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影响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韦伯（Weber,M）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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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影响文库)试读：

任何一个浸淫于欧洲近代文明的人，在研究那些现代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那些仅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典型的文化现象——就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中的现象，究竟是哪些事件的合力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呢？

科学也只有在西方才能经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使得当代的人们一致承认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知识经验的总结、对无限宇宙和生命存在的思索，以及对高深的哲学和神秘的神学的敏锐洞见，都未包括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一项成熟神学的发展总要归功于希腊文化下的〔1〕〔2〕基督教的影响，而伊斯兰教与几个印度教派中都不存在这样成熟的神学）。简而言之，堪称精髓的知识和观察在别的地区也都存在，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这几个国家；然而，埃及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天文学并不具有古希腊人所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也令这些地区的天文学更为发达）；印度的几何学甚至根本没有推理的证明，而这正是希腊文明的另一种产物，现代力学与物理学的发展也源于此：虽然印度的自然科学长于实物观察，却缺乏实证的方法——若避开远古时代的源头不谈，这种实证论就如同近代的实验室一般，差不多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因此，医学（特别是印度的）虽然在实践中经验丰富，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一种理性的化学，除了西方，其他任何地区都未见其踪影。〔3〕

有着高度发达的史学的中国，却并不具备修昔底德的方法；〔4〕即便像印度这样有着马基雅维利这位先驱者的国家，其政治思想也无法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相提并论，而且也未形成较为客观的概〔5〕念。无论是印度（弥曼差派）的预言，还是在近东最大规模的法典整理中，或是印度及别的国家的法律著作中，都没有严谨的、已成系统的思想形式，而对于罗马法及衍生出的西方法律来说，这种形式却是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诸如教会法规这类具有系统结构的法规也只存在于西方。

在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别的民族对于音乐的感受能力或许比我们更为敏锐，绝非比我们略逊一筹。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都存在着复〔6〕调音乐；乐器的合奏和多声部的唱法也不仅仅为西方所有；我们现存的那些所谓的合理音节，早已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合理又和谐的音乐（多声部与和声也包括其中）、半音与等音（这里指的并不是五线谱上的符号，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根据和声解释的那种）、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低音伴奏、记谱系统（它实现了现代音乐的谱写与演奏，并能够流传后世）、奏鸣曲、交响乐和歌剧，以及作为基本表现手段的风琴、钢琴、小提琴……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西方所特有，虽然标题音乐、音乐文学、全音和半音的结合早在传统音乐中就已经存在了。

在建筑领域，古代和亚洲的各地都一直沿用尖顶作为拱门的装饰；尖顶与横圆拱顶的组合，在东方也有所耳闻。不过，采用哥特式〔7〕：拱顶分散压力，覆盖所有空间的手段，并将其强化为建构雄浑建筑物的基本原则，并使之成为中世纪绘画与创造雕塑的一种风格，这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但西方建筑学的技术也确实源于东方。

不过东方的建筑技术并未解决圆顶的问题，同时也没有那种合乎一切艺术要求的经典意义的合理化类型（在绘画艺术中即指合理利用〔8〕线条与空间透视）——直至文艺复兴的出现。印刷术在中国古已有之；可单纯通过付印而成为一种印刷品（报纸与期刊即是）却是在西方出现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早已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而其中一些机构的职能甚至可与现代的大学或学院相比；但是一种合理化、系统化、专门化的科学探索，以及对专业人员的培养职能，也只有在西方的教育中出现，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这首先表现在那些高素质的公务员身上，他们已成为西方国家经济与生活的双重支柱。公务员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类型——或许以前的人曾经畅想过这种情形，然而远未料到这类人会在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当然了，即便是高素质的公务员，也是多彩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西方国家比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存在，其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发展完全依托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与筛选的严密的系统组织；社会的运转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步调，已为那些在商业上、技术上及法律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政府公务员所掌握。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政治集团与社会集团的组织都是同样〔9〕的系统。但西方意义上的“等级国家”式的封建社会形式只为西方所特有。而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由向议会负责的民众领袖、政党主席担任的部长所组成的政府是我们独有的政体。但从把持政治权力、统治国家这种意义上看，全世界都是同样的情形。事实上，倘若“国家”指的是一个拥有系统宪法与成文法律，并由一个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由高素质的公务员所管理的政治联合体，那么，具备这些特质的国家也只存在于西方，当然，其他形式的政治体系也同样能够组成国家。

这也使“资本主义”——决定当代人生活命运的力量得以产生和发展。追逐金钱利益——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物欲只会存在于人类自身，侍从、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赌徒、乞丐……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所有成员，无论有无实现这种欲望的可能性，这种欲望都存在。在文化史的学习过程中，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摒弃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更勿论资本主义的精神。还不如说，资本主义在缓解甚至是抑制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作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些。但资本主义确实是通过持续的、合理的商业活动来产生利润并使利润再生——这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在一个具备成熟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中，如果有哪一家企业不是积极利用各种机会赚取利润，那么它注定是会垮掉的。

