面往往经过加工处理，比较硬，地面上间或杂以红烧土碎块，西安半坡遗址有些房屋中的地面上还有高出房里普通地面约40公分的“土床”，供人睡觉用。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建筑的地面用了类似今天的水泥，光滑而坚实。在陕西、河南和山东的有些半地穴建筑地面上铺以石灰，用来防潮，有的隔一段时间便铺一层石灰，考古学家称这种石灰地面为“白灰面”。在室内往往有烧饭或取暖用的灶，西安半坡的灶有圆形或瓢形的，多设在地面中央。半地穴式建筑的面积在10～30平方米之间。

平地起建的房屋

这种房屋和上面所讲到的半地穴式建筑几乎同时存在，但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较少，晚期增多。其建筑方法是按预定计划在地面上挖出浅槽（20公分上下），槽沟内填以薄薄一层红烧土块或碎陶片，然后在槽内竖以木棒或其他硬杆植物（如芦苇的茎）作为骨子，在其外抹草拌泥便是墙，屋顶是平顶，抑或是歇山式、钻角式则不清楚，房屋平面以方形或长方形为多，门向不一致，内地面有的是用一层灰土、一层木板、再加一层草泥土层层砌起来，十分精细。这种房子在大汶口文化中已有发现，山东龙山文化中也有。平地起建房屋的另一种形式是在地面上垒土坯作墙，其上加屋顶，这与近代北方农村小屋接近，山东日照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过这种土坯建筑。平地起建房屋中最高级的形式是在建房之前，先在地面垒出一个高约20公分的台基，四面为漫坡，便于泄水、防潮，台基上再按上述办法打墙建屋。平地起建房屋的室内面积从十几平方米到一百平方米不等，一般为单体建筑，但也有像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那样的几间屋相联的排房。

干栏式建筑“干栏”原系西南少数民族用的词语，是指在地面栽立桩柱、其上铺木板、架空居住面的房屋。干栏式建筑亦可称为“栅居”，可能是从古代“巢居”发展而来的。这种架空居住面的木构建筑通风和防潮的性能都比较好，适合于生活在气候炎热和地势低下潮湿地带的人们居住。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存在这种干栏式建筑，据文献载，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近现代云贵地区的苗族、傣族所住的竹楼也与这种建筑形式有关。目前发现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是在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中。这种建筑物主要是用木材建成，包括木桩、柱子、大梁、地板、席箔（或席垫）以及树皮等。从河姆渡等遗址所留下的桩木布局来看，一座干栏式建筑有的长达25米以上，宽7米，规模可谓宏大。我国干栏式建筑对海东也有影响。公元前200～300年前后的日本弥生文化时期广泛吸取了大陆文化因素，其中也包括了这一建筑形式。干栏式建筑在西欧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亦可见到，如瑞士豪根文化的湖岸居址就有，距今约6000年，时代较早，与中国干栏式建筑并非同源。

原始聚落

在旧石器时代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氏族尚未形成，农业与畜牧业亦未发生，人们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当然也就不存在聚落。随着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氏族组织，到新石器时代氏族组织的繁荣，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结合变得牢固，再加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以氏族为基础的聚居村落（简称聚落）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中国的大地上，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居址数以千计，其中只有一少部分被发掘，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新郑裴李岗、洛阳王湾、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武安磁山、郑州大河村、汤阴白营、沈阳新乐、余姚河姆渡、青浦崧泽、淅川下王岗、宜都红花套、日照东海峪、泗水尹家城、兖州西吴寺、临洮马家窑、永靖大何庄、永新鸳鸯池、韶关石峡……这些被发掘的聚落遗址揭露面积多在2000平方米以上，从中可以窥见史前人聚落概况。

从面积上看，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面积一般在10万平方米上下，大的如陕西华阴西关堡聚落总面积超过100万多平方米，小的如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只有2万平方米。从分布上看，以黄河流域分布最集中。同一个时期的聚落与聚落之间相隔不远。考古学家仅在三门峡水库地区就发现过69处仰韶文化聚落居址；在河南境内沿洹水7.5公里的地段共发现19处龙山文化遗址，其密集程度与近代华北农村接近。

华北地区史前村落多半在河旁台地或沿河流高起的崖头与高岗上。这从遗址现代地名上也可以看出来，诸如：城子崖、后岗、平粮台、高井台子、下王岗等；在华南多水的地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半在河流交汇点或河流转弯处形成的高地上，江南人所谓的××墩往往是新石器时代的居址。原始人一方面离不开水，一方面又不得不避水患，所以在选择聚落营建地点时便费一番思考，经过长期实践证实上述选择原则是对的。

到了公元前2800～2000年期间的龙山文化时期，原始聚落的布局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河南汤阴和安阳、山西石楼、陕西长安和武功、山东泗水等地发掘的龙山文化聚落址看，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一是聚落中心没有半坡和姜寨那种大房子或广场了；二是陶窑不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到居住区内；三是居址周围的大壕沟已消失，这意味着人们的居住观也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化，这和氏族制逐渐松散以至于最后解体不无关系。

从公元前2400年以后（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期偏晚与晚期），在黄河中游出现了小型的城堡，如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山东章丘城子崖和寿光边线王都发现了这种用夯土版筑围起来的聚落，大的如边线王其城堡内的面积约5万多平方米，小的如王城岗西城只有8千多平方米，尚不及现代的足球场大。这种小城堡只能是某一氏族部落的政治中心，说不上是经济中心，与后来商代25平方华里的城市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不能把这种城堡叫城市。正如《礼记?礼运篇》中讲到“小康”之时所说“城郭沟池以为固”，随氏族制族逐渐被破坏，阶级出现，城乡对立也必然产生。广大的史前居民从前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到公元前2400年后也渐渐被地缘为基础的村落所代替。

聚落布局

原始聚落都有一定的布局。像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洛阳王湾等聚落居址一般可分为居住区、陶窑生产区和墓葬区三大部分。西安半坡遗址东西最宽处达200米，南北长近300米，聚落总面积为5 万多平方米，在关中地区算是中等大小的聚落，其中60%为居住区，根据已发掘的一万多平方米来看，居住区内房屋密集，属于同一时代的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房屋27座，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居住区中央是一座大房子，平面面积达120平方米，大房子周围的小房子面积在10至40平方米之间。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领及氏族公社的老幼成员住房，兼作氏族成员集会场所；小房子适合于一对夫妇及一两个幼子的对偶家庭居住。小房子门都向着大房子，大房子是聚落中心无疑。大小房子的周围都有许多储存物品用的窖穴，归各家各户使用。陶窑生产区在居住区的东面，离居住区稍远，几个陶窑并列，这些陶窑之所以远离居住区多半是为了防止火灾。半坡遗址的北面为氏族的公共墓地，那儿集了上百座墓葬。整个的居住址由一条深、宽各约6米的壕沟围起来，壕沟的作用一方面是防御外面敌人的袭击，另一方面兼用雨季泄水的作用。姜寨聚落的结构与半坡相似，也是分为居住、墓地和烧窑三个区，姜寨居住区中心是一个大广场，面积达数百平方米。不管中央是大房子或者大广场，都标志着当时的聚落有一个固定中心，体现了氏族成员的向心力。

金属冶铸

金属冶铸，是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一项重要手工业。它是古代继陶器发明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顶重大的科技成果。我国最先冶炼成功的金属是铜。铜的冶铸传说开始于黄帝时代。我国原始社会晚期文化遗址发现的铜器，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四千年，最晚的为公元前二干多年。发现的铜器种类有黄铜、红铜和青铜，铜器的类别有铜片、铜锥、铜刀、凿、斧形器和指环、铜镜等。这些铜器有的是锻件，有的属于铸件。金属冶铸的发明，最初可能是在烧陶过程中偶尔渗入金属矿石，经过烧制以后形成了金属块，人们受此启示，最后才有意识地把矿石加以冶炼而发明的。金属的出现，为社会生产力增加了新的因素。这种新兴的生产力，必将推动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冶铸中进发出来的火花，实际上已经闪烁出文明的曙光！

玉器制作

玉器的制作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在良渚文化中，玉器制作达到顶峰，在许多墓中出土多达几十件。良渚文化的玉质，经鉴定是软玉，切割玉的方法是用马鬃绳加上砂子的办法截取，这一点从良渚玉器上遗留的弧线切割痕可以作为证据。从玉琮上看，节与节之间的长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说明当时玉工技术之成熟。在玉器上的各种纹饰，采用阴线刻、半圆雕、减地、浅浮雕和透雕等多种手法。纹样多为鸟形、人物，结构严谨、细密而和谐。山东龙山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也出了不少精美玉器。这些玉器多半与祭祀有关。（此条目删掉）人类最早的经济生活方式

我们从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和骨器可以看出，古人和新人所制造的工具，同他们的祖先直立人一样，几乎全部是供打猎、捕鱼或采集使用的。那时还是攫取经济时期，还没有发明农业和畜牧，人们不懂得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畜，还没有跨出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有自然的性别的分工。打猎主要是男子的事业，采集主要是妇女的工作，捕鱼则男女都可能参加。

采集和狩猎这种生活方式主要盛行于旧石器时代。在那荒远的古代，人烟稀少，土地还没有开发，人们比较容易寻找有森林、草原、河湖的地方居住，从而获得丰富的渔猎和采集对象。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仍然主要靠渔猎和采集为生，但工具和技术都比以前有了进步，氏族组织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计划、组织的作用。这时的猎人常常集体地猎取成群的大兽。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能保证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使早期人类处在饥饿困苦的境地，不能够大量繁殖。在那个时期，十几岁就夭折了的人很多。

狩猎

据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在地球史上整个的更新世（约从300万年起，到1.2万年前止），曾发生过七次较大的冰期，冰期到来之时真是“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全球的气温下降3～4摄氏度，冰期延续时间长达数万或十数万年，冰期过后便是温暖而湿润的间冰期。冰期和间冰期对人类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生存在一个间冰期时代，那时周口店一带的气候较今天华北地区温暖而湿润，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潺潺的流水，各种野生动物出没于丛林山溪之间。在北京猿人洞穴堆积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达100多种，大都是喜暖动物，其中绝大部分是北京猿人作为猎获物而带到洞穴中的。例如在所有的动物化石中，肿骨鹿的个体占了第一位，除此之外还有斑鹿、洞熊、巤狗、野猪、纳玛象、犀牛、剑齿虎等。相当于北京猿人的时代生活在华南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时代人猎取大熊猫、剑齿象；比北京猿人时代稍晚一些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们则以猎取猛犸象、披毛犀、大角鹿等喜寒动物为主要谋生手段。

旧石器时代极为漫长，中间又几经气候的变化，各地区和各个时代的狩猎对象并不相同。分析一下原始人所猎取的动物化石来看，当时人已经观察到某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掌握了部分动物活动的季节性，并把所观察到的知识用于猎狩。例如北京猿人洞穴中所发现的鹿类化石大都是在鹿角脱落时期被猎获的，这说明北京猿人已知道鹿类大体是在秋季成群结体地经过某一地带，原始人组织起来围而歼之，所获甚丰。另外，与北京猿人同时代的剑齿虎、猎豹之类的凶猛兽，它们虽然以锐利的牙齿、凶狠的肢爪时刻威胁着原始人的生命，但原始人通过长期观察也了解一些猛兽的习性，他们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发挥了人类特有的自觉能动性，依靠石制工具、棍棒树枝和集体的智慧同野兽进行殊死的搏斗，终于制服了凶兽，将它们拖回洞穴成为原始人的美餐。

旧石器时代人们狩猎的工具主要是石制的粗笨手斧、锐利的尖状器、可以远射的投枪、石球以及弓箭等。当然，人类的最初阶段也许还用过未经加工的自然石块，但这一推想很难以从考古发现上得到证实。

采集

采集也是一项古老的谋生手段，它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就存在，并不比狩猎活动出现的晚。正像我国古代文献上所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韩非子?五蠹》），草木之实就是指野生的果实、嫩叶或块根，这是描绘了古代人的采集活动。《庄子?盗跖 》篇也说古代的人“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遗址中发现过大量的朴树子，证实了古典文献上的记载是有根据的，但东周时代的韩非和庄周未必知道50万年前的人类生活，他们可能是从口耳相传中知道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的生活情景。新石器时代人大量采集野生的植物为食粮。仰韶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刀，这种用陶片制的简单摘穗具，数量比耕作用具多，不成比例，当是一种采集用具。

采集，不仅是摘取野生的植物根茎叶及果实，而且也采集小动物及水中的介壳动物。在北京猿人洞穴中就发现过大量成堆烧焦的鼠类碎骨，除北京猿人有吃鼠的习惯外，在山西、河南、湖北等古代人类遗址中分别发现过有大量中华鼢鼠、东北鼢鼠、布氏田鼠、家鼠、竹鼠等啮齿类动物碎骨化石。这说明古代人曾以鼠类作为他们的食品之一种。汉代《淮南子?脩务训》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这是说古代人采集螺蚌为食。考古学的材料告诉我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便采集水中的蚌壳，山顶洞遗址虽不靠海但却在那儿发现了海蚶壳，说明是由海边运入内地的，由此可见海边人食蚌风之盛。在广东、辽宁、山东、江浙一带许多地方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具丘，其中有大量海螺、蚌壳等，在不靠海的内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不少蚌壳，说明古代人大量食蚌，还用蚌壳作工具成装饰品。

捕鱼

我国的史前时代居民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捕鱼，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据古代文献上说：“遂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鱼。”（《尸子》）遂人即燧人氏，是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物，一般认为燧人之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但从山西省襄汾丁村遗址的发掘来看，在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汾河两岸的原始人已开始从水中捕食草鱼了。到距今1.8万年前，山顶洞人已能捕捉到长达80多公分的大鲩鱼，他们用青鱼的眼上骨做装饰品也说明当时人捕食青鱼。由此可以说明我国的渔业始于旧石器时代。到了新石器时代，捕鱼之风大为盛行，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画着各式各样的鱼，在四川一些遗址中发现死者骨胳旁放有鱼。从山东胶县三里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来看，5000年前生活在海边的人大量捕食海中的梭鱼、黑鲷、鳓鱼，鳓鱼之类往往在离海岸较远处迅速游动，但也未逃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猎取范围之内。

我国的先民食鱼的习惯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美国蒙塔那州的一些印第安人至今不食鱼，这并非是他们不懂得鱼类的营养价值，而是由于某种禁忌和习惯流传至今的结果。 最初捕鱼的方法可能是徒手抓鱼。古代的水多鱼多而人口相对较少，徒手抓鱼完全有可能。从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虽未曾发现任何渔具，但却发现有大量的、个体较大的鱼化石便是证据。其次是“竭泽而渔” ，如果不是靠“竭泽”，旧石器时代的人恐怕捉不到那么多的鱼。大量的民族学材料说明，徒手抓鱼是最古老而原始的办法，这当然首先需要把水搅混，然后用手摸或用棍棒击鱼。竭泽而渔也只能在小范围的水湾或小池中进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使用骨制的鱼叉或鱼镖捕鱼。鱼叉往往有双排或单排倒钩，装在柄上用以叉鱼，有的鱼叉或鱼镖尾端穿孔可以缚绳，用以猎获距离较远的游鱼。弓箭也可能用来射鱼。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大概人们不再用徒手等原始办法捕鱼了。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除发现有鱼叉、鱼镖之外，还有鱼钩和网坠，前者用骨头作成，大小形象皆与今日铁制鱼钩相近；后者或用石或用陶作成，缚在网下使网下沉，鱼网的原物难以保存到今天，但在西安半坡发现的一件船形陶壶上画着鱼网，说明当时人很可能驾小船去河中网鱼。

安定生活的开始

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是分别从采集和狩猎发展而来的。妇女们在采集植物的过程中，通过长期观察，首先认识了一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长规律，知道按期采集它的果实、根、茎充饥，并摸索到栽培的方法，从而产生了原始农业。粟是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在我国北方，原始农业就是首先从栽培粟开始的。除了植物的种植以外，动物的驯养和繁殖也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在我国境内的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采集经济已转入原始农业经济，狩猎经济已转入原始畜牧经济。无论是在原始畜牧地区，还是在原始农业地区，家畜的饲养和繁殖都出现了。畜牧业由狩猎发展而来，先是少数动物的驯养，然后过渡到大群牲畜的繁殖和放牧。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增加动植物的生产，生活有了保障，人口不断增长，开始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

原始社会的作物

在北方地区（淮河以北）以种植粟（小米）为主。古代粟的实物除了在裴李岗和磁山文化遗址中有发现外，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等史前遗址中都有发现。在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处地方堆有 立方米的粟（已成朽灰）。粟是当时北方居民的主要粮食。其次是小麦。麦作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历史结论，迄今依然为国际学坛所公认，但中国最近的发现说明，中国也可能是小麦独立驯化、栽培的中心。最近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的一处新时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炭化了的小麦，时代距今约5000年。大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稷也是一种古老的农作物，常常见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其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1972年在河南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了高粱，据放射性碳素的测定并加以树轮校正的结果来看，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目前尽管对于这一发现有人持否定态度，但早在1931年在山西万荣县荆村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有高粱，80年代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也有炭化高粱被发现，其时代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如果把这几个有关高粱遗迹的发现联系在一起来考虑，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国很可能是高粱的故乡。稻米在黄河流域以及广大的华北地区只是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才得到较大的推广，据最新资料，在江苏省连云港一个公元前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了包含有稻壳的红烧土，但未经农学家鉴定，所以学术界对此尚未最后肯首。另外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罐，其中装有白菜或芥菜的菜籽，说明华北的居民在当时也种植蔬菜。

南方地区的作物最主要的是稻米。中国稻米起源地，有些农学家认为可能是今天的云贵高原一带，理由是：直到今日云南境内的稻子有3000多个品种，其中古代野生稻很多。据农学家的分析，现在云南一带所栽培的稻与当地现存的普通野生稻有着亲缘关系。从考古学家的立场来看，稻米很可能最初出现于长江流域的下游，其理由是，截止到1988年所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有水稻的遗址共72处，其中有57处在长江流域，占遗址数的80%。考古学家们另一个理由：从时代上来说，目前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所发现的稻米其时代都是距今7000年。我们从稻米传播路线上看，很可能是以杭州湾及其附近为中心，由此向几个方面传播，大概在5000～6000年前后传到长江三角洲，在5000多年前西传到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中便发现了稻米，由长江中游向南传播到湖南、湖北、广东一带，长江三角洲那一支向北又传到黄淮地区，这样归根结蒂，稻米是从杭州湾一带为中心向外四射的。南方的史前时代除了种植水稻外，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培育了花生、芝麻、甜瓜、蚕豆等作物。过去认为花生、芝麻（胡麻）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这种说法已为考古发现所否认。

农业耕作方式

综观一下农业发生以来，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即：锄耕农业、犁耕农业和机耕农业。原始社会基本的耕作方式是锄耕农业。中国史前农具中虽然有犁但不普遍，而且所谓犁耕农具还要有牲畜作挽力，截止到六十年代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停止在犁耕农业阶段上。

史前锄耕农业的第一步是砍伐森林，清除杂草。公元前5000年前后华北地区比现在温暖而湿润，在西安一带还有大熊猫生存，森林也远比现在茂密，所以用石斧砍掉树枝杂草是必要的。以西安半坡为例，在那儿出土的农具700多件，仅磨制石斧就有300多件，其他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这种情况。清除树枝杂草之后便放火烧掉，那些草木灰便成了史前人给大地增加的肥料。在南方地区发现的石斧相对较北方少，有可能是由于在烧荒时根本不加砍伐的缘故。

华北地区的黄土土质松软而肥沃，经清理出一片空地来之后便用石铲、石?、蚌铲、 木耒、石锄或掘土棒为工具挖掘土地，然后种上粟、麦之类的耐旱作物，等待秋天或来年夏时收获。江南地区掘地多用木制的耜或骨耜。河姆渡发现的耜，上端有两个穿孔便于绑缚在木柄上，耜末端有木柄，在木柄上可能有横出的踏木，便于用脚踏，据研究近代藏族及门巴族还使用过类似的掘土具。东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中有纵长达30公分左右的石犁也是掘土具，除此之外也可能用木质掘土棒，这种掘土棒由硬木制成，前端经火烧过留下一个尖头，类似之物在近代印第安人中还被使用。种子下地之后很少在作物生长期再加工，目前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发现的中耕用的鹿角锄、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松土用的石耘田器为数都很少。

到了收获季节往往是氏族全体成员一齐出动，抢时间把粮食收割完毕。他们使用石镰、蚌镰、石刀、蚌刀或陶刀，使用石刀或陶刀往往只能摘取作物的穗，刀上有双孔，缚绳套在手指上，用法与近代华北农村掐高粱穗用的捻刀差不多。镰刀是装柄使用，与今天的镰用法一样，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就有镰刀，但整个新石器时代无论江南还是江北皆以石刀为主要收获工具。

待作物收割完毕则要加工。北方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发现有石磨盘和石磨棒，南方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时发现舂米的石臼和石杵。石磨盘大体呈长方形，长边约40～50公分，短边约20～30公分，多由砂岩或花岗岩制成。由于长期使用，中间凹陷，有的底下有足，有的无足，磨棒为长柱状体，使用时把粮食（带壳谷物）放在盘磨上用磨棒往复推动磨擦使谷物去皮。华北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臼和杵，但不一定是用来加工稻米。粟去壳之后便可蒸食或煮食。南方地区发现的粮食加工甚少，这一问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制陶业