让我们为“资本主义”做一个更为精练的界定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即是一种依赖于交换机制以谋取利润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依赖于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为。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际中通过暴力牟取利润，自有其法则，虽然人们会不自觉地将它与上述定义的行为〔10〕放到一起做比较，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意义。只要资本主义形式下的获利行为是合理的，那么与之相关的行为总要根据成本来行事。也就是说，交易要适合于这种方式，利用商品或劳务关系作为获利手段：当一个商业周期结束的时候，企业实际收获的货币资产，或是门下所有正在营业的企业资产的定期估算货币价值一定要超过资本，也就是交换中赢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无论它是交付给旅行商人的定量成品，还是以厂房、机械、现金、原料和用于抵偿的制成品或半成品构成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一点上都毫无差别。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记账方法，还是用其他原始或粗野的方法。总而言之，收支问题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的：事业的起步要有起始收支；在做出任何决断之前要细细衡量一番，以确保“有利可图”；在任务完成时，要讨论收支估价以确定利润的数额。举个例子：一项克门达（Commenda）〔11〕交易的资产商定货币价值（在资产未以货币形式存在时）将由起始收支所决定，而最终的收支将形成一种估价，这也是进行利润与亏损分配估价基础。为确保交易的合理性，交易的合作者将仔细核算每一个细节，尽管并不存在绝对精确的核算或者估价。以纯粹的方式进行，或者沿袭原有便捷的方式进行交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这种原则也仍然适用于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然而，这只会对资本主义获利方式合理的程度产生影响而已。

之所以要界定这一定义，主要是为了强调经济行为要符合收入与支出的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则没有什么限制。因而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便已具备相当完善的资本主义核算制度——在现存的经济文献里，在我们已知的文明国〔12〕家中都是存在着的，在四大文明古国、古代的地中海一带、中世纪及近代都一直延续着。这种冒险事业并非是孤立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完善自身。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计较其他的因素，贸易并没有像现代这样的方式持续进行，而是表现为一连串独立的事业。大笔的商贸活动只是由某种特定的组织形成，像通过部门组织的形式。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家古已有之，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

但只有西方社会使之发扬光大。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随着数量的增长，还产生了许多种形式和方向——这是在其他地区都未曾出现的。不可否认，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商人，像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跨国商人；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借贷形式，为商业〔13〕提供服务的银行同时存在着；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及与有限〔14〕〔15〕公司和无限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相类似的联合体，甚至也成为一项常见的商业形式；不管是什么时代，只要一直存在公众团体的财源，贷款人就不会消亡。比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国家，这些贷款人总在投资战争与海盗事业，并为各种合同与创新活动提供赞助；也正是这些人充任着殖民企业家。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主的利益同样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占有土地租用权、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当地政府的税收大户；他们投资政党竞选，获取政治资本；为雇佣军队提供资金，从中牟利。总而言之，他们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赢利机会。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存在这种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除了投资、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16〕都是一种投机倒把，或者趋向于凭借暴力以获取资本，特别体现在劫掠货品上——不管这种战利品是以直接通过战争还是长期劫掠〔17〕附属国的财政收入的形式来获取的。〔18〕

无论是商业发家者、大型的投机商，还是特许经营权的猎取者，他们赖以积累财富的手段都是资本主义及近代的甚至是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特别是热衷于发战争财的资本主义）。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这种非理性的作为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大型的跨国贸易在一些方面仍像往常那样存在非理性的成分。

与此同时，近代的西方社会也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在自由劳动的前提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在其他地方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形式。虽然不自由的劳动组织形式也曾达到过相当合理的程度，但只是存在于单独的种植园内以及在古代奴隶社会的作坊中有着极其有限的表现。无论是封建〔19〕贵族的采邑工场，还是强迫农奴劳作的家庭农场，这种合理性几乎都没有得到任何发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西方，存在自由劳动力的家庭工业在其他地方是极个别的现象。通常在国家的垄断企业（这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工业组织）中，大量使用日间劳动者才会催生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也没有产生我们中世纪就已存在的合理的学徒组织形式。

工业组织与固定的市场良好协调才是理性的，而不是那些与政治挂钩、或盲目地投资赢利的目的相适应；除此之外，西方资本主义还具备其他的特点。企业合理的现代组织形式如果没有其他两个重要条件的协作，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个条件就是：将事务与家庭分离；建立与事务密切相关的合理的记账方式。前一个条件支配着现代的经济生活，实现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的分离，这种形式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地区，像东方社会的巴扎（集市）和此种文化下产生的奴隶工场；〔20〕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的发展和账本的使用在古代、远东及近东都存在着。但较之现代企业的独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这源于这种独立性存在的前提：即我们合理的商业记账方式和法律上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界定分离——这是他们完全不曾经历过的，或〔21〕者只是刚刚开始出现。在其他地方，曾存在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业的一部分的趋势，正像罗德贝特斯观察到的那样，这种形式表面上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极其相似，实际上却存在本质的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发展历程。

西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这些特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便是那些商业化、证券业的发展、投机的合理化、商品交换一类的活动都与之存在一定的联系。倘若没有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所有这一切特点都不可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不会有与之结合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22〕而精准的核算与谋划也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要不是现代西方的存在，人们根本无从知道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因而他们也根本无从知道合理的社会主义。尽管我们也不否认，城市经济、食物供给制度，君王的重商政策和福利制度，定额配给、〔23〕经济生活管制、保护主义，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也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无论是宗教的、家庭的还是军事的共产主义，〔24〕〔25〕国家社会主义、垄断卡特尔或是消费者组织。虽然各个地方都保有着市民的商业特权、行会、公司，以及用各种形式的城乡法律差异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但除了西方以外，“公民”这一概念仍未出现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也同样如此。与此种情况相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同样不存在，因为这一阶级存在的前提是有固定纪律约束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债〔26〕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地主与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组织与消费者或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然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已存在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在其他地方却只是刚开了个头；而大资本家同自由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冲突在这些地方全然不曾出现过，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现代问题。

从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使只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活动发展的本身（在不同文化领域这种发展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也不是我们要注意的关键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自由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为特征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者单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即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与其特点的问题。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的起源与此问题密切相关，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早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态出现之前，资产阶级就已经存在了——尽管只存在于西半球。

从表面上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态从始至终都受到科技发展可能性的影响。而其合理性实质上也依托于技术因素的质量，这也意味着其也依赖于以数学和精准的物理实验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而从另一面来看，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从实际的经济应用中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而获益匪浅，但这些实惠并不是西方科学起源的重要促成因素。发明十进位制计算的印度沿用着这种计算方法和代数知识，然而这种古老的算术只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得到了发展与应用，成为现代算术与簿记法，而其发明国却并没有将它发扬光大。虽然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并不是数学与机械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但实际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则的确需要通过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种观念也确实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并且是从西方所特有的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那么，人们或许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这种西方特有的社会结构中，并非所有的因素都同等重要，那么这一促进作用又源于哪些因素呢？

毫无疑问，法律与行政机关的合理建构是这些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中至关重要的两点。发展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支持，完善的法律体系与高效率的照章办事的行政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项因素的管理与调节，虽然也会存在投机性质的资本主义及各种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资本主义，然而却绝不可能产生私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产和财务审核制度的合理企业。这种法律体制与高效能的行政机关只在西方社会才处于一种相对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促进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那么，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合理的法律体系呢？和其他情况一样，资本主义的利益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法阶级的利益并不冲突，后者可以借助前者的力量在法律与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但并非是促成的主要因素。因为法律并不是源于这些利益本身，来自各个方向力量的合力促成了这一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但在印度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为何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呢？为何这两国的科学、艺术、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没有朝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发展方向呢？

以上论述的情况与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是有关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当今社会，许多截然相反的现象都可通过这一术语得到合理的解释。以下的内容将会详细地阐述这两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其他生活范围而言，神秘的观照是一种非理性的心态，但从我们这方面来看却是理性化的，一如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生活、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机关。不仅如此，这些领域都可被量化，按照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标加以变化调整，所以一样事物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面，关键是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它。因而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与各个领域早已存在诸多形式的理性化了；如果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解释其中的差异性，那么首先要了解哪些部门已实现理性化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当务之急，便是要发现并从发生学的角度阐释西方理性主义特有的性质，再从这一点出发，解释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特性。不过还应该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因素，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及它的反作用力。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托于理性的技术与法律，但要实施一些实际的理性行动时却要借助于人为的力量。倘若这些理性的行动受到精神因素的阻碍，那么理性经济行动的发展必〔27〕然会遇到严重的来自内部的阻力。各种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这些力量所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都对行动发生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本作中也收录了两篇与此有关的论文。

从一般的情况来看，某种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制度的精神气质都是难以把握的问题。本书开篇的两篇旧文，即力求抓住一项重点探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文中，我们要解决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同惩忿禁欲的新教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系。而我们在此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随后几篇是有关世界几大宗教的经济伦理观方面的论文，在对这些宗教与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它们的受众阶层间的联系进行一番概述后，圈定必要的范围进行这两种因果联系的详细研究，从中找出可与西方发展相比较的要点。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通过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在对西方与东方宗教差异做出比较与评价时，使之达到一个大致相符的程度。这些研究论文简明扼要，也并不想标榜自己对各种文化做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每一种文化的研究中，我们都着重于该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互异的因素。所有论文都被限定于从这一观点来分析理解西方文化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从我们的这一主旨出发，似乎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步骤。但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在此我们必须着重强调目的的限制。

再者，我们必须对那些尚未入门的读者提出告诫：不要随意夸大〔28〕这些考察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那些印度学家、汉学家、闪米特学家及埃及学家们都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而我们力求在核心的问题上不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因为我本人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靠近这一理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就无从知晓了。很显然，倘若一名学者不得不依赖于各种译文、碑铭、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那么对自己所依赖的一部并不权威的专著也无法做出客观的评判。这样一个著述者应对自己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而且目前能够找到的第一手资料（各种碑铭和文件）的译文数量，特别是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所以就更应当以谦逊的态度看待自己著作的价值。

综合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特别是论述亚洲的〔29〕部分具有暂时性，有待专家做出最终的评判。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抱定这一目的，从这一观点进行专门的文化比较研究，因而我们才集结了这方面的专论。但即便没有上述种种因由，这些研究成果也将注定被更替——因为这是科学进步的阶梯。但不论这种比较研究将会招致怎样的非议，对其他专门领域的冒犯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也必须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不管我们的努力有无收获，都只好任由他人评说了。