陶器是人类有了对物理和化学作用的初步认识以后，第一次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在古代科学技术史上，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继火的发明之后，所获得的又一次重大成就。据考古资料，我国的制陶历史估计要有一万年之久。我国原始制陶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我国原始制陶业开始发展的时期，其历史年代距今约七、八千年。早期陶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宁等地都有发现。如裴李岗文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老官台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等，都发现有大量陶器。其特点是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制陶工艺的全过程，但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火候不高，质量较差。新石器中期是我国原始制陶业的发展兴盛时期，其历史年代距今约五至六千年。这时期的陶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东北、华南等广阔地区都有大量出土，而且出土陶器的文化遗址常常密集。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汉口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红山文化遗址所出的陶器，大致均属这一时期的产品。新石器中期陶器的制作技术水平较高，质量比较精美，生产规模比较大。新石器晚期我国际始制陶业更为发达，其历史年代距今约为四至五千年。这时期的陶器在我国境内普遍都有发观，出土的数量比新石器中期更多，如龙山文化、齐家文比、良渚文化所出的陶器，均属于这时期的遗物。这时期的制陶技术，普遍采用了快轮创陶，有的还采用了模制。轮制技术的运用，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胎壁厚薄均匀，器形规整美观。

编织业

编织业的发生时间可能较早。原始人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挖掘植物的根块，总要有装盛的器物把它收集起来，带回居住地以供食用，而这些装盛的器物，最合适的有用能就是编织物了。新石器时代，由于农业的发明，人类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人们生产、生活上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因此，编织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原始编织物遗迹、遗存都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文化所见的编织物有草编、苇编和竹编三种。所涉及的用途有建筑、生产、生活等几个方面。

纺织业

纺织是原始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它关系到人们的衣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纺织业发生之前，人类在夏日是赤身裸体或以树叶蔽体，冬天则以兽皮御寒。考古发现的缝纫遗物在我国始见于旧石器晚期。在山顶洞人文化遗址里，出土一件磨制精细的骨针，这是原始人的缝纫工具。纺织业的发生，大概在人类社会进入野蛮时代以后。考古发掘表明，在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里，才开始有纺轮。纺轮是一种捻线工具，它的发现标志着我国远在七千年以前纺织业已经产生。原始纺织业的发明和发展，解决了人类穿衣的根本问题，这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一次劳动大分工

到了父系氏族公社人们开始大量饲养家畜，而且各个地区饲养家畜的种类还因自然条件不同而有差异。西北地区有较多的羊群，江浙一带饲养大量的水牛，而黄河流域却以黄牛为主。农业氏族部落的家畜饲养业开始稳步发展起来的时候，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地区，无论是以畜牧业为主辅以狩猎，或者牧农结合兼营狩猎的氏族部落，他们的畜牧业经济也都发展起来。原始社会后期，游牧部落由从事其他生产劳动的氏族部落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劳动大分工的标志。

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目前所知的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磁山、裴李岗和大地湾一期文化，从那时起直到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6000～3000年）大体上是以饲养猪为主，其次是狗和鸡，当时是否有黄牛现在难以肯定，马和羊是否已成为家畜也难以确认。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不仅发现过大量的猪骨，而且在裴李岗人物的艺术品中有陶塑的猪头，惟妙惟肖。在仰韶文化中家畜骨胳最多的是猪。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大量用猪头随葬，一次有时竟用到14个猪头，经动物学家鉴定都是成年的猪，是家猪毫无疑问。在大汶口、三里河都发现了以猪的形象为模特儿做成的陶器，猪食性杂，耐粗饲，不好动，和定居的农业部落居民关系密切。直到现在农家和养猪分不开，猪为六畜之首的观念当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就有。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鸡骨，数量虽不是很多，但确切是家饲鸡。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养鸡最早的国家之一。

狗早在中石器时代就被驯化。但狗不像猪羊那样能成群饲养，多半是各家各户分散饲养，但集合起来数量不少，所以在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狗骨，仅次于猪骨的数量，居第二位。

在西安半坡所发现的猪骨中未成年的幼猪占的比例很大（50%以上），说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饲养业不很发达，幼猪不待其成长便被人宰杀果腹。

从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之间，华北地区的家畜从品种上说有了增加，除了猪、狗和鸡之外，还有马、山羊、绵羊、黄牛、水牛和猫等，过去一般认为马是由西亚地区传入中国，到了商代或西周我国才有马，实际上在龙山文化时期便有，通过最近对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一批马骨来看，公元前2400年前后我国确实有人工饲养的马。饲养山羊和绵羊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已很盛行。中国人所说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全部俱备，从数量上来说也比以前有了增加。

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里，26个龙山文化窖穴中出土的家畜骨胳比128个仰韶文化窖穴中出的家畜骨数量还多。在西北齐家文化一个墓葬中出土随葬用的猪下颌骨达68块，在山东龙山文化中用猪下颌骨随葬风气也很盛行。

南方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在此以南的中国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家畜饲养业也发达起来。

在桂林甑皮岩和余姚河姆渡都发现有家猪骨骸出土，甑皮岩的年代比北方的裴李岗、磁山还早。在河姆渡还出土了猪的陶塑模型，肥头大耳、大腹垂地，腿短，这些都说明它具有明显的家猪体态特征，在河姆渡的陶器上也刻画着家猪。比河姆渡稍晚的南方史前遗址中都有家猪骨骼出土记录。猪成了最常见的家畜。在南京北阴阳营和陨县青龙泉的史前墓葬中出土有做随葬用的猪下颌骨。南方的家羊普遍出现在良渚文化遗存中。水牛在南方出现的时代较早，也较普遍，至迟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遗存中已有家水牛遗骨。从河姆渡文化到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都饲养水牛，这也许与水稻种植有关。狗骨在南方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有，它也是当时主要家畜之一。家鸡在南方不多；南方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没有出土马骨的正式报道。大概到殷代南方才有了马，水牛可能是在长江流域或者更南的地方首先被驯化。

第二次劳动大分工

原始农业是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民在空闲的时候制作自己需用的手工业品。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有了剩余，有可能使一小部分人不必去种地而专门搞其他的生产。这样就有了专门制作各种手工艺品的人，制作出越来越精巧的产品。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是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第二次劳动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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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的出现

两次社会大分工使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使劳动力能够生产出比维持劳动力所需的更多的产品，即有了剩余产品。这是私有制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占有他人劳动产品，进行经济剥削的条件。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私有制产生了。私有制的最后确立，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有密切关系。父系氏族公社晚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部落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不过，一开始是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交换，后来又出现了用于交换的媒介物———原始货币，如陕西长安、河南陕县发现的玉璜、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玉壁、江苏南京发现的玉块、云南西双版纳出土的海贝等。原始货币的出现使交换进一步扩大，也使各个家族间私有财产差别增大，从而破坏了旧的共产制，导致原始公社解体。

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促使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当时普遍以猪头或猪下颚骨作为衡量财产的标准。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少已明显地表现出贫富不均，这表明氏族间的平均分配不存在了。在父系氏族公社内部产生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逐渐失去过去的平等地位，奴役、压迫和剥削发生了。与此同时，父系氏族内部又出现了奴隶。最早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由于人的劳动价值的提高，战胜的氏族便把战俘留下来驱赶到田野和工地强迫他们进行无休止的劳动，以榨取剩余产品。此外，氏族内部贫困的氏族成员，因负债等原因，本人或其子女也会逐渐沦为奴隶，氏族显贵、军事首领和富人逐渐转化为奴隶主奴役他们。作为奴隶，他们在奴隶主的眼中已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而作为殉葬的物品被活埋。于是，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日渐明显，使社会最终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原始社会宣告瓦解。

皮革制作

与骨器制作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皮革制作，它也是随着狩猎业的兴起而产生的。从民族学材料看，原始采猎游牧民族和原始农业民族都曾广泛利用猎获野兽的皮张做衣被、铺垫、甲胄等。把兽皮剥取并阴干后，要经槌打、发酵，刮肉、揉制等步骤，才能成为可以直接利用或进一步加工的皮张。原始时代的皮革和皮制品的遗物一般难以发现，但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刮削器、尖状器、石刀、陶错、石制盘状器、石棒等，有一部分当与皮革制作有关。又如河姆渡遗址发现不少带齿骨锯，齿大间距宽，与鄂伦春族用以刮皮的齿状木刀相似，当是一种揉皮工具。皮革制作大概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的，这一时代开始出现的骨锥、骨针表明人们已会用皮革缝制衣帽、皮囊等皮制品了。我国古籍中亦不乏太古时代以皮韦为衣的传说。如《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这是采猎经济时代的情况。农业发生后以后农业为主的广大地区衣着原料逐步以植物纤维和蚕丝织物为主，但皮制品并未因此废除，尤其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皮毛仍然是主要衣着原料。如新疆的古墓沟墓地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皮毛制品。这里的居民穿着以未经揉制的牛皮做的皮鞋，部分皮料牛毛尚存，用皮线缝连，多较粗槌，仅能护足而已。稍后的新疆哈密五堡公社铜石并用时代的墓葬中，死者身穿皮毛大衣或皮革大衣，长筒皮裤，足着长筒皮靴，革制品比较柔软，反映皮革揉制、脱脂水平已较高。这两遗址均属畜牧业比较发达的类型。由于当地气候干燥，这些皮制品得以保存至今。而未能保存下来的原始时代的皮制品当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皮革制作在原始手工业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文明的曙光

开篇语

文明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史上，继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的历史时代。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各种文明要素就已经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另外，原始时代的人们为了自身的生活和生存，始终不懈地从事于各种生产活动。他们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生产经验，天长日久，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科学知识。例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各种野生动物的习性及其活动规律，便产生了动物学的基本知识。在采集生产过程中，逐步熟悉并掌握了各种好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和性能，由此出拿捏了植物学的基本知识。在生产、生活的活动过程中，熟悉一定范围内的山川地形、地貌，这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地理学知识。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也不断注意和观察气象、天象的变化规律，由此，便产生了天文学知识。从文献的传说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我国原始社会的先民，确实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物理、化学、数学、天文以及医药等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学会用火

会用火是人类远古祖先的一项很重要的知识财富，火为人们提供温暖，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加强营养，避免猛兽的侵害，还能在夜间照明，预防和治疗居住在潮湿环境中容易患的关节炎。获得和保持火种的能力很可能是人类在欧亚高纬度地区生活的先决条件。用火熟食，对古人类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火减少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扩大了食物来源，减少了疾病，增强了体质。这是人类自身进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不但是迄今知道的中国人类用火的最早纪录，也是世界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之一。

制造工具

在很早以前，人类的祖先已经懂得利用简单的自然物体作为工具。他们拣取石块、木头、树枝和兽骨，用于生活。利用天然工具是人类远祖与灵长类其他动物的共同特点，制造工具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至少在200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已能够制造工具，但这一本领是在一段十分漫长的时间内学会的。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随着生活范围的日趋扩大，敌害越来越多，人类的祖先逐渐懂得改造自然物体，以满足自己对工具的要求。他们先是模仿自然，然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体改变成一定的形状，从而制造出第一批工具。木头、树枝、石头、动物骨骼是他们最容易得到的，也是比较容易改造的，所以，原始的工具多以这些东西作为材料。由于石头和骨头比木质物体耐久，因此有一些石质和骨质的工具得以保存到了现在。

骨器

中国史前人类使用骨器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十万年之前的中国猿人时代。我国著名的学者贾兰坡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证明，在周口店中国猿人洞穴中所发现的大批兽骨化石中有许多是经人加工而破碎的。在人工破碎的兽骨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人为了吸食动物骨头中的髓而敲碎的，即所谓敲骨吸髓而造成的，这类碎骨没有一定的形状，更没有规律可寻；另一类碎骨是人类为了某种需要而打碎的骨头，这类碎骨往往具有一定的形状，也有规律可寻。后者常见到的有一些鹿角被截成残段，有的还保留了角的尖端或根部，鹿角中无髓可吸，史前砸断鹿角必另有所图；有些鹿的肢骨一端常常带尖，有些犀牛肱骨（前肢上半部）上面有长条形的沟，这牛骨可能是作骨砧使用时砸刻出来的。上述后一类的种种碎骨，都可以视为最早的骨器。

骨器真正打制成形，并被广泛利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事。例如在四川省资阳县黄鳝溪所发现的资阳人，其出土地中就有磨制精致的骨锥，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穴遗址中，发现过当时的人做的穿孔骨珠、骨针和磨制的骨管等，距今时代约18000年以上。在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贵州省兴义县猫猫洞、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发现有骨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狩猎水平的日渐提高和人工驯养牲畜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们获得动物骨骼作为原料并非什么难事，再加上当时一部分人们对石器制作技术（切割、磨光、穿孔及抛光等）谙熟，所以制作的骨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与旧石器时代相比，都有了较大的飞跃。例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渔猎工具共644件，其中骨制品达319件，几乎占了一半。半坡的手工业工具共发现1133件，其中骨制品就占了85%以上。在装饰品中，以骨笄为例，半坡发现的715件笄中，骨笄占75%以上。而在半坡的农具中，骨制品很少，这可能是因为黄土高原土质含水少用骨器难以开垦的缘故吧！在江南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骨制的农具却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观察，在新石器时代制造骨器，一般要经过三道工序：第一先按制作器物的要求将骨材劈成或锯成骨条或骨片，然后在骨条或骨片上反复刮削、斫斲，做出所需的器物雏形，最后将雏形磨光。有的还要在其上钻孔。不过，并非所有的器物在制造时都要经过这几道工序。有的只需其中的两道工序甚至一道工序即可完成。

蚌器

人类使用蚌壳作成装饰品或其他用具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就发现过用海蚶壳作成的装饰品。贝类和蚌类广泛地存在于大自然界之中，住在靠海边或江河湖滨的居民们，从远古时代起便采集贝或蚌类作主要食物，这种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尤其多见。欧洲许多史前时代文化遗址之被发现，往往是以古人大量的食剩贝壳堆积为线索。在亚洲的日本和朝鲜半岛都有许多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存，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省、广东沿海及福建浙江沿海一带都发现过贝丘遗存。

最初人们把食剩的贝壳、蚌壳随手丢弃了之，后来捡取其中的美丽者作成各种装饰品，再到后来（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们不仅用贝蚌类的壳作装饰品，而且捡取其中的一部分作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例如蚌铲便是用较大的厚丽蚌为原料，将铰合部相对的一侧磨成刃，装柄即可使用。蚌镰刀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常见之物，还有蚌壳作的锯，至于像石刀那样的双孔蚌刀（用于收获）就更多了。除了上述装饰品和农工具以蚌壳为原料外，镞、鱼钩等渔猎工具以及发笄、束发器、镯子、锥子、匙子……也有不少是以蚌壳为原料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交换日渐兴盛，那些漂亮的贝壳（尤其是海贝）用来作为等价交换物，起了原始货币的作用。在我国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有几座墓中出土了海贝、石贝和骨贝，用海贝随葬的现象在青海省西宁朱寨遗址中也有，这些墓的年代都是距今4500年以上，沿海地区产的贝运到内地已经说明其珍贵了，海贝不足，用石贝、骨贝代替，确实说明了贝的价值。到了商代（公元前16～11世纪）还出现了金属贝。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如宝、货、买卖、贵贱、赚赔、贮等与交换有关的字无不与贝字相连，其渊源当来自史前时代。

角牙器

动物头上的角和嘴中的牙齿往往是身体最坚硬的部分，原始人从很早的时代起便知道这一常识。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顶洞人使用鹿角做成手杖状的器物，其用途虽不明确，但类似之物在欧洲晚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却屡有发现，欧洲的考古学家们把这种鹿角作成的东西称之为“指挥棒”，在氏族社会中“指挥棒”是权力的象征物。在我国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发现有加工过可作为挖掘工具用的羚羊角。山顶洞人还把动物牙齿穿孔之后串起来挂在脖子上，这不单单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因为兽类牙齿坚利无比，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兽类牙齿可能有避邪压胜的作用。将兽牙穿孔挂在脖子上的习俗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产生。这一习俗一直保持到很晚的年代。日本三世纪到八世纪的古坟中还常常出土模仿兽牙而做成的石质“勾玉”，这便是证明。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动物的角、牙作成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

除此之外还有用角做的镞和尖状器。古代人还用牛角掏空后作号来吹，号可能是一种军乐器，最初的号都是用角作的。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一处大汶口晚期墓葬中发现过一件陶制的号，其形状与牛角一样，制作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这号至今还可吹响，由此可见以角为号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出现了，人们把“号”和“角”联在一起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新石器时代的人还用兽牙作农业用的镰刀、生活用的刀或刮削器，有的用象牙做成梳发的梳子，还有用象牙作成的艺术品。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常见死者手中握有獐的犬齿，有的还将獐牙镶嵌在一个刻花的骨柄上，考古学家称之为“獐牙勾形器”，此种器物具体用途虽不明确，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器物可能是用以避邪或者是一种特殊信仰用具。

木器

由于木头易腐朽，难以留下痕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旧石器时代木器极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许多与建筑、埋葬有关的木质遗存。例如在河姆渡遗址中的木板、木桩等建筑用材，有的其上还有严密的榫卯，再例如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许多墓有原木垒成的椁，有的还有棺。

木器是指农工用具、日常生活用品等，这些东西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很少有完整物的发现，而且发现地偏集中于长江流域。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过木矛、木刀、水桨、木杵（舂米用）、木耜、木碗等，在时代稍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江浙一带马家浜和良渚文化中还发现有木铲、木槽、木盆等。在长江以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很少发现有保存较完好的木器。虽然如此，但木器使用的痕迹却屡有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文化、半坡和姜寨早期遗存中就发现过使用木耒的痕迹。1956年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一个早期龙山文化灰坑的坑壁上发现了一些长约20公分、两齿相距约4～6公分的木耒痕迹，类似的痕迹在山西省襄汾县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使用耒来耕作是很普遍的。根据木耒留下的痕迹来观察，耒为前端分两叉，后端为柄的器物，用以起土，十分方便，这和山东嘉祥汉代画像石上大禹治水图上禹手中所执的工具很相似。

新石器时代的人还用芦苇、竹子等作建筑材料或日常用具。在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发现过竹编的席子、箩筐等物，在北方地区建筑材料中时时可发现用芦苇或其他植物茎秆做墙骨的现象。（此条目删掉）科学知识

原始时代，人们为了自身的生活和生存，始终不懈地从事于各种生产活动。他们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生产经验，天长日久，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科学知识。例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各种野生动物的习性及其活动规律，便产生了动物学的基本知识。在采集生产过程中，逐步熟悉并掌握了各种好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和性能，由此出拿捏了植物学的基本知识。在生产、生活的活动过程中，熟悉一定范围内的山川地形、地貌，这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地理学知识。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也不断注意和观察气象、天象的变化规律，由此，便产生了天文学知识。从文献的传说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我国原始社会的先民，确实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物理、化学、数学、天文以及医药等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医药知识

疾病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尤其在原始社会时期，生活条件差，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因此，疾病经常发生。人们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明医药，并且掌握了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

我国医药学的产生，传说始于神农氏之时。考古发掘的资科，也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时期，我国也已经有一定的医药知识。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中，樟科植物的叶片数量最多，显然是人工采集留下来的堆积，这种植物有不少种类是药用植物。据此估计，当时人们采集的樟类植物，有可能是作为药用的。

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对于人体的骨骼结构已有认识。在仰韶文化的墓地，发现有很多二次迁葬墓，这是人死之后，把尸体掩埋在地下，到一定时期，尸体腐烂之后，又把骨骼收拾起来，迁移到氏族墓地再进行安葬的一种弊俗。所发现的二次葬，死者的尸骨，一般都能够按人体骨骼结构的部位，重新放置端正。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人体骨骼的结构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在我国原始时代，治疗骨折的技术已经有一定的水平。在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曾经发现过有的死者骨骼，经骨折而愈合良好的痕迹，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很好的治疗骨折的技术。

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不仅发明了医药学，治疗疾病，同时也懂得锻炼身体对增强体质、防止疾病的作用。

物理知识

我国原始时代的物理学知识，突出的是对摩擦生热原理、拉力作用、重心原理和轮轴原理的应用。

摩擦生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钻木取火的发明。钻木取火是通过钻力急速旋转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产生的火花加以引燃，从而达到取火的目的。我国文献上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记载。由此说明，我国先民在远古时候就对摩操生热的原理有一定的认识，并应用它来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服务。拉力作用，在我国的原始时代也为人们所理解，这里可以通过纺轮的应用来说明。纺轮是一种捻线的工具，它是通过垂直下来的圆轮旋转的织力，将植物纤维捻成线纱，然后把它织成布。拉力强弱适度又与纺轮的轻重有关，纺轮的不同重量，构成下垂时不同的拉力，重量大的，拉力就大，纺出的线纱较细，重量小的纺轮，纺出的纱就较粗。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开始发现纺轮，新石器中、晚期遗址，出土的纺轮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重心原理在上古人们的实际生产中，也是早就被接触到了的，而且应用的范围较广。最能反映我国原始社会人们对重心原理的认识水平的实例，是仰韶文化遗址所出的尖底瓶。这种尖底瓶的形状是口小、底尖、短颈、粗腹，腹中部附有相称的一对系绳用的环耳，它是一种汲水工具。人们经过实验，这种尖底瓶的造型设计，很符合重心原理。轮轴原理的应用较晚，在我国大致始于原始社会晚期。在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发现轮制陶器，龙山文化的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可知，这时期的制陶普遍使用了陶轮。

化学知识

我国原始先民对于化学方面的知识和应用，也有许多实例。如制陶、酿酒、石灰的使用和金属合金等。

陶器是陶土经一定的高温处理以后，改变了原来的分子结构而形成一种新的质地坚硬、渗水性弱的固体物质。物质分子结构的变化，就是由于化学的作用而引起的，所以陶器的制成，本身就是包合有化学知识的应用。酿酒是以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块，或者以粮食为原料，经过发酵处理，使原来的物质发生变化，从而变成酒。物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化学作用的过程，所以酿酒的出现也反映出人们在化学方面的实际运用。我国龙山文化遗址大量出观酒器，说明当时酿酒的化学知识己普遍为人们所掌握。石灰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石灰是用石灰岩经过高温烧制，引起化学变化而形成的。由此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也已经懂得了石灰的化学性能，用石灰岩烧制成大量的石灰，用于房屋的建筑。金属的化合，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出现，龙山文化遗址，已发现有金属铜，其中有红铜和青铜等。青铜的成份，包含铜、锡，锌，是人工合金。所以青铜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在纯铜中加锡或锌的方法来改变纯铜的性能，这也是有关化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数学知识