知识界的风尚与热忱或许会让我们认可专家无用论，或者认为专家的存在只是预言家炫耀能力的附庸品。几乎所有科学都有某些成就需要归功于一些外行的突发奇想。然而一味地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促进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则会将科学引上绝路。电影院更适合这些渴望直观的人，尽管在现实的研究领域，也可以通过各类著述的文学形式满〔30〕足他这一要求。抱持这样一种态度的人，与那些严谨的研究目的相去甚远。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宗教集会更适合那些想听布道的人。在此比较了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但我在正文中不予论述。人类的命运，的确会让一个初窥其面目的人感到惊奇不已，但将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起来才是明智之举，如同一个人在看到浩瀚大海或雄伟山峰时所表现出的那样，除非他觉得自己用艺术或预言的方式来抒发感情是件责无旁贷的事。更多的时候，长篇大论地讨论直觉感知不过是对自己无知的一种掩饰，这同样也体现了对人本身的认识。

在本书中，一直未充分利用人种学的相关资料。毫无疑问，要想进行真正彻底的考察，这种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对亚洲宗教的考察研究中。对于这点，需要在此解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限，除了作者的能力有限外，本书中所收录的论文，还肩负着研究代表各自国家文化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的使命。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它们的行动持续发生的作用，所以必然会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只有当此种行动需要与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客观事实进行比较时，后者所发挥的作用才会完全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要明确强调：人种学家们完全有理由和责任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希望能从宗教社会〔31〕学的角度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但这一工作的考察范围也将会大大超出原有的严格的界定。所以我们只能尽力阐释那些与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重点。

在最后，与此相关的人类学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说明一下。现实世界的变化已经多次证明：在西方，甚至是更大的范围，某些形式的理性化已经在迥然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得到了发展。所以将遗传差异的因素考虑在内也是必然的事。生物遗传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承认自己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虽然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对本书所研究的主题到底有多大的帮助，目前我仍没有发现一个精准或是近似的测度。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必然是依照它们对环境的反应做出的满意解释，来分析其中所有的影响与因果关系。只有当人种神经病学与心理学的发展大大超越了目前的起始阶段的水平，我们才可能对这一问题做出〔32〕圆满的解释。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一目标的订立尚有些好高骛远的意味。因而，在此奢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自觉地放弃了提高现有认识的机会，将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方面了。注释

〔1〕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该教以新旧约全书为圣经，信仰人类有原罪，相信耶稣为神子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洗清人类原罪、拯救人类的一种神论宗教。——译者注

〔2〕伊斯兰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旧称大食法、天方教、大食教、回教、清真教等。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创建。该教要求教徒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和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被统称为“穆斯林”。——译者注

〔3〕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或455—公元前400或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注

〔4〕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其思想只在其重要著作《君主论》中得到体现。——译者注

〔5〕弥曼差派：印度正统婆罗门教的学派之一。他们认为神奇的咒语可以控制整个宇宙的行为，人只有从自私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才会获得自由。——译者注

〔6〕复调音乐：一种“多声部音乐”。指两条以上（含）独立旋律，通过技术性处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音乐。——译者注

〔7〕哥特式：是12世纪到16世纪风行于西欧的建筑风格。建筑特点是尖拱﹑拱顶﹑细长柱等。——译者注

〔8〕文艺复兴：是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并逐渐扩展到整个西欧各国，并盛行于16世纪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该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译者注

〔9〕等级国家：这个词指的是欧洲封建主义向绝对君主制过渡时期所采取的一种后期形式。——原注

〔10〕在这里，同其他问题一样，我与我们这位尊敬的导师卢卓·布伦塔诺的观点不一致（后面我们要引证他的著作）。主要是术语方面的不一致，当然，也涉及事实方面的内容。我认为，通过掠夺获利和通过经营一个工厂来获取利益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更不应该将一切获取货币的可能说成是能够与其他类型的获取相对照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说法必将使概念含混，并且把强取豪夺和经营工厂混为一谈，这样一来，就弄不清西方资本主义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具体差别。——原注

〔11〕克门达（Commenda）：是中世纪人们进行海运业务时参加的一种贸易联盟。商品的生产者或出口者将商品转交给另一个人，然后由这个人将商品运送到国外（有时一方可以提供运输船，有时则由另一方提供运输船）售出，从中获得一份利润。海运的支出则由双方按商定的份额分摊，但是一切风险都要由船主承担。——原注

〔12〕四大文明古国：指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译者注

〔13〕航海借贷：是中世纪流行于海上的一种商业，是“一种防范海上某些险情的保险方法，但是不违反禁止高利贷条例……当海上某些危险的冒险活动即将开始时，为了得到属于某人或者其他资产者的货物、一定数目的金钱，一旦船只失踪，那么，借贷人不得强要还款；但是，只要船只安全抵港，那么，借款人就要付相当多的佣金，有时高达百分之五十。”亨利·赛依《现代资本主义》第189页。——原注

〔14〕有限公司：又称有限责任公司。是指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根据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译者注