我国历史文献有“隶首作数”的传说记载(《路史》卷一)，这是我国数学的开端，实际上则是数字概念产生以后，进行的一次总结。据考古发据的资料，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遗物中，有不少信息已经透露出当时人们已经形成一定的数学概念和意识。例如，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有许多的花纹图案是由平行线条或斜线条组成的，每组花纹图案的线条数目不等，其中有二、三、四、五、六、七条不同数量的线条组成的。安阳后岗出土的一件彩陶钵，上面画有八条斜线组成的花纹。庙底沟仰韶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上面画有两个填以网纹的圆形图案，每个圆圈内填的网纹线条，从右往左斜线各为九条，从左往右斜线为十二条。上述这些有规则的线条反映出人们有数字的概念和意识。

天文知识

天文学知识，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是十分需要的。我国历史文献上所说的：“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就是根据天文、气象的变化，定出农耕的季节。据考古资料，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的彩陶上，发现有太阳、月亮、日晕和星座图案。太阳是由一个圆圈和圆圈一周分布的长短射线组成，其中有一件陶钵的高招，上画十二个太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年十二个月的象征。星座图案已残缺，只残存有三个圆点，圆点之间有直线相连。从残存的三个圆点的排列形状观察，有人认为可能是北斗星的尾部。日晕图案是在太阳的外圈周围分布一层射线。大河村遗址发现的太阳、月亮、日晕、星座彩绘图案，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实物资料。（此条目删掉）原始艺术

我国的原始艺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其中彩绘、雕塑和舞乐三个方面，创作的题材和内容更为广泛，表现的形式也比较多样，所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在我国的原始艺术中，彩绘艺术是最杰出的成就。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陶器上普遍都有彩绘的花纹图案，因此彩陶就成了我国宝贵的原始彩绘艺术遗产。雕塑也是我国原始艺术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考古发掘的我国原始雕塑艺术品也是十分丰富的。目前所发观的原始雕塑艺术品有陶塑、陶雕、木雕、骨雕、牙雕、玉雕和石雕几种。这些雕刻品，在技巧上已采用了立体雕、浮雕、透雕和刻花几种艺术手法。

原始彩绘

彩绘是我国原始艺术中一枝绚丽的花朵。在我国的原始艺术中，彩绘艺术是最杰出的成就。

我国的原始艺术品，有极丰富的遗存。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诸如中原的仰韶文化，东方沿海的大汶口文化，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东北、内蒙等地的红山文化所出的陶器，普遍都有彩绘的花纹图案。因此彩陶就成了我国宝贵的原始形结艺术遗产。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彩绘，用色上有黑、红、白、紫、黄、棕几种颜色。布色早期多用单彩，或红或黑进行构图，晚期多用复彩，即用二种以的颜色构图，有不少还用白色或红色作衬底，以增强美的表观。色彩的颜料，考古上也有发现。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曾发现有赤铁矿碎块。人们多认为就是制色的颜料。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则发现有制色的工具，在三个石块上发现有研磨的小圆窝，其中有二个圆窝内还留存有红色的痕迹。推断这石块上的圆窝，就是用于研磨赤铁矿粉末作色料的。

我国原始彩绘艺术装饰，画面构图、题材内容极为丰富。以类分，有人面花纹、动物花纹、植物花纹、编织花纹以及天文、昆虫、水波和几何形花纹几大类。我国新石器时代彩绘艺术，在创作出众多的图案花纹装饰的基础上，也创作出一些具有绘画艺术的作品。1959年在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细颈陶瓶，上面一只水鸟，嘴衍一条小鱼，构成一幅水鸟衔鱼图，实为绘画雏型。1981年，在河南临汝阎村仰韶遗址出土一件陶缸，上画一只鹳鸟、一尾大鱼和一柄石斧，构成一幅鹳鱼石斧图，这幅画面就更有绘画艺术的风韵。

原始舞乐

我国远古先民，不仅创作出丰富的、优美的彩绘和精湛的雕塑艺术作品，同时还创作出自己的原始舞乐。有关我国原始舞乐的创作，文献有所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吕氏春秋》说：“昔黄帝令伶伦造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这些记载大致就记述了我国舞乐创作的时间表。至于原始舞乐之遗迹遗物，在考古上也有发现。1973年秋，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中出土一件彩陶盆，内壁画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五人，共十五人。每个人的身材苗条匀称，头上各画一条发辫，手拉手，排成一行整齐的队列。从画面看，她们都是一群年轻的女子，正在迈出轻快的步伐，翩翩起舞；她们欢腿微迈，脸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头上的发辫也向着同一个方向摆动，画面生动地展示出这群年轻女子正在欢快地跳着舞蹈。这一舞蹈图案，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原始舞蹈的一种表演形式、队列和舞姿动作，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舞蹈艺术杰作。原始乐器在河姆渡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均有出土。河姆渡遗址出土有不少木筒和骨哨。骨哨是用单根穿骨管和两套重管做成，是—种吹响器。木筒为长筒，表面有的还经过髹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打击乐器。

原始雕塑

雕塑也是我国原始艺术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考古发掘的我国原始雕塑艺术品也是十分丰富的。目前所发观的原始雕塑艺术品有陶塑、陶雕、木雕、骨雕、牙雕、玉雕和石雕几种。这些雕刻品，在技巧上已采用了立体雕、浮雕、透雕和刻花几种艺术手法。

陶塑和陶雕，保存下来的实物最为丰富。原始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本身就是陶塑品，其中有许多造型优美、协调匀称、式样新颖、美观大方的器皿，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此类作品，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陶塑艺术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和动物陶塑、陶雕，也有不少的发现。此类陶塑品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文化中开始出现。木雕工艺品留存的资料不多，这是因为木质物物以保存，故考古发掘所得甚少。尽管如此，在个别新石器文化遗址，仍有所得。在辽宁沈阳新乐遗址，就发现有一件七千年前的木雕工艺品，它是经火烧炭化后被保存下来的。骨雕发现的实物较多，此类雕刻晶在雕刻手法上有刻花、浮雕和透雕三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笄、骨匕，上面多刻有精细的花纹，或几何形花纹或鸟纹，其中有一件骨匕，中部刻有两组双鸟纹图案，每组图案中心先刻一线条圆圈，左右两边分刻一对称的鸟首，大嘴勾喙，脖颈外伸，上有背翼，下有利爪，两端则分层细刻几周斜线条组成的图案，刻工非常精细。牙雕在我国原始雕刻中，具有最高的工艺水平，各种雕刻物都无与伦比。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一件象牙质雕刻小盅，整体雕成外圆内方，平沿圆底，外壁表面细刻有蚕纹。还有一件蝶形器，是用象牙磨制，外形扁平如蝶，表面精刻一组双鸟纹图案，图案中心是五个大小相套的同心圆，外沿边上半部刻火焰图案，两侧分别刻一对称的小鸟，鸟嘴锐利，圆眼伸脖。玉雕多作为装饰品中的佩饰，其中有玉壁、玉琮、玉管等，均透雕而成。在这些玉饰上也有刻花的。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玉壁，上面就刻有精细的花纹，其中有一件玉琮，上刻八组饕餮绞，其线条细如发丝，构图则颇为复杂，刻缕甚为精工。由此可见当时刻花工艺水平之高超。石雕发现还不多。在甘肃永昌县鸳鸯池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一件石雕人头像，石质为白云石，人头面部呈椭圆形，口鼻和双眼是用白色小骨珠和黑色粘胶结在面上构成的。双眼圆睁，口大张。这种以雕刻和胶粘相结合的新工艺，又是雕刻艺术中的新创造。

原始记事

原始记事是人类发明文字以前记录和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原始记事的方法很多，比较普遍的是采用结绳记事、刻符记事和画图记事。不同的记事方法，实际上都是出自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这些原始的记事方法发展到后来，无疑对文字的发明有很大的影响。像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陶上刻画的图形标记，形象鲜明，而且可以会意，就具备了文字的雏形，而且可以和后来的文字找到渊源关系。由此可见，文字的萌芽与原始记事方法的发展演变有关。

衣服及装饰

北京猿人的那个时代人们穿什么衣服，无从考察。至少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顶洞人时代，人们有了用兽皮制的衣服，在山顶洞遗址发现的骨针，在四川资阳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骨锥便是证据。山顶洞的骨针长约10厘米，适宜于缝制兽皮。从民族学材料看，有的民族用锥便可缝衣服。衣服的起源，其根本原因是出于实用。

山顶洞人把野兽的牙齿穿孔，然后串在一起挂在颈上，这便是人类最早的“项链”，除兽牙项链外，山顶洞人还把砾石、海蚶壳磨研、穿孔，佩带在身边。

到了新石器时代，骨针、骨锥大量被使用，纺轮也很流行，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过原始织机零件，在许多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印在陶装上的布纹，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有葛布。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个彩陶盆上画着五个女子在舞蹈，她们的服饰相当讲究：头上梳着发辫，身着长裙，裙子下端有下摆。

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也增多了。装饰头部的有骨笄，古人蓄长发，把头发绾在头上，在发上横插一笄，宛如现代的道士装束。此风一直延续到历史时代，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遗物中都有不少形状各异，用途相同的骨笄、石笄、蚌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一件象牙梳，证明古代人很注意梳理秀发。

新石器时代的人在身上悬挂的装饰品，种类繁多，有蚌壳作的环、珠，玉质璜、坠、玦、环；骨制耳饰，陶制的环、镯等。在甘肃礼县发现的一个仰韶文化陶人头的两耳上穿着孔，这孔便是带耳坠或耳环用的。陕西临潼姜寨一个少女墓中出土有八千多件骨珠，这都是颈链上的饰物。许多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陶环或石环，这种陶环或石环太小，似乎不是套在手上的，而是佩在腰间的饰品。大型的陶环、石环可能是手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陶臂环。仰韶文化中有许多小陶环，据研究这是一些原始的戒指。

岩画

岩画是用刀刻在岩石上的线条画，它不同于一般的壁画，也不同于雕塑，是旧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铁器时代初期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

解放以后，由于考古和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在新疆、内蒙、江苏、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区发现了大量的岩画。这其中以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马耳峰南麓的将军崖岩画时代最早，距今在3500年以上。将军崖岩画刻在黑色岩石上，长22米，宽15米。画面分三组，内容有人面、农作物、鸟长兽、星云等图案及各种符号。人头上有三角形饰物，颜面上刻有杂乱的线条，可能与“文面”有关。研究者认为这些岩画可能与从事农业的居民向天祈求丰收的宗教活动有关。在内蒙古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地区发现了八十九处岩画遗存，画面近万幅，阴山岩画的表现内容与将军崖不同，是以表现游牧民族的狩猎、放牧的场面为主，也与宗教活动有关。阴山岩画的时代从新石时代末至铁器时代初期，延绵千余年。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发现大型岩画，画面面积达120余平方米，其上满布了大小不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有男有女，特征鲜明，大者过于真人，小者仅有10余厘米。他们或站或卧，或衣或裸。有的性器官表现清楚，甚至作交媾状，女像几乎都是裸体，或舞蹈，或与男子拥抱。在这画面底下是一群形体更小的人，姿态各异，但都明显显示出祈求生殖、繁育人口的动作。这幅岩画的年代距今约三千年，可以说是原始人希望人丁兴旺的证据。原始信仰及习俗

开篇语

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没有力量支配自然界的物质，征服自然，因而不可能不受自然的支配。当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领域还处于无知，而又不能超出自己的实际经验求得解释时，便产生和创造出一连串的、不正确的、虚幻的概念。在世界各民族中，原始时代人们都毫无例外地都有自已的宗教信仰，虽然崇拜的形式有所不同，但信仰的对象和内容则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对于协调氏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们思维能力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以及改善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婚姻状况都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历史中，原始宗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其发展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对礼仪制度、风俗的形成、发生与发展予以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国的宗教习俗和礼仪习俗往往是穿插在一起、相互益彰的，其内容与形式可谓是名目繁多，在此试就一些最常见、最重要和奇异者作一简略的介绍。

自然崇拜

太古时代人类处于蒙昧时期，按照考古学的划分，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与中期。那时自然崇拜是主要的。在那一洪荒时代，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弱小无力。雷电、暴雨、山火、洪水、猛兽……无不时时刻刻威胁着原始人群，面对这些有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原始人唯一能够采取的手段是躲避或者乞求它们“宽恕”。远古的人们看到太阳升起、潮汐涨落、寒暑交替等现象，也认为是不可思议。久而久之，在原始的思维中形成一种观念，认为这些自然现象凌驾人类之上，具有无穷的威力，人们只向它们祈求，以图保全自己。这就是人类最早的信仰——自然崇拜。

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开始人们就知道用火。火是人类支配的第一种自然力，然而人类最初并不知如何取火，所以人们对火既使用，也敬畏。到了北京猿人时代，人类已学会有效地控制火。那时人们为了保存火种，使它不致熄灭，很可能把火当神一样供奉起来，这应该说是崇拜火的开始。拜火的习俗一直流传到近代。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个祝融，据说就是火神爷。炎帝、赤帝的炎、赤等字都是从火得名。祝融等的传说虽在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但其渊应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除了拜火之外，原始人还拜山。旧石器时代的人怎样拜山无从可考，但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却多次发现有刻画山的形象，估计是与祭山有关。1954年在泰山南麓东更道村出土过一批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其排列位置恰好对着泰山的日观峰。从战国时代以后历代帝王都封禅祭山，应当说这是史前时代崇拜山传统的继续。

太阳也是史前人崇拜的对象。在河南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陶器的肩部上用彩色画着十二个太阳；大汶口陶器上和山一起也有太阳的形象。至于星星、月亮、水波等刻划或彩绘纹样常常见于大汶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这些自然现象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耕作密不可分，也是人们心中的神灵。此外，在龙山文化的陶片刻有回形纹，这种纹亦称云雷纹，一直到商周还很盛行，说明原始人对雷电也怀有畏惧崇敬的心理。

拜山、拜火、祭太阳、敬月姥、供奉地母等一直流传到历史时代，可能就是史前时代自然崇拜的孑遗。

图腾崇拜

据民族学家研究，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关系，这种物就是该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也就是该氏族的图腾。

陕西省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多见鹿纹、鱼纹，而河南省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上却多见花瓣、花蕊及植物蔓叶。有的学者认为，半坡氏族的图腾与鱼、鹿有关，而庙底沟氏族的图腾与花、草有关。

在陕西省临潼市姜寨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儿童的墓多以绘有鱼纹的彩陶盆为葬具，在成人葬中也常置以绘有鱼纹的彩陶器，这表明氏族成员即使死去，仍然受到氏族图腾的庇护，儿童亦不例外。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氏族可能有相同的图腾崇拜，而同一个部落集团或同一地区的人们也可能有几个图腾。前者的例子是：西部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上画鸟的习惯并不罕见，陕西华县还出过猫头鹰头雕塑和造型极佳的鹰形鼎，这显然与崇拜鸟图腾有关，而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过不少鸟形的塑造品，陶鼎上也多见鸟头形足，也有大量的形状颇类鸟的鬶（古代也叫鸡彝），东西两地不约而同地崇拜翱翔天地之间的飞鸟；后者的例子是：同样是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有的地方出有壁虎塑像，有的地方彩陶上画青蛙，还有更多的是在彩陶上画鸟，说明这一地区有好几种图腾崇拜同时存在。在印第安人中同一部落的氏族也分别有自己的图腾。

图腾崇拜也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前面所说的山东古代部族以鸟为图腾的崇拜直到春秋时代仍保存着。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有一段郯子讲的故事，大意说少皞氏是他们的祖先，少皞氏崇拜鸟，用鸟来给官命名。在同一段文献中还借郯子之口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这和我们所说的图腾崇拜是一致的。

近代个别民族不食鱼类或不食飞禽，大抵与古代流传下来的图腾崇拜有关。据民族学的资料看，许多部族并非绝对不吃或不伤害自己所信仰的图腾，迫于饥肠辘辘，在非吃不可时，先要向那些图腾物作“解释”，请它们宽恕，然后才大嚼一顿，古代也理应如此，半坡遗址中大量的剩鱼骨和渔具便是证据。

祖先崇拜

女性祖先是人类最初膜拜的对象之一。辽宁省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上）遗址中所出土的大型全身女神像及神殿、祭坛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山文化的女神像，有的和真人一样高大，用粘土塑成，对女性的特征作了写实的表现。流传至今的“女娲氏塼土造人”传说也反映了对女祖先的崇拜信仰。

及至社会发展到氏族社会末期，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便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及公元前2000年前后龙山文化时期，各个遗址中出土的陶祖或石祖。祖，是祖先的意思，但在商代甲骨文中的祖是男子生殖器的形象，在史前遗址所发现的石刻或陶塑的男子生殖器模型，考古学家称之为“祖”。在距今5000～4000年之前，原始人便直接把男性这一器官用石头或粘土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并把它当成崇拜对象或祭祀对象。这种对男子生殖器的崇拜信仰在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地盛行过。在福建省泉州市还保存着一件大型石祖，不过其时代却晚得多了。

占卜

占卜是巫师通过某种手段来判断凶吉、祸福、战和、歉丰等现象并从中作出抉择的行为。占卜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黄河流域的居民从距今4500多年前起普遍使用牛、羊、鹿的肩胛骨或龟甲来占卜。在许多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卜骨。用卜骨占卜的过程是先将骨头表面处理锉平再加以钻孔、烧灼，然后架在火上烤，卜师根据骨头上的裂纹作出结论。卜师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说自己能把神的意旨下达给普通的人。卜师是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专门神职人员。龙山文化时期的占卜术为商代人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到了商代，事无巨细，都要事先卜问，卜师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黄河流域史前时代以及商周时代的占卜术东传到日本，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为日本弥生文化的创造者所接受。在我国云南省一些兄弟民族直到近代还流行用鸡骨占卜，这可能是中原史前占卜习俗的变种。

凿齿

凿齿又称“折齿”、“拔齿”、“打牙”，是太平洋沿岸诸史前部族的重要习俗之一。从考古资料上看，我国的凿齿习俗最早产生于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的大汶口早期文化分布区，距今已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在山东兖州县王因遗址、泰安市大汶口、邹县野店，江苏邳县刘林及大墩子等早期遗存中都有经人工拔齿后的遗骸被发现。比上述诸遗址时代稍晚一些的江苏新沂县花厅，山东曲阜市西夏侯，茌平尚庄、潍县鲁家口、诸城市呈子等大汶口晚期遗存拔齿现象更为多见。此风甚至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史前时代的凿齿习俗从鲁南苏北向南传到东南沿海、向北传到黄河下游，后来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甚至对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也受到过巨大的影响。

从人骨观察，凿齿人的年龄都是在十四、五岁以上，男性和女性的凿齿者所占比例几乎一样。据大汶口、大墩子、西夏侯三个遗址的统计，凿齿者占死亡者总数的60%以上，男女各半。说明人们在生前凿齿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较大。人骨鉴定的材料证明，凡属被拔了牙的齿槽都凹陷下去，这说明在拔牙的当时经过了反复敲打，连同牙根一块儿拔除。有时为了不伤害其他牙齿，还需要一个小凿子才能确实地把某个牙齿凿去。

好端端的牙齿为什么要凿去呢？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成丁礼说”。此说认为在原始社会中男、女青少年在进入成年阶段时要举行一种仪式，在这一仪式上，有时要对成为正式氏族成员的年轻人作一些考验，其中之一便是凿去几颗牙齿，说不定这也是孟夫子所说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考验的先声。其次一种解释是“爱美说”。根据大汶口墓地发现的人骨资料来看，当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凿齿。无论男女，也不管贫富，凿齿成为当时大多数人追求的一种风尚，凿齿者都是在进入青春期、比较注重美的年龄之后才施行这一手术的。前面我们提到的东方地区龙山文化创造者以鸟为图腾，而鸟是没有牙齿的，大概当时人以鸟为最美的动物，模仿鸟也成了时尚，这和近代非洲巴托克部落模仿牛而拔去上门齿的道理一样。第三种解释是“殉葬说”。依据我国贵州、四川等地少数民族材料推测，年轻人为了追念逝去的父母而特意折去两齿投入棺中也表示自己的躯体受之父母而永不相忘。第四种解释也是援引了民族学材料，不妨称之为“避妨夫说”。贵州省仡佬族少女在出嫁之前要拔除两颗牙，据说是避免这些牙妨害夫家。以上数说都可能是凿齿的原因。但其共同特点都是与青春期年龄密切相关联。所以我们认为，凿齿习俗与成丁有内在联系。

文身

文身是在人身体的某一部分皮肤上经过人工手术留下永不褪色的花纹或图案。文身亦称刺青。在《山海经》、《庄子》等书上可以看到中国关于文身最早的记载，据说古代的江浙一带的越人和长江流域中游的蛮人，都流行过此俗。在考古发掘中，从墓葬的骨骼上没法看到文身的痕迹。可是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却画着带有清晰图案的人面，有人认为这就是黥面。黥面是在人面部经手术后落下的瘢痕，广义上说也应是文身。文身与原始人某种审美观念或者宗教观念有关，也有表示成年、吸引异性的作用，还有的是通过文身来避邪防害。有一些现代民族行此习俗与该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还有的以文身纹样作为氏族或部落的标记。在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在犯人脸上刺字，以防止罪犯逃跑，那不是我们所讲的文身或黥面，应另当别论。文身这一古老的习俗一直到今天还有。