〔15〕无限公司：介于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一种公司形式。至少一名参与者负有无限的责任，而其他人则按照其投资的份额来承担一定的责任。——原注

〔16〕投机倒把：指利用时机，用违法手段扰乱市场，牟取暴利。——译者注

〔17〕附属国：是指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但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要依附帝国主义强国并受其控制的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在占有很多殖民地的同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让一些落后国家在政治上、形式上维持独立，但在金融、外交上从属于自己。——译者注

〔18〕特许经营权：有权力当局授予个人或法人实体的一项特权。特许人与受许人合作，给予受许人经营诀窍和培训，受许人的经营是在特许人所有和控制下进行的，受许人拥有和特许人共同标记的经营模式，受许人从自己的资源中对其业务进行投资。——译者注

〔19〕采邑：封建领主拥有的庄园，常常用围墙围上，范围包括领主住所和周围的村舍。——译者注

〔20〕远东：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来界定的地理概念。把东南欧、非洲东北地区定义为“近东”，西亚附近定义为“中东”，而更远为“远东”。——译者注

〔21〕这种区别当然不能用那种绝对的方式设想。在地中海和东方古代时期的一些地区，甚至中国和印度的政治取向中的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农作方式为主的一切税利）曾产生过理性的、持续的企业，其记账方式——遗憾地说我们只能从一些断篇残章中了解到一小部分——却也具有理性的性质。而且，在现代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冒险家一直与理性的资产阶级密切联系。这些银行，包括大英银行，基本上都兴起于具有政治性质的，尤其是与战争有关的交易。——原注

〔22〕关于奴隶劳动力的无能性，尤其是在核算方面的无能性，韦伯进行了一番讨论。可见其论文《古代农业情况》，收录在《社会—经济通史》一卷里。——原注

〔23〕自由贸易理论（Free Trade Theory）：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造，核心就是参与贸易的双方都能获得贸易利益。自由贸易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的核心理论。——译者注

〔24〕卡特尔（cartel）：卡特尔是一种垄断组织形式。生产或销售某一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在商品价格、产量和销售等方面订立协定形成同盟。参与同盟的成员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性。——译者注

〔25〕消费者组织：也称消费者保护团体，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实施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总称。——译者注

〔26〕佃农：指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在中国的不同时期，佃农又被称为田客、佃客、庄户、地客、佃户等。在西欧封建时期也有佃农称呼，指的是封建领主制经济下承租份地的农民。——译者注

〔27〕此处是对整个《宗教社会学论集》而言，并非仅仅指这里所翻译的一篇。——原注

〔28〕闪米特：一个古老的民族名称，又称为闪族。据《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记载，该族人是挪亚长子闪的后裔。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人民，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比如，阿拉伯人，犹太人都属于闪族人。——译者注

〔29〕我对希伯来语的了解少之又少。——原注

〔30〕我似乎没有指出的必要，因为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类似卡尔·亚斯伯那样的尝试（见其著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而且也不适用于克拉格斯的《性格学》，甚至从出发点就对我们无用。当然这里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批评。——原注

〔31〕对于这种东西，韦伯在曾经写过的一部大作《经济与社会》中论述了“宗教社会学”这一节。他不仅没有完成这部作品，而且没有真正令人满意地弥补这一缺陷。——原注

〔32〕许多年前，一位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向我说过同样的这个观点。——原注〔1〕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宗教改革／教育的差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差别／“禁欲苦行”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虔诚、贸易和自由／基督教不同分支中的宗教思想

只要稍稍浏览一下那些混杂着多种宗教成分的国家的就业情况统〔2〕计表，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高级技工中，特别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3〕〔4〕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一部分。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献〔5〕中及在德国天主教的会议上都对这一情况有过多次的讨论。这与宗教、民族及文化发展的差异状况相一致（如东部德意志人与波兰人之间的状况）。在别的地方，如果能够依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切实改变社会中人口的分布并优化就业结构，那么，这一国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会大致如此。越放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6〕改变的效果越显著。当然，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7〕及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技工中，新教徒占绝大部分的事实，〔8〕也有一部分历史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古代，那时宗教派别并不是经济状况的影响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经济状况的结果。要想获得上述职业，通常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接受有偿的教育与培训，这两者大多时候都需要同时具备。而这种情况按现在的状况来说，只有掌握丰厚的遗产的人才具备，最起码也要有充足的物质保障。在16世纪，帝国某些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环境优越的地区（尤其是富庶的城镇）都成为新教的领域。时至今日，这一转变的结果还使新教徒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问题：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为何最初也拥护教会改革？这个问题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解答。

从传统经济中解放出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这一趋势——以怀疑一切传统统治的权威性的精神来质疑传统宗教的尊严。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易于被人们所忽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失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与此相反，另一种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手法。这表明废弃一种松散而行之无效的传统控制，进而树立一种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这种方式既是使人无法忍受的，又是不得不被强制执行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天主教的这一教规一如先前那样，在今日的生活中得到切实的贯彻，现在也已受到了享受现代经济利益的诸多民族的宽容；早在15世纪之初，地球上最发达与富足的民族已然接受了这一教条。〔9〕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形是，加尔文教派的教规，一如它在16世纪的日内瓦与苏格兰、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及英格兰本土一段时间内所遭遇的那样，成为一种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容忍的对于个体的宗教控制——这同样也是当时荷兰、英格兰、日内瓦等国的绝大多数的旧贵族的想法。在这些富足的地区，宗教改革者最不满意的是教会对这里的生活监督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在当时，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没〔10〕有对这种清教的专制统治产生任何的不满情绪，而且从保卫这种专制的情绪中生出一种英雄主义。而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不可否认，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从未有过这种英雄主义的表现，此后也未〔11〕有过。卡莱尔一语道破此中的深意：这是“我们唯一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

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近代生活中，新教徒拥有较多的所有权与管理位置，在今天看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或许可以部分地归结为他们继承了更多的财产，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12〕〔13〕〔14〕在此举出几个现实的例子：在巴登、巴伐利亚、匈牙利等地，可以看出天主教徒父母与新教徒父母之间，两者为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种类的巨大差异。高等学校中，在校生与毕业生中的天主教〔15〕徒所占的比例，通常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他们继承财产数额的差异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信天主教的毕业生中，毕业于专门培训技术与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16〕数，和毕业于一般职业学校的人数比例，都要低于新教徒。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是天主教徒最乐于接受的教育。但这并不能归因于继承财产的差异，与此恰恰相反，这一状况却造成了很少有天主教徒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局面。

在近代工业中，天主教徒在熟练工人中只占少数，这一现象或许可以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毫无疑问，工厂中的大部分熟练工人都来自青年手工业者；而这种情况吸引了多数的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在手工行业中，天主教徒更趋于采取一种保守的姿态，一直固守在本行业中，这也就意味着最终成为师傅；而被吸引到工厂〔17〕充当工人的新教徒，则更多地处于熟练技工与管理人员的位置上。针对此种情况，只能归结为这样的原因：因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在此是指整个家族和父母双方家庭的宗教气氛所认同的教育类型）决定了本人对职业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一生的职业方向。

天主教徒很少参与近代德国的经济生活。此种表现与任何时代〔18〕所呈现出的社会发展趋势都背道而驰，因而更令人感到万分惊讶。一般来说，那些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派教徒被迫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因为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游离于政治影响之外，所以总会将自己异乎寻常的力量投入经济领域中。这一群体中最具有能力的成员都试图在这一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获得认同，因为在政治领域，他们无法得到这样的机会。显而易见，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就明确证明了这点，他们在那里扩张经济势力的速度远比在本国发展得〔19〕快。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教派，英国的非国教派与教

〔20〕友派，以及两千年来一直如此的犹太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但是，德国的天主教徒显然并未因社会地位与他们相同而具有同样的想法。在以前，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无论是遭受迫害还是放宽宗教政策，在经济领域，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取得惊人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新教徒们（尤其是此后还将详尽讨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某些支系）都本能地体现出一种对经济理性主义的敏锐洞见；而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是处于以上描述的哪一种情形，都从未〔21〕有过这种表现。因此，如果只从特定时期的外在政治历史的大环境下来寻求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是徒劳的，而宗教信仰永恒的〔22〕内在特质才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宗教，总结出它们所呈现的或曾有过的特质；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特质找出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单从表面的现象看，根据人们通常具有的印象，不免对此种差异做出这样的解释：相对于新教，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它最高理想中的禁欲色彩更是显著，因而信徒们会毫不为现世的利益所动。这种解释正符合评价这两个教派时的普遍倾向。对于新教而言，这正好可以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禁欲思想的基础；而对于天主教一方，这种解释正好说明是新教将理想世俗化才使得世风日下。一位作家试图用下述归纳来总结两者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上的差异：“天主教徒更为平和，极少物欲；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而简朴宁静的生活，也不愿为获得名利而整天寻求冒险与刺激，即使他们有这样发财的机会。俗话说：‘吃好睡好，二者不可兼得。’化用在这两者身上，也就是新教徒乐于享受美食，而天主教徒则情愿美美地睡上一〔23〕觉。”