死者身佩玄龟和手执獐牙

这两种习俗都是古代东方夷人的葬俗。在江苏省邳县刘林和大墩子两个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里发现了一些用龟甲随葬的墓。这些龟甲都是全甲，上部穿有小孔，可供佩带，有的龟甲经过刮、磨处理。这些置于死者身边的龟甲很可能从《山海经》上所谓的玄龟上取下来的，据说这些龟甲“佩之不聋， 可以为底。”带上它不会耳聋，还可以治病。显然，这一习俗来自原始巫术。这些佩玄龟的死者，可能在活着的时候也终日带着，既是装饰，亦可防病。在山东和江苏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墓葬中的死者手边往往放有獐牙，有时置于右手，有时握于两手。通常情况下都是一枚普通的獐牙，个别情况是为獐牙特意安了骨柄，骨柄两侧各有一枚横出的獐牙，犹如两把弯刃镰装在一个柄的两侧。过去有人猜测这种“獐牙勾形器”可能是一种农业收获工具，但苦于没有任何证据。从出土位置上看，獐牙或獐牙勾形器可能是辟邪用具。

几种奇特的葬俗

在仰韶文化墓葬中有一种“割体葬仪”，有的是将断腿或断指与尸骸分开，置于另外的地方埋葬。例如半坡66号墓墓主在埋葬前大腿曾被砍下来置于另处，这种情形有两个可能：一是死者生前犯有某种罪行，所以将他的腿砍掉后才埋葬的；二是死者生前可能患有某种恶疾而死，故待其死后，人们将他的腿砍去，使死者的阴魂不能行走，以免殃及活着的人。在马家窑文化的甘肃省永新鸳鸯池和永登蒋家坪墓地中，有将死者的趾骨放在陶罐中或将头骨盛在一个陶豆中的现象。对这种习俗很难作出解释。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有过类似的习俗，死者在生前把断指馈赠友人或者将断指作祭祀的奉献。这个事例可供研究的参考。

在江苏省常州市圩墩村、吴县草鞋山和浙江省嘉兴马家浜等史前时代墓葬中发现有用陶钵盖在死者头上的现象。有人认为，钵是半球形的，代表着苍穹，用钵覆盖死者头上说明史前人已开始崇拜苍天。此种葬俗在其他地区史前文化中亦存在。

四川省的大溪文化墓葬中有的用两个碟子叩在死者的双乳上；有的把鱼放在死者身上或将两条鱼分别垫在死者的两臂之下；还有的是死者口衔鱼尾；有的人骨架头部枕着一个大象牙。对这些奇特的葬俗目前虽不能一一作出解释，但可以认为无不与一定的信仰有关。

头骨枕部畸形与口颊含球

用人为的方法改造头骨和颌骨的形状也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这种习俗在山东和江苏北部一带的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中最流行，在出现时间和地域分布上与凿齿的习俗相平行。头骨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由于长期受到挤压而枕骨扁平，从侧面看上去枕外隆凸消失，没有“后脑勺子”。这一变形不是因为自然原因，而是长期地、有意识地施加外力而形成。头骨枕部畸形的现象在江苏南部和湖北省的一些史前文化遗址中也有。口颊含球是在口颊含一小石球的习俗。由于长期含球，这些人的上下颌骨受到严重影响，致使齿冠、齿根和齿槽骨变形。这一习俗多见于早期大汶口文化，从山东兖州王因墓葬所见到的来看，口颊含球者多为女性，而且为数不多。口颊含球必然影响发音，说话时含混不清，也许是为了效仿鸟类的发声而有此举的。

藏种

进入农业耕作时代以后，原始居民每年都要把第二年用的种子收藏起来并进行祭祀。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几个小陶罐，内装有粟粒。这几个陶罐所在地点都很靠近，可能这里是举行粟祀的地方，古代人把粟粒埋在地下，大概是奉献“粟米之神”以求更多的收获。这和《周礼》上所说“后宫藏种”之俗应是一致的。

人祭

古代人在举行某种仪式时，用活人作为牺牲来祭神或故去的祖先叫作人祭。它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出现的。从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自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祭。有的是在新房修建的奠基仪式上举行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把切下的人头埋在房基下；有的是在祭祀神灵时将活人埋入圆形的窖穴中，这些现象在陕西西安半坡和长安客省庄，河南登封和汤阴、河北邯郸涧沟等史前遗址中都有发现。有的用儿童，有的用成年人，最多一次可用到7个人。据《左传》等古典文献来看，杀人祭祀之风在古代东夷人中也盛行，此风直到春秋时期还存在。商代的奴隶主不但用奴隶殉葬，也大量杀死活人用来从事祭祀活动，有时一次多达几十人，安阳殷墟有名的排葬坑就是在祭祀早已死去的先公或先王时杀一批人并将这些身首异处的被杀者并排埋在大墓旁。第二章夏朝历史（前2070----前1600年）

开篇语

夏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大禹由于治水有功，被推举为首领。夏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破坏了民主推选的禅让惯例，自己继承父亲的职位，并镇压了反对他掌权的势力。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标志中国“家天下”的创立，夏代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了，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夏自禹到履癸（桀），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历了约四百七十一年。中国至夏代时早已由石器时代步入铜器时代。但因当时铜很珍贵，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夏已经有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中国农历自夏以来流行数千年而不废。夏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就没有此后中华民族的三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

夏帝王世系表

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桀

大事年表

前2070年 禹代替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禹之子启改变禅让制度，夺取政权，开创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启大会诸侯于今河南禹州的钧台，消灭有扈氏。

太康在位时 太康继承启为天子，混乱朝政，有穷氏首领羿乘机推翻太康。

相在位时 羿掌握政权，沉溺于打猎，不理国事，为家臣寒浞所杀，寒浞又杀夏帝相，相妃逃往母家有仍氏，生夏帝少康。

少康在位时 少康在伯靡及有鬲氏的帮助下灭寒浞，夏朝中兴。

予在位时 少康死后，其子予继位，实行德政，征伐东夷，这一时期夏王朝的国势最为强大。

孔甲在位时 孔家生活因乱，信奉鬼神，荒怠朝政，诸侯纷乱。夏王朝开始走向衰落。

帝桀在位时 大兴土木，生活糜烂，夏王朝走向末路。同时东方的商国崛起。

公元前1600年 鸣条一战，夏全军覆没，帝桀逃至南巢，后死。夏朝灭亡。夏朝的建立和兴衰

开篇语

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废除部落传统的“禅让”制、杀死益称王而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部落王朝。夏的中心区域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据说启死后，太康即位，出现了一时的政权更迭，即所谓“失国”。再经少康中兴，重建夏朝。到孔甲统治时，夏朝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为大一统的商朝所代替。

4000多年前 大禹治水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黄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水。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唐尧命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办法，经九年没有能制止水患。尧的助手舜便把鲧处死在羽山（今山东郯城附近）。唐尧死后，虞舜继位为部落联盟领袖。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推荐，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他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于是，人民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大禹领导人民平治水土、发展生产有功，得到人民的拥护，人们把这位治水英雄推举为政治领袖。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自然地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形成了对部落联盟的强有力的领导。

禹伐三苗

三苗，在古史书中又称有苗、蛮、南蛮，相传为颛顼的后代。也有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帝鸿氏。帝鸿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叫浑敦。浑敦就是兜，他曾是三苗中最有势力的一个酋长，在尧时被流放到崇山(即嵩山)。他的后代向南迁徒，成为南蛮中的一个部落。三苗可能是由三个氏族或部落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他们活动的区域很广，经常侵扰其他氏族、部落。禹在治理洪水过程中，三苗也参加了治水工程。但是治水成功以后，各氏族、部落都得以论功行赏，只有三苗未受赏。三苗因此又不服而反叛。禹准备用兵去征伐，但舜制止说：我们自己的德薄，反要用武力去征伐三苗，，是不道德的事。于是“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诛杀防风氏

涂山大会之后禹又在苗山的行宫接受诸侯、方伯们朝见，宣布自涂山大会以来诸侯对夏王朝的贡物和其他贡献，按其贡献大小会计赏物和加封号。计功封赏以后，又举行了祭祀仪式和庆功会。就在计功封赏和庆功会之后，才见一个叫防风氏的诸侯姗姗来迟。而且见禹时不但不认为自己迟到有罪，态度还十分傲慢。防风氏的所作所为，为禹的政令所不容。为了警告各地诸侯、方伯，禹毅然命令将他杀了，并且暴尸三日。诸侯、方伯们见此情况，深知夏王朝的国威和夏天子的权威神圣不可冒犯，都一致表示防风氏该杀。诛杀防风氏是禹行使王权的开始，也是第一次以天子的威力诛杀诸侯。

公元前2070年 夏启建国

禹在生前，也按照古老的禅让制度推选东夷族的首领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死，又立伯益为继承人。但禹死后，诸侯们纷纷反对没有显赫功业的伯益，拥立禹的儿子启继位。于是启杀伯益即帝位。启即位后将禅让制废除，建立父死子继的王位世袭制，并通过著名的“甘之战”灭掉了反对他的有扈氏，既巩固了启的统治又确立了新兴的王位世袭制。世袭制的建立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启因此也成为我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王位传子制度的创始人，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太康失国

启死后，由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为夏王。太康即位以后，整天只知“盘游”又“不恤民事”，于是民怨四起，诸侯、方国也开始产生离心。一次，他跨过洛水去打猎，而且长时间不返国都，这给地处黄河以北有穹国的方伯后羿造成了进攻的机会。他趁太康渡洛水而畅游，拥兵占据夏都，以重兵把守洛水北岸拒绝太康返国。太康无奈，只得向东流落。最后找了一个地方修筑了一座城住下来。后来此地就叫太康，他在这儿居住了约10年而病死。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势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后羿把相赶走，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少康中兴

太康死后，子相继位，开始恢复家业，发展势力。此时的后羿沉湎于田猎之乐，不理民事，其相寒浞趁后羿田猎之时篡夺王位，杀死后羿。夏老臣对寒浞的残暴行为很不满，遂投奔有鬲氏，并在有鬲氏的帮助下为夏王朝的恢复做准备。夏王相的遗腹子少康，在有扈氏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夏王朝老臣靡及有鬲氏的帮助下灭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吸取太康失国的教训，对内实行德政，对外积极改善与四周夷族的关系，使国势强大，政权稳定，取得了少康中兴的局面。

夏杼东征

少康重建夏王朝以后，由于关心生产，治理水患，使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王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但东夷诸部落、方国的时服时叛，终是一大忧患。少康想对东夷进行征伐，就在准备力量时，少康却得病而死。少康死后，其子杼继位为夏王。杼继位以后，继承少康的遗志，积极准备征伐东夷。相传杼为了战争的需要发明了矛和甲。矛是进攻的武器，甲是防御的衣服。这时甲当然还不是铜甲，而是皮甲，用兽皮制成的，如犀皮甲之类。因为东夷人善射，有了皮甲就能防身。当其完成征伐东夷的准备以后，为了战争的需要，又迁都老丘(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北)，然后出兵征伐东夷。杼率兵征伐东夷的过程中，得到沿途各地诸侯、方国的支持，所以较顺利地征服了分布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和江苏北部一带的夷人部落，而且一直打到大海之滨。杼征东夷，不但使东夷诸部落臣服，而且还获得了一只“九尾狐”。杼班师回朝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仅27岁。杼虽然年纪很轻，但在夏族后人看来，杼是能继承禹的事业的一个有作为的王，他不但能巩固夏王朝的统治，而且还重新征服了东夷诸部落，所以给他以隆重的祭祀。

夏芒祭河

自太康失国后，统治阶级为了争夺统治权而长期发动战争，致使黄河长年失修，河水为患。少康重建夏王朝后，经约20余年的治理，消除了水患。又经过杼、槐两代约60年的时间，河水没有泛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说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河神赐福，因此要举行祭祀来酬报河神。芒即位后，在选定的吉期，率领王朝中的臣僚、官吏以及一些前来参加祭祀的诸侯、方伯来到黄河下游的岸边，举行了祭祀仪式。除了有鼓乐、祈祷的祭文外，还将猪、牛、羊等作了牺牲沉于河中，而且还将象征着先祖大禹当年治水成功后舜所赐予的玄圭(黑色的玉圭)沉在河水中，表示虔诚和仪式的隆重。这就是后世史书中所说的“沉祭”。这种祭祀河神的仪式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

后羿射日

胤甲末年，天大旱，酷热异常。古代人缺乏天象知识，认为“天有十日，更番运照”，即每天出一个太阳，普照大地，周而复始。若是天旱，酷热，则一定是“十日并出”。古书中有“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的传说(《淮南子》)。而胤甲时也发生“天有孽，十日并出”(《竹书纪年》)。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强烈的阳光烤焦了大地，庄稼都枯死了，人们在灼热的阳光下几乎喘不过气来，凶狠的毒蛇猛兽趁机出来残害人类。传说人类的灾难惊动了天帝，天帝命令箭神后羿下凡到人间，救助人类脱离苦难。后羿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后羿是一个著名的弓箭手，他的射箭是百发百中的。后羿拈弓搭箭，“嗖嗖”地几下，把天空里的九个太阳射了下来，只留下一个太阳，人类可以安居乐业了。他又射杀猛兽毒蛇，为民除害。民间因而奉他为“箭神”。

P51~60

孔甲乱夏

孔甲是少康的第六代孙，是不降的儿子。不降将王位传给弟弟，而不传给儿子孔甲。对此孔甲不满，企图谋夺王位，经常举行各种祭祀，祈求鬼神相助。后来，王位果然由他继承，这使孔甲更加迷信神鬼，祭祀不休。同时，又沉溺于游猎淫乐，宠信身边谄媚小臣，荒于政事，致使夏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加深，许多诸侯相继叛夏。孔甲在位约九年死去，他的儿子皋继王位三年就死了。皋的儿子发继王位。发在位约七年而死，其子履癸继位。从孔甲至履癸共传四世，国势日益衰败，终被东方兴起的商人所灭，故史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前1600年 夏桀亡国

夏朝的最后一位王桀，聪明而有勇力，但是他自持武力不修德政，终日沉湎于犬马声色；同时夏与周围方国的矛盾不断。正当夏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东方的商部落逐渐崛起，商部落首领汤见到桀如此无道，毅然发动了消灭夏王朝的战争，在公元前1600年在鸣条山（在今河南封丘东）一举全歼夏军，桀在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后死在那里，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夏王朝覆灭。

桀宠妹喜

公元前十六世纪，夏朝的第十七代君主——桀承袭了帝位。夏帝桀名癸，也称履癸。桀生得虎背熊腰，身体雄壮，力大无穷，能空手拉直铁钩。

夏朝自从帝孔甲以来，政治衰败，社会动荡，许多诸侯心怀怨恨，背叛夏朝的战乱时有发生。夏桀继位后，依恃武力，四处征伐，以军事力量压服诸侯。在发兵讨伐有施氏时，有施氏被迫屈服，献出珍宝求和，并进献美女妹喜。妹喜娇艳无比，桀对她十分宠爱，特地为她筑宫殿、修瑶台、建琼室，设置象廊、玉床，陈列奇珍异宝。妹喜爱听撕扯缯帛的声音，桀命人搬来无数整匹的缯帛，以博美人欢心。桀与妹喜坐着御辇到处游玩，为吃喝能尽情随意，造肉山、脯林、酒池，为显示豪华气派，常常举行非常盛大的宴会，召集三千个酒量极大、能为“牛饮”者欢饮，大肆挥霍。为寻欢取乐，放出兽苑中的虎狼猛兽，驱入市中，观看人民惊呼逃避的场面。在山谷中修造长夜宫，召集宠幸的近臣和嬖爱的美女，男女杂处，冶游嬉戏，通霄达旦地作乐。几十天深居不出，不理国事。

大甸子遗址

赤峰市敖汉旗东南部的大甸子，l973年学校在扩建校舍时，多次挖出人骨和陶器，文化馆干部于偶然间发现了这一规模庞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遗址。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发掘。

这是一处完整的聚落遗址，有居住区和墓葬区。居住区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窖穴、夯土城墙和环墙壕沟。墓葬区分布在环壕外侧。由于居住区的发掘面积较小，所获遗迹和遗物不足以描述这个聚落的生活面貌，但在墓葬区的发现却相当丰富，揭露出一座面积很大的墓地。发掘的墓葬共有804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整个墓地布局排列有序，绝无叠压现象，由空地将整个墓葬区划为几个小区，发掘者推测墓地经过统一规划，死者墓穴的安排很有秩序。

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颇具特色的陶器，其中大量的彩绘陶器特别引人注目。施彩绘的器类有各种类型的陶鬲、罐、鼎、壶、尊、簋等，彩绘图案亦多种多样，有形似动物面目或徽识的图案单元，有些颇似后来铜器上的饕餮纹和夔纹，还有以直线、斜线或折线分割的图案单元，以及其他的一些辅助纹饰。值得注意的是彩绘陶器一般多出现在人型墓葬中或出土陶器较多的墓葬中，墓葬规模越大，规格越高，随葬彩陶器就越多，最多的可达10件。这说明对彩陶器的占有与否和占有多寡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大甸了墓地中出土的玉石装饰器亦十分精致，尤其组合佩饰在北方地区更是风格独具。墓葬中还出土了一组具有中原地区特征的器物，如陶爵、陶鬻和陶盂等，制作精细轻巧而不失序重。这类器物因在当地年代较早的遗存中尚未发现踪迹，因此学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源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

大甸子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完整的文化内涵，而且还使我们对夏商之际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夏朝的统治

开篇语

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有其原始性。这种原始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阶级分化还不够彻底，因而阶级阵线也就不太显著；国家机器还不甚完备，行政机关和官僚系统以及法律、监狱、警察、军队等还不太健全；统治理论还不够系统，虽然已有“天命论”思想，还远不够严密。这些问题固然与史料奇缺有关，但也是早期国家特点的反映。

家天下

夏王朝是在原始父系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保存了大量原始社会的制度和习俗，国家制度尚属初建，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在一定意义上说，夏王朝处于国家形成后的早期阶段。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它的一种对抗力量。而早期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父权制下的“父”是“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的首长，他“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原始的父权家长制成为后世宗法制度的萌芽。官尹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一般的“父”握有更大的权力。这样的官吏，是由一般的“父”发展而成的世袭贵族充当的。而在国家机构中的最高统治者，即国君的“君”字，从“尹”，从“口”，表示他是众尹之上地位最“尊”的“发号”者。这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早期国家组织，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即是父权大家庭的扩大。

从夏代开始，国君拥有“天下”，统治着众多的邦国，各邦国统治着众多的大家族，大家族在一定的区域内控制着为数不等的族民。在父权制家庭里，一部分人控制、奴役一部分人的现象已很普遍，奴隶制（也包含农奴制）合法化。原来的部落首领转化为一邦之“君”，父权大家族的族长则转化为世袭贵族，充任邦国的官尹。邦国的全部土地都为邦君所有，其下各级贵族各有邑聚，建有“家”，役使奴隶耕作田地或从事其他劳作。这样，从夏代开始，在众多邦国之上的王室拥有“天下”，诸侯（邦君）有“国”，大夫有“家”。国家的组织形式和贵族等级制度因初创而显得简单，但彼此是相适应的。

夏朝的阶级

早期国家的阶级远不如后代那么明确，相互之间的对抗也不像后代那么激烈。各级贵族是统治阶级，从事田间耕作的劳动者，统称为“民”、“黎民”，又称为“庶民”或“庶人”，有时泛称为“众”，他们大多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众，也有相当数量地位低下且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奴隶在手工劳作和家庭劳作中也有较多的数量，他们是当时社会命运最悲惨的一部分人。另外还有“平民”，即一般的“自由民”，他们大都是各级贵族较为疏远的宗族成员，或为破落贵族的后代，或由原来的氏族成员转化而来。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具有自由民的身份，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又受到各级贵族的剥削与压迫。

夏朝的军队

在整个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主要指军队、监狱、官僚机构等机构中，军队占有重要地位，夏朝已经建立了一支能进行掠夺战争和镇压奴隶反抗的军队。夏启夺取王位后，曾遭到有扈氏的反对，夏启在征讨有扈氏时，曾用铜制作兵器，并要求“六事之人”听从命令，所谓“六事之人”就是军事长官。少康复国前，“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旅就是军队五百人。

禹划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载：“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即大禹时期，把天下划为九个区域进行统治。所谓九州，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主要是指今河南西部地区。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区。据考察，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与“九州”的主要地区相一致，这充分说明夏朝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夏朝的官僚机构

禹时，天下划为“九州”，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各个区域的人民，夏朝派“九牧”分别治理，九牧就是九州的地方长官，是夏王在地方上的权力象征，他们完全秉承夏王旨意办事，与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首领有实质性的区别。史载“夏后氏官百”，有中央官吏，也有地方官吏，有牧正、庖正、车正等官职，这说明夏朝官僚机构已初具规模。为了显示王权，夏朝还铸造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

夏朝的刑罚和监狱

夏朝已有了刑法。《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即针对奴隶的反抗活动而制定了相应的刑法，这种刑法完全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在刑法出现的同时，夏朝还设置了监狱。夏统治者把罪犯关在一座圆形的高大围墙里边，称作“圜”，就是当时的监狱。最著名的监狱为“夏台”，也称“钧台”，设在今河南禹县，是夏朝囚禁重要犯人的地方。夏朝的经济和文化

开篇语

在夏朝，由于奴隶制替代原始公社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许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农业生产发展了，有了原始的水利工程，出现了井溉和沟洫制；畜牧业也发展了，出现了专业化倾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酿酒术；手工业也发展了，出现了冶铜业，发明了战车；在农业、畜牧业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天文历法知识，这些知识包含在后世编成的《夏小正》中。