事实上，这种吃好睡好的欲望，并不能完全恰当地概括近代德国社会中的新教徒各种行为动机的特征。但在过去，这种情形却完全不同：荷兰、英国、美国的清教徒的形象完全与声色犬马毫不沾边。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认识到这点，这对我们的研究也极为重要。更加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法国地区的新教徒（其他地方的新教徒也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长期甚至有些至今还保留着过去加尔文教派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那些被多次宗教斗争所磨砺出来的特质。但是（难道正是出于这种缘故？后面我们还将提到这一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特质也是促进当时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时期也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影响。假使我们能够将这种宗教热情及宗教利益在教徒生活中所具有的支配地位称为来世精神，那么如今的法国地区的加尔文教徒，仍然同过去一样，其所具有的来世信仰与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徒（就像宗教对所有民族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事情一般，毫无疑问，天主教对后者也具有同样的影响）比起来毫不逊色；两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以同样的表现游离于主流宗教之外。在法国的天主教中，地位低下的教徒非常热衷于世俗的享乐，而地位高的教徒则对宗教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如今德国的新教徒也同〔24〕样专注于世俗的经济生活，而本国的上层人物则对宗教极为冷淡。这一鲜明的对比十分清楚地表明：所谓的天主教的来世观念，新教看重现世享乐，以及除此之外的诸多含混的说法都不足以对本书的任何问题给出完满的解释。采用如此含糊其辞的说法，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的情况，更无法对过去的真实情形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假使有人想用这种说辞来解释问题，那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种种见解之外，将会出现另外的综合以上种种看法的推测：来世观念、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讲求实际利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两者之间反而存在一种极其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基督教的许多灵魂人物都出自工商界，特别是那些最狂热的虔信派信徒大多也是出于此，这的确令人很吃惊。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能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25〕金主义的一种反动。就像阿西西人圣弗兰西斯那样，很多虔信派〔26〕教徒也是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的。与此相同，大资本家中，也有很多人（其中也包括西塞·罗兹这样的人物）都出生于牧师家庭，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或许也能够对他们所表现出的禁欲教养的反动给出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为何会以各种形式渗入同一个群体或集团中，与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最强烈的信仰共存。这一情况并非个案，在新教的漫漫历史征程中，这些特质都为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尤其是加尔〔27〕文教派，无论它身处何地，这种结合都是它最明显的特征。在宗教改革的扩张时期，虽然法国胡格诺教（也包括其他新教信仰）的成员很少与一些特定的社会阶层有关联，然而入教的修道士和商人及手艺人却特别多（特别是在宗教迫害时期）。这是非常独特的，从某种〔28〕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典型的。就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宗教异端（荷兰人的加尔文教）提倡贸易开放，这一观点同在讨论荷兰资本主〔29〕义发展的原因时，威廉·佩蒂勋爵所提出的意见刚好吻合。而哥

〔30〕赛因则把加尔文教派的聚居地形象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此处可参考索姆巴特的简短评论（《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第380页）。后来，在F. 凯勒的一部著作的影响下，索姆巴特竟然在一本论著中坚持了一个没有立场的论点。我将在后面有所提及。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有的人还认为，这些共同体所表现出的法国与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对瓦解传统社会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的圈地运〔31〕动，都看成决定性的因素。但正像我们从科尔伯特的斗争中所了解的，法国早在16世纪时就已经是这样了。甚至连奥地利这样保守的国家都直接引进了信仰新教的手艺人，其他国家就更是如此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派别都在经济方面表现突出。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力，甚至在德国也是最强大的；与其他教派相比，归正宗〔32〕（加尔文宗）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方面似乎发挥了更大的作〔33〕用，无论是在乌珀塔尔还是除它之外的地方都是如此。不管是从〔34〕具体的事例，还是总体实力来做比较，加尔文教都比路德教的影〔35〕〔36〕响力大得多，特别是在乌珀塔尔。苏格兰的博克以及英国的〔37〕〔38〕大诗人济慈，都曾强调过这些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为惊人的结合值得一提：即在某些信奉来世而又有雄厚资金的派系〔39〕中，尤其是在公谊会派与门诺派中，宗教信徒的生活方式与卓越的经商手腕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德国和荷兰，门诺派起到了公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相同的作用。在东普鲁士，对待坚决不肯服兵役的门诺教徒，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还是网开一面，因为这些人在促进工业的发展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只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而结合这位君主的作风，未必就是其中最典型〔40〕的例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虔信派教徒身上，我们同样也看〔41〕到了这两种特性完美的结合，可以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42〕

此外，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而在这篇导言性质的讨论中，完全没有必要堆砌如此多的实例。已经列举的实例足以说明这样的问题：艰苦劳动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或其他的什么称呼）的觉醒常常被归功于新教的努力，但并非像一般的看法那样是源于他们崇尚世俗的生活，或者也不应该片面地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斯、乌埃特这些旧日的新教与今日的进步生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今天，即便是最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摒弃现代生活的一切——这恰恰是旧日新教共同厌恶的。倘若一定要从旧日的新教精神的特征中找出一些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内在联系的话，无论怎样寻找，都不可能从多少带有唯物主义或者至少表现反禁欲色彩的现世生活享乐中找到答案，而体会其〔43〕纯粹的宗教特质才是正路。在谈论英国人时，孟德斯鸠表示（《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诚、商业和自由”。而他们在商业上的所取得辉煌成就与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难道不会以某种必然的方式同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卓著的虔敬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吗？

一旦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大量存在的可能的联系便会模模糊糊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鉴于史料之间存在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尽量理清充斥于我们脑海中的这些模糊的东西，以做出明晰的阐释。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剔除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的那些含混不清而笼统的概念，并竭尽所能地深入历史上存在过的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思想的特质与差异中去。

但是，在着手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还需要对我们试图解读的那些现象的历史背景的独特性做出分析，其次再讨论在本书的研讨范围之内，这样的分析存在什么样的意义。注释