夏朝的生产

夏人主要活动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北、山东、湖北的部分地区，处于黄河和伊、洛、汾、济流域，著名的河流和湖泊很多，便于灌溉。《论语》说禹“尽力乎沟洫”，说明当时已很重视水利的兴修。上述情况，为夏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也促进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冶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越绝书》说禹“以铜为兵”，《墨子》说启命昆吾(令河南濮阳西南，古代有名的产铜地)铸鼎，说明夏代可能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五十而贡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有所发展，个人耕作能力有所提高，于是，原先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耕作方式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群作。氏族公社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家庭，并且定期重新分配，以避免土地肥脊不均，并适应人口增减之需要，同时保留若干土地为公有，各家所分土地之收获物归自己消费，但每家必须共耕公有地，收获物归公社所有，以应公共开支。国家出现后，各家所分之土地称为“私田”，公社保留地称为“公田”。孟轲云“夏后氏五十而贡”，便是每家分得五十亩“私田”，而把“公田”之收获物贡给国家。公私田之比例约为十比一，相当于后世之“什一而税”。“五十而贡”，形式上沿袭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土地分配制度，而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即变为贵族阶级剥削平民阶级的土地制度。

二里头文化

从195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豫西、晋南的“夏墟”之边进行了夏文化的探索工作，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故名二里头文化。它大致分布于夏族活动地区豫西、晋南一带。从时间顺序看，它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分四层，年代测定约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这个年代同依据文献推算的夏纪年大体相符。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就出土了青铜器，其中工具有小刀、钻、锥等，而且还有兵器和礼器。兵器有镞、戈、戚，特别是从镞这种消耗性大的武器来看，反映了当时青铜业有了发展。礼器有爵、铃(合范铸造)，在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址中发掘不少铜渣、坩埚残片、陶范残片，反映当时已能合范铸造铜容器。兵器和礼器的出现是国家建立的显著标志。

农业生产工具发现较多，如石器有铲、斧、刀、镰等，骨、蚌、木器次之。还发现了双齿木耒痕迹。陶器中有大量酒器，反映粮食生产较多，有了剩余。从手工业情况看，有大量陶器，那是轮制。陶器种类达三十多种。陶器花纹颇似铜器花纹，其中大口尊口沿内发现有二十多种刻划符号，也是当时的一种记事方法。玉、骨角器有较高的制作水平，玉器中有的器形和花纹，已是殷墟玉器的祖型。

从二里头墓葬看，当时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对立。第一类贵族基，有三座，其有棺有椁，朱砂铺底；随葬品也较丰富，分两层放置，上层有铜爵、玉戈、圆泡形铜器等，下层多为玉骨等装饰品。第二类平民墓，约二十余座，平均每座墓的面积约为第一类墓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随葬品多寡不等，多的二十一件，少的只有一件。第三类无一定的基扩，约三十余付骨架散见于灰坑和灰层中，无随葬品。二里头文化三期就曾发现有残缺不全的尸骨相互叠压堆埋在一起的墓穴，其中有的手腕相交，似是双手被缚活埋。

夏朝的天文历法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需要，促使人们进一步去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四时的变幻和风雨阴阳的交替等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规律，所以天文历法就成为古代最早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古书常讲夏历、夏时、夏正，对夏代的历法相当推祟。《伪古文尚书》的《胤征篇》和《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记夏朝中康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描写了人们鸣鼓奔走的惊惶情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录。今存的《夏小正》(见于《大戴礼记》)，虽然经过后人整理，是春秋战国时代相传授的夏代历书，其中必然包含有夏代已经积累起来的天象和物候方面的科学知识。

夏代的文字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由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夏代的文字尚在探索之中，但由原始社会晚期各地遗址中普遍发现记事性质的刻画符号，以及殷商已有较成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来推测，夏代可能已有文字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的文献记录有专职的史职人员汇集成典册，先秦学者经常引证的《夏书》、《夏训》，就是当时还保存着的有关夏代的典册。这表明夏代确有文献记录存在，已经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期。夏代的存在和发展为我国4000多年来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夏代的手工业

夏代的手工业生产中出现了世代的专业生产者。如车辆的制造，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工艺，必须有多种工匠的合作。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奚仲封于薛（山东滕县东南），为夏王室的“车正”，所造的车方圆曲直皆合规矩，他的后人世代为夏制造车，车辆的制造已成为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房屋的建造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房基已采用夯筑，二里头遗址发现长方形圆角、中间鼎立三个柱穴的房基。晚期地层发现大型宫殿基址，这个基址略呈方形，东西108米，南北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型建筑。殿堂在基址的北部正中，长约36米，宽约25米，是一座宽八间、进深三间的双开间建筑，有四坡出檐式大屋顶。殿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广庭，面积约4000-5000平方米。宫殿的四周有完整的廊庑建筑。这座宫殿建筑，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我国古代的宫殿制度。第三章商朝历史（公元前 1600年 -- 前 1046 年）

开篇语

商人传说是帝喾之子契的后代，因契佐禹治水有功，故被封于商，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已经成为以亳邑为都城的强大方国。成汤在伊尹的辅佐下于公元前1600年灭夏建商。商王朝经历17代31王，至前1046年被周所灭，历六百余年。商朝的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省西部，东北达到辽宁省，南至江南一带，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大国。传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建都亳（今山东省曹县），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才稳定下来，因而商也被称为殷。商朝建立了王以下包括许多官吏和大批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同时还出现了刑罚、监狱。商朝农业、手工业较以往有所进步，特别是青铜铸造的水平明显提高，可以制造各种大型、精美的器物。商朝的商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由于商业交换活动的增加，出现了早期的货币。商朝文化获得了突出的发展。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商朝拥有比较完备的历法，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识。同时，大量的出土实物，也反映出当时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及生活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商朝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商帝王世系表

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前1147—前1113）----太丁（前1112—前1102）----帝乙（前1101—前1076）----帝辛（前1075—前1046）

商大事年表

公元前1600年 成汤建商于亳。

太甲在位时 “伊尹放太甲”事件，商王朝统治巩固，势力壮大。

雍己在位时 国力下降，诸侯不朝。

太戊在位时 恢复国力，完成商王朝历史从建立到逐渐强大的第一个发展时期。

仲丁在位时 迁都至隞。

河亶甲在位时 迁都至相，多次出征致使，商朝二次衰落。

祖乙在位时 迁都至庇。商朝再次复兴，卜辞中记载日珥，这是人类关于日珥的首次纪录。

南庚在位时 迁都至奄。

公元前1300年 盘庚自奄迁殷，自此再未迁都。

前1250年 武丁继位， 举傅说为相。取得武丁中兴的局面。

前1147年 武乙继位，武乙在位时，周王季历来朝，周兴起。

前1113年 武乙无道，猎于河渭，遭雷而死，文丁继位。

前1075年 子辛继位，是为纣王。

前1046年 朝歌之战，周灭商。商朝的兴衰

开篇语

商朝，一称殷，或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统一王朝。约公元前17世纪，成汤灭夏而建。公元前14世纪中叶，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旧名殷墟)，以此为界，分商朝为前期和后期，后期又称晚期、晚商、殷。商朝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扩盾日益加剧，到商王纣时发展到极点，以致民怨沸腾，最后被兴起于西方的周族所灭。

商族的起源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商的始祖名契，传说其母简狄行浴时，见玄鸟下卵，取而吞之，怀孕生契，这个传说说明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契时，商部落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契因协助禹治理洪水有功，被任命为司徒，封于商。由此可见，商族同夏族一样，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契和禹是同时代的人，这两个族也是邻居，同时发展起来的。夏朝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商就作为一个诸侯国过与夏并存，对夏有着一定程度的臣属关系。商族在发展中受夏的影响很深。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后，商汤为部落首领，商族逐渐强盛起来。

相土乘马

相土是契之孙，殷人先公之一。相传“相土作乘马”，就是相土发明用马来驮运东西和拉车子。用马来驮运和驾车，必须把马驯服并加以训练，而这种马，用群放散养的办法是不行的，相土就改变了饲养方法，这就是“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管子》)。“殷人之王”就是指的相土，皂是喂牛马的槽，牢就是关牧畜的圈。所以相土回到商地以后，就改变了过去游牧的生活，开始定居畜牧，同时也开始了农业种植。使用马作运输工具，逐渐地促使农业生产在商族活动地区得到发展。有了比从前更多的牲畜和粮食作基础，商族的势力也就一天天的发展壮大起来。

王亥服牛

王亥是商契第六世孙，为商族长。当时畜牧业进一步繁盛，牛羊成群。王亥发现牛力甚大，也可以任重致远，可与马媲美。于是总结牧人经验，发明用牛驾车，增加交通运输能力。夏初已会制造车，当时仍以人力拉车。至相土作乘马，王亥又以牛拉车，从此车的用处更广，促进社会经济贸易事业发展。王亥还率领族人、牧奴驱畜群远至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中贸易和放牧，不幸因“淫于有易”而被该部落杀害。商族盛赞其功绩，子孙累世隆重祭祀，用牛牲多至300多头，用人牲多至砍杀了10个羌人的头，说明亥是商族的一个重要的祖先。

网开三面

有一次汤走到郊外山林中，看见在一个树木茂盛的林子里，一个农夫正在张挂捕捉飞鸟的网，他从东南西北四面都张挂网。汤听见了以后非常感慨，认为要是如此张网，鸟兽就会完全被捉尽，这样残忍的事只有夏桀才做得出来。于是，商汤叫从人把张挂的网撤掉三面，只留下一面，并对那个农夫和从人们说:对待禽兽也要有仁德之心，不能捕尽捉绝，不听天命的，还是少数，我们要捕捉的就是那些不听天命的。这就是流传到后世的“网开三面”的成语故事。商汤“网开三面”的事在诸侯中很快就传扬开了。诸侯们听说以后，都认为汤是有德之君，可以信赖，归商的诸侯很快就增加到40个。商汤的势力也愈来愈大。

汤祷桑林

汤建国不久，商王畿内发生了一场旱灾，延续了7年，在后五年中旱情很严重，人民困苦异常。汤命史官们在一座林木茂盛的山上，选了一个叫桑林的地方设了祭坛，他亲自去祭祀求雨。因为当时的祭祀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汤就命令把祭祀的柴架起来，汤将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向上天祷告，祷告完便坐到柴上去，还没有焚柴天就下起了大雨。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的敬佩和颂扬。人民就用歌唱来颂扬汤的德行。汤命伊尹将人民这些歌词收集起来编了乐曲，取名为“桑林”，这就是后世人们称作的“汤乐”。不过汤乐很早就失传了。

仲虺佐汤

仲虺的祖先叫奚仲，是夏禹时候的车正，就是管理制造车子的长官。自奚仲以后，子孙都在夏王朝作官。到了仲虺时，成为夏王朝东方地区的一个诸侯。夏桀自诛灭了有缗氏以后，引起了各地诸侯的恐惧，不仅是异姓诸侯，就是与夏后氏同姓的诸侯也先后叛离夏桀。仲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商的。汤见到仲虺以后非常高兴，向仲虺请教了治国之道。仲虺根据当时天下的形势，分析了夏桀如此下去，必然会自取灭亡，人心所向是商。他鼓动商汤蓄集力量，先伐与商为敌的诸侯，翦除夏桀的势力，然后灭夏建商。汤见仲虺是有用的人才，就任命为左相，参予国政。

汤灭韦、顾、昆吾

夏末，夏桀王昏庸残暴，人民怨恨，方国诸侯离异。而商已成为夏朝之一王国，势力渐大，成汤怀伐夏救民之志。时汤所居毫地(今河南商丘附近)之西北方面有韦(今河南滑县)、顾(今山东范县)、昆吾〔今河南濮阳)等方国，尚忠于夏桀，是汤西向伐夏桀的严重障碍，势必征服之。于是，汤在灭葛伯国(今河南宁陵)之后，紧接着攻伐韦、顾、昆吾，取得胜利，三国先后被剪灭，从而打开伐夏通道，也解除后顾之优，故史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P61~70

公元前1600年----前1300年 商汤建国至盘庚迁殷

夏朝末年，国王桀残暴无道。商之首领成汤遂在贤士伊尹的辅佐下，乘夏之乱先翦灭其属国。公元前1600年，夏、商之间在鸣条决战，夏桀遭到惨败而南逃，后被放于南巢。至此，统治中原地区四百余年的夏朝遂告灭亡，成汤正式建立了商朝，以亳为国都。成汤灭夏后，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他统治时期，商王朝的各项制度逐渐建立。“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史记?殷本纪》）他实行的“以宽治民”的政策，使商代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商王朝时期“不常厥邑”，先后几次迁都，至盘庚迁殷后，商王朝的国都固定下来，一直到商纣灭亡。殷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商迁殷成为商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政治有所改善，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

太甲复位

太甲是汤的长子太丁之子，太丁未及继立就先汤而死。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相继即位，他们在位的时间都较短。伊尹是辅佐商汤的重要卿士，仲壬死后，伊尹立太甲。太甲不思进取，不遵守汤定下的法令，昏庸而暴虐。伊尹担心创业成果丧于一旦，先是作《伊训》对他加以教诫，太甲不悟，于是伊尹毅然放逐太甲于都外桐宫，使之悔过改正，伊尹自行摄政。大甲居桐宫，对自己以往的过错深感后悔，愿改过行善。三年后，伊尹迎回太甲，使他恢复王位，又作《太甲训》三篇褒奖。从此以后，百姓安宁，诸侯归附，商人尊大甲为“太宗”。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建立起了商朝，后来又扶立外丙和仲壬，教诲太甲改过，不仅是一代的开国元勋，还是三代功臣，得到了后代商王隆重的祭祀。

公元前1250年 武丁中兴

盘庚之后，历小辛和小乙两代帝王，到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力发展到极盛。武丁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杰出人物。据文献记载，武丁曾久居民间，对百姓的生活和疾苦非常了解。武丁改革王朝统治的首要举措是提拔了出身卑微的傅说为相。武丁提拔傅说之后，赋予它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地位，并要求傅说随时对自己的过失严加规谏。武丁在以傅说为首的朝中大臣的协助下，使商王朝的国力迅速发展。《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时期在国力昌盛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影响。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妇好

妇好是商朝国王武丁的王妃，是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与军事家。妇好名好，“妇”为亲属称谓。铜器铭文中又称“后母辛”。由于妇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商王武丁经常令她主持当时非常重要的祭祀与朗读祭文。她也被任命为卜官，成为武丁时期的一位女政治家。妇好也是位军事家。她多次带兵出征。立下赫赫战功。 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军将征战沙场。曾统兵1.3万人攻羌方，俘获大批羌人，成为武丁时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战，为武丁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曾率兵镇压奴隶反抗斗争。竭心尽力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和特权，深受武丁宠幸，被封于外地，担负守土、从征的重任。卒于武丁时期。妇好死后，武丁十分悲痛。妇好有独葬的巨大墓穴，而且有拜祭的隆礼。这在商朝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武丁开拓疆域

当时，商王朝面临最大的威胁是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如土方、工方、芍方、鬼方、羌方的侵扰。他们不时寇略商王朝的边邑，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有时甚至威胁到殷都的安全。商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界的防御力量，除了在太行山建立一些军事据点外，还深入到今山西中部和西部的沿河地带发展一部分属国和建立城邑，借以控制西北各部。武丁曾多次和其妻子妇好派兵或亲自率军征讨游牧民族建立的方国。如对土方和工方，不仅发兵征讨，有时还亲征，出兵人数少则三千，多则五千。鬼方大概在今陕西和内蒙古一带，芍方可能靠近内地一带，以善于养马而著称，又称为“多马芍”，武丁时也曾对这一部用兵，有一次出兵人数多达1.3万人。羌人是武丁经常讨伐的对象，卜辞中有很多“击羌”、“伐羌”的记载，俘虏中的羌人是商代用作人祭的主要牺牲，动辄数十上百；羌人中的一部分人是奴隶的重要来源。在秦岭以南的江汉有荆楚，江淮一带有群舒，东部至淮水和山东沿海一带为东夷各部散居的夷方。这些地区的居民，在经济生活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与中原地区相近，但地方性特色较突出，在政治上有时也出现比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时常对这些地区用兵，取得了不少胜利。商对南方的统治，到后期已由沿江一直深入到湘赣一带。东南方的夷方、虎方与商的关系是时服时叛，冲突时有发生。商周之际的虎方居淝水和淮水之会，这说明武丁以后的政治势力已抵南方的江淮一带。商后期，夷方曾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与商的接触更为密切。到帝乙时，多次出征夷方，夷方成为用兵的重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商纣亡国。武丁时期因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而武力大盛，有效地阻扼了周边游牧民族和其他方国的侵扰，开拓了疆域。

公元前1046年 商纣灭国

武丁之后，祖庚继位。他也向武丁一样爱护百姓，因此商王朝的强盛局面继续发展。但是祖庚之后的诸王无所作为，并且时常滥杀无辜，致使最高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的关系日益恶化。到商纣王统治时期，商王朝的腐朽发展到了极致。纣王为了讨妃子妲己的欢心，大肆修筑宫殿和楼台，建“酒池肉林”。创立炮烙、虿盆等酷刑，杀害忠臣义士，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发动对周边方国的连年征战，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这时候，商西部的周国在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领导下逐渐强盛起来。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周国部队，在各方国部队的帮助下讨伐纣王，进军朝歌。很对士兵对商纣王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他们纷纷倒戈，引领着周武王的军队冲向商都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进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的国家制度

开篇语

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由于商王朝是一个以商国（族）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当商王朝强盛时，各方国就会归附，而商王朝一旦实力衰退，诸侯们就不再来朝见商王。商王朝与其统治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一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在商代的政治体制中，王权除了要受到来自外部其他方国的限制外，也要受到来自商人内部各宗族势力集团的制约。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有两种：一是兄终弟及，一是父死子及。商王朝的畿内（据商王直接统治的区域）有相、尹、师、史、多卜、小臣、多射、多工、百姓、里居等官职；在商王朝的畿外（即商王通过诸侯实现统治的区域）有侯、甸、男、卫、邦伯等官职。商王朝的军队分成畿内的王室军和畿外的方国军两个大的系统，前者受商王调遣，后者受各地诸侯指挥。商朝的《汤刑》是商汤制定的一部法典，其刑法条目当已渐趋完备，有三百多条。刑名如商代有用刀锯断足的刖刑，每次行刑的人数，动辄以十计，有多到百人的。商纣时还有炮烙之刑。这些都暴露了商法的残酷性。商代主要采取借民力进行耕作，从而榨取劳动产品的赋税方式。

国家政权

商朝是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其国家政权机构已比夏朝更为完备。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也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称“一人”或“余一人”，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独裁者的身份。从甲骨文看，早在武丁的时候，就有了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商王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又把王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充作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故商代后期的王也称帝或王帝。在商朝的统治区域里，全部土地和人民在名义上都属于这个最高的奴隶主，而王位是世袭的。继承王位的方法，自成汤以后出现“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的局面，直到武乙、文丁、帝乙、帝辛诸世方才固定为父子相传。

军队

商朝不仅有复杂的官僚机构而且已有为数众多的军队。军队亦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被用来作为对内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对外进行自卫或掠夺战争的重要工具。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军事组织、作战方式和战争规模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商代已有正规的军队有自(师)、旅的编制。武乙、文丁时的卜辞有“丁酉贞，王作王自：右、中、左” 的记载，可能是后世三军的起源。从甲骨文看，率领军队的人有王、妇、子、侯、伯、牧、马、射、卫等。作战方式已是车成为主，另有骑兵和步卒。参加作战的兵员数量以三千、五千为多，最多的一次达一万三千人。武丁时主要与西北方的鬼方、土方、舌方作战，大大开拓了疆土。帝乙、帝辛时不断对东南地区的人方等用兵的结果，一方面消耗国力，一方面造成西方空虚，当是促使周人乘机灭商的重要因素之一。

阶级关系

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商朝的高度文明是建立在贵族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进行残酷剥削和残酷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奴隶不仅要承担主要的劳动生产，而且要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侍候主人，要受屈辱、遭蹂躏甚至被惨杀、活埋以充当奴隶主的牺牲和殉葬品。武丁号称中兴之王，但他有几十个妃子，对待奴隶就常常施用各种酷刑。奴隶主贵族不仅生前享乐，死后也要讲排场要作威作福。殷代的王陵简直就是当时的地下宫殿。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商代奴隶主阶级普通地杀害奴隶用以殉葬或祭祀鬼神，叫做“人殉”或“人祭”。仅以1976年在武官村大墓附近发现的181个祭祀坑为例，共见埋人骨1178具；甲骨文中所见人祭的卜辞多达数千条，其中武丁时的用牲人数一次可多达三至五百人。

内服、外服之分设

商朝政权组织形式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指朝廷的职官，外服指地方政权的职官。“服”原为受命服事之义。外服有侯、甸、男、卫、邦伯，由王室任命，从事武装保卫和农牧垦殖事业，同时为地方政权首领；内服即朝廷百官，包括畿内基层族邑之长，称“百僚庶尹”、“亚”、“宗工”、“里君”等，或称“段正百辟”、“百执事”等等，反映了商代国家职能部门，设官分职比较完备。

方国来朝

夏、商王朝，均由部落壮大而建立。建朝之后，其直接统治区域为王畿，另称方千里，设立行政管理据点如候、伯、子、男之类职掌行政。王畿之外为独立之方国，边裔为异族方国部落，称某方、某方伯，甲骨文中合称为“多方”、“三邦方”、“几方伯”等。它们在政治上隶居于王朝。成汤建国时均来朝见，远至氐羌都“来享”、“来王”。以后历代视王权盛衰，或来朝，或不朝，或畔(叛)之。后期甲骨文常有征伐反畔或入侵之方国的记载。其间仍有亲附、来朝者，如“苗(方)其来见王”、“危方以牛”、“井方于唐宗，彘”等等，均为方国来朝、纳贡并参与宗主国的祭祀。王朝亦加以礼遇，后世逐渐形成朝觐制度，规定入觐的时间和礼物规格等。

神道设教

商代采用神权思想进行统治。商人信鬼尊神，从其起源即有玄鸟生始祖之说，后来有成汤祷雨于桑林，大戊朝廷生长桑谷之灾异，祖庚彤祭高宗时有雉鸣鼎耳之凶象。由甲骨文记载可知，商代确立了上帝最高神威，上帝可以制断人间包括统治者的万事万物的吉凶生死。统治阶级藉此蒙惑臣民，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志。从而设置庞大的占卜巫术集团，用大量的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又以为自然界和祖先有灵，能体现上帝的旨意，于是穷年累月地举行各种祭祀，用大批的祭牲包括人牲来媚神求福，甚至不惜以人间最珍贵的物质财富包括大批生人随葬，埋入地下，并且进而形成一种观念，商王可代表上帝统治人间，以“我王”、“余一人”、“帝子”自称，由他们向上帝迎来臣民的生命，以上帝和祖神之命令告诫臣民，祖先神灵能配上帝，沟通神人之间的意志，从而构成上帝一祖先一商王三位一体的神道系统。此为奴隶制时代特有的最典型的神道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商代末期，才出现神道思想逐渐动摇的迹象。

人牲人祭之滥用

用人为牺牲祭祀鬼神之野蛮残酷做法，商代最为严重，被用作牺牲者，为战俘或奴隶。其源为原始社会末期屠杀战俘之遗风。进入阶级社会，贵族阶级更用以媚神求福，史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代用仆、羌、臣、妾、奚等奴隶和战俘祭祀祖先甚为频繁，动辄用几人、十人不等，多者30、50、100，最高达500(仆)。据粗略统计，甲骨卜辞记载共用人牲数达1.4万多。考古发掘多处商代遗址，都有用人牲的遗迹，尤其是今河南安阳的商代后期都城段墟，在其王陵区的西北冈，先后发掘人牲祭祀坑，在数万平方米范围内，有成百上千排列有序的坑穴，每坑埋10人、8人不等，有的人体被残，有的则身首异处：一坑全埋人头，一坑则全埋无头人身，惨不忍睹，均为商王室若干次祭祀其祖先所用人牲的遗存。此外，还有用人祭奠、祭社等，亦属于人祭人牲之类。此种恶习充分暴露奴隶社会的本质，两周时代亦未绝迹。商朝的社会经济

开篇语

商代的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首先，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看，农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手工业经济都是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导致货币的产生。

农业

商朝亦实行土地国有制，广大农业劳动者是奴隶身份。商贵族对农业奴隶的剥削有两种方式。一为在王畿（国都）附近用直接剥削的方法。即商王或其臣属驱使众多的奴隶在商王经营的田地上进行集体耕种。甲骨文中有“王大令众人曰：脅田！”的记载。“众人”亦称“众”，是农业奴隶之称。“脅田”就是奴隶们集体耕作。奴隶们使用的农具主要是用木、石、兽骨、蚌壳等制作的，有耒耜、石镰、石犁、石铲、骨铲、骨锄、蚌镰等。在殷墟遗址中发现有木耒的痕迹。还在一个窖穴内发现四百多件石镰和七十多件蚌器，这似是一个农具仓库，是供奴隶们集体劳动时使用的。在安阳和洛阳等地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有少量的商代铜铲、铜、铜锸等，此类工具造价昂贵，数量不多，不是普遍使用的。二为在王畿之外用“助法”剥削。《孟子?滕文公》（上）曰：“殷人七十而助。”助，借民力助耕公田。就是每户奴隶领田七十亩为私田，另外为官府贵族义务耕种公田七亩，其剥削率亦为“什一”。所用农具为奴隶们私有。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麦、稻等。

畜牧业生产

盘庚迁殷以后，尽管农业生产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但重视畜牧业的传统未改，畜牧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从甲骨文祭祀用牲等方面可以得到证明。首先，从甲骨文看，已经六畜育俱全。不仅后世所有家畜，当时种类全备，而且还有象用于战争和工作。殷虚发掘常见车马坑、兽葬坑等等，可见殷人喜欢用家畜殉葬或作为祭牲。甲骨文中所见用牲之普遍与数量之众多，实在惊人。箕子讲《洪范》，第八条叫做庶征。庶征是雨、旸（晴）、燠（闷热）、寒、风五种气候，五种合时，众草茂盛。畜牧业在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草盛算是好现象。

手工业

商代的手工业劳动者为奴隶身份，都是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的专业技术队伍，因之技术提高很快。代表性手工业为青铜铸造业，此外还有制陶业、制骨器业、纺织业、木工、石工、玉工、漆工、酿酒等。商代除一般泥质陶器之外，还出现了用高岭土（瓷土）制作的白陶，质地坚硬，色泽皎洁，刻镂精美，工艺水平极高。还有一种原始瓷器，也是用高岭土制成，表面涂以青釉，质地坚硬，吸水性很弱，烧制的火候约在1200℃左右。原始瓷是当时奴隶们的又一伟大创造。纺织业中有麻纺织和丝织业。麻纺织已很进步，丝织业进步更大。在殷墟发现的丝绸残片，有平纹、花纹。平纹组织的经纬线大致相等，每厘米有30至50根。从花纹组织来看，当时可能已有了简单的提花装置。漆器业已相当进步。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的一些商代漆器残片，红地黑花，色彩鲜明。有的雕花，或镶有绿松石，是精美的工艺品。

商业

商代的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远距离的的交换活动，在殷墟和郑州出土的海贝和绿松石产于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这说明当时已有专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出现。商代流行的货币是“贝”，除海贝之外，还有玉贝、骨贝和铜贝等。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货币。贝在流通时，一般以五贝连成一串，合两串为一“朋”，“朋”就是货币的使用单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商业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商朝的科学文化

开篇语

商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游牧部落以畜牧业为主)、手工业，辅以渔猎。手工业尤以青铜冶铸生产为着，至后期发展到昌盛阶段，创造了高度的青铜时代文明，诸如冶金、制陶、制骨、琢玉和农业技术，天文、气象、历法、数学等科学都有相当的水平。创造了成熟而体系完整的甲骨文字，有册有典，建立了古代“大学”。有多种乐舞，制作精美的乐器，有高度的造型艺术，等等，初步出现了古代精神文明。

数学知识

从甲骨文看，商代已有一定的数学知识。首先，一至十，百、千、万等数字已基本具备。我国古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度，这是无可怀疑的。井田的计算必然推动数学的发展。三国魏刘徽注《九章算术》，第一章讲方田。甲骨文就有了“田”字，可知方田起源于商朝，并有一定的几何学知识。考古发掘所见商代宫室、墓葬的方向与子午线吻合，说明当时已有测定方向的办法；另外，在房基下发现测量水平用的水沟，可见在建筑方面商人已掌握了“水地以县”的先进技术。

P71~80

天文学

商代已有了早期的天文学。在甲骨文中已有鸟星、火星等星名。这两个星是测定春分和夏至两季节的重要标志。甲骨文中还有关于日蚀、月蚀、风、雨、云、雷等记录。商代的历法已相当完善，为阴阳合历，以太阴（月）纪月，以太阳纪年，用闰月调整季节。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年终置闰，叫做十三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商代后期，也在年中置闰。用干支纪日，十干和十二支相配合，六十日为一个周期。在甲骨文中发现有完整的干支表，这是我国最早的干支记录。甲骨文中还有“今春”、“今秋”和“日至”等记载，当时已有季节划分，可能已有了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商代的天文学和历法的进步，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医学知识

商人不仅在冶金、制陶、纺织、酿作等各方面的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在医学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从甲骨文中可以考见十六种疾病，具备今口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等科。1973年河北藳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医药用物(植物种仁)和医疗工具(石砭镰，相当于今天外科用的手术刀)，使我们对殷人的治病方法和医学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种可在龟甲及兽骨的占卜文字，他的发现，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巨大的影响。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到目前为止，商代甲骨出土总计约在15万字以上，共有单字5000字左右，其中已经被学者考释出来的单字在1000字以上。从文字结构上看，甲骨文的字在方法主要还是象形。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的产物。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发现，说明在商代以前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过程。除甲骨文外，商代的文字还有金文、陶文及玉石文字等多种形态，商代的玉器上也刻有一些文字。

艺术

商代的艺术已相当发展，尤以造型艺术最为突出。多数作品是雕在各种实用器物上，也有专供观赏之用的。商代前期的铜器和部分陶器上，往往刻有精美的花纹，而以带有浓厚的神秘意味的饕餮纹作为整个花纹的主体，再用云雷纹等点缀其间，壮丽大方。商代后期，青铜艺术进一步发展，花纹增多。除饕餮纹外，还有夔纹、羊纹、鹿头纹、牛头纹、虎纹、鸮纹、蝉纹、人面纹等，造型庄严匀称，且富于变化。其他用玉、石、角、骨、牙等质料雕成的作品也很好。在妇好墓出土的四百件玉石制品中，有各种立体或浮雕像，如有全身人像、人头像，有的跪坐戴冠，腰束宽带；有的赤足盘发，裸体文身；还有的一面是男像，另一面是女像。动物制品有虎、豹、熊、象、牛、羊、马、猴、狗、兔等兽类，有鹤、鸮、鹅、鸽等鸟类，还有龙、凤和龟、蛙、蝉、鱼、螳螂等。这些制品都造型生动，栩栩如生。

青铜器的繁荣

商代手工业部门种类繁多，青铜制造、陶瓷烧制、玉器及骨器加工、纺织、酿酒、竹木漆器制作、车辆制造及皮革加工等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其中尤其以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最能代表商代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商代青铜器的表面一般都铸刻有瑰丽多彩的花纹。商代晚期，出现了字数很少的铭文和一些表明器主族氏的各类符号，武乙以后，青铜器上开始出现字数较多的铭文，最多有达四十余字者。晚商时期殷墟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址，总面积达到1万平米以上。产业规模的扩大，为铸造大型青铜器创造了条件。商代的青铜铸造的工艺也相当完备。从地域上看，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十分普及。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于1939年三月发现于河南安阳农村，因腹内有“司母戊”三个字而得名，由于当时日本侵略者占据河南，一再勒索和强购文物，村民恐被日寇夺去，乃复埋入地下。抗战胜利后，始重新掘出。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造型气势雄伟，纹饰美观庄重，是迄今现有出土鼎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司母戊鼎是我国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商代遗存的发现

近年来在商代统治中心以外地区有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有江西商周铜矿遗址、新干大型商墓、四川成都三星堆祭祀遗址。在江西瑞昌县铜岭发掘的商周时期采铜遗址，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迹和露天采矿遗迹，以及一批开采工具、装载与提升工具。采矿井巷均采用木支护，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木支护进行地下开采铜矿的实证。此时已将木溜槽选矿技术、木辘轳机械装置运用于采矿作业，这比文献记载的时代大大提前。江西新干县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800件，其中青铜器480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乐器、工具和生活用具，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品种之全、铸工之精，为江南地区所罕见。其造型与纹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浸润，表现出浓烈的地方色彩和特色，许多器型为江南所特有。墓主人当是南方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个商代的大祭祀坑，出土大批青铜器，还有金器、玉石器、陶器、象牙制品等。青铜器中有兽面、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枝、树座、尊等，风格特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古代蜀人的文化面貌。这些重大发现对研究古代巴蜀的早期历史至关重要。

商代的服装

始于商代的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上衣、上装，裳是指今天所说的下装，但当时的下装不是裤子，而是裙子。上衣象征天，天未明时是玄色；下裳象征地，地是黄色。上玄下黄的服制就来源于对天地的崇拜。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商周时代，除了衣裳外，服饰还包括：在腰部束着的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一条像裙一样的“韨”、头上戴“帻”。这些装饰物的出现，表明人们对服装的理解也日益提高，逐渐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向装饰点缀方向发展，从而使古代服饰趋向完整和统一。

建立大学

史籍记载，虞、夏、商、周均有“大学”，而名称不同。段墟甲骨文出现“大学”一辞，又有占问贵族子弟入学和乐师教学以及建造学宫之内容。古代“大学”及“小学”与今日学制有别，只有大小两级，按学童年龄大小区分。当时尚无教科书籍，只学习社会活动实际所需的内容。甲骨文所显示的，即学习祭礼和乐舞，而献俘礼又与军事有关，在大学举行，亦是学习军事。甲骨文有“甲子表”和习刻的甲骨，当是学童学习干支纪日和书写文字之遗迹。统治者已知加强文化知识和思想教育，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促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商代青铜文化的发达亦与此有关。

商代的建筑

商代的都邑建筑已较为发达，从已发现的偃师商城（汤都毫或太甲所放逐之桐宫）、郑州商城（商代中期都城）和晚期都城殷的情况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有较规整的布局结构。郑州商城平面呈正方形 ，城垣周长约700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发现有大、中型夯土台基的宫殿遗址，还有铸铜、制陶作坊等遗址。殷墟的宫殿遗址规模更大，大都建筑在夯土的台基上，有范围宽阔的版筑，边线笔直，角隅方正。或以卵石为基，或以铜作柱础，竖立木柱，然后安上梁架，覆盖草顶，装上门户。这种建筑方法，确定了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有的台基长达46.7米，宽10.7米，正东正南，方向准确，形成一个有周密布局的建筑群。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商代中期城址，有城墙残基和一座完整的大型宫室遗迹。这座宫室的台基东西39.8米， 南北12.3米，四周有回廊，中为中室，顶为四坡重檐，全部木结构，顶盖茅草，为一座大寝殿。这些遗迹，反映了当时建筑技术的水平。

商代的雕塑与乐器

商代的雕塑艺术颇具特色，其形式有陶塑和玉石雕塑，既有平面浮雕，又有浅雕和半立体浮雕，在妇好墓中发现的玉石雕刻品有几十个动物种类、几百件之多。其中有龙、虎、熊、鹿、象、牛、马、鹦鹉、鹅、鹰、燕、鳖、蛙、螳螂、猴、狗、龟以及玉人等。商代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也体现了其雕塑造型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商代已有成组的乐器，现已发现的有陶埙、石磬、铜铃、铜铙、鼓等，都适于演奏乐曲，当时的音乐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浮雕成瞪目张牙的虎形，纹饰与器物浑成一体，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大型打击乐器，也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雕塑品。

苏埠屯墓地

1956年在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村，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葬群。墓地发现带墓道的大型墓葬45座，经过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8座，车马坑1座。

l号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墓口面积达150平方米以上，墓室呈长方形，中部有木板筑成的“亚”字形椁室，这种葬制与安阳殷墟王陵区的“亚”字形王陵相同。墓底有腰坑和奠基坑各一个，墓内还发现殉葬的48位青年男女和7个幼童的骨骸。该墓早年虽被盗掘，仍残留不少珍贵文物，如鼎、簋、爵以及钺、戈、镞、铃、斧等青铜礼器及兵器。除此之外，还出土了许多陶器和玉石器，如石斧、石钺、玉戈、玉鱼、玉柄形等，皆精美异常，件件堪称艺术珍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件装饰镂空透雕兽面的大铜钺，更是威严庄重，寒气逼人。其中一件两面均有“亚醜”铭文。

7号和8号慕为“甲”字形，虽规模不如1号墓，但却保存完好。8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鼎、簋、觚、爵、卣、觯、尊、斗、铙、铃等，共29件。其中亦有不少精品，如3件方鼎和2件圆鼎，纹饰简单而庄重，不但制作精细，而且多带有铭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苏埠屯墓地的发掘，不仅为传世已久的50余件带“亚醜”题记的青铜器找到了归宿，提高了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可信度，而且还为研究商王朝时山东方国的历史和相互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学者据有关的历史文献，认为苏埠屯商末周初时为薄姑氏所居，因此苏埠屯墓地有可能是薄姑氏国君的茔域，l号大墓可能就是薄姑氏君长的陵寝。

大洋洲商墓

1989年9月20日，大洋洲乡农民在赣江古河道中的沙丘上取土时，无意中发现大批古代铜器。紧接着江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这是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型墓葬。

由于墓葬地处沙丘，又经人为破坏，致使墓葬原来的形制已无法弄清。但发掘证实墓内随葬器物的摆放还是很有规律的，铜器大部分置于椁室中。发掘者注意到一个特殊现象，在出土的233件兵器中，惟有造型奇特、纹饰绮丽的带銎铜钺和乌黑透亮、寒光闪闪的铜戈置于棺的范围之内，这也许跟墓主人生前戎马生涯的特殊身份有关。

墓中共出土各种随葬品1374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和原始瓷器l39件，以及骨器若干等。

出土的青铜器有礼乐器、工具、兵器及杂器等，不仅种类齐全，铸造精美，而且形制古朴，纹样富丽。在青铜器中以炊器最为重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体高大，纹饰亦较精致绮丽，是大洋洲青铜器中的精品。炊器包括鼎、鬲、甗等三种38件，其中鼎为大宗，共30件，有方鼎、圆鼎、鬲形鼎等。这些铜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往往在立耳上铸一卧虎，如虎耳方鼎、虎耳虎形扁足鼎等，皆形体高大，纹样精美，是炊器中最具有气魄的。除耳上立一卧虎者之外，还有铸一卧鸟的，如夔形扁足圆鼎，双耳上各伏一凤鸟。一件四足铜甗也是罕见之精品，通高105厘米，形体庞大，气魄雄伟，为目前所知形制最大的青铜甗。它的双耳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竖角较短，短尾上卷，回首相向而顾，使得这件青铜重器于庄重威严中陡生一丝生气。又有一件酒器方卣，不仅纹样华丽精巧，而且造型亦异常奇特，为前所未见的艺术精品。方腹中央有“十”字形透空槽穴，腹内形成有通向四壁的“十”字形管道。据有关专家研究，这种造型的目的是为了迅速提高或降低卣内美酒的温度。

墓中出土的青铜乐器也颇具特色，有双鸟镈和铙两种共4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硕厚重，气魄不凡。如铜镈通高达31．6厘水，而3件铜铙的高度也都在4l厘米以上。这说明中国南方自商代开始就颇为重视乐器的铸造，南方地区频繁出土的两周时期大型青铜乐器并非偶然。

除青铜礼乐器外，出土的双面神人头像、伏鸟双尾虎、侧身羽人玉佩饰等杂器、玉器、陶器以及原始瓷器等，亦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器物群的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为中国南方青铜文明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也将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揭示更多的奥秘。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的时代属于商代晚期，体高58.3米，重近34.5公斤，是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它造型奇雄，风格别致。尊的肩腹厦圈足设计成四只山羊，立雕羊头上的双角长大而卷曲，脸谱清晰，鼻口宽大，栩栩如生，在宁静温和中自有一种威严庄重之感。羊背和胸部饰有鳞纹、前腿为长冠鸟，圈足上饰夔纹。肩部有四条龙互相蟠绕，龙头突出于中部。尊颈部饰有蕉叶夔纹和兽面纹，全器上下以细雷纹为地，扉边精细镂空，整体造形纹饰在雄奇中透出秀美来。巧妙的是，尊口边长几乎接近于器身的高度，但整个尊体被缘于四角的四只山羊稳稳承托，给人造成平衡、稳重的视觉印象。

铸造四羊方尊的时代，还没有产生后来比较便捷的失蜡铸造法。四羊方尊是用普通分块陶范，巧妙地分铸而成，体现出商代晚期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尊上留有明显的铸痕，如合范缝错边、设置的土支钉等，都是范铸的证据。尊是倒过来浇铸的。浇铸时羊头朝下，在下部四壁正中各有一方孔，是由设置在内外范之间的土支钉造成的。羊头是中空的，但不与尊体的空腔相连，这种羊头内范悬臂固定的方法非常巧妙，每只羊头的顶上有已被填充的孔，可能是固定位置的土支钉造成。弯曲而中空的羊角预先铸成(铸造弯曲的羊角需要不平的分型面，可能利用了括泥块造型)，然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羊头与角的联接处可看到采用分铸的痕迹。同样，尊四壁中央的每—龙头，也是预先铸好，然后在浇铸尊体时咬接在一起，龙头与龙身有分铸形成的接口，且龙身的铸口是搭在龙头铸件上的。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饰长棱脊，花纹镂空，为另下泥芯所成，其作用既可以此来掩盖尊体合范时的接缝痕迹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饰补了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整体造型的气势。这种巧妙的分铸法使复杂铸件的铸造成为可能，高超的合范技术造成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四羊方尊是这一工艺水平的杰出代表，其制作技艺高超，装饰手法丰富巧妙。它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相结合，集线雕、圆雕、浮雕于一器，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审美艺术水平。

虎食人卣

卣是一种盛酒器，有圆形、方形，也有不少动物或人物形象的，虎食人卣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件，它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这件卣器整体铸成一虎形，虎尾支撑着踞坐，前爪则紧紧抓持住一人，大张虎口，而人头巳塞入虎口内。人体则与虎相对，以手抓住虎肩，脚踏在虎后爪上，向左转首侧视。整个造型令人怵目惊心。在虎的双肩顶端附有提梁，提梁两端分别铸有一兽头，梁上的纹饰是以长形夔纹为主纹，雷纹为地纹。虎背上部铸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面纹饰与器体相一致，以雷纹衬托卷尾夔纹，虎面及虎颚侧的纹饰为鳞饰和云纹。虎目怒腾，虎牙尽露，其锋利如钩如锯。虎背饰牛首纹，从器盖后端沿着虎背脊铸有一扉棱，棱中部有钩状突起。人发向后直披，神情安详、镇静，着农，衣领为方口形，袖门较窄。人的腿与臀部饰有一对蛇纹。器外底有阴线纹饰，中有游龙，两侧各有一鱼。

此虎卣通高35.7厘米，重5.09公斤，呈黑色，有少数绿锈。纹饰繁缛，集多种动物形象为一体，充溢着诡异怪诞的神话色彩。

此卣形制复杂，以铸痕看，虎的口腔内部和人首部分是分别用两小块范铸成的，工艺颇为复杂。

此卣内涵令人费解，有人解释为表现虎的威慑力，有人认为是表现人以动物为中介去了解神的世界，还有人认为是表现巫师作法，说法不一。

虎食人卣我国共发现了两件，上述所述之卣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另有一件藏于法国巴黎。