〔1〕在围绕本论文而积累起的浩如烟海的文献里，我所能列举的仅仅是几种最具体的批评：（1）F. 拉舍法尔：《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科学、艺术、技术周刊（1909）”，第39—43期。我答复的文章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档案（图宾根）”，XXXI，1910。对此，拉舍法尔也做了回答：《再论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1910，“国际周刊”，第22—25期。我做出的最后答复是：《最后的反批评》，“档案”，XXXI。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收入同拉舍法尔没什么好处的论战中的材料，只是以我的反批评为依据增订了几条补充性的参考材料，并且试图通过增加新的段落和脚注来防止未来或许会出现的误解。（2）W. 索姆巴特的《资产阶级》（慕尼黑和莱比锡，1913。英译本标题为《资本主义的精华》，伦敦，1915）。（3）最后还有卢卓·布伦塔诺的慕尼黑演讲，题为《资本主义的发端》，附录Ⅱ，发表于1916年。后两位作家进行了一场与我的争论还要剧烈的争论。布伦塔诺对索姆巴特所著的《犹太人和经济生活》一书的批评，在我看来虽然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是即使避开布伦塔诺不提，似乎也不能理解犹太人问题的真正实质，这也十分有失公平（本文中并没有提到犹太人问题，以后论述《宗教社会学》一书的后半部时再进一步讨论）。——原注

〔2〕虽然例外的情况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我们却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对于一支工业劳动大军的宗教倾向来说，首先，它自然与该工业所在地的宗教倾向相一致，其次才与他们家乡的宗教倾向相符。这样一种情况常可以改变某些与宗教信仰的统计数字有关的第一印象。例如，有关莱茵各省的数字。此外，如果希望数字具有结论性，那么则必须将其中的各个行业仔细分清。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企业主”就会在同一段时间里招收大量雇主和个体手工业师傅。特别是对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来说，尤其对其中大批无技术的低层工人来说，宗教昔日的影响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原注

〔3〕我有一位学生研究了巴登的宗教统计资料。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掌握得最完整的资料，可参见马丁·奥芬巴赫的《宗教与阶级》，“针对巴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经济状况的研究”（图宾根和莱比锡，1901），《巴登高校政治与经济学论文集》。以下当成例证的事实或数字都属于这一研究成果。——原注

〔4〕天主教：又称为公教，是基督教的主要宗派之一，也是目前所有基督教的教会中最为庞大的教会。天主教会中，罗马天主教会最大。——译者注

〔5〕见舍尔的《展示天主教的进步原则》（维尔茨堡，1897）第31页和V. 赫特林《天主教进步原则和科学》（弗赖堡，1899）第58页。——原注

〔6〕举个例子，以下是1895年巴登就可征收资本利润税的资本统计；

每1000名新教徒约征收954000马克；

每1000名天主教徒约征收589000马克。

从此得出，犹太人大大地超过了其他人，他们每千人就拥有四百多万马克。（具体细节可以参看奥芬巴赫的书，第21页）——原注

〔7〕这里可以就此与奥芬巴赫论著中的所有观点进行对比。——原注

〔8〕奥芬巴赫在其著作中，也就此提供了一些有关巴登的更为详尽的证据。——原注

〔9〕加尔文教派（Calvinists）：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55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其追随者形成归正宗各教会。该教强调圣经权威性，相信极端的预定说，崇拜礼仪，强调讲道，注重教育牧师和信徒，重视信仰与社会生活的关系。17—18世纪，该教在欧美各国得到承认并广泛传播。现在它已经成为与路德宗和安立甘宗并称的新教三大主流派之一。——译者注

〔10〕清教（Puritanism）：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期出现的一支新教教派，发起于英国。该教要求铲除国教会中天主教的残余改革派。教义上主要受加尔文宗的影响。——译者注

〔11〕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苏格兰人，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12〕巴登：位于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是今天巴登-符腾堡州的一部分。——译者注

〔13〕巴伐利亚（德语：Freistaat Bayern）：也称为拜恩、拜仁或巴燕，位于德国东南部，是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州，首府是慕尼黑。——译者注

〔14〕匈牙利：匈牙利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属于内陆国家。首都为布达佩斯。该国自然资源品贫乏，主要产铝。人们多以务农为生。——译者注

〔15〕1895年巴登的人口构成情况如下：新教徒约37.0％；天主教徒约占61.3％；犹太人仅占1.5％。然而，比进行义务教育的公费学校更高级的学校中，学生的成分情况如下：

在高级文科中学里，新教徒：43％；天主教徒：46％；犹太人：9.5％；在文科中学里，新教徒：69％；天主教徒：31％；犹太人：9％；在理科中学里，新教徒：52％；天主教徒：41％；犹太人：7％；在普通中学里，新教徒：49％；天主教：40％；犹太人：11％；在高级私立中学里，新教徒：51％；天主教徒：37％；犹太人：12％。

以上这种情形在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阿尔萨斯—洛林和匈牙利也同样存在（见奥芬巴赫著中的数字，从16页起）。——原注

〔16〕见上一注释中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天主教徒读中学的人数通常小于本教信徒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注重培养神学人才的语法学校的人数也仅仅以百分之几的比例略超出这一数字。这一点同后面的讨论有关。进一步注意的典型事例是：在匈牙利，改革派教会教民的中学入学率远远超过了新教徒的平均值。（见奥芬巴赫，第19页注）——原注

〔17〕证明可参见奥芬巴赫，第54页及其论著后面的图表。——原注

〔18〕对于这一点，威廉·佩蒂勋爵在其著作中有十分出色的说明，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原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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