双羊尊

双羊尊通高45厘米，构思奇异，制作精绝。此尊造型为戒羊相背而立，各有一首，却皆只有双足，因为羊身从中段便合为一体了。这种简化的造型一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强烈的感受，突出了羊的神性，使其超凡脱俗帕气质得到了极端的体现。羊背载一圆筒，敞口。羊角盘曲，双目前视，颌下各畜一镏卷曲长须。羊躯体丰腴壮硕，腹部滚圆凸出：神情悠闲，庄重自得。

此羊尊体现了商人精绝的构思，这不仅表现在对辛体大胆地取舍上，也表现在对其造型写实与夸张的结合上。从羊的外形说，造型是写实的，它各部位的比例相当准确，但羊毛却被遍体的鳞片纹取代了，而且两膊间各有一冀，这又象是天上的神物了。这件商代双丰尊无比精美，代表了我国青铜艺术的辉煌成就，现藏英国博物馆。另有一件藏日本根津美术馆。此类造型尊目前国内暂缺。

龙虎尊

龙虎尊是1957年在安徽省阜南县朱砦润河出土的，形体较大，器高50.5cm，口径45cm，腹围122cm，重约20公斤。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龙虎尊的基本造型为大口宽折屑式，口沿侈大，呈喇叭状，粗长颈，肩部凸起，折肩，深腹，下内收，有高圈足，为典型的商代后期样式。尊的纹饰也是颇有新意的，由于尊的颈、肩、腹、底四个部分都是用的三块外范，故其每一部分的纹样均为三组构成。尊的口沿部分为素面，于颈部有三道凸弦纹。上层肩部为三组龙纹，龙头、龙角斜伸出肩，成铺首状，饰有几何纹的浮雕龙体曲身卷尾，伏于尊肩；腹部纹样为尊的主体纹样，在龙首的下方有三道具有流动感的连续钩形扉棱，其间分别有三组虎噬人纹，虎的造型为一头二身，虎头系圆雕而成，衔一裸体屈蹲人形，虎身向两边展开，人体两侧饰有浅浮雕夔龙纹；下层圈足有三个十字形镂孔，镂孔下为饕餮纹，兽眼突出，线条柔和流畅。

龙虎尊通体无底纹，其装饰纹样系由内范铸造而成，线条粗细匀称，深浅若一，细致精美。尊体上的龙头与虎头系事先铸成，是在第二次浇铸时固定上去的，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第四章西周历史（距今200万年~公元前2000年）

开篇语

周人为姬姓，是很早即在我国西部黄土高原生活的一个古老部族。周文王统治前期，周人一直臣服于商王朝。“周囚西伯羑里”之后，文王坚定了灭商的决心。文王在位的50年，已为周人基本完成了灭商的前期准备。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伐纣灭商，建都镐京，是为周朝。周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经历了三十七代天子，八百多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由镐京迁都洛邑。历史上称迁都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之后的为东周。周朝为了有效地控制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姬姓贵族、功臣和联盟的异姓部落首领为诸侯，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隶属于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周朝的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是最大的族长。各姬姓诸侯是小宗，要服从大宗。周天子的王位和诸侯的封爵由嫡长子（宗子）继承。这种宗法制和配合宗法制制定的礼乐和刑罚，成了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支柱。西周已有较完善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教育的内容兼及文武，即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自然科学知识在西周时期有不少增长。西周时我国上古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一是阴阳说，一是五行说，它们是我国古代哲学赖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观念。

西周帝王世系表

武王姬发（前1046--前1043）----成王姬诵（前1042--前1021）----康王姬钊（前1020--前996）----昭王姬瑕（前995--前977）----穆王姬满（前976--前922）----共王姬繄扈（前922--前900）----懿王姬囏（前899--前892）----小王姬辟方（前891--前886）----夷王姬燮（前885--前878）----厉王姬胡（前877--前841）----共和（前841--前828）----宣王姬静（前827--前782）----幽王姬宫涅（前781--前771）

西周大事年表

前1048年 孟津观兵。

前1046年 牧野之战，灭因伤。

前1045年 安抚殷民，分封诸侯。

前1043年 武王去世。太子诵即位，为称王。

前1042年 成王即位，周公辅政，引发“三叔”叛乱。

前1038年 周成王与周公平叛成功，二次分封。

前1035年 周公旦失权。

前1035年 成王掌权，封虞叔于唐。周公旦病死。

前1021年 周成王病亡。太子钊继位，为康王。

前1018年 晋侯建造华美的宫室，受到康王的批评。

前1015年 康王命毕公治理成周。

前1002年 康王下令讨伐鬼方。

前985年 周昭王南征荆楚，凯旋而归。

前877年 周昭王再次南征，溺汉水而亡。

前976年 昭王子满即位为穆王。

前964年 穆王西征，到达青海一带。

前960年 穆王再次西征，到达新疆昆仑一带，与当时的部落首领西王母相见。

前919年 根据传世的铭文记载，共王的大臣们私下进行了器物与土地之间的交换，说明西周以来实行的井田制已经开始崩溃。

前878年 周夷王死去，太子胡即位，称为厉王。

前855年 厉王命令虢仲讨伐淮夷，无功而返。

前845年 厉王亲征淮夷。

前841年 国人暴动，厉王被赶下台。“共和”统治开始。

前828年 “共和”时代结束。

前827年 宣王即位，周、召辅政，实权还掌握在此二公手中，周室的元气藉此有所恢复。

前823年 宣王征讨玁狁和淮夷。

前822年 宣王征讨西戎、徐方，召公讨伐淮夷，四方安定，周室中兴，史称“宣王中兴”。

前815年 齐文公诛杀参与害厉公者70人。

前797年 宣公讨伐太原之戎。

前789年 宣王伐申戎，得胜。

前788年 宣王在位时，“不藉千亩”，以示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

前785年 宣王杀死无罪的大臣杜伯，人心开始涣散。

前779年 幽王命伯士率师讨伐六济之戎，兵败，伯士死。

前776年 九月六日，发生日蚀。《诗经》对此次日蚀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确切地记录。

前772年 幽王与诸侯在中太室山（中岳嵩山）集会，并派兵讨伐申国。

前771年 申侯联合西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掳走褒姒，尽取周室财宝而去，西周灭亡。西周的建立和灭亡

开篇语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王朝经文、武时期的创建，到成、康时期趋趋稳定。但从昭、穆两代开始，各种矛盾的发展日趋尖锐，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以平民为主的“国人暴动”。周王逃跑，临叫由周、召二公共同执掌朝政。这在历史上叫做“共和”。以后，西周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公元前771年，镐京被西方民族犬戎的军队攻破，西周灭亡。西周（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从周武王灭商朝建国，到周幽王亡国，共历三百多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而很深远的影响。

周族的崛起

周族最早生活在我国西部的陕甘高原，他们的始祖名弃，他因善于种稷和麦，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陕西武功），号曰后稷，姓姬氏。传说后稷是其母姜嫄在旷野里踩了巨人的脚印后怀孕而生。由于周族比较重视农业，所以发展较快。后稷的三世孙公刘时，在豳地“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庄稼，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百姓纷纷来归，周部落迅速发展起来。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时，为躲避戎狄等游牧部落的进攻，周族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一带。古公迁岐后，改变了原来的状况，开始立家室，筑城郭“邑别居之”，并且设官分职，建立军队统治人民，征伐四夷，这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周族，已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坎。

前1057年 西周建立

周族的崛起，引起商的不安，古公亶父之子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季历子姬昌（即周文王）也被商纣王囚于“羑里”（河南汤阴），周族送给纣王美女和大批钱财才得以赎回。周文王归来后，开始进行“剪商”活动，文王十分注意搜罗人才，有一次，在渭水南岸，文王遇到一个钓鱼翁，与之交谈，十分投机，他对治国安邦有十分精辟的见解，文王十分佩服，便请他上车一起回王宫，封为太师，专管军事，这人就是姜太公姜尚（又名姜子牙）。姜太公帮助文王治理国家，“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四方纷纷归附，疆域日益扩大，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文王死后，武王姬发即位，时商纣王无道，国势日衰，武王乘机攻商，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牧野（河南汲县境内）一战，商纣王战败自焚死，同年四月，武王建立了周朝，都镐京（陕西西安附近），史称西周。

前1042年 周公辅政

周公姓姬名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前1043年，武王崩，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辅政。在摄政期间，周公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广封诸侯，“封建诸侯”有效地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制礼作乐，完善了各种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后来被称作“周礼”或“周公之典”，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层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朝代更替很多，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公元前1035年，即成王八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同年，失意而死。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前1038年 周公东征

武王灭商后，为了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淡化商人对周的敌对情绪，一方面使大批商人变为周族的奴隶，另一方面又利用商朝贵族统治商人，让纣子武庚继续在殷地统治其人民，同时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带兵就近监督武庚，号称“三监”。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即位。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不满，散布“周公将不利孺子”的谣言，武庚也蠢蠢欲动，勾结殷东部的一些小国发动叛乱。周公旦果断地采取措施，杀掉管叔，流放蔡叔，贬黜霍叔，并毅然决定东征武庚。经过三年多的战争，武庚北奔，一些小国相继归附。同时，为了严加控制“殷顽民”，在洛水北岸修建了东都，名雒邑（今洛阳市），作为周统治东方的中心，叫“成周”，原来的镐京称为“宗周”。从此以后，周对黄河下游的控制比较牢固。后来，其势力又向外扩展，其疆域西到今甘肃东部，东到海滨，南到淮水流域，北到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

前1035年~前1002年 成康之治

东都成周城落成后，辅政大臣周公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务从节俭，克制多欲，以缓和阶级矛盾。又令周公制礼作乐，即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大规模进行自周武王时开始的分封制。西周分封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成康时代的诸侯，均由中央直接控制。康王之世，周还曾命诸侯征讨淮夷、东夷，加强对异邦的控制。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称天下安宁，刑具40余年不曾动用，故有成康之治的赞誉。

前985年~前877年 昭王南征

昭王，姬姓，名瑕，周康王之子，周朝第四代王。昭王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从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5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昭王十九年（公元前877年），他亲自统帅六师军队南攻楚国，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之滨。南征的失败，不仅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后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雄踞南方，问鼎周疆。

周穆王

周穆王姬满是昭王的儿子，即位时年事已高，史称五十岁整。穆王即位时，周王朝已由强转衰，所封诸侯之国虽未有叛离，但边远的少数民族方国或部落已纷纷拒绝向周王朝纳贡称臣。穆王不听祭公的劝告，开始攻伐战争。先西征犬戎族。俘掳犬戎五王，并将部分犬戎族迁徒于太原。不久又东攻徐戎，在涂山(即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共同兴兵，弘扬周天子之威烈，取得了国内的安宁，使周王朝由衰转兴。但是，至此之后他沉醉于巡游，不理国政，长期游乐，乐而不归。据载，他的足迹经河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远至中亚。甚至在传说中，他还见到了西王母。这样一来，周王朝又由兴转而衰，他也从一个有为之君主堕落为被鞭答的罪人。

前841年 国人暴动

公元前878年，周厉王即位。他是西周第十个国王，贪婪残暴。他在位时将原来国人（平民）可以自由利用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这样，触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失掉了王室贵族的统治集团的支持，损害了广大平民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国人对此强烈不满，周厉王遂命卫国神巫监视国人。假托神灵，指控国人“谤王”，进行杀戮。厉王的高压统治，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公元前841年，国人冲进王宫，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厉王奔彘后，朝政由周公、召公共管，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历史上称为“共和元年”，是中国确切的不间断纪年的开始。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残暴的厉王统治被推翻了，动摇了西周奴隶主的统治，西周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前822年 宣王中兴

共和执政十四年后，厉王子静即位，即周宣王。当国家的情况残破不堪，周边的民族一再侵袭，社会仍动荡不安。宣王在周公和召公的辅助下，首先整顿内政，安定社会秩序。进而对周边的民族展开斗争。关于此事，史称“宣王中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在政治和军事上确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在对严允、西戎、徐戎、荆楚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不少胜利；但也有失败之时。宣王一再征兵徭，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农奴也大量的逃跑，有些农村成为鹿场，有些田园鞠为茂草。所谓“宣王中兴”已掩盖不住西周的败落景象。

前771年 西周灭亡

公元前781年，姬宫涅即位，是为幽王。幽王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其在位期间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以连年旱灾，使民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生产凋敝，国力衰竭，姬宫涅不思挽救周朝于危亡，奋发图强，反而重用佞臣虢石父，盘剥百姓，激化了阶级矛盾；又对外攻伐西戎而大败。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繁，周朝统治内外交困。他宠幸妃子褒姒，一味过起荒淫奢侈的生活，为搏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西周覆亡。次年，幽王之子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开始。

烽火戏诸侯

幽王宠爱妃子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为博她一笑，竟下令点燃报警的烽火，烽火点燃，各地诸侯纷纷发兵到京师勤王，结果无警，褒姒见之大笑，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多次点火报警，结果导致烽火失效。幽王宠爱褒姒，乃废掉原来的申后改立褒姒，还欲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之子伯服，并千方百计迫害申后的父亲申侯。公元前771年，申侯便联合缯侯和犬戎进攻镐京，幽王急忙点燃烽火，希望各地诸侯发兵勤王，结果无一人到来。幽王失道寡助，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周原遗址

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包括今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之大部和宝鸡、眉县、乾县的一小部分，范围约200多平方公里。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是其中心地区，这里北依岐山，南临渭河，古称岐邑，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周原遗址即坐落于此。据《诗经》、《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周人于古公亶父时世（约当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迁至此地，开始营建宫室，作为都邑。前11世纪后半叶周文王迁都于丰京后，这里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西周初年曾为周公和召公的采邑。至西周末年，由于戎人的入侵而废弃。

周原遗址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约3公里，总面积为约15平方公里。在遗址范围内周代遗存分布非常密集，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有西周铜器出土，建国后在周原遗址上已发现了10多处铜器窖藏。岐山县凤雏村四周为西周早期宫庙建筑基址分布区，在凤雏村西南已发掘出早周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在其东约2公里的扶风县召陈村附近也发现了范围很大的建筑基址群遗迹，多数建筑属西周中晚期。此外，两大建筑基址群之间的强家村和召陈遗址以北的下樊村也都发现有石子铺砌的散水面，与召陈宫殿基址所见完全一致。目前在这一带已发现了几十座西周大型夯土基址。遗址范围内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陶、制骨、制玉石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扶风云塘村西周中期制骨作坊遗址规模最大，内涵丰富。一般居住址和墓地则散见于整个遗址，时代由灭商以前直至西周晚期。

岐山凤雏的甲组建筑基址坐落在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的夯土台基上，总面积1400多平方米。其以门道、前堂和过廊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8间，并有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前堂是这组基址的主体建筑，台基上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可知其面阔6间，进深3间。建筑物以夯土筑墙，室内外地表和墙壁都用细泥掺合细砂、白灰涂抹，光洁而坚硬。在这组建筑基址中还发现两处排水管道，用陶质水管套接或用卵石砌成。在该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总数达1700多片的西周早期甲骨，其中绝大多数为卜甲，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从出土陶瓷器、建筑用瓦的形制风格上看，该基址最终废毁于西周晚期，始建年代尚不清楚。而据该建筑的形制规模及藏有王室甲骨，有学者认为它有可能是一座西周王室的宗庙建筑。

在扶风召陈建筑基址群内现已发掘了15处夯土基址。其中3座基址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好。最大的3号夯土台基长24米、宽15米，其上有成排成行的柱础及两道隔墙，将台基分隔为三部分。台基周围有用卵石铺砌的散水。召陈建筑基址群的建筑物屋顶大都用瓦覆盖。遗址中出土的瓦数量大，种类多，有各式板瓦、筒瓦和半瓦当。板瓦和筒瓦中很多已有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与凤雏建筑基址相比，该建筑群的建筑布局不按中轴对称，也没有自成院落，因此各个建筑基址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但其总体规模和建筑技术之复杂程度都超过了凤雏建筑基址。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该建筑基址群的大部分建筑兴建于西周中期，废弃于西周晚期。关于召陈建筑基址群的性质，目前尚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是一处大型王宫遗址，也有人认为属贵族宅院。

丰、镐遗址

丰和镐是两周时期的两个都城，文王作丰，武作镐。丰、镐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2公里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面积达10平方公里。这是文王迁丰至周人迁洛数百年间周人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丰镐遗址的调查始于1933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沣西的客省庄、张家坡等遗址中都进行了发掘。

五六十年代，丰、镐遗址发掘的房址主要是小型房屋。1983～1985年，发掘了位于马王村北客省庄西南的4号“T”形基址，基址总面积1800多平方米。后来在基址附近又进行了钻探，发现了10多处夯土基址。这组建筑群的发现，无疑为确定丰京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1992年，在镐京遗址的斗门镇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发掘的5号建筑基址总而积约3400平方米，出土数以千计的瓦片，有板瓦、筒瓦、槽瓦等，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瓦的实物。宫室建筑群基址的发现，对确定镐京的具体位置与研究西周宫室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沣东和沣西都发现有数量较多的西周墓葬。在沣西的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大原村等地发掘的西周墓葬已有三四百座，但这些都是没有墓道的中、小型墓葬，随葬器物大都是陶器，只有少数墓中随葬有铜器。1984年在张家坡村西发掘了40多座墓，其中157号“中”字形大墓，有南、北两个墓道，墓室两侧还有两座较小的墓，应为夫妇异穴合葬。由于早年被盗掘，除墓道内残存车架构件和一些玉器及编磬之外，仅在小墓中发现井叔编钟以及年代较早的牺尊。由于发现较多数量的井叔器物，发掘者认为这可能为一代井叔墓。张家坡l70号墓为井叔家族墓地中的“甲”字形墓，东部有一座车马殉葬坑，葬具由椁室、头箱和内、外棺组成，墓底铺一层木炭。棺内随葬品几乎完全被盗，在其他部位发现较多随葬器物，有残存青铜礼器如方彝和器盖等，还有多件象牙杯和象牙雕刻器、铜足漆案及龟甲等。在东侧的棺椁之间，发现戈、钺、甲、盾等各式武器，南端有玉器大玉戈、鸟纹玉琮和各式玉鱼和玉佩等。墓内还随葬很多的车马器，大都放在墓室的填土中，器类齐全，对了解西周车制很有价值。墓中出土的l件铜方彝有铭文“井叔乍族彝”，表明墓主是一代井叔。

丰、镐遗址还先后发现过一些铜器窖藏。1961年在张家坡村东发现了l座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53件，器形有鬲、簋、壶、盍、盘、豆、杯等，有铭文的32件，共有铭文11种。这些器物的时代不同，器物也并非一家。西王村也发现了l座铜器窖藏坑，出土两件铜器，一鼎一盂，两器倒置，盂套在鼎内。这两件铜器都较大，鼎高达85厘米，盂高也有40多厘米。

在丰、镐遗址范围内发现的丰富的遗迹、遗物，为我们勾画出一幅虽不完整却透出王气的西周都城画卷。考古学家还住继续努力，我们将会看到更为精彩的发现。

P81~90西周的统治

开篇语

西周灭商之后，基本上废除了商朝的奴隶占有制度，将农奴制推行于全国。天子是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又是最高政治统治者。因之，《诗?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当时最高原则，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这一最高原则的指导下制定或行事。西周的封建领主制基本上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统治。主要特点有三：周王以家长制君临天下，是最高统治者；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对土地的占有与对人民的统治相结合。

各级统治机构

西周的各级统治机构比商代更趋完备，是奴隶制国家成熟的标志。在中央，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既是天下共主，又是中央机构的首领，自谓天之元子，所以称为天子。辅佐其统治的有太师、太保、太傅，合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三左”——太史、太祝、太卜，负责神事；“三右”——太宰、太宗、太士，管理人事等。另外，还有司徒，管理农田；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等：司寇管刑法；司空管理百工及比较重大的土木、水利等项工程。他们都有僚属，构成相当庞杂的中央政权机构。中央机构的官吏都由大小奴隶主充任，职务可世袭。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基本上仿中央机构设宫分职，以进行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各大小诸侯国的爵位到西周中期以后，有公、侯、伯、子、男的称号。用制规定，大国诸侯有时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卫康叔为周司寇，郑桓公为周司徒。有些侯国的官吏由天子任命。

公元前1045年 分封制

周王朝建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巩固新兴政权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整个王朝推行分封制度。分封，简单的说就是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给诸侯，由他们在各地建立隶属于王朝的地方政权，协助周王统治整个王朝。由分封而奠定的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周时期国家结构的基本内容。这样的国家结构，将整个王朝分成由周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由诸侯统治的畿外两大组成部分，周王对畿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假手于各地诸侯。分封制度在诸侯对于周王的臣属关系上作了明确的规定：诸侯必须定期朝觐周王，向周王交纳一定的贡赋，诸侯的军队要捍卫周王室的安全，周王出征，诸侯要率军协助诸侯征讨夷狄获胜，要向周王举行“献俘”仪式，表示胜利的果实属于周王。同时周王对于诸侯有很大的予夺权力。

周初的主要诸侯国

周初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有以下几个：

鲁国：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都曲阜。主要统治土著的“商奄之民”和被俘虏的手工业者“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是西周在东方的主要封国。

齐：功臣吕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昌乐），后迁临菑（山东临淄），拥有“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的广大地区，是西周控制东夷诸部的封国。

晋：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于唐（山西翼城），后改国号晋。这里是夏墟之地，居民多是夏之后人。

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这里是原殷商的中心地区，居民主要是“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绮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他们都是被俘虏的殷人手工业者

礼刑并用

礼刑并用是西周奴隶主统治的重要特点，礼之用在于维系贵族等级，消除其内部分歧;刑之用则是专为镇压劳动人民。礼的主要内容是“亲亲尊尊”，特别强调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礼的名目繁多，相传有吉、凶、宾、军、嘉五大类。吉，是祭祀和敬事鬼神之礼;凶，是丧葬凶荒之礼；宾，是迎宾朝聘之礼;军，是兴师动众之礼；嘉，是饮宴嫁娶之礼。行礼要有一定的仪式，并演奏与礼相一致的乐章。西周的礼乐制度有极其严格的等级，如墓葬中的列鼎数目，按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这是不能僭越的。礼乐制度是通过维系等级名分的方法，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和团结，以加强奴隶主专政的目的。但它也反映了西周时代的文明，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统治者在商朝刑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完整的刑法。其种类繁多，法网严密，主要有五刑:墨刑(即黥刑，在脸上刺字涂黑);劓刑(割掉鼻子)；刖刑(砍掉脚)；宫刑(破坏男女的生殖机能)；大辟(即杀头)。五刑之律，共有3000条，其中墨刑、劓刑各1000条，刖刑500条，宫刑300条，大辟200条。此外，还有赎刑，就是交纳一定数目的青铜可赎罪；又规定“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刑不上大夫”，充分暴露了西周刑法是专门用为镇压奴隶和平民的阶级本质。

宗法制

西周的分封制度，是在宗法制度的指导下进行的。分封诸侯与确立宗法统治，是构筑西周王朝统治大厦的两根重要支柱。宗法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的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宗与小宗的区分。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帝系庶子为小宗。周天子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其余诸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诸侯国内，也是根据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诸侯，他在封国内被奉为“大宗”，他的诸弟被分封为卿大夫，是为“小宗”。卿大夫在各自的采邑内，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他们在自己的采邑内也是大宗，其余诸则为“士”，是为小宗。士的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总之，始祖的嫡系后裔均为大宗，从周室的王位到诸侯、卿大夫，都必须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形成“世卿世禄”的特权制度，他们是姬姓族制系统中不同等级的大宗。每一等级都有其相应的小宗，小宗对大宗来说都属于“庶”。

军队的加强

西周奴隶制国家强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军队的加强。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有“周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周六师由周人组成，宿卫宗周，为周朝主力军。如果一师以二千五百人计，周王室的二十二师有五万余人。到西周后期军队组织逐渐扩大，天子有六军，据说一军有一万二千五百人，总计约有七万五千人。各诸侯国也掌握一定的军队，但要听从周王调遣。

对诸侯控制的加强“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关于甸服、侯服的划分，夏商两代早已存在，到西周时期，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和分封制度的加强，就形成为正式的制度。所谓“甸服”就是王畿， “侯服”就是王畿以外的主要诸侯国分布的地区，“侯服”以外就逐渐接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那就是所谓“绥服、要服、荒服”。周代的统治范围扩大了，它所直接统治的王畿也随之扩大。东周的周襄王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王畿范围扩大，使王室有了比牧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武装力量，对于诸侯国等地方势力的控制也加强了。

诸侯国仿照王室的体制建立地方性的政权组织，设置军队和监狱。但是组织规模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都有一定的限制。如诸侯国的上卿，一般不能超过三人，其地位只相当于王室的下卿；各国的军队只能有一军到三军。国都的城墙不能超过三百服(九百丈)，大的都邑不能超过一百雉。其他各项制度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在西周极盛时，周王室对于诸侯国也确实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国的国君要定期朝见周王，要定时定量地缴纳军赋和进贡本地区的特产。周王可以随时征调各国的军队，随同周王出征作战。王宝要兴建宫室或其他重大工程，各国还要提供劳役。周王有死丧、嫁娶、出巡以及重大的祭祀，各国都有特定的义务。如果不遵从王命或违反了规定，周王可以削减他们的爵位，另立国君，乃至废除封地。经济文化

开篇语

西周从武王到幽王共传11代12王(不包括“共和”在内)，约从公元前1057年至公元前771年，共286年左右。在这286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家行政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礼乐刑政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等都逐步完备起来。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扩大和发展，商业也较前活跃。华夏族和各少数族，通过接触、交往、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文化、思想也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奠定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基础。西周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制度灿然大备的时代。

商业

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商业由国家垄断，商品交换主要是满足贵族的需要。奴隶的价格很低，五名奴隶才换得“匹马束丝”，就是换得一匹马十把丝。在较大的都邑中都设有市场，并设置“质人”对市场进行管理。商品交换使用的主要货币仍是贝，铜也被用来作交换手段，后来发展为铜币。民间的交易活动一般数量较小，大都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如《诗?卫风?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描写一个农奴以货币买丝的情况。

农业

西周农业在商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工具有了进步，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其中一些是青铜制造的。农奴们已积累了较丰富的农业知识，很注意选育良种、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及灌田或排水等。一般田地多修有排灌系统。耕作方法上普遍采用耦耕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所增加。农作物的种类主要有黍、稷，此外还有稻、粱、麦、菽及蔬菜、瓜果等。用作手工业的桑、麻和染料作物，种植的也较普遍。

井田制

井田制是周代的主要土地制度，是一种非私有性的土地制度，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就是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掌握的土地，庶人在公田上劳作，其产品全部归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有。贵族们提供给庶人耕种的小块土地称为私田，其收获归庶人私有。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个井字。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田由8个人耕种，中间则是8个人的公田。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所以在井田上是成千上万的庶人一同耕作的。井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周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手工业

西周王朝非常重视手工业生产。官府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还有众多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由官府统一管理，称为“工商食官”。青铜器铸造仍然是西周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和生产数量都超过商代，器物类型也有了显著变化，新器物不断出现，如钟、戟、剑等。器物也趋向纹饰简朴，轻巧实用。西周的制陶技术有突出的发展。西周晚期除采用传统的轮模合制技术外，快轮法也普遍得到采用，这提高了产品的规格化。在许多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其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这些原始瓷器在技术上基本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此外，还出现了陶瓦，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建筑用瓦，这表明当时制陶业和建筑业已发生了联系。

除青铜业、制陶业外，西周重要的手工业还有纺织业以及骨器、玉器、漆木器、车马器具的制造业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商代的工艺技术，并对之有所创新和发展。

敬天保民思想

以周公旦为首的统治者，总结了商代统治者灭亡的教训，所以，他们在继续宣扬天命，用天命来统治万民的同时，还把“天命”与“民情“联系起来，认为上天的意旨是通过民情表现出来的。因此，要求各级统治者以民意为镜子，做到“明德”，即加强自我克制，顺乎民意，以达到“受天永命”的目的。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成了西周的统治工具。但保民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能让奴隶大众活下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供统治者享用。如果“小民淫用非彝”则“亦敢殄戮”，可见“保民”还包括刑罚一面。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在宗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观念。《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认为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各有不同的属性和作用，人们只要善于利用其属性和发挥其作用，世界就能在正常的秩序中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行中的金，这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中是没有的。它反映了殷周之际矿冶业的发达和金属器物应用的普遍。这五种基本元素是我国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发生较早的物质基础。《周易》本来是关于占卜的记录，但它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因而也具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思想萌芽。所谓八卦，即从自然界中选取了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作为生成万物的根源，而天、地二者又是总根源，这就是关于万物生成的一种十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它把世界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木范畴；认为世界就是由于这一对具有对抗性的势力交感而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它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极限，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现象，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去。这又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周易》

西周产生了一些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尚书?洪范》提出的五行观念，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这是中国较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阴爻（--），把三爻重叠起来，构成八卦，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易》用阴阳学说推测人事，所以《易》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除了哲学，还包括了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炉火炼丹和医卜星相等内容，甚至现代的科学都有说起源于《易》的，如计算机采用的二进位制。《易经》虽属占卦书，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含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从《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六艺教育

西周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设立，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乡学则按地方行政区域分设，对象是地方普通贵族子弟及至仕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子弟。西周国学教育内容是以礼、乐为中心，辅以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礼教是有关政治、宗法、人伦、规范礼仪等知识的教育，在六艺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乐教主要学习宗教祭祀乐舞知识，核心是张扬等级观念。射、御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包括情操、内心志向和技艺的培养。当时射最受重视，射艺的高下常作为士子奖励、提升的标准。书、数是有关读写算的知识教育。六艺教育的特点是学在官府、官师合一，老师既行教又兼营国家事务。《诗》三百《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富于生活的描写，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

金文

金文是指刻铸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商朝早期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至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已经极为盛行。作为礼器的鼎为其代表，乐器则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即作为青铜器的代名词。人们在铸造或制作这些金属用器时，往往要同时铸、刻上一些文字，以之记录当时的祀典、锡命、田猎、征伐、契约及记录造器原因等，于是人们称这类文字为“吉金文”或叫“钟鼎文”。后米，觉得“钟鼎文”不足以包括和代表所有铜器上的文字，于是就用“金文”来称此类文字。和甲骨文相比，金文字体古朴厚重，更为丰富多姿。金文的内容受到器物体积、面积本身的局限，因此，文字极其简要，字数大多数都比较少，甚至少到只有一两个字。当然在有些器物上，其铭文还是比较长的，大约最长的铭文有洋洋490多字的，如《毛公鼎》。《周髀算经》《周髀算经》也简称《周髀》，是一部中国较早的数学专业书籍，在中国唐代收入《算术十经》，并为《十经》的第一部。“周髀”这个名称，按该书中的解释，“周”指的是周代，指从周代传下来的一些方法，“髀”原意指的是股（大腿）或者股骨，在这里的意思是“长八尺用来测量日影的表” 《周髀算经》。是一部既谈天体又谈数学的天文历算著作，主要讨论盖天说。《周髀》的本文是周公，商高问答部分，提出了著名的“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下去的荣方陈子问答部分，是《周髀》的续文，陈子教给荣方学习和研究数学的方法，并且记载了陈子测日法所用的“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的话。

医学

西周时期的医药学有所发展，出现了医学分科，有食医、疾医(内科)、疡氏(外科)、兽医等。还总结了治疗疾病的医学理论，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观察五官和大小便的变化，观察内脏的活动”的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天文历法

天文学在西周有显著的进步。古代天文学家通过对恒星的观测，确定了二十八宿，这就是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每个区域规定为某星座。这些星座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依据这些星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发生的位置。《周礼》有冯相氏，其职务就是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其中就提到有“二十八星之位”。《诗经》的一些诗篇也记有不少星星的名称，如箕、火、斗、室、昴、毕、参、牵牛、织女等。足见西周时期观测恒星的知识是很丰富的，后来的《甘石星经》就是亦此站础上加以发展而编写成的。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说：“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无前七七六年九月六日。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有正确日期可考的日食记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我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利用土圭观测日影，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河市登封告成镇)起立的周公测景(影)台。表(直立的柱子)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的正午投影最短，仅有一尺五寸，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规定二至二分，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指导农时，所谓“观象授时”，在我国古代早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西周时期发展了这一传统。

地图的绘制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曾事先绘成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遂人“以土地之图经田野”。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音乐的发展

音乐的发展，一为乐器种类增多，一为音乐理论的发展。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磬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之外，像琴、瑟等弦乐器，笙、芋等管乐器也都出现。所谓金、石、丝、竹、钡、革之音，大都齐备。乐器增多，必须注意演奏的和谐，音律的邢理论也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古代有宫、商、角、徵、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律吕学。

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是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辛店村。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兰州西至贵德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庄浪河，湟水流域、渭水的陇西、渭源县境也有少量遗存，共有遗址13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甘肃永靖张家咀、姬家川、韩家咀、莲花台，以及青海大通上孙家、共和合洛寺、民和核桃庄等。辛店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锛、杵、臼、研磨器、磨盘等，有骨制的铲、凿、叉等。骨铲多用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制成。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搀有石英砂、碎陶末、蚌壳末和云母片等搀和料。陶质粗糙、疏松，火候较低，器表多磨光，有的施红色或白色陶衣。器型以罐为主，有鬲、盆、杯、鼎、豆、盘等。彩陶的数量较多，彩与陶胎结合不紧密，易脱落。多圜状凹底器，主要器型有罐、盆、鬲、盘、钵、杯。纹饰别具一格，笔触粗犷，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动物纹——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了畜牧生活的特色。

辛店文化的墓葬，形制主要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还有长方形竖穴偏洞墓和近似椭圆形或三角形的不规则形墓。葬式多样，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葬、二次葬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装饰品等。辛店文化还流行随葬动物的习俗，有牛、羊等，但不是完整地随葬，而是动物躯体的某一部分，摆放在人的头部上方。辛店文化还发现有殉葬墓，这种现象说明辛店文化已进入奴隶社会。

辛店文化的聚落遗址多位于河谷两岸的台地上。房屋形制较单一，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门道设在西边，呈斜坡状，在居住面中间有一圆形灶。

该文化晚于齐家文化，据碳十四测定距今2940±90年，约当中原西周早期。

沙井文化

沙井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青铜文化，1924年发现于甘肃民勤县沙井村。其分布范围丰要在甘肃的永登、古浪、武威、天祝、永昌、张掖、民勤等地。沙井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制的刀、镟、斧等，骨制的镞、针等，铜制的刀、三棱式镞、带翼式镞等，制作相当进步。此外还有铜饰件。

陶器有彩陶、石器、铜器和铁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较粗糙，均为手制，器型较小，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肩耳圜底罐。彩陶以紫红色绘制图案，纹饰有三角纹、菱形纹、网纹、鸟纹等，纹饰多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肩部，下部基本不绘彩。铜器器型丰富，有铜刀、铜炮、铜连珠形饰、铜管、铜坠和铜铃等，形制多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从出土物的器型和墓葬中殉葬的牛、马、羊骨看，强烈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不占主导地位。

沙井文化的墓葬排列密集，一般大墓位于墓地中心，小墓分散四周。墓的形制以偏洞墓为主，竖穴土坑墓次之，个别为单竖井或双竖井洞式墓。葬式多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随葬品以铜牌、铜炮和铜刀等装饰品为主，陶器较少。

沙井文化的房屋均为平地起建，呈圆形或椭圆形，门向东或东南，房内有灶、火塘和地炉。房屋附近分布有窖穴，为平底圆筒状。

沙井文化距今约2800～260。年，约当中原西周时期。

卡约文化“卡约”为西藏语地名，汉译意为山口前平地。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青铜文化，最早发现于青海涅中县卡约村，其分布范围主要在甘肃、青海境内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卡约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制的刀、斧、铲、杵、锤等，骨制的针、锥、纺轮、耜等，铜制的斧、锥、刀、镰、镞等。陶器以手制的夹砂红褐陶为主，颈部及口沿内侧施加层赭色陶衣，器表饰有划纹、附加堆纹和少量的彩绘。典型陶器有底部内凹成假圈足的双耳罐、双大耳罐、粗陶罐、四耳罐和瓮等。

卡约文化的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也有少数土洞墓。葬具为木棺，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二次葬等。比较特殊的是夯土坟丘，外形是椭圆形，长约20～24米，宽约16～18米，高1.5水。坟丘两侧各有一弧形弯曲的围墓沟，两端似欲合拢而以石子路或土路隔开。在两个坟丘内分别有16和l0座单人竖穴墓。墓葬内一般都有随葬品，除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铜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石贝、海贝、蚌壳、穿孔兽牙等装饰品。还发现粮食（粟和麦类）和较多的牛、羊、马、狗等家畜骨骼。

根据这些文化遗物，我们可以对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状况作一些分析和研究，勾画出一幅大致轮廓：当时人们大体上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狩猎和采集活动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的经济生活。当然这种经济生活构成在如此广阔和自然条件区别很大的地域内，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一些适于农业生产的黄土河谷地带，农业生产的比重自然会占得大些；在一些林木茂盛、水草丰美的地方，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成份就占主导地位，甚至还有游牧经济的形式存在。这些情况在墓葬中常常有一些有趣的反映。例如在一般常见的三件陶器中，一件放粮食、一件放肉、一件放水。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出于原始宗教信仰，认为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继续需要这些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反映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产品是人们的生活来源。再如，墓中多次发现在四个牛蹄骨和一条尾声骨周围放上四个狗爪子或一个狗头。直观地看，这是否意味着狗在忠实地守卫着畜群这样一种情景呢？进一步想想，畜牧业和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关系又是多么密切呀！

卡约文化遗存距今约2900～2600年间，约当中原西周时期。

寺洼文化

寺洼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青铜文化，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其分布范围主要在甘肃的洮河、渭水、泾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在陕西宝鸡地区也有发现。寺洼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出现了青铜武器——戈等，其形式和殷周时期的相同。陶器制作粗糙，多为手制，以红褐色夹砂粗陶为主，器类不多，以马鞍形口的双耳罐最富有特点，数量也最多。寺洼文化的器形，以罐最多，罐器都是灰砂粗陶，表面磨光，颈部都有对称的双耳，高肩，深腹下杀，马鞍形口沿，平底，表面多为红褐色，面有褐色斑点，一般不具纹饰，有的仅在耳和颈部有附加的泥条堆纹，作曲线状或指压纹。寺洼遗存中鬲、鼎较少，但鬲却侈口，素面，短腿窄档，乳状空足，颈和腹部有时附有泥条堆纹。鼎，形小，鼓身浅腹，柱状小腿，都是泥质红陶。还有长颈圆腹双耳壶。三足形小罐和单耳杯(呈筒状)、彩陶罐，形制酷似辛店陶罐，底微凹入，侈口鼓肩，肩在腹适中处，肩附双耳，彩绘黑色，口沿处有条纹和曲线纹，肩部有交错的三角形带纹，腹部横以二平线。从器形和纹饰看，都具有辛店文化的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寺洼文化陶器上不仅饰以“一”字、“人”字纹，而且还刻画有众多的符号和字形，被学术界认为是汉字的前文字形态。经碳十四测定距今为3375±155年，相当于殷商后期。在甘肃东部平凉市安国镇、庄浪县柳家村以庆阳石桥村发现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典型的寺洼陶器，因此，有人认为属于寺洼文化，但有的陶器与寺洼的有些区别，因此也有人叫它“安国式”陶器。关于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说属氐羌族，一说属戎狄族。

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于1951年发现于江苏江宁县湖熟镇，迄今发现的遗址将近二百处。其分布范围南部和西部已进入安徽省境。北抵江淮之间，东部以茅山为界，以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分布最为密集。该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土墩上，有人称为台形遗址。经过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南京北阴阳营、锁金村、句容城头山、江宁点将台等。文化层一般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代表连续发展的早晚两个时期。遗迹有房址、陶窑等。房屋的地面经拍打平整，再用火烧烤，表面光滑。有的居住面直径达10米。陶窑为长方形，窑腔长2.1米，宽1.1米，窑内有木炭、灰烬及残破的陶器。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器形有斧、锛、刀、镰等。农业生产工具数量较多，表明农业在当时的生产中已占主要地位。石镞和网坠的数量也较多，说明渔猎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生活用的陶器大都是夹砂粗陶，还有泥质黑皮磨光陶、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等。几何印纹硬陶一般都出于上层，下层多几何印纹软陶。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鬲，也有带角状把手的鬲、鼎，是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器形。泥质磨光陶中有与青铜器式样相似的和瓿。此外，还有、 盆、罐、钵、 豆等。已发现有刀、斧、镞、鱼钩等小件青铜器和铜矿石、炼铜用的陶钵、炼渣等，表明该文化居民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铸技术。遗址中还发现有卜甲和卜骨。

湖熟文化和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在陶器等待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它可能是商末周初时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一种土著文化。但也有人认为湖熟文化实质上是这个地区的西周文化。

利簋

簋，是商周时期盛稻粱黍稷的食器。西同时簋与鼎一样作为重要的礼器，以簋鼎相配数量的多少来表示贵族的身份和等级。这种配是以偶数的簋与奇数的鼎且簋比鼎少一的形式组合的：举例来说，天子用九鼎八簋，而诸候就只有七鼎六簋，按身份等级的递降，鼎簋所用数量递减。

陕西省临潼县博物馆收藏的利簋，是1976年春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取土中偶然从西周窖藏中发现的，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达150件。

利簋是日前所见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都是西周早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个侈口深腹、大双兽耳并附珥，高圈足下加高方座的形态。通高28厚米，口径22厘米。簋腹壁与座壁上皆以云雷纹为地村托大兽面图形；圈足上饰夔纹，也以云雷纹为底，而方座平面四角则饰蝉纹。整个造型和纹饰给人以威严、凝重的感觉。

利簋是考古学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它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是由于在它内底铸字四行32字铭文所显示的重要史料价值。该铭文的字体具有典型的商末周初风格。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征商，时间在甲子日黎明，一举击败商军，推翻了商王朝。辛日(征商的第八天)武王在阐师赏赐铜给其下属利，利使用此铜铸造了利簋这一礼器。利铸造此器是为了奉祀祖先并炫耀此殊荣，却为后代留下了武王伐纣这历史重大事件迄今所见唯一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在此之前人们对《逸周书?世俘》、《尚书牧誓》等秦古籍里所记载的牧野之战时时间持怀疑态度，利簋的重返人间，不但使这种怀疑冰释雪融，还进一步提高了上述史籍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利簋的重大学术价值，还体现了由于它是确信无疑的周武王时期的器物，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年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这就为我们研究鉴定青铜器提供了一个标准器。因此，在中国的青铜文化遗产中，利簋是一件重要器物。

何尊

何尊是1965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的，器高38. 8cm，口径28. 8cm，器内底有铭文12行，残损3字，现剩119字，器名即依此而定。

何尊的基本造型为觚形圆口方体，形体粗壮，线型遒劲挺拔；器身饰有四道透雕大扉棱，虚实参差，富有节奏感，扉棱上有浮雕兽面饰纹；口颈皆圆，口沿下饰有蕉叶纹，颈部饰有蚕纹带，上缘饰蛇纹；腹部与圈足均为方形圆角，腹部不显，雷纹地上饰有高浮雕卷角饕餮纹。圈足边缘加高，上亦饰有饕餮纹。器身上装饰的长短不一、方向各异的曲线结构纹样，使器物充满着活力。其精致的纹饰显现出精良的铸造工艺水平，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何尊的铭文所述，为周武王克商后决定兴建东都之事，其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